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全部

莱斯格的《自由文化》（Free Culture）选读。这本书2004年3月25日推出后，立即引起了网络上巨大的反响。这本书告诉大众，垄断机构是如何通过操纵法律和技术禁锢了文化，并压制了创新，而自由文化和人们相关的数字权利应当在新千年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就像今天的人权一样。

我认为强世功所提出的"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值得认真研究。文本将对上述文章进行评论与探讨。

汉代有"月令明堂"之学，后绝传。今人关于《月令》的专门论文几乎不见于典册。本文在简单梳理《月令》文本形成过程的基础上，试图论证《月令》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转折时期的作品，既展示了中国上古农耕生活的宇宙观，又具有强烈的阴阳五行和占星学色彩，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该短文撰于2013年7月埃及发生第二次革命后。21世纪中，埃及已经发生两次革命，在第一次革命后，汪晖与刘健芝采访阿明时，他已指出，需要的是一场长期坚持的革命，且这场社会运动应是人民的广泛运动，而不是由宗教政治力量（穆斯林兄弟会）或军队力量控制。

杜甫本是坚定信守儒家传统的人。而实际上他又兼容佛、道二教，在创作中更多方面受到佛教的滋养。这当然与唐代佛、道二教发展到鼎盛的思想文化环境有关系，而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则明显体现了佛教在中土发挥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近日各站转载一篇文章，称农村婚丧仪式中的一些现象为1999年后出现，从城市传到乡村云云。此文另有叙述。

海德格尔所展示的解读方式，具体体现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对索福克勒索《安提戈涅》第一肃立歌长达十六页的解释。通过贴近文本的阅读，本文尝试搞清楚海德格尔提倡的“此在”解释学的基本方式和意图。

《银幕艳史》是一部具有自指性白话现代性质的纪录剧情片,也是记录了中国早期电影和观众结构及其转变的范例。

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至2007年），看书单可

这篇调查报告讨论西藏农村地区基础教育问题。它不是对西藏教育发展的完整描述，而只是提供了对当前西藏农村教育状况的一个观察。这份报告分析西藏农牧民对教育的实际要求，探讨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改善基础教育的途径。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包括：市场力量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影响西藏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如何看待当地基础教育发展的制约因素，什么是目前教育供需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调节教育供需关系有那些可能的选择。除了参考其他相关文献、特别是有关西藏教育的研究文献外，这篇报告主要依据 2003年 7-8 月份在当地进行田野调查所获取的材料和信息，包括当地各级政府及其教育部门的文件和资料，与政府有关各方会见和访谈得到的信息，以及访问学校、村落和农民家庭相关人员获得的信息。这次实地调查局限在西藏农区及个别半农半牧村落，纯牧区的情况暂告阙如。

1　　我认识汪曾祺先生是在九十年代初。那时候做记者，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文艺部搞联欢，决定把汪先生请来。我与汪先生是邻居，去送请柬后才开始有些交往。其后，偶有信件和电话联系，直到他去世，时间不长，也只是五年的光景。　　他去世时，我在报社连夜发出了报道。那次经历给我深深的刺激。因为在不久前我们还见过面，谈了些趣事。他还帮助过一个下岗的女工，为其文约来的几篇评论文字，都发表在我编的版上。我很感动于他的悲悯之情，对人的爱怜态度，只能用真来形容这个人。老一代的温暖感，在他那里都有一些，可谓是古风吧。那时候经常接触一些有名的文人，我得到的只是一些乏味。可是他的存在，似乎与整个环境无关，完全是别样的。在我看来，是灰蒙蒙天底下一湾清泉，走到哪里，晦气就消失了。　　当时文坛吸引我的人只有孙犁、张中行和汪先生三人。与孙先生无缘见面，张先生和他给我的印象之深，是永难忘记的。那时候人们说他是个士大夫式的人物，可是我却在他那里感到了一丝孤独的东西在内心的流露。我们谈天的时候随意而快慰，自己在这个老人面前很放松。我觉得他身上有着迷人的东西在流溢着。声音、神态都像林风眠的绘画一样透着东方的静谧。不时对时弊的讥讽，都自然无伪，很有趣的。　　他的住所在晚年变动了两次。一次是在蒲黄榆，后来搬到虎坊桥，与邵燕祥先生很近。他家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有奢华的装裱，也见不到大量的藏书，可是很有味道。汪先生对来客很热情，从没有拒人千里的感觉。我见到他像和自己的父亲一样随意，觉得是个值得信任的人。直到他去世很久，大约十周年时候，我和友人为他举办了生平展览，内心依然保留着那份眷恋和敬意。他对汉语的贡献是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所难以企及的。　　八十年代的文学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我们的文坛将大为逊色。我在他那里读出了废名、沈从文以来的文学传统。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那时候的青年喜欢创新，可是他们的文体都有些生硬，觉得不那么自在。汪老的作品不是这样，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而且那么成熟，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我也OCTOBER正是通过他的小说，发现了现代以来一个消失许久的传统的隐秘。　　汪曾祺的人缘好，他像自己的文字一样被许多人喜爱。他好像没有等级观念，与人相处很随和。身上有种温润的东西，我们从中能呼吸到南国般的柔风。废名的古朴，沈从文的清秀，在他那里都有些。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后有着欧美文学的悲凉的况味，这是一般人所没有的。较之于他的父辈，他似乎更好地把文学个人化处理着。在人们还在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时，他却无声地回答了诸多的难题。而且，就精神的色彩而言，他总要比别人多一些什么。　　现在我决定用一段时间回望这个老人。我知道这只是一次寻找。许多片断已散失到历史的空洞里。但瞭望他的时候也是对我自己生命的一次自省。和他对话，发现自己缺少许多精神的准备，有的东西是从来就没有的，是先天的贫血。有时候私下想想，也许，我的喜欢他，是源于未曾有过那样的生命体验吧。是他把我们这些俗人从喧嚷里隔离开来，稍微体味到静穆的味道。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是没有过静观的快乐的。也恰恰是他，在粗糙的时代，贡献了精巧的珍品。汉语的写作魅力，无法抵挡地在我们的身边蠕活了。　　2　　在汪曾祺去世后很久，我才读到他早期的文字。那些都是四十年代的作品，在风格上完全是现代青年的那种唯美的东西。我相信他受到毛姆、纪德的影响，连吴尔芙的影子也是有些的。当然，那都是译文体，他得到了启发，模仿着谈吐，把色彩、韵律变得神秘而无序，现代主义的因素是浓厚的。　　有趣的是那时候的文章都没有一点左翼文学的痕迹，是社会边缘人的倾吐。作者的情趣在自然和历史旧迹之间，没有清晰的理念的排列，完全是意识流动的碎片，有感而发，绝不矫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总是感到有种忧郁的东西在里面流着。我想，他内心的感伤一定是无法排走才那样抒情地发泄吧。屠格涅夫在写到山川河谷的时候，自己就有着淡淡的哀伤。那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环境使然，不太清楚。汪曾祺的文字倒像是先天的沉郁，好像在内心深处一直淌着苦楚，虽然是轻轻的和漠漠的。　　在四十年代的几篇文章里，透露出他和废名、沈从文相近的爱好。文字是安静的。即便有焦虑的地方，可还是生命内省时的焦虑，那些时髦的观念在他那里几乎没有反映，好像在另外一个时代里。在回忆儿时的文章中闪现的是对童童的诗意的描摹。那是没有成年理念的精神涂抹，在随意点染里看出他对童真的兴趣。那里对乡俗的敏感，神秘的猜想，我们在废名的文字里未尝没有看到。同样是花草、云雨、河谷，各自神姿摇曳，宋词般倾泻着天地人的美意。他对鸟虫、林木的眷恋几乎是童话般的美丽，那些失去家园的惆怅似乎也有鲁迅的痕迹在，只是他显得更为单纯些罢了。而他运用文字时，毫无模仿的痕迹，自己的心绪自然地流露着，以致我们不知道是从别人的文体那里受到暗示呢，还是别的什么影响了他。总之，读他的文字，是成熟的秋意，色彩里反射着生命的一部分。他的向内在世界延伸的渴念，与雨果、屠格涅夫的笔触偶然重合了。　　但是他的目光没有在废名式的寂寞里久站，很快就闪现出现代绘画般的凌乱、无序及思想的紧张。在《背东西的野兽》、《礼拜天的早晨》，我看到了凡?高的诱人的色彩。画面朦胧而多致，甚至有波德莱尔的痉挛。他一定是欣赏着现代主义的艺术，那些冲荡而迷惘的颤音我们在其字里行间是彻骨地感受到的。《礼拜天的早晨》写到疯子：　　我走着走着。……树把我覆盖了四步，——又是树。秋天了。紫色的野茉莉，印花布。累累的枣子，三轮车鱼似的一摆尾，沉着得劲地一脚蹬下去，平滑地展出一条路。……啊，从今以后我经常在这条路上走，算是这条路上的一个经常的过客了。是的，这条路跟我有关系，我一定要把它弄得很熟的，秋天了，树叶子就快往下掉了。接着是冬天。我还没有经历北方的雪。我有点累——什么事？　　在这些伫立的脚下树停止住了。路不把我往前带。车水马龙之间，眼前突然划出了没有时间的一段。我的惰性消失了。人都没有动作，本来不同地都朝着一个方向。我看到一个一个背，服从他们前面的眼睛摆成一种姿势。几个散学的孩子。他们向后的身躯中留了一笔往前的趋势。他们的书包还没有完全跟过去，为他们的左脚反射上来的一个力量摆在他们的胯骨上。一把小刀系在链子上从中指垂下来，刚刚停止荡动，一条狗耸着耳朵，站得笔直。　　“疯子。”　　这一声解出了这一群雕像，各人寻回自己从底板上分离。有了中心反而失去了中心。不过仍旧凝滞，举步的意念在胫髁之间徘徊。秋天了，树叶子不那么富有弹性了——疯子为什么可怕呢？这种恐惧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只是一种教育？惧怕疯狂与惧怕黑暗，孤独，时间，蛇或者软体动物其原始的程度，强烈的程度有什么不同？在某一点上是否相通的？它们是直接又深刻的撼荡人的最初的生命意识吗？　　完全是絮语、低吟，光线的凌乱与场景的倒置，和毕加索的绘画呼应着。 晚年回忆自己的写作时，他承认曾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因为生活的复杂，用程式化的语言是无法还原社会的，于是从逆反的语序和晦涩的句子里隐曲地释放幽思。这样的描写是一种快慰。但汪曾祺年轻时候的尝试只是短暂的一闪，他还在摸索的途中，运笔并不入化，对比鲁迅的《野草》，就能见出其间的距离。好像只是意识到这种写法的价值，但背后的东西稀少，只是后来才有所领悟，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从形式的展示向内心出发了。　　在最初的作品里，他的画面感是好的。这显示出他的高超的技能。清寂的江南的雨，北京街市的风土，灰蒙蒙的人群，都刺激了他的苦梦。张爱玲也描述过南国街巷里的微雨和古道，那是贵族式的流盼，冷冷的目光里是台阁间的冰意，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汪曾祺不是这样，他的苦楚似乎是幼稚的孩童的旋转，根底还是单纯的。他的画面是水彩的写意，西洋的与东洋的光泽都有一些。他不愿意把画面搞得一本正经，自己喜欢从视觉上有奇异的东西卷来，沈从文不就是向陌生感挑战的人吗？　　他用自己的画面要证明的是，好的散文不像散文，好的小说也不该像小说。智巧的东西才是作家要留意的存在，我们的一些写家似乎不注意这些了。尤其那些相信外在理念的人，把文字搞得狰狞无味，在他眼里是殊无价值的垃圾。文学要有清静之地，他觉得自己要找寻的就是这个吧。所以文章之道不是个伦理的问题，而是趣味的问题，非社会的传声筒，而是自己的个体的智慧的延伸，别的低语都没有太多的意思。自己向着自己的空间展开，与神秘中的那个存在对话才是真的。汪曾祺注意的就是与自己的对话。这一点，他与周作人、废名真是接近得很。　　很有意思的是，他那时候的审美观念与毕加索、凡?高很像。在《短篇小说的本质》里说出这样的话：　　毕加索给我们举了一个例。他用同一“对象”画了三张画，第一张人像个人，狗像条狗；第二张不顶像了，不过还大体认得出来；第三张，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人应当最能从第三张得到“快乐”，不过常识每每把人谋害在第一张之前。　　明显得很，他对那时候的写实文学是不满的，镜子般地反射生活似乎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不满于写实主义的大概有下列的人，一是浪漫的人，他们以为那些拘泥于生活的人太粗俗了，殊不可取；一种是逃逸现实的人，他们总觉得在某种环境里才可以有种美的陶冶，想象对人来说是多么重要。还有的乃以智性的攀缘，在审美的冒险里承受沉重，以洒脱的精神游弋于此岸与彼岸之际。汪曾祺显然是后者一类的。这在四十年代是被左翼颇为蔑视的群落，可是他却觉得中国那时候缺少的恰恰是这样的艺术。在与纪德、吴尔芙的相遇里，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有着这个梦想的他，在那时候得到的一定是孤独的反应，因为在民不聊生的时候，类似的声音往往是微弱的。而且只有唯美主义或先锋主义者才可以意识到这一点的价值。四十年代的中国遭遇着巨变。汪曾祺也盼着艺术的内在转型。他转了，而时代未转。精神的天却越发灰暗起来。　　3　　五十年代后，他的文风突然被一种力量所止，不再向前滑动。他编辑《说说唱唱》，流放到河北的坝上，回城后参加样板戏创作等，心性多少还是有所扭曲。但那时候他学会了逃逸，自知不会做宏大叙事，便在废名、沈从文那里停下脚步。前者是他的恩师，后者对其有审美的引领意味。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禅风略多，先前的现代主义的痕迹竟渐渐消失了。　　直到八十年代，他才被人们所注意。他的出现，在他自己看来不过是一种风格的延续，并非创新者，他也自觉把自己归入废名的传统里。在为何立伟的小说作序时，汪曾祺说到了废名。后来讲到阿城的作品，也提及了废名的创作。汪氏喜欢废名，是有道理的。他是沈从文的学生，沈氏在二十年代就欣赏废名的作品，自己的文字，也受到一些熏陶。湘西的发现，说不定就有废名的暗示。至少远离闹市的清俊、淡泊之美，和《柚子》、《浣衣女》、《桃院》、《文公庙》在韵律上是一致的。显然，从废名到汪曾祺，有一个精神的承传。这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精神气质的连通。当代书写的圆滑世故之风很盛，救这种思想的病，废名这类人的价值是不可小视的。八十年代汪曾祺推荐废名之功，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　　汪曾祺的文字无论从哪个层面讲，和废名都距离甚远。但他的儒雅的平民的眼光，和废名那些人有深切的关联。五四高潮之后，文学的社会功用被渐渐放大，独自内省、深入个体盘诘的语体日稀。艺术是要向陌生的领域挺进的，可那时以及后来的创作，却向无趣的领域延伸。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都不喜欢过于载道的文字，趣味与心性的温润的表达，对他们而言意义是重大的。其实细细分析，在思想和审美的姿态上，以知堂为首的“苦雨斋”群落的写作，是汪曾祺意识的源头之一。汪氏在经历了“文革”之后，猛然意识到，回到知堂和废名当年的写作状态，是今人的选择之一。在面对传统的时候，他觉得取神与得意，然后自成一家风格，是重要的事情。　　废名的妙处是，意象上是高古、青涩的，精神却是现代人的。他写老路、野村、山麓、清水，除却禅的因素外，还有道家的古风。这来自知堂的关于古希腊文明的描述，以非功利的冲动，融己身与天地之间，才合乎生命之路。汪曾祺六十岁后的写作，越发有“苦雨斋”的痕迹，山林、庙宇、水乡、古店，都有谣俗的意味。你看他《受戒》、《大淖记事》里的韵致，和《竹林的故事》、《枣》、《墓》、《河上柳》何其接近，而气象上又别开一路，和当下的精神生活碰撞在一起了。明清的文人曾在此方面有不小的建树，张岱、徐渭都有好的诗文作品，呈现了类似的景观。不过古人的意识里没有现代哲学的黑暗感受和荒凉意象。汪曾祺和废名一样，多的是这种东西。李白、韩愈那类人的诗文很大气，但学不好可能徒做高论，空言无益。汪先生以为与其学李白、韩愈，不如读陶潜、张岱。因为小的、自我的、主观的存在，可能符合自己的表达与个性的伸张。左翼文学后来陷于假的空洞的死路，就是因为无我的意识的扩张，汪氏要颠覆的恰是这样的扩张。　　由废名而沈从文而汪曾祺，是一条向高的智性和幽深的趣味伸展的路。这让人易联想起陶潜和李贺的合流，契诃夫与迦尔逊的杂糅。当汪曾祺看到何立伟、阿城的作品时，唤起了他的这一记忆。他那么认可两位青年的创作，其实是对自己内心追求的一种呼应。他晚年关于文学理论的文字，一直强调着这一点。而这些，比那些宏大的文学理论的演说，似乎更贴近艺术的本真。对比一下八十年代的文学理论和汪氏的言说，后者在今天的亲切感，依然是强烈的。　　废名从来没有流行过，汪曾祺也是这样。这就对了。那么说他们是没有世俗意识和担当感的人吗？也不是的。其实废名也好，汪曾祺也好，对人的洞悉有火一般的热力，只不过不愿渲染这些，内敛着激情，以从容的步履自行其路而已。乡野里的抒怀，意在人间情怀的另一种表达，炽热的地方，我们何曾不能感到呢？中国固然需要史诗，而其实也离不开小的性灵化的叙事。后者与人的距离似乎更近。他的文章适合屋下灯前慢慢地读，悠然地体味，和热烈的街市上的人是没有关系的。　　4　　谈到汪先生的文章好，那是人人承认的。但好的原因是什么，就不那么好说了。他的家里，书不多，绘画的东西倒不少。和他谈天，不怎么讲文学，倒是对民俗、戏曲、县志一类的东西感兴趣。这在他的文章里能体现到。他同代的人写文章，都太端着架子，好像被职业化了。汪曾祺没有这些。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杂家，精于文字之趣，熟于杂学之道，境界就不同于凡人了。　　晚清后的文人，多通杂学。周氏兄弟、郑振铎、阿英等人都有这些本领。五十年代后，大凡文章很妙的，也有类似的特点。唐弢、黄裳就是这样的。汪曾祺的杂学，不是研究家的那一套，他缺乏训练，对一些东西的了解也不系统，可以说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般的。但因为是审美的意识含在其间，每每能发现今人可用的妙处，就把古典的杂学激活了。我想，和周作人那样的人不同，他在阅读野史札记时，想的是如何把其间的美意嫁接到今人的文字里，所以文章在引用古人的典故时，有化为自己身体一部分的感觉，不像周作人，自己是自己，别人是别人，彼此有着距离。汪曾祺尽力和他喜欢的杂学融在一起，其文章通体明亮，是混合的东西。　　他的阅读量不算太大，和黄裳那样的人比，好像简单得很。可是他读得精，也用心，民谣、俗语、笔记闲趣，都暗含在文字里，真是好玩极了。他喜欢的无非是《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聊斋志异》一类的东西。对岁时、风土、传说都有感情。较之于过去学人江绍原、吴文藻等，他不太了解域外的民俗理论，对新的社会学史料也知之甚少。这使他的作品不及苦雨斋群落的作家那么驳杂，见解也非惊世骇俗的。但他借鉴了那些学问，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尤其是中土的文明，对他颇为有意义。在创作里，离开这些，对他等于水里没有了茶叶，缺少味道了。　　现代的杂学，都是读书人闲暇时的乐趣。鲁迅辑校古籍、收藏文物、关照考古等，对其写作都有帮助。那是一种把玩的乐趣，在乡间文化里大有真意的存在。周作人阅读野史，为的是找非正宗文化的脉息，希望看到人性之美吧。连俞平伯、废名这样的人，都离不了乡邦文献的支撑，在士大夫的不得志的文本里，能看到无数美丽的东西，倒可填补道德化作品的空白。中国有些作家没有杂学，文字就过于简单。多是流畅的欧化句式，是青春的写作，优点是没有暮气，但缺的是古朴的悠远的乡情与泥土味。茅盾先生是有杂学准备的，可是他把写作与治学分开来，未能深入开掘文字的潜能，只能是遗憾了。汪曾祺是没有作家腔调的人，他比较自觉地从纷纭错杂的文本里找东西，互印在文字里，真的开笔不俗，八十年代后能读到博识闲淡的文字，是那个时代的福气。　　有人说他的作品有风俗的美，那是对的。他自己在《风俗画》一文就说：　　我很爱看风俗画的。十七世纪荷兰学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我都爱看。中国的风俗画的传统很久远了。汉代的很多像石刻、画像砖都画（刻）了迎宾、饮宴、耍杂技——倒立、农丸、弄飞刀……有名的说书俑，滑稽中带点愚昧，憨态可掬，看了使人不忘。晋唐的画以宗教画、宫廷画为大宗。但这当中也不是没有风俗画，敦煌壁画中的杰作《张义潮出巡图》就是。墓葬中的笔致粗率天真的壁画，也多涉及当时的风俗。宋代风俗画似乎特别的流行，《清明上河图》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看这幅画，能够一看看半天。我很想在清明那天到汴河上去玩玩，那一定是非常好玩的。南宋的画家也多画风俗。我从马远的《踏歌图》知道“踏歌”是怎么回事，从而增加了对“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理解。这种“踏歌”的遗风，似乎现在朝鲜还有。我也很爱李嵩、苏汉臣的《货郎图》，它让我知道南宋的货郎担上有那么多卖给小孩子们的玩意，真是琳琅满目，都蛮有意思。元明的风俗画我所知甚少。清朝罗两峰的《鬼趣图》可以算是风俗画。杨柳青、桃花坞的年画大部分都是风俗画，连不画人物只画动物的也都是，如《老虎嫁女》。我很喜欢这张画，如鲁迅先生所说，所有俨然穿着人的衣冠的鼠类，都尖头尖脑的非常有趣。陈师曾等人都画过北京市井的生活。风俗画的雕塑大师是泥人张。他的《钟馗嫁妹》、《大出丧》，是近代风俗画的不朽的名作。　　从他的审美习惯看，应当是属于陈师曾那类的文人情调，和丰子恺的禅风略有差异。汪氏的入世与出世，都和佛家的境界不同，也就谈不上神秘的调子。他的文风是明儒气的，杂学自然也和那些旧文人相似。他说：　　我也爱看讲风俗的书。从《楚荆岁时记》直到清朝人的《一岁货声》之类的书都爱翻看。还有上初中时候，一年暑假，我在祖父的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套巾箱本木本活字聚珍版的丛书，里面有一册《岭表录异》，我就很感兴趣地看起来，后来又看了《岭外代答》。从此就对讲地理的书、游记，产生了一种嗜好。不过我最有兴趣的是讲风俗民情的部分，其次是物产，尤其是吃食。对山川疆域，我看不进去，也记不住。宋元人笔记中有许多是记风俗的，《梦溪笔谈》、《容斋随笔》里有不少条记各地民俗，都写得很有趣。明末的张岱特长于记述风物节令，如记西湖七月半、泰山进香，以及为祈雨而赛水浒人物，都极生动。虽然难免有鲁迅先生所说的夸张之处，但是绘形绘声，详细而不琐碎，实在很叫人向往。我也很爱读各地的竹枝词，尤其爱读作者自己在题目下面或句间所加的注解。这些注解常比本文更有情致。我放在手边经常看的一本书是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东京梦华录》（外四种——《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这样把记两宋风俗的书汇为一册，于翻检上极便，是值得感谢的。　　我读这一段话就想起周氏兄弟的爱好，他和这两人的相似的一面还是有的，尤其是与周作人的口味极为接近，彼此共鸣的地方很多。只是他不是从学问的角度看它们，而是以趣味入手，自己得到的也是趣味的享受，后来无意间把此也融进了自己的文字中。八十年代，汪曾祺红火的时候，许多人去模仿他，都不太像，原因是不知道那文字后还有着不少的暗功夫。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汪氏自己也未必注意。我们梳理近代以来读书人的个性，这个民俗里的杂趣与艺术间的关系太大，是不能不注意的。　　从汪氏的爱好里，我也想起中国画家的个性。许多有洋学问的人，后来也关注民间的艺术，从中吸取经验。林风眠、吴冠中都这样。连张仃的画，最好的是毕加索与门神的结合，谣俗里的意象可让人久久回味的。杂学的东西，是精神的代偿，我们可以由此知道艺术的深未必是单一的咏叹，而往往有杂取种种的提炼。这个现象很值得回味。没有杂识与多维的视野，思想的表达也该是简单无疑。　　像他这样从民国里走来的人，读书经验未必与学院里的东西有关，而是从文化的原态里体悟什么。这样的书就读活了，而非死读书那类迂腐的东西。比如他到一个地方，很喜欢了解乡间沿革里的东西，对语言方式、音调都有兴趣。人们怎样生存，凡俗的乐趣在哪里，都想知道些。他说自己喜欢《东京梦华录》一类的作品，就因为从中能读出更丰富的人情美与风俗美。　　风俗美是对士大夫文化无趣的历史的嘲弄。我们中国的旧文化最要命的东西是皇权的意识与儒家的说教，把本来丰富的人生弄得没有意思了。行文张扬，大话与空话过多，似乎要布道或显示什么。张仃在“文革”中厌恶红色的符号，遂去搞焦墨山水画，在黑白间找思想找感觉。汪先生其实也是这样的吧。他的作品有童谣的因素，也带点市井里的东西。色调都不是流行的那一套。在民风里实在有些有趣的存在。比如赵树理的小说，迷人的地方是写了乡里的人情，汪曾祺就十分佩服。沈从文的动人还不是写了神异的湘西？汪曾祺的阅读习惯与审美习惯，其实就是在边缘的地方找流行里没有的东西。他自己知道，士大夫文化没有生命力的原因，是与人间烟火过远的缘故。　　过去读书人涉猎杂学，多与笔记体文字有关。笔记是小品的一种，可以任意东西，五湖四海，不一定深，浅尝辄止。士大夫写八股文，多无趣味，但在一些笔记里，能看到点真性情的影子。笔记有秘本、抄本等不同样式，汪曾祺看的多是通行的 本子，没有秘籍，也鲜奇货。有些人看到笔记体的书籍，注意的是版本里的东西。黄裳、唐弢都是这样。他们的杂学也都不错，文字亦佳，有目录学家的气象。但孙犁这样的作家，就与他们不同，倒和汪曾祺很像，只注意内容，不顾及版本。因为喜欢随便翻翻，不做专门研究，眼光自然不同。孙犁在《谈笔记小说》中也讲到了汪曾祺喜欢的那些作品，看法有些特点：　　笔记以记载史实，一代文献典故为主，如宋之《东斋纪事》、《国老谈苑》、《渑水燕谈录》，所记史料翔实，为人称道。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则以科学研究成绩，及作者之见解修养为人重视。　　笔记，常常也有所谓秘本，抄本的新发现，然不一定都有多大价值。有价值之书，按一般规律，应该早有刊刻，已经广为流传，虽遭禁止，亦不能遏其通行。迟迟无刻本，只有抄本，自有其行之不远的原因。我向来对什么秘籍、孤本、抄本，兴趣不大。过去涵芬楼陆续印行之秘籍，实无多少佳作。　　或许都是因为出身于小说家，对杂学的兴趣也都止于内容的接受，采其手法，接其神气，化为己用而已。好的作家对野史与笔记间的东西有情趣，或许是那里的不正规的文气与心理让人喜欢？笔记里的谈鬼怪之作与民间传说，多灿烂的想象，思路与一般人迥异。汉语书写易走进套路，唯野性的思维可让人飞将起来。且那里知识庞杂，多不正经之音，或让人一笑，或有惊异感叹。对于汪曾祺而言，早期是西洋现代小说开启了其思想，晚年则为野史笔记引路前行，遂有了一种脱俗之象。考察晚清以来文章好的人，在这一点上，多少是一样的。　　5　　我有时候看他的书，尤其是小说，就觉得他仿佛是个远离恩怨的讲述者，把烟火气滤掉，把痛感钝化掉，一切都归于平淡了。可是那平淡后面是无疆之爱，就那么缓缓地流着。汪曾祺喜欢单色调纯情的事物，那是不错的 。可是他看人的眼光则不那么简单。他知道人的价值不是好坏的概念可以涵盖的。许多作品对人的描述，有点沈从文式的中立的态度，不去简单地价值判断。在《詹大胖子》里，他描绘了此人如何的世俗，如何的庸常，在学校靠自己的特殊职位推销高价货物，赚了许多钱财，笔触里对其不乏温和的讽刺。学校的校长有作风问题，他清清楚楚，善恶分明。但在有坏人整校长的关键时刻，他却保护了校长，没有使悲剧产生。保护校长，与他的私利有关，因为他可以照常那样生活，可要是恶人来的话，就要经历大苦楚，那是更坏的结局。这样的选择，是复杂的因素所致，结局是保持了生活的宁静。他写这个俗人，真的是充满人间烟火气。人物的神态、举止都很生动，觉得颇为有趣和好玩。人生的本真不过如此，但在他笔下却有了诗意的风景。对这样的人物，他并非欣赏，也不批判，他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不是崇高和矮小可以涵盖的。有良知的人未必伟岸，而伟岸者的背后也有可笑的矮小。似乎很像聊斋的笔法，在悠然的词语里，读出了俗画里的冷暖。《金冬心》写人间的世故，入木三分，显得极为老到和从容。金冬心是画家，遭到袁枚的冷落，却无意间在吹捧别人中得到好处。他小看袁枚的世俗，自己未必不俗。简单几笔，活画出士大夫的本相。汪曾祺写俗像，笔触却是反俗的，没有一点庸俗画的低媚气。他在高贵的笔触里，刺激着芸芸众生的一切，词语的背后跳着洗练的音符。这里有他的人生观，颇值得玩味。许多人模仿他而不像，大约是没有这样的世界观所致。而这，和流行了几十年的思想是没有关系的。　　他端详各色人物时，都是有些俯看的欣然，自己并不燃烧其间。沈从文说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去写，这是汪曾祺认可的。可是他并非都是贴着人物，有时是扫描的笔法，自己并不仿着人物，距离感是强烈的。小说是回忆，这是不错的。他在回忆里把世间万象寓言化，我们感到一种快慰。一切恩怨都消散于此间，生命不过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什么想不开呢？　　像左翼作家的创作，他是不太喜欢的，原因是燃烧得过多，没有距离感。况且作家是审美地打量人生，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他在《陈小手》里写人性的恶，感情是控制的，很含蓄，又不流溢自己的情感，但震撼力是那么的强烈。作者在风俗里写人，风俗有亮的，也有暗的，这里暗示着善恶问题，美丑问题，却又不是道德化的写法，而是审美里的渗透。汪曾祺了解行帮的黑暗，也知道民生之苦。人是可怜的存在，大家都在命定里存活。但反人性的东西怎么可以饶恕呢？对此也只能怒而视之。不过即使这样，你在他的作品里感到的依然是平静的气息，不是火气很盛的存在。许多人活过，许多人死了。活过的人生前的好与坏，不过过眼烟云，那些荒诞的故事，都可以饶恕吗？在阅读汪曾祺的时候，我们会想得很多很多。　　人生本来平凡，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他写的人也普通得很。小人物，小故事。但人间本色的东西都在。《讲用》里的郝有才，一个在剧院里打杂的工人，平平凡凡地过日子，工作也很积极。“文革”来了，突然与荒唐的时代相遇，于是一切变得很可悲。他有点爱占小便宜，后来被批斗。批斗会上的发言，十分正经也十分可笑，搞得大家莫名其妙 。而后来偶然做了好事，又被捧上了天。郝有才以幽默的语调让人忍俊不禁。小说写这样的人物时，我觉得作者是怀着反讽的心来看生活的。他厌恶人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也拒绝对人性进行简单的归类。在汪曾祺看来，人有私欲，乃平常之事。有爱心，也是心性的一种。妖魔化与圣化都有问题。所以他的世界观，是介于妖魔化与圣化之间的日常化的写真。但这写真里有诗，有悲悯与淡淡的寂寞。在日常生活里发现精神的美，给他自己还是带来了诸多乐趣的。　　《云致秋行状》写的故事，都为烦琐的小事，像是人物记事。主人公云致秋不过是剧团的一个小干部。其为人处世都不错，工作一心一意，自然也有一般京城人的奴性。他有一套旧京城人的处世逻辑，有一种维持心理平衡的方法。靠着这个法子，他活得游刃有余，自由自在。可是革命来了，旧的一套不行了。人要活，就得有新的维持自我的逻辑。所以在“文革”里也做了三件平时绝做不了的事情。一是去随大流批判领导；二是把记录单位安全秘密包括人事机密的材料交上去；三是写了大量揭发材料。这个一向热心的人，突然在古怪的时代随着古怪起来。“文革”结束后，他又恢复了日常的生活。照样是热心，照样是刻苦，以致去世后引起那么多的人的怀念。在作者眼里，人是社会的动物，好人与坏人的概念，不能简单为之。人世间的一切，比书本里写的要复杂。这里就消解了神圣，消解了意识形态的东西。社会是一本大书，人不过是个过客。帝力之大，而人力甚微，只能被环境所囿。汪曾祺不喜欢客观环境对人的挤压，想得多是人性不变的东西。人有没有常恒的存在呢？还是有的吧。那是恻隐之心，天然之态。可是现在我们被异化在其间，只能在笼子里远眺着天际，想一想。这一想，就有诗，有爱。汪曾祺使我们返回到人的原我，返回到内心。他眼光里的恩怨，与世俗的那些东西毕竟是不同的。　　阅世深者，倘有爱意，总有点逆俗的因子。汪曾祺喜欢从别样的眼光里看人，不都是自然主义的思路。他常常在悖论里读人，对美的理解完全是自我的体验。《瑞云》里那段传奇的故事，我们读了，不禁感伤。最美丽的不易得到，受损的反而易近。小说像是童话，实则为寓言，美妙得像普希金的《渔夫的故事》。他描绘的少女如天仙般美妙，可是却在毁灭里才能得到爱情。一旦美质得到还原，爱情却被阴影所罩。作者这样写世道人心，内心一定是难过的。他把淡淡的哀伤点染给读者，我们读了，内心不禁生出苦楚。在宁静里还会生出回肠荡气的气韵，那才是高人的妙处。　　在许多作品里，他写的都是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宏大的场景。人物呢，也都以平凡者居多。这些人有个特点，就是会一点手艺，或画家、医生、教员、卖艺者。氛围中透着书香，或是民俗的情调。也写了些五毒俱全的江湖人物，其间不乏怪异者。《故里三陈》有点黑白相间，《八千岁》是市井的昏暗，底层社会的起伏之状历历在目。《王四海的黄昏》是江湖人的善意的闪光，可是世风的浊气你感觉不到？作者写这些人物的命运时，像一幅幅风俗画，江南水乡、小镇的音色活灵活现。不错，这些图画都有点老气，我们在鲁迅、钱钟书的笔下见过一些。汪先生写这些，流水般自然，就那么汩汩地流着。琴棋书画、礼仪习惯，如诗般地涌动着，内在的风致清澈洗人。在写这样的故事时，他其实很少悠然与恬淡，我倒读出了他的忧戚的心。那么多美妙的人生的消失，乃大的悲凉。他陷在这样的悲凉之中。1991年，他的自选集再版的时候，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重读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悲哀是美的。当然，在我的作品里可以发现对生活的欣喜。弘一法师临终的偈语：“悲欣交集”，我觉得，我对这样的心境，是可以领悟的。　　如果不了解这样的心境，对他也许是真的隔膜吧？他的忧患常常被士大夫般的散淡所掩，其实自己的惆怅，比同代的作家并不差多少。他喜欢孙犁、贾平凹这样的作家，其实是内心与他们共鸣的地方很多。因为不愿意呼天抢地，这样的诗情就散失在平淡的文字间了。人生大苦，我们无法超越。而文人可做的，又何其的寥落。不过是用记忆与诗，点缀着日常的枯燥，继续活在这怪诞的世界。文人无用，古人就说过，现在也是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许多次，他说自己爱读《聊斋志异》，翻看最多的是《容斋随笔》。那些作品就是俯瞰人间的寓言，把一切彻骨的体验平淡地过滤着。蒲松龄那样的人，对人间万物的理解是含有隐喻的，以空幻与变形的笔法直面世间。他有无尽的情思，无尽的爱恨，可是并不直说，而是借着图像与幻影为之。其间是智慧里的诗，有诸多快慰。在汪曾祺这样的人看来，人表达思想的时候，倘能在诗意与智慧的层面进行，那是心灵的最高境界的舞蹈。许久以来，中国文学流于直白的记录，在庸俗的现实主义理论下创作，那与人的想象力与思想的攀缘是远的。小说是讲故事的，但并非直录，要有点神来之笔。即在平淡里见出奇异来，说出人人心有笔下却无的东西。这个是硬功夫，不那么易掌握。但作家的任务是向陌生挺进，躺在旧床上的默想，怎么能飞起来呢？　　这让我想起巴别尔的作品，总是有弦外之音。生活不按人们的想象进行，也不按流行的理念进行，它运转的方式与人的理念无关，是命定与宇宙规律的一部分。好的作家总是发现新的视角，但又是个生活本然的存在。尼采写世界的表象，是采用颠倒的方式的。鲁迅总在悖论里发现世界。作家的任务是从人的世界发现理念无法概括的存在。废名做到了此点，沈从文做到了此点，汪曾祺也做到了此点。　　6　　越到晚年，他越爱写乡间的旧事，故土的那一切在笔下活起来了。我们在汪曾祺那里看到了乡土的美，有的让人想起山水诗和乡土艺术。在泥土与水乡的炊烟里，他给了我们一个安宁的世界。　　可是这个乡土过于宁静，似乎过滤了诸多暗影。　　沈从文之后，写乡情美的作品很多。但大多有一点单纯。孙犁单纯，刘绍棠单纯，高晓声也单纯。　　但汪曾祺还是多了点难言的苦涩，虽然是淡淡的。　　汪曾祺在世风里看到了灰色的存在，对人性的诡秘也有所反映。他善于在揭示丑陋的时候来表现美。所以他的文字就比许多以乡土自居的人清醒，还是有话外之音的。　　说他的小说里有乡土气，那是对的。比如他喜欢点染岁时、习俗、礼节，对乡间的画匠、工匠、水手的生活细节颇为敏感。作品里不忘江湖里的东西，却非黑暗的留念，而是诗意的打量，在枯燥里看到了丝丝趣味。整个自然乡村，不是冷若冰霜的存在，而是美丑的互动，黑白的对照，而底色里的纯情的美流溢其间，真的洗人心肺。沈从文也写过乡情的美，但没有汪氏内在的苦楚和对世俗拒绝时的老辣。他其实通世故，故写人的俗气入木三分。可是他点缀着江湖的昏暗时又颠覆了昏暗。那里隐隐闪着智性的灯，照着昏暗里的世界，使我们这些在俗气里久泡的人窥见了人性的美意。于是清爽了许多，为之击节不已。　　一篇《受戒》，写得清澈、纯情，童心所在，俗谛渐远，性灵渐近，人间美意，生活丽影，在无声之中悠然托出。此种手笔，百年之中，仅寥寥数人耳。而《大淖记事》写女性之美，几近圣母，但又极中国，可谓神妙至家。民国间许多人写过乡土，佳作亦多。可是汪氏在气韵上绝不亚于前人，在神采上甚至还超过了前人。自从《受戒》、《大淖记事》发表后，一时倾倒众人。模仿者很多。我读过许多模仿汪氏的文字，形似而韵不似，相差很远。他对乡俗的理解，和一般人总有些距离。在精神深处，他的暗功夫是一时难以被看到的。那些自以为找到了汪曾祺密码的人，其实不知道乡土的隐秘是什么，乡土表现的弱化，乃精神单一的缘故。　　乡土文学是个有趣的概念。现在人们讲它的兴衰，为之感念不已，说明了其精神的内在意味的价值。我觉得认识它的历史，需从发生的源头讲起，这才能看清一些问题。　　谁都知道，乡土文学的发生来自于鲁迅。这里，周氏兄弟的翻译实践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18年，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谈到了日本作品的民俗价值。他觉得日本人借用域外的小说形式，成功地表达了东洋人的苦乐，将表达本土化，是个成功的例证。于是他感叹道，这样的文学，我们至今没有，言外是对中国文化有种苦苦的期盼。不久周氏兄弟出版了《现代日本小说集》，所译的一些作品，就有很东方味道的存在。这些对鲁迅自己，显然有些启发。他对绍兴的乡土的发现与这些日本小说难说没有关系。而这本译著，后来影响了许多人。废名、沈从文等人都从此感到了谣俗之美，他们自己就是坚持谣俗的表现的。而鲁迅的翻译和实践的确成了精神的先导。　　鲁迅小说在形式上有西洋作品的痕迹，尤其是俄国人的忧郁与紧张感。他的一部分作品带有安德列夫的阴冷。可是当写到乡村社会的时候，日本人的经验起了作用，不再是个体化的经验的外射，而是民俗学的因子进来了。周作人从学理上呼唤这样的东西，以为颇为重要。鲁迅赞成学理层面的理解，但更重要的是从生命体验里发现了它，将乡村社会的本色原态地昭示出来。所以，乡土文学的产生，有一个翻译的背景和学理的背景，鲁迅以鲜活的姿态，激活了这个话题。那个精神的高度在一开始就是众人仰视的。　　鲁迅认识乡土社会的时候，不仅有民俗学的参照，还有着尼采和克尔恺郭尔式的忧郁与无畏前行的意识。这种超人意识观照下的文化视野，就闪现着文化批评与乡愁的多种意念。他认为中国的乡间、民间文化，在明清以后，基本上就消失了。那些古老的存在早就被士大夫化了。民间的戏曲，本来表现原始初民的那种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东西，可是士大夫们把儒家的观点或者是泛道德的东西参与进来，文本就出现了问题。鲁迅讨厌京剧，就因为京剧艺术不断被雅化，本来是原生态的东西，后来到了宫廷就远离了本我，这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伤害。他晚年写了《女吊》，对初民创造的人鬼神交织的魅力世界的礼赞，乃是对非主流的文化的一种青睐，中国文化有趣的地方，在那个未被污染的地方。　　五十年代后，民间文化渐渐消失。七十年代，我在辽南文化馆搞创作，都是些实用的口号，我们写的东西全是道德化的，借用民间小调却完全扫荡了民间小调。我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民间。但在鲁迅那个时代，他接触的日本艺术里，是有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东西的。日本人对民俗文化的特别的因素是保持着的。早在江户时代，日本民间就保持了和宫廷里不同的东西，宫廷里讲的东西和民间的某些艺术是两套存在。　　所以，我们中国的民间，其实已经把独立的思维的东西，能够生长智慧的东西慢慢蚕食掉了。鲁迅在小说里发现了中国的乡村，发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些可贵而又灰暗的元素。借着西方与日本的多种参照，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乡土文学。沈从文写过一篇《学鲁迅》的文章，是佩服他的乡土笔法的。他早期跟鲁迅关系并不好，但是鲁迅的这一点，他不能不敬重。鲁夫子智性里散发出的审美的东西，对当时的作家影响非常之大。但是我觉得后来写乡土文学的作家，缺乏类似于鲁迅的这样一种东西。鲁迅的复杂与多维的视野，在后来的作家那里是很难看到的。　　我们看汪曾祺，没有鲁迅的驳杂，缺乏多维的思维，可是他描述乡下的生命，是存在多种感受的，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单纯。比如《大淖记事》，恶霸刘号长的出现，使故事变得惨烈不安。照一般左翼作品的思路，要靠流血的方式解决问题。可是汪曾祺采取的诗意的笔法，从风情的美里寻找出口。作者不忍美的陨落，而是将美好的结局介绍给大家，在紧张里让人喘上一口气来。气象上自然没有鲁迅博大，但内在的复杂还是可感可叹的。　　在六十岁后，汪曾祺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乡土写作。他有着半个世纪的苦楚的经验，自然和前人不同。他不是故意美化什么，也非去讲什么乡愁，只是从世间的嘈杂里寻一份宁静，打捞些美的片断。那里有老人的不灭的记忆，他厌恶周围的俗气扰扰的群落，于是寄情于乡土，从混沌里滤出清醇的东西。这个与鲁迅的状态很远，可是也丰富了乡土的写作是无疑的。　　刘绍棠写运河，有的很美，也很有意思。可是失之于简单，是牧歌式的咏叹，和真的人生较远。但汪曾祺的笔触有沧桑的意味，在最为空幻的地方也能感到是对现实的另一种投射，未尝不是历史的隐喻。只是心底过于柔软，不忍将笔触直指残酷的面影，有些温和罢了。可是这样的乡土，倒让我们觉得真实，是风俗画与人格图。士大夫的那一套消失了，野曲的那些存在也消失了，诞生的是个性化的禅意的世界。鲁迅、废名、沈从文之后，汪曾祺无疑是个重要的存在，他把走向单一化的乡土写作，变得有趣和丰满了。

互联网的全球治理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但互联网正是在全球合作与共同努力下才得以最终形成。争取未来互联网发展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中国任重而道远。

本文为甘阳教授2013年3月5日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美国宪法》课程第一讲的讲稿，由孙竞超根据课程录音整理，甘阳教授进行了发表前的审定。 ◎ 甘阳，杭州人，知青出身，曾先后在中国和美国求学。1999-2009年任教于香港大学。2009年起出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2014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总监。 本讲必读文献 1、美国宪法（1787） 2、法国第五共和宪法（1958） 3、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1872）（沃尔斯•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第八章）。 4、 Dicey,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Part One of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1885，1915）（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226页）。 参考文献 1、Glendon, Gordon, and Carozza, 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 second edition（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译本根据英文第一版翻译）。 2、波斯纳：《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及法学理论》，郝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讲稿相关书目 1、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2、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3、沃尔斯•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5、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杨国标、张儒林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6、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格伦顿：《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保罗•布莱斯特等编：《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张千帆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波斯纳：《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及法学理论》，郝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课前预习 1．阅读美国宪法的文本，提出问题，哪个条款引发你最大的兴趣？ 2，阅读《美国的历程》第一编，或方纳《给我自由》的第一部分。 一 上课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调查，你看到这幅照片上，美国男老师在打女学生，我们就老师是否有权体罚学生做了一个调查，结果让我很吃惊。09级的学生大约半数认为老师有体罚的权力；10级也是半数左右；现在看来11级的学生最liberal，反对的人数（即认为老师无体罚权）最多；12级的结果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以为12级的学生会和11级的态度差不多，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同学认为老师可以体罚学生。在来听课的老师中，有三分之一的持赞同态度；研究生大约也是三分之一（反过来想一想，如果照片中是女老师体罚男学生，感觉会很不一样）。 你们猜猜我的态度，我如何理解老师是否可以体罚学生。（同学：赞成。）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猜，那你们全错啦，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从个人态度来说，我反对老师体罚学生，但别人采取体罚手段，我并无异议。换言之，假定说我执掌一所中小学（注意不是大学），我作为校长不同意在本校采用体罚，但是我完全不反对兄弟中小学采用体罚。对我而言，最反对的是任何立法机关或知识分子从某种普世原则出发（比如人权原则），规定中小学不允许体罚。换言之，究竟是否可以采取体罚的手段，这个权力应该交给学校。 你们看，这张照片下面写了这么一句话：美国联邦政府的教师保护法承认，教师、校长以及教育机构有权为了维持秩序而采取合理的体罚。也就是说，体罚这个权力是下放到每个学校的，是case by case的决策机制，原因就在于各地的民风和传统是各不相同的。我相信，如果把这个调查拿给中国大学生去做，大概只有很少一部分同学会支持体罚，反对体罚的会占大多数，这表明我们很进步啊，也很"民主"啊，总之是自由民主之友。而这调查里有一句话我读不懂："中国网友认为，体罚和虐待不同，容许体罚不代表容许虐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中国网友对发生在美国的一个事件的反应，这背后是有潜台词的。那这里面的潜台词，我想可能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哦，原来体罚是容许的，美国有体罚，我们中国也有体罚，但体罚不等于虐待。而另一种含义则是，啊，美国一定比中国好，尽管美国也有老师对学生的体罚，但他们终究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他们的体罚不是虐待，但我们的体罚就肯定是虐待。在我看来，这种想法表现出了我们当下非常致命的一个认识问题，亦即不是努力去理解美国，而是先假定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没有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无法深刻理解美国，也不可能正确对待中国。一件事情发生后，往往只会表达情绪，用情绪化的语言来扭曲所有的事情，但情绪不会使人进步，反而让人失去学习能力。因此，要去了解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总去接受别人的opinion，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必须去问why（为什么）和what（是什么）！ 上课前给你们布置了作业，让你们阅读美国宪法的文本，讲一下你们在其中最感兴趣的条款，我看了你们全部同学就宪法文本所提出的问题。我原本打算跳过这部分，但因为同学们做的都很认真，我感到有必要在这里回应几个问题。 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可以在《联邦党人文集》内找到答案，正因此，这也是我规定为本课程必读的书目。我在下次课会讲到《联邦党人文集》，接下来会有一次讨论课，讨论《联邦党人文集》指定阅读的篇章。这本书应当成为你们整个学期内认真阅读的一个文本。而我们也会用整个学期的课程来回答你们在课前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包括去深刻理解《联邦党人文集》所给出的回答，当然，这些回答都是基于1787年制宪时的语境的，其思想会在后来的案例中发生变化。 你们中间，有几个问题提得比较精彩的。比如张思洁提出的问题：美国宪法的规定是否会造成如下的情形，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会选择在本党总统任职期间内退休，这样的话，本党总统就可以任命他的继任法官，最终形成最高法院内一党当家的局面？这问题的表述不那么准确，但我们下面会讲到这问题。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都是有党派的。在奥巴马上台前，九人里面年龄最大的斯蒂文斯大法官马上就九十岁了，但他就是要顶在这个位置上，一直要等到民主党总统上台，他才退，就是为了将大法官的任命权交给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就在斯蒂文斯退休后获得了一个任命自由派大法官的机会，这简直是在拼寿命呀！现实情况还要更复杂--人人都有党派性，但这并不代表人只是党派的动物，人还会有其他的考虑，会考虑到公共利益、法律的约束力等等。张思洁的这个问题体现出了很强的观察力，所以我先提出表扬。 刘佳辰提出了一个相当刁钻的问题，我之前也没有想过。刘佳辰观察到，美国历史上有数任副总统的空缺，怎么会有空缺呢？我昨天晚上才看到问题，来不及细查，现在只能猜测性的回答。我的猜想比较简单，副总统职位之所以会有出缺，大多数情况应是总统去世后，副总统继任为总统，在此情形下不可能为了一两年而单独选出一个副总统。同学们都知道的肯尼迪是比较近的例子，肯尼迪被暗杀后，副总统约翰逊继任为总统，之后大约有两年时间是没有副总统的。还有尼克松的例子，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为避免弹劾审判而辞去总统职位，副总统福特继任，但福特在继任后补了一位副总统。我猜想，大多数没有副总统的情形，应该都是总统去世而副总统继任，但在继任时没有任命新的副总统。这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我之前没有想到过，也是一个好问题。 苏昰瑜的问题向来都很有趣：总统、议员选来选去，费时费力，决策也要来回讨价还价，难道制宪时，美国就没有考虑过要实行君主制？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很荒诞，但它同我下面将要讲到的英国和美国宪制之间的差别很有关系，也和这本《英国宪制》很有关系，这是任何学习英国宪政的人都无法跳过的经典著作。《英国宪制》第三章讲英国王室，我讲一段给你们听。英女王在礼仪上的用途难以估量，英国如果没有她，英国政治只怕会分崩离析。英国报刊每天都在报导女王在温莎山坡上或去了哪里散步等等，很多人以为，英国人为什么这么无聊？让这么无聊的事情天天占据着报纸的篇幅？英女王是什么？女王不就是一个退休的寡妇嘛。查尔斯王子呢？不就是一个待业青年嘛。他们全都错了，英国宪政全部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一个退休寡妇和一个待业青年变的如此重要？君主制是一种强有力的政府形式，最大的原因就是君主制是一种可以让人理解的组织形式。如果不提出君主制的问题，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政治体制。我们对美国宪制的理解经常需要对比英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张佐和高一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公民是一种权利还是义务？能不能放弃公民资格？有没有不做公民的自由？这个问题要看你怎么回答，理论上肯定有不做公民的自由。但问题是不做公民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可以想到的好处就是不用交税；但不交税，你是不是就不吃饭，不生小孩？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你自己找一个地方，开一块地，但凭什么这块地就是你的？占地也要缴地税。假使你开的就是一块荒地，我闯进来说凭什么这块土地就是你的。你不是公民，不受保护，我一刀把你杀了就像是杀了头狼一样，或者你把别人杀了，但也承受公权力的罪刑责罚。这样看，人之作为人，很难遗世独立，逃避公民的身份。而且这还涉及到原初契约的问题，我们现在暂且不去讨论。 同学们还提出了比较多的关于人民的问题。美国建国后在1790年进行了第一次的人口普查，这是国会成立后最先做的头等大事，此时全国人口大约为390万，其中白人女性大约为150万人，男性为160万。而从宪法上看，问题在于21周岁之上的人口到底有多少。美国建国之初的人口非常年轻，因为孩子生得多，每对夫妇生8到10个孩子，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在15到16岁，绝大多数人都不满21周岁。人口的年龄问题可是个宪法问题啊。你们要知道，美国宪法是一部极高明的文献，很多东西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不要忘记，建国初的13个州相当于13个国家，每个州都对选举人有财产资格的规定，具体规定各州不一，财产资格的限制和21岁的年龄限制结合起来，美国在1790年有选举投票权的人数一般认为在60万到70万之间，最多不超过70万。这是美国建国初期的情况，而公民权本身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你们看美国宪法的修正案，第十五修正案（1870年）是关于种族的，第十九修正案（1920年）是关于性别的，第二十四修正案（1964年）是关于纳税的，最后是1971年的第二十六修正案是关于年龄的，将美国公民的选举权从21岁降至18岁，这是一个接近两百年的漫长过程。我记得范子懿的问题是关于年龄的，为什么第二十六修正案将选举权的下限降低到18周岁。原因很简单，因为反战运动。六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一波高于一波，反战的主体是谁？年轻人、大学生！他们没有权利投票，没有公民权，说话就没有分量。你如果不是选民，参议员、众议员就do not care about you；而一旦成为选民，政客就要考虑你的诉求。第二十六修正案非常关键，它表明年轻人和大学本科生可以投票，是社会激进化的一个标志。 关于选举，你们要想两个问题。有些比较激进的同学会提出第一个问题，美国制宪者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规定普遍的选举权，去除性别、种族身份的资格限制。我们先不问为什么，而是考虑如下两个可能究竟哪个更好。一种可能是人人有权投票，但因为政体没有这么大的容纳性，所有人都挤在里面，所有人的权利都要被考虑，利益都要被平衡，这个体制是没办法work的，这个共和国不太可能立得起来，结果可能是完全崩溃。另一种可能是这个体制起初将大部分人都排除在外，但通过很长一段时间逐步将一部分又一部分人吸纳进入体制，这种渐进式扩展的体制是work的，而且基本实用。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同美国是一样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历史的分水岭，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宪制，差不多一百五十年以后，1832年的改革授予中产阶级以选举权，而1867年的改革将男性工人阶级吸纳进入体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正因此，我们反复强调，政治问题并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当然是一个理想，但如果过分执着于这个理想，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谁都不得自由，不得权利。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大家可以讨论。不要仅从一种理想或一项理念出发，批评美国当初为什么这么不民主，不平等，那么多妇女、黑人、印第安人，也包括华人都没有选举权。早期的华人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的，以法律之名去排华，宪法史上有两个很著名或臭名昭著的案例，第一个就是关于华人的。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批评一个政体，经常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应当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观察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宪政，一个政体是如何work的。 我们在读《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也会讨论这个问题。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内有个著名观点：在建立政府时，第一步是让政府有能力去统治被统治者，第二步才是让政府去控制它自己。如果我们不去想如何让政府去管理，而只是思考如何去管政府，那么政府就没办法work。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管理被统治者，如果这个功能尚且没有立起来，反而先去讨论如何限制政府权力，那么这个政府本身无法存在。联邦党人当时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为什么要把这13个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合众为一后的新国家还是共和的，自由的，而不是暴政，这是联邦党人面临的根本挑战，整部《联邦党人文集》也都是在回应这个问题。作为联邦党人的回应，核心就是首先要形成有治理能力的政府，然后再去控制这个政府，否则政府本身都不存在你管它干什么。 同学们普遍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政党的。我想你们都看到，美国宪法文本并没有提到政党。我也顺便问一下，美国宪法有没有提到"民主"这个词？大家课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整部美国宪法，包括修正案在内，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民主"？有"共和"，但没有"民主"。政党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美国1787年的制宪者最初设计的就是一种"反对政党的宪法"，在这些建国之父们看来，政治是不能结党营私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最著名的就是其第10篇，这一篇的核心问题就是只要有人群，有政治，就势必有党派，问题在于好的政治应当能够克服党派的腐蚀效应。1787年宪法的设计就是去形成一种没有政党的政体，制宪者suppose了一种贤人政治，根据品行和才能来统治，但这个设想很快在现实中破产，特别就体现在总统、副总统的选举问题上。你们可以看第十二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的增补就隐含地承认了政党政治在美国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这么讲？最初的设想是，总统选举是要选出品行最高、能力最强的统治者，得票最多的当选为总统，接下来是副总统（理论上就是在美德和能力上仅次于总统这美德能力最好的人），这是在没有党派的情况下的天真想法。每一条修正案都必有它不得不做出修正的原因所在，而第十二修正案所改的就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的办法，我现在讲给你们听。 宪法正文第二条是关于总统行政权的。总统选举的基本过程是每位选举人都选两个人，两个人写在同一张票上。同学们不要小瞧美国宪法的每一个字，这是非常了不得的文件，每个字背后都有无穷的思考，大家要去读我的那篇文章。 副总统的设计当然有它的原因。我刚才讲到，美国建国的根本问题就是13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要结成一个国家。我在这里也回答一下李淇慧的问题，为什么United States是复数。United States是由13个独立国家联合起来的，美国建国后前八十年的核心问题就是13个国家究竟能不能合并为同一个国家。从结果上看1787年宪法是失败的，因为美国的真正统一是由南北战争所奠定的，而南北战争作为一场内战，本身就意味着宪政的失败。你们要明白，宪政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宪法框架内获得非武力的和平解决，武力的解决就表明宪法的失败。 回到总统选举的问题，如果只是选一个总统，那么这13个国家的每个毫无疑问都会选自己国家的人，13个state各选一位，这样总统就是选不出来的。所以每位选举人可以写两个名字，其中一人必须不是本邦国的。比如，纽约state的选举人，选的一个人必定是纽约的，而另一个不能是纽约的，你们可以想见，这种选举程序是希望选出各方面都得到大家认同，在北美大陆各地都有声望的总统。我们可以做一假想，13个state各选自己的人，于是13人各得一票，但另一个人即便只有3票，结果也比任何人都多，所以说这种选举机制的理想就是选出一位最贤明的总统人选。选举人只选两个人的名字，而不注明谁是总统，谁是副总统，关键看谁得票最高。这个预设就是只有地区派，而没有跨地区的党派，一旦跨地区的党派出现，这种机制就会出问题。你们可以看1796年的选举。在思考美国宪法时，你们一定要有基本的时间概念，美国这个政治体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历史相对较短，因此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可以从头开始观察人类是如何组织起他们的政府的，这其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人和人之间如何生活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直到大家都接受一套共同的规则。英国历史久远，很多事根本无法追踪，而美国历史比较短，所有的发展都可以观察。费城制宪是1787年，华盛顿当选美国首任总统是1789年，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1796年的时候宣布不连任，此时的美国已经分为了两党两派，麻烦因此出现。我们可以想见，就以美国民主党为例，假如一位选举人可以提两位候选人，我就会把票都投给本党候选人，这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即本党两位候选人得到相同的选举人票，总统究竟属谁可能出现问题。这种情形就出现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当时杰斐逊是现在民主党的领袖，他同本党的伯尔共同竞选总统，结果作为副总统人选的伯尔同杰斐逊的得票完全一样，既然得票数相等，为什么你杰斐逊就是总统，而我伯尔只能认命副总统呢？众议院投了35轮票也没有选出新一届总统。这当然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危机，伯尔这个人非常糟糕，他就是后来在决斗中杀死汉密尔顿的那个人，而当年因为地区利益的平衡，他和杰斐逊都拿到73张票，我相信这是任何一本美国历史书上都会讲到的宪法僵局。 第十二修正案就是在这次危机后写入宪法的，它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改动：总统有总统的候选人，副总统也有副总统的候选人，两张选票分开，一张写总统，另一张写副总统，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便是联邦党人这么天才的政治家，他们所设计的宪法仍有一堆的破绽，仍要去修改这部宪法，无论是文本上的修正案，还是联邦法官的宪法解释，都是在面对宪法中的破绽。 我以上回应了你们第一次阅读美国宪法后提出来的一部分问题，主要围绕着两个，一个是关于人民组成的问题，另一个是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缺失，其实不仅是政党，宪法由始至终也没有提到民主两个字，"奴隶制"也是隐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的，是非常有意不在宪法本文中出现奴隶制这个字眼，否则费城制宪就必然失败。美国宪法文本是一个极高明的文献，我们会有整个课程去讨论这些问题。我这里只是再去强调一点，刚才我们已提到，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发展都是take long time的，开始时只有很少数人有选举权，可以参与政治，一步步地逐渐扩展，这个过程的背后隐含着一种理念，就是智慧较低的人要服从智慧高的人。这在今天当然是一种不时髦的观点，我指定你们去读白哲特的《英国宪制》， 有余力的同学要读1872年第二版的导言，它所围绕的就是一个非常英国性的思想。我们不可否认，从前的少数人当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我们今天都是民主派，同情下层、穷人、劳动人民，但我仍会坚持一个观点，穷人不等于就是好人，也不等于聪明人，两者之间不可混淆。在一个社会内，有钱人无疑占有着最好的教育资源，通常而言，他们的教养和智慧也会比较高，所以这背后就有一个政治考量的问题。我们大概都会希望，政治不仅是要平等的，而且还应是有着高度智慧的，不那么愚蠢的，如果民选出来的官员都是愚蠢的，无论程序多么符合民主和平等的原则，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政治，由此可见民主政治的实践包含着非常多的复杂问题。 这种观点，在今天这么一个高度乃至极端民主化的年代，可以说是非常unpopular，但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必须考量这观点背后的问题：到底是社会内有智慧、有抱负的人引领着相对较差的人？还是说整个社会完全在向下看齐？ 这么一个逐渐开放的政治过程如何才能走出来，就要求被吸纳进来的这部分人首先应承认此前少数人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即便是这规则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他应当是被吸纳进入的。你们如果读过马克思，就会注意到，马克思对英国的最大愤怒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腐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工人阶级的国家，但英国恰恰最不能成为实现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土地，因为英国的工人阶级贵族化了，工人阶级内产生了工人贵族。工人贵族的思想和情调都追随着他们原先的对立面，也即贵族和皇室。在英国最拥护女王的是谁？是工人阶级，下层社会！你们可以看我指定阅读的《英国宪制》第一章。我首先提出来这个问题，放在这里供你们批判，但这是在任何一个人群、社会和政治体都会存在着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得赤裸裸些，在我们这个博雅学院也必定有高低之分，而我希望是好学生领着差一些的学生向上走，而不是所有人都向最低的看起。人类社会是向高走，还是往低处走，这是任何人群都会存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政党，我刚才讲到，第十二修正案的增补，总统和副总统分开选举的方式，实际上就隐含地承认了政党在美国的出现。建国初期政党政治的领袖，包括杰斐逊和麦迪逊，他们本身是政党的组织者，但同时他们自己认为政党是短暂的过渡事物，最后应该消亡，也就是说，每一位政党领袖在当上总统后都不愿意政党的存在，因为政党就是divide people，煽动群众以及人群中的敌意。中国历史上关于朋党问题有长期的争论，有些文章明确赞成朋党，但居主流的思想是基本否定党派。基本上看，传统政治都认为政党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美国对政党政治的承认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而第十二修正案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政党存在的必然性。以上是我大致所讲的两点。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们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们 二 现在回到我们这门课上来。这门课有点特别，而且还有些冒险，之所以说冒险，是因为我这次将大一、大二的同学也包括进来，严格地讲低年级的同学修这门课有些早了，未必特别适合。我曾在清华法学院讲过这门课的部分内容，对象是清华的研究生，他们都是从法学院本科毕业的优秀学生，但刚开始的几周也是跟得特别吃力和辛苦。在座的除了大一、大二以外，还有大四的，这已经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学期，基本上所有的学院在大四都不会排课，尤其这么重的必修课，所以我一方面要感谢他们，另一方我也肯定，大四的同学这门课不要交final paper，原因很简单，大四不可能像常规年级那样等到学期结束，他要毕业了，五月份时所有课程的成绩都要出来。既然不需要final paper，大概一个非常短的paper就可以，我希望大四的同学在三、四月份的讨论课上能够多起些作用。我们大概每两周安排一次讨论，但一开始时，我希望可以多讲一些，期中后希望安排一周一次讨论。大家上课很辛苦，这门课的阅读材料非常多，我有一个很高的期望，所以这门课程的题目也和原先设想的不一样，我希望本科生可以从细读美国宪法案例入手，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现代性与现代政治法律道德生活的若干基本问题。比方说，什么是宪法？我希望博雅学生从一开始就要从原初处开始思考，没有任何东西是被take for granted的。宪法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宪法？大家不要将宪法当做想当然的，英国为什么就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所有的问题都要逼到原始状态去思考。是不是现代政治一定要有一部成文宪法？我这里强调的是英国不但没有成文宪法，而且英国的体制也不可能有成文宪法，如果有成文宪法就不可以同时存在英国的"议会主权制"（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我给你们指定了戴雪的《英宪精义》这本书，雷宾南先生将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音译为"巴力门的主权"， 显然是爲了要避免与美国国会的混淆。英国政治与美国政治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接下来会讲这本书。 现在大家也都在讲人权。同学们首先注意一点，rights和human rights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你们觉得有区别吗？如果你们多读些书，就会发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人在讨论国内问题时从来不用human rights，这个概念是一个国际政治里用的词语。我们这门课接下来要读很多案例，还有法学家的著作，他们在讨论美国政治的语境下也从来不讲human rights revolution，只用rights revolution。在美国国内，rights特别指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些权利。但这就隐含着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国际政治内用human rights，是否因为非美国的、非西方的人们是不是human还未可知，所以要强调这个human rights？因此，这种概念术语的用法隐含着我们要去追问的很有意思的问题。Rights是什么？谁给你的？大家都想要权利，你有哪些权利，为什么你有这些权利？这些问题都不能take for granted，必须要去追问。我要求博雅学生必须扑到最原初的问题上，站在根本点上去思考！中国人的最大问题就是永远只会提出二流三流的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往往认为西方人已经把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因此不可能走到原初问题上来，而习惯于在第二级、第三级的层面上去思考。他只是在跟着别人说，所以差！博雅学生一定要突破这种状态！你们必须去想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例如，权利是先在于政治社会的？是natural rights？天赋人权？还是说权利是由政法制度所create出来的？是人造的？ 大家也都在谈民主。人们通常假设美国是民主的，而中国不民主，但你们知道美国的民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吗？三权分立？民主政治必定是三权分立吗？你们要去问，你们要去看，英国是什么样子？法国、美国又是什么样子？天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而中国人先把西方的东西当成是perfect的，然后又把中国的东西想成是bad的，这就是中国人思考的问题，就好像我在一开始讲到的，美国的体罚就只是体罚，而中国的体罚则一定是虐待的，所以你根本走不到一个根本深处去想问题。你要像美国人那样去想问题，像美国制宪者那样去问问题。我在清华法学院第一次上课时就说，我的课要求很简单，跟我读美国宪法的判例，你们每个人都要假定你自己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你没有这个想法，你就学不好美国宪法！你必须去想，我就是九个美国最高大法官之一，这个案子我怎么判？我待会儿就给你们两个案件看你们怎么判。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讲民主时只空谈理念，而不脚踏实地。民主是什么？民选官员就代表民主吗？民主代表谁？谁代表民主？从美国看，首先是有民选的政治部门，行使立法权的国会和行政权的总统就是民选政治部门，然后还有非民选的政治部分，这就是法院，联邦法官不是选出来的。但民选的国会、总统和非民选的法院谁更代表人民？这是我们这门课贯穿的核心问题之一。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宪法文本内并无根据，我们会有一堂课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司法审查现在是一个历史形成的事实。我们必须会提问，司法审查权的正当性根据何在？如何防范司法权的滥用，走向司法政治主义？美国的建国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在1820年的一封信内就有论述。 以上是我对这门课的基本设想。今天这堂课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博雅学院不是法学院，为什么要开这门课而且列为必修课？第二个问题，我们这门课基本上会集中在美国，所以同学们在一开始就必须明白，美国是一个非常unique的体制！即便是在西方世界内，美国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你必须把美国摆放在一个比较的视域内，要去看美国和英国、法国的差异是什么？这是我计划这一讲的内容，但今天课上有可能讲不完。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博雅学院要开宪法课。大四年级的即将毕业了，我仍希望他们在毕业前补上这门课。我在组织上想要一种跨年级的讨论方式，所以将大一大二的学生也包括进来。我自己通常不太愿意讲重复的课，今年这次讲过后，我两三年内都不太想讲这门课，因此也比较希望培养一两个青年老师接着讲这门课。为什么博雅不是法学院，却还要给本科生开这门课？这里面有好几个理由。 首先，博雅教育虽然强调古典和人文，但博雅学院无意成为一个古典学院，所以我比较希望古典和现代能有一个平衡。而且归根结底，即便是投身于古典研究的人也必须具有一种现代的perspective，毕竟我们都是生活在现代的现代人，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没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你也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古代。因为所有进入古代的人在背后都有他现代的问题意识，他研究古代必定带着他现代的问题，所以如果对现代的问题了无所知，必定研究不好古代。另外一点，我也希望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会有个平衡。因为每一部宪法都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我将这门课定为五个学分，这就要求大家用更多的力气来学习这门课。从博雅课程的设置来说，我们一二年级通常不排社会政治的课程，我们希望先打好人文的基础再来读社会科学。所以我的这门课也有些破例，看看大一大二的同学们会是什么情况。 第二个原因，之所以要在博雅学院开这门课，坦白说我个人认为美国宪法非常有趣，有挑战性，美国宪法的许多案件，不太夸张地说就是一种高智商的语言游戏。我希望博雅学生可以去提出一些高段位的问题，思考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我在此先讲一个同你们学生有关，可以刺激你们的问题。美国法学法律界所有的最好学术期刊，都是法学院的学生编辑的，无论你是多大牌的法学教授，也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你文章的发表与否是由法学院学生来决定的。当然，美国法学院是研究生阶段教育，法学院的学生都是研究生，这即便如此仍是很惊人的，因为教授文章的发表权握在学生手中。从文史哲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没有一个学科会是这样的。如果换到其他学科，那么教授们全都会跳起来，我的文章要你来决定是否发表，到底谁是学生，谁是老师，谁在教谁啊？只有美国法学法律界很不一样，法律评论刊物是有着百年经验的历史形成，《哈佛法律评论》是最早的，之后所有的法学院都跟着走，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学术评价体制。我们可以先说它的正面作用，美国法学院特别是精英法学院，确实起到了塑造国家精英的作用。法律评论期刊的学生编辑部是怎么形成的？以哈佛法学院为例，每年在二年级学生中招40位编辑，任期一般为一年，进入编辑部后，主编叫做president，普通editor则是在数百名学生中择优选拔出的，这是竞争很激烈的位置，进入法律评论的编辑部就表示你进入了最精英的阶层。在这门课上，你们会经常遇到美国法学院的知名教授和美国大法官，回头去看他们的经历都是非常一致的。在法学院读书时担任学生编辑，毕业后开始担任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助理，一年后，最优秀的少部分人有机会担任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助理，每位大法官可以配备四位助理，一年就约有36位大法官助理，通常任期一年。美国精英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在履历上是惊人一致的，他们在毕业后基本上就是三个去向，第一是美国最好的律师事务所，第二是进入美国的政府或政党系统既从政，第三是到法学院做教授。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词基本上都是助理拟稿的，所有判词的style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法律评论期刊上的论文，还是大法官的判词，都是不必要的冗长。法学院的学生说实话是没什么学问的，反而喜欢炫耀学问，如果你们去比较一下美国法律评论期刊与所有其他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就会发现法学论文最长，动辄上百页，脚注都有几百个，其实完全没有那必要。而美国大法官的判词也常常几十页、上百页，像美国法学期刊的文章。法律人说着一种非常独特的语言，有着本专业"语言的编码"。同学们刚开始读的时候会很辛苦，但读多了之后，我觉得比侦探小说还精彩。有些经典判词实在是神来妙笔，对照之下，就能看到我们当下讲宪政、民主时在语言上的贫乏，boring，empty！读大法官的判词时，我们要去思考他们是怎么写的，怎么组织语言，这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而这就是法学院学生的生活方式，这是我比较希望同学们理解的一点。 不仅如此，虽然我们读的是美国的宪法案件，但毫不夸张地说，你们都生活在它们的笼罩之下，而且是在无意识状态中。比方说，博雅学院的学生每年如要报本科生的研究项目，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想要研究同性恋问题，我实在不明白，天下这么多事，何以只关心同性恋。你们压根不知道同性恋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美国的问题，你拿过来有什么意思，不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人跟着别人瞎起哄吗！我要求博雅学生应当通过自己的思考，首先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去研究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在美国是生死之争，但在中国是不需要辩论的--同性恋、堕胎这些议题影响到了每个美国人的道德生活，但中国根本没有对应的问题。同性恋在中国是个时髦的东西，我2006年在北大教课，一大帮学生都是"同性恋"，他们实际上不是真的同性恋，就是觉得时髦，他们是文化人而不是自然人。所以你们要去想这种问题是从哪里来的以及问题背后的问题。 你们对美国宪法的学习不能停留在抽象中，我现在给你们两个case思考一下。先说第一个，一位15岁的女中学生怀孕，她在决定堕胎前是否要告知父母，如果换成一套权利的语言，就是父母有没有权利to be informed，而女儿有没有权利not to care her parents，这个案子怎么判？（王贾川：父母应有被告知的权利，但是否堕胎，是女儿自己的决定。）你这个态度等于没有做出判断，"两头翘"啊。（宋林鞠：父母有权利被告知，女儿在心智上尚未完全成熟，而父母更有能力去帮助她决策。另有几位同学表达了同宋林鞠相似的观点）。你们的观点在美国属于保守派！我每次在国内问这个案子都得到相同的答案，因为你们虽然表面上是自由派，但其实心里都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至少按美国标准都是保守派。美国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判决很分裂，不光法官之间有分歧，同一位法官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宪法在美国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私生活的全部领域，而我们的问题在于并没有参与到这些原始的辩论，只是简单地把美国的话语拿来，却没有参与到这场辩论中来。而所有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到底要有一种什么样的moral life。 再说第二个case，一对年轻夫妇，妻子怀孕，但不想要孩子，准备人工流产，她有没有义务要告诉丈夫，或丈夫有没有被告知和征求意见的权利？这个问题就不用问男生了，问几个女生。（沈麟：妻子应该告诉丈夫；张天：应该）有没有哪位女生认为可以不告诉丈夫的？你们怎么都这么不女性主义？这么不自由主义？怎么都这么保守主义？！这个态度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一个人到底是一个赤裸裸的个体，还是同他人处在某种关系之中，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就是彻底的个体，这样的人就会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身体我做主，my problem，not your business。即便是父母，丈夫，没有人可以代替我，这是一个最强的自由主义argument。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们某种意义上都是保守主义的。当然，立场是一个问题，论证是另一个问题，这也是美国宪法有趣之所在，再坏的道理也要讲道理，你们一定要学会用这套编码语言。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宪法介入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而中国跟着瞎起哄的后果就是，表面上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自由主义者，但从心底深处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自由主义并不是你最终的立场而是多数中国人肯定是保守主义的，理解这一点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八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在美国打败自由主义的原因。自由主义在六十、七十年代实在攻势太猛，在堕胎和同性恋这些问题上攻城拔寨，但到目前为止，同性恋在美国宪法上从来没有合法化过，始终是一个激烈辩论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所有理所当然的问题都是需要去追问的问题，这所考验的就是你们的思考能力。博雅学院排这个课是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这里面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相当多令人不安的东西，需要我们思考，一个入手点就是去理解美国人自己的辩论，特别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而不要先把美国简单化。我希望中国的精英大学生都能有独立的思考，我们中国一直以来未能培养出思想家，打造不出美国一流法学院的精英，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大学应该以此为己任，我希望你们研究的前沿问题不是最新最时髦的，而是最原初、最根本的问题。这两个小case只是举例，我们在这个课程中会全面展开讨论。 我们天天都听到媒体在讲政治改革、民主、宪政，这中间包含了人们很多美好的愿望，但到底怎么个改革，政治改革是什么意思，要宪政、民主、自由，你到底要什么？大多数公知所说的政治改革就是我们应该像美国那样，所以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个问题，美国到底什么样。说起民主这些词，绝大多数人脑海中就会有一个印象，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觉得像美国那样就好，但却说不出美国到底怎么样。通过我们这门课，我希望同学们对美国的基本宪制能有个理解。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包含着它本身无穷的问题，没有什么体制是完美，这本应是思考道德、政治和法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一上来就想象一个完美的西方甚至是美国，这其实是最差劲的思考，只能说明你们根本就没有思考，不会思考！美国到底是如何选举的？为什么美国是两党制而不是多党制？为什么第三党永远无法赢得选举？美国如果是多党制，就有可能分崩离析。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能够集中政治意志，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利益都纳入一个可以决策的机制中去，以达到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共识。如果所有人永远各说一套，那么就不成为一个政治社会。但对比一下，欧洲国家除了英国以外都是多党制。我下面要讲两个英国学者，站在他们的视角来看，美国的这套宪制是完全不可能运作的，白哲特就认为，不是美国的制度好，而是美国人比较好，如果不是美国人和美国思想，这套体制完全运转不起来。 还要说一下小组讨论的安排，我希望每次讨论的小组主持人都是轮换的，这样有利于大家的积极参与。讨论最好是跨年级的。低年级的同学要先读完《给我自由》和《美国的历程》，对美国的历史脉络有一个基本了解，否则后来的课程会比较难。而高年级的同学，我会布置一些更深入的阅读材料。 我这里要特别讲一下什么是宪政。我在课前已发给同学几个国家的宪法文本。你们看一下，比较美国宪法、法国宪法和英国宪法之间有何不同。从宪政的角度来讲，美国只有一部宪法，法国大革命两百年来共有15部宪法，法国不断地重新制宪，而不是修宪，而英国则连一部宪法都没有，这三个国家的宪法体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美国的宪政在西方也是最特殊的而不是最普遍的。 我在课程大纲这一讲的参考书目列入了两本书，一本是格伦顿的《比较法律传统》，这本书的导论讲述了一点对中国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道理，实际上也是最简单的道理，但这简单道理似乎中国人最不能理解，这道理就是法律是最不可能简单移植的，因为真中起作用的法律制度一定是植根于一个政治社会的历史深处的，任何法律移植都要慎之又慎。比较法的目的不是比较出高低之别，而是要去理解法律生成的历史渊源，就是格伦顿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另一本是波斯纳的著作， 波斯纳虽然和格伦顿同为保守派，但很难得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拘，他著作等身，平均每年至少出版一本书，而且亲自上阵写法官判词。自由派中间，我则比较推荐桑斯坦。《宪法决策的过程》是我们可以用的美国宪法案例教科书，但这是多人合作翻译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而无论是格伦顿还是波斯纳的书，主要都是比较英美普通法和大陆法，基本不关乎宪法。关于比较宪法，我推荐了白哲特的《英国宪制》和戴雪的《英宪精义》。戴雪从1865年开始写《英宪精义》，这是美国南北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戴雪非常明确地批评了美国的宪法体制，但也预见到美国的宪制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成为争相仿效的对象。雷宾南先生的翻译非常用心，比如将parliament翻译为巴力门，以区别美国国会。 我们最后简单地来讲一讲白哲特的《英国宪制》。这本书的第一篇指出了关于英国宪制两种流行但错误的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英国的政体是三权分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相互分开。虽然许多文献都这么讲，但这同英国的政治实践风马牛不相及。第二种理论认为，英国宪制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三权的相互制衡。白哲特主张，如要理解英国宪制，关键在于理解英国体制由两个部分组成，也即尊荣和效率两部分。效率的制度可以仿效，但尊荣的制度部分却无法照搬。在英国，尊荣主要化身为王室，这也是英国宪制最复杂的部分。我们往往会觉得，英国女王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因为女王在效率意义上是起不到作用的。但白哲特在第三篇内提到，若是没有尊严这部分，英国的整个体制就会分崩离析。而效率制度的核心在于三权合一，而不是三权分立。这样看来，王室代表着尊荣，而不是效率，议会则反过来代表着效率。在白哲特看来，一种宪制如要成功，必须达到尊荣和效率的两个目标，而且每一个古老的宪制也都历史地达到了这两个目标。这是非常深刻的观察，中国宪制改革的关键即在于此。 白哲特接下来批判了只注重效率而忘却尊荣的观念，或者认为尊荣部分需要掌握实权的观念。尊荣和效率担当着完全不同的功能：尊荣部分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发动机，而效率部分则是要利用被发动起来的政治力量。比方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是非常必要的，体现中国政治的尊荣方面，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意义，展示出在乾隆年间普天都在君主的掌控下，没有这种基于君主个体的展示，政治体制就不可能形成民众对帝国在心理上的向心力。另一方面，根据白哲特的讲述，英国政治效率的秘密在于立法和行政权的紧密融合。对照美国的选举制度，美国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各有选举，相互间是平行和独立的，这是三权分立的典范；而在英国巴力门的选举中，多数党的领袖直接成为首相。英国没有三权分立原本应是常识，但问题在于孟德斯鸠搞错了，他认为英国是三权分立，正是因此所有的经典著作和理论都认为英国宪制的关键就在于立法和行政的分离，也让白哲特费了好一番解释的口舌。美国革命之前，美国人向来以自己是英国人而骄傲，因为英国是全世界唯一自由的地方。白哲特这本书讲到，美国人以为自己的三权分立是在学习英国，实际上一开始就是个错误，英国首相是议会的当然成员，他通过内阁将英国的立法和行政权结合在一起。英国不是三权分立，内阁实际上是立法机关的委员会，反过来，美国参众两院有无数的委员会，但它们同行政没有任何关系。英国宪制责任明确，但美国的制度却使得责任推诿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美国去反推建国初的美国，美国的宪制也是运转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发展而成的。根据美国制宪者的设计，最危险的分支并不是总统，而是国会，因此他们在国会条款上最多费笔墨，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美国政治科学的奠基人，他的早期著作就使《国会政府》。无论如何，英美体制的最大差别就在于美国的立法和行政是全然分立的，英国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体制如何运转。 而如果只从现代民主理论来看，我们也会认为英国的贵族院没有用，王室也没有用，有效率之用的只有下议院。但我们要看到本质，要看到内阁是起着连接作用的连字符，是用以固定的皮带扣，行政和立法因此完全结合在一起。英国内阁在理论上是由巴力门选出来的，但它在组建后却又有解散巴力门的权力。当人民要求改变时，英国议会可以随时听从人民的召唤进行大选。相比之下，美国宪法规定了国会固定的任期，无论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即便为民意所抛弃，也要把固定任期做完。 关于英国内阁，最突出的特点是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内阁会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秘密的。即便是在最动荡的时候，下议院也很少要求宣读内阁的会议记录。就好像美国最高法院最多在开庭时有录音，但绝不准录像。英国王室的档案也是秘密的，不要以为民主政治就只有公开性，完全无秘密的政治实际上是无法运作的。当然，现代的英国内阁和美国最高法院比以前更为公开，从前美国人大约只能在仪式性的场合见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们是国家尊荣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并不难理解白哲特第一篇对效率的讨论，直至今天，英美体制仍是如此，而讲尊荣的篇章就比较难懂。白哲特在第三篇内讲到，英国人会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当做是重大的政治事件，英国人民对威尔士王子的婚礼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这是一种孩子气的感情，也是一种实际上更接近人类本性的感情。人类的一半是女性，而女性对婚姻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政治的兴趣。只要不是极少数的愤世嫉俗者，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一个美丽的童话，以此点缀严肃世界的干瘪场景。王室婚礼是一个婚礼这件普通事的华丽版，因此可以吸引无数人民的注意力。在美国也同样如此，林肯遇刺后，美国人都知道英国女王写给林肯夫人的信件，但对英国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却基本不懂也不求甚解。在日常政治的一堆混乱无聊的俗务之间，女王这类事都是可以为人们理解的自发情感。王室的家庭事也是如此，这些漂亮美丽的事件让政治事务变得甘甜，这些事件看起来同政治不相干，但它们可以深入人心，占据人民的思想。用白哲特的话，君主制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做有趣事情的人身上，而共和制则把注意力分散至很多都在做聊无趣味事情的人上。现在看来，白哲特对英国尊荣制度的经典描述，至今仍适用。 我们今天这一讲还没有机会去讲戴雪的书， 下次课我们继续。我希望同学们可以人手一册白哲特和戴雪的书，它们是理解英国政治的关键，也是理解英国和美国差异的关键。 今天讲到这里。 

李伯斯金，设计了柏林的犹太博物馆，纽约的ground zero，最近设计德累斯顿的军事历史博物馆（将于2011年10月14日开幕）。建筑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是怎样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他又怎样理解德累斯顿这个在二战中被盟军炸弹摧毁的城市？

“批判的地域主义持一种辩证和批判的态度。它对以全球化和大同文化为主导的现代主义建筑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它也对地方和地域主义，尤其是那种矫情的、浪漫风的和风景化的地域主义持批评态度。它强调场址、地点和地形、地貌在建筑设计中的作用，它也保持了现代建筑的进步和解放的思想。这是一种严肃的、具有生命力的、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建筑思想。”

人文学者应该坚持这样一种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去医治社会的疾病。人不仅要吃饭，也需要吃药。这个思想在以前就有了。80年代就有人提出种种思想，这些思想老是被批判，如异化的观点，人道主义的立场，我们不断地清除这些“精神污染”。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观点用一种独特的语言说出了当时的弊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弊端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经典选读。

中国不是唯一在19世纪面临严重危机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德川日本都经历了和中国清朝末年类似的问题。这四个国家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军事的软弱，这使它们在面临外敌入侵时非常脆弱。土耳其、俄罗斯、清政府和德川幕府的军队都曾和欧美工业化国家交战过或有过军事对抗，很快都吃惊地发现它们的军事力量比工业化国家差得太多。欧洲国家时不时地掠夺土地，或者纳入本国疆域，或者作为殖民地来统治。但是更多时候，欧美的军队利用它们的优势迫使军事弱国做出让步，从而寻求优惠条款，获得商业特权，使工业资本家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在这些军事弱国里实现巨额利润。

在通识教育科引发的讨论中，不同的政治立场或互相批判，或吊诡地相互支持，构成了极为复杂的论述，也印证了教育改革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目标和理念统一的、可依单一计划安排的过程，而是各种相关的持分者在执行时结合多元纷杂的目标 /理念和细节的运作程序所衍生的具体效果（effect），或Foucault和Bennett所指的去中心（decentred）的权力操作和管治。

民俗学在18世纪末开始在欧洲出现，是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结合的产物。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改变了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而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是赫尔德。威尔森概述了赫尔德的思想发展历程，阐述了民俗学在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