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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已经过去30年了，3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对文革不再有由于亲身经历而产生的预设观点，如果他们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更加愿意看到从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角度对这个事件进行的尽量全面的分析。

1998年，刘小萌和定宜庄出版《中国知青史》，成为知青研究领域最权威的研究者，这部以史实全景式记录知青史的作品，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书”。
2009年2月，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中国知青史》被当代中国出版社修订再版。11年过去了，这本书仍然是知青史研究中的代表作。

在《收获》的５1年历史上，两次停刊，两次复刊。第一次停刊是１９６０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纸张供应紧张，中国作协决定将《收获》停刊。１９６４年，《收获》复刊，主办单位从中国作协变成了上海作协,每册定价七角。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收获》再次停刊，直到１９７９年１月再次复刊。

法国哲学思想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在英刊《新左翼评论》第35卷（2005年9—10月号）上发表文章，提出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代法国哲学思潮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继古希腊哲学、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哲学阶段。文章原题为《法国哲学的探险》，主要内容如下。

从海地到玻利维亚到秘鲁，外国矿业公司都面对着该地区人民和政府的抵制。"很不幸，这些所谓的跨国公司......他们的竞争是兄弟、舅子、堂兄、邻居、同乡间的竞争。"莫拉莱斯在谈到决定国有化南美银业时这样说。

刘震云冯小刚应读的文章：至1938年8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省损失折合法币为2.95亿元，1941年沙区扫荡中冈村宁次提出三光政策。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对占领区工矿商业的控制，牢牢地操纵了资源的开发，企业的生产，垄断了市城金融，随心所欲地从事掠夺和服务于侵略战争的需要。对农村的掠夺榨取，亦非常残酷：除掠夺河南占领区的农产品外并征工征兵，逃亡者充公家产。

青年时代，我在学生运动的大潮中与鲁迅相遇。读到鲁迅的《写于深夜里》，知道了珂勒惠支，这篇文章由《珂勒惠之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和描写学生们因为受到法西斯权力无情拷问而身心俱损的当时中国的现实的四个短章构成。鲁迅写道，年轻同路人柔石因为国民党"猎赤"而遭枪杀，为了献上自己无言的祈念，把凯綏·珂勒惠支的作品《牺牲》刊登在杂志《北斗》上之后，许多人都感到了其中的含义。文章的最后,以"作者虽然现在（在希特勒政权之下）也只能守着沉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了。是的，为了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结尾，表达了为了人类而创作的艺术无论在何种绝望的状况之中，都和人们的灵魂紧贴在一起，并激励着人们。在木刻运动中孕育的众多版画家的作品正是做了最好的实践。由此，我渴望看到珂勒惠支的作品。但是，在当时的日本，还很难有看到珂勒惠支作品的机会。我听说石母田正的书《历史和民族的发现》中使用了珂勒惠支的《牺牲》，就去把书买回来。但是，印在书上的作品照片很小，虽然可以看到大致的轮廓，但远远谈不上作品的鉴赏。我第一次面对珂勒惠支作品，是在东京银座的画廊见到的《女人和死去的孩子》。母亲太过悲伤，死死地抱着孩子，下颚紧紧抵着已经死去的孩子的胸。有那么一瞬间，恍惚觉得母亲几乎要把孩子吞噬。一时错愕无语，静静过了一阵，眼前好像浮现出圣母像。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深沉的哀叹和爱意四溢的母子像。越过简洁的构图，我感受到表现失去世界般的母亲的悲伤，我痛感鲁迅的思绪。1903 蚀刻 女人与死去的孩子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志愿兵的18岁儿子皮特的战死，珂勒惠支夫妇沉浸在绵长的悲苦之中，然后决议创作包含了青年们对战争的狂热、母与子、家庭等所有问题的皮特的悼念雕塑。名为《双亲》的石像历时18年的岁月完成。睁着双眼的僵直的父亲的雕像，和勾着背透着难以言传的深沉悲哀的母亲的雕像。父母二人的雕像之间没有皮特的像。但反而更向人们倾诉失去儿子的感受。每个战死的年轻人的背后，都有遭灭顶打击的双亲和家族。珂勒惠支就是这样诉说着战争。石雕 双亲我一直想在遭受过战争重创的冲绳土地上建立能整合内心的"思考空间"，于是在1994年开设了佐喜真美术馆。主要的收藏包括丸木位里、丸木俊的《冲绳战之图》系列14副作品、乔治·鲁奥的版画、凯綏·珂勒惠支的版画、上野诚的木刻版画、浮世绘等等。这些都是竭力向民众传达艺术力量的艺术家的作品。珂勒惠支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的深刻洞察和爱意，富于激励的力量，和冲绳人的灵魂相连。我直觉到"珂勒惠支正是冲绳所需要的"，于是开始义无反顾地收集她的作品。现在时隔40年我重读鲁迅的文章。没有真正关于美术的研究和准备，仅凭着对艺术的强烈憧憬，就开设了美术馆，这是因为学生时代读过的鲁迅的语言赋予我巨大的力量。我再次意识到从鲁迅的思想汲取了诸多行动的指针，暗暗地感动。我由衷地感谢此次自己收藏的珂勒惠支作品能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和浙江美术馆展出。感谢浙江美术馆马锋辉馆长基于对鲁迅和珂勒惠支深厚理解的诚挚邀请，感谢展览编辑刘颖女士，画册设计师章利民先生等浙江美术馆工作人员的细致入微的工作。同时感谢鲁迅博物馆的肖振鸣主任，展览的提案者清华大学文学院汪晖教授，展览策划人胡冬竹女士，顾问横地刚先生，奈良和夫先生。孙郁老师（原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曾说"我们珍视不是从德国而是从琉球借展（珂勒惠支作品）"。但愿，来自琉球的小小的收藏，能成为载负鲁迅和珂勒惠支思想的磁场，化为创造东亚新的和平的博大想象的第一步。佐喜真美术馆长 佐喜真道夫 2011年8月 

公民大会模式为在现代世界建立某种真正的民主开辟了一条道路，普通人可以就重要或带根本性的政治事务展开严肃深刻的商议，并在搜集证据、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人民本身而非特殊利益集团可以控制提议或议程设置过程。公民大会体现了直接民主的两个核心要求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年代，制度和管理模式的选择所受现实的限制都是很“硬”的，本文集中关注了制度和管理模式受到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矛盾对抗性和民众中间蕴藏的政治反抗能量之间的限制和因应关系，初步追溯了扁平化管理的现实基础。少数精英阶层与大众之间的矛盾性质以及制度稳定性问题，被毛泽东看成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线索，革命年代的管理经验、现实的矛盾和和未来的制度演变趋势，都曾经是毛泽东作出重大决断的依据，本文把这三个时间段落结合起来，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

大量的资料似乎表明“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新文化运动理想历经百年沧桑终于在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

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 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引自 网上佚名微博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所能贡献给各位的，仅仅是一些个人零星的观察和不成熟的思考，这些肯定都不在学术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们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本人把它们放入沿时间-历史的叙述之中。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 "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应当说，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任何概念的边界都该相对模糊、相对开放才好，因为 它们所对应的现实本来如此。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这个中国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他们要大力发展的、能与欧 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悠悠历史中走来的、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 --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 [1]。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对于相对稳定的概念，实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 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最近中国的"左派"陷于分裂，其中一派特别激进的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应是现代大企业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应是在城 乡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无产者"[2]。他们虽不一定明说，但确有这样一个意思：工人阶级是毛时代的贵族阶级，如今破落了，只 好到公园里唱"红歌"，把头埋进往日的回忆。这样的观点虽不可取，倒也不无道理。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一、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 是个支柱产业，盐政则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论文集《盐铁论》成为后来两千年中华帝国统治的一块理 论基石。到了中华帝国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造访了有着两千年盐业史的自贡，他在在自己的日记中慨叹，全世界哪儿 能找到年代如此久远、规模如此宏大的企业。据同时期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有点不幸，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以及阶级关系 包括劳资关系等等，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文人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墨和研磨的砚台。产自端州悬崖峭壁的 端砚最为文人所宝爱。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诗人李贺曾用瑰丽的诗句赞美制砚工人巧夺天工，说他们"磨刀踏天割紫云"。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阶级奉为"第一阶级 的"、并不惮气力搜罗劳动者史料的毛时代，这句诗被唐代诗集的编纂者当做诗人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有力证据。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 繁荣，不过经济史中工人阶级状况却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 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早就了近 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 两句台词的演员。就拿中国经济比较繁荣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3]中间的1933年为例吧，那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 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占了87.7%，剩下的区区12.3%才归现代工业[4]，能容纳多少工人阶级呢？但既然中国革命选定了苏俄道路，既然苏俄道路上的"工 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 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远东最大、也 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结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 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 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 量。至于苏联或共产国际，他们似乎把中共的失败归因与文弱的书生而非工人的领导，于是指定一位工人当一把手。这个一把手没当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没多久叛变 了，叛变没多久就枪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不久也转移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 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名列前茅[5]。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 的成功。这个革命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大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的规模[6]。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 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全民）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 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恨不得几月份怀孩子都等着厂里下指标[7]。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 原因不光是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乡二元体制"[8]。第二，在生产关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说没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而且， 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9]。第三，我曾在中国 的文化馆系统做过一点点调查，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可以想 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会玩乐器的青年工人为数不 少。第四，对于亲属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 的子女是进不去的。军工及高科技保密企业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农倾斜[10]。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 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标语、口号、报刊、党章、小说、诗歌、音乐、绘画、雕塑、银幕等等，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 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 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时代报刊，听了毛时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对这 些年轻人说：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你们想得那么高。 毛时代是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党国一体。这种体制的长处是好起来无微不至 --坏起来也是无孔不入。在这样的体制中，各个阶层和人群都无法形成自为的独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临危难时才会想到抱团行动，而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实在 看不出他们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的必要，他们的生活被国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1]，听着很唬人，好像 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 二、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其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 是相当不错的，企业发奖金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苦味还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 《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线谱一样的大路上，有这样一段独白： 三接头倍儿亮毛哔叽倍儿垂 奖金倍儿高 路子倍儿对 电大下课 约女友去参加一内部舞会 据说一关灯整个一慕尼黑！[12]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 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则在下跌，但跌幅远远小于文革期间的中国第一阶级即军人及 其子弟[13]。我19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问我，作为一个东方男人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 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而当时的价值汇率，一斤后者肯定折合一斤多前者。当时挣钱最 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嫌说话啰嗦，管他们叫"大狱里放出来的"。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 "科学"[14]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据说是因为马克思说过这话--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么都说过。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5]。知识 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16]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 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19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 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将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关于她的下岗，我当日的一些观感还记忆犹新。第一，她没怎么抱 怨，因为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17]，收入比原来要多；第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 位上的难堪，虽然没说出来，但可以感觉到。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18]，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第 三，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 "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19]。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 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书记变老 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20]，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 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 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 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时走在黄昏的街头喃喃自语： 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 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 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找了一天工作，这天，说黑就黑了--车带还扎了 由于"改革"的合法性当时还是满满的，没有谁会质疑它。最早起来说三道四的 是思想界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大多披挂厚重的西方左翼理论迷彩服，很像上个世纪初躲在租界里活动的革命家，他们用特别宜于译成英文的中文讲也不知哪国的事， 别说工人了，一般学人听着都费劲，因此，影响范围一直有限。得不到思想支援的工人阶级，除了任人宰割，也就剩嘟嘟囔囔了。再引几段《大路上》的台词：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二十年 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三：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四：咱也闹不清市委党校都教什么，单位头儿进修了俩月真他妈跟大红门屠宰场学徒回来似的！ 大路中央的书记-老板们则在交流抢劫经验，蔫损坏的天津卫口音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蔑视： 精英一：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精英二：我们那儿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遇着那干哏倔，就得阴损坏--"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 精英三：你说怎么着，那天厂里一楞头青到党委找我，说凭嘛我们下你不下？我说凭嘛，这 间屋子就俩人咱不说仨人的话：就凭改革相当于踢球，你踢不过我呗！这小子唰--从腰里掏出家伙，我"啪"--三百块钱工资拍桌上：好样的，你干不了别的肯 定胜任保卫工作，我聘你当私人保镖！这小子傻么壳眼的还替他一家老小千恩万谢呢警车就到了--这段儿听着是不是跟惊险小说似的？ 我十几年前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部长、省长们畅谈经济形 势，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我记得其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 就下去了。还记得中国东北工业大省的一位省领导介绍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障，说那里的工人下岗，每人不到七千块钱便买断，还说做职工思想工作就两条，第一条比 上不足比下有余，第二条认命。当然就全国来说，肯定不止这两条，例如当时国家就力推一首流行歌曲安慰下岗工人，歌名是《从头再来》，由后来2008年奥运 会主题歌的男歌手刘欢演唱。这首歌没有谴责和愤怒，只有"记忆""梦""爱"以及比早市上土豆还便宜的达观，其中"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成为 电视剧中的调侃语了。作为新中国"长子"的东北工业垮得最惨，那里的工人心理落差也最大，他们展开大规模的心理自救运动：东北二人转近乎自虐的自嘲，之所 以在白山黑水如火如荼，与那里工业大规模凋敝、工人大规模下岗，陷入无助无告的境地有着直接的联系[21]。人应付承受不了的环境压力，会走自杀和精神分 裂两条道，东北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则选择了第三条道--笑。笑在这些年里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文化消费品了。 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之后二十年，2001年资产阶级也正式加 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是争讼一时的"资本家入党"。平心而论，毛时代的共产党也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它的政策向工人倾斜。那时党 代会上不乏身着工装的工人代表、头裹白毛巾的农民代表。但决定工农命运的并非这些工农代表，而是党国。到如今党代会上是清一色的西装了--代表净是些大款 大官和大腕[22]。现在倒是应该问问党和国家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了，原因倒也不在于这些精英坐在了代表席上，而在于他们已经蓄积了雄厚的社会经济力量，已 经到了问鼎政治、让国家机器一心一意为他们办事儿的时候了。 在工人阶级的这场浩劫面前，当代文化表现得异常可耻。中国的文化精英早已养 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把自己当年也积极参与了的罪行通通推给"专制集权"的政治精英去埋单。例如《河殇》的作者苏晓康，1990年代初已为流人，还在 海外献计献策，让当局坚决搬开老工人这块改革的绊脚石呢[23]。等到政治精英照他们的意思"壮士断臂"、搬开了绊脚石之后，他们又转而呼吁绊脚石们起来 闹工潮，说绊脚石之所以被搬开，都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没有独立工会。除了这些胸有蓝图、先轰工人下岗、再哄工人上街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一般的学者文学 艺术家则对成千上万工人的沦落采取装没看见的态度。也许，他们是真没看见。他们1980年代三步并作两步走向戛纳走向柏林"走向未来"；1990年代则齐 刷刷钞票似的从一台点钞机直奔另一台点钞机--即便被方舟子验出是假钞也绝不掉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哪来余光顾及别的事情[24]？少数有良知的艺术 家留下寥若晨星的见证，包括描写沈阳工业败落的纪录片《铁西区》、描写黑龙江国企工人挣扎的小说《父恩难辞》，描写深圳南方工人苦难的《那儿》以及最近的电影《钢的琴》。《父恩难辞》的作者赵剑斌我认识，他的小说出版极其艰难，更不用说搬上银幕了。感人至深的《钢的琴》虽然荣获东京电影节的奖项，但在国内 上映时，友人祝东力去的那个影院放映厅里只坐着他自己，与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那些没灵魂没血肉但就是有钱吆喝的商业电影形成刺眼的反差。 2003年当国的胡温政府，对1990年代的路线做了某些善后。社会保障体 系有所加强，城市低保水平有所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有所改善。这一代工人阶级的问题，政府解决了一部分，家庭子女消化或稀释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给 了时间：随着他们的老去，随着他们逐渐失去行动上的抗议能力，他们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当然还是他们自己和家庭的问题，但已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了。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即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企业职工，总的说来是一个相当温顺的群体，与正统马列主义照着1870年巴黎、1917年彼得堡、1919年 柏林--也许还可以加上1980年格旦斯克--情形所绘制的反抗、斗争的工人形象基本不沾边。但中共的意识形态继承了这个孔武有力的工人标准像，一直把工 人看成"不动则已"的力量[25]，以至我们经常听到"关键就看工人的了""只要工人动起来"之类的说法。但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工人阶级从来 也没真正地"动"过。这也可以理解：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要受益者，既没"动"的动力，也没"动"的能力。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地位每下愈况，动力虽然有 了，但能力还没有，还没等逼出能力来，甚至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就基本淘汰出局了。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酵，"改革"逐渐用尽了它 原有的能量，质疑和反抗随之浮出水面。2006年创作的《大路上》中有这么两句台词： 精英一：从前，咱们一提"改革"，干他妈什么不行啊！ 精英二：如今，他们一听"改革"，就想着锁防盗门拨110-- 2009的通钢事件，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终于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把一个人或一条狗所应有的血气喷溅在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白皮书上。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包括农民工的。这也不奇 怪，农民工是一种工农混合身份，两种身份此消彼长，农忙时是农，农闲时是工，刚"洗脚上田"，又脱鞋下田，有的弃农务工，但离土不离乡[26]，有的离县 离省甚至远走深圳北京，身份飘忽不定。不过这些年随着农民工的新老换代，"工"的比例明显占了上风。我去过的农村，交谈过的打工青年中，会做或做过农活的 真不多了，他们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这种认同上的变化所形成的张力势必对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发起新一轮的冲击，在推动城市化 进城的同时，改变既有的"工人"定义 农民工不是工人阶级？ 农民工一度也叫"盲流"。这两个字颇为传神，它描画出了一种坚定不移却又不 拘一格的原始冲动，就像黑暗中奔行的河流。这股集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于一身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人口迁徙[27]，很多人喜欢将它追溯到1979年代末、 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认为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这个剩余人口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商品经济所拉动的工业对劳动力的 需求一拍即合。这种经济学的解释大致不错，但也有个小问题：以中国的人均耕地水平，剩余劳动力其实不用等到家庭联产承包早就是一个事实了[28]。是巨大 的城/乡、工/农差距造就了缩短差距的欲望，是适时的时代变迁尤其是政策转变成就了这个欲望[29]。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打工潮是一场追求平等的运 动--当然，相对于打工者在乡间的左邻右舍，它也是一场追求不平等的运动[30]。 农民工的出发点是城乡二元体制下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极为艰苦的劳动环境。 如果忘了这个起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尤其是真实心境。这个起点决定了打工者几乎无论往哪儿走都是往上走。往上走也会经历种种痛苦，感受种种艰 难，但这其中自有一股精气神，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消沉绝望形成鲜明反差。我有回在北京一个商店买了两条便宜裤子，店员介绍我去附近一个省钱的裁缝铺给裤子牵 边。那个铺子是一对中年农村夫妇开的，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屋子，差不多成了衣服裤子的密林。工作台、饭桌、床三位一体，上面堆着几摞衣物，其中一摞忽然一 动，原来是个孩子看小人书看完了。厕所也兼着厨房，男主人正蹲在马桶边淘米洗菜。门随时被推开，不是顾客来取衣服，就是邻居大妈来搞自助--"还儿你的烙 铁好使！"女主人应对裕如，很会来事儿。如果不是配备了这样一种上坡心态，数亿农民工如牛似马的打工生涯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廉价、耐苦、乐观和规模所合 成的"比较优势"，在过去几十年中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真真切切的影响[31]。 就像前面说过的，农民工整体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他们从中国社会阶 梯的最底层攀登向上，"境"有所改观时，"心"也会随之改变。新一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32]，他们心中所想已不再是父兄们的"空 手出门，抱财回家"了[33]，他们的心态应该更接近城市的边缘群体或发达国家的二代移民。构成他们人生参照的，已越来越不是老家的左邻右舍，也不是同学 亲戚，而是城里的红男绿女了--一些倒饰得跟出口转内销似的农村打工妹，跟二三十年前当保姆、弹棉花的看着已全然两样了。他们正在从小池塘里的大鱼中鱼， 变成大池塘里的小鱼。小鱼对苦难会更敏感，对公平会更期待，对大池塘的现状会更不满，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小鱼在情感上已不属于小池塘了[34]。2010 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令整个社会惊骇莫名[35]，公众忽然间发现，此农民工已非彼农民工。一个企业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自杀行为，当然可以有更复杂的、 包括精神卫生方面的解释，但这个事件无疑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期[36]：向劳动敲骨吸髓、榨取最大利润的野蛮资本主义，已遇到来自新的底 线--读过小说、写过诗歌、没事就泡网的新一代农民工--的以死抗争。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圈，近些年对农民工的境遇表现出难得的同情，他们不 但兴致勃勃地教他们跳舞、同他们唱歌，把他们拉进"行为"或"装置"艺术，还红着眼圈看他们表演自己的故事。很难想像这些慈爱的面孔头些年会对城市工人阶 级冷若冰霜。这其中的原因可稍作分析。首先，农民工还是农民，在社会光谱上离知识分子足够远。有的东西要近了才可亲，有的东西得远点才可爱。农民属于后一 种情况，他们更像书中人或画中人[37]。城市工人可惜就没这么抽象。其次，在利益上，农民工对以文化产业及创意产业为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构不成威胁，他们 冲击的，是处于经济低端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农民工以廉价劳动攻克城市工人阶级铁饭碗的同时，拉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让包括知识分子 在内的城市中产阶级受益匪浅。再次，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中，并没有"农民工"的说法，这样一个陌生的概念，不会勾起知识分子的伤心往事。此外，同情农民容 易整合知识分子对毛时代的憎恶，因为他们已经论证出来了，是毛时代开始实施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最后，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把一部分知识 分子一遍又一遍从虚拟精英的半空活活摔在柏油马路上，这让其中一些感觉敏锐者觉得自己跟农民工也差不来离，甚至还不如呢，同情他们就是同情自己[38]。 总之，知识分子整体对农民工的态度，比起1980、1990年代对农民的鄙视和对工人的无视，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其实他们跟农民工群体多些往来，回报未必小于付出。去年底今年初著名摇滚歌 手汪峰有首不太著名的《春天里》，就是因两位农民工旭日、阳刚的演唱而家喻户晓，红极一时。那首歌讲的是：如今已经是中分背头要什么有什么的艺术家，无限 怀念留着长发背着吉他有席梦思不睡非睡桥洞的少年时代即"春天里"。这种近乎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调，缺少摇滚所要求的、有充分社会根据的冲击力。而两位胡子 拉碴青头楞脸的原生态农民工，一手拉着亿万农民工几十年冲寒冒暑的浩荡奔走，一手拉着艺术家的个人主义抒情怀旧，真不啻为一笔小生意拉来巨额投资。作为中 间人，这二位农民工歌手自然也拿到不菲的"提成"，如今各自都配备上经纪人了。 四、   工人阶级的未来在哪里？ 最后，谈谈对未来的看法。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情况只能越发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也取决于世界未来的走向。 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逼上了一条上气不接下气的跑道。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死地求生、后来居上。以社会主义的平等互助为价值、目标、乃至手段的中国革命，也许不是最好、但肯定比其他力量更好地实现 了这个任务。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中国用于"维稳"的经费，据说规模逼近军费了[39]。 "重庆模式"从惰性十足的官僚体制中横空出世，也说明中国到了非改弦易辙不可的时候。 很难说，中国今天不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受益者，因为它在这条道上走得 够顺的了，居然一路走成了"中国模式"，这让许多左翼理论家的预言落空。但问题是，刚准备终结历史就被历史一腿绊倒在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看着又是 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这个已经领导了人类发展数百年、把人类领进技术和物质奇境的体制，如今把又把人类领到了马上就要见底的油箱前，领到了照出人类四分五 裂的镜子前。这致命的分裂也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其中有我说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也有我没说到的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已经走到坑蒙拐骗地步的现行资 本主义体系，不可能缩小更别说消除这些分裂了。我在2008年底写了篇文章，题目是"火烧楼跨，又到了想象未来时候"。世界以及中国还有工人阶级，现在需 要他们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想象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未来了。 -------------------------------------------------------------------------------- [1]在中文里，"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常常混用，为近义词乃至同义 词，但在某些场合区别也不小。另外"工人"和"劳工"、"职工"也是若即若离。我的印象中几十年前工厂的工人才叫"职工"，如今我在社科院的学者同事，也 都叫"职工"了。如今又有人将"工薪阶层"英译成"workingclasss"，实在是浑成。 [2]不久前当欧洲发生骚乱时，激进的左翼理论家便马上指出，这正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国际版。参见blog.sina.com.cn/s/blog_67dbd70d0100tytt.html [3]据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1912年到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1928年到1936年则为8.4%。 [4]中央财委编：《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北京。 [5]有一件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那是1948年底，共产党经20年"农 村包围城市"终于要进入北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临时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毛患有失眠症，他睡觉的时候周围一点噪音最好也没有。但那天离他卧室不远却叮叮当 当响个不停，有水暖工人在那里干活，警卫战士回忆说当时急得不成却又不敢前去制止，因为干活的就是如雷贯耳的"工人老大哥"，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 [6]据《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08》，第二产业就业人数1952年为1531万，1965年为2408万，1975年为5152万 [7]其实集体企业尤其是所谓"大集体"也享受同样的待遇，只是程度稍低而已。但和今天农民工近似的"合同工"情况就大为不如，所以文革其间他们曾闹过一场小小的风波。 [8]大体以1958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9]这种主观距离以及社会、政治距离，都不是瞄准收入的基尼系数所能量度 的。说到基尼系数，毛时代大体在0.3上下，如今飙升到0.5左右了。基尼系数并不总是不平等的最佳指标，例如，文革初期的不平等，用"红五类""黑五 类"的社会政治排名就比基尼系数要实事求是得多。 [10]前不久见到一位从事音乐剧创作和评论的老人，像其他那一辈知识分子 一样，他对毛时代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大学招生政策是个例外。他说要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好"，他根本干不上这一行。因为公共艺术教育在当年是一种奢侈品， 音乐的早期教育全由家庭来承担，这就使得不少有音乐天分却无家庭背景的孩子被埋没，无缘进入（中等和高等）音乐院校学习。好在毛时代的音乐学校降低入学考 试的技术门槛，取消了多声部一项，因为像他这样的工人子弟只买得起笛子，见都没见过钢琴。他说，"等我进了学校，有了钢琴，和声这些我很快就赶上去了，起 码不比那些世家子弟差。" [11]工人阶级曾被一次次推到"领导阶级"的位置上。1957年，当官僚 集团不能容忍知识阶级的批评而决定反击时，第一个或第二个动作就是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工人说话了"的文章。1960年代末作为文革主力的知识分子'造 反'失控时，"工宣队"被派去回复秩序。1970年代中期镇压四五运动，也是打的"工人民兵"的旗号。1980年代反对知识阶级的"自由化"时，记得当时 党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邓力群就在报纸上催促"工人阶级"站出来说话，忘了知识分子也刚刚被他们提拔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2]据说全国总工会1980年代初曾搞过一次内部的职工思想调查，又据 说百分之六十几的受访者被问到"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时选择了"资本主义好"，理由是"钱包鼓了，还可以乱搞"。这个调查的真实性固然可疑，但改革 开放的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西方或未来性自由的期待，则是很多人私下都同意却又不好意思公开承认的。 [13]中国有位传奇人物李春平，就是老红军的儿子，他在文革末期加入了无 数青年梦寐以求的解放军。文革结束后转业当了一名普通职工，失落之余打架斗殴判刑坐牢，出狱后便频频出没于外国人光顾的饭店。其英俊的外表终于引起了一位 好莱坞老奶奶的注意，老奶奶将他带回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美国去同居。十几年后，他携带着老奶奶留给他的巨额遗产以及禁止他再婚的遗嘱附加条款回到中国，从 此乐善好施，曾被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2006年出版《忏悔无门》，风行一时。 [14]在中国当时的语言体系中，"科学"也可掉过来作"学科"，从事文史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一度都被视同"科学家"。 [15]知识分子可谓改革前十年的第一阶级，他们今天羡慕老板，一口一个"张总""李总"，而当年的张总李总却把他们羡慕个不成，居然给自己想出"管理教授"这样不三不四的名号。 [16]一般叫"鸭舌帽"，一度是中国招贴画上工人的标准佩戴。 [17]"受雇"、"老板"之类在当时是很陌生的词汇，毛时代也用，但多用 于被中国革命推翻了的"旧社会"。老板一词最早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开始流行，他们给教授当researchassistant，于是爱说boss或老板。 揣摩其口吻，似乎也多少流露了一种时髦而浅薄的价值取向，因为这些留学生在1980年代初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就喊出"宁要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要社会主义的贫 穷"的口号。 [18]这在1990年代初的媒体上曾有过议论，多被解释为城里人当惯了"爷"，吃不得苦。 [19]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 从1997年的7千万到2003年的不到4千万，呈锐减趋势，转引自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81页。关于九十 年代中期到两千年初期下岗工人的总数，不同研究者的估算出入极大，有说2000万，有说4000万，还有说6000万的。这并不奇怪，首先"工人"的定义 就有分歧，是仅仅产业工人呢，还是也包括第三产业的商业职工？其次"下岗"的标准也不清晰，"待岗"算不算？"内退"怎么算？再者，有人登记了下岗，有人 没有。 [20]参见本人2004年写的《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21]参见本人与祝东力的对谈《笑里藏着什么？》，《艺术评论》2004年2期；祝东力《小丑的夜晚：关于东北二人转的所思所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5b01d010007z3.html。 [22]据已故法学家、宪政学者蔡定剑的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到了最近的第十届，工农代表已从第四届的51%，下降到第十届的不足4%。转引自邋遢道人的网文《工农代表占51%时不说，4%时要改献策为"谋策"？》，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9/262258.html。 [23]见苏晓康1990年代初发表在《中国之春》上的政论。我在戏剧《切·格瓦拉》里，曾把他们想法压缩成一小段台词："工人阶级哪儿是什么先进生产力呀，顶数他们落后，垃圾！有他们赖在岗上，科技就甭想进步，效益就甭想上去。" [24]参见本人的《3+X：国家、西方和市场之间的文艺琐谈》，载《博览群书》2003年11、12期或本人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7251_p_1.html。 [25]相形之下，官僚阶级对读书人的能量一贯轻视，觉得他们只会摇笔杆子、耍嘴皮子，成不了气候，大概是到了1989年才转变思想，实事求是。后来通过211工程以及最近的社科创新工程等等形式对知识分子的大笔投入，想必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有一定关系。 [26]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乡镇企业职工人数1980年为三千万，2007年为一亿五千万。 [27]据《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估计，总数多达二亿四千万，见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chin ... 105/t20110524_494758.html [28]1960、1970年代还集体化的时代，"冬闲"时节，公社一般会组织农民修水库什么的，其实也是一种为剩余劳动力创造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用民间幽默的说法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供-需以及所谓劳动力的"剩余"，其实也有辩证、相对的一面。 [29]同注26。乡镇企业1980年人数为三千万；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1985年人数接近7000万。亦见《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7日。 [30]关于平等与不平等运动既对立有同一的辩证关系，我在《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中有更详尽的讨论，见《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1]城市里的很多行业，如餐饮、快递、建筑装修，甚至制造业的一些部 门，就算城里人想干，恐怕也拿不起来了。发达国家的一些低中端产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冲击，气得他们直烧中国的裤子。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世界的城市，他们 在享受便宜商品的同时，丧失了生产它们能力和机会--谁也不可能哪头都合适。 [32]据调查显示，92.4%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62.5%的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这个比例远高于他们的父辈。见《农民工对城市满意度：二代不如一代》，《新华日报》2010年8月10日（http://news.163.com/10/0810/07/6DN65GOU00014AED.html） [33]这一时期农民农工最突出的问题是欠薪，结果是空手离家，空手回家。农民工讨薪的艰难测量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野蛮程度。参见笔者前不久写的《农民工讨薪六法》，《凤凰周刊》2011年17期。 [34]忘了是《天涯》2000年具体哪年哪期了，上面登了一组在珠三角血 汗工厂打工、后在火灾中丧生的农村女孩日记，她们悲惨的境遇让人动容。日记中提到，城市再难，也绝不回去了，因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在融入城市生活的 决心上，男女间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性别文化通过婚姻为二者提供的机会是不大一样的。这一点跟1980、1990年代中国在西欧北美的留学生境况仿佛。 [35]在维也纳这次会议上，来自西方的与会者听到有关十三连跳的介绍都称"太可怕了"。我跟其中一位说，如果富士康工人不跳，还像一代农民工那样无动于衷，那对西方才真可怕呢。 [36]十年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在谈论"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似乎说的早了一点。不过就长期趋势而言，这个转变迟早要到来。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以及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这个"点"会是一个相对漫长而模糊的时间段。 [37]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这些年"三农"同环保绿色一道几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口香糖了，成全并维护着他们的爱心和高尚感。 [38]有位女诗人将自己的漂泊潦倒经历稍做移情，创作了一组悲愤而有力的现代诗《弱势群体之歌》，其中失意知识分子和农民工光影交叠，都分不清彼此了。参见笔者《世路上行走的诗行》，《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9]这条消息在媒体上耸动一时，不过，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并无"维稳"一 项，有的是"公共安全"，其2011年预算为6244亿，超过了国防预算。正像有论者指出的，这个界定含糊的"公共安全"预算有可能夸大了实际的"维稳" 经费。但定义更含糊的"维稳"，其实际花销也有可能比6244亿还大。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有些在财政预算中会落在非"公共安全"的开支下，如近 年藏、疆两地开工的一些"民生"工程，是跟维稳直接相关的。

中国式的工业化本质上表现为对于自然的全面战争。在这场战争的最激烈的战场山西，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已经超出了“危机”的层面，而呈现为清晰可见的巨大灾难。由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程度具有从大中城市向农村递进的特征，加上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灾难更多地集聚在农村地区的农民身上，从而形成了灾难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明显背离的格局。进而，在治理危机的大背景下，有效的救助机制的缺失，使得重污染区和地质灾害区的农民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危局，结果导致了众多的村庄在物理意义上的毁灭和社会意义上的崩溃。

汉代有"月令明堂"之学，后绝传。今人关于《月令》的专门论文几乎不见于典册。本文在简单梳理《月令》文本形成过程的基础上，试图论证《月令》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转折时期的作品，既展示了中国上古农耕生活的宇宙观，又具有强烈的阴阳五行和占星学色彩，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林冠夫先生，一九三六年出生，浙江永嘉人。一九五七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研究生班，师从刘大杰、朱东润、蒋天枢等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二零一六年11月因病在北京辞世。

这是John Cage (1912-1992)去世前两年写的自传。他的‘钢琴演奏曲’《四分三十三秒》（1952）演奏时，除了环境声没有其他声音,演奏者静静地端坐在钢琴前，只是寂静地度过了四分三十三秒。凯济对年轻一代作曲家的影响很大。他奠定了一个日常性(living)的概念，他在1937年发表了《音乐的未来》，声称“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听到的大多数噪音都是迷人的。”“要捕捉和控制这些声响，不是作为声音的效果，而是作为音乐的手段来运用它们。”在这份自传中，凯济并没有提到他早年极力希望得到古根海姆家族控制着艺术品市场的富有女继承人的青睐，以及他的画展被她取消后当场哭泣，并在被她赶出家门后沮丧失落的心情。

这份自传原汉译错误比较多，现在正在校改中。

这里在研究宋代物价基础上，具体从钱数角度对此再做探讨，考察主要用金钱衡量的宋人生活水平。

网络流传稿，来源不清，非定稿。

 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感谢波兰华沙大学扬？罗文斯基教授为笔者提供了波兰档案公布的情况)，并不断被整理、公布于世。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本文所据材料，主要是俄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的和内部的新闻报道——笔者注)          斯大林的分工：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顺从莫斯科，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开始进入冷冻状态。斯大林去世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开放和政治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两国有着明显的区别。     苏共二十大后，波兰舆论提出了追查枪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另一方面，改革派在波兰党内逐渐崛起，一致呼吁过去受到批判的哥穆尔卡出山。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内部参考》第1817期，1956年3月5日)此时，不仅东欧各国仰望着北京，莫斯科也开始指望得到中共的帮助。     自赫鲁晓夫执政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参见笔者在《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尽管赫鲁晓夫的有些做法令毛泽东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头上的“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总体说来，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是一致的。莫斯科越来越重视中共的意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内部参考》第2236期，1957年10月18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不断高涨。15日至17日的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罗科索夫斯基1896年出生在华沙，后加入苏联国籍。卫国战争中成为苏联的著名将领，因解放波兰有功获波兰元帅衔。1949年11月被斯大林派往波兰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回到波兰后仍保留着苏联国籍，后又兼任华沙条约部队副总司令。因此在波兰人眼中，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对波兰实行统治的象征——笔者注)     波兰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将军(哥穆尔卡的亲密战友，1952年被捕，1956年4月恢复政治名誉，8月出任内卫部队总司令)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     10月18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19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均遭到拒绝。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     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一、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二、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只提到代表团去波兰的必要性，根本没提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俄国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     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来。10月19日晚9时，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人尽快做出决定。     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并有了军事准备。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将不得不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以上关于苏波会谈的描述，除特别注明外，均根据波兰的档案文献——笔者注)          赫鲁晓夫发现，这时候需要中国出场          当华沙剑拔弩张时，北京似乎还很平静。     10月19日，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采用了这个说法——笔者注)     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纪录片段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去中国通报情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     接到苏联的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苏波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波兰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另据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回忆，刘少奇曾在机场休息室对波兰一行即将回国的人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笔者注)     赫鲁晓夫似已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指出：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说，有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听，你们就要整人。刘少奇还回应赫鲁晓夫：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其他的争论都是小问题。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赫鲁晓夫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月27日深夜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毛泽东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同时也指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基里洛克致哥穆尔卡电，1956年10月27日)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已经开始改变处理问题的方式，原因显然是对当时动乱的匈牙利局势有所好转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     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     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波兰是党内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反革命征兆”          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最初在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月23~24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这里的问题是：第一，苏联出兵镇压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二，中国当时是否知道莫斯科的这个决策；第三，中国对苏联这次军事行动持何种态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更加剧烈。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竟然到苏联休假长达两个月。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23日上午才回国，国内问题都交给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科瓦奇全权处理。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致危机步步逼近。     10月6日，匈牙利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群众队伍多达20万人。(1948年6月，斯大林的追随者拉科西在匈牙利掀起“清洗铁托分子”的镇压运动，曾经的老地下工作者、匈牙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拉伊克被诬为美国特务。1949年10月，拉伊克被处以绞刑——编者注)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而政府的默许也使民众从心理上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特别是当官方的新闻影片中出现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山多尔？科帕奇《匈牙利悲剧》，龚新康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 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称纳吉仍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详见《人民日报》1956年10月7日)这时，安德罗波夫已经预感到，“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让纳吉进入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也许还要进入政治局，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而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要求，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激烈，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大会特别提出赞成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内部参考》第2063期)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     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口号也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激奋。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和大使安德罗波夫。23日夜晚，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据俄国档案记载，23日22~23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来了。当赫鲁晓夫问道，在目前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时，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23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 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     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后不足1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任何反应。原因在于，一则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据逄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记载：刘少奇23日晚上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听到了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24日到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但是，讨论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师哲的回忆也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很可能，刘少奇因尚未得到北京的指示，根本就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月24～28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定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     没有人会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苏军为何杀了一个回马枪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那么在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中国方面强调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60年9月17～20日)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问题的大致脉络是可以说清楚的。     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为此，在31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这就是说，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看。由于一直不太了解匈牙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因此，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入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     对比俄国档案，可知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促使毛泽东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30日电报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在1959年5月5日与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见中，毛泽东向明尼赫强调，匈牙利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不小。毛泽东说，中国的领导人对1956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关注，并指着坐在陈毅后面的郝德青(中国驻匈牙利大使)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1956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毛追述，在那年的10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反革命势力正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     11月1日至2日，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时，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11月3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50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馆避难。当晚24时，由科涅夫元帅指挥的12个师、总兵力达10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了战斗准备。莫斯科时间11月4日晨6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         赫鲁晓夫将中国带进了欧洲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以及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     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     在波匈事件中，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是因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声望也显著提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          《同舟共进》2011年第1期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该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将于9月8日至15日间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外文所研究员许金龙受《环球时报》委托，不久前在日本大江先生宅邸对其进行了专访。

“在如今还保存下来的当时照片中，我们四人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彼此文雅地微笑着。我们那时正专注编写一本书，书名叫《博格曼论博格曼》（Bergman on Bergman）。全书的构想是要由三名学有专精的年轻记者，来问我有关我的电影的问题。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事，我刚刚拍完《羞耻》（The Sh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