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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文化學院哲學博士班及台灣大學哲學碩士班講)
一﹑佛學之入中國之因緣
二﹑判教之價值
三﹑吉藏﹑智顗﹑法藏之判教
四﹑法華﹑華嚴二經之對比問題
五﹑佛性有惡與否之問題
六﹑圓教之標準及法性無明之即與不即問題

本文是作者在2004年8月“北京论坛”上所做的出面发言

社会住宅的关键不在于它的福利性质，而在于它以公共化策略补足住宅高度市场化之后的不足。但这个公共化不应该是国家监控的机制，而应该是小区营造的过程。社会住宅包括居民的参与过程，让社会住宅成为可以涵养多元社群的土壤

美国《外交》双月刊2 0 1 1年3/4月号文章题：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作者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

我在课堂上问：“说到‘现代’这个词，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二、三年级的本科生，七嘴八舌：“手机！”“磁悬浮”！“互联网！”“3D电影！”…… 我知道，他们实际所指的，并非只是手机和磁悬浮，而是被这手机组织起来的人际交往，和被高速火车不断扩大的活动范围。但是，他们脱口而出的，都是技术及其制品的名称，你就不由得不感慨：技术对人生的干预，确是厉害！ 这感慨也是老生常谈，谁不知道呢。但是，泛泛地知道技术改变人生，是一回事，面对具体的状况，能不能记得技术的厉害，又是另一回事了。比如，都知道十年来网络游戏风靡天下，再偏僻的小镇，只要有网吧，附近的十五六岁的少年，就很少没有玩过《魔兽世界》之类、被其深深吸引的。可是，当我们谈论未来——不用很遥远，十年以后吧——的文化、未来的戏剧电影文学等等的时候，有多少人是认真将网络游戏算作一项重要的影响参数的？譬如我，要不是被一位老朋友点醒，大概至今也不会意识到，“网游”和——比如说——文学有什么大关系。 老朋友是小说家，北美名校的比较文学博士，人虽长居纽约，视线却不离中国小说，差不多二十年了，只要听说大陆有哪个年轻人写得有意思，他就会找他的作品来读。去年，在电话里，他忽然说：“有些新的小说，我真读不懂了，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所谓“不懂”，并非指这些小说的字面意思，而是指它们背后的样板。 小说不是孙悟空，凭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再天马行空的作家，真写起来，也是有所依凭、有所本根的，只不过他自己经常不觉得。越是结构严密的现代社会，艺术创作者——不只是文学家——的所依和所本，越容易受社会的支配性文化的影响。家庭氛围、学校教育、人际交往、传媒熏染…… 几乎所有这些层面，荒莽之地都消失了，一切都被纳入结构，虽然不见得都放妥帖了，但也难有在结构的大网之外独自生长的空间。你可以激愤地冲撞这网，但你全身肌肉的紧张，依然暴露出与它的密切关系。甚至你深层的心理和生理组织，都刻着这密网的烙印，而你几乎全部的反抗之心，正是从这些组织中迸发。这就是为什么，当阅读1980年代中期的那些字面上扑朔迷离的“先锋”小说的时候，我们并不真地看不懂。我们知道，是哪些作家——尤奈斯库、博尔赫斯，等等——站在这些作品的后面充当样板，我们也知道，是怎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特别将这些作家送上了样板的位置。 因此，当老朋友说自己真的看不懂的时候，他其实是说，在这些小说背后，有一些新的样板，和造就它们的更深层次的新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一同出现了。 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当今世界，大凡有一点记性的，都会强烈感觉到生活它的停滞和陈腐。许多重大的事情，比如，总是有一部分人压迫更多的人，这事情就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好像还要再延续很多年。由此引发的许多人生难题，也就一代接一代地压在人们心头。比如，历史究竟是听权势者的，老百姓只要挤进跟班的队伍，跟着走就行了？还是果真由“人民”创造，我们虽然人微言轻，只要尽力参与，就也能一起决定大伙儿的命运？150年前龚自珍们在京郊寺庙里酒酣耳热辩论的，和今天白领们在写字楼里暗自嘀咕的，不都有一部分，是继续这个难题吗？ 当被这样的感受压得很难受的时候，遇见有人欢欣鼓舞：“进步真快啊，你看咱的“高铁”，时速400公里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大概都是这么粗鲁的吧：“你不长眼睛啊……” 但是，这只是世界的一面。当代人生的一大诡异之处，就在于让你同时经历两种强烈的感受：一些绝对重大的事情的出乎意料的稳定，和另一些不能说不重要的状况的加速度变化。1950年代，丘吉尔说，只要25年，就可以造就完全不同的一代人；今天，这世界的许多地方，大概不用十年，人跟人就能生出“代沟”来。我就听不止一位的“80后”抱怨：“那些‘90后’啊，看不懂……”套用狄更斯的句式：这是一个不变的时代，也是一个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  在这矛盾现象的底下，是整个社会基础的分裂。一方面，社会各部分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越来越一体，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因此能更细密地掌控全局，不容有一小片化外之地存在；另一方面，正因为结构之网太大太密，强势力量必不可免地过度膨胀，凡它所欲之物，全力催肥，它没兴趣的，弃之如敝履，人类生活各部分之间长久遗存的平衡和弹性联系，就势必被深度破坏，社会的地面，反而愈益倾斜。这就又会激出许多变化，一潭死水中忽然涌起大团泡沫，径自升腾，也就成了当代的常见景观。 这一类景象看得多了，你甚至会怀疑：当今世界，“一潭死水”的定义是不是已经改了？它不再只是表现为波纹不起、腐色凝集，而是越来越经常地现身为波澜迭起、云气蒸腾？或许，正是靠着泡沫式的速变景象，死水才能继续稳坐潭中央？ 不用说，各种径自升腾者中，“科技”要算头一名。在今天，它也许不再能从达·芬奇式的狂想中，汲取大部分的灵感，无数个人胡思乱想、自由探索宇宙奥秘的时代，至少现在看起来是快要结束了。瞧瞧大学就可以知道，如今的“科技”“研发”，越来越听命于资本的逻辑i，依照市场的节拍踏步。但是，也惟其如此，它反而得到持续的强力推动，能在社会的其他方面都黯淡不堪的情形下，孤身“进步”。 别小看了这“进步”。它绝不只是表现为“3G”或“黑莓”取代前两代手机那样的花拳绣腿。虽然广告上吹嘘的大部分商品的“升级换代”，都是近于蒙人，但我们必须看到，今天这样的“科技”“进步”的根本结果，却绝非只在忽悠人进商场，而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人。资本逻辑的最终意图，是不断将人改造成更贴切地符合资本增值之需要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因此，“科技”越是被“研发”成资本增值的利器，它就越会对准人的根本处，频出高招。 如今风靡的网络游戏，是否就是这高招之一？ 网络游戏本身是一种商品，它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许多公司大赚其钱。但是，就像它的中文缩写——“网游”——的双重词性所暗示的，它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游戏，更意味着一种玩游戏的方式、一种被这个方式引领着蓬勃展开的网上生活。因此，它的真正的下手处，是年轻和年少——乃至年幼——玩家的心智习惯。去年初夏，在意大利帕多瓦的机场候机楼，我就看到一个最多七八岁的金发小孩，目不转睛地玩一款单机游戏。登机了，妈妈多次唤他，差不多要发火了，他却依旧如被钉在游戏机前那样，继续目不转睛——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那座候机楼里会设置这种机器！ 想象一下：这个孩子回家之后，如何急切地溜进自己的小房间，关门、开电脑、一头扑进那个游戏…… 他每天都尽可能挤出时间接着玩；他很快就不满足单机游戏，开始多人“网游”；他就这样一年一年长大，越来越习惯于呆在“网游”的世界里；而同时，他大学毕业、搬出父母家、踏进“真实”的社会了；他甚至开始有点不那么迷恋“网游”了。但是，当他端详眼前这个“真实”社会的时候，他内心的那些在“网游”世界进进出出所养成的习惯——节奏感、空间感、兴奋点、注意力、想象力、逻辑意识、情绪倾向，乃至审美情趣、文化认同和善恶观，却会一齐顺着他的视线进入对象。他越是深入“真实”的现实，可能越分不清什么是虚拟、什么非虚拟。新的感受吸收得越多，过去的记忆就越受刺激、越活跃。老人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离奇；他却可能觉得，跟“魔兽”的世界相比，现实根本不值得兴奋…… 绝不只是一个金头发的孩子。全世界各种发色的孩子和非孩子，都正在卷入类似的心理历程，黑头发的中国人，也是一样。这会造成什么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果是不是越来越多？今天，已经有不少“网瘾”研究者相信：数千万陷入“网瘾”的中国青少年当中，一半是被“网游”推下去的。ii 韩国和美国则都有评论家认为，目前这样的“网游”的流行，明显助长了凡事从效率出发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iii 当上海一家大型网游公司的代表自豪地宣布，“本土文化”将成为他们设计新游戏的核心素材的时候，他显然觉得，这是在培养未来中国人的国家认同。而一位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向我笑谈那些痴迷“网游”的年轻同事：“总是两眼直视前方，眼球好像不习惯左右转动一样！”玩笑的口气，掩不住对他们缺乏对周围人事的热情的忧虑。…… 当然，情况还在发展当中，现在远不到能看清后果的时候。以目前的粗略观察和报告，也还难以判断，网络游戏的风靡，到底跟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关系。1998年，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大批青年人上线玩《天堂》，“网游”似乎开出了逃避现实的新路口，让人更容易忍受压迫。2010年，一群中国的资深“魔兽玩家”，却发布视频长片《网瘾战争》，辛辣抨击野蛮的“网瘾”治疗、网络管控和“网游”审查制度，掀起了一阵“渴望自由和公正的怒吼”！iv  你也许要说，是被逼得没路走了，才这么“怒吼”的，如果用“国服”能顺畅地玩下去，他们大概会和十年前的韩国玩家一样，继续埋头“宅”着吧？也许是这样。但也许不。现代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条件，的确加速度地强化了城市人对于室内空间的依赖，在减弱我们的生理能力——例如望远的视力——的同时，让我们误以为外面的事情不重要，有一间房子，让我下班以后舒舒服服地呆着，日子就能过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这些条件——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明显降低了不同的室内空间在公共影响力上的悬殊差异。这方面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维基解密”：瑞典的一个小山洞，竟能在一时间，令白宫都手忙脚乱。当“懦弱”地“宅”在“蜗居”和“蚁居”里的少年和青年人，经由各种网上交往——包括“网游”，体验到无数“细小声音”汇合的效应之后，他们对自己和现实之间力量对比的消极感受，会不会改变呢？  这些年来，我一直相信，互联网正在有力地改变中国。但我也听到许多对网络世界的激烈的批评，看到有愤而关闭博客者说，博客的世界，其实和现实一样糟糕，我已经活在这个现实中了，为什么还要开博客？！我在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今天这样的“网游”的风靡，究竟会给资本的逻辑，也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是并不容易回答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网游”已经改变了许许多多今天的青年甚至中年人，并且正在更深刻地改变未来的更多的青年和中年人。人变了，别的也都会变。即以中国的文学来说，当那些习惯于进网吧、宅电脑的少年人日后成为文学阅读的主体人群、其中许多更成为未来作家的主体部分的时候，《传奇》和《魔兽世界》们，势必要把尤奈斯库和博尔赫斯们挤到一边，充任文学感受和小说构思的首席样板吧？由此强化的那种习惯在室内的方寸之地和仿佛无边的虚拟世界之间来来回回、并以此组织其他生活感受的心智方式，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学，也必然有更深远的影响吧？ 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变化，并非只是将来时，有的已经发生了。拿2010年的中国文学地图，对比1990年的，谁能说变化小！v  当今社会，资本逻辑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但也总有它不能一手遮天的地方，江河湖海，依然会游出大大小小的漏网之鱼。所以，面对各种与不变相伴、以其为前提、甚至充任其化身的变化，即便一时看不清其后果，也完全不必悲观。但这有个前提，就是不能继续如我这般迟钝。无论是为了理解和改变世界，还是小而言之，为了读懂那些很大程度上是依照玩《魔兽世界》时养成的心智习惯写出来的诗歌和小说，我们都必须直面现实的变化，而且——因为已经迟钝得太久了——从现在就开始。                                              2010年1月 屯门

好些日子以前，汤一介先生在”世纪大讲堂”上，谈中国古典思想。完结前，特别提到亚里士多德﹝为省篇幅，后文尽量简称亚氏﹞，说他是西方古典思想界的表表者，值得大家研究。但为甚么要研究他的《伦理学》？再问：为甚么读过《伦理学》后，还要继续读他的”下集”-- 《政治学》？后一个问题，亚氏在《伦理学》一书结束以前，自有解答。我们不必在这里“抢答”。那前一问题呢？ 假定说，读这本书，为要探索西方思想本源，那为甚么不从亚氏的老师入手？为甚么不先读柏拉图的作品，特别是《理想国》？这话不无道理。我也细想了好一会，才决定先选《伦理学》。 在古代希腊思想中，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不过作者的表达形式，却有不同。柏拉图的道德学说比较抽象，更牵涉好些神话。亚氏的道德论述也有抽象的地方；但大体来说，比较“平易近人”。即使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的读者，只要稍有耐性，都不难看得懂。为了让读者知道两位智者的同异，我也在书中恰当的地方，把两人的说法并列。 亚氏的论点，和我国先秦儒的看法有合有不合。但起码，中国人看起来，总比较容易产生熟悉感。对一般读者来说，这很有用。固然也有不合的地方；但比起柏拉图的理论来说，陌生感与差距感，是小了。这点也十分重要。 一定有人会问：这本书有甚么用？我倒要反问一句：在西方学府，到今天还在读的古代经典不多，《伦理学》是一本；为甚么？再说，甚么叫“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用”，还是”学以致用”的”用”？这本书的特点，是体用合一；任何人好好读过，都可以派上用场的。我们说的伦理，自成系统很久，从来没有比较。近代学术，着重”参照系”。和中国的相比，亚氏的道德著述，就是个非常有价值的参照系。同意不同意他的论点，还在其次；最低限度本书帮助我们了解，中西同异的根源在哪里。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伦理学》很有用。 《伦理学》假如是一本抽象的、纯道德理论的作品，也许就不值得大家去细读。它固然是谈道德哲学的，可它更是指路明灯：它告诉读者，道德是怎样实践的。道德实践，如果只是适合古代社会，那我们也不必特别关注。亚氏的教诲，不合现代社会吗？ 一九七六年，博克﹝Derek Bok﹞当哈佛大学校长。他提出当年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的问题：你怎样教导伦理学？按他日后的说法，是因为认为，当时的学院内外，包括了学院中的哲学教授，都不曾认真面对道德实践的问题。终于，在一九八六年，他筹办了一所探讨伦理学的中心，设在哈佛校内。今年﹝二O O七﹞五月，中心请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泰‧森﹝Amartya Sen﹞教授，特别主持了一系列讨论会。主题正是怎样实践伦理和公义。森教授讲题的主人公，一古一今。古是亚氏，今是罗尔斯﹝J. Rawls﹞。如果亚氏哲学不合今人所需，也没有人会再提他了。 当然，亚氏的论述，不是本”会议手册”；他还是有自己的理论的。我们也得虚心求学，才可以有所得着。就让我先概略地介绍本书的纲领吧。 ▲ ▲ ▲ ▲ 古典希腊人材辈出，传世作品不少。花上整本书来探讨道德哲学的，首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该书享负盛名，历两千年不坠。亚氏推崇“德善”﹝moral virtue, 道德行为上的美善﹞ -- 也就是人在伦理层面所能发挥的优点，说那是事物两端的”中点”，是人追求福乐所不可或缺的。奇特的是，全书开十卷﹝依次列出，分别是：一)美好事物、二)德善本源、三)德善种类﹝上﹞、四)德善种类﹝下﹞、五)特别的德善 – 公义、六)论智善、七)论克己、八)论情谊﹝上﹞、九)论情谊﹝下﹞、十)论快慰与福乐﹞，每卷长度相若，泛谈各类德善的只两卷半﹝从卷三中段到卷五结束﹞，而〈卷五〉终卷只谈一个题目：公义。严格算起来，论德善本身，仅一卷半﹝卷三中到卷四完﹞，而他论情谊，就用上八、九两卷，比德善所占篇幅还多！这就奇怪了：明明是一本伦理学作品，怎么会这样的？ 稍稍涉猎过亚氏作品的人都知道，除了德善以外，他尤称颂“智善”﹝intellectual virtue, 理性知识上的美善﹞-- 也就是人在思维层面所能发挥的优点，特别以玄思的生命为高。这一点，我们要到〈卷六〉才开始看到；然后，〈卷七〉的论述又回到道德探索上。不过，后四卷﹝七到十﹞论的，只有三大重点；自制﹝说克己吧﹞、情谊、﹝愉悦带来的﹞福乐。三者都不是他所界定的善，也不是甚么不走极端的执中。看看〈卷六〉，论的是智善；一开卷就问，我们怎样才可以明白何谓执中。﹝顾名思义，那就是不走极端的态度。﹞再看看论公义的〈卷五〉，问题就更突显了：在他眼中，公义，也算不上完备的执中，甚至只能用算术的比喻才能述说它。﹝中国人说公义，侧重社会伦范；亚氏说的公义，侧重制度法律。﹞那么公义也不是严谨的中庸行为；而智善要明白的，更是中庸的理性基础。 略为抽离来看，可见一个十段长的秤，像个杠杆，支点在第六段，而后四段的份量，看来比前六段较重。那是不是意味着说，知识比起行为更为重要？ 本书中互有关连、前后呼应的两大主题，是公义和情谊；公义载〈卷五〉，情谊是八、九两卷，谈的是各类身分的人际关系。两者分别置在支点的反向。公义，是善，也类近执中；情谊吗，不太像善，也不近执中。亚氏却说：“情谊和公义都关乎同样情事。”为甚么会这样？那得从全书的安排说起。 〈卷一〉一开始就说，人以追求与善俱来的最高福乐为鹄的。福乐是人在实践美善时的灵性活动，那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了。他在开卷没有排除智善，但谈论再三的，是高贵情操与德善。那也许不足为奇。古典哲学倾向贬抑人贪求庸俗的快慰，要求人崇尚德善。这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尤其易见。到了〈卷十〉论愉悦，他却说愉悦本身不是活动，但可使活动更完善；而人得愉悦 -- 也就是快慰的感觉，竟然属智善多于德善。首尾两卷像个倒向：福乐一开始从追求高贵德善而来，到最后转移为从追求愉悦与智慧而来。 全书首尾已经点题。现在略说其中穿插。亚氏在〈卷二〉告诉大家，人寓德性于行为。他很简单地把德善和执中连起来，说德善属习惯而不属理性，也不属人的情意欲望。然后他回头详论执中这个主题，说事“必连续并可分”才有执中可言；而说执中，可对事言，可对人言，两者不尽相同。经典例子是，他说六斤食物是两斤和十斤的“中”，但人并不一定要吃六斤才算“执中”。孔子说“勇者不惧”。亚氏说“勇者不莽不惧”；勇者，是莽夫和懦夫的“中”。 说执中，不如说中庸。亚里士多德所谈的，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境界，和我们说的中庸之道，颇有吻合。待人接物，恰到好处，固然是知易行难的东西了。事物的中点是中，人情的中庸也是中，两种情况当然有差异。为方便计，下文就用中庸吧。不过，大家得小心。我用“中庸”一词，是“为方便计”。对中文读者来说，“中庸”多少有个概念，所以说“颇有吻合”。但他说的接近“黄金分割”，和我们惯用的“中庸”，并不一样。不脗合的情况可能更多。要明白双方差异，得先读通他的书才行。 德善，是关乎苦与乐的，或者说是带出苦与乐的情意与行动。那么，苦与乐、情与行，都是道德行为上的。为甚么可以这样看，暂时还不清楚。起码，我们可以怀疑，这个德善有甚么理性基础。在〈卷十〉中谈到同一问题时，亚氏说愉悦与福乐，是个整体，不可分割，就像算术中的单位，几何中的一点，或人的视觉。但为甚么善就是中庸？他跟着有解说。第三、四两卷，谈的是各项德善。首先说到的就是”勇气”。他说勇气是恐惧与卤莽两端的中庸之道。其后各项都界定得不十分严谨。我们可知他所云何事，却不清楚知道何以德善是中庸，何以我们能这样去理解它。亚氏提醒我们，说这类道德谈论不是自然科学论证，不可要求绝对准绳的。 结束〈卷二〉时，他说人行善当褒，人不守中庸当贬。怎样定夺是否偏倚行事，用的不是理智而是人的洞察力。洞察力因人而异，可以十分主观。人的德善要能施展，需要有个共处的环境和某种客观的准则。这准则，在〈卷五〉给笼统叫作”公义”。 〈卷六〉论的是智善。一起卷亚氏就说，他要看中庸是否理智决定的。完卷时他说，善不归在理智旗下，它只是与理智相一致而已。那么说人洞世事、察人情、施褒贬，不从理智来，却可能与理智相去不远。 “克己”是第七卷的主旨。亚氏说克己并不就是善，却与善同类；它也是从习惯而来，却受理性影响，甚至支配。克己与〈卷三〉谈的节制有度相近 -- 都跟苦乐有关，尤其涉及触感。﹝所谓触感，是指人的经验知识。经验知识通过五觉而来，左右着人怎样趋乐避苦。﹞看起来，倒像重述〈卷三〉似的。读者会问：有节制者与克己者有何区别？亚氏说，克己者有低俗的欲望，有节制者没有。那是说，克己者才真正表现出他有驾驭欲望的能力；而低俗欲望，从柏拉图开始，就是人灵性中最底部分，必须让理性束缚。所以克己者是最完整的，最能给理性来指引行事的。奇特的是，亚氏提到过度孝顺之弊，还用上两则轶事，披着”暴躁是自然”的外衣，给挞父掩过。谈克己用这类例子，是不是伏笔？〈卷七〉终卷前，他指出追求赏心乐事是人性本然，花了好些笔墨给愉悦“不反”。那是〈卷十〉的先声了。 〈卷八〉〈卷九〉详细讨论的，是“情谊”。刚提过，那是人与人的某种关系，包括人对他人的、人对自己的。中国传统的五伦，他都谈论到；也细细地推敲，为甚么友谊占那么大的比重？为甚么人追求最大的自足，会发现”对己”的情谊会比“对人”的为高？为甚么最崇高的情谊，是哲学性质的？为甚么人对别人的情谊，必然是近亲远疏的？如果人在社会生活，和远近的人都要打交道，那”情谊”可以站甚么位置？为甚么它不能应付所有问题？为甚么到最后得回到公义上去？亚氏论五伦，明显把政治层﹝君臣﹞分了出来，认为不能混为一谈；这跟传统儒家说法全不一样。他论父子，更会教一些读者读来难堪。大家也许有这么一个印象：不必说最高的福乐了，就是最高的情谊吧，也不容易得到呢！ 〈卷十〉是《伦理学》最后一章。全卷分几部分。首先重拾愉悦，跟着是福乐的最后定论，认为福乐必然是赏心乐事，所以不能缺少快慰。但接下去的，却是两组互需调洽的事物：一是对哲学的推崇，一是向政治的过渡。亚氏花了不少笔墨，说玄思是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人的哲学活动能带来最美好的福乐；甚至认为，那是最能接近诸神所处的福乐世界；可诸神高高在上，并不需要靠赖甚么德行，来享有最高的福乐。那岂不是说，追求最高境界 -- 像诸神的福乐境界，是一种精神境界，或者说哲学境界；那是智善层面的。这样看，是智善高于德善了。 但众生不是神。众生是群体动物，在社会相处，必须靠德善来维系。这就有赖教化。教化，需要有智慧的人来实施。“在我国古代，这叫”先圣昔贤之教”，或者是”先王之教”。”　那么众生的德善教化，可以靠智者来达成吗？ 不管怎样，全书最后的述说，在表明老百姓有恰当的道德教育 -- 也就是和谐的政治生活，所需的不是哲学家而是政治家。但政治家缺乏理论的认识，也不懂导民为善，所以，当政的要向有智慧的学习。亚氏跟着说，他的前贤并没有好好探讨立法的问题，所以他要在他的《政治学》里详为陈述。看来他是相信，他自己才明白甚么叫平民百姓。 如果玄思是最高的福乐，那为甚么哲学家要那么不惮烦，去教化百姓？我们不肯定亚氏是否要教化万民；他的目标，似乎是那创制律法的人，要他们懂得怎样做个有启迪的立法者。可他为甚么要那样做？在全书最后一段中，亚氏表明他要探讨政治，因为那可以把人世间的实际智慧推向完美。我们暂时只能说，他沈思世事，为要追求智者的福乐；但如果我们不能洞明世事的实质层面与哲学层面，我们也不可能阐明，何以玄思的生命是美好的。那份澄明，亚氏说，惟有政治哲学家才能冀盼。 所以《伦理学》的“下集”，就是他的《政治学》。 ※ ※ ※ ※ 批评亚氏道德哲学的人，历来不少。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 Hobbes﹞就认为，你说人追求美善，是自然而然的，人只要不固步自封，带着开放的心灵，累积经验，细细思量，就能接近善的门坎，也就是善恶的判别了。﹝倒有点像我们说的“天理自在人心”。﹞这样说，太危险了，因为这等于说，人可以凭着自身的修为，懂得辨善恶是非，不必靠赖社会政治法律的力量！这类自然论，太“颠覆”了 -- 君令，还有谁听？ 持相对论的，又有另一种说法。美善固然崇高，但说美善来自自然，那人间的崇高价值，是推而放诸四海而准的了。历史，可不是这样说。世上社会众多，不见得人人认定同一价值；你亚氏认为是义的，我们社会不见得同意。所以吗，美善，并不来自自然，是来自社会文化和历史。 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因素，亚氏就看不到？是不是人需要社会，他竟然无视？抑或他的学说，虽然很有目的论、自然论的色彩，但正因为他早看到各种可能，使他在立论时带有保留？使他的学说不走极端、不绝对、不僵硬？ 犹有进者。我们读书能够用心一点，仔细推敲，当不难发现，在看似绝对的道德术语背后，有很多犹豫不定的论点。在善恶好坏的判断下，见到的不是黑白分明而是困境。读完全书，更不难发现，打从一开始，就有了不那么稳定的感觉。亚氏陈义固高，他却明白，再高，也躲不了风吹雨打的考验。 近代政治哲学一抬头，就是一场早来的风雨。比霍布斯早出两百年的马基维里﹝N. Machiavelli﹞，就不满亚氏的中庸论。一个指挥官，如果用“中间落墨”做他的座右铭，他就糟糕了。一个统治者，如果只懂黄金分割，凡事处处不走偏锋，不行霸道，那一定失败。 他当然不喜欢亚氏“中庸是美”的观点，也不要亚氏的公义论。公义，是两端的中庸吗？勇夫站在莽夫和懦夫之间。义人呢？公义，是不义的反面，不是甚么中庸的东西；稍后谈到的克己，也不属中庸论调。亚氏学说包罗甚广，更没有一条公式通全卷的事情。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就从一个领域滑进另一个；如果观察不敏锐，以为德善只有中庸，那就是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了。 那还不止。《伦理学》一书，奇特之处甚多。世人一向以为，亚氏的伦理学，是要鼓吹德善；书，必然是一本道德教诲的书。不错，书的前部分多谈德善；过半后，智善冒升，直是凌驾德善之上。到了最后，亚氏所高举的、人当追求的美善，是要攀寻智慧！那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满口仁义道德的训诲吧？ 亚氏书有趣，除了是内容丰富外，还有学说不死板、没教条味道。就是论德善吧，也不见得很有训诲口脗。他明白到，道德判别的基础，并不坚如盘石；而人生在世，道德判别并不是惟一的判别。亚氏的教训，超越了这个判别，让我们看到更高的。 ※ ※ ※ ※ 近年，施特劳斯﹝Leo Strauss﹞是个颇受争议的学者。他的不少作品，我国都出版了中译本。施特劳斯学派﹝The Straussian School﹞中人，多秉承了他的治学风格，在研究西方古今政治哲学上，屡有佳绩。但作品主要是德文和英文的。用中文写的，这是第一本。自己既然身为学派在中国惟一门人﹝-- 没有听说过有同门的学长﹞，不敢说有甚么成绩，但为师门略尽绵力，也很应该。 施公本人三十多年前去世，”掌门”一职就落到克罗普西教授﹝Joseph Cropsey﹞的肩膊上；他是施公指定的遗稿管理人，也是我的恩师。年前好些国内出版社，都希望取得翻译施公著作的中文版权。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向老教授请教，老师就要他们跟我联络，说我是学派的惟一中国学生。后来我也给他们介绍了一些中国的出版社。说来可惜，我离开学校以后，到老师退休为止，再没有听到有中国学生向老师求学。 施公教益我无缘亲炙，克罗普西先生的渊博学问，我倒有幸见闻多时，多年前也曾翻译了他论阿当‧斯密﹝Adam Smith﹞的作品。老师也鼓励我给中国读者介绍西方东西。看到我国近年的风气，人人都在说要”认识西方”，可人人都从工业革命开始着手。这着实有问题。要认识，就当从西方的根源开始；那才比较全面。想了好些时日，才决定动笔。希望这本小书，能有助读者了解西方古典哲学精粹。 要了解西方哲学，总得多少知道它的流变。在文艺复兴以前，欧洲人的道德观，背后有两条主线：一是基督教的宗教影响，一是亚氏的伦理教化。中世纪，教会力量淹盖所有；亚氏的作品，无形中给”压”了下去。所以文艺复兴一到来，人人重拾古典，回到亚氏的作品上去。随着科学的兴起，欧洲思想界掀起了持续的论辩。从意大利的N. Machiavelli，到法国的R. Descartes，到荷兰的B. Spinoza，到英国的T. Hobbes，都或多或少的针对着亚氏来立言。沈寂了多年的《伦理学》，又回到活跃的思想界舞台。 这场论辩，使亚氏伦理学说再散光芒。稍后的J. Rousseau和I. Kant，更奉亚氏为至宝。而康德的道德学说，他所谈论的善恶计算，满载着亚氏的声音。近世的J. Rawls论人性品格，也宗师亚氏。可说是日久常新的学说了。张东荪序严群书﹝见下﹞，曾这样说：”是以亚氏此书虽为最古之书，但同时复为最能经久之作……泰西言道德者仍必奉为经典。”可谓中矣。 今天，我们要明白西方人的思想背景，从《伦理学》入手，应该没有错。 如果多少了解了西方思想的源流，却不能启发我们多点儿了解自己的思想，也不太妥当。所以在想到可以比照的地方，我会补上一些自己的见解，拿中国的传统看法来稍作比较。倒不必定孰优孰劣，但起码可见两者异同。 比如说，孔子说中庸。亚氏说中庸。张君劢曾经这么说：“亚氏不采理性与非理性之二分说……而遇事以人情斟酌其间，故其言曰：中庸者，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其不欲超乎人情之隐曲而立一绝对的标准明矣。”那么两位古代贤者论中庸，没有区别？如果有，在甚么地方？在人性的认识上，先秦儒和古代希腊哲学，有何差异？二千年前的差异，引发出怎样的后果？不论中国西方，在面对今天、回顾过去的时候，能够多明白各自的起点，能进一步取彼之长、补己之短，那我们今天重温亚氏《伦理学》一书，就十分有意义了。 假如这本小书真能抛砖引玉，带出更多的讨论，岂不甚好？ ▲ ▲ ▲ ▲ 亚里士多德，是个音译名。大家都知道。但显然是个英文音译，不是希腊文的。就是英文名吧，念来也觉得有点问题：为甚么不叫阿里士多图？再说，音译名以音近为准，那为甚么不是阿瑞斯拖图？现在提出来，已经太晚了。我明白。大家都惯用亚里士多德。总觉得，是阿不是亚，本来想略改一字，叫阿里士多德，希望日后我们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多加注意。但发觉，亚里士多德一名早已流通，人人习惯用它，如果现在更动，会产生不便的。就用大家熟悉的名字好了。 读者稍稍翻阅今天的译书，随处可以发现，我们的译名，没有画一准则。比方说，同类同音的名字，可以有不同的汉译。例如Aristides是阿里斯提得斯，Aristodemus是亚里斯托得摩，Aristippus是亚里斯提卜，Aristotle当然是亚里土多德了。我希望改亚作阿，也不是全无根据；尽管我们的汉译外文，并不那么准确。 大家一定会问：那我们自己有没有用中文书写，解说《伦理学》的作品？有。那是严群﹝严复后人﹞着，名《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一九三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二O O三年北京商务重印。原书面世距今七十多年。﹝为甚么这么重要的西方经典，七十多年来都没有中国学者著书谈论，值得大家深思。﹞不过，该书的特色，和本书很不一样。一是严君所用原书，据他说是J. Weldon的英译本。﹝其实名字弄错了。严君书所引原译者名字，是Welldon不是Weldon。﹞通篇不见参考希腊文原著。这颇有问题。比方说，当原文和英文用语有出入，又或者希腊文涵义比英文广的时候，紧贴英文就无法全面表达作者的原意了。严君在解说八、九两卷时，正碰上这个问题。另一是严君自己改动了亚氏原书的次序。我们不知何故。那着实不好。但次序一更动，亚氏原来的连贯就没有了。再一是严用文言，我用语体。严格来说，文言较精简短洁，但比较不容易推广。本书行文，尽量避免用上艰涩深奥的术语，也尽量做到书写清简，段落分明，以便读者。 说起“以便读者”，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我用深入浅出的行文，来介绍亚氏的学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施特劳斯学派的治学风格，着重细致的文本解说。繁冗的旁征博引，详引学者的相互辩论文字，是侧重考证。考证学自有好处，却不是本书的用力所在。也不便读者。文本解说，也是我国前人注释经典的方式，只是没有用到研究西方经典上去。还有，要达到最理想效果，应该是拿原书﹝中/英译本﹞一起读。文字会有出入；但不要紧，耐着性子就行了。近代学术，多套用一大堆理论，往往语词艰涩难懂，教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好些时甚至是硬套。学者自己的深思反省，都不见了。我的治学方法，对读者该是更合适的。 第二．两年多前，当时任职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席云舒兄，要我写这本书，好推广给国人认识。当时的共识是，既然要推广，那得有便推广的条件才行。学究式的书，读起来太沉重。如果全国只有十七位学者看得懂，那我是彻底失败了。如果有十七万读者看得懂，那才叫推广成功。怎样下笔，才可以教人人读懂，才能”以便读者”，一直是我的考虑。 《伦理学》原书分十卷，每卷下分节。长短不一。本书因应分为十章，章下分节，完全对应原书。读者对照着看，会倍感便利。 鸣谢 几年前，办了个研讨小组，谈西方古今哲学。首先读的，是亚氏《伦理学》。没有洪逸逸、冦夏萍、萧文琴、黄少贤等同学的不懈，给我多所启发，我不会重新拿起这本经典作品。 没有余国藩兄﹝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的指点，本书错漏一定更多。 没有李欧梵兄﹝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的敦促和鼓励，我也许不会提笔写书。 没有父母的支持，我没有机会到芝加哥升学。 没有克罗普西﹝J. Cropsey﹞先生﹝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多年的教导与启蒙，我根本不会懂西方哲学，更不必说古典希腊思想。这本小书，就献给他老人家。

齐泽克：薪金资产阶级的反抗，英文

叶利钦把烂摊子交给了普京，随后八年时间，普京的作为，有目共睹。2008年以来，普京出任总理，面临世界经济危机，但俄罗斯还是在稳步增长当中，既无颜色革命，也没有债务危机。

通过对一个皖中村庄的传教士杨先生的个人生活史的描述，考察了基督教在农村社会的传播过程，论述了基督教在乡土传统背景下走向本土化的特征，及其与农村人口大规模外出的关系。

仅就藏彝走廊而言,这条走廊中的人口,我统计过一下,共有1000余万人,530万是少数民族,其他是汉族。其中,彝语支民族有293万,藏语支民族185万,羌语支民族48万,共526万,其他是讲壮侗语和苗瑶语的民族共3万人。可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土地权利问题是当前学界、政策研究部门、媒体以及社会大众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主流观点认为，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不仅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加快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家中的极端观点认为，土地私有化是中国历史中的常态，也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必然方向;温和观点也认为应当给农民更大更多更加完整的土地承包权，弱化乃至虚化村社集体的土地所有权。近年来，中央农村土地政策的方向正是加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中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而使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了超越债权的性质。 但是，究竟给农民多大的土地权利才能保护农民利益，及可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农民土地权利越大，就越能保护农民利益吗?从我最近10多年的农村调查来看，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能不是保护了农民利益，而是损害了农民利益。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能并不是提高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是降低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应该仅仅抽象地讨论土地权利与农民利益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而需要深入到土地制度运作的具体语境与处境中，深入到土地权利的内在逻辑中去。 一、 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是承接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来的，由生产队演化而来的村民组是农村土地最基本的所有权单位。分田到户时，生产队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均分土地。为了做到公平，土地分配一般按远近、肥瘦和水源条件好坏来搭配承包，由此形成中国农户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且往往分散为七、八上十块的小农经济格局。中国农民承包的土地，不仅规模小，而且十分细碎。这是我们讨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中国农村人口太多。当前中国农村户籍人口达到9.4亿，即使将所有进城务工的约1.5亿农民都算作城市人口，农村人口数量也有将近8亿。而我们知道，进城务工农民的绝大多数都无法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与收入，从而无法在城市体面地生活下来。当前中国农民往往通过家庭代际分工来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即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获得农业收入，年轻子女外出务工，获得务工收入。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务农收入可以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和应付日常开支，年轻人的务工收入就可以作为闲钱积攒下来。若没有务农收入，务工收入就只能用于解决一家人的温饱和应付日常开支，这个家庭就很难积攒闲钱，家庭生活因此可能跌到温饱以下。也就是说，在未来三、五十年，中国大多数农户家庭要维持一个超出温饱、相对体面的生活水准，就还需要依靠务农收入。 在农户家庭还要依靠土地获得农业收入，及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还有一个漫长过程的前提下，中国“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就还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我们讨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又一个基本前提。 二、 在以上两个前提下讨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土地权利，就十分有趣。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显然不是专给某个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而是要给村社集体内所有承包土地农户更大的土地权利。假定一个村民组有30户，有300亩土地，每户承包10亩土地，则给农户更大的土地权利，就是给所有30户农户更大的土地权利。给农户更大的土地权利，谁的土地权利变小了?是村民组的土地权利变小了。村民组是谁?村民组是由30户农户共同组成的一个最基本的土地所有权单位，也是一个基本的农田灌溉单位，是用来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和不好办”的事情的最小集体单位。 农户更大的土地权利，意味着个体农户有更大的不服从村民组集体的权利，也就意味着个体农户有更大的对抗村民组内大多数农户决定和利益的能力。因此，在村民组集体内，无论对大多数人多么有利及大多数人有多么强烈愿望去做的事情，只要少数农户反对，这些事情都可能无法做成。村民组是一个很小的单位，是一个最基本的灌溉单元，也是一个最小的维持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单位。中国“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规模且细碎的土地，离开村社集体的协作，将难以获得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农户更大的土地权利，也就意味着农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其他农户反对的能力。农户更大的土地权利显然是所有农户都有不顾其他农户反对的能力。则村民组内，维持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一家一户“不好办和办不好”的公共和公益事业，如集体灌溉、机耕道修建、植保等等，都容易因人反对而无法办成。结果是，所有农户都因为更大的土地权利，而更加难以获得基本的进行农业生产的条件。农民的土地权利增加了，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更加难以获得，农业生产更加不方便了。这是笔者近年来在全国农村调查的强烈感受。 前几天，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到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演讲，提到“反公地悲剧”。“公地悲剧”是大家熟悉的比喻，意指公共资源因被过度使用而被破坏的悲剧。“反公地悲剧”是美国经济学家黑勒教授提出的理论模型。在“公地”上存在着很多权利所有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每个权利所有者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该资源或相互设置使用障碍，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由此所产生资源不能被充分使用的悲剧即为“反公地悲剧”。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安排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的农地制度安排，正是“反公地悲剧”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每一户农户有更大的土地权利，则田块在上游的农户就希望在灌溉中搭下游农户的便车;有农业以外收入的农户就希望在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改善中搭主要依靠农业收入农户的便车;进城农户就希望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搭仍在村庄生活的农户的便车。当前的中国农村，农民已经发生极大分化，从收入来源来看，既有纯农户，又有兼业户，还有已经转移进入城市但在农村仍然有承包地的农户。从收入多少来看，有经济条件好、中、差的不同农户。农民的分化，使农民利益诉求差异极大。在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任何集体行动中，农民所获得利益或所受到的损失总会有所差异，因此就容易产生持反对意见的少数，这个持反对意见的少数因为有很大的土地权利，而足以阻止任何大多数人的决定，从而导致在村民组范围内的集体行动困境。农业基础条件的改善也就不可能实现。 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比如十七届三中全会规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就使得有些转移进城的农户不必退出自己的土地。这些进城农户并不关心土地收入，他们也不会随意将土地流转出去，而是会让土地“有”在那里。随着越来越多农民转移进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就会发现，为了方便生产而计划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他们根本就找不到讨论基础设施建设的商议对象。 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讲，更大的土地权利并不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和利益。相反，更大的土地权利却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集体行动成本，更少的集体妥协，更难对付“钉子户”和更加无法防止搭便车，从而使农户更难获得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取消农业税前，农村集体灌溉还普遍可以进行，取消农业税后，大多数地方农村的集体灌溉体系迅速解体，农户不得不通过打井来灌溉水稻。笔者主持的一个乡村建设实验区，一个只有4万多人的乡镇，近年来竟打了7000口灌溉机井。 相对于更大的土地权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最需要的是耕作方便，是旱涝保收。而在中国如此小而细碎的土地规模下，离开农户协同一致的行动，离开作为基本灌溉单元和土地所有权单位的村民组，农户根本不可能获得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站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立场，农民不是要更大的土地权利，而是要耕作方便。 三、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更快地推动土地流转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农地的价值只能依据其农业产出来计算，而农业产出主要是大宗农产品的产出，因为中国90%的土地只可能种植粮食作物。种植粮食的农地价值不可能很高，从我们的调查来看，一亩地永久流转出去的价格也就在数千元到一万元。农民拥有更大的土地权利，如果是表示农民可以自由买卖(“流转”)土地的话，则只有那些进城之后生活仍然艰难的家庭，才会因为小孩上学、生病住院或缺少流动资金等原因，而将乡下的土地卖掉，但这样的家庭即使有了卖地收入，他们仍然可能无法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一旦无法再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在农村的土地又已卖掉，他们便无家乡可回，他们就不得不沦落到城市贫民窟中。在城市有稳定就业与收入的家庭，他们恰恰又因为在城市有了收入，而不急于将农村的土地卖掉(流转出去)，他们就会将农村的土地“有”在那里，留作“乡愁”，或等待土地升值。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这些进城的农村人口中，不能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人往往不得不卖掉农村的土地，而在城市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家庭则将农村土地“有”在那里。这些有城市收入来源的农户并不关心土地的产出，也不关心土地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土地也就不仅难以做到成规模的流转，而且连最基础的农业生产条件也难以获得。也因此，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能不是提高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是降低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来讲，土地权利不重要，土地产出和耕作方便最重要。倒是转移进城不再依靠土地产出也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要求有更大的将土地“有”在那里的权利。能够转移进城的家庭显然是农村中的强势群体。更大的土地权利，只是让农村中更加强势的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体获益，而留在农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弱势农民群体则因为更大的土地权利而利益受损。 四、 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因为经济发展、城市扩张，越来越多的农地被征收为建设用地。由农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价值大幅度增加。如何分配土地收益就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正是因此，为征地而引发冲突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显著特点。 从土地被征用农民的角度来讲，他们当然希望可以分享更多土地增值收益。若农民有更大的土地权利，他们就可以在与政府征地的谈判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就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 但是，土地非农使用的收益主要来自工商业的发展，来自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而与农户的努力无关。征地要给土地被征农户以补偿，但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显然也不能完全给到农户。农户、集体和国家如何分享土地收益，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均衡点。土地被征收农户当然希望有更高的土地补偿，但我们也应该知道，城郊农民征地所获的补偿远高于一般农地流转所获得的收益。 当前的土地征收中，给失地农民更高补偿是应该的，合理的，城郊农民希望有更大的土地权利从而可以更多分享土地收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必须明确，这部分农民是中国9亿农民中的强势群体，他们的状况已经较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状况好得多，且他们只占农民总数的不足5%。这部分农民的土地权利诉求与一般农业地区的农民是完全不同的。同时，按照中国法律，农业用地属于集体所有，城市建设用地属于国有，将农地征收为城市建设用地，也是变土地集体所有为土地国有。是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和农地非农使用才产生出土地的级差收益，这部分收益的大部分理应归国家占有。国家正是占有了土地收益，才有能力为全国大多数农民提供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土地非农使用的级差收益不是全归失地农民占有，而可以防止出现一个庞大的土地食利阶层，而使国家可以用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进行社会再分配。 五、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到，土地权利问题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从道德角度看，更大的土地权利并不是抽象地保护了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可能只是保护了农民中的极少数强势者的利益，却损害了占农民绝大多数的弱势者的利益。从效率上看，在中国农民人数众多、人均耕地狭小的国情下面，更大的土地权利往往意味着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更难改善，和土地资源配置更加无效率。 当前学界和媒体鼓吹的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农民利益。我们必须深入到土地制度背后的机制与逻辑中，在中国当前国情的语境下来讨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应该向何处去。任何抽象的、意识形态的、道德批判式的讨论，都是应该警惕的。 遗憾的是，当前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讨论中，既缺少关于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基本常识，又完全不理会中国农村土地内在的逻辑。尤其是一些旅居海外的华人经济学家，在完全不懂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甚至没有做过一次农村调查的情况下，即以想当然的态度对中国土地制度大发宏论，这些以普世价值、抽象真理来发言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只是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知识来图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而根本不愿深入探究中国土地制度复杂的实践逻辑，不管中国土地制度所面对的中国特殊国情。这种图解望文生义，迎合大众情绪，并因此形成了关于中国土地制度安排上的扩大农民土地权利的神话，这个神话的极端形式是：只要土地私有化，中国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让人忧虑的是，最近10多年间，政策部门似乎也深受土地权利神话的影响，尤其是2002年《土地承包法》的修订，2007年《物权法》的通过，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制度的最新表述，都存在极大的解释空间。 六、 正是基于以上忧虑，2009年4月，我临时决定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小册子，以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尤其是其实践状况进行梳理。我希望以自己10多年的农村调查经验，将土地制度背后的机制，尤其是地权的逻辑描述出来。我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恢复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些被遗忘了的常识。 2010年3月28日晚 于华中科技大学喻园家中 贺雪峰 后记 前几天在台湾地区访问，在花莲县火车站前广场看到孙中山先生塑像基座上刻着“地尽其利，地利共享”，心头一震，发现我想说的话，孙中山先生一百年前就已说过。目前地不能尽其利，已是世界普遍的现象。台北市中心相当破旧，据说已经动员拆迁20年，仍然因为有不动产主索价过高而无法谈成拆迁协议。高雄到台北的高速铁路，因为征地困难，不得不绕走偏远山区。日本成田机场因为居民不愿搬走，僵持几十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要以百亿美元计。当然，有人说权利不能用成本来衡量，但我们也知道，权利是需要成本来维护的。无论权利应该如何安排，以上例子至少是说明了地未能尽其利。同时，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化程度高的国家，占有较多土地且土地位置恰好在待开发地段的土地所有者就可以得到超多的地利，地利被地主拿走当然应该。土地涨价归公是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的核心，因为土地开发带来土地升值，并非地主努力，而是社会经济发展使然。地利被地主拿走，地利也就不可能归公，没有可以归公的地利，政府或国家也就无力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看起来，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正是遵照孙中山先生的训导，可以做到“地尽其利，地利共享”。这恐怕正是土地公有的中国，基础设施远好于土地私有的印度的原因。 遗憾的是，国内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似乎完全无视中国现有土地制度的优点，而要将在中国完全不可行的土地私有制搬进来。 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的争论十分激烈。我并不研究土地制度，但因为常年在农村调研，对农村情况尤其是对农民的需要有一定了解，我发现一些人的头脑完全被意识形态占据，而缺少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常识。 2007年以后，关于土地制度的争论仍未平息。不止是争论未平息，而且有争议的实践也已大规模展开，尤其是重庆、成都竞相成立土地产权交易中心，企图通过农村土地确权与地权交易，来推进不可逆的农村土地流转。而学界和媒体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明显有脱离中国农村实际的情绪化倾向，典型表现在对小产权房和“钉子户”的讨论与报道方面。 当学界和媒体出于善良的愿望，希望农民从土地制度的变动中获取收益最大化时，农民却可能因为失去土地而沦落到城市贫民窟中。与我们一般想象的农民需要更大的土地权利不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土地权利而是生产方便。报刊上介绍农民因为有了更大的土地权利而因地致富，成为百万甚至千万富翁，这部分农民即使有，他们也只可能是中国九亿农民中的极小和极其特殊的部分，恰恰这极小和极其特殊部分的农民是九亿农民中的强势群体和受益群体，这一部分农民不能代替中国大多数农民。 基于当前学界、媒体和地方政府在土地制度上的思想混乱，尤其是缺乏常识的现状，2009年4月，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的小册子，以讨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一些常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土地制度的发展方向。 本书的写作得益于之前十年多时间的农村调研。最近十多年时间，我一直以驻村调查的方式，在全国不同地区开展调查，每年驻村调查时间都在2~3个月。长期的驻村调查形成了事事自下往上看的习惯，同时，长期的调查，使我能够比较完整地把握农村的整体状况，能相对辩证地看待农村的现状与发展。我想这本书与一般讨论土地制度的书的不同之处，恰在于其中强烈的经验情绪。这种情绪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视角，是一种方法，是一种立场。 本书得以写成目前这个样子，得益于众多师友的帮助。首先要感谢张路雄先生。张路雄先生长期从事农村政策研究，曾多次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正当我开始写作此书时，张先生发来一组讨论农村土地制度的论文，这是我所读到的最为切近农村实际，也是与我关于土地制度想法最接近的论文，喜不自禁。书中也多有引用。 本书初稿还得到温铁军、崔之元、姚洋、曹锦清等诸位师友的指正，他们推介本书的话已放在书的封底。《我向总理说实话》作者李昌平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每次回武汉，都会到我所在研究中心坐一坐。他很早就提醒我要注意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的观点。这些都构成了本书的前缘。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付立鹏先生的大力帮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声誉卓著的出版社，能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自己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著作，实在是荣幸之至。 本书写作十分仓促，初稿是在2009年5~6月完成的，恰好这两个月是我一年中最为忙乱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内，硕士博士论文要答辩，本科生要毕业，暑假集体调研要安排。但我也只有这两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写这部书稿了，其中有些章节是用每天早晨早起两个小时的时间写成。写作时间仓促，过去对土地制度素少研究，使得本书错漏之处一定很多。也因此恳请各位批评指正。 农村土地制度是中国农村最为基础的制度安排。无论本书的观点是否正确，我都希望借此引起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的严肃的讨论。若有读者对书中观点有兴趣，请写电子邮件到：hexuefeng68@163.net。 贺雪峰 2010年6月15日晚

我那时性格内向，喜欢读书，喜欢历史、国文，受当时风气影响，喜欢读翻译小说，特别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自己有时也学着写些小说。当时的开明书店有个规定，就是学生的稿件采用后，不用现金付稿酬，而是寄赠开明书店的购书券。

全文。删节版见《法制日报》2011年8月20日第7版。人人为了家产打得头破血流，这样的家庭生活是狗血电视剧和猎奇社会新闻的常见题材，却不是绝大部分老百姓生活的常态，也不应该是立法者的出发点。

Th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progress

The complete text of "Plasticity into Power: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ccess," which forms part of the Politics series. The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8 and is to be republished by Verso in the near future. It explores,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detail, an idea that plays a major role in my social-theoretical writings: the idea of the practical as well as the moral advantage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discursive practices that facilitate their own revision.

"Plasticity into Power" was published by Verso in a new paperback edition in 2004 together with "False Necessity" and "Social Theory: Its Situation and Its Task." To order this book go to the "my books" section of this website.

重版序："典权"是有关《物权法草案》讨论中的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其中一种主要意见是把典权等同于借贷关系中的抵押或质权，又或土地关系中的租佃，以为不必在那些法律范畴之外另设典权。这种意见认为，在今日的客观环境之下，典权所能起的作用最多只不过是融资的一种办法，是完全可以用抵押、租佃或其他合同取代的。那样，更符合国际产权惯例。但这是对典权的误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西方现代法律所没有的)附有回赎权的土地转让制度，一旦出典，使用权便即转让，但出典人仍然保留以有利条件回赎土地的权利。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农村实际生活中，典权制度不仅被应用于土地所有权，也被应用于土地使用权(包括田面权和永佃权)。 清政府之所以在成文法律上正式认可这个制度是为了照顾农村被迫出卖土地的弱势群体，认为典权符合仁政的理想。进入20世纪的法律改革，立法者原先试图用从西方移植的抵押和质权概念取代典权，但是后来，认识到这些概念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因此，国民党立法者最终仍旧援用了典权，在《中华民国民法典》中特地另列了"典"的一章，其主要动机也是，在社会危机频繁的客观事实下，照顾弱势群体。 从历史经历来看，"典权"制度完全可以适用于今日农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它可以是融资、也可以是借贷救急的办法，但更重要的是它是通过对出典人有利的回赎条件来维护农村处于患难中的人们的土地权利的习俗。后者其实是历史上的典权的最关键的一面。这一点在关于《物权法草案》的讨论之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本文是作者《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2003年版)的第五章，在法典以及诉讼案件档案的基础上，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典权的法律、习俗和司法实践所做比较全面的探讨。 * * * * * * * * * * * * * * * * 典习俗，亦即土地的有保留出售，既包含继承过去的前商业逻辑，也包含帝国晚期不断增长的商业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市场逻辑。它还体现了一种生存伦理，该伦理源于面对不断的生存危机的经济。一方面，根据土地永久所有权的前商业理想，它对那些不能够继续从所有地糊口的人给予特别照顾，允许他们可以无限期回赎土地;另一方面，根据市场逻辑，它允许买卖获得的典权本身，甚至允许买卖因涨价而获得的那部分赢利。 本章以简述清代成文法和民间习俗中的典开始，利用一方去说明另一方，阐明它们两者间的一致与分离。然后考虑这些与典卖交易有关的法庭案件，借此既可以展现惯习的全貌也显示法庭惯常处理的各种问题。这两部分主要关注的是体现在典中的两种相反的逻辑所引起的问题。最后一部分讨论民国时期，特别着重于从清代法典到国民党法典的过渡期内的延续与改变。全章依次讨论过渡期内长期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找贴，亦即由典卖权改为绝卖权时所支付的款项;合法回赎的时间限制;买卖典权;以及典与抵押(即借贷中以土地为担保抵押)惯习之间的混淆。 清代的法典和习俗 清政府对典卖交易课税的考虑在律95(沿用明代法典)有关"典买田宅"的开头一句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凡典买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藉此决定对典交易课税，当然，晚期帝国政府也由此承认典卖土地的合法性。 典与绝卖 首先，典须与绝卖明确区分开来。雍正八年(1730年)，清法典加了一条有此作用的例："卖产立有绝卖文契，并未注有找贴字样者，概不准贴赎。"(例95-3)。但典与此不同："如约未载绝卖字样，或注定年限回赎者，并听回赎。"换句话说，典首先是可以回赎的有保留的出售。 此例的措辞也表明回赎土地的权利一定要在出售时清楚标明为可以回赎的典卖才可能存在。法律把证明的负担置于绝卖一方：契约必须声明本交易是不可回赎的绝卖。若没有如此声明，法律将认此交易为典卖，认交易的土地为可以赎回。而且，除非典约特别规定一段时间作为回赎时限，法律将视交易的土地为无限可赎。 在此我们看到清代法典偏向被迫出售土地的小农。法典秉承土地永久所有权的前商业社会理想，因此允许无限回赎。同时，法律(象其成长于斯的社会习俗一样)考虑到农民通常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才出售土地。出于对那些生存受到威胁者的同情伦理，法律试图给予贫弱者方便。它虽然通过同意尊重绝卖契约迁就了清代不断增长的买卖土地的现实，但它另外也为出典人提供了回赎土地的最大机会。在没有与之相反的明确声明的情况下，法律假定土地出售带有无限的回赎权。 在其它类似的有关小农生活的领域中，法律的立场显示了始终如一的道德姿态。例如，在律149"违禁取利"中，强行限制在小农借贷中可能收取的利息，以试图保护贫困者免受高利贷的盘剥。又比如，通过律312"威力制缚人"，法典严禁豪强地主对佃户动用私刑。这些律文源自《大清律例》仁政的儒家意识形态，把自己表达为不仅具有基于法家意识形态的严厉的父权，也具有基于儒家仁治的善意的母权。这也正是"父母官"这一隐喻所孕含的意思(对此观点更全面的讨论见黄宗智2001：101，219)。 根据案件记录判断，清代的许多土地出售契约并未说明其是绝卖不可回赎的还是典卖可以回赎的。按照法律，依没有明确声明的契约买卖土地者其后人在土地易手几代以后仍可以要求回赎。这样的要求可能会在很长时间后提出，那时典权人及其后代已经理所当然地视此土地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争端因而不可避免。 时限与找贴 为回应此类问题，清代法典在乾隆18年(1753年)对那些没有明确是典卖还是绝卖的契约制定了30年的时间限制： 嗣后民间置买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契内注明"回赎"字样。如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绝卖永不回赎"字样。其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卖契载不明之产，如在三十年以内，契无"绝卖"字样者，听其照例分别找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虽无"绝卖"字样，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产论，概不许找赎。如有混行争告者，均照不应重律治罪。(例95-7) 这样，依没有明确声明的土地出售契约售出的土地"只"在30年内可以回赎，而不象依明确声明可回赎的契约出售的土地那样可以无限期回赎。 [1] 象几乎所有与典有关的事一样，这一30年的规则也可以作两种不同的评价。它可以被视为法律的适应性改变，从无限回赎的出发点到市场交易的现实。但它也可以被视为顽强坚持源于前商业经济土地永久所有权的理想，规定如此充裕的时间以便出典人回赎其产业。 法律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出典人想回赎或绝卖已经涨价很多的土地时该怎么作，应该依据时价还是原价?根据前商业经济的逻辑，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该出现。它假设价格基本稳定。因此回赎须依原典价进行，而绝买则须补足原典价(在1930年代的华北这一价格通常是绝买价的60-70% [黄宗智1986：184])和土地全价之间的差额。但是在价格经常波动的市场经济中，其逻辑为后来的交易应该是依当时的价格而不是原价格进行。绝买者和回赎者双方均得支付土地典价与时价的差额。 大清律例采取了介于二者之间的立场，尽管这一立场靠前商业经济逻辑比靠市场经济逻辑更近。首先，它根本不考虑要求回赎土地者支付土地溢价的可能性。出典人有权仅仅支付原价赎回他典卖的土地，不管市场价格有多大变化。但绝买全然不同，这方面市场逻辑流行到这样的程度，以致1730年的例要求绝买土地的典权人以时价支付，也就是说，他得支付原典价和市场时价之间的差额。用法典的话说，交易以"凭中公估"的价格进行，并"另立绝卖契纸"。清法典称此种交易为"找贴"。 由于古汉语的灵活性，"找贴"一词不仅可以用作名词指那种支付和交易，也可以用作动词指买卖任何一方所采取的行动。于是，出典人可以说"找贴"他的土地，意思是他现在是在以他得到的原典价和此土地的市场时价之间的差额绝卖他曾典卖的土地。同样地，典权人也可以说"找贴"土地，意思是他利用那笔钱购买剩余的权利以便拥有全部的所有权。另外，任何一方的行为都可以由此词的缩写指代，即利用此合成词中的任何一个字"找"或"贴"，一如大清律例在其1730年例中所作的那样(例95-3)。 但"找贴"支付是清代法律编纂者所能容许的市场逻辑的极限。在民间作法和话语系统中有"找价"的概念，即典权的市场时价与其原先典卖交易时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因为典权的价格是与土地的价格成比例地上涨的)。很清楚，在1730年的例之前，出典人可藉威胁以原典价回赎典产而不断要求额外的"找价"。这样，出典人和典权人在"找价"上存在频繁的冲突和诉讼也就毫不奇怪。为回应这种情况，清代法典试图通过规定仅限一次"找贴"来阻止出典人的不断需索。它从未承认或批准习俗中的"找价"概念。它根本就没有使用这一术语。根据法律，只能有一次"找贴"。 出售和转典典权 市场惯习给立法者们出了另外一个难题。典不仅给予典权人使用此土地的权利，也给予他对土地部分的所有权。因这种权利带有市场价值，它被广泛地买卖。在最简单的形式下，它被典权人绝卖给第三方。但也可以典卖，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回赎，象原先出售它一样。换句话说，典权本身可以被典卖，交易中这叫做"转典"(后来的国民党民法典所使用的正式英文翻译是"sub-dian")。案件记录表明转典发生得相当频繁。 清代法典完全没有留意这些惯习。也许是因为它们还没有产生很多的纠纷而迫使立法者去立新法。或者也许是因为立法者们坚持前商业逻辑优于市场逻辑而干脆拒绝承认这些市场惯习。 既非租赁亦非抵押 至此应该清楚典绝对不是租赁。对此事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些令人困惑，因为实际中典有时会被称作租赁以应付法律。新的典权人接管典卖土地的耕种可以通过自称提前付租或支付地租押金(实际上是支付的典买价)以换取一段特定时间(实际上是双方同意的典期)内免租耕种的权利来避免外表上表现出典买。这是处理旗地的常见方法，因为依照法律旗地是禁止售与普通汉人的。Christopher Isett指出，这种托词在东北尤其普遍。那儿到处都是旗地，这些旗地在有清一代越来越多地被暗中典卖或绝卖给汉移民(1998：第四章)。为禁止此类非法行为和表达，法典明确规定旗丁租出旗地(运田，屯田)，得以一年为限期，并不准提前收取任何租金(例95-5)。不过，事实上旗地仍被迅速出售。 在惯习中，典(有保留的出售)与抵押(借贷中作为抵押的土地)之间的区别非常清楚。在抵押中，借款者并未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但假使他一旦未能偿付借款，作为抵押的土地的所有权将转给债权人。起码是应该如此。实际上，抵押的契约并非一定明确无误。1910年代司法部所作的地方习俗调查表明，在江苏省的一个县，即使在拖欠贷款之后，土地所有权的转让通常也会推迟五年、七年、或甚至十年，不象"动产"的转让到期立即进行(《民商事》1930：318)。也许正是因为土地让渡中的此类困难，这些交易有时附有其它契约。如浙江嘉兴县乡民告贷时还得出不动产作抵写立卖契，以备在拖欠贷款的情况下使用(同上：1018)。在福州甚至有这样的做法，债务人须签一份出租契约，让债权人在必要时证明是他拥有这块不过是租给债务人的地(同上：1077)。 [2] 这些纯粹是地方的惯习。清代法典立有条款承认典习俗的合法性，但没有承认抵押的合法性。与抵押最接近的范畴是"典当"，主要用于动产(律149)。 习俗与成文法在清代于是以错综复杂的形式组成我们所知道的典。法律承认典卖土地有"权"回赎的事实，因此也赋予了它合法性。尽管这样，为处理争端，法律规定那些没有明言回赎的典契有30年的回赎限期。清代法典也承认土地市场价格变动的事实，但它只允许买卖双方绝买(卖)时"找贴"一次。 但清代法典不可能完全迈入自由市场经济。它不允许出典人乘机利用土地价格上涨(亦即典价的上涨)向典权人不断索求"找价"的做法。它根本就不承认买卖典权的惯习。这样，清政府在典习俗体现出的孪生逻辑间寻找微妙的平衡适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帝国晚期市场交易的现实，但也坚持从前朝继承的前商业逻辑的某些方面。 清代的习俗与法庭行为 通过考查案件记录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典的特殊特性和复杂性。 [3] 多种多样的诉状和反诉为我们同时显示了民间习俗和法律实践，并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前商业逻辑和市场经济逻辑两者如何在典中纠缠在一起。 前商业逻辑 很明显，出典人一般都认为他们拥有无限的回赎权。我们有不少案件提到人们试图赎回许多许多年以前典卖的土地。如在19世纪宝坻的一件案子中，赵永的曾祖父曾在1788年典卖土地给一个姓项的人，项后来又把土地租给两个佃户刘和与刘顺，他们耕种此地已不止45年。现在(1865年)，赵永想赎回土地，他用抢割佃农麦子的方式来表明他对此地的所有权。由此引发了一场角斗和诉讼(宝坻 104，1865.5.22 [土-16];亦见宝坻106，1882.2.18 [土-22])。又比如，在新竹，李进声的叔祖曾在1835年把他的地典给苏恭。46年之后(1881年)，刘想从苏的孙子苏黎手中将地赎回，结果也引发争端与诉讼(淡-新23208，1881.11.21 [土-130])。 在最初的典交易以后很久再提出回赎要求，某些出典人并不是真的想赎回土地，而不过是试图逼使典权人支付额外的找价。但毫无疑问，社会习俗和成文法允许永久拥有土地理想的存在，也允许对被迫出售其土地的穷人给予特别关照的伦理的存在。 在上面所引的第一个例子中，争端最后在法庭外得到调解。赵永被允许留下他抢割的麦子--这也许正是他起初所想要的东西。作为交换，他保证让项姓典权人继续租田给现在的佃户。他能保留他抢割的麦子也许可以视为对其无限回赎权合法要求的承认。在第二个例子中，县令在起诉状上写下如下的批语"该田系尔叔祖出典苏恭......其孙苏黎等安能抗赎?"案件记录到此为止，可能是因为诉讼当事双方已经看到县令将如何判决，因此通过调解达成妥协。 甚至绝卖的土地也可能被认为并非完全绝断的交易，因为法庭有时象社会习俗一样倾向于承认出售土地者对其土地的道德与感情依恋的合法性。如果出售者的祖坟坐落在耕地内而又必须包含在交易中，往往会引起这样的争端。在巴县(也许还有其它的地方)，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制定一些预防措施。这方面的习俗逐渐演化成让出售者在契约中特别说明他可"摘留"坟地。 但多起案件显示，这种安排充满潜在的冲突。有这么一个例子，当几年以后买者的儿子在坟地上牧养牲口时原主人提起诉讼(巴县6.1：761，1777.3 [土-42])。在另一个例子中，当新主人在坟地上种庄稼时，原主人提起诉讼(巴县6.2：1427，1796.6 [土-47])。对那些易手多次的土地，争端更容易兴起。例如，在田产转手三次之后，当新主人想把他自己的母亲葬在坟地上并砍伐其上的林木时，前业主提起诉讼(巴县6.2：1421，1807.4 [土-46])。在另一件案子中，旧业主提出诉讼，因他得知买家转售了土地而没有为他摘留坟地(巴县6.3：2637，1822.11 [土-99])。 第一件案子由邻居调处，他们核实被告没有一再侵犯坟地。换句话说，社区承认旧业主对坟地的权利。在第二个案子中，中人对于土地的争执没有提出任何看法，而是找出了隐藏的真正(但没有加以说明)的争端。在第三个案子(也由邻居调处)中，两造皆同意"日后坟莹各管，不得复生祸端，"因而也承认旧业主对土地要求的合法性。最后，在第四个案子中，县令同意调查此事，亦即承认原告要求的合法性，尽管他还是作了这样的批示："如系藉坟需索，......定行重处不贷。" 当新业主觉得旧业主超过了道德所允许的要求范围时也会引起冲突，如果契约没有特别说明保留坟地更是如此。这样当原业主继续在已转手三次的土地上搭棚住宿并砍伐坟地以外的树木自用时，该产业的新业主提出控告(巴县6.2：1430，1797.8 [土-48])。与此类似，一个贫穷的寡妇和她的儿子不得已出售了土地，但之后因无处栖身而在其祖坟地上搭篷占居，新业主因此控诉(巴县6.4：1707，1851.8.19 [土-54])。我们总共有七宗巴县档案涉及新业主控告旧业主侵犯他们的权利。 [4] 在刚刚引用过的两宗案件的第一宗中，被告在契约上摘留了坟地，因此对其有合法的权利，但他明显侵占了坟地以外的土地。调解者商定澄清坟地边界并要求被告赔偿他砍伐的树木，以此解决争端。在另一宗案子中，寡妇及其子在出售其土地时显然没有摘留坟地，因此当他们听说控告后就作出让步同意搬出，没有坚持到正式的庭讯。原告随即恳请销案。 巴县的这些案件清楚地表明，在前商业经济中，土地远不仅仅只是一件可以买卖的财产。它甚至也不只是维生的基本来源。它是一个人尊严感的根本基础。它使一个人有别于"无家可归"、被迫四处漂泊之类的可悲者，它体现了他的香火的延续，具体的表现就是家庭坟地。出售土地因而会是对售者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行为。正是认识到这一事实，习俗逐渐演化为允许售者摘留家庭坟地的所有权。 [5] 尽管清代法典没有特别提到此类惯习，法庭明显地倾向于承认它的合法性。 这种同情被迫出售土地的农民的文化给前面提及的种种敲诈勒索行为提供了机会。然而法庭对这种滥用并非视而不见，对处罚作恶者也决不犹豫。例如有这么一个例子，宝坻县一名叫周福来的人1839年惹出来的案子。几年前福来的父亲曾典卖过十亩地，这块地随后由福来的叔叔(被告福顺的父亲)赎回，立有书面契据。后来，福来以不知多少钱将此地绝卖给他的叔叔。这次买卖也有契约记录。到了1839年，福来已一贫如洗(他连老婆也卖了，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于是捏控诬告其堂弟福顺强占了他仍保留有回赎权的土地。知县经核实真情，下令以妄控罪责福来30大板(宝坻194，1839.2.23 [土-1])。 在一宗1882年的新竹案子中，又是书面契据使原告遭难。李溪猛的父亲很久以前曾典卖一块地给被告梁福的祖父。溪猛后来又将该地按找贴绝卖给新的典权人(这位典权人曾从梁福的父亲手中购得典权)。双方签有契据以证明系绝卖。这个例子中的问题是契据本身的合法性。李溪猛声称那是伪造的，因此他有权回赎土地。法庭查实该契据既真实又合法(即已经纳税)，下令当堂笞责李溪猛(淡-新23209，1882.3.8 [土-131])。 在第三个例子(来自1797年的巴县)中，两兄弟回到乃祖30多年前售出的土地上"搭篷霸居"，伐竹木出售，且向新业主索诈。法庭根据新业主的告状认为兄弟俩可能是"藉坟滋事"。后来似得到村首和四邻的确证，兄弟俩因而同意调解息事(巴县6.2：1418，1797.3 [土-44])。 市场逻辑 上引诸案显示了前商业理想的力量，但它们也显示出其反面：市场逻辑的侵蚀不断增加。在绝卖中，新业主控告原业主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其权利受到侵犯。凭市场购买并依照法律，他们视自己为新业主，拥有全部产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抵制原业主回赎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肯接受原业主对坟地的要求并请求法庭处理。即使那些只典买了土地的人也倾向于认为所买之地属于他们，长时期之后更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最初的交易进行多年之后，当出典人要求回赎其土地时会引发冲突和诉讼。可以理解，一个长期持有典权的人会理所当然地视土地为已有。 如果典权人不是把地回租给出典人，而是自己耕种的话，他对此土地的所有权感觉更强烈。如在1868年的新竹，黄万盛曾从梁本立处典买过一块地，约定期限十年。黄在典期内耕种土地，据他所言，他通过修筑坡坝提高了该土地的生产力。到了梁回赎产业的时候，黄不愿意，因他作了投资。梁当然不同意放弃回赎，诉讼遂起(淡-新，23201，1868.10.23 [土-123])。 一个想要赎回典地的人很可能会发现他面对的不仅仅是当初与他或他的先辈做交易的人，因为典产带有可进一步交易的市场价值。(确实，在这个处于帝国晚期的商业化了的小农经济中，甚至租佃权也具有可交易的市场价值。)新的典权人可能利用典权作为贷款的抵押，也可能把典权售予他人，或典卖或绝卖。我们已经看到，清代法律从未承认此类典权交易。 这样的做法会把这些交易完全搞混，正如1873年的一件新竹案子那样。案中原告萧源的叔婶在他不在场时把家里的田典卖给曾火炉的祖父，期限定为20年。典期到时，萧试图赎回土地，但得知曾火炉不再据有典契，因他用此典契作抵贷了一笔款(或至少他说是这样)。此外，曾坚持乃祖绝买了此地，不是典买(记录到此为止;淡-新23202号，1873.10.18 [土-124])。 如果典权已被转卖，回赎变得更加困难，一件18世纪的巴县案子表现的就是这样。杨攀龙曾典买了刘洪志的一块地(那儿对典的称呼是当)，然后在土地价格上涨时把地转典(转当)给了另外一个人。此前刘控告过杨要求得到杨的部分利润，并成功地让法庭命令杨额外付他20两银子。在此新的诉讼中，杨要求刘赎回土地。对刘来说，他想以他收到的典价与土地的市场时价间的找贴差额绝卖其地。但他在杨同意首先赎回他转典的典权之前不能售出土地。法庭下令刘另寻买主并警告杨在刘找到买主时不得阻挠交易--他必须赎回转典权并让刘出售土地(巴县6.2：1413，1796.11 [土-14])。 1879年新竹的另一件案子更加复杂，案中曾邦在若干年前把他的土地典给曾文。曾文后来又把典权转典给曾瑞钦的父亲。但当曾邦试图赎回其地时引起了一场纠纷，原来他的弟弟瑞妙曾用该地余下的所有权向首位典权人曾文借钱，而且这笔钱仍未还。但我们知道，实际上原告曾邦对重新得到土地并不真的感兴趣，他只是想借回赎的威胁得到一笔更高的绝卖价。他原先已以420元的价格把土地典给曾文，当价格上涨后，曾文得以以445元将典权转售给曾瑞钦的父亲。曾瑞钦的父亲不久前出价560元将土地绝买，以图其进一步涨价，并甚至付予曾邦十元钱的押金以确保成交。但认识到该土地的价值会持续上涨，曾邦又另打主意。他决定起诉要求赎回土地，企图挣更多的钱。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原典权人曾文仍有一定的发言权和所有权，因为转典之后他保留有部分典权，也因为他借钱给曾邦的弟弟而有部分所有权(淡-新23205，1879.2.18 [土-127])。 梳理该案子对任何县令来说都是一场恶梦，在各方的多次起诉和反诉之后，它最终由三方的亲族经调解解决。虽然我们不知道最后处理的细节，但现存记录本身已足够显示市场的做法已把前商业经济理想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象这样的土地出售根本不是清代法典想象的、只涉及原出典人和典权人两方的简单事情。想要买地的人是一位转典权的持有者，必需想办法得到原典权人以及出典人的同意。原来简单的交易不仅仅牵涉到多方，而且所有"权"本身也被各方分割成不同形式的好几部分。在这个案子中，前商业逻辑下的典的理想显然已被缜密复杂的市场实际作法取代。 支持这些作法的市场逻辑容易被滥用，和前商业理想中的无限可赎并无不同。最通常的滥用形式是当某个地主典卖一块他已经典卖给他人的土地时，在同一块土地上得到多次买价支付。例如在1775年的巴县，周登荣曾把他的土地典给三个不同的人，从每一个人那里他都得到了他认为公平的补偿。后来他屈从于其中一人而把田绝卖给他，事情因此暴露。另外两位典权人向法庭起诉要求偿还他们已支付的典价(巴县6.1：749，1775.10 [土-71];类似的以欺诈手段出售的案件见巴县6.2：1428，1797.8 [土-85])。 在同一年巴县的另一件案子中，刘顺珍及其兄曾从张伦元及其兄手中购得一块地。刘氏兄弟中的一位(哪一位不详)显然没有足够的钱购买，他同意把部分典权让回给张氏兄弟。但之后他又改变主意将该部分典权卖给第三者刘秀珍(巴县6.1：746，1775.3 [土-70])。该案件的事实真相扑朔迷离，各方陈述互相矛盾(档案记录也未显示有任何清楚的解决结果)。我引用它仅仅只是作为一个例子表明典的制度可以如何被利用和滥用。 大清律例的典卖土地条款提到这样的违法行为。该律(律95)(沿袭自明代)明确禁止出典人出售已经售与他人的典权。但很明显，这些欺诈行为一直存在--当小农经济变得日益商业化时，我们可以推测它们变得更有吸引力。 民国时期的典惯习 民国案件记录表明，尽管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 [6] 典惯习仍有强大的力量。人们继续期望典卖了的土地可以无限期，或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回赎。例如在顺义，原告王永增的父亲王锡全曾典给张桂林三亩地，张后来又转典一亩并把剩下的二亩租给被告王公新。到了1922年，永增想赎回土地，但公新不肯。永增设法说服了原典权人张桂林控请赎回他转典给公新的一亩地，然后永增从张手中赎回全部三亩地。但王公新及其一家拒绝把土地让与永增，于是永增要求法庭维护他赎回的土地的权利。法庭最后裁定永增胜诉并下令警察和村长强制执行判决(顺义2：212，1922.7.4 [土-70])。又如在乐清，吴寡妇的丈夫1916年曾典卖掉他三块地中的一块(另两块地绝卖)。29年之后(1945年)，当吴寡妇要求赎回该地时，法院准其所请(乐清，1945.11.30 [土-3])。 买卖典权的复杂的市场惯习在民国也继续发生作用。在刚引用过的王永增的案子中，原典权人张桂林曾将土地转典给王公新。当永增要赎回他的土地时，不是原典权人张桂林，而是转典典权人王公新抵制回赎。在乐清另一个相似的案子(1945年)中，钟左川曾典出他的两亩地，这两亩地后来由其姑表兄张茶盛赎回。依照典的逻辑，只要有能力，钟应该可以从他的姑表兄处赎回他的土地。然而张茶盛趁土地市场上升之际把典权绝卖给了朱再烈，没有征求钟的同意。钟同时控告张朱两人，试图赎回土地，法院判决他在理(乐清，1945.7.24 [土-1])。 这两宗案子，象民国时期的许多案子一样，与清代例子并无不同。但下面陈述的大多数例子则从不同的侧面表明了国民党法典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暂停一下，看看在产生那些法院行为之前，法律如何被修改。 晚清法律改革者认为典的所有习俗都是不现代的。在他们的新民法典草案(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中，他们简单地把典完全去掉，只允许借贷中的"抵押"(mortgage)和"质权"(pledge)，要不然就只是简单的市场绝卖。他们完全没有提及典。但国民党法典清楚指出，典和那两种借贷契约有着极大的差别。在典交易中，土地占有和使用权立即转移。但根据mortgage的概念(立法者在这里使用了令人误解的"抵押"一词，该词在民间习俗用法中含义与这里不同)，交易时土地的占有权并不转手(第860条)。另外，抵押权者(或：受押人)只有在对方违约欠付的情况下才能要求取得售出产业所得的款额;他不能占有该块地本身。实际上，国民党法典第873条宣布任何与此相反的契约无效："约定于债权已届清偿期而未为清偿时抵押物之所有权移属于抵押权人者其约定为无效。" 质权(这是20世纪立法者采用的新词)的契约也同样不涉及占有权的转手。但在此"质权"的条件下，违约欠付时所有权确实要转给债权人。那是1911年新民法典草案中从开始就使用的质权的概念(第1195条)，它效法德国民法典(潘维和1982：313)。国民党立法者使用了同样的术语，但他们明确把质权仅限于动产，不允许用于土地(不动产)。 对晚清法律改革者们来说，修订过的大清律例仅只是发布新的、完全现代的法典前的临时性措施，因此他们愿意在一定的限度内容忍典的存在，即保留典售可以回赎以及典地可以以一次性额外找贴绝卖的规定(《大清现行刑律》案语，1909，"田宅"：22a，b)。但他们认为1753年例中30年的时限已经过时且不甚相干，因此决定将其摒弃。作为解释，沈家本和余廉三表明："今此例遵用已百余年，早无从前契载不明之产。此层应即节删，例首嗣后二字亦应删去。"(同上：22b，23a)。但沈和余对当时实际情况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当他们这样写的时候，许多没有注明是否绝卖或可回赎的土地正在被出售。 而且，民国早期许多地方土地价格上涨更增加了典纠纷。一如1915年大理院说明的那样："加以现在地价渐昂，当时贱价典当者，群思收赎以图余利。受典当之户，业经数十百年，久已视为己物，亦决不願任其贱价赎回。此种种轇轕[纠纷]所由起也。"(郭卫 [1912-27]，1：171-72)。 [7] 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北洋法学家决定必须改正正在使用的修订本清法典。1915年10月9日，司法部发布一道特别的"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第1 条重新采用了原法典的规定：日期超过30年未说明以何种形式出售者作绝卖处理;其它时限 短于30年者可以回赎。但在旧法典允许无限期回赎权的地方(有契约明确规定为典买时)，第2 条现在制定了60年的时限。北洋立法者显然不愿意返回到地产不能让与的前商业思想(《法令辑览》1917，6：179-80)。 国民党立法者不得不正视典的问题，不过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把握要远优于晚清改革者。他们充分认识到典卖与"抵押"和质权大不相同--晚清改革者曾试图把典习划归这两类范畴。由此，中央政治会议指示起草者们重新采用"典"，立其为一个独特的法律范畴。首先，他们解释道，要明白无误它既非抵押亦非质权。更重要的是，典"实远胜于不动产质"，因为它对待出典人比较仁慈，这些人"多经济上之弱者"。典允许他当价格下降时"抛弃其回赎权"，亦即免"负担于其物价格"，而于价格上涨时，可以由找贴权获得利益。中央政治会议骄傲地说此"诚我国道德上济弱观念之优点"(潘维和1982：107)。新民法典将会用一整章的条款来处理典(在法典的正式英译文本中使用了原中文词--音译为"dian")(第三编，第8章)。 [8] 在该章中，国民党立法者保留了未经修订的大清律例及北洋政府针对典卖的规定的基本要义。但他们对回赎权的期限作了重要的修改，缩短到30年，亦即仅是北洋立法者允许的一半(第912、924条)。按他们的说法，这是必要的修改，以使产权明晰。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则权利状态不能确定，于经济上之发展甚有妨害。"(《中华民国法制资料汇编》1960：10)。 国民党立法者还决定让买卖典权的民间惯习合法化，正式允许清律之所未曾允许。第917条规定典权人可以把典权让与他人，第915条更规定典权人可以转典或出租典物与他人。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对市场的现实做法作了更多的让步。 最后，国民党立法者，象他们的清代同仁一样，决定否定民间的抵押惯习(借贷中以土地为抵押，这里的抵押不同于国民党民法典使用的"抵押"[mortgage]一词)。中央政治会议在其"立法原则"中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习俗无不动产质而有典"(潘维和1982：107)。 持续的问题 到此为止我们对典的分析只限于全面性的讨论。现在我们转向分别集中讨论围绕这个习俗并贯穿整个过渡期内的四个问题：找贴、回赎的时限、转典、以及典与抵押(其民间的用法)之间的混淆。立法者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共同思路是寻找一条调和前商业逻辑与市场逻辑的途径。 找贴 我们已经看到，当土地(及其典权)价格上涨时，出典人可能会试图借威胁赎回出典地而从典权人那儿榨取找价。苏州沈氏家族的土地交易是这方面的清楚例证。涵盖1659年至1823年的记录薄中有许多同一块地多次找贴(或用他们的话说，贴)的例子。例如，沈家在1663年从桑振泉处以四两银子典买了一亩地，1860年又额外支付(贴银)四两，1701年二两，以及1716年二两。原典交易70年后，1733年最后绝买时再支付二两四钱(绝买银)。1659年至1729年间的53份账目中，28份表明有两次以上追加支付，仅11份是一次性地支付找贴获得绝卖权(洪焕椿1988：90-95)。 1730年清政府颁令只许找贴一次之后，沈氏家族的找价支付急剧减少。以接下来几年(1731-43)同样份数(53)的账目为例，我们发现只八份显示有两次或多次额外支付，而30份只追付一次就获得绝买权。此后，多次找贴变得越来越稀少。1744年至1823年间的488份账目中只有五份表明沈氏家族在获得最后的绝买权之前有两次额外支付。它似乎说明司法体制成功地消灭了该惯习(洪焕椿1988：94-145)。 我们的案件记录只有一件些许提到有一个法庭实施1730年的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出典人和典权人双方都想利用市场价格的上升。这就是前面引用过的1796年巴县的一个案子，案中杨攀龙曾典买刘洪志的地。当价格上升时，杨首先靠转典谋利。但刘也成功地控告杨补付找价而分得部分利益(20两银子)。当价格进一步上涨时，两人陷入激烈的争执，刘要求杨绝买土地，杨则试图迫使刘以市场全价赎回土地。法庭决定中止他们的技俩，下令刘另觅买主、杨赎回转典权并不得阻挠出售。 我们已经看到，以保护弱者不致被迫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赎回产业为理由， 也或许是因为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持有保留，国民党立法者们重新采用了清代旧法典针对典的条款。其实，法律系统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当时已无疑问，因为1915年时大理院已经确认这一立场。颜俊臣是一份价值增殖不少的产业的典权人，他曾在地方法庭中控诉要求出典人应以市场时价赎回典权，而不是以多年前的原典价回赎，但结果败诉。他在此次、也是他最后的上诉中结果也没有成功。法院判决的理由很简单：法典没有如此条款，而且"以该地方典物回赎惯例系以出典时之实价取赎为断定之标准"(第二历史档案馆，大理院241：878)。 但此立场将会再次遇到挑战，在战时中国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挑战更加明显。在乐清县，朱亦明1937年以当时较低(因战争导致萧条)但仍不失公平的150元钱典给林光地一幢房屋。他们的契约要求八年内回赎。但到期(1945年)当朱亦明想以原价赎回其田产时，战时通货膨胀已使150元贬得几乎一文不值，典权人林光地争辩说朱应该支付至少10,000元作为补偿。林同颜俊泉一样不成功。法官裁定，依民法典第923条之规定，朱可以赎回产业。虽然判决没有提到该支付的金额，明显的暗示只可能是典价原额(乐清，1945.11.13 [土-2])。在这个例子中，法律的字面意义被严格遵守，但人们不禁要质疑这是否公平、以及典权的总是以原价回赎的原则在如此情况下还能维持多久。 时限 虽然我的清代案件(来自巴县、淡-新和宝坻)中没有对时限不明的契约运用30年规则的例子，但在保存于刑部的命案档案中我们有证据表明它的应用。如在1762年，唐用中试图赎回乃父1723年售与被告王有然之父的土地。接着发生了一场斗殴，有然的儿子被用中的侄儿杀死。有关争执中的财产，刑部指出因为最初的交易并未载明可否回赎，则适用1753年的30年规则。而既然30年期限已过，该土地严格说应属于有然(《清代土地占有关系》1988，2：案例167。其它例子见案例173、196。亦见岸本美绪1996：附录：17-18)。 回赎应有时限的概念本身从来不是个问题，只是沈家本和余廉三以为已经不须再援用。我们已经看到，无论北洋政府立法者还是国民党立法者都不以为这个习俗已经不存在。对他们来说问题是双重的：制定最大限、最小限。北洋政府把清代的无限可赎降低到60年，是对市场逻辑作了让步。但它也努力维护出典人的权利，确保无论契约所载期限如何，他们可以在十年之内赎回土地(第8条;《法令辑览》1917，6：181)。 国民党法典试图两全其美。它进一步把回赎期限缩短到30年，但同时把最低时限延长到15年，藉此提高对出典人的保护。根据第913条，即使约定期限不满15年，典权人不可到时藉以获得绝卖权。 复杂多种的不同时限以及它们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变化在几宗案件记录中很好地表现出来。在乐清(1945年)，寡妇吴黄氏要求赎回她丈夫1916年售出的一块地。他还售出了另两块地，契约明载不得有找贴或回赎("永后不找不赎")。但在告诉中的这块地，契约所写的是："不找取赎"。法院判决既然这是一笔典交易，而且仍在30年法定期限内，吴寡妇有权赎回土地(乐清，1945.11.30 [土-3])。 类似地， 1927年在顺义，张有岑要求赎回他在12年前(1915年)典售给其兄有寿的土地。契约只载明交易是典，没有说明任何时期。很明显有岑在法律眼中是有理的。争执由社区调解平息(具体情况不详)，没有继续追求法院判决(顺义2：472，1927.3.15 [土-15])。 因法律标准的改变所引起的复杂情况的最好例证是一宗1947年的吴江案件。案中原告是另一位吴寡妇，她的公公1921年向朱春芳典买了一块0.08亩的宅基地，她声称大家理解的回赎期是五年。因已过去26年而地仍未被赎回，吴寡妇坚持此地现在绝对完全属于她。另一方面，被告朱桂卿则声称原业主朱春芳已在1942年从吴寡妇处赎回该地，然后售给他，当年他即占有并使用了该块地。 对法院来说，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迟至1942年朱春芳是否还有赎回土地的权利。在回答该问题时，法官指出最初的交易发生在国民党法典"物权"编正式生效的1930年5月5号之前，因此应该以北洋政府1915年的"方法"为准。根据"方法"中的第8条，回赎权可以持续至少十年，哪怕契约上载明一个更短的时期。这块地既然是1921年出典的，国民党法典颁行时该典仍然有效，因此应依该法典处理;由于书面契约并未载明具体时期，只写明是典卖且可回赎，因此30年规则适用。最后，自1921年初次交易后时间尚未过去30年，因此朱春芳1942年的确仍有权赎回土地。 但经仔细考虑所有这些后，法院发现有证据表明朱春芳并未如被告所说在1942年赎回土地，这样他就不能合法将土地出售给被告桂卿。就法律上讲，吴寡妇仍是典权人，虽然不是如她所称的全权业主。照此，应是吴寡妇而不是被告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法院就此判决(吴江206.1：141，1947.10.24 [土-15])。 在这里，法官的相当复杂的辩论揭示法院为达成判决所必须全面考虑的繁多的种种规定。无论是清代法典、还是1910年的现行刑律、还是北洋政府1915年的"办法"、还是国民党1929-30年的法典，对典卖土地可回赎这一习俗的合法性都无疑问。但在试图调和永久拥有土地的理想和迅速上升的土地市场现实之间各不相同。理想日益让位于现实。 出售和转典典权 根据清代法典的字面意义，典只涉及两方。但我们现在知道，惯习常与法律不一致。一份典可能牵涉到除最初交易双方以外的三方或更多方。而且，根据清代法典的字面意义，典只牵涉对某一件财产的单一的权利。但案件记录显示有些典权人把他们的典权分解，将不同的部分以不同的形式(作为部分性的所有权、作为贷款抵押、或作为可以回赎的财产典卖)出售与不同的人。 清代法典并不承认这些市场惯习。法典坚持其对典的简单的看法和想法。它对市场逻辑的让步仅限于以上讨论过的那些。国民党法典编纂者们则想让法律与社会惯习更紧密配合，但他们无法预见由新立法可能引起的大堆问题。上引钟左川案件就是一个好例子。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钟要求赎回最初被典卖但后来由其表兄张茶盛回赎的土地，只是他发现张同时已把其获得的典权转典给了朱再烈。张的行为当然完全合法，是新的国民党法律所允许的。但它留给钟一个问题。为行使法律保护的回赎权，他必需不仅征得其表兄张茶盛的同意(因他拥有典权)，还得征得朱再烈的同意(因他拥有转典权)。这也就是为什么钟的控诉把张和朱两人并列为被告--也是为什么法院在判决时下令两人都得尊重钟的回赎权。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还有其它的转典，或是全部典权或是部分典权，将可能会引起多么复杂的情况。为维护法律保证的回赎权，原告与法院可能得与更多的被告打交道。作为一个有用的例证，让我们回到1879年曾邦的那桩恶梦般的案子。当原出典人曾邦想赎回其土地时，他发现自己面对多人，人人都对该地据有部分权利。首先有原典权人曾文，尽管他把那块田转典给了曾瑞钦的父亲，通过他与曾邦的典交易，也因为曾邦的兄长以这块地作抵向他借了钱，他仍保有部分权利。然后是转典权人和想要成为绝卖人的曾瑞钦之父。如此复杂的局面下，还加上曾邦本人的诡计图谋。他其实并不想简单地赎回土地，他是想如何使潜在的买主多付高价找贴，因为他算计土地会不断涨价。虽然因为案件最后由调解了结，我们对法庭会如何解决此案不得而知，但它仍然揭示了判决者所要对付的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形(淡-新23205，1879.2.18 [土-127])。 这一切发生在清代，当时的法律相对而言比较直接了当，因而或许也相对容易执行：典交易设想为只牵涉两方的交易。国民党法典则既坚持回赎权又允许典权的交易，可以说是为法庭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典与抵押 在国民党法律里，典和抵押多有混淆，主要是因为法典中的"抵押"意义与习俗用法中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看到，根据法典的定义，"抵押"是mortgage，如果违约欠付，借出人唯一的办法是拍卖出售土地，用所得款额清债还贷，他无权占有土地本身。对积欠违约得把产业让给借出者(这是民间习俗对抵押的理解)的借贷契约，法典用的词是"质权"，或pledge。但正如已指出的那样，它不允许质押土地，只允许质押"动产"。 法典与习俗间这一分离的结果是有些借出人把他们凭抵押的出贷表达为典买，可能是为了迎合法定范畴。这样，在一件1931年的顺义案子中，原告田树樁借给蔺凤儒136元，蔺以十亩地作抵。该笔借款在四年内要付一定的利息(具体不详)。蔺继续使用该块地，他并没有象在典交易中那样把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权让与田。尽管契约、诉状和反诉均称该交易为典交易，它实际上是习俗中的抵押，法官也正是精明地这样处理。在这次裁决中，他凭藉的是习俗而不是法律条文：蔺必须要么偿清贷款，要么把土地让给原告(顺义3：478，1931.6.24 [土-19])。 在另一宗吴江的案件(1947年)中，被告做的刚好相反，他是用抵押一词来表达土地的典卖。原告沈麓笙声称1934年他向彭芝开绝买了17.24亩地，然后把地返租给彭。因为彭两年没有付租，沈要求终止租约。但彭声称1934年的交易只是抵押而已，沈要求的地租其实只是贷款的利息。他宣称，在他与沈的约定中，该抵押的土地在十年内可以回赎。(约定的时限明显已超过，但根据法典的15年规定，彭仍有两年才到期。) 原告沈(有精明的律师代表)呈示了他1934年交易的书面契约，证明那是一次绝卖，附有"不赎不找"的字样。法院判决既然沈是合法业主，彭确实只是他的佃农，不是出典人。作为佃农，彭已积欠地租两年，沈因而有权终止租约(吴江206.1：250，1947.4.3 [土-16];亦见顺义3：473，1945.12.14 [土-1])。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彭在其反诉中用了抵押一词，他其实是想争辩说他们的约定是典，可以回赎。或许他或他咨询的什么人把这些术语完全弄混了。不管怎样，法官没有被误导，当他驳回彭的反诉时使用的是正确的术语典。 第三宗案件(出自1934年的顺义)显得更加复杂。顾祥曾典买了一块宅基地，后来又以它为押向被告张朝元贷了一笔款，典契移交给张。当原出典人要赎回土地并要回契据时，顾办不到，因为契据现在在债权人张朝元手中。而根据习俗中抵押的逻辑，张拒绝归还契据，因为顾仍欠他钱。随即，受原典权人所迫，顾起诉张。法院的判决如下："按典当地亩，以转移占有为要件。而抵押地亩，则不转移占有。"这里法院坚持最初的交易明显是典而非习俗中的抵押，因此顾事实上是把土地转典给了张。对于典产，原出典人有权赎回，不管典权人顾祥和转典典权人张朝元之间是否有其它贷款没有偿付(顺义3：828，1934.4.9 [土-30])。 这一例子显示出纯市场经济逻辑和部分市场、部分前商业的典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出典人要求维护赎回他典售了的土地的权利，与债权人的要求刚好相反，债权人想完全依信贷市场的逻辑行事。法院选择维持回赎权。 于是，在拒绝承认抵押的地方惯习的过程中，国民党立法者们设立了一条反对市场惯习的边线。对于市场逻辑，他们比清代作出了更大的让步：采取30年期限和终止无限期回赎权、以及允许买卖典权(包括转典这些权利)。但他们在抵押--也就是说让贷款人因借钱人积欠而取得所押的土地--上划清了界限。他们说他们宁愿坚持优越的典逻辑，因为它对出售土地的赤贫者比较仁慈。结果可以说是个分裂的现象：一个习俗消失了，但另一个得以维持。 注释: [1] 此段中30年的规定有点模棱两可，因为该例可以被理解为只适用于1753年以前签成的契约，于是人们可能会坚持法典根本无意对1753年之后所签的新契约制定30年的时间限制。我怀疑很可能是立法者用过去的话进行表达，因为在他们刚刚要求所有契约都必须明确载明时限后，再谈将来时限不确定的契约似乎不恰当。另外，如果对采用该例之前的契约有30年的时间限制，也就是暗示那个日期之后的契约也应有同样的时间限制。不管怎样，我们的案件记录证据毫无疑义地表明，清代县令把此例理解为对不明交易制定30年的时间限制。岸本美绪1996: 附录第17-18页载有清代杀人案件中县令依30年规定判决的三个例子。 [2] 在台湾，用一块地的权契当作贷款的抵押时，称作胎借。典词只用于有保留的土地出售。见Allee 1994：135-36。 [3] 以下讨论以22件清代典案件为基础：巴县11件、宝坻3件、及淡-新8件。 [4] 除上面所引两宗案件外，见巴县6.1: 739, 1774.8 [土-37]; 6.2:1415, 1797.1 [土-15]; 6.2:1418, 1797.3 [土-44]; 6.2: 1430,1797.8 [土-48]; 6.3: 2623, 1852.8 [土-89]。 [5] 这在华北的习俗中也很明显。买方设宴庆贺交易完成并感谢中人，但卖方绝对不会被指望同样设宴，正证明人们认为他显然是受损失的一方(黄宗智2001：55-6)。 [6] 以下的讨论以16宗典案件为基础：顺义7件、乐清5件、及吴江4件。 [7] 岸本美绪1996极有说服力地证实明清价格上涨与找贴回赎纠纷间的联系。 [8] 注意1929-30年民法典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关于土地关系的立法的关健性文件。前面提到，1930年的土地法直到1946年才下令全面实施。但不管怎样，它对本章和下章讨论的与典和田面权有关的议题没有增添任何新内容 引用书刊目录 对法典或法典草案仅以条或律引用，除非不清楚谈的是哪一部法典;除大清律例和1925-26年的民法典草案外，余皆以题目排列。清代法典参考的是薛允升编(1905年)黄静嘉校的版本;引用律依照的是黄静嘉的编号系统。1925-26年法典草案参考的是潘维和1982。 为参照方便，下列单子表明引用案件时使用的格式。括号内的数字是我自己使用的案件号码归类(债-债务，继-继承，土-土地，婚-婚姻)。日期以年、月、日(1893.7.4)形式表示。它们是原始告状的日期(若有)，否则即是判决日期。 宝坻 卷号与阴历日期 巴县 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阴历日期(若有) 淡水-新竹 整理者的编号与阴历日期(引用时简称淡-新) 顺义 目录号、案卷号、阳历日期 吴江 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阳历日期 宜宾 只据日期(档案尚未完全分类) 乐清 只据日期(所有案件都出自全宗2、目录2、卷61) 引文中我只用了少许简称：《惯调》--《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民商事》--《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以及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中、日文(按作者姓氏的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宝坻县档案。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归顺天府;引用时注有卷号和阴历日期]。 岸本美绪(1997)："明清时代における'找价回赎'问题"。《中国社会と文化》，12: 263-93。岸本美绪1996年文章缩写版。 ------------(1996)："明清时代における'找价回赎'问题"。在"晚期中华帝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9月21-23号，鎌倉。 巴县档案。四川成都：四川省档案馆。[引用时注有全宗号、目录号、卷号及阴历日期]。 《大清民律草案》，1911(无出版处)：修订法律馆 《大清现行刑律案语》，1909(无出版处)：法律馆 淡新档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图书馆藏缩微胶片。戴炎辉编目。 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大理院、京师高等审判厅民事案件，依法院、卷号、页码、以及日期引用(如大理院，241：878，1915.2.22;京师，239：2496，1916.12.27)。括号内的号码系白凯所藏复印资料的编号，依卷和页码编排(如[3：514];[9-1685])。 《法令辑览》，卷6，1917 郭卫编(无日期 [1912-1927])《中华民国元年至十六年大理院解释例全文》，2卷，上海：法学编译社 ----(无日期)[1927-28]《最高法院解释例全文》，1927.12.15-1928.12.20。上海：法学编译社 ----(无日期)[1929-46]《司法院解释例全文》，卷1(1929.2.16至1933.11.9);卷2(1933.11.9至1940.5.17);卷3(1940.5.18至1946.3.28)。上海：法学编译社 洪焕椿1988《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黄宗智2001《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2004年再版)。 《六法全书》1932，上海：上海法学编译社 《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1930，北京：司法行政部 潘维和1982《中国历次民律草案校释》，台北：翰林出版社 《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2卷，1988，北京：中华书局 《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收于《法令辑览》1917，卷6：第179-80页 《顺义县档案》。藏顺义县档案馆 [引用时注有目录号、卷号、及阳历日期]。 《土地法》，收于傅秉常、周定宇编1964，卷1，第457-552页 《土地法施行法》，收于傅秉常、周定宇编1964，卷1，第553-562页 吴江县档案馆《吴江县地方法院民事诉讼档案》，1945-49，全宗206，目录1 宜宾县档案馆《宜宾县地方法院民事诉讼档案》1933-1937 《乐清地方法律民事诉讼档案》，1945-46，藏宜兴县档案馆，全宗2、宗2、卷61 《中华民国法制资料汇编》1960，台北：司法行政部 英文 Allee, Mark A.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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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美国出版了《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

粮食和农业增产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投入，付出了巨大的环境和生态代价，中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面临着农产品需求不断扩张的挑战。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无讼"一词出自《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意思是说，我审判案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争讼。

在鲍德里亚的众多著作中，尤以《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哲学色彩最重。鲍德里亚在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象征交换"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从"象征交换与死亡"这一独特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批判。其中，他对近代以来的西方人道主义的批判，尤其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