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全部

解剖学是近代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西方科学知识之一，最早可追溯到1643年刊行的《泰西人身说概》，解剖学在华传播并产生革命性影响则始于合信翻译的《全体新论》，时间在1851年。现代意义的"解剖学"名词的成型是多种语言和科学思想互动的结果。

“项目制”理论本身也许无可厚非，但它显然需要其它的制度配套和较崇高的价值取向方才可能展示其所可能起的“现代化”和“合理化”作用。从更长远的视野来考虑，其中的关键也许是，理论中的受惠者是否真正能够成为实际运作中的主体。

文章主要通过具体案例来探讨台湾社会问题。

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同资本发展相关联。前三十年，随着城乡资本力量的减弱，工人阶级的地位逐渐上升；而后三十年，随着城乡资本力量的扩张，工人阶级的地位逐渐下滑。 总体上，中国工人阶级有三个独有的区别于外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特征。第一，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比资产阶级要早，而且一登上政治舞台就产生了自己的政党，并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作为一个阶级集体亮相，1919年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随后马上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不少，但产生后能够夺得政权，中国工人阶级是其中之一。第二，中国工人阶级具有较为完整的阶级意识。中国工人阶级在建国前三十年充分认识和发挥了自己的巨大力量，使工人阶级找到了自信，释放了潜能；如果只有毛主席的30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完整的。前30年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当家作主是什么感觉，后30年知道资本力量是什么，做鬼是什么感觉。经过这前后三十年的正反教育，中国工人阶级由此产生了较为完整的阶级意识，对这个阶级要争取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以及反面制度资本主义有了清晰的认识。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可能发挥出来巨大的能量，将来大家会一步一步看出来。第三，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巨大。60年前中国工人有800万人，400万就业、400万失业，今天保守估计有3个亿，增长了近四十倍，比美国的人口多。这是世界上数量最大，人数最集中的工人阶级队伍。 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并不是刚建国就成为了自为阶级，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阶级意识的，是在生产实践的不断发展中逐渐成熟的。 第一个时期1949－1956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从自在向自为转化。工人阶级不是毛宣布新中国成立就自为了，不是这样突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搞清历史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说共产党宣布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这种说法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怎样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仍需客观的看这一历史。建国以前，有人对工人阶级的作用就表示怀疑，提出从农村转入城市后，在城市依靠谁？他们不相信工人可以领导，认为工人没有参加革命并取得胜利，而是被解放的，同时工人意见多、不好管，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建国初吸引工人入党、组织工会等方面，对工人都存在关门主义的问题。现在我们去调查会发现很多工人理论水平很高、也很重视动员群众，但他们都没有入党，这就是当时关门主义所导致的结果。针对这种错误认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宪法说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具体实现是通过共产党，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为什么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这是由共产党性质决定，同时还要考虑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只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而没有把工人阶级确定为是领导阶级，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还不是自为阶级，数量和觉悟都还不够充分。中国工人从1949年的800万发展到1956年的4651万，到1958年发展到5600万，从农村中发展了大量工人，数量上有了巨大的增长，并且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教育，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主人翁意识的有觉悟有经验的新工人 ，整个工人阶级队伍的自我觉悟都得到极大提高，这使工人阶级担当领导阶级成为可能。1954年宪法从根本大法上确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同时，这7年时间也是工人阶级同政党的磨合期，从56年开始跟官僚主义斗，56年当年全国各地有1000多次罢工。 第二个时期1956－197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20年，这是工人阶级发挥潜能的时期。第一件事，我们要研究一下57年的整风运动，是共产党欢迎知识分子来帮助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三风。建国后，共产党是被崇敬的化身，普通人很少怀疑共产党有什么问题，大部分工人都抱有感恩思想，在伟大的党的指导下拼命工作。57年时的知识分子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薄一波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反右中知识分子提出的观点90％都是正确的，但很多官僚向毛主席告状，毛要求他们听从这些意见。王绍光说这是新老精英的矛盾，部分老精英犯了右派幼稚病，要求轮流做庄，说国家很复杂，必须由专家、知识分子来掌握。新精英，即官僚主义者，找到了反击的机会，此后又有了反右扩大化。反右很复杂，例如河南商丘，一个女孩很好看，被一个干部子弟看上了，但她的男朋友在部队，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部队战士的女朋友不能撬，所以200多人签名反对这个干部子弟，结果反右的时候这200多人都被定为右派。新精英为了保护自己，打击了很多知识分子和群众。李敦白说当时知识分子提意见，工人是不赞同的，“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如果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 普通工农认为知识分子要求民主只是策略，目的是夺取领导权。 第二件事是58年大跃进。很多人嘲笑超英赶美，刚刚建立一个新国家，怎样超过英国？事实上15年后资本主义世界遭遇70年代的危机，英国钢产量减少了，中国就超过了。大跃进主要解决两方面问题，钢和粮棉。钢是基础，强国必须有钢；粮棉是人民生活的条件，富国必须增加粮棉产量。1958年中国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这个指标，蒋介石干脆放弃了军事上反攻大陆的打算，转而提出以“三民主义”来“光复大陆” 。对于钢产量这个目标，如何定的，毛泽东没有热到媒体宣传的这个程度，可以看薄一波回忆录，薄一波在其中也轻描淡写的谈到自己错误。最让人嘲笑的是土法炼钢，当时确定1070万吨钢目标时，外国舆论不相信，到58年7月底钢产量达到380万吨，还差700万吨，大家都慌，怕完不成指标，后来中央采纳陈云的建议，土法炼钢。解放东北，就是靠东北人民土法炼钢。为什么解放东北时土法炼钢没有嘲笑，而大跃进时就遭到嘲笑？从精英路线的角度，一切必须学英美，炼钢要按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设计才行。凡是以群众运动方式搞的，都被精英所蔑视。在精英看来，土法炼钢神经错乱，人都跑到山上，还破坏了植被。反过来看，现在富人买车，教授已经买了40万的车，看到别人买80万的车，自己也去赶紧换新车，这种盲目攀比在工农看来也很可笑。大跃进期间通过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最后完成这个指标。完成这个钢产量，极大增长了中国劳动人民建设新社会的自信心。大跃进对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有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妇女解放。今年8月份，新京报发表了一篇《1958年大跃进：民众捐出锅盆大炼钢铁》，访谈了一位普通女工，在58年参加工作，报了扫盲识字班。大炼钢铁时她把门锁拿去炼钢，她后来给儿女们讲这段故事，孩子问：家里没了锁，东西不丢吗？她说：“那时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里没有一把锁，但东西从未丢过”，锁已经没用了。当时群众认为，之所以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是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在58年，妇女解放的口号已经提出很多年，但外面的世界还是男人的，如果街上能看到妇女骑自行车，大家都看着，觉得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韩玉竹认为大炼钢铁改变了一切，男女都一样干活，对妇女的解放作用非常大。韩玉竹说炼钢使自己走出家门，从劳动中理解出了什么叫平等。 正因为有了58年大跃进解放了人的思想，焕发出了工人阶级的能动性，有了这个条件才有了鞍钢宪法。一些知识分子研究鞍钢宪法太学术化，鞍钢宪法不是毛一个人创造的，是大跃进条件下工人阶级创造的。鞍钢宪法是迄今为止最有利于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企业管理方式，这是工人阶级作出的伟大创造。当然，鞍钢宪法后来实施过程中，也出现同官僚化的矛盾问题，有韩国人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第三件事是66年开始的文革。以重庆为例，一开始工人很难接受，学生去南下宣传，党政干部号召工人起来，说学生造反，工人也可以造反，于是成立工人纠察队，反对学生 。今天还有很多工人提起此事脸还很红，因为他们当年做了保守派。当学生提出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很多重庆工人都觉得不可能，学生说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为什么中国不可能出现？工人才逐渐接受了这一观点。研究了文革，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革是迄今为止工人进行组织的最大规模最彻底的一次尝试。许多人都觉得工人阶级很可笑，那嘲笑自己吧，小孩学路也要经历无数次跌倒，每个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文革时期工人阶级形成了两派，保守派说党是伟大的，怎么能踢开党委闹革命，党怎么可能犯错误；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当然成分也很复杂。建国后工人翻身做主人，工人也没有完全看清楚官僚主义者的本质，很多工人都认为在党组织领导下好好干活就可以了。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随后工人阶级的地位逐渐上升到顶峰，这符合我国要建设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的目标。毛说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不但要有享受福利的权利，还要有管理工厂、企业和上层建筑的权力，很多普通工人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工人就是干活的。现在工人阶级相信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但当时工人阶级不太相信自己可以当家作主。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最后发展成派性，形成两派武斗。现在看当年的保守派、造反派，总体上目前保守派水平更高，因为保守派今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总结了自己的历史；一些造反派从来没承认错误，自己没犯过错误，错误都是dxp的。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到现在都正确，说自己60年都正确，这个人也很有问题。很多造反派朋友都有文革情结，不能用理论说明。所以在跟工人谈时，要问清楚他当年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现在保守派更加可爱，很多劳模都是保守派，现在他们更广泛的参加到激烈的改制斗争中，也懂策略。文革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不是毛在玩手腕？不是的，毛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工人阶级的国家，最后达到无阶级的社会。一方面反映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老是通过共产党，最后发展到什么样也看到了。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开始进行改造，客观存在着非工人阶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工作。农民大部分通过集体化成为农业工人，一部分招工进入城市；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也要参加生产；企业实行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一切都是要把其他群体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不是干体力劳动就是工人阶级，成为工人阶级要具备阶级意识，相当一部分干部、知识分子不接受毛的改造，但大多数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很欢迎改造。当时在国家强制力量支持下，不改造也不行。今天看到，很多人有了表达的机会，表示自己不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仍然谋求与工农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经过30年，资本的发展再次将知识分子推向工人阶级一方。现在90％的白领是装忙族，很多大学毕业生痛恨自己的工作，有很多应对领导的办法，总有一天这些人也会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不人道、加班等。对于农民，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改造农民，没有其他的社会主义改造途径。 总体上，在1956－1976年的这20年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为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国家的进步发展、企业管理制度创造等各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由虚弱发展到强大，主要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才得以实现的。但当开始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服从党的时候，又开始向另外一个方向的变化。如果从阶级意识的角度来讲，建国前27年无产阶级还没有最终形成使之成为自为阶级的意识，还缺乏对资本的认识和警惕。但在前27年，中国工人阶级是伟大的，这个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个时期，从1976－1978年。在三年过渡时期，工人阶级的地位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前一个时期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变为“服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出处？），实际上这是资产阶级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基层工厂和单位里，服从党的领导变为了就是服从党委书记。华国锋时期，党也变成了驯服工具，变成了刘少奇的党。很多的工人阶级领袖被抓或被调离岗位，工人阶级的言论被堵塞；同时，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为理由加强工厂专制，强调服从，实行利润挂帅进行物质刺激 ，这个措施迅速瓦解了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越来越只关心自己的个人收入是多少而不再团结。通过肃清四人帮、减少左派影响，工会也演变成驯服工具，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现在工会连吹拉谈唱都没有了。 第四个时期，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一过程大家都很熟悉，主要就是是城乡资本力量的扩张，工人阶级地位下降的过程。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好像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么丑恶，相反却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资本被人描述为一种美好生活，没有引起人们的害怕和反对，不论党员、干部、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人们对资本还没有深刻的认识。随着资本逐渐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后，中国工人阶级才意识到资本对劳动者的作用，被资本“温水煮青蛙”了。 80年代资本度过自己的蜜月期。改革先是从农村开始改革，通过破解集体经济，释放出剩余劳动力，然后使其变成劳动力商品。让这些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与拿着“铁饭碗”的城市工人进行竞争，这实际是对城市工人形成了一种包围姿态。之所以从农村开始，就是因为在改革之初最难改革的是城市，以雇佣劳动化为导向的新政策在城市企业里往往很难推行下去。 为了化解改革阻力，陆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81年厂矿武装转归县武装部保管，资产阶级掌权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武装。82年修订宪法，取消罢工权和四大自由，强化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我问老干部为什么当时会取消罢工权，韩西雅说当时宣传“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哪有说工人阶级罢工反对自己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罢自己的工属于同义反复，是废话，应从宪法中去掉。83年，针对工人的过激抵制，进行了严打。严打很厉害，我体会很深，城市工人子女在街上提录音机，留长头发、穿喇叭裤，像二流子。这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迅速变化，突然之间公汽开始挤了、打饭的人也不排队了，出现了农村进城的个体户在街上摆摊，当时很受歧视。严打是第一次有规模的对城市工人阶级的镇压行动，我们那一个工人摸女孩一下被判10年，刑罚没尺度，政府宣传把流氓枪毙有什么可惜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会沦落到“工会是条狗，挨打还得跟着走”的境地。推进干部“四化”，把南下干部退到调研员，成为第二梯队，培养年轻干部，老同志退居二线。退居二线后就失去了管理企业的权利，老干部过半年再去工厂做顾问，问都不让问。新上来的年轻干部用92年后的话说，“胆子要大”，基本上都是胡整。84年又对工厂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厂长获得了巨大的管理企业的能力，几乎就是一个工厂的“太上皇”。由此党委书记和厂长尖锐冲突，舆论上把党委和厂长比作两口子吵架，实际上把党的地位降低，要把党从企业中搞出去，赵紫阳主持下，最后“让党委退出管理负责舆论思想宣传工作”，彻底让党委失去了对工厂的领导权。官僚主义者对厂长负责制情有独钟，可以追溯到工业70条，喜欢一长制。厂长可以决定任免干部、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奖惩职工。厂长有了这么大权力之后，引起了很多矛盾，东北出现好几起刺杀厂长事件，所以出现武警，以此来为所谓“改革”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到80年代末，砸三铁，“干部的铁交椅、用工制度铁饭碗、分配制度铁工资”等，很多制度都被废除，但这些大都是针对工人的，对干部却没有什么触动。再到89年，不但镇压自由派，也把工人的造反情绪压制下去。 要回答一个问题，教授写文章说工人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也有工会老干部说工人阶级是反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两种观点相比较，后者更有真理性。为什么工人改革之初不反对？尽管老工人大部分对企业改革是抵制的，觉得这是资本主义回潮，但国家实行了子女顶替制度和干部退休制度的政策，以替老工人解决下一代青年就业为名让子女顶岗代替，让一批反对改革的老工人离岗退休到二线。全国办理退休制度1225万，其中子女顶替900万，占80％。这个阶段上，家家户户都有失业的，很多工人子女没工作在街上耍，但如果退休，不但自己发全额工资，孩子还有工作，不再当流氓，此外当时乡镇企业大发展，老工人有手艺，退休后再去乡镇企业或去个体户打工还多了一份收入。这是对老工人的收买。在改制以后，船一沉往往是一家子，因为顶班制度使两代工人都在一个企业里。当时社会上有权力的人让子女去当兵，没权力的都是让孩子到工厂，国企不行到大集体，要进工厂还都得走后门，孩子拿到工资以后又拿奖金，全家都很高兴。那时我们家在一个工人社区，一到星期六，工厂门口都是卖酱猪蹄的，生意很火。工人发的工作服都是西装，动不动就发东西。所以改革之初像过蜜月，你啃骨头我喝汤，都高兴。 90年代初步确定资本主义制度。92年南巡后，93年出台公司法，95年出台劳动法，建立了产权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在90年代后期基本完成国企的用工招工制度改革。从86年就开始同工人签合同，合同只有一份，签完不给工人。到现在还是这样，农民工想要一份合同很难，管理人员答复说“要那个干什么”，资产阶级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受疯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大中型国有集体企业实行大规模破产，私营经济发展挤压掏空了国有和集体企业。同时，出现民工潮，新的一个雇工队伍开始出现，而中国的老工人阶级则处于被动挨打状态。1997年实行国有企业改制，主要做了两项改革，一是实行企业产权置换，换成清晰产权私人的或股份的，二是工人身份实行置换。所谓改制实质上就是把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改为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让生产资料所有权改为私人所有或者国家官僚所有，让职工成为雇佣劳动者，并建立劳动力商品市场，实行劳动力自由买卖。而马克思说过，确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特征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制度，改制后我们完全符合。改制的的一个后果，就是产生了今天城市房地产资本家。因为当时大量企业改制腾出工厂土地，就是要大力发展房地产。过去是工人破坏工厂、机器设备，官僚和资本家保护；而现在恰好相反，是官僚和资本家破坏工厂和机器设备，工人来保护。有人将这个过程称作“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构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方式。资产阶级把工厂有效的设备转移到农村，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建厂，让农民到城市打工，在原有工厂土地上发展房地产这一个暴利行业。同时在改制过程中，实行买断工龄的政策，而下岗工人仅有的收入又在大起大落的股市中被洗劫一空。上世纪末，石油工人、建设银行实行买断，那时股市正好不错，投进去就赚钱，很多工人觉得不受你领导的气，我拿钱走去股市翻番，结果亏的血本无归。工人把资产阶级想的太简单，几万块能白给？股市一卷就走。 整体来看，90年代是资本进攻时期，工人被动防守，偶尔也有散兵游勇，但队伍涣散，结果都是鬼哭狼嚎。新世纪出现工人护厂斗争，基本都是失败告终，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为什么往往没有比较有效的抗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力量还比较弱小。二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内部中有很多敌人，尽管宣传建设社会主义，但实际很多人有严重的私有制心理。三是和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队伍成熟度有关系，工人阶级第一次管理国家缺乏经验，主要是通过政党来进行管理。在演变的过程中，都是由党的名义进行的。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修正主义”。不防资反修，社会主义政党里的叛徒，必然把这个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要想防止这种演变，就要像毛泽东所要求的，把权力交给人民，全民武装，并且让国家尽快消亡。因为如果由少数人掌握了国家机器，就有可能向资本主义或法西斯演变。 最后走到今天，资本力量远远超过工人的力量，工人处于被动防守状态。据官方报道，现在私营经济已经占到了63%，已经是私有制为主体。劳动者就业中的70%在私营企业里，也就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70%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雇佣劳动者。在所谓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企业领导想如何就如何，工人无可奈何，被逼急了才采取一些极端的反抗手段，结果工人领袖还是被抓，反抗也没有任何效果。工人阶级变成这样的状态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应该辩证地来看这个问题。这是资本发展的代价，工人阶级队伍也是与资本的对立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强大的工人阶级不会在温室中成长起来，只有经过大规模的斗争才能塑造坚强的工人阶级。 工人现在的状态可以概括为“愤怒和绝望”。绝望是因为他们一直期望着左转，期待着回归社会主义，朱镕基三年搞好国企，实际上搞垮国企，结果越来越绝望。但绝望也是向希望转化的过程。2003年以来，新工人罢工开始逐步增多，国企工人也日益觉悟并团结起来。以2009年的依棉事件、通钢事件、苏州工业园事件等为标志，工人阶级开始找到一些抗争的有效途径，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防御状态。套用毛泽东的 “防御、相持、反攻”三个战略划分，这几场阶级斗争仍处于防御阶段，但是是由被动防御向主动防御转化。在此之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工人对改制无招架之功，知识分子精英大谈计划经济多糟糕、市场经济怎么好，说现代企业制度有效率，改制以后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原先企业亏损都是工人吃大锅饭吃垮的，从企业改革后很多国企工人都消极怠工，所以工人也觉得有道理，从精神上无还手之力。往往调来一个市长，决定改制就开始改，工人被逼急了去堵路或上访告状，这是很被动的方式。现在变化了，通钢事件发生后，全国工人一片欢腾，反应强烈，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打死的太少”。更典型的就是河南一个企业直接打出横幅“向通钢老工人大哥学习”“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我们的阵地”。全国总工会发文表示改制如果没有经过职代会同意视为无效，但是还没有说该怎么处置。这个事件对政府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很多政府和大型国企都召开了维稳会议。工人阶级的思想也发生变化，不再认私有制有效率的理。此后很多钢铁企业，职工都不欢迎私企去兼并，都希望大型国企兼并，河南林钢职工让安阳钢铁兼并，日照钢铁也让山东钢铁兼并。 未来对我们的工人阶级成长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值得观察的过程，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从阶级大视角来看，尽管老工人和新工人有矛盾，但是一旦发生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们都会建立自己的队伍，联合起来进行对抗。有些人觉得老工人已经老了，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没有用了。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通钢事件就是一个72岁老工人发动和领导的、老中青工人结合共同取得胜利的斗争。老一代工人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发挥着他们的引导作用。中国老工人的政治素质是最高的，因为经历过这正反三十年的教育，虽然年老体弱了，但是政治头脑很高；而新工人则相反，年轻力壮、能打能斗，但是欠缺政治意识。现在新老工人已经同处于雇佣劳动地位，甚至在同一家工厂里打工，未来他们必然会走在一起。工人阶级的成熟与所经历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关系很大。在以后的工人运动中，随着新老工人的逐步融合，老工人必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其带领下，新工人也会产生西方工人跨越百年才具备的成熟的阶级意识。通钢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在这场非常激烈的冲突中，老中青整合、各有分工，同对面的官僚和资本家进行较量，这是阶级成长壮大的表现。如果新工人学习到通钢事件的经验，了解了工人怎么斗争的，他就会觉得老工人胆子大，能整出这样的事情，能使省委书记都害怕，而他们只会找保安斗、找老板斗，他们会向老工人学习。通钢事件也对左翼认识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左派普遍比较振奋，因为过去几乎都认为老工人将无所作为了，这个事件后，很多左派也由此更加关注老工人。 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继续深化，无产阶级化进程将加快推进，底层群众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幻想会逐渐破灭。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工人会认识到不可能通过拼命工作或者个人单打独斗就使自己得到解放，必须参加到阶级斗争中来。在未来冲突中新工人会形成一种团结意识，这种意识会使得他们和老工人进一步结合。资产阶级也会不断培养无产阶级，使他们越来越有觉悟，认识到自己的阶级身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对于当代的工人阶级来说，中国的工人阶级必须为中国人民找到出路，为社会主义找到出路，才能为自己找到出路。 2010年1月

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全国讨论沸沸扬扬，其中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推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提倡土地的大量流转，以为借此可以同时提高劳动和土地生产率。其所用的口号"家庭农场"是来自美国的修辞，背后是对美国农业的想象。本文论证，这是个不符合世界农业经济史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经济逻辑的设想，它错误地试图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国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国，错误地使用来自机器时代的经济学于农业，亟需改正。

派系的命名带来了争论的混乱&nbsp;南都周刊：在你看来，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用这两个名词来概括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和争论合适吗？&nbsp;李陀：这样的命名肯定不合适，而且很多人已经都已经批评过了，指出这样分类和命名常常名不符实，与实际不合。举个例子，社会公正问题现在人人关心，可是在有些所谓自由主义派的人那里，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社会公正，让底层或穷苦社会群体付出代价，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这种观点今天还有不少人坚持，不过收敛了一些）。我希望这拨人到美国去宣传这些观点试试，看看那儿有没有人把你看成是自由主义？&nbsp;再说新左翼，它和新自由主义一样，是个国际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定义和渊源。如果我们认真读一下《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的文章《<新左翼评论>的重建和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就很容易明白这种渊源关系，明白人家"新左翼"到底指的是什么。把这个名词不管三七二十一移植到中国来，当帽子乱扣，是不合适的，这样乱扣，把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分歧弄得很乱，而且越争越乱。&nbsp;这样乱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甘阳。甘阳被戴上新左派的帽子很奇怪。从八十年开始，甘阳的政治立场、知识背景、理论主张等都是自由主义的，照他的说法，他还是那一段时间把自由主义理念运送到中国来的主要火炬手。今天，仅仅因为他和他的某些自由主义朋友发生分歧，就把他化为"新左派"，决不妥当。从历史看，分析一下他的政治立场和占有的知识资源，不难看出他和马克思主义没什么关系，恐怕也不太了解，至于法兰克福学派、后殖民理论等等与今天新左翼运动有着密切联系的其他思想和理论，他也不感兴趣，因此无论政治倾向和理论立场，他和无论左翼还是新左翼都没有什么关系。近些年，他对中国所谓自由主义者的一些主张提出了批评，（比如说，要贵族自由还是平民自由），最近还提出了"新三统"之说，但是凭此把他算成"新左派"，我看还是张冠李戴。其实，甘阳和他的朋友们的争论，完全是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他们应该在自由主义的传承和框架里大吵一架才对。他被划成新左派，这就乱套了。值得注意的是，甘阳很乐意戴这顶帽子。他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文章提出了"中国自由左派"的说法，并且列举了四个人作代表：王绍光、崔之元、汪晖、还有他自己。可是在我看来，合格的"自由左派"，恐怕就是甘阳自己一个人--他和另外三位，在政治倾向和理论立场上的距离，远远大于他和很多自由主义者距离。这难道甘阳看不出来？我不信。如果有人做一个研究，把甘阳和他引为同道的其他三个人的理论和学术区别，条分缕析，说个清楚，我看或许对现在中国环境里究竟怎么划分"左"和"右"，很有意义。&nbsp;还有，所谓"新左派"这一面，有一些人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也包括在中国遭到了挫败，拒绝对失败进行深入地检讨，不愿意对中国革命历史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反而简单地认为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对的，那么，他们到底"新"在哪里？其实他们和文革以后的"老左"没有什么区别，但也被装进"新左"的框架内了，成为真假自由主义者们攻击的对象。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对任何参与争论的人都非常不利的局面，像《三岔口》，互相攻击，言不及义，使得论争双方都不能有针对性地在学理层面，在理性的气氛下展开争论。&nbsp;南都周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数也都是接受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多强调绝对的、普世的自由主义观，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已经抛弃了这样的一种理念了。&nbsp;李陀：关于经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涉及很多复杂的理论和学术问题，在这样一个对话里讨论，很困难。就中国情况而言，在自由主义名下其实有很多区分，有真有假，有新有旧，鱼龙混杂。如果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来个大辩论，谁是假自由主义，谁是真自由主义，谁是经典自由主义，谁是新自由主义，谁是法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谁是苏格兰传统的自由主义，化界限，弄清楚，我看对自由主义有很大好处，用不着老是枪口一致对外。当然，所谓"新左"这边，也应该这样，自家先和自家吵，摆一摆分歧，辨一下真假，这肯定能大大提高各方的理论和知识水平。总之，在现在情况下，我主张"左"方和"右"方，都先自己人和自己人吵，这可能比现在的乱打一锅粥更有意思，也更有收获。&nbsp;如何评价汪晖&nbsp;南都周刊：在探讨这场思想争论之前，我们先聊聊在90年代中期的社会环境和知识背景，你是怎么理解的？&nbsp;李陀：这太好了，很愿意和你这样讨论问题，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理解九十年代这场争论的关键。十多年了，关于争论双方的分歧，比如自由问题，民主问题，公正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做了分析和讨论，但是，在这些表面的话题后面，还有一些更大的话题被掩盖了，或者被模糊了--其实正是这后面的东西决定着那些公开的的争论。今天既然有了机会对这场九十年代论争进行回顾，这些话题就应该被突显，被强调，被着重讨论，如果能在这些话题上重新展开争论，就好了，也许争论在一个新的水平上重新展开，能出现一个新局面。&nbsp;这些话题后面的话题是什么？主要有两个。一是二战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怎么看待这变化？二是在这同一时期，在世界这个大范围里，知识发展有没有发生变化？是什么性质的变化？这两个问题都很大，但正因为大，所以对其他"小"问题都有制约。&nbsp;自二战之后，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不是什么新看法，但是，要追究这到底是什么变化?什么性质的变化？这就涉及很多问题，其中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今天的资本主义。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理论研究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是：在二十世纪后半段的发展中，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形态和新的体制。这个体制有全球化的规模，在半个多世纪的不断的变化调整中又具有了传统资本主义完全没有的新特征，还有与之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话，国内外有很多理论家都说过，分析过，例如汪晖就在他的文章里对此有很多讨论（可惜，他的文风艰涩，这些论述常被一些"复调"式的修辞淹没），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无论真假，都忽视这一点，或者根本不承认。这样，他们所有的论说都有一个前提：假定资本主义无论作为体制，还是体系，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没有根本的变化。这对他们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在帕克、托克维尔、伯林、哈耶克等经典大师的理论词典里著书立说，指点江山。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连同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都已经不再是帕克、托克维尔所认识那个世界，也不再是伯林、哈耶克的思想所籍以产生的那个世界，不作修改，没有创新，再凭借这些古典理论和思想，讨论世界问题，讨论中国问题，做好了，是刻舟求剑，做坏了，就是胡说八道。&nbsp;和这个大变化相应的第二个转变，是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人文知识转型。解释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失败，解释全球化的新型资本主义为什么诞生，并且对它们做出政治和理论的说明，这是摆在一切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知识分子的不能回避的课题，其结果产生了持续几十年的重要的理论发展和知识建设。今天盛行的一些命名："后工业社会"、"福利社会"、"媒体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后社会主义社会"、"后集权社会"等等，正反映了试图揭示和解释这个大变化的众多努力，背后都各有一大套新理论，新知识，都是企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这种转变。例如近来被议论最多的后现代理论，也是这些新理论的一部分，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它在中国比较热，而且热过了头。问题还不在于出现了这么多的新理论，真正关键的是，这些努力，在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思潮带动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学术转型"，这个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启蒙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批判（前一批判有更长的历史），这个批判不但使过去以往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都成了问题，而且在新的前提下出现很多新的知识。&nbsp;在2000年5月号《读书》上，刘禾发表了《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在评价《白银资本》一书的同时，尖锐地提出"以当代后殖民理论为代表的这股新思潮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和冲击，已开始改变世界知识生产和流通的格局，使很多学科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史、社会学、科学史等陷入危机，在西方学界引起种种复杂剧烈的冲突。在我写作此文时，经济史领域虽然已有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但尚未出现反省欧洲中心论的重要研究。时隔不过七年，《白银资本》出版了，终于也使经济史领域出现一次大的转折，我认为它和萨义德的《东方学》、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构成了当代学术转型中的三个路标性著作，我想，这些路标对中国学人提出的挑战，已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实际的老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我觉得刘禾提的这些问题今天看来还是很现实的，对回顾九十年代争论也很有启发。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自由主义"者们几乎全体拒绝承认有这样一个"学术转型"（这可以拿当年徐友渔对刘禾的反驳文章为代表，他那时候很天真地问：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转型"？），因为，如果承认，他们依据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就成了问题，他们借以藏身的象牙塔就会轰然倒塌，他们还怎么能给中国人画出一个安安稳稳走西方道路的理想地图？&nbsp;与此对照，具有左倾立场的知识分子一般都对这些新理论和新知识不但不取拒绝态度，相反，他们大多都把它们当作重要理论资源，尝试着理解它们，消化它们，以解释中国，解释世界。当然，其中有不少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的现象(这在很多"后现代"热衷者那里，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批评。不过，我想在对《读书》的很多批评里，"看不懂"竟然成了那么大的罪过，和《读书》的一些文章推动这些新知识、新学术、新理论的传播有密切关系，因为有些人根本就不愿意正视这些新学术和新知识，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学术利益和权威地位。这让我想起八十年代初对"朦胧诗"的围攻讨伐，那时候"朦胧诗"的第一大罪状，也是"看不懂"，这真让人感慨。&nbsp;南都周刊：是的，围绕《读书》曾引发的好多争议，除了不好懂之外，你对汪晖本人和汪晖主政时期的读书是怎样的一个评价？&nbsp;李陀：《读书》不是一个学术刊物，不像我和陈燕谷办的《视界》，按我们的设想，是想通过《视界》传达二十世纪后半叶知识转型中所带来的新东西，给思想界和学术界开一扇窗户，但是，这个尝试基本失败了，这里不去说它。《读书》是一个以评论、随笔为主要文字载体的刊物，但是从汪晖和黄平接手《读书》以后，这个刊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通过发表一些具有明显批判性的文章，使刊物和正在发生、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的这次知识和学术转型发生连接，并且借助这种资源提出现实中很多迫切需要认识和分析的新问题。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数量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很扎眼。&nbsp;当然就文风来说，《读书》不是没有缺点。有些文章在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讨论问题的时候，有意或无意地形成了一种生硬晦涩的翻译体文风，这很讨厌，我也不喜欢。但是，这种翻译体普遍泛滥，不仅是《读书》一个刊物的问题，也不能是你安于思想僵化的借口，看不懂，也可能是你知识老化，你也许是一个穿西服打领带的九斤老太。另外，在一定意义上，《读书》惹人讨厌，还因为它不幸生活在消费主义兴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生产出这样一种主体，只喜欢看有趣消闲的文字，只喜欢在熟悉的问题里以熟悉的语言讨论问题，只喜欢把所有的思想和理论都变成一道可以用不着牙齿就能下咽的甜食。这形成一个巨大的新的读者群体（是今天这个"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刊、杂志正是在这个新群体的压力下迅速往消费模式转化。大概因为这个转化来得太快了，《读书》不知不觉成了一个孤岛，这让它的坚持显得不合时宜，受尽这些新读者群体的奚落和嘲笑。&nbsp;说到汪晖，我觉得他像是一棵在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雨中差点没被连根拔起来的树，但他坚持住了，到底没有给拔掉。这让我很钦佩。汪晖无疑是在九十年代形成具有左倾倾向的批判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也是著述最勤，思考最多的一个人。尤其是他的《当代思想现状和现代性问题》一文，是很大的贡献。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这个分裂自始至终存在），以及这种分裂与中国现实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表述，没想到的是，这个表述惹急了真假自由主义群体，引发了至今还进行的大论争。这里要说明的是，他的很多意见和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特别是他的文风，我觉得问题很大，在他把《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前几章给我和刘禾看的时候，我除了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还特别批评了他的文风，可是他不同意，两个人还争了一通。也许汪晖认为中国现有的汉语的修辞方式，很难把思想对历史、对社会认识的复杂性表现出来，所以喜欢在一个句子的表达里保持某种共时性结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文风对他写理论表达损害很大，得不偿失。其实他可以写出很漂亮的文章，我看过他纪念老师任二北先生的散文，文字朴素无华，很不错。&nbsp;"自由主义"对中国转型的简单化取向&nbsp;南都周刊：你刚才聊到新知识、新理论的转型背景问题，但在"自由主义"视野中，中国当下社会的"真问题"，不是一个从"现代"到"后现代"，更多的是一个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彻底，还被权力扭曲、干扰，当下最重要的课题还是是怎样制约权力，所以像哈耶克、洛克的思想才在中国有那么大的一个市场。&nbsp;李陀：这涉及另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凡是坚持遵循经典启蒙思想来考虑问题的人，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或是其他主义，基本上都有一个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阶段的，都必然依照由低级到高级，由蒙昧到文明这样一个规律一步一步"进步"的。但是经历了二十世纪战后的知识转型之后，对这种进步主义历史观的质疑和批评已经相当普遍（这是老生常谈，但是眼下又不能不谈，没法子）：历史并不是按照从低到高的规律来线性发展的，进步和倒退之间也不是这种线性关系所能描述的，无论进步还是倒退，可能要在某种特定的结构中（结构的共时性没法子和线性的时间观念相调和）才能得到解释--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国现在当下的"真问题"既不是什么"现代"如何向"后现代"的进步，也不是什么从"前现代"如何向"后现代"进步，这两个说法的前提都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前提实际上是一片难以立足的沼泽。&nbsp;说中国市场经济还不彻底，说由于这种不彻底"权力"今天如何被扭曲、干扰，说因此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制约权力"--这一切说法，在我看来，都是建立在早已过时的陈旧知识之上的推断和论述，都是在沼泽地里的危险舞蹈。问题倒是：这样的舞蹈今天为什么这样流行？为什么"自由主义"群体对这样的说法都坚信不疑？我以为这只能说明，他们无论出于疏忽，还是出于守旧，都对如何认识今天的世界变化没有做足功课，舞蹈之前，没有检查自己的脚是落在了什么地方。最近两年，对中国和世界变化的解释，"自由主义"们的言说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对伊拉克战争的判断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其权威性日益下降，可以说是对他们这种尴尬最好的说明。&nbsp;很多人都关心"制约权力"的问题，认为是关键中的关键。但是，这又不能不回到刚才咱们讨论过的话题，这里要制约的，究竟是什么权力？回答这问题，我以为关键是认可不认可这样一个新现实：如今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也在全球建立一种全新的秩序，因此，在这个秩序里，"权力"早已经不是传统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秩序里的"权力"了，更不是和封建主义相联系那个权力了。这样，什么是他们说的那个需要制约的"权力"，本身并不是一个自明的、确定的东西，那是个新形态的"权力"，需要重新的界定和分析的。可是，这一定会被那些"自由主义"者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根本用不着。在他们那里，蓝图是清晰的，实现蓝图的途径也是清晰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按照经典大师预设的道路往前走就行了。&nbsp;还要说明的是，上边说的这些，无论国内国外，在很多人的著述里都已经分过了，讨论过了，问题是你能不能正视。我希望反对者最好直接对这些著述里的观点和说法展开批评，而不是来回说什么这些理论"不合国情"。他们应该问问自己：他们那么崇拜的西方大师的理论就一定"符合国情"？&nbsp;南都周刊：但在我们知识结构能感觉到的中国现实看，像土地问题、房价问题、医疗体制问题、资源流转和要素市场的问题，背后都还是一个权力问题。权力还是影响人们获取资源，收入和分配的最重要因素。&nbsp;李陀：是，这都是很迫切的问题。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我没有足够的知识讨论这些问题。我能够说的是，在考虑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的时候，无论在理论上怎么表述，在很多人那里，内心里总有一个模范，那就是美国，好像只要照美国那样做，就能解决中国所有这些难题，这种看法很普遍，可是危害很大。正是由于这种"走美国的路"的迷信，前几年大搞教育产业化没有受到质疑，医疗保险体制要商业化没有受到什么抵抗，很多破坏社会公正的做法也都被合理化，可是，世界上我们可以学习的不是只有美国，还有加拿大、德国、法国很多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全民医保，教育也是由国家保证的义务教育，有着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福利，在社会公正问题上有着和美国完全不同的理念，我们为什么非走美国的路？&nbsp;这里还应该追究的是，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还有北欧，都是发达国家，但是他们的制度中、政策中、甚至在意识形态中，都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那地方的资本主义并不那么纯粹。这不是什么秘密，也有大量理论和学术的研究，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此闷声不吭，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你说得不错，土地问题、房价问题、医疗体制问题、资源流转和要素市场的问题，这些背后都有个权力问题，但是寻找"制约"办法的时候，为什么只盯着美国？加拿大的"制约"就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北欧国家的"制约"办法就不能借鉴？&nbsp;南都周刊：这可能是双方的知识结构不同，造成的观察问题视角不同造成的。"自由主义"未必不了解"后现代理论"、"后资本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但在他们的知识逻辑下，觉得这些理论对解决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实际用途，最重要还是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要对权力进行限制。&nbsp;李陀：这个我不太同意你的意见，因为我很注意"自由主义"对各种具有批判倾向理论的攻击和批评，说实话，每一次我都很失望，因为那些批评只能说明他们并没有下功夫读书，而你要批判的理论和著述，恰恰应该是下功夫的，起码你要弄明白人家是什么意思。&nbsp;至于"最重要的还是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这样想，还是沿着一个很传统的思路走的，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新世界已经搅乱了我们过去所有熟悉的概念，"现代社会"在今天是什么意思？还是启蒙理想或者是马克思想象中的"现代社会"吗？或者换个说法，启蒙理想或者马克思想象里的那个"现代社会"在今天还能够实现吗？这么说的人，还是进步历史观，认为前边有一个美好的"现代社会"在那儿等着，只要"限制权力"就能实现那个理想--这种天真我很尊敬，但是其中的幼稚，我不能同情。&nbsp;南都周刊：按照你的说法，可不可以总结为，你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批评，一是进步史观；二是以美国为坐标来评价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和设计下一步转型路径；三是对中国社会转型认识过于简单话，理想化，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nbsp;李陀：这么说也可以。但我还要强调，关键是认识不认识，或者是承认不承认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一个新形态的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又凭借全球化建立了一个深入政治、经济和文化个层面的世界新秩序；还有，这个新秩序带来的新环境已经使得我们已有的人文知识发生了严重危机，因此要依靠过去的经典知识和理论来解释这个新世界，并依靠这样的解释来行动，已经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我想，无论真假自由主义，对这样一个看法是决不会同意的，争论还会进行下去。&nbsp;中国知识分子的"普罗米修斯情结"&nbsp;南都周刊：在这场争论中，你也参与了，在96年12月还在《读书》上写了"让争论浮出水面"一文，当时是怎么回事？&nbsp;李陀：当时的情况是汪晖和黄平刚刚接任《读书》的主编，有一次和黄平聊起，感觉90年代的知识界和80年代很不一样了，不但对很多问题没有共识，而且分歧很大，加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大家沟通机会不多，大多都是背对背互相批评、议论，很不利于团结（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考虑真简单，根本没想到大家还会又分成这"派"那"派"地打起来）。怎么办？黄平出了主意，说请几个人到编辑部来聊聊，面对面交换看法，也可以争论，然后写几篇文章在《读书》上发表。于是找了四个人：徐友渔、雷颐、陈燕谷和我，就在三联书店咖啡厅一起谈了半天。我记得，虽然意见不同，几个人当时聊的还都是心平气和的，没有吵，连激烈的争论也没有。这场聊天后来有了成果，就是分别在《读书》1997年12月和1998年1月《读书》上发表的徐友渔、雷颐和我的三篇文章（我的一篇就是《让争论浮出海面》，陈燕谷没有写）。我希望有兴趣的人不妨找这几篇文章再看看，特别是看看徐友渔的文章里这样的句子："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气质，它对现代化的拒斥态度，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般的反响，造就出几个西方'新左派'的盲目追随者和蹩脚模仿者，有碍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读这些文字，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我的震惊：怎么上来就这么大的火药味儿？一下子就判定人家是"西方'新左派'的盲目追随者和蹩脚模仿者"？怎么这些"盲目"和"蹩脚"的笨家伙还能有碍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说实话，我看见这么大的帽子飞了起来，一下子就想起文革里红卫兵写的大字报，"何其相似乃尔"！后来，当我看到徐友渔写的那些激昂的批判文革的文字时候，就不能感叹：徐友渔，你怎么就看不见自己文凤里那股红卫兵的味道啊？那味道还不够浓吗？&nbsp;我还再想引一段我自己写的《让争论浮出海面》里的一段："问题是到了今日，星移斗转，时势大变，一是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使中国落入空前激烈的社会转型之中，二是冷战结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如破堤洪水向全世界蔓延泛滥。面对这样的剧变，中国的知识人在选择何种理论或知识做资源时是否应该有新的标准和尺度？是否应该更多地考虑我们在发展知识的时候究竟面对什么样迫切而严重的问题？当我们对究竟什么才是严重的问题有分歧时，是否应该不只是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推动论争，还应该各自检讨自己过去占有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是不是被某种话语所支配而不自知？是不是某类知识(比如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本身在限制我们的思考？"如果我记得不错，这些意思也是当时在三联咖啡室里，我当面和徐友渔表达的主要意见。如果当时大家都取这样的态度，我想九十年代的争论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不会有那么多脏水泼来泼去，朋友间也不会那么伤感情。&nbsp;从这三篇文章发表以后，我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本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80年代都是匆匆上阵，大家知识准备都不足。九十年代的大辩论，本来是个特别好的机会，相互揭短，互相批评，相互提高，参与争论者都在理论上不断成长，在知识上不断丰富，这不挺好吗？可是后来，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混战。尤其是后来的"长江读书奖"事件，里面污浊的东西太多，今天看来，其后遗症也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我相信，将来历史学家会把这个事件搞清楚。比如，那次评奖委员会的评奖记录如果能够公布于世人，很多事情都会很清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评奖记录直到现在还不能公布，让汪晖吃了一个哑巴亏。&nbsp;南都周刊：就目前看，争论延伸到具体领域会不会是一个趋势？&nbsp;李陀：同意你的判断。最近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讨论瑞典社会主义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在瑞典》，中国媒体现在也开始讨论社会主义问题了，这是个不小的进步。中国改革到今天，最终走哪条路并没有解决，至少在很多制度建设的具体问题上是这样。可是，只要思考讨论这些，就有一些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是，是不是一定走美国的路？我们有没有可能借鉴一下瑞典，或者借鉴一下印度？这些至少都可以讨论。另一个是，怎么对待社会主义？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谈了，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二十世纪是一个漫长的世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死相搏的一百年，虽然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是失败了，但是要想理解今天的世界，特别是理解今天的新型资本主义为什么出现，何以形成？那还得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研究它为什么失败。不然，老是从经典著作的眼界看今天，那就提不出新问题，也看不到新的可能。&nbsp;从现实看，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死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现在还活着，中国有这么长的社会主义传统，你更不可能把这个传统一下子连根拔起，那很危险，前苏联就是例子，中国如果学前苏联，乱子会更大。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面对根深蒂固的很多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遗产，怎么办？是彻底清除掉，还是像北欧那样保留一些社会主义因素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但如果这样思考， 就仍然会与各种类型的自由主义理念发生冲突。比如，面对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人，面对坚持"真正的市场经济"能解决今天所有问题的人，该怎么解释在瑞典，政府在解决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上发挥的巨大作用？如你所说，这些问题很具体，今后争论要是能针对这些具体问题进行就好了。&nbsp;在查建英做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我说了一个看法：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一个"普罗米修斯情结"，就是认为真理之火在西方，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智慧，就表现在看谁能偷来真正的火，只要这个火在中国点燃，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这就出现了一个绵延不断的"窃火"迷信，问题往往成了：谁敢做普罗米修斯？谁是真正的普罗米修斯？今天，这个迷信是不是该打破了？经历发生于二十世纪后半期这次知识大转型以后，"西方"这个概念本身就成了问题（谁是西方？），在西方生产的知识不再具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指导人类进步的权威性质，还"窃火"？去哪里窃？窃谁的火？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的确已经是平的，就知识发展来说，出现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知识分子都共同参与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学术环境，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创造一个足以能应对和解释我们面对的新世界的知识发展。当然，这样的知识发展并不平静，一定充满了冲突，充满了相反的意见，充满了相互批判。可是，说句时髦话，这也是机遇，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其中，不但在这里头寻求有利推进中国变革的知识资源，而且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而不是在派性十足的攻击里相互消耗，错失良机。&nbsp;&nbsp;

从阅读方法、理论学习、读书报告、研究写作4个方面谈如何阅读学术著作和做读书笔记。

只要谈到现代中国的父亲问题，人们往往难以绕过鲁迅和弗洛伊德两个名字。

詹姆斯·洛温发现，美国课堂上使用的教科书都充斥着错误的信息和短视的见解。本书针对这一现象写作而成，它改变了我们与美国历史的关系。在书中，洛温详细剖析了美国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并对教科书中的谎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展示了历史的生动性与复杂性。针对海伦·凯勒的叙述主要是把她去政治化了。

英刊《社会主义评论》于2009年4月发表了对哈维题为《探索资本的逻辑》的访谈录，谈到了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可能解决的途径，还谈到他组织的《资本论》在线阅读小组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本着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西方一个多世纪前的问题：即艺术的资本化、产业化和产品化。它给中国当代艺术带来诸多弊端——价值观上的资本化，美学上的平面化、时尚化、媚俗化，运作上的江湖化，而且危害甚深，凡是有责任感的人都在为此担忧。

2019年10月20日，中国当代艺术家黄永砯因病在法国巴黎逝世，享年65岁。2015年9月26日，蛇杖Ⅱ黄永砯国际巡回展于北京红砖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由罗马21世纪当代艺术国立博物馆（MAXXI）艺术总监侯瀚如策划,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古根海姆博物馆东亚艺术策展人孟璐等参与研讨会

以身体和空间理论为基础提炼的“人物—空间—事件”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观察特殊群体在特定场域中的特别故事，在方法论上具有一般意义。

英刊《新左翼评论》第56期(2009年3－4月号)刊登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著名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的访谈录，当时癌症晚期的阿瑞吉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回顾，也阐述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危机的看法。谨以此文纪念2009年6月18日刚刚去世的阿瑞吉先生。

2005年6月，罗伯特·布伦纳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上提交了题为《美国经济向何处去？》的论文，文中分析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年期的经济过热、2000-2001年的股市泡沫、股价崩盘和随后的经济衰退，以及后来的房地产泡沫和步履蹒跚的经济复苏背后的大趋势：美国经济并非真的一枝独秀，而是危机重重。

因为越战，一个从三代养女身份"上升"到吧女的艾密，与那从黑奴子孙"上升"到合众国士兵的巴尼，萍水相逢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下半台北的某个地窖般的酒吧。依立着那盛开的、令人为之目眩的玫瑰锦簇背景，陈映真嘲讽了一个时代的满满的残忍荒诞黑暗，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种族主义。

为了探索女工生命中无法逃避的这些社会暴力，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者主体的漫漫长路，并尝试在当代中国--它正迅速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提出一种社会抗争的次文体

《日夜书》的叙事结构承续《马桥词典》的形式实验，创造性地改造了列传体，并尝试以这一准列传体为框架，将“知青一代”的代际史作为整体来把握和叙述。同时，这个新的整体尚未以总体的形式存在，从而需要在碎片和潮流的变迁中探索。《日夜书》呈现了知青时期与“九十年代”之间的断裂，而对前后两个时期的整体性叙述也面临着不同的困难。

提起琉球音乐，难免想起那种三线伴奏的特殊的悠扬舒缓的曲调，虽然喜悦从容，但却蕴含着深重的哀伤。这篇书评不涉及琉球的民乐，而是介绍琉球王府接待明代官员演奏的乐曲，并没有谈及当地民乐的发展，但可籍此看到一些琉球文化历史的特点。御座乐的消失，就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Humanities.cn

郭文景对王西麟批评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