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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大全集》的编辑出版，是鲁迅著作编辑出版史上一件大事。《大全集》"编者说明"说这是"全面完整"的鲁迅著作，却与实际不符。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李斌最近撰文称，我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未来五年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接近800万，第一个老龄化高峰已经到来，而我国传统的家庭生产、婚姻、生育和养老等功能都有所弱化。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之前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人口红利期结束时间提前了九年：从2020年提前到了2011年。如是，则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时机，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中国财政的养老金财政支出压力将大大增加。 目前的欧洲危机从转向"三低模式"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今天的财政危机是从人口再生产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开始的。一方面，"三低模式"当然意味着社会安全程度更高，公共卫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质量；另一方面，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低死亡与低出生叠加在一起，导致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养老、医疗、（鼓励父母们多生孩子的）正向生育补贴和教育补贴、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开支的扩张，正是实现"三低模式"的财政后果。为了避免损失选票，西欧、中南欧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普遍选择"高福利、低税收"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体系的赤字运行获得了持续的动力，公债比重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加重。 1980年，西方发达世界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实现了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在西方步入老龄社会的第一个十年，1980-1990年十年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公债均值增长了14%，达到60.4%。第二个十年，到199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1%。此后十年，到200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5%，其中日本、挪威、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均超过75%，整个欧元区均值为74%，美国73%。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压垮美国和欧洲赤字财政体系的直接原因。美国一直没有从经济衰退中复苏，而欧洲之所以成为此次危机代价最为沉重的牺牲品，也是因为其内伤实在不轻。 而日本公债多为内债而非外债，北欧国家则奉行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德国实为当今欧洲经济的动力引擎，尽管它们的公债比重也不低，但均没有出现美欧如此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和社会骚乱。 根据OECD 2011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我们可以将人口老龄化与欧洲财政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失业率高企与"三低模式"相结合，持续拉高公债比重。根据这份报告，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生育率，一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2005-2010年间，34个国家中已经有29个属于"三低模式"，平均生育率只有1.69，即每个女性平均只生育1.69个孩子。只有以色列、墨西哥、爱尔兰、土耳其和美国的女性生育率处在临界点2.1或之上。所谓临界点，是指每个女性至少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逐步扭转"三低模式"，渐渐走出老龄社会。 西方公债危机的历史教训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是西方国家的休养生息期：1920-1929年是黄金十年；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间，则堪称黄金三十年。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9%。两个黄金年代经济繁荣，作为政治补偿，民主体制向农民、工人、穷人、女性、黑人等持续提供各种经济补贴，其结果是社会开支逐年递增，财政体系长期赤字运行。 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公债与民主在西方世界始终相伴而生。1870年，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处于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这些国家公债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47.9%，其中财政高危国有两个：英属澳大利亚最严重为100.1%，意大利92%。此外，美国为43.9%，英国为40.2%。此时日本最健康，仅有0.6%。 1913年，西方世界公债比重已接近60%的危险值，达59.2%。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都超过了66%，英国较好30.4%，美国最健康2.5%。1920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上升至66.3%，大国中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均超过100%，分别为122.4%、132%、136.8%。1937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又飙至78.1%，英国为188.1%，澳大利亚153%，法国137.2%。和平终于没有维持多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自相残杀在西方世界拉开序幕。 从1870至1996年之间，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个特殊的例外，其财政状况相对而言最为健康。直到1997年婴儿潮一代开始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美国才步入公债危险地带，为61.5%。 扭转"三低模式"的困难 虽然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三低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悲剧的是，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逐次下降。从1975年算起，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从1975-80年的2.26这个恰当水平，下降到1985-90年的1.91、1995-2000年的1.68。经过二十年的老龄化折磨，这些国家也在想尽办法刺激生育，包括维持势必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颇受保守主义者批评的单身母亲政策。 然而，回头之路相当漫长，这34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在2005-2010年间才只增加到1.69，四十年后，预计只能增加到1.8，距离人口生育的最佳替代水平（2.1）还是很远。 与之相比，中国是在1995-2000年之间跌破最佳替代水平，为1.8。2005-2010年间继续下降至1.77。未来十年内会略有上升，2015-2020年间预计将升至1.84。此后五年只上升0.01，达到1.85；再往后的三十年，生育率将停止增长。 西方国家上述历史数据和未来趋势分析，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问题颇有启发。我们可以发现，"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的确意味着我国改善民生、改良社会的成就和速度绝不逊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同时，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人口红利期极有可能提前结束。留给我们做出适当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反思我们的一系列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养老政策、适当调整退休年龄及其他福利政策。我们需要尽快做出决策、采取实际行动，扩展中国家庭传统的生产、生育和养老功能，为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制度，让我们的老一辈、我们这代人、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拥有相对舒适的退休生活、稳定乐观的心理预期和达观从容的生存态度。

普遍主义确实需要辩护，但为了对普遍主义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必须对普遍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哪些变种，这些变种分别回答和提出了哪些问题等等，作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在为普遍主义辩护的时候要重视普遍主义的复杂含义、普遍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所要辩护的普遍主义立场不仅是文化普遍主义，而且是受价值普遍主义、尤其是道德普遍主义支持的文化普遍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普遍主义既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同时又对文化的多样性有高度敏感性、对特殊文化丰富普遍文化的可能性有高度开放性。说到底，这种把特殊主义包括在内的普遍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的能力、潜力和规律的基础之上、有待于通过自觉明智的交往实践和社会实践加以建构的美好未来。

随着化工厂污染的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农业污染正逐步成为仇岗最大的污染源。

大约因为长安城中皆是土道，扬尘严重，自中唐起，京城的士大夫便形成了一道规矩：只要出门，即使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城中四处来往，一律须戴席帽。士大夫都要带"幞头"，再于其上加席帽，等于戴了双重的帽具，于是出现了"重戴"这一叫法。

『金剛般若經』是部派佛教至大乘佛教最初期的經典。此經在我國流傳最廣，其研究也最為普遍。尤其是版本之多，註釋之豐，為群經之冠。

虽然宗教右派的确和基督教内某些福音派及灵恩派的信仰内容、教义诠释方式有关，但外显出来的，却是一个影响广泛，遍及信徒和非信徒的右翼文化政治运动。

英国前首相Tony Blair十月九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的新文化革命」(China's New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

1　　Partha Chtterjee 出生于 1947 年，于 1967 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取得政治学的学士学位后，前往美国罗雀斯特（Rochester）大学攻读政治学研究所，1970 取得硕士，1971 年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一年后，于 1972 年回国执教，自 1973 年起任职加尔各答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Calcutta）至今，1979 年升任为教授，1997 年起任该中心主任。此外，他曾在牛津大学、纽约 New School、荷兰 Leiden 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访问教授。　　出身政治学，而影响力渗入其它领域，从国际性文化研究及后殖民论述的学术领域来看， Partha Chatterjee 是亚洲最为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影响力在印度、亚洲及英语世界无人可以取代。Chatterjee教授的重要性可以由几个部份来分别说明。他的成名作国族主义份子的思想与殖民世界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伦敦：Zed Books；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美国米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被视为研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理论的经典作；无论在英语世界、第三世界，乃至于台湾学界，该书对于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在具体历史过程中复杂纠结关系的处理，提供了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观点，迫使研究者不能再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相对自主的力量，而必须与在地的历史传统、殖民史，以及阶级、性别结构等相结合才能有解释力。　　借用葛兰西的理论与方法，放在印度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中来讨论，作者不仅画出不同种民族主义的思考模态（从甘地到 Nehru）在当时战局中形成的不同位置，同时也指出这些立场如何在独立建国后持续发挥效应。该书被视为法农 (Fanon) 之后少有的来自于第三　　世界，而又由批判性思考来面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问题，从而经过扎实研究而形成的理论论述，因此 Chatterjee 快速的成为立足第三世界后殖民研究的大家。国族及其片段︰殖民与后殖民历史 The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Historie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一书，进一步深化上一本书的理论讨论，透过历史的分析，厘清国族与其它社会力量的接合点，特别是对照殖民时期与后殖民阶段的连续与断裂。这本以历史为操　　作场域的著作被评为民族主义理论的突破──突破以往以race-nation-ethnicity 为主要思考轴线的限制，一方面将民族主义碎片化来掌握它散布在诸多场域的力量，另一方面则辩证的将碎片化、看似与民族主义无关的社会力与其相连结，而这也正是民族主义动员力量之所在。这两本书的出现使得 Chatterjee 在学界建立起无可取代的地位。　　除此之外，Chatterjee 尚有诸多以印度社会及政治为分析对象的专书，他的在地性也使其被印度广大的知识界认定为当代最被尊敬的学者／知识分子。这些著作大都介入在地公共议题的讨论或是知识圈之辩论，包括：　　⊙武装，结盟与稳定 (Arms, Alliances and Stability: TheDevelop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德里：麦克米伦，1975）　　⊙ (与 S. Kaviraj, S. Dattagupta and S.K. Chaube 共着），政治理论的国家／现况 The State of Political Theory （加尔各答︰印度研究，1978）　　⊙（与 Asok Sen and Saugata Mukherjee 共着），1920 至 1947年班格尔地区农业结构的三个研究 (Three Studies of theAgrarian Structure of Bengal 1860-1947) （加尔各答︰牛津大学　　出版社，1981）　　⊙ 1920 至 1947 年班格尔地区的土地问题 (Bengal 1920-1947:The Land Question) （加尔各答：K. P. Banchi，1984）　　⊙西班格尔的当代史︰政治评论文集 (The Present History ofWest Bengal: Essays in Political Criticism)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一个可能的印度︰政治评论文集 (A Possible India: Essays inPolitical Criticism)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另外，他编着了几本重要专着，包括：　　⊙（与 Gyanendra Pandey 合编），(Subaltern Studies VII)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2）　　⊙权力的文本︰规讯在殖民时期班格尔地区的浮现 (Texts ofPower: Emerging Disciplines in Colonial Bengal) （美国米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5）　　⊙印度的国家与政治 (State and Politics in India)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　　⊙自由的代价︰印度民族国家的五十年 (Wages of Freedom: FiftyYears of the Indian Nation-States)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与 Gautman Bhadra 合编），Nimnabarger itihas [TheHistory of the Subaltern Classes] （加尔各答：Anada，1999）　　从以上的著作及编着显示，与 Stuart Hall 相类似，ParthaChatterjee 无法取代的重要性在于其集体研究的表现，特别是他从七０年代起参与的「下层人民研究群」（ Subaltern Studies Group），是极少在国际批判学界被注意到的学术群体，不仅在历史学上开出以下层人民为主体的研究方向，而且在理论深度上不断挑战西方既有的理论体系及思辩方式。至目前为止，国际性文化研究除了柏明罕学派外，大概还没有其它团体足以与「下层人民研究群」分庭抗礼。值得一提的是，该团体在八０年代中期崛起后，许多成员陆续离开印度至英语第一世界学界中求发展，而 Chatterjee 固守阵地，成为当代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　　2　　受国科会邀请以讲座教授身分来台讲学，Chatterjee 教授的三场演讲环绕着他企图发展的新概念──「政治社会」──来捕捉许多国家在独立建国之后的后殖民时期所浮现之新的民主抗争空间与形式。他的核心论点是，既有的国家 v.s. 公民社会分析架构并不足以描绘　　与解释第三世界地区的下层人民，是如何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间。这些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体，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她／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定为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轨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　　过成为社会菁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但是在许多状况中，为了生存而必须与这两造（国家及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或是公共领域）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因而开启了这　　个中介于两者之间的暂时性空间，称为政治社会。这些来自下层人民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菁英不以 " 政治 " 来对待他们，也正因为如此，Chatterjee 企图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来点出这个新政治空间的重要性。　　六月二日在第一场以工作坊形式进行的演讲──「社群在东方」（Community in the East），Chatterjee 以加尔各答地区铁道附近存在五０年之久的违建户为例，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辩论的贫乏，而且同时指出非西方的民族主义菁英如何与翻转的东方主义共谋，本质化西方（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忽视传统）与东方（精神文明、社群团结、尊重传统），完全复制原有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论框架。而这些论述都无法解释这些（所谓违法的）居民团体，如何能够以社群的形式出现，动员公民社会的非官方组织与国家所属的社会福利部门来取得生存的权力。　　第二场「民主与国家暴力：一个死亡的政治交涉」（Democracyand the Violence of the State: A Political Negotiation ofDeath）承续上一篇文章，以一个九０年代在地小宗教教派领袖之 "　　死 " 为分析焦点，探究现代性中的国家暴力。这个宗教团体的信众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是在灵修，只是肉身暂时停止作用，随时会醒来，而社会菁英及媒体以现代化工程代言人自居，以迷信与非理性来指责，迫使国家以卫生为由来介入，最后以五千警力强行抓走还在 " 灵　　修 " 的教主，造成大规模暴动。事后信众以现代语汇来指控国家的威权主义与反民主，剥夺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公民权。Chatterjee的细密解剖呈现的分析策略并非将宗教当作迷信看待、以道德问题来处理，而是透过事件看到宗教实践如何与其它的政治、社会力量对立　　、结盟、交涉，如何在政治社会的场域中操作，进而他观察到印度社会不同的作用者（国家、媒体、菁英、信徒），在政治社会中的互动所展现的性质。　　第三场「论后殖民民主中的公民与政治社会」（On Civil and Political Society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ies）把分析对象摆在十九世纪末，青年诗人泰歌尔与名作家那槟（Nabinchandra Sen）之间的论辩，针对是否该为现代主义派作家班罄（ BankimchandraChattopadhyay）之死举行（西式）追悼会一事，所呈现的殖民现代性之多重矛盾如何延续、转化至后殖民情境，来总结政治社会的理论性质。他指出三点：（1 ）在殖民时期，最为重要之转变社会的场域　　在公民社会，在后殖民时期则是在政治社会；（2）在殖民时期，现代性是框架社会转变论辩的主要问题，而在后殖民时期的政治社会中，主要的是民主问题；（3）在近期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中，我们看到了一组正在出现的对立：即，现代性 v.s. 民主，亦即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对立。　　Chatterjee 的讨论很能够引发台湾民主经验的讨论。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不断浮现的是台北市十四、十五号公园、和公娼抗争，同性恋 AG 事件、宋七力、妈祖、地震后的灾区、镇暴部队等等，由于这三场演讲直接关乎台湾当前社群主义及公共领域的争辩、社区总体　　营造运动、新兴的社群（外劳、网络、同志、性工作者等）、新兴宗教、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等等议题的讨论，因此，我们请来相关的研究者来对话。我们以为第三世界的共同经验是需要经过比较，进一步被理论化，而不是一再对争议的现象只作道德化的争辩与粗暴的处理。　　Chatterjee 对于公民社会的质疑也再度勾起八０年代末、九０年代初台湾知识圈有关民间社会 v.s. 人民民主的辩论；而或许Chatterjee 所画出的政治社会空间正是人民民主操作的场域吧！　　与以往英文学术演讲不同的是，主办单位不仅将讲稿事前译成中文，还请口译人员现场翻译，使更多的听众可以尽可能的跨越语言障碍；更重要的是在各场次均安排了本地的学者，在会前详读讲稿之后，以对在地历史经验的思考与研究来响应讲者对于印度的讨论，目的在　　开始进行初步的第三世界／亚洲内部之比较与对话，期盼在未来能够形成更为贴切的理论解释。　　(2000.5.20)

封建主义、封建社会有无普遍性的争论，在国际史坛上一直持续不断，近年来在国内亦有所反映。本文拟从为什么中国和西欧都有封建社会，如何才能合理地比较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的情况，如何理解封建社会的发展问题等方面，论述中西学者关于封建社会理论的异同。一封建在中国并不陌生，它指的是西周时期（前1066-前771年）周天子对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分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种分封大约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都分赐给受封者，即所谓授民授疆土。诸侯还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一级的卿大夫，于是以土地为枢纽，形成统治者之间的多层等级连锁。他们彼此之间互有权利义务，主要是受地者要向赐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1]。无论对于西周封建以何种解释，但它是中国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之时（前722-221年）逐渐变化，难以维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封建而置郡县，一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封建制度遂告结束。秦废封建之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仍不断有分封诸侯王之事，不过这种封建，诚如后来王通所言，"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史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2]。但关于封建郡县孰优孰劣，哪个更能使统治长治久安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直不断。争论的各方，都是把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待的，并未涉及封建制下的社会、经济内容。著名的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只是指出古代封建制度的出现，是和氏族、部落势力的存在相关的，不一定完全是人为的结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了解到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严复（1853-1921）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把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是为音译。后来他翻译爱德华·詹克斯的《政治制度史》，就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之制。严复在这里是经过研究的，因为这里说的是社会发展阶段，他以为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很显然，严复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feudalism是十分相似的，是可以类比的，所以他才把feudalism译为封建[3]。从严复起，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已不再把封建单纯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兼及其社会、经济内容。20年代末，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主张周代的中国即是封建社会，春秋之际，封建制度开始分解，但封建的自然经济则一直延长到1500年[4]。陶希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制度、庄园制度、农民状况、分封制度等都作过分析。不久，瞿同祖又写成《中国封建社会》。瞿氏是以西方封建社会的理论来比照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他以为封建社会之综合的要点是土地所有权的有无和主人与农民的关系。"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5]。这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时期，虽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已有不少人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来认识，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制度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界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有封建社会的认识，对于封建社会的内容，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予以详细的研究和阐述[6]。如果说封建是中国所固有的，可是它在西欧却是后起的。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更没有说过什么封建政府、封建社会之类的言词。现在西方史学家所说的feudalism的内容，中世纪时在西欧只是零碎地存在着，各地多有不同，记载它的习惯法更因时因地而异[7]。16世纪法国法学家开始研究封建，所依据的主要是一种封土之律（Libri Feudorum），该律乃12世纪编定的隆巴第地方（意大利北部）的习惯法，记载着关于封臣以服军役为条件领有封土及其相关权利义务等[8]。17世纪英国法学家斯佩尔曼也依据隆巴法，研究过英国的封建制度，所以才有是斯佩尔曼等人发现了封建主义的提法[9]。当时这些学者认为封建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封建法中的财产权利和罗马法的规定十分不同，于是产生了封建制度是源于罗马抑源于日耳曼的争论。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仍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在"封建法律"的题目下，分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臣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10]。亚当·斯密则认为封建法律是领主统治权、裁判权，其推行原是为了加强王权，但结果王权并未加强，领主权力依然过大，形成了封建等级制[11]。这时正是西欧启蒙思想发扬、批判旧制度的时代，封建渐被等同于贵族统治，是剥削、压迫的根源，表现为各种领主特权、农奴制残余、分裂混乱等，所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决定。19世纪西方的学术发达，对封建的各个方面，如封君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马克公社，封建城市等，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角度进行研究，做出了许多概括，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时出现了feudalism一词，用以指称封建制度。但史学家对封建主义与封建制度，仍多从政治、法律方面认识，讨论。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用以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所有制等。这些理论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有所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赫写《封建社会》一书，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虽然主要仍从政治制度方面、封君封臣关系等方面分析西欧封建，但他视野广阔，也分析了社会经济、庄园农奴等内容，无疑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影响。布洛克可说是西欧封建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奠定了后人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础。后来苏联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西欧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建立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综上所述，无论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作法律、政治制度，后当作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直到现在也并不统一。西方的大多数史学家仍然把封建当做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强调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1）封建主义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2）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3）国家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正是由于强调了这一特殊性，封建主义的普遍性在一些人那里就成了问题。他们以为封建是西欧的特有产物，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封建制度的，从而否定了封建主义的普遍性。中国的封建虽然是固有的，但对它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在当时先进的西方史学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存在有类似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封建时代。齐思和先生写《周代锡命礼考》、《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对中西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二者相去不远。"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还引庄子的话说，"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吾人亦惟有自其同者视之而已矣"[12]。解放以后的新中国的史学家，则较一致地主张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形态，有一个封建时代。这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历史上都是共同的，只是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在各国有所不同而已。台湾学者杜正胜却认为，周人封建的本质，乃是继攻伐征服之后的武装殖民，所以唯物史观的封建制与传统的封建不相干[13]。西方学者对中国封建的认识，各有不同。一派是认为中国无封建的，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不过现在它已经不大风行了。另一派是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封建的。虽然他们对封建的认识多为政治和法律上的封建主义，但仍在中西之间找出许多共同点。美国汉学家卜德以为封建主义适应于前近代中国主要是指经济而言，不过政治上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有，就是周代（作者定为1122-256B.C.，包括春秋战国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定为221-589年）则被认为是准封建时期[14]。顾立雅也认为，古代中国有许多和中古欧洲相似之处，值得比较研究，布洛克关于封建主义之定义，几乎用不着改动即可应用于中国的周代[15]。也有学者反对封建制度的普遍性。安德森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认为把封建的特征只概括为大地产和小农的结合而忽略其上层建筑如主权分割、封土制、封臣制等是不行的。因为前资本主义形态都通过超经济强制而运行这些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已成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它们已直接结合在剥削剩余价值的链锁之中，因此不可能不通过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确定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16]。安德森过分强调超经济强制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封建剥削、封建生产只有通过政治暴力才能进行，实际上就是否认封建社会是一种经济形态，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实超经济强制之所以存在于封建社会，是小生产者生产不发达，经济不独立所致，随着小生产者独立性的加强，封建社会中的超经济强制乃逐渐减弱，它不是封建生产的本质因素，不能对它有不适当的估价[17]。总之，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即使从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理解封建主义的西方学者，也有不少认为中国历史上依然存在过封建时代，有过封建社会，不过他们大都把这个时期定为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把它看的较短而已。只有极少数人才强调西欧封建的独特性，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二把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拿来进行比较研究，无论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有许多人进行过，这里只就西方学者的一些方法问题提出讨论。西方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我以为是拿现代的西方社会，起码是近代的西方社会来和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中国做对比，由此指出中国社会如何落后、古怪。东方专制主义说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不过现在相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韦伯的比较也属于这一种，他说中国只有追求赢利的资本主义而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即为一例，下面我们还可举韦伯的另外几个论点。韦伯从现代西方的法治社会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法律乃是个人的专断，缺乏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全是家长式的处理方式。法律中只有刑法而私法（民法）极少有个人的自由权等[18]。可是当代的一些美国法学家和韦伯的观点不同，他们比韦伯更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也更了解西方式的法治，所以他们指出"充分发达的法治的制度性机制是近代的产物"[19]，他们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并不完全强调法治。"法律的判决最终是人的判决，判决更多地是受法官个人偏见而不是正式法律的影响"[20]，所以他们赞赏中国历史上的更多地依靠调解而不是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认为这一传统应该保持。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民法，汉代的契约关系已十分发达，其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21]。我想还应该指出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不惟中国古代没有，就是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也是没有的。韦伯承认中国古代发展出发达的官僚制度，但他却拿西方现代的官僚制度来和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相比较，说"中国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的制度相关联的，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22]。其实西方的现代官僚制度是学习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而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直到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仍然要比西方的进步[23]。在这方面，韦伯就不如现在的艾森斯塔特认识全面，艾森斯塔特把西欧的专制主义国家和古代的中国国家都列为历史上的官僚帝国，而这种官僚帝国的特征即为传统与现代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并存[24]。奇怪的是韦伯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城市时，却举出的是西方中世纪城市，他指出西方的城市是一个特权团体，有自治权，有城市法，城市的居民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组织，即行会等，而东方的城市则这些都是没有的[25]。可是韦伯也知道，西方城市的自治只是短期的现象，到了专制王权时代，西方国家的权力日益强大，城市自治也就日益衰微[26]。我们在这里不拟论证东方与西方城市之异同，只想指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并无那么多的特权与自由，它仍是受封建国家、君主、贵族主教控制的城市。并不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也许倒是乡村的空气使人自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并不是从城市中产生，而也许倒是从乡村中产生的。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依然是一个封建的城市。另外一派西方学者则是拿西方的feudalism来和中国的封建相比较，以西方的封建为典型来看中国有无与之相同的情况。前述柯尔本的书即是明显的例子。他们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做出概括，然后拿其他国家的封建与之对比。卜德由之以为中国的周代符合西方的静态的封建主义，魏晋南北朝则较符合动态的封建主义[27]。顾立雅也是以西方的封建为标准，说西周类似西方的早期封建主义，春秋则是晚期封建主义[28]。艾伯哈德认为中国从周代直到纪元前250年是封建主义时代，说当时是农业社会，统治阶级划分为一些等级，互相有权利义务等，这也是西方的标准[29]。他主张从中国统一之后，即进入绅士社会，而不再是封建社会了。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学者把封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地区9到13世纪的材料。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简单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30]。这一时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开始建立国家的时代，所以显得生产落后，文化荒芜，政治原始，被启蒙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后来封建渐被赋予一个社会，一种经济形态的意义，于是依附关系的统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衰落甚至无国家等便被当做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其实我以为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日耳曼人的经济政治等组织成长而未成熟的阶段，不宜视作一个社会的典型阶段。我以为，封建社会由于其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而应该长一些。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截止于15世纪，也不应截止于17世纪，而应该截止于18世纪。现在人们往往认为哥伦布一航行，东、西方就连成一片，资本主义在西方就冉冉升起，教科书上也说的尽是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类。其实西欧的进步远没有这么迅速。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西欧主要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只是在西北一隅有所萌动，但在西班牙、意大利却日渐衰落。17世纪西欧发生了经济危机，人口减少，疾疫流行，农业停滞甚至倒退，工商业在有的地方也出现危机[31]。在政治方面，更是到处充满了封建的统治。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写成的《旧制度和大革命》，认为18世纪的欧洲，各地都充满了封建特权，教会的贵族的各种土地，人身及司法，行政权力，对人民形成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它们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的多"[32]。英国虽然革命了，但恩格斯说，在1688年政变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方才成为统治阶级的微末的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依然是贵族地主的统治[33]。至于东欧，则16-18世纪是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没有疑问的了。这并非什么新观点。法国史学家、中古史权威勒高夫曾撰有一文，名曰《主张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论证西欧中世纪应该延长。他的理由大致是，（1）文艺复兴不能算是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从古代到近代中间有多次文艺复兴。如8、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的文艺复兴；大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为12-14世纪，在欧洲其他地方为15、16世纪；后来还有18、19世纪的文艺复兴；（2）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从4世纪到19世纪一直未变。拿马克思的封建生产方式来说，也是从罗马灭亡直到工业革命；（3）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有如，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一直延长到19世纪；英、法国王具有神奇的治疗瘰疬病的功能，也一直到18世纪；把社会划分为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的三等级论，也是到法国大革命为止。所以勒高夫主张中世纪应该分为早期中世纪，4-9世纪，是古代世界衰落，封建制度形成时期；中期中世纪，10-14世纪，为大发展时期；晚期中世纪，14-16世纪，危机时期；封建制衰落期，亦即旧制度时期，从英国革命到法国革命[34]。如果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较长的西欧封建社会来和东方封建社会来比较，则我们会看到，在主要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可比的。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而且是越来越发展，说封建时代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可能并非事实。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在政治方面，这封建时代，无论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其发展的趋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健全。分裂割据的势力时有出现，但不能说封建国家是主权分割的国家。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只是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一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不足以成为组成国家的框架。正如中国的周代封建体现有宗法制原则，但中国古代立国的原则并非宗法制。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比较和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很为不同。即我们既不是拿近代的社会和古代的相比较，也不是拿西方的封建来看中国的封建和它相同或不同，而是分析这二者结构方面的同和异，来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在比较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时，还要有一个全世界的封建社会作为基础来考虑，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值得研究的结论。三中国的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认定社会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悠久，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社会情景多有不同，自然显出阶段性来，让人认识到发展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发展，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否发展反而成了问题。按照西方新人口论者的说法，西欧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停滞，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基本没有提高，只能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以供应日益增多的人口。可是土地面积有限，当土地无法承受过度的人口压力时，便会导致人口下降，经济衰落。可以看出，根据新人口论，小农经济的繁荣不可避免地潜伏着其衰落的根源，而封建社会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周期性危机中循环。每一次循环中，随着人口增加，土地肥力递减，单位面积产量会不断下降，所以西欧中世纪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呈下降趋势。如此封建社会的发展不就大成问题了吗？不可否认，封建时代社会发展受到人口、土地资源等的有力制约，但农业生产力还是会发展的，这已为许多的研究所证实[35]。西方学者的新人口论，是从11-15世纪的西方社会这一短过程得出的结论，诚如勒高夫所说，估计一下从罗马灭亡到18世纪这一时期西欧的农业生产，则自会得出发展的结论，而不会误认为它停滞不前了。在中国和西欧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更大的问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事实是西欧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今天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能否发展出资本主义便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含混的名词。它到19世纪才出现而被使用，但却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定义[36]。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它归之为个人企业、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自由竞争等。所以资本主义可说是无时无处不在，这里有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时代的资本主义，有亨利·皮朗的12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至于14世纪以后的欧洲，则资本主义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了。所以西方的学者也不大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而研究的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问题。给资本主义以一个明确定义的是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社会。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问题，提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但马克思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开始定的很早，以为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而16世纪则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和如何在欧洲兴起进行过多次讨论，意见多有不同，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时期则没有异义[37]。在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东方停滞论并不完全正确时，一些学者也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无可否认，他们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兴起的模式，完全是西方的，是拿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最出名的是韦伯的清教理论。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伦理的支配之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一假说经过许多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批驳，现在已可以说没有人再相信它。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韦伯提出西欧的合理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来和中国的只知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相比较。韦伯提出西欧资本主义存在的6个先决条件，亦即其6项特征，即（1）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2）自由市场；（3）合理的技术；（4）可预测的规律（即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预测其运行规律以便管理）；（5）自由劳工；（6）经济生活商业化[38]。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谈到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西欧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如他说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的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供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理性的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具有技术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簿记之类的系统[39]。当然，拿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欧洲的一些特征来和封建的中国相比，中国自必缺乏某些东西。可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要完全以西方为模式，而且西方的资本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由桑巴特特别强调的簿记制度，即在西欧也是推广的很慢，许多资本主义企业起先并未采用。至于理性的管理制度，信息服务系统等等，更不能以欧洲的模式为唯一模式。布罗代尔指出，"合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而变化"[40]。韦伯的西欧的合理性，是西欧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二种我想可称为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这可以白乐日的观点为代表。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都没有地位。国家压制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工等等[41]。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自是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某些东西，但西方也缺乏中国的某些东西。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过去确曾认为由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产生出富有独立精神的市民，由市民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是从现在研究来看，西方的资本主义，究竟由城市抑或是由乡村而产生，还并未得到解决。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由行会所把持，充满了落后保守的规章制度，妨碍生产发展，一些有意革新的工商业者纷纷迁居农村，谋求革新技术，发财致富。英国毛纺织业之兴即为一例。新近流行的原工业化理论，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农村萌生，而非在城市产生[42]。夸大西方城市的活力，以为它是进步的源渊，资本主义的基地，这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它不一定和事实完全相符。白乐日举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专制政权、官僚机关，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的史学家已经探讨过很多。中国的政府历史上一向被认为重农抑商，士大夫阶级则鄙薄科学技术，以为奇技淫巧。不过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过去科学技术曾一度十分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工商业的发展更是惊人。有人以为在宋代中国已经到了近代化的边沿，那么为何那个时代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官僚阶级，不阻碍工商业和技术的发展呢？所以这个问题也并非常识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第三种观点可以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为代表，该书是从环境、人口、经济、地缘政治诸方面来比较东西方的不同，以说明为何西欧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却不能。其中对地理环境的因素特别强调，如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能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自然灾害的侵害较亚洲为小，在人均占有土地、牲畜、木材、煤铁等方面，要比亚洲的多的多，这样在积累资金方面比亚洲好。后来欧洲人远航大洋，占领了非洲、美洲的大片土地，人均占有土地更扩大了许多，成为一大发展优势。琼斯还认为，欧洲地形复杂，多以肥沃平原为中心形成国家，所以都是一些小国。各小国君主都注意从商业中取利，保护和促进贸易的发展，即使执行了损害商业的政策，由于国力微弱，国君权力不大，商人亦易于起而抗争，摆脱干扰。这比东方大国的君主大都采取限制、扼杀商业的政策要优越，所以西欧从中世纪以来即逐渐形成市场经济。欧洲各国小国纷立，政治分裂，利于竞争；而宗教、文化、语言诸方面，又多统一性，所以利于技术传播，从中世纪起农、工业技术即得到快速发展。后来民族国家兴起，多采取保护市场，奖励农业各种举措，更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使欧洲较早发展出资本主义。欧洲的发展是生产从集体（行会、公社）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走向个体化，而服务则愈益集体化，国家执行各种服务职能[43]。琼斯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气息。从地理环境出发，推导出欧洲那么多的优越性，这实际上即是说亚洲国家注定了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但他的每一项理由是否能成立，还是一个大问题。即以人口而言，琼斯说亚洲人口的增长较欧洲要快，是以不断增加人口来弥补由灾害造成的损失。而根据李中清最近的研究，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比西方快。认为中国人追求多子、早婚等都是不正确的看法。清代中国人口生育率相当低，一夫一妻制下，45岁之妇女，平均生5个孩子，而同时的欧洲妇女，则平均生10个孩子[44]。这样，一些学者（包括琼斯）认为中国明清时代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压力过大，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说法，便不一定能够成立。琼斯还特别强调西欧中世纪时小国纷立，国家权力微弱对发展的有利条件，这是西欧封建独特性认识的反映。因为说西欧封建制度特殊，主要就是说它的分裂割据、主权分割、王权弱小等，而琼斯也正是从小国、王权微弱等推导出一系列使西欧快速发展的特征来的。小国比大国更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更说不上是一个有力的理由，这只能说是以西欧为标准去衡量、要求别的国家的结果。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我们发展不起来。现在指导这一问题研究的思想，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其实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拿来原封不动地要求其他地方。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起作用的是个人企业、个人竞争，而现代有许多企业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又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自由劳工十分重要，但不要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曾和奴隶制共存过，俄国也曾有过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工厂。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大都是从1400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1400-1800期间西方的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而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上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顺。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的，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开始从18世纪，从工业革命起研究，则抓住了生产力这个轴心，它自己的问题也许较易弄清楚，和中国、东方的发展作比较大约也合理。注释：[1] 对中国封建制的最近研究，可参看许倬云《西周史》第五章，三联书店1994年版。[2] 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六。[3] 参见日知《封建主义问题》，《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4]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1929年版，第1页。[5]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6]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版；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7] 参看拙作《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二、三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8] D.Herlihy,The History of Feudalism,London,1970,pp.99-102、110.[9] J.G.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Cambridge,1987,p.70.[1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63页。[11]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27页。[12] 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13] 杜正胜：《中代社会与国家》，台北1992年版，第450页。[14] R.Coulborn,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1956,pp.49-50.[15] H.G.Creel,The Origin of Statecraft in China,Chicago,1970,p.321.[16] P.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1986,p.403.[17] 参看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243页。[18] 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19] 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政治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20] 同上书，第4页。[21] 同上书，宋格文：《天人之间，汉代的契约与国家》。[22] 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4页。[23] H.G.Creel,op.cit.,pp.3-4.[24] 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7页。[25]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8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26] 同上书，第285页。[27] R.Coulborn,op.cit.,p.90.[28] H.G.Creel,op.cit.,p.321.[29] W.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1965,pp.27-28.[30] E.A.R.Brown,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Feudalism and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74,4.[31]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4-299页。[3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1页。[3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9页。[34] J.Le.Goff,The Medieval Imagination,Chicago,1988,pp.19-23.[35] J.L.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1150-1500,London,1980,pp.142,243;N.Hybel,Crisis or Change, Arrhus,1989,【编者按】.225-226.[36] 布罗代尔：《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5-244页；R.J.Hollton,The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London,1985,pp.12-18.[37] 参见马克思《原始资本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8]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34-235页。[39] 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72页。[40] 布罗代尔前引书，第639页。[41] E.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Yale,1964,p.21.[42] P.Kriedte et al.,Industrialization before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isis of Capitalism,Cambridge,1981.[43] E.L.Jones,The Miracle of Europe,Cambridge,1985.[44] 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所谓学术是不可能独立于一个社会的历史语境而存在的，它本质上是政治的。美国的"中国学"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孙旻：看过话剧《狂飙》后，感到你对田汉形象的塑造与同类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有所不同，你当初怎么想到选择这个题材？田沁鑫：我觉得目前中国有品质的戏很少，很多戏剧相当实验，却缺少经典。中国改革开放20年了，最早引进实验的一批人也该发展发展了。我做这个戏没有为追求时髦或想跟别人不一样，只想扎实地搞个戏。《狂飙》大概构思了有一年多，许多构想被我频繁推翻，后来一天下午突然就理顺了，决定通过心路历程去结构整出戏，时间、空间都可以打破，再穿插用一些田汉创作的戏剧，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新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创作中必须先有样式感，样式跟内容是两码事，可内容会决定形式。选择这个题材有我个人的原因。我特别喜欢那种纯粹的感觉。我一直觉得田汉身上有那种纯粹的东西。一个戏，只有纯粹的东西才能打动观众。《田汉文集》16卷我基本上都翻了，觉得挺了解他。我当时很困惑，他在书里基本不谈自己，都在谈社会呀、戏剧呀......他还是写散文的大家，可以说才华横溢。另外，他的情感非常丰富。我就特别好奇，就想把田汉作为艺术家的一面展现一下，通过这个戏让大家对田汉有一个不同的认识。孙旻：在创作中你是怎样理解田汉这个人物的？田沁鑫：我很同情田汉，觉得这个人特别"傻"，就是什么事都用情过重，有点痴迷，至情至性，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暴露给朋友看。他这么想问题，别人不会这么想，可他永远用他的方式去告诉别人。他是个天才，自己却不知道，这是个悲剧。在剧中我刻意表现了他比较温厚的一面，一个孝子，一个女性崇拜者......他本人总喜欢把快乐给别人，自己有许多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想想就过去了。大家会误解，觉得这人挺快乐的，但我觉得田汉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我同情田汉不被人知的一面，我想把不为人知的一面表现出来，而且这一面恰恰是他最具光芒、最有特性的东西。我写田汉，是因为喜欢他，我没有把他当大师看，我喜欢他这个人。这个人比较有意思，比较有特性。他一辈子比别人忙，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我做的工作就是想通过这个戏帮他说说。我想他最想说的自己都说不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他好多的情感经历，和一些使他困惑的东西。他可能忙忘了，没有功夫做什么反思。我试想过田汉的心路历程，他去世时最挂念的就是他妈，他是不是还可能想到一生中经历的感情，他的4个妻子？他总是会把别人的好处想起来，心里面有一种非常理想化、非常单纯的东西，跟大男孩似的，特别有意思。别人很少研究他的这一面，我很想问问田汉先生，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样做，你这么丰富、多情、浪漫的一个人，怎么就不谈谈你自己呢？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喜欢戏剧、创作戏剧，所以我就费劲儿找出关于"花儿"的戏。对戏剧他肯定有兴奋点，然后就中魔了，就一直为戏剧做着什么。孙旻：田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你为什么要选取他鲜为人知的情感历程去表现他的一生，而没有涉及其他同时代有影响的人物？田沁鑫：我觉得我不能回避了。我写的是田汉，没有必要写其他人。我当时有一种思路也是向田汉学习的，就是向自己内心发问，就是说我们研究的东西里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我们的国歌作者，一代大师的风范是怎样的？大家的概念几乎都集中在一个革命战士身上，而忽略了田汉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他的情感历程，他不被人知的一面，我想他最希望表达出来的东西可能是这些，而不是把他的作品分析来分析去。他要是活着，会觉得那样做挺可笑的。很多作品一写田汉肯定会带出鲁迅、郭沫若......我都没有带，尊重的是这个人。如果要带出他那些朋友，就会有些现实主义倾向。所以我直接切入田汉的情感，单纯地把他展现出来，写他不一样的事，写他比较有意思的事。在这种思路下去讲很多他跟朋友的感情，恐怕没多大意思。我还是从戏剧整体性方面去考虑，写田汉的事业时，就让剧社学生的直接感受去代替。孙旻：《狂飙》结尾处跨度很大，没有提及*时期田汉的遭遇，你处理这段时为什么做了大幅度的省略？田沁鑫：我的创作思路是一个"头儿"的思路。死亡弥留之际他能想起的事情，绝不是成功的或者被迫害的事，他能想起的事应该是能在他一生中给他温暖的情感，或轰轰烈烈的革命，如跑到广西，挺进北京城，留住徐悲鸿等文化名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同意将《义勇军进行曲》暂定为国歌。至于文革那段事，不是我逃避不想写，因为我认为他可能在文革中有困惑，但我不想在舞台上出现一个穿着破衣受审的人，我觉得那种表现太实了。我恰恰想让他在1968年死的时候穿长衫。他一辈子最讨厌穿长衫，可是结尾时他穿的是长衫，他身上背负的五千年的东西太重了。他临死前想起这些事会闹心一下。他人生中感觉最美好的阶段应该是他的前期，所以还是从他弥留之际这样的方式介入，回顾他一生中温馨的情感世界比较好些。孙旻：你在创作中好像有意回避田汉作为历史人物的存在，而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给予了他更多的人性关注与同情。田沁鑫：我看过贝特鲁奇拍的《末代皇帝》，也看过我们拍的二十几集电视剧。贝特鲁奇比很多拍傅仪的人都同情傅仪，给我的触动很大。他把傅仪比喻成一个罐里的蛐蛐，登基时是罐里的蛐蛐，结尾时还是罐里的蛐蛐，所以特别可怜。他一直被封闭在一个特别小的空间里，虽然是一国之君，可被禁锢得很深。我发现西方的导演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这给我启发挺大。我这次没按以往的方式去创作，一直在想人性的问题，想田汉这个人的性情或者他最纯粹的一面。我觉得田汉最纯粹的一面还真不是去搞什么戏剧，他好像是一个身体非常好，闲着就想做事的人，但他接触的女性又没有真能使他特别激动的，女人好像也承受不了他这种人，除非这个女人特别忠厚。所以田汉必然会寻找别的寄托，戏剧让他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能量。能否超越固有的教育去看问题，能否超越抽象的概念做一件事，如果在创作中你愿意使劲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最后你肯定会发现很多问题，发现很多问题都是空白点，然后如何把这些空白点给弄出来，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可以用10集的篇幅来说明田汉为什么热爱戏剧，这样一来反而显得特笨，最后还是决定集中体现他人性方面真诚的东西。田汉骨子里爱痴迷，而且又比较单纯，现在的人都需要技巧，需要计谋。我们这个戏排练时，说真话的那场戏，演学生的演员说他们自己都被感动了。真正说真话可能是很难的，我想用很多办法表现这个人的真诚，可能我功力还不够，现在基本上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对女人的尊重。孙旻：为什么取名叫《狂飙》呢？田沁鑫：当时我们取名字时想用一个长名字，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想了半天都编不出那么好的。后来想到"狂飙运动"是起源于德国的一场运动，我们百年前也有狂飙运动，就是"五四运动"，然后我就想到在狂飙时代一群对中国戏剧有贡献的人，其中之一就是田汉。取名《狂飙》，一是好记，二是这个戏是一个激情蕴涵的戏，看上去好像是在谈恋爱，实际上是表达那一代人的困惑，那一代人身上的要使国家强盛的热情。这个热情不是表面的，我想延伸出一种东西来，就是你能感觉到的他们的率真，他们对人的尊重，他们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身上具有的力量。 孙旻：《狂飙》全剧的结构似乎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是5出"戏中戏"；一是田汉在不同时期与母亲、4个妻子和众学生的对话。你在选取《日本戏》、《莎乐美》、《乡愁》、《一致》和《关汉卿》时是否想从侧面折射出田汉作为一个戏剧家的创作轨迹？田沁鑫：《日本戏》是写田汉留学日本期间，看到日本著名女演员松井须磨子演戏时殉情在舞台上，这刺激了田汉从政治救国转向文学艺术。田汉是非常纯粹的那种人。小时候看社戏，一个纸和尚被火烧死了，很多小孩儿看后都非常害怕，田汉更害怕，因为他觉得那个和尚是个真人。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敏感。他喜爱的日本女演员殉情自杀，他的触动非常大，印象深刻。他以为什么都是真的，这是他人性中善良的东西。《莎乐美》是田汉早期翻译得非常好的作品，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原译稿。田汉应该是一个欲望很强的人，所以我想用《莎乐美》体现是最好的。而且建国后《莎乐美》就绝响舞台没人演过，我也想演一演。田汉喜欢王尔德，我也喜欢王尔德。这个戏比他的其它作品更能说明田汉的本性。《乡愁》是田汉与表妹易漱瑜在日本留学时，相互之间的情感与生活的较真实写照。田汉写剧本都比较鲜活、真诚，《乡愁》特别实在、鲜活。女孩儿跟男孩儿就是这种感觉，很多男孩儿看这场戏都喜欢。这个戏比较利于交代他们之间的感情，能看到田汉最早写戏的风采，贴近他的情感历程。《一致》是田汉转左的一个信号，是一出活报剧。什么事都要掐头，《莎乐美》是头，他写的那些幼稚的剧本也是头，这个转左肯定还是头。这里面我掐的都是头，取的都是精华。《一致》的剧本很短，内容也很简单，但演员们充分地即兴发挥，表演配合默契。《关汉卿》是田汉成功的代表作，也是他创作的高峰。他将东方的文学戏曲传统、西方的美学观念完美结合起来，并将自身的体验贯穿其中，既是中国文人的写照，也有意无意地预示了自己的命运。我选取"双飞蝶"这一段，是感到它特别贴近后期田汉的内心。"我与你共赴幽冥"，有一种感人的帅性与悲哀。这场戏很多人都百看不厌，还有什么东西比临死前一刹那的男欢女悦更刺激的？舞台上一撩盖头，关汉卿就乐了。我觉得这恰到好处，就是那么一点儿分寸，表面特冷静，什么也没说，内心已感受充裕了。因为人在死之前最想要什么的时候，可能是他最放松、最敏感的时候，看到女孩子那样青春的脸，他又一次体会到生命的美丽。我执意要求舞台的性感和演员表演的性感，寻找一种可以刺激观众神经末梢的东西。这是一场激情暗涌的戏，通过演员的形体和声音打动观众，产生吸引与震撼。孙旻：《狂飙》中用了很多篇幅表现田汉与女性的纠葛，包括母亲、4个妻子易漱瑜、黄大琳、林维中、安娥。你把这些女性呈现在舞台上有什么考虑？田沁鑫：我很喜欢田汉的一些作品。他作品里和他自身有一种让人感到特刺激的东西。可能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不然不会那么多情，女人一般都很容易喜欢他。他有很好的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修养，也知道该怎么做。我想能不能抓到田汉骨子里的一种特质，就是所谓的"文人骚客"。他肯定具有这样的气质。一个热情似火的人，性格中有活泼的一面和野性的一面，但在女人方面他就跟另一个人似的。所以这个人特别丰富，但很多作品对他情感生活方面揭示得太少。可这些方面特有意思，特吸引我，所以我想把这个人写得有点意思，我应该把他情感的不同侧面揭示出来。在这部作品里我不求全面铺开，只希望在情感处理上比较细腻些，不然很难说清楚一个人。田汉本人爱把快乐给别人，他很孝顺，一生对母亲都非常照顾，对女人也比较好，这代表了田汉情感细腻的一面。他与易漱瑜属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惜易早逝；同黄大琳离婚后还写首诗说：我们因误解而结婚，因理解而离婚；跟林维中"离婚大战"时，林维中深夜去找他，他虽万般无奈，还是陪人家坐了一整夜；他想跟安娥好，可是他太懦弱了，虽然田汉很喜欢称"老大"，但坚强背后的一步之遥就是懦弱。后来林维中跑到台湾去闹，在报纸上说田汉丧尽天良，不讲道理，田汉才回了一封信表白自己。他一生信奉"诚"的哲学，以为"一诚可以救万恶"，以为文学艺术"不诚无物"，当他站出来进行"告白与自卫"时，态度仍然是坦诚的。我很喜欢安娥在闹得风风雨雨后回到上海时对记者的一番表述："有许多朋友时常说：'请不要扰乱田老大吧！'我要说的是：扰乱田先生的不是我，而是田先生自己，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有这些详实的资料垫底，我觉得我可以在舞台上把握住田汉与女性的关系。

最初，耶稣会士尚能对中医平等视之，但此后评价日渐走低。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兴起，医学传教士广泛批评中医医理，轻视中医业者，普遍质疑中医的价值。民国后，教会大学医学院为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医提供了条件，中国西医对中医的介绍也纠正不少传教士对中医典籍的误读。尤其是一些医学传教士因在华日久并与中医同究医道，在互动中渐以"同情的眼光"认识中医。

王夫之对历史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治统或可有时而绝，道统却是存于人心而不可夺的

"塞万提斯的时代也是西班牙文学史上著名的"黄金世纪"，那时涌起的文学繁荣，被体制用来美化自己。然而人的求索追踪，必定要纠正文学史的误解和误导。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把一四九二年后的西班牙文学分成两个集团，一是老基督徒的主旋律文学，一是新基督徒的抗议文学。这一见解虽尚可商榷，但是——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的"黄金世纪"，这是更大的文学规律。黄金森林的每一株巨树——从《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开创的流浪汉小说，到描写皮条客的《塞莱斯蒂娜》，再到某些神秘主义诗人直至《堂吉诃德》——都是抗议的、对抗歌功颂德的不朽之作。"

1909年春，金教授携家人远涉重洋游历了中国、日本和高丽，考察了东亚三国的古老农耕体系，并与当地的农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们急切地希望了解在人口稠密的东亚三国，农夫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壤生产出足够的粮食。

群众的担忧（无论理性或非理性的）需要真切的理解，动辄套上排外民粹的标签是无补于事，也会阻碍理性交流，但伴随汹涌民情而生的蝗虫论，却必须尽最大力量声讨。

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庞大、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政治实体，它的根基必然是多重而又单纯的。在以往的历史和政治教科书上，我们一般是从阶级斗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来谈国家的政治根基。在今天的大众媒体和知识话语里，我们多在历史和文化意义上来界定当代中国的根基。这两种谈法都有其自然的根据，但也都未能触及“根基”问题的隐秘内核：根基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又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它既“虚”又“实”，既抽象又具体，并在时间流程中、在变化中不断展示出其源流性、根基性的东西—它是变中的不变，也是不变中的变。新人 这样的存在不可能被任何机械、僵化的本质论表述所把握；一切历史和价值虚无主义论述也与它无缘。这种时间性的存在的实体和主体只能来自人的概念本身，来自一种自己创造自己、为自身奠定合法性的“新人”的概念。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和政治根基，归根结底是一种新的人：人民。“人民共和国”以“人民”为根基，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也好象很符合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和中国革命“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但这个人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概念并不包含历史和政治的区分，但这种区分却是当前谈论“根基”问题的关键所在。非历史和非政治化的“中国人”没法跟过去的历代中国人、或地理流散及移民意义上的中国人相区分。但作为共和国根基的“人民”不是秦汉人，不是唐宋人，不是明清人，甚至不是民国人；它也不是置身于“革命”、“社会主义”、“改革”等决定集体命运的历史运动之外的华裔，而是一种反过来被“人民共和国”界定、由后者提供具体文化内容和政治内容的中国人。这有点像同义反复：什么是新人？新人是被人民共和国所界定的人。什么是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是以这样的人民作为精神、伦理和文化基础的新国家。但一种认同，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同一性，就沿着这样一种辩证逻辑，从这样一种“同语反复”里生发出来。此种不能由形式逻辑所把握的辩证逻辑，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运动过程之中：“新人”和国家都是现实中的政治性存在，都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但它却依旧处在传统内部的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包含着传统中国文化的种种元素，并以自身现实中的活动为中介，把这些“文化因素”转化为一种崭新的价值和精神力量。这个新人的本质同族裔概念毫不相干，但却又构成了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新物种。这个“新”带有一种突破既有社会文化和政治框架的形式。一方面，它以阶级的普遍论述超越了简单的文化、地域甚至是国籍。但另一方面，被新的阶级意识（或者说阶级的政治性）所超越的固有的历史范畴、文化范畴、地域范畴，同时也以它们特殊的方式被保持在新的阶级意识里边，同阶级范畴一道，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新文化、新价值和新人概念的内在组成部分。 在新人构造的内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多样性、流动性和开放性，看到一种不断推出自身之外，但又不断回到自身基本诉求、基本认同、基本价值理念和指向的往复运动。这也反过来证明，这个新人不是某种固有的属性，而是在历史实践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实体和主体。这个新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新世界的途中成为了新人。它不可能在一个历史空白或价值空白中开始自我构造，而是在既有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下，在一个现实的政治和伦理的空间中去寻找新的自我。它不可能不把传统作为最内在的构成性因素包含在自身认同之中，但作为这种认同的“终极特征”的，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在这种主体的伦理成分、阶级成分、心理成分、文化成分的方方面面认出传统中国人的印记、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印记，或特定阶级成员的印记，但作为价值整体的“新人”概念，一旦它作为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确立起来，就必然一劳永逸地超越那些局部的简单集合，就像一个站立着的桌子必然超越桌面、桌腿等的简单集合一样。 我们无法对作为新中国根基的新人得以确立起来的终极特征作实证性的理解，也很难分析性地描述那种把部分转化为为总体的“最后的一跃”。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新人”基本存在方式的那种寻找自身意义的意志，它把一切都激活了，把一切都统摄起来。如果再追问下去，问这最虚无的关于自我认同的追求是什么，我们就会回到一些最基本的正面价值，即一系列近代以来确立下来的普遍观念，如自由的观念，人的尊严和平等，民主的观念，创造和对幸福的追求，等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伦理基础、文化基础、政治基础、道德基础，是她合法性的真正来源；但她的合法性本身，又同时是来自这些普遍价值观念的超越，更确切地讲，来自对这些普遍价值在具体历史时空里的对象化、物化、体制化力量的颠覆，来自普遍性内在的激进性，来自在更彻底的普遍性中寻求自我认同的意志。。举例来讲，人民共和国的立国根基可以说是新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是对“追求幸福”的权力的肯定。但所有这一切却不能够简单地被美国生活方式里的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自由”和“幸福”观念所局限，而恰恰是要超越种种业已物化了的有关美国生活方式的想象。 普遍性的新边疆 新中国的“新”，在于接受这一系列普遍的诉求的同时，在起源上超越和克服那些已经实现了的，或者已经体制化了的，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固定下来的观念价值，比如资产阶级的幸福观念，比如传统社会的幸福观念。它一开始就要把这些已经物化了的理想相对化和特殊化，从而把自己作为一种更超越、更普遍的东西确立下来。这界定了中国革命大众所创造的新型国家内在的激进性。19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批判和反思激进主义，认为这种激进行把一切都搞坏了，耽误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但是这种话语和论述没有思想能力去处理这个问题：这种激进主义、颠覆性、超越性和理想主义，本身是内涵在一系列普遍价值里，而不是跟这些普遍价值对立的东西；它不是作为后者的对立面，而是作为对普遍价值充分实现的渴望和诉求而被表述出来的。19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一般思路，其局限就在于无视这种激进性跟整个现代性历史内在的关系。然而一旦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把革命和自由割裂开来，“新中国”和“新人”就只能作为普世价值的对立面儿存在，作为现代性普遍价值的激进形态的人民共和国，其价值根基就被从内部一分为二，相互对立，相互否定，这个价值和精神的统一体，也就从内部被瓦解。但要正面地谈“根基”，就必须能够在方法论层面上论述它的一体性。 谈“根基”时的一个误区，是以为谈得越实越好，但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都会被另一个“更实实在在”的东西颠覆掉，被取而代之，而到头来“最实实在在”的东西，反倒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抽象，最大的幻觉。以往作为人民共和国根基的阶级论，不可谓不实在，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为自身的解放、劳动所得和政治权利而奋斗，这不是根基是什么？但这个道德根基和政治在今天基本上被一个叫做“欲望”的东西打得落花流水。物质、消费、金钱、私有财产、个人、消极自由以及被这类概念所界定的“幸福”概念，代表着一种更低俗的现代性神化，一种更本质主义的唯我论，一种以赤裸裸的功利主义逻辑和“工具理性”面目出现的非理性。要“根基”，就必须能够在抽象的层面上确立实在，在物化的心脏看到虚无。 从这个意义上说，讲革命立国已经有相当的深刻性了，但光谈革命立国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追问革命的根基在哪里，革命的合法性在哪里。革命的合法性，说到底是有这么多人要革命，把革命当作生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唯一可行的、合理、正当的方式。没有这么多人要革命就没有革命的合法性，没有这么多人选择革命这条路，世界本来也就不存在革命这条路。这不是历史主义思维，而是包含着现代性条件下革命同民主的内在关系，通过这种内在关系，革命与民主彼此为对方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是民主的一种激进形式。但我们不应该对革命作原教旨主义式的理解，不是为革命而革命，而是说革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变成了一种普遍诉求，变成人的根本冲动和根本要求。是这种普遍意志，而非它在历史中外化的种种特殊形态构成了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并给予她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自己成为自己的参照系的权利。 创造性的毁灭是理解新中国根基的一个重要方面。打破坛坛罐罐，所有制领域的剧烈变革，这一切都必然伴随着暴力，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不公正的、甚至是残酷的，但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大前提，那就是创造性的毁灭是文明付出的高昂的代价，但不付这种高昂代价就没有办法往前走，没有办法重新把自己建立起来。没有革命的暴力中国可能要死更多的人——死于饥荒，死于贫困，死于外族入侵，死于内部混乱，死于基本卫生条件缺乏等等。土改的暴力，革命战争的暴力，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乃至改革开放过程所伴随的暴力，都在广义上属于一种创造性的毁灭，一种建设性的自我否定，一种自己打破自己，在实在界中再次认识自己、确立自己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共和国的立国根基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破旧立新的前进运动，它也是不断突破主观的幻觉，包括理想主义的幻觉，一步步走向具体、实在的自我的真理性（反过来说也是局限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决不仅仅只包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这样的含义，因为这些意义虽然构成今天中国国家存在理由的最低辩护（相当一部分人日子越过越好，有奔头，至少安于现状、无意造反，等等），却无法在最高意义上论述和肯定其1合法性或正当性 。这种终极意义上的正当性，只能在当代中国的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即那种使得中国人在总体上成为新中国人的源头性、根基性的自我同一中去找。 这种自我同一性存在于一种正面的、肯定性的精神，但它同时又是否定性的、批判的、超越性的（甚至不惜为此而破坏）的精神。这种精神只有在革命和对传统的革命性再诠释中才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只有通过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才能获得自身的充分实现。 中国华人民共和国60年来历史轨迹是迅急、跳跃、爆发式的，这条激进现代的路径不仅仅是革命逻辑和现代化逻辑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激进的普遍性实现过程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所谓两步并一步或三级跳的问题。从鲁迅那一代人开始，中国人追求进步和真理的步子就带有这种否定之否定，以激进的否定性作为寻找肯定性、建设性因素的步骤和环节的特点。具体讲，就是通过西方发现真理（自然科学，进化论，文学），发现了人，但最终却是在这种真理、“人”和“文学”概念的批判和否定中，走向了中国环境下的具体的政治选择、思想选择和文学选择——走向杂文，走向左翼，走向一种新人的信念。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思想结构里，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否定意识在普遍性概念空间内部形成的新的激进性的边缘：用旧民主主义革命改造封建社会，但旧民主主义革命同时只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条件，提供可能性。所以旧民主主义国家在克服旧制度，把中国推向前进的时候，必然本身作为否定性的对象，在一种激进的自我意识里成为自我否定的东西，从而把自己消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里面。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瓦解旧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同样自觉地是社会主义革命更高阶段的一个过渡，一个中介环节。自五四以来，特别是60年以来，作为共和国根基的这个变革传统，一直在普遍性的内部为自己确立这个自我否定的边缘，并在这个边缘上确立起一种新的质，即新人的价值和认同。这有点像在行走时把脚踩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上，这个东西是被激进的普遍性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批判的中介物，通过这个正在被争取、但却已经在概念上被否定和扬起的东西，“新中国”及其“新人”把现实中的理想也作为有待克服的东西放在括号里面，由此来为一种更普遍、更丰富的历史远景确立现实性和超越性。 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曾指出，“美国人”决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欧洲文化种子在新大陆的开花结果，而是作为一个全新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诞生在它向西部拓殖、从印第安原住民和荒野中夺取生存世界的路途上，这就是著名的美国文明起源的“边疆论”。在一个更高的哲学层面上，我们必须看到，由人民共和国所界定的“中国人”，并不是传统中国人或经典西方现代性的“种子”在历史时空中的苟延或移植，而是在它自身艰苦卓绝的历史道路上、在普遍性内部空前激烈的价值冲突的战线或“边疆”上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物种。 两个六十年 今年十月一日是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由于这六十年几乎可以从正中间被分为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人们似乎习惯了从“两个三十年”的角度来谈新中国的历史，仅有的不同，是一部分人强调它们的连续性、传承和因果关系，另一部分人强调它们的断裂、对立和差别。但片面地强调连续性，既不符合过去三十年历史发展的事实，也无助于阐发人民共和国历史整体的正当性；而片面地强调断裂和对立，则带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印记，并由此跌入价值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因为这种思维的前提本身已经包含了对人民共和国源流和根基的无视和否定。从这个角度着眼，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分期框架，显得问题重重。 我们有必要探索一种长时段的共和国历史分期论。理解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必须把它有机的史前史，即从五四开始的更早的30年包括进来。这第一个60年（1919-1979）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整的合法性论述，不应机械地以1949为界把它割裂开来—我们今天纪念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60年，不是为了把1949变成一个时间之外的纪念碑，而是要此前和此后的历史运动中，重新把握它的伟大意义。离开内在于第一个60年的“新旧对比”，我们就无法建立起有关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自身历史正当性地正面论述。不先验地确立这样的正当性论述，在第二个60年（1949-2009）的框架里面，我们面对两个三十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时，就会进退失据，语焉不详。事实上，理解改革开放以后30年和前30年的关系，必然要借助第一个30年（1919-1949）的中介，必然要 把1949年以前的现代史囊入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和未来想象。换句话说，关于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时代）历史定位的争论，必然要借助1949年前的三十年作为一种历史与合法性参照，从而决定“新时期”同毛泽东时代的关系。这在90年代以来重写上海史和上海怀旧热中表现得尤为清楚。没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或所谓“上海摩登”），也就没有后革命时代上海的全球想象，两者共同的“不便”，是中间的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的产业化、政治化的、“革命的”上海（而这个激进的上海，本身又自有其前史中的根据）。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整体框架里看，两个30年的关系，实际上是两个60年的关系，即1919-1979阶段和1949-2009阶段的交叠关系。重叠部分是中间的30年（1949-1979），而这正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时代。这30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二十世纪乃至近代以来所有的的可能性融为一体，放置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之下，从而为后30开辟可能性。第一个60年（1919-1979）通过“新旧对比”的叙事逻辑建立起自身的整体性（谢晋的早期影片迄今为止仍是这一话语逻辑的有力说明），第二个60年（1949-2009）则通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叙事逻辑，建立一种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在工业化基础、国防能力、国家行政和动员能力、国有企业、产业布局、金融制度、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全民教育体制等方面看，没有前30年就没有后30年，这已成为主流经济学、政治学、法理学、社会学的共识。但这种共识所内涵的历史叙述，在“两个60年”的阶段化框架里才能被充分论述。 高与低 今后大凡客观的历史学家都会日益清晰地看到，第一个60年（1919-1979）乃是一个堪与中国和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媲美的英雄时代和悲剧时代；它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把新人的理念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形式确立下来，它是新中国价值观念的政治表达。在此阶段，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存在方式是战争，是时刻直达敌我之辩的政治性，是基于理念和理想的流血、牺牲和无私奉献—最终是献出自己生命意义上的牺牲，虽然它也可以以“温和”的方式，变成一种牺牲个人利益和安逸，“勒紧裤腰带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自觉。通过这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奠基时代是新中国的罗马时代，它的文明意义上的激进的普遍性在于其新人的价值成为“人”的价值本身，并由此成为政权的直接的、终极性的合法性来源。这60年是人从低处往高处走，在价值上、观念上、理想上、情操上把普通人变成圣人的即毛泽东式的移风易俗的时代（学雷锋，“八亿神州尽舜尧”）；是把日常生活领域不断推向高处，推向政治领域和意义生产领域的巨大的、强有力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个人很渺小，集体很伟大；私很渺小，公很伟大；功利思想很渺小，理想主义很伟大；享乐很可耻，牺牲很高尚；消费很可耻，劳动很高尚。一切都是在为工作和奉献正名，一切都是在为一种新价值、新道德的千秋大业打基础，所以这也是新人的尚武的、消耗元气的时代。所有的精力都被引向创造，引向劳动，引向辩论，引向主人意识和主人翁精神。一切都在向上，直到“高处不胜寒”。 而第二个60年（1949-2009）则是一个从高走向低的过程。低俗在这里不包含价值的褒贬，而是指出这样一个新人的集体发现：吃饭很重要，休闲很重要，消费很重要，个人很重要，消极自由很重要，隐私很重要，美感很重要，快感很重要，享乐很重要，财产很重要，法律保护很重要，权益和福利很重要，能者多得很重要，稳定很重要，不争论很重要。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在1979年某一夜之间开始的，而是孕育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革命军队到科层体制、从革命运动到行政管理的历史转变，以及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城市中等阶级这些历史现象的内在矛盾之中。 这个90年的历史轨迹的绝对中点是64、65年，这也恰好是“物极必反”的转折点。近年来蔡翔等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青年工人的审美问题、趣味问题，消费问题，指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文学里面出现的新概念，如个人、爱情、幸福，直至诸如人要不要烫头发，穿喇叭裤，要不要时尚生活等问题，早已在文革前出现。这些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新课题，也为其他领域的材料所佐证，它们共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而恰恰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培养出来的青年工人或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中学生）最早在日常生活领域和身体政治领域，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麻烦；为什么“红色江山的接班人”，最早对生活的本质，产生了不同的、另类的理解。 不承认这个“往下走”趋势，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今天。承认人的有限性并不等同于宿命论意义上的人性论，而是说是要承认人在历史的条件下的弱点，局限性，承受能力和想象的局限。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的极致，反过来也是一种历史终结论的屏障。相对于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终极边界，来自现实和低俗领域的能量、活力、想象和野心，代表一种辩证意义上的客观性和具体性，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是一种进步，而非一种退步。 这个往下走过程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为新人内在的空洞、空虚、虚无和抽象提供实质。只要人民共和国的价值根基还在，今天的低俗也必须被理解为“新人”的内在本质的基本方面。最终这样的新人、新的国家形式，要在地面上确立下来，而不是悬挂在半空。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国家的本质。 现实与抽象 国家是神在尘世上的行进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曾说，国家不是一个艺术问题，有关国家的终极判断同“美”的问题无关。国家是“神在地上的行进”，它是现实中的存在，包括一切丑陋的、污浊的、肮脏的、暴力的东西。他随即举例说，哪怕看到一个残疾人，一个病人，我们最终能看到他身上正面的东西，这个正面的东西就是他还是一个生命，他活着，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木乃伊或雕刻。 按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具体的东西永远高于抽象的东西，因为具体的东西落到实处，处在真实的矛盾交织之中。在新中国最近的三十年里，特别是最近的十多年里，中国人不再把自己架在理想主义的炉子上烤，而是摆脱了种种抽象说教、道德、政治、体制甚至法律的束缚，把人性的方方面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没有人能够否认当代中国人在这样一个历史框架里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的、惊人的能量和活力。这种活力甚至可以同毛泽东时代为革命激情所催发的能量、活力和亢奋状态相媲美。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的革命还远没有结束，它所承诺的人的解放仍在进行中。 毛泽东时代已把最高、最纯粹的人类远景包含在其政治理念和治国理念的内部，并一次性地为历史画出了终极地平线。因此毛泽东的中国在终极的时间意义上是一个“无历史”的国家，是一个价值的封闭体。今天的中国则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对自身历史的开放性、不确定性有着自我意识的政治存在和文化存在。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中国重新回到了历史，回到了现实，回到了现实的时间和意义框架之中。 在今天中国的经济领域、日常生活领域和社会领域涌动的准中产阶级大众、消费大众，或者即将进入消费领域的人群，跟社会主义“新人”有着一脉相承的东西。比如他们身上打破一切禁忌勇往直前，拼命向前踏出一条路径的执着和勇敢；他们那种不守规矩、天不怕地不怕的自信和乐观；他们在新的社会分化的空间里面追求平等和尊严的渴望，都显露出他们同父辈、祖辈身上“激进的普遍性”之间的家族相似。在他们变成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漫长道路上，祝愿他们将会创造出不同于全球范围内业已体制化了的中产阶级体制、价值和生活想象，尽管在表面上看，他们身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目前还仅仅停留在模仿和抄袭西方白领阶层的阶段。但即便在他们的粗俗、没有教养、和天真的行为方式和欲望方式中中，我们也能看到一种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观的残留。这不仅是历史尚未湮没的痕迹，而是某种根基性的东西使然。 2009年9月23日于纽约 http://e-news.21cbh.com/html/2009-11/24/content_110285.htm

现代中国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与传统政治的关系究竟为何？谢茂松的文章指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不在“名”上，而恰在“实”上继承了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精髓。今日中国政治制度恰是政党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混合。学院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正源于对这一承袭中的制度性因素和德性均认识不足。要证明中国今日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正需要学术界树立一种建立在自身历史深刻自觉上的“政党政治学”。

我国的自杀率在过去20多年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原因：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尤其是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农村女性的大规模迁移规避了三种既往的自杀风险，即农村女性既往的从属地位、既往的家庭纠纷、既往的自杀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