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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
戊戌政变时期,清朝政府曾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道路传言,议论纷纷,史籍、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由于这一消息过于耸人听闻,康有为对此又一直矢口否认,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大都不予置信。
康有为

戊戌政变时期,清朝政府曾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道路传言,议论纷纷,史籍、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由于这一消息过于耸人听闻,康有为对此又一直矢口否认,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大都不予置信。实际上,它确有其事。康有为不仅曾准备“劫制”西太后,而且曾准备乘机捕杀。笔者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获得了可靠的证据。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处决。次日,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上谕说: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兹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掳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德宗实录》卷四二七。)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传统很盛的国家,单凭“惑世诬民”,“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一类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为,处决谭嗣同等人,“上谕”特别提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显然事出有因。


 


  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一书记载:政变前夕,当西太后盛怒还宫时,曾指责光绪皇帝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又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四七六)恽毓鼎曾随侍光绪多年,上述记载自非无根之谈。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一书所记与恽书大体相同,但更明确。它记西太后大骂光绪说:“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四六六。)《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载亦同。西太后责问光绪说:“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三四七页。)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定: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串通,准备将她囚禁于颐和园,因而才有前述二十九日的上谕。


 


  对清政府的指责,康有为多次矢口否认,反说是袁世凯的离间计。一九○八年,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二册五一八页。)康有为这封书信的主旨在于说明光绪“仁孝”而西太后“慈”,因此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如所谓“慈孝感召之诚”云云,即是自 欺欺人的谎言。康有为进一步声称:”推袁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属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求自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康有为的这段话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袁世凯为了自求解免,向荣禄、西太后邀宠,出面告密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造出“谋围颐和园”一类的谣言呢?须知,一经查实没有此事,袁世凯的欺诳之罪也不会很小。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不会这么干的。


 


  然而,“谋围颐和园”一说确实出于袁世凯。他的《戊戌日记》对谭嗣同夜访有详细的记载,内称:


 


  (谭)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五五○——五五一页。有关情节袁世凯生前也曾对人说过,张一□任袁世凯幕僚时也有所闻,见《心太平室集》卷八。)袁世凯自认,是他向荣禄告密的。袁在日记书后中称,他写这篇日记,是为了“交诸子密藏”,“以征事实”。《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五五五页。有关情节袁世凯生前也曾对人说过,张一□任袁世凯幕僚时也有所闻,见《心太平室集》卷八。)当然,袁世凯为人阴险奸诈,他的话不能轻信,必须以其他材料验证。


 


  王照逃亡日本后在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


 


  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之。(《戊戌变法》第四册三三二——三三三页。)在维新运动中,王照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当新旧两派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康有为曾动员他游说聂士成率军保卫光绪。(《戊戌变法》第四册三三二——三三三页。)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际,康有为又曾和他一起商议,“令请调袁军入勤王”。(《戊戌变法》第四册一六一页。)因此,他的话不会没有根据。


 


  李提摩太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


 


  在颁布维新谕旨时,守旧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计划,可能很快地使中国毁灭,他们恳求慈禧将一切的政权都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她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算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又说:


 


  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戊戌变法》第三册五六二——五六四页。)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替光绪皇帝聘请的顾问,参与维新机密。光绪求救的密诏传出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曾分别拜访他,和他一起商讨“保护皇帝”的办法。因此,李提摩太的上述回忆自然也不是捕风捉影之谈。


 


  许世英在回忆录里说:戊戌那一年,他在北京,听到“围园”的有关传说,曾经跑去问刘光弟,刘说:“确曾有此一议”。(台北《人间世》半月刊第五卷第四期二六页(1961年4月)。)许世英的回忆录写于晚年,他没有说谎的必要。


 


  梁启超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说: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台北《人间世》半月刊第四册五二页。)史家们千万不能忽略这“肃宫廷”三字,如果不对西太后采取措施的话,宫廷又如何能“肃”呢?


 


  西太后是维新运动的最大障碍。杀一个荣禄,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由杀荣禄而包围颐和园,处置西太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维新派早就有过类似想法。康有为声称,如果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台北《人间世》半月刊第三三一页。)杨深秀也曾向文悌透露:“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日本外务省档案一·六。一、四——二——二,四九——八三。)


 


  最可靠的确证是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会党首领,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到达北京,被引见康有为,受命在包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诡谋直纪》是他关于此事的日记,节录如下:


 


  二十九日……夜九时,(康)召仆至其室,谓仆日:“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八月初一日,仆见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侯补。康与梁正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至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面临地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拨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一人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率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意甚心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日本外务省档案一·六·一·四一二一二,四九一三一五——四九一三一八。)此件大约写作于一八九九年初。当时,毕永年和康有为矛盾已深,写成后交给了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年二月八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将它上报给日本外务次官都筑磬六。(日本外务省档案一·六·一·四一二一二,四九一三一二——四九一三一四。)它为了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有关活动提供了最确凿的材料(冯自由在《毕永年削发记》一文中有简略记载,但未说明资料来源,见《革命逸史》初集第七四页。),它所记载的某些情节也可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例如捕杀西太后的人选,除毕永年外,还曾急催唐才常入京,这正与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载谭嗣同称“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相合。又如它记载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已派人往远处离间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这同《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说法一致。当然,也有个别情节不准确,例如它记夜访袁世凯的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三人,这是因为谭嗣同没有将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毕永年,出于猜测之故。


 


  在《上摄政王书》中,康有为说:“今者两宫皆弃臣民而长逝矣,臣子哀痛有所终极,过去陈迹渐如烟云。虽然,千秋以后之史家,于戊戌之事岂能阙焉而弗为记载,使长留谋颐和园之一疑案不得表白,则天下后世非有疑于先帝之孝,则有疑于先帝之明,而不然者又将有疑于大行太皇太后之慈。”(《戊戌变法》第二册五一九页。)为了维护封建伦理,康有为力图否认有关事实。他没有想到,这一“疑案”终于得出了违反他的意志的“表白”。历史是糊弄不得的。


 


  附记:承日本立命馆大学副教授松本英纪惠借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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