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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被指责“厌恶数字计算”。然而数字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至于我为什么要将地震之类的大灾害与国家主义的异常凸显联系起来，那是因为我联想到发生于1923年的震度为六级的关东大地震中，发生了屠杀朝鲜人事件、龟户事件、甘粕事件等，以及其后十年、二十年在这个国家出现的超国家主义的历史。 至于战后长达六十三年的日本的民主主义，我所寄予希望的，惟有反复强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以及国人的新一代。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了美国纽约双子楼，导致3000余人死亡，该事件被称为美国本土自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外敌入侵。 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曾经喧嚣一时，美国从此成了全人类的希望，美国的制度、文化、法律和生活方式都成为衡量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和国家、地区的唯一标尺。美国成为全球唯一霸权，势力盛极一时。几乎在这个星球上所有有人类的地方，都被宣布为与美国的利益相关，应当处于美国的武力"保护"之下。 但如此强大的美国换来的并不是世界和平之后的天堂般生活，仅仅过了十年，美国本土遭遇了入侵。而且，入侵者不是军队，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恐怖组织。更有趣的是，这个恐怖组织曾经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甚至连最基本的恐怖袭击方式，也是按照由美国编印的教材进行培训。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第一时间宣布，这是对美国发起的战争行为，同时宣布将倾尽全力打击恐怖主义。接下来的十年里，众所周知，美国先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将萨达姆经审判后处死。今天，全世界都已承认，这两场"愚蠢的战争"把美国拖入了今天的困境，数十万美军至今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维持秩序，无法脱身，两国战争中死伤的无辜群众更是多达数十万人。 虽然美国曾经提出过"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军事构想，但这两场战争显然并不那么轻松。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了几千名阵亡美军官兵外，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战略重心的转移。 苏联解体后，在体量上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对手已经所剩无几，俄罗斯深陷休克疗法的后遗症无法自拔，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围堵中国。因此，1990年代，中国周边的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都纷纷出现危机，多次剑拔弩张，走到战争边缘。1999年，空袭南联盟的北约轰炸机准确地"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美国对中国的侦察又在南海上空引发了"撞机事件"。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9•11之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中国迎来了"战略机遇期"。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对中国的定位从竞争者变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中国的压力从此明显减轻，中美双方合作也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全面进入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国在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巨大潜力，加上1978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里积累的市场经验，顿时转化为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巨大冲击。 这之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也迅速提高，中国的出口盈余逐年猛增，到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近3万亿美元。而中国的外贸盈余中，相当一部分又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从而间接支持了美国的两场对外战争。因此，有人将过去十年的中美关系结构称为"中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扫荡全球之后，甚至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长期购买美国国债，才养成了美国人借钱消费的坏习惯，同时也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导致了金融业泡沫，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 十年之后的2011年，本•拉登终于被击毙。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过的，9•11之后，本•拉登东躲西藏，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基地组织的控制，而基地组织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也已逐步本土化，本•拉登更多的只是精神领袖。因此，本•拉登之死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打败了恐怖主义。 但本•拉登之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意味着国际体系中中美紧密合作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的战略重心将重新回到亚洲。近年来，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的联合军事演习频率大幅提高，对台军售也有增强之势。 在这个意义上，9•11以来的国际体系可以被称之为"9•11结构"，而本•拉登之死则意味着这个结构已经接近尾声，竞争会成为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关键词。 但经过这十年来的发展，中美实力对比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产业结构中，除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之外，高新技术产业也已有了长足进步，荒废多年的技术研发体系已经重建起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差钱"，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按照多个机构及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将会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早已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市场需求能够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中国的资本正在世界各地大展拳脚。不仅是中国周边国家越来越依赖于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即使遥远的非洲和拉美，中国商人也正雄心万丈地跑马圈地，以至于老牌帝国主义欧美各国今天不惜利用一切场合批评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行为。但在中国与欧美传统强国之间，非洲国家显然更多地站在中国这边。毕竟，中国没有强行干预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投资没有附加条件，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也更适应非洲消费者的消费水平。 更加值得一提的当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幅增强。空军试飞了第四代战机，海军的第一艘航母也已下水试航，高铁布局所带来的国内军事力量快速集结能力提升。而且，中国的军费支出还在逐年增长，军事装备的研发能力明显提高，等等。 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具备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资格和能力。 但有资格和能力是一回事，主观上是否已经意识到，或者说有没有明确的战略规划，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准备好了吗？ 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使欧美日等传统发达国家陷入重重危机，这无疑是中国的重要机遇。但中国在过去两年中，在对外关系上并未取得重大进展。唯一成功的是，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两次大型活动，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给人的贫穷落后的印象，让全世界都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大国。最近的则是，虽然中国在欧洲大把撒钱，购买欧元区国家国债，但并未赢得欧洲的尊重。最拙劣的是，在夏季达沃斯峰会上，中国试图以购买意大利国债来换取欧洲在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中让步，结果遭到了拒绝。 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局面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中国的邻居都对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垂涎欲滴，一方面又深怕强大之后的中国会对自身形成更大的压力。朝鲜半岛局势阴晴不定，日本在东海问题上屡屡制造摩擦，东南亚的邻国也不安分，越南、印度甚至经常出现要准备和中国打仗的言论，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小动作不断，阿富汗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渗入新疆。可以说，中国的外部环境十分恶劣。 就内部而言，中国还面临着众多挑战。如区域发展不平衡，日趋复杂的边疆问题，台海问题，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宏观调控的边际效益递减，贫富差距，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危机，等等。 即使如此，中国崛起也已经不是一个对将来的预测，而是已经存在的现实。只不过，中国显然不可能满足于此，还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承认，在国际格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如果不出现意外，在可预测的未来，这完全有可能实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光荣，革命年代的伟大抱负，14亿人的生活改善所需要的资源，都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中国、一个更自由的国际空间。 如果说"9•11结构"是中美相互合作，但相对优势变化开始有利于中国，那么，"后9•11结构"的重点则是中美角力成为未来十年国际关系的主题。十年前，乔治•布什曾经说过，要么站在美国这边，否则就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未来的十年则是，要么站在中国这边，要么站在美国那边。   

他出版过被誉为"纪实版的《百年孤独》"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此书揭露了拉美大陆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本地暴政的压迫的事实，被拉美各国军人独裁政府列入禁书清单，因之而名声大噪，成为加莱亚诺最有力的代表作。而他在流亡西班牙期间写成的《火的记忆》，则成为他的创作生涯的又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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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 peoples have had to undergo the variety of successive shocks – liberation, depression, expropriation, attrition, demotion – that Russians have endured in the last decade and a half. Even if these, historically considered, are so far only a brief aftermath of the much vaster turbulences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e masses are ‘profoundly tired and resistant to any public mobilising’. What they will eventually make of the new experiences remains to be seen. For the moment, the people are silent: Pushkin’s closing line applies – ‘narod bezmolvstvuet.’（人文与社会按：即“人民是沉默的”，普希金戏剧《鲍利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 》末行，穆索斯基据该剧改编成歌剧，1955、1986两次拍成电影。）"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古代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双声、叠韵等语言现象，能够运用押韵来进行文学创作，甚至使用了譬况、读若、直音等方法给汉字标音，但由于受汉字这种单音节表意文字的干扰，对于语音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有效的研究手段。然而，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改变了这一局面。

谈六部影片

封面选题：欲望中国的价值想象

1，序 本文意在论述当今日本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笔者自己虽然对马克思主义颇感兴趣，但是终究自己的专业方向是英国政治研究，所以谈论日本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这样的问题还是不免会有班门弄斧的感觉。因此，在文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学、历史学等本人专业以外的知识，以及相关的评论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读者念及本人知识的有限，予以海涵。 首先，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左翼进行一下简单的整理。所谓马克思主义，毋庸赘言，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创造的相关理论体系。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包含列宁以及毛泽东的思想。如果更加广义地考虑，从斯大林、卢卡奇到普兰查斯、杰瑟普等一批现代研究者的理论也可以包含于其中。与此相对，笔者此处所说的左翼，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还意味着对现代主流思想的批判思想以及运动。例如，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众所周知，原本的“左翼”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坐在议会桌左侧的政治家们的倾向，所以其定义本身就存在暧昧性。而且，在当今左翼一词的含义本身也在被重新审视。在欧洲，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到20世纪末，左翼的特征基本表现为主张长期地对经济弱者进行“再分配”，但是近二十余年，比起“再分配”，左翼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劳动党）开始更加倾向于推进带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重视“市场”的政策。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欧洲，也在重新讨论左翼的定义。 关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坦率地讲，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目前处于冷门阶段，已不复有往日的风光，但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力量下降等原因，“再分配”、“贫困”等问题的研究远落后于欧洲，但在日本正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的支点本身正在转向左翼。从这种种现象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高唱着“全世界的劳动者啊，团结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作为运动都处于需要再评价的阶段了。当然，日本政府负债高达GDP的两倍，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还有推行“再分配”政策的余力，关于“再分配”政策是否真正有效的批判也非常多。但是，我想思考的是，在日本，为何这种“再分配”政策会被推行？此外，我还想再探讨一下在当今日本，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怎样的理论准备？ 为了讲明白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来补充一些历史知识。首先我们要来谈谈关于战前的马克思主义，其次我们来谈战后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第三，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 2，战前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战前的日本是一个受军国主义控制的国家。曾经出台过《治安维持法》这样一部法律，对共产主义者进行镇压。例如小林多喜二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就被特高（以镇压左翼为主要任务的警察）逮捕并惨遭虐杀。 但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得到普及并被广泛研究，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早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曾出现了袭击天皇的“大逆事件”，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研究者纷纷被处死。（注：也有人认为“大逆事件”是特高警察捏造出来的。）即便环境如此危险，20世纪20年代，在《改造》、《劳农》、《唯物论研究》等著名杂志上人们依然热烈地讨论着马克思主义，东京大学的山田盛太郎，京都大学的河上肇也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大批学生。同时，以山田盛太郎为代表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编写者们组成的“讲座派”和“劳农派”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白热化并且开始准备对美战争的大环境下，这些运动也都受到了残酷的镇压，1933年，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干部大批倒戈，共产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在共产党的干部之中也不乏一些坚定的人，这个时期的积累也和战后共产党的发展紧密相连。 3，战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与左翼运动 随着日本的战败，之前一直被军国主义所镇压的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到1951年为止，日本一直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期间倡导军国主义的战争罪犯被送上了审判台；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大地主的土地分给佃户；并于1946年颁布了承认思想信条自由、言论出版以及结社自由的《日本国宪法》。虽然占领军临时政府GHQ也曾有过针对共产主义者的“清洗赤色分子”（开除公职）运动，但是和军国主义时期相比，还是给予了马克思主义者更大范围的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 在这样的环境下，1947年2月1日，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社会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活动家们策划准备了一场全民大罢工。虽然这场罢工因GHQ的命令而最终流产，但是这预示了日本的劳动运动自战败以来开始走向一个高峰。在战后的大选中，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议席也得到了增加，1947年，少数派执政党片山内阁上台，社会党也参与其中。片山内阁作为少数派执政党，并且是和保守政党的联合政权，由于内部纷争在上台的第二年即告失败。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造成了共产党内部分裂，共产主义一度陷入低迷混乱的时期。但是，由于反对再次发动战争的人士的努力，整个政治运动才得以持续。 这个时期特别值得瞩目的是安保斗争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运动等此类和平运动。虽然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到1951年即告结束，但是没有军备的日本与想要继续在日本设置军事基地以保持其对东亚影响力的美国之间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此条约于1960年进行了修订，日方希望发挥自卫队的作用，使《安保条约》成为双方更加对等条件下的自卫条约。由此，日本不再是单纯受到美国保护的一方，日美可以共同进行军事作战了。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劳动者、大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政党方面也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中心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据说参与人数高达600万人。安保斗争之所以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其根本在于国民心中对再次爆发战争的坚决抵制情绪。这种情绪，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运动中也是可见一斑的。在日本，自1945年8月6日和9日被投下两颗原子弹以来，每年的八月都会举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世界大会。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与共产党分裂，但直到现在这项活动也一直在举行。 在战后的日本，政治运动虽然活跃，但是主要的争执点基本上都是和平问题。与此相对，贫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日本，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之下，东京，京都，大阪这样的大城市的知事纷纷将治下的城市打造成为了革新自治体。这样的革新自治体在贫困以及分配问题上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开始推行老年人医疗免费的政策。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在日本的左翼运动中对于贫困以及分配问题的关注也就仅此而已。 此外，自1968年开始到1969年，针对全国大学的学费涨价和管理强化，大学生组织的大规模的反对运动此起彼伏，在很多的大学里都出现了学生自己用路障围成基地和大学对峙的情况。这其中自然有以社会党系和共产党系的学生为中心的大学，同时东大和京大为首的很多大学，包含很多无党派的学生在其中，各种小的派系为了共同斗争建立起了联合学生组织，名噪一时。但是，这样的运动说到底终究是对大学体制的质疑和反对，和因为财富的再分配以及贫困问题而进行的斗争运动并不属于同一种性质。 日本国内一面对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向东亚各国进行的侵略进行反省，同时因为战争自己的家园被烧毁，亲人丧生，广岛和长崎被投掷原子弹造成了大量的死伤者。在这样的惨痛教训之下，人们绝对不会允许悲剧重演。严格遵守宪法第九条，反对建立自卫队和安保强化这些关于和平的问题，一直都被作为头等大事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如上面所述，在日本的政治中，贫困问题和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成为政治论争的中心问题。贫困和财富再分配的问题，除了革新自治体的尝试以外，并没有成为左翼政党和左翼运动的最重要的发力点。但这也并不是说战后的日本完全忽略了财富再分配的问题，战后，日本首次制定了全民适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教育也得到大幅度改善，这些方面相比战前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和欧洲相比，无论质还是量，都处于落后的状态，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使其进一步获得提升。这种情况，在图1各国政府这方面支出与GDP的比较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日本，整个战后都处于一个“小政府”的状态，在医疗、教育、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明显不足。 关于收入的再分配，也没有成为什么重要的课题，但是可以说增加收入和就业还是获得了足够的重视。于1960年上台的池田内阁，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复兴日本的产业，保障国民就业，增加国民收入。但是这并不是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实现增加国民收入，原因在于日本战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雇佣增加，工资也获得持续增长，所以贫困的问题就算不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也一样可以通过经济本身的发展来减轻。 在此意义上，有些人甚至认为日本是不需要福利制度建设的。在日本政府一直压缩对社会福利和教育的支出的情况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也一直维持着很低的一个水平。而且如图1所示，在诸多发达国家之中，日本政府的资金支出多是用于道路、桥梁、机场等公共事业的建设上，试图通过公共事业建设增加就业而不是通过福利保障实现财富再分配。与欧洲相比，日本的家庭需要自己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承担高额费用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其背后有日本就业的不断增加以及工资的持续上涨作为支撑。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翼运动好像也没有看到认真致力于财富再分配的余地。 4，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战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十分兴盛。这是与战后政治运动、劳动运动的高涨密不可分的。马克思经济学学者美浓部亮吉在社会党、共产党的推荐之下，自1967年开始连续三届12年当选东京都知事。 在经济学领域，以东京大学的教授宇野弘蔵为中心的马克思经济学很有实力，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有其门下弟子成为教授，这些人被称为“宇野派”。在社会党内，向坂逸郎等人建立了社会主义协会，并由此集结了一批社会党系的学者。另外，从战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劳农派学者们都集结在东大的大内兵卫周围，这一流派渗透到了美浓部的东京都政之中。共产党系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曾以“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为中心集中到一起，但是由于围绕着对斯大林的批判后来分裂了，现在只残存下法律部会。政治学领域里，以名古屋大学的田口富久治为中心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 在这诸多思想潮流之中，也存在着激烈的论战。比如，在日本，《资本论》一书就被各个理论学派翻译成了各种版本。有社会党系的向坂逸郎译本，共产党系也在大月书店和新日本出版社发行了自己的版本。另外，如《经济学•哲学草稿》中马克思真正的意图是什么，这一问题被各位学者反复研究，论争不断。 其中有一个“主体性论争”，旨在通过仔细查证日本最终走向战争的整个过程，质问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中，对发动变革的主体的形成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个“主体性论争”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的重要观点。   1960年，关于在将来的日本，是否有必要发动革命，还是只需要进行改良这一问题，发生了一场名为“构造改革论争”的大讨论。这里所说的“构造改革”，是指不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打倒资本主义，而是使用渐进式的改革来改良体制。这一论调首先是由从共产党分离出来的安东仁兵卫和经济学家井汲卓一提出，其后遭到共产党系以及社会主义协会的学者们的批判进而展开论战。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围绕着尼克斯•普兰查斯和路易••阿尔都塞的理论，想要从中汲取教训的日本学者们也遭到了共产党的批判，展开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一系列论战，可以理解为是将马克思主义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革命的理论还是灵活的将其解释为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和社会改良的方法，是否认可和其他理论混同等基本态度的不同所导致的。 此外，在历史学以及社会学领域也有论战，这可以说是战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达到了一个节点。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春天，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苏联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崩塌事件之后，也遭到了重大的打击。 5，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崩塌以后 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崩塌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研究界开始式微。当然，也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就完全消失了。包括东大和京大在内的日本大学的经济系，当今的经济学原论的课程当中基本上都必然会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本人所在的立命馆大学也是一样。但是曾在80年代作为经济学两大潮流其中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已经被削弱。同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衰落不仅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淡化，在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法律学等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 读过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的人就会知道，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本就不是单纯局限于经济学的思想，是包含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还涉及到一部分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同时，马克思主义受到瞩目不仅是因为它是学问的一种潮流，更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是实际的社会运动的有力支撑。也正因为如此，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也给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可以说即便是作为一个理论的潮流还有值得肯定的余地，但是在其他诸多的学问领域里，影响力已经非常地小了。 举例来说明的话，比如我所研究的政治学领域，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被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一称呼也是被各种文献引用。在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后，在各种学问研究中就开始很难见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些名词的身影了。当然，我自身也认为，将这种现象单纯的归结为东欧社会主义解体是有些狭隘的，这背后一定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固有的问题。 比如，拿政治学来举例，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留下什么政治学的文献。虽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和《法兰西内战》是十分优秀的分析报告，但还是不能算作理论书籍。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虽属于理论分析，但只以政治运动的一少部分为对象。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有可能形成的，但是，仅凭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流传下来的著作而使其成为一个政治学的潮流，还是有些难度的。在八十年代的日本的政治学家中，也出现了想要将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人，这些人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理论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延伸。但是，这些延伸的结果是在80年代后半期日本共产党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更新和发展。学术讨论和政党的方针本就截然不同，学术讨论自身因为政党的批判而停滞不前存在着不合理的成分。我认为，即便包含着相互影响的因素，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发展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理论根本上讲和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同性质的研究，不将其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发展而是想要将作为构造主义的要素照搬到马克思主义之中，这样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这样的问题，在其他的学术领域，如历史学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历史学不是本人的专业，但是本人阅读的资料还是给我留下了这种印象的。 正因如此，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归根结底只是马克思的思想研究。这样一来，政治学中关于马克思思想进行的历史研究、文本研究只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一点理解，其主要是由对资本主义的敏锐洞察和批判以及社会变革理论这两个侧面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不能因为马克思当时的优秀洞见就成为了一门优秀的政治学研究以及历史学研究。其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确实值得肯定，但是由于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作为社会变革理论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原本关于政治学的著作也并不丰富，所以也没有能够发展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关于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流派还是留存了下来。其理由之一是，经济学中围绕《资本论》这一核心有一系列大部头著作，其他相关文献也较为详实，这样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只不过，即便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著作有着非常敏锐的观点和分析，但是作为19世纪产生的作品其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举例来说，最近发生的次贷危机，运用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对其的产生进行分析，单就这一点来说可以说马克思的作品在现代仍有指导意义。但是，关于如何摆脱这次的危机，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示，因此，至少在日本凡是上升到经济政策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的”就不太奏效了。如果在这种政策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也能够成立的话，也许就会出现传承马克思主义并进行理论创新的人士和潮流。但是这种潮流，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在日本出现，即便有这样的潮流，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上附加其他理论，其实质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问题得不到解决，使其进入一种两难境地。 6，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 综合以上提及的情况，在日本的大学，除了经济系中还存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在其他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将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思想进行研究，但是作为“主义”潮流来看待的基本上不存在了。 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因为说马克思主义潮流在学术领域的消失就代表了日本左翼研究的消失。这尤其反映了近年来日本社会所发生的变化。 在日本，自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社会一直苦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有名的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倒闭，每年出现3万以上的自杀人群，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人口开始减少。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一直在通过公共事业建设来实现经济复苏，但是由于对公共事业其本身的价值和作用考虑不周，导致大量无用的机场和建筑物被修建。非但没能实现经济复苏的效果，而是导致政府大量的投资预算转化为了巨额债务。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现在已经达到900兆日元，相当于日本一年GDP总量的2倍。毫无疑问已经是世界第一的负债国，在这种情况下，自2001年开始，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任期间实行了民营化、放宽限制等政策。所谓放宽限制，就是为了在不破坏国民生活的前提下放宽既有的一些限制，增加商业机会，强化市场竞争。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有些人很好的利用了机会成为了巨富，同时也有很多人跌进了社会的最底层。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在日本，到1990年左右，一般的雇佣劳动合同是没有期限的。换言之，就是大家就业的时候都是作为正式员工就业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企业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劳动者的生活比较稳定。在日本战后的不安定时期，为了防止企业增加不人性的短期雇佣，日本政府在法律上就做出了规定。如之前所述，由于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成长，就业不断增加，但是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经济总量缩小，岗位减少。作为企业为了生存，希望增加这种几年内就可以灵活调整的短期雇佣（非正式雇佣），政府迫于企业的的压力，出台了增加非正式雇佣的法律修改案。其结果是，在1988年日本的劳动者中有八成都是正式员工，而到了2009年这一比例减少到了还剩五成，短期雇佣关系出现了压倒性的增加。此外，自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失业率也是持续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变得十分困难。出现了很多长期无法找到稳定工作需要政府救济度日的贫困人民。 接下来的时代，老人们也会面临严峻的困境。日本的养老金，属于征税收缴制。实际上就是由正在工作的一代人支付给已经退休的一代人养老金这样的一种体系。但是在当今的日本，少子化问题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老人领取的退休金由大约五名左右的在职人员承担，但是，今后一个老人领取的养老金大概仅有两名在职人员承担。这样一来，是老人们忍受养老金的减少，还是在职人员更加多地支付养老金保险，又或者两者并行。对于养老金问题，也需要政府增加支持投入。但是如之前所说的，由于日本政府债务的扩大，已经没有财政能力来支撑彻底解决问题的政策了。 在战后的日本，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只要不是过于挑剔，都可以成为一名正式员工，不用搞什么社会运动，也不用对政府进行什么批判，就有足够的就业提供给人们。没有怨言地勤勤恳恳地工作才是最合乎常理的选择。也正因此，日本的左翼运动也就没有把贫困问题重视起来。但是，到2010年的现如今，就业情况一直处于十分艰难的状态，到此，日本的政治界才发现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讨论财富的再分配这一课题的时候了。 一直以来掌握日本大权的自民党采纳了联合政党公明党的提案，于2008年实施了“定额支付金”政策。这一政策是指，为了复苏经济，一次性向国民发放近2万日元的政府金。2009年9月开始的民主党政权，实施了向有未满15岁的孩子的家庭支付每月13000日元的政策。另外，公立学校高中免除学生学费，私利学校也减免与公立学校相同额度的学费。在日本，如此的再分配政策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很久没有实行过的。在这两年突然出台了如此多的再分配政策，其原因就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经济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高速增长的阶段，我们必须直面不得不将有限的果实重新分配的问题。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虽然在学术界并没有迎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但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对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批判潮流，简言之，就是左翼的声音正在增强。 比如，次贷危机以后出现了“派遣辞退潮”，所谓“派遣劳动者”就是从人才派遣公司派遣到丰田、日产等大型公司的劳动者，其劳动合同的上限是三年，所以企业比较容易中途放弃合同将其辞退。次贷危机之后各企业都处于困难时期，日本的大企业都一致采取了裁掉派遣职员的策略，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派遣辞退潮”。如果有员工认为解雇无效并起诉该企业，即便是企业方败诉，也只需支付给员工合同期间内的工资即可，而且提出起诉的员工只会占极少的一部分，所以大企业会很不负责任地将“派遣辞退”进行到底。 在此时，出现了一位名叫汤浅诚的市民运动活动家，为了劳动者的救济四处奔走，和政府交涉，引起了当时自民、公明党联合政权的重视。同时，他自己的多部著作被发表，在论坛也引起了相当的注目。除此之外，次贷危机以后，以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厳为代表，很多经济学家都纷纷反省自己之前一直信奉的民营化、放宽限制的新自由主义。战前被特高警察杀害的小林多喜二所著的《蟹工船》突然开始热卖，进而以漫画和电影的形式重新演绎面世。在2008年的这次危机之后，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编著的《时代宛如资本论——问贫困与发达全10讲》这本书也出版面世了。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是以京都为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以研读《资本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团体。其成员多数是政治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者。自1968年创建以来，高举着“和劳动者一起创造出为劳动者服务的经济学”这一口号进行研究学习活动。广义上讲，该研究所可以说是对战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唯物论研究会的运动的继承，作为学术运动也切实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不过，在“贫困”问题成为现实，“再分配”成为人们关注的题目，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重新被评估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的弱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身以再分配为目的时的理论问题。我认为，即使马克思主义是劳动者解放的理论，但也没有以向劳动者进行财富再分配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通过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财富再分配这样的修正和改良。但是，理应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影像并非清晰可见，我们暂且不管是不是要否定其性质属于社会变革理论，至少也要积极评价属于其中途阶段的这种“改良”。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在日本政治中，再分配才刚刚作为课题得到重视，但是在欧洲的政治，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在进行了很多理论积累和时间积累的基础上，也开始思考单纯依靠财富再分配是不能解决贫困问题的。在欧洲，人们正在考虑构建“基本收入”这样一个更加单纯的新的再分配体系。重视参加到再分配之中的人们的能力——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影响力的增加就是这一倾向最好的体现。在日本，如果打算将再分配的理论移接到马克思主义上去的话，应该将这样的新的展开引为教训。 第二，日本的情况就如之前已经提到的，劳动者被分裂成了正式员工和短期雇佣工，由此导致一个现实问题是劳动者无法团结到一起。短期雇佣工的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就意味着自己的劳动条件会受到破坏，这是很多正式员工的实际想法。就如贝伦斯坦因和艾尔耐斯特•拉克劳的理论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不再是单纯的资本家和劳工对立，劳工团结一致这样的简单模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工自身也会细化。因此就会出现正式员工和短期雇佣工之间的断隔。当然，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指摘正式员工与短期雇佣工同属于劳动者阶级，其与短期雇佣工分裂的心态是无视大局利益的一种愚蠢行为。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只是给出一个“应该团结”的简单结论，而是要明示出一条实现团结的具体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常给我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本质的结论上非常明快直接，但是到了具体途径上面往往就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应该从理论上克服这种问题。 最后，综合之前我所提到的这些，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影响力都没有成气候，但是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对之前一边倒的新自由主义民营化、放宽限制政策的质疑确实是在扩大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化，我们都可以认为政治的重心是在慢慢的向左倾斜的。而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真正为劳动者着想的理论，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更应该展示出其新的发展。只是，为了实现发展这一目的，必须要改变以往除了革命以外不再探索其他改革道路的理论展开模式，不应该重蹈60年代构造改革批判，8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覆辙。重新思考改变传统模式所能带来的结果，可能并不是马克思所言的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单纯运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严厉批判观点的其他理论。但是，如果能向着实现劳动者利益的平等哪怕迈出仅仅一小步，那也将会是十分宝贵的理论贡献。

概述

这是本雅明自杀前最后一份关于法国文学境况的报告，用法文写成，未发表，直到2000年才收入书信集。这份报告在文学环境和二战中的法国的社会环境之间游离，当他提及阅读法译本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时，批评其含有希特勒主义者思维的原型。

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对人类命运的重大影响，形成了对所有学科的挑战，要求超越现有的学科藩篱而进行密切的交流与合作。但合作的起点必须建立在对各学科研究现状的客观认识之上。本文以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环境研究为中心，对各学科的关注重点、主要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研究的特征和主要缺陷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评析，以期为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参考。

如果说我的经历对当代青年有什么帮助的话，我可以说一点，就是那时候的学习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

编者作风低调，少长咸认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以未收入废名的书信、日记而放弃“全集”的名称。

《橄榄桂冠的召唤———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 1939）》，倪慧如、邹宁远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新台币400.00元。

新一轮国企改革"整装待发"之际，国企与国资如何更好地与市场相结合？国企与国资管理体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国资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思路。

历来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

“劳工移植”意味着，跨国间的流动和联系确实在不断增强，但是流动和联系是在主权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展开的，代表了“点对点”式的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全球性流动和联系，与旧的以民族国家主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得到了和解，甚至彼此互相强化。

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提出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在先富起来已经实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努力。

英文原文是“Disinterest”，也许中间政府更好一些？我最开始用“泛利性政府”，但可能给人感觉这个政府生来就代表大众利益，其实中性政府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非好与坏的道德判断。很多人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中性政府也有利益，同时中性政府只是一种务实的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