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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傅聪的一些情况 (此为经王若水删节之李春光致胡耀邦信。标题是王加的--李注。二00六年十一月一日。) 春节前后，我先后两次同傅聪长谈。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对各方面有点益处。促使傅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父亲，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同时，他本人也在一九五七年留学生归国学习期间，受到重点批判("白专道路"等等)。一九五七年初，傅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兴奋莫名，夜不成眠。他觉得，在毛主席领导的这样一个党面前，是无话不可以讲的，是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他睡梦里也不曾料到，他竟会因此变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傅聪说：这个打击太大了。我好像觉得被推下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心里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失望，甚至绝望。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再加上后来的"文化革命"，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他沉重地说：实在是"逼上梁山"。我那时想了很多。抛开我们父子的命运不说，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最近，三联书店准备出版傅雷书信集。那些字体异常工整、纸色已经发黄的信中，充满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至诚--也许应该称作"虔诚"，简直虔诚到了好像一个宗教信徒那样的地步。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斗争的曲折性，他几乎毫无思想准备，以致在残暴的打击下突然、悲惨地辞世。多年来，傅雷身边一直带着毒药(这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吧)。一九六六年，傅雷夫妇在被接连批斗了三天三夜之后双双自尽。由于毒药年久失效，两个绝望的老人是在服毒以后又上吊死去的。谈到此事时，傅聪说："文革"一开始，我就预感到这件事。我了解我的父亲，他就是那样一个人。我给家里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母亲接的，她激动地叫了我一声"阿聪"，就大哭起来，电话立刻断了。我不敢再拨--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傅聪出走后，写信向他父亲作了三条保证：一、决不讲关于中国的假话；二、决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关系；三、决不放弃中国护照。第一条他并没有完全做到--他从未对外国人讲过他出走的真实原因。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他之所以走，是因为不愿意下乡劳动，怕弄坏了手指。他说：在这类事情上，我对外国人讲了假话--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我都不能不这样做。第三条他没能坚持。一九六五年，他加入了英国籍。他说：这完全是为了生计。拿着中国护照，许多地方不准我演出。弄得我没有办法生活。傅雷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同他断绝了通信。直到半年后，他的岳父梅纽因(著名小提琴家，现任"国际音协"主席)写信多方解释、劝说，傅雷才同他恢复了通信。这次报上登的音乐会广告中称傅聪"著名英籍钢琴家"，他很不高兴，印节目单时，坚持把"英籍"二字去掉。他在音乐学院指挥学生乐队，给学生讲提琴弓法时，有学生说这是英国弓法，他生气地说：什么"英国弓法"，我是中国人，我不是英国人。至于第二条保证，他是始终坚持了的，他至今没有去过台湾。有个台湾记者去找他，被他骂走了，他说：你给我滚出去！粉碎"四人帮"后，傅聪看到了新的希望。一九七九年，他主动向我赴英艺术教育考察团要求回国做一点工作，考察团的同志告诉他国内条件还很艰苦。他说：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么苦我都能吃。傅聪三次回国教学、演奏，无论学识、修养还是工作态度，都得到好评，受到赞扬。为他开车的司机说：这个专家很老实，每天就是上学校练琴、教课。星期天也不休息。商店、公园一次都没去过。离京赴沪的当天上午，他仍像平日一样到学校练琴。这方面情况去年《中国青年报》发的一个内参有所记述。谈到我们学校许多天赋很好的学生时，他说：他们都是非常之好的材料，但是往往只能发展到某一个限度。他告诉我，他父亲曾对他说：你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才谈得到做艺术家。他认为许多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味热衷于技术，热衷于国际比赛，说穿了还是热衷于狭隘的个人名利，很少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目的去学习音乐，心地很狭窄。这样的人，在艺术上的发展只能是很有限的。问题在于有些教师和领导人好像也喜欢这样，因为容易出"成绩"。他还认为我们的某些艺术创作、表演中存在盲目崇拜、模仿外国的庸俗倾向，搞得非常浅薄。一月三十日，《北京晚报》关于傅聪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报道，从原稿中把傅聪的名字全删掉了(但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在北京期间，特别是后期，有的同志对他态度有点冷淡，尤其是有的记者，对他先热后冷，使他觉得伤心。我想，这样一个人，又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是理应获得谅解的。  我感到应当使更多的人知道傅聪的真实情况，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如果在许多人心目中，傅聪始终是一个抛弃祖国、背叛人民的"叛逃者"，那么，我们像现在这样热情地邀他回来讲学、演出，自然会使人感到是很没有原则的。                               李春光

概述选文要点。《忧郁的文化政治》2010年3月19日出版，多篇选自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David L. Eng,David Kazanjian eds.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兴奋的发展。

联合国专管经济社会事务的助理秘书长乔莫·桑德拉姆（JomoK.S.）自2005年起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一职，并兼任G24国际货币事务和发展政府间集团的（荣誉）研究协调员、联合国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说“不是人民币的问题，是美元的问题。更进一步说，这也不仅是美元的问题，是当今世界货币储备制度的问题。”

我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重视对“第三世界”的横向研究。 　　无论是“第三世界”形象而又模糊的提法，抑或是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后殖民国家、南部世界诸种表述，一批具有共同或相似命运的地区和国家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把它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正如一位墨西哥思想家所描述，我们都“在欧洲文明的筵席上姗姗来迟”。　　有人说全球化进程是自古就有的自然趋势，不必大惊小怪。此言回避或忽略了这一进程中发生的质变。　　随着技术交通手段的进步，人类交往一直在持续发展，此间文化和经济动因兼有。郑和为弘扬天朝七下西洋，伊本·巴图塔出于朝觐的初衷和“哪怕学问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的感召周游世界，记录了南国泉州被称作“榟橔城”的轶事；多重背景的“十字军东征”也有明张的宗教因素。前哥伦布时代既已存在的亚洲与美洲的联系，大洋洲与美洲的联系，非洲与美洲的联系也都在持续的研究中浮出水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出现，尤其是金融经济的成熟，全球化的速度及规模迅猛发展，并发生了本质变化。全球化从人类生活中的简单交换需求，从对财物的原始掠夺战争，发展成导致人类生活全面异化的唯“利”是图，直到我们今天正目睹的世界范围内的对自然资源的新一轮疯狂争夺。经济利害的趋导、竞争的思维模式，已在人类文明集团的交往中占据本质地位。如果不改变这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和谐只是一个幻想，只是一个皇帝新衣式的谎言。　　在这个变异过程中，1492年是一个象征，与这个象征性的年份一起，拉丁美洲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起点。由于它作为牺牲品的“领先”地位，它的经验教训对于一大批第三世界地区和国家具有启示性。　　这些地区的命运由于资本主义链条而紧密相关，但这些地区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缺少自觉意识，即缺少“觉悟”。它们更重视对西方的纵向研究，而轻视对第三世界的横向思考。　　最近有两位拉丁美洲教授以一篇《浅论亚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的论文成为拉丁美洲在此一领域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先锋，这是一个迟到的觉悟的象征。 　　举两个例子说明第三世界的命运是如何被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 其一，中国的鸦片战争与美洲的奴隶制度。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尊献给该国独立战争中中国战士的纪念碑，上有铭文：“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　　只有细致了解了古巴的奴隶制历史，才能体会其中饱含的深沉意味。　　19世纪上半叶，机器工业发展迅速。英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出于仁慈和良心发现——提出废奴。由于黑奴的减少，也由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在古巴岛引起的巨大恐慌，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引进替代性劳力（甘蔗园、榨糖厂离了大量的劳力无法运转）。引进欧洲穷白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劳力的举措相继失败。这时，从东方传来了消息。　　在遥远的中国，1840年把中国带入半殖民地历史的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在鸦片战争中得手并熟悉了中国的英国资本家首先开始运送大量华工到英属加勒比群岛的牙买加、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作苦力，并启发了古巴奴隶主，后者上报王室请求引进“来自用棍棒管理之国的子孙”。　　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委托两家公司招募华工，其中之一便是“英国伦敦公司”。1846年，英国人已在厦门修建了大量板房作准备。雇佣苦力的办事处设在葡属澳门和英属香港。1847年，第一批华工抵达古巴，最早的两艘运送苦力船只之一是英国船。　　苦力是签约的奴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本地奴隶的逃亡。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早就出现了华工组成的团、营，个个骁勇出众，坚贞不屈，其中不乏前太平军的战士。他们的事迹被古巴人记录成书，荣誉被刻录在上述碑文中。这样的特殊地位是华人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这样的付出生命是由惨无人道的资本压迫造成的。古巴与中国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由被压迫者的国际主义缔造了最初的友谊。如今，华人已经成了古巴人口的三大来源之一。 其二，大帆船贸易。　　1521年，为西班牙王室服务的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穿过后来的“麦哲伦海峡”，“发现”了今之菲律宾群岛，从此，远近七千个岛屿上的土著陷入与美洲印第安人同等的地位，被称作“中国印第安人”。　　持续了250年的西班牙—墨西哥—吕宋—中国的“太平洋航线”出现了，来往于洋面上的西班牙贸易船只被称作“马尼拉大帆船”或“中国船”。“大帆船贸易”是资本主义全球发展链条上重要的一环，造成了亚洲与美洲在近代的联系：在墨西哥出现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传说，其原型是身世为印度莫卧尔帝国公主的女奴；历史上第一本西班牙语—汉语词典因缘名为《吕宋华文合璧字典》。在“大帆船贸易”中，中国举足轻重。如果没有与中国的贸易，西班牙难以维持它在东方的这个殖民地。白银和货物在欧洲和亚洲（主要是中国）间出现了反向流动。贡德·弗兰克以此为重要例证在《白银资本》中解构了西方经济历来领先、西方文明具有内在进步性的神话。　　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抢夺了菲律宾，迅速普及的英语替代了西班牙语。被菲律宾人视为国父的独立运动领袖里萨尔（José Rizal）用西班牙文写作的爱国檄文已无法为后来的国人读懂，但它们被收入了拉丁美洲人编辑的大型文库《阿亚库乔文集》。介绍里萨尔的墨西哥已故哲学家莱奥波多·塞亚（Leopoldo Zea）写道：“里萨尔在我们的美洲和亚洲、非洲人民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尽管我们的语种不同，但我们都能懂得人类历史上层出不尽的解放者的语言。” 　　为了掩盖全球化进程中的这种本质变异，“思想”、“文化”的因素并没有退场，而是成为“强者”、胜者解释历史、证明历史的被动工具。　　阿根廷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在《论对“他人”的遮盖》一书中严厉抨击西方精神巨擘黑格尔：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化人利用“新大陆”的被“发现”，找到了一个证明西方文明优越的“他者”代表，黑格尔是当时欧洲思潮的集大成者，他把历史学升华到哲学领域，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这样表述： 　　世界历史从东方向西方发展。欧洲绝对是世界历史的终结……世界历史就是由无法控制的自然意志向普遍性以及主观自由发展的学问。 　　论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马克斯·韦伯，为美国近代扩张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的“天定命运”和“边疆理论”，直到20世纪末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先后成为对成功者历史的阐释。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展和思想工程，拉丁美洲也出现了绵延不断的思想论战，有幸地成为一块思想丰富的大陆。围绕“现代化”、“文明”以及发展道路的讨论热潮几起几落，其中有代表性的两本经典文化论著是针锋相对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著）和《从善良野蛮人到真诚革命者》（委内瑞拉作家卡洛斯·兰赫尔［Carlos Rangel］著）。一位圭亚那作者写了一本书，题为《欧洲如何使非洲不发达》，论及非洲大陆因奴隶贸易损失的人口至少有1亿多，提出非洲今日的落后与青壮年当年被掠有关的观点。 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对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历史的讨论并未停止、终结。这些似曾相识的讨论也证明了第三世界命运的一致性，而相互的借鉴启发意义重大。与其盲目吞咽历史进程、文化背景、经济基础与我们差异很大的富裕国家的经验，全美“大国崛起”之梦，不如多潜心研究第三世界兄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拉美大陆上先后出现过“实证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论战，是拉丁美洲地区现代化初期的精神脉动。论战中所涉及的进化与传统、经济与文化、西方文明与民族精神、穷人与富人、民主与专制等等命题几乎无一不在当今中国再现。 遗憾的是，对于“第三世界”的研究长期处于“不发达”、“发展中”状态。 一位拉美思想家在被问及“为什么拉美思想不像拉美文学那样被世界热衷”时回答说：“我们的文学就好像我们大宗出口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后者可以被任意加工，前者也可以被随意解释；而我们的思想则是制成品，是西方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我们的拉丁美洲文化研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我们没有从美洲民俗、具体的艺术门类起步，而是从拉美思想史切入，撰写了作为拉丁美洲文化史的《丰饶的苦难》和《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这些更似姿态的初步研究意在呈现：拉丁美洲是一块有着丰富思想资源的大陆。 第二个问题是，“第三世界”研究中的“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 如同“第三世界”的朦胧提法，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也只是一种便于指代的概括性提法。外部视角指公开的或潜在的殖民主义视角、“欧洲中心论”视角、把研究对象“物化”的视角。内部视角指基于历史知识、文化认识之上的人道主义视角，指对待作为“他者”的被研究对象的平等意识，也指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的觉悟，并由这觉悟而导致的人性化研究态度。 在广义的对“第三世界”研究中历来有两种视角。早期美洲殖民史中，已经出现了两种对“他者”研究的对立视角。16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拉丁名Ordo Dominicanorum，又译为道明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Las Casas）是这种内部视角的代表，他是拉美史上的“印第安人保护者”。其三卷本巨著《西印度史》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外部视角的代表——某些西班牙宫廷史官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无端污蔑。 在《西印度史》的长篇《前言》里，拉斯卡萨斯引用一位古代史学家的观点开宗明义地指出，史家撰史大致出于几种目的：表现学识捞取名誉，向权势献媚，恢复被歪曲的真理，披露被遗忘的事实。紧接着，拉斯卡萨斯又引证说明“历史”在古希腊语中的原意为“看见”或“认识”，即历史应该是基于亲历的真知。中世纪的史家拉斯卡萨斯以他的言行毫不掩饰地宣布：我所写的历史是有立场、有目的的历史，是“主观”的历史。　　然而，正是这种“主观”的史书记录下了更加准确的客观事实。　　人类学作为一种近现代兴起的学科，起步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阴影是确凿无疑的。经过多年的长足发展，人类学内部产生过重要的争论和分化，其中的某些分支成为促进文化多元化、帮助弱势文化群体的学问。但是，人类学发展史是否经过彻底的、批判性的梳理？在它的某些科学主义的繁杂方法论中，在它的被程式化的一些“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方法中，是将被研究者作为“文明的主人”并辅助其成为自身文明的阐释者呢，还是将被研究者物化，攫取其文化产品作为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原材料？人类学是一种纯客观的科学研究呢，还是应该具有鲜明的目的性？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命题。 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地区爆发了如今举世闻名的萨帕塔游击队运动，那里的居民从体征和语言上属于印第安文明中的玛雅人。长期以来云集于恰帕斯地区的各国人类学研究者并不关心当地印第安人的苦难命运，对潜伏十年的游击队活动一无所知，只是把他们当做“玛雅化石”来“研究”。印第安农民起义如石破天惊，暴露了那种人类学研究的局外人隔靴搔痒；用当地人的话说，“好像我们是显微镜下的虫子”。这也是一个外部视角的写照。　　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潜在着“后殖民”思维，他们以西方文明准则为自己的文明准则，在日常的言行中频频发生这种外部视角的言论。如某已故著名北方精英、社科院原高层领导言及“与印第安人怎么能讲平等”时，如同谈论一个天经地义般的共识，如某高等学府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轻佻狂言“拉美人只知道唱歌跳舞生孩子”。这样的思维导致冷漠的物化研究。因此，当专业研究人员脱口说出“拉丁美洲出事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对于我们研究人员来说，出事越多越好”时，就不足为怪了。 　　内部视角需要一个人道主义起点，起码要达到前述中世纪修士拉斯卡萨斯所体现的原始基督教思想中的平等观念。他曾潜心学习印第安语言，就近观察、悉心体会他们的思维方式，努力理解他们的文化，并逆国家主义潮流，不畏惧宗教裁判所的大棒，为弱势地位的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文化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辩护。　　由内部视角出发，语言（在对拉丁美洲的研究中，不仅是对西班牙语的掌握，而且要求对印第安语言的某种了解）的重要性突显，语言是通向理解的重要桥梁。研究者所掌握的语言会影响结论上的差异。　　由语言问题还可以引申到翻译问题。在外国问题研究领域，翻译被研究对象是一项重要内容，准确地翻译出他者的文本才能正确、贴切理解他者的言说。在西班牙语译界，存在严重问题。《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私生子的历史》是一篇经典论著，但是它的英译本译者删去了其中的思想精华（经过了也许是作者的不得已的同意），而它的依据英语本的汉译本更是错误百出。翻译的粗糙不仅仅是语言水平和工作责任心问题，其中潜藏对第三世界的不尊重。某位拉美作家曾写道：我们对欧洲人名地名的翻译小心翼翼，从来不出错；而相反，他们对我们的翻译总是漫不经心，误差不断。　　掌握了语言，也并不能保证思想的准确传递，上述冷漠的局外人态度在翻译问题上同样屡屡作祟。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有一篇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著名散文：《我们的美洲》，其中的一句汉译译文很能说明问题。原文的意思是“一句欧洲圣贤的名言并不能使印第安人被凝结的血液重新开始流动”（大意），译者译成“一句欧洲圣贤的名言并不能使冷漠的印第安人焕发热情”。注意：印第安人并非天性冷漠，而是殖民地的历史凝固了他们的血液——对文化的理解直接影响着翻译的差异。　　由内部视角还可以引伸出学院式研究与实地考察的关系、重视非主流资料、重视底层民众等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世界眼光与民族主义。 中国的外国问题研究缺少世界眼光。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来具有世界眼光，而中国的长期闭关锁国历史造成了眼光局限性，半殖民地历史、西方中心论又造成了知识界的民族自卑感。我们的外国问题研究囿于专业的藩篱，无法从世界体系的高度认知专业研究范围中出现的命题。中国文明的新崛起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我们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必须以自信的平等地位对世界发言。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朝这样的方向徐徐努力，他们在上个世纪中叶提出的“依附理论”、“解放神学”等都具有世界意义。最近玻利维亚印第安人出身的总统艾沃·莫拉莱斯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基于印第安文明观的“新十诫”。这种敢于挑战西方文明基石的言行具有象征性，是一种文化自信自尊的表现。 拉丁美洲问题研究理所当然可以囊括对其宗主国西班牙的研究。拉丁美洲的研究者也只有到了理解亚洲，理解非洲之时，才有可能真正做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 这种世界眼光包括超越“狭隘民族主义”。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固然可以也应该为政府决策提供必要的咨询，但是作为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更应该是关乎全人类的长远命题，也只有在达到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更准确、更正确的政策咨询。因此，比配合政府法律法规出台的诸如社会保险、小额贷款等具项研究，我们更应该关注对象国、对象地区的发展道路、思想史等宏观问题，即使微观问题的研究也是为了达到对全局的理解，而不是应景之作。至于揣摩领导意图、歪曲事实真相的研究题目所反映的，就不只是研究者的眼光，而是研究者的品格问题了。这种为了获得个人利益而对民族、对人类犯罪的“研究”，是中世纪史学家拉斯卡萨斯指出的“向权势献媚”，是社科研究领域里比剽窃更严重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凝聚民族的旗帜；在当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饱受列强欺辱、近代以来从未成为强者的民族——开始富强、逐步成为崛起的大国时，则要警惕大国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 只有具有更高的人道主义境界，才可能使民族主义升华，真正产生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世界眼光。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积极乌托邦思想。 2010年，拉丁美洲将纪念取得政治独立二百周年。论及独立运动，拉美知识分子常常引述两个文本。一是“解放者”玻利瓦尔写于独立前夕的《牙买加信札》，其中写道： 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拥有被辽阔的海洋包围着的一方天地，这个偏远的世界尽管在管理社会方面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传统，但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是全新的……我们既不是印第安人，又不是欧洲人……我们仍是一个酝酿之中的族类……随着世纪的推移，也许将由此出现一个逐渐覆盖全世界的、兄弟般友爱的新民族。 另一份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曾描写新生美国的一段话： 大自然和宽阔的海洋把我们与来自四分之一地球的毁灭性的混乱隔绝开，我们所拥有的崇高精神足以抵御他人的腐蚀，我们崇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意志，上帝将一切祝福赐于我们，向我们证明它为人在尘世的幸福感到欣慰，拥有如此多的祝福，我们怎么能不成为一个幸福的民族呢？ 比较两个内容近似、本质相异的文本，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思维模式，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将导致人道主义关怀和民族利己主义两种文化传统。 主张竞争、适者生存的狭隘民族主义不是唯一的历史选择。帝国主义希望崛起的第三世界加入它们制定的竞争规则，“与世界接轨”，并会在这种竞争中老谋深算地扼制我们，对我们分而治之，让我们互相消耗，坐收渔翁之利。为此，它们坚持“历史的终结”。早于19世纪末，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就这样絮叨：批评势在必然的东西是徒费心力，托尔斯泰伯爵的基督心肠是于事无补的…… 拉丁美洲文化传统中的积极乌托邦思想也许是一件武器，可以用来抵御这种无所作为的“终结论”。解放神学中的“希望”观念，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的关于“也许至今的全部历史才是一场乌托邦（轮到我们真正有所作为的时刻了）”的精彩表述，“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都是积极乌托邦的体现。 理想主义吗？第三世界的思想、文化被冷落、被解构达几个世纪之久后，已所剩无几；我们必须珍视包括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印第安文化、佛教文化等在内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否则人类只能面对毁灭的绝望前景，如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诗句“在千百次冒险滚动后，地球已是个被磨圆的色子，它已无法停止滚动，除非落入一个坑里，一个巨大的墓穴之坑”。 （2009年11月在广州社科院《开放时代》杂志召开的关于中国的外国研究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程绪珂，出生于1922年，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上海市建委科技委名誉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局长、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副主任，离休后着重研究园林绿化走生态化途径这一重大课题，曾两次获得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并获得全国绿化奖章，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日前，记者就生态园林这一主题登门采访了她。 　　她，博闻强识，子承父业，投身园林奋斗64载，至今不辍。她，在特殊年代，虽身陷囹圄，仍苦苦求索事业困境的破解之路。她，高举生态园林的旗帜，坦荡荡地接受异议和质疑，凭着坚韧与魄力，为上海今天的绿化格局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然而，在与笔者交谈过程中，88岁高龄的她强调最多的一句话却是：“我只是沧海一粟，我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她，就是原上海市园林管理局首任局长、我国著名园林专家程绪珂。 　　记　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您就致力于生态园林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源起是什么？ 　　程绪珂：其实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生态园林理论的人。我父亲解放初期在课上就曾提出过城市园林建设要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但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文革期间，园林事业跌到了谷底，我也被迫离开了园林岗位。那时我脑子里就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开展政治运动时，园林老是挨批？明明是业务上的事为什么偏偏扯到政治？”我把父亲的言传身教与自己20多年的实践仔仔细细地梳理总结，终于找出了一个答案：以往园林绿化有一个重要误区就是单纯为了好看好玩，属于装饰性的，因此被贴上了“城市美容师”的标签，而没有认识到园林的生态功能，所以事业越做越小。后来，我重新回到岗位，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看到园林绿化已列为环境建设之一，并有了较大发展，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加快研究的紧迫感。 　　与程绪珂一样经历过那段特殊的岁月的园林人都在深刻思索着园林的过去与未来，“生态园林”理念的萌发，如石入湖心，激起了层层涟漪。1986年5月，中国园林学会城市园林与园林植物两个学术委员会在温州市联合举行“城市绿化系统、植物造景与城市生态问题”学术研讨会，会上正式提出了生态园林概念。此后，《生态园林论文集》（1990）和《生态园林论文续集》（1993）陆续出版。程绪珂在两本论文集中都发表了对生态园林建设任务、目标、标准等内容的专论，并提出生态园林建设的6种类型：观赏型、环保型、保健型、知识型、生产型和文化环境型。 　　记　者：那时上海是一种什么反应？ 　　程绪珂：我的一篇关于生态园林的讲稿被《中国日报》刊登，当时上海副市长倪天增看到这篇文章，叫我在上海区、县长绿化会议上讲生态园林，并且当即决定在普陀区和黄浦区的一些居住区率先开展试点。 　　1989年，在倪副市长的支持下，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和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将“生态园林研究与实施”列为科研课题，在居住区、庭院、工厂、绿地等地搞了26处试点，并设立了11个巡查点，注重景观与功能结合，强调环境的使用性、活动性、观赏性和保健性。199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主办了全国生态园林研讨班。此后，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生态园林的研究队伍中来，像天津、石家庄、宁波、中山等一些城市也进行了实践探索。 　　记　者：生态园林的核心要解决什么问题？ 　　程绪珂：生态园林建设的核心就是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尽管生态园林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我个人认为生态园林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园林的经验，遵循生态学的原理，建设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科学的植物群落，建立人类、动物、植物相联系的新秩序，达到生态美、科学美、文化美和艺术美。以经济学为指导，强调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并重，应用系统工程发展园林，使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步发展，实现良性循环，为人类创造清洁、优美、文明的生态环境。 　　记　者：这对园林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您的解决途径有哪些？ 　　程绪珂：生态园林建设必须要把环境保护事业和园林绿化事业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的园林工作者一定要打破旧的思想框框。第一，要打破唯观赏论。园林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园林工作者要以生态观念来规划园林，大力开展低碳、碳汇植物群落的研究，为后代留下清洁的环境；第二，要打破“城市围墙”，坚定地走城乡绿化一体化的道路。城市经济是强势，生态是弱势，农村经济是弱势，生态是强势。在加强城区绿化建设同时，必须依托农村高质量的生态环境，通过城乡之间的绿色廊道，缓解城区的热岛效应和污染压力；第三，要打破狭隘的园林植物观。凡是植物，不论是蔬菜、果树、药材还是粮食都可以为我们园林所用，尤其是木本油料类的能源植物和其它具有生产功能的植物，更要引起我们园林工作者的重视；第四，要打破以往园林光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的形象。 　　绿地属于特殊的社会公共商品，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科学地进行绿化效益计算，比如像绿色GDP这类衡量城市生态水平的指标，能为城市管理者提供更有力的价值分析和决策支持。只有把生态、社会和经济紧紧结合起来，我们的园林事业才会越走越开阔，越干越光明。 　　1992年，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在全国铺开。2004年，建设部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并印发了《关于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意见的通知》，而且只有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的城市才能申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两个创建”得到了全国各省市政府的积极响应，深圳引人瞩目地成为首个示范城市。 　　记　者：您觉得可不可以跳过“园林城市”直接进入“生态园林城市”的创建？两个创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程绪珂：人均公共绿化面积、绿地率、绿化覆盖率是“园林城市”的硬指标，强调城市的绿量，为绿化基础薄弱的城市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量化目标，为以后打好底子。“生态园林城市”是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城市。建筑要向绿色建筑发展、城市经济要向循环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要向整体综合发展、城市环境要向生态景观发展、城市社会要向生态文化发展。“生态园林城市”的评估更注重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与“园林城市”的评比标准相比，增加了衡量一个地区生态保护、生态建设与生态恢复水平的综合物种指数、本地植物指数、城市热岛效应程度、公众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满意度等评估指标。 　　我认为，两个创建是递进累积的关系，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建设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环境良好，三者循环促进的人类居住形式的高级阶段。它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时间上需要分解成逐步逼近的不同阶段，在空间上需要重视示范效应，不能一哄而起。城市可以带着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来创建园林城市，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将园林与农林大环境结合起来，制定广义的绿化系统规划。城市的管理者要有这种预见性。 　　记　者：通过不懈努力，2004年，寸土寸金的上海获得了“国家园林城市”的称号，尤其在中心区绿化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为特大型都市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有人说那是因为上海市“家底厚”，您怎么看？您觉得上海最有价值的经验是什么？ 　　程绪珂：这个跟家底厚不厚没多大关系，重要的是上海改善城市环境的决心，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典型的代表是2001年开放的上海延中绿地，目前是市中心面积最大的公共绿地，总面积达23hm2。它的建设就是为了缓解市中心越来越严重的热岛效应，可以说是“形势所迫”。为了跟踪绿地的降温降噪效果，园林部门设置了监测仪进行长期观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数据，为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记　者：上海有没有走过弯路？ 　　程绪珂：大家都常说上海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的确如此。上海人欢迎新的理念、新的做法，吸收起来也快，但不是简单的照抄。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当然也走过一些弯路。刚刚改革开放那时，大家都出国去学习而且想搞些新东西，那时刮起了“巴洛克风”和“草坪风”，后来又是“大树进城风”、“彩叶树风”等等。但上海园林界很注意反省、总结这些实践的对错。一些不好的做法自己慢慢修正或者改掉了，因此总体上是健康有序的。 　　我想重点谈谈“大树进城”。我同意种大树，但我不赞成挖别人的山头滥用野生植物资源、破坏别人的生态来满足自己环境的做法。这既违背了城乡绿化一体化的方向，而且胸径在十几厘米的树苗几年后比外地搬来的“砍头树”实际表现也更好。在工厂、道路改造过程中有许多能够再利用的大树，我们可以通过专门部门储备起来，还有就是从正规的集约化生产苗木基地定购大树，这些都是可取的做法。在上海的市政工程中还是比较注意这点。而一些开发商为了尽快把楼盘卖出去，搞速成景观，廉价从外地挖大树，又缺乏科学的养护手段，使得大树的成活率就更低了。这种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牺牲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做法十分令人心痛！好在，大家现在对这一点都有重新认识。 　　记　者：上海下一步的目标放在哪里？ 　　程绪珂：按照联合国对于生态城市的要求绿化覆盖率要在50%，人均绿化90m2。上海要达到这些指标需要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奋斗。因此，在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立“生态型城市”的目标，作为向生态城市努力的阶段性目标，而没有盲目地提出要建立“生态城市”。所谓“型”，就是式样、类型、模子的意思。 　　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时限为5 0 年， 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2010年，5年建框架，5年创国内领先，基本达到清洁、优美、舒适的目标，其中绿化前5年达到国家园林城市，后5年构建创建生态园林城市的框架；第二阶段是2011-2030年，求质变、上台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其中2020年绿化基本达到生态园林城市标准；第三阶段从2031-2050年，资源高置换化，产业高效益化，流通高节能化，环保高质量化，绿化高功能化，社会高祥和化，管理高现代化。 　　记　者：20多年前，您曾预言过园林发展的方向，一是生态学原理和实践的引入与结合；二是包括生物工程、计算机等新技术在园林上的应用。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您能否再谈谈对未来园林发展的判断？ 　　程绪珂：思想还要再解放。世界那么大，考虑问题要广，不要狭隘。北京最近在提“广义的绿地系统”，很科学，符合生态观念。它把农林、江河湖海山等自然资源都包括在内，同时避免了与农争地、与林争地的情况。因此说，思想观念要改变，总是老一套不行。 　　此外，植物群落功能要在定性的基础上做更多的量化分析，例如哪些植物在一起能最大地发挥汇碳功能，哪些植物配在一起能最好地发挥降温作用，哪些可以对人体的心、肝、目等部位有好处。这些我们跟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对100多种植物开展过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还远远不够。植物材料是建设生态园林持续发展的主体，如何更合理、科学地做好植物造景，还有许多工作。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在园林行业的反映。 　　我们要有自然资本储备概念。自然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而且目前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衰退。生态园林建设在城市中承担着创造人工“第二自然”的重任，它所创造的生态效益是自然资本的储备。 　　未来园林还应该在传承文化方面下更大功夫。现在很多城市都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地域文化，园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但目前有的设计手法比较生硬，符号多，底蕴浅。台北植物园潘国俊博士将《诗经》中提到的植物收集起来，在“诗经植物区”中展览，自然科学与古典文学能融为一体。游人既能品味诗句，又能了解植物的形态和历史，一举多得，寓教于乐。这种动脑子的做法，值得借鉴。 　　程绪珂一生主编、撰写的书稿众多。1984年陈俊愉院士与她共同主编的《中国花经》，历时8年完成，有“中国花卉百科全书”之美誉，至今仍是国内花卉专著方面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随后又用8年时间主编了《中国野生花卉图谱》。2006年她的再一本8年之作，与胡运骅共同编写的《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出版。该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并获2006首届全国“三个一百”原创科技图书奖。鲜为人知的是，程绪珂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一度陷入左眼失明的病情。为了能完成这本书，八十多岁的她“豁出去”接受了激光治疗。 　　记　者：您是“三个8年三本书”。现在您的健康状况如何？能否再跟我们的读者聊聊《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的情况？ 　　程绪珂：身体不太好，但上海有好的展览之类的活动，我还会跟老朋友一起去看看。对于《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这本编了8年的书，我想说，它是在动态实践中摸索着写出来的，能够顺利出版完全是依靠了全国几十位业内同行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专长和才能，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集体力量的伟大。在编写这本书之前，我去了三四十个城市参观学习，跟同行们探讨生态园林；编写过程中，又得到了许多鼓励和支持，因此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尽管这本书获得了一些荣誉，但与现在的形势仍然有距离，不是十全十美的，仅仅是生态园林理论与实践的开头。现在我们都年纪大了，但事业的发展不能因人的轮换而更换，理论与实践总是在不断发展，希望我们的中青年一辈园林人能与时俱进，继续事业，沿着这条“自然之道”走下去。 　　记　者：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您身体健康！

这学期的政治学研究课是和石田教授还有几名日本的研究生共同进行，主要探讨的是日本的政党政治以及统治构造问题。前期讨论民主与政党政治，用的是先后在庆应、东大毕业学习现在北海道大学任教的吉田彻老师写的《两党制批判论--另一个民主主义》。这本书读后感想颇多，既有需要批评探讨的地方，也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 这些日子正好赶上日本政局乱象丛生，被有的媒体称为"战国时代"的重现。石田教授本人也在课上多有自嘲的说"现在恐怕不是两党制的到来的问题了，而是面临着原子化政党格局形成的问题了。"石田教授本人还是偏向于民主党的新政，希望日本能通过实现政权更替完善自己的民主制度。但现实让他也颇有些失望，他课上跟我们讲，当初积极推动政治改革的也是北海道大学的教授、现在日本政治学会会长的山口二郎（还有两位是原东大校长，现在日本政治学界领袖佐佐木毅、和学界中坚饭尾润）就说，现在的政权更替是以最令人失望的形式出现的。而恰恰在课上读的这本书，就是直接针对日本目前要形成的所谓两党制而写的。在书中，作者指出，小选区制与两党制只是英美两国在各自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结构与组织原理，并不是通过人为的"政治工学"制造出来的。贸然在日本要想实现两党制必然会付出巨大代价，也必定不可能获得成功。现实是，两大党制在西方也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好的民主制度。书中强调，在两大党制下整个社会被割裂成两大集团，加大了共同体内部的对立，同时忽视了众多的不属于两大集团的边缘群体，由此出现了大量的无党派层，现在日本几乎达到50%，他们的利益也几乎完全无法被上层政治吸纳。更主要的是小选区制更是人为的制造多数、制造民意。就像这次日本大选，民主党以47%的选票赢得了74%的席位，用流行的话来讲，这是典型的"被代表、被民主"。而要知道，47%并不是所有选民众的47%，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多，而这还是在政权更替的大风潮中的投票率。而在各主要发达国家中一般的投票率也就是在40%至60%之间。而两大党的最大问题在于，两党尖锐对立，通过选举之后又是胜者通吃，因此会全面的更改前任政权的政策，典型的就是80年代里根、撒切尔获胜后一改福利国家面貌全面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后患。而整个国家也就在两大势力交替中左右摇摆，广大国民也就被这些政治势力玩于手掌之中，因此无党派层才会越来越多。而在冷战之中，各政党间还可以通过宣传各自的意识形态来获取选民支持。但冷战结束的今天，宣传意识形态已经无法赢得选民了。那么各政党本应该通过宣传各自的政策主张来赢得选举，但现实是各国的政党并不是通过政策来赢得选民，更多是靠"实现政权更替"这样的口号，靠推出人气高的候选人来争取选民，也就是政治的"剧场化"、即所谓的"剧场政治"。这种当代民主制的堕落，包括日本，在欧美都多多少少出现了这种情况，也被许多西方学者指出，比如RichardS. Katz、PeterMair、MarkBlyth，他们指出，现代西方政党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议员，政治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利益集团，他们不再是国民的代表，而是为了保住地位、利益，表面相互斗争暗地相互串通的一个特殊群体。政治已经不是韦伯所说的作为职业而出现的了而是仅仅作为一份工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剧场政治"的现象呢？在课上大家进行了讨论。我主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从思考政治的思维、思想或是说从政治哲学看这个问题也许更为明显。剧场政治正是"市场政治"这种政治观的必然结果。什么是市场政治呢，那就是熊彼特曾经提出的看待现代民主的一个视角，简单地说，民主就是选举，而选举就是像是在市场中一样，由选民来想选择企业、商品那样选择政党，选择政治家，西方民主就这样与市场经济成为一个完美组合，而这种观点也广为接受，包括许多中国的学者也经常引用。但毕竟熊彼特还是一位经济学者，我不得不说，用经济的方法看政治，那就必然会将政治矮小化，甚至给政治带来巨大隐患。当然我并不否认这个视角作为一个简单的模型的意义，但关键是一旦，这样一个模型被大众所潜移默化的接受，被政治家当成是民主的实质，那会给现实政治带来巨大影响。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列举了几条原因，说明了政治不能用市场的视角来看。第一， 从价值规范意义上讲，"市场政治"把在自由民主主义下的国民与政治家之间的"本人--代理人"关系矮小化，政治家与国民的关系变为了"商家与顾客"的关系。这样一来，国民作为国家主人的主体地位丧失，成为了被动选择的消费者，完全丧失了创制政策的主动性，而政治家、政党（在市场中的企业）则成为政治这个市场的主体。这就直接导致政治家、政党的政治责任心下降，必然形成政治家、政党为主的封闭的利益集团。第二， 政党如果成了企业，也就是政党的企业化，这必然导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政党的自我利益（选举获胜、党内政治家的利益、政党与社会利益集团的勾结等）与国家利益、国民利益之间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政党也就会更堂而皇之的不顾国民利益或假借国民利益而谋取一党之私利。第三， 现实中选民的选择也绝对不是市场中的商品选择。其一，无论是什么多党制，选择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且是非常有限的，市场中什么时候会出现过只有个位数或两位数的商品可供选择的现象？其二，选择的对象是组合构成的，不是单一对象。比如有的选民可能认同自民党的经济政策，但倾向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喜欢公明党的环境政策，支持社民党、共产党的劳工政策，但选举只能选某个党或某个（些）候选人，你叫他怎么选？而各政党，就像上次日本大选中，各政党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策力，都打出了厚厚的政权公约，别说选民没时间看，就是看了也会由于上面的原因几乎无法选择。而经过选举上台的政党（其实只是获得投票选民的30%-40%左右的支持）却认为自己获得民意支持，而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政权公约施政，可一旦开始却发现许多政策并不令国民所接受，因为这个民意完全是通过选举人为制造出来的。为什么每个政权上台时支持率显得很高，而好景不长几乎过不了半年就骤降，原因就在于此。西方的选民对于"被代表"已经显得很疲劳了。第四， 选举不是市场，民主也不是市场的原因还在于刚才提到的投票率问题。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消费者，他的生活是靠另外一些消费者的行为所决定所改变的呢？没去投票的50%左右的选民，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要让另外50%人的投票所决定呢？而经过选举的政党，为什么就能堂堂正正认为自己是受到国民的委托而施政的呢？并且由于前面所讲述的原因，其政策主张必然无法满足选民的要求，因此选民也就逐渐远离政治，不相信任何政党了。据日本几大媒体调查，日本选民对政治的不信任度高达70%--80%之间，这也其实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第五， 这种市场的视角，完全忽视了政党在选举中的能动作用，简单的认为选举的结果是选民意志的体现。而现实中的政党，或通过与支持团体、利益集团的交涉勾结直接控制大量选民，或是通过利益诱导收买大量选民，或是通过媒体宣传、鼓动"引导、吸引"大量选民，而选民为了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快感又不得不在有限的选择中，在受到大量"干扰"的过程中作出艰难的抉择。而在市场中恐怕除了广告还很少有能如此控制消费者的商家吧。第六， 最后，政策也绝对不是商品。买了东西不好可以不要，政策可以么？政策绝对不是一改就完事那么简单。一项政策一旦实施，它的影响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影响的人群又是国民全体。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商品呢？政策，尤其是那些被组合在一起成为政权公约的政策是那么轻松就能够选择的么？正因为以上的原因，在现实中选民不可能通过选举来选择政策，政治家也没有真正想过把选举搞成那么高尚的政策选择集会，而摆在政治家面前的能够吸引选民的方法则只剩一个现实的选择，那就是"剧场化"。通过煽动性的口号，通过明星式的包装，商业式的运作，热热闹闹的搞一场选举祭，然后实现上台执政的目的。我最后讲，现在西方民主或是具体说日本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怎么改革选举制度，设计什么政党体制的问题，而是从事政治的人，政治家们的政治精神、政治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被佐佐木毅教授提出，不管他的观点如何，问题意识我认为是十分准确的。在这种"市场政治"观指导下，必然形成"剧场政治"，国民必然对政治高度不信，政党的支持率也必然会越来越低，而一些心急如焚的政客们也就必然会离党另立山头，一些地方政客也必然会趁乱出来组建政党欲演出一段"乱世出英雄"的好戏。政治的乱象也绝对无法收拾。另外我还稍微涉及到了英国将要举行的大选，这次大选的特点就是"脱两党制化"明显，这也给追求两党制的日本一大打击。但我并不看好英国的选举，现在英国选民对于保守、工党两党失望情绪较高，但小选区制必然有利于大党，如果仍然是两大党中的一党执政，国民对于现有制度的不满必然爆发，如果自由民主党上台，它本身又没有执政经验，能够带领英国走出一条新路的可能性极低，这样国民的过高期望必然又会变成失望。最后得出哪个政党都没有希望的结论，国民的政治不信任感必然更加膨胀。那么到底怎么摆脱现在这种"剧场政治"的困境呢？大家也还是比较赞同书中提到的一种选择既"熟议民主"。也就是政权机关与民众就具体的每项政策通过充分的讨论，协商，最大限度的照顾到社会的每个群体，实现政治本应有的政治统合功能。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国内的"网络问政"等形式，这就是探索新型民主道路的一个有益尝试，不是搞什么热热闹闹的选举（当然选举本身仍有其代表选择的意义），而是通过日常的国家立法、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共同协商法律、政策的制定，推动国家的发展。这也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今后面临的课题，但很遗憾习惯于选举的这些国家，网络更多的用于如何为选举服务而不是如何沟通政权机关和民众，这也是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在我们讨论的这些日子中，国内网络上又流传着一些关于民主的议论，其中有些让人看了真的觉得十分幼稚好笑。当然了镜中花、水中月怎么都是美的，可是现在却不是 "只缘身在此山中"了，在山中的人最清楚问题在什么地方，而且已经是烦恼的要命了。我想作为担负中国命运的一代人，应带更加冷静、更加理性、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中国，认识外国、认识西方。中国的路只能自己走，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如果把人家的残次品、废品捡回来自己再用，那中国人是不是也太惨点儿了？参考文献吉田徹　『二大政党制批判論--もうひとつのデモクラシー』光文社新書　2009佐々木毅　『政治の精神』　岩波新書　2009中国人民大学日语系硕士研究生何鹏举2010年4月26日于京都 

陈平原评价章太炎为“有思想的学问家”，一语中的。学者学术根基扎实，又能对社会有所担当，实在寥寥。当今，其实也可以发现许多学者当得起这个称号，比如乔姆斯基，再比如佩里·安德森。安德森以历史学家名世，为西方近代绝对主义政体研究头号权威。但是他更为人所熟悉的是知名的西方左翼杂志《新左翼评论》的主编，知名的左翼思想的捍卫者。中国已经翻译引进了很多安德森的著作，奠定其一流历史学家地位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均已翻译成中文。在中文学术界，特别是世界史和社会史研究界有巨大的影响。作为思想领袖安德森的著作也被引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交锋地带》之后，社科文献出版社新近又出版了《思想的谱系》。对保守主义的批评虽然同为“系谱”，但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和《思想的谱系》是两类著作。前者是历史学问之作，后者则是思想论辩之作。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前者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后者。《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对中国人认识西方近代转型、民族国家的兴起，有极大的开拓性意义。对于深陷现代化困境的中国而言，是能提供具体的知识解惑的。后者则是作者参与西方当代思想论辩的论集，因为时空不同，所针对的问题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是带有隔阂的。其论辩的对手，欧克肖特、芒特、阿什对于中国而言都是相对陌生的人物，更不要说布伦纳、博比奥这样的学者了。而作为思想史研究，本书又不那么专业。故而，这本《交锋地带》的姊妹篇会和《交锋地带》一样，大约能给专业思想史学者提供一些思想火花，但达不到《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的影响力。不过，缺陷并不能掩饰安德森思想论辩的意义。比之于《交锋地带》主要与专业的社会史学者论辩，在《思想的谱系》一书中，更能发现安德森的立场与观点。安德森从不讳言其左翼身份。《思想的谱系》所要捍卫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左翼的进步观念：平等、民主、人权，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信念。他首先将论辩矛头指向“顽固右翼”：欧克肖特、施密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虽然这四位思想家并不一致，但是安德森清楚地梳理了他们的统一特征：反现代。无论是欧克肖特的英国式保守主义，还是施特劳斯的古典保守主义，以及哈耶克所谓的反理性构建，施密特的决断政治。安德森都毫不客气地斥其为“巫术”，通过各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欺瞒蒙蔽大众，用所谓的传统和德行否定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最基本的现代理念。同样安德森也毫不客气地批判政治学家芒特和历史学家阿什这样的当代思想家，却是另有一番原因。作为英国保守党重要智囊的芒特，犹如18世纪的威灵顿公爵，一心想要保护一个“堪为完美”的政体，而对其问题视而不见。而研究苏东问题的阿什，则像威灵顿的对手拿破仑，一心想把西方的政治体制完全推广到全世界，缔造一个民主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两种趋向，对于左翼的安德森来讲，都是不可容忍的。我们可以发现他并没有把矛头指向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等更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专挑这些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或者以反思启蒙面目出现的右翼思想家，以及那些抱残守缺和胆大妄为的学者为论辩对手。这充分显示了安德森作为一个左翼的思想领袖，对于现代价值的坚守以及关怀。对同一阵营的批评与右翼论战是一回事，对自己同一阵营的批判又是另一回事。安德森毫不客气地将罗尔斯以及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哈贝马斯归到中间骑墙派，长期被认为偏左的，倡导调合冲突的思想家博比奥也被安德森划在骑墙派的范畴。安德森的态度始终如一，这些政治哲学家并没有尽全力捍卫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观念，在现实中有着调和妥协的倾向，特别是向他所批判的哈耶克、施特劳斯等人所勾画的方向妥协。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平等性，对市民社会和民主的排他性，对资本主义历史性认识不够，这些都是安德森所不满的。理论体系的欠缺不是安德森批判的最核心内容，他要探讨的是这几位政治哲学家为什么会走向支持帝国主义扩张——赞成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理论体系的缺陷，自然会导致学者的选择，但在历史学家安德森看来，这里更重要的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更多的问题背景是二战，以至于他们无法论述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这种历史性的匮乏，大约只能让历史的进程来处理了。作为英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人物，安德森和E·P·汤普森以及布伦纳、霍布斯鲍姆等人都有多年的友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的笔不会指向自己的朋友。安德森对于左翼阵营的批判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他对躲在书斋里的自我安慰和积极参与政党政治都没有好评。学术的进步和胜利不能代表现实政治观念的胜利以及社会进步。安德森含蓄地批评了好友汤普森沉迷书斋，但却在文章的结尾提到晚年的汤普森对欧克肖特的警惕。毫无疑问安德森是好辩的，但是他更在乎的不是个人论辩的胜负，而是价值理念的捍卫。安德森遗憾地指出拉美文学巨匠马尔克斯的自传未能清楚地写明哥伦比亚内战的过程，太过于讲个人的故事了；而霍布斯鲍姆的回忆录则避开反思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安德森毫不客气地称略萨是政治动物，而马尔克斯并没有认真对待印第安文化。而对于霍布斯鲍姆积极参与英国工党政治，安德森则是另一种不满，因为不是霍布斯鲍姆改造了工党，而是工党改造了他，纵然工党重新执政，但是英国左翼社会主义理念已经丧失了。这便是佩里·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中所大致勾画的现代思潮的画面，但是我却觉得更多的是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左翼进步思潮的领袖个人肖像。对不平等、对霸权的不妥协，对于自由、民主、进步观念的捍卫。不管我们赞同他的批判与否，但是无可质疑的是当代的世界是需要这样的左派的。

本期主要关注《"悖谬的世界"--2010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中的两部新作：《回家》与《说客》。这两部作品分别为两位剧作家各自三部曲之终结篇：《回家》是过士行"尊严三部曲"之三，讲述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面对当今社会的迷惑与梦呓，他疯言疯语解读时尚社会，他将信将疑迷惑看待自身；《说客》是徐瑛"春秋三部曲"之三，以特别的叙事展现春秋纷争，用子贡的视角看待群雄争霸。《说客》此次上演两个版本，林兆华导演和易立明导演各导一版，各得其趣。且先让导演隐身，我们来倾听《回家》和《说客》的编剧过士行、徐瑛的想法，希望能读到更多，关于剧作，以及剧作者本身。 几乎每晚演出前，林兆华导演都站在剧场门口，已然成为一道景观，他抽着烟，想着事，听着，笑着，说着，沉默着，或许就是为了喜欢看开演前的这一刻？ 他说，他希望能听到不同声音的、中肯的、真正的艺术评论。 过士行：回家，关于人的尊严与荒诞 《艺术评论》：《回家》，家究竟在哪里？还有家吗？已经回不去家了。通过这部作品您想表达的是什么？ 过士行：对人在现代社会的处境的担忧，想要传达出人活着的尊严。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 《艺术评论》：这部作品是在写您自己那一代人吗？那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与您的年龄与经历相吻合，有与这个社会的不相融，有对人生的回望与失望。他是一群人，一代人，是一个符号、一个表征。他的一生被您归结为0000。 过士行：对这个老头儿的感受差不多是我对这代人的整体感受。在老头儿的时代里，有集体没个人。他们在做集体的牺牲，是一代人的牺牲。这一代人没什么好说的，不断地参加运动，被运动裹挟，个人追求几乎没有。但这种人是大多数。 《艺术评论》：此次看德国版《哈姆雷特》，最后连续几十个关于人生的追问，是"生存，还是毁灭"命题在当代人中的延展，特别感动，有一种安慰感，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在选择和困境之中。但是《回家》给人最终的感觉就很悲凉，始终把赤裸裸的创伤亮给你。 过士行：我就是想来狠的，没有时间再来说客气话了。 《艺术评论》：您自己有没有觉得这部作品过于灰色？ 过士行：其实生命更多是在灰色地带里。但人年轻的时候能够抵抗，因为你有理想和希望。就这个人来说，他肯定是灰色的，他的一生实际上是虚度的，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他本人的原因。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他毫无价值。 《艺术评论》：在揭示这样一种本质和真相的时候，不考虑给予一点亮色？ 过士行：亮色作品不缺。 《艺术评论》：开篇中，一位中年红衣妇女没完没了地在跑步机上跑，是表现一种生命的无知无觉吗？结尾处，空竹的意味？是导演的处理，还是您的想法？ 过士行：这个戏的主体结构，是独角戏，开篇是老人眼中的世界，就是社区。社区老年人经常锻炼，中国人比较注意身体的锻炼，不太注意精神的强壮。结尾是一个不能言传的东西，我选空竹有多义性，有禅宗意味的启发。每个看戏的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解释。 《艺术评论》：作为您的"尊严三部曲之三"，终结篇，您怎么看待《回家》在三部曲中的位置？您自己喜欢这部作品吗？ 过士行：中等吧。这部写得最难，难在结构。我想了大概两年，先是结构成精神科病房，在治疗过程中发现案件，但是越写越实，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后来，我就想写一个不适应现代生活的人，写他的感受，干脆抓住这一点来写，就是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关注一个失败者眼中社会和人生。 《艺术评论》：您怎么寻找到老年痴呆症这个点的？ 过士行：其实，是我母亲渐变成老年痴呆症的过程。由于不断地看病，见到很多人。包括戏中的那些病人，都真有其人。 《艺术评论》：您能从老年痴呆症的细节中，还有之前的厕所、火葬场等通常是被人们忽略或有意回避的地方，领悟到关乎生命的东西。您认为自己是个很敏感的人吗？ 过士行：是的，我很敏感。搞艺术必须敏感，要不感受不到。司空见惯之后我们麻木了，但是艺术家能将其提炼出来，让你重新感受。 《艺术评论》：中国的文化艺术，荒诞色彩是比较淡的，但您的作品中荒诞、象征、隐喻的意味很强。 过士行：荒诞，是本质特征。比如，你来到世间这件事本身没有选择，这就很荒诞。居住地、语言、家庭、男女性别，都没有选择，本身就很荒诞。整个人类从哪里来的？很荒诞。 《艺术评论》：您受西方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影响很深吧？ 过士行：是。艺术上受到贝克特、卡夫卡、布尔加科夫的影响深，喜欢迪伦马特的《罗慕路斯大帝》、《天使来到巴比伦》，我想自己导演《天使来到巴比伦》。西方的学术书籍、现代小说、哲学，叔本华的东西，都看一些。对世界的感觉是禅宗的。我感到，人在年轻的时候，更多的是书本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自己会发现问题，一叶知秋。 《艺术评论》：怎样看待自己从事戏剧创作？ 过士行：爱写，就像农民喜欢种地，踏实，熟悉，喜欢。我也一样。哪怕挣得少也愿意干。我干别的干不好。以前愿意表达的很多，现在有点欲说还休，不觉得是个多重要值得写的事儿。这是生命力减弱的表现。小孩子生命力强，闹啊，吃一碗面条，他也要折腾半天；老头儿吃了人参，都不爱动唤。再比如青年人生活再苦，突然产生一段爱情，就灿烂了；中年人，一笔横财，也行。老年人，这些事起不到作用，生活在做减法，可以欢乐的事情越来越少。 《艺术评论》：那您觉得自己创作生命力最强的是什么时候？是写"闲人三部曲"的时候吗？ 过士行：是。四十多岁，生命力强。那时还是跑戏剧口的一个记者，挺忙，春节休息五天，请假两天，就写了一个戏。《鱼人》，在朋友家写的。"闲人三部曲"表达对人和生命的理解，那段时间，对逍遥人生比较感兴趣，对庄子喜欢。那时候，更超脱、逍遥，精神在这里。 《艺术评论》：您的作品，语言具有很强的冒犯性，在挑衅作为普通人遵守的规范和言语禁忌。 过士行：激怒观众。这种艺术手段，彼得·汉克发明的，很有力量。《回家》其实应该在小剧场演出，更适合。 《艺术评论》：您怎么看待自己和当代其他人的戏剧创作？ 过士行：不一样。有的作品我不会写，我写的，他们也不会写。我们目前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太一样了。所以我要写不同的。 《艺术评论》：您有某种程度上的边缘化的感觉吗？ 过士行：有这种感觉。被一部分人认可。也有人喜欢我的戏。 《艺术评论》：不被认可在哪里？ 过士行：不知道。以前，我们习惯于集体观赏、集体讨论，集体意见。但是美学应当是个体的，你喜欢这个、他喜欢那个。我们经常要弄成一致的，装修的也要看左邻右舍，没有个人思考。很在意别人怎么评价。过两天风气变了，就全改了。真正的好作品，好书，就像药，不好吃，枯燥晦涩，但是读完之后，对人特别好。我们国家特别奇怪，生理上，比任何人都喜欢吃药，但是精神上的药，没有人买和注意。 《艺术评论》：您平时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过士行：我很随意，有些不良嗜好。玩鸟，喝酒，毫无意义，但是我很投入和偏执。我干什么都很偏执，进去得太深。本来写戏是玩的，但是一下子就无法自拔。 《艺术评论》：说说您的良好嗜好。 过士行：看书。最近不怎么看，费劲。宗教、哲学以前看得多。《圣经》读了两遍。爱看两希文明--希腊和希伯莱文明的书籍。 《艺术评论》：徐瑛说，他是乐观主义者，写的是悲剧；您是悲观主义者，写的是喜剧。您怎么看他的这句评说？ 过士行：他说的对。但我的喜剧属于黑色喜剧，比较残酷，人物的行为是可笑的，命运是可悲的。当我们不好好想的时候，不认真的时候，好笑。认真的时候，就很悲哀。 《艺术评论》：《回家》就是这样，所有的喧嚣和可笑都是表层的，底色很沉重。 过士行：没办法，跟人的性情有关系。我，很随意，比较平静，偶尔突然间不开心。 《艺术评论》：您的作品中，会涉猎广泛，而且会涉及最新出炉的社会热点问题，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保证您的创作与现实的紧密关联度？ 过士行：就是网上。我上网，新闻网，社会新闻、军事新闻。其实，真正的真相不大好找寻的，需要你联想的。 《艺术评论》：您与林兆华导演的合作最多，他对您作品中强烈的个人色彩和独特理解，能够认同吗？ 过士行：我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对戏的兴趣非常浓烈。林兆华不排戏没法活，我不写戏就不知道干什么。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易立明、王翀。就是喜欢，所以坚持做，不是道德高尚，只是喜欢。拿强盗来说吧，明知有危险，他还干，他就是热爱。 《艺术评论》：下一步的打算？ 过士行：目前还没有猎物进入我的视线，一片苍茫。可能会改编戏曲，将传统戏曲改成话剧，保留戏曲很多精华。是一种尝试。               徐瑛： 迷恋凛冽的春秋气质    《艺术评论》：从您多年的创作历程来看：歌剧《胡笳十八拍》、《茶》、《李白》、京剧《兵圣孙武》、《宰相刘罗锅》（下本）、《连升三级》（上下本）、歌舞剧《清明上河图》等，您对历史题材有一种强烈的偏爱。 徐瑛：我智慧不够，对当下发生的事情看不清楚，所以我只写静止的历史，不写流动的历史，现代戏目前还不敢去碰。 《艺术评论》：此次上演的新作《说客》，与此前的《门客》、《刺客》构成了您的"春秋三部曲"，您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和人有一份特别的迷恋吗？ 徐瑛：春秋时期，中国处在一个非统一的状态中，没有绝对的强权，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对老百姓来说，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但那个时代的思想界却非常活跃，那时候的人，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便可能轰轰烈烈一番。中国历史上极致的人物多出现在那个时代，对戏剧创作来说是一个宝库。 《艺术评论》：此次邀请展的主题是：悖谬的世界，《说客》想要表达的是何种悖谬？ 徐瑛：子贡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四方游说，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个个原本不相干的人物都被他卷了进来，把一个局部战争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目标是和平，结果却是天下大乱，给天下的苍生带来了一场大灾难，这是一个悖论。你不能用通常的道德观评价子贡的行为，站在鲁国人的立场，子贡是大救星和民族英雄，但是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他就是战争贩子。《说客》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让我们的是非观与道德观都变得模糊了，你说不清楚他做得对还是做得不对，很难用简单的对与错对他的所作所为做出道德上的判断。我们因之而陷入困惑，因为困惑，或许就会要追问一些关乎人性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与之无关的人物会被卷进来，并且那么兴奋地投入到一场疯狂的杀戮之中？    《艺术评论》：《说客》与《刺客》、《门客》的气质不太一样，《刺客》与《门客》更激烈，相对而言，《说客》理性了很多。 徐瑛：《刺客》和《门客》更极致，更具凛冽的春秋气质。《说客》有点黑色幽默的喜剧色彩，跟当下联系更紧密一些。但就一部戏来说，这个题材有先天不足的地方，即故事缺乏一波三折的大跌宕，没有特别强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来得太顺利。你觉得好看是因为我让子路跟着子贡游说四方，没有这个张嘴闭嘴背诵老师语录的子路，这个戏不会生动，我想表达的思想也无从表达。 从本质上来说，这个戏所表现的是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突。孔子与他最喜欢的弟子子路代表了理想主义，但在一个物欲横流、礼崩乐坏、见利忘义、讲究实用的时代，理想主义完全不堪一击。也正因为此，孔子仁政理想的价值才更加凸显，让人对他怀抱敬意。 《艺术评论》：《说客》以另一种视角和思维来看待历史和历史中的人，会有一种智力上的快感，就像《罗慕路斯大帝》，极有趣也极富深意。当然，这种写作只有在对那一段历史具有非常透彻的理解，并赋予自身的独立思索之后才有可能完成，这很难，也很可贵。三部曲中，您本人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徐瑛：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门客》。赵氏孤儿的故事家喻户晓，千百年来不断翻演，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我对这段历史有我自己的诠释，和别人的理解不一样。它给观众提供了另一个阅读历史的思路，我以为这是《门客》的价值所在。 《艺术评论》：看《门客》的时候，只觉得寒光闪动、凛冽逼人。真像是一柄锋利的短剑上下翻飞，凌厉、冰冷又炽烈，将人和世间事一层层地削，削到所有的真相几乎就要呈现，削到所有人都只剩下最真的那一点，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任何相见，都是极其痛楚的，也是极其动人的。实际上，《门客》是在重新看那几个被看了千年的人，在重新理解和体会他们的命运和内心，在为所有的人寻找动机和理由。最打动我的是赵氏孤儿被强加的命运。 徐瑛：我写这个戏的原始动机，集中体现在了孤儿的一段台词中："我为什么姓赵？我为什么是赵氏孤儿？为什么我一生下来就得承担这样一个为家族复仇的使命？把三百条人命的仇恨寄托在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身上，难道您不以为这种想法本身就很荒谬吗？您怎么就知道这个婴儿会平安地长大？万一他命薄活不长呢？万一他福浅长不大呢？万一他天生就是一个傻子呢？即便他头脑健全四肢发达，谁又敢肯定他就愿意拿刀杀人去完成属于他的复仇使命......"没有这些疑问，不会有这个戏。我对这个故事的拷问，追寻出这个故事所内含的荒谬性来，是我对中国人传统价值理念的思考。 《艺术评论》：赵氏孤儿是一个命运悲剧，因为他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要承担起为家族复仇的使命。他不被允许是他自己，他无法获得自我，他没有选择。孤儿拒绝报仇，就是在强行地获取自己的身份，在顽强地要去看到自己。他抗拒自己的命运。但是，对注定的命运来说，顺从是悲剧，抗拒也是悲剧。只是戏中的屠岸贾，是不是被您写得有些太温情脉脉了？ 徐瑛：传统戏中的屠岸贾很脸谱化，就是一个奸臣。我把他作为一个人去写，努力去塑造一个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他，自然就能看到他温情的一面。因为如果他的身上没有温情的一面，赵氏孤儿不可能在他的眼皮底长大，孤儿做出复仇的决定也不会那么艰难。 《艺术评论》：《门客》的导演易立明有些太赶了，当然，也是一种显著风格，他是那种性格很急切简练的人吧？ 徐瑛：我开玩笑说，他是一个摇滚青年，就喜欢流水快板，连原板的节奏都不能忍受，更别说中板、慢板了。戏的节奏确实处理得有点太快，但他要的就是这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效果。虽然稍显极端，但总体感觉是我喜欢的。 《艺术评论》：说起易立明，我想，他导演的《阅读雷雨》让我们看到对待或者说是对付经典的另一种可能性。真的就是一场阅读，一篇惊心动魄的读后感。原剧被拆散了，最尖锐的冲突、最主要的人物以极其尖锐的方式被直接呈现。舞台上，明和暗，形成一个剪刀似的光影空间，锐利、逼仄、阴鸷、窒息，光线在逼迫着你，音乐也在逼迫着你，光线和音乐共同牵引着剧的行进。 徐瑛：他极聪明极有想法，而且非常懂音乐，我坚信他将来一定是中国最好的舞台剧导演。 《艺术评论》：《门客》是写的"赵氏孤儿"，现在电影《赵氏孤儿》正在上演中，而且就我所知，目前国内有若干以"赵氏孤儿"为题材的作品在酝酿中，有歌剧，有地方戏，歌剧甚至同时有两部。为什么突然这么多人不约而同来关注"赵氏孤儿"？您认为，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有某种内在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 徐瑛：《门客》完成于七年前，易立明决定排这个戏，既不是想跟别人PK，也不是想借电影的势来炒作自己。这个戏原来也叫《赵氏孤儿》，为了避嫌，我们甚至连剧名都改了。对当下兴起的赵氏孤儿热，我也觉得奇怪，可能是大家都想呼唤一种精神吧？我本人容易被激越的故事感动，比如黄花岗起义。在我看来，那种激越的情怀乃是一个民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艺术评论》：您的作品中，女性的成分很少。 徐瑛：春秋三部曲是男人的故事，但我自以为我写女性题材的戏写得更好，比如歌剧《胡笳十八拍》。那部戏我投入的情感最多，把自己都写哭了。 《艺术评论》：您所偏爱的题材，以及您作品的气质，与您是一个湖南人有关系吗？ 徐瑛：应该有吧。湖南人敢为天下先，骨子里有浪漫的气质，所以湖南出革命家。革命家多是理想主义者，天马行空，异想天开。写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家也是革命家。 《艺术评论》：戏剧写作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 徐瑛：就是一种表达。我对生命的感悟，借助戏剧的形式表达出来，仅此而已。 《艺术评论》：你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徐瑛：确定一个题材之前，我会先问自己，这部作品写出来，十年后还能不能演。如果判断能，那就有写的价值。 《艺术评论》：你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啊！ 徐瑛：这辈子你做了些什么，将来是要清盘的。（笑）把自己放到历史中去了。 《艺术评论》：此次另一部新作是过士行的《回家》，您对过士行怎么理解？ 徐瑛：过老师是中国当下最值得重视的戏剧编剧，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看问题很敏锐，很睿智，与此同时，他还很天真。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警惕，关注民生，并且敢于表达，无所顾忌。作为一个写家来说，他比我纯粹。 《艺术评论》：怎样看与林兆华导演的合作？ 徐瑛：林兆华导演是我的恩师，到目前为止，他已执导了我的七个剧本了，包括戏曲、歌剧和话剧。没有他的提携，我不可能有今天。 《艺术评论》：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徐瑛：有几个感兴趣的题材，还是静止的历史。林兆华导演希望我明年写个现代题材的戏，所以也可能尝试一下，看情况吧。 《艺术评论》：期待着您的新作。感谢接受我们的访谈。 （感谢林兆华戏剧工作室、北京驱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期《关注》栏目予以支持。） "悖谬的世界"--2010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2010年11月29-12月19日  首都剧场）   《建筑大师》：11月30日-12月1日 原著：易卜生   导演：林兆华 《哈姆雷特》：12月4日-5日 原著：莎士比亚    导演：（德）卢克·帕西瓦尔 《哈姆雷特1990》：12月6日-7日  原著：莎士比亚  导演：林兆华 《阅读雷雨》：12月8日  原著：曹禺   导演：易立明 《门客》：12月9日-10日   编剧：徐瑛   导演：易立明 《回家》：12月11日-12日  编剧：过士行   导演：林兆华 《说客》首演：12月14日-16日、18日-19日 编剧：徐瑛  导演：林兆华 《说客》：12月17日 编剧：徐瑛  导演：易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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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亚历山大大帝侵略意大利，结果会如何？”公元前三世纪，在罗马人和希腊人交战期间，一个反事实（counterfactual）问题在罗马人中流传。亚历山大大帝当然没有侵略过罗马，他远征印度归来后不久就死于巴比伦。但这个没有事实基础的问题却绝不是无稽之谈，在思想史上，它开启了对共和政体（regime）优越性的讨论——在罗马共和派和后世倾慕罗马的思想家眼中，亚历山大代表的是绝对君主政体，而罗马所代表的是一个共和政体。他们之间的虚拟战争，实质上是对两个政体优劣高低的比较研究。 本文试图重构和展示一个通过历史典范来进行政体比较的西方思想传统。西方古典思想中对于政体的探讨已是汗牛充栋。古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都已经贡献出了精细和复杂的政体理论。但与哲学家相比，历史学家的政体探讨采取的是不同的进路。他们所从事的文体并没有留给他们多少作长篇理论探讨的空间，他们通常采取的做法是以某些历史范例（exemplar）来阐发自己的理论关怀——中国传统史学一般将这种范例称为“义例”。在这种探讨中，“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运用，使史家可以超越对具体的历史事实的描写，而进入“可能性”的领域，使历史写作获得了更高的普遍性。 [1] 在希腊-罗马时期，对于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的比较，戏剧性地落到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共和国两个“义例”身上，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我们还能听到这种比较的余音。本文的讨论将围绕三个思想家而展开：李维、普鲁塔克与马基雅维利。普鲁塔克记录了“如果亚历山大大帝侵略意大利，结果会如何？”这个反事实问题，并对亚历山大给予了较多赞赏的笔调。李维则第一次将对这个反事实问题的讨论上升到政体比较的高度。而马基雅维利批驳了普鲁塔克的罗马观，并将李维的视角发展成为一个更为精细的政治理论。 要进入这场讨论，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它所采用的关键词。希腊人和罗马人各自用了一对意思非常接近的概念，汉语可翻译成“德性/机运（命运）”[2]，希腊文是τύχη/αρετή ，拉丁文是fortuna/ virtus。对τύχη的较早解释可见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II. 4-6，在那里，亚里士多德将τύχη放在因果关系语境中讨论，对亚里士多德来说，τύχη作为一个偶然性的原因，发生在行动者有目的性行动的领域——某种偶然性的因素出现，导致行动偏离行动者的目的或预期。动植物和儿童因为不具有理性的目的或预期，因而与τύχη无关。显然，Τύχη是非理性的。[3] 在伦理事务上，Τύχη被分出好坏，时人常将好的τύχη等同于幸福。在希腊城邦的衰落时期，Τύχη一跃而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希腊女神，她掌管着权力、荣耀和物质财富等外在的善好（external goods）的分配，其意图不可为凡人所猜度。而与之相比，αρετή——卓越或美德，则以个人灵魂的理性部分为基础，它是个人能够控制和修炼的美德，从而与控制外物的Τύχη 形成对立。道德理论家们强调Τύχη的变幻莫测，从而要求个人将注意力放在自我德性的修炼上，而不是抱着侥幸心理随波逐流。fortuna/ virtus是τύχη/αρετή 这对概念在拉丁文中的对应物。Virtus（拉丁文词根vir,男子）在早期指向男子气概，尤其是战争中的勇敢。但随着希腊道德哲学的影响，到了共和国晚期，它已经与灵魂学说发生密切关联，与αρετή的意思几无实质差别。 这两对概念的伦理-政治意义如下：Τύχη-fortuna集中体现了作为有朽者的人类所从事的事业的脆弱性。人类在外在世界中所留下的作品，总是很容易在命运的打击下烟消云散。但这种脆弱性因此也恰恰成为一个试金石：对个人来说，要在Τύχη-fortuna的打击前面保持稳固，需要卓越的内在品质；而由众人集合而成的国家也是如此，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要经受变幻莫测的Τύχη-fortuna的考验。通过将政治表述为在德性和机运之间永恒的斗争，史家们得以观察和比较不同的政治行动主体在历史中的能力。 一、“亚历山大入侵”：问题的提出 “如果亚历山大大帝侵略意大利，结果会如何？”，对产生这个问题的历史情境的最早记录，可见于普鲁塔克（Plutarch）的《皮洛斯传》（Pyrrhus）。如果我们接受普鲁塔克的叙事，这个问题应该早在皮洛斯和罗马人交战的时候就已经初现。在《皮洛斯传》（Pyrrhus）中, 普鲁塔克记录了一个场景: 罗马人和皮洛斯发生战争, 而后者因骁勇善战，常被同时代的希腊人看作是亚历山大的化身。罗马人在一场战斗中失利。皮洛斯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摧毁罗马人，建议休战。罗马元老院因为恐惧，几乎决定接受皮洛斯的条件。然而，曾经多次担任执政官和独裁官，已经双目失明的元老阿披乌斯·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站起来对诸元老发表了一番演讲: “… 你们反复向全世界重申的话——当我们还年轻，而我们的父亲正当盛年时，如果声名远播的亚历山大大帝来到意大利并与我们发生冲突，他不会像现在那样被推崇为不可战胜的，而可能已经逃逸，或者已经倒下，而使得罗马更加光荣——结果怎样？你们现在正在确凿无疑地证明这是自我吹嘘和空洞的喧嚣，因为你们害怕查奥尼人和莫洛西人, 他们曾经是马其顿人的猎物；你们在皮洛斯前面颤抖，而他只不过曾经是亚历山大的一个护卫的臣仆和随从，现在他来了，在意大利漫游，与其说是要帮助居住在这里的希腊人，还不如说是为了逃避他在国内的敌人，他吹嘘说要用那支甚至不能为他保存马其顿的一小部分的军队，来赢得对我们的支配地位…”(Pyrrh., 19) 这个演讲表明，反事实问题 “如果亚历山大大帝侵略意大利，结果会如何?” 在那个时代已广为传布, 罗马人出于他们一贯的高傲，认为自己必将获得胜利。但在当下，他们却被亚历山大的一位仆从和模仿者吓得战战兢兢。克劳迪乌斯在罗马人的回答和当下的反应作了鲜明的对比，进而向他的听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隐含的意思是，如果罗马人言行不一，必将招致其他民族的蔑视。 在这个语境中，这个问题涉及到的仅仅是罗马人的自我评价和当下表现脱节的“面子问题”，但没有涉及罗马人的自我评价的具体构成：这个共和国的卓越，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然而，到了奥古斯都时期，这一问题在李维的著作中重新出现。这一次，已上升到了政体比较的高度。 二、 unus homo的反面：李维对罗马共和的辩护 李维是在IX.16-18展开对亚历山大入侵罗马的想象。但在IX.16之前，已经有很多线索隐隐约约地指向了这一想象。早在李维叙述亚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Epirus, 亚历山大大帝的舅舅）在意大利登陆的时候（VIII.3），他就已经留给我们某些信号，表明他将在某个时候讨论亚历山大大帝。李维指出，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登陆的时刻恰恰是亚历山大大帝死亡的时刻。李维的担忧是，“如果他一开始就所向披靡，战争将会扩展到罗马。” (VIII.3) 这里的意涵是，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有与罗马作战的潜在可能性。[4] 在VIII.24, 李维详细地叙述了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在战场上的悲剧性死亡，作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评论： “… 虽然命运阻止他与罗马为敌，他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在这部历史中给了他一个位置。”李维的意思是，如果这位亚历山大没有在这个时刻死亡的话，或早或晚，总有一天他会和罗马兵刃相见。在VIII.24, 李维再一次提到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的姐妹正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母亲。这两位亚历山大之间的关联在IX.19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申。在那里，李维告诉我们，据说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在受到致命伤之后，曾经将自己的命运和亚历山大大帝在其亚洲远征中的命运相比较。所有这些线索都为李维对亚历山大远征意大利的想象作了语境上的准备。 那么，李维又是如何具体提出他的亚历山大问题的呢？在IX.16, 李维叙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同时代罗马将领帕披鲁斯（Papirus）的高尚言行之后，评论道：“没有一个时代比帕披鲁斯所生活时代有更多的伟大和高贵的人物，而即便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人比他更杰出地以自己的力量维系共和国。”他赞美的不仅仅是帕披鲁斯所生活的时代，而且也是帕披鲁斯的伟大美德与对共和国的贡献。接着，他提到，有些人认为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亚洲之后挥戈西进，他会在帕披鲁斯那里遭遇到劲敌。这当然是某些罗马人所提出的反事实虚拟，其目的是通过与亚历山大帝对比而赞美帕披鲁斯。[5]李维宣布，他在这里将开始一段较长的离题论述，因为上面对于亚历山大的意见诱使他对下面这个反事实问题做出一点反思： “如果罗马与亚历山大交战，罗马的结果会是如何? (IX.17)" 李维的讨论语境与这个问题第一次提出时的语境非常不同。一方面，罗马已经征服了希腊世界；另一方面，在征服希腊世界之后，罗马自身的败坏也已经开始。与在战争期间不同，李维用不着赞美罗马以提升其同伴的士气。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罗马人通常的回答没有两样: 罗马有能力赢得与亚历山大的战争。在他看来，战争的结果依赖于三个指标：军队的数量和勇气，指挥者的能力(virtus, animus),以及命运（ fortuna）——她 “对于人类事务有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战争事务中。” (Plurimum in bello pollere videntur militum copia et virtus, ingenia imperatorum, fortuna per omnia humana maxime in res bellicas potens. IX.17) 下面，李维按照三个指标，依次对亚历山大和罗马进行了比较。 就军事指挥官这一方面而言，李维并不否认亚历山大是一位杰出的将军，但他的声誉其实被下述事实放大了：亚历山大死得太早，以至于没有经历过命运的逆转。但有很多其他的英雄经历了人类事务的变化，如过去的居鲁士（Cyrus）, 或近期的庞培（Pompey）——李维意味着，如果这些英雄们也像亚历山大那样在命运逆转之前死亡，他们也许会获得类似的声誉。接下来，李维指出，有许多罗马的将领，其实力可能与亚历山大相当: M. Valerius Corvus, C. Marcius Rutilus, C. Sulpicius, T. Manlius Torquatus, Q. Publilius Philo, L. Papirius Cursor, Q. Fabius Maximus, the two Decii, L. Volumnius, and Manlius Curius, 等等。所有这些人在勇气、才能和战争的技艺(animi ingeniique, tum disciplina militaris)都与亚历山大旗鼓相当，而就战争的技艺而言，从建城以来，罗马已经有了一个丰富的战争技艺传统。 接下来，李维提出一系列修辞意味十足的问题，讨论亚历山大是否能够征服这些罗马将领。他用一系列排比句来强调，亚历山大会在意大利折戟沉沙。最后一个句子甚至指向了他的舅舅，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 他将在阿普利亚（Apulia）山口以及卢卡尼亚（Lucania）山脉找到最近落在他的家族身上的灾难的痕迹，当他的舅舅，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灭亡的时候。( uisus illi habitus esset, saltus Apuliae ac montes Lucanos cernenti et uestigia recentia domesticae cladis, ubi auunculus eius nuper, Epiri rex Alexander, absumptus erat.)” 这和他在VIII.24中对于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在意大利的死亡的描述遥相呼应。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这两个亚历山大没有一个真正与罗马打过仗，在李维的眼里，他们同样代表着来自希腊世界的紧迫威胁。 但上面的讨论仍然只是第一阶段，只是讨论亚历山大并没有被败坏的时候。李维接下来把讨论推向了第二个阶段。他指出，亚历山大被他自己的胜利败坏——被命运女神（fortuna）宠坏。作为一个征服者，他采取了被征服者的服饰和生活方式。李维列举了亚历山大的败坏的各个方面：他对波斯服饰的喜爱，他的酗酒，他的虚荣和残酷….. 在此对亚历山大从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逆转的描述，进一步强化了李维的论点：亚历山大会在与罗马的战争中失败。 下面到达了讨论的高潮部分：在李维看来，更要命的是，那些将亚历山大与罗马进行对比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拿一个人，一个年轻人的行动与一个经历800年战争的民族的成就相对比。” (non intellegunt se hominis res gestas, et eius iuuenis, cum populi iam octingentesimum bellantis annum rebus conferre).” 亚历山大不过是“一个人”(unus homo) 而已, 但罗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共和国，并不是一个人。就单个人来看，罗马的领导人们受到体制的约束，他们的个人的计划常常受到环境的阻碍。而相比之下，“国王们没有任何阻碍，他们是时间和环境的主宰，将所有的事物都纳入他们自己的计划之中.(At hercule reges non liberi solum impedimentis omnibus sed domini rerum temporumque trahunt consiliis cuncta, non sequuntur)” 然而，从整个帝国的风险来看，亚历山大尽管非常勇敢，但也可以说非常脆弱，因为他只不过是“独夫”。而罗马的基础更为稳固，因为“有许多人，在荣耀和事迹的伟大方面可与亚历山大相提并论，然而他们中的每个人会以生命或死亡来实现他们的命运，而不危及国家的生存。( (Romani multi fuissent Alexandro uel gloria uel rerum magnitudine pares, quorum suo quisque fato sine publico discrimine uiueret morereturque. IX.18)” 这里的意涵是，因为罗马的安全并不依赖于一个人 (unus homo),她能够更好地承受命运（fortuna）的变幻起伏。 李维的讨论还包括对于每一方军事力量的的数量和勇气的比较。李维认为亚历山大在这两方面都有缺陷。马其顿的方队和罗马的军团也无法比较——这是波里比乌斯在若干代之前就做过的比较 (Polybius, XVIII.28-32)。 李维进一步将迦太基人也纳入了他的思想实验：亚历山大，将和汉尼拔一样，发现自己在一片陌生的外国土地上战斗，他的军队的数量在减少，勇气在减退。罗马经历了漫长的布匿战争，但亚历山大不可能活这么长。对亚历山大来说，更糟糕的是，罗马和迦太基很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他这个共同的敌人。这又一次呼应了“亚历山大只是一个人(unus homo)，因而无法承受命运的跌宕起伏”的命题。 因此，罗马共和国（res publica）便是君主制的反面，其政治和军事领导权并非掌握在一个人（unus homo）手中，而是由许多受任期限制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们共享。权力的共享和任期的限制使得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无法完全实现自己的雄才大略，但是共和国却因建立在许多人身上而更为稳固。前仆后继的爱国者们将会为共和国抵御机运（fortuna）的突变，而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毕竟只是一个人（unus homo），随着他的倒下，他的事业也将化为乌有。 这个很长的离题论述是李维即兴而作，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认为是后者。 在这里，李维不仅仅是用第一人称在发言，在谈到罗马具有的诸项资源的时候，他始终用第一人称复数。如此明显的叙述干预（authorial intervention）在李维的作品中是很少出现的现象，可以表明李维对于这一段评论的深度情感投入。IX.18的最后一句话(“…有许多人，在荣耀和事迹的伟大方面可与亚历山大相提并论，然而他们中的每个人会以生命或死亡来实现他们的命运，而不危及国家的生存。”) [6] 和IX.19对于内战的提及，也给我们进一步的线索。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内战中，难道不正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军事指挥者们危及罗马国家的存在吗？李维对罗马道德败坏的担忧当然源于他对于内战时期的经历。虽然奥古斯都宣称恢复了共和政体，败坏仍然在继续。正如李维在《建城以来史》的前言中表明的，他的时代的败坏已经如此令人灰心，他甚至将他的作品看作从这种时代状况的逃避。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参考这样一个重要的背景：共和国晚期的那些政治和军事领袖们——庞培，安东尼，凯撒，甚至奥古斯都，都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钦慕者。大卫·坎宁安（David R. Cunningham）的博士论文 The Influence of the Alexander Legend on Some Roman Political Figures 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亚历山大在共和国后期的那些军阀身上投下的阴影。[7] 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那些军阀对亚历山大的模仿，对于那些忠于共和原则的保守人士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信息。比如说，西塞罗就清楚地意识到凯撒对亚历山大的模仿。在给阿提库斯（Atticus）的一封信里，西塞罗解释它自己为什么没有将一封建议信送给凯撒：“你应该看到，甚至是那位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尽管具有卓越的智慧与审慎，一旦获得‘国王’的头衔之后，也变得傲慢、残酷与放纵。什么？你想象这个受追捧的偶像、这个奎里努斯（Quirinus）的同帐伙伴有可能享受像我写的这样温和的信吗？” (Epist. ad Att, XII.28.3) [8] 对这位享有“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荣誉称号的共和主义者来说, 在凯撒和亚历山大之间的相似性是很明显的：他们都被野心和权力所败坏，成为骄傲、残酷、缺乏节制的僭主，站在西塞罗的共和原则的对立面。后来，卢卡（Lucan）在其被广泛人士是影射凯撒的史诗《内战记》（De bello civili）将亚历山大描绘为疯狂、无节制、腐败的人，将其作为注定灭亡的那一类人的代表 (De bello civili, III.233-34, X.25-52)。它所传递的信息和西塞罗非常相似。在他们的感觉中，共和国的背叛者们身上已经附着亚历山大的阴魂，因而亚历山大对他们来说是如此危险！ 对像亚历山大这样的范例政治影响的关注，也可以在更晚时期的罗马文献中看到。赛涅卡，尼禄皇帝的教师，经常将亚历山大描绘为“疯狂的青年” （vesanus adulescens）, [9]，尤其是他杀克雷图斯（Cleitus）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野蛮（feritas）, 是塞涅卡喜欢谈的主题。[10] 和斯多葛的智慧者（sapiens）不同，亚历山大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激情，他的酗酒导致了克雷图斯（Cleitus）的死亡，最后是他自己的死亡 (Epistulae，LXXXIII.19, 23, De Ira. II.23.1-2, 4-8), [11] 他有的并不是勇敢（virtus），而是幸运的莽撞（ felix temeritas） ( De Beneficiis, I.13.3, VII. III.1; cf De bello civili,X.21). 他对于名声和财产有无穷无尽的欲望 (De Beneficiis, VII.2.5 f.; Quaestiones naturals, V.18.10), 自我膨胀 (De Beneficiis, V. 6.1, ‘homo super mensuram humanae superbiae tumens’; cf II.16.2, ‘tumidissimum animal’). 鉴于塞涅卡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尼禄皇帝而写，他对亚历山大的评论明显有着一个教育的目的。亚历山大是其“君主镜鉴”（mirror of the prince）中诸多反面例子的一个。 总的来说，帝国早期的罗马作家们对于亚历山大并不那么友好。塞涅卡和卢卡对亚历山大的猛烈攻击乃是出自斯多葛主义对于专制的反对；昆体良， （Quintilian）、尤文纳尔（Juvenal）和格里乌斯（Gelius）也对亚历山大给出了许多负面评价。[12] 在克劳迪乌斯皇帝之下写作的库尔提乌斯(Qintus Curtius) 表现出了一种褒贬参半的态度。[13] 尽管有像特罗古斯（Trogus）那样的赞赏亚历山大的作者，他们的声音从来不是压倒性的。对于保守共和理想的人士来说，亚历山大从来都是对他们的罗马共和传统理想的威胁。这一反事实问题“如果亚历山大入侵罗马，结果会如何”看起来似乎只是关于过去，但隐藏在这个问题背后的恰恰是在罗马人和希腊人之间，在罗马政治的两种可能性之间的斗争。 三、无关政体的辩护：普鲁塔克 李维的探讨方式在保守共和理想的罗马人那里非常多见，但在希腊人那里，却并不能引起多少同情的回应。毕竟，亚历山大是一个希腊人。曾长期作为人质而客居罗马的希腊史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在讨论到亚历山大的时候，采用的调子就以褒扬为主。在其《历史》V.11中, 当他比较腓力五世、腓力二世与亚历山大的时候，曾经提到亚历山大将忒拜城夷为平地，但他马上指出，甚至在那种情况下，亚历山大也很尊敬这个城邦的诸神。这里的调子完全是辩护性的。像狄奥多罗斯（Diodorus）,普鲁塔克（Plutarch）和阿里安（Arrian）这样的希腊史家都更倾向于将亚历山大看作是希腊文化和军事力量的代表者。 上文已经提到普鲁塔克在《皮洛斯传》中记录了罗马人对于亚历山大入侵罗马的假设，在那里，普鲁塔克并未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看法。但他对这个问题是有自己判断的。在《论罗马人的命运》（De fortuna Romanorum，简称De fort. Rom）中，普鲁塔克对这个问题作了间接的回应： … 我也把亚历山大之死归结于命运, 他，凭借着源于其不可战胜的勇猛和高尚的抱负的巨大的好运(εὐτυχήμασι μεγάλοις) 和辉煌的成功 (κατορθώηασι λαμτπροἳς),，像一颗流星一样从东到西横扫世界，已经允许其武器的光泽在意大利闪烁… (De fort. Rom, 326 a-b) 普鲁塔克隐含的意思是，亚历山大是有夺取意大利的能力的。如果不是命运过早夺取了他的生命的话，他将横扫东方和西方。 李维却认为，亚历山大早年所向披靡，很大程度上只是由于他幸运而已。普鲁塔克在同一演讲中指出，亚历山大固然享有巨大的幸运 (εὐτυχήμασι μεγάλοις), 但很快补充，这不过是“源于其不可战胜的勇猛和高尚的抱负”(ὑπὸ θάρσους ἀμάχου καὶ φρονήματος)。换而言之，亚历山大的好运并非被武断地授予，而是由其卓越的德性而获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普鲁塔克说命运女神（Τύχη）最终定居在罗马并变得稳定的时候，他并没有指出命运女神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说，他对亚历山大的分析表明亚历山大享有的好运具有一个理性基础，他对罗马人命运的分析却遵循着一条不同的线索：命运女神(Τύχη)在关键的时刻，通过许多非理性的力量来帮助罗马人。比如说，当高卢人夜袭卡匹托尔山(Capitol)的时候，山顶神殿的鹅被惊醒，叫了起来，吵醒了罗马人，使高卢人的阴谋没能得逞。命运女神也保佑罗马人，使他们始终能够避免同时打两场战争。这与罗马人对他们自己历史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罗马人通常相信自己获得帝国是有神意支撑，但他们倾向于相信，这个神意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德性，而非神灵的毫无理由的干预而实现的。[14] 普鲁塔克的两个演讲《论亚历山大的命运》（De fortuna Alexandri，简称De Alex. fort.） 和《论罗马人的命运》（De fortuna Romanorum）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 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帝国，它们是机运(τύχη) 的产物，抑或德性 (αρετή)的产物? 普鲁塔克和李维所用的关键词是类似的：李维用的是 virtus/fortuna, 普鲁塔克用的是 τύχη/αρετή，在罗马帝国早期，这两对概念，尽管是在不同文字里，意思已经高度接近。在De Alex. fort.中, 普鲁塔克勾勒出的命运形象是这样的：她对亚历山大充满恶意，处处设障，亚历山大的成功，因而凸显出其德性之高贵。而在De fort. Rom中，普鲁塔克将罗马帝国视为德性和命运的合作产物。他举了无数例子来说明命运通过非理性的力量来帮助了罗马人，同时也以罗马人对于命运女神的崇敬作为证据，以加强自己的论证。研究普鲁塔克的学者们对于这两篇演说的严肃性有一定的争议。[15] 当然，这两篇演讲修辞性十足，但这并不说明它们不具有严肃性，或者对于研究普鲁塔克的时代的文化气氛没有用处。正因为它们诉诸希腊人的文明自豪感与对于征服者的本能的抗拒，它们至少展现了当时希腊人对于亚历山大和罗马的荣耀与成就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考方式。 普鲁塔克对亚历山大的辩护并不仅仅存在于这两篇演讲中，他在其《亚历山大传》（Alexander）记录了亚历山大的一些名声不佳的行迹，如摧毁忒拜城和戕害其朋友。但他并没有对这些事迹进行评论。在De Alex. Fort中,普鲁塔克也提到了这些缺点，但他评述说，如果其他人处于亚历山大的位置，他们可能被败坏得更加厉害 (De Alex. fort. 337.E ) . 在这里，他采取的立场和波里比乌斯在V.10-11中的立场相近，波里比乌斯记录了亚历山大摧毁忒拜城以及对波斯人的报复，但指出亚历山大始终对他们的神保持着崇敬。 反亚历山大的罗马作家们通常忽略亚历山大传播希腊文化的功绩。而普鲁塔克则在De Alex. Fort 和 Alexander (《亚历山大传》)中对此大加赞赏. 在 De Alex. Fort中, 他将亚历山大称为一个哲学家——柏拉图只不过是教导了几个学生，而亚历山大则照亮了整个世界。 (De Alex. Fort, 328C-D) 对于亚历山大传播希腊文化的强调表明了普鲁塔克强烈的文化自豪感，正如罗马人对于道德的强调能够表明他们对于罗马德性的自豪一样。 在普鲁塔克这里，政体的因素并不是对比的关键。作为被罗马征服的希腊人，他既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来使希腊人理解罗马的伟大，也希望在罗马人前面为希腊人辩护。因此，他并不需要像李维那样，忧心于野心家们对共和国的颠覆。他要捍卫的仅仅是希腊世界的文化和政治尊严。尽管他并不情愿介入关于政体的争论，但他对亚历山大与罗马所发表的看法，客观上有可能减损罗马共和政体的正当性。在一千多年之后，一位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硬将他拉入了一场关于政体的跨时空讨论。 四．对抗fortuna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 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与《论李维的前十书》的作者。马基雅维利是以一种非常怪异的方式间接地接入这场讨论的。在《论李维》第二卷第一章，马基雅维利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罗马人获得帝国，究竟是因为德性，还是因为命运的庇佑？他要批评的权威是普鲁塔克：在他看来，普鲁塔克认为罗马人是通过命运而非德性而获得一个帝国的。[16] 这并不是对普鲁塔克观点的忠实转述。在De fort. Rom中，普鲁塔克并没有说罗马帝国仅仅是τύχη的产物，他强调τύχη 和 αρετή之间的合作促成了罗马帝国的建立。但他对罗马人受τύχη庇佑的强调，显然给马基雅维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者看来，普鲁塔克的这一观点剥夺了原本应该属于罗马人的荣耀。 马基雅维利起而捍卫罗马的光荣，争辩道，罗马人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德性获得帝国的。在我看来，《论李维》全书对普鲁塔克提出了两方面的回应，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间接的。 第一，普鲁塔克的一个观点是，罗马人从来没有同时打两场仗，这说明他们受到命运的庇佑。马基雅维利承认这一现象，但指出，罗马人并没有同时打两场战争，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罗马人的军事和外交努力的结果。他们在安排战事的时候，总是避免同时打两场战争。而那些可能趁火打劫的敌人，或者受到他们的震慑，或者被他们收买，并不能对他们构成致命威胁。这恰恰证明罗马人能力（virtù）之高超。[17] 第二，普鲁塔克在De fort. Rom这篇演讲中指出，罗马人认为自己的成功受到命运女神的庇佑。马基雅维利根本无法接受这一证据。他并没有对这一观点作出别的评论，但《论李维》所包含的某些理论视角可以说已经隐含了对普鲁塔克的回应。对Fortuna女神的崇拜是罗马宗教的一部分，而宗教，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在政治上非常有用的恐惧。伟大的立法家努马利用了这种原始的恐惧，创立了罗马宗教，将粗野和放荡不羁的罗马人改造成为虔敬守法的罗马公民。正是普通公民的宗教虔敬和政治领袖们对于宗教的巧妙利用，使得共和国的秩序建立并且稳固下来，并使共和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18] 可以说，罗马的宗教崇拜，即便是对Fortuna的崇拜，也是罗马人的virtù的构成成分之一。 从表面上看，马基雅维利使用的术语virtù/fortuna保持着与罗马史家的连续性，但其实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们已经达成的共识是，马基雅维利已经将virtù改造成为一个与古典的virtus有很大差异的概念。Virtù脱离了与灵魂理性部分以及自然（natura）的紧密关联，淡化了virtus的古典伦理意涵，它仅仅指向政治主体在一个外在事物（external goods）的世界赢得成功的能力，而与灵魂的完善与得救无关。这一外在事物的世界，恰恰处于变幻莫测的fortuna女神的权限范围。正因为隐去了灵魂完善和得救的视野，对于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政治行动者来说，他们的一切政治行动都是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fortuna——进行搏斗。只有战胜变幻莫测的fortuna, 他们才能被称为是有能力（virtù）的。 在古典的视野中，政治行动者是以他们灵魂的秩序 —— 外化为卓越的行动—— 来制约变幻莫测的fortuna的力量。即便是从事权变的审慎美德（φρόνησις， prudentia）也是这个灵魂秩序的具体化。这个内在的灵魂秩序，从本体论上与自然（natura）相对应。而对于悬置灵魂秩序的马基雅维利来说，与fortuna的对抗征用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理性秩序的力量。在《君主论》第二十五章，马基雅维利公然说，一个人如果能根据时势和事情本身而改变自己的自然（natura），他的好运(fortuna)就不会改变。[19]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提议，因为在古典与中世纪的视野中，natura是不可由人自己来改变的。而马基雅维利想像，他的“新君主”可以根据不同的时势需要，以自身virtù之中不同的方面来从容应对。他的virtù是复合的，既包含了人所特有的对于荣耀的渴求，也包括了狮子的强力和狐狸的灵活多变以及制造幻象的能力——这意味着他的natura本身必然也是复合的，而不像古典作家强调的那样，只有一种单一的秩序。 但《君主论》第25章同时也包含了对改变natura这一提议现实可能性的自我怀疑。马基雅维利举了教皇朱里奥二世的例子。这位君主在行事时总是非常迅猛（impetuosamente），这种方式和时势相协调，因而取得了成功。但他像亚历山大那样英年早逝，未能经历机运（fortuna）的逆转。马基雅维利评述道：“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自然（natura）使他倾向的那些方法。”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人们的行事方式必须与fortuna的变化相协调。然而，遗憾的是，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展开分析“新君主”到底是否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自然，而是很快跳跃到鼓励他的读者以青年人的勇猛去征服命运女神（fortuna）,而无视上文对朱里奥二世可能的命运逆转的分析，“自然”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也就滑落在这个文本的断裂里。像这样的断裂和跳跃在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中并不罕见，要追问那些被马基雅维利的断裂和跳跃忽略和掩盖的问题，我们或许要从他的文本的其他地方寻找线索。 在此，让我们回顾一下李维的视角：成功的君主，如亚历山大，也只不过是一个人（unus homo），。他的所有过去的经历，都参与了塑造其行事的方式。他可能很多变，但绝不能突破unus homo的限度，一旦机运突变，他的事业也许就会遭遇到戏剧性的失败。在我看来，熟读李维的马基雅维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李维的视角融合到自己的写作之中。 根据马基雅维利的政体分类，一个国家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从表面上看，二者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但是，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不时使用“共和国的君主们”这样的用法，[20] 表明他的共和国并非是君主的绝对反面。实际上，共和国更像是一个复合的结构，在其中，君主的因素，贵族的因素和平民的因素混合在一起。由于这种复合结构，共和国将许多不同的行事方式混合在一起。正如马基雅维利指出： 与君主国相比，共和国有着更强盛的活力，更长久的好运，因为它有形形色色的公民，能够比君主更好地顺应时局…只用一种方式做事的人，绝不会改弦易辙；如果时局已变，他的方式不再适用，他也就覆灭了。（III.9） 这一段引文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像李维一样，马基雅维利指出了unus homo的限度：一个人的行事方式难以应付机运的无穷变化，一旦其方式不适合时局，就会遭遇失败。而拥有各色公民的共和国，却能够超越unus homo的限制，在不同的时局中采取不同的行事方式。马基雅维利举的例子是法比乌斯(Fabius)与西庇阿(Scipio)两位罗马将领，他们一个谨慎保守，一个勇猛大胆，但因为各自的行事方式与时局相适应，最终合力打败遵循自身行动程式的汉尼拔。马基雅维利在此甚至作了一个反事实的假设，如果罗马是一个君主国，而法比乌斯是国王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会输掉战争，因为他的本性所决定的方式并不足以对付汉尼拔。所幸罗马是一个共和国，在不同的时机能适用具有不同秉性的将领，因此取得了成功。[21]从汉尼拔一方来说，尽管他来自迦太基，一个类似于罗马的共和国，但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他指挥军队如同君主。他的失败，正如李维想象中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失败，是unus homo对于一个复合的res publica的失败。 而如果离开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法比乌斯与西庇阿作为个人未必能长久胜利。在《君主论》第17章中，马基雅维利曾指出西庇阿性情和易，对自己的士兵过于仁慈，从而难以赢得士兵对他个人的尊敬。“如果西庇阿这样继续保持他的统帅地位，这种性情早晚要把他的名声和荣誉葬送掉。但是，由于他是在元老院的监督之下，他这种有害的品性不仅被掩盖起来，而且还使他获得荣誉。”[22] 马基雅维利在此暗暗指向了罗马共和国的政制结构，西庇阿在这个结构中，既不是唯一的统帅，更不是永久的统帅。他的弱点对于君主的事业来说是致命的，但因为他是在一个共和国里，他的弱点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被大大弱化了，不至于对共和国的事业造成致命伤害。因而，在《君主论》这本以君主国为主题的书中，马基雅维利已经暗暗向罗马共和国致意。 《论李维》对共和国稳固性的强调，似乎可以对解读《君主论》第25章中的文本断裂有所启发。在我看来，“改变自然”是马基雅维利对君主的主张和号召，但基于历史经验，一个人“改变自然”是极其困难的。一个国家若是基于一种实现的概率极小的可能性，就无法稳如磐石。因而，与其试图在一个人内部创造出一种复合结构，还不如以无数人为原料，创造出一个宏观的复合结构。对个人所发出的“改变自然”的号召，对于共和国这样一个复合结构来说就变成多余了——它可以使用性情、禀赋和行事方式大相径庭的公民和政治家来应对不同的政治时势。 这个复合结构的稳固性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一个法纪严明的共和国里，人民抗拒败坏的力量要比君主更为强大。在《论李维》I. 58, 马基雅维利比较了民众与君主的德性，指出历史上对于民众虚妄和多变的指控存在很大的盲点： 然而，我们的史家在谈到群体的本性时所指的群体，并不是像罗马人那样受法律管辖的群体，而是像叙拉古人那样目无法纪的群体，是这种群体犯下了狂放不羁的个人犯下的错误，譬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希律。（I.58） 在这里，亚历山大大帝在马基雅维利笔下，成为不守法纪的君主的典型，尽管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将他作为伟大的创建者（founder）的典范。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在不受法纪约束的时候，民众和君主都会作恶，就恶劣程度来说，前者并不比后者更大。但如果考察共和制下法纪严明的罗马人民，就会发现，他们维护良好政治秩序方面的能力要远远超过君主。罗马人民在行事时比君主更为审慎、更加持之有恒。他们能够保持一种荣耀观念数百年不变，而君主却很容易被千万种诱惑所败坏。共和国人民的稳定性，是一种因集合而成的稳定性。在法纪严明的情况下，共和国体制下政治权力的分享，能将个别官员和公民败坏的消极后果降到最低。 第二、共和国的稳固性还体现在它对颠覆行动的抗拒能力上。在III.6中，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反对君主的个人阴谋比反对共和的阴谋更容易成功。毕竟，君主的事业依赖于其肉身。而共和国的事业却超越了单个肉身。即便个人倒下，共和国的制度结构依然屹立不倒。如果我们将颠覆政权的阴谋和败坏官员的尝试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必须面对的fortuna, 可以说，相比于君主，共和国展现出了更为惊人的virtus。在共和国里，一个人的死亡和败坏尚并不至于影响到整个共和国的结构，因而其衰变会比君主国更为缓慢。 当然，马基雅维利对共和体制的推崇并非是无条件的。他充分认识到，共和国的创建在很多时候是伟大个人行动的结果；在构成共和国的民众本身已经败坏的情况下，需要有人大权独揽，将共和国带回到其开端——这意味着对共和的再造。但对于这些政治家来说，最大的荣耀并非在于将他们手中的独裁权力永久化，而是用这种独裁权力为共和国奠基。正像他在《论李维》I.10中指出的那样，一个君主若想追求现世的荣耀（gloria），他应当占有一个腐化的城邦，“不是像凯撒那样彻底摧毁它，而是像罗慕路斯那样予以整饬。”（I.10） 而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尽管就“新君主”的种种活动提出建议，但对其继承问题保持了高度沉默。这也许指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将继承“新君主”位置并有可能继续统一意大利使命的，将不再是一位世袭继承的“旧君主”，而是另一位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新君主”——如在罗马人那里，与罗穆路斯（Romulus）没有血缘关系的努马(Numa)继承了前者的王位；[23] 继承“新君主”事业的，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超越个人的复合结构，这一结构能够同时容纳诸多“新君主”，征用他们的能力来对抗fortuna, 并赋予他们不朽的荣耀。 五、 尾声 欧洲思想史上对于共和体制的辩护，一般采取两种进路：一种是从规范视角出发，力主公民的政治自由（libertas），君主制因违反这种规范而不可欲。另一种是从政治体制的治理绩效出发，阐明共和政体的优越性。这两种进路都可以在李维和马基雅维利那里找到。本文重构的是他们从第二种视角出发而展开的论述：以罗马共和国为代表的复合共和政体克服了单个统治者肉身和行为习惯的限制，综合了许许多多政治家和公民的才干，来应对内外挑战。因而，它比君主政体更为稳固。类似这样的论述，在中国近代思想中其实屡见不鲜。君主专制在中国的倒台，与晚清的丧权辱国和内部民族压迫有着密切关联。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指出了君主专制在应对内外挑战时的重大局限，都试图推动结构性的政治变迁。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维和马基雅维利的论述，包含了许多普遍的、可适用于其他时空环境的成分。只是他们采取的论述形式会让我们觉得陌生：他们以亚历山大和罗马这样的特殊的“义例”来讨论政体，并往往以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虚拟方法来作比较研究; 他们用以探讨问题的术语τύχη/αρετή，fortuna/ virtus（virtù）也打着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宇宙论与灵魂学说的深刻烙印，从近代以来已日益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总结这条思想史线索，还是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共和主义如何从西方文化的母体中生长出来，并走向世界。 同时，本文的研究在政治/法律思想史方法论上也许具有某些一般意义：第一，“义例”的建构与政治/法律思想的探究：通过对史家如何建构“义例”的考察，我们可以达到其政治/法律思想中一些精微之处。因而，对“义例”的考察，是研究历史叙事中的政治思想的有效切入点。第二，史家往往出于比较研究的目的而进行反事实（counterfactual）叙事，在涉及政治主题的时候，这些“反事实”叙事中往往隐含了作者强烈的政治判断。通过搜寻文本中的“反事实”叙事，往往能很快地深入到史家的核心政治关切。[24] 注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学术委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本文的写作基于笔者提交给UCLA政治学系的研究领域论文“Between Virtue and Fortune: Visions of Political Action in Plutarch and Machiavelli”（2005）和博士论文“Imaginin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and Writing in Graeco-Roman Historiography”（2008）。感谢笔者两位来自意大利的博士论文导师Giulia Sissa与Carlo Ginzburg对本文思路的启发。一如既往，文责自负。 [1]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1451b5-7）这一见解是狭隘的。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希罗多德与休昔底德等历史学家已经通过“反事实”探讨，使得历史写作的对象从现实的、具体的事物扩展到可能的、普遍的事物上去。具体参见拙文Imaginin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and Writing in Graeco-Roman Historiography,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8。 [2] 根据汉语习惯, 本文根据语境将τύχη/fortuna翻译成“命运”、“机运”或“好运”。当它们被作为女神看待的时候，统一翻译成“命运女神”。 [3] 这里还需要考虑两部作者归属有一定争议的亚氏伦理学著作。在《优苔谟伦理学》（Ethica Eudemia）中，Τύχη被认为是通过一种行动者身上的一种本能冲动起作用，这种本能冲动使人在缺乏良好的理性考虑的时候，也能取得成功结果（Ethica Eudemia,1247b)。《优苔谟伦理学》认为这种本能冲动起作用的方式与理性和自然均无关，因而最终应当归结到神灵的引导。但作者归属更有争议的《大伦理学》（Magna moralia）认为，行动者身上的这种本能冲动是自然的，但并非理性的 (Magna moralia ,1207a 16)。不过，不管这几部著作之间有何种分歧，对Τύχη的非理性性质的判断是一致的。 [4] 李维在VIII.17中的分析则进一步印证这一点： “亚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在帕埃斯图姆（Paestum）附近的登陆迫使萨姆奈特人和卢卡尼亚人联合起来，但是他们的联军在一场激战中被亚历山大击垮。他进而与罗马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是，他会在多大程度上维持这种关系，如果他的其他事业是同样成功的话。” [5] 类似分析，参见Ruth Morello,"Livy's Alexander Digression (9.17-19): Counterfactuals and Apologetics",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 92, (2002), pp. 62-85。 [6] 原文如下: “immo etiam eo plus periculi subisset quod Macedones unum Alexandrum habuissent, multis casibus non solum obnoxium sed etiam offerentem se, Romani multi fuissent Alexandro uel gloria uel rerum magnitudine pares, quorum suo quisque fato sine publico discrimine uiueret morereturque. ” (Livy, IX.18) [7] See David R. Cunningham, The Influence of the Alexander Legend on Some Roman Political Figur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1. See also Ceaucescu, Petre, 'La double image d'Alexandre le Grand à Rome: essai d'une explication politique', Studii Clasice 16, 1974, pp.153-68; and Wirth, Gerhard, 'Alexander und Rom', Alexandre le Grand: image et réalité , Entretiens Hardt 22 ,1976 , pp. 181-210. [8] 原文如下: “Quid? Tu non uides ipsum illum Aristoteli discipulum, summo ingenio, summa modestia, postea quam rex appellatus sit, superbum, crudelem, immoderatum fuisse? Quid? Tu hunc de pompa, Quirini contubernalem, his nostris moderatis epistulis lacetaturum putas? ” ((Epist. ad Att, 12.28.3)) [9] De Beneficiis. 1.13.1, II.16.1; Epistulae, XCI.17, XCIV.62. Cf. De bello civili ,X.20, 42 – vesanus rex. [10] De Clementia. I.25.1; De Ira III.17.1, XXIII.1; Epistulae. XCIV.62. [11] 普鲁塔克对这一批评的回应见于De Alex. fort. II.5. f [12] Quintilian, I.1.9; Juvenal X. 168-72; Gelius XIII 4. [13] 见 curt. IV. 7.29: “ fortuna quos uni sibi credere coegit magna ex parte avidos gloriae magis quam capaces facit’. 同时参见X. 5. 26 ff. [14]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代表了这样一种解读罗马史的态度。虽然埃涅阿斯受到神的预言的指引，但这一预言的实现，却是通过他自己的勇敢和坚韧。 See John Alvis. Divine Purpose and Heroic Response in Homer and Virgil: the Political Plan of Zeus.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d Publishers, 1995. See also George E. Duckworth, “Fate and Free Will in Virgil’s Aeneid”,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51, no. 8 (May, 1956), pp. 357-64. 命运女神在罗马的稳定性是李维著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而西塞罗也在其《论共和国》（De Republica）中承认罗马从好运中获益。但他们的进路是一致的：罗马人以他们自己的伟大的德性而赢得好运。 [15] J.R.Hamilton 认为这两篇演讲不过是修辞学练习, 参见氏著 Plutarch’s Alexander: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 xxxi. 此观点亦可参见 R.H. Barrow. Plutarch and His Times. London : Chatto & Windus, 1967. 但Tim Duff 反对这一观点，认为我们可以将之作为对两个文化的严肃比较，See Tim Duff. Plutarch's Lives: Exploring Virtue and V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p. 300-301 [16] 《论李维》， II. 1。 以下标明来自《论李维》的译文都出自冯克利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 同上注。 [18] 参见《论李维》, I. 11, 13, 14. [19] 原文为：ché, se si mutassi di natura con li tempi e con le cose, non si muterebbe fortuna. [20] 参见《论李维》, I. 30. [21] 《论李维》，III.9. [22] 中译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82. [23] 参见《论李维》， I. 19. [24] 对于“反事实”在希腊-罗马史学中的运用，可参见笔者博士论文Imaginin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and Writing in Graeco-Roman Histor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8.

 2009年12月15～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办的“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40多所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l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现将论坛讨论的有关问题综述如下。 政治部分 关于俄罗斯的政治局势。与会者认为，俄罗斯的政局基本是稳定的，这与梅普组合直接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吴恩远研究员认为，分析俄罗斯政局的稳定，首先要界定政治稳定的概念。如果说指的是制度性的变动、政局替换、大规模的街头政治甚至内乱，那么俄罗斯在下一届大选之前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俄罗斯政局在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仍然隐含着变数，梅普关系是影响这种变数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内因看，俄罗斯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有大的改观，普京作为总理难辞其咎。梅普在治国理念有较大差异，梅德韦杰夫更倾向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俄罗斯有学者甚至将他与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而普京更强调威权政治。这种差异也影响到干部体制的变化。另外，社会舆论发生了变化，上层学者之间的激烈论争会加大梅普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从外因看，奥巴马上台后对俄罗斯的核心利益给予了一定的宽容，会使梅德韦杰夫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西方的态度，从而影响到俄罗斯的内政。 上海社会科学院潘大渭研究员认为，俄罗斯国内政局的稳定与下列因素有关。首先，从权力结构形成的过程来看，叶利钦把权柄交给普京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和国内发展方向做出反思后才决定的。第二，普京在执政八年中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领导层，它所起的稳定作用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第三，梅德韦杰夫基本上沿袭了普京的执政理念和发展道路。另外从社会层面看，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变化趋于稳定，社会心理趋于成熟，改变了过去那种彷徨、不知所措的状况。 新华社盛世良研究员认为，在梅普组合中梅德韦杰夫并没有成为一个非常独立的政治家，政治上还处于从属地位。从干部队伍来看，普京任命的干部占77．4％，梅德韦杰夫任命的只有9．4％；从权力资源看，普京控制的是政府的经济板块、议会、政权党、审计署、地区议会，梅德韦杰夫控制的主要是总统办、安全会议和强力部门。因此，不管是干部资源还是权力资源，基本上还是普京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会长于振起先生则认为，现在是“没有普京的普京时代”。所谓梅普组合出现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制造的，其目的就是要挑唆梅普之间的关系。奥巴马访俄时的一些举动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梅普之后的公开亮相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外界的疑虑。如果当初普京有继续连任总统的野心，他完全可以效仿卢卡申科；他选定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表明他对梅德韦杰夫以及自己的政治基础有充分的信心。 关于俄罗斯政治进程及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树华研究员认为，俄罗斯的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包括政治发展道路，还处在探索之中，它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没有最终定型。与此相关，作为理论支撑的历史观、发展观和价值观等方面也没有定型。从社会层面来看，俄罗斯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机制，市场、机制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还差得很远,在一二十年中都难以建立起来。 复旦大学杨心宇教授认为，从法学的角度来看，从普京到梅德韦杰夫的这个时期是一个新制度的建构过程，2008年11月俄罗斯纪念l993年宪法的颁布，给两个主要起草的领导人授予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这说明制度的构建要树立宪法的权威。俄罗斯的宪法不一定跟民主相联系，它是跟制度、法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年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实践．其实是在建梅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权结构，为今后的发展建立一个稳定的法制与秩序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薛福岐博士认为，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以来所提出的改革措施，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安排，从来都没有涉及到普京体制的根本，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现状是使最高权力稳定延续下去。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其作用是整合国内的政治精英，将精英之间的分歧和竞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保持政治的基本稳定，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变的可以预测。 盛世良研究员认为，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2009年俄罗斯的经济表现不论在七国，几国还是二十国集团当中都是最差的。俄罗斯认识到它的经济很脆弱，主要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是自身的问题；而且今年它的国际环境变化更为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似乎要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又不是很大。梅德韦杰夫在9月10号发表《俄罗新，前进！》，大谈自由、民主和法制，基调跟普京有根大的距离。但是三个多月过去了，其实并没有大的变化，如果俄罗斯真要经济现代化，那就要跟西方改善关系，但这又会跟它现在的政治体制发生很大的矛盾。因此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将非常困难。 关于俄罗斯的政治思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董晓阳研究员认为，近些年来俄罗斯无论上层的指导思想还是社会思潮，都出现了回归传统观念的倾向，这是在俄罗新社会制度变化以及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和必然的表现。对斯大林的评价虽然是一个正视历史的问题，但并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它体现了俄罗斯社会和上层追求社会发展的完整性与价值观的回归。另外，它不仅仅是国内的进程，也是关涉到苏联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因此也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 杨心宇教授认为，俄罗斯对斯大林问题、苏联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是出于三方面的目的。首先是要寻求历史的客观真实，维护俄罗斯民族的自尊，防止在历史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污点，在道义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第二，说明斯大林和苏联时期他们的做法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理由，比如在李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条约上，俄罗斯强调在战争期间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这样做，即使说不道义，但也没有别的办法。这种解释不能说是为斯大林平反。第三，俄罗斯需要澄清一些问题，防止被进一步妖魔化。 关于俄罗斯东欧政治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提出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方面的多项议题。首先，如何判断俄罗新东欧中亚地区20年的政治转型？政治转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党体制，它究竟已经成熟稳定，还是处于形成之中？其次，从l989年到1991年推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改革的思潮背景主要是新自由主义，20年后对这种思潮究竟该给以何种评价？思潮变迁对一个国家内部体制构建的影响力到底如何？第三，对于政治转型过程当中的各种要素值得做一些深入的分析，如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袖的作用、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群体是的形成和互动，等等。 美于中东欧局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高歌研究员认为，2009年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继续按原既定的轨道，即向多党制和议会制推进。一些国家进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但没有大的政治波折。从20年历程来看，中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轨迹比较明显；这种既定的发展方向未来也不会改变。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与俄罗斯不同，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非常大。一战以来几次重大的道路选择受外界的影响非常大，l989年后在道路的选择上固然与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关，但欧盟的作用不可忽视。 关于独联体局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赵常庆研究员总结了2009年中亚地区的局势。他认为，虽然金融危机给中亚各国带来了不少问题，但中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基本稳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权力量相当大，反对派力量非常弱小。中亚各国的安全形势没有太大变化，美国增兵阿富汗，将塔利班武装压缩在南方地区。这对中亚国家的安全形势较为有利。同时由于阿富汗战争的缘故，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有所上升。于振起副会长认为，2009年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形势比较平静、稳定，明年唯一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大选，大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乌克兰的国家发展方向。 经济部分 关于俄罗斯状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陆南泉研究员的分析，2009年俄罗斯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2000～2008年间，俄罗斯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2008年第三、四季度，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GDP仍保持5．6％增长率．8008年末2009年初，社会各界普遍认为，2009年俄罗斯经济会有所下降，但不至于剧烈滑坡。然而，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却出乎预料，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遭到重创，自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下滑幅度超过了二十国集团及金砖四国。2009年1月至10月，GDP同比下降9．6％；棒德韦杰夫估计，2009年降幅为7．5％；世界银行认为降幅可达8. 7％。俄罗斯甚至认为，其经济跻身于金砖四国已名不符实。 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形成路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新研究员认为，俄罗斯本次经济危机由外部输入，首先在金融部门引发，然后对实体部门形成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引起外资抽逃，导致金融市场崩溃．2008年9月19日，证券指数暴跌42％。证券市场的危机产生了以下四方面影响：一是卢布汇率贬值，发生银行挤兑，卢布储蓄转变为外汇储蓄。2009年10月，银行总存款的6％被提走。二是削弱了银行提供贷款的能力。证券暴跌带来的损失，占银行总资本的l0％～20％。三是降低了俄罗斯企业在国内外通过有价证券获取抵押贷款的能力．四是由于先前提供抵押贷款的证券严重贬值，恶化了公司外债状况。随后，金融部门的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部门，建筑业和冶金行业首先遭到冲击。能源、原材料国际价格大幅下跌，导致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下降，冶金采矿业大量裁员。金融部门的危机，引发了流动性危机，产品销售困难，许多企业减产、停产，甚至破产倒闭，失业大幅上升。2009年1月至9月．俄罗斯GDP下降l0％。2009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俄罗斯衰退超过l0％。 俄罗斯2009年经济受重创的原因。与会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俄罗斯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与出口结构问题。俄虽然不是WT0成员，但全球化程度已很深。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达50％～70％，对外贸易是支撑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年1月至10月，俄罗斯对外贸易下降了41．1％，其中，出口下降42．3％，进口下降38．9％，俄罗斯出口结构问题更为严重，2009年1～10月，能源出口占出口总额的66．3％；由于国际油气价格大幅下跌，俄能源部门向财政提供的资金剧减，2009年1～9月，俄罗斯进口的机器设备比同期下降53．9％，其次，内需乏力，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新试图通过增加投资，向银行发放贷款、降低税务等途径刺激经济，但效果不明显。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国家预算款项难以落实，已有43个联邦主体托欠工资，居民购买力降低，零售商品流转额大幅下降。第三，实体经济大幅萎缩。俄罗斯对企业投入了1万亿卢布。但仍未能顶住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1～10月，俄工业产值下降了l3．7亿美元，大多数重要的工业产品大幅度下降。第四，经济结构问题，长期以来，俄罗斯仍未改变以出口能源、原材料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本次危机中，俄罗新的荷兰病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整个苏联时代，选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一直没能解决。要改变这种经济结构，是非常困难的。 对俄罗斯发展模式的反思。李新研究员认为，经济原料化的发展模式与经济自由化的战略构成了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俄金融领域实行自由化，国家对金融的干预、监督几乎成为盲点。于是危机首先从金融部门，通过自由化渠道转移到国内。2006年7月1日，俄罗斯政府实现了卢布的完全自由兑换，打开了俄罗斯市场的最后一道闸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选择了错误的改革战略，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模式，再一次经历着严重危机，21世纪前7年，俄经济快速发展，外部市场行情良好，精英阶层难以清醒地判别新自由主义的优劣，对其新自由主义改革能力的极限难以准确衡量。因此未对国内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俄罗斯的改革者只相信市场，只关心金融的自由化。然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则缺乏长期思路。 对俄罗斯经济前景的预测。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动对俄经济前景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化情况以及国际市场的能源、原材料的需求的变动，与会者对俄罗斯经济发展趋势有两种估计：一种是U型或者V型。油价稳定上升，俄罗斯经济复苏；另一种估计是，油价跌至每桶40美元，经济前景可能呈现W型。与会学者的共同的看法是，2010年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将优于09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将对俄罗斯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使2010年的经济形势有所改善。 关于中东欧经济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认为，中东欧经济在2009年陷入全面衰退，但未出现极端严重的恶化。之所以如此，一是过去20年中东欧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框架，其制度效应仍在发挥作用；二是外国银行的存在对中东欧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西欧银行未把资金大量撤回，使金融部门保持了相对健康；三是外国直接投资仍保持相当大的存量，未出现大规模撤资的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稳定因素；四是经济政策比较得当，及时调整了财政、货币政策，增加了金融部门的流动性；五是反危机的国际协调支持了困境中的中东欧国家；六是外部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从第二季度起，中东欧国家的出口市场——法国和德国，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孔田平研究员认为，在发展模式上，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中东欧国际对外贸与外资的依赖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在东西欧金融一体化方面，过去l0年中，西欧的商业银行控制了中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商业银行，促进了中东欧经济的增长，但是东西欧之间金融的密切联系，有可能加剧危机的传播，在经挤结构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方面，近年来中东欧很多国家过度依赖于汽车制造业，一旦西欧经济不景气，汽车销售必然受到冲击。中东欧国家的转轨已无法逆转，在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有可能放缓，但不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或政治危机，该地区的宪政民主框架也不会遭到强有力的挑战。 中亚2009年经济形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胡红萍副研究员对中亚五国的经济进行了评估。首先，经济增幅剧降。哈萨克斯坦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经济均大幅下挫。乌兹别克斯坦经济较为封闭，金融体系较保守，受危机冲击最轻。其次，外贸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导或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原材料出口大幅下滑。由于原材料和生产需求下降，中亚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收入悦减，乌兹别克斯坦的鞠花出口、塔吉克斯坦的铝制品出口均大幅下滑。第三，金融信贷体系受到冲击，大量热钱外逃，导致哈萨克斯坦金融业流动性危机，银行无款可贷，面临全面破产，只能靠国家基金维持运转。第四，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引发大量失业，加深了该地区的贫困化程度。第五，房地产价格回调。第六，境外劳务收入减少。由于俄、哈两国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俄、哈的务工人员被迫回国，劳务汇款下降。随着劳务收入下降，两国经济面临困境。 2009年是中亚各国非常困难的一年。下半年形势有所改善，部分得益于中亚国家采取了一些较为有效的反危机政策，但其主要原因是，2009年下半年，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回升，从总体看，中亚各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 外交部分 关于中俄美三边关系。对中俄美“三边”，抑或“三角”关系这个概念，有一些不同看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王海运主任认为中俄美三角关系客观上是存在的。中俄美分量相当，可以构成三角关系，三者之间也存在互动关系。中国的国际战略运筹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上。中美关系发展正在加深俄罗斯本来已经存在的战略疑虑，俄罗斯对中美关系的疑虑一向很深。现在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俄罗斯大国主义情节很强，把G2看成是对其大国地位的贬损，第二种观点倾向于不使用三角关系这个概念，主张淡化它。李静杰研究员认为，现在中俄、中美关系无论内容，实质都和以前不同。中国没有完全倒向美国，中美也有共同利益。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坚持表示，中俄美三边是存在的，但就2009年这个时段量来看，中俄美三边淡化了，因为三边基本上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是今年国际政治的主题。 北京师范大学李兴教授提出一个双向双线同盟的概念。冷战时期的结盟，或者源于共同威胁，或是为了得到红利。而现在的结盟，是为了完成某项战略任务。他认为现在的中俄、中美关系具有双向同盟的特点。外交学院杨闯教授则表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似乎不等于同盟，中美中俄间也没有条约义务． 关于中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中俄关系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王海运主任认为对俄罗斯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不可替代。无论从安全战略，发展战略来说都是这样，设想如果失去俄罗斯这样一个战略伙伴，这些年，中国将是什么处境？今后若干年在国际大变动中中国将是什么样的处境？这个是要考虑的。4300公里的共同边境，这是最重要的地缘战略现实，这个改变不了。北方邻国对我国及其重要，必须像重视中美关系那样重视中俄关系，中国的地缘战略现实，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对国际环境的需求，要求我们同时处理好对美对俄关系。动态地决定对美对俄关系中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而不是一定是一对关系服从另一对关系。 李静杰研究员提出一个独特的视角。他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华人、华侨，中国城，只有俄罗斯没有，而俄罗斯还是我们的邻国。去了没多少人，就大喊中国移民威胁。他特别表示，对俄对美外交要很好平衡，避免出现偏差。同时，他提出中俄关系不能建立在第三国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在一个理性的框架上，这个框架就是我们是邻居，必须友好相处，这是最可靠的。 杨闯教授表示，要珍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不能改变，这为政治互信，发展全面关系打定了基础。尽管俄在军品贸易上还对中国保持戒心。但是也应看到，金融危机后，两国在能源领域合作领域还是取得了进展。中国进口能源多元化和俄罗斯能源出口多元化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是中国和俄罗斯能源合作的前景还是很好。中国有些方面不能盲目跟随俄罗斯，例如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问题，中国没有承认，这是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的一个体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陈玉荣研究员认为，要倚重中俄关系这条线，周边安全是第一位的考虑．中俄关系对多极化、上合组织、中国西北东北安全至关重要，中俄有很多共识，这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异。解决俄罗斯的疑虑，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战略互信，例如G2，二是中国威胁论，对于贸易结构不平衡的同题，中国要做解释工作。 军事科学院陈学惠研究员主张，今后应少用拓展利益这种提法，这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维护国家利益的提法更好一些。中国不能走过去大国的旧路，应走一条新路。 赵华胜教授表示，中俄关系今年有几个特点。一是低级政治越来越影响到高级政治。二是中国开始占了主动，包括在能源领域。另外，几个具体的事件，新星号事件、大市场事件，G2的提出、中国中亚管道的开通，都对中俄关系有比较大的影响。 关于俄美关系。李静杰研究员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压是压不住的，俄美主要是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战略平衡，一个地缘政治。戈尔巴乔夫当年提出新思维，同意开放柏林墙，一个约定是北约不东扩。西方不遵守，俄罗斯也没有办法。北约东扩，先到东欧国家，再到前苏联国家，俄国人也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就回到了莫斯科大公国那个时代。俄罗斯还是不能接受苏联解体，还是视原苏联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希望重新一体化。西方则希望固化苏联解体。这个地缘政治现实不会改变。俄与美主要是这两个矛盾。 杨闯教授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变化有，但基本的美国战略目标没有改变。就是美国要充当世界的领导，充当世界的霸主；维持美元在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不会改变。美俄基本战略矛盾没有改变。今年美国在中欧导弹问题上做了一个调整，来换取年底前签署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新约，但是美俄在欧洲的基本战略矛盾没有改变。 陈玉荣研究员认为，2009年俄美关系有变化，有调整。两国关系从俄格战争的紧张关系中走了出来。美国在东欧反导问题上作了让步，俄美也签署了通过俄境向阿富汗运输军需物资的条约。俄美结构性矛盾没有发生变化，策略上有变化。 关于中东欧国家、俄罗斯与北约东扩。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朱晓中研究员认为，国内在探讨俄与欧盟关系时，对中东欧的因素注意不够。现在有新老欧洲的说法，尽管很多欧洲人不承认，但事实上是存在的。以波兰为首的新东欧有抱负的国家，对欧盟对外关系起了重要作用，波兰对欧俄关系．起了一定阻碍甚至负面作用。在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中，则起了排头兵的作用。中东欧国家在欧盟里面，又和美国结盟。现在中东欧国家在军事政治上靠拢美国，在政治经济上和欧洲联盟站在一起，这样将对欧洲一体化施加某种干扰性的作用。2008年以来，俄罗斯以石油为武器．部分返回东欧，现在参与俄罗斯输气计划的有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以后，欧盟的对俄政策，能源政策，都会有中东欧国家的影子。目前看，在欧盟对俄的关系中，新东欧的作用不太好。今后，欧盟对俄外交很难有一个顺畅的决策过程。俄与欧盟最基本的矛盾是欧盟和俄罗斯到底视对方为什么角色。2004年，欧盟扩大，俄将欧盟视为北约的附属品，相互信任发生改变。当年普京第二任期开始，俄罗斯对欧盟的政策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2004年之前俄罗斯视欧盟为值得效仿的经济楷模，2004年后，俄罗斯强调第三条道路，俄式民主，变成斯拉夫主义者，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 争论比较多的是北约东扩。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郑羽研究员认为，北约东扩初期应包含四个意图：美国在欧洲的领导权问题；解决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问题；冷战后东欧不稳定的问题；对俄罗斯帝国潜在的担心。对北约东扩，考虑到俄罗斯的担忧，也考虑到中东欧国家的担忧，现在中国表示不赞成用扩大军事同盟方式来解决冷战后的安全问题。这个表述是适当的。中东欧国家的行为，更多的是考虑1985年以前苏联外交政策和文化而做出的判断。l991年以来，俄罗斯外交政策对中东欧国家基本没有敌视或歧视性行为，但是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还是不放心。看来，中东欧国家和俄国都需要新的思维，新的观念。 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提出，北约东扩这个问题，中国不能跟着俄罗斯的观点走。似乎也应该从中东欧国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理解他们对自己安全利益的担忧，理解他们自主的选择。北京大学关贵海教授认为，现在虽然俄罗斯政策对东欧没有造成威胁，但俄罗斯有历史错误，历史形成的错误要相当长的时间去修正。民族的历史记忆不会三年五年就消除。 李兴教授认为，冷战思维双方都有，东欧小国也有冷战思维，北约内部也保留了这种思维。中东欧强国也有跟着强国走的传统。过去紧跟苏联，现在跟美国，都有这个因素。说东欧搞社会主义完全是苏联压迫，也不符合事实。陈学惠研究员表示，关键问题是，用集团政治的方法解决安全问题合适不合适？维持欧洲安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欧洲采取的，冷战思维。另一种是俄罗斯提出来的，集体安全。俄罗斯现在又有新的提法。问题是，没有俄罗斯赞成的欧洲安全体系是不是真正的安全体系？北约到底是维护欧洲还是维护欧洲以外的安全？科索沃事件后北约在欧洲无事可干，现在跑到阿富汗。北约目标发生了转变。中东欧加入北约目的何在，加入能省钱吗？实际上代价是很高的，短期的代价非常高，因为要按北约的标准重组军队。 阿富汗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在阿富汗得手，那北约和美国就到了咱们家门口了，中国不应该欢迎。赵华胜教授认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是非常复杂的，有地缘政治方面的，也有非传统安全的和经济上的。如果美国失败，周边的安全局势会大大恶化。阿富汗内战，巴基斯坦核失控的危险会大大增加。恐怖势力受到鼓舞，我们在阿富汗的投资、合同都要失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认为美国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和其他问题如何平衡调节，确实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关于瓦罕走廊，杨闯教授表示，向美国开放瓦罕走廊的看法极为危险，极为短视。瓦罕走廊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牌，不能轻易出手。美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师出无名，没有政治号召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放弃牵制中国，不肯废弃《与台湾关系法》。如果满足美国要求，是非常不明智的。开放瓦罕走廊，对中国安全不利，对新疆稳定不利，会得罪一大批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中国外交基础是发展中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是我们外交非常重要的借重力量。   

我在课堂上问：“说到‘现代’这个词，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二、三年级的本科生，七嘴八舌：“手机！”“磁悬浮”！“互联网！”“3D电影！”…… 我知道，他们实际所指的，并非只是手机和磁悬浮，而是被这手机组织起来的人际交往，和被高速火车不断扩大的活动范围。但是，他们脱口而出的，都是技术及其制品的名称，你就不由得不感慨：技术对人生的干预，确是厉害！ 这感慨也是老生常谈，谁不知道呢。但是，泛泛地知道技术改变人生，是一回事，面对具体的状况，能不能记得技术的厉害，又是另一回事了。比如，都知道十年来网络游戏风靡天下，再偏僻的小镇，只要有网吧，附近的十五六岁的少年，就很少没有玩过《魔兽世界》之类、被其深深吸引的。可是，当我们谈论未来——不用很遥远，十年以后吧——的文化、未来的戏剧电影文学等等的时候，有多少人是认真将网络游戏算作一项重要的影响参数的？譬如我，要不是被一位老朋友点醒，大概至今也不会意识到，“网游”和——比如说——文学有什么大关系。 老朋友是小说家，北美名校的比较文学博士，人虽长居纽约，视线却不离中国小说，差不多二十年了，只要听说大陆有哪个年轻人写得有意思，他就会找他的作品来读。去年，在电话里，他忽然说：“有些新的小说，我真读不懂了，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所谓“不懂”，并非指这些小说的字面意思，而是指它们背后的样板。 小说不是孙悟空，凭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再天马行空的作家，真写起来，也是有所依凭、有所本根的，只不过他自己经常不觉得。越是结构严密的现代社会，艺术创作者——不只是文学家——的所依和所本，越容易受社会的支配性文化的影响。家庭氛围、学校教育、人际交往、传媒熏染…… 几乎所有这些层面，荒莽之地都消失了，一切都被纳入结构，虽然不见得都放妥帖了，但也难有在结构的大网之外独自生长的空间。你可以激愤地冲撞这网，但你全身肌肉的紧张，依然暴露出与它的密切关系。甚至你深层的心理和生理组织，都刻着这密网的烙印，而你几乎全部的反抗之心，正是从这些组织中迸发。这就是为什么，当阅读1980年代中期的那些字面上扑朔迷离的“先锋”小说的时候，我们并不真地看不懂。我们知道，是哪些作家——尤奈斯库、博尔赫斯，等等——站在这些作品的后面充当样板，我们也知道，是怎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特别将这些作家送上了样板的位置。 因此，当老朋友说自己真的看不懂的时候，他其实是说，在这些小说背后，有一些新的样板，和造就它们的更深层次的新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一同出现了。 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当今世界，大凡有一点记性的，都会强烈感觉到生活它的停滞和陈腐。许多重大的事情，比如，总是有一部分人压迫更多的人，这事情就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好像还要再延续很多年。由此引发的许多人生难题，也就一代接一代地压在人们心头。比如，历史究竟是听权势者的，老百姓只要挤进跟班的队伍，跟着走就行了？还是果真由“人民”创造，我们虽然人微言轻，只要尽力参与，就也能一起决定大伙儿的命运？150年前龚自珍们在京郊寺庙里酒酣耳热辩论的，和今天白领们在写字楼里暗自嘀咕的，不都有一部分，是继续这个难题吗？ 当被这样的感受压得很难受的时候，遇见有人欢欣鼓舞：“进步真快啊，你看咱的“高铁”，时速400公里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大概都是这么粗鲁的吧：“你不长眼睛啊……” 但是，这只是世界的一面。当代人生的一大诡异之处，就在于让你同时经历两种强烈的感受：一些绝对重大的事情的出乎意料的稳定，和另一些不能说不重要的状况的加速度变化。1950年代，丘吉尔说，只要25年，就可以造就完全不同的一代人；今天，这世界的许多地方，大概不用十年，人跟人就能生出“代沟”来。我就听不止一位的“80后”抱怨：“那些‘90后’啊，看不懂……”套用狄更斯的句式：这是一个不变的时代，也是一个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  在这矛盾现象的底下，是整个社会基础的分裂。一方面，社会各部分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越来越一体，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因此能更细密地掌控全局，不容有一小片化外之地存在；另一方面，正因为结构之网太大太密，强势力量必不可免地过度膨胀，凡它所欲之物，全力催肥，它没兴趣的，弃之如敝履，人类生活各部分之间长久遗存的平衡和弹性联系，就势必被深度破坏，社会的地面，反而愈益倾斜。这就又会激出许多变化，一潭死水中忽然涌起大团泡沫，径自升腾，也就成了当代的常见景观。 这一类景象看得多了，你甚至会怀疑：当今世界，“一潭死水”的定义是不是已经改了？它不再只是表现为波纹不起、腐色凝集，而是越来越经常地现身为波澜迭起、云气蒸腾？或许，正是靠着泡沫式的速变景象，死水才能继续稳坐潭中央？ 不用说，各种径自升腾者中，“科技”要算头一名。在今天，它也许不再能从达·芬奇式的狂想中，汲取大部分的灵感，无数个人胡思乱想、自由探索宇宙奥秘的时代，至少现在看起来是快要结束了。瞧瞧大学就可以知道，如今的“科技”“研发”，越来越听命于资本的逻辑i，依照市场的节拍踏步。但是，也惟其如此，它反而得到持续的强力推动，能在社会的其他方面都黯淡不堪的情形下，孤身“进步”。 别小看了这“进步”。它绝不只是表现为“3G”或“黑莓”取代前两代手机那样的花拳绣腿。虽然广告上吹嘘的大部分商品的“升级换代”，都是近于蒙人，但我们必须看到，今天这样的“科技”“进步”的根本结果，却绝非只在忽悠人进商场，而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人。资本逻辑的最终意图，是不断将人改造成更贴切地符合资本增值之需要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因此，“科技”越是被“研发”成资本增值的利器，它就越会对准人的根本处，频出高招。 如今风靡的网络游戏，是否就是这高招之一？ 网络游戏本身是一种商品，它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许多公司大赚其钱。但是，就像它的中文缩写——“网游”——的双重词性所暗示的，它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游戏，更意味着一种玩游戏的方式、一种被这个方式引领着蓬勃展开的网上生活。因此，它的真正的下手处，是年轻和年少——乃至年幼——玩家的心智习惯。去年初夏，在意大利帕多瓦的机场候机楼，我就看到一个最多七八岁的金发小孩，目不转睛地玩一款单机游戏。登机了，妈妈多次唤他，差不多要发火了，他却依旧如被钉在游戏机前那样，继续目不转睛——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那座候机楼里会设置这种机器！ 想象一下：这个孩子回家之后，如何急切地溜进自己的小房间，关门、开电脑、一头扑进那个游戏…… 他每天都尽可能挤出时间接着玩；他很快就不满足单机游戏，开始多人“网游”；他就这样一年一年长大，越来越习惯于呆在“网游”的世界里；而同时，他大学毕业、搬出父母家、踏进“真实”的社会了；他甚至开始有点不那么迷恋“网游”了。但是，当他端详眼前这个“真实”社会的时候，他内心的那些在“网游”世界进进出出所养成的习惯——节奏感、空间感、兴奋点、注意力、想象力、逻辑意识、情绪倾向，乃至审美情趣、文化认同和善恶观，却会一齐顺着他的视线进入对象。他越是深入“真实”的现实，可能越分不清什么是虚拟、什么非虚拟。新的感受吸收得越多，过去的记忆就越受刺激、越活跃。老人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离奇；他却可能觉得，跟“魔兽”的世界相比，现实根本不值得兴奋…… 绝不只是一个金头发的孩子。全世界各种发色的孩子和非孩子，都正在卷入类似的心理历程，黑头发的中国人，也是一样。这会造成什么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果是不是越来越多？今天，已经有不少“网瘾”研究者相信：数千万陷入“网瘾”的中国青少年当中，一半是被“网游”推下去的。ii 韩国和美国则都有评论家认为，目前这样的“网游”的流行，明显助长了凡事从效率出发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iii 当上海一家大型网游公司的代表自豪地宣布，“本土文化”将成为他们设计新游戏的核心素材的时候，他显然觉得，这是在培养未来中国人的国家认同。而一位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向我笑谈那些痴迷“网游”的年轻同事：“总是两眼直视前方，眼球好像不习惯左右转动一样！”玩笑的口气，掩不住对他们缺乏对周围人事的热情的忧虑。…… 当然，情况还在发展当中，现在远不到能看清后果的时候。以目前的粗略观察和报告，也还难以判断，网络游戏的风靡，到底跟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关系。1998年，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大批青年人上线玩《天堂》，“网游”似乎开出了逃避现实的新路口，让人更容易忍受压迫。2010年，一群中国的资深“魔兽玩家”，却发布视频长片《网瘾战争》，辛辣抨击野蛮的“网瘾”治疗、网络管控和“网游”审查制度，掀起了一阵“渴望自由和公正的怒吼”！iv  你也许要说，是被逼得没路走了，才这么“怒吼”的，如果用“国服”能顺畅地玩下去，他们大概会和十年前的韩国玩家一样，继续埋头“宅”着吧？也许是这样。但也许不。现代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条件，的确加速度地强化了城市人对于室内空间的依赖，在减弱我们的生理能力——例如望远的视力——的同时，让我们误以为外面的事情不重要，有一间房子，让我下班以后舒舒服服地呆着，日子就能过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这些条件——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明显降低了不同的室内空间在公共影响力上的悬殊差异。这方面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维基解密”：瑞典的一个小山洞，竟能在一时间，令白宫都手忙脚乱。当“懦弱”地“宅”在“蜗居”和“蚁居”里的少年和青年人，经由各种网上交往——包括“网游”，体验到无数“细小声音”汇合的效应之后，他们对自己和现实之间力量对比的消极感受，会不会改变呢？  这些年来，我一直相信，互联网正在有力地改变中国。但我也听到许多对网络世界的激烈的批评，看到有愤而关闭博客者说，博客的世界，其实和现实一样糟糕，我已经活在这个现实中了，为什么还要开博客？！我在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今天这样的“网游”的风靡，究竟会给资本的逻辑，也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是并不容易回答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网游”已经改变了许许多多今天的青年甚至中年人，并且正在更深刻地改变未来的更多的青年和中年人。人变了，别的也都会变。即以中国的文学来说，当那些习惯于进网吧、宅电脑的少年人日后成为文学阅读的主体人群、其中许多更成为未来作家的主体部分的时候，《传奇》和《魔兽世界》们，势必要把尤奈斯库和博尔赫斯们挤到一边，充任文学感受和小说构思的首席样板吧？由此强化的那种习惯在室内的方寸之地和仿佛无边的虚拟世界之间来来回回、并以此组织其他生活感受的心智方式，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学，也必然有更深远的影响吧？ 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变化，并非只是将来时，有的已经发生了。拿2010年的中国文学地图，对比1990年的，谁能说变化小！v  当今社会，资本逻辑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但也总有它不能一手遮天的地方，江河湖海，依然会游出大大小小的漏网之鱼。所以，面对各种与不变相伴、以其为前提、甚至充任其化身的变化，即便一时看不清其后果，也完全不必悲观。但这有个前提，就是不能继续如我这般迟钝。无论是为了理解和改变世界，还是小而言之，为了读懂那些很大程度上是依照玩《魔兽世界》时养成的心智习惯写出来的诗歌和小说，我们都必须直面现实的变化，而且——因为已经迟钝得太久了——从现在就开始。                                              2010年1月 屯门

综观当代法治发达国家，刑事诉讼模式大致分为三类：英美法系的对抗式诉讼模式、大陆法系的审问式诉讼模式和日本的混合式诉讼模式。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我国属于典型的审问式模式，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方面吸收了对抗制因素，其中对刑事审判方式所进行的改革，正是向对抗制方式的演化。我国刑事诉讼法正面临再次修改，诉讼模式的选择不可回避，并且，研究诉讼模式是系统探究刑事诉讼诸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刑事诉讼科学化的需要。然而，学界在对抗式诉讼的基本法理、运行机理方面都缺乏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诉讼制度的完善，因而，对抗式诉讼的研究就成为当下刑事诉讼理论界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涵义及特征 　　在刑事诉讼中，对抗式诉讼模式以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和法官的中立听证为基本特征，又称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般来说，当事人主义大致包括三项内涵：一为当事人对等主义，指原告（检察官）和被告在诉讼中处于对等的地位；二为当事人进行主义，指诉讼以当事人的主张、证据为中心，法院仅基于当事人的诉求径行裁判，对应欧陆国家的调查原则；三为当事人处分主义，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刑事诉讼中的“有罪答辩”就是典型例证。[1]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甚或是相反利益的双方就事实或者证据进行辩论和对抗，由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裁判者根据双方提出的证据和辩论，作出独立的判断。“对抗式的，或对抗（adversary)，是用来指代这样的情形：两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他们承担了收集信息并在听证中提交信息的主要责任。”[2]法官不参与争议并在争议当事人之间保持公正。美国学者达马斯卡教授称对抗式审判模式是“理论上处于平等地位的对立双方在有权决定争端裁决结果的法庭面前所进行的争斗”。[3]对抗式模式将诉讼双方视为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并以抗辩的方式推进诉讼。庭审的主要内容是诉讼抗辩，控方承担有罪的证明责任，辩方则辨驳防御。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主要采取“交叉询问”的方式。无论从当事人地位、诉讼任务及职能，还是审查案件事实的方式上，对抗式诉讼模式皆注重从对抗中发现事实和妥当解决争讼。 　　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精髓体现在庭审阶段，审判前的侦查与起诉被视为对抗的准备程序，强调诉讼的效率，但自二战以来由于人权保障意识的强化，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亦重视审前程序对抗。纵观对抗制运行过程，我们认为，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裁判者的中立性。纠纷的裁判者在诉讼中处于中立、消极的地位，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对案件也不存有偏见。裁判者在法庭上必须完整听取双方辩论，不能先入为主。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立消极的裁判者由陪审团和法官共同组成。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的裁判，法官专理法律的适用，裁判者在法庭上不得进行积极主动的询问及调查行为，并在听取双方的辩论和意见后作出裁判。 　　第二，庭前不作任何实质性审查，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对抗式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公正的审判必须在法官当庭听取控辩双方的争辩后作出。法官在庭审前不接触任何一方的证据材料，以防止法官预断和偏见，保障公正判决。对抗式诉讼模式要求检察官在起诉时只能移送一本起诉状，并且起诉状中不得含有任何能使法官产生预断的内容，由此保障诉讼以审判为中心。案件的诉讼结果必须皆出自法庭的审理，法官必须重视控辩双方的意见，确保辩护权的切实实现。 　　第三，律师主导审判过程。律师参与诉讼是对抗式诉讼得以进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通常所说的对抗也主要是律师代表双方当事人进行对抗。律师是法律“专家”，能依据事实及法律为当事人争得实体利益，律师的参与也使审理易于围绕案情进行，提高诉讼效率。整个诉讼过程律师成为主宰者而不仅仅是参与者，因为法官在听取案件的过程中是被动的，法官不能或很少针对案件相关问题发问，陪审团同样不允许发表意见，审判过程实际由双方律师主导。 　　第四，被追诉人被赋予一系列的程序公正权利。[4]对抗式模式中，被追诉人拥有一系列诉讼权利，强调程序的公正性。这些权利包括：无罪推定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避免双重危险的权利、交叉询问的权利、享有独立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等等。这主要基于国家享有强大的公共资源，通过把国家的强大权力规制在特定的诉讼结构规范中，同时也是保障追诉程序的正当性。这些正当程序的规制，保证了裁判是在公开、公正的法庭上作出的，而不是在审前阶段由一个官僚的国家机构秘密作出。 　　用形象的语言形容，对抗式诉讼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就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双方当事人彼此独立，依次向没有偏见、消极的法官或裁判者讲述他们各自的故事，有人把这一过程比作讲故事的比赛，谁说得更有吸引力、更有说服力，谁就赢得这个比赛，其故事就被接受。比赛的过程是由技术规则引导的，相应的系列诉讼程序及规则即成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当然，在实施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美两国，除具有对抗式的一些共同特征之外，由于两国法律价值观及律师制度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对抗式诉讼模式特征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二、对抗式诉讼模式在当代的新发展 　　对抗式诉讼模式产生于英国，历经12世纪到19世纪长期司法经验的积累，并伴随着诸多相关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对英美法系其他国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美国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其诉讼制度与模式受到英国的直接影响。美国继承并发展了对抗式诉讼模式，在开放的美国较之相对保守的英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以法官消极听证、控审分离、控辩平等、被追诉人拥有一系列程序公正权利为基础的当代对抗式诉讼模式，权利保障也逐步由形式走向了实质。进而，美国成为当代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典型国家。 　　二战之后，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公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已越来越被大多国家所吸收、采纳，成为刑事诉讼国际趋势之一，并在近几年几大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变动与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凸显出来。 　　日本于“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进行了宪法以及刑事司法改革。日本对刑事诉讼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在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格局中，吸收、引进了当事人主义的许多诉讼制度和原则，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混合型诉讼制度。目前其实践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并在进一步改革之中。……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具体包括如下改革内容：为实现刑事审判的充实及迅速化修改刑事诉讼法；扩充国选律师制度；引进裁判员制度；强化检察审查会的权限。[5] 　　俄罗斯于2001年11月12日通过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2002年7月1日生效，其间又于2002年5月和7月分别通过了两个法律对新法典进行了部分修正。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引进了对抗制，确立了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而法官只是中立的裁判者的新概念，并确立了对抗式诉讼模式。该法第1条规定：(1)刑事诉讼应当在当事人对抗的基础上进行。(2）刑事案件的控辩审三项职能应当彼此分立，同一机构或官员不得同时承担多项诉讼职能。(3)法院不应成为刑事指控机构，不应偏向于控方或者辩方。法院应当为当事人履行其诉讼义务和行使诉讼权利提供条件。(4）控辩双方在法庭面前应当平等。该条是对宪法中有关对抗原则的落实和细化。[6](5)确立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强调对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剥夺和限制应由一名中立的法官作出的理念。确立司法审查原则，对于羁押、住宅勘验检查搜查等强制侦查行为必须经由法官决定方可进行。 　　意大利在1988年刑诉法典中吸收了部分对抗制因素，弱化了法官对庭审的主导权，限制法官审前接触案卷的范围，强调控辩双方对证据调查的积极作用。这种改革方式与我国199年进行的庭审方式的改革如出一辙。该法一出台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这部法典对意大利传统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引进和移植了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从而使该国的刑事诉讼制度逐渐由原来的职权主义模式转向了对抗式诉讼模式。具体说来，意大利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贯彻抗辩原则，强调审判程序的中心地位。首先是转移庭审主导权，由于抗辩原则要求证据的提出由控辩双方负责，这就要求改革意大利原有的法官主导证据调查的职权。另一方面的改革着力于重构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关系，确立审判程序的中心地位。第二，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此外，意大利在前述改革的基础上，推出了进一步的改革措施。随着宪法修正案对正当程序原则与抗辩原则的正式确认，以人权保障与提高诉讼效率为目标，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开始了新一轮的修改。比较重要的法律修改集中在提高诉讼效率与辩方调查权两个方面。尤其是2000年对于辩方调查权的改革，进一步打破控方在证据形成上的垄断，扩大律师在证据收集方面的作用，增加辩方对抗能力，使得意大利刑事诉讼的对抗式色彩更为浓厚。[7] 　　法国是大陆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之一，其刑事诉讼中保留的职权主义传统较为明显。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的几年间，法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几次重大修改，改革的内容涉及刑事司法制度以及权利保护等方面，其中对当事人主义的借鉴以及人权保障的强化方面颇值得关注。特别是2000年6月15日修改后的法典增加了序言性条款，列举规定了一些诉讼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程序公正、对质和平衡；控审分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保障辩护权；司法保障；强制措施的必要性以及与犯罪严重程度相当；保护人的尊严；程序便捷；保障被害人知情等权利。此外，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进一步完善了审前程序，特别增强了审前程序中被追诉人的权益保障，体现在加强了对拘留的法律控制，将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时段提前，明确了侦查期限，增强了检察官对侦查的控制能力，弱化了预审的强职权化和集权化色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近的措施改革了作为职权主义重要特征之一的预审法官制度，创立了与之并列的自由与羁押法官制度，推行审前程序中的分权机制。此外，法国新近的改革推出了加强预审阶段当事人权利、增强审前程序中辩论的公开性等措施，进一步吸收了对抗式诉讼的因素。[8] 　　此外，我国台湾地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多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更新。就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近些年的重大发展，有台湾学者认为下述三个方面的改革最为显著：一是扬弃根深蒂固的审判制度，将审判制度自“职权主义”转为“当事人进行主义”；二是强化人权保障。确认人权保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虽不能说胜于发现真实，但最少与发现真实同等重要。三是削夺既有权力机关庞大的权力。[9]通过审视台湾地区的具体改革措施以及对其实施效果的观察，可以看出，近些年刑事诉讼法的重大改革已经使得刑事审判实现了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重大转变。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的新发展，充分反映了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的要求，凸显出发展的共同趋势。其内容的变化，突出反映了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和特征，适应了新形势下保障人权的时代要求，改变了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使诉讼结构更为科学合理，更加符合诉讼的特点和规律，日益显示出对抗式诉讼模式旺盛的生命力。 　　三、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比较优势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为众多国家、地区刑事诉讼改革采纳，成为当今世界刑事诉讼改革的潮流。为什么对抗式诉讼模式受到如此广泛的青睐？其具有哪些比较优势？ 　　1．对抗式诉讼模式奉行程序法治原则 　　其运行模式完全置于程序规则之下，充分体现了程序法治原则。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强调诉讼的进行尤其是权力的行使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并明确规定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米兰达警告、交叉询问规则、证据可采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例，在实行典型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美国，最初实行比较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搜查和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必须自动予以排除，排除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最终产生了毒树之果规则。虽然近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创制了一些例外，但就其范围和力度方面，仍远比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广泛和强大。 　　2．对抗式诉讼模式尊重当事人利益，平衡各方利益 　　对抗式诉讼模式使国家利益、民众利益和个人权利得到平衡，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当事人尤其是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以彰显，参与诉讼的程度亦更加充分和公正，个人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被追诉人享有较多的诉讼权利，形成与侦控机关的平等抗衡，从而积极参与诉讼以影响诉讼结果。同时，被追诉人可通过中立的第三者即裁判方对控方的追诉行为进行审查，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被追诉人在诉讼中的自由和权利得以有力保障，各方利益得以适当地兼顾。 　　3．对抗式诉讼模式公开、透明 　　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对有关案件事实、程序及证据的疑问都是在公开的法庭上解决的，通过控辩双方的辩论和质证活动予以澄清，争议的解决都是人们以看得见的方式进行的，裁判的结论也是当事人可以预期的，失去了当事人腐蚀国家司法人员的机会，这不仅可通过程序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增强司法的自主性，并且可以防止因为权力的亲和性使审判者偏向控诉方，有利于树立裁判者的中立形象，使判决的结果更加令人信服，增强法律的权威。 　　4．对抗式诉讼模式为律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律师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享有充分的辩护自由度，在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公平竞争理念密不可分。对抗式诉讼中，法庭审判以控辩双方的举证、问证、辩证等质证活动为主线，法官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原则上无权主动参与案件的调查与辩论，使包括律师辩护活动在内的控辩双方的活动异常突出和活跃。并且，对抗式诉讼模式强调交叉询问、反询问的辩护方式。而“反询问是为查明事实真相而创立的最大的法律装置。有时辩护方只需通过对控方证人的反询问，抓住控方证人证言中的漏洞，便会取得胜诉。”[10]再者，对抗式诉讼中，律师辩护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律师积极而不是消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去辩护，并极力提高自己的辩护技巧，注重经验的积累和运用，这都无疑会使律师在更大的自由氛围中极尽所能，扩大辩护的空间和效果。 　　5．对抗式诉讼模式易于发现真相 　　案件事实认定的基础是诉讼证据，而对抗式诉讼模式注重两造平等的对抗过程，利于调动当事人举证和调查证据的积极性。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证据完全由控辩双方收集和提供，其内在动因在于诉讼中控辩双方与案件的实体判决之间的重大利害关系，由此，二者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去收集尽可能多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为维护乙方利益，控辩双方对于犯罪是否成立都十分关心，在举证和调查证据上，都力求使之对本方有利。裁判者的职责仅在于居中对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并作出取舍，法官不主动干涉当事人调查证据的活动，从而使其中立性更具有保障，避免因过于主动而在调查中逐渐偏向某一方，损害审判的公正性。加之诉讼证据规则的运作、控辩双方对同一证据的交叉询问等，都有助于对证据进行全面、深入地考察，从而更易于发现案件事实。 　　当然，对抗制也并非十全十美，也存在缺陷，比如：在发现真实方面，要求控辩双方的证据得到对等的揭示，而这种对等揭示应建立在控辩双方收集证据能力方面的平衡上。但如何解决控辩双方天然的不平衡及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内在缺陷就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另外，对抗式诉讼可能因为强调程序正义而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中排除大量与审判有关的证据，从而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同时对抗式诉讼模式也存在被告人主动认罪程序、辩诉交易等导致不公正压力产生及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现象发生，使有罪之人逃脱法网等。 　　对抗式诉讼模式虽有缺陷，但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予以弥补。如针对对抗式诉讼可能拖延诉讼而对司法公正带来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在上世纪后期已有主张，正如Wilson and Grimwade一书中所言：只能通过立法针对对抗式诉讼模式进行两方面的改革来解决，即加强法官对刑事诉讼的控制和重新审视法庭上的沉默权。[11]而英国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赋予刑事法院的法官在特殊案件中排除陪审团参与审理的裁量权。[12] 四、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相对于其他诉讼模式更符合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趋势，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即哪些深层理论背景决定了对抗式诉讼具有上述比较优势呢？通过研读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呈现出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点。 　　（一）真实发现理论 　　在英美法律制度下，对抗式诉讼方式通常被认为容易也最可能发现案件真实。发现真实理论是英美学者们非常看重的理论依据，“对抗式的支持者认为，在这种诉讼制度下更有可能发现案件真实。”[13]在对抗式模式中，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完全由控辩双方收集和提供，裁判方仅对双方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和取舍。由于诉讼中控辩双方与案件的实体判决结果有着重大的利益关系，他们会积极获取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并往往在法庭上对意见不一致的证据据理力争，使得裁判者得以全面了解案件事实，从而冷静思考，利于对案件事实作出客观认定。“一名法官要想做到公正，他最好让争诉双方保持平衡而不要介入争论。……假如一名法官亲自检验证人的证词，那就是说，他自甘介入争论，从而有可能被甚嚣尘上的争吵遮住明断的视线。”[14]对抗式诉讼特别关注法庭上的质证，质证是对抗的双方针对相对方所举证据进行质疑和质问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对抗性质。质证的主要方式是交叉询问，即对抗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盘诘性询问，盘诘性询问具有攻击反驳的性质，若是支持性或进一步说明性的询问，则不属于盘诘性询问。交叉询问被认为是庭审中有利于发现真实的最佳途径。 　　当然，真实发现理论也受到很多人的挑战，他们认为两个不同利益者进行对抗，以说故事的方式进行各自的解释，不但无助相反会阻碍发现真实。因为双方的动机都是为了赢得比赛，很多人会不择手段，去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而在双方极力隐瞒歪曲事实的过程中怎么可能去发现真实？如美国学者弗朗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对该模式发现真实的能力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对抗制中的各种游戏规则，包括证人制度和交叉询问制度，不但没有促成对真相的挖掘，反而扰乱了法官和陪审员的视线，甚至误导了他们，并对这种庭审方式进行了形象的比喻，“就好比是医生正在做临床手术，而我们却朝他的眼睛里扔胡椒面儿。”[15] 　　（二）公平理论 　　传统观点认为，诉讼任务是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应该确定犯罪事实是否发生，是否被告人所为，以及是否存在某种从重、加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情节等。……司法机关所确定的这些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确实无疑。”[16]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具体认识只能是对客观对象一定程度的认知。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显然属于具体认识的范畴，是对案件事实拘于一定时限的认识，完全再现过去的案件事实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法考量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应把认识论与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结合起来，既不能夸大司法人员的认识能力和实际能力，也不能消极应付案件事实，而是尽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在刑事司法证明中，并不要求也不必要穷尽与案件相关的所有事实，只是就裁判需要的事实予以查明。裁判前，这些事实是模糊的，对这部分事实如何去发现，需要公平的方法和程序去确定，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设计好解决争端的程序，而且这个程序的底限要求是必须对双方公平。对抗制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最好程序方法，它可以解决公平问题，让双方有足够的时间、资源和足够的平等地位，帮助法官发现真实，即使不能完全发现案件事实（事实上也不需要），但至少发现事实的机会是公平的，公平使争讼双方能够积极参与对抗，最大程度实现诉讼正义，提高裁判的公信力。 　　（三）权利保障理论 　　权利保障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关系密切。西方政治制度建立在深刻的政治学基础之上，人们对国家权力持有很深刻的怀疑，因为国家在对个人进行干预时，可能牵涉的是对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予以剥夺的问题，特别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在对个人进行刑事追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障其不受不公正的待遇。但这并不意味放弃追究，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社会、他人造成了损害，构成犯罪，当然要追究，但追究的过程应当公正。在英美法国家，甚至包括法、德等一些大陆法国家，有一种观念，即个人相对国家来说比较渺小，处在弱势地位，需要设立一个制度，在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个人生活时，尤其是在刑事诉讼这一最激烈的冲突结合点上，必须考虑怎样保护个人的合法诉讼权益不因为强大的国家权力而遭受侵害。所以如果对抗制不能帮助发现真实，也不能提供公平的机会，那么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介入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公平，因此需尽可能去保证个人不受不公正的待遇，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法庭的构建也是完成一个附加的政治目的：保证控方的权力不是一般形式的行使，这样，被告人的审判权利保护所有的公民免受政府权力和资源的可能滥用。”[17]而程序正义要求裁判者是无偏私的，这几乎得到了世界普遍的承认。获得一个无偏私的法庭的权利，不仅得到相关国际条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美洲国际公约》、《人权和基本自由保障公约》等的认可，也得到一些国家的宪法及法律的承认。对抗式诉讼模式则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对个人的保护。首先，对抗式诉讼模式实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能够保证被告人一方了解被指控事实的所有证据，并籍此作好充分的庭审准备工作。庭前准备工作的充分与否直接决定庭审效率的高低与否，因为效率也是正义的应有之义；其次，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一系列精细规则原则性地为法官提供了自由心证的判断标准，同时为当事人进行对抗、辩论指引了攻防的方向；再次，法官的中立性和消极性为其必须充分考虑控辩双方的意见提供了保证，加之交叉询问规则的运用，使证据的采用、事实的认定成为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结果，避免了法官的恣意，益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法治理念以“有权利就有救济”及“三权分立制衡原理”为基础，其刑事诉讼观建立在个人权利保障与社会之犯罪控制并重的价值观上。“我们不仅需要规范与秩序，更需要正义。”[18]此为民主国家之真谛，其中“秩序”与“正义”孰轻孰重，更是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之分野。[19]英美法系国家坚持程序正义，关注基本人权，被认为是取得与公共秩序价值衡平的惟一方法。正是在正当法律程序的价值理念下，强调权利保障，英美法系国家构建了对抗式诉讼模式，强调控辩双方的对等及审判者的中立，重视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以程序制约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擅断，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 　　（四）公信力理论 　　刑事诉讼中实行对抗式诉讼模式除了对国家与个人的冲突作出处理，解决双方的纠纷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它的社会角色作用，即通过对抗式诉讼，为产生可接受的结论而设计一些实际的法律规则，昭示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守法态度，并增强裁判的公信力。对抗式诉讼形成的裁判，如果被公众所接受，认为是对该犯罪行为的正确处理、是可信的，就意味着为公众设计了一个行为规范。所以，诉讼模式的设计必须是使公众认为其结果是可接受的、可信的。而公众之所以信任结果是因为他们更愿意接受强调定罪科刑的确定性，而不愿意冒控告无辜人的风险。为此，对抗式诉讼被设计为一个非常艰难的“考试”，有诸多制度的制约，如陪审团制度、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复杂精细的证据规则等。对它的限制越多则越难以通过这个考试，一旦通过，其结果的正确性就越是令人信服，从而引领人们的行为。 　　以上不难看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各理论基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的甚至是建立在否定前者的基础上，但又相互渗透相互依赖，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目的，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这些理论基础对对抗式诉讼模式都起到了不同的诠释作用，因而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中国应坚持对抗式诉讼模式改革 　　当下，由于我国的对抗制不具有实质的对抗，造成庭审的虚置，对抗制庭审方式的进一步落实与实现即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相对于其他诉讼模式来说，具有巨大的比较优势。并且，从其建立的理论基础来看，对抗式诉讼模式更符合当下刑事诉讼理论的新发展。 　　1．实行对抗式诉讼是由我国刑事诉讼现状决定的 　　在审问式诉讼模式的影响下，我国似乎培养了最优秀的警察、最优秀的预审员，形成了最为有效的挖掘案件真相的“能力”，而辩方的抗辩能力却不同程度地被忽视了，隐藏着沦为诉讼客体的极大风险。更令人堪忧的是刑讯逼供与审问式诉讼模式的伴生问题。近几年，中国刑事司法程序不断受到错案的拷问。如果我们将发现真相的重心从放在被告人的口供上转移到法庭的审判中，具体落实到法庭审判的公开对抗上，那么刑讯逼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遏制的，同时我们还得到了更加公正、公平的诉讼程序，更加呵护被追诉人权益保障的诉讼程序。况且，加强对抗式诉讼模式改革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开弓没有回头箭”,19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汲取了相当的对抗式因素，“强化了控审双方的举证和辩论，形成控审分离、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审判格局，增强了刑事审判程序的对抗性和公正性；避免法官预断，防止‘先定后审’，强化庭审功能；强化辩护职能、庭审辩护方的防御能力。”[20]使我国的借鉴有了一定的基础：司法人员通过近些年的理论学习及司法实践，不仅逐步形成了重视程序、程序公正、人权保障、限制权力等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司法理念，也自然地养成了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一些行为模式。法官逐步由积极探求事实真相的角色转变为消极的被动听审者角色；司法资格考试制度的实行，使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有明显提高，律师队伍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格局逐步形成；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社会民众不断接收先进法律理念的熏陶，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运转形成了良好的司法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实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有利条件。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已进入“瓶颈”阶段，改革必须前行，但任重而道远。而从我国的诉讼实际看，更需要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规范，并使制度得以贯彻和落实，提高正当程序保护人权的力度。因为现实表明，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审问式模式的因素有余，而对抗式模式的因素不足。” 　　2．实行对抗式诉讼是诉讼基本规律使然 　　对抗制反映诉讼的基本规律，是坚持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理由。从认识论角度看，在尊重事物规律的基础上，方能更好地发挥该事物的作用和功能。诉讼解决社会主体刑事实体利益冲突，控辩对抗是社会主体刑事实体利益冲突在诉讼上的延伸。尽管现代社会拟制当事人广泛介入诉讼，增强了诉讼的理性，减弱了控辩双方的“切肤之恨”，但控辩对抗的天然基础不曾动摇。对抗是诉讼的内在根据，没有争斗就没有诉讼。这里，“对抗”或“争斗”具有利益争执和程序对垒的双重意义。……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关系始终以实体利益冲突为内核，以程序性对抗为表征；两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实体利益冲突的存在始终是程序性对抗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但在实体利益进入诉讼程序后，程序性对抗的规则、强度和处理方式对实体利益冲突的解决就具有了决定性意义。[21]实体利益的冲突性，决定了诉讼程序的进行必然是在双方对抗的机制中进行，尊重双方的不同利益，给予双方充分展示矛盾、观点、证据、意见、事实的机会，裁判者兼听双方的意见后，作出裁判，这被认为是公正的。换句话说，实体利益冲突处理结果的公正也有赖于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对抗。顺应诉讼规律的模式要求，会通畅诉讼，彰显正义和效率。否则，会阻碍诉讼，并产生不公正的结果。上述国家的刑事诉讼改革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刑事诉讼必须符合诉讼规律的必要性。 　　3．实行对抗式诉讼是国际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 　　通过前文对对抗制诉讼模式在当代新发展的介绍可以看出，从国际范围看，对抗制是刑事诉讼模式发展的趋势，各国的刑事诉讼法越来越倾向于体现人权保障及正当程序的理念，注重落实《欧洲人权公约》、《罗马规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性规则的要求。而对抗式诉讼模式正契合了上述公约的要求，因而各国刑事诉讼模式也逐步显示出对抗式的特征。英美法系国家在原有的对抗式基础上，更加完善。而大陆法系国家“总体来看，控辩式已经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庭审改革的方向和趋势。这一切源于国际性、区域性人权公约与刑事司法准则关于正当程序与公正审判以及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普遍要求。”[2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国进行刑事诉讼法修改，无一不是从职权制转向对抗制，这应当被看作经验性的证据。这一趋势和变化，反映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符合诉讼基本规律的要求、符合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目的的要求、符合刑事诉讼全球范围内民主、文明的要求，反映了在司法正义的感召下，司法技术规范可以跨越国别脱离不同的价值理念和法律传统的牵制，从而具有普适性。 　　六、中国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改革路径 　　我国 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庭前审查采取实体性审查；法官主导法庭审判。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抗制对于我国的实务部门和学术界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问题，即使在19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时，人们对对抗制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当时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对抗制缺乏明确、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有关对抗制度的翻译资料及国内学者的研究都较少。在这种状况下，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废除卷宗移送制度，增强庭审控辩对抗，强调减少法官审前预断与居中裁判，大幅度地引入了对抗制因素，对我国过去一直坚持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了修正，庭审的对抗制大大增强。但毋庸置疑，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影响诉讼模式的控辩审三大职能制度设计及实践中，仍存在不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要求的因素，缺乏真正的对抗，有虚置化倾向。笔者认为，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对症下药，亟需在以下几方面作出调整： 　　（一）强化控辩平衡，增强公平对抗的基本条件 　　首先，在控诉方面，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不符合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建构及运行要求。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把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确定为法律监督者，对刑事诉讼中的审判方和对方当事人地位的辩护方享有法律监督的权利；并把“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作为刑事诉讼中调整公、检、法三家基本关系的原则。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不符。法律监督者的诉讼地位使公诉人往往超越于辩方甚至审判方。在执行基本原则过程中，又常常仅注重“互相配合”，这些现象必然造成审判者不中立、法官控审不分的超职权主义庭审方式的弊端。审判中立、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形成科学对抗是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控辩双方必须是地位平等的诉讼参与者。检察机关作为控诉职能的承担者，追诉犯罪是其天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追诉的心理倾向不可能在其承担监督职能时予以消失。当然检察机关的追诉应具有客观公正性，而追诉的客观公正性并不能消除其追诉的本能要求。为适应其本能要求，并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科学平等对抗，应将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确定为与辩方平等的参诉人，重构其审判监督者的身份，重新确立控辩双方的正确关系，坚持平等对抗原则，坚守双方诉讼地位平等、诉讼权利对等的理念。为此，需重新确立控辩审三方的关系，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的需要，真正贯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者中立的要求。这也是刑事诉讼中司法公正真正实现赖以存在的科学模式架构。 　　在控辩式诉讼模式中，将检察机关（公诉人）定位为与辩护方地位平等的参诉人，是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是诉讼文明、民主的趋势。检察官的同等参诉人地位适应控辩双方合理的诉讼关系，对于保持科学合理的诉讼模式、实现诉讼公正具有保证作用。为确保控辩的平等，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增加“控辩平衡”的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设立相应的制度内容，以限制公权力、扩大私权利，形成控辩双方的真正平衡。只有控辩双方平衡，才能形成对抗，才能实现公正。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控方的法律监督方式，决不意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而是改变监督的路径，把控诉职能与监督职能有效分离，控者专司控诉，监督者专行监督权。 　　其次，在辩护方面，强有力的辩护是诉讼得以对抗的基本动因，而我国目前的刑事辩护率较低，据1998年-2005年《中国法律统计年鉴》的数据，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1997年，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率为54.5%，而之后呈现下滑趋势，到2004年则下降到44.9%。另据学者考察，北京市律师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比率不足10%。[23]刑事辩护状况令人担忧。在这种状况下，大多被告人只能孤零零地面对实力强劲的公诉人，在控辩双方实力悬殊十分明显的状况下，法庭的裁决难言公正，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被告人被判无罪的可能性极低。[24]保证被告人所享有的辩护权，才能谈得上公正，控辩平衡才能体现公正，这就是程序的价值与作用所在，“程序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的说法亦基于此。另外，由于律师的职业行为规范不健全甚或不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违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甚至出现非法行为妨碍司法公正的现象。所以，必须规范辩护律师的执业行为，加强辩护律师的执业纪律，以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对辩护一方的内在要求。提高律师的参辩率及辩护质量，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应当废除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我国1997年修改的刑法增加了第306条，把辩护人列为伪证罪的主体，这种法律规定必然妨碍律师辩护制度作用的正常发挥。律师辩护制度是为了保障司法公平公正而设立的，是法制建设民主化的充分体现，从诉讼结构看，也是对抗式诉讼模式充分体现人权保障功能的必然要求，否则，这种科学的对抗难以形成。该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容易被某些司法人员当作职业报复的口实，严重影响律师辩护的积极性，破坏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进而导致人们对整个辩护制度失去信心，这对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机制将是严重的破坏，更有碍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第二，加强对律师违法、违业行为的惩戒，逐步实现律师的行业管理，切实实现律师行业的高度自治，由律师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规范。需要指出的是，律师的惩戒不应由作为相对方的控方进行，律师作为法律服务者，系非官方主体，是与公权相对应的维护私权的重要力量，是对抗式诉讼模式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控方负责惩戒会严重破坏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根基，而应由自治组织律师协会或第三方的人民法院进行。同时，必须加强律师的权利保障。如，律师在场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庭审举证质证辩论权利、庭审言论豁免权等能有效支撑对抗式诉讼模式正常运转的律师所必需的权利。同时，通过完善法律规定，加强律师自律、注重律师自身职业道德、业务水平的提高；并应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律师队伍，使我国的律师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控诉一方形成科学、平等的对抗，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机制运行奠定前提和基础。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实质意义在于提高控辩双方对诉讼进程和结果的影响，而不仅仅在形式上。纵观我国实际，辩方力量的加强是完善我国对抗式模式的根本所在。 　　（二）强化法官中立，提高裁判公信力 　　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审判者的超然中立地位。对审判者而言，公正是其裁判的核心追求，它必然要求法官居于客观、中立无偏的地位，对于控辩双方一视同仁。而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由于传统纠问诉讼模式的影响，法官往往衷情于追究犯罪，检法一体共同承担追究犯罪的任务。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就是法官具有明显的追诉倾向，表现在对辩护律师一定程度上的偏见，对律师的程序权利不予重视，对律师的观点不予采纳。审判实践中常遇见的现象，如公诉人因需要补充侦查而申请延期审理的，法官一般都允许，而辩护律师提出申请重新鉴定、通知新的证人到庭作证以及调取新的物证等法定诉讼权利时，法官则时有限制；公诉人请求发言，则法官一般允许，而辩护律师请求发言往往予以限制，甚至加以排斥，判决书往往用一句常见的套话即辩护人的观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使得律师所有的努力到此终结。此类做法，在法院刑事审判庭中决非鲜见。审判方对控辩双方的不同态度，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司法公正，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反映了人们包括部分司法人员对律师辩护活动在诉讼模式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上的模糊乃至于偏见。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正常运作，需要法官做到消极被动，以超然中立的身份介入诉讼，对控辩双方一视同仁，确保控辩双方参与机会平等。为此，法官应转变对自己诉讼角色的认识，作为中立消极的裁判者，应摆脱追诉犯罪的倾向，正确认识对抗式诉讼中律师辩护活动的重要作用，充分重视律师的辩护意见。律师辩护意见是律师辩护行为的终点和指向，也是辩护方对抗控诉方起诉意见的精华所在，法官对其充分重视，才能正确发挥对抗式诉讼模式中的职能作用。就现行司法实际状况而言，只有重视了辩护律师意见，法官才会改变偏见，平等对待控辩双方，真正做到消极被动。为此，辩护方提出了哪些辩护意见、是否采纳辩护意见、采纳与否的原因，法官在判决书中都应该明示，以判决书这一有形载体制约法官，在判决书中对辩护意见语焉不详应成为可以上诉或重审的理由，以此改变法官倾向追诉的认识及做法，使之成为诉讼中真正的消极被动者。 　　（三）强化庭审对抗，调动控辩双方积极性 　　庭审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落脚点，审判的中心和重心，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关键阶段，也是展示刑事司法公正的主要领域。然而，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定了对抗式庭审的大框架，但在庭审程序的具体涉及和掌握上仍有走过场之嫌。司法实践中，对抗式庭审多数情况下流于形式，表现在没有对抗、、不让当事人说话、以辩论代替质证、证人鉴定人不出庭，没有盘诘性询问等。以上现象的形成，其主要原因是能够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问题已在庭外解决。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又是以下原因所致。一是庭审法官预断；二是庭审法官没有权力独立审判案件；三是庭审规则不完善，不能形成有效的控辩对抗。因此，应解决庭审流于形式问题，增加审判活动中的对抗制因素，切实贯彻对抗求真的精神。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其一，排除法官预断。法官预断是对抗式庭审的大敌，一旦法官预断，对抗式庭审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法官预断的最大来源是卷宗，针对遏制法官预断的效果而言，对抗式诉讼模式中的起诉书一本主义显然优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言词直接原则。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目的是为了切断审查公诉程序和法庭审判之间的联系，防止负责审查起诉的法官在开庭审判前即对案件产生预断。由于控辩审三方对于“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认识不一致，特别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并未对上述所谓“主要证据”的范围作出严格规范的限定，使得检察官在庭审中突然袭击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控辩审三方之间相互冲突不断。在诸多情况下，其危害程度较之原先的“先定后审”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检察官庭后移送卷宗的做法，使法官的庭前阅卷转为庭后阅卷，易于形成心证，庭审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因此，为排除法官预断，应改行起诉状一本主义，运用证据交换解决律师的知情权问题，为庭审对抗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坚决贯彻回避制度，凡是在已经进行的诉讼程序中接触过案件的人都应该排除在案件的裁判者之外。其二，由合议庭主导裁判。裁判应由亲身经历审判的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听取各方陈述、考虑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这是法官庭审存在的依据，也是庭审展开的目的。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案件审理完毕后，往往要经历法官到庭长再到分管院长的审批，裁判方能作出，有些案件还需要经过由院领导和资深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此，庭审活动中就不必要强调对抗，庭审的功能被弱化，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对抗式庭审的大框架也被虚置，更不会言及具体程序规则的完善。因此，应取消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审批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由讨论案件转为疑难案件咨询机构乃至取消审判委员会，由合议庭自主决定裁判的结果。其三，完善庭审质证程序与规则，充分质证，摆脱笔录中心主义。质证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典型特征，它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所进行的口头的质疑询问，并由对方答复的诉讼行为。通过质证，控方可以证明其追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辩方可以抵御不公指控，免受不当裁判；法庭可以明辨是非，勘破真伪，以便正确裁判。如果说庭审是刑事诉讼的中心，质证则是庭审的中心。然而，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成为司空见惯的场景，[25]言词证据往往得不到有效质证，书面证言充斥庭审调查活动，当事人的质证权被架空，双方的对抗无法展开。所以，应明确法庭调查的质证程序，如，交叉询问质证程序。明确质证的本质特征是对抗性的质疑和质问、交叉询问的盘诘性以及主询问、反询问、再询问、最后询问等程序规则，使证据内容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显现；确保需要出庭的证人、鉴定人能够出庭，构建合理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真正贯彻“质证原则”，落实被告人的质证权，只有被当庭质证的庭审证词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根据；贯彻言词直接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摆脱笔录中心主义，集中体现对抗式诉讼模式双方抗辩求真的理念，使案件事实在“辩”中自明。为避免质证造成的庭审拖沓，防止证据突袭，实现有序审理，还应结合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并做好争点整理工作。 　　（四）关注审前程序中的对抗，将对抗贯穿诉讼全过程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对抗式诉讼模式贯彻严格的审判中心主义，但控辩双方的对抗不应仅体现在审判程序中，同样应体现在庭审前的程序中。审前程序已具备纠纷的双方机制，“而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在于解决争议必须有代表理性和正义的中立的第三者存在，由第三者在纠纷当事人之间作出判断。”[26]审前程序作为刑事程序的重要阶段，也必须具备诉讼的基本特征，由中立的第三方（法官）在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裁决。否则，代表国家权力的控方与代表公民权利的辩方之间的纠纷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违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违背程序正义。 　　为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庭审前程序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亟需完善的两项制度是审前法官司法审查制度及审前证据开示制度。 　　庭审前程序中，尤其是在侦查程序中，需要运用强制措施，而强制措施关涉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人权保障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在此阶段有较好的人权保障措施，是刑事诉讼文明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也是刑事诉讼国际化趋势之一，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建有相应的审前法官司法审查制度。但是，“同世界主要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法官没有任何角色作用，法官既不参与纠纷双方予以控辩平衡和控制，也没有对侦查程序中被侵权方施以任何的救济。使法官间接控制侦查追诉机关的作用也难以发挥，形成了一线型的强职权主义式侦查格局。”[27]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缺陷和弊端。在审前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一方面发挥裁判者的中立无偏的应有作用，避免由于与诉讼程序有利益关系的一方单方处分涉及另一方权利的事项所产生的不公正；另一方面，司法权的介入，法官作为消极仲裁者，为双方提供平等的陈述机会及必要保障。这些都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具体内容可以是设立司法审查机构，配备专职司法审查法官，负责审查涉及公民人身、财产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有关强制性措施，并根据审查的情况决定是否签发许可令，同时决定相关措施的期限。凡追诉机关在侦查程序中需采取拘留、逮捕、羁押、搜查、扣押、监视居住等强制性措施，必须按法定程序提请司法审查官审查许可，否则应承担违法的法律责任。当然，紧急情况下的逮捕可先由追诉机关执行，但事后应及时报请司法审查法官予以补充审查以决定是否签发许可令。另外，司法审查机构还应当受理侦查行为相对人的上诉，负责举行由控辩双方参加的听证会，对上诉事项通过听取双方意见后予以裁判。并应充分保障侦查行为相对人委托律师的权利及其他权利，保障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同时，为确保控辩双方的真正平衡，应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使被告方能充分利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国家公权力的方式获得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正是由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蕴涵了刑事诉讼对公正、效率等价值理念的追求，在保障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程序功能，所以在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国家，以成文法、法院规则或者判例法的形式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防止证据突袭，进而保证对抗式庭审功能的正常发挥。在证据开示制度中，应坚持凡是有利于被告人一方的证据，无论控诉机关是否要在法庭上出示，都必须庭前出示，使被告方利用国家资源获得的证据，追求与对方平衡的机会，达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支持并保障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良性运作，实现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公正。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第一，开示既可以在审查起诉期间，也可以在法院受理起诉之后决定开庭之前。地点即可设在检察院也可设在法院，一是为了防止全卷移送，导致法官预断；二是检察官向辩护律师开示的是全部案件卷宗的证据材料，而在法庭出示的只是其中的据以指控犯罪的证据，为了证据开示把检察院不准备作为证据使用的诸多证据材料运至法院，不利于安全保密，也增加了诉讼成本。具体的开示方法可以由庭前法官来主持开示活动。方式应先由检察官向辩护一方开示证据，再由辩护一方向检察官开示证据，双方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对方的证据材料，开示时可以发表对证据材料的意见。双方开示后，应制作证据开示纪要，载明证据开示的基本情况及争议焦点，双方各执一份，提交法庭一份。第二，刑事诉讼证据庭前开示的范围既要考虑到有效保障被追诉主体及辩护律师的质证权、辩论权，又要考虑到诉讼公平、符合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基本要求。刑事诉讼证据庭前开示中应采用双向开示原则，即控辩双方互相开示证据，这样才能真正使法庭审判中的突袭行为不再发生，才能通过开示获得手段上的“平等武装”，证据开示制度才会有生命力。但必须指出，双向开示并不等于对等开示，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应当是不平衡的，检察机关负有全面开示证据的义务，在证据开示中居于主导地位。对于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来说，应展示所掌握的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包括准备在庭上出示的，及不准备在庭上出示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辩护律师则只负有限度地开示证据的义务。当然，如果辩护一方拥有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被告人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或精神有障碍等彻底否定公诉主张的无罪证据，亦应同时开示给控方。但辩护方拥有的不利于被告人的且未被控方所掌握的证据，不在辩方开示之列。辩护方应该展示的证据范围应采用列举的方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有利于规范。同时，应建立保障机制，发挥法院在开示程序中的作用。控辩之一方在对方未依法开示的情况下，都可以要求法院的司法审查和司法保护。第三，庭前证据开示的启动程序可由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尤其应保证辩护方此项权利的实现；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职权向控辩双方提出而启动。第四，为保证庭前证据开示的有效性，必须建立相应的程序制裁机制，对违反证据开示程序的行为进行制裁。如，对不依法履行开示义务的一方，法院可以裁定强制其履行；对不按规定予以开示的证据，取消其证明力等。 　　余　论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经验与教训表明，推动对抗式诉讼模式在中国进一步扎根需要注意对抗式诉讼模式配套制度的同步建立，除前述提及的诉讼制度之外，还应积极配置简易程序，通过构建多元的简易程序包括速决程序、简化审程序、辩诉交易程序等，借助简易程序分流掉大部分案件，司法机构才可能承担起对抗式诉讼模式所要求的巨大的资源投入；要甄别证人出庭的必要程度，强调关键证人出庭，使得对抗式诉讼模式能够得以运转；要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切实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应重视职业群体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的关键作用。无论多么完美的程序离开相应的法律职业者的运作都是空谈。我国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所具有的对抗式诉讼模式技巧还十分有限，对各自在对抗式诉讼模式庭审方式中的地位与角色尚需进一步的体悟，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的数量还有待提高，职业环境有待改善等等，此类有关人的问题与障碍或许远远比制度的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或许需要更多的努力与投入。 　　当然，在借鉴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同时，应考虑由于法律和司法传统不同，民众对法律及其司法效果的认可和尊重程度、考虑诉讼主体对法律的运用和接受能力。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集合体，诉讼模式不可能不受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心理、诉讼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在强调自身现实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吸收符合诉讼规律的文明的司法制度。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系国际范围内的大势所趋。19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大修改，从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我国适应诉讼民主、文明全球化趋势的努力。当然，我们仍应继续努力，在诉讼模式的选择上结合我国的实际，继续坚持对抗制改革，充分、科学、有效地吸收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为我所用并有所创新，使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更理性、更系统、更科学。  注　释： [1]参见[日]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诉讼法要义》，董璠舆、宋英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2页。转引自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2]〔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一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3]Jenny Wceman, Evidence and the Adversarial prosess, Blanckwell Publishers. 1992, p. 4转引自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4]See Richard Vogler, A World View of Criminal Justice,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MPG Books Ltd, Bodmin, Cornwall. 2005,p. 129. 　　[5]参见刘计划：《中国控辩式庭审方式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6]参见郭志媛：《对抗与合作：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模式定位》，载《中国司法》2006年第6期。 　　[7]关于意大利刑事诉讼改革新近发展，参看陈卫东、刘计划、程雷：《变动不居的意大利刑事司法制度》，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2期。 　　[8]关于法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新近发展，参看陈卫东、刘计划、程雷：《法国刑事诉讼法改革的新进展》，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0期。 　　[9]参见王兆鹏：《台湾刑事诉讼法的重大变革》，载《两岸四地法律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 　　[10]转引自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资料汇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11]See Martin, B' Speech “The Adversarial model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hat change is happening?” Venue: Heads of Prosecuting Agen-cies in the Commonwealth Conference, 23-26 September 1997，Wellington, New Zealand. 　　[12]如根据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第43条的规定，控方可以申请在严重或复杂的欺诈案件中，在没有陪审团参加下进行审理。如果法庭认为该案审理时间过长或相当复杂，那么法庭可以裁量该案不由陪审团审理。  [13][美]艾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14]〔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15]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6]巫宇甦主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17]Gary Goodpaster , On The Theory of American Adversary Criminal Trial,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nology. vol. 78. No. 1. 1987. 134. 　　[18]美国总统詹森于1965年寄方兴未艾委员会咨文中的引言，转引自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19]参见黄东熊：《论当事人主义》，载《刑事诉讼法研究》，第175页。 　　[20]陈光中主编：《刑事一审程序与人权保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1]参见梁玉霞：《论刑事诉讼方式的正当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2 - 93页。 　　[22]参见前引[5]，刘计划书，第21页。 　　[23]参见田文昌、陈瑞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建议稿与论证》，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24]根据《中国法律年鉴》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从2002年到2006年，我国无罪判决的平均比率为0.32%，远远低于实施“精密司法”的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 　　[25]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和第47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各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极低，不仅使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难以保证，同时也损害了被告人的质证权，使庭上对抗无法展开。据调查，全国各地的法院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率普遍在10％以下。参见胡云腾：《证人出庭作证难及其出路》，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而我国西部某市基层和中级两级法院刑事案件中的证人出庭率仅为0.38%。参见左卫民、马静华：《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述》，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26]前引[18]，陈卫东书，第105页。 　　[27]张月满：《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角色的重塑》，载《政法论丛》2006年第2期。 　　作者：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张月满，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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