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特里·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序言

一天下午,沃尔特·本雅明闲坐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双叟咖啡馆,其时他灵感激荡,想为自己勾勒一幅人生图表。此时此刻,他清楚地知道该从何下笔。他画出了这个图表,可是大约一两年后,却由于典型的运气不佳将它遗失。于是这一图表成了一个谜,这毫不令人意外。

　　 本书并非那幅图表的复原,也非本雅明著作的导论或高头论章,甚至并非一篇“评论”,因为尽管笔者似乎是在“详尽地阐释”本雅明的思想,但其实几乎对他的文本不作任何概括或转述。相反我试图为自己目的而粗暴对待其文本,将它们轰出历史连续体,我以为他会认同我所采取的方式。笔者的话语与本雅明的话语之间并非是一种反思或复制的关系,而更像两种话语叠加而产生出第三种话语。它完全不属于这两种话语中的任何一种。由于本雅明本人敌视学院生产方式,以及他的文本据以拒斥简化的复杂策略,因此很难透彻了解对本雅明的全面“评论”会是何种样子。本雅明之所以对惯常的书籍生产如此嘲讽和反感,这与他的政治见解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促使笔者写作此书的动机也是政治性的,而非单纯为了学术研究。通过写作此书,我想我可以发现本雅明是如何在其著作中阐释“革命批评”目前正面临的某些关键问题的。仿效本雅明本人的方式,本书有意没有写成一个“有机整体”:尤其是第二部分的逻辑性,除了依靠文本之外,还需读者自身去揣摩建构。

　　 因此,在这些方面,本书标志着拙著《批评与意识形态》(新左派书屋,1976年)的一种发展。就形式和风格而言,《批评与意识形态》更带有常规的学术色彩,而不似本书如此明显地具有政治色彩。不过此一发展并非我专有独创。在笔者撰写《批评与意识形态》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尚未在英国立足,那时候重要的似乎是考察其历史背景,并且使“文本科学”所必需的范畴系统化。尽管此类方案的原则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但笔者仍将为之辩护。部分是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重重压力,部分是受到社会主义内部新主题和力量的影响,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中心,已从狭隘的纯文本或概念分析转移到了文化产生问题和艺术品在政治中的运用。与这一普遍转变相交织的是笔者本身自写作《批评与意识形态》以来的演变发展。介于本书与《批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是一部戏剧,即《布莱希特及其同伴》(1979年)。这部戏剧不仅在写作过程中,而且在最终结束时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关系、它们两者与革命政治的关联、知识生产技巧、戏剧和喜剧在政治上的运用等问题。此种研究方向上的转变又与笔者本身自写作《批评与意识形态》以来的个人或政治生活的某些深刻变化有隐约的关系。

　　 写作一本论述本雅明的书之所以显得合适,还有另外的原因。尽管本雅明是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培养成人的,但他却倾注全力于革命改造这一重任;因此,不论当今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个人阶级来源如何,本雅明的生平及著作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挑战性。在历史剧变之际,在每位唯物主义脑力劳动者都务必审慎地考察自身的政治资格时,这一点尤为真确。此外,依笔者之见,本雅明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在其著作中令人瞩目地预言了后结构主义的许多当代主题。因此,本书除研究本雅明的其他方面外,也旨在介入那些争论。不过,笔者写作这第一部(我相信是)研究本雅明的英语专著,也是为了抢在反对者之前去理解他。批评界把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视为偶然发生的过失,或者可以容忍的怪癖,一切迹象表明,他如今正面临着被这样的批评界僭用的危险。弗兰克·克莫德曾说,若是本雅明没有英年早夭,他“如今该八十六岁高龄,或许已成为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国荣誉退休教授”。①可以想像,本雅明对如此前景会报以何等的欢欣快慰。“假若沃尔特·本雅明依然健在,”乔治·斯坦纳断言,“他毫无疑问会对任何‘新左派’持怀疑态度。正如每一位致力于深奥思想或渊博学识的人一样,本雅明明白,不仅是人文学科,而且人类智慧和批评才智本身,就存在于对极少数人的时刻受到威胁的保留之中。”②在我看来,这些话与真实情况恰恰相反,简直是对本雅明的侮辱。笔者写作此书的最终原因,也是最简单的原因,乃是表达对本雅明的敬意。他在那黑暗的时代教导我们:正是地位低下、默默无闻的人们才将把历史炸开口子。

　　 在此,笔者感谢弗朗西斯·穆尔赫恩、伯纳德·夏拉特和保罗·蒂克尔,他们对本书的草稿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意见;感谢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俄勒冈州诸大学和澳大利亚迪金大学的全体教员和学生,他们就许多问题与笔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感谢康奈尔大学人文科学协会在笔者写作此书的最后阶段邀请我担任资深访问研究员。此外,托利尔·摩伊就一些观点与笔者进行过深入探讨,以至于很难说这些观点是“她的”或“我的”;笔者还应感谢她为此书打印手稿,并以无比的耐心、温和的心境忍受如此长期的单调工作,且帮助笔者保持清醒冷静。

　　 特里·伊格尔顿

　　 牛津沃德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