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书评

邓英陶《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英文版序，作者：Peter Nolan 邓英淘的研究，将当今发达国家的旧的"经典"发展方式与 "新发展方式"进行比较，必须选择后者，人类才能长期可持续 地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经典发展方式被当今的高收入 国家所采用。短期经济效益压倒了自然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

《一江黑水》The River Runs Black 书评：这本书在中国环境问题研究领域享有声誉，曾被剑桥大学评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50部最佳著作之一。如果说本书存在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在于本书的作者由于无法或不愿理解中国人的切身生存体验

收入这本书中的三篇文章，虽然处理的对象不同，但在我看来背后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关怀，用汪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提出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的中国观"，一种新的阐释现代中国的理论框架。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一书的《结语》

早晨，到清华散步，站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前，我常常想，陈寅恪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自由"不是白来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我请人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劳"。"零"的意思就是"白劳"。

畅销书《耶稣的真实王朝》（The Jesus Dynasty）作者为美国北卡大学宗教系教授，在他的笔下，耶稣不再是孤零零的上帝的爱子，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家庭纽带的社会人，作为一个王族家庭的长子奠立由他的弟弟和亲属形成的王朝。

艾柯这本书中译精装本标价将近200元，最近又出了平装本，从版数看似未修订

评新书：柯瑞·罗宾(Corey Robin)：《反动的心灵：从埃德蒙·柏克到萨拉·佩林》(The Reactionary Mind: Conservatism from Edmund Burke to Sarah Pali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0 pp., $29.95。中英文，译文未校

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1978-1980这几年视为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1978年，在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共产党管制的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朝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邓小平规定的道路是： 以史上罕有的持续发展速度，在二十年之内把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活力中心。而在太平洋彼岸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一个相对陌生的人物(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于1979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局(US Federal Reserve)主席，并在数月内彻底改变了货币政策。美联储此后不计后果地(尤其是失业问题)遏制通货膨胀。大西洋对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1979年5月当选英国首相，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接着，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美国总统，以其待人接物的个人魅力，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其手段则是通过支持沃尔克在美联储的行动，加之一系列特殊的政策配合，以限制劳工力量，为工业、农业和能源开采业松绑，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解放金融能量。上述震源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力，而这些推动力的传播和反响看来要使周遭世界的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些广泛而深远的转变并非偶然。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这种新的经济结构通常被归在"全球化"一词下借助什么手段方式从旧的结构内部迸发出来。沃尔克、里根、撒切尔和邓小平所采用的理论都是长期存在于话语流通中的非主流部分，他们把这些非主流理论变成了主流理论(尽管无一不经历了漫长的努力)。里根复苏的共和党内非主流传统要回溯到1960年代初的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邓小平看到了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和影响力的高涨，力图调动市场社会主义而非中央计划来保护并促进国家利益。沃尔克和撒切尔均以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学说而受人瞩目，他们把这种学说转化为指导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的核心原则。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学说其起源、兴起和意义。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例如，国家要确保货币的质量和信誉(integrity)，还必须建立必要的军事、国防、治安和法律组织和职能以确保个人财产权，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在那些不存在市场的领域(土地、水、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或环境污染等领域)，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也要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预期市场信号(价格)，同时也因为庞大的利益集团终将为自己的利润而扭曲和妨碍政府干预(特别是在民主制国家中)。    自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的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时出于自愿，但有时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并至少对一些政策和实践做出了相应调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迅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甚至当代中国(如下文所示)似乎也在这一方向上奋力前进。此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大学和许多"智囊团")、媒体、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财政部、央行)，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 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 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会因此最大化；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这需要种种信息创造技术和能力，积累、储存、传递、分析，使用庞大的数据库，用以在全球市场指导决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信息技术便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追4求(致使有些人声称诞生了一种新的"信息社会")。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我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地理跨度越大越好(由此是对"全球化"的强调)、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后一方面对应了利奥塔的著名描述，即把后现代状况描述为"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在政治事务上"，"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这样一种市场伦理统治在文化上的后果不计其数，我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已有探讨。    虽然如今对于全球性转型及其后果已经能给出多种总体解释，但人们在总体上却疏忽了一点(这也是本书想要填补的漏洞)： 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无人问津。此外，批判性地考察这个故事将给出一种框架，用以确认和建构替代性的政治和经济安排。  《新自由主义简史》（美）大卫·哈维 著王钦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版作者简介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年生于英国肯特郡。195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该校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美国宾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和伦敦经济学院。哈维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至今已经出版了十部著作。其中包括《地理学中的解释》《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限度》《资本的都市化》《后现代的状况》，以及《资本的空间》和《新帝国主义》等。目录图表与表格列表致谢导论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第二章　建立赞同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国家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第六章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第七章　自由的前景参考文献索引译后记 内容简介 1978年，中国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通过一系列特殊政策为金融和产业松绑，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或许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1978年至1980年这几年是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几年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 自1970年代以来，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另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媒体、公司董事会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那么，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的？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的批判性考察，将为我们确认和建构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一个框架。 

纽约书评文章，原文见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 ... d-china/?pagination=false On Chinaby Henry Kissinger Penguin, 586 pp., $36.00                                                  AP ImagesHenry Kissinger with Zhou Enlai and Mao Zedong, Beijing, February 1973 AP ImagesHenry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Beijing, November 1973 

本文为《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序。作者书中总结“叛逆”与“顺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组对立主题：若称社会主义是叛逆的集体主义，新自由主义则可被成为顺从的个人主义。

《伦理21》书中充满了道德色彩浓厚的伦理观，试图绕开政治运作来解决今日全球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理念把康德精神推向极致。面对廿一世纪充满危机的全球经济，我们需要柄谷行人的《伦理21》方案，且纵观全书，作者的讨论也超越了日本伦理问题的狭隘视野，将眼光扩展到全人类的未来。作为文学研究者，柄谷行人能够娴熟引用文艺评论、精神分析和哲学、历史、经济等学术领域的理论和知识，一直令不少学界中人折服。虽然他的学术志业是文学批评，但他对康德和马克思的理解却超出一般学人，他的立场是康德主义的，即使他自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以一种康德式共同体构想诠释马克思，从1960年的安保斗争，到今日之面对金融海啸，他一直坚守着这种立场，且为此著书立说。柄谷行人早已在《迈向世界共同体》中探讨"国家"、"资本"、"国族"的问题，而《伦理21》更可被视为在伦理学上的延伸，全书以康德伦理观的核心概念"自由"为主调，但柄谷行人与很多日本学者一样，他们的论述亦旨于响应日本自身的问题。柄谷的第一本著作《意识与自然》就讨论当代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而夏目漱石不单是作家，也是响应西方思想的日本知识份子。在《伦理21》书中，作者讨论康德伦理观的同时，亦多番引用夏目漱石的文章，也许夏目漱石的小说写作和理论探索开启了日本在现代框架下的思考。然而当代日本社会在伦理方面仍未脱离德川幕府时代建立的"世间"意识。本书开篇引用了许多新闻，如连合赤军成员被捕后，其父亲以公开谢罪甚至自杀作为家庭责任的响应，而强奸冲绳少女的美国黑人士兵的母亲则为儿子辩护。作者从韩国友人的意见中得知，这种混淆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观念并非东亚国家共有的"价值"，而是日本社会独有的。作者说，这种称为"世间"的"群落共同体"观念源于村社中共同工作的农民，他们对群体工作中的同伴既感到模糊的亲近，另一方面又毫无真正感情可言。在现代性的框架下，日本人很容易以共同体的集体责任观来理解军事国家命令，却难以接受基于最高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康德式个体自由。康德的伦理学及道德形而上学核心为处理自由的问题，在康德以前的斯宾诺莎认为，自然界对一切事情都有严格的限定，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实在有限，只能限定于对认识一切事情因果关系的意志，而康德的自由观则为了响应斯宾诺莎的讨论，在斯宾诺莎的框架下寻回人的自由，指出"最高命令"即每个人以实现自由为义务，康德的"自由"亦意味着每个人认识到本身在道德上行使"自由意志"的位置，道德也此而建立。柄谷行人也认为，康德的"自由"必然独立于"自然"，这种最高命令面对"自然"与"社会"时也难免有冲突。 柄谷继而讨论康德的"责任"，提出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才谈得上责任，虽然现实往往不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只有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事件的"肇因"，我们才能负"责任"。从几则家长为儿子罪行负责的事例中看出，家长的响应和公众的要求并不符合这种责任观。康德希望个人能认真检验自身和他人的责任，所以作者或多或少认同夏目漱石对罪犯被判死刑的想法，即希望在现实中"毫无隐瞒、毫无遗漏地描述所有真实"，这也说明作为孤立个体的日本小说家，为何希冀借着文学创作来检验个人心路历程，追究责任谁属的问题。对于责任和自由的讨论不免联系到公、私领域的问题，在日本传统社会中，私人领域一直缺乏道德形而上观念，明治维新不过将忠于社会等级的伦理概念演变为国家主义的伦理观，而这助长了"为国而生，为国而死"的军国主义思想，夏目漱石在《我的个人主义》中认为国人不得不"勉强接受低级不堪的(国家)道德"，所以他主张"高道德标准的个人主义"。夏目漱石这种"个人主义"或许是不进取的，因为他没有打算重建国家道德，柄谷行人也一样，他的伦理观并不为了重建国家共同体而建构的。在他的诠释中，康德的"义务-自由"或许仅比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给予多一点的"自由"，至于这种自由如何与"群治"连结，则端赖于人人共有的、被称作"自由"的道德义务。康德本人并不看重政治、法律、国家或所有建制，只看重全人类"最终"会建基于自由及共同情感实现普世共同体，这令康德的普遍主义立场更接近无政府主义。作者就在第五章讨论这一问题，陈述康德的"世界公民"构想如何颠覆了公、私领域，这种颠覆来自康德的文章《什么是启蒙？》，文中指出为公众目的而使用自己的理性时，无论怎样都必须捍卫自由，而为私人目的使用理性时，在妨碍启蒙的情况下，必须限制自身自由，这恐怕是康德以"自律"规限自身及对抗"他律"的最佳声明了。而日本学界讨论"公共领域"时经常论及的哈贝马斯和汉纳·阿伦特，其"公共领域"观点虽亦源自康德，但都未了解康德对公、私领域的颠覆，还有他们未处理康德哲学中的"他者"问题，这也许是全书较引起争议的讨论了。柄谷行人不厌其烦地讨论"他者"，但他也忽略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对于为何人类需要"国家"的思考。康德的人类共同体属于遥远的愿景，康德最终当然希望"共同道德"能够全面取代"法律"，但国家和法律代表着当下的人类活动，这也是无庸置疑的。《伦理21》书中充满了道德色彩浓厚的伦理观，试图绕开政治运作来解决今日全球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理念把康德精神推向极致。这种理念不独为柄谷行人所有，革命宗师马克思亦作如是观。柄谷行人的理念属于晚年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协同组合论，与晚年恩格斯主张的议会式社会民主，或列宁坚持早期恩格斯的暴力革命信条，亦大大不同。在第十二章，作者再次提出自己的Association理论，而这已经超越了一般伦理范畴的问题。然而面对廿一世纪充满危机的全球经济，我们需要柄谷行人的《伦理21》方案，且纵观全书，作者的讨论也超越了日本伦理问题的狭隘视野，将眼光扩展到全人类的未来。（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过去几天我们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日本人的文化传统里面，好像对于道德责任这个事情的理解有点特别的困难，这也许是他们某种文化的特色，它没有一种绝对善恶的道德普遍标准，这一点当然跟西方非常不一样，跟我们中国传统儒家讲的也不太一样，虽然他们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但是他们好像更加关注到的，就是儒家强调的一个社群内部的标准，或者人跟人关系这一点，而忽略了儒家讲到人心的时候，背后有一个普世的道德标准那个面向。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叫《伦理21》，这本书的作者柄谷行人教授，其实我们过去已经介绍过他的著作了，我们介绍过的包括他讲现代日本文学的兴起，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我们过去曾经在谈文学史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最近几年柄谷行人教授已经逐渐的转向，从原来的文学理论家、学习史研究者，变成了很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他的著作也陆续被翻译成其他的语言。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他近几年这类型著作中，其中一本比较易读的简单的书，但是尽管简单易读，它里面仍然大篇幅讲到康德的伦理学，而康德的伦理学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但是他讲的相当精简，一般人花一点力气是能看懂的。这里面他就说到，他说他最初开始思考家长的责任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谈家长的责任呢？是因为这样的，在1972年的时候，当时日本有非常出名的赤军事件，这些赤军就是一些信仰共产主义达到极端变成恐怖分子，开始无限制搞破坏的人。那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当时这些赤军旅成员的家长们，在世间也就是在不特定的社会压力责难之下，他们不得不辞掉自己的工作，甚至有人因而自杀。你想想看这是很奇怪的事，现在恐怖分子闹事儿，大家怪罪的是什么呢，怪罪的是这些恐怖分子的家长，你们一定是小时候没教好你的孩子，怪罪到一个程度，要让这些家长改名换姓躲起来，甚至有人觉得自己应该自杀。而近年日本发生很多校园欺凌事件，无差别杀人事件，种种奇奇怪怪的怪案，那些案子一发生，大家总在追究，他是不是家庭教育出什么问题，学校教育出什么问题，然后开始追究老师跟家长的责任，最后终究到，也是让这些家长跟老师痛苦不堪。在柄谷行人看来，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而恰恰也显示出日本人对于什么叫做道德责任，这一点没有一个很严肃的认知。他这里面就说到，日本代替道德的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世间，人世间的世间，这个实体不明的东西，日本过去的一个学者、思想家本居先长曾说，道德是中国传来的观念，远古的日本原来是没有的，也没有那种需要，这意思就是什么呢？所谓的道德他们是不讲究的，他们讲究的是社会规范，而在这样的一种讲究下面，所谓的责任因此就反而模糊了，为什么呢？因为责任追究的总是一个个体的责任，而个体的道德责任在什么意义上要讲道德呢，首先用康德伦理学讲法，你一定要是一个自由的人，你才能够说得上是道德的，但是什么叫自由呢？这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日本这些追究责任的方式，好像是追究责任。比如说常常追究责任，追究到一个人自杀，甚至无关的人都跑去自杀，好像对责任很重视，但是其实这不是在追究责任，这是在追究原因，这个孩子长大成了恐怖分子杀人，大家就想那是他家长没做好，教育很失败，也许这个原因是对的，但是追究原因跟追究责任是不一样的。柄谷行人在这里面就讲到，认识原因和追究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就开始讲到康德的问题的，他说认识的领域和伦理的领域，以康德的话来讲，这是自然的领域和自由的领域，并不是个别独立存在的。康德的意思用最简单的，我现在用30秒时间讲，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从世界自然规则的现象来看，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说我做任何事、说任何话，我之所以做，为什么要这么做，都可能是被其他东西决定的。比如说我的生长环境，比如说我的社会压力，比如说我的教育背景，我的出生背景甚至是因为我人的生理需要，自然的驱动，如果这么讲的话，我们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事，都不需要负责任了。因为我就算杀了人，可以追究那是我小时候爸爸没有把我教好，我小时候教育很失败，我生长的困境很困苦，或者是我人身上某一种攻击本能，甚至我遗传了某种兽性，那是否表示我杀了人就不用负道德责任呢？因此责任这个东西，道德责任是要在另一个领域里面来讲究，而不是在这个领域，在所谓因然的领域，自由的领域，人如果一切行为都是被事先决定好的，怎么还讲得上自由呢，这个自由就是你逼迫自己，要自己要求自己，背上一些东西，这种情况下，它才叫做自由的，这样的一种自己它才是能够讲道德的，什么道德的东西才能够开始说得通，也就是说你主动的提出义务。比如说我这里面就讲到，根据康德的看法，自由只存在于实践的层次，只有当我们服从于我们的义务或者说至上命令的时候，自由才会产生，这不是很奇怪吗，为什么服从命令反而是自由的呢。许多人误解了这一点，对康德提出批评，但是康德所谓的至上命令，指的是做个自由的主体这样的命令，正因为这样的命令或义务，自由的程式才能够出现，在凡是被外在原因所规范的世界，自由的程式是不会发生的。换句话说自由不可能出现在，我们刚才说的认知的制式的程式，只有做个自由的主体，自己颁布给自己的绝对命令下面，才能带来自由，即使现实中我们是不自由的。然后他又从这种哲学开始批判日本人的责任观念，最后又回到了战争责任，他就讲到在日本战后的时候，有一个出身于皇族的首相东久迩稔彦，他就提出1亿种忏悔，日本为什么会打仗，1亿人总忏悔，看起来好像很伟大对不对，但是柄谷行人很尖锐的指出，如果最高领导人完全不背负责任，指的就是天皇，要如何追究国民的责任呢？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这种所谓的1亿种忏悔，只是个很漂亮的说辞而已，如果连天皇当时明明就有罪的人都免除了罪责，也就是没有任何人负责，因此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后来很多日本人觉得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一个责任的承担者，可见道德责任的承担这一点，在他们来讲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难题。出版社: 平凡社出版年: 2000/02页数: 214定价: 1680ISBN: 9784582702248

《萨科齐的意义》英文版序言：在本书里，我试图阐明萨科齐的当选在何种意义上是上述第二种历史--黑暗且残暴的保守主义的历史--的浓缩。

本文系为章永乐著《旧邦新造：1911-1917》所写的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也是对2010年夏天北京大学法制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研讨会上的讨论的一个回应。2011年11月26日复旦思想史研究中心“历史与政治”年会主题发言。观察者网及《社会观察》杂志独家发布。

本书自二00三年一月第一次出版后，即引起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兴趣及出版界的关注，购书者甚为踊跃，两岸三地的诸多学者及专家们就此书提供了精彩的书评。两年多内，本书在书市销售一空，陆续有很多读者询问何时会再版。本人因此于二00七年八月与三联书店接洽再版事宜，蒙三联书店欣然允诺，令本书得以顺利再版。再版书中，大部分的人名与地名经过重新核对，尽量改用现今的标准汉语翻译，同时对书中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本书的笔述者张健飞与杨念群二位先生为此付出辛勤劳动，三联书店编辑郑勇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及再版鼎力支持，始终如一，对此我一并致谢。出乎我的预料，远在欧美的读者亦对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少读者相继打电话来要求访问我，我一一谢绝了。其中有一位英国读者两次飞来洛杉矶登门拜访，其诚意令我无法拒绝。二00六年八月他初次登门拜访，告诉我他本人爱好西藏的宗教及文化，曾是黎吉生(H. E. Richardson)的学生。这使我回想起一九四八年我从西藏回南京参加中国边疆教育会议时，曾到当时英国驻拉萨商务处申请路经印度过境哲孟雄的签证，黎吉生即是当时英国商务处首席代表。他在西藏居住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藏语，是当时英国驻西藏政界的名人。他听说西藏拉萨小学办得很出色，希望和我这位校长见上一面。为此他专门设宴邀请我及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官员参加。我们见了面，从此相识。他于1947年印度独立后退休。时至一九五九年我来到美国，他正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以后回到英国继续教学工作。交谈中，这位英国读者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当年英国势力企图入侵西藏，你恨不恨？我说当时我们都是热血青年，有志振兴边疆建设，故看到英国人有侵藏之心当然十分气愤。第二次来洛杉矶时，这位英国读者随身带来了很多他收集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西藏照片给我看。我们谈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那是在一九四0年的二月七日和八日两天。西藏地方政府将中央政府特派主持坐床仪式的吴忠信委员长排在第一日参加，也就是大典的正日，而把英国驻锡金省长古德(sir Basil J. Gould)排在了第二日。事后这位英国代表在向英国政府的报告"Report on the discovery，recogn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14th Dalai Lama"中，流露出被西藏地方政府冷落安排之忿忿不平之鸣。更有趣的是这位英国读者还去访问了当年拉萨的英国商务处办的小学校长，这位校长依然健在，住在匹兹堡。当他们翻着泛黄的照片，回忆那段尘封的历史时，这位耄耋老人竟未能忘记当年他的竞争对手，他回忆说我当时"很年轻"，"学校办得很好"，并委托这位读者在见到我时问上一句：恨不恨他？我听了抿嘴微笑。其实振兴边疆教育是我们办学的目的，而使英国人所办的学校关门，倒也并非我的本意！回顾历史兴衰，我对他强调：西藏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唐代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始，汉藏关系从未中断，盛清时代并设有驻藏大臣。尽管以后因满清衰落、中国革命，汉藏关系曾一度中断，但自黄慕松代表国民政府至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后便设立了中央驻藏办事处，恢复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进入了新时代。英国读者听了我的这番话，频频地点头表示同意。今当本书再版之际，略书旧事，作为本书再版序。 后记震惊世界的驱汉事件发生以后，我们这批国民政府的官员，包括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交通部直属拉萨电台、教育部直属拉萨小学各机构一百多人被迫撤出了西藏。当时经印度撤出的这支队伍本来可以走岗拖，借道锡金，从那里乘吉普车沿着平坦的大道直达印度的噶伦堡。但印度的商务代表以岗拖没有足够的住宿条件为理由，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一批男女老少只能骑马翻越喜马拉雅山，经过几天艰苦的行程才抵达噶伦堡。在噶伦堡，我们受到了当地华侨团体的盛大欢迎，并为我们安排了舒适的住处。不久我们来到加尔各答，由当时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家伦设法将我们从印度送回中国。蒋介石此时已经撤退到了台湾，国民党政府名义上迁到了广州，由阎锡山主持内阁。这时逃亡到印度的国民党官员越来越多，由于在新疆的国军将领陶峙岳率部向解放军投诚，许多忠诚于国民党的官兵由南疆逃亡到了印度，他们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历尽种种艰难，有的为了保存住性命，甚至在荒山野岭将亲生儿女丢弃，其境遇比我们这些从西藏撤出的人更为悲惨。文摘童年记趣我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于南京，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两位兄长，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的父亲是个商人，在南京和宝应县城经商，母亲在家中操持家务。我的全家祖辈虔信佛教，父母亲常年拜佛，叔父也是出家人，在扬州平山堂大明寺担任方丈。小的时候母亲带了我去看望外祖父，外祖父见我聪明伶俐，十分喜爱，于是将我带在他的身边，就这样我跟随外祖父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童年。外祖父的家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只相隔几条街。外祖父姓沈，在宝应县城开了一间衣店，买卖旧衣服。那时这是一门不错的生意，大部分的衣服来源于县里的当铺，当铺给顾客三个月的时间赎回所当的衣物，如果三个月过后顾客不来赎取，当铺还可以再延期三个月，到了六个月时还没有人来赎，当铺就可把衣服自行处理，卖给衣店，衣店把这些衣服转手零卖。因此每当宝应县城当铺中的衣服到期没有人赎回时，当铺就将这些衣服交给外祖父的衣店。这些衣服有不少是质地上等的货色，因为不好的和不值钱的衣服当铺是不会随便接受的。在我的记忆中，外祖父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思想非常保守，而且为人很固执。外祖母则为人和蔼，勤劳贤惠，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妇女。外祖父有两个儿子。长子，也就是我大舅，从小在家受尽了外祖父严厉的家教，终于有一天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离家出走逃到了上海，从此不再回家。次子，即我的小舅舅，不是我外祖母所生养，而是外祖父早年在外面有外遇时的结果。他长得很英俊，但喜欢成日在外面游荡，或许是受不了外祖父的管教。大舅出走后，外祖父为了防止小儿子步老大的后尘，将一条铁链子拴在他的脚上，只让他在屋子里活动，不准出屋半步。我那时只有四至五岁，不明白为什么小舅舅脚上要戴锁链。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小舅舅因为不听话到处跑，所以外公要把他锁起来。那时候还是军阀割据的旧时代，父母可以随便管教子女，没有任何法律的限制。到了小舅舅该结婚的年龄，外祖父为他迎娶了一位苏州姑娘。新娘子容貌漂亮，也十分贤惠。但尽管成了家，小舅舅却依然被外祖父强制锁在家里，没有活动的自由，只能与妻子相伴，终日生活在自己的小房间内。眼看着小舅舅被关在家中无所事事，外祖父便要他练习裁缝手艺，白天给人家缝制衣服，到了晚上就和妻子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我这位小舅母为小舅生了一个女儿，可是产后没有多久，她便一病不起，离开了人间，就死在和小舅舅朝夕相处的房间里。那时我年纪还很小，记得小舅母去世的时候，我坐在小板凳上，好奇地向小舅舅住的屋里张望，只见小舅母很安详地躺在床上，邻居们来来往往，为她换上寿衣，准备装入棺材。发丧时小舅母的娘家没有任何人来，大概她是个穷困家庭的女子。小舅母去世以后，外祖父心里明白他再也拴不住小儿子的心了，于是主动去掉了小舅舅脚上的锁链。获得了自由，小舅舅如出笼之鸟，远走高飞，从此就杳无音信，留下了自己幼小的女儿与外祖父相依为命。当时我的外祖母已经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外祖父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尽管外祖父对自己的儿子十分严厉，但对我这个外孙却非常宠爱。他教我认方块字，读百家姓，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我的记性好，有时外祖父不记得把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就来问我，我准能帮他找出来。自从外祖母去世，小舅舅出走以后，外祖父便不再做买卖，靠放债收利钱生活。附近做买卖、开饭店的人都喜欢向他借钱，于是外祖父每个礼拜就要出去转一圈到各家收债。靠着利钱的收入，我和外祖父生活过得相当不错。记得不少饭店欠外祖父的钱到期不还，外祖父收不到钱，于是就干脆带了我去这些饭店吃饭，爷孙俩吃完了也不用付钱，抹一抹嘴就走，饭钱从饭店欠的债里扣除。到了我八岁的那年，外祖父去世了，临终前他一把火烧掉了手上所有的债据，从此与乡亲们两不相欠。我童年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我的家乡是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大约在我六岁那年，北伐军打到了江苏，与孙传芳的军队在运河一带激战。这一仗打下来，孙传芳大败，记得那时国民革命军使用的武器非常落后，不少士兵手里拿的是长矛或钩镰枪，全凭湖南人强悍勇猛的士气冲锋陷阵，打败了强敌。孙传芳曾经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懂得军事，占据了江南富庶之地，号称五省总司令，势力强大。当时他的一部分军队驻扎在宝应县，我和外祖父出门时常看到军队在操练。不久，孙传芳联合了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力量反攻国民军，一直从徐州打到瓜州。这时南京的指挥官是白崇禧，指挥国民军在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龙潭再次大败孙传芳的军队。这一次孙传芳的部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潮水般地日夜兼程向北方落荒而逃，路过宝应时，我看到团长坐在轿子上被人抬着，士兵则是一路抢劫而来，可以说是遇店便抢。这天我父亲正好出门办事，劈面遇到一伙刚抢完布店的败兵，正在把抢来的布匹装在一辆黄包车上准备拖走，见到我父亲，不由分说便当场抓了壮丁，强迫他拉着载满布匹的黄包车随军撤退。父亲脑子机敏，没走多远就推说肚子痛要上厕所，乘机钻入一条小巷溜回家中，逃脱了与家人离散的命运。后来我听说有的乡亲被抓壮丁后，被迫拉着抢劫的钱财从上海随军一直到了山东。孙传芳经过这一次失败，再也无力东山再起，以后隐居在天津居士林学佛，最后被一位女子暗杀。 

去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杨厚均先生的信。在信中，他叙述了爱子闻韶溺水身亡的悲剧，同时寄来了闻韶留下的诗文，并问我能否为他的诗文集写序。从杨先生的信中，我才知道2009年的冬天，闻韶曾坐在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的那个教室里，与其他九十九名同学一道听我讲课。

谈及《伊万的童年》，《安德烈·卢布廖夫》，《索拉里斯》，《镜子》，《潜行者》，《乡愁》，摘自《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附目录简介。

"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为政治社会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实践"的方式和目标。一旦"儒学"失去了" 道德实践"的能力，其对实际生活的规范价值和意义也就寿终正寝了。根本不存在什么超越政治和社会层面之上的悬空的儒学价值。"儒学"在近现代的悲剧命运即可为上述观点做出佐证。

辛亥百年之际，关于辛亥革命题材图书的出版，自年初至现在，或旧版重出，或引进台湾学者的论述，或新著刊行，不下数十种。抛开一些出版业制造的似有如无的通俗历史绍介，无论重看旧章还是阅读新篇，寻找其间的分歧，重回辛亥年的政治空间，对众多潮流进行判断，绝非简单的"历史癖与考据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