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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时远:代价与转机:印尼华人问题辩析

世界民族 4 (1998): 1-13
以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排华暴乱为背景, 就印尼华人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进行了论述,对印尼独立建国以来,特别是苏哈托统治时期对华人实行的强迫同化政策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社会效果,揭示了印尼华人作为印尼统治阶级转嫁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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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5月间,印度尼西亚在持续一年的金融风暴冲击下,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延续三十多年专制统治的苏哈托政权,在印尼人民恢复经济、变革政治的强烈要求下被迫易手。然而,在印尼政局的这一重大变换过程中,历来被排斥于印尼政治之外的印尼华人却成为政局动荡的牺牲品,遭受了空前的迫害。当印尼华人的遭遇被逐步披露之后,这种"种族清洗"式的排华暴行激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全球的华人为之愤怒,印尼华人问题一时间成为1998年世界民族问题的热点之一。印尼华人的悲惨境遇在世界上引起的关注与反响,使印尼华人问题继1965年大规模排华以来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特别关切的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印尼社会政治形势趋向于民主化的发展,由来已久的华人问题在印尼社会正逐步得以揭示、思考和反省,印尼华人自身也在惨痛的代价中进行反思和开展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印尼华人虽然在雅加达5月骚乱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也面临着改变命运的转机。

一、殖民统治:印尼华人问题的历史根源

中国与印尼交往的历史久远,中国人旅居印尼的历史可追溯到汉朝时期。后来有人或经商,或避乱,陆续流向南洋。及至元朝对外扩张,其势力亦曾鞭及爪哇。史称"世祖抚有四夷,其出师海外诸蕃者,惟爪哇之役为大。"(注:《元史》,卷210,《外夷传》(点校本), 中华书局,1976年,第4664页。)元朝势力出兵爪哇,目的在于"令臣属纳贡,立衙门,振纲纪,设铺兵以递文书"等。(注: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9页。)至撤军之时, 亦有伤残兵丁居留该地。明代郑和下西洋,途径爪哇。他推崇伊斯兰教,鼓励当地华人建立清真寺等。古代旅居印尼的中国人数量不多,且大都逐步融合于当地民族。明清之际,华人流向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各国)的规模渐大,侨居印尼的华人也不断增多。华人旅居海外无非是打工、经商以求生计。他们以中国人的勤劳精神和诚信品质在异国他乡艰苦创业,并获得相当大的成就。而且海外华人在侨居国历来奉公守法,与当地居民和睦共处。华人的经商才能也得到印尼当地一些统治者的承认,他们甚至将征收市场税之类的事务委托或承包给华人。因此在印尼沦为西方殖民地前并不存在华人问题。

17世纪荷兰殖民主义势力入侵印尼之后,荷兰殖民者感到印尼华侨在商业、贸易等方面建立的基础对其统治权威和经济利益构成威胁,但又想利用华侨已经建立的商业网络和贸易渠道,因而对华侨采取"恩威并重"的统治方式,一方面利用华侨善于经营的特点达到殖民掠夺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残酷的镇压迫使华侨屈从于殖民统治势力的经济垄断权威。1740年在雅加达发生的"红溪惨案",即是荷兰殖民主义势力对华侨进行烧杀抢掠的历史记录。同时,荷兰殖民主义统治势力在对印尼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对印尼人与华侨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实行人分三等。并且欧洲人(主要是荷兰人)为一等,外来东方人(主要是华人,还有印度人等)为二等,印尼土著居民为三等。并且使华人与当地人分开居住,将荷兰统治后出生的华人定为荷兰籍。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仅造成了印尼社会严重的等级差别,而且使华侨与印尼土著居民之间形成了种族的、经济的和社会生活的隔阂。从宗教方面来说,历史上侨居印尼的华人就包括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穆斯林,他们在居留地建立了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一些后来的华人移民也多改信了伊斯兰教。因此,对于印尼社会而言,华人的到来不仅没有引起宗教方面的矛盾,而且华人穆斯林在印尼社会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印尼最大的伊斯兰教社团--"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领袖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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