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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第一、二章)

伊格尔顿2003年书中两章,指出文化理论的动力在911和美对伊战争后已经丧失。
作者简介: 伊格尔顿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男,1943年生,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剑桥三一学院毕业,曾任教牛津与曼彻斯特大学,目前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杰出英国文学教授。著有《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文学理论导论》、《批评的作用: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之后》、《生活的意义》、《神圣的恐怖》等

第一章 失忆的政治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贾克•拉康(Jacques Lacan)、克劳德•利瓦伊史陀(Claud Levi-Strauss)、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与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等人首开先河的作品距今已有数十年之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鲁思•依希迦黑(Luce Irigaray)、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茱利亚•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贾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伊莲纳•希苏(Helene Cixous)、尤根•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菲德烈•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与爱德华•蕯依德(Edward Said)早期深具开创性的作品亦复如此。自此,文化理论并未出现太多可以和这些国父国母的野心与原创性一较高下的作品;其中几位思想家甚至已经离开人世。命运让一辆巴黎的洗衣车碾过巴特,让傅柯罹患艾滋病;命运也取走了拉康、威廉斯与布迪厄的性命,使得阿尔都塞因为杀妻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看来,上帝似乎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

这些思想家发展出来的许多概念在今日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之中的几位思想家也仍然继续发表深具影响力的著作。如果有读者看到本书的书名,以为"理论"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全都可以就此松一口气。重返理论之前的天真岁月,那么这些读者可能要失望了。我们不可能重回一个只消说"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作品令人愉快"或是"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流露着坚毅的精神"便已足够的时代。"理论之后"并不是说整个文化理论是个糟糕透顶的计划,不过,还好现在出现了一个好心人,表示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又可以回到那个地平在线望不到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世界,做以前所做的事情。如果"理论"所意味的,乃是对引导我们的假设进行合理的系统性反思,那么,它仍然如往常般不可或缺。"理论之后"所意味的,是我们现在处于所谓理论发展高峰期(high theory)的余绪,在某些方面,我们已逐渐远离因为出现阿尔都塞、巴特与德里达等思想家的洞见而富饶的时代。
继这些开路先锋而起的新一代思想家所做的事情,正是后继通常会做的事情。他们进一步发展原本的概念,将之丰富化、进行批判,并加以运用。有能力的,对女性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思考;没能力的,将之运用在《白鲸记》(Moby-Dick)或《魔法灵猫》(The Cat in the Hat)的分析上。无论如何,新一代并没有提出什么属于自己的重要概念。前辈的典范显然太过崇高,难以仿效。当然,只要有时间,新世纪应该也会产生自已的大师。不过,至少在目前,我们仍仰赖着过去大师的鼻息;然而,从傅柯与拉冈开始坐在打字机前到现在,这个世界已经经历了深远的变化。在这个新时代里,究竟需要哪种新颖的思考方式?

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自已的处境。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其它类似的思想,已经不再如过去般是个性感的题材。在今日,真正性感的主题是"性"。在学院里,对法式亲吻的迷恋已经取代了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在某些文化圈子里,自慰的政治比中东的政治更令人沉迷。性虐待战胜了社会主义。对文化理论学者而言,身体是一个永不退流行的主题,不过,他们的焦点通常是会感受情欲的身体,而不是会感到饥饿的身体;是交媾中的身体,而不是劳动中的身体。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学生勤奋地聚集在图书馆里,努力研究着耸动的题材,例如吸血鬼、挖眼球、半机械人或色情电影。

一切再明显不过了。研究乳胶的文学 或肚脐环的政治意涵,是完全按照一句古老且深具智慧的箴言字面上的意义--学习应该是充满乐趣的;就像你可以选择"全麦威士忌的口味比较"或"躺在床上终日的现象学"作为硕士论文的主题。于是,智识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罅隙。不用从电视机前离开便能写出你的博士论文是有很多好处的。摇滚乐在过去是种让你从研究中解脱的娱乐,不过它现在很有可能正是你所研究的东西。智识事务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内,而是属于媒体与购物商场、卧房与妓院的世界。如此一来,智识生活再次回到日常生活;只不过是冒着失去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能力的风险罢了。

在今天,研究弥尔顿作品之典故的老顽固,瞧不起沉浸在乱伦与计算机女性主义的激进份子;着手论述恋脚癖或男性紧身裤裤前饰袋史的年轻学者,则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胆敢主张珍•奥斯汀(Jane Austen)比杰弗里•亚契(Jeffrey Archer) 来得伟大的老学究。学术正统一个接着一个被取代。在过去,如果你无法看出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 作品中的转喻,你常去的学生酒馆很可能就会把你赶出去;在今日,光是听过转喻这种东西,或是晓得有赫里克这号人物,你就已经会被当作是无可救药的书呆子。

性欲的琐碎化是特别反讽的,因为文化理论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使得性别与性欲成为正当的研究对象,并指出它们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持继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智识生活都暗自假设人类是没有性器官的,这实在令人惊奇(过去的知识分子好像也觉得人是没有胃的。如同伊曼纽尔•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在论及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崇高概念"此存有"〔Dasein,意指一种特属人类的存在〕时所说的:"此存有不吃东西。")。弗里德利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说,每当有人草率地提及人类是有两种需求的皮囊与一种需求的头时,知识的爱好者就该小心提防。随着历史的进步,性欲现在已以被学术生活确立为人类文化的基石之一。我们终于承认,在人类的存在中,关于幻想与欲望的部分和关于真理与理性的部分是不相上下的。只不过,文化理论的现状,就好像是个独身禁欲多年的中年教授,忽然漫不经心地发现了性的存在,并疯狂地希望能够弥补过去流失的岁月。

文化理论的另一项历史成就是确立大众文化是值得研究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过去数世纪以来的学者向来都对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视而不见。说得更明确一点,被忽略的不只是"日常",而是"生活"本身。不久前,在某些传统派的大学里,你连想对尚未作古的作者进行研究都是件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你想研究的小说家健壮如牛,或是只有三十四岁,你就会很想在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往他们的胸口刺上一刀,不然,你就得测试自己的耐性究竟可以等到什么地步。因此,你当然不能对日常周遭所见的各种事物进行研究,因为光是在界定上,它们就已经被排除在值得研究的范围之外。绝大多数人文学科认定值研究的事情都是不可见的,例如斯汤达尔(Stendhal)、主权的概念,或是莱布尼兹(Leibniz)所提出之原子价概念的幽微与简洁,而不是可见的,例如剪指甲或是杰克•尼柯逊(Jack Nicholson)。在今日,日常生活已经被广泛地认定为是十分复杂、难测、暧昧的,有时甚至和华格纳(Wagner)一样乏味,所以当然是重要到值得加以探究。在过去,对某项主题是否值得研究的判准,通常是它有多无聊、单调与难懂。不过,在今天某些学术圈里,是否值得研究的判准却是它是否为你与朋友们在晚上会进行的活动。有段时间,学生就福娄拜(Flaubert)写欠缺批判性、满怀敬意的文章,不过,一切已经改观;现在他们就《六人行》(Friends)写欠缺批判性、满怀敬意的文章。

即便如此,性欲与大众文化成为正统研究对象的成就还是终结了一个有力的迷思:它有助于推翻清教徒的教条--严肃与愉悦是两回事。清教徒错把愉悦当成轻佻,因为他们错把严肃当作虔敬。因此,愉悦不在知识领域之内,从而具有危险的无政府色彩。依据这种看法,"研究"愉悦必须像以化学分析香槟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直接把它喝下去。清教徒无法看出愉悦与严肃在这种意义下的关连:为更多的人找出生活如何可以更加愉悦的方式,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在传统上,这样的论述属于道德论述;不过,这同样可以称之为"政治"论述。

然而,尽管是像愉悦这种以当代文化再热门不过的字眼,仍然有其局限性。找出使生活更加愉悦的方法,并不永远是件愉悦的事。如同所有的科学探究,它需要耐性、自我节制以及不为厌烦所耗竭的能力。无论如何,拥抱愉悦作为终极现实的享乐主义者往往只是个全然反叛的清教徒。两者通常都对性执迷不已;两者都把真理等同为诚恳。老式的清教资本主义禁止我们享乐,因为一旦尝到甜头,我们可能就再也不会回到工厂。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指出,若非有他所谓的现实法则(reality principle),我们就会终日闲躺着,处于各种可耻的原乐(jouissance)状态之中。不过,一种更机灵、消费式的资本主义则说服我们尽情耽溺于感官之中,尽可能厚颜地满足自己。如此一来,我们不仅会消费更多商品,我们更会将自身的自我实现等同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永续。任何未能在感官欢愉的耽溺中达到高潮的人,一个称之为超我(superego)的凶悍流氓将会在深夜拜访他,给予他因未能享乐而应得的残忍惩罚--罪恶感。不过,由于这个流氓也会因为我们尽情享乐而惩罚我们,所以我们还是接受必定会发生的事,然后尽情享乐一番吧。

所以,愉悦本身并没有什么固有的颠覆成份。相反地,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了解的,愉悦是个彻底的贵族式信条。传统的英国仕绅对于令人不悦的劳动是如此嫌恶,以致于他们连把话讲清楚都不愿意。所以,贵族在说话时是含糊不清、无精打采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认为,作为一个人,必须要经过恒常的练习才能臻于完美,就像学习迦泰隆尼亚语或演奏风笛一样;不过,如果一位英国绅士是具有德行的(有时他是命定如此),那么,他的良善是纯然自发的。道德努力是只有商人和店员才需要。

在世界上有半数人口缺乏适当的卫生设备,而且每天只靠不到两美元过活的情形下,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理论学者都浸淫在西方世界的自恋中,忙着分析阴毛的历史。的确,当下文化理论最为蓬勃的部分,乃是所谓的后殖民研究;它所处理的正是这些悲惨的境况。如同性别与性欲的论述,后殖民论述是文化理论最宝贵的成就之一。然而,这些关于后殖民的概念却是在新一代、想不起任何撼动世界的重要政治事件(这并不是他们的错)的学者中发展出来的。在所谓的"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ism)到来之前,对这一辈的年轻欧洲人而言,似乎除了欧元的出现外,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向儿孙诉说。在1970年代之后的荒凉保守主义时期,历史感变得日益鲁钝,这也适合掌权者希望我们应该具备的态度:除了当下的情形外,我们无法想象任何其它的可能。未来看似只是当下无尽的重复,或者,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言,未来是"有着更多选项的当下"。目前,有一些虔诚地坚持一切都必须加以"历史化"的人,他们认为只要是发生在1980年以前的事情都是属于古代史。

当然,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是有好有坏的。可以回想起纳粹大屠杀,或是曾经经历过越战,绝对不是件特别令人感到快慰的事情。当你每个周末都有可能在海德公园里被警察打碎头骨时,对幸福的日子进行哀悼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至少对政治左派而言,回想撼动世界的政治历史,等于是去回想一个大多时刻都充满挫败的历史。无论如何,全球政治中一个崭新而狰狞的阶段已经开启,即使是最深居简出的学院人士都无法忽视它的到来。即便如此,真正带来最多伤害的,是对集体、实际政治行动的失忆(至少在反资本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如此)。就是这种失忆,使得诸多当代文化理论概念歪曲走样。有个历史漩涡在我们的思想核心中旋转着,从而使得文化理论荒腔走板。

尽管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有着稳固坚实的外貌,但其实它的绝大部分都是最近才成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民族主义横扫全球,其浪潮席卷世界,将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从西方殖民主义的手中解放出来。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一次人类历史无前例的成功集体行动;它粉碎了欧洲内部恶毒的法西斯主义,藉此为今日世界奠定了某种程度的基础。我们所见之全球社群的绝大部分,亦是十分晚近才透过集体的革命计划而形成的;这些计划尽大多是由弱势、挨饿的人们发动,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成功地驱逐了掠夺成性的外来统治者。事实上,那些革命所瓦解的西方帝国本身大多即是革命的产物。它们是所有革命中最成功的,而它们就是那些我们忘记曾经发生过的革命。通常,那也就是制造出像你我这样的人的革命。别人的革命总是比我们的革命要来得耀眼。

不过,发动革命是一回事,将它维持下去却是另外一回事。的确,对二十世纪最杰出的革命领导者而言,原本孕育出革命的事物,也是导致革命最终失败的原因。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认为,沙皇俄国的落后程度有助于布尔什维克(Bolshevik)革命的成功。俄罗斯是一个缺乏公民组织的国家,无法确保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因此能防止政治叛变。它是中央集权的,不是地方分权的;它仰赖的是强制力,而不是共识。由于它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机器,因此,要将它推翻,只需一举夺下主权。然而,一旦革命成功后,这样的贫穷与落后反而使得革命走向失败。在经济落后以及四周环伺着强大而充满敌意的政治强权的环境里,再加上有一群既欠缺社会组织与民主自治传统,又缺乏专门技术与教育的劳工和佃农的情形下,社会主义是无法建立的。因此,为了达成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需要斯大林主义(Stalinism)铁饭碗政策;而斯大林主义最终颠覆了一切社会主义原本所试图建立的事物。

许多在二十世纪从西方殖民统治解放的国家也遭逢类似的命运。这是一种悲剧性的反讽;在最需要社会主义的地方,社会主义却是最不可能成功的。的确,后殖民理论最初是从第三世界国家失败的革命中出现的。它的出现,标示了第三世界革命时代的结束,也标示了我们现今理解为全球化现象的第一个征兆。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一连串由民族主义中产阶级所带领的解放运动,以政治主权与经济独立之名,推翻了他们的殖民主人。第三世界的菁英藉由贫苦人民对政治主权与经济独立的要求,成功地透过大众对殖民统治的不满来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旦权力巩固后,他们便得在来自底层的激进压力与来自外在的全球市场力量间寻求徒劳的平衡。

在本质上便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为这些解放运动提供了支撑的力度,并尊敬它们政治自主的要求,同时也在这些运动中看出它们试图扭转世界资本主义的企图。不过,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对这些带领民族主义潮流的中产阶级菁英怀抱太大的幻想。不同于后殖民主义中比较多愁善感的流派,马克思主义者多半不会假设"第三世界"一定是良善的,而"第一世界"就一定是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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