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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3日晚上，联合碳化公司(Union Carbide)在印度Madhya Pradesh的博帕尔的化工厂发生毒气泄漏事件，估计导致3,500至7,500人实时死亡。2010年6月7日，博帕尔地方法院宣布，８名被告在２５年前的毒气泄漏灾难中犯有疏忽导致死亡等罪，各自将面临最高两年的有期徒刑。在被宣布有罪的８名被告中，包括当时发生毒气泄漏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博帕尔工厂的董事长马欣德拉和其他几名管理人员。其中１名被告已经死亡。

作者从检阅宫崎滔天档案开始，长期执着研究日本大陆浪人与大亚洲主义及其相关问题，已经有多种论著问世。因此，这本新著论述日本右翼的历史沿革尤为得心应手，从头山满与黑龙会一直讲到“二战”以后“传统右翼”的死灰复燃与“新右翼”的崛起。作者不仅为我们编制了新老右翼团体的宗谱，而且还勾画了几代右翼代表人物的群像。我相信，读者通过此书当可理解日本右翼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获致当代右翼群体的清晰而完整的印象。这对于读者把握日本右翼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当代新右翼与传统右翼的区别及其言行特征，应该很有裨益。

最近一段时间学术界非常关注重庆，我想把重庆经验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更广的视野里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3.0版本”。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非常多，归根到底就是社会跟个人的相对，因此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是相对的。资本主义强调个体和市场竞争，而社会主义强调互助团结。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什么，还需要继续讨论。实际上在苏联解体时，就有一篇评论文章讨论“社会主义今天的地位”。可见，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也不应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所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极具挑战性的，也是十分复杂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肯定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过去这些年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叫做匮乏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做温饱阶段；进入2002年以后，实际上中国步入了小康阶段。在不同阶段，社会主义的模式不应该是一样的，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 　　在匮乏阶段，可以叫做社会主义1.0版本，由于历史的原因，人均收入很低，人们普遍贫穷。这一阶段，人均收入完全公平分配，每个人也能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生存，因为只要稍微有一点不公平，就有人可能活不下来。这一阶段，基本保证了中国社会的公平性，这是当时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到了温饱阶段，中国不再实行平均分配，一方面要促进经济发展，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高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需要扶贫，因此，这个阶段要着力实现社会主义保障性的最大化。这个阶段可以叫做社会主义2.0版本。 　　进入小康社会以后，私人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福利改善的关系就不是一个递增的关系了，而是递减的关系。当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会改善整个社会的生存质量，但在这个阶段并不是这样。比如进入小康阶段以后，大量的攀比和竞争牺牲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所有人都活得很累。其实，这完全是诱导性消费使然。现在我们看中国的问题，中国在过去20年里盖的房子可能比全世界任何国家盖的房子都多，中国人均居住情况的改善可能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好，但是现在住房却变成最大的问题。这不是因为房子少了，而是攀比心理使人们看到邻居住300平米的房子，自己住50平米的房子心里就不踏实，当年大家都住50平米的房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养老、治安等问题，改革开放之前这些问题可以基本平均保障，大家感到安全，但是现在哪怕收入很高，人们也有不安全感。因此解决温饱问题，应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增加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投入，包括公共住房、公共卫生、生态保护、公共教育、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当前这个阶段可以叫做社会主义3.0版本。 　　概括来讲，社会主义1.0版本主要是指匮乏阶段，计划经济模式决定了不搞物质刺激，只有精神刺激，比如先进生产者这样的精神刺激，成就是很大的，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从1953—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是6.5%，即使放在今天来看，这也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同时，这个阶段解决了基本的人的安全问题。中国免于战乱，保证了人的吃穿住用，基本医疗、基础教育都得到了发展，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解放以后的变化是巨大的，我们看1950年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指数是一样的，比当时的巴西、美国低得多，但是到2007年的时候已经实现了快速发展。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讲，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其基础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前就奠定了的。 　　社会主义2.0版本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定的阶段，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们有基本生存的条件了。那么，让经济更快、更稳的发展，消除贫困就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5亿，如果中国没有实施成功的扶贫攻坚战略的话，那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就要增加5亿了。 　　社会主义3.0版本的生成，就是面对中国进入小康阶段以后，人均收入足以维持小康生活水平，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混合所有制——市场+规划。这个阶段面临的问题是，衣食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住行问题还需要改善。住就是宜居的问题，行就是畅通的问题。私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解决以后，还要解决公共住行的问题。这样，我们就把重庆经验带进来。重庆更像中国的一个缩影，它跟天津、北京不一样，2008年的时候，重庆在所有指标中只有一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点，其他的指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所以重庆经验对中国的其他地区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讲到重庆经验，大概是这么四个字“打黑唱红”。但是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四点：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五个重庆、两翼万元增收、国民共进。这四点正好构成了我说的社会主义3.0版本的要素，尤其是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还具有社会主义1.0版本中的一些因素。两翼农村万元增收是要解决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是带有社会主义2.0版本的描述。但是，五个重庆就是解决住行和公共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3.0版本的要素，这是要保证国有的和民有的都可以共进。我感觉重庆经验最重要的，就是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这里面既有社会主义1.0版本的要素，也有社会主义2.0版本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其中也蕴涵实践社会主义3.0版本的要素。重庆正在实践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发展中都具有连续性。当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并不是重庆一个地方的问题，其实其他地方也在做，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到重庆来学习经验，这就使重庆模式的适应能力变得强大，这不仅是具体的政策，也不仅是具体的制度，而是整个体制制度允许自我学习，这是重庆模式真正的实质，重庆正在证明这一点。

虽然市场传闻德国正在考虑要求欧元区政府帮助希腊提供价值200亿-250亿欧元（340亿美元）贷款和担保，德国也将提供20%的援助。但2月20日，德国财长表示，没有具体救助希腊的计划。 这让绵延数月的希腊政府债务危机还将雾里看花——2月16日，欧洲曾开会，给希腊政府债务危机一个月时间周旋。 如果欧洲也不是那么善于遗忘的话，他们或许还曾记得，造成希腊这次可能动摇欧洲的债务危机，正是9年前高盛掀起的那场“影子业务”所赐。 它将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互换这些希腊债务中获利。 这些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对于高盛来说，这笔新的国家生意似乎志在必得。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对未来中国的选择具有意义。 欧洲影子帝国 2月18日，希腊财政部宣布克里斯特多罗（Petros Christodoulou）将取代帕帕尼科拉乌(Spyros Papanicolaou)成为新的希腊公共债务管理局局长。 这位新上任的“救火队员”迅速引起外界关注，原因是他过去的工作经历里有着一个显赫的名字——高盛。在1998年加入希腊国民银行之前，克里斯特多罗曾为瑞信、高盛以及JP摩根这些国际金融巨头效力。 希腊财政部宣布这次人事调动的时机也很耐人寻味，根据欧盟的要求，希腊政府需要在2月19日之前解释希腊政府和高盛集团之间曾经作出的货币互换交易。 在这场舆论漩涡中，任何一个和高盛沾上关系的欧洲财政官员都被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舆论的审查。2005年12月底接受任命担任意大利央行行长的德拉吉(Mario Draghi)，也因为曾经是高盛副总裁的身份而遭到了质疑。 相关报道见第3版 在希腊公债局换帅前一天，2月17日，意大利央行发言人不得不为德拉吉辩护，“德拉吉获高盛任命是在高盛与希腊达成互换协议之前，他和这些交易毫无关系。”但是高盛在这场债务风波中的身份已经掀起波澜。法国、意大利都加入到了希腊人的队伍里，把指责的枪口对准了高盛以及在他们国家身居要位的“高盛毕业生”。 英国的《每日电信报》甚至刊登文章，表示意大利人已经怀疑高盛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因为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央行行长德拉吉，前副财长托诺尼（Massimo Tononi.）都曾经是高盛的员工。 而这一次，正在崛起的中国，出现在高盛和希腊的视线里。 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高盛集团首席运营官盖瑞·柯恩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两次前往希腊会见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和其他希腊高级官员，而他将代表希腊政府向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推介大约25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希望能依靠中国的资金为希腊解债务之急。 此前高盛曾建议中国银行入股希腊国民银行，并对中投公司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债务加减法：互换魔术 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有席卷欧元区之势时，欧洲才猛然想起9年前高盛在希腊的那笔国家生意。 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不久，高盛和希腊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来帮助希腊掩盖其日益增长的赤字问题。 事实上，希腊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国家，意大利也是其中之一。 在2001年至2002年之间，高盛给希腊政府献出了“货币互换”的计策：高盛通过货币掉期交易，替希腊政府借到了数10亿美元。 这个消息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个款项也没有列入到希腊的主权债务表上。 从技术层面上说，高盛的这种做法并不违法。希腊政府采取了高盛的建议。但两者间的协议并没有向投资者公布。 根据彭博社对希腊债券发行公开说明书的审查，高盛在给希腊政府安排货币互换交易之后，为希腊政府承销了10次债券发行，但至少6次都未提及该互换事宜。欧盟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表示一无所知，直到最近才有所了解。 希腊政府只是在2002年之前采用过互换的方法减少债务。就这样时间就静悄悄地过去了，直到最近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很快希腊政府和高盛当年的协议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影子业务 在做希腊的这笔国家生意时，这项业务也同样难以在高盛的报告中寻觅踪影。 “谁也无法估量这一块处于监管之外的‘影子业务’，会给高盛，以及其它华尔街的其它投行，带来多大的风险。”这些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其实高盛以及其它投行最大的问题，还在那些非现金的衍生品交易合同上”，一位高盛内部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仅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一项产品，据衍生品交易游说机构ISBA统计，仅美国市场上CDS名义交易量就已经高达15..5万亿美元之巨。如果按实际交易仅占名义交量额1%估计，实际交易额也高达1550亿美元左右。 这一块“影子业务”所带来的潜在巨大风险或者巨大利润，带给高盛和华尔街大行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作为全球大行，高盛并非只主导了美国的市场。在远在欧洲的希腊，高盛也深深的卷入这场主权债务中。 直至现在，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漩涡里，发现了高盛的影子。 等待中国？ 希腊债务危机已经引发欧洲列国复杂的政治较量。 拯救一个国家的支付危机本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为45个深陷危机的国家提供了贷款。但在希腊一案，欧洲大陆国家却强力阻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插手。德国财政部长Wolfgang Schaeuble上周表示：“希腊显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鼎力支持欧盟的国家。希腊危机爆发以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arkel）俨然担起保护欧元免遭市场狙击的责任。 而欧盟中的非欧元成员国则更愿意看到IMF向希腊伸出援手。瑞典就是其中典型。瑞典财政部长Ander Borg 日前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希腊债务问题上谈IMF不应该被视作禁语。”瑞典至今没有加入欧元区。 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法国政局。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被认为有希望在2012年竞选法国总统。他本人曾在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挑战过萨科齐。“如由IMF出手救助希腊，将增加卡恩的政治资本。”路透社驻华盛顿记者Lesley Wroughton写道。 希腊债务危机也牵扯着美国总统的神经。据白宫新闻发言人吉布斯透露，2月16日，奥巴马总统在例行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财政部长盖特纳等人向他汇报了希腊支付危机的最新情况。 吉布斯表示十分支持欧洲对希腊展开救援。 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2月11日夜晚，雅典虽然仍有寒意，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亲自到中国驻希腊大使官邸做客，与中国朋友一起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他说，在现在这样一个需要平衡的社会里，他非常看重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作用。 在希腊债务危局还进行时，这似乎耐人寻味。希腊财政部曾经发表声明，否认试图向中国出售债券。但是，希腊财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同时又表示将在今年2月将率团访问美国和亚洲，并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停留。

顾彬先生的逻辑与《羊城晚报》的证据 &nbsp; --《羊城晚报》公布的所谓"汪袭网"之证据点评 &nbsp; 月光族 &nbsp; 8月29日《羊城晚报》在刊发王彬彬先生的大作后，9月3日周少明先生的文章《王彬彬式"私律"对学术的危害 --驳<再说〈兴起〉的剽袭问题>》在网上出现，对该文逐条予以批驳，证明王彬彬先生所有的证据涉嫌恶意捏造；9月5日，也就是昨天，《羊城晚报》再度刊发不负责任的"证据"，以语言暴力和诬陷著称的"汪袭网"终于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主流"小报"。从号称近百个例子中精心挑选的这三个例证，不过再度证明了媒体对学术的无知与强暴。 试问，一家媒体对于自己刊发的涉嫌举报文章，其证据被严重质疑，是否应该给出解释?是否应该刊发不同意见（还是继续以造假来掩盖真相）？中国的媒体是否还有必要维护基本的程序公正和平衡原则？在缺乏必要的学术检验的前提下，大众传媒是否可以随意使用网络上的所谓"证据"？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高唱普世价值的中国主流媒体站在全世界新闻工作最基本的伦理准则的反面，丧失了对事实本身的基本尊重。这种极度反常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要发生？ 与网络证据配发的是顾彬先生的话，他要求汪晖先生出来认错的理由很奇怪："我认为，现在中国内外大报都谈汪晖的事，我们就应当相信，它们大部分并不是要进行攻击（汪晖），相反地，它们是要提出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来。"可见，顾彬先生完全不是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被中国的媒体牵着鼻子走，媒体说汪晖错了，所以汪晖一定是错了。只能说，"洋鬼子"顾彬先生如果不是假装天真，就是太不懂中国了。以非法手段涉嫌构陷的媒体应该证明自己的构陷具有正当性吗？顾彬先生不过落入了媒体的自我循环论证之中，充当其棋子而已。事实的真相是所有媒体上公布的例证都是捏造的，从《南方周末》到《羊城晚报》，从主流大报到主流小报，其手段和行径也是一脉相承，中国的大众传媒置基本的事实和程序公正于不顾，继续不断制造事端，已经跌破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这才是值得反省的。请问顾彬先生，难道汪晖先生要对莫须有的罪名认错吗？顾彬先生的逻辑到底是基于一个学者的良知和逻辑，还是不良媒体的非法逻辑？ 在这个事件上，中国的学术界是有问题，但不是顾彬先生所说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赤裸裸的政治对学术进行迫害的过程中，中国的学术已经彻底丧失了自由。 &nbsp; &nbsp;&nbsp;现在回到事实本身。在王彬彬第三次进行构陷的罪行被彻底揭穿之后，不妨对《羊城晚报》再度征用网络暴力给出的所谓"证据"，做一点评论，以帮助大家明白事态的真相。 &nbsp; 例一 基本照抄、"换头" 发现者：coldstone 抄文：汪晖《反抗绝望》（2000.1）p.97： ......从个体性出发，鲁迅把人的独自性、差异性作为人的价值准则，不屑于为人类提供某种统一的生活意义和价值标准，从而把赋予何种意义和选择何种价值的任务交给每个人自己去解决，把启发个人承担这一任务的自觉性，唤起个人的主观性和自觉作为自己的文化哲学的根本任务。 原文：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p.107： ......和尼采不同，他们（按：指尼采之后的存在主义者）不屑于为人类提供某种统一的生活意义和价值标准，更加重视个人的差异。他们实际上是把赋予何种意义和选择何种价值的任务交给每个人自己去解决，而仅仅满足于启发个人承担这项任务的自觉性。 说明：汪著此处前后数页均无相关注释。已发现汪晖多次使用"换头术"，这里是把尼采以后的存在主义者的"头"换为鲁迅之"头"。 月光族评语： &nbsp;&nbsp;&nbsp;&nbsp; 首先，这两段话的文意并不相同。 汪晖之后紧接着的话是： 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施蒂纳的唯一者和尼采价值重估学说的影响，个体人对意义和价值的选择意味着对现行的普遍人生准则的否定--在中国，首先是对儒学体系及其制度基础的否定。（在91年的版本中没有分段，在2000年的版本中是另起一行。） &nbsp;&nbsp;也就是说，徐主编的《存在主义哲学》里，强调的是尼采与尼采之后的存在主义者的不同；但是汪晖强调的是施蒂纳和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并不着眼于尼采与存在主义者的区别，也就是说汪晖并没有认同这个区分。在这个意义上，汪晖并没有抄袭徐书的观点，而是有自己的判断。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给出注脚。 &nbsp;第二，汪晖的《反抗绝望》有没有隐瞒其关于尼采、基尔凯郭尔（涉及第三个证据）的材料来源于徐崇温主编的这本《存在主义哲学》呢？没有隐瞒。徐书是八十年代关于存在主义的主要参考书目，当时的知识界对于存在主义观念的来源很多是依据此书，而此书采用"主编"形式，其实说明该书以资料介绍为主。作为年轻学子的汪晖在研究鲁迅的时候，把鲁迅的思想与各种不同的思想资源进行比较，以寻找鲁迅的独特性，是《反抗绝望》这部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汪晖参考了徐书中的论述，但是因为这里的观点并不相同，所以没有用注脚，这并不难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抗绝望》一书其实在之前的篇幅里已经清楚地交代了其材料的来源（见下文）。所以，不能简单地凭着字句的相同就判断为"剽窃"，而是应该根据全文的脉络和上下文的语意来确定，这才是基本的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 该书属于《反抗绝望》2000版的参考书目，虽然没有出现在最后的主要参考书目中，但是在第66页，也就是全书第一次开始涉及尼采、基尔凯郭尔和鲁迅的比较时，给出的第一个注脚就是： ①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转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84页。 继而在68页，有两个注脚涉及此书，分别是①、③，依然涉及的是鲁迅与尼采、基尔凯郭尔等的比较。也就是说，全书并没有隐瞒材料的来源，凡是涉及鲁迅与尼采、基尔凯郭尔的比较，其主要的参考资料来源于该书。其"剽窃"的指控完全不能成立。 &nbsp; 例二 原文照抄 发现者：coldstone 抄文：汪晖《反抗绝望》（2000.1）P.234：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内省的能力总是产生于比较有文化的阶层，产生于从顽固的和合法的专制秩序那里解放个性的时期；这时期，发生了个性的思想解放过程从盲从权威的思想准则和相应的感情与表现方式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中国民族生活的这一阶段，在先觉的知识者中逐渐产生了新的特性，即对自己个性的道德状况及其内在世界发生思想上的兴趣，对感情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发生爱好。 原文：（苏）波斯彼洛夫著，王忠琪等译：《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266-267页： ......内省的能力是在不同民族社会的比较有文化的阶层里历史地产生的，而且显然是在它们发展的比较晚期阶段，通常称为"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这是从顽固的和合法的社会行帮那里解放个性的时期，这些行帮建立在盲从权威的关系的基础上，因而压抑了个人因素和个人主动性。在这基础上，发生了个性的思想解放过程从盲从权威的思维准则和相应的感情与表象方式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民族生活的这一阶段，在社会先进的和智力发达的阶层的意识中，逐渐产生了新的特性，即对自己个性的道德状况及其内在世界发生思想上的兴趣，对感情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发生爱好。 说明：汪著此处无任何注释。 &nbsp; 月光族评语： 这一例子非常无理。 翻开汪晖《反抗绝望》（2000版）第234页，第一行第一个注脚就是：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第266页。本节（《第五节 鲁迅小说的技巧类型》）中，涉及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的注脚达6个之多，也就是说，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是本节汪晖主要的参考文献。而涉及被举报的《文学原理》P266页的注脚就有2个之多，分别在汪著的第233页和234页。这个另起一段的文字里为什么没有注脚？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位愿意去读原文的人都可以知道，汪晖已经在前两个注脚中交代了此处的工作是要比较鲁迅小说的感伤激情与18世纪西欧感伤主义的不同，而感伤性的概念已经通过汪著234页的注脚说明了： 感伤性要求这种评价的主体本身不只是具有比较高水平的精神修养，而且还要求他具有可称之为"感情的内省这种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能力"。① （①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第266页。） 所以，很清楚，汪晖在之后的文稿中讨论中国的内省概念的时候，他的来源是上一段的交代，非常规范和清楚。波文讨论的是文艺复兴，而汪晖这里讨论的是中国，自然不用再做注脚。 例三 原文照抄、篡改 发现者：gamala 抄文：《汪晖自选集》第327页： 然而，易卜生的这一教义并不能用古典人文主义或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加以理解，它来自存在主义的理论先驱基尔凯郭尔关于"孤独个体"的思想，而后者的真正的涵义是指一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这种体验是与超验性相联系的个人在自己的存在中领会和意识到的。实际上，基尔凯郭尔所说的那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也就是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所表明的"存在"概念。"孤独个人"的思想表现的对群众的否定也即基尔凯郭尔的"公众的概念就是非真理"的命题，它强调的是人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与自身发生关系时，人才能成为一个"自我"。胡适、鲁迅显然忽视了"孤立的人"的命题中包含的非理性内容，而对之作了理性主义的理解。 原文：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页： 因此，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孤独个体"，其真正的涵义是指一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这种体验是与超验性相联系的个人在自己的存在中领会和意识到的。实际上，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也就是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所明确表述的"存在"概念。他认为，只有个人才能亲自在有限的内心中去无限地进行体验，只有个人才能在体验中领会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其他物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因此只有个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他物只是存在着。克尔凯郭尔强调指出，当人没有领会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与自身发生关系时，人就还不是一个"自我"...... 说明：汪著此处前一部分系原文照抄，只是把"克尔凯郭尔"改成了"基尔凯郭尔"；后一部分只是把原文中的否定表达篡改为肯定表达。前后数页均无相关注释。 月光族评语： &nbsp; &nbsp;此例的问题同例一。 &nbsp;&nbsp;&nbsp;需要先补齐原文之前被省略的部分： &nbsp; &nbsp;"五四"启蒙思想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它必须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理想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五四"人物对引导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现代体系的敏感与认同，必然使得这一启蒙思想呈现出不同于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哲学的精神特点：他们必须把尼采等非理性主义者的名字同启蒙原则融为一体。 &nbsp;&nbsp; 这种"融合"在对待"传统"的否定性"态度"的前提下是可能的。例如，胡适和鲁迅曾一再引用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的那句名言即"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用以否定传统的偏见，宣传个性解放的思想。然而，易卜生的这一教义并不能用古典人文主义或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加以理解，它来自存在主义的理论先驱基尔凯郭尔关于"孤独个体"的思想，...... &nbsp; &nbsp;&nbsp;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汪晖的观点是什么。汪晖要论证的是："五四"的启蒙思想是要融合尼采的"非理性"到中国的"理性主义"之中，因为启蒙必须为中国的改革提供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融合在否定传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易卜生给鲁迅、胡适提供了这样的思想，但易卜生已经不属于西方古典的理性主义启蒙传统，而是属于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传统，其思想来源于基尔凯郭尔。出现与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关于克尔凯郭尔部分相似的话语，是汪晖对克尔凯郭尔观点的综合，以体现基尔凯郭尔最基本的观点，用以比较鲁迅、胡适，所以这段话的最后的结论正是："胡适、鲁迅显然忽视了'孤立的人'的命题中包含的非理性内容，而对之作了理性主义的理解"。汪晖并没有把基尔凯郭尔的观点说成是自己的观点，他对基尔凯郭尔的观点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进行概括的，也就是说是在学术共同体公共知识的范围内进行的。汪晖自己的立论不存在任何的剽窃。 《羊城晚报》给的罪名"篡改"，一方面表明，罪证的提供者也明白这两段话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逻辑上的矛盾，既然观点不同，自然就不是"剽窃"。相同，是剽窃；不相同，是篡改；这样简单的无理审判，不是对学术的无知和蔑视，又是什么？ 最后，引用一段刚刚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的文章《论学术「不规范」与「剽窃」》（作者同俊子）： "比如：假设我在一大段介绍历史背景的文字开始处用了这样的语言：'人们普遍认为'，或者'正如某某指出的'，然后我基本照抄了一个人的话来描述我认为在有关学术界看来的常识（比如中国洋务运动经历了从一开始只想学'夷技'到后来不得不认识到也要学精神、观念和制度的过程），到最后我没有给出这段话的注解。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不规范的，是脱注，我要么应该用原话加引号再注释，或者用自己的话陈述（最好也指出来源，虽然并不一定要求）。但是这不规范代表我是在把这个观点据为己有，想把别人的思想表达为我的原创思想吗？显然不是。除了一开始我就指明这是已有观点，我既不把它当作核心观点，也不指望我的论文的假定读者--特别是导师们--会认为这是个新认识。" &nbsp;我觉得同先生的文章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不再重复。 至于例二，显然属于同先生所说的：指控者有责任完全举例。否则，就是涉嫌诬陷。 最后的感言： 汪晖事件发酵已达半年，其对中国学术生态的伤害已经短时期难以弥补；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意无意地充当学术诽谤和政治迫害的工具，对中国大众传媒本身公信力的伤害也是毁灭性的。 如何反思和检讨这样的现象与问题，值得每一位有良知的学者和媒体人深思。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2010年9月6日&nbsp;

尽管从语言和经济学方面看，一本半个世纪以前写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会不大好理解，但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

哥本哈根会议近在眼前，围绕会议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在激发一场全球性的辩论，牵动着各方的神经。

汉族民系之一客家的民居，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社会特征是宗族共同体聚居，其建筑特征是围堡式大屋。前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宗族共同体聚居制度和坞堡宗族聚居方式，后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与坞堡建筑。中原地区这两种居处制度与南迁后的生存、发展需要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客家民系特色的住宅和居处方式。客家民居的两个基本特征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客家民系形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凡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就有可能形成为客家人；凡是没有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则没有成为客家人。

本文根據徐復觀、牟宗三、余英時三位先生的部份著作，探討（新）儒家有關道德內在論的說法。文中的討論，集中在道德價值的地位、以及道德實踐與價值的關係兩個問題上。本文參考泰勒關於道德實在論以及道德實踐的一些觀點，釐清道德內在說的這兩個面向，並期盼儒家可以借鏡，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相對想法。不過，泰勒思想裏包含的表達論以及多元論，可能會阻礙新儒家的採納。

这是个知识分子凋零的时代十年前，专门研究近代知识分子凋零现象，并以《最后的知识分子们》一书奠定地位的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ecoby）在《乌托邦的终结：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一书里，重提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一段轶事：法国大革命失败，复辟当道，整个时代退潮，另一浪漫大诗人柯立芝致函华兹华斯："我希望你能写一首诗，一首白话诗，怜那些因为法国大革命失败，因而对人类的理想已经放弃，沉沦在伊壁鸠鲁派的自私，退化到只关心日常软性事务，对有愿景的大问题则嗤之以鼻的人。"受到激励，华兹华斯遂于1802年写了《伦敦》这首诗："米尔顿，你实在应该活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英格兰需要你，她已沦为一池死水的沼泽......啊，请唤醒我们，请重新回到我们这里，赐给我们格调、美德、自我和力量......"约翰?米尔顿系17世纪英国的自由先锋，在人类的自由发展史上是地位崇高的先行者。华兹华斯重提米尔顿，反映的是他对重振时代精神的盼望；而雅各比教授重提华兹华斯，表达的则是他对这个知识分子凋零时代的悲伤。"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即是雅各比教授所首创，他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好高骛远只谈虚无飘渺的乌托邦，也不要冷漠近视只去耍弄一些对公众毫无意义的小聪明，而要去关心公众的中心问题。只是在目前这个冷漠的时代，他的期望似乎已成了微小的空谷足音，没有太大的回声！当今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哪去了"已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过去，无论任何国家，知识分子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西方为例，后文艺复兴、理性启蒙、狂飙浪漫运动，一直到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有一大半都由知识分子带领完成。在中国，发展路径虽不相同，但古代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一直到近代国家救亡图存，知识分子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知识分子"这个称谓，以前有着耀眼的光辉，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基本上就是个知识分子凋零的过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自从罗素、沙特等人相继逝世，大型知识分子的时代即已结束，如果勉强算，美国的乔姆斯基可说是知识分子这个光辉传统的最后一抹余晖。现在似乎到了"告别知识分子"的时候。 知识分子在"自我边缘化"？知识分子以前是时代车轮的主要推手，到了现在，知识分子的功能日益衰落，连带的是身份也日益丢失。我们不由得要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首先要指出的，乃是今天西方的所谓知识分子是站在西方体制的对立面，因而多少都有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这种形左的亲合性，自然而然与国际社会主义拉上了关系，而国际社会主义的表现当然也影响到他们生存的条件。二战前的大战中，欧洲及美国知识分子在反法西斯方面，的确有过勇敢且杰出的表现，但战后苏联斯大林的表现，以及接下来的"布拉格之春"，直到后来的苏联解体，这些重大事件，等于剥夺了欧美左翼知识分子批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战后欧美知识分子虽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运动到反越战运动中有过突破性的进展，但青年过激势力的崛起，却只依然造成自我毁灭。在欧美世界，近代的通俗思想有"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获得终极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它所反映的，其实是任何形态的理想主义都被贴上"意识形态"这个污名化标签，而被驱逐出了思想的日程表。欧美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日益弱化，除了世界大结构的变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外，其实也和二战后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变迁有关。在社会结构上，二战之后，社会重构，大学教育快速扩张，许多知识分子被征召进校园，参与到所谓校园学术中；而战后媒体工业发达，知识分子讲话的空间日益受到挤压；另外则是战后经济扩张，就业条件转佳，工作性质也在改变，知识分子此前的支持群众已开始变少；而可能更致命的，乃是随着社会的逐渐分化，新兴的"技术精英"（intelligentsia）已开始与传统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展开角色竞争。所有这些发展，都使得知识分子无法和过去一样，以单独的阶层或社会角色的身份而存在，加上二战后的都市快速向郊区扩张，连带着也使得私的领域变大，公的领域受关心的程度减少，知识分子纵使例行聚会也渐趋困难，想要扩大社会角色自然阻力更增。社会发展造成的结构改变，阻碍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发挥，而更重要的还有更多知识分子"自我边缘化"的因素：一、此前，知识分子的知识理论都相信整个世界有它的整体性，但战后迄今，人们愈来愈认为每个人的不幸都是他个人出了问题，而不是社会的责任，因而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多元主义，人们再也不相信"整体性"这样的东西，"私"字抢现，"公"字退隐。现在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人"以天下为己任"， 他受到的揶揄一定远远多于喝彩。二、在愈来愈复杂和庸俗的世界，知识分子的视野也被诱导得愈来愈浅化了，这也充分反映在社会人文甚或艺术的课题上。近代政治、社会、人文的思考虽然杰出者不少，但很多只是自己小圈子高兴，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许多号称反叛者实际只是故弄玄虚，只会用激烈的言辞讲无人听得懂的话。知识分子的这种现象，有人称为"自恋"，有人说是"新虚无"，有人则说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到底是对立或是共谋都已无法分清。古典知识分子关心人类的共同福祉，他们唱的是"大调"，现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校园内，只唱小圈子里自己喜欢却无甚意义的"小调"，人们当然对知识分子不再那么信服。知识分子把自己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是一种"自我边缘化"，它也与社会思想的平庸化，知识分子不能在广泛的思想上求新求进，因而发言权开始变小有关。当今世界，人们相信"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个终极价值，而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无疑是失职了。三、最严重的，乃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发言权已达到了任何人只要不满都可透过网络表达的新阶段。这种假象的自由，造成一种反面后果，就是人们不再认为需要知识分子来代言。网络的兴起，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已显得多余。今天的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已被边缘化，而同时知识分子也自我边缘化。但人们必须注意的是，社会是有"整体性"的，不会因为人们看不到就不存在，任何社会，当知识分子角色凋零，"整体性"的问题不受注意，社会的问题就会累积、恶化。当今全球放任资本主义当道，强者变成肥猫，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约束，贫富差距日渐扩大，这一切，正将世界带到危险的状态。这些基本问题不去关心，仍兀自谈论种种虚无缥缈的课题，知识分子又怎会受到世人的重视？ 琐碎事务的极其用心与重大方向上无所用心西方知识分子从文艺复兴以来确实带动着人类的进步，贡献卓著，而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代由于国家间的权力争逐严重，知识分子的角色难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也正因此，往后的知识分子角色，除了应致力于公平正义社会的追求外，还应追求全球的公平秩序。而要达到这些目标，知识分子自应格外努力，强化自己的发言力度，并超越技术精英那种见木不见林、有极大偏向性的技术或工具理性。当代世界秩序日益混乱，尤其是次贷风暴到全球金融海啸，已将美国资本主义那种累积性体制之弊尽显无疑，美国整个社会居然会让这种情况形成，它整体的非理性不是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吗？而知识分子不能在经济领域保有批判性，岂不正是一种致命的缺陷？近代欧美知识分子对攸关世界的重大问题几乎全部弃权，而对琐碎事务则极其用心，也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小聪明。在琐碎事务上聪明，对重大方向的不合理却无所用其心，知识分子又岂能没有自我改变的重任呢？近年来，欧美对知识分子角色问题的讨论渐盛，它所反映的乃是整个社会对批判、反思及矫正力量缺乏所造成的现状之不满。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制衡以矫正方向的偏差，但知识分子有时候好高骛远，容易将问题简化，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信徒；有时却又容易故弄玄虚，目光如豆。这乃是在乌托邦与近视症间摆荡的知识分子的过去。知识分子亟待重建道德良知、批判的知识水准，以及对世界与社会的关怀。西方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久矣，他们还有许多有待努力之处。至于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知识分子面临的处境可能更为严峻。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多半为前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由于国家命运的坎坷，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有着极强的"救赎情怀"，总希望能找到一两个核心概念即能使国家得救。问题在于"救赎知识分子"与西方的"乌托邦知识分子"乃是同类，愈将问题简化，反而距离问题的解决愈远。近代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救赎情怀最为强烈，国家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都曾成为救赎药方，但都不能解决他们的困境。阿拉伯学者拉罗伊（Abdallah Larowi）遂如此说道："一个社会愈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愈分歧也愈深化；知识分子愈意识到这种停滞，则他们的责任感愈大也更常常容易被诱惑而逃避到各种幻想和迷思里。一种革命当它想要解决太多问题，则它距这些目标将更遥远，甚至终究成为不可能。"因此，新兴国家知识分子的处境其实比发达国家知识分子更为艰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在《迷宫中的将军》里描述南美洲的解放英雄玻利瓦尔将军，他带领人们解放成功，但解放后所遭遇的却是一个迷宫般的情势，各系各派都被不同的列强所左右，各有各的方向主张，国家形同一盘散沙，因而他最后遂有"别再管我们，让我们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之歌。后殖民大师萨依德则指出，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保持一定的"疏离和慷慨"，有太多后进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与慷慨，而且有嫌弃与愤怒，当出现这种心态，则他们的没有希望已可断定。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嫌汉字、嫌中国历史和文化，认为中国历史只是漫漫长夜，这些过去的事情我们都应当不陌生。也正因此，在中国几经波折，似乎已逐渐摆脱噩运的此刻，我倒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去从事一种更有开拓性的工作，即根据自己的过去和人类的普遍经验，对身处社会的不同可能性及发展模式作新的探讨。这不但有益于中国自己，对比中国命运更坏的其他社会也有示范的效果。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总是抄袭别国的经验，现在应该到了创造自己愿景的时候，这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认知，也是中国和平崛起之后，下阶段最重要的工作。

华北梨区的“家中过会”是在家居空间中围绕特定“神神”定期举行的庙会。通过对“家中过会”的香道的得神、日常生活的失衡、仙家堂、灵验的看香等因素的民族志研究，本文不同程度地回应学界关于中国民众信仰认知的神、鬼、人等经典范式以及在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民众信仰研究，并试图说明，集中体现中国民众信仰的乡村庙会不仅是非常态的狂欢，更是日常生活的延续，“家中过会”也成为梨区庙会的“息壤”。

本文尝试提出中国现代美术合法性困境的解决思路，视正名问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通过以未来巨变为基本视野，将关注重心从西方现代性模式转向连锁突变的现代性事件本身，进而在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以“自觉”作为区分后发国家之传统与现代的标识，以“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基本形态的理论构想。在肯定既有现代性原则的前提下，以上努力旨在拓展解释框架的涵盖性和自由度，力图为中国文化艺术的未来打开自主性发展的广阔空间。 　　

科学研究的起点是研究问题。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往往要以质疑现有研究成果结论为基础，因此，研究人员必须进行文献回顾，即对相关研究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文献回顾，研究人员可以避免重复研究、无意义的研究，防止选择无法回答的问题并有助于找到前沿性问题。文献回顾包括三个步骤：查阅文献、选择文献和批判文献。作者结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例分析了三个步骤的具体内容和涉及的具体方法与技巧，这些讨论有助于研究人员熟悉和掌握文献回顾的内容和方法，提高国际关系研究的效率和水平。

Confronting the MalefactorsBy PAUL KRUGMANPublished: October 6, 2011 New York TimesIs It Effective to Occupy Wall Street?The protesters are getting more attention and expanding outside New York. What are they doing right, and what are they missing?When the 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s began three weeks ago, most news organizations were derisive if they deigned to mention the events at all. For example, nine days into the protests, National Public Radio had provided no coverage whatsoever.It is, therefore, a testament to the passion of those involved that the protests not only continued but grew, eventually becoming too big to ignore. With unions and a growing number of Democrats now expressing at least qualified support for the protesters, Occupy Wall Street is starting to look like an important event that might even eventually be seen as a turning point.What can we say about the protests? First things first: The protesters’ indictment of Wall Street as a destructive force,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is completely right.A weary cynicism, a belief that justice will never get served, has taken over much of our political debate — and, yes, I myself have sometimes succumbed. In the process, it has been easy to forget just how outrageous the story of our economic woes really is. So, in case you’ve forgotten, it was a play in three acts.In the first act, bankers took advantage of deregulation to run wild (and pay themselves princely sums), inflating huge bubbles through reckless lending. In the second act, the bubbles burst — but bankers were bailed out by taxpayers, with remarkably few strings attached, even as ordinary workers continued to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bankers’ sins. And, in the third act, bankers showed their gratitude by turning on the people who had saved them, throwing their support — and the wealth they still possessed thanks to the bailouts — behind politicians who promised to keep their taxes low and dismantle the mild regulations erecte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risis.Given this history, how can you not applaud the protesters for finally taking a stand?Now, it’s true that some of the protesters are oddly dressed or have silly-sounding slogans, which is inevitable given the open character of the events. But so what? I, at least, am a lot more offended by the sight of exquisitely tailored plutocrats, who owe their continued wealth to government guarantees, whining that President Obama has said mean things about them than I am by the sight of ragtag young people denouncing consumerism.Bear in mind, too, that experience has made it painfully clear that men in suits not only don’t have any monopoly on wisdom, they have very little wisdom to offer. When talking heads on, say, CNBC mock the protesters as unserious, remember how many serious people assured us that there was no housing bubble, that Alan Greenspan was an oracle and that budget deficits would send interest rates soaring.A better critique of the protests is the absence of specific policy demands. It would probably be helpful if protesters could agree on at least a few main policy changes they would like to see enacted. But we shouldn’t make too much of the lack of specifics. It’s clear what kinds of things the Occupy Wall Street demonstrators want, and it’s really the job of policy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ians to fill in the details.Rich Yeselson, a veteran organizer and historian of social movements, has suggested that debt relief for working Americans become a central plank of the protests. I’ll second that, because such relief, in addition to serving economic justice, could do a lot to help the economy recover. I’d suggest that protesters also dem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 not more tax cuts — to help create jobs. Neither proposal is going to become law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climate, but the whole point of the protests is to change that political climate.And there are real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here. Not, of course, for today’s Republicans, who instinctively side with those Theodore Roosevelt-dubbed “malefactors of great wealth.” Mitt Romney, for example — who, by the way, probably pays less of his income in taxes than many middle-class Americans — was quick to condemn the protests as “class warfare.”But Democrats are being given what amounts to a second chan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quandered a lot of potential good will early on by adopting banker-friendly policies that failed to deliver economic recovery even as bankers repaid the favor by turning on the president. Now, however, Mr. Obama’s party has a chance for a do-over. All it has to do is take these protests as seriously as they deserve to be taken.And if the protests goad some politicians into doing what they should have been doing all along, Occupy Wall Street will have been a smashing success.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地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展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Sverre Varvin (挪威) and Alf Gerlach (德国)历史&nbsp;&nbsp;中国对于精神分析和精神动力学、精神分析治疗实践的兴趣可以说有一个既漫长也短暂的历史。说它漫长可以回溯到1912年，那年章博士写了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文章。随后，中国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不断增加，不仅仅体现在临床治疗学科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学、哲学以及其他与精神分析理论相关的学科方面。1929年弗洛伊德的第一批著作被翻译，如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1921），随后弗洛依德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如"一个自传的学习"（1925）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名在中国接受过精神动力学取向心理治疗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叫戴秉衡，他于1935-1939年期间一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后来他又接受了分别来自纽约和芝加哥的精神分析师H.S.Sullivan和&nbsp;L. Saul的培训，并将他的经验通过教学、督导以及培训治疗等方式传递给他的同事们(Gerlach 2003)。Adolf Joseph Storfer是一个从维也纳流亡到中国的犹太人，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他来到上海后发表了一些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对中国精神科医师和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Plänkers, 2010).，在1920年到1949年期间，中国哲学界、文学界和评论界都较认同精神分析的观点，一些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翻译了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很多著作。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被很多著名的作家运用。比如中国的心理学家高觉敷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并且写了关于这门新科学的重要报道(Gerlach 2003)。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于政治和精神分析的兴趣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相似。在1936年Wilhelm Reich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在中国出版，中文标题名为"精神分析学批判"，在1940年由R.Osborn所著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在中国以"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标题出版。在中国的培训项目说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历史较短暂，是将发展历史从1983年开始算起，当时德国精神分析师被邀请到广州做报告和研讨会，他们同时参加了关于海南岛癔症大流行的精神病学研究。从1997年到1999年，来自中德心理治疗学院的德国分析师小组为中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了精神分析学取向的心理治疗连续培训。他们分别在昆明、北京、上海、武汉和成都开展过培训工作。从2000年开始，在Alf Gerlach博士的带领下，德国分析师与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在上海开展培训，带来了为期三年的密集培训项目，它吸引了很多中国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参加。这个项目也得到了德国学术交流服务机构（DAAD），中德心理治疗学院、以及包括DPV、DPG和DGPT在内的德国精神分析学组的赞助，它们对各种从基础到提高培训的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培训项目都予以赞助。特蕾沙·袁博士，作为一名具有中国背景的阿根廷精神分析师，从1995年开始在中国积极从事于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教学工作。她在北京医科大学儿童精神病研究所开办研讨会，在北京安定医院开设课程和工作坊。她从2002年与北京安定医院的杨蕴萍教授合作开始了系统的培训项目。培训师资包括欧洲精神分析师 Bien Filet (荷兰), Sverre Varvin (挪威) and Julia Fabricius (英国)。Yuan博士在2003、2004、2005年 与Peter Loewenberg （美国)合作为香港医院管理局开展了心理动力学培训项目。紧接着，在挪威精神分析协会安排下，由Sverre Varvin&nbsp;教授组织的教师队伍于2006年分别在北京和武汉开展了为期三年的连续培训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挪威政府和北京安定医院及北京政府的共同资助。挪威项目（也包括上海的中德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的心理治疗培育未来师资。这是一个"培养培训师"的项目。中挪项目已经有80-120名参加者，以水平不同分成两个组。提高组包括接受过上海中德项目数年培训的学员，这些学员是初级组学员的督导师，在后来的培训项目中，他们已成为非常合格的老师和督导师，也是在中国医院和大学中工作的重要老师。三届中挪培训班都是按如下方式组织的：-&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一年两次，每次为期一周的密集培训项目，每界都以挪威师资为主，前两期包括德国师资。培训内容包括讲座，小组督导和短期密集的个人体验，也叫做"自我体验"，也可以定义为"迷你型"治疗。-&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每个受训者要求完成两个治疗案例，并接受有规律的督导，一个治疗案例包括至少100次的治疗，另一个案例包括至少50次以上的治疗。督导者主要是已经过中挪项目陪训的中国同事，受训者也可以通过Skype被欧洲老师督导。-&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凡参加培训项目的受训者必须要撰写一篇合格的论文。第一个培训项目于2008年结束，大多数的受训者都达到了培训要求，他们获得证书并且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证，他们被看作目前中国精神心理卫生系统的心理治疗培训发展的关键人物，这是一个成功的项目。基于学员在第二年结束时开始的理解和心理治疗实践能力的提高，我们看到了这种连续培训的重要性。这些项目中有几个中国受训者被邀请花一些时间（3-12个月）在德国的大学或医院的精神分析科室，或者在诸如法兰克福的弗洛伊德研究院的机构进行进一步的培训，在这些短期逗留中，他们也接受密集的个人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中美心理治疗协会（CAPA）自从2008年，中美心理治疗协会在Elise Snyder的领导下组织了为期两年的培训项目，包括研讨会、督导、心理治疗或者说是精神分析。其中大部分是通过Skype的视频方式完成的，这点是与德国和挪威的项目的主要区别。在过去的20年里，这些项目吸引了相当可观的兴趣，并且中国确实受益于这些尤其是德国精神分析师所做过的工作。尽管德国和挪威的项目不是由IPA组织，与IPA也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工作对于在中国进行恰当的精神分析培训的可能性来说至关重要。完善的精神分析培训于2008年在北京开始。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一位IPA的培训分析师Irmgard Dettbarn医生于2007年开始在北京工作。现在中国的精神分析培训中有9位候选人，他们都是来自中-挪威和/或者中-德培训项目中的学员。现状现在，在中国有众多与精神分析相关的活动。2004年，中国精神分析协会成立，共有33位成员分别来自北京、成都、广州、杭州、哈尔滨、合肥、上海、苏州、武汉、西安。2008年，IPA中国联盟中心的成立是与IPA第一次正式建立关系。当前，中国有一些重要的精神分析工作中心：北京，北京安定医院（杨蕴萍教授，临床心理学系主任）。上海，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肖泽萍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施琪嘉教授，心理治疗系主任）现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精神分析作家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约瑟夫.桑德勒、拉尔夫.&nbsp;格林森、安东尼.贝塔曼和杰里米.&nbsp;毫慕斯。一个把弗洛伊德文集翻译成中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由法兰克福的Tomas Plänkers医生领导。结论在过去的27年里，在中国的动力性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发展中，IPA分析师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1.&nbsp;培训大量的精神病医师和心理学者，起源于已经演示了对一些疾病有疗效的精神分析方法。这些受训者目前有许多在精神病院、综合医院的心理治疗科、大学的临床心理系和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门起到骨干作用。2.&nbsp;培训师资格，是能够教授新一代临床医生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治疗方法。3.&nbsp;也许最重要的是，对咨询关系的精神分析的理解已经被证明对任何精神疾病的治疗都是很重要的。例如，已经证明药物的疗效很多依赖于医患关系的性质。这里，移情-反移情的理解对于在正确的情感氛围中治疗是不可缺少的。在精神医学中，&nbsp;这点同样也适用于任何不同的治疗。可以说在其他的治疗范例中，比如认知行为治疗中，理解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无意识互动的重要性，也就是移情-反移情，愈加重要。结果，精神分析和基于精神分析的治疗都是治疗形式和一种理解治疗师与病人关系的方式。在这个内容上，应该中肯的寻求它是否有效、它如何起效、对什么人什么起效的证据。因此，中国研究者在中国的研究是必要的。在动力学取向的中国成员中这种兴趣逐渐增加，动力学相关的研究项目已经初具规模，而IPA成员作为督导者参与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关于创伤的研究和治疗师胜任能力的研究(Varvin 2010)。4.&nbsp;中国精神分析师的培训在未来将成立精神分析学院和协会。在过去的27年中IPA分析师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中国建立了不同水平的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培训项目：-&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进行了精神动力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和督导师的培训。-&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帮助建立了专业组织。-&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帮助在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中整合精神分析的治疗和理解。-&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帮助实施精神分析相关研究。-&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以建立精神分析培训机构为目的而进行的精神分析培训。这个工作也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包含心理治疗作为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培训内容的精神卫生改革相关。IPA分析师S. Varvin&nbsp;和&nbsp;A. Gerlach是这个中国法制-行政-教育体系的顾问。&nbsp;&nbsp;&nbsp;总之，30年的精神动力学培训和临床工作已经在许多IPA分析师和其他分析师的帮助下，得以实现。&nbsp;参考文献：GERLACH, A. (2003)&nbsp;Psychoanalysis - an Inspira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Lecture, Taiw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Taipei, May 3, 2005.PLÄNKERS, T. (2010) Adolf Josef Storfer (1888 - 1944).&nbsp;Ein PsychoanalytikerIm jüdischen Exil Shanghai. Shanghai, Ausstellung und Vortragsreihedes JewishRefugees Museums und des Deutschen Generalkonsulats Shanghai.Varvin,S.(2009),&nbsp;What do we know about what works on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Research findings,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from psychotherapy in China.&nbsp;In: CHINESE PSYCHOTHERAPY IN DIALOGUE(CPID), no 2.&nbsp;

清嘉錄卷十一 十一月冬至大如年郡人最重冬至節，先日，親朋各以食物相馈遺，提筐擔盒，充斥道路，俗呼“冬至盤”。節前一夕，俗呼“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飲，謂之“節酒”。女嫁而歸寧在室者，至是必歸婿家。家無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間有懸掛祖先遺容者。諸凡儀文，加於常節，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諺。蔡雲《吴歈》云：“有幾人家掛喜神，匆匆拜節趁清晨。冬肥年瘦生分別，尚襲姬家建子春。”案：周遵道《豹隱紀談》：“吴門風俗多重至節，謂曰肥冬瘦年。”又云：“互送節物，顏侍郎度有詩云：‘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機。脚錢盡處渾閑事，原物多時却再歸。＇”又，江、震《志》皆云：“邑人最重冬至節，前夕名節夜。”又，《崑新合志》云：“冬至節，親朋各相馈遺。”冬至糰比戶磨粉為糰，以糖、肉、菜、果、豇豆沙、蘆菔絲等為餡，為祀先祭竈之品，并以馈貽，名曰“冬至糰”。案：《歲時通考》載“十月初二日，吴俗作糯米京糰，列酒果祀先以告冬”。今俗以冬至前一夜。江、震《志》則云：“冬至，舂糍糕，以祀先祖，并以馈貽，家家祭竈。”蓋猶本崔實《四民月令》“冬至，薦黍糕於祖禰”之意。蔡鐵翁詩：“大小團圓兩番供，殷雷初聽磨聲旋。”注：“有餡而大者為粉糰，冬至夜祭先品也。無餡而小者為粉圓，冬至朝供神品也。”此後有年節糕、謝竈糰、春朝年朝粉圓，磨聲不絕矣。拜 冬至日為冬至，朝士大夫家，拜賀尊長，又交相出謁；細民男女，亦必更鮮衣以相揖，謂之“拜冬”。徐士鉉《吴中竹枝詞》云：“相傳冬至大如年，賀節紛紛衣帽鮮。畢竟勾吴風俗美，家家幼小拜尊前。”案：《宋書，禮志》：“魏晉，冬至日，受萬國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旦。”蔡邕《獨斷》云：“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然則前漢已行賀禮。《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崔實《四民月令》云：“冬至之日，進酒肴賀 謁君師耆老，一如正日。”蓋至宋元益盛，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及趙與時《賓退錄》、吴自牧《夢粱錄》、周密《武林舊事》、趙與可《孤樹裒譚》諸書，皆載一陽賀冬，吴中亦沿之。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及江、震《志》亦皆云：“冬至馳賀，一如元日之儀。”長、元、吴《志》則皆載“冬至，尊長處賀節”。《崑新合志》：“冬至日，士大夫家拜賀尊長，如正旦。”而不及於庶民之家。連冬起九俗從冬至日數起，至九九八十一而寒盡，名曰“連冬起九”。亦曰“九裏天”。歌云：“一九二九，相喚弗出手。三九廿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不要舞，不要舞，還有春寒四十五。六九五十四，蒼蠅垛屋栨。七九六十三，布衲兩肩攤。八九七十二，猫狗躺渹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剛要伸腳眠，蚊蟲獦蚤出。”又謂頭九暖主寒，諺云：“頭九暖，九九寒。”又謂四九時必多雨雪，諺云：“雨雪連綿四九天。”又云冬至前宜寒，諺云：“冬前弗結冰，冬後凍殺人。”時則朔風布寒，晚景蕭疏，名勝旗亭，青望都收。居人有宴會，則皆人戲館，為待客之便。裁雲鏤月人家，莫不暖閣新裝，綉帷低拂，淺斟低唱，團坐圍爐。貉裘之客，不惜傾囊買笑。至若花飛六出，則塑雪佛、雪獅，堆雪山，蓄雪水，間有放舟勝地觀看雪景。家宴又各烹羊炮雉，遞為消寒之會。喜捨之人，以錢米周濟里閂之困苦無告者；或集貲為棉衣會，俗稱“施棉襖”；或倩工購乾稻秧，織為半臂式，俗名“秧薦馬夾”，裸裎貧丐賴以禦寒。屈歲除而止，總目之為做好事。蔡雲《吴歈》云：“露宿何曾熟夜眠，太陽照戶一欣然。若教窮漢街頭舞，還有春寒

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阿克苏等地区是摩尼教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摩尼教消亡的时间约为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此前,有关维吾尔族15世纪末便已实现了全民伊斯兰化的观点应予以纠正。

在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7%，世界银行最近出版的《增长报告》因此将中国列为自二战以来13个保持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至少25年的经济体之一。藉此，中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倍，至2008年达到了3400美元。在此期间，中国由一个计划型经济体转变为一个"混合经济体"，目前，私营部门的产值占到全国GDP的三分之二以上。那么，中国是如何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呢？&nbsp;"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案例&nbsp;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以非同寻常的手法打造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约书亚·雷默（Joshua Ramo）甚至将其称为"北京共识"。诚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中国领导层非同一般的务实态度，中国得以在一个复杂且持续变动着的世界中取得成功。中国的转型遵循了一种渐进的轨道，这使得它能够避免制度与组织上的崩溃，而这些问题烦扰了其他多数转型经济体。同样，中国的各种经济制度也缺乏明晰且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特征，但是它们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展现出了适应能力。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可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为严肃的考察，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特征是否构成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抑或它们只是达至传统市场经济模式通常所需的过渡性步骤？中国的领导层采取了一种渐进的转型方式，这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伴随急剧转型而来的各种重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头30年中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进行了许多宏大的社会工程试验，其中包括冒进的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以及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背负着这种遗产，所以把急速全面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做法视为一种高风险的举动，需要竭力避免。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中国许多非常规的制度和组织形式理解为它在转型过程中面对异常政治经济情势时所作的反应。比如，一些人称许乡镇企业中的模糊产权，说它是对传统私有产权的一种挑战，可实际上它是1980年代政府对私营企业模棱两可态度的产物，这些态度有时甚至是纠结矛盾的。在1990年代私营企业合法化之后，乡镇企业就迅速消亡了。尽管还存在争议，中国国内舆论并不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组织与增长模式；一个证明是，"北京共识"在中国国内并未得到广泛接受。事实上，如果我们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措施列一份清单，然后将这份清单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逐一进行对比，我们就会为这两份清单的相似之处所惊诧。在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原始构建中，"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十条政策建言：1.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规避通货膨胀税。2.把政府支出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引导到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3.改革税收体系，以拓宽税基并削减边际税率。4.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5.统一汇率，使其足以使非传统产品的出口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促成高速增长。6.迅速由关税替代贸易的数量壁垒。7.取消妨碍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的壁垒。8.国有企业私营化。9.取消阻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各种管制措施。10.确保财产所有权的安全。在过去30年中，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这些建议。在财政方面，中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持了大体平衡的预算，其负债从未超过其税收收入。通货膨胀率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控制在个位数以内。在支出方面，纯粹的再分配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多数是生产性的。在2003年之前，"社会支出"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一直在下降，近年来有所提升，但是其水平仍然很低。在税收方面，宏观税负--即税收与GDP的比值--从1978年的31%锐减至1993年的12%；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大强化了政府的征税能力，而政府收入数额大致增加到GDP的25%。然而，这一高增长率开始受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关注，要求降低税率的呼声不断，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公司所得税从33%减少到25%，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数次上调，另外，增值税也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允许使用自有资金的资本投资的抵扣。在国际方面，尽管中国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开放步伐，然而它采行的道路决定性地促成了贸易及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经济特区开启了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在198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成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而2001年加入WTO则使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自此以后，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一直维持在高于60%的水平上，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在国内事务方面，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是私有化和取消管制。自1990年代中期开启私有化15年以来，中国多数的国有企业已经转移到私人手中或转变为上市公司，只有少数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在私有化之前，物价控制就已经取消。到1990年代末，政府改革为企业进入市场扫清了许多障碍。尽管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对产权的保护还很薄弱，但中国在过去30年中还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几次宪法修正案以及《物权法》的颁行已经确立了较为合理的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尽管它还不够完备。虽然情况远远未达到理想的境地，但是未来的方向已经牢牢确立，那就是，建立起更完善也更强大的产权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威廉姆森所正确地强调的，"华盛顿共识"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教义"，后者还鼓吹资本项目自由化、浮动汇率以及--最重要的--保证市场完全不受限制的运作，而这些是中国明确拒绝的。另一方面，中国也采纳了其他一些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为经济增长之基础、从而频频开列的药方，其中，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强调基础教育是最显著的方面。中国唯一没有紧密遵从的处方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而且，尽管采取了大量取消管制的措施，国家仍然牢牢掌控着被称为"战略命脉"的领域如石油、电信及银行。政府相信，控制利率是其掌握金融领域的根本策略。然而，这样做尽管在过去可能是合适的，但现在却问题重重，我们在后面还要探讨这一问题。当下，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胜利，而"华盛顿共识"正是其核心政策建议。&nbsp;中性政府&nbsp;当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中国经济的成功时，我们要提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仍然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其意识形态基石的时候？我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我在这里所使用disinterested一词，是取其修辞学上的三种语义之一，即一个人在欣赏一个物体时是"超然的"或"不偏袒的"。因此，当我说到"中性政府"的时候，是指一个政府在面对不同社会与政治团体发生利益纠纷时保持一种中立立场；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政府不会总是为社会中某个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代言，当然也不会为某个群体所俘获。但这并非意味着这样一个政府是大公无私的；恰恰相反，它不但具有自身利益，而且有时还可能掠取社会。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其掠取行为是"不问身份的"（identity-blind），也就是说，它并不关心其掠取对象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结果，相比于那些始终代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利益的有偏向的政府，它更易于采取加强经济增长的政策。为了便于理解这一推断，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有偏向的政府总是采取各种政策照顾其结盟群体的利益，由此就会导致生产率与政府资源分配之间的错配，即其他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群体没有得到政府类似的关照。相比而言，一个中性政府是自主的，可以免受社会及政治集团的掣肘，由此更能依据部门或群体的生产率来调配资源。就这一意义来说，一个中性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它之所以愿意促成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更高的经济增长能为其成员带来切实的收益（回报）；第二，更高的经济增长会让民众感到满足，更愿意承认政府的合法性。上述分析的一个必然推论就是，一个中性政府所采行的政策往往是具有选择性的，而且很可能拉大社会收入的差距。然而，除非这些差距达到严重威胁其统治的程度，否则一个中性政府会对纠正这一问题无动于衷。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中就是中性的。其起点就是1970年代末期达成的"增长共识"。这一共识的起源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再延续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将不仅难以实现中国的强国梦，而且还可能危及其自身合法性。由于多次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后果，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合法性发生危机，政府需要消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增长共识因此形成。回溯起来，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选择性的政策以促进改革和经济增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一个例证。在1970年代末，美国急切地需要将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以充当对抗苏联的缓冲器。中国迅速抓住了这一机遇。尽管在提出"开放"政策之初遭遇了一些来自内部的抵触，然而经济特区还是享受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引得国内其他地区羡妒不已。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要求中国采取一种不平衡的发展道路，这在激励东部沿海地区高速增长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内地；今天，中国近90%的出口来自于9个东部沿海省市。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是一项选择性的举措。入世之前，人们曾广泛认为中国如果加入WTO，农业、汽车制造业、银行业、电信以及零售业等领域必将经历痛苦的结构性调整。但是，在争论声中，中央政府却加速了与WTO成员国、特别是与美国的谈判步伐。尽管加入WTO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出口自此大幅度增加。在200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额以年均28.9%的速率递增，与此相比，之前10年的年均出口增幅只有14.5%。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另一个例证。在19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转型过程中，党不得不面对社会的急剧分化所带来的挑战。从1995年到2004年是私有化的高峰期，有将近5000万的国企职工下岗失业。这将党推至一个两难境地：支持私有化就要冒着失去工人阶级的风险，而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那是它的主要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如若放弃私有化，则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就可能落空。通过低调地继续推进私有化，同时尽其所能让下岗职工再就业，党巧妙地度过了这一难关。到2000年代中期，当国企私有化接近尾声时，多数下岗职工已经找到了新工作或被纳入了政府的福利计划。政府选择性政策中最受争议的可能要数城乡差距。中国的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5倍，是世界上最大的。造成这种巨幅差距的原因很多，有一些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有关。然而，从效率的观点上看，这种巨大的差距却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以接受的，因为城市比乡村有高得多的生产率。政府也一直试图纠正政府政策与不同群体生产率之间的不匹配。1985年～1994年间设立的双轨价格体制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在完成其生产定额后有机会在市场中出售产品并购买原材料。这一体制大大有助于国企依据经济激励原则进行决策，然而市场价格与定价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为寻租行为创造了广阔空间。通过向其他企业和个人倒卖配额，控制着关键原材料配额的国企管理者及政府官员可以轻松致富。然而，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一个不经意的好处在于，它创造了只有从市场中才能获益的种种新要素。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就是这样的新要素。它们无法得到计划资源如银行信贷和关键原材料，而要依赖市场生存。至1990年代初期，尽管还要冒些风险，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比如，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增长额及出口额中的比重都占到了40%。这些新情况使得政府放弃了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由此获得了与国企同等的待遇。即便双轨体制的受益人是体制内的成员，双轨制还是被取消了。政府对农村移民的政策则是另一个例证。直到最近，仍然存在各种妨碍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其中包括户口制度。在1990年代，农村移民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被剥夺一些基本的权利如自由流动、工作场所安全、医疗保险甚至应得的工资。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到1990年代末，他们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需要大量的工人。由于政府压制农村移民的各种权利，同时他们的所得相对低于其为国民经济所作的贡献，结果是，城市居民获得了额外的好处。这一不平等待遇激起了广泛的草根维权运动以及知识分子的呼吁。政府察觉到了社会的不满，本届政府在执政伊始就开始迅速取消对农村移民的歧视政策。&nbsp;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改革时代是"中性的"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合法性问题。尽管中共是中国不可取代的政治力量，但民意的作用也不可罔顾。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来的历次民众运动和抗议表明，民众对社会不公和党的重大错误会作出反应。另外，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权威，使其在推行地区性政策时更为小心谨慎。同时，经济崛起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中国必须留意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党不强调基于程序的合法性，而是追求基于绩效的合法性，即通过不断改善民众福利而获取的合法性。然而，许多其他威权政体也尝试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合法性，可是它们往往无法持久地掌权。中国之所以不同，还要归功于中国不存在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是造就中国共产党 "中性"性质的社会基础。在那些存在极端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中--比如一些威权政体国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政府与精英群体结盟。对于政府而言，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为精英群体能够为其提供充足的资源，使之能够置民众的利益于不顾，而且足以镇压民众的任何挑战。然而，长期的歧视性政策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以及政权合法性的销蚀。相反，在一个平等社会中，政府如果要站到某些特定群体一边就会非常危险，因为其他群体可以联合起来阻遏政府--甚至可能把它拉下马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由社会习俗默认的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的典型例子是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不平等是最深刻的不平等，远甚于政治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后两者要浅显得多，可以通过短期的措施得到矫正。比如，中国的城乡隔离是一种政治不平等，自2003年之后，短短几年间政府政策的改变就极大地弱化了这种不平等。20世纪的一系列革命使得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大体平等的社会。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的统治，并建立了共和国，而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让中国社会进一步平等化。通过一场全面的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土地分配均等化；另外，官僚资本被国有化。在1950年代早期，大陆和台湾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但就社会结构和政府经济政策而言，两者却惊人地相似。与大陆上的共产党人一样，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人也进行了彻底（但平和）的土地改革；两岸政府都建立了国有企业，并且从农业中攫取剩余以期加速工业化进程。然而，当1956年大陆开始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改造的时候， 两岸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从1956年至1978年，大陆走了长长一段弯路，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国家从这一歧路上拉回到1950年代早期所确立的轨道上来。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其经历更像欧洲国家，特别是发生过血腥革命的法国、西班牙和俄国。革命所建立的平等的社会结构让中国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超常的"，因为中国本身就是"非常态的"。&nbsp;未来的障碍与出路&nbsp;可以预见，政府有选择的、效率优先的政策会导致收入不平等问题。中国的整体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而最富裕人群与最贫困人群之间的差距甚至还在加速拉开。更糟糕的是，某些层级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不断侵犯民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随心所欲的征地措施仅仅是一个例子。政府对民众权利的侵犯是群体事件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谢淑丽（Susan Shirk）所称的"脆弱的巨人"（fragile giant）。但是迄今为止，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政府似乎还是能够将其选择性政策的不利后果控制在最小范围。首先，政府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无论哪个机构出面作调查，政府始终能获得70%甚至更高的支持率。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许多人在迅速跻身中产阶层，他们是现行体制的实际受益者；至少就目前情况而言，中产阶层还不是推动变革的动力，而是保持稳定的力量。第二，政府采取了各种专门的计划以迅速有效地平息民众不满的早期征兆。城市低保覆盖了3000多万低收入者，而下岗再就业中心则为下岗人员提供失业补助金并且进行再就业培训；还有一些计划（比如"西部大开发"）旨在降低地区间的不平等；而新农村建设则改善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医疗保障以及教育状况。第三，作为对民众不满的反应，政府逐步开始更多地尊重民众所表达的利益诉求。调整对农村移民的政策仅是例证之一，其他一些例子还包括颁行《物权法》、加大征地补偿等等。最后，选择性政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我纠错效果。如果政府保持中性，就不会总是关照某些特定的群体，因而，就长远来看，至少在制度性障碍较弱的领域，利益分配能够做到大体的平衡。比如，单就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而言，基尼系数都不算高，处于0.35～0.37之间，大体相当于韩国和日本的水平。然而，这些措施可能仅仅是治标而不治本的"镇痛剂"，不足以阻碍由制度性障碍和不完备市场所孕育的强势集团的产生。尽管私人企业界已经认识到结交政府是获取更多利润的捷径，然而，政府自身、官员的裙带关系网以及大型国企才是正在快速形成的强大且排他的利益群体。如果听任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就会失去它的"非常态性"，变成一个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两样的"正常国家"；由此，中性政府存在的政治基础也将失去。20世纪后20年的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过去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据《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1、2期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统计，至2009年6月，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 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占2009年全部贷款的50%以上。2009年我国GDP的增速超过8%，而计算表明，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贡献至少为3.25个百分点。相比发达国家，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成就背后的故事，我们也许就不会那么乐观了。大量经济刺激投资由政府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见效快；但它的坏处也不容忽视，时间越长，坏处将越明显。大量政府投资的直接后果压制民间投资，并可能产生大量银行坏账；在更深层次上，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加剧了中国政府的生产型政府性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失衡成为各界讨论中国经济时的热门话题。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存在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以及劳动者及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导致失衡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参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24%，而政府储蓄（主要是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10%，即政府把42%的收入用于投资。相比之下，其他国家政府资本支出的比例很少有超过10%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无可厚非，甚至值得赞赏，但是，看着北京、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直逼世界一流城市、而其他城市也纷纷仿而效尤，人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相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否有些超前了？更何况，那种把好好的石砖铺就的人行道换成大理石人行道、修建永远亏本的磁悬浮列车、在市中心开辟巨型花园、在城市边缘建造人工湿地的事情还很多。如果把花在这些华而不实项目上的钱直接花到老百姓头上，国内消费不就可以提高一些吗？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压低土地价格，给予投资者各种优惠，作为补偿，投资必须能够带来GDP和税收的高增长。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会青睐高资本密集度的投资，而排斥劳动力密集的投资。当前，结构调整被许多地方政府和学者片面地理解为产业升级，但现实情况是，相对于中国的发展阶段，我们的产业升级已经过度了。这里无意否定产业升级，但是，资本密集度提高的一个后果是牺牲就业增长，导致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商业公司相差无几，这不仅弱化了政府的公共职能，而且为利益集团乘虚而入打开了大门。既然经济和税收增长是第一位的，那么，资本就容易得到额外的照顾，政府和资本的结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大政府回潮和党在确立"三个代表"之后的转型有关。相比过去僵化的意识形态，"三个代表"是一个正确的转型；但是，"三个代表"颁布之后，"党政不分"进一步加剧却是值得警惕的。"党政不分"似乎达到了党对国家的控制，但是，过多地卷入政府的日常运作、特别是经济事务，却让党失去了自主性。另外，中国太大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模式是不适用的。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当前的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社会日益多样的利益诉求。集中全力促进GDP增长的努力还在导致对民众经济及政治权利的侵害，这不可避免地会激起民众的抗拒。此外，由于收入的增加，民众的需求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收益上，仅凭经济增长这一剂"药方"就想吸收或平抑社会不满将愈益困难。所有这些都表明，无论是从社会整体出发，还是从党的自身建设出发，明确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型是必要的。政治转型并不一定要求实现多党竞争性民主，但更多的民众参与是必由之路。公民社会的成长为这个转型铺就了一条道路，其中，互联网的发展功不可没，它不仅是民众分享信息的平台，而且也是向政府表达政治意愿的场所。同时，草根持续呼吁也是促使政府尊重民众权利的动力之一。如果党想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增强社会的稳定性，除了更充分地推进民主之外别无他途。强大的特权阶层的出现，会妨碍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社会内部的公平分配，随之而来的，是以经济增长换取合法性的努力付之东流。为此，党需要将自己置身于社会利益争斗之外，全力保证中国的大政方略不出现偏差，而将利益的调和让给社会自己去做，特别是为普通民众公开挑战特权阶层提供一个具有制度性保障的平台。事实上，这样做也会减轻党控制官僚体系的繁重任务，因为民众的监督可以部分替代这项任务。尽管在民主社会中利益集团政治经常会产生不利影响，然而，业已被多数国家的实践证明的是，一个公开且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过程是实现不同群体间利益平衡的最好方式。事实上，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绝对是一个中性政府所必须做到的。只要恰当的制度能够发挥作用，抑制强势利益群体的力量，那么，一个民主的政府依然可以是中性的。（作者单位:&nbsp;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bsp;&nbsp;&nbsp;

城市化繁荣了城市，挤压了农村。原来低矮的房子变成了高楼大厦，农民的土地变成了国有企业和市政用地。而土地征用产生的大量问题留给了乡村两级组织。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典型代表，北京市高碑店乡通过发展富民、保障安民、文化育民、管理塑民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城乡结合部困境”指明了政策调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