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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中国与非洲共命运的世纪，主要表现在列强瓜分、社会剧变、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方面。中国学界对非洲经历了从相识、支持、了解到研究的过程。①从中国经济走上快车道以来，国外对中国十分关注，中国的对非洲政策也引起各种反响。2006年1月《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的发表标志着21世纪中国对非洲政策日趋成熟。学者们在论及中国对非洲政策时一般强调其连续性，而忽略其调适与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受到新时期战略决策的影响，已逐步完成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以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 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中国战略思想的转变（重点转入国内经济建设）。对非洲政策的第一个变化是从强调意识形态上的结盟转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交流与对话。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政党关系，但也表现在国家间的交往方面。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又于60年代初提出了对非洲关系“五项立场”和经济援助“八项原则”。1963年12月～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了亚、非、欧14国，其中有10个非洲国家。在访问非洲途中，他提出了中国处理非洲关系的立场和原则。②在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会谈中，周总理强调中国坚持以下立场：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国家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③“五项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帝反殖，是中国对非洲政策的重要宣示，其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十分明确。1964年1月18日，周恩来在加纳回答记者提问时正式提出了中国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将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认为援助是相互的；援助时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的无息或低息贷款需要时可延长期限，以减少受援国负担；援助的目的是使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援助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增加收入；提供自己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质，按国际市场议价，不合商定规格和质量的保证退换；提供技术援助时要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中国援助专家与受援国专家享受同等待遇，不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④ “五项立场”和“八项原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基础。客观地说，1949～1978年，中国对外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⑤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实施了联苏反美的“一边倒”（20世纪50年代）、“反帝反修”（20世纪60年代）与联美反苏“一条线”和“一大片”（20世纪70年代）的战略。⑥当时对非洲政策的基点是，中国应站在第三世界反殖、反帝、反修的第一线。⑦这种强调意识形态的取向实源于对中国不利的国际形势。西方的敌视政策迫使中国寻求较有利的外交空间来谋求自己的生存权利。 由于坚持外交政策与意识形态挂钩，中国对非洲外交曾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⑧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南非共产党和留尼汪共产党有过交往，后来因为中苏论战等原因，中国共产党中断了与他们的关系。1967～1969年，中国共产党与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关系因他们的亲苏立场而一度疏远。刚果劳动党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党际关系以加强合作，中方以对方不是共产党为由予以拒绝。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与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该党主席恩科莫曾5次访华，并提出建立党际关系，中国共产党因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拒绝。两党关系直到1981年才开始正常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非洲政党只有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几个“共产主义小组”。1977年7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会见莫桑比克代表团后指示中联部、外交部对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问题进行调研；11月，两部联名上呈《关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12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请示，决定开展对非洲执政党的工作。中联部从1978年开始接待非洲执政党来访。⑨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上的突破，极大地推进了对非洲关系的发展。之所以说是突破，因为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开始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政党的交往迅速发展。⑩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原则，并提出期望同更多的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11）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交往日益增多。（12）从1978～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政党共派出230多批代表团访华，其中包括党主席、总书记、政治局委员等主要领导134人。同期，中国共产党派出56批党的代表团、组访问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9个国家的执政党。（13）截至2002年，中国共产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约40个国家的60多个政党建立联系，其中30多个是执政党。（14）仅在2005年，就有24个非洲政党访问中国，而中国共产党访问非洲代表团达19个。在政党交流活动中，双方议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服务于经济建设及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议会也开始互访。（15） 非洲的政党和政权可谓千差万别。（16）然而，中国共产党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非洲政党的交往大大加强并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交往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中国共产党不仅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加强合作，也与其他政党发展关系。第二，交往对象不以执政党为限。中国共产党不仅与执政党加强联系，还与一些非执政党交往。第三，交往内容不限于政党政治。双方交往的内容不仅涉及政党政治，还致力于促进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17） 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中非政治关系在广泛的基础上逐步加深。中国领导人不断访问非洲，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加频繁。1995年，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访问非洲掀起新的“非洲热”。江泽民同志曾4次访问非洲，并于1996年访问非统组织时提出对非洲关系“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未来。（18）胡锦涛同志已4次访问非洲，他于2004年访问非洲时重申了中国对非洲的基本政策：“坚持巩固和发展中非人民传统友谊，尊重非洲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坚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平等互利，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谋求共同发展。”（19）政党关系的开拓促进了中非关系的发展，成为中非交往的重要内容。有的外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对非洲关系没有任何政治要求，只有一个原则：建交国不能与台湾保持关系。（20）   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的第二个变化是从强调政治交往到多方面与多层次的交流。 从建国到1978年，中国对非洲政策的重点集中在三方面：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联合进行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援助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在政治上，中国全力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除了从道义上声援非洲人民外，还给予物资和人力援助，并为非洲独立运动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21）非洲国家独立后，中国开始在反帝、反霸的斗争中争取非洲作为同盟军。（22）在援助非洲国家方面，由于受到为世界受压迫人民谋幸福、与超级大国对着干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意境的驱使，中国对非洲援助是在承受了国内经济压力的条件下进行的。中非经济关系由两方面构成：中国对非洲贸易与对非洲的援助。中非贸易总额1977年才达到7.2亿美元。（23）1956～1977年，中国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42.76亿美元）的58%.（24）20世纪70年代，苏联虽是非洲的第一大军火商，但对非洲的援助却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中国对非洲援助达18亿美元，相当于苏联援助的2倍。（25）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非关系的发展势头在短期内出现下降趋势，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对非洲援助下滑。从表2可以看出，1976～1980年的年均援助数额为94万美元，但这一数额应主要为1976～1978年的援助数。（26）1982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后，援助有所增加。第二，贸易额下降。从表3可清楚看出这一点，中非贸易额从1980年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982年除外），1986年才开始回升。第三，医疗队人数减少。表4表明：1979年和1980年中国没有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在1978～1983年，驻始派医疗队国家的人数和医疗站点均最少。这一时期虽然短暂，但不容忽略。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变化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对非洲援助一直在国内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国内建设需要资金；其次，经济建设急需外资和技术，加之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出现缓和，中国政府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到与发达国家的沟通上；再次，与两个主要受援国（阿尔巴尼亚与越南）关系的恶化使中国认识到对外援助的局限性。当然，中国领导层交替使政策的连贯性也受到影响。（27）很明显，中非双方要建立持久的关系必须有新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处于战略思维的转变期。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一口号，并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对外交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认识实现了“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28）3个月后，中国政府总理访问非洲多国，并在此期间宣布了中国对非洲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29）“四项原则”是对前述“八项原则”的补充和发展。“八项原则”是关于援助非洲工作的，“四项原则”是针对经济技术合作，这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提出的政策，具有互补作用；前者主要是约束中方，在实践中利弊各现；后者强调双向合作和共同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因地制宜，以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这无疑是对新形势的政策调适，从而构成了中非经济互利合作的整体原则，对非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30） 为了使非洲国家外交官更加了解中国，1996～2004年，中国外交部还委托外交学院举办了9期英语和法语的“非洲外交官‘了解现代中国讲习班”，2001年和2004年举办了两期阿拉伯语研习班。1999～2003年，研习班邀请了一些非洲地区组织的代表参加：1999年为非统组织；2000年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1年为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西共体、非统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2002年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3年为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这一举措使中国与非洲地区组织的关系更为密切，也为开展经济合作设立了平台。为了使代表们全面了解中国，讲习班第一阶段讲授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内容，并参观名胜古迹和观看文艺节目；第二阶段组织访问2～4个城市，参观当地企业、农村及博物馆，并同当地人士座谈。这种活动使非洲代表直接感受中国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非关系全面发展。特别是中国关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部署使中非关系扩展到各个方面。目前，中国已与26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分别与41和46个非洲国家签有贸易协定、文化协定，中非双边多边合作机制逐步健全，合作方式日趋多元化。（31）从1991年起，中国外交部长每年正式出访的第一站总是非洲。中国与2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部间政治磋商机制。中非交流涵盖众多领域，如经贸合作的扩展、文教交流的扩大、医疗卫生援助的持续、（32）军事交流的加强、（33）民间交流的拓展，等等。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教育交流与经贸合作。 1.教育交流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非教育交流主要局限于接收留学生。从90年代起，教育交流已发展到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形式，主要表现在高层互访、互派留学生，中国派遣援助非洲的教师，人才培训，在非洲国家建立各种实验室等。（34）中国教育部代表团在90年代访问了近20个非洲国家；43个非洲国家向中国派遣了5669名留学生，中国也向10余个非洲国家派遣了100多名留学生；238名中国援助非洲的教师遍布30余个非洲国家。为了更有效地为非洲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中国增加了非洲来华研究生比例。中国教育部自1998年始为非洲国家举办培训班。截至2003年底，中国在21个非洲国家实施了43期高教与科研项目，开设了具有中国特点又为非洲国家急需的学科及相关实验室21个。（35）2005年，中国教育部委托11所院校单位举办了12期培训班和研讨班，内容包括高教管理、远程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来自41个亚非国家的教育官员、学者和技术人员参加了学习。（36） 为了更好地进行合作交流，中国教育部下属高校还成立了多个培训基地，如天津工程师范学院非洲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着重为非洲培养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成功地与非洲国家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国还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了87名职业教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加强与非洲国家教育部门的合作，除进行汉语培训外，先后举办了“非洲高等教育管理研修班”、“非洲英语国家大学校长研修班”和“非洲法语国家大学校长研修班”等。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对非洲教育官员进行教育管理和远程教育培训。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在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促进技术项目在非洲的推广方面取得了经验。天津中医学院等中医院校则先后为非洲培养了一批专业中医药技术人才。（37）目前，教育人才培训工作逐步形成一套“请进来，走出去，扬我长，重效益”的经验。（38）在2005年11月召开的首届北京“中非教育部长论坛”上，国务委员陈至立宣布了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的四项承诺：扩大中非留学生项目、举办各类学术研讨班、进行教育管理培训和在非洲进行中文教育。（39） 2.经贸合作1950年以来，中非贸易主要局限于国家间贸易。国家干预的成分使这种关系可以维持但缺乏活力。近年来，中非贸易出现一些新特点，其中之一是国营、民营和三资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走向非洲。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有赶超国营企业的趋势。（40）中非贸易额从50年代的1000多万美元增至2000年的100多亿美元，2005年达397.4亿美元。中国与非洲的互补性可以从商品构成看出。2004年，中国出口非洲商品前四位分别是机电（41%）、纺织品（18%）、服装（11%）和高新技术产品（8%）；从非洲进口产品前四位分别为原油（64%）、铁矿砂（5%）、棉花（4%）、钢铁制品、钻石和原木（各占3%）。（41）中非经济合作还表现在投资、承包业务等方面，截至2004年底，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的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非金融类企业已达715家。（42）投资项目涉及贸易工商、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等。（43）中国公司承包业务增长，建筑劳务输出增多。2004年，中国公司承包合同2721项，金额达6亿美元，占非洲的市场份额达14%.（44）2005年，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承包劳务合同额86.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2.4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在非洲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累计合同额达412.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89.5亿美元，从事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人员达8.2万人。（45）为了开发非洲市场，中国在非洲设立了11个“中国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中心遵循“服务是中心工作的宗旨，经营是中心发展的保障”的思路，正在形成独特的经营模式。中国还与35个非洲国家建立了经贸混（联）合委员会机制。（46） 中非经贸合作从单一方式发展到承包、劳务、投资与合资等方式，并呈现出5个变化：从单一的国家间贸易变为国家与民间贸易共举；从单一方式变为多元、多层次的合作方式；双边贸易额大大增加；从中国顺差开始变为非洲顺差；从带援助性质的经济合作变为互利双赢的经贸合作。中非关系以各种方式延伸到诸多领域，可以说，中非关系黄金期已经到来。这种转变也引起海外媒体的注意，“那种中非合作主要集中在国家与国家间合作、国际事务上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47） 合作性质：从注重无偿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 中国对非洲政策做出调整后，强调合作互利双赢。中国的援助方式也从单一的无偿援助变为政府优惠贴息贷款援助方式、援助项目合资合作方式和无偿援助等方式。诚然，中国对非洲政策有自己的战略意图，但其基本出发点是帮助非洲国家摆脱依附状态，巩固独立成果，促进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点不容置疑。中非合作的实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中非合作性质的转变具体表现在援助方式的改变、发展经验的交流和经济利益的互惠等方面。 1.援助方式的改变1993年10月，在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上，非洲国家代表普遍要求援助国改变援助方式。他们提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外贸和吸引外来资金比政府间传统合作更有效。（48）这是对援助方式进行改革的要求，表达了受援国对传统援助理念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正是中国外贸及援外工作的改革期。中国的无偿援助对非洲发展起到一定作用，非洲国家也以其特有方式给予回报：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用毛主席的话来说：“这是非洲黑人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49）然而，实践说明，单靠无偿援助很难改变非洲贫困的现实。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对于经济援助，根据历史经验，那种完全奉送的办法，对双方都不利。（50）因此，中国开始探讨对外贸体制和援外方式进行调整与改革。 1987年开始的外贸体制改革成效显著。（51）中国政府开始探讨其他形式的援助方式。1987年，因缺乏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中国援建的多哥阿尼耶糖厂由中方公司派专家租赁经营。企业效益显著提高，受到多哥政府的赞扬。（52）这从而演变为一种新型援助方式——援外项目合作合资方式，并于1992年开始试行。1991年，马里政府宣布对中国援建的塞古纺织厂实行私有化，希望中国企业合资经营。经协商，马里政府将80%的股份转让给中国海外工程公司，该公司负责偿还马里所欠中国政府的债务，双方政府给合资企业以优惠。合资企业到1996年产值达76亿非洲法郎，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53）中国的援助非洲项目还注意到对弱势群体的关顾，如援建项目包括苏丹职业培训中心（1989年）、布基纳法索儿童乐园（1991年）、毛里求斯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喀麦隆残疾妇女宿舍（1999年）等。 中国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经过3年试点后于1995年下半年开始推行。（54）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于1995年7～8月访问了东、南部非洲七国，李岚清副总理于同年10～11月访问了西非六国。这两次访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宣传中国新的援助方式。1996年底，中国同16个非洲国家签订优惠贷款框架协议。（55）新的援外方式逐渐为受援国所接受。2000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启了中非友好合作的新阶段。中国在论坛后续行动中表明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为：承诺继续提供对非洲援助，减免非洲部分到期债务，帮助非洲国家开发人力资源，推动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办厂。2002年6月底，中国与3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共免除债务156笔，约105亿元。（56）这样，无偿援助逐渐发展为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援外项目合作合资和无偿援助等多种形式。 2.发展经验的交流举办研讨班（会）和培训班是中非合作互利双赢的另一重要举措。为了交流各自的发展经验，首届“中国—非洲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于1998年8月3日开幕，共有来自12个非洲国家的22名学员参加，其目的在于“使学员了解中国并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相互交流，加深理解，增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谊和长期合作”。根据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提议，中国每年将举办两期这样的研修班。（57）2002年，中国专门为非洲举办了一期部长级经济官员研讨班。12个非洲国家的12位部长或部长代表出席，反响热烈。（58）以“中非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研讨会”为例，该研讨会邀请了16个非洲国家的22名经济或金融部门的官员和7名非洲发展银行的官员，以及34名非洲国家驻华使馆官员。中方代表共有16名，分别来自各部委。 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中方代表均为中国经济和金融部门的负责官员，他们向非洲同行介绍了各自部委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为了使非洲官员对中国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研讨会不仅组织与会非洲代表游览了万里长城和故宫，还组织他们实地考察了减贫项目和上海浦东开发区。中国政府还与有关组织联合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减贫经验交流研讨会，使非洲国家“在分享中国减贫经验的过程中找到适合他们自身国情的扶贫减贫策略”（59）。 发展经验交流的第二种类型是学习或提高技能或技术的培训班，其确定有两条原则：中国之所长和非洲之所需。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承诺，3年内力争为非洲培训1万名各类人才，并为此成立了“对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部际协调机制”。2004年，中国对非洲培训经费比上年增加了1倍多，2446名非洲学员来华接受培训，接收非洲留学生332名。2005年，中国为非洲培训各类人员3868名，培训内容涉及贸易投资、经济管理、网络通信、农业新技术等领域，培训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60）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千年发展高级别筹资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五项举措，其中特别强调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急需人才。为了更好地落实承诺，中国教育部于今年在云南召开了第四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训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根据今年援外经费额度，教育部将实施9项人才培训项目，商务部拟委托20所院校和单位承办17个短期培训班和3个研究生班。（61）“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此成语贴切地概括了中国上述举措的目的。 3.经济利益的互惠中国在与非洲进行经贸合作时尽量考虑到非洲国家的利益，以实现互利互惠。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宣布对最不发达国家部分输华商品给予免关税待遇。从2005年1月1日起，中国对28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的190个税目的输华商品实施免关税政策。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1～11月，享受对非洲特惠进口的货物总值为3.4亿美元，同比增长96%，比同期中国从非洲的进口增幅高出60个百分点。这充分证明此项举措对促进非洲对华出口、推动中非贸易健康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62）2005年4月，1.24万名非洲商人参加了第97届广交会，成交金额达17亿美元，分别比上届增长了68.2%和22.2%.2005年1～9月，30个非洲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9个国家超过10亿美元。（63） 2000年的中非贸易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贸易总额首次超过100亿美元（105.98亿美元）；其二是中国进口额超过出口额。当年的中国出口额为50.43亿美元，进口额为55.55亿美元。（64）这种情况表明：非洲对华贸易的增长速度已经加快。2004年，中非贸易额接近300亿美元（294.5928亿美元），进口额（156.4606亿美元）又一次超过出口额（138.1322亿美元）。（65）2005年，中非贸易额持续增长，进出口总额达397.4亿美元，同比增长34.9%，高于同期全国进出口增幅1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86.8亿美元，进口210.6亿美元。（66）在贸易额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迅速增长，占中国对非洲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中国强调技术援助与经济援助的结合，这种结构不仅将在技术层面帮助非洲国家的发展，也为中非双方在借鉴发展经验、制定发展策略方面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这无疑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2006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埃及时重申了中国对非洲经贸关系的3个着力点：“第一，要积极扩大进口非洲的商品，中国将采取有力措施为非洲推介商品创造条件；第二，要把技术援助同经济援助与合作紧密结合起来，重在增强非洲自我发展能力；第三，大力帮助非洲培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67）这种宣示从根本上表现了中国对非洲政策强调互利双赢的和谐哲学：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以调动合作的积极性；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的公正性；将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的持久性；通过增强对方自我发展能力以保持合作的可持续性。 当今，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四大挑战或四大矛盾。第一，中国国家利益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利益矛盾；第二，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的矛盾；第三，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与西方大国在非洲既得利益的矛盾；第四，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与非洲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对这些矛盾的处理不仅与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有关，也与国际政治的既定机制和稳定发展有关，还关系到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中国只有正视并致力于妥善解决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注释： ①See Li Anshan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African Studies Review ，48：1（April2005），pp.59-87. ②关于这次访问，参见陆庭恩：《中国与非洲首脑外交的范例——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非洲》，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中国与非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并非所有的非洲人对周恩来的评价都是正面的。拉各斯《每日时报》（Daily Times ）形容他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之一”。See Maritn Meredith ，The First Dance of Freedom，Harper Row，1984，p.177. 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311页。 ④参见《人民日报》，1964年1月18日；黄镇：《把友谊之路铺向觉醒的非洲》，载《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373页。 ⑤有的学者将这一时期细分为1950～1960年和1960～1978年两个阶段。SeeDeborah Brautigam ，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GreenRevolution，Macmillan Press ，1998，pp.38-40. ⑥参见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376页；See Robert Ross ，ed.，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Union ：Tripolarity and Policy Making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1993，pp.11-61. ⑦参见中国外交部、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413，416～420，463～467，490～492，497～502，526～528，587～588，600～601页。 ⑧参见龙向阳：《1966～1969年中国与非洲关系初探》，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前引书，第72～86页；See B.Barnouin Yu Changgen，Chinese Foreign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1998，pp.75-78. ⑨蒋光化：《访问外国政党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451、667页；曲星：前引书，第450～451页；艾平：《中国共产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党的交往》，载陈公元主编：《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战略报告》，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2000年，第12～13页。 ⑩参见李力清：《中国与黑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与现状》，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3期，第16～19页。 （11）《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 （12）2004年北京主办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参见钟欣：《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载《党建文汇》，2004年第9期。还可参见黄文登：《邓小平理论与中拉党际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6期。 （13）参见蒋光化：前引书，第670～671页。书中记载了他11次率团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 （14）参见李力清：前引文；《深化中非关系的有益尝试：记第五次非洲国家政党研讨考察活动》，载《当代世界》，2002年第6期，第18～19页；钟伟云：《当前黑非洲政党态势和中非政党间的交往》，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前引书，第129～142页。 （15）参见曾建徽：《议会外交：交流与交锋——曾建徽与外国议员和政要的对话》（上），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3，184～186页。 （16）大致有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资本主义为方向、希望走非资本主义和非社会主义道路3种取向。参见蒋光化：前引书，第670页；Naomi Chazan，etal，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72，pp.140-151. （17）2000年原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访问乌干达，促成咖啡贸易合作；原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2001年）、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2004年）和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2005年）访问非洲时，随访的经贸团与非洲诸国家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参见李力清：《中国与黑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与现状》，第18页。 （18）参见《人民日报》，1996年5月14日。 （19）《人民日报》，2004年2月3日。 （20）See Brian Smith ，"Western concern at China's growing involvementin Africa"，Asian Tribune ，2006/4/10.http://www.asiantribune.com/showarticle.php ？id=3102 （21）参见蒋光化：前引书，第130，303～305，442～443，621～622页。中国在1955～1977年间共为非洲培养了2675名军事人才。See W.WeinsteinT.H.Henriksen ，ed.，Soviet and Chinese Aid to African Nations ，Praeger，1980，pp.102-111. （22）See Marina Ottaway，"Soviet Marxism and African Socialism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September 1978），pp.477-487. （2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中国对外经贸出版社1984年版，第ⅴ—30页。 （24）Weinstein T.H.Henriksen ，op.cit.，p.117，p.121. （25）Naomi Chazan，et al ，op.cit.，p.410. （26）从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至1978年为对外援助急剧增长阶段。参见严益吾：《1989年我国的对外援助工作》，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0年）》，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27）尽管如此，中国在1979～1983年建成的援外项目达181个，其中90%以上是在非洲国家。参见《1979-1983年我国援外建成项目情况》，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1984，Ⅳ－217～218页。 （28）参见曲星：前引书，第440～441页。 （29）参见《人民日报》，1983年1月15日。 （30）See L.C.Harris R.L.Worden ，ed.，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Champion or Challenger？Croom Helm，1986，pp.100-119. （31）参见宗合：《中非友好合作与共同发展》，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2期，第59页。 （32）See Drew Thompson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From the'BeijingConsensus'to Health Diplomacy"，China Brief ，A Journal of Analysis andInformation （Jamestown Foundation），5：21（October 13，2003）；徐春富：《架筑友谊桥梁的中国白衣天使——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工作见闻》，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5期，第73～75页。 （33）参见詹世明：《国防大学外训系非洲学员来西亚非洲所座谈》，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第23页。 （34）See Sandra Gillespie，South-South Transfer：A Study of Sino-AfricanExchanges ，Routledge ，2001. （35）《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编写组：《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张秀琴等：《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 （36）参见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第四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训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会议纪要》，2006年4月（会议文件）。 （37）See"Typical Cases Introduction about China-Africa Cooperationin Education"，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hina ，2005-11-21.（会议文件） （38）参见《第四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训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工作材料》，昆明，2006年3月，第2页（会议文件）。 （39）See Chen Zhili，"Speech at the China-Africa Education MinistersForum"，November 27，2005，p.5.（会议文件） （40）据统计，2005年1～9月，国营、民营和三资企业对非洲的出口额分别为55.9亿美元、51.1亿美元和28.6亿美元，同比增幅分别为23%、59.6%和52.7%.参见周建青：《中非经贸合作稳步发展——2005年中非经贸合作情况及2006年展望》，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1期，第16页。 （41）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协调处：《2004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载《中国商务年鉴（2005年）》，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3页。 （42）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协调处：前引文，第183页。 （43）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2005年中非经贸合作成绩斐然》，摘自中国商务部网站，2006年1月26日。 （44）《中国商务年鉴（2005年）》，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45）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前引文。 （46）周建青：前引文，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1期，第16页。 （47）Mahamat Adam，"Africa starting to rise in partnership with China"，China Daily （North American Edition，N.Y ），January 13，2006，p.4. （48）参见张炽鑫：《贯彻援外新方针，开拓援外新局面》，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4～1995年）》，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49）翁明：《临行点将——“乔老爷”首次率团赴联大》，载符浩、李同成主编：《经天纬地——外交官在联合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50）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7～1128页。 （51）参见吴仪：《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成效和方向》，载《国际贸易》，1991年第12期。 （52）严益吾：前引文，载前引书。 （53）何晓卫：《继续推行援外方式改革，严格履行对外援助协议》，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7～1998年）》，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导报社，1997年版，第75页。 （54）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是指由我国银行提供的具有政府优惠贷款，其利率与银行通常利率之间的利息差额由国家援外费补贴。贴息优惠贷款主要用于为发展中国家建设有经济效益的生产性项目，也可用于受援国政府能保证偿还贷款的基础设施项目。 （55）何晓卫：前引文，第75页。 （56）邱德亚：《2002年中国对外援助情况》，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3年）》，对外经贸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57）参见《人民日报》，1998年8月4日。 （58）邱德亚：前引文，载前引书，第91页。 （59）《人民日报》，2004年9月24日。 （60）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前引文。 （61）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前引文。 （62）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前引文。 （63）周建青：前引文。 （6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对外经贸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页。 （65）《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66）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前引文。 （67）《人民日报》，2006年6月19日。

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中华古史学无疑是专业性最强、基本训练费时费力，而要求最高的学科。如果从入大学到博士毕业的大约九年间，最优秀的学生的水平，大致也只能说是刚登堂入室，而根本无法做到精熟和研究的得心应手。对于中华古史学的内行和外行，其实一般只消一次简单的谈话，谈点最简单的问题，便知分晓，常说的就是细微处见功力。有年轻的文学家，而决不可能有年轻的史学家。没有各种各样的基本知识和训练，什么聪明，什么灵感，就全无用武之地。记得我在大学时，写一篇有关《资治通鉴》的文章，自我感觉良好，进呈邓广铭师，满以为一定会得到好评。那知邓先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特别是说某处古文标点错误。我说自己是依《万有文库》本的断句而标点的，邓先生说：“《万有文库》的断句错误多的是，你不知道？”言下之意，是我还不够历史系高年级的水平。坦白地说，当时我感觉愉快，决不是事实。但在五十年後，回忆此事，内心确是充满了对老师感戴的深挚之情。古文无标点，今人加以标点，同一段文字，甲与乙可能不同，或是甲先後标点不同，但都无误。邓先生对我的批评，自然是标点确有错误，史界或称为硬伤。邓师的批评我几乎忘却，但他批评後造成我谨畏的治史心态，保留至今。现在常说什么监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确是如临深渊，如覆薄冰，深怕自己的作品出硬伤，闹笑话，取讥于前辈，似乎前辈的眼睛总是在盯着我。如今有人批评，特别是指出我的硬伤、错字、错误标点之类，真有一种求之不得的欢迎和感谢。其实，写史学作品，犹如进入地雷阵，稍一不慎，就必定会留下挂彩的硬伤，而无法抹掉。有一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电视片，其中解说词竟出现如果商军埋伏在山上，一声炮响，杀下山来，周军就会如何如何。居然把火药的发明提前到三千年前。此种笑话竟发生在严肃的科学片中，这当然是硬伤。电视剧《汉武大帝》的剧情大致依据史实，不同于目前流行的戏说乱说，演员的表演都相当出色，可算是一部成功之作。编导者无疑是仔细阅读了《史记》和《汉书》，但光读这两部书，显然是完全不够的。例如就目前的史学研究所知，汉代的冶铁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剧中胡编了匈奴使用西域的精钢做刀，胜于汉剑，故引发汉武帝通西域的打算，当然是硬伤。我有一次参观著名的满城汉墓，讲解员讲得不错，但她说，汉人看中了这一带类似太师椅的地形，又是硬伤。因为汉代是席地而座，根本还没有出现什么太师椅。我个人汉史知识相当浅簿，但目前的博士生，是否都能挑出此类硬伤呢？以上说是外行者出硬伤，而如前所述，即使是内行，稍一不慎，也会出硬伤。如《宋会要》刑法2之17—18有一段宋仁宗时的记载：“诸州知州、总管、钤辖、都监多遣军卒入山，伐薪烧炭，以故贫不胜役，亡命为盗。”此段文字，我本人审阅过约七八遍，都没有看出破绽。最近方才看出。原来在宋仁宗时，并无总管的官衔。後宋英宗时，为避宋英宗赵曙的御讳，才将原来的部署改称总管，而《宋会要》所载，乃是宋代史官的追改。此段文字应改为“诸州知州、〔部署〕……”有人也许会说，如果几十万字一部书，出一条硬伤，有何了不起。依我之见，任何作品，对任何人，首先，也包括我自己，一条硬伤就是了不起，必须严肃对待和更正。何况并非是新出茅庐者，这完全是不应发生的硬伤。又有人会认为，如此要求，太苛刻了吧。须知飞机和航天火箭每个部件都须精密，一个出问题，就会出大事故。史学当然不是精密科学，老师辈的“苛刻”对不对，至少我至今仍是非常铭感的，并且愿意效法他们，去要求下一代。此种“苛刻”要不要继承和发扬？难道一个严肃的治史者，就不应当以生怕出硬伤的谨畏心态治史？如果没有此种“苛刻”，又何以造就新一代的史学大家和大师？但也有人不是此种心态，对“苛刻”心存反感，还认为我是搞专制，逆己者亡。甚至我提出，一条史料，既然正文已经写明其出处，何须重复出注，应当惜墨如金，不能增加完全多馀的篇幅，也拒不删除。我写文章，标题从不用什么“新论”之类，更不用说是所谓“透析”，“透析”者，登峰造极之谓也。有一篇所谓“透析”的文章，其实并未提供深中肯綮的新论和重要的新史料，仅粗略看来，就有一些不应有的硬伤。例如“邱”字，本为清朝避孔丘名讳的新造字，而文章中居然提前了几百年，就出现了“雍邱县”。对待治史的硬伤，关键还在于有错必认，知错必改。这本是常识，也真正是学者的面子，狡辨其实没有一点面子。对内行人而言，狡辨其实无非是愈辨愈糟。当然，因如今的世道，人们往往不愿意出来指责狡辩，于是狡辩者似乎在表面上是得胜回朝。与其花了极大精力和时间狡辨，还不如多搞点学问，但世上又有多少人想得开。有的作品甚至浑身硬伤，根本无法狡辨，而作者却聪明地诿过于编辑，而又自诩治史者须德、才、学、识兼备。张政烺先生的博学是公认的，但据我所闻，他常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懂。这其实是正常的。学问到了一定火候，完全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而本人能爬多高，潜多深。张先生决不是对人故作谦虚，而是大学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谦逊和质朴。我人到晚年，常说对个人的学问应坚持三道底线：一是青年时代先天不足，後天失调。二是承认与前辈优秀学者在学问上有不可弥补的差距。我有时说自己是半瓶醋，其实，在张先生渊博的学识面前，如果说自己只有四分之一瓶醋，无疑是过高地抬举了自己。三是除去十二年强加于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个人治辽宋金史约四十年，但自己应当老实承认对辽宋金史的大部分领域还是无知和少知的。这当然也是得益于张先生的身教。我向来认为，《资治通鉴》的文字在古代史书中最为流丽而晓畅，但张政烺先生却公开承认：“如《资治通鉴》有的段落我至今尚不能确切弄懂。”[①]自此以後，我怎么敢说自己能全部读懂《资治通鉴》。自己更读不懂《宋史》，且不说如其《天文志》、《律历志》之类，《宋史》卷194《兵志》所载“三人衙官例”、“诸军七人例”等，就二十馀年读不懂，直到最近，才有所解。《宋史》卷119《礼志》有“班行”一词，此词在宋时使用非常普遍，但并无宋人的解释传世。虽然《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和《宋史官制辞典》都有专门词条，作了解释，我感觉不满意，但也在二十馀年间，未得其解，最近也忽有所悟，作了自以为是较为合理的解释，但也不能保证必定正确。在此可对比一下邓广铭师和漆侠大学长的学问。我多年以来，一直认为宋学，即宋代儒学，是宋史研究中最难啃的一大块硬骨头。邓先生论宋学的文章不多，但很精彩，他完全有学力对宋学作深入研究，只是另有其他重要研究，顾不上来。漆先生通读二十四史（《明史》只读部分），对马克思主义有真诚的信仰，下功夫很深，这当然是我所不如。他已经着手深入研究宋学，可惜因医疗事故而不幸逝世，未能全部完成。我对先秦典籍不通，故面对宋学，只能望洋兴叹。这多少反映了彼此客观的学问差距。任何人的学问总有弱项和缺点，不可能十全十美，应当经常从别人那里，对照自己学问的缺陷和不足。我断续数年，写一篇“宋元时的淮南经济”，最近看到师兄许怀林先生的大作——《江西通史》的《北宋卷》和《南宋卷》，就马上给自己文章的标题加了“述略”两字。因为许先生的大作是充分利用了考古和文物资料，并进行实地调查；而我已无可能进行上述两方面的工作，只是查了文献史料，也很难说是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故不加“述略”两字是不行的。但是，目前在学术界，小至史学界，却刮着一股愈来愈炽烈的吹牛风，报刊上经常登载不少介绍学术成就的吹牛文字，内行的知情人当然知道，完全是虚美，将一个个小橡皮袋，吹成一个个大气球，并且一个强似一个。另有一些没有入门者，却因无知或浅薄而狂妄自大，其实根本不知天高地厚，又自做“最牛”之类低俗字眼的虚假广告。一次电话中，王春瑜与我感叹目今的吹牛风，我开玩笑说：“比来比去，还是你和我的学问最差。”他也发出了笑声。电视上见到一位老军医说得好，生活上要知足，学问上要知不足，事业上要不知足。我又想一下，不仅要肚里知不足，也要自己嘴上说不足，请别人说不足，不仅可背地说不足，也应公开说不足。只有大家说不足，方能营造一种真正良好的学术环境，一种真正能够遏制吹牛风的环境。根据个人很有限的接触，外行对待中华古史的专门知识，也确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次接到来自绍兴的电话，说他们设计东汉哲人王充像，本拟王充坐椅，在几案上写作。但看了我在《文史知识》2005年第7期《从〈汉武大帝〉谈古代席地而坐等礼俗》，才知道当时是席地而坐，须另外设计方案，故征求我的意见。这算是尊重知识的一例，可惜所遇者甚少。我不懂西夏文，对西夏史也只有一般知识，但最初还不知影视作品一类的内幕，看了西夏的电视剧硬伤颇多，就打电话向朋友白滨先生提意见。白滨回答说：“你不知道，我们这类顾问，全是给编导们当摆设，根本不尊重我们的意见。”後来自己也遇到类似情形。一次参加拍岳飞的电视片，我还非常认真，看後特别给编导写信，指出其中不少错误，如有人在电视片中说，岳飞是百战百胜，并无此事，他在淮东还是打了败仗。结果如石沉大海，根本不予理睬。另一次又是拍岳飞的电视片，我特别指出，岳飞书所谓《前、后出师表》，还有“还我河山”的题字，全是伪托，张政烺先生等已有精密考证。我还专门带编导去图书馆，找出《文物》1961年第8期，让他们使用摄像机拍了岳飞的真实墨迹。不料电视片放映时，还是播放了“还我河山”的题字，并说是岳飞年轻时所写。其中也有我谈话的录像，岂不等于我承认“还我河山”的题字是真迹？真令人啼笑皆非。2003年，一位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要为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出一本书，请我当顾问。他简单说了此书的内容，准备影印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我当即回答，这份墨迹是後人伪托，如果一定要编入，我就无法当顾问。此後我得到《壮怀激烈》书一部，金盾出版社，2003年。书上排列了一大批顾问，前十一位依次是“王定国、季羡林、岳岐峰、刘兰芳、冯其庸、毛岸青、邵华、史式、陶思亮、贺捷生、龚延明”。这就是目前标准的顾问商业炒作模式，其中唯一对岳飞有所研究者，只有龚延明先生一人。人们难道不能说一句，对岳飞事迹根本没有研究，又当什么顾问？目前此类事情实在太多，其实，学者滥当顾问，正是不自重的表现。如空头主编、顾问之类，外行以为荣者，内行当以为耻。在《学林春秋》初编，我又拜读了季羡林先生《我与东方文化研究》一篇短文。文章虽短，气魄大极了，且摘引目录上的一段话：“我想到的问题很多。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第六，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则是综合的。第七，西方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征服’手段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人合一’观点是正确的。第八，西方的科学技术，在给世界人民谋福利的同时，产生了众多的弊端甚至灾害。第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不免在心中窃议，如果季羡林先生能以“我与印度学”为题，对人肯定是极有教益的。可惜他开出了如此大而多，而无当的课题，他的学力能够胜任吗？又对他人的治学有何教益？任何再高明的学者，总有他们的短处，他们贡献于世人者，无非是扬长避短。我真为季羡林先生晚年的不少作品，包括这篇文章可惜，它们的特点恰好是倒过来，扬短避长。後来听治元史的杨讷先生转述，季羡林先生曾说，《四库全书》好呀，他是经常用的。于是在场的几个治史者都不免发笑。如若确有此语，就表明季羡林先生对中华古史基本上没有入门，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四库全书》的文字经清人任意篡改，不好，只是在没有其他好版本的情况下，方才使用”，这才是内行话。依季羡林先生此种水平，又如何重写《中国通史》？应当申明，我决不否认季羡林先生是印度学的权威，但随便夸大其学问，其实对他本人以及对学术界，都是有害无益。目前的学术界，包括史学界确是一池浑水，其中也确有若干前辈学者，居然带头败坏学风。我撰写此文，倒希望前辈那种“苛”以待人的精神，能代代相传。目前史学界缺乏者，正是互相吹捧，不能“苛”以待人。我当然也看到，有的研究生确是在刻苦地进行基本训练，连一个标点和一字错字也不放过，颇感欣慰。他们之中必定在未来产生超迈前人有史学大家和大师。当然，目前中华教科文界那种反而不尊重知识，反而严重缺乏严格的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又不知何时方能根本扭转，而重新造就让刮歪风邪气者无地自容的大环境。[①] 《关于古籍今注今译》，载《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31页，中华书局，2004年。

1998年，刘小萌和定宜庄出版《中国知青史》，成为知青研究领域最权威的研究者，这部以史实全景式记录知青史的作品，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书”。
2009年2月，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中国知青史》被当代中国出版社修订再版。11年过去了，这本书仍然是知青史研究中的代表作。

传统中国人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愿或不敢去撕破脸面、直面冲突吗？忍耐和掩饰矛盾真的是传统中国人之间惯常的相处之道吗？

台湾房屋政策批判文章两篇﹐1993/8/29《联合报》    在社会进化史上，人类的生态适应与资源竞争, 曾表现在赤裸裸的掌握、利用与争夺环境中的关键性资源上。如此，能掌握此关键性资源的阶层，即能以此奴役缺乏此资源的人群。相反的，一个现代民主社会之所以 "文明"、"民主"，乃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关键性自然资源不能成为开放争夺的对象；只有经由合作开发新资源与合理的分配，才能保证社会的进步与合谐；也只有在此平等的基础上，民主始有意义。    在台湾这样地狭人众的小岛上，空间便是这种关键性资源之一。由前总统蒋经国先生当政的晚期开始，自由、民主、开放成为台湾政局的新景象。此后，民主被利用为自由的、开放的争夺关键性资源 (生存空间) 的工具。旧国民党的势力逐渐被扫除的同时，财团介入政治。由财团、政客结合炒作土地，以官商勾结变更地目，建屋销售。建商与财团由土地与售屋获得的利润部分投资于政界的选举，部分再投资于土地炒作与建筑中。略具资产的中上经济阶层民众，也加入这一波房地产投资热，如此造成民国七十六年以来的屋价呈倍数节节上涨。这种由土地炒作所发展出的不正当的政商关系才形成不过五年，已彻底的改变了执政党由基层到中央的结构；由政府官员到民意代表, 处处皆充斥着这些财团的代言人。政府既然如此， "民意" 既然如此，所有的土地与房屋政策是否能解决问题便可想而知了。因此，在我们国民所得大幅提高的这数年之间, 一个  "新奴隶制社会" 隐然形成。    这个新奴隶制的基础是，许许多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或是具有技能的年青夫妇，在他们生产力最佳的二十年中每天辛勤工作，以所得的三分之二奉献给财团，以求得一个生存空间。因此，这个新奴隶制让我们又回到原始社会；回到人与人野蛮的、赤裸裸的争夺与剥削的时代。有钱人剥削穷人，上一代剥削下一代。每天翻开报纸，夹在大幅房屋广告间的是，有人要求还其土地，有人要求公地放领，有人要求变更地目；在这些无止无休的抗争新闻中，穿插的是贩毒、抢劫、诈欺、勒索、雏妓等社会罪行新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因为土地房屋买卖造成的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为了购屋而全时间加入生产行列的父母无暇照顾孩子们﹐因此这社会到处充斥着不合格的、安全堪虑的托儿所、安亲班, 以及电动玩具店。 "爸爸回来吃晚饭" 只是都市中有钱人子女的期盼, 对于升斗小民的子女而言, 妈妈能不能回来做晚饭才是问题。这些都代表什么？如果一个年青人有良好教育背景也难逃沦为新奴隶的命运，如果夫妇辛勤工作不如他人有一个有钱的父亲，那么许多社会价值与家庭伦理皆将因此而崩溃。台湾目前社会的乱象，显示由于关键性资源成为开放争夺、垄断的对象，我们已由文明退入野蛮；而我们自豪的 "民主" 成就，只是虚幻的空中楼阁。    目前政府不知制止这种生存空间的争夺，反而鼓励及扩大这新奴隶制。对于都市薪水阶级提供各种贷款，以陷人入此奴隶生产行列。在农村，开放更多的农地以供争夺。农民笑呵呵的自财团得到大笔现金。背后冷酷的事实是：我们可预见将有更多的农村下一代被驱至都市，加入新奴隶的行列。现在可称幸运的是, 这种新奴隶制度只在开始形成的阶段, 而许多民众、学者与媒体已认识到金权政治与土地投机这样的社会毒瘤。如果我们要拯救我们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勿沦为新奴隶制度下的牺牲品，我们必须立即纠正这个错误。 新奴隶制下的 "好爸爸"    我朋友的父亲陈先生最近把田卖了。他的儿子陈君﹐在这乡下地方自小就是有名的才子。虽然父母都不识几个字﹐陈君却自省中﹑国立大学一路读到美国。前年﹐陈君自美国某一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就职于研究机构。村中乡民们称羡不已﹐他们常问陈先生﹕ "你儿子美国博士﹐一个月至少赚十几万吧﹐你可以不用做田事了。" 陈先生笑呵呵的不置可否﹐但他心中明白﹐儿子一家人在台北还是租屋居住。据儿子说﹐在台北薪水阶级要买屋非常困难...。有一天﹐陈先生心一横﹐便把祖产田地卖了。当他以颤抖的手将卖地钱塞给儿子时﹐他说﹕「你是个好孩子﹐应该有自己的房子。」    我的一位姻亲刘先生﹐最近又入狱了。他自少染上吸毒恶习﹐30年来不但家产土地变卖一空﹐自己也在家的时间短﹐在狱中时日长。所幸太太贤慧﹐独力工作将家撑起。子女也还挣气﹐虽然没有一个读过大学﹐然而在缺乏父亲关爱﹑母亲忙于生计的情形下﹐都完成了专科学业﹐没有一个变坏。但是两年前刘先生出狱时﹐唯一的遗憾是﹕他那工作勤奋的好儿子﹐可能永远无法买一间房子。虽然他儿子说﹐他朋友中买得起房子的﹐还不都是靠父母出的钱﹐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刘先生咬着牙狠做了一笔﹔这次他亲自下海贩毒。在事发之前﹐正好赚了500多万够让儿子购屋。在狱中﹐他对前来探望的儿子说﹕"我一直没有做个好爸爸﹐你是个好孩子﹐应该有自己的房子﹐这是我应该为你做的......。"    在我们身边经常都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们这社会上﹐有许多像陈君及刘先生的子女那样脚踏实地努力上进的青年。如果他们努力的结果是难谋一栖身之处﹐或是在购屋后﹐由于付贷款成为财团的奴隶﹐那么现在千万的父母成天为孩子挑好学校﹐挑老师﹐送孩子去补习﹐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还要为子女置产才算是好父母？台湾的土地与房屋的问题已不只是无壳蜗牛的问题﹐也是社会整体的问题--我们是否要给年青人一些努力的目标﹐是否要让他们仍相信作好孩子有好结果﹐是否要让他们知道家庭伦理的真谛？           现行的土地与房屋买卖制度﹐是鼓励群众以购屋成为财团奴隶的制度。连带的﹐许多社会价值与家庭伦理也随之败坏。推出新的贷款方式﹐只是诱民购屋而成为财团奴隶的手段。释放农地而不限制土地投资的政策﹐更是将许多的农村下一代驱向都市﹐成为都市奴隶。这制度的推动者与拥护者﹐便是我们的政府及各级民意代表。现在他们所努力推动的遗产税﹑赠予税改革﹐他们全力封杀的土地税改革﹐都是为了使他们成为 "超级好爸爸"﹐使他们的子女能继续成为奴隶主﹐来以土地房屋继续控制奴役我们的下一代。因此改革绝不能寄望于这些人。如果要拯救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能再沉默了﹐请大家以声音﹑行动与选票来表达我们的愤怒。 

民国学界，唯新是求，老旧几乎成了腐朽的同义词，所谓老师宿儒，大都被打入顽固保守之列，甚至等同于前清遗老。与之关系稍近的学界后进，也被视为遗少。近代学人所写的学术史，很少将老辈放入视野之内。受其影响，当代学人的目光，似也不及这一社会文化群体或类型。其实，民国时期的老辈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因为人脉、交游、学术渊源以及身世习惯等因素，常常自外于一般社会人群，犹如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但在学术文化活动方面，则反有较多闲暇来从事玩赏、研究和创作。他们或是从保守固有文化的立场希望抱残守缺而更加执著，成就不一定高，对内对外的交往联系却依然紧密频繁，有时甚至担当主角。认识民国学界的老辈，可见学术发展，必有传承，虽然后人往往奢望截断众流，横空出世，毕竟不能凿空逞臆。而五四以后的学院化学术建设，不仅渊源于西学和清末的新学，仍然受固有学术文化的制约。同时，新文化派与其他派系群体的关系，也不像他们自己描述的那样非敌即友，至少在整理国故方面，情况相当复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新文化派或许已成主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新文化派的主流地位不免有许多后来附加的成分，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新文化派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所建构起来的幻象。 一　各花入各眼 1920年代末，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建前夕，日本对华“东方文化事业”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已在紧锣密鼓地落实之中。两相比较，两所研究机构治学的范围和取向大体一致，用人方针则截然不同。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一脉相承的中研院史语所，不仅精神继承新文化派的衣钵，用人还更进一步，实行傅斯年的“应找新才，不应多注意浮华得名之士”的方针。①按照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的目标所组成的“元和新脚”，非但没有老辈的位置，连同一阵营的章太炎弟子也多被排斥。而已经是当时中国学人心目中的汉学中心之一的日本京都大学，对于中国学术界的看法以及用人态度，与此明显有别。 关于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人事，长期以来只知道所长一职有过争议，其余则不知其详。近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披露了小岛佑马旧藏“对支文化事业”关系文书，至少可见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狩野直喜的态度。狩野担任“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委员，他建议在中国内地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用优厚条件聘请中国学者参与其事，并且按照学科分类开列了各方面拟聘学者的名单，具体如下：② 　　 经学 　汉学 　　古文学派　　　王国维 江瀚 曹元弼 章门 　　今文学派　　　廖平 　　不分古今文派 　宋学 　　程朱学派　　　陈宝琛 　　陆王学派 　小学 罗振玉 王国维 　诸子学 　　儒家　　　　　(孙德谦)汪荣宝 　　道家　　　　　章炳麟门派 　　墨家　　　　　胡适 　　名法家　　　　同 　　杂家　　　　　叶德辉门派 史学 　支那史 　政治史　　　　　柯劭 　法制史　　　　　董康 　掌故　　　　　　杨钟羲 　经济史 　文化史　　　　　胡适 　朔方民族史　　　陈毅 屠寄 　南海民族史　　　　　陈垣 　西域史 　东西关系史 金石学附目录学　　　罗振玉 张尔田 傅增湘 孙德谦 土俗学附人种学 考古学罗振玉 文艺 　古典文学 　　古文　骈文 郑孝胥 　　诗赋　词余　　　　陈三立　陈衍 　　制艺　沈尹默 沈兼士 　俗文学 　　小说　戏曲 王国维　胡适 　言语学 　造型美术 　音乐 宗教 　佛教 杨文会门派 　道教 天文历算 地理 熊会贞 本草附古代化学(日人)杜聪明 医学 ①《傅斯年致蒋梦麟》， 1934年5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531页。此处时间有所订正。 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第46号， 1999年11月18日，第43—45页。 这份名单尚在草拟之中，因而并不完整；起草的具体时间也还需进一步考订，但显然与当时新文化派对中国学人的评价以及后来学人的认识相去甚远。选择的当否姑且不论，比较突出的是，在新文化派看来已经过时的旧派人物占了大多数。分科的理据与后来也明显不同，兼顾了中国与“现代”两面。 东方文化事业旗下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受到官方的干预，实际人选并未完全以学术为凭据，最后中方入所者，为总裁柯劭，副总裁王树柟，研究员王式通、王照、梁鸿志、贾恩绂、胡敦复、江庸、汤中、江瀚、戴锡章、姜忠奎、刘培极、胡玉缙、何振岱、章华、徐审义。 决定研究项目分为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法制经济、美术、宗教、考古学、语言学等九个部分，实际做法则是按经史子集四部自选，具体为经部：江瀚、胡玉缙、徐审义、刘培极、姜忠奎、王照、杨策；史部：王式通、戴锡章、江瀚、汤中；子部：刘培极、胡玉缙、江庸、王式通、胡敦复、梁鸿志、汤中；集部：王式通、戴锡章、江庸、章华、梁鸿志、何振岱。① 民国学术，承继清代而来，民初马相伯、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曾仿法兰西学院制，发起 “函夏考文苑”，目的是“作新旧学”，“厘正新词”。定额40员，最初所拟名单，除三位发起人和严复外，为沈家本(法)、杨守敬(金石地理)、王闿运(文辞)、黄侃(小学文辞)、钱夏 (小学)、刘师培(群经)、陈汉章(群经史)、陈庆年(礼)、华蘅芳(算)、屠寄(史)、孙毓筠 (佛)、王露(音乐)、陈三立(文辞)、李瑞清(美术)、沈曾植(目录)。其中除一两位太炎门 生外，多为老辈。② 两份名单相比较，一为民初国内学人的判断，一为1920年代中后期日本京都学派的意见，时空差异明显，选择标准也间有分别，因而除陈三立外，极少重复，但精神大体一致，分科与用人的标准，与后来新文化派以及受新文化派影响者的看法大相径庭。 五四以后，新文化派在革新文学、改造思想、输入新知等方面自然占据主导，但在整理国故方面，虽然北京的太炎门生代桐城派而兴，在京畿之地显赫一时，胡适等人更有后来居上之势，并逐渐成为主流，但毕竟不能覆盖大江南北。中国的学术文化经历了辛亥政治革命和五四思想文化革新的冲击，并未完全断裂。民初在上海、天津、青岛、港澳等地，分别聚集起一批前清遗老遗民。其中固然有怀抱复辟的政治目的者，但也有不少对于政治尤其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兴衰无大兴趣之人。因此，与清初的遗民大都具有反清意识不同，民初被视为遗老者，虽然也以不仕新朝相标榜，真正要推翻民国者为数并不占优。许多人只是从保守固有文化方面，对民国的革新不以为然(其中纲常伦理部分当然也涉及政治)，不少人还做过民国的官。如清史馆所聘者，时人均视为遗老，其实他们当中一些人担任过民国政府的各种职位，如吴廷燮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十余载；王树柟做过国史编纂处编纂、参政院参政，罗历任总统府、国务院秘书；王式通历任司法次长、代理总长、政事堂机要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全国水利局副总裁等多项要职；金兆藩担任财政部佥事、会计司司长。而且一旦入馆，也就食了民国的俸禄，不再执守前朝的臣节。就此而论，除积极参与复辟活动者外，多数应属于文化遗民。即使参与复辟活动者，有的也是投机强于理念。正因为他们大都不以复辟清室为目标，反而将精力投向固有学术文化的整理研究，或抱残守缺，或理董旧籍，或教授后进。以新文化派的观念看，这些人不免守旧，学术成就也不高，但是跳出新文化的框架，或许刚好避免了新派以外来观念的附会，为正、反之后合的成立作一铺垫。两份人选名单中的陈三立、李瑞清、沈曾植、江瀚、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曹元弼、柯劭、傅增湘、陈毅、陈衍、杨钟羲乃至王国维等，在当时人看来，均在遗老之列。 ①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2年，第152—154页。 ②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126、136—137页。 有些人在文化观念上与所谓遗老相近，但身份尚难以遗老定性，如叶德辉、董康、屠寄、 张尔田、孙德谦、沈家本、王闿运、陈汉章、陈庆年、杨守敬、熊会贞等。他们有的本来并非官宦，与清室的关系相当疏远；有的则是老的新学家出身，只是时过境迁，跟不上清季民初日新月异的变化节奏，显得有些落伍；有的年龄不见得大，而精神气质及交游皆与老师宿儒相近。如果身世方面多少有些瓜葛，便会被看作是遗少。 按照主流派后来的描述，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几乎是一路凯歌，因而近代学术史日益成为新派逐渐放大的历史。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派不仅不能包揽一切，如果从地域分布的情形看，还处于明显的劣势。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南方主要仍然在老辈学人的笼罩之下。胡适所谓“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应指老派观念。①江南一带，公开树旗与新文化派对垒的《学衡》，以南高学派为后盾和中坚，而南高学派中除了留美学生外，也有王瀣、柳诒徵等老辈学人。在北大派南下之前，厦门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者，主要以陈衍为中心。广东则有古直等人与之声应气求，更有学海堂出身的汪兆镛、朱九江的弟子简朝亮等老辈。在四川，晚清以来的存古学堂一脉相承，入于民国，改国学校，由宋育仁、廖平等人主持，另有所谓“五老七贤”，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影响极大。云南的赵藩、陈荣昌、周钟岳、袁嘉谷等人与四川的“五老七贤”相似。湖南的“二王一叶”及皮锡瑞，于晚清独树湘学一帜，并一直延续到民国。在关外， 1920年代东北当局聘请桐城派嫡系传人吴闿生等人任教，后来创办东北大学，所请师资主要也是东南大学一派。这些地区的新派虽有逐渐扩张的趋势，还不足以与旧派分庭抗礼。更为重要的是，在许多地方，学术上的新旧冲突并不像北京那样激烈，老师宿儒与留学新进之间存在着某种和谐与默契。 其实，即是在北京，学术界也并非新派一枝独秀，老辈学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重要甚至主导地位。尤其是对外交往方面， 1920—1930年代老辈学人仍然担当要角。日本组织的对华文化事业委员会固然主要以老辈为联络对象， 1932年12月底，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访华，抵达北平，法国公使馆为之举办盛大宴会，招待中国教育学术界名流，中方“到会者有前教长傅增湘、蒋梦麟、翁文灏、李书华，暨学术界名流胡适、沈兼士、马衡、袁同礼、梅贻琦、李蒸、张星烺、李宗侗、黄文弼等五十余人”。②傅增湘在群贤毕至的场合被推为首座，并非官式的客套，次年1月，陈垣等人宴请伯希和，同席者有陶湘、杨钟羲、柯劭、孟森、谭祖任、朱叔琦、杨心如、陈寅恪、尹炎武等，主要也是老辈学人。 国际汉学界和新文化派选人准则的差异，反映了双方学术理念的分歧。当海外汉学家力图用中国方式理解中国固有学问的内在条理之时，中国的新进学人正在努力按照外国的分科系统将固有学问重新分解组合。其分别不仅在形式，更在精神。1930年黄孝可在《燕京学报》第8期撰文《1929年日本史学界对于中国研究之论文一瞥》，指出日本的“支那学”派“史学家大率以清朝三百年之考据学为基础，而参用欧美式之科学的研究法，加以前人未睹之新资料相继发见，益助斯学之进步”。伯希和也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香港：香港中华书局， 1985年，第438页。 ②《东方学家伯希和抵华　北平中法学者联欢》，《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1期， 1933年1月，第116页。 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寄有无限敬重与希望。”①本来新文化派学人同样重视清代学术传统，胡适著名的治学十字箴言，就是对清代考据学的总结。不过，新文化派学人的身份及其希望占据学术主流位置的追求，使其可以上溯已经过世的清代学人，而必须与同时代的老辈学者划清界限。 关于新文化派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意见不一。总的说来，所谓新文化派各人，对于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看法差别不小，而每个人的态度前后亦往往有所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公开表态与实际观念之间，不仅并不一致，甚至有截然相反之嫌。这大概也是导致后来学人评价各异的重要原因。然而，追究新文化派学人的理念固然重要，其他学人的感受也应当顾及，并作为检讨其态度与反响的依据。新文化的倡导者在鼓吹之际，为了扫荡阻碍，引起关注，取代前人，常不免故意说些过头话，容易引起反感。汪东曾特意用白话文批评道：这几个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把西欧学术，顶礼膜拜，自不消说，翻转来，还要把中国原有的文化，看得好像不共戴天似的，提起来便发竖眦裂，甚至说中国学术没一件可以研究，中国书籍没一部可以存留，几乎恨到秦火当时，燔烧未尽。像这种过火的论调，自然 就引起一班旧派学者的反抗来了。② 二　“老则老耳　何遗之有” 受了观念与时势的影响，新文化派学人要想开山，对于同时代人不免存了不破不立的成见和舍我其谁的信念。他们用新的眼光标准来看待和品评人物，真有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感觉。 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谈及“现今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的状况时，叹道：“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③ 胡适说这番话时，正在为撰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做准备，因而对清代三百年古学发达史做了一番梳理。在他看来，“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故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④ 胡适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悲观由来已久。回国不久，他就写了一篇《归国杂感》，其中谈到在上海调查出版界的情况，这一看，令本来不抱希望的胡适更加失望。他认为民国成立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⑤胡适的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实际上就是认为清代学术到了民国已经停顿甚至中绝。1938年3月1日钱玄同致函郑裕孚时还说：“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 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 ②汪东：《新文学商榷》，《华国》第1卷第2期， 1923年10月15日，第1页。 ③《胡适的日记》，第440页。 ④《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 1923年1月，第1页。 ⑤《新青年》第4卷第1号， 1918年1月15日，第22页。 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宜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① 清代学术，号称极盛，实为对历代学术做一总结，虽然不免于偏，而且越到晚近，越行偏锋，毕竟人才辈出。道咸以后，迭经内乱外患，承平时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但流风余韵，依然可见。同光两朝，欲图中兴，学术文化方面，延续旧途，开启新轨，出现表面的繁荣。文士学人，虽然成就不及前辈，也还昭昭可观。末代王朝，内外交困，政治上日暮途穷，学术文化亦趋于消沉，可还是不乏其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以其在京师面交之人为主要依据，历数宣统初年朝士： 新政兴，名器日益滥。京朝官嗜好不一，大约专以奔走宴饮为日行常课。其稍能自拔于流俗者，讲诗词有福建陈阁学宝琛、陈学部衍、四川赵侍御熙、广东曾参议习经、罗员外、黄员外孝觉、温侍御肃、潘主事博、湖南夏编修寿田、陈部郎兆奎、袁户部钦绪、章郎中华、江西杨参事增荦。讲古文者有林教习纾、陈教习澹然、姚教习永概。讲汉学者有贵州程侍讲棫林、福建江参事瀚、江苏张教习闻远。讲宋学者有湖南吴郎中国镛、浙江夏主事震午、湖北周主事景涛。讲史学者有广西唐尚书景崇、山东柯参议劭、江西龙中书学泰。讲国朝掌故学者有浙江汪中书康年、江苏冒郎中广生、刘京卿澄如。讲目录学者有江苏缪编修荃孙、山东徐监丞坊、湖北陈参事毅、王推事基磐、江西雷员外凤鼎、熊教习罗宿。讲六朝骈体文者有江苏孙主事雄、山西王推丞式通、四川宋观察育仁、江西黄主事锡朋、广东梁员外志文。讲笺注考据者有陈参议毅、苏员外舆。讲绘画学者有安徽姜孝廉筠。讲舆地学者有湖南韩主事朴存、谭教习绍裳。讲金石兼工书法者有浙江罗参事振玉、江西赵内翰世骏。讲词章兼通政事、志趣卓然不为时俗所污者有安徽马主事其昶、湖南郭编修立山、江西刘监督廷琛、魏推事元旷、湖北陈员外曾寿、甘肃安侍御维峻；次则贵州陈给谏田、广西赵侍御炳麟、湖南郑侍读沅、郑编修家溉、胡参议祖荫、江西华编修焯、广西廖郎中振矩、四川乔左丞树柟。其人品不尽纯粹而稍具文才者有汪参议荣宝等。其人品学问俱好而文才稍逊者有吴国镛等。其余与余同时在京而不相闻知者盖亦有之，然大概具于此矣。辛亥出京时，访友于马通伯。据云有武昌饶学部叔光、华亭钱征士同寿、潍县陈征士星灿，皆君子人。鲍心增简放莱州时，为予述三士：一广东许主事汝棻，一广东驻防平学部远，一贵州驻防云编修书。唯平学部有一面之交，余皆未之见也。② 由此可见，清季学术不受重视，固然由于名家不著，但政治上鼎革兴替，令人无暇顾及， 文化上眼镜变色，视而不见，也是要因。1908年，沈宗畸在京师发起成立“著君吟社”，冒鹤亭与樊增祥、陈衍、胡漱唐、郑孝胥、陈宝琛、梁众异、潘弱海、杨畇谷、赵熙、曾蛰庵、罗瘿公等20人结成诗社，后来社员发展到百余人。③同年沈宗畸又和一批京师学人发起编辑《国学萃编》杂志(原名《国粹一斑》)，参与者有吴仲、刘仰勋、张瑜、沈宗畸、梁广照、陈澹然、孙雄、冒广生、龚元凯、汪应焜、廖润鸿、夏仁虎、王远、朱点衣、阿麟、定信、庆珍、陈寅、袁祖光、金葆桢、王佺孙、王在宣、丁傅靖。④其志向也有意传承学术，而不仅仅限于抒发文人雅兴。 　 ①《钱玄同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300页。 ②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296—297页。 ③《冒鹤亭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8年，第151页；冒效鲁：《冒鹤亭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320页。 ④《本社职任员表》，《国学萃编》第1期， 1908年，第1页。 民国成立后，政治上天翻地覆，学术文化也斗转星移，遗老遗民固然与新人格格不入，即使未必以遗老遗民自居，甚至不以遗老一词为然者，由于喜好和交往等等原因，与新派也不大来往。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教国文的陈衍曾点评他人以遗老入诗道：“惟余甚不主张遗老二字，谓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则老耳，何遗之有。”①他在福建及全国各地交往之人，多与新派有一定距离。这种情况使得民国学人对于清季以来的老辈相当生疏。北京大学出身、并好与老辈交往的金毓黻在言及《圣遗诗》中涉及的学人时曾感叹道： 余于清季诸老辈多不相识，《圣遗诗》中所称节庵为梁鼎芬；乙庵、子培、寐叟为沈曾植；伯严、散原为陈三立；病山为王乃征；斋为吴士鉴；石甫为易顺鼎；蒿庵为冯煦；审言为李详；一山为章梫；元素为唐晏(一名震钧)；疆村为朱祖谋；樊山为樊增祥；积余为徐乃昌；翰怡为刘贞榦；苏戡、太夷为郑孝胥；陶斋为端方；尧翁即尧生，为赵熙；仁先、苍虬为陈曾寿；葵园为王先谦；叔蕴为罗振玉；祉宇为荣可民；静安为王国维；沈堪为宝熙；弢庵为陈宝琛；石公为尹炎武；哲如为伦明；衡为曹经沅；心畬为溥儒；皙子为杨度；雪斋为溥伒；郁华、意园为盛昱；拔可为李宣龚；释戡为李宣倜；子言为陈诗，多为世人所共知。它如身雩、籀园、孝笙、仲、仲云、刚侯、韧叟、钝斋、匏庵、啸谷、放庵、贻书、贻重、鹤逸、瑾叔、兰生、芷庵、止相、葱石、子修、逊翁、旭斋、涛园、艮麓、子戴、泊园、聘三、毅夫、公穆、鲜庵、蘖庵、园、景张、兰史、健之、护斋、息存、默存、顨庵、西圃、幻庵、文麓、叔明、幼农、幼琴、黝云、君直、晋安，均不详为何人。韧叟疑为劳乃宣，聘山疑即王病山乃征、默存当为陈樵岑，余俟向熟于旧都故事者询之。《圣遗诗》中多含近代史事，应有人为作笺以明本事及所指。② 今人凭借各种工具书和大量参考文献，一一对应自然不算太难，但在当时，曾受教于陈衍、陈汉章等老辈的金毓黻尚且如此，则新派对于旧人的陌生更不难理解。1925年10月，支伟成因拟编《近三十年学术史》等事致函胡适，该书自戊戌维新始，至新文化运动止，分类列举学人及其著述，与中国固有学问相关者，如古文经学为孙诒让、章炳麟、刘师培，今文经学为康有为、廖平，古今文兼采为王闿运、皮锡瑞，沟通汉宋为简朝亮，小学为章炳麟、汪荣宝。哲学乙类(古代哲学之整理)列举康有为、谭嗣同、宋恕、夏曾佑、章炳麟、胡适、梁启超。文学的古文学分陈三立、王闿运之古文，严复、林纾之译文，梁启超、谭嗣同之论文，章炳麟之述学文，章行严之政论文，樊增祥、易顺鼎、罗之诗，朱古微、况蕙风之词。史学为柯劭、屠寄、张尔田、柳诒徵、梁启超。地理学为杨守敬。金石学为孙诒让、吴大澂、杨守敬、缪荃孙、罗振玉。校勘目录学为叶昌炽、杨守敬、缪荃孙、孙德谦、刘翰怡、刘世珩。诸子学为康有为、章炳麟、胡适、梁启超、刘文典。另有佛学、艺术、医药学等项，是否单列，应举何人，未有定论。支伟成以胡适“淹雅博洽”，请“逐类约举见告”，尤其希望对于文学、哲学两项，有所发挥。③ 胡适如何应对，未见记录。至少从文学的角度看，恐怕难适其意。胡适以文学革命起家， 这方面早有一番见解。还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对“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的状况痛加批评：“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 ①陈衍：《石遗室诗话》(2)，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第395页。 ②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沈阳：辽沈书社， 1993年，第6209—6210页。 ③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321—324页。编者系是函于1923年10月16日，注明为疑似。函中提及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已经出版，当写于1925年胡适赴沪之际。 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盦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文学云乎哉！”①私下里胡适的看法更加彻底：“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敝，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②归国后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于包括桐城派古文、文选派文学、江西派诗、梦窗派词、《聊斋志异》派小说在内的“现在的旧派文学”全盘否定，认为“实在不值得一驳”。③几年后胡适撰文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看法依然不变。不过，在为日译本写的序言中，对于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翻刻宋元词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曲录》，刘世珩、董康等人所刻传奇、杂剧，稍加肯定。这些遗漏显示胡适对清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不仅有新派的成见，而且了解并不深入广泛。1921年8月，胡适读了孙德谦的《诸子通考》，虽然觉得小疵不少，但认为“孙君当时能主张诸子之学之当重视，其识力自可钦佩”。“此书确有许多独立的见解”，“很有见地的议论”，因而许为“此书究竟可算是近年一部有见地的书，条理略逊江的《读子卮言》，而见解远胜于张尔田的《史微》”。④这与胡适归国时对国内学术界的看法有所不同。 1928年，胡适从叶恭绰收辑清代学人遗像一事可以了解部分延续到民国的清季学人的脉络。由于地位的变化，胡适与南北一些老辈也有所来往，他先后与柯劭、傅增湘、郑孝胥、江瀚、杨钟羲、陈三立、章钰、刘世珩、朱启钤、董康、夏敬观等人相识，与董康、杨钟羲、夏敬观等人还有学术方面的联系。不过，胡适“甚感觉此辈人都是在过去世界里生活”，⑤从后来他提及南菁书院毕业生中有名于时所自认见过者的情形看，其与老辈学人的关系还是相当疏离。 ①《寄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2号， 1916年10月1日，“通信”，第2页。 ②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第376页。 ③《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918年4月15日，第289页。 ④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3)，第429—430页。 ⑤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6)，第410页。 民国以后，老辈学人陆续谢世，但也有不少延寿之人。直到1920年代，王闿运、杨守敬、刘师培、劳乃宣、缪荃孙等人虽然已经过世，一代大儒沈曾植则尚在人间，老辈中人如陈庆年、柯劭、胡玉缙、江瀚、陈宝琛、廖平、简朝亮、杨钟羲、傅增湘、屠寄、王树柟、章钰、陈衍、陶湘、朱师辙、高步瀛、马其昶、孙雄、陈三立、李详依然健在。至于地方名流更加不胜枚举。其中一些人的学问，以新派观念来看，似乎没有专精，因而够不上学者的资格，但在固有学问的体系内，他们至少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1923年，胡朴安撰文论述《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南社的背景令他根本否定梁启超的学术地位，而对于清季的学人及其学术，尚能给予肯定： 中国国学，至清乾嘉时而极盛，道咸以后，迄于光宣之际，日即衰微矣。然而未尝绝 也。其矫矫可数者，瑞安孙氏诒让仲容，德清俞氏樾曲园，寻江戴之坠绪，群经而外，兼 及诸子，参互钩稽，时有精言。四川廖氏平季平，广东康氏有为更生，沿刘庄之辙迹，变 而加厉，掊击东汉，独尊西京，罢黜百家，独尊公羊，大同三世之说，比附礼运，先进后 进之说，比附论语，时多怪诞之言，好为新奇之论，然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虽非通才， 足树一帜。长沙王氏先谦益吾，搜讨颇勤，见闻亦富，注史笺子，简明有法，最便初学。 湘潭王氏闿运壬秋，文笔健洁，纪湘军尤可观，诗亦优长，惜无独到。所注墨子，浅陋无 足论已。吴县吴氏大澂清卿，奔走潘氏之门，颇见三代之器，耳目既广，知识遂多，校其 文字，为之排比，虽鲜发明，可资参考。上虞罗氏振玉叔蕴，海宁王氏国维静安，获殷墟文字，识其音义，证之许书，发千古未有之奇，校六书违背之旨，骨甲出土，有造于罗王 二氏多也。杭州张氏尔田孟劬，孙氏德谦益安，守实斋之成法，兼治史子，亦可以观。长 沙叶氏德辉、吴县曹氏元弼，一则杂不名家，一则拘未宏览，要之一时之好，有足多者。 其他诗文词曲卓然成家者，颇亦有之，不悉举也。 不过，在他看来，老辈的学问只能代表过去，不足以开创未来，因而与现在的学术无关： “兹数先生，虽为足当启发学术之任，亦可谓翘然异于众人矣。惟世界息息推移，学术亦时时递变，诸先生之学术，仅足结清室之终，未足开民国之始，其著作之精粹，可供吾人之诵读，其治学之方法，不能为吾人之楷式。虽诸先生在今日尚有存者，而于民国十二年之国学无与。”① 三　隔代相传 民国时期老辈学人所发挥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便是传承固有的中国学术文化，使之不至于失传或变异。自清末教育改革以来，适应社会时势的变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根本改变，这种多少有些不得不然的进步，潜伏着一个相当大的危机，即在西学的整体取代之下，中学很可能不仅丧失其“本”位，而且会以后来外在的条理学说，推测解释古人的意志，最终导致本相真意无人可解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在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越来越被西化的教科书重新改装，并且被普遍用于学校的教学，而新式学堂毕业生又几乎垄断了各种社会优势职位之后，年轻一代通过正规教育来实现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社会传承，变得越来越似是而非。这种情况很早就引起章太炎的关注，并因此对学校教育提出强烈批评。②张尔田甚至声称：“仆有恒言：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③而老辈学人的存在及其参与各种体制内外的教学活动，使得旧学的传承部分得以延续。1920年代以后，各省纷纷兴办大学，一些老辈学人进入其中，教授弟子，如陈衍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袁嘉谷入东陆大学，姚永朴入安徽大学，高步瀛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朱师辙兼课辅仁大学，李详入东南大学。任鸿隽长川大时，文学院长张颐，中文系龚道耕(向农)讲三礼，林思进(山腴)讲史记，周癸叔讲词，向楚(仙樵)讲楚辞，祝同曾(屺怀)讲资治通鉴，李植(培甫)讲说文，李蔚芬(炳英)讲庄子，赵世忠(少咸)讲广韵，彭云生讲杜诗，庞石帚讲文心雕龙，萧参(仲伦)讲诗经，曾宇康讲文选，后又聘请向承周(宗鲁)讲校雠学、管子、淮南子、陈季皋讲汉书。川大文史学生，大都是老辈的门人或再传弟子。 更多的人则于正规体制之外，另行组建教学机构，如唐文治筹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坚持数十年，延聘众多老辈学人讲学其中，造就了不少人才。1928年奉天创办萃升书院，延聘王树柟讲经学，吴廷燮讲史学，吴闿生授古文，高步瀛授文选。被太炎门生和新派学人逐出北京大学，还要穷追猛打、口诛笔伐的桐城末流，姚永朴、姚永概分别长宏毅学舍、正志学校教务。还有的老辈闭门著述之余，也收徒授学。 ①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1923年国庆日增刊。 ②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2章《官学与私学》，章氏同时也批评时人按照外国观念讲解中国学问。 ③《夏承焘集》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第327页。 社会生活中常有隔代容易沟通的现象，学界亦然。民国时期的新派，往往借代际更替之名行派系争斗之实。而要打倒前辈，其捷径就是不破不立，根本颠覆前人。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根本目的还在标明保存国粹等等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而对能够补救清代学者缺陷，把握现代古学研究趋势的“我们”“抱无穷的乐观”，并且断言：“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①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方面肯定“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一方面则惋惜“不幸三百年前虽然已经成就了这样近代的一个遗训，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这遗训的形迹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现在，除零零星星几个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②对太炎师徒尚且不以为然，逊清老辈更加不在话下。 与新派和老辈之间水火不容迥异，有心向往文史之学的后五四学人，对老辈反而不大排斥。他们中的一些人，与老辈有着包括血缘在内的种种社会联系，在1920年代后期学术风气逐渐转移的影响之下，对于老辈的学问相当敬重，入校学习的同时，还拜在老辈的门下。从北京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到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学生中，与老辈联系较多或为其弟子之人，为数不少。如金毓黻为吴廷燮弟子，方壮猷为赵启霖弟子，谢国桢入清华前曾受吴闿生诗古文辞。至于向老辈求教治学门径和诗文典籍者更加普遍。龙榆生《苜蓿生涯过廿年》记： 1928年9月到上海，“先后见过了陈散原、郑苏戡、朱村、王病山、程十发、李拔可、张菊生、高梦旦、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我不管他们是新派旧派，总是虚心去请教，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还不错。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村二老。”③ 在老辈的熏陶下，这些青年的学术观念自然与五四一代不同。如牟润孙拜入长他两辈的柯劭(蓼园)门下，为柯门最小的弟子，牟、柯两家，姻亲兼世交，牟氏得其亲炙，对于治学 门径以及柯劭学行的看法，与新派多有不同。他认为“蓼园先生博闻强记，治学方面至为广 泛，经、史、小学、诗文、金石、历、算，均有极精深的造诣，为钱大昕后第一人”。④不能仅以《新元史》来衡量其学术成就，尤其不能用新派的所谓科学眼光来看待和评议。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在成都高等师范时受教于赵熙、林思进、龚道耕等人，他回忆道：“我一生治学的根底和方法，都是和林山腴、龚向农两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他们特别强调要在诗、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书上下功夫。他们说：‘这些书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并形象地指出读基础书就像在大池里栽个桩，桩子栽得稳，栽得深，满堂的浮萍、百草都会同桩子牵上，乃至水里的小动物也属于这杆桩子了。龚先生还说，由博返约这个约才能成器，不博则不可能有所发现。得林龚二师之教，我在成都高等师范那几年，便好好地读了这些基础书。这点，为我后来的治学，得益确实非浅。”⑤这与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的取径明显不同。 用新派后来得势的眼光看，新旧之间壁垒分明，实际情形却相异甚至相反。除北京大学 “党派意见甚深”，以新文化主义排斥异己之外，⑥多数学校在1920—1930年代，新旧矛盾尚不突出，不少地方不但能够共存，还能协调合作。“学衡”派主将之一的胡先骕十余年后总结道： 　 ①《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第1页。 ②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175—176页。 ③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1年，第22—23页。 ④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535页。 ⑤《姜亮夫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1—252页。 ⑥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209页。 “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①即使在北京，燕京大学的张尔田、邓之诚等人，与青年学生的关系也相当融洽。燕大以学生为主体的史学会能够持之以恒，人才辈出，他们的影响至关重要。 民国以后，老辈的社会交往和文化观念与现实格格不入，面对西学和新文化的冲击，努力维系旧学，并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主要有以下各项： (一)编纂史志。民国时期，中央和各省重视正史、方志的编修，除少数地方外，老辈学人在其中扮演主角。如国史馆以王闿运为馆长，后改设国史编撰处，总纂王树翰，编辑主任屠寄，李经畲、黄维翰，路朝銮、熊国璋、宾玉瓒、陈浏任分纂。1927年秋，张作霖再改国史馆，柯劭馆长，王树柟总纂。清史馆“最初总纂为缪荃孙、马其昶、秦树声、吴士鉴，继则为柯劭、王树柟、吴廷燮、夏孙桐；纂修为金兆蕃、金兆丰、章钰、俞陛云、吴怀清；协修为张书云、李哲明、戴锡章、奭良、朱师辙，此皆成书时之氏名也。若最初之纂修，尚有姚永朴、张尔田、陈曾则、袁励准、王式通、刘师培、夏曾佑；协修有李岳瑞、朱孔彰、陈敬第、罗、邵瑞彭、赵世骏，皆一时知名之士也。”②各省新修通志，亦多由老辈主事。吴廷燮总纂《辽宁通志》，沈曾植主持《浙江通志》、陈衍主持《福建通志》、傅增湘主持《绥远通志》，宋育仁主持《四川通志》，梁鼎芬主持《广东通志》。各省通志局聘用的撰修人员，也以老辈为主。如浙江通志局聘朱祖谋、吴子修、陶拙存、章梫、叶柏皋、朱湛卿、金甸丞、孙德谦、王国维、张孟劬、刘翰怡等人为分纂，福建通志局则以陈元恺为提调，刘瀛、何梅生为协纂，沈觐冕、叶大琛、林苍、陈钜前、林翊、陈敬、王庆湘、郑祖赓、林孝颖、吴炎南、陈耻、陈谦、叶心炯、李苑之、龚惕庵、林雪舟等人为分纂。《奉天通志》以王树柟、吴廷燮、吴闿生、杨钟羲、金梁、许宝蘅、许同莘等为纂述，《河北通志》以王树柟、贾恩绂等为纂述，《河南通志》以张嘉谋、蒋蕃等为纂述，《云南通志》以周钟岳、由云龙、赵式铭、方树梅为纂述。一些方志学者对民国新修方志颇多微词，实则其中不乏佳作。 (二)整理文献，藏书刻书。老辈学人好收书、藏书、校书、刻书，柯劭、章钰、傅增 湘、董康、陶湘、叶德辉等尤为个中翘楚，因此对于典籍的版本渊源相当熟悉。这在反对“疏 通”的新派学人看来或许无大意义，却受到域外学人的重视。王云五《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序》 称：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开始聘请仅限于前清遗老。1934年，改由桥川时雄主持，增聘平津一带学者为研究员，并与华中华南及海外若干学者取得联系，实则仍以老辈为主。③金毓黻这样评价《续四库全书提要》的编撰：“主撰者为江瀚、胡玉缙、杨钟羲、伦明诸老辈，皆在北平撰稿，经其事为桥川时雄(子雍)，询之岩村，谓成已过半，并将经部提要付之油印，出以示余。此为伟大之事业，中土老儒倡议多年，卒鲜成功，而今则有观成之望，诚无意中之佳觏也。”④ ①《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期， 1936年10月1日，第15页。 ②《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226页；第9册，第6533—6536页。 ③参见山根幸夫：《近代中日关系の研究———对华文化事业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80年，第15—16页。 ④《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511页。 (三)结社讲学。中国文人学士，本有结社以相互揣摩玩赏诗文学术之风，民国时期老辈远离政治和社会，彼此交游更加重要。1916年，刘翰怡在上海建立淞社，《学樵自订年谱》记：“翰怡与周湘舲主淞社，集者艺风、子颂、鞠裳、息存、梅庵、叔问、桔农、元素、聚卿、积余、金粟香、钱听邠、吴仓硕、刘谦甫、王旭庄、刘语石、汪渊若、戴子开、金甸丞、恽孟乐、季申、瑾叔、崔磐石、宗子戴、潘兰史、王静安、洪鹭汀、陶拙存、朱念陶、褚礼堂、夏剑丞、张孟劬、姚东木，迭为主客，与乙庵论文。”①此后世界文化风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 颇有转向东方主义的趋势，更加引起老辈的共鸣和响应。1921年秋，一批老辈学人在上海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计划每月开讲书会两三次，发行《亚洲学术杂志》(原定月刊，实为季刊)，理事汪钟霖、邓彦远，孙德谦为杂志编辑人，任稿会员有王国维、罗振玉、曹元弼、张尔田等。该会宗旨愤心时流，攻斥骛新者不遗余力，欲借此拯救世道人心。②罗振玉看到杂志后，认为其中佳作不少，特嘱咐王国维：“深愿同人能合力作，发挥正论，以振狂愚。”该会及其所办杂志引起东南大学史地学会的注意，希望其对于学术有所贡献。1923年8月，王秉恩、柯劭、陈三立、辜鸿铭、叶尔恺、郑孝胥、朱祖谋、陶葆廉、李孺、章钰、宝熙、王季烈、张美翊、徐乃昌、陈曾矩、陈毅、金梁、刘承干、王国维、罗振玉等20人联名发起成立东方学会，计划设立董事会和理事会，由柯劭任董事长，尉礼贤和今西龙为董事，③拟定简章10条，④宣称：“中国有数千年的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近几十年，欧美人民因饱受战争之苦，认识到在强权和枪杆之外还有一条通向真理之路，因而纷纷注重研究东方文化。本会以研究中华文物制度为己任，研究古代经籍和历史的关系，以图洞悉国家和社会治乱之根源。”⑤会中拟设印刷局、图书馆、博物馆和通信部，印书数十种。⑥在广东，黄任恒、黄荣康谋复举学海堂课，聘请周朝槐、潘应祺、汪兆铨、姚筠俊、何藻翔、汪兆镛、沈泽荣、林鹤年等人为学长。赖际熙等人则在香港创立学海书楼，邀请陈伯陶、温肃、区大典、区大原、朱汝珍、岑光樾、何藻翔、俞叔文等讲学授课。⑦ 　 ①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194页。 ②《亚洲学术研究会及其刊物》，《史地学报》第2卷第2号， 1923年1月。 ③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定：《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0年，第517、573页。 ④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第1959页。 ⑤Salome Wilhelm，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Duesseldorf Koeln， 1956， s. 302.引自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第41—42页。Wilhelm称该会系由卫礼贤发起，后者是参与此事的唯一外国人，也是负责学社具体工作的联络人。而金梁《瓜圃述异·辜博士》条记，参与其事者还有铎尔孟、钢和泰、福开森等。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辑之238，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第34页。此事当与日本方面鼓吹所谓日中文化联合有关。该会简章，罗继祖称“今不可见”，见《鲁诗堂谈往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第12页。1923年6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布一则《东方学会缘起及草章》，从内容判断，应是另一同名组织。 ⑥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49页。 ⑦参见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1年，第264—265页。 东方学会成立之时，新文化运动虽已显出种种弊端，声势仍然鼎盛。此后风向有所变化。 1932年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发表《考据漫话》，有如下描述： 以前中国所谓“新文化运动”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各种新社会思想与哲学之 输入，第二是语体的新文艺运动，第三类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现在第一第二两种大体 多已显示着衰落而集中于社会主义，所以唯物史观的辩证哲学和所谓“普洛文学”，就成为 一时流行之风尚。唯有所谓“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运动，其“流风余韵”，却还相沿未衰，而且在“古色古香”的旧都，正有“方兴未艾”之势。这不能不算是新文化运动中唯一可 “庆幸”的事了！① 对于整理国故吸引了许多青年转向故纸堆，不少人提出严厉批评甚至激烈抨击，而主张或拥护国学研究者的观念和路径也相去甚远，但整理国故激荡起来的国学研究热情，确有形成运动之势。本来中国学人并不强分新旧，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除新派以外，一般而言，与老辈的关系尚属融洽。1922年5月，由吴承仕发议，尹炎武、朱师辙、程炎震、洪汝闿、邵瑞彭、杨树达、孙人和等八人假座北京的歙县会馆结成“思误社”，每两周会集一次，主要校订古书，以养成学术风气。后改名“思辨”，陆续加入者有陈垣、高步瀛、陈世宜、席启、邵章、徐鸿宝、孟森、黄节、伦明、谭祖任、张尔田等，②其中不乏老辈学人。他们与柯劭、陶湘、杨钟羲、傅增湘等人来往密切，虽然与新派学人也有所联系，而学术上自有见解，并不一味以趋新为然。在各地先后组织的国学会中，老辈也受到尊重，如中国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请刘承、徐乃昌为撰述员。③苏州国学会以及章氏国学讲习会，南北耆硕王树柟、陈衍、张其淦、杨钟羲、唐文治、孙雄、周钟岳、张一麐、孙德谦等，加入其中。④1926年，吴宓等人组织读经团讲学会，孙雄参与其事。⑤在各种国学杂志上，老辈的学术文章和诗文作品占了一定的篇幅。 新文化派的整理国故和史学革命，虽然公开鼓吹打倒老辈，实际进行之际，在文献典籍和史实考订等方面，不能不与老辈有所接触。尤其是整理国故的兴起，使得原来被新文化派宣布为腐朽、无用、而老辈们擅长的旧学，重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乃至青年成名的捷径。尽管新文化派主张以科学方法从事整理，旨在与老辈划清界限，并将后者排除于整理之外，实际效果却相反。“老实说，国学不过是古董罢了！玩这古董的，只该是极少数的考古家历史家，这极少数的考古家历史家，又必须真懂得国学是什么，那末，才渐渐有相当的成绩出来。可是现在的国学界乌烟瘴气，瞎闹到十二分，他们的头脑，一提及国学，马上就联想到保存国粹；一提及研究国学，马上就联想到古诗古文。某报国学周刊上，不上三百字的孔子之成人说，孔子之君子说，也算是整理国学了。某校的国学概要，把唐朝刘知几所斥为不可信———学者公认为不可信的史料，也采来充做国学也。上海文丐所做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军阀政客们打出来的四六电报，无非是国学。上海某校教员统计今年招生考卷，做文言的，占了十分之九。无锡某校至今还不准学生做语体文。” ①《读书月刊》第1卷第10号， 1932年7月10日，第1页。 ②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17页；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30—131页。 ③《〈国学辑林〉撰述员名录》，《国学辑林》第1期， 1926年9月，“纪事”，第1页。 ④《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商兑》第1卷第1号， 1933年6月1日；《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论衡》第2—8期， 1933年12月1日—1936年11月20日。 ⑤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第250页。 鉴于“国学遗老化的恶影响这么厉害”，整理国故刚刚开始，有人就公开反对，认为“国学的遗老化，真是现在学术思想上一件最可担忧的事”。不仅那些遗老遗少等余孽，就算是新式的科学的国学家胡适，所办《国学季刊》，“除掉《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外，也只看到《述皇》一类古香古色的文字。又在他的《中学的国文教授》里，竟要学生读四史、通鉴……一些大学生不必人人要读的书。在最近手定的《高级中学国语纲要》里，竟要学生大做其古文。”而“我们敬仰的国学老辈”梁任公，又主张对古人要拿出一副道学面孔，不许嬉笑怒骂，说俏皮话，对孔子要表相当的敬礼。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说《论语》、《孟子》、《易经》有益道德，要摘记先圣先哲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这样的态度，是不是与那些圣人之徒开口夫子，闭口先师一鼻孔出气呢?”国学倘若这样慢慢地遗老化下去，“在国学的本身，一定要减损不少的价值；在政治社会学术思想上，一定要生出不少的恶影响”。① 面对接踵而来的批评，胡适虽然辩称整理国故旨在“捉妖”、“打鬼”，可是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线装书的价钱十年内涨了二三倍，凡此种种，都使胡适的辩解显得软弱无力。所以他不得不认真反省，“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断言国学是条死路，希望青年走生路。②与胡适不同，顾颉刚坚持“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并且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交往的人，也许有遗老、复辟党、国粹论者、帝国主义者，但这决不是我们的陈旧的表征。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只要这个人的学问和我们有关系，或者这个人虽没有学问，而其生活的经历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系，我们为研究的便利计，当然和他接近。我们所接近的原不是他的整个的人格，而是他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一点。”③ 抗战胜利以后，胡适的态度平实了许多，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新学术界长期仍然深受老辈学人多方面影响的事实，令他不得不正视后者的存在并多少承认其作用。1947年5月22日胡适致函萨本栋、傅斯年，拟推院士名单，“提出三位老辈”：吴敬恒、张元济、傅增湘，并提出杨树达“做一老派古学者的代表”。④虽然胡适的人选并未得到完全认同，老辈的范围与以前也有所差异，至少反映他本人的态度变化。 四　门径各异 清季民初，社会变动天翻地覆，中西新旧，乾坤颠倒，影响及于学术文化，也日趋信奉不破不立，横逸斜出。1937年，张尔田致函杨树达，谈到治学的方法和途径，他说：“凡学之立也，必先循轨道，而后方可以言歧创……今之辍学，知稗贩而不知深研，知捷获而不知错综。以此求异前辈，而不知适为前辈所唾弃。”杨树达对此颇有同感：“先因后创，余虽不克任，然治学次第当如此，则笃论也。余恒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亦孟劬此书之意也。”⑤两人所说，显然意在批评近代学术发展的偏向，而这些偏向又影响了学人对近代学术史的认识。中西新旧，截然两分，究其极，西往往意味着新，中则基本等同于旧。不仅新派如此塑造历史，其他学人针对此点立论，观念和脉络也不免为其所囿。 　 ①陈问涛：《国学之“遗老化”》，《学灯》第5卷第10册第16号， 1923年10月16日，第1页。 ②《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 1926年10月，第143—145页。 ③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 1926年1月6日，第3—5页。 ④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第1101—1102页。 ⑤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129页。 钱基博评介晚清至民国的学风转移道：“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梁)而皖(胡、陈)，以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这主要是就文学一支立论，所谓“文学之事，每随时代升降变易，代有新趋，成其主流”。①梁启超、钱穆两人先后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立意虽然相异甚至相对，于清季学术的论述都相当简略，而且不离上述脉络。梁氏的《清代学术概论》，亦不脱此范围。 其实，趋新与守旧，都是相对而言，而且不占多数。对于双方的言行，居中的学人早持 平之论。1926年闻宥将研究国学者分为两派：“其第一派之特点曰抱残守缺，凡学之属于古者，不问其精粗美恶，而一切珍视之，甚至其说之已与常识相违背者，亦竟不欲弃置。其第二派之特点曰舍己从人，视我一切学术，皆若为西洋学说之附庸，甚至其说万不可合者，亦竟曲加比附。此两者之态度，适成两绝对，而其误乃相等。由前之说，在乎自视过满，由后之说，在乎自视过卑。自视过满者，固不欲引人以自广，自视过卑者，亦不惮尽弃而从人。自满则国学不能得他山之助，自卑则国学不能立最后之基，而国学之真，于以尽失矣。”②无独有偶，与此同时，缪钺亦致函《学衡》编者，对新旧两派各走极端提出批评：“居今之世，尊人尊己，举无一当。惟有镜照衡权，撷长弃短，镕冶为崭然之真新文学，兼蓄新质而能存故美，庶几得之。自三五钜子，以肤受末学，投国人嗜奇趋易之心，登高一呼，得名而去，使后生嚣嚣然狂走不已，其敝既为识者所洞鉴矣。而鸿生硕彦，湛溺旧闻，墨守故榘，傲然自尊，于西人之作，一切闭拒，以为绝不可相谋，斯亦未为得也。荀卿有言，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今哗众取宠之士，既蔽于今，蔽于浅矣，而老师宿儒，抱残守缺，又不免蔽于古，蔽于博。闳达不出，孰通其邮。此千钧之责，惟冀诸君子负之，而华夏文运，亦将于斯卜盛衰焉。”③“学衡”派虽然被后人指为守旧或守成，主张却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不激不随”，并且实际贯彻其宗旨。这与不分中西新旧的温故知新大体同道。 胡适和顾颉刚等人在为整理国故辩解反省之时，尽管态度已经有所区别，均仍然不忘与老辈学人划清界限。这也是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他们与老辈分歧的延续。本来新派与老辈学术上并非截然对立，似乎新派一味趋新，老辈则一心守旧。但新派不断鼓动新潮，老辈却往往与复古逆流相联系，在接二连三的冲突摩擦中，各自意气用事，易走极端，形成公开对垒。张尔田就曾将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中胡适的序言撕去，并当面向陈垣表示不以其请胡适作序为然。④这种水火不相容的态度使得双方难以平实相待。1923年，汪东针对“新旧两派的争执，往往各走极端”的情形批评道：“讲学这件事，应当凭着商量的态度，新文化固当虚心容受，旧文化也断不可以一概抹杀。如果一个人能够新旧兼贯最好，不能便联络两派的学者，通力合作，重在互相引证发明，不要互相诋毁。至于辩论，自然是不可少的，却只要研究过的人，循持条理，破他自成，不要完全不懂的人，立在门外谩骂。”汪东认为： ①吴万谷：《王闿运》，张其昀等著：《中国文学史论集》(四)，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5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 1958年，第1183—1185页。 ②闻宥：《国学概论》，《国学月刊》第1卷第3期， 1926年12月10日。 ③缪钺：《与学衡编者书》，《学衡》第59期， 1926年11月，“文苑·文录”，第5—6页。 ④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07页。 平心而论，学术也有分别，一种是求是的，只问是非，不论新旧，譬如哲学之类，后人发明，可以补苴或改正古人的地方，固然很多，但是古人有极精确的议论，任是如何，颠扑不破的，却也不少。一种是应时的，斟酌情形，务在可行，譬如政治法律之类，有所建制，必定要适合当时环境的需要，环境既变，旧的自然不甚适用，至少也要容纳几分新的来修正调和。但是把旧的一刀从根铲了，却换一个簇崭全新的来代替他，这新的是否与环境适合，也自有审慎讨论之余地。从前帝王，凭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把学术定于一尊，绝不许人对于钦定的学说，丝毫有所怀疑，那些学者，便也兢兢业业，遵守功令，除了父师相传的几本故书，把其余的一概贬作异端，所以新学家诋诃他是专制，是盲从，是一点不错的。然而，我要问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垄断学籍，排斥异己，俨然有一派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象，是不是专制?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新文化，若者为是，若者为非，若者为适，若者为否，并没有充分考量判断的识力，一味跟着附和，是不是盲从?我们反对的是专制啊！盲从啊！却不论他是用哪一种学术来专制，盲从的是哪一派的学说。① 同年，胡怀琛论及当时学界风气，也有如下评议：“今之学者，新旧互相攻击，夫攻击非治学之弊，攻击之结果，恒有以策学问之进步……今之互相攻击者，不仅不见进步，且日见退步，于是知其相攻击也，非以诚恳之心，研究学问，徒以利禄之心，标榜声名，相当之战守器具，皆所不问，惟日以攻击为事，此真治学之弊也。”他进而批评道： 今之学者不求所以自立，徒为虚之气所乘，以盗窃为能事，以标榜为名事，不仅文话白话然也，一切学问，莫不如是。于是不知算学而言罗素，不知生物而言杜里舒，不知经史而言崔东壁，不知小学而言高邮王氏父子，无闭门读书之人，只有登坛演讲之人，无执卷问业之人，只有随众听讲之人。演讲与听讲，非不可行之事。然必演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彻底之了解，听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相当之根基。今演讲者自知学问之未了解也，于是好为新奇之说，以博听者之感情；而听讲者不仅无相当之根基，并无听讲之诚意……真正为学问之宣传而演讲，与为学问之研究而听讲者，可谓决无其人。至其比较稍善者，亦不能有具体之研究，而求治学之条理，或抽其一二枝枝节节为之。此等治学者，一中于欲速之心，二中于好奇之念，盖具体的研究，非穷年累月不为功，且无新奇可喜之说，足以动人闻听。今摭拾一二事，彼此钩稽，甚且穿凿附会，为之者计日可成，听之者诧为未经人道，于是治学者遂有二途：一曰求中国隐僻之书，以比附西方最新之说；一曰求单文孤证，以推翻前人久定之案。尤以翻案之学说，风行一时。② 汪、胡二人批评的矛头虽然同时指向新旧双方，实际上对采取攻势的新派更加严厉。新文化派中有些人对于上述批评也大体认账。与汪东同门的钱玄同私下反省道：“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面所主张，也是二十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要是拿骂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所以颇惮于下笔撰文。”③ 　 ①汪东：《新文学商榷》，《华国》第1卷第2期，第1—2页。 ②胡朴安：《论今人治学之弊》，《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上海)第14期， 1923年8月8日。 ③《致周作人函》， 1920年9月25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2—33页。 调整新旧即是非的观念，考察新派与老辈的分歧，至少有相互联系的三点可重新考虑。其一，中国的固有学术，究竟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抑或仅仅是单纯客观的学问。其二，考据能否作为治学的旨归。其三，中国固有学术是否只是一堆散漫的材料，能否用西学的系统来重新条理。在新文化派的学人看来，老辈是将学问作为安身立命的凭借，而不仅仅是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的客观对象。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写《一九二六年始刊词》说：“至于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贤遗言看做‘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做研究的，当然说不到科学。”胡适对待整理国故，观念前后数变，但始终反对将国学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他以为：“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两]个字。‘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北大研究所的态度可以代表这副精神，决不会是误解成‘保存国粹’、‘发扬国光’。”①所以他始终批评一些同辈甚至后进学人在研究中国学术之时怀有卫道之心。 此事从新派的立场看，似乎并无问题，实则牵扯甚多，难以一概而论。一些与新派有异的学人，至少在两方面态度不同。其一，是否将中国学术仅仅视为研究的客观对象，如此，则中国学人治中国学问与外国学人治中国学问岂非毫无分别?这一在新派看来理所应当的问题，其他学人并不一定首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对于“为文化所化之人”给予充分的了解同情，他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之定义，且断言“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而以王国维之死为文化殉道之举，②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他自己的文化理念。胡适批评冯友兰、陈寅恪等人的正统派观点，出发点就是认为后者多少有些卫道之心。其二，国学不仅是学术，还是教育的社会化功能的载体，通过教育，可以潜移默化地让青少年成为中国人。由国学而知国性，显然也无法完全客观。中国人讲中国学问与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不愿治学受感情牵连的陈寅恪推崇宋儒“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③身在其中，而要超然物外，史家的两难，虽无法两全，却不应片面。 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后，宋育仁曾公开逐句批驳，其中反复论道的重要一点，正是“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所言皆是认书作学，真真庄子所笑的糟粕矣乎。今之自命学者流多喜盘旋于咬文嚼字，所谓旁收博采，亦不过是类书目录的本领，尚不知学为何物，动辄斥人以陋，殊不知自己即陋。纵使其所谓旁收博采非目录类书的本领，亦只可谓之书篦而已。学者有大义，有微言，施之于一身，则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泽众教民。故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今之人必欲盘旋于咬文嚼字者，其故何哉。盖即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病种根二千年，于今而极。是以西人谓中国之学，多趋于美术。美术固不可不有，不过当行有余力，乃以学文也。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过欲逞其自炫之能力，以成多徒，惑乱视听。既无益于众人，又无益于自己。凡盘旋于文字脚下者，适有如学道者之耽耽于法术，同是一蛊众炫能的思想，乌足以言讲学学道，适足以致未来世之愚盲子孙之无所适从耳。吾甚为此辈惜之。”④治学不讲微言大义，不仅无用，而且无学。这也是治学不能纯客观的表述。 既然中国人治中国学问不能也不应纯然客观，学术取径当然有所分别。可是自从新派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鼓吹清人治学方法以来，学界日益趋重考据，随着新文化派上升到主流位置，当时的学术中心北平“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⑤ ①《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第143—144页。 ②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53—54页。 ③《吴宓日记》第2册，第102—103页。 ④问琴：《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6期， 1923年。 ⑤《古史辨第四册》书评，《读书月刊》第2卷第7号， 1933年4月，第22页。 这引起老辈学人的强烈不满。其间的是非曲直，须专文详论，老辈们的意见，也各有不同。晚年好讲王学的唐文治主张：“读书须求实用，不必斤斤于考据。鄙人尝谓处今世而言教育，必以尊崇人道为唯一宗旨。在座诸君，孟子所谓必有名世者他日出而救人心救人命，是吾国学会之光荣矣。”①这是从学以致用的角度，不赞成为学术而学术，而欲将学术作为拯救世道人心的工具。1923年，孙德谦撰文《评今之治国学者》，指好古、风雅、游戏三类固然不算是治国学，以科学方法考据亦非国学，“凡有志于学者，当探索其义理，而寻章摘句，繁称博引，要为不贤识小，所贵乎考据者，岂詹詹在此哉?……夫国学而仅以考据当之，陋孰甚焉。今夫学亦求其有用耳，宣圣赞述六经，为万世治术之本，即周秦道墨诸家，亦何尝空言无用，不足见之行事哉。呜呼！今天下之乱至矣，彼非圣无法者，日出其奇谬之学说以隳弃纲常，铲灭轨物，世风之愈趋而愈下，正不知伊于何底……使果于国学而深造有得，好古三者之失，宜力戒而弗为，支离破碎之考据，亦无事疲耗其精神，有可得时则驾，惟本此经世之志，以措之事业。倘终其身穷老在下，守先待后，砥柱中流，庶几于名教有所裨益。”② 张尔田致函叶长青，也对以考据为学术的时趋表示异议：“以为考据者所以为学之具，而未可即以此为学也。原夫考据之起也，盖以去圣久远，学者无所究索，不得不假此以邮之耳。宗邦文化，开明于周公，而大备于孔子，姬公孔父之书，乃其根柢。考据之所蕲，蕲以明此而已。三百年儒者，则古昔称先王，率崇尚考据家言，然而恒干未亡，故为可贵，末流驰逐，便辞巧说，至今日又几几有违离道本之惧矣。若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则今之所谓考据者，正可谓之骨董学，不得以冒吾国学……考据学之创始，厥维顾亭林，而亭林所志，乃在法古涤污，变夷用夏。下逮戴东原，尤今人所称能以科学方法治考据者，而其言曰：六书九数如轿夫然，所以升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③ 近人以为，清代考证学末流有三弊，一曰重讼数，忽躬行；二曰舍根本，逐微末；三曰立门户，逞私见。④除了忽躬行之弊外，从治学必先立本的准则出发，老辈学人对于一味考据的学术取径也不以为然。其中张尔田、孙德谦等人反对尤力。1927年张尔田复函叶长青道：“三百年考据学末流，至今日已渐离其本质，扶瑕恤，名为整理，乱乃滋甚。夫不能揽其弘体，而但指发纤微，即施嫱且无完美，况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矣。世学人，若孙籀庼年丈及吾友王君静安，其为学皆有其得力处，皆非毁圣无法者，不容破坏纤儿，得以藉口。”⑤五年后致函夏承焘，仍然对学风流弊痛心疾首：“亭林生当明季，目睹王学末流之空疏，故归过于横浦向山者甚峻。今考据破碎之弊，甚于空疏，且使人之精神，日益移外，无保聚收敛以为之基，循此以往，将有天才绝孕之患，斯又亭林之所不及料矣。”⑥ 其时考据风气弥漫，与新文化派取向不同的学人也好以考据为务。1927年张尔田接到叶长青等人所办《国学专刊》，一方面赞赏其“取材丰备，固不限一族”，另一方面则对“总其大较，要以考据为归”不以为然。希望“贵刊既以国学揭橥天下矣，由此驯而进焉，蕲以践乎其实，姬公孔父之道，吾国学一线之曙光，将惟公等是赖”。⑦ 　 ①《唐蔚芝先生演讲录·孟子大义》，《国学论衡》第7期， 1933年12月1日，“讲坛”，第13—18页。 ②《学衡》第23期， 1923年11月，“通论”，第4页。 ③《张孟劬与叶长青社长书》，《国学专刊》第1卷第4期， 1927年10月2日，“通讯”，第111页。 ④《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804—4805页。此为潘石禅所讲《清代之考证学》的论点。 ⑤《张孟劬复叶长青社长书》，《国学专刊》第1卷第4期，“通讯”，第113页。 ⑥《夏承焘集》第5册，第334页。 ⑦《张孟劬与叶长青社长书》，《国学专刊》第1卷第4期，“通讯”，第111—112页。 1934年9月，张尔田看过金松岑与陈衍、章太炎等人合办的《国学杂志》，叹道：“考据之末流，辞章之颓响，噫！三百年汉宋宗传之绪斩矣。”“自考据学行，入室操戈，遂成惯习。”① 王国维的情感世界及政治态度与老辈相近甚至相同，而学术取径和成就却颇得新派推崇。其早年更是一位趋新人物。张尔田《与黄晦闻书》记：王国维早年治哲学文学，“时时引用新名词作论文，强余辈谈美术，固俨然一今之新人物也。其与今之新人物不同者，则为学问研究学问，别无何等作用……其后十年不见，而静庵之学乃一变，鼎革以还，相聚海上，无三日不晤，思想言论，粹然一轨于正，从前种种绝口不复道矣……世之崇拜静庵者，不能窥见其学之大本大原，专喜推许其人间词话、戏曲考种种，而岂知皆静庵之所吐弃不屑道者乎。”②即使对走上经史正轨之后的王国维的学术，老辈学人也有不同意见。孙德谦批评以先秦诸子附会欧美思想以及用遗书取代正史，并指王国维“睹一古器，获一旧拓，详加考订，弟总嫌其穿凿而无关宏谊，有时独标新解，如释史籀二字，不作字体说，人且据之以推翻许叔重矣。为学而不守亭林‘信古阙疑’之旨，一任我之颠倒失实，于人心风俗，亦大有关系”。③张尔田还曾专门致函王国维，提醒其注意：“读书得间，固为研究一切学问之初步，但适用于古文家故训之学，或无不合，适用于今文家义理之学，则恐有合有不合。何则，故训之学，可以目譣，可以即时示人以论据，义理之学，不能专凭目譣，或不能即时示人以证据故也……故弟尝谓：不通周秦诸子之学，不能治今文家言。虽然，此种方法，善用之则为益无方，不善用之亦流弊滋大。”④ 太炎门下最得乃师赞许的黄侃所见略同。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⑤ 老辈的批评对其他学人有所影响。1923年9月，因《学衡》稿件缺乏，国学一部，尤形欠缺，吴宓向孙德谦、张尔田等人求助，晤谈之下，感慨良多：“不禁为《学衡》前途庆，而益增其奋励图谋之志。且二先生确系学术湛深，议论通达，品志高卓，气味醇雅。其讲学大旨，在不事考据，不问今古文及汉宋门户之争，而注重义理。欲源本经史，合览古今，而求其一贯之精神哲理，以得吾中国文明之真际。其所言类皆条理分明，诂解精当，发人深省，不能一一记。予窃自念，昔恨不早十年遇白璧德师，则不至摸索彷徨，而西学早入正轨。今又恨不早二十年遇孙张二先生，则不至游嬉无事，虚度光阴，而国学早已小有成就。”⑥推崇似有过于陈寅恪。 ①《夏承焘集》第5册，第318、319页。 ②《学衡》第60期， 1926年12月，“文苑·文录”，第4—5页。 ③《孙益庵论学三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3期， 1923年9月，“通讯”，第115—116页。 ④《与王静安论今文学家书》，《学衡》第23期，“文苑·文录”，第3—4页。 ⑤《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第302、392页。 ⑥《吴宓日记》第2册，第248、250页。 学问的客观化与崇尚考据相互联系，均与西学影响中国学术有着密切关系。梁启超总结道：“总而论之，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种状态，或者为初解放时代所不能免，以后能否脱离这状态而有所新建设，要看现时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① 近代中西文化关系，是一个四面看山的问题，这时梁启超已经对晚清以来吸收外来思想的偏颇有所批判，其中也包括自我反省，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②1923年，梁启超更针对国故学复活的原因指出：“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③用外来系统条理本国材料，本来是蔡元培等人肯定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后来学人断言此书转换近代学术范式的关键，而梁启超已经开始反省利弊得失。对于梁启超回到东方主义，胡适无疑认为是倒退，相当不满。其他学人对于这一复杂问题的态度有所不同。王国维用“知学”的高明者眼光来看，古今中外可以相通，因而断言学无中西新旧之分。陈寅恪则认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④ 观念各异，标准不同，评价自然难期一致。继清季教育改革后，整理国故再用外来分科及其系统将中国固有学术重新条理，老辈的学术地位根本动摇。新派学人以新式学堂教育出来的青年为受众，其用外国系统条理本国材料的做法，刚好适应了知识系统由读教科书而不是读书形成的青年学生。夏曾佑将古今士类分为经师、名士、举子三个时代，金毓黻道：“若自清以迄今二十余年，科举废，学校兴，士子化于欧风，靡然从之，以提倡新思潮为务，故此时代，乃学生时代也。学生者，不拘于故常，不囿于一隅，而为新知之是求，故其弊也盲从。”⑤盲从的学生最易为半桶水的舶来品所吸引，由此引起近代中国学术范式的大转换。关于这一问题，陈汉章与胡适先后在北京大学教中国哲学史的反应，最为学人反复引证，以说明近代中国学术范式转换的必然与进步。由于后来学人同样是被各式各样的教科书培养起来，知识系统已被重新组装，所以无论是否赞成胡适的讲法，对胡适的对立面陈汉章，似乎只有讥笑，很少有人试图了解其教法的所以然。人们以为，这类教法连同这类人物所拥有的知识系统，都毋庸置疑的确是过时而且无用，陈汉章教过的学生，即使并非一味趋新，对老辈旧学尚存同情之心，平心论来，也只承认陈氏背的书多，即所谓“两脚书橱”。而陈汉章在京师大学堂时期的业师柯劭 ，在门人中却甚称赏陈汉章，屡次说：“当代经学，伯陶第一。”其原因绝非仅仅由于他的记忆力强。柯劭 讲经学，把握大体本源，既能通大义微言，又不废考据，颇有所见，而与时趋分别。晚年为弟子讲春秋，先左传，次公羊，最后穀梁，经、传、注、疏，手不持卷，背诵如流。发挥穀梁传义，详尽明白，结语总是说穀梁义最深厚。⑥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年，第37—38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年，第81页。 ③《先秦政治思想史》，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第328页。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510—512页。 ⑤《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321页。 ⑥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第540页。 柯劭称许陈汉章的本意，从另一事件中可以探知一二。1930年代，在清华讲《汉书》的杨树达被系主任蒋廷黻视为过时，因为杨只能讲版本，释章句，而不知汉代四百年间所发生的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所以决定换人。①蒋廷黻以为，中国的史家在分析即考据校勘方面，确有能与西洋史家比拟的人，但在综合方面简直是幼稚极了。②实则杨树达讲《汉书》虽由版本章句起，却并不限于此。蒋复骢曾询问柯劭治史应从何书入手，柯让其先读《通鉴》，蒋极不以为然，自认为岂能不知道读《通鉴》。实则柯的意思是要寻求《通鉴》的取材来源，以研究其剪裁、取舍、组织、安排。《通鉴》于历朝重大政治、经济、法律各项制度的创立改变，没有漏过一条。所以读《通鉴》为治史学入门阶梯。陈汉章的经学之优，应当从旧学里面看，才能有所把握。民国时期不少学有成就的后进，曾经受过读书、背书、讲书的私学教育，其知识系统并非全由教科书而来。他们对于老辈的学问及其治学态度，似乎领会更加贴切，不再以藐视之心看待固有学术，并从老辈那里逐渐明白了上两代学人的分歧和差别，背经书与讲汉书，自然有了不同的意义，而非愚不可及。用哲学的观念看经学的讲法，当然觉得奇怪，如果回到经学的世界，感受自有不同。宋育仁批评新派认书作学，正是此意。经学原为中国学术之本，破除经学，中国学术当然失去系统。就此而论，陈寅恪自谦不观三代两汉之书，只是针砭一味好古的时弊，并有心与时趋立异，而不得视为治中古史事规则。宋育仁批评民国学人“太看重汉后二千年史料，未窥经术门径，故忽却秦前二千年史料”，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后学治史而不知经，则眼光视线，到汉唐为止，于春秋以来之三代时间二千余年皆茫然，所以错比；又因中外文字统系不同，致多错译。”③经学或许的确不能适应近代以来不得不然的社会变动，但要理解此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不可废弃的必由之路。 老辈学人一般不大利用影响日渐广泛的传媒来传播学术，在他们看来，读书为己，这方面下过大功夫，很少有人像宋育仁那样，公开正面对胡适和梁启超关于整理国故的主张加以批驳。对于后进，也是只闻来学，不闻往教。其讲学提纲挈领，点出要旨，不愿详细说明，若学力不足，难以领悟。江瀚推崇柯劭“为经世致用之学，上绍亭林(顾炎武)，薄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引之)而不为。民国初年设地政讲习所，请柯先生批改学员课卷，柯先生往往批上千数百言，指陈历代土地政策的利弊得失，如数家珍，无一字不说中肯綮。足见柯先生的典章制度之学的精湛。若非将历朝史志及通典、通考等书烂熟于胸中，积蕴了丰富的知识，岂能有如此的表现！”柯氏为吴汝纶婿，张廉卿世侄，弟子有陈汉章、戴锡章、胡玉缙、余嘉锡、姜忠奎等。他的讲学与新派差别甚大，其开宗明义：“吾人治学，当讲宋人之义理，清人之考据，不可学阮元(芸苔)。阮氏全讲错了。”阮元追随戴震，主张训诂明则义理明，但读书要从整部书全篇文章去探讨，绝不能只从其中若干字去追求，更不能从若干字的原始意义去追求。戴震批评宋儒，实际是反对清世宗、高宗以理学统治人民，柯劭知道戴震所说以理杀人是指皇帝，阮元笃信戴氏，专心致志从字的古训去讲求义理，做了性命古训等文章。傅斯年后撰《性命古训辩证》，批评阮元，与柯劭 的意思相通。 ①《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 2003年，第129—130页。 ②蒋廷黻：《历史学系的概况》，《清华学报》第35卷第11、12期， 1931年。 ③问琴：《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6期。 蓼园弟子牟润孙知道治旧学的门径，本来是受梁启超的影响，他15岁读《国学入门书目》、《清代学术概论》、《清代学者治学总成绩》等书。后受业柯氏，问过若干问题，其答问可见老辈治学的态度与识见。如牟润孙因为梁任公很推崇焦循的雕菰楼易学三书，就问以清儒讲易的书，是否以焦为最好。柯答称焦氏的学说并不完全合于义理，他的书不算最好。若讲汉易，当推张惠言的《虞氏易》为上乘之作。后牟氏读焦书，知其用比例之法解易，只能解某些部分，若用来贯穿全书，则确有牵强或窒碍难通的地方。张茗柯所讲虞氏消息，虽也不能尽纳全书于虞氏义例之中，但他能阐明虞氏之学，不背汉儒家法。比惠栋的《周易述》条理清楚。《续四库提要·经部》易类的提要出于柯氏之手，其中的评论皆极平允适当。梁启超、胡适推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牟受其影响，也跟着崇拜章氏，并问柯劭讲史学是否应以章学诚之说为准绳。柯不以为然，告以刘知几的《史通》比较恰当。牟后来知道《文史通义》议论多可商榷，六经皆史并非其发明。梁、胡等认为纪事本末之体近似于西洋人写历史的体裁，看到章实斋说纪事本末圆而神，立论与西洋人的史书写法相符合，就大力为章氏揄扬。胡适将六经皆史也说成皆史料也，误会其本意，无从分辨误谬。① 外来系统应用之当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助于理解中国文献的本意，认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实况。新派学人不能直接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不得不借助外来的系统。对此新派视为理所当然，而老辈却不以为然。从柯劭的事例，可以体会老辈理解古籍本意的路径与新派大相径庭，看法和结论也相去甚远。关于这一问题上新旧两派的局限，陈寅恪曾有所评论：“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②这虽然仅就文化史立论，实际是理解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观念。 在世界进入一体化进程之后，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如何能够既解释得当又不以外来系统格义附会，这是后发展民族共同面对的重大难题，而几千年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其难度会更加巨大，同时也提醒世人注意，文化的多样性为人类未来提供可能选择的无可替代的价值。熟悉域外中国研究状况的余英时教授断言：“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 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③对于今日的中国学人而言，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几乎成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极高境界，与原来日本京都学派主张按照中国学人治学的办法研究中国学问的追求有些形似。不过，如果还有愿意取法乎上的探索者，老辈学人理解旧籍之道，不失为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门径。当年宋育仁批评胡适主张用外部的比较参考材料以改变研究范围过于狭小的近视现象道：“回到本位，就是治眼，原来近视，本光固在，即应由此循步而进。如治近视，移步插香，还须由本地本光本视线，移远再看再看，不可再觅显微镜把眼光弄坏，就不可医了。今人如是如是，此所谓资料，就是觅得西洋显微镜之比。”④这样的看法，值得后人认真玩味。如此一来，整理国故的前提即断定中国旧籍只是一堆材料，无系统无学理无分类，就不得不重新检讨。 　 ①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第535—544页。 ②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第4页。 ③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459页。 ④问琴：《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6期。

美国联邦、州及地方政府迅速上涨的赤字，连同社保和医保计划上的长期融资问题，引发了一场围绕财政紧缩问题的斗争。类似的斗争也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最富有的、在经济上最有权势的阶层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保守派政客联合在一起，要求通过公共部门紧缩开支来消除赤字，也就是大幅度削减各级政府在补助穷人和中产阶级以及重要公共投资方面的支出。

此本中认为是《海国记》的部分有关于钓鱼岛相对国境位置的记述

本文从农田水利上访行为中农民的国家观念角度切入，发现在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的上访中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求援"国家的行为而很少具有"抗争性"，而农民在农田水利问题上的国家观念正是农民采取这种"求援"于国家的上访行为的心理文化机制，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农民上访行为中的非政治化特征。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六章

诗人顾工套对儿子顾城诗作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转变。很多引用者往往只用前部分写不理解的文字，但文章的结尾表达的是对年轻一代诗人的期许。

“张女界之革命军，立于锦绣旗前，桃花马上，琅琅吐辞，以唤醒深闺之妖梦”。……“女权万岁！同胞万岁！中国亦万岁！”

本篇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三章, 曹卫东译

 此为十年前陈传席教授在南京接受几位记者联合采访的部分内容，现予摘发。——编者  记者（以下简称记）：陈教授，你虽然是研究美术史的，但你偶尔对书法发一些议论，我们读了都觉得很有深度，很有学问，十分中肯，十分正确。现在书法界鱼龙混杂，希望你出来点评一番。陈传席（以下简称陈）：我在美术界得罪了一大批人，不想在书法界再得罪人。记：我们只听，不乱传。陈：不乱传就好，至少十年内不能把我讲的内容传出去，更不能在报刊上……你们叫我谈什么？评谁？记：先评你们南京的林散之吧，他被人称为书圣。他的字到底如何？陈：首先给林散之定位：当代书法家中他是第一人，和他同时的书法家都超不过他（业余书法家又另论）。他的字有书卷气，内蕴丰富，即内在变化丰富。这方面，他甚至超过一些古人。（记者插话：他的字符合你提出的“阳刚大气”、“正大气象”吗？）林散之的书法，其优点我们可以说一本书，讲的人已经很多，现在就不多说了。现在谈存在的问题。首先他的字缺少“结构”。完整地说，他的字有线条而无结构。结构在书法上又叫结体，也叫结字。结字，你们是怎么理解的？我理解就是结构，犹如绘画的造型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中说：“……书则不得笔法，不能结字，已堕家声，为终身之痛……”一个“笔法”，一个“结字”，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学字，学名家字，首先学其结构。你学王字、学颜字、柳字，线条完全一样，但结构错了，那就不是王字、颜字、柳字了。比如“柳”字，你把右边提高，左边“木”字压低，你的线条再像柳字，也不是柳字了。记得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米海岳书，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真言，无等等咒也。然须结字得势，海岳自谓集古字，盖于结字最留意……”有人说学古人书要“略其形迹，得其神采”。这完全是胡说。学古人字首先是得其结构，最后得其神采。结构都不像，学王字不像王字，学颜字不像颜字，还奢言什么神采。你们都是学米字的，米“于结字最留意”，怎么能不讲结字呢？林散之写字就不讲结字（结构），当然不是绝对不讲，这一点可能是受他的老师黄宾虹的山水画的影响。黄宾虹晚年成熟的山水画不太讲究结构，因为他晚年眼睛不好，看不清，所以不讲结构。黄宾虹以“法高”而取胜，人们欣赏其“法高”而忽其结构。其实黄宾虹早年画山水十分讲究结构，你们注意看黄宾虹早年的画就知道了。林散之书法线条质量高，也是“法高”，但忽视结构总不是优点。这正如一个满腹经纶的硕儒，而身体却瘫痪，总不是好事吧。霍金是大数学家、大经济学家、大天文学家，他对宇宙起源的研究震动全世界，但他身体瘫痪，脸斜口歪，说话艰难，坐轮椅，不能自立，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吧，至少说不是优点吧。《庄子·盗跖篇》中，孔丘说：“丘闻之凡天下人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记者插话“呦，你都能背诵出来”。）他把人的结构之美，看为上德，才、勇反在其次。当然这只是他一家之说。封建社会用人标准“身、言、书、文”，也是把人的身体结构之美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书法作为艺术，岂能不讲结构美？古人说“得形体不如得笔法，得笔法不如得气象”。这气象就是形体结构和笔法的结合，结构还是应该讲一点的。当然，林散之字的线条内涵更重要。这正如霍金，人虽病瘫，但毕竟是大学问家。我只是说，他的字不讲结构美，总不算是优点。（记者插话：对对，陈老师您如果不讲，我们就把他的缺陷看成是优点了。）现在学林字的人只学他的缺点，他的线条质量反而被人忽略了。所以，几乎没有人请他写大牌子。你看这个《益寿文摘》四字书名，写得……（记者插话：结体真的不美，甚至很难看）但格调还是不俗的。你看毛泽东的字，谢无量的字，结构都很美的，但人家字的内涵也不错呀。还有林散之说他的字比祝允明好，但见到王铎低头。当然，你林老的字肯定不如王铎，说比祝枝山字好，绝非公论。祝枝山作为书法家，何等了得，于右任也赶不上，其他人要想和祝枝山比，先缓一缓吧。我也曾经认为祝字内涵不足，但现在我看法变了，祝字结构优美爽朗，他的线条为表达他的真性情，流畅而飞动，恰到好处。书，如也，如其人，祝字最得其真。任何人都不可以己长立项，强人从之……（当中一段听不清）所以，江苏人宁肯找尉天池写大牌子，也不找林散之写大牌子。你的字线条质量高，但只有专家看得懂，貌似专家的人跟着叫好，不懂字的人看不懂你的线条质量，（记者插话：这不能怪林散之）当然，所以我说他们不懂字。但不懂字的人专看字的结构，尉天池就专讲字的结构，这方面，尉天池并不错……

"天皇制"概念是个现代产物，它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它与江户时代以前的“天皇制”截然不同。按照日语习惯应该表述为“近代天皇制”。它指的是成立于明治维新之后，经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方式予以确立的绝对主义性质的政权机构。其实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总揽统治权，而其直属的文武官僚具体行使天皇的权力。

12月12日，是小津安二郎的生日也是忌日。生与死被安排在同一天，上天仿佛要为他的生命涂抹上浓重的东方色彩，一如佛教所说的轮回，一如小津电影中的宿命。这个圆圈的时间是60年，小津在他刚满60岁的那一天去世，正好一个甲子，刚满一辈子。生与死如此传奇，小津的电影却深深浸透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终生未婚的导演，却用一生的时间重复一个题材--家庭。在拍摄家长里短、婚丧嫁娶之余，小津始终讲述着一个主题--家庭关系的崩溃。小津找到了他观察日本人生活的最佳角度，家庭是东方人构筑社会关系的基础。在小津的53部长片中，崩溃中的日本家庭都是影片所要表现的主要部分。不要走太远，原来日本就在榻榻米上，世界也在榻榻米上。在这样的电影之旅中，小津用他连绵不断的讲述，创造了黑泽明所讲的日本电影之美，直到成为所谓东方电影美学的典范，让侯孝贤回味，让维姆·文德斯顶礼膜拜，让一代又一代导演获得精神力量。扎根世俗生活，表现普遍经验1903年12月12日，小津安二郎出生在东京深川一户中等人家，父亲是做肥料生意的商人，在10岁的时候小津随母亲搬到父亲遥远的故乡，在乡下接受教育。他的父亲却留在东京做生意。可以说，在小津10岁到20岁的成长中，父亲一直是缺席的。在母亲的袒护下他可以为所欲为，小津称自己的母亲为"理想的母亲"。但当他到了创作的成熟期又将父亲的形象理想化，如《晚春》、《东京物语》等。拍摄于1949年的《晚春》是我最喜欢的小津电影。故事讲述一个已经过了婚龄的老姑娘和年迈的父亲一起住在镰仓。她没有婚姻的打算，觉得能照顾孤苦的父亲，和他相依为命就好。父亲觉得自己耽误了女儿的青春，考虑要续弦。女儿知道父亲要再婚就决定嫁人离家。结婚后，家里只留下了根本没有打算要续弦的父亲。从这部影片开始，小津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平衡的灵韵，极少的人物构成，简洁有力的场面调度，使小津的电影具有了某种抽象色彩，极度具体又极度抽象，这是小津电影的奇迹。公认最能完整表现小津电影美学的作品是拍摄于1953年的《东京物语》。故事讲一对住在外地的年迈的夫妇到东京看各自成家的儿女。孩子们太忙，没时间招待老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将两位老人送到热海玩，表面上是在尽孝，实际上是打发老人。老母亲去世后，孩子们回来奔丧像是在完成任务，匆匆来匆匆去，只留下孤独的老父。小津在《东京物语》获得《电影旬报》10大佳片第二名后说："我试图通过孩子的变化来描绘日本家庭制度的崩溃"，接着他说这是他最通俗的一部作品。小津的影片扎根世俗生活，始终表现人的普遍经验。摄影小工出身的高产导演1921年，小津高中毕业后在乡下当了1年小学代教，然后回到东京。他的叔叔介绍他和松竹公司的经理认识，这样小津很快进了著名的松竹电影公司工作，一干就是45年。小津是典型的片厂培养的导演，他从搬器材的摄影小工干起，1年后就升为助理导演，又过了1年升为导演。这中间有他付出的努力，也可见他的编导才华。小津的处女作是1927年根据美国电影改编的1部古装戏《忏悔之剑》，事实上他并没有看过该片，只是在电影杂志上读到了这一故事。今天这部黑白默片的底片、拷贝和剧本都已不在，我们无法了解影片的具体情况。总之小津从此踏上了导演之路。不可想象，小津在1928年拍了5部电影，1929年拍了6部电影，1930年拍了7部电影。这比法斯宾德还要"猛"很多。从1929年的《突惯小僧》（《小顽童》）开始，小津已经找到了他日后一惯的主题--家庭，以及家庭的社会性延续，如学校、单位、公司等。从1930年开始，小津的电影语言越来越简朴，他放弃了当时默片惯用的技巧性剪接，如溶、淡等，在商业性的创作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电影方法。1932年，小津拍出了他的第一部杰作《我出生，但......》。这部黑白默片表现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中的两个八九岁的男孩，发现他们敬爱的父亲竟然在老板面前点头哈腰，但在学校里，老板的儿子在哥俩面前连鬼都不如。哥俩绝食抗议，但最终觉得老板好像真的很牛。这部影片结合了小津电影美学的各个要素，通过小孩子的视角阅读了日本社会森严的阶级结构。在两个小孩儿失去纯真的时候，电影不再是单纯的喜剧。这部电影获得了当年《电影旬报》10大佳片的第一名。1936年，小津拍摄了他的第一部有声片《独生子》；1958年，小津拍摄了他的第一部彩色片《彼岸花》。他是那种见证了电影技术成长的导演，在漫长的电影生涯中不会被技术征服，也不会被技术淘汰。他始终专注于自我电影世界的建立，他创造了一种电影，用以表达他对世人的看法。以极简模式成就东方电影之美小津电影的高贵品格在于他从不夸张和扭曲人物的处境，而扭曲和夸张人物的处境直到今天都是大多数电影的通病。和他的日本同行相比，他既不像老年的木下惠介那样对家庭抱有浪漫的幻想，也不像成濑已喜男那样毫无保留地批判家庭。小津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的观察而非简单的情绪性批判。小津的立场是审慎客观的，因此会有人不喜欢他的作品，说他太温和、太中产阶级。尽管日常生活中的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克制、真正宁静的民族，但这些美学品格依然是小津的诚实理想。小津在整个导演生涯中，都热衷于使用一种镜头--一个人坐在榻榻米上的高度所摄得的镜头。不论室内或室外，小津的摄影机总是离地高约3尺，很少移动。但他用很少的移动突然间穿过他在此之前营造好的静止世界，产生一种神秘不安的气息。这些都是小津招牌式的镜头语言，他的中国追随者侯孝贤其后也一样，两位大师的电影语言都来自他们的人生哲学--静止中的观察，实际上是一种倾听的态度，是一种尊重对象的态度。画框也是小津最重视的形式依托，他在拍片之前，都要用铅笔画出每一个分镜的草图。小津的机位很低，这些都显示小津想获得一种绘画意义上的平衡感。小津给他的电影方法以严格的自我限定，一种极简的模式。他绝不变化，坚定地重复着自己的主题和电影方法。这形成了小津电影的外观，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写作，成为日本民族的记忆，成为日本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他的克制、在形式上的自我限定却也是大多数东方人的生活态度，于是有了小津电影之美，有了东方电影之美。小津的电影方法不煽情，而是敏锐地捕捉感情，他限制他的视野，但能看得更多；他局限他的世界，以便超越。比起普通的电影，小津电影中的故事要少得多。而所谓故事，看起来往往只是一些闲情散景。小津的53部影片中有25部是著名编剧野田高悟和小津合作的，《早春》之后的8部作品都是在野田乡下的寓所里，在两人一起散步、喝酒、争论中完成的。小津的电影世界，给你极少，又给你极多。1963年12月12日，小津安二郎因癌症而死。他在去世后多年才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他当然不会在乎这些，他的墓碑上无名无姓，只刻有一个大大的"无"字，他早参透了人生。1999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我的监制市山尚三带我去镰仓丹觉寺看小津的墓。我们点了香，敬了酒，送上花。鞠躬的时候闻到淡淡的香味，我相信空中缭绕的一定是所谓小津的精神。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自古有之，但粮食问题并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常常超出贸易范畴，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各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也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粮食贸易开始于19世纪。当时的俄罗斯和北美还都是英国新兴工业城市的主要小麦供应者。工业革命直接造成英国农村人口的锐减和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单靠英国农业所生产的粮食，无法供养庞大的工人阶级，从而导致了国际粮食贸易的急剧发展。俄罗斯的农民和美洲的农民，将粮食装载进牛车和商船运往粮食紧缺的英国都市。逐渐全球化的市场成就了全球粮食贸易。在此之后，粮食贸易迅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年穿越国境、横渡海洋的粮食还很少超过3 000万吨，但到了1975年就已经达到了1.6万吨。　　美苏两国也无法逃脱世界粮食贸易发展的大趋势。1970年代，两国处于短暂的缓和时期，贸 易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且，因粮食在国民安全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两国贸易中处于最关键地位的仍是粮食贸易。因此，对于美苏两国之间粮食贸易的考察，为当时美苏之间双边关系的解读提供了一个直接有效的视角。而关于1970年代的美苏粮食贸易，学者们多使用新闻纪实手法或是历史研究方法，缺乏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1970年代发生在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进行系统的整理，在现实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罗伯特·D·帕特南的双层博弈模型进行分析，以期对事件做出更为深入的理解，且对后来美苏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解释。一　美苏粮食贸易的背景　　基于供求理论，粮食贸易的发生需要具备最基本的前提——即美国有余粮可供出售，苏联有需求购买粮食，且具有充足的购买能力。　　对美国来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立国以来比较稳定的政治局势(世界大战的战火从未燃烧到美国的土地上)、先进的科技研发所带来的优良品种、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农业设备以及充满活力的市场制度，这些因素互相配合，最终成就了美国的农业奇迹。到1972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农业工人就可以供养50个人了[1]。粮食的生产过剩 并非是一件好事，最终粮食过剩酿成了美国持久的农业危机。危机对农场主打击巨大：一方面，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迅速扩大。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农业危机期间(1948~1972年)，在农产品价格维持在1948年的低水平的同时，工业品价格始终保持着上升的势头[2]。另一方面，农产品的库存大幅度增加，粮食过剩使大量农场主在危机中破产。　　一直以来，粮食都属于价格弹性小但在国民安全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商品，因此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以下四项措施来应对国内的农业危机：(1)限制农业生产，实行政府向农场补贴的土地休耕制；(2)政府以规定的“支持价格”收购农产品，并由国家银行发放低利信贷以保证农场主利润收入；(3)建立农产品的政府囤储；(4)主要由政府资助出口商向国外倾销及政府以援助名义扩大农产品的输出。但是到了70年代，随着国际环境及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政府财政赤字累累，通货膨胀加剧，尼克松政府在国内逐渐放弃了由政府大量囤储农产品和规定支持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办法，改由依靠市场价格变动来调节农产品的生产与供应。因此，美国的农业现实及相关政策使得美国不仅有余粮可卖，而且充满了向外销售余粮的冲动。　　政策方面，美苏之间进行贸易的障碍也在日 渐打破。1954年，美国国会表决通过了480号公法，给美国政府提供了推销剩余粮食的完美工具。480号公法的实质是，美国政府允许外国政府用从美国借来的钱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外国通过和粮食公司签订协议从而实现交易。因为冷战的需要，苏联一开始并不是480号公法的对象。1963年，肯尼迪总统出于缓和政策的需要，开启了美苏之间粮食贸易的大门。但不幸的是，因为粮食贸易背后所带来的政治风波，两国间的贸易不久后重新归于沉寂。1971年6月，美苏粮食贸易间的障碍再次被跨越，尼克松总统迈开了允许和苏联进行大宗粮食贸易的步子，在取消了粮食出口许可证的同时，还取消了运输粮食的船只中美国船只必须占到50%的规定。　　此时的苏联农业，在二战后虽然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但仍然不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一方面，与美国相比，此时的苏联，生产效率还很低下，一个农业工人只能供养7个人[3]。这跟苏联长期以来的国家制度和生产方式有关，僵化的制度束缚着农业的活力，而且长期以来苏联的生产结构并不合理，对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使得农业的基础设施、机械设备和科技水平远低于美国。苏联发展农业的自然环境也并不尽如人意，不仅耕地非常匮乏，而且60%以上的商品粮生产集中在东部干旱地区，旱、涝灾害一直是苏联粮食生产的最大威胁。　　另一方面，苏联国内对于粮食的需求量很大。饮食结构的变化造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造成了粮食构成的变化，肉食品的增加使苏联对于粮食的需求呈上升趋势。巨大的供需缺口，再加上政治上的诉求[4]，强化了苏联的购粮动机。国内曾经出现过的大规模粮食饥荒，使苏联比其他国家更懂得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在国内，它一面高唱“缓和”，一面扩军备战，增加战备粮食囤储是苏联增加进口粮食的原因之一。对外，苏联需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保持其国际影响力，粮食方面的对外援助一直以来都是苏联沉重的负担。此外，苏联还企图通过向美国买粮以达到同美国“缓和”关系，借以麻痹美国的目的，从而便于从美国输入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并争取美国的贸易和信贷优惠，以全面推动美苏经贸关系。　　70年代初，苏联在粮食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1971年，苏联保证向东欧、古巴、朝鲜、北越和埃及提供8百万吨左右的粮食援助，为此苏联政府感到左右为难：要么履行自己对那些国家的际诺，要么执行旨在改善苏联人民粮食供应的第九个五年计划纲领。粮食供需的巨大缺口不仅变成苏联对外扩张的障碍，而且稍有不慎还会导致国内的混乱。人民要求达到与工业和军力发展相称的生活水平使苏联领导人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基于此，粮食进口成为摆在苏联领导人面前的一条可行之路。二　1972、1973年——第一个粮食贸易高潮　　　　　1972年，世界许多国家遭遇旱灾，而苏联所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该年7月，除了在赫鲁晓夫指导下1953年开垦的处女地——亚洲的哈萨克草原以外，苏联的农场普遍缺雨，旱风劲吹，把农田变成了沙丘，小麦奄奄一息[5]。面临这种局面，苏联派出“全苏粮谷出口公司”作为政府的代表分别同美国的各大粮食公司进行交涉。据初步估计，“大陆”至少卖了550万吨，“达孚”225万吨，“卡吉尔”200万吨，“库克”90万吨，“合义”60万吨，“加纳克”55万吨。这些数据是缩减了的，但总计已经达到了1 170万吨，约4.3亿蒲式耳[6]。1972年上半年，美国的小麦库存量约为2350万吨，而一年多后，库存量就急速下降到低于700万吨。　　1972年的购粮风波刚过，1973年年初，苏联开始进一步在美国采购粮食。1973年的春秋两季，“全苏粮谷出口公司”再次起到“进口粮谷”急先锋的作用。其他一些长期以来出口小麦的国 家，如阿根廷和澳大利亚，都还处于干旱的袭击之下，不得不谢绝他们的主顾。于是，苏联将眼睛盯住北美，把它看成是大规模谷物供应的唯一来源。　　十多年以来，在美国农业部和粮食公司里，主张扩大市场的人就期待着这样的局势：所有的小麦价格很快超过了支持价格，市场最终被控制在私营部门的手中；同时国际市场饱和的日子已经结束，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争相购买美国的粮食。　　但是购粮高潮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很快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因此，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调控，对部分商品实行禁运。虽然短时期内物价的上涨被遏制，但很快还是超越了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　　随着粮食贸易的日益增加，在国内市场波动的巨大压力之下，国会要求农业部拿出反映粮食贸易的资料。这时候，福特政府在这种粮食供应不足的形势下，于1974年10月，加强了管理制度，要求一日之内超过5万吨或一周之内超过10万吨的粮食贸易，美国公司都必须事先申报。三　1975年美苏粮食贸易及对美国的影响　　1975年的粮食贸易是继1972~1973年美苏粮食贸易后的第二个高潮。而早有迹象表明苏联将在1975年开始大规模的粮食收购。1974年夏季，美国派往苏联视察春小麦的小组，被拒绝深入该小麦生产的关键区域。1974~1975年冬季，苏联气候十分反常，一些地区根本没有下雪，冬小麦的收成势必会受此影响。1975年2月1日，苏联人又一次在瑞士大规模抛售黄金，正如1972年苏联利用南非的黄金销售量大大减少之机抛售硬通货向美国购买粮食一样。这一切都在预示着新一轮粮食贸易即将开始。　　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最初进展得非常顺利。1975年3月，在美国，粮食事先申请批准的制度被取消了[7]。1975年春季，美国农业部向美国公司声明，不足1 000万吨的交易不会受到政府方面的阻碍。而且苏联此次向美国购买粮食所采用的手段比1972年那一次更为隐蔽，更为精妙。苏联购买了几乎1 000万吨的粮食，并已租好了载运这些粮食的船只。　　但7月24日，美国政府基于冷战战略的需要以及苏联购粮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考虑，要求美国公司同意停止一切新的销售；8月11日，又下定决心，终止了包括先前美苏所达成的一切粮食贸易。苏联只得向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增购粮食并被迫在国内大量宰杀牲畜。在美国的粮食禁运开始不久，美苏两国开始谈判。9月29日的谈判中，苏联人要求定出从美国进口粮食的最低数量，美国人则要定出最高数量。在这个问题上，苏联让了。但是对于美国提出的石油方面的诉求[8]，苏联则毫不相让。时间一天天过去，美苏两国在谈判桌上却毫无办法把小麦协议和石油方面的让步联系起来。在美国农场主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政府最终放弃了将苏联购粮与苏联向美国出售廉价石油相挂钩的想法。1975年10月，美国副国务卿查尔斯·鲁宾逊来到苏联。通过他的斡旋，两国最终达成粮食协议。其主要内容为：苏联每年购买美国粮食不少于600万吨，但不超过800万吨，其中小麦和玉米各半，在此限额内不受禁运的影响；如果任何一方想扩大贸易额，必须事先与对方协商[9]。两国间完全中断的粮食贸易重新恢复并稳定下来，而石油问题则不再被提起。　　对美国来说，对苏联输出大量的谷物确实有助于促进本国农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平衡国际收支和加强美元地位等。尤其是美苏粮食贸易关系的增强，带动了两国贸易、信贷关系的全面发展，对促进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都有一定的作用。1971~1975年间，美国的粮食出口为美国增加了136亿美元的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石油价格上涨的费用。　　但是，粮食贸易对于美国来说是利弊共存，1973年之后，粮食的价格上涨，饲料上涨，导致肉类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花同样的钱所能买到的食品越来越少，家庭主妇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首当 其冲的就是美国的贫苦人家和获得固定收入的人。粮食利益驱动下的其他国家的投资人，又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农产品价格暴涨的诱惑下，人们推土拔树，开荒造田，大面积种植世人所需要的作物。环保专家揭露说，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四处扩散使得鱼类和沿海河流的天然平衡受到了危害，因为那些毒物必然会随着雨水排入河道[10]。　　作为协调国内利益的一种方式，联邦政府加大了对粮食贸易的监管，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联邦粮食检察署，来负责监督粮食出口。与此同时，五大粮食公司都在后来的时间里，因为贪污或是虚假账目的问题，受到一定的冲击，美国 政府对于跨国粮食公司的控制力增强。但是美国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阻止苏联人继续秘密地和跨国粮食公司进行交易，大量购买小麦。美国政府对这些交易的唯一控制，就靠1975年美苏协议的条款，其中规定：当苏联人的购粮超过800万吨时，就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至于粮食公司，它们一如既往地秘密活动，虽然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强，但是它们仍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四　双层博弈分析　　1988年，美国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提出了双层博弈理论，从而将对外决策过程中，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把国际谈判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层次或称国际层次的谈判阶段以及第二层次或称国内层次的批准阶段。第一层次形成的协议必须得到第二层次的批准才能真正实施，但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时间顺序又不是绝对的。在多回合的国际谈判中，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层次并行的。“在国家层次，国内集团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采取有利于己的政策，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建构这些集团间的联盟来寻求权力。在国际层次，一国领导人力图使自己的能力最大化地满足国内压力，同时也使不利的外交发展结果最小化。”[11]双层博弈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帕特南的这些理论对于解释1970年代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提供了一种有效方式。　　(一)国内层次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粮食贸易同石油挂钩对美国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最终既能销售掉粮食又能得到石油利益上的好处。但是事实上，同石油挂钩还是影响了粮食贸易。首先，向苏联施加经济上的压力，就需要一定的粮食禁运为前提，在粮食禁运期间粮食销售同石油利益之间就是一对矛盾。其次，以粮食换取石油存在风险，谈判失败之后，很可能带来粮食贸易的终止。再次，即使双方谈判顺利，为了石油利益，美国必然会让渡一部分粮食利益，从而给粮食贸易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在这一对利益矛盾基础上，在国内层次方面，美国各种利益群体产生了分化。　　美国政府的观点可以由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来代表。福特总统的选区，同其他地区相比，多为农业区，因此福特在成为总统之后，非常重视来自农民和农场主的意见与建议[12]。1975年的上半年，福特总统面临着选举期，而其选举中较占优势的地区中，农民占多数。此时同苏联之间的贸易不啻为上帝的福音。其国务卿基辛格也因为一直以来持美苏缓和的观点，所以也常为粮食贸易辩护。他希望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尽可能多的 经济关系，进而使苏联领导人发现继续同美国对话和交往的长远利益。　　但是，他们的想法会随时局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动而变动。1975年7月下旬，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数额不断增大，最终超出了1972年苏联购粮数的总和，这使得福特和基辛格都分外警醒。加之1975年的美国处于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双重压力之下。在中东，美苏之间的争夺也非常激烈，争取埃及-以色列停战协定的签订，打乱苏联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也是美国的既定目标。如果苏联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需要粮食，它最后就会同意以低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石油。而这同 时就是向石油输出国组织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同时坚信，与苏联在粮食问题上讨价还价，美国就越有可能得到苏联在石油问题上的让步。　　福特总统公开表示，美国在市场上必须利用自己的实力地位来对付苏联人，农民应该得到大量收入，海运公司应该得到合理的运输份额，还必须利用苏联对其依赖性来得到其他间接的好处。在福特等人看来，粮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国家资源，是不能放弃给交易机构或贸易公司的。因此，以福特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主张粮食贸易同石油利益挂钩。并且，他们倾向于将粮食置于政府的主导之下。　　出于部门利益考虑，美国农业部的政策一直以来都保持连贯与统一。它主要是对农民负责，只要赢得美国农民的感激，就可以赢得选票。作为美国时任农业部长的巴兹，他的政治哲学是供求规律可以使市场自然平衡，并认为，政府应该尽少干预。农产品支持价应保持足够低的水平，以防止农民的生产超出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应该尽量促进出口。巴兹既不为美国消费者操心，也不为外国着想，他只希望把美国的农产品卖得更贵些。1972年苏联的大规模采购同农业部的这种立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巴兹所领导的农业部和政府之 间的关系并不好。1974年，财政部和白宫贸易处的代表，终止了两笔卖粮给苏联的大交易。基于1972年的前车之鉴，在1975年召开的多次美苏粮食贸易会议，都没有邀请巴兹参加。然而，在粮食贸易问题上，农业部同其他部门的不合，并没有改变农业部以及巴兹的立场和看法。　　而作为美苏粮食贸易的直接实施者，粮食公司在美苏之间的谈判中，立场也是明显的。此时支配美苏之间粮食贸易的粮食公司共有五家：卡吉尔公司、康迪南特公司、邦奇公司、路易·特雷孚斯公司和安德烈公司。其中卡吉尔和康迪南特被看成是世界上两家最大的不在交易所挂牌的公 司，而邦奇则是世界第一流的公司之一[13]。意识形态方面，这五大公司都保持中立，依他们看，粮食和种子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是供求法则和顾客的支付能力。正因为他们中立，不代表任何国家的政府，不带有任何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点上，他们同美国政府之间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他们总是在追逐着利益的最大化，最为期待的是自由的粮食贸易，因为只有这样，所有的粮食价格才能超过支持价格，最后市场才能被控制在私营部门的手中[14]。另外这些大公司能够成功地藏身于阴暗之中，躲避在鲜为人知的远处；且属于跨国公司，经营着全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分配和加工。这 两点影响了政府对其的控制力。它们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虽然美国政府可以限制它们在美国的活动，但是他们却可以充分地利用欧洲子公司来实施掩护，进行活动。以1972年的交易为例，粮食公司之间执行严格的保密政策，彼此之间并不知情，甚至在那段时间公司也显然欺骗了某些政府部门[15]。　　另外，苏联也倾向于利用跨国公司进行交易。这可以在苏联政府和美国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如果苏联人向美国政府建议购买粮食，就会引起政治问题。美国政府可能会冒犯民众，因为广大公众尚不习惯于向共产主义国家提供如此大额的 粮食，因而会向苏联提出除粮食之外的其他请求。但苏联如若交给粮食公司办理，则只是粮食数量和粮食价格的问题。　　与美苏粮食贸易利益相关的美国农场主们，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选择中，更为关注的还是个人利益和现实利益。当美国政府尝试利用粮食禁运来与苏联讨价还价时，农场主们的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农场主们的愤怒成为在美苏谈判中，美国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在美国的农业州里，爆发了不满情绪。参议员、国会代表和一切关心农业的人对共和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结束这些谈判，并让粮食在苏联人还愿意买的时候，销售出去。农场主们的诉求是简单明确的，那就是要求出售粮食。　　而美国消费组织和工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较为灵活和可变动的。一方面，这两个组织是反苏的，很多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苏联?他们为了取得军事优势，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军备，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弥补他们的失败，喂养他们的人民。另一方面，他们的利益诉求又是相对简单的，就是防止物价上升，创造就业机会。工会领导人想要为美国海员创造就业机会和得到防止苏联购粮可能造成的通货膨胀的保证[16]。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对粮食贸易的控制，从而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二)国际层次　　美国同苏联之间能进行谈判的基础就是苏联对美国粮食贸易的依赖。为了能够在谈判中处于优势，苏联在世界上四处搜集一切可能出售的多余粮食。美国人已经控制了本国的粮食出口，但对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的活动却无能为力。所有这些公司可以自由将其他国家的粮食卖给苏联人。福特政府强令停止销售，不是出于公开的政治原因，而是担心粮食方面新的通货膨胀压力。粮食公司继续为苏联人到处购粮，它们替苏联人向欧洲共同体市场购买了150万吨小麦，后来又买了75万吨，接着它们又向加拿大购买了5万吨燕麦。　　因此，美国不仅在石油贸易上处于劣势，而且美国在粮食贸易上也没有占到上风。国内的粮食过剩决定了美国不能超然事外，最终还需要苏联的购买，所以在谈判中，苏方代表先谈到了二战期间美苏的联盟，他们在美国人面前说这些话的目的，是要使美国人懂得，在新的缓和时代里相互信任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人感到“卡住了脖子”。这一席话是很清楚的：“苏联在农业方面受到了灾难，他们可用，也可不用美国的粮食来对付这样的灾难。苏联人曾经历过饥饿，也见过自己的城市被围困。如果美国人认为苏联人会为了几船粮食 而出卖自己的政治原则，出卖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支持，那他们应该重新去读一下历史”[17]。　　(三)获胜集合　　“双层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帕特南将国内层次的“获胜集合”定义为“投票中所有可能获胜(即获得多数票)的国际层次协议的集合”[18]，也就是指国内选民对国际层次达成的协议所投赞成票的集合(在国际谈判理论中用“议价空间”表达同一概念)。　　虽然，谈判代表国内预计的“获胜集合”越大，他在国际层次的行动就越容易受制于对手，而国内“获胜集合”较小则成为一种议价优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获胜集合”越大，国际层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国内层次的博弈中，最强有力的就是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冲突。因此，美国政府总是试图将跨国公司收进自己的“获胜集合”之中。跨国公司确实具有很大的优势，它富于效率，超脱于民族主义之上，是沟通不同意识形态的桥梁。但没有政府的干预，国家的利益就会有受到忽视的危险。在这些跨国公司的日常运营中，国家利益并不能完全左右它们。虽然不可能完全反对国家利益，但它们的目的与国家利益并不能完全吻，这也就使得美国政府同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调，成为1970年代美苏之间粮食贸易进行过程，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　　同时，国际层次上的议价，也会影响国内的获胜集合。以1975年为例，正是因为苏联人在石油问题上毫不妥协，导致美国人在国内问题上好不容易才聚集起来的一致意见又发生了分歧。而苏联也正是因为对美国国内形势的正确把握而能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苏联人通过跨国公司拉拢了五大粮食公司，刺激了美国的农场主，就这样通过分化瓦解美国的内部力量，从而获得胜利。　　因此，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并不能相互割裂，它们在彼此影响之下，形成有机互动。只有在这两个层面同时占有优势，才能在最终的谈判中获胜。余　论　　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并不单单是一场粮食贸易，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的较量。在服务于美国总体冷战战略的外交政策中，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永恒不变的只有国家利益。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并不相同。能不能获取国家利益，就需要在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这种力量对比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国家实力，也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博弈结果。国际国内两个层次上力量的变化，都会导致最终结果的变化。　　美苏之间1970年代的粮食贸易是建立在美苏均势基础之上的。一旦这种均势被打破，美苏之间的贸易形势也就发生了变化。这种相对较为平等的粮食贸易到80年代之后，势必无法维持。1980年代，美苏的经济关系越来越有利于美国，越来越不利于苏联。苏联鉴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经济日趋陷于停滞，单方面越来越有求于美国，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同时1980年代石油价格下跌，苏联失去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内外形势的双重权衡之下，美国向苏联提出一系列诉求，涉及苏联的核心国家利益，诸如核武器、人权、德国、东欧问题。虽然这时美国农场主仍反对人权与贸易挂钩，主张积极拓展对苏贸易， 但美国政府在此方面更倾向于国内的鹰派，主张贸易与人权挂钩，来迫使苏联让步。而戈尔巴乔夫为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开始主动与美国合作，满足美国的要求，在一系列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屈服于美国的要求，苏联在与美国冷战的较量中最终败下阵来。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詹姆斯·特拉格：《金黄色的麦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5年版，第88页。　　[2]据徐更生的《美国农业》一书显示，此期间工业品生产价格上涨了53.3%，其中农业机械价格上涨了105%，从而使农场的生产费用大幅增长。参见徐更生《美国农业》，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3]James Trager，Amber Waves of Grain， New York：Ar-thur Fields Books， Inc.，1973， p.80.　　[4]稳定国内、国外的政治，都需要苏联提供足够的粮食保障。　　[5]James Trager， Amber Waves of Grain， p.43.　　[6]詹姆斯·特拉格：《金黄色的麦浪》，第54页。　　[7]丹·摩根：《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8]面对阿拉伯国家对美国以及对其他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美国试图通过粮食贸易获得苏联廉价的石油，而苏联仅仅只想从美国购粮，反对将二者挂钩。　　[9]W.Klatt，Reflections on the1975Soviet Harvest， Soviet Studies ， Vol.28， No.4 (Oct.，1976)， p.487.　　[10]前引书：《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第12页。　　[11]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No·3(Summer 1988)， p.434　　[12]Thomas M.Defrank，Write it when I’m gone：Remarkable off-the-record Conversations with Gerald R.Ford， New York：G.P.Putnam’s Sons， Inc.， 2007， p.55.　　[13]前引书：《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第4页。　　[14]丹·摩根在《粮食巨人》一书中，将这种隐秘的倾向解释为，害怕人民在缺粮和饥荒的时候会把他们看做苦难的根源，从而对其进行报复性的迫害，最终毁坏其事业。　　[15]根据当时的规定，凡进行粮食期货贸易的公司都应该把交易情况告知农业部的管理部门。后来，康迪南特公司、邦奇、路易·特雷孚斯公司和安德烈公司的分公司也都受到了指控。　　[16]前引书：《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第186页。　　[17]同上，第201页。　　[18]Peter Evans， Harold Jacobson， Robert Putnam， 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433.

如果说我们承认有国进民退的话，首先我们的思路应该更开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是一个全世界的现象。重庆成了西部地区资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最发达地区，因为一个最基本的机制就是通过国资增值可以普遍的降低税收，降低企业税收、也降低老百姓买房子的税。

19世纪也曾有三个俄国使团来到中国，当时俄国汉学已经进入传教士汉学阶段，因此使臣出使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外交方面。17-18世纪的俄国使臣则以出使报告和笔记等形式留下了更多关于中国的记述，这些档案史料被保存在俄国各地的档案馆中，有些已刊布，但尚未被更多学者利用。

虽然在中国历史记忆中炎黄是同时代的人，但炎帝被画成蛮荒时代豪酋，而黄帝则是文明帝王之像。这两幅画像表现战国时人处在一个华夏刚形成的时代；在此新时代﹑新认同下，他们以炎帝时代的原始﹑崩乱来衬托黄帝时代的文明﹑统一，以黄帝打败炎帝来表现 "当代" 与 "过去" 间的断裂。炎黄的历史形像留在中国文化记忆中，巧妙的表现在《三才图会》的这两幅画像里。 炎黄子孙是谁？ 王明珂蚩尤的后代到哪去了？与黄帝同时代的其它人，他们的后代到哪去了？中国民族的蒙古﹑藏族﹑苗族﹑满族等，也是炎黄子孙吗？--"我们是炎黄子孙"，在这一最简单的中华民族史判断中，隐藏着"历史"最深的密码。五千年前，两位"英雄"，黄帝与炎帝大战于阪泉，黄帝打败了炎帝。后来黄帝又调集各诸候军队，与另一部族领袖蚩尤大战于涿鹿，胜了蚩尤。黄帝从此繁衍其子孙，因此后来的华夏或汉人都是黄帝之裔；或者说，有些人是炎帝后代，所以他们常自称"炎黄子孙"。一部最简单的中国民族史便是如此。然而现在，大家对这历史有意见。蚩尤的后代到哪去了？与黄帝同时代的其它人，他们的后代到哪去了？中国民族的蒙古﹑藏族﹑苗族﹑满族等，也是炎黄子孙吗？经过一番考据，这历史变得有些复杂--持肯定观点的认为，有些黄帝﹑炎帝的后代迁徙或奔逃到远方去，所以中国北方的满﹑蒙﹑藏等民族以及今日朝鲜半岛上的大韩民族都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蚩尤则被放逐，或被迫辗转迁到南方，成为许多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但这种对历史的解释，还是有许多人不满意；中华民族中还有许多民族与炎﹑黄﹑蚩尤的关系不清楚，更何况，除了炎﹑黄﹑蚩尤这些英雄外，当时一般老百姓应该也有后代罢。若你是位怀疑论者，对以上历史解释都不相信。那么，我们就先从"为什么我们相信历史"谈起；之后再提出另一个版本的炎黄子孙历史，看是否能更让你信服。历史事实或历史记忆塑造现在？历史，这个词，在中文里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意。其一，真正曾发生的过去；其二，我们所记得的﹑述说﹑书写的"过去"。在英文里也一样，一个字词，history，代表两个意思--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为何有这样奇怪的现象？这是因为人类都生活在历史记忆造成的社会里，社会现实是如此真实，因此我们普遍将历史记忆当作历史事实。笔者曾在川西研究羌族的历史记忆。在那些高山深沟中，若一条沟中有三个寨子，当地人说起三个寨子所有人的来源时，常说："从前有三个弟兄到这儿来，一人到一个地方建寨子，他们就是这三个寨子民众的祖先"。说起更大范围的人群，譬如邻近七条沟所有村寨人群的来源，他们说"从前有七个弟兄到这儿来......。"乍听来，我们会觉得这算是什么历史？但本地人的确相信这样的历史。生活在山沟中，三个寨子民众共同拥有﹑分配与竞争沟中的资源。外面人来这儿挖药，三个寨的人联合起来把他们撵走，因"历史"告诉人们这是那三个弟兄祖先所占地盘。一寨人上山砍柴，要进入二寨地盘时便得止步，因"历史"告诉他这是二寨的地盘。这就是前面说的，社会现实是如此真实，人们普遍将历史记忆当作是历史事实。但历史记忆，并不表示它们不真实。我是一位台湾历史学者，就以台湾的历史来说罢。台湾目前最强势的一种历史记忆便是：台湾最早的住民是原住民，300年前闽粤移民随郑成功来台，他们是闽南人﹑客家人的祖先，60年前又有一批大陆军民随蒋介石来台，他们是外省人的祖先。相信这样的历史，所以台湾的社会现实便是，人分为四大族群，其中原住民是被征服者，外省人是新住民，闽南人与客家人才是真正的台湾人。以上历史，哪一点不是历史事实？但台湾的历史也可以循着深沟里羌族讲述历史的办法来写，那些英雄都不须提，"从前有四个弟兄到台湾来，他们的后代分别成为台湾四大族群。"相信这历史，那么台湾的社会现实便会是：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区分，也没有老居民与新移民之分。历史不一定要始于郑成功﹑蒋介石等"英雄"。但是绝大部分人类社会中都有征服者﹑被征服者区分，老居民﹑新移民区分，因此大家都喜欢谈英雄历史。黄帝在众多古帝王记忆中脱颖而出五千年前黄帝﹑炎帝﹑蚩尤等几个部落首领间的战争，当然可能是历史事实；类似的部落战争在商﹑周之前不知发生了多少。在商﹑周的甲骨金文史料中，完全找不到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的记载。那时也没人自称华夏。有趣的是，到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贵族开始自称华夏，此时便出现许多有关黄帝﹑炎帝﹑太皞等英雄祖先的历史记载了。而且，就像战国思想家们对于如何治理百姓﹑平息战争提出各种意见，所谓"百家争鸣"。这时人们对于如何将黄帝﹑太皞等各部族祖先记忆集结成一个"历史"也纷纷提出不同方案。譬如，其中一个方案是，称黄帝﹑炎帝为两个弟兄。但最后有一个历史版本广为大家接受；这"历史"便是，太昊﹑伏羲等为远古蛮荒之世的帝王，炎帝﹑蚩尤为败于黄帝之手的部族领袖，黄帝成为结束乱世﹑开创文明的唯一帝王。黄帝在政治上，当时自称华夏的各国外驱戎狄﹑内争雄霸。事实上，所有这些现象--政治上的争王与兼并，思想上为社会长治久安进行的争辩，以及在历史记忆上出现组合各部族祖先的多元版本--都表示当时华夏正由多元分立走向统一。甚至华夏这个词，其意涵都由复数成了单数。"华"原有众多的意思，在战国时"华夏"便是"诸夏"，也就是指不同于夷狄的"许多夏国"。但由战国末至西汉初，华夏便逐渐指的是一个族群整体了。"族群"是指凝聚在一个祖源记忆下，以分享﹑分配共同领域资源的人群。因此，祖源历史记忆也"规划"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内部关系。将炎黄视为弟兄，这历史方案的意义是，尝试以祖先的弟兄关系，来联结分别以黄帝﹑炎帝为代表的两个对等族体。这是一种"弟兄祖先历史"。无论如何，最后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黄帝成为打败敌手﹑结束乱世的唯一英雄祖先，这也表示华夏正走向政治统一及权力集中化之路。到了西汉初，华夏及其帝国已稳固形成，这时最完整的黄帝历史也出现在第一部中国典范历史《史记》中--典范历史与典范社会情境同时形成。这也说明为何此后两千年中国人不太怀疑这"历史"，因人们生活在"历史"所规划的世界里。华夏的性质，全然表现在《史记》对黄帝的描述中。我们看看《史记》作者司马迁如何通过黄帝来界定华夏。书中，黄帝是征服者及王朝建立者，他是华夏政治体的始祖；黄帝为尧﹑舜及夏商周三代帝王家族之祖，这说明黄帝为华夏血缘性族体之祖。《史记》记载黄帝及其后妃臣僚有许多发明，如此黄帝又代表华夏文化体的起始。《史记》还说黄帝曾四方征伐，东至于海，西至崆峒山，南至大江，北逐荤粥，这是表述华夏领域空间的起源。所以说，由《史记》对黄帝的叙述可看出，至少由汉代始华夏便是集政治﹑族群﹑文化﹑领域空间为一身的共同体。这也表现历史记忆珍贵之处--它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但以"密码"方式隐藏许多历史事实在其中。黄帝子孙在边疆战国时处于华夏边缘的秦﹑楚﹑吴﹑越诸国，其民被中原华夏视为蛮夷，但他们的统治家族可能当时已自称是黄帝之裔了。许多华夏文献称，吴国王室为周太伯之后，越王家族为大禹的后代，楚国与秦国王室则是帝颛顼的后代。但这些家族的历史记忆中常出现些弟兄祖先，如《史记》记载，楚国先世昆吾﹑彭祖等部族之祖为兄弟，秦远祖鸟俗氏﹑费氏两部族祖先为兄弟。  东北方，商王子箕子奔于朝鲜；东南方，周王子太伯奔于句吴；西南方，楚国将军庄蹻奔于滇；西北方，秦国逃奴无弋爰剑奔于西羌。根据历史记载，他们及其后裔世代在这些地方为王。这四个英雄，根据历史记载，前三个（箕子﹑太伯﹑庄蹻）都是黄帝子孙，那秦国逃奴无弋爰剑则是炎帝子孙。四个英雄﹐奔于四方﹐都成了开化本地的王--是历史事实有规律？还是历史记忆有模式？《史记》称吴﹑秦﹑楚等国"黄帝子孙"的后代有些在中国，有些在蛮夷中。这就为后世华夏在边远异族中找寻"黄帝子孙"埋下了伏笔。汉代有些华夏认为匈奴是大禹的后代，所以是黄帝子孙。魏晋南北朝时有些人认为鲜卑慕容家族，以及统一北方建立北魏之鲜卑拓跋氏，都是黄帝子孙。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这一类历史书写常循着一个模式：一个失意的或受挫折的英雄奔于他乡，在那儿受人信服崇拜，成为当地的王。如东北方，商王子箕子奔于朝鲜；东南方，周王子太伯奔于句吴；西南方，楚国将军庄蹻奔于滇；西北方，秦国逃奴无弋爰剑奔于西羌。根据历史记载，他们及其后裔世代在这些地方为王。这四个英雄，根据历史记载，前三个（箕子﹑太伯﹑庄蹻）都是黄帝子孙，那秦国逃奴无弋爰剑则是炎帝子孙。难道历史事实都是如此循着一定的模式发生？路途遥远，语言不通，这些英雄如何到那儿去说服土著，让自己成为本地统治君王？我对这四则历史记忆有另一种解释：这些历史记载中的商﹑周﹑秦﹑楚，以及王子﹑将军﹑逃奴都是"密码"，隐藏着当时华夏对这些人群不同的情感与意图--他们认为朝鲜人与吴人应是尊贵的华夏子孙之后，滇人也是华夏子孙但地位稍逊，西羌为炎帝之后，勉强算是华夏子孙。中古时的炎黄子孙炎帝，那个被视为败于黄帝之手的古帝王，后来并未自华夏历史记忆中退出。魏晋南北朝时，只有少数华夏家族自称是炎帝后裔。毕竟在华夏历史记忆中炎帝是战败的古帝王，所以大家还是喜欢自称黄帝子孙。黄帝战蚩尤魏晋到隋唐，由于北族贵冑大量移入中原，进入朝廷与地方门阀社会中。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些出身北方草原部族的炎帝子孙。譬如，曾在华北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氏，据史书记载其祖源为，炎帝被黄帝灭了后，子孙逃到北方去，有一支发展成鲜卑宇文氏。唐朝一个代郡鲜卑贵族宇文琬，他的墓志上也称宇文家族是炎帝之裔。《新唐书》记载，唐代女皇武则天曾问臣下道：有学问的人谈起各氏族由来，都说是炎帝﹑黄帝后裔，难道上古没有一般老百姓吗？这真是个好问题。由此可见，这时自称炎帝子孙的家族已相当多。后来在华北建立大辽的契丹贵族耶律氏，根据《辽史》的说法，也是炎帝之后。《辽史》中还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炎帝﹑黄帝的子孙很多，四方君长大多是他们的子孙，因此建立中原王朝的帝王其实都同出于这根源。《辽史》编于元代，主编是蒙古史家托克托；这可说是史家以"炎黄子孙"来将辽﹑元政权正统化。无论如何，经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许多入于中原的北族为"中土之人"注入新血；华夏（此时或应称中国人）由"黄帝之裔"成为"炎黄子孙"多少反映这变化。近代黄帝子孙争议在中国历史上，大家热烈讨论黄帝的时代有两个。一个是在战国时期，也就是前面提及的华夏形成的过程中。另一个发生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在传统华夏及中国人演变为当代中国人的过程中。近代黄帝子孙争议，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当时中国受世界性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潮流冲击；中国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才能团结以自存于世界，这是清末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想法。然而这民族（或国族）只是汉族，还是包括清帝国内所有民族，当时曾有争议。因此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以"黄帝子孙"来鼓吹国族团结，另一方面又彼此争论到底哪些人是黄帝子孙。最后在清帝国政治疆域框架下，在欧日列强争夺满﹑蒙﹑西藏与西南边疆经济利益的情况下，结合各民族成为一中国民族终于成为晚清知识分子共同的国族理想。在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心目中，中国内部有汉﹑满﹑蒙﹑回﹑藏等族；要如何说明这些民族都是黄帝子孙，的确让许多学者煞费苦心。当时大致的说法是：满族之祖源肃慎为黄帝孙"般"的后代；蒙古族之祖源匈奴为黄帝之后"淳维"的子孙；回族出于安息，安息为黄帝之孙"安"在西方所建之国；藏族出于西羌，黄帝之裔"休"是西方诸羌之祖--所以大家都是黄帝子孙。虽然以上诸说在中国古史文献中都有蛛丝马迹可寻，但这样的"民族史"显然已不能满足当时另一股知识潮流--科学理性。所以，顾颉刚等学者掀起的古史辨运动，许多学者热切卷入对三皇五帝的争议，显示此时的确需要一个国族历史来凝聚中华民族，但黄帝子孙之历史远不能满足此需求。后来的中国民族史，大量采用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学知识，从语言﹑文化﹑体质等方面建立中国民族的一体性，并以历史说明其分化融合过程；炎帝﹑黄帝曾被解释成各民族集团代表，以他们间的战争迁徙说明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由来，但历史学者愈来愈不愿谈他们。谈黄帝﹑炎帝，我们倒忘了蚩尤。汉代以来，华夏并没有将他视为南方某族群的祖先；华夏认为南方各族群为廪君或盘瓠的后裔。直到近代，在为各少数民族寻历史源头时，蚩尤才被认为是一些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值得一提的是，今日苗族常自称是蚩尤的后代，并呼吁蚩尤应与炎﹑黄并为中华三祖。无论这是否为历史事实，许多苗族的先祖在旧明清帝国时曾不堪受歧视而自称黄帝子孙，他们的后代今日骄傲的宣称自身是蚩尤子孙，这是十分有意义的时代转变。 蚩尤 汉代画像石拓片  说英雄历史，我们也别忘了弟兄历史。汉代蜀人接受"蜀为黄帝之后"而成为华夏时，当地还流传着一个历史故事；这故事说，人皇在中原称帝，他的八个弟兄分别在周边八方，蜀始祖便是人皇的弟兄之一。唐宋时，华夏称湘西"五溪蛮"的祖先是盘瓠，但也记载当地父老的说法：巴国五个王子逃难到这儿，弟兄们各占一条溪谷繁衍后代。1930年代时，有人说云南中缅边界上的野人（今景颇族）是蚩尤子孙，但当地老人说了另一个历史，"最早，野人﹑摆夷（今傣族）和汉人是三弟兄......"。彝族也有人说，古代有三弟兄，老大是汉族始祖，老二是藏族始祖，老三是彝族始祖。四川盐边的苗族也说，伏羲兄妹成婚后生了三个儿子，这三弟兄大哥为苗族祖先，二哥为汉族祖先，老三是彝族始祖。最后，回到究竟 "炎黄子孙是谁" 这问题，我们这样说罢--五千年前在华北争战的炎帝﹑黄帝﹑蚩尤那些部落领袖，他们的血液可能流在今日任何一个中国人身上，就像是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有冒顿单于﹑成吉思汗﹑松赞干布的血液一样。古华夏或汉人成为炎黄子孙与炎帝﹑黄帝"史实"无关，而是由于人们有这样的"历史记忆"。我们需关心及深思的是，他们为何有此历史记忆？"攀附"是个重要社会文化背景，让许多人成为炎黄子孙--中国民间神话中，黄帝乘龙升天时许多人攀着龙须想跟他一起上天，便隐喻着这个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攀附模仿，是因为人们都希望活得安全﹑活得好--像是毛虫将自己伪装模仿一根树枝或蛇以避免受伤害--他们或因仰慕，但更多是因为不愿受歧视而成为炎黄子孙。今日中国人该感到骄傲的是，此种边缘人群对黄帝血源的攀附已成为过去。这就像是，当今日美国人已非两百年前的美国人，"五月花号英雄祖先移民史"也就少人愿谈了。以上我说的炎黄子孙历史，您可信可以不信。然而，人们经常根据历史记载的"明码"来争论历史事实，争论谁是黄帝﹑炎帝或蚩尤子孙；这些争论造成人群间的冲突，或让一些不是英雄后裔的人落入边缘。在此我强调的是，我们也可以从历史记忆角度，探索历史叙事中的"密码"，体会及体谅人们为何要宣称自己或他人是黄帝﹑蚩尤﹑盘瓠子孙，或宣称自身是檀君子孙而非箕子之后（如今日朝鲜人）。我们也可以思考，为何有些人群说的历史总是始于"弟兄祖先"而非英雄，如此我们或能了解"兄弟民族"不只是强调民族团结的套语，而是有更深远的历史与人类生态意义（包括悠久顽强的男性中心主义）。资料来源：王明珂教授博客：http://blog.163.com/wang_mingke/blog/ ... 130325735200991663418446/ （本文专供网易历史博客举办的"百家博谈·历史解码"活动，不得商业性质的转载，非商业使用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