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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吉贤，关于“延安文艺史”研究的三点思考，李云雷，新视野中的“延安文艺”，郝庆军，信史的力量：《延安文艺史》读后

王夫之对历史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治统或可有时而绝，道统却是存于人心而不可夺的

正义的线贯串在人民身上。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身上有不少好东西，但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尽管我们对整个封建的剥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们有些制约的办法也还有可取之处。

巴迪乌2011年1月19日讲座 “‘改变世界’意味着什么”记录稿，他借用列宁1917语称突尼斯为“最薄弱的环节”，以布莱希特《母亲》的结尾结束演讲。

元昊建国称帝，为求独立而有意排斥汉文化，另立年号，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等等，但他称帝号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又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却全都充满着汉文化的意味。所设官属皆仿唐宋旧制

2012年访谈，附原文

《新音乐的哲学》作者是大名鼎鼎的阿多尔诺。这位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曾开过钢琴演奏会和个人作品音乐会，并"始终拒绝在哲学和音乐两门专业中作出取舍"。新版《格鲁夫音乐大辞典》已辟出"阿多尔诺"条，甚至他早年的作品曲谱也被人整理出来在德国出版。

大江健三郎2006年9月13日访问南京师范大学，就南京大屠杀等历史认识问题与南京的有关专家学者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流。

读罢《光明日报》3月1日刊登的老作家叶君健同志的《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一文,令我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拟对叶文作些补充和订正。

俄罗斯农奴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曾是19世纪俄罗斯政治和史学的核心主题，现在却已沦为21世纪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注脚。农奴制与美国奴隶制度同时被废除，但却涉及更多的人，有着既深刻又持久的影响。然而，俄罗斯并没有像北美关注奴隶制遗留问题一样关注农奴制的遗留问题。这种学术界的双重标准着实令人惊讶。

2011年，欧美日各国开始重续被人为拖后了两三年的2008年金融危机，并向社会和政治危机转型，第三世界越来越多地被卷入，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对这一段历史的源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若说这跟35年前的毛泽东逝世与中国"四人帮"被抓有什么关系，恐怕不光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会诧异不已，即便中国人也可能会嗤之以鼻。 但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只有经历岁月沉淀，才能愈发明晰。而某些历史事件，甚至要经历几十、几百、甚至千年的时间，人们才能发现他们的历史价值。 如果我们站在35年后重新梳理毛泽东逝世这一段人类历史，并将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相勾连，我们就会发现上述那些惊诧和嗤之以鼻--确实错了。 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是上个时代--冷战时代秩序崩溃的结果。而冷战时代崩溃的开始，就是上述人类历史上的两件大事：世界人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逝世，与中国"四人帮"被抓。 冷战秩序的瓦解 冷战秩序崩溃的"青萍之末"始于中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首要的后果，就是中国在十多年后，在美苏两大体系之外，基本独立建成了完整的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从而在七十年代初，使冷战格局从两大阵营演变为中美苏大三角之下的两强相争。 之所以中国能在美苏两大霸主之间成为第三力量中心，原因是除了美苏之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独立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和国防体系，并且完成了以基础教育普及和完整的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的现代科技研发体系，同时建成了覆盖城乡的现代医疗体系和工农业基础设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几乎相当于一个独立世界，其自成体系的独立工业体系，让美苏的战略围堵失去意义。到七十年代，中国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在包括"大三线"等原内地广大地区最基本的县一级行政区，实现了工业化，培养了一批现代工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中国消化吸收了从苏联那里照抄过来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军工为代表的高科技系统，不仅可按国外图纸制造，而且已经走上自主研发升级的阶段。 这些成就中的某些单项，美苏两国之外都有人达到，但中国作为一个系统的自成一体的独立现代工业和文明体系，则除美苏两国之外无人可及。那些美苏的盟国，即便是日本和德国等所谓工业强国，无不仅仅是美苏两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简而言之，在这个阶段，实现工业化了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并成功将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中国，不管倒向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美苏之间原本脆弱的平衡发生根本的逆转。 此时，美苏两国对中国的态度却迥异。 在西欧、日本实现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二十年后，经历朝鲜、越南等多场战争的美国，不得不赖账埋葬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力量处于明显的下降通道中。而苏联则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其产出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左右，扩张日盛，不可一世。 忘乎所以的苏联主动把中国推向美国--中苏边境的军事对峙和冲突，完全是苏联在美苏对抗中，认不清主要矛盾的不智之举。这正中力量下降中的美国人的下怀。 于是，随着毛泽东与尼克松缓和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大门打开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为中国新领导集团"改革开放"开启了新的历史道路。 这正是"冷战"秩序的瓦解序幕。 中国改革开放并决定性地倒向美国一边，对此后漫长的人类历史有两大决定性后果：第一，中国不再承担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停止对世界各国、尤其第三世界左翼力量的道义和物质支持；第二，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开始逐步冲击并最终全面改变和重组这个体系。 就第一个后果而言，自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多次武装入侵东欧国家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并与美国"和平竞赛"后，加之中苏论战中苏联进一步被揭发出种种"变修"的官僚资本主义体制实质后，苏联道义上基本破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世界的左翼力量大量转向中国。 此时，随着中国文革导演的世界左翼运动出现高潮，中国在意识形态、道义等方面，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灵魂。这在美国的反战和民权运动、欧洲68年的五月风暴，以及亚非拉众多民族独立运动中，都有明显表现。 七十年代末中国的转向和停止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援，不仅客观上让东亚、拉美等国的左翼政治团体和武装无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给整个世界左翼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幻灭感，决定性地使七十年代末之后的整个世界左翼运动陷入低潮。 失去了中国在政治、道义、意识形态上的支撑，处在长期僵化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苏联，面对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根本无还手之力。从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联统治集团内部，发自内心地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制度，也越来越认为无法按原有的方式继续统治。 更不幸的是，此时苏联已高度僵化的体制，只能选出戈尔巴乔夫这样政治上"无比天真"，同时又缺乏政治谋略和斗争经验的领导。于是，1991年苏联解体，为冷战秩序完全瓦解画上了句号。 由此，由中国转向开始的左翼退潮和力量削弱，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人类历史进入后冷战时代。这时，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的冲击性后果，就逐渐呈现出来。 美国回光返照 之所以是"后冷战时代"而不是一个全新命名的时代，是因为1991年以来迄今的人类历史，并未产生类似英帝国霸权、冷战秩序这样的稳定秩序，而只是一个冷战格局崩溃而新的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 后冷战时代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呈现的是美国的"一霸独大"--美国因暂时饱餐冷战红利而回光返照十年。 对美国来说，冷战胜利红利直接来自于两方面。 从军事遗产看，一方面，美国不必再消耗大量财富用于与苏联军备竞赛，美国军费从八十年代末期占GDP近6%，直线下降到克林顿后期只占美国GDP的3%。另一方面，美国在冷战时期积累的用于军事目的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又可以放心被民用化。于是，美国出现了新的信息技术革命。而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因冷战胜利积攒的全球信心，引导了世界资本源源不断流向美国，从资金上配合了信息技术革命和美元霸权。 美国冷战红利的另一来源是中国。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拆除了各国边界的藩篱，包括发达国家。中国的开放，让发达世界的制造业资本，找到了世界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的新组合，中国向美国的大量廉价商品的出口，增进了美国民众福利，压低了美国CPI，进而是利率，让美国经济极大受益（按照美国口径，中国对美顺差从1990年的100亿美元出头，暴增到世纪末的800多亿美元，十年翻两番）。 于是，这个阶段，美国经济出现长期稳定的低通胀高增长，达到二战后可类比五六十年代黄金时期的最好水平--4%，且繁荣期超长。当时，全世界众多浅薄而无耻的经济学家，一度为"克服了经济周期"的所谓美国 "新经济"而惊呼，充当吹鼓手。 但是，美国的回光返照和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全球分工体系也是有巨大的副作用的。 1992年后，当东亚、欧美资本蜂拥而入后，中国这个全球潜力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所积攒的巨大工业制造和配套能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小国，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态势不可遏抑。 于是，原本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可以过过小日子的东亚小国，很快丧失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的优势地位，经济开始泡沫化，逆差开始迅速扩大。在欧美剩余投机资本冲击下，东亚危机出现--这反而更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制造业转移中国的趋势。 九十年代的IT革命也进一步挤出了美国利润越来越低、竞争力越来越差的传统制造业。美国产业外移的趋势从七八十年代的东部，蔓延到九十年代的西部、南部，以致整个国家，作为工业时代经济基础的制造业日趋衰败。 另一方面，缺少社会主义的外部压力和榜样，资本的自由流动，都使美国底层力量受到削弱，社会运动沉寂，精英阶层利益恶性膨胀，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动力丧失，五十至七十年代贫富差距缩小的趋势被逆转，整个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种趋势在不少国家都是一样的。 此时，中国产业出现了两种态势：一方面，由于出口加工业的兴起，东南沿海一片繁荣；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大的外部军事压力，中国长期军备废弛，军工订单稀少并被推向市场，趋于破产；大多是国企的装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因国企病和发达国家的长驱直入中国市场，陷入严重整体破败。 在政府财政上，原本依靠国企征税的中国财政，逐渐降到只占GDP十分之一的绝境--中央财政因为十多年的财政包干制基础上的财权分权，入不敷出，甚至要向地方政府借钱；而因国企普遍破产和经济破败，内地地方政府同样入不敷出，乡镇不得不自寻财路，向贫苦农民大量征收。 这样，中国呈现萧条内地和繁荣沿海并存的冰火两重天奇异景象。随着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三农问题突出，底层被甩出，社会矛盾异常严峻，群体性事件达到高潮，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社会矛盾最尖锐、社会最不稳定的时期。 中国社会的这种奇怪景象与高度的权力、利益分化，让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立场的知识分子分裂，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也完全分裂。于是，中国人对中国到底是在崩溃之中还是在发展之中，激烈争论，谁都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论据。 美国人更为困惑。美国瓦解苏联后必须寻找和对付新的挑战者，但他们难以确定，按当时的态势，中国到底是不是这个新对手。他们可以选择冒险趁机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或者是等待中国内部自乱后，不战而胜。 克林顿后期，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中美撞机等事件都表明，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保守主义强硬派已渐得主导，其对中国高层的政治意志、战争意志以及面对外敌的底线等战略试探已经完成--他们试图快刀斩乱麻，通过更直接的对抗和外部压力，促使中国内部生变，瓦解中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潜在威胁。 但美国的问题是，它是民主制国家。一般情况下，民主制可以避免最坏的统治，但却是一种平庸和保守的政治制度--它从来都是既定利益格局的维护者、追认者，在常态中，各利益集团和各种主张谁也很难完全压倒谁。除非南北战争与1929年大危机这样高度危急的环境，美国统治阶层很难完成意志整合。中国还未直接与美国对抗，但又是工业大国、人口大国、核大国，与中国更直接、激烈地对抗，风险太大，美国强硬派很难说服各利益集团冒险。 在美国统治集团首鼠两端之际，美国长达二三十年的制造业外移，进而是产业空心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以及资本过剩，进而是股市金融泡沫化，终于遭遇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美国遇到了2000年的IT泡沫破灭和大股灾。继而，美国更不幸地遇到了恐怖分子发动的911袭击，除建国初期遭英国攻击外，美国本土首遇外敌攻击。 911式的恐怖袭击，是中国转向导致世界共运陷入低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号召力后，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因找不到系统、理性的反抗武器，以宗教文化复古对既定世界秩序的无奈反抗。这种运动只是一种情绪宣泄，提供不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外的整体性、替代性方案。 但这完全打乱了受选举政治左右的美国统治集团的战略部署。   911后美国的战略歧途 IT泡沫破灭后，美国不得不首先拯救经济，维持国内稳定，它面临这样的局面： 格林斯潘长期低息货币政策和低息推动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以致经济增长，都必须以低通胀为前提，而低通胀必须靠源源不断的廉价中国商品来压低CPI；从货币市场而言，只有中国廉价商品换来的美元不断回流美国本土，才能让货币供应更充分，也才能继续压低美国利率，为透支的美国人和政府继续提供低廉信贷，为美国经济提供有效需求。 911之后，美国保守主义调整了战略，主要力量从对付中国，转向对付恐怖主义，于是面临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打击恐怖分子和所谓的支持恐怖分子的政权，这都必须有中国的配合：中国在联合国能让美国师出无名，如果中国给予恐怖分子、塔利班政权或萨达姆政权以军事援助，战争可能永无穷期。因此，美国必须跟中国搞好关系，防止与恐怖主义和中国两线作战。 但美国被恐怖分子的本土直接攻击打昏了头：乌合之众的恐怖主义和塔利班这样的小国政权，其实永远不可能真正威胁美国霸权，美国真正的对手仍是大国中国。当然，选举政治中，恐怖主义对美国民众有巨大心理冲击，打击恐怖主义，小布什能捞到更多选票，也更易获得国会支持。 这看上去是一笔左右逢源的买卖。不仅美国军工集团和石油集团可从战争获益，理论上说也是对中国的一步好棋：美国可以乘机把自己的势力楔入阿富汗，在中亚的中国西部边境腹地，为围堵中国补上短板，还能进一步扼住比美国更需要中东石油的中国的脖子。等搞定中亚与中东，勒紧中国的绞索，再回头收拾中国，美国在战略上似乎更有利。 但美帝从来都高估自己，也从未吸取过朝战、越战的教训。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初战攻坚中，如入无人之境，但却在当地人的游击和不对称战争中陷入泥潭，十年来难以自拔。 重大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这回时间更站在了中国一边--十年来，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势头正在达到高潮。 这是大势所趋。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的实证历史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中心从热那亚到荷兰到英国到美国不断转换，从未有人可以永葆竞争力。 阿瑞吉揭示其中的历史经济逻辑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这些中心，因成为贸易中心而带动制造兴起，变成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心，达到自己的历史高峰，随后才形成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配权。 若干年之后，因生产过剩、工资上涨等导致利润不断降低，过剩的产业资本不得不一边逐渐放弃或外移生产，一边越来越多地进入金融投机领域追逐更高利润。于是，资本主义中心便由产业资本主导而发展到金融资本主导。 最后，发展到金融资本的资本主义中心，在大的金融危机之中破产衰落，资本主义中心转移。 阿瑞吉的研究发现，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不断转换中，每个中心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都曾全部或基本经历商业、产业到金融资本的不断升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历史循环，而不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所论述的线性发展。 美国并不能逃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演变的这些基本逻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工业利润降低、竞争力下降，产业外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随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主导，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金融管制和资本管制。另一方面，随着布雷德森林体系崩溃，黄金对美元发行量的约束消失，印钞票和以钱生钱的游戏，腐蚀了政客和资本家，腐朽寄生的华尔街逐渐主导了这个国家--美国这个世界中心迅速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统治的最后阶段。 美国政客、资本家和普通民众，被"中美国"式的经济增长和反恐战略合作绑架，十年一梦。 但中国在这十年却实现了很多突破：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彻底让中国领导集团惊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有了痛切教训，中国政府对军工的投入和拨款不断加码，面临崩溃的整个军工系统及其支撑的高科技研发体系重焕生机； 以房地产、城市化带动，加之随后2004年前后"国企改革大讨论"对新自由主义的狙击，中国大型国企的出让暂停，国企主导的中国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也因市场需求带动而重焕生机，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水泥、化纤以及装备制造国家，实现了产业升级； 原本就具有竞争力的中国纺织、玩具、家电等轻工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降低或部分拆除了很多国家的贸易壁垒，更加如鱼得水，几乎击垮了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赢得了世界一半左右到80%的市场份额。 中国成为无可置疑的世界制造业中心。2004年之后愈演愈烈的民工荒表明，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内地国企普遍破产而出现的内地去工业化过程中甩出的工业人口，以及广大农村从未被卷入工业化进程的农业人口，已被迅速整合到工业文明当中。 现在，主要工业品占据世界50% 到80%产量的中国，即便按当下美元汇率计算，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这些成就都远超过当初的苏联、日本（苏联鼎盛时工业总产值占美国80%），同时还普及了基础教育，大众化了高等教育，建成了在高铁等某些领域超越美国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每年培养出全世界最多的工人和研究人员。 短期看，"中美国"的增长方式，纯粹是贫穷的中国为富裕的美国输血，中国老百姓遭遇了巨大的福利损失；长期看，美国产业外移和空心化，靠借钱度日，是在饮鸩止渴，丧失了最根本的竞争力，而中国则变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债权国和美国最大的债主，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转移到中国的趋势不可阻挡。 当产业空心化了的美国再次被金融危机击溃后，奥巴马不得不决定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但此时，掌握了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具有了威慑美国与欧洲的经济核武器，能够随时瘫痪美国和世界金融系统，美国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已无力、更无勇气与中国决裂。 回头去看，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美国只有2000年前后一次机会。这时中国军备废弛，军工和重工业破产，阶级矛盾尖锐，人心涣散，精英集团自信殆失。 此时，在与中国利益攸关的朝鲜或者台湾，美国如果唆使当事者挑起战争或宣布独立，并给予强大后援，中国将骑虎难下：中国官场腐败达到一个高峰，卖官鬻爵者甚众，内地政府系统入不敷出到薪俸不给，国企系统贪腐几致国企全线崩溃；中国军队经了近二十年商，期间未有一次实战，官腐兵惰；社会上，群体性事件达到高峰，"遍地英雄下夕烟"。 面对强大外部压力触发的内部分裂和混乱，中国要么不战自溃，要么战败自溃，战而胜之的几率，当是新中国迄今史上最低。 但是，这个机会永远地过去了。 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或拉美化？ 以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眼光看，中国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一个奇迹。 中国没有如苏联到俄罗斯那样出现崩溃，原因颇为复杂，研究者众多。概括起来，可能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中国始终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秩序，而苏联出现了政治崩溃和国家治理的大混乱；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国还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的高潮，而苏联斯大林时代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拥有几千年农业时代的市场经济经验，建国后从未建立真正的苏式计划经济，国企实行中央与几级地方政府的分级所有，公社与村镇等乡镇企业也未被纳入计划中，因而原本就是一个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体制弹性非常大，各主体市场经济经验丰富；中国渐进式增量改革中，原有国企生产组织体系虽然困难越来越多，但并未短期内崩溃，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环境；在最困难的九十年代中后期，虽然内地破败，但中国沿海繁荣的出口型经济，缓和了危机，提供了就业、财政等社会和国家稳定的经济支撑。 为什么中国没有如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一样，经济开放后，都发展成依附性经济进而拉美化？这与中国的起点和体量有关。 首先，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全世界在美苏之外，唯一自成一体的工业经济体，从轻工业到装备工业、石化工业，到核工业、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工业，中国都积累了制造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因而具备自我产业升级能力。 其次，中国经济三四十年积累，体量足够大。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到经过90年代的激进私有化和外卖过程，十年还未卖光。尤其重化工领域的核心产业，进入新世纪时多还控制在政府手中。而经济规模小的小国，几年之间主要产业就能被卖得精光。 再次，中国政府从不曾放弃对金融、主要资源、重要军工以及电力电信等基础和战略产业的控制。 最后，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保留了全球最强大的左派传统，直接制约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利益集团的独大，也制约了政府市场化、私有化等政策进一步激进化。2004年前后的国企和改革大讨论就是例证。 当然，所有支持中国发展至今的前提是，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政权后，从毛时代开始，便形成一个可与美苏比肩的独立意识形态和独立国家政权，这而与第二、第三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均为政治或经济依附性国家不同。 除了开放之外，十年来房地产激活的快速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支柱。全世界对此已经耳熟能详。但要多说一句的是，这并不是其他国家可以随意仿效的，只有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体制才能发生：党管干部的中国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地方官员因此的竞争，加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国有制这些限定条件。   中国崛起的颠覆性冲击 然而，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四小龙不同，也与日德崛起不同。中国产业崛起不是冲击处于同一产业层次或者更高产业层次的几个国家，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分工链上、中、下游的所有环节造成系统性冲击。原因是： 首先，中国的体量太大。不惟中国人口规模超过了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之和，更可怕的是，由于中国革命时代形成的几乎是全世界最为彻底的妇女解放传统，中国妇女普遍参加社会工作，这让中国同等人口的劳动力数量，远高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同样重要的是，毛时代建立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系统，使得中国的庞大人口顺利转化为最丰富的各层次人力资源。 其次，如前文所述，毛时代的独立工业体系，在低端轻工业、中端重化工业以及高端航空航天、新材料、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实现了各层次各产业的系统覆盖，有全领域技术、人才等产业积累。 再次，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大，中国高端产业在发达地区发展起来之后，低端产业2004年之后实现了内部梯度转移，并不需要立即外移。 于是，中国庞大的产业积累和人力资源积累，凭借广阔的国内市场起步，在支持出口的政策支撑下，逐渐在各层次各产业依次都会形成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对发达国家到新兴国家，到落后国家，形成全方位冲击，或者说系统性冲击。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停援，加上其他原因，就曾导致部分亚非小国出现社会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九十年代，中国沿海的加工制造业，则重组了东亚和世界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分工格局，导致东亚整个区域出现社会政治动荡。 911后的十年，中国开始全面冲击一切国家。 在资本、技术更密集的造船、钢铁、石化、装备等重化工领域，中国抢了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发达或新兴国家的饭碗，逼迫他们要么进一步产业升级，如韩国；要么吃老本并借钱度日，如欧洲、日本；要么印钞度日，如美国。 在纺织服装、玩具、小电器等轻工业领域，中国继续冲击中东、北非和拉美那些半工业化国家。他们很多已无路可走，比如埃及，只好革命，比如墨西哥，很多地方已经完全失控并被贩毒组织控制；出现有魄力的政治家的地方，比如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他们只好搞社会主义，以国有化来对抗冲击；只有那些上天眷顾、还能卖大量资源给中国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巴西等，看上去还过得不错，似乎成了新兴国家。 即便在航空航天、新能源、IT等高端领域，中国也已经开始冲击美国、德国等少数国家才能具有的优势。美、德、日等国高端产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只能挤出和压制这些地方的同类产业，但在中国的投资，很快会发生技术和产业外溢，被具有产业基础的中国同行不断消化吸收以至超越。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开放世界，产业必然向更有竞争力的中国转移。资本家欢欣鼓舞，因为可以提高利润和竞争力，但发达世界的劳动者必须忍受工资下降和越来越多的失业，生活更加困窘。在发展中国家，被中国挤垮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再为政府提供税收，不能再为工人提供工作，政府和老百姓都越来越穷，恶性循环。 贫富分化进而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矛盾，在被中国重组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已发展到新极致。 为了留住资本家的投资，维持经济增长，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降低并维持低税低息，从而降低了财政潜力；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解决下层的生存，同时刺激他们借钱消费，最终得到选票，发达国家政客不得不维持低息，维持福利。 于是，一边支出增加一边收入减少，政府和民众都陷入债务危机。当政府和百姓入不敷出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各个世界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陆续爆发，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整个世界，开始趋于混乱和崩溃。 政客、学者和媒体喋喋不休地指责发达世界福利过多、借贷度日，但如果早先就削减甚至取消福利，活不下去的底层民众早就造反了；如果不借贷度日，过不下去的政府早垮台了，过不下去的老百姓也一样早走上街头造反了。 问题不在福利社会，也不在借贷度日。世界发展到今天的关键是，人口众多的独立工业化国家--中国加入世界分工体系，不但摧毁了早先苏联那个系统，也不断削弱、摧毁了此后美国主导的从不发达到发达世界的整个工业和经济系统。2008年美国开始的美日欧经济危机表明，中国摧毁了原有世界分工体系导致的系统性危机已经开始。 越来越不事生产的世界各国，靠中国不计环境和社会成本的廉价商品输血已太长时间，他们寅吃卯粮的时间也太长。但精英们害怕改变，害怕离开中国输血过苦日子。现在，即便是有经济和社会危机逼迫，精英们也不愿轻易改变。欧洲、美国、日本，莫不如是。 现在，网上那句调侃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用于说中国的话，绝对确切。   未来 由于中国人口是苏联的8倍和美国的4倍多，是整个世界的五分之一，中国继续发展的工业化和完全城市化，将让世界无法应对： 世界从未经历过如此众多的人口不受国界、语言、文化障碍地全部整合在一起，完成工业化。此前，在金字塔顶尖的完全工业化的人口，包括美、苏、日、德、法、英等各国，加起来都远不到10亿，还被国界、语言、文化等分隔在不同国家，分工效率远不及整合后的中国。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将继续迅速提高，十到二十年内，中国还有很大成长空间。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虽然"民工荒"已在中国出现多年，工人工资上涨迅速，但中国这些领域十年内还将保持竞争力：一方面轻纺工业和加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节省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另一方面，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会节省出上亿工人。 如果这样，亚非拉那些资源较少的半工业化国家，甚至东欧、南欧国家，他们的失业、贫困、债务等经济和社会政治困难还将深入发展。 再看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这些行业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还不超过十年时间，但已经击败了欧洲、亚洲大部分国家，目前仅剩德国、日本、法国的高端产品还在与中国奋战。十年后，中国在高端领域将完全可以与德、日直面竞争，他们胜算很小。 美国以航空等军工为代表的高新产业是个例外。中国至少还需要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追赶得上。但那时之后，美国可能除了农业和矿产等资源性产业，也将难与中国竞争。 这种局面将带来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按现有生产和分配方式，中国一国的工业能力就能养活整个世界近70亿人口，而其他多数国家的多数人口将变成过剩人口--他们也没有足够多的产品与资源与中国交换，将何以为生？ 这根本无解。但可以换个思路反问的是：他们为什么不尝试自己生产，而不是靠从中国进口？ 在2008危机的第一波，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达成共识：鉴于1929年危机的前车之鉴，避免进一步衰退，大家要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那是在经济危机的初期，社会政治危机还没有激化。如果危机如2011年这样继续深化，政客们将一定会优先解决国内社会稳定。 实际上，对不发达国家而言，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实损失不大，因为他们原本就没从这个体系得到什么，也没什么好失去。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政治上并不独立，能否承受足够大的外部压力和必需工业品的禁运制裁--历史上，这常常引起列强的外部干预。 但对那些发达国家而言，从中国"断奶"， 老百姓的购买能力可能瞬间下降一半，甚至更多，商业资本的利润也会大幅下降。即便发达国家的各利益集团能说服或者压服那些外贸部门的资本，在政治上承受这些后果，居高不下的通胀进而利率，也会让他们面临巨大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这并不会降低他们的国内两极分化，缓解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操作不当，高企的通胀会激起底层的造反运动。 但不管怎么样，随着危机深化，全球无政府状态中的各国，一定进一步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不仅将导致全球分工效率的降低和危机的深化，还将引起政治危机--这时候，可能需要直接用武力或者资助代理人来捍卫自由贸易原则了。从资本主义兴起的奴隶贸易和垄断贸易开始，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上个世纪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么打起来的。只不过，这次主角可能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但作为主角，中国遇到的问题与当初的美国崛起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刚刚在工业上崛起后，它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压倒老霸主。短期内，这将制约中国的行为，但随着十到二十年后中国军力对美劣势逐步消除，中国的军事行为将更加大胆。也就是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的继续发展还带来另一个问题：世界有开采价值的金属、能源等现有资源储量，即便只供应中国一国的人口，也不足以让中国大多数人过上他们向往的美式生活方式。二三十年内，世界主要资源耗竭，人类如何生存？ 这一问题及其后果同样难以估计。只有可控核聚变能大体解决能源问题，但人类目前在这个领域的投入似乎看不到短期突破的迹象。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工业文明很可能很快就遇到生死考验，大家都装作看不到，以为如同以往一样，总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资源枯竭是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两三百年消耗后，遇到的新问题。但从资本主义文明系统而言，我们并没有遇到新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各地区与国家经济不平衡增长总是铁律。按阿瑞吉揭示的资本主义权力中心演变规律，每当中心发生转移，力量平衡被打破，必然伴随着世界秩序的混乱。这一方面是因为原有的中心国家或霸权不甘心放弃对己有利的既定利益格局，而新霸权必须推翻老霸权，争取于己有利的利益格局和权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生产中心的转移与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总是不同步。 以离我们最近的美国霸权为例。十九世纪末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后，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心和区域强国，世界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心仍长期留在英国和西欧。在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混乱，发生多次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日本、苏联工业先后相继崛起，英国工业不断相对衰落，付出上亿人口死亡为代价，这反复的博弈、革命、战争才奠立稳定的新秩序。 也将是说，美国花了半个世纪，完成了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中心，到政治、文化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的转移与整合，成为权力中心--这个整合并不成功，因为出现一个与其拼死较量的社会主义系统。直到四十多年后搞垮苏联，美国才瞬间独霸天下--短短十年回光返照，很快又衰落。 中国是同样的路径。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力量中心，但并未同步成为权力中心。如果人类不灭亡，在中美之间漫长的权力转换期内，人类面临着巨大的混乱和动荡。2008年从美国开始然后蔓延到整个世界的金融、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仅席卷了欧美日发达世界，还席卷了北非、西亚、南亚、拉美等落后国家，大混乱已经开始。 中国要结束这种混乱，比当初的英、美、苏更难。 十九世纪末到二战后，美苏面对的世界，有两种现成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明模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且都有成功范例。但今天，西方世界的没落和崩溃，横扫了资本主义的威信，当初苏联的崩溃和中国的转向，也极大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现在，世界各国的统治者们都失去了道义感召力，也提不出新的替代性方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我们面对的是市场经济下的工业文明的废墟，方向不明，前途未卜。 毫无疑问，目前已经开始的整个人类的混乱，绝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文明在资源危机前面，其不可持续性无比清晰和深刻。 但由于长期以来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现在无法定论：这仅仅是新一次权力中心转换引起的大混乱与大动荡，过后再重建中心与外围的秩序，还是会为人类带来新的方向和文明？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每次大危机，都是社会主义兴起的重大机遇。现在，如何将"改朝换代"式的资本主义世界权力中心转换，变为新文明崛起的机遇，便成了一个特别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去认真思考"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的差别。每个社会都应该对纯粹市场逻辑所带来的危害有所回应。

本期图志关注世界经济重心的流动，基于一系列长时段的历史趋势观察，勾勒了中国重新回到全球经济中心地位的轨迹，以及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不管有没有做好准备，不管愿不愿意，中国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头，已经从落后变得强大，并且将在解决两极分化实现国、民共富之后，开始发挥独一无二的文明渗透力，这无疑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各界人士对自己的国家、制度和体制更自信一些，更专注于共识的建构而非破坏，更融通地看问题、想对策、提意见。 壹、两千年流动大势 牛津大学学者Anders Sandberg使用Angus Maddison的经济历史数据，做了一幅两千年来世界经济重心流动的路线图（图1） 。 Sandberg这样解释这个路线图。公元1年，中国、印度、罗马帝国支配世界经济。1000年时罗马已衰落，世界经济中心向东、向北移。1700年流经吉尔吉斯坦，1800年在贝加尔湖。之后向西北运动，1900年运动至白海。美国经济开始迅速增长，将经济中心往西带，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挪威海附件原地踏步，1945年到达格陵兰高地。1980年开始，东亚、尤其是中国将经济中心向东拖动，2008年到达西伯利亚海岸。 这幅世界经济中心的流动路线图，显示了东风即将压倒西风的历史大趋势。 图1  世界经济重心流动路线 Source:  http://www.flickr.com/photos/arenamontanus/5621263391/ 貳、未来九年趋势 图2根据可变价格测算的GDP数据，给出了2010-2010年间世界经济位居前十五名的国家位次变化。世界经济秩序将在未来十年发生巨大变化。15个国家中，除了加拿大位次维持不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将继续下降，而金砖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都将持续上升了，墨西哥、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也将上升。   一个旧的世界秩序，将很快被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取代。一个旧的时代行将结束，一叶新的历史已开始谱写。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且是以出乎西方人、中国人意料的速度。   图2  2010-2010年国家经济地位排名变化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弎、中国对外投资的流向   吸引外资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点，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国，仅次于美国。五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图3），从流向上看，亚洲是投资重点（490亿美元），北美、南美、欧洲、非洲、澳大利亚次之，而且比较接近，介乎324亿-390亿美元之间。这是一个力图保持均衡的国家理财方针，让各大洲都能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而又不偏重哪个地区。当然，从先后顺序和增长速度上还是可以看出侧重点。 图3   中国对外投资流向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肆、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趋势   图4 给出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趋势。在整体上，中国在各大洲的投资都在增长，但对北美和欧洲的投资显然增速缓慢，而对亚洲的投资增长最快，对拉美的次之，对非洲也比欧美要快，对大洋洲的增长最为缓慢。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伍、中国在全球的商品消费状况 图5显示，中国不仅在2010年初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也在多个领域成为世界商品的最大买主，包括石油、精镍、精铜、精锌、原铝、精铝、精钢、电煤、海运铁矿石。最大出口国和最重要的进口国，这两大指标都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9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虚拟化的全球金融市场主导权的盲目自信，随着2007年欧美金融危机的到来，已经被证明为是一场幻梦。在大国兴衰的历史长河上，实体经济始终是国家实力的真正衡量标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国家，总是比"寅吃卯粮、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国家，要过得舒服些，更有可能缩小两极分化，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 图5  中国在多领域成为世界头号买主 Source:  www.unicef.org/irc,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A League Table of Inequality in Child Well-being in the World's Rich Counties. 陸、中国从非洲进口什么   图6显示了1995至2009年间中国从非洲进口商品的主要构成。1995-1999之间，石油只占三分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石油的比重已上升到60%，并有缓慢增加之势。其他商品还有贱金属、贵重矿石、贵金属、木制品、纺织品和衣服。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非洲的石油需求越来越大。 图6  （1995-2009）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柒、中国从非洲哪些国家进口   图7表明，中国2009年从非洲进口了423亿美元的商品，有八个非洲国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安哥拉最多，35%；然后是南非18%；苏丹11%；利比亚7%；刚果4%；赞比亚3%；刚果民主共和国3%；赤道几内亚3%；从剩下的40多个国家中进口16%。   图7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捌、民富的历史轨迹 图8比较了两千年以来民富的历史轨迹。作为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人类历史的农业时代长期领先世界，从1820年起开始拉开差距，1870年至1949之间更是持续下降，1950年起开始大幅缩短距离，而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与日本、美国和西欧相比还落后不少。当然，其中的数据是以1990年美元价格，不是可变价格。   比较而言，西方在工业化完成后，也就是国富之后，才开始民富的过程。民富并不是要让大富之家更富，而是让大多数还不宽裕的家庭更加富裕。只有家庭富裕了，才可以发挥更大的经济功能，从而建构适合我国实际社会条件的"福利国家制度 "和社会保障水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必须得到保障，这离不开可行的、可持续的配套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   图8  中国、美国、日本、西欧、世界人均GDP比较 （胡鞍钢2007）   玖、中美欧三体力量对比   图9 呈现了中国、美国和欧洲三大政治经济实体的力量对比。中美欧这个排序不再是一种修辞，而是反映了现实力量的分布。现实国际秩序是由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决定的，日本、俄罗斯、印度都在中国经济实力的辐射范围之内，这个经济圈以中国为核心，以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动力；巴西、墨西哥、加拿大曾经生活在美国的经济支配之下，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和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拖累，使之正在追求更加独立于美国的经济型态；欧洲则继续有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把持，属于三体中力量组最弱的一方。 图9  中美欧三体力量格局 Source:  http://www.flickr.com/photos/arenamontanus/5621263391/   看了本期图志，大家耳边是否想起了下面这段话："世界的风向变了。去年气候不大好，今年气候很好。现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句话是林黛玉说的。我们说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压倒西风！"

编者按：费孝通先生以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为人们所熟知，但他也同时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文化思想视野中思考着文化的自觉，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特别是早期儒家思想的历史语境正当性和合理性做出了强有力的解说。朱苏力先生认为，由于费孝通先生有效的现代社会科学表达，在现代中国社会真正延续和拓展了儒家思想，初步实现了儒学由人生哲学、世俗宗教向社会思想、理论和方法的转变，他的社会实践关怀和思路，也与孔子代表的早期儒家一致。在这一维度上，费孝通先生是儒家思想的伟大承继者和光大者。演讲人：朱苏力演讲人简介：中国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原院长。著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阅读秩序》、《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波斯纳及其他——译书之后》等；译有《法律的运作行为》、《法理学问题》、《宪政与分权》、《美国宪法在海外》等书。对“礼”的同情解说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以及《江村经济》等著作中充分展示了儒家思想对于传统乡土中国的功能和必要，为儒家思想的发生、存在和历史正当性做了强有力的社会学解说。费孝通强有力地论证和指出了，在传统中国农耕社会中，家庭的重要性和意义；强有力地，也非常精细地展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诸多特点，并因此似乎是捎带着，展示了儒家传统政治社会制度、规范、礼教、习俗和思想在这种社会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他对“礼治”和“法治”的阐述：［礼］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没有任何其他现代或古代学者比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解说，在抽象层面上，更自然、真切且系统展现了儒家倡导的“礼”和“礼治”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如果考虑到传统中国基层农耕社会的极少流动性，这些“礼”确实是普通民众生活秩序的“纲”(基本支撑点)和“常”(始终存在)。考虑到传统农耕中国几乎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状况，考虑到“礼治”实际履行的维系社会和平稳定的重大社会功能，考虑到“法治”执行所需要巨大财力、信息以及很难监督防止的滥官污吏，确实很难设想在传统中国有可能拒绝“礼治”而仅仅依靠“法治”。这种并不雄辩却令人无法拒绝的生活逻辑展示和合理性分析论证，在费孝通的著作中，可以说随处可见。费孝通因此针对20世纪的激进者，实际上为儒家文化的历史合理性提供了温和却又是最强有力的辩护。但他不像梁漱溟那样更多用想象的三种文化对比，借助某种形式的进化论在情感上呼唤皈依者，也不像牟宗三那样强调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的传统，没有激进者或新儒家的那种强烈情感冲击，但他的语境化解说却把儒家文化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现代生活一步步切断儒家在中国的生活情感之根的时候，费孝通使它在中国社会获得了智识学术之根。承继的创造但费孝通是一位现代学人。这就注定了他不是儒家的辩护者、卫道者，不是历史知识和传统的固守者。他对儒家思想是有贡献的，如果不是把贡献仅仅理解为阐释和捍卫儒家命题的话。首先，鉴于历史上的儒家思想一贯坚持的是纯阐释学传统，那么费孝通实际上开始了(如果还不能说创造的话)现代社会科学的儒家思想传统。例证之一是《生育制度》对乡土中国婚姻家庭继承制度的分析。费孝通充分演示了其发生的逻辑、效用和结果，不仅颠覆了自由恋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制度的先验道德优越性；在“单系偏重”一文中，他还从社会整体合理性角度有效反驳了自由主义话语对中国农业社会中财产继承问题上男女不平等的指控。诸如此类的分析支持了与儒家思想相联系的一些乡土中国的实践，但不是诉诸权威，而是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次，鉴于是在社会科学层面展示了传统儒家思想和制度的语境合理性，因此费孝通也就展示了儒家思想对于在世界变化中的近代中国的局限性，以及在当代变革的必然性。这在理性上界定了儒家思想和实践作为制度的边界，界定了儒家作为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因此费孝通指出，面对20世纪的世界，中国人如果要活下去，富裕起来，为什么儒家思想和实践是不够的。费孝通的思路是给人启发的，即任何文化和制度都是为了人民或民族的生存，而不是为了实现某个或某几个先天综合判断，实现上帝的或其他的道德权威的绝对命令。费孝通对儒家思想的文化表达是有所“损益”的，损或益的标准并不是“真理”或“心”，而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中国人的整体利益。因此，这就可以解说费孝通为什么似乎完全背离了据说是因儒家“重义轻利”而形成的鄙视工商的传统。他自称一生以富民为追求。不仅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的关注问题是《江村经济》，而且在之后《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他也一再以翔实的数据和细致的分析先是表明了副业(其实已经包含了一部分手工业)后来是工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发展前途最大的显然是工业”，明确提出了“工业下乡”的主张。他要比后代儒家更重视社会的物质生产，重视社会的物质财富对于人民安居乐业，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不是把狭义的文化表达视为首要。但这真是对儒家传统的背离吗？若是同一贯首先强调“富之”和“足食”的孔子相比，费孝通先生比那些更多强调教化和心性的后代儒家，包括发表中国文化宣言的新儒家们，都更像孔子。而且重利并不一定轻义，就一定属于“小人”。在1980年代初，费孝通不顾当时种种非议和压力，大力支持发展社队工业。这正是儒家赞美的那种人格力量的体现。尽管是社会科学的进路，但若是从思路上看，费孝通先生坚持的更像是早期儒家“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因此其实属于经验主义的知识传统，拒绝了宋理学、明心学和现代新儒家的理念主义。不是从阅读文本或自我反省中获得知识，他关注社会生活经验，见微知著，非常善于从日常社会生活现象中提炼问题并将之有效转化为学术讨论。并且由于注重经验，不强调内圣外王的菁英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我看来，费孝通还恢复了至少是早期儒家的那种平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知识传统： “子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费孝通不仅在这个时代解说了，更是创造了儒家思想表达和传播的现代话语形式。在比较温和且愿意思考问题的现代知识分子中，费孝通获得了远比新儒家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力。理想的超越创造必定已是超越。但我还想从国际层面来表明费孝通促成的儒家思想的超越。费孝通使儒家的思想实践不限于国际汉学界或儒学界；他创造了儒家思想论战的新对手，因此也就创造了儒家思想同其他文明对话的更大空间和可能。例如，在两篇有关文字下乡的短文中，费孝通解说了为什么乡土社会不需要文字。更重要的是，他颠覆了通过文化启蒙改造社会的幻想。费孝通先生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展示了，知识总是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任何正常人都有知识，不必定附着于文字，因此每个人都只有知识的比较优势等等。费孝通隐含的结论是，必须首先改变生产方式，否则仅仅文字下乡无法改变乡土中国，而且文字也不会扎根农村。经验证据一再支持了费孝通的判断。费孝通思考着改造乡土中国的新出路；但在智识上，他也挑战了直到今天仍颇为流行的自由主义和启蒙哲学的话语。在“无讼”一文中，费孝通通过一个简单的个案——某人因妻子偷人打伤奸夫、奸夫到法院告前者——就提出了一系列抽象意识形态化的基于个人权利的法治话语和实践很难回答的问题：传统“礼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法治实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法律移植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冲突等等。这个例子高度具体化了“礼治”与“法治”遭遇的现实情景，至今仍具有强烈的惊醒作用。但晚年的费孝通还有另一种超越，并且同儒家思想有了更直接的承继。思考集中表现在费孝通晚年的一系列学术短文和学术反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林片思》。不仅由于思考的地点或触媒使费先生同儒家传统在空间和文化符号上联系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思考的问题——从国内看是“教之”，从国际看则是“平天下”——和思考的方式也同儒家传统联系起来了。文章的核心是关心未来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费先生提到了环境污染问题，资源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人与人的心态问题。他在《孔林片思》中说，“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和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这段文字写在1992年6月。在国内，当时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全面推进，而费孝通先生却提出了如何在21世纪处理国际之间的问题，提出了环境和能源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及民族和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一种超越其所处具体社会和思想环境的眼光和关怀。而在国际上，也是直到一年后，美国学者杭廷顿才提出了所谓“文明的冲突”问题；而这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提及了费孝通提出的诸多问题之一……这足以展示费孝通的思考和判断在中国和世界学人中具有的先锋性，但更重要的是超越性。费孝通、儒家传统与文化自觉如果只是打算勾连儒家传统和费孝通，上面的话大致足已支持我的论题了。但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不是牵强附会，那么我在一开始时勾勒的那个费孝通又是如何同儒家思想勾连的呢？很多人会简单追溯到费孝通早年 (“五四”之前)受过的教育，“约四岁入蒙养院，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以及家庭的熏陶等。一个人幼年的教育确实会影响他的终生。但是这个回答不可能对。真正建构费孝通与儒家传统之联系的很可能是他们共同面对的那个农耕社会，那个乡土中国。尽管时光流逝，多少次改朝换代，19世纪后期起中国更经历了“数千年未见之大变革”，但直到费孝通中年时，中国广大农村熟人社区的秩序问题基本还是当年孔子力图回答的问题，普通农民基本还是沿用了儒家提出或概括的方案，并且基本有效。哪怕改朝换代，社会上层或者“礼崩乐坏”，或者“变法改制”，但“天不变道亦不变”，最终还是“礼失求诸野”。有或没有儒家来表达，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都需要这样一套规则，并一定会作为实践而存在。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永远都存在这些问题，孔子时代如此，至少到费孝通中年时也还基本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认为，传统中国农耕社会的规范不是孔子或儒家的创造，与儒家的阐述和传播也并不直接相关，相反，更可能是这种传统农耕社区的内生秩序本身启发了孔子及其后代传人的表达。接受了系统西学教育的费孝通，尽管有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组织和学说理论作为参照系，但只要他直面这样的乡土中国，就只能以现代社会科学来阐述和表达这种秩序。这种秩序内在于这种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其正当性来源于也受制于这个看似可塑实在坚定的农耕社会。因此，在费孝通先生强调的“文化自觉”中，这可能是最重要的：直面对中国的现实，回答中国的真实问题；而不能仅仅关心中国传统文献或西学文献中的问题。我刚才说的对费孝通和儒家思想发生及其关系的重构，则意味着，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的，为了社会的生存，所有的知识运用都必须是具体的和地方的，不可能存在独立于社会生活需求的知识；要直面社会，而不是试图在文字层面上进入某个据说是正确的文化或学术传统(那不是为了社会的研究，而是为了“不朽”的研究)。如果不是首先在这个层面上达到文化自觉，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发展和贡献。对费孝通的探讨还暗示了，必须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讨论中国文化的复兴、发展和贡献，必须考虑在世界学术竞争中发展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因此很可能必须在社会科学的传统中继承、发展和表达中国的文化。这是另一种文化自觉。如前所述，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说基本背离了传统儒家的教义学或阐释学传统，他很少直接触及儒家经典，他运用了社会科学的因果律和功能主义来解说儒家文化的实践形态和有关这些形态的表述。但这些解说是非常强有力的。尽管力求展示费孝通与儒家思想的关联，但必须强调，费孝通显然不相信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从中“开出民主与科学”之类的宣言。费孝通对人的分析，对制度的分析，他的功能主义，背后的假定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和社会人，他们都在追求自我利益和与自我直接相关的人的利益。费孝通重视道德，也承认“礼”和“礼治”的社会功用，但他的分析表明他并不相信无论是儒家或是新儒家的道德教诲，或是其他什么文化教诲，本身可能完全改造平凡的人。费孝通的最高理想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他的最低理想：人类的和平和安定，每个人都能比较富裕像样的生活，与其他人共存共荣。费孝通并没有规定我们的追求。但费孝通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不能轻狂起来，试图构建一个纯理性的世界，期望一个完全正义的世界。费孝通讲新孔子不是追求思想的独尊，一统天下，而只是期望“在争论中筛洗出和在一个过程中形成人类能共同接受的认识”。费孝通当然希望在新一代中国人中“出现几个懂得当‘孔子’的人。”但请注意，只是懂得“当”孔子，而并非成为本质意义上的孔子； “当”只是一种职业分工，只是履行一种社会功能；而不是因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不是因为文化必然一统或真理必定趋同，而仅仅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时代人类和平共处的心态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强调文化自觉的费孝通从没有说过诸如“21世纪属于儒家文化”这类话，他既不认为未来将由中国文化主导，也从来没有认为甚或希望中国文化本身的优点会带来中国的复兴，而只是在世界性的共识形成中“中国人应当有一份”。他一生只是强调富民，不奢谈狭义的文化，他的研究进路，以及他的晚年提出的心态研究，都表明他始终都是一个文化的功能主义者，一个文化建构主义者，一个文化的反本质主义者。他似乎认为，只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长期富裕和强盛，人民的安居乐业，才真正强有力地表达其文化，产生长远和扩展的影响力，而不是相反。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某种现象，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化表达都不可能仅仅因其“独一无二”或“源远流长”就自然能或应当在世界获得一席之地。学者必须通过至少是具有某种程度普遍性并且是有竞争力的表达才有学术意义，才能进入人类的知识库房。如果分析到这一点，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费孝通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因为他的文化观太功能主义了，也太实用主义了。但这不就是历史背景关照下当年的孔子吗？一个“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仅自己“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认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但从广义的文化层面、从功能主义角度看，这种虚无主义恰恰反映了一种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深厚责任感，一种更高的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在这种视野中，从长远看来，人类没有最终目的或无法察知那个最终目的并强使一致认同。所有的文化最终都要适应人的生存，无论文化的发生、消长和存亡，都契合着而且必须契合着群体的人类生存。（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加)

这些年，抗日题材剧一部接一部出炉。有很多观众感慨，如果中国兵都像影视剧所表达的那么神勇，那么抗战哪里需要八年！比如最近大热的《永不磨灭的番号》中，我们的战士居然能用手榴弹把敌机炸下来！但反过来，我倒是觉得，再"传奇"的抗日剧也比《南京！南京！》好，这方面，姜文的经验倒是值得重提："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 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

高远东从鲁迅早期的文言论文《破恶声论》里，发现了鲁迅思想的重要资源。《鲁迅的可能性》散出的思辨力，在我看来是他思想成熟的标志。

我自己也认为我们应当摆脱那种简单地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周锡瑞，1995）。但现在我怀疑我们是否走过了头。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根本忘掉它，或把它当作某个碰巧一起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外部事件。

被视为佛典翻译文学的作品兼具宗教和文学两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还具有哲学、伦理等价值，不在本文讨论之内）。但在文学研究领域，可以而且应该按着文学自身的规律，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这应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1月初《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联合发布的"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提高工资水平"是当前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令人不解的是，目前大量媒体却合力营造了一种与之相悖的强大舆论

进入香港后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少高楼瘦长如棍，一根根戳在那里顶着天，让观望者悬心。在全世界都少见这种棍子，这种用房屋叠出来的高空杂技。它们扛得住地震和狂风吗?那棍子里的灯火万家，那些蛀入了棍子的微小生物，就不曾惊恐于自己的四面临虚和飘飘欲坠? 我这次住九楼，想一想，才爬到棍子的膝部以下，似乎还有几分安稳。套间四十多平米，据说市值已过百万。家居设施一应俱全，连厨房里的小电视和小花盆也不缺。但卧房只容下一床，书房只容下一桌一椅，厨房更是单人掩体，狭窄得站不下第二人。我洗完澡时吓一大跳，发现客厅里竟冒出陌生汉子。细看之后才松了口气，发现对方不是强盗，不过是站在对角阳台上的邻居，透过没挂上窗帘的玻璃门，赫然闯入我的隐私。 他不在客厅里，但几乎就在客厅里，朝我笑了笑，说了句什么，在玻璃门外继续浇洒自家的盆花。 他是叫海伦还是汤姆? 我不知该如何招呼。 港人多有英文名字--多族裔机构里的职员更是如此。这些海伦或者汤姆在惜地如金的香港。如果没有祖传老宅或千万身家，一般都只能钻入这种小户型，成天活得蹑手蹑脚和小心翼翼，在邻居近如家人的空间里，享受着微型的幸福与自由。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人们擅长螺蛳壳里唱大戏，精细作风举世闻名。在这里，哪怕是一条破旧的小街，也常常被修补和打扫得整洁如新。哪怕是廉价的一碗车仔面或艇仔饭，也总是烹制得可口实惠。哪怕是一件不太重要的文件副本，也会被某位秘书当成大事，精心地打印、核对、装订、折叠、入袋，封口......所有动作都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直至最后双手捧送向前，如呈交庄严的国书。 正因为如此，香港缺地皮，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高楼密度、汽车密度，却仍是很多人留恋的居家福地。海伦们和汤姆们，即自家族谱里的阿珍们和阿雄们，哪怕在弹丸之地也能用一种生活微雕艺术，雕出了强大的现代服务业，雕出了曾经强大的现代制造业，雕出了或新潮或老派的各种整洁、便利、丰富、尊严以及透出滋补老汤味的生活满足感。毫无疑问，细活出精品，细活出高人，各种能工巧匠应运而生，一直得到外来人的信任。有时候，他们并不依靠高昂成本和先进设备，只是凭借一种专业精神与工艺传统的顽强优势，也能打造无可挑剔的名牌产品--这与内地某些地方豪阔之风下常见的马虎、潦草以及缺三少四，总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些称之为Mall的商城同样有港式风格。它们是巨大的迷宫，有点像传统骑楼和现代超市的结合，集商铺、酒店、影院、街道、车站、学校、机关以及公园于一体，勾心斗角，盘根错节，四通八达，千回百转，让初来者总是晕头转向。它们似乎把整个城市压缩在恒温室内，压缩成五光十色的集大成。于是人们稍不留心，就会错觉自己在酒店里上地铁，在商铺里进学堂，在官府里选购皮鞋。想想看，这种时空压缩技术谁能想得出来?这种公私交集、雅俗连体、五味俱全、八宝荟萃、各业之间彼此融合、昼夜和季节的界限消失无痕的建筑文化，这种省地、节材、便民、促销的建筑奇观，在其他地方可有他例? 一代代移民来到这里打拼，用影碟机里快进二或快进四的速度，在茫茫人海里奔走，交际、打工或者消费，哪怕问候老母的电话也可能是快板，哪怕喝杯奶茶或拍张风景照也可能处于紧急状态。"你做什么?""你还做什么?""你除了这些还做什么?"......熟人们经常一见面就劈头三问，不相信对方没有兼职和再兼职，不相信时间可以不是金钱。显然，这种忙碌而拥挤的社会需要管理，近乎狂热的逐利人潮需要各种规则，否则就会乱成一团。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人肯定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面对维多利亚港湾两侧乱哄哄黑压压的殖民地，面对缺地、缺水、缺能源但独独不缺梦想的香港，不会掏出太多的民主，却不能不厉行法治。他们把香港当作一个破公司来治理。米字旗下的建章立制、严刑峻法、科层分明、令行禁止，成了英伦文化在香港最需要也最成功的移植。"政府忠告市民：不要鼓励行乞!"这种富有基督新教色彩的警示牌，也从欧洲舶来香港街头。 一次很不起眼的招待会，可能几个月前就开始预约和规划了。电话来又电话去，传真来又传真去，快递来又快递去，参与者必须接受各种有关时间、地点、议题、程序、身份、服装、座位、交通工具、注意事项之类的敲定。意向申明以后还得再次确认，传真告知以后还得书函告知，签了一次字以后还得再签两次字，一大堆文牍来往得轰轰烈烈。不仅如此，一次主要时间只是用于交换名片、介绍来宾、排队合影再加几句客套话的空洞活动结束之后，精美的文牍可能还会尾随而至：关于回顾或者致谢。 不难想象，应付这种繁重的文牍压力，很多人都需要秘书。香港的秘书队伍无比庞大当然事出有因。 也不难想象，港人在擅长土地节约之余，却习惯了秘书台上日复一日的巨量纸张耗费，让环保人士愤愤不满。 但没有文牍会怎么样? 口说无凭，以字为据。没有关于招待、合同、动议、决策、审计、清盘、核查、国际商法等方面的周到字据，出了差错谁负责?事后如何调查和追究?追究的尺度和权利又从何而来?......从这种意义来说，法治就是契约之治，就是必须不断产生契约的文牍之治--虽然文牍癖也有闹过头的时候，比方说秘书们为某些小事累得莫名其妙。 车载斗量的文牍，使香港人几乎都成了契约人，成了一个个精确的条款生物和责任活体。考虑到这一点，在庞大秘书行业之后再出现庞大的律师队伍之类，出现数不胜数的检控之类，大概也不难理解了。 有一位老港人向我抱怨，称这里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人情，缺乏深交的朋友。光是称呼就得循规蹈矩不得造次：mister，先生就是先生；doctor，博士就是博士；professor，教授就是教授--大学里的这三个称呼等级森严，不可漏叫更不可乱叫，以至只要你今天退休，你的"×教授"称呼明天立马消失，相关的待遇和服务准时撤除，相处多年的秘书或工友也忽如路人，其表情口气大幅度调整。这种情况-咆括不至于这般极端的情况--当然都让很多大陆人和台湾人深感不适，免不了摇头一叹，人走茶凉呵。 但人走茶凉不也是法治所在么?倘若事情变成这样：人走了茶还不凉，人不在位还干其政，还要来看文件，写条子，打电话，参加会议，消费公款，甚至接受前呼后拥，有关契约还有何严肃性和威慑力?倘若人没走茶已凉，人来了茶不热，有些茶总是热，有些茶总是凉......那么谁还愿意把契约太当回事? 契约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须尽可能把感情与行为一刀两断，用条款和责任来约束行为。这样，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却不失为公法之幸，能使社会组织的机器低摩擦运转。面子不管用了，条子不管用了，亲切回忆什么的不管用了，虽然隐形关系网难以完全绝迹，但朋友的经济意义大减，徇私犯科的风险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乱相，包括省掉了大批街头的电子眼，市政秩序却井井有条，少见司机乱闯红灯，摊贩擅占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业，行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违规抽烟，遛狗留下粪便......官家的各种"公仔(干部)"和"差佬(警察)"也怯于乱来。哪怕是面对一个最无理的"钉子户"，只要法院还未终结诉讼，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它不得。政府只能忍受巨大预算损失，耐心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最终改道易辙。 因为他们都知道，法治治民也治吏。违规必罚，犯禁必惩，一旦出了什么事，就有重罚或严刑在等着，没有哥们儿或姐们儿能来摆平，也难有活菩萨网开一面。那么，哪个鸡蛋敢碰石头? 无情法治的稍加扩展就是无情人生--或者这句话也可反过来说。 这样，我们对人情与秩序能否兼得?在难以兼得之时又如何痛苦地选择?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说起来，香港人并非冷血，每日茶楼酒馆里流动着的不全是社交虚礼，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友情。特别是节假日里，家庭成了人胜取暖的最佳去处，合家饮茶或合家出游比比皆是，全家福的图景随处可见，显现出香港特别有中华文化味道的一面。父慈子孝，夫敬妇贤，其情殷殷，其乐融融，构成了百姓市井的亲情底色。 这些人不习惯西服革履，更喜欢休闲便装；不习惯道貌岸然，更愿意小节不拘自居庸常--包括挂着小腰包光顾赛马场和彩票。与之相联系的是，他们的阅读大多绕开高深，指向报上的地方新闻和娱乐八卦，还有情爱和武侠的小说。他们使用着最新款的随身听、数码相机、mp4、便携宽频多媒体，但大多热心于情场恩仇和商界沉浮一类个人故事--这是通俗歌曲和通俗电影里的常见内容。内地文化人对此最容易耸耸肩，摇摇头，讥之为"文化沙漠"。其实这里图书、音乐、书画、电影的同比产出量绝不在内地之下，大量人才藏龙卧虎。稍有区别的是，他们的文化主题常常是"儿女情"而非"天下事"，价值焦点常常落在"家人"而不是"家国"，多了一些就近务实的态度，与内地文化确实难以全面接轨。黄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学作报告的时候，强调香港文学从总体上说最少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特别品种，值得研究者关注。据他说，学子们对这个话题曾不以为然。 学子们也许不知道，他们与大多港人并没有共享的单数历史。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当局管理着这一块身份暧昧的东方飞地，既不会把黄肤黑发的港人视为不列颠高等同胞，也不愿意他们时常惦记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那么让他们非中非英最好，忘记"国家"这一码事最好--这与一个人贩子对待他人儿女的态度，大体相似。这种刻意空缺"国家"的教育，一种大力培养打工仔和执行者而非堂堂"国民"的百年教育，也许足以影响几代人的知识与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来就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里的先辈们难享国家之惠，也少受国家之害，遥远朝廷在他们眼里实在模糊。当中原族群反复受到北方集团侵掠或统治，那里的国家安危与个人的生死荣辱息息相通，国与家关系密切，忧国、亡国、思国、报国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齐"通向"治平"的古训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强的逻辑力量。与此不同，香港偏安岭南一角，面对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虚弱的东南亚，一片来去自由、国界含混、治权零乱的南洋。在这样的地缘条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及九七回归，他们的心目中那个抽象的"国家"在哪里?"国家"对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意义? 大多数港人也修身，也齐家，但如果国家若有若无，那么"治国平天下"当然就不如"治业赚天下"更为可靠实用了。这样，他们精于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会像京城出租车司机们那样乐于议政，不会像中原农民们那样乐于说古。内地文化热点中那些宫廷秘史、朝代兴衰、报国志士、警世宏论、卫国或革命战争的伟业，在这里一般也票房冷落。国家政治对于很多港人来说是一个生疏而无趣的话题。更进一步说，如果国家的偶尔到场，不过是用外交条约把香港划来划去，使之今天东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张，明天姓李，一种流浪儿的孤独感也不会毫无根由。 殖民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儿--香港不过他们中比较有钱的一个。想一想，这个流浪儿是应该责难还是应该抚慰?他们的文化在经受批评之前是否应该先得到几分理解? 1997年，很多港人在五星红旗下大喊一声"回家啦--"但这个家，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比如有相对的贫穷，有较多的混乱和污染，有文化传统中炽热的国家观和天下观。但无论人们是珍爱这个家还是厌恶这个家，"国家"终于日渐逼近，不可回避了。 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国家意识，都需要国籍的尊严感和自豪感。诗人北岛说，他曾经遇到一个保加利亚人。那人说保加利亚乏善可陈，从无名人，连革命家季米特洛夫还是北岛后来帮对方想起来的。但那人觉得这样正好，更方便他忘记自己的国族身份，从而能以世界文化为家。出于类似的道理，多年来几无国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国家这个权力结构?他们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经足够?他们国土视野和国史缅怀的缺失，诚然收窄了某种文化的纵深，但是否也能带来对狭隘国家主义的避免? 无可选择的是，国家是现代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历史上的国家功罪俱在，却从来不是抽象之物，不全是旗帜、帽徽、雕像、诗词、交响乐、博物馆、哲学家们的虚构。对于1997以后的很多港人来说，即使抗英、抗日的伤痛记忆已经淡薄，但国家也不仅仅意味着电影里的"内战"和书刊里的"文革"，而有了电影与书刊以外的更多现实内容。国家是化解金融危机时的巨额资金托市，是对数千种产品的零关税接纳，是越来越值钱的人民币，是越来越有用的普通话，是各种惠及特区的人才输入、观光客输入、股市资金输入、高校生源输入、廉价资源产品输入......一句话，国家是这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成为真切可触的利益，正在散发出血温。 即便有些人对这一切不以为然，即便他们还是贬多褒少，但无论褒贬都透出更多北向的关切，与往日的两不相干大为异趣了。即便有些港人还不时上街呛声某些中央政策，但这种呛声同样标示出关切的强度。 汶川大地震后，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楼的一扇窗前，听到维多利亚港湾里一片笛声低回，林立高楼下填满街道的笛声尖啸，哀恸之潮扑面而来。各个政党和社团的募捐广告布满大街，各大媒体的激情图文和痛切呼吁引人注目，学生们含着眼泪在广场上高喊"四川坚强"和"中国坚强"，而高楼电子屏幕上的赈灾款项总数记录，正以每秒数十万的速度不断跳翻......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变，一块殖民地的心灵流浪大概行将结束。 我隔着宽阔海面遥望港岛，那一片似乎无人区的千楼竞起，那一片形状各异的几何体，如神话中寂静而荒凉的巨石阵。 我知道那里有很多人，很多陌生而熟悉的人，只是眼下远得看不见而已。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爸爸爸》、《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