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关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关系及其变迁的总和。当今国内学术界研究汉藏文化交流史的课题和个案主要是从文化层面、文化价值的深层次角度来判断、探寻民族文化彼此交流之间所蕴涵的历史因素:综合认识自身文化对于所依赖的社会环境的适应和反思,理清异文化如何结合社会结构中相匹配因素进而变更自身的方式,在主动调整或被动适应中寻求可以衍生的空间。从长远而理性的历史角度来了解、认识深邃多元的汉族文化和悠长、深奥的藏族文化之间社会各层面交流的状况,再现自唐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双方文化交流的方式、渠道、媒介、影响等方面的内容与模式,认识双方在不同领域的交流所蕴有的相异的表象和各自的特点,探析促使文化交流发展与演进的社会客观历史因素,从而有助于叙评汉藏文化交流的延承性以及在不同层面上的拓展和深入,进一步丰富汉藏关系史的学术架构。
近年来,在汉藏文化渊源关系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已经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把文化交流的研究扩及到自然科学领域。如:格勒《略论藏族古代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中国藏学》2002年第4期)一文依据历史文献,运用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进行综合论证,从中华民族文化源流的宏观角度论述藏族作为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历史渊源关系。文章论及自新石器时代起,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三大民族系统。这三大古老民族文化区域系统的更高发展层次便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系统。该文不仅证明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多源化和多元一体的历史渊源,而且系统分析了藏族及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了中华民族系统文化成分。从其研究的维度来分析,目前学术界对于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关注视角新颖、涉及维度宽泛,研究的历史时期追溯到远古文明时代。自唐以来汉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相关文献资料中的有关记载、建筑、宗教文学艺术作品、文物和遗迹等作为历史的见证书写了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绵延流长。因此,唐以来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成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一、研究唐、元、明、清时期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维度和视角
当今国内藏学界、史学界研究汉藏文化交流的论文、著作主要集中于对唐、元、明、清时期双方交流状况的分析与阐释,学者对于其中不同历史时段汉藏关系发展的特点和逐步演进的历程都进行了侧重点不同的研究,同时又不乏从长远历史观的角度用联系的眼光来综合认识汉藏文化交流发展的论著和成果。在这些学术成果中,首先是依历史的演进概括论述汉藏文化交流,针对某一历史时期进行综合阐述,强调交流的绵延不断及其对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任乃强《汉藏民族文化交流之历史印痕》(《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6月)一文通过对藏汉文史料的分析较系统地阐释历史上藏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合作和友好往来是藏汉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的历史命题。而包寿南《汉藏关系史的重要一页——唐蕃使臣往还述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一文则通过分析汉藏交流中唐蕃使臣往还所采用的交往方式和特点,总结在人物活动中形成和固定下来的文化交流模式。又如,苏晋仁《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黄颢《唐代汉藏文化交流》(《藏学研究文集》第3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8月),李延恺《从文化交流看藏汉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常霞青《论唐帝国与吐蕃的文化交流》(《史林》,1988年第4期),李文实《藏族源流与汉藏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任树民《吐蕃占领区的民俗政策与文化交流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周润年《历史上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综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文章在研究中均书写了汉藏文化交流留下的历史印记。
唐、元、明、清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研究主要体现在宗教文化、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在交流和演进的过程中双方彼此借鉴,丰富和完善了自身文化的内涵。从汉藏文化交流的特点来概括,大多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宗教文化交流方面,侧重研究论述藏传佛教传播的方式、内容、范围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大致有如下三种模式:
1、以朝代更替为时间经线,从宏观角度来审视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的社会作用。宗教作为不同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不同文化的抗争与融合过程中可以逐步减缩彼此之间的距离,“宗教的接触实质上表现为文化的交流”[1],从宗教个性中可以体现文化的统一性。宗教和政治之间的适应对于宗教交流意识的演进起着推动作用,学者们重点探讨了相异的政治文化与统治政策对宗教的容纳和接受,认为文化深层次核心之间的交流是文化在传统规则基础上的不断拓宽和丰富的过程。例如,杜继文、魏道儒主编的《佛教史》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8章《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重点探讨藏传佛教在蒙古、西夏、青海、甘肃等地的传播情况,发现僧侣阶层内部往来频繁,他们业已参与政务的管理,并同中央政府所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并行,同时认为自元朝以来中央政府采取扶植藏传佛教的政策与其对外传播相适应,得出了宗教的政治文化因素可以推进双方文化之间展开更深层次交往的结论。又如,唐景福、温华《西藏佛教与汉地佛教关系浅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黄正旭《喇嘛教对元代政治的影响》(台北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1984年),袁晓文、郎伟《汉地佛教在吐蕃传播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3年第3期),李文萍《从佛教在西藏的发展看西藏同祖国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1993年第2期),陈崇凯、刘凯《元明藏传佛教内传后对中原文化的贡献》(《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桑周扎喜《谈谈汉藏佛教的沟通》(《法音》,1998年第7期),尕藏加《佛教最初传入吐蕃之探讨》(《中华佛学学报》,1999年第12期)等文贯穿唐和吐蕃文化交流历史演进的历程,阐述了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事实。陈楠《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中国文化》,2001年第1期),陶柯《论藏传佛教对汉族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李清凌《藏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藏学》,2001年第3期),蒲文成《藏族信仰文化的历史变迁与藏区社会进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孙悟湖《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述略》(《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主要探讨汉藏佛经的对勘、雕刻和绘画艺术等方面的交流情况。王健、张肖敏《藏蒙汉宗教文化的相互交流及影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阎天灵、钟福国《略论封建王朝治边政策对宗教传播过程的影响——以藏传佛教在肃南地区的传播为例》(《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强调和着力探讨藏传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对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新近的有关学术研究开始关注西北地区在汉藏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并对后弘期以后佛教的发展和传入对汉藏文化各层面的影响加以了关注。如:李翎《西北地区藏传佛教遗迹调查》(《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从一些现有的历史遗迹和文献资料入手,分析西北地区在双方交流中的联结作用。孙昌盛《试论在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及其地位、作用》(《西藏研究》,2006年第1期),王军涛《元、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汉传佛教“藏化”现象浅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分析了元、明、清时期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河西走廊,在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下部分汉传佛教寺院改宗为藏传佛教寺院这一汉藏文化的合流“藏化”现象。
2、以人物为线索,从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微观活动等不同的视角来分析。采取定位分析的方法,以交流中的人物和事件为切入点,透视和关注文化交流进程中主体人物的活动以及产生的影响,从而探究典型历史事件的诱因,认识文化交流的各个层面。如:陈庆英《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叙述章嘉若必多吉作为国师喇嘛、兴建佛寺的顾问、翻译佛经的组织者、处理蒙藏事务的参谋和助手等角色的历史作为,肯定历史上的精英人物在汉藏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政策层面上的重要意义。研究者在对主体人物的分析上,不仅采取人物传记的描述方法,而且将之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政策的符号来加以阐述。又如,子元《文成公主与汉藏友谊》(《民族研究》,1960年第3期),吴均《藏语系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芈一之《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思想战线》,1980年第2期),张云侠《汉藏文化交流的使者——文成、金城公主》(《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马大正《公元650—820年唐蕃关系述论》(《民族研究》,1989年第6期),石世梁《近代弘扬格鲁派的两位汉族大德及其译、著简介》(《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都论及了汉藏文化交流中重要主体人物的历史印记与影响,论述了人物活动与文化因素相交织的历史,认为文化交流是历史综合因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郭卫平《唐蕃关系中的又一盛事——浅谈金城公主入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谈及在唐蕃和亲中的历史延续——在吐蕃历史中极具影响的汉地人物金城公主入藏的活动,叙说汉地科技和宗教文化向吐蕃的传入,以及对藏族文化和宗教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再如,肖雨《五台山著名高僧章嘉若必多吉》(《五台山研究》,2003年第4期)评述了三世章嘉国师毕生弘法,著书立说,致力于佛教文化的传播,翻译了诸多汉、满、蒙、藏佛教经典。3、或以交流机构为主题、或以交流媒介为线索、或以地区方域为基点、或以汉藏交接地区文化的鲜明地方特征为切入点。联系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研究者以文化交流呈现的客观实在为立足点,结合政策和文化的统一性,引证历史事物存在的历史阶段,分析在文化交流现象中存在的客观要素以及繁荣发展的内在本质。例如,黄颢《略述北京地区的西藏文物》(《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苏晋仁《藏汉佛教学者团结合作的盛举——纪念佛经对勘七百周年》(《西藏研究》,1985年第4期),范亚平《唐蕃会盟碑——汉藏人民友好的历史丰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罗秉芬《唐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敦煌古藏文佛经变文研究》(《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豆格次仁《古代藏汉文化交流中心——敦煌》(《西藏研究·藏文版》,1994年第2期),邓小咏、王启龙《五台山——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五台山研究》,2001年第3期),贾学锋《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发展》(《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申新泰《从藏文佛经的翻译和集结看藏族对祖国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乾伦、杨青《天全:汉藏文化的接点》(《中国西部》,2006年第5期)都以汉藏文化交流为载体,直观地再现了汉藏文化交流的演进与发展历程,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找寻文化交流的遗迹。
(二)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主要体现在川边茶马贸易、双方朝贡和赏赐等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文化形式的交往。这些交往同时又影响到种植、医药、农业等科技方面的发展和交流。已有的研究论文与著作在阐释中主要包括以下不同的几个方面:
1、以时间为线索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交流的情况,对比认识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内容拓展的内涵。陈崇凯在《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史论纲》(《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5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实现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探究了双方展开交往的可能以及交往过程中对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认为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过程中社会基础的变化也在影响着双方交流的进程与成果。又如,逄振镐《略论唐代西藏和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王忠《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黄颢《唐代汉地医学对藏族医学的影响》(《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陈氵凡舟、刘俊才《明代川陕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1年第3期),白振声《唐初吐蕃社会经济和藏汉经济交流》(《中国民族》,1984年第4期),薛学仁《元代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等。萧国亮《明代藏汉茶马贸易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1990年第6期)从商业经济史的角度分析论述明代茶马贸易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中的积极作用。鲁子建《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讲述了民族羁縻政策和边茶贸易相结合政策所富有的强烈的政治色彩,加深了民族经济的依附性。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在开放的社会关系中展开的文化交流,具体分析双方经济之间的交往对于发展的有益补充以及推动经济的合理性因素。
2、以交流的具体内容为框架,从交流的内容、范围和方式中来探讨不同文化存在的个性特点,分析认识促使两种文化融合的客观历史因素。如,陈泛舟《略论历史上川西北地区的藏汉贸易》(《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从贸易的业务范围、参与贸易的阶层等分析唐、宋时期以来贸易的发展。又如,谢佐《青海东部藏汉关系史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贾大泉《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2期),吴明娣《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都分析了汉藏之间进行经济交流的主要方式,汉藏在经济交流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密切联系,同时分析了藏族文化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对于汉地文化的依赖,论述了在交流的过程中文化的移植和适应不是经济文化发展的附属品,而是文化自身价值的延展。
3、从研究交通史的角度来分析不同交往路线、不同交往层次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其中涉及到对客观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因素的描述与认识。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前后相沿约千余年的汉藏茶马贸易成为汉藏民族维持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在维护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上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学术界对茶马古道在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给予了较多笔墨。例如,陈小平《“唐蕃古道”的走向和路线》(《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陈柏萍《清朝前期青海蒙藏民族和中原的贸易关系》(《青海民族研究》,1988年第3辑),赵毅《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王冰《明朝初期汉藏茶马互市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格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朴文焕《清代茶马贸易衰落及其原因探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邓前程《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功能变异》(《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等。叙述汉藏经济交流不断拓宽的重要渠道,从中分析历史地理因素对于经济交流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汉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交流过程中存在的必然因素,从而部分地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三)在文学、艺术、史学、交流等方面的关注,具体涉及到语言、社会和文学中的文明,艺术中的相互借鉴,绘画对社会生活的写照,经典文献的翻译、口头文化传播中藏传佛教和儒家文化的彼此接纳,而这都影响到西藏地方的历史演进及其中央政府管理思路的变化。
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也牵涉这一内容,如:王川《试论近代西藏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1840—1960年)(《思想战线》,2006年第5期)论述了近代以来回、汉等民族先后迁居昌都地区的历史事实,及其这些非藏族移民在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纽带作用。谢蕾《藏汉通婚的文化整合及演变》(《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肯定了藏汉通婚藏汉民族之间的多重文化因素的整合及演变中的意义。在教育史的研究方面,对西夏时期西北地区教育的发展对汉藏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关注。如:卜然然《民族文化交流对西夏教育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陈改玲《甘南藏区的传统文化教育与藏汉文化交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论及以藏文化教育为主的甘南藏区汉文化教育对汉藏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
汉藏艺术交流研究特别是佛教艺术领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文化交流的新视角。或以重大历史时期的艺术交流为焦点,结合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和遗迹以断代史的叙述方式来认识艺术交流的原因过程和影响。如:熊文彬《元代藏汉艺术交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或在对艺术交流作品分析的基础上追溯作品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呈现出的汉藏融合的特质加以具体分析。如:熊文彬在《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谢继胜、高贺福《杭州飞来峰藏传石刻造像的风格渊源与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扎西次仁《藏汉美术比较之研究》(《美术观察》,1996年第11期),安旭《汉藏文化的交汇与繁荣》(《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3期),阿梅·海勒、张岩《九世纪汉藏和盟的丹玛札佛教造象》(《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2期),谢继胜《唐卡起源考》(《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熊文彬《汉式屋顶藏式墙——藏汉文化熔铸的历史丰碑:西藏夏鲁寺》(《历史》,1997年10月),李富《西藏境内汉藏文化交融的文物古迹》(《华夏文化》2000年第1期),杨嘉铭《五台山、北京、承德、内蒙、丽江等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西藏民俗》,2001年第1期),邵竹《汉藏美术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田联韬《藏族音乐文化与周边民族、周边国家之交流、影响》(《西藏艺术研究》,2002年第3期),罗央《吐蕃王朝时期汉、尼文化对藏族绘画艺术的影响》(《西藏艺术研究》,2003年第1期),李露露《唐代吐蕃的两面铜鼓》(《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陈立华《明代石刻艺术交流的结晶——北京五塔寺金刚座》(《中国西藏》,2003年第6期),吴葱、程静微《明初安多藏区藏传佛教汉式佛殿形制初探》(《甘肃科技》,2005年第11期),陈霓《拉卜楞寺佛教音乐对汉族音乐的保存与流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等。涉及绘画、音乐、建筑等领域,在不同艺术表现形式中糅合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涵的综合研究,形象地表达和印证了双方交流的内涵。
在语言文学领域,不仅包括汉藏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时在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更进一步体现文化交流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如:李双剑、曲尼《从藏汉谚语比较看藏汉民族的友好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何天慧《〈格萨尔王传〉中藏汉关系的艺术再现》(《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徐国琼《论〈格萨尔〉史诗中的藏汉友谊》(《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周延良《论汉藏神话的审美结构》(《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任新建《藏族文化构建中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2期),王小盾《汉藏语猴祖神话的谱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李琪美《从唐代的诗歌看唐蕃古道上的藏汉关系》(《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1年第1期),魏强《从文学看汉藏文化交流》(《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1期)等。从不同的文本和表现形式来认识汉藏文学中的交往存在与发展演化;在汉藏语系的研究方面,探析汉藏语的发生、发展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特点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教研组《从藏语中的汉语借词看汉藏两民族的亲密关系》(《民族研究》,1959年第7期),俞敏《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吴安其《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与汉藏语的渊源》(《民族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从不同的地域文明来叙述汉藏语的历史发端。吴安其《汉藏语历史比较的择词》(《民族语文》,1997年第3期)认为择词问题在汉藏语语族、语支、语言等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关系中有着重要意义。再如,邢公畹《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扎雅·洛桑普赤《藏汉标点符号流变及异同比较》(《西藏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则通过对藏汉标点符号的功能、性质、形态等多维思考和比较,分析和探讨了藏汉标点符号的流变和异同。从跨文化交际的高度,肯定了藏汉语标点符号共生融和的特点。新近周季文、谢后芳著《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是汉藏语比较研究方面的珍贵材料,为汉藏语言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同时,在体育文化、农业文明的发展、天文历算等科技文化的研究方面也逐步展开,体现了在物质文化的生产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借鉴和适应过程是文明主体性的表现。如,陈斌《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围棋与藏围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对围棋和藏围棋的产生、发展进行文化分析,认识汉藏民族在认识观上的一致性。体育文化交流中也体现了藏汉内在的融合进程,例如,李少一《汉藏友谊马球比赛及其他》(《江淮论坛》,1980年第5期),阿旺次仁《简述藏族天文历算中的汉藏文化交流》(《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陶柯《论藏族体育对汉族的影响》(《甘肃高师学报》,2002年第3期)等。孙林《汉藏史学的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则从史学交流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史学传统的源流和发展过程。
可以看出汉藏文化交流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相始终的,文化交融渗透在民族意识和表达的诸多方面。汉藏的文字、文学、艺术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均有相互借鉴的部分,特别是佛教的壁画题材融合了儒教、道教、佛教等不同文化的内容,形成了汉藏文化交流的综合艺术。同时,文学研究的成果中也体现出汉藏文化对于人性的理解和人类的自我审视存在着一致性的特点。
二、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初步展开
研究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著作、论文主要是结合历史人物的活动穿插分析论述,在分析的过程中主要关注研究对象在交流中的微观、具体性的活动,客观认识历史人物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作为。一些论著在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时也涉及到文化交流的某些方面。郭卫平《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在对于民国人物的活动进行了专门论述,并部分地涉及其活动的文化因素。如:《民国时期西藏驻京总堪布贡觉仲尼评述》。概括地说,以往对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为零散的个案研究的层面,表现在对某个历史人物的活动、某个机构、某些地区文化接触的具体描述与分析。其中对于文化本身蕴含的客观历史因素的探究则相对薄弱。例如,这类学术成果主要有:石世梁与克珠群佩《近代藏汉文化交流的使者——能海法师》(《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释惟贤《汉藏教理院与太虚大师》(《惟贤法师诗文集》,成都:东方文化艺术研究所,1995年),陈谦平《西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等。值得肯定的是,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发现和整理,对佛教协会和相关机构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新视点,并且由此向纵深方向延展。一定历史时期机构和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无疑对于历史发展轨迹的描述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民国时期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已经超越了政治关系的发展,通过对其进行研究,可以窥见一定社会阶层的组织、人物在文化的特殊性中是如何寻求共性的发展从而带动文化交流持续绵延展开的。
从现有成果看,学术界对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研究的论述在具体分析中更多的是集中于对政治文化因素的认识与探究,“在中国,政治在文化因素中是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惟我独尊的。”[2]把文化作为政治的附属品进行认识,或者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来探讨,或者作为某一时期政策方案的一部分来引入是研究文化内容时采取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藏民族文化自身的特性在现代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张力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显然,这些研究对文化交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律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对汉藏关系中政策的研究是基于民国时期汉藏关系发展的特点而决定的,主权问题、有效治理、多边关系问题是研究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历史因素,应该看到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包含着文化的传播、移植、遗失、对抗等客观历史现象,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不断解释和细化是民国时期汉藏文化研究方面应该引起重视的课题。关于这期间的著述主要有黄兴涛《论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新交融》(《中州学刊》,1998年第5期),赵云田《清末民国中央对蒙藏施政研究述评》(《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等。
民国时期内地佛教界开始兴起,蒙藏委员会制定了支持汉藏僧侣游学的规则,同时在经济上资助内地佛教研究机构,着力研究汉藏文化。特别是以沟通汉藏文化为宗旨的汉藏教理院的建立更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汉藏文化及其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汉藏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以宗教为媒介的发展态势。例如,梅静轩《民国早期显密佛教冲突的探讨》(《中华佛学研究》,1999年第3期)一文指出内地对于汉藏关系发展的认识、政府管理西藏的政策模式及世俗化宗教在民众中的信仰需求等方面是促使双方对话得以进行的因素,同时,显密佛教在不同意识领域内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与冲突。梅静轩在《民国以来的汉藏佛教关系(1912—1949年) ——以汉藏教理院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指出,“本文探讨的对象是以太虚(1889—1947年)为首的学派,尝试分析他们对于汉藏佛教交涉的态度,而位于四川重庆的汉藏教理院则可以说是探触西藏佛教的一个关键点,因此本文便环绕着探讨与该院有关的人、事问题。”[3]而且,梅文提及汉藏佛教关系发展进程中政策的主导性和宗教的民众性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平衡的因素。石世梁、克珠群佩《近代藏汉文化交流的使者——能海法师》(《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杨嘉铭《民初游学西藏的汉僧及其贡献》(张骏逸主编《欧阳无畏教授逝世八周末纪念论文集》,2001年)。而邢肃芝《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三联书店,2003年)一书是汉人喇嘛13年的求法经历书写了汉藏文化交流的真实历程。例文均通过对汉僧的研究来分析宗教文化交流与政治关系发展的推进作用。目前,对于民国时期历史认识的过程逐步从以研究内地为主体向研究边疆地域扩展,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民族的意识形态、民族的内部管理模式、习惯法和民族的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逐步展开。虽然尚未有更深层次的掘进,但为从整体上认识研究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切入点。诸如陈氵凡舟《民国时期甘、青、川三省边境的藏汉贸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0年第6期),李少兵《民国时期佛教界东西文化观研究》(《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周泓《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制度》(《民族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吴平《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与发展》(《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孙懿《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王川、刘波《民间文化、旅藏汉裔与民族团结——以拉萨郊外土地庙的两块民国匾文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等文都进行了此方面的尝试和探研。民国时期对汉藏文化交流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虽然相对较少,但是可利用的史料则比较丰富,为进行下一步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历史视野的扩大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展开,这种研究完全可以借鉴民国史其他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与方法,特别是一些有关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帮助我们认识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文化交流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点。因此,当今研究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已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和新的研究视角。
三、整体认识研究角度和论述手法
从当今国内研究成果来分析,汉藏文化交流研究主要是以客观历史事实为依据,采取多维研究方式进行专题研究,分别认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交流的延承性,力求从现象中归纳出文化交流体现的内涵。同时,注意从一段史料、一场战争、一部作品、一个人物的活动、甚至一次对话中寻求客观历史因素的轨迹。每一个具有能动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都是历史的选择和文化发展过程的体现。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在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论述史实时作者一般以第三者的身份切入研究领域,在对于文献的研究和评价中作者注重解析藏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探讨彼此之间的融合对政治、文化、社会演进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4]因此,在学者选择和分析文献中对于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内容是依据主流的意识进行判断的,对于文化交流历史发展的范围和交往深度的研究是宽泛的、开放的,而最终却给予一维的历史判断,这种直线式的结论本身和文化交流的过程并不相和谐。因为在这一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促使彼此特征的消解,在他者文化主体空间中被撷取、不断潜化的适应中彰显了文化的包容和张力。从文化发展轨迹自身来分析的著述不多,研究者在史料整合中所采取的方法以及所持有的先验模式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或者在有意无意中抛却可能存在的不合乎既有推理的个体因素。
在分析的过程中,或强调处于不同意识形态领域之下的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对话和交流的社会性因素。其中,杨嘉铭《民初游学西藏的汉僧及其贡献》一文分析汉僧游学西藏的客观历史条件,涉及学密风潮和中央政府在政策上、资金上的支持等复合因素形成的历史片断。“民族性的宗教是向一个民族的根源回归,”[5]藏民族具有鲜明的宗教文化特点,宗教在文化交往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汉文化的接触中,宗教界人士都处于主导地位。研究者在充分肯定高僧作为的同时,归纳认识高僧作为特殊社会阶层的历史功用,并且追踪不同历史时期教派势力的消长对于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制约和影响。如,于凌波在《民国高僧传》中以白描的手法记述了高僧的作为及其推进汉藏佛教发展的历程,并以笔记体的方式描绘了高僧活动的历史背景。另外,诸多高僧推动文化交流是基于对文化理解基础之上所采取的把佛教教义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社会实践行为,他们的行为具有对社会和人类加以关注的群体化特征,这一理解和关注在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因为文化交流发展的过程是不同文化之间共同提升和涵育的结合。因此,对于文化本身、交流的主体、文化的底蕴尚有一定的研究空间。
在研究和表述的过程中,学者强调构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因素,对于存在于历史中的偶然性因素和影响细微的某些历史片断缺乏专门的论述和解释,因而,试图在解答问题的同时留下了更多的思维空间。研究者在选择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从分析问题入手,在归纳中将历史的点滴吸收、融会,这也体现了在文化发展、交流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促进、提升的特点。这种大历史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应该予以更为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也有其生长的土壤,反映着其特定的民族精神,”[6]分时期认识传统文化层面时,从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交流的活动来认识文化背景以及民族文化具有的特征,并提供了较为直观的认识角度。研究者这种点与面结合的方式符合文化的凝聚原则,与社会价值模式的演进和完善相系结。文化交流史研究并不是历史碎片的简单组合,而是链条的啮合和交结,是对于以往历史轨迹的认识与沉淀。
四、结语
当今藏学界、史学界、哲学界、语言学界逐步拓展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在研究层面上涉及广泛,在研究过程中借助其他相关学科的既有成果,理出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主线。在宗教界,学者以佛教界之间的交流为媒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哲学思考相互借鉴;语言学界在对汉藏语系的研究中,从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发展来印证历史判断;史学界、藏学界在关注政治交往的同时利用对文献占有的有利因素以归纳认识的姿态切入文化交流史。
汉藏文化交流史的论著和文章主要以汉文、藏文史料为研究对象,研究的范围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分析具体交流实例,寻找新的对接点,同时密切结合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理论。在研究的方法上,主要对文化交流的具体活动进行分析,延伸到和文化相继的诸多因素和历史影响,归纳文化交流的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从现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推证,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是两种文化不断吸收、融合的过程,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在艺术领域和文学作品中更为直观地予以体现。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特点来分析,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总结,首先,对藏民族文化自身发展与特色地域的适应研究在学术界尚存有空白之处,这种适应所赋予文化自身的纠补和张力影响着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其次,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之间的碰撞在对于宗教等的影响方面尚需进一步探讨,这种碰撞是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一种方式,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最后,尚未涉猎文化交流对于民众心理的影响,特别是具有变革意义的历史事件及其一种新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施行过程中,民族意识和心理的变化体现了不同文化底蕴的民众对于他者文化的抵牾和适应。随着对更多文献资料的解读,研究的手段、方法和理论的更新与推进,对汉藏文化交流的理解和认识必将取得崭新、深入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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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梅静轩.民国以来的汉藏佛教关系(1912—1949年) ——以汉藏教理院为中心的探讨[J].中华佛学研究,1998,(2):251。
[4]罗纲、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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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曹卫东、张广海.文化与文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
近年来,在汉藏文化渊源关系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已经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把文化交流的研究扩及到自然科学领域。如:格勒《略论藏族古代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中国藏学》2002年第4期)一文依据历史文献,运用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进行综合论证,从中华民族文化源流的宏观角度论述藏族作为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历史渊源关系。文章论及自新石器时代起,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三大民族系统。这三大古老民族文化区域系统的更高发展层次便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系统。该文不仅证明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多源化和多元一体的历史渊源,而且系统分析了藏族及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了中华民族系统文化成分。从其研究的维度来分析,目前学术界对于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关注视角新颖、涉及维度宽泛,研究的历史时期追溯到远古文明时代。自唐以来汉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相关文献资料中的有关记载、建筑、宗教文学艺术作品、文物和遗迹等作为历史的见证书写了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绵延流长。因此,唐以来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成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一、研究唐、元、明、清时期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维度和视角
当今国内藏学界、史学界研究汉藏文化交流的论文、著作主要集中于对唐、元、明、清时期双方交流状况的分析与阐释,学者对于其中不同历史时段汉藏关系发展的特点和逐步演进的历程都进行了侧重点不同的研究,同时又不乏从长远历史观的角度用联系的眼光来综合认识汉藏文化交流发展的论著和成果。在这些学术成果中,首先是依历史的演进概括论述汉藏文化交流,针对某一历史时期进行综合阐述,强调交流的绵延不断及其对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任乃强《汉藏民族文化交流之历史印痕》(《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6月)一文通过对藏汉文史料的分析较系统地阐释历史上藏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合作和友好往来是藏汉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的历史命题。而包寿南《汉藏关系史的重要一页——唐蕃使臣往还述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一文则通过分析汉藏交流中唐蕃使臣往还所采用的交往方式和特点,总结在人物活动中形成和固定下来的文化交流模式。又如,苏晋仁《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黄颢《唐代汉藏文化交流》(《藏学研究文集》第3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8月),李延恺《从文化交流看藏汉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常霞青《论唐帝国与吐蕃的文化交流》(《史林》,1988年第4期),李文实《藏族源流与汉藏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任树民《吐蕃占领区的民俗政策与文化交流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周润年《历史上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综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文章在研究中均书写了汉藏文化交流留下的历史印记。
唐、元、明、清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研究主要体现在宗教文化、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在交流和演进的过程中双方彼此借鉴,丰富和完善了自身文化的内涵。从汉藏文化交流的特点来概括,大多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宗教文化交流方面,侧重研究论述藏传佛教传播的方式、内容、范围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大致有如下三种模式:
1、以朝代更替为时间经线,从宏观角度来审视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的社会作用。宗教作为不同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不同文化的抗争与融合过程中可以逐步减缩彼此之间的距离,“宗教的接触实质上表现为文化的交流”[1],从宗教个性中可以体现文化的统一性。宗教和政治之间的适应对于宗教交流意识的演进起着推动作用,学者们重点探讨了相异的政治文化与统治政策对宗教的容纳和接受,认为文化深层次核心之间的交流是文化在传统规则基础上的不断拓宽和丰富的过程。例如,杜继文、魏道儒主编的《佛教史》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8章《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重点探讨藏传佛教在蒙古、西夏、青海、甘肃等地的传播情况,发现僧侣阶层内部往来频繁,他们业已参与政务的管理,并同中央政府所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并行,同时认为自元朝以来中央政府采取扶植藏传佛教的政策与其对外传播相适应,得出了宗教的政治文化因素可以推进双方文化之间展开更深层次交往的结论。又如,唐景福、温华《西藏佛教与汉地佛教关系浅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黄正旭《喇嘛教对元代政治的影响》(台北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1984年),袁晓文、郎伟《汉地佛教在吐蕃传播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3年第3期),李文萍《从佛教在西藏的发展看西藏同祖国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1993年第2期),陈崇凯、刘凯《元明藏传佛教内传后对中原文化的贡献》(《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桑周扎喜《谈谈汉藏佛教的沟通》(《法音》,1998年第7期),尕藏加《佛教最初传入吐蕃之探讨》(《中华佛学学报》,1999年第12期)等文贯穿唐和吐蕃文化交流历史演进的历程,阐述了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事实。陈楠《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中国文化》,2001年第1期),陶柯《论藏传佛教对汉族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李清凌《藏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藏学》,2001年第3期),蒲文成《藏族信仰文化的历史变迁与藏区社会进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孙悟湖《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述略》(《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主要探讨汉藏佛经的对勘、雕刻和绘画艺术等方面的交流情况。王健、张肖敏《藏蒙汉宗教文化的相互交流及影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阎天灵、钟福国《略论封建王朝治边政策对宗教传播过程的影响——以藏传佛教在肃南地区的传播为例》(《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强调和着力探讨藏传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对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新近的有关学术研究开始关注西北地区在汉藏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并对后弘期以后佛教的发展和传入对汉藏文化各层面的影响加以了关注。如:李翎《西北地区藏传佛教遗迹调查》(《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从一些现有的历史遗迹和文献资料入手,分析西北地区在双方交流中的联结作用。孙昌盛《试论在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及其地位、作用》(《西藏研究》,2006年第1期),王军涛《元、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汉传佛教“藏化”现象浅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分析了元、明、清时期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河西走廊,在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下部分汉传佛教寺院改宗为藏传佛教寺院这一汉藏文化的合流“藏化”现象。
2、以人物为线索,从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微观活动等不同的视角来分析。采取定位分析的方法,以交流中的人物和事件为切入点,透视和关注文化交流进程中主体人物的活动以及产生的影响,从而探究典型历史事件的诱因,认识文化交流的各个层面。如:陈庆英《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叙述章嘉若必多吉作为国师喇嘛、兴建佛寺的顾问、翻译佛经的组织者、处理蒙藏事务的参谋和助手等角色的历史作为,肯定历史上的精英人物在汉藏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政策层面上的重要意义。研究者在对主体人物的分析上,不仅采取人物传记的描述方法,而且将之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政策的符号来加以阐述。又如,子元《文成公主与汉藏友谊》(《民族研究》,1960年第3期),吴均《藏语系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芈一之《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思想战线》,1980年第2期),张云侠《汉藏文化交流的使者——文成、金城公主》(《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马大正《公元650—820年唐蕃关系述论》(《民族研究》,1989年第6期),石世梁《近代弘扬格鲁派的两位汉族大德及其译、著简介》(《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都论及了汉藏文化交流中重要主体人物的历史印记与影响,论述了人物活动与文化因素相交织的历史,认为文化交流是历史综合因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郭卫平《唐蕃关系中的又一盛事——浅谈金城公主入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谈及在唐蕃和亲中的历史延续——在吐蕃历史中极具影响的汉地人物金城公主入藏的活动,叙说汉地科技和宗教文化向吐蕃的传入,以及对藏族文化和宗教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再如,肖雨《五台山著名高僧章嘉若必多吉》(《五台山研究》,2003年第4期)评述了三世章嘉国师毕生弘法,著书立说,致力于佛教文化的传播,翻译了诸多汉、满、蒙、藏佛教经典。3、或以交流机构为主题、或以交流媒介为线索、或以地区方域为基点、或以汉藏交接地区文化的鲜明地方特征为切入点。联系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研究者以文化交流呈现的客观实在为立足点,结合政策和文化的统一性,引证历史事物存在的历史阶段,分析在文化交流现象中存在的客观要素以及繁荣发展的内在本质。例如,黄颢《略述北京地区的西藏文物》(《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苏晋仁《藏汉佛教学者团结合作的盛举——纪念佛经对勘七百周年》(《西藏研究》,1985年第4期),范亚平《唐蕃会盟碑——汉藏人民友好的历史丰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罗秉芬《唐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敦煌古藏文佛经变文研究》(《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豆格次仁《古代藏汉文化交流中心——敦煌》(《西藏研究·藏文版》,1994年第2期),邓小咏、王启龙《五台山——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五台山研究》,2001年第3期),贾学锋《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发展》(《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申新泰《从藏文佛经的翻译和集结看藏族对祖国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乾伦、杨青《天全:汉藏文化的接点》(《中国西部》,2006年第5期)都以汉藏文化交流为载体,直观地再现了汉藏文化交流的演进与发展历程,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找寻文化交流的遗迹。
(二)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主要体现在川边茶马贸易、双方朝贡和赏赐等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文化形式的交往。这些交往同时又影响到种植、医药、农业等科技方面的发展和交流。已有的研究论文与著作在阐释中主要包括以下不同的几个方面:
1、以时间为线索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交流的情况,对比认识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内容拓展的内涵。陈崇凯在《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史论纲》(《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5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实现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探究了双方展开交往的可能以及交往过程中对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认为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过程中社会基础的变化也在影响着双方交流的进程与成果。又如,逄振镐《略论唐代西藏和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王忠《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黄颢《唐代汉地医学对藏族医学的影响》(《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陈氵凡舟、刘俊才《明代川陕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1年第3期),白振声《唐初吐蕃社会经济和藏汉经济交流》(《中国民族》,1984年第4期),薛学仁《元代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等。萧国亮《明代藏汉茶马贸易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1990年第6期)从商业经济史的角度分析论述明代茶马贸易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中的积极作用。鲁子建《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讲述了民族羁縻政策和边茶贸易相结合政策所富有的强烈的政治色彩,加深了民族经济的依附性。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在开放的社会关系中展开的文化交流,具体分析双方经济之间的交往对于发展的有益补充以及推动经济的合理性因素。
2、以交流的具体内容为框架,从交流的内容、范围和方式中来探讨不同文化存在的个性特点,分析认识促使两种文化融合的客观历史因素。如,陈泛舟《略论历史上川西北地区的藏汉贸易》(《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从贸易的业务范围、参与贸易的阶层等分析唐、宋时期以来贸易的发展。又如,谢佐《青海东部藏汉关系史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贾大泉《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2期),吴明娣《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都分析了汉藏之间进行经济交流的主要方式,汉藏在经济交流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密切联系,同时分析了藏族文化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对于汉地文化的依赖,论述了在交流的过程中文化的移植和适应不是经济文化发展的附属品,而是文化自身价值的延展。
3、从研究交通史的角度来分析不同交往路线、不同交往层次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其中涉及到对客观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因素的描述与认识。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前后相沿约千余年的汉藏茶马贸易成为汉藏民族维持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在维护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上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学术界对茶马古道在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给予了较多笔墨。例如,陈小平《“唐蕃古道”的走向和路线》(《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陈柏萍《清朝前期青海蒙藏民族和中原的贸易关系》(《青海民族研究》,1988年第3辑),赵毅《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王冰《明朝初期汉藏茶马互市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格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朴文焕《清代茶马贸易衰落及其原因探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邓前程《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功能变异》(《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等。叙述汉藏经济交流不断拓宽的重要渠道,从中分析历史地理因素对于经济交流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汉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交流过程中存在的必然因素,从而部分地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三)在文学、艺术、史学、交流等方面的关注,具体涉及到语言、社会和文学中的文明,艺术中的相互借鉴,绘画对社会生活的写照,经典文献的翻译、口头文化传播中藏传佛教和儒家文化的彼此接纳,而这都影响到西藏地方的历史演进及其中央政府管理思路的变化。
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也牵涉这一内容,如:王川《试论近代西藏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1840—1960年)(《思想战线》,2006年第5期)论述了近代以来回、汉等民族先后迁居昌都地区的历史事实,及其这些非藏族移民在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纽带作用。谢蕾《藏汉通婚的文化整合及演变》(《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肯定了藏汉通婚藏汉民族之间的多重文化因素的整合及演变中的意义。在教育史的研究方面,对西夏时期西北地区教育的发展对汉藏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关注。如:卜然然《民族文化交流对西夏教育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陈改玲《甘南藏区的传统文化教育与藏汉文化交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论及以藏文化教育为主的甘南藏区汉文化教育对汉藏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
汉藏艺术交流研究特别是佛教艺术领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文化交流的新视角。或以重大历史时期的艺术交流为焦点,结合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和遗迹以断代史的叙述方式来认识艺术交流的原因过程和影响。如:熊文彬《元代藏汉艺术交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或在对艺术交流作品分析的基础上追溯作品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呈现出的汉藏融合的特质加以具体分析。如:熊文彬在《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谢继胜、高贺福《杭州飞来峰藏传石刻造像的风格渊源与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扎西次仁《藏汉美术比较之研究》(《美术观察》,1996年第11期),安旭《汉藏文化的交汇与繁荣》(《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3期),阿梅·海勒、张岩《九世纪汉藏和盟的丹玛札佛教造象》(《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2期),谢继胜《唐卡起源考》(《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熊文彬《汉式屋顶藏式墙——藏汉文化熔铸的历史丰碑:西藏夏鲁寺》(《历史》,1997年10月),李富《西藏境内汉藏文化交融的文物古迹》(《华夏文化》2000年第1期),杨嘉铭《五台山、北京、承德、内蒙、丽江等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西藏民俗》,2001年第1期),邵竹《汉藏美术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田联韬《藏族音乐文化与周边民族、周边国家之交流、影响》(《西藏艺术研究》,2002年第3期),罗央《吐蕃王朝时期汉、尼文化对藏族绘画艺术的影响》(《西藏艺术研究》,2003年第1期),李露露《唐代吐蕃的两面铜鼓》(《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陈立华《明代石刻艺术交流的结晶——北京五塔寺金刚座》(《中国西藏》,2003年第6期),吴葱、程静微《明初安多藏区藏传佛教汉式佛殿形制初探》(《甘肃科技》,2005年第11期),陈霓《拉卜楞寺佛教音乐对汉族音乐的保存与流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等。涉及绘画、音乐、建筑等领域,在不同艺术表现形式中糅合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涵的综合研究,形象地表达和印证了双方交流的内涵。
在语言文学领域,不仅包括汉藏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时在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更进一步体现文化交流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如:李双剑、曲尼《从藏汉谚语比较看藏汉民族的友好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何天慧《〈格萨尔王传〉中藏汉关系的艺术再现》(《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徐国琼《论〈格萨尔〉史诗中的藏汉友谊》(《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周延良《论汉藏神话的审美结构》(《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任新建《藏族文化构建中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2期),王小盾《汉藏语猴祖神话的谱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李琪美《从唐代的诗歌看唐蕃古道上的藏汉关系》(《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1年第1期),魏强《从文学看汉藏文化交流》(《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1期)等。从不同的文本和表现形式来认识汉藏文学中的交往存在与发展演化;在汉藏语系的研究方面,探析汉藏语的发生、发展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特点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教研组《从藏语中的汉语借词看汉藏两民族的亲密关系》(《民族研究》,1959年第7期),俞敏《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吴安其《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与汉藏语的渊源》(《民族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从不同的地域文明来叙述汉藏语的历史发端。吴安其《汉藏语历史比较的择词》(《民族语文》,1997年第3期)认为择词问题在汉藏语语族、语支、语言等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关系中有着重要意义。再如,邢公畹《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扎雅·洛桑普赤《藏汉标点符号流变及异同比较》(《西藏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则通过对藏汉标点符号的功能、性质、形态等多维思考和比较,分析和探讨了藏汉标点符号的流变和异同。从跨文化交际的高度,肯定了藏汉语标点符号共生融和的特点。新近周季文、谢后芳著《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是汉藏语比较研究方面的珍贵材料,为汉藏语言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同时,在体育文化、农业文明的发展、天文历算等科技文化的研究方面也逐步展开,体现了在物质文化的生产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借鉴和适应过程是文明主体性的表现。如,陈斌《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围棋与藏围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对围棋和藏围棋的产生、发展进行文化分析,认识汉藏民族在认识观上的一致性。体育文化交流中也体现了藏汉内在的融合进程,例如,李少一《汉藏友谊马球比赛及其他》(《江淮论坛》,1980年第5期),阿旺次仁《简述藏族天文历算中的汉藏文化交流》(《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陶柯《论藏族体育对汉族的影响》(《甘肃高师学报》,2002年第3期)等。孙林《汉藏史学的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则从史学交流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史学传统的源流和发展过程。
可以看出汉藏文化交流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相始终的,文化交融渗透在民族意识和表达的诸多方面。汉藏的文字、文学、艺术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均有相互借鉴的部分,特别是佛教的壁画题材融合了儒教、道教、佛教等不同文化的内容,形成了汉藏文化交流的综合艺术。同时,文学研究的成果中也体现出汉藏文化对于人性的理解和人类的自我审视存在着一致性的特点。
二、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初步展开
研究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著作、论文主要是结合历史人物的活动穿插分析论述,在分析的过程中主要关注研究对象在交流中的微观、具体性的活动,客观认识历史人物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作为。一些论著在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时也涉及到文化交流的某些方面。郭卫平《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在对于民国人物的活动进行了专门论述,并部分地涉及其活动的文化因素。如:《民国时期西藏驻京总堪布贡觉仲尼评述》。概括地说,以往对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为零散的个案研究的层面,表现在对某个历史人物的活动、某个机构、某些地区文化接触的具体描述与分析。其中对于文化本身蕴含的客观历史因素的探究则相对薄弱。例如,这类学术成果主要有:石世梁与克珠群佩《近代藏汉文化交流的使者——能海法师》(《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释惟贤《汉藏教理院与太虚大师》(《惟贤法师诗文集》,成都:东方文化艺术研究所,1995年),陈谦平《西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等。值得肯定的是,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发现和整理,对佛教协会和相关机构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新视点,并且由此向纵深方向延展。一定历史时期机构和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无疑对于历史发展轨迹的描述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民国时期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已经超越了政治关系的发展,通过对其进行研究,可以窥见一定社会阶层的组织、人物在文化的特殊性中是如何寻求共性的发展从而带动文化交流持续绵延展开的。
从现有成果看,学术界对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研究的论述在具体分析中更多的是集中于对政治文化因素的认识与探究,“在中国,政治在文化因素中是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惟我独尊的。”[2]把文化作为政治的附属品进行认识,或者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来探讨,或者作为某一时期政策方案的一部分来引入是研究文化内容时采取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藏民族文化自身的特性在现代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张力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显然,这些研究对文化交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律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对汉藏关系中政策的研究是基于民国时期汉藏关系发展的特点而决定的,主权问题、有效治理、多边关系问题是研究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历史因素,应该看到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包含着文化的传播、移植、遗失、对抗等客观历史现象,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不断解释和细化是民国时期汉藏文化研究方面应该引起重视的课题。关于这期间的著述主要有黄兴涛《论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新交融》(《中州学刊》,1998年第5期),赵云田《清末民国中央对蒙藏施政研究述评》(《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等。
民国时期内地佛教界开始兴起,蒙藏委员会制定了支持汉藏僧侣游学的规则,同时在经济上资助内地佛教研究机构,着力研究汉藏文化。特别是以沟通汉藏文化为宗旨的汉藏教理院的建立更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汉藏文化及其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汉藏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以宗教为媒介的发展态势。例如,梅静轩《民国早期显密佛教冲突的探讨》(《中华佛学研究》,1999年第3期)一文指出内地对于汉藏关系发展的认识、政府管理西藏的政策模式及世俗化宗教在民众中的信仰需求等方面是促使双方对话得以进行的因素,同时,显密佛教在不同意识领域内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与冲突。梅静轩在《民国以来的汉藏佛教关系(1912—1949年) ——以汉藏教理院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指出,“本文探讨的对象是以太虚(1889—1947年)为首的学派,尝试分析他们对于汉藏佛教交涉的态度,而位于四川重庆的汉藏教理院则可以说是探触西藏佛教的一个关键点,因此本文便环绕着探讨与该院有关的人、事问题。”[3]而且,梅文提及汉藏佛教关系发展进程中政策的主导性和宗教的民众性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平衡的因素。石世梁、克珠群佩《近代藏汉文化交流的使者——能海法师》(《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杨嘉铭《民初游学西藏的汉僧及其贡献》(张骏逸主编《欧阳无畏教授逝世八周末纪念论文集》,2001年)。而邢肃芝《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三联书店,2003年)一书是汉人喇嘛13年的求法经历书写了汉藏文化交流的真实历程。例文均通过对汉僧的研究来分析宗教文化交流与政治关系发展的推进作用。目前,对于民国时期历史认识的过程逐步从以研究内地为主体向研究边疆地域扩展,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民族的意识形态、民族的内部管理模式、习惯法和民族的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逐步展开。虽然尚未有更深层次的掘进,但为从整体上认识研究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切入点。诸如陈氵凡舟《民国时期甘、青、川三省边境的藏汉贸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0年第6期),李少兵《民国时期佛教界东西文化观研究》(《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周泓《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制度》(《民族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吴平《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与发展》(《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孙懿《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王川、刘波《民间文化、旅藏汉裔与民族团结——以拉萨郊外土地庙的两块民国匾文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等文都进行了此方面的尝试和探研。民国时期对汉藏文化交流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虽然相对较少,但是可利用的史料则比较丰富,为进行下一步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历史视野的扩大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展开,这种研究完全可以借鉴民国史其他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与方法,特别是一些有关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帮助我们认识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文化交流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点。因此,当今研究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已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和新的研究视角。
三、整体认识研究角度和论述手法
从当今国内研究成果来分析,汉藏文化交流研究主要是以客观历史事实为依据,采取多维研究方式进行专题研究,分别认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交流的延承性,力求从现象中归纳出文化交流体现的内涵。同时,注意从一段史料、一场战争、一部作品、一个人物的活动、甚至一次对话中寻求客观历史因素的轨迹。每一个具有能动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都是历史的选择和文化发展过程的体现。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在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论述史实时作者一般以第三者的身份切入研究领域,在对于文献的研究和评价中作者注重解析藏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探讨彼此之间的融合对政治、文化、社会演进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4]因此,在学者选择和分析文献中对于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内容是依据主流的意识进行判断的,对于文化交流历史发展的范围和交往深度的研究是宽泛的、开放的,而最终却给予一维的历史判断,这种直线式的结论本身和文化交流的过程并不相和谐。因为在这一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促使彼此特征的消解,在他者文化主体空间中被撷取、不断潜化的适应中彰显了文化的包容和张力。从文化发展轨迹自身来分析的著述不多,研究者在史料整合中所采取的方法以及所持有的先验模式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或者在有意无意中抛却可能存在的不合乎既有推理的个体因素。
在分析的过程中,或强调处于不同意识形态领域之下的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对话和交流的社会性因素。其中,杨嘉铭《民初游学西藏的汉僧及其贡献》一文分析汉僧游学西藏的客观历史条件,涉及学密风潮和中央政府在政策上、资金上的支持等复合因素形成的历史片断。“民族性的宗教是向一个民族的根源回归,”[5]藏民族具有鲜明的宗教文化特点,宗教在文化交往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汉文化的接触中,宗教界人士都处于主导地位。研究者在充分肯定高僧作为的同时,归纳认识高僧作为特殊社会阶层的历史功用,并且追踪不同历史时期教派势力的消长对于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制约和影响。如,于凌波在《民国高僧传》中以白描的手法记述了高僧的作为及其推进汉藏佛教发展的历程,并以笔记体的方式描绘了高僧活动的历史背景。另外,诸多高僧推动文化交流是基于对文化理解基础之上所采取的把佛教教义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社会实践行为,他们的行为具有对社会和人类加以关注的群体化特征,这一理解和关注在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因为文化交流发展的过程是不同文化之间共同提升和涵育的结合。因此,对于文化本身、交流的主体、文化的底蕴尚有一定的研究空间。
在研究和表述的过程中,学者强调构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因素,对于存在于历史中的偶然性因素和影响细微的某些历史片断缺乏专门的论述和解释,因而,试图在解答问题的同时留下了更多的思维空间。研究者在选择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从分析问题入手,在归纳中将历史的点滴吸收、融会,这也体现了在文化发展、交流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促进、提升的特点。这种大历史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应该予以更为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也有其生长的土壤,反映着其特定的民族精神,”[6]分时期认识传统文化层面时,从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交流的活动来认识文化背景以及民族文化具有的特征,并提供了较为直观的认识角度。研究者这种点与面结合的方式符合文化的凝聚原则,与社会价值模式的演进和完善相系结。文化交流史研究并不是历史碎片的简单组合,而是链条的啮合和交结,是对于以往历史轨迹的认识与沉淀。
四、结语
当今藏学界、史学界、哲学界、语言学界逐步拓展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在研究层面上涉及广泛,在研究过程中借助其他相关学科的既有成果,理出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主线。在宗教界,学者以佛教界之间的交流为媒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哲学思考相互借鉴;语言学界在对汉藏语系的研究中,从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发展来印证历史判断;史学界、藏学界在关注政治交往的同时利用对文献占有的有利因素以归纳认识的姿态切入文化交流史。
汉藏文化交流史的论著和文章主要以汉文、藏文史料为研究对象,研究的范围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分析具体交流实例,寻找新的对接点,同时密切结合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理论。在研究的方法上,主要对文化交流的具体活动进行分析,延伸到和文化相继的诸多因素和历史影响,归纳文化交流的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从现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推证,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是两种文化不断吸收、融合的过程,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在艺术领域和文学作品中更为直观地予以体现。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特点来分析,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总结,首先,对藏民族文化自身发展与特色地域的适应研究在学术界尚存有空白之处,这种适应所赋予文化自身的纠补和张力影响着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其次,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之间的碰撞在对于宗教等的影响方面尚需进一步探讨,这种碰撞是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一种方式,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最后,尚未涉猎文化交流对于民众心理的影响,特别是具有变革意义的历史事件及其一种新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施行过程中,民族意识和心理的变化体现了不同文化底蕴的民众对于他者文化的抵牾和适应。随着对更多文献资料的解读,研究的手段、方法和理论的更新与推进,对汉藏文化交流的理解和认识必将取得崭新、深入的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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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9。
[3]梅静轩.民国以来的汉藏佛教关系(1912—1949年) ——以汉藏教理院为中心的探讨[J].中华佛学研究,1998,(2):251。
[4]罗纲、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35。
[5](日本)池田大作、(英国)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Z]，梁鸿飞、王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134。
[6]曹卫东、张广海.文化与文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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