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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君：通钢悲剧的逻辑
杨琳：通钢事件是我国劳资关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褚晓亮、王晓明：正走出阴影的通钢

陈庭诗是台湾抽象艺术之先驱旗手。其生平事件有两个特异点：自幼失聪；因政治因素而从左翼写实版画转向抽象版画。本文企图探讨陈之「失聪听障状态」与其「抽象艺术创作」之内在关联与时代文化意义。我们发现它反显出康定斯基的《点线面》所描述的「内在沉默」，它已非「技法」问题，而是抽象艺术之「心法」

辽和金从两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只是在这种小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不仅仅文化气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渐渐换成了宋人的拘谨和专制，而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历来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

目前，下面这些意见似乎是普遍的看法：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累积形成的外汇占款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美国国债危机和可能进一步的量化宽松给中国外汇资产的安全性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对策则应该是人民币汇率走向市场调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大海外投资规模。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余永定先生认为，中国为了摆脱美元陷阱，中国央行必须停止买入美元，尽快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中国早就应该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在短期内，中国必须在升值和增加外汇储备之间做出选择。长期来看，中国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本文认为，上述看法没有完全理解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这件事的含义。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累积是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的结果，是中国因素和美国因素叠加的结果。解决中国外储问题，离不开中国政府主动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这一关键环节。考虑到汇率决定机制的复杂性和中国的经济安全，价格机制至少在相当时期内不可引入汇率的形成当中，资本进出需要严格管制。使用外汇储备与其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如让外资企业退出去。"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意义不明，本文以为，建立"主权信贷搞建设，地租与资本社会化"经济体制才能真正克服资本短缺、消费不足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应该累积任何外汇储备（包括黄金在内）。 本文的逻辑需要从头说起。 外汇储备累积的原因与解决办法 经济的成长需要货币的相应增加。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表明，仅仅是贵金属货币供应量增加，就促进了贸易量扩大和经济发展，货币的流出往往制造"钱紧"，引起经济萧条。金属货币时代，通过采掘矿藏，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使得货币供应满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但终究有致命的弱点，根据凯恩斯的总结，坚持货币金属论，存在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影响经济发展：1、 金属货币生产弹性很小，近似为0，无法扩大供应，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从而导致生产扩大受货币供应量制约。2、 金属货币的替换弹性近似为0，同样导致供应量难以扩大。3、 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具有周转灵活性和流动性，人们乐意储藏，需求旺盛，带来实际流通数量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金本位时代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频率反而高于纸币时代。 主权货币乃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制度发明。避免了以前贵金属货币的一些弱点，可以随时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随时增发货币，主权货币的发明，等于一国央行有一个米粒大小的神奇空间，其中可以取出无量金银，可以储藏无量金银。当然，政府乱发货币也会剥削人民，它是一把双刃剑。 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需要不断地给经济注入基础货币。假如美联储直接向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由于美国财政部通常以新债还旧债，因此只要美联储持续、稳定地购买国债，则美国财政部就可以永远维持相应的债券融资额度，这些基础货币也就会永远保持流通，不被美联储回笼。所谓美国国债，是国债形式下伪装的美元基础货币发行而已。经济全球化下，美国政府供应贸易货币美元，美国国债就必须增加。无论是央行购买国债还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债务，因为这些债务一般情况下只能持续扩大。 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经过几项看起来是政策性的改革措施塑造的。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学校、医院等社会组织的改革，这是私有化、市场化的主要领域，在整个过程中大批量地消灭了资本社会化企业组织；更关键的是中国进行了货币体制改革，从1993年开始，为了加入WTO，我国大幅段降低关税并无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经过房地产制度改革，在城市建立了类似于香港的土地制度。93年宏观调控和94年外汇体制改革，是根本转折点。至中国加入WTO，转变基本完成。后面就是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的10年，是房价高涨的10年，是外汇储备跃进到三万亿的10年，是少数人财富爆炸性增长的10年。这些政策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中国放弃了运用主权信贷发展经济，财政不能向央行透支，转而利用外资；一个是形成了所谓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由于分配的极度不均和社会保障缺失，中国内部形成严重产能过剩。 当前，中国的货币运转，主要是通过两个中介进行的，一个是美元，一个是土地。简单来说就是，进口美元以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抵押土地以完成人民币信贷资金投放。 主权信贷原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印钞搞经济建设。经济体中，从微观角度发现了经济机会，此时万事俱备，只欠资金，那么企业组织就在银行申请贷款。银行的意义在于能够扩张信用，银行信用的源头在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所以最终而言是印钞搞建设。其过程不是印钞在先，而是经济发展的潜力逼出印钞，经济发展的潜力催生了资本，而不是资本促进了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是不合适的，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增加基础货币。中央政府向央行发行国债难道是真的借钱？这只是一种公平的基础货币发行办法。周其仁称上述银行法为一项意义深远的制度安排，是关闭了政府主动超发货币之门。同时又指出，在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之后，又开出了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我国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 由于关上了自主增加基础货币的渠道，由于没有重视银行、企业等组织建设，同时社会资本和信任机制流失，中国面临制度性资本短缺，所以只能利用外资，通过美元流入来发行基础货币。 主权信贷搞建设能促进资本社会化企业的成长。经济发展主权信贷起主要作用，意味企业资本的社会化、意味着内需的强大，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资本社会化企业有利于技术的累积和成长，同时劳动者成为强有力的消费者；相反，外资主导、银行成为土地当铺、企业成为项目而资本完全私人化、非本土化，内需必定不振。由于资本特别是外资崇拜，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特别是房地产改革形成土地资本化和"攒钱买地"，社会保障不到位，中国形成了制度性内需不足。 中国不能印钞搞建设既是资本短缺又是内需不足的原因，土地资本化也同时是资本短缺和内需不振的原因。从个体来看，土地资本化可以获得资金，但从整个社会看，土地资本化却造成资本短缺。土地资本化的前提是地租和土地增值收益归占有者。地价是社会财富的耗散，掠取地租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内耗，高地价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良性发展的桎梏。我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存在是地价存在的基础，而地价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对于通过购买土地而发展成自耕农的农民来说，地价占去了他们一个相当可观的财富，而这部分财富本来是可以用于生产垫支的。希望上升为自耕农的佃农，也会把一定的经济力量储备起来，以便支付地价，从而减少了他们的生产垫支。地价的较早出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个经济上的浪费现象（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97页）。当土地信贷为主时，中小型实体企业必然发生极度资金紧张的情形，只有银根极度宽松，发生大水漫坝，资金才流入实体企业；银根稍紧，紧缩的就是实体中小企业。由于社会成员普遍需要攒钱买地，所以内需更加不振。 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需要同时是地租、资本社会化的过程，否则只能陷入攒钱买地的锁死状态当中或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唐朝中叶之后，进入土地食利和高利贷的恶性市场经济，"攒钱买地、读书做官"成为一般性的社会活动，其危机逻辑可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析，但后果恶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因为连工业化都无从诞生，只有周期性大规模社会毁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中国内需不足，乃是地租的私人竞争性占有和资本私有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个经济体制，需要同时解决信息问题（多中心决策的市场经济）、激励问题（按劳分配）、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在制度空间中，存在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经济体制，迷信于小岗范式与资本崇拜的中国经济学家却不进行任何探索。 内需不振、生产过剩有个短期的解决办法，就是印钞消费。由央行买国债，国债搞社会福利和公共工程增加中下层群众的消费资金。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主张发行没有储备物的纸币，政府干预经济，解决消费不足问题。战后西方意识到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的不平衡，自觉利用无成本的纸币发行机制，解决消费不足问题。中国的做法是出口拉动经济，实际上也是印钞消费，不过是美国人印钞消费中国。因此，美国的预算平衡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句话总结，出口创汇挣美元，和中国人自己印一些人民币发给中国的老百姓让企业来挣，是同一逻辑而更惠及中国人民。米尔顿•弗里德曼设想用直升机撒钱，只是这个钱撒在美国而已。本文主张的中国外储问题短期解决办法之一，也是这个逻辑，只是钱撒在中国，国家级贫困县要多撒一些。 今天，中国外汇储备累积到3万多亿美元，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消费不振，因此需要美国人印钞雇佣中国，美国人印钞消费中国。制度问题造成美国人不印钞，我们的经济就要停摆。中国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外汇占款是一个恶性的信用膨胀过程。因为基础货币的增加不能完全对应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输出物质财富和让渡股权，白白对外交上一笔铸币税。只要中国不能解决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则外汇储备的累积不可避免，调整汇率不能起什么作用。外汇储备花不出去，变成美国国债或美元资产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在这个链条中，外汇储备只有不断累积，才能实现中美贸易过程中资本的利润，外汇储备就是中国过剩产能的货币表现，就是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的货币表现。 当下中国的经济困局表现的所谓通货膨胀，并非是政府直接印刷基础货币"重敛于民"，而是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美联储成了中美联合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它是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最终提供者；因为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因为美国人社会福利降不下来，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人印钱消费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是中国经济政策和美元地位、美国政策自然而然的结果。 外汇储备之累积是中国经济在目前制度下能够运转的条件，改变这个困局，长期看，在于认识到主权货币和生产过剩的原理，花大力气进行社会组织建设和法制体系建设，以主权信贷取代外资（包括并购外资企业）；通过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来根本改变内需不足的问题，无需美国印钞来雇佣和消费中国。短期来看，中国解决其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依赖美国印钞消费。中国需要大幅度降低或根本取消出口退税，用节余的中央财政资金投资水利、环保、中西部卫生教育；废除人民银行法29条，中央财政向央行发行国债，所产生之基础货币用于按人发放、社会保障建设等来扩大中下层群众的消费能力，以中国内部凯恩斯主义取代国际凯恩斯主义（美国印钞给大众来消费）。当然，印钞消费只是一个临时措施，不能长期使用。总的来说是主动发行基础货币替代原来靠外汇占款发行的那部分，以平衡的方式挤压热钱、外资出境，这样逐步使外汇储备降低和消灭，做到降低外汇储备的同时国内就业状况不恶化同时收入分配趋向平等。 中国目前的数量型货币紧缩，实际配合了美国将印钞作为财政手段的恶性信用膨胀。中国正确方式货币数量宽松，实施的是第一种印钞，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外储，遏制美国不遵守财经纪律的行为。如果连两种印钞行为的实质都分不清，却株守货币主义教条来控制所谓的通胀，只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更深的伤害。 中国现在能够采取措施：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废除其29条，然后央行购买长期国债1万亿，宣布国债用于大众医疗、教育，但万不可用于投资。看市场各方反应如何，看是否还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是否还要涌入，加息空间是否可以打开？ 中国外汇储备不可能完全靠贸易逆差消化，与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如回购外资企业，对美元投资者来说，当年，你们是带着美元来的，现在，你们带着美元走吧，咱们两不相欠。这是一个换血工程，换血完成后，中国经济体将恢复健康。 思议可思议之事，不思议不可思议之事。汇率、通胀、GDP为不可思议或难以思议之事，失业率、劳动者恩格尔系数、居民基尼系数、各项商品比价，为可思议之事。中美汇率固定如1:7，则比较名义汇率下中国美国社会生活之各项成本--衣食住行工排，工为雇工或购买人力服务，排为制造负外部性--这些为可思议之事，中国唯技工和服务员工资不可思议地低廉，做坏事给他人和后代制造祸害代价则更低，住房价则太高，因此当分别调整各项以使两国接近而不是调整汇率，使中国工价大升、排价暴升、房价降，这是可以思议之事。汇率宜固定，唯有分别调整各项以使汇率合理，此即为卢麒元先生讲的以税制汇，取消出口退税，收资源、环保税，此为可思议之经济政策也。 我国目前的汇率改变牵扯到一种利益调整的问题，哪些人会取得利益？进一步来说哪些钱是流动的，哪些人是需要跨境进行移动的，有需求变成一种美元回到美国或回到其他地方去？老百姓的钱没有这个要求，只有套利的资金、热钱、海外的资本、国内的贪腐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升值了的人民币去对兑换更多的美元，然后才流出境外。目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只能导致外汇储备更多。只有改变升值预期，才能阻止热钱流入。 解决外汇储备巨额累积问题只能是经济政策的调整，其关键则在于中国货币主权的恢复与收入分配大幅度向劳动者倾斜的措施，汇率云云都是浮云，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更是风险巨大之举。 为什么不是国际化而是封闭自主的人民币体系 黄奇帆作为深通经济的高级官员，他的看法具有代表性：面对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中国、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巨额增长的局面，我们应从三方面使力：一是建立多层次的外汇储备体系，藏汇于民。国家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存量可保持不变，新增的外汇储备应转为企业储备、家庭储备。二是坚持"走小步、不停步"，适当加大汇率调整力度，既可使国内企业逐步适应，又可平衡进出口，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三是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促使全球市场和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格局的形成作出贡献。 本文看来，即使美国国债没有违约风险，美元不是一直在缩水，中国也不应该积累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仅满足日常进口机动即可。本文甚至主张，即使世界货币体系恢复了金本位体制，中国都不应该积累黄金储备，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应该累积外汇储备。对于中国而言，外汇储备归零应该是其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其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无论我们面临的是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还是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都应该坚决维持独立自主的人民币主权信用货币体系。 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中国必须坚持货币主权、坚持资本流动的严格管制。中国资本走出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原因有两个：一是走出去不是培养中国诞生的跨国私人资本，他们与中国人民利益无干，失去了国家控制的海外圈地，发生粮食危机他们也只会把粮食运给买得起的人；二是海外资源投资不能仅仅遵循商业逻辑。促使全球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不能落入殖民主义的老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年，外国资本跑到我们的土地上，收购我们的资源，我们很愤怒，今天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里面，为什么他们就要欢迎我们？因此，不要忘记我们的光荣传统，堕落到和西方人一样，要坚持公平合理地取得资源，使得当地人民受惠而不是感觉被剥削。 人民币国际化今天似乎很大程度上成为共识，但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开放资本市场、汇率自由浮动。本文则认为，审慎地考虑需要大踏步后退，走向金融锁国，建立自主封闭的人民币货币体系。原因如下： 人民币完全介入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无非是成为日元、英镑那样的角色。但是，日本、英国、巴西都遭遇金融危机，英国和日本、巴西也是美国国债的大额持有者，仍然累积巨额外汇储备。民族国家、主权货币和资本自由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有严重的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参与这样一个坏游戏、愚蠢的游戏。为什么不能笑看国际货币体系风云变幻，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货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如英语和蒙古语间的关系。语言的使用情况是这样，用的越多则使用的人就会更多，使用的人更多就导致所有的人都使用它；如果一个语言使用的人越少，那就使用的人更少，就会只有极少数的人使用它，最后导致无人使用。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持有美元的原因，是因为别人也在用美元。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汇率，不要说一般商品，就是和投资品的市场价格机制都很不一样。当今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价格机制是汇率的决定或形成机制这个观点是荒谬的，因为价格机制和汇率的决定因素可能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比如，A国战败，A国生产的鞋子并不降价，A国首都的投资性住房也不见得降价，但A国货币可能化为废纸。 人民币和美元自由兑换，意味着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化导致资金可以大进大出，人民币基础货币随之大增大减，杠杆方式（倍增方式）导致商业信贷资金之成倍宽松与紧缩。设想一下资金运动之潮起潮落之情形，资金进来，发生资产泡沫，由于土地彻底资本化，商业银行的土地金融机制根本上只能是制造而非防止金融风险，放贷的原因是已经放贷。资金潮退，则必然发生大规模坏账，沙滩上充满了裸泳者。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日本、香港、东南亚、美国的实践，都说明金融危机就是这么来的。 人民币货币体系，必须隔绝于强势美元的扰乱，才可运转。人民币闭关守城有余、攻城野战则不足。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同美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战斗当中，到时怕连原有的中国地盘也可能丧失。中国货币战略应该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即金融锁国，严厉限制外资；"广积粮"即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和高端、完备的工业生产能力，"缓称王"即不要过早国际化和美元直接冲突。 世界没有大同，资本不必自由。资本自由要和居民的迁徙自由相匹配，经济全球化需要政治全球化同步。美欧之乱象，无非是资本走出去的结果，中国不能重蹈美国覆辙。资本进出都要管制，自由经济合理的一面也只在主权国家内部有效。控制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为了保护本国劳动者，要考虑资本外流对内部和谐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整合的影响。同时，中国企业要谨慎走出去。不要试图做第三世界人民的地主、矿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矿主、地主的财产，没有炮舰也不会安全。中国当以技术立国，而非以金融立国，依靠科技创新与高端生产能力而随时从外部换得资源和能源。 早在19世纪末期，韦伯就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危险，韦伯写道：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起来反对民族的未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马克思•韦伯 著，甘阳、李强等译 ，三联出版社，1997年。）针对当时德国东部的农民问题，即德国东部农民受到外来的波兰劳工的竞争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波兰农民在德国东部日益坐大，波兰农民凭借着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韦伯提出的建议是关闭东部边界、国有化东部土地。 作为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文明共同体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规模最大的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应该最先反思资本自由流动货币自由兑换的经济全球化，反思其对民族国家政治能力和权威的根本危害。对国家来说，政治逻辑必须压倒资本逻辑，人民主权必须驾驭资本。我们当不为浮言所惑，自主建立保护中华民族共同体之稳固团结、保护大多数人福祉的金融体制。所谓金融锁国，目的在此，其细节可以讨论。

法律移植是法学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目前主要依赖两个历史现象：一是伴随着12世纪开始的"罗马法复兴"，整个欧洲出现了"罗马法继受运动"，由此引发法律移植中的经典问题：为什么英国人没有移植罗马法，而保持自己的普通法传统呢？我的老师、著名法学家梁治平先生的硕士论文就讨论这个问题。二是19世纪以来欧洲列强入侵东方之后，引发日本和中国这样拥有发达文明的东方国家全面移植欧洲法，由此引发西方现代法与东方古典传统之间的持久地张力。我的老师、著名法学家季卫东教授持续关注这个问题，他刚才的精彩演讲也以这个问题为轴心。但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中，我们普遍忽略了我们中国内部三个法系之间的互动。如果说台湾和香港地区保留的清代习惯法曾引发比较法学者的关注，那澳门法律移植问题却几乎没有人关注。谢耿亮的这篇文章研究澳门的法律移植问题，填补了空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填补空白，而在于他潜在地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法律文化"？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研究"法律移植"？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法学界的主流思想意识主要围绕"法律文化"和"法律移植"这些概念展开。"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本身意味着对法条主义的反叛，即法律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更不是法典本身，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文化观念往往附着在法律文本或者其他思想文本中，以至于法律文化和法律条文一样，依然是存在于"那儿"的有待于我们去发掘的一套固定不变的东西。这种客观主义的思路始终左右着法律文化的讨论，以至于梁治平先生后来不再使用"法律文化"概念，而代之以"法律的文化解释"。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借鉴了一位芬兰学者的法律概念，把法律的语义规范结构分为表层结构、中层解构和深层结构，其中"中层结构"就是法律文化，就是围绕法律规范所形成的一套文化思想观念。这样一种理解无疑也是一种客观主义的思路。尽管如此，作者在研究中实际上背叛了他所借鉴的法律文化概念。说到底澳门法律移植面临的问题既不是法律规范结构的问题，也不是法律文化的问题。而是澳门95%左右的人口是华人，而96.6%的人口（包括华人和其他族裔人口）不懂葡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换句话说，如果说存在什么"法律文化"概念，那么这些概念不过是问题的表象，真正的问题是居民、人口流动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和文化思想观念。而这篇论文真正有贡献的地方就在于讨论澳门居民和澳门流动人口的族裔结构。由于不同族裔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使得澳门成为这种力量之间角力的场所。因此，澳门法律移植的难题与其说是"法律本地化"的语言翻译问题，不如说是华人已经在澳门政治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力量，可是澳门司法活动依然掌握在少数懂葡文的法律阶层手中。这样一种问题意识的转换就意味着"法律文化"和法律条文一样，都属于法律的表象，法律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是人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之间的较量。法律移植不过是以法律条文的方式记载了这场较量的结果而已。而"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恰恰遮蔽了这种生死搏斗的较量，仿佛是一种文化观念传播的结果。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澳门与香港，就会看出从法律文化角度比较香港普通法与澳门葡萄牙法之间的优劣没有实质意义。只要看一看内地居民向香港和澳门流动，就可以明白内地流入香港的大多属于雄心勃勃准备创造世界的商业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而内地流入澳门的人口中，大多数属于准备享受生活的休闲者，无论少数的文化人士还是大规模的赌客，他们不准备创造，而仅仅等待消费和消耗。我想在座的青年法律学子毕业之后想去的是香港，而不是澳门。如果再比较英国人的帝国雄心及其在香港的作为和葡萄牙帝国的衰落及其在澳门的腐败，就能够明白香港的普通法与澳门的葡萄牙法之间的区别根本不是所谓"法律文化"的问题。由此，我们就需要对论文中提出的"葡萄牙法律文化是欧洲后进的法律文化"这个判断进行重新阐释。法律文化的"先进"与"后进"的标准是什么呢？这绝非法律或法律文化自身所能提供的，而必须在法律"外面"的世界中去寻找。葡萄牙法律文化的"后进"不在于其法律概念或法律文化，无非意味着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相比较，葡萄牙人在近代兴起过程中属于后来被战败的民族。可我们不要忘记，在地理大发现的最初岁月中，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及其背后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法学家最先奠定了地理大发现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背后可倚凭的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法律文化"。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再回到中国，那么对"法律移植"问题的研究就应当避开"法律文化"的概念陷阱，关注于"人的具体活动"，尤其是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抽象的文化"。就中国的法律发展而言，也许我们不应象以前那样过分关注如何移植"先进的法律"，而应当关注我们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恨和所爱。如何把我们中国人的希望、理想和追求转化成法律，无疑应成为我们法律人当下的任务。

谈六部影片

封面选题：欲望中国的价值想象

中国法学界主流的法律移植论事实上在创造一种有利于"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意识形态，从而推动立法中进行大规模法律移植。但一些立法超出了现实条件许可，造成对国家利益和国民道德声望的损害。这种陷阱尤其体现在知识产权立法当中。

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提出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在先富起来已经实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努力。

他出版过被誉为"纪实版的《百年孤独》"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此书揭露了拉美大陆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本地暴政的压迫的事实，被拉美各国军人独裁政府列入禁书清单，因之而名声大噪，成为加莱亚诺最有力的代表作。而他在流亡西班牙期间写成的《火的记忆》，则成为他的创作生涯的又一个高峰。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古代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双声、叠韵等语言现象，能够运用押韵来进行文学创作，甚至使用了譬况、读若、直音等方法给汉字标音，但由于受汉字这种单音节表意文字的干扰，对于语音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有效的研究手段。然而，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改变了这一局面。

西班牙「起义报」2004年刊登安东尼·芬通的文章，揭露了美国政府当年2月底策划海地政变的内幕。

“萧条已经开始了。报界媒体人士仍在扭扭捏捏地向经济学家打听，询问我们是否可能正在进入一场单纯的衰退。”

2004年游记

部分发表于曹天宇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有两种越来越明显的迹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一种是当代国际社会所出现的日益加剧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由之引起的地区性民族冲突；另一种是某种普遍主义形式掩盖下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政治扩张主义。

五四一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以之前长期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为前提，而这种文化运动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而不仅局限于文化层面。五四一代既是破坏旧秩序的一代，也是建立新秩序的一代。

介绍佛教基本知识，经典小说材料用得灵活生动。

关于“共相”(理念、普遍性、同一性概念)的本体论地位问题，自从柏拉图最早提出 “理念”说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在传统哲学中大体上有实在论与唯名 论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概念论三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