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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90年代文学的状况和90年代小说的状况，我们的教材里似乎什么都说了，但是又什么都没说清楚。

2009年的中国文化界和文艺界，正在发生着悄然、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根据1930年代左翼作家叶紫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星火》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创造了收视率的高峰。一部193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2006年底，《星火》总编剧韩毓海先生就中国现代史和农民革命，叶紫的创作以及“三农”等问题，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杨凯的访谈，以下是访谈主要内容。

90年代是20世纪的终结，“大写的人”遭遇了市场化，“人的文学”面临危机。《白鹿原》代表的理学世界观，在非阶级化的人性偏好下，将“民族的历史”演绎成“民族的秘史”；边疆作品《尘埃落定》，深耕多元文化，拒绝“市场经济化”与“体制化”，保持了生机活力；《马桥词典》从事民俗学和文化民主的写作，致力于复兴那些由于被视为“方言”而遭到排除、压抑的人类精神活动。随着社会分化、区域间隔以及全球化，出现了具体的人、阶级的人、鲜活的人，这是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危中之机，是一个值得展望的文学自由的时代。

一个答案是，因为康有为的体制改革触动了王朝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但是，我们不妨继续追问：孙文的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不但推翻了清王朝，而且还换上了一个以美日留学生为主体的政府，如此一来，上层传统王朝向现代政府转变的阻力理应是没有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特征之一，"亲亲相隐"制度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其理论依据来自孔子"父子相隐"的学说，根据孔子的看法，"父子相隐"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为双向容隐，其二容隐主要表现为义务，当然也是权利。这两个特点在《唐律》中均得到落实。唐朝"亲亲相隐"之制来自北朝而不是南朝，因为汉魏两晋南朝本不存在这一制度。

美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动物农场》是一个寓言，描写动物们不忍人类压迫，通过革命赶走了人。但动物中的内乱不绝，名为"雪球"的家伙被领袖视为内奸，派九条狗强行驱逐。后来那些大大小小的"雪球"也陆续落入冤案，被领袖"拿破仑"铁腕清除。作为这个动物天国的最高宪章，他们的"七戒"被悄悄修改，其最后一条本来是"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修改版本却成了："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奥威尔是一个纠结之人，不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又以《动物农场》表现出对斯大林主义的忧虑与绝望，对极权体制予以强烈警告，以至最终不惜去兼任告密者，充当英国情报机构布设在知识界的长耳与深喉。我是在一九八六年读到这本书的。我在美国旅行，震惊于一个天高地阔和五彩斑斓的富国--当时中国人均国内产值仅及美国的百分之五。我拨打直通全球的程控电话，回想在国内邮局申请一个长途电话时的苦苦等待。我看到机场上巨型客机鱼贯而出列队候飞，回想国内公交车站前一大群乘客抢门的拥挤和厮打。我在水门公寓一位教授家看到了一种叫做"电脑"的东西，屏幕上闪出不可思议的文字和图画。更重要的，我被餐馆里的小伙子迷住了，他居然把小生意做成了自己肢体的舞蹈，嘴里的音乐，脸上的卡通画，就像每时每刻都在过节。这与我记忆里国营饭店里那种表情的冷若冰霜和苦大仇深形成了鲜明对比。"是美国总统！"我想起一个前苏联克格勃间谍在美国公园里晨跑，辨出另一个晨跑者时的无比惊讶。在那一刻，我差不多就是那个间谍，强烈感受到内心一种轰然坍塌。一个青年人站在思想废墟上，却没地方可去。我后来叩访另一个西方国家时，入境处的移民局官员一眼就看准了我，看准了这一张黄种人的脸。他查验了护照，查验了签证，索要访问邀请书，索要我在这个国家的旅馆预订信息......久久折腾后，他翻了一下眼皮："有钱吗？给我看看。"我怔住了，觉得对方的要求无礼。要我掏钱？要我当众数钱？要数出多少钱才算够？为什么对别人不用验钱却偏偏挑上我一个？如果我的钱不够，甚至没有钱，我的护照、签证、邀请书、旅馆定单等就只能统统作废？签证代表了贵国的承诺，邀请书代表了贵国政府机构的敬重，护照上的国徽章更代表了一个大国的尊严......居然都狗屁不是，还抵不上几张绿票子？我摸到了背包里的钱，最终未拿出来。"一边去！"对方大概不耐烦我的三流英语，发出大声喝斥，以免耽误我身后其他旅客的手续。直到两个钟头后，因一位看似边检负责头儿的犹豫，因我的接机朋友通过电话多方交涉，我才得以在不验钱的条件下过闸。我从此明白，一条入境闸口黄线分隔的，不仅有不同制度，还有富与穷，贵与贱，高等物种与低等物种，掏得出绿票子与掏不出绿票子的。富国不是雷锋，也没义务当集体雷锋，对数以亿计的穷棒子展开臂膀微笑热拥。面对刁难和喝斥，我不能不深感屈辱，也对身后一片祖国大陆怨愤交迸。我不知道我的肤色、母语、国籍，何时才能在一个移民官眼里不再成为窃贼的疑点。时值"文革"结束十周年。一位英国女生，名叫弗兰姬，蓝眼金髮的那种，肯定是左翼组织的，在西方活得很另类的，在深夜的大街上给我派发纪念"文革"的传单。我久久看着传单上的毛泽东，揣测他如果在世，此时该会如何想，比如会不会继续激赏传单上的那些往事：红卫兵振臂高呼，舞台上白毛女举枪跳跃，老教授在田间收割早稻，工人们在图纸前指挥巨轮的建造......还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受苦人民"的口号。我后来日渐倾向于相信：他不会，也许不会。事情一定是这样，他早已在"文革"的半途就心境苍茫失去信心，否则他不会从一九七二年起就恢复邓小平、杨成武、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数百高官的职务，其中某一次会议通过的复出者竟多达三百多人；他也不会平反贺龙、罗瑞卿、王稼祥等，不会让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公开露面，使各地解脱干部比例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他也不会在一九七五年再一次启动平反复职高潮，有关通知文件飞如雪片，包括平反陶铸、胡耀邦、陆定一、傅连璋、陈丕显、王恩茂、李维汉等，让自己昔日大批政治对手重返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等方面要职；他也不会特赦监狱中所有国民党的在押人员。不仅日本皇军或者德国纳粹没这样干过，如此大规模、大面积、大尺度的政治退让与权力分享，即江青等人愤愤不已的"举逸民"和"回潮""复辟"，在法国革命史和苏俄革命史上都鲜有其例。他正在把很多筹码交还给对手，看似自信，更像自疑。特别重要的，他明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是"文革"的压箱家底，看家本钱，护家亲兵，但也许是出于失望，阻止他们登基似乎成了他的一条政治底线。为此，他不惜一再周折，宁可选择倔强的邓小平于前，选择庸常的华国锋于后--两人看上去都偏离"文革"甚远。这不像是一些偶然和随意的决定。事实上，从某个角度看，恰恰是这些决定加速了"文革"的终结。一个老人深居密室，其思虑外人难以揣度。不过，从公开材料看，他在一九七二年后的形象更像一个和事老，虽强撑一面"文革"之旗，但到处讲"团结"，到处说"安定"，小心弥合党内派别裂痕，有一种进退两难和左右皆疑。与某些人的印象不同，他此后一系列言说在我看来已不再具有进攻性，与其说是说服别人，勿宁说是宽解自己；与其说是寻找新的理论战场，勿宁说是寻找理论的防线与退路。批儒家，评《水浒传》，辩斥资产阶级法权......发生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年的这些舆论大戏，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超高空的笔墨飞行，有点随意点染，信马由缰，镜花水月，无迹可求，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如联系起来看，倒也不是打什么禅语，不过是对"文革"弱弱的一再自辩。"文革"是他人生中一件大事。自林彪出逃给这事泼粪，让共产党名誉跳水，他在新闻镜头中一下苍老憔悴了许多。"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他在庾信这一《枯树赋》前一定心境悲凉。他在卧榻边一大圈书堆中辗转反侧，似在一次次说服自己："文革"没什么大错，至少算不上全错--但这种说服的前提，恰好是巨大的困惑挥之不去，正把他死死地抓住。他卑微的要求似乎只是希望得到人们一个"文革"三七开的结论，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希望那场大乱终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软着陆。不是说"文革"的手段太狠吗？他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的法家：一心强国的商鞅、李斯、秦始皇哪能没有严刑峻法？哪能不行一点铁腕霸道？不是说"文革"的代价太大吗？他把目光投向宋江一伙的教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补缺漏，不改构架，虽成本有所减省，多留一点坛坛罐罐，但那样的小打小闹的半调子革命于事何补？不是说"文革"的标尺太高吗？他把目光投向马克思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纲领》的批判：连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属于大破的对象，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到底是做得太多还是做得太少？离革命理想尚有十万八千里，共产党人眼下不过是下下乡，出出汗，晒黑一张脸，在五七干校混个两年三载，凭什么就要拍桌子骂娘？......不知他是否真有过这样的自我对话。可注意的是，他鄙薄儒家"仁政"之时，恰是给大批受难者平反复职送温暖之际；他赞扬"反皇帝"之余，却未给左派发动高层清算（如针对周恩来）以任何鼓励；他让大家讨论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等奇怪话题，八竿子打不着的共产主义原教旨，却毫无具体政策跟进的动静。大家该拿的工资还是拿，该得的级别还是得，该有的自留地和自由集市还是有......上海市准备了一套恢复供给制的摸底方案，当然是自扰多事，最终有风无雨。劳模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提议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让"小公有"升级为"大公有"，在赵紫阳、谭启龙等人反对之下只能胎死腹中。甚至连"开后门"这种很像"资产阶级"的东西，比"法权"更可恶的"特权"，也几乎被毛泽东忽略，曾嘱周恩来、江青等不必大动干戈。如此等等，自"文革"开始以来，理论宣传与实际运作的脱节在这四年里十分奇怪，思想的空转、虚打、不及物令人费解。一切揣摩圣意的政治敏感后来都被证明为错。老百姓十分茫然，在政治学习时常觉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呵欠连天，腰酸背痛，只能相信北京那边闹出了多动症，瞎抽风--也许这正透露出某种复杂心结。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一幕肯定使他震惊，但他无法阻止这一天到来。他的"三七开"一说看来得不到人们认可。他的和事老也当不下去，在高层对决中再一次被迫选边站，交权给平衡派人物华国锋，不过是最后的止损之策。为了重振国势，他曾提议全民大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权力已如一块病毒成堆的硬盘，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充电无济于事。为了弥合社会裂痕，他数年来一次次请回"走资派"，也宽大"造反派"，还特赦和安置大批旧政权人士......但这一类技术性减压，无法遏制结构性的增压。身处一个全能而单质的权力体制，他无法缓解政治的总体性恶变，只能用问题解决问题，用代价减免代价，拆东墙补西墙，直到大家都成了破墙，"文革"的负资产累积最大化。随着民众对"四个现代化"热切向往，随着地下市场经济八方潮涌，生长"文革"的水土环境早已不再。天安门广场上花圈如海，泪飞如雨，各种标语迸溅出电花石火，逆上谋反的流言不胫而走......毛泽东曾说：要"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这种形式和方式终于指向他自己。他赞扬、鼓动、训练、指挥的"造反有理"，现在居然全面哗变，矛头倒转。他肯定感受到深刻的孤立无助。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人山人海中静静地直指天穹，引导一个民族的百年想象。很多人在碑下的浮雕故事前也许都寻思过：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境况？是什么样的生活？千万英烈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究竟要通向何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以上《礼运篇》，出自《礼记》，为儒家"大同"思想的源头，差不多是中国最初版本的公共主义纲领。身为"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一员，毛泽东却谙熟古籍，勤翻卷帙，与中国古代思想遗产明断暗续，其《矛盾论》与老、庄的辩证法，其《实践论》与儒家的"实践理性"（李泽厚语），都有清晰可辨的血缘之续。他有圣王合一之风，总爱想一些大事，在著名的五七指示里曾描绘出一幅比《礼运篇》更为具体和清晰的图景："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工人也是这样"，"学生也是这样"，农民和"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种一职多业和一专多能的奇特设计，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美好前景，不仅要铲除社会等级和"批判资产阶级"，而且要淡化劳动分工，庇护所有人的平等人生。这一种亦官亦民、脑体兼备的反社会异化蓝本，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提出并随即公布，曾被很多人视为革命之魂，最重要的制度顶层设计，最富有建设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幸的是，多年后人们觉得这些说法日益飘渺。哪怕官方媒体时有提及，在很多人看来它更像不贴身的云外仙境，没多少工夫再去顾及。他们要的首先是没有警察或政工人员突然敲门的夜晚，是面包，是加班奖金，是尼龙袜、电子表以及日立牌黑白电视机。一位境外记者说：西方不是用核武器而是靠家用电器重新攻破了中国。"四五"天安门运动就是他们的民间公投。正是这一年，毛泽东有一次看电影《难忘的战斗》，随着高昂雄壮的片中配乐，见人民解放军当年列队入城，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他突然控制不住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放声大哭，诧异的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起来中途退场。他的大哭想必与不久前天安门那一份公投的结果有关。风悲雨苦，树老枝残，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想当年欢声雷动，看今日却是千夫所指--往事岂堪回首？=================================《革命后记》介绍及目录「文革」是一個事實和情緒的巨大總量，交織了數億人太多的紛爭和尷尬，沉浮和恩怨，遺忘和誇張，以至任何判斷都可能掛一漏萬。事情已過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後的有關爭議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緩，而是更烈......。」本書作者韓少功，作為在場者之一，他說：我不可能接受一些嘻哈族的「文革」，比如他們覺得紅衛兵步行串聯特有趣，那不就是「驢友」探險嗎？他們覺得知青下鄉也特來勁兒，那不就是真人秀的「魔鬼訓練」嗎？他們甚至覺得子彈橫飛的武鬥夠爽，夠刺激，嘿，那時候「軍迷」玩一把真的耶。我也不可能接受一些洋左派的「文革」，他們曾認定革命樣板戲就是文化領域人民主權的神聖標誌，紅衛兵挎上駁殼槍就是最徹底的解放，工人趕走廠長就是共產主義的夢想成真。當然，我也完全不可接受某些中國官員的振振有詞：「你以為現在還是文革？你們還想踢開黨委鬧革命？」問題是，這些人的「文革」印象錯在哪裏？憑什麼本書作者就認為自己的「文革」記憶比他們的更可靠？憑什麼他能相信自己的記憶不是另一種瞎子摸象，在這裏的饒舌不是以白詆青、以宮笑角，五十步看百步？作者: 韓少功 出版社: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年: 2013-12页数: 298 目　錄1  前　言4  冷藏的話題10  宮廷化19  道德化25  訴苦化32  另一種問題社會41  道路選擇的大概率t 資源t 文化t 制度傳統63  烏托邦的有效期73  地位競升的兩種通道81  全民聖徒化(上)87  全民聖徒化(下)94  全民警察化(上)101  全民警察化(下)112  聖徒化×警察化126  多面人與多面上帝前造後保或前保後造內造外保或內保外造上造下保或上保下造136  利益理性與博弈規則官方主導時的「後位淘汰」民眾主導時的「前位淘汰」知識分子面臨的雙向淘汰155  結構性危機(上)168  結構性危機(下)179  再等級化之潮196  需要討論的幾個問題問題一：民主能否帶來公平？問題二：革命能否帶來公平？問題三：平等是否還重要？233  小綠棒附錄一237  關住權力的籠子換臉還是換血道德也是個籠子附錄二269  「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1966-1976

进入香港后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少高楼瘦长如棍，一根根戳在那里顶着天，让观望者悬心。在全世界都少见这种棍子，这种用房屋叠出来的高空杂技。它们扛得住地震和狂风吗?那棍子里的灯火万家，那些蛀入了棍子的微小生物，就不曾惊恐于自己的四面临虚和飘飘欲坠? 我这次住九楼，想一想，才爬到棍子的膝部以下，似乎还有几分安稳。套间四十多平米，据说市值已过百万。家居设施一应俱全，连厨房里的小电视和小花盆也不缺。但卧房只容下一床，书房只容下一桌一椅，厨房更是单人掩体，狭窄得站不下第二人。我洗完澡时吓一大跳，发现客厅里竟冒出陌生汉子。细看之后才松了口气，发现对方不是强盗，不过是站在对角阳台上的邻居，透过没挂上窗帘的玻璃门，赫然闯入我的隐私。 他不在客厅里，但几乎就在客厅里，朝我笑了笑，说了句什么，在玻璃门外继续浇洒自家的盆花。 他是叫海伦还是汤姆? 我不知该如何招呼。 港人多有英文名字--多族裔机构里的职员更是如此。这些海伦或者汤姆在惜地如金的香港。如果没有祖传老宅或千万身家，一般都只能钻入这种小户型，成天活得蹑手蹑脚和小心翼翼，在邻居近如家人的空间里，享受着微型的幸福与自由。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人们擅长螺蛳壳里唱大戏，精细作风举世闻名。在这里，哪怕是一条破旧的小街，也常常被修补和打扫得整洁如新。哪怕是廉价的一碗车仔面或艇仔饭，也总是烹制得可口实惠。哪怕是一件不太重要的文件副本，也会被某位秘书当成大事，精心地打印、核对、装订、折叠、入袋，封口......所有动作都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直至最后双手捧送向前，如呈交庄严的国书。 正因为如此，香港缺地皮，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高楼密度、汽车密度，却仍是很多人留恋的居家福地。海伦们和汤姆们，即自家族谱里的阿珍们和阿雄们，哪怕在弹丸之地也能用一种生活微雕艺术，雕出了强大的现代服务业，雕出了曾经强大的现代制造业，雕出了或新潮或老派的各种整洁、便利、丰富、尊严以及透出滋补老汤味的生活满足感。毫无疑问，细活出精品，细活出高人，各种能工巧匠应运而生，一直得到外来人的信任。有时候，他们并不依靠高昂成本和先进设备，只是凭借一种专业精神与工艺传统的顽强优势，也能打造无可挑剔的名牌产品--这与内地某些地方豪阔之风下常见的马虎、潦草以及缺三少四，总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些称之为Mall的商城同样有港式风格。它们是巨大的迷宫，有点像传统骑楼和现代超市的结合，集商铺、酒店、影院、街道、车站、学校、机关以及公园于一体，勾心斗角，盘根错节，四通八达，千回百转，让初来者总是晕头转向。它们似乎把整个城市压缩在恒温室内，压缩成五光十色的集大成。于是人们稍不留心，就会错觉自己在酒店里上地铁，在商铺里进学堂，在官府里选购皮鞋。想想看，这种时空压缩技术谁能想得出来?这种公私交集、雅俗连体、五味俱全、八宝荟萃、各业之间彼此融合、昼夜和季节的界限消失无痕的建筑文化，这种省地、节材、便民、促销的建筑奇观，在其他地方可有他例? 一代代移民来到这里打拼，用影碟机里快进二或快进四的速度，在茫茫人海里奔走，交际、打工或者消费，哪怕问候老母的电话也可能是快板，哪怕喝杯奶茶或拍张风景照也可能处于紧急状态。"你做什么?""你还做什么?""你除了这些还做什么?"......熟人们经常一见面就劈头三问，不相信对方没有兼职和再兼职，不相信时间可以不是金钱。显然，这种忙碌而拥挤的社会需要管理，近乎狂热的逐利人潮需要各种规则，否则就会乱成一团。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人肯定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面对维多利亚港湾两侧乱哄哄黑压压的殖民地，面对缺地、缺水、缺能源但独独不缺梦想的香港，不会掏出太多的民主，却不能不厉行法治。他们把香港当作一个破公司来治理。米字旗下的建章立制、严刑峻法、科层分明、令行禁止，成了英伦文化在香港最需要也最成功的移植。"政府忠告市民：不要鼓励行乞!"这种富有基督新教色彩的警示牌，也从欧洲舶来香港街头。 一次很不起眼的招待会，可能几个月前就开始预约和规划了。电话来又电话去，传真来又传真去，快递来又快递去，参与者必须接受各种有关时间、地点、议题、程序、身份、服装、座位、交通工具、注意事项之类的敲定。意向申明以后还得再次确认，传真告知以后还得书函告知，签了一次字以后还得再签两次字，一大堆文牍来往得轰轰烈烈。不仅如此，一次主要时间只是用于交换名片、介绍来宾、排队合影再加几句客套话的空洞活动结束之后，精美的文牍可能还会尾随而至：关于回顾或者致谢。 不难想象，应付这种繁重的文牍压力，很多人都需要秘书。香港的秘书队伍无比庞大当然事出有因。 也不难想象，港人在擅长土地节约之余，却习惯了秘书台上日复一日的巨量纸张耗费，让环保人士愤愤不满。 但没有文牍会怎么样? 口说无凭，以字为据。没有关于招待、合同、动议、决策、审计、清盘、核查、国际商法等方面的周到字据，出了差错谁负责?事后如何调查和追究?追究的尺度和权利又从何而来?......从这种意义来说，法治就是契约之治，就是必须不断产生契约的文牍之治--虽然文牍癖也有闹过头的时候，比方说秘书们为某些小事累得莫名其妙。 车载斗量的文牍，使香港人几乎都成了契约人，成了一个个精确的条款生物和责任活体。考虑到这一点，在庞大秘书行业之后再出现庞大的律师队伍之类，出现数不胜数的检控之类，大概也不难理解了。 有一位老港人向我抱怨，称这里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人情，缺乏深交的朋友。光是称呼就得循规蹈矩不得造次：mister，先生就是先生；doctor，博士就是博士；professor，教授就是教授--大学里的这三个称呼等级森严，不可漏叫更不可乱叫，以至只要你今天退休，你的"×教授"称呼明天立马消失，相关的待遇和服务准时撤除，相处多年的秘书或工友也忽如路人，其表情口气大幅度调整。这种情况-咆括不至于这般极端的情况--当然都让很多大陆人和台湾人深感不适，免不了摇头一叹，人走茶凉呵。 但人走茶凉不也是法治所在么?倘若事情变成这样：人走了茶还不凉，人不在位还干其政，还要来看文件，写条子，打电话，参加会议，消费公款，甚至接受前呼后拥，有关契约还有何严肃性和威慑力?倘若人没走茶已凉，人来了茶不热，有些茶总是热，有些茶总是凉......那么谁还愿意把契约太当回事? 契约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须尽可能把感情与行为一刀两断，用条款和责任来约束行为。这样，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却不失为公法之幸，能使社会组织的机器低摩擦运转。面子不管用了，条子不管用了，亲切回忆什么的不管用了，虽然隐形关系网难以完全绝迹，但朋友的经济意义大减，徇私犯科的风险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乱相，包括省掉了大批街头的电子眼，市政秩序却井井有条，少见司机乱闯红灯，摊贩擅占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业，行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违规抽烟，遛狗留下粪便......官家的各种"公仔(干部)"和"差佬(警察)"也怯于乱来。哪怕是面对一个最无理的"钉子户"，只要法院还未终结诉讼，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它不得。政府只能忍受巨大预算损失，耐心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最终改道易辙。 因为他们都知道，法治治民也治吏。违规必罚，犯禁必惩，一旦出了什么事，就有重罚或严刑在等着，没有哥们儿或姐们儿能来摆平，也难有活菩萨网开一面。那么，哪个鸡蛋敢碰石头? 无情法治的稍加扩展就是无情人生--或者这句话也可反过来说。 这样，我们对人情与秩序能否兼得?在难以兼得之时又如何痛苦地选择?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说起来，香港人并非冷血，每日茶楼酒馆里流动着的不全是社交虚礼，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友情。特别是节假日里，家庭成了人胜取暖的最佳去处，合家饮茶或合家出游比比皆是，全家福的图景随处可见，显现出香港特别有中华文化味道的一面。父慈子孝，夫敬妇贤，其情殷殷，其乐融融，构成了百姓市井的亲情底色。 这些人不习惯西服革履，更喜欢休闲便装；不习惯道貌岸然，更愿意小节不拘自居庸常--包括挂着小腰包光顾赛马场和彩票。与之相联系的是，他们的阅读大多绕开高深，指向报上的地方新闻和娱乐八卦，还有情爱和武侠的小说。他们使用着最新款的随身听、数码相机、mp4、便携宽频多媒体，但大多热心于情场恩仇和商界沉浮一类个人故事--这是通俗歌曲和通俗电影里的常见内容。内地文化人对此最容易耸耸肩，摇摇头，讥之为"文化沙漠"。其实这里图书、音乐、书画、电影的同比产出量绝不在内地之下，大量人才藏龙卧虎。稍有区别的是，他们的文化主题常常是"儿女情"而非"天下事"，价值焦点常常落在"家人"而不是"家国"，多了一些就近务实的态度，与内地文化确实难以全面接轨。黄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学作报告的时候，强调香港文学从总体上说最少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特别品种，值得研究者关注。据他说，学子们对这个话题曾不以为然。 学子们也许不知道，他们与大多港人并没有共享的单数历史。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当局管理着这一块身份暧昧的东方飞地，既不会把黄肤黑发的港人视为不列颠高等同胞，也不愿意他们时常惦记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那么让他们非中非英最好，忘记"国家"这一码事最好--这与一个人贩子对待他人儿女的态度，大体相似。这种刻意空缺"国家"的教育，一种大力培养打工仔和执行者而非堂堂"国民"的百年教育，也许足以影响几代人的知识与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来就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里的先辈们难享国家之惠，也少受国家之害，遥远朝廷在他们眼里实在模糊。当中原族群反复受到北方集团侵掠或统治，那里的国家安危与个人的生死荣辱息息相通，国与家关系密切，忧国、亡国、思国、报国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齐"通向"治平"的古训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强的逻辑力量。与此不同，香港偏安岭南一角，面对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虚弱的东南亚，一片来去自由、国界含混、治权零乱的南洋。在这样的地缘条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及九七回归，他们的心目中那个抽象的"国家"在哪里?"国家"对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意义? 大多数港人也修身，也齐家，但如果国家若有若无，那么"治国平天下"当然就不如"治业赚天下"更为可靠实用了。这样，他们精于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会像京城出租车司机们那样乐于议政，不会像中原农民们那样乐于说古。内地文化热点中那些宫廷秘史、朝代兴衰、报国志士、警世宏论、卫国或革命战争的伟业，在这里一般也票房冷落。国家政治对于很多港人来说是一个生疏而无趣的话题。更进一步说，如果国家的偶尔到场，不过是用外交条约把香港划来划去，使之今天东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张，明天姓李，一种流浪儿的孤独感也不会毫无根由。 殖民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儿--香港不过他们中比较有钱的一个。想一想，这个流浪儿是应该责难还是应该抚慰?他们的文化在经受批评之前是否应该先得到几分理解? 1997年，很多港人在五星红旗下大喊一声"回家啦--"但这个家，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比如有相对的贫穷，有较多的混乱和污染，有文化传统中炽热的国家观和天下观。但无论人们是珍爱这个家还是厌恶这个家，"国家"终于日渐逼近，不可回避了。 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国家意识，都需要国籍的尊严感和自豪感。诗人北岛说，他曾经遇到一个保加利亚人。那人说保加利亚乏善可陈，从无名人，连革命家季米特洛夫还是北岛后来帮对方想起来的。但那人觉得这样正好，更方便他忘记自己的国族身份，从而能以世界文化为家。出于类似的道理，多年来几无国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国家这个权力结构?他们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经足够?他们国土视野和国史缅怀的缺失，诚然收窄了某种文化的纵深，但是否也能带来对狭隘国家主义的避免? 无可选择的是，国家是现代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历史上的国家功罪俱在，却从来不是抽象之物，不全是旗帜、帽徽、雕像、诗词、交响乐、博物馆、哲学家们的虚构。对于1997以后的很多港人来说，即使抗英、抗日的伤痛记忆已经淡薄，但国家也不仅仅意味着电影里的"内战"和书刊里的"文革"，而有了电影与书刊以外的更多现实内容。国家是化解金融危机时的巨额资金托市，是对数千种产品的零关税接纳，是越来越值钱的人民币，是越来越有用的普通话，是各种惠及特区的人才输入、观光客输入、股市资金输入、高校生源输入、廉价资源产品输入......一句话，国家是这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成为真切可触的利益，正在散发出血温。 即便有些人对这一切不以为然，即便他们还是贬多褒少，但无论褒贬都透出更多北向的关切，与往日的两不相干大为异趣了。即便有些港人还不时上街呛声某些中央政策，但这种呛声同样标示出关切的强度。 汶川大地震后，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楼的一扇窗前，听到维多利亚港湾里一片笛声低回，林立高楼下填满街道的笛声尖啸，哀恸之潮扑面而来。各个政党和社团的募捐广告布满大街，各大媒体的激情图文和痛切呼吁引人注目，学生们含着眼泪在广场上高喊"四川坚强"和"中国坚强"，而高楼电子屏幕上的赈灾款项总数记录，正以每秒数十万的速度不断跳翻......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变，一块殖民地的心灵流浪大概行将结束。 我隔着宽阔海面遥望港岛，那一片似乎无人区的千楼竞起，那一片形状各异的几何体，如神话中寂静而荒凉的巨石阵。 我知道那里有很多人，很多陌生而熟悉的人，只是眼下远得看不见而已。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爸爸爸》、《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  

韩少功日前在《收获》杂志推出长篇小说新作《日夜书》，小说以知青年代为背景，关注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个体户乃至官员，描绘一代知青的群像和命运。

对于文学传统，该坚守的还是要坚守。钱钟书说任何一个文学的比喻是画不出来的。既然这样，就不用担心导演会取代作家的饭碗。既然时代是不可逆的，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没有电子数码的时代，就应该学会接受。

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你寻到了什么？……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二十多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正是考虑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对这个话题能躲则躲。

自2002年的长篇小说《暗示》之后，作家韩少功十年未推出新长篇。事实上自2000年起，他就回到年轻时插队过的汨罗乡下筑屋耕种，过起了半年城市、半年乡下的规律生活。2006年出版的散文集《山南水北》就是这段田园生活的"收成"之一。然而不久前，刚刚过完60岁生日的韩少功，携长篇新作《日夜书》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个一向"言之有物"、要写就写"被问题追逼的文学"的作家，这一次又要贡献他什么样的"物"与问题？很难说清《日夜书》的主人公究竟是谁，也许如它的题目"日夜"所示，时间才是真正的主人。小说写了一群朋友几十年的际遇跌宕，"知青文学"一说并不能准确地涵盖它，因为这群人从知青时期一路走来，深深地活在知青之后的时代，就活在当下，活在我们身边。艺术青年大甲把一辈子都活成了乐园，老大哥郭又军却被蹉跎而窝囊的现实逼迫自杀，坐过牢的精神领袖马涛实在不甘心在国外遭受的冷遇，野路子发明家贺亦民终于还是敌不过权钱险恶......从插队的乡下到县城、到官场、到家庭、到国外，如果说，小说中每年初四的白马湖知青聚会是奔赴一张友情的老照片，一张立体化的、活动型的照片的话，那么这部《日夜书》本身就像是一张活动照片，人们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日夜流转，看得拍照的人，都不禁觉得自己是否太无情。毫无疑问，韩少功把自己也写了进去。他忘不了同辈人插队生活的激情狂妄与青春恣肆，也无法对知青岁月留给他们的"后遗症"--自豪、悔恨抑或一枚安慰性的"假伤疤"视而不见。合上小说，似乎有无数个伸长的脖子从书中跃现，男女老少，无一不倔强、不耿直，生生地插到读者面前。这脖子在几十年的岁月里被饥饿拉长，被蚊虫叮咬，被酒精涨红，被病痛缠绕，被金钱羞辱，被现实凌厉的风一道道地刮过。看上去似乎代表了境遇万千之下的秉性难移，可是脖子，那其实是人体多么脆弱、多么不堪重负、多么需要温暖和抚摸的一块。这是韩少功笔下夹杂着骄傲和沉重的复杂情感。他真诚地写下他们，并且深知，这一代人在一格格地就范于时代的同时，也构成了这时代面貌的一部分。因而，从知青情结、受迫害者的政治高地、变味的革命，到流行文化的教唆、消费时代的快乐成本，《日夜书》对时代的症候始终保有剖析的耐心和反思的高度。这也是作家韩少功最让人期待的地方，他从来是一个自觉的创作者和清醒的思考者。不过他说，每个作家都只是完成了作品的前一半，后一半将交由读者完成。编辑：看《日夜书》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作者个人经验的一次集中释放。让我想起你说过的一句话，"故乡比任何旅游景点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这也是这个小说多出来的东西吗？这次写作，您在被什么样的问题"追逼"？韩少功：在我看来，好小说都是"放血"之作。这个"血"是指货真价实的体验，包括鲜活的形象，刻骨的记忆，直指人心的看破和逼问。我从来把这个东西看作文学的血脉。没有这个东西，小说就是放水，放口水，再炫目的技巧，再火爆或者再精巧的情节，都可能是花拳绣腿。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几个同辈人在几十年里的跌跌撞撞和摸爬滚打，从中引出一点人生的感怀和思考，如此而已。这些描写不一定是精彩，但首先必须坦诚，直面纠结或痛感。事实上，不管是对这些同辈人的赞美还是批评，对于我来说都是有痛感的。编辑：小说整体上由两种节奏或者两种情绪在交错：一种是非常有"劲儿"，故事是破口大骂或者大打出手，人物是扶摇直上或者落花流水，语言是酣畅淋漓、风趣生动；另一种是非常含蓄，通过"多年以后"的"我"来打捞那些沉默的、微妙的瞬间，表现隐藏在背影、挽留、泪水之后的缓缓的抒情。创作过程中，是否屡屡有"我"的跳出和代入？韩少功：写作时只能因其自然，"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说不出太多的道理，甚至不太清醒的状态就是好状态。我写小说，特别是写长篇，愿意多留一点毛边和碎片，不愿意作品太整齐光滑，不愿意作者显得"太会写"。也许这更符合我对生活的感受。因此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有散文元素，甚至像回忆录。其中的"我"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台前台后的位置须酌情而定。在另一方面，"我"还是个虚拟的叙事者，有作者时不时的"附体"。他既是镜头里的风景，又是镜头本身，需要处理当下语境对记忆的激发、筛选以及变焦。这样，一种"时进时出"、"大进大出"的结构可能就较为方便。编辑：《日夜书》中你像以前一样不惮用"重词"来发议论和做思考，比如关于情欲、关于准精神病，关于身体与器官，都单辟一章，以小说人物为标本，研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纵深，似乎是在用文学的方式做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的实验。能谈谈小说家背后的这个思考者吗？韩少功：人物与故事常常具有多义性，无法化约成概念，好比一个苹果无法化约成关于氨基酸的化学公式。因此，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控制欲不能太强，写作时需要丢掉所有的先入之见，不是牵着人物跑，而是跟着人物跑，甚至什么时候被人物的表现吓一跳。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要自废思考，忙不迭地与理性撇清干系。比如关于情欲、准精神病、身体与器官这三章，交集在"人体"这一层面，就是我的有限介入。这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来，人文界很多人太喜欢谈"身体"，把"身体"等同于"欲望"，把"欲望"等同于"自私"，这样一个等式链其实遮蔽了人体生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与我的感受无法对接，使我不得不多说几句，客串一下生理学和文化研究。在这里，我并不是要用思考代替叙事，只是说思考的介入如果有利于释放叙事、保护叙事、推动叙事，那么介入就是合理的，是小说作者的职业维权。编辑：文学史上作为一个概念的"寻根文学"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作为一种创作精神的"寻根"，或者说对根性的找寻与书写，其实是人们一直以来寄予文学的期待。你后来的创作《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寻根意识"有无关系？如何看待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和创作态度的"寻根"？韩少功：作家有不同的视角，有的像胸透，有的像B超，有的像CT，但不管从哪里切入，都是把文学当人学，力求对人性"黑箱"有新的揭示，刷新人类自我感知的纪录。如果我们写到爱，写到死，写到地域或民族的文化，那都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要说"根性"，这可能就是最大的根性了。如果没有刷新，没有这种问题意识，那么"文化"就可能变成民情风俗三日游，"人性"就可能变成闷骚男女的白日梦，"批判"就可能变成怨天尤人的抹鼻涕，"存在"、"此在"什么的，听起来很吓人，但也许只是一堆云山雾罩的哲学哈欠，仍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是精装版的倒退。总的来说，好作家应该有点侦探的劲儿，能够在人的性格、情感、思想、潜意识等方面去伪存真，去浅得深，把人学这个大案要案一层层破下去。这就是文学最可贵的功能。对于我来说，即便力不能及，但心向往之。编辑：现在小说创作的门槛越来越低，几乎要成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但读者愿意郑重对待的，还是那些有自己的尊严、难度和分量的小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小说如何立身？韩少功：有人说眼下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很多报刊的文艺版正让位于娱乐版。娱乐，当然是文艺功能之一，是大众的重要需求。但具有价值含量的娱乐是有难度的，是需要尊严、感动、智慧、敬畏感的，而且总是有一种不论得失不计宠辱的清高气质。中国是一个宗教传统相对稀薄的国度，不容易偏执，但容易苟且和油滑，下行的世俗引力一直很强大，东方朔、唐伯虎一类才子化的玩主经常蔚为汪洋大海。但如果没有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一类喜欢为难自己的人，没有这些坚定的求索者和传薪者，一个大国的文明品相可能很难看吧？遇到危机时的精神储备和文化支撑力就会严重短缺吧？退一步说，玩也要好好地玩。如果打球是烂打，下棋是胡下，把娱乐变成闹，变成疯，变成卖傻，变成一地鸡毛，甚至连技术含量都没有了，大众也不会满意的。

我国存在着大量感染状况不一致的配偶，从公开数据中无法获知这些配偶的数量，但这些配偶是艾滋病感染的高风险人群。由于我国已报告的感染者数量只是冰山一角，尚未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面临着更大的感染风险。在婚有配偶、有固定性伴侣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包括既往采供血者、血液用品使用者、性工作者、性消费者、静脉吸毒者、男男性行为者，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并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将艾滋病传给其配偶。

7月中旬，保持了长时间缄默的汪晖在北京寓所接受本报专访，这是他自3月底做出"希望学术界自己澄清"的简短表态后，第一次对抄袭指控作出直接回应，叙述他所经历的事件过程。

日前，萧开愚自选集《此时此地》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三个部分：诗作、译诗和二十余篇萧开愚称之为“从命作文”的文章。他从自己不同时期的诗作中精选了133首，组成本书的第一单元“诗选”。从1986年的《雨中作》，到写于2007年6月的《破烂的田野》，从《金华及东山印象》、《夜游》、《试试》这样的玲珑短诗，到气势磅礴的组诗《向杜甫致敬》，“诗选”就像一份由每一个“此地”汇聚而成的地图，中江风物、上海风情、西欧风气、中原风土，在萧开愚注重“此时此地”经验的写作中错综勾连。这种道思与情感地理学，恰如本雅明所说的那种既可以从中主动迷失又能借以确定自己位置的个人地图。另一方面，“诗选”也是被“此时此地”改写过的“彼时彼地”的地图。萧开愚在《后记》里说，这本集子中大部分作品在编入本书的过程中，他全部重写了一遍，“重写产生的作品具有此时此地经验的加入，因而是不必美满但生气勃勃的此时此地的作品”。

我的主张，即在应对政策制定过程的不确定性上，中国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有益的范例，西方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可以从它在经济体制和政策改革方面与众不同的试验性做法中得到借鉴。与此同时，我建议为了推进社会参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中国的社会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市场化加私有化"范式转移到那些被搁浅的社会理论和政策议题上来，这些理论和议题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达成一个牢固的社会契约，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

最近，我们对巴西进行了考察，着重了解了巴西城市贫民窟形成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巴西的考察，我们认为，必须准确理解我国城市化的内涵，合理把握好城市化进度，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农民的土地问题。一、巴西城市贫民窟现状经过几十年努力，巴西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就已由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60年为1049美元与我国目前的水平基本相当，1980年达到2486美元，2000年为3587美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构成是9%：33%：58%。巴西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56%，提高到1980年的67．6%，2000年为的81．2%。巴西城市化的特点是大城市化，农村人口集中进入大都市。第一大城市圣保罗地区1950年人口为250万人1980年达到1350万人； 同期，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地区人口由290万人增加到1070万人。现在全国51%的人口居住在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其中9个大都市占全国人口的29%。巴西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贫富差别过大，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巴西的基尼系数由1960年的0．5上升到1995年的0．6，现在全国贫困人口仍占34%，14%的人口未解决温饱。2000年巴西有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月收入低于80雷亚尔（35美元）。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介绍，目前贫困人口农村有1500万人 中小城市有2200多万人，大城市有900多万人。巴西城市贫民大部分住在贫民窟。贫民窟在巴西被称为“法维拉”（favela），指临时搭建的简陋住房的集中地。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界定，贫民窟是指50户以上的人家汇住一起，房屋建筑无序，占用他人或公共土地、缺乏主要卫生等服务设施的生活区。1987年全国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近几年有加剧发展的趋势，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巴西有贫民窟3905个，比1991年增加717个。贫民窟遍及巴西所有的大城市，现在已发展到中等城市。圣保罗州是贫民窟最多的州，有1548个。我们考察的里约热内卢市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十大著名旅游城市之一，城区人口550万人，其中就有15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城中不少山头被贫民窟所占据。4万人以上的贫民窟20多个，一个大的贫民窟占地139万平方米，有贫民15万多人，是拉美最大的贫民窟。贫民窟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 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影响社会安定。 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毒品贩子往往把贫民窟作为“根据地”，以小恩小惠收买当地居民，为其贩毒活动“站岗放哨”，以至政府派军警去贫民窟扫毒，都不能取得理想的成果。里约热内卢市贫民窟里有6000多只枪，成为一个不安定因素。再者，贫民窟乱占公共土地和山头，也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二、巴西城市贫民窟产生的主要原因1、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 造成大量无地农民。巴西绝大部分土地一直为少数大地主所控制。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统计，1996年占农户1%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面积的45%。全国大部分良田掌握在大庄园主手里，其规模最大的可以达到几万、十几万公顷。国家重视出口农业，忽视面向国内市场的小农，对农业的优惠政策补贴大都落在大中型农业企业手中。农村中小农户和无地农民处境艰难，形成大量无地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由于他们在农村丧失了土地，这种流动是单向的，不可能再回流农村。这种流动虽然推动了工业的发展，但因超过城市工业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一些人就由农村的无地农民转而成为城市的公开失业或隐蔽失业的贫困群体。现在巴西农村仍有1000多万无地农民，他们持续不断地向城市流动。2、城市化过程中就业机会严重不足，非正规部门充当了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这与上世纪60－－70年代巴西工业化的战略选择有很大关系。这一阶段，巴西把工业重点转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服装、制鞋等传统产业又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难以拓展就业，劳动力大量进入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一般指家庭服务、在5人以下微型企业工作及从事个体经营等，没有签定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就业。1985－1997年非正规就业增加了97%，正规就业仅增加6%。非正规部门就业已经占总就业人员的近50%，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排气阀门”，起着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然而工资一般只相当于正规部门人员工资的一半，多数属于低收入群体。另外有大量劳力失业。城市公开失业率由1990年的4．5%上升到近年的8－11%，有的统计称为17%。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是造成城市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3、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没有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城市贫民窟的人80%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下他们很难在城市获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农村，就非法强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头、城乡结合部的公地和私人土地，搭建简陋住房，搞违章建筑。适应其住房需要贫民窟的房地产商及非法交易的黑市也发展起来。4、公共政策不够完善。如巴西的税收体制是根据各州工资标准确定税收，按税收贡献向各地返回，使地区差距拉大。再如，国家教育开支向中、高等教育过度倾斜，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在中等教育阶段重视普通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而轻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不利于改善低收入阶层子女受教育和就业状况。三、对我国的几点启示1、城市化并不能自动解决农民问题，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巴西的情况表明，进城农民就不了业，只不过是由农村的贫困人口变为城市的贫困人口。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在城里有长期稳定生存的手段，只有这样，城镇化水平才可能扎实地提高。要继续重视发展传统工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多种服务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其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作用。2、保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使农民在城乡之间能够“双向”流动，对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巴西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城市化能否健康发展，与农村的土地制度关系很大。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外出打工的农民，大多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家乡有一块地，仍然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农民到城镇落户未取得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前，保留这部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让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助于防止大量的无地农民集中于城市，形成贫民窟。扩大农地规模，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都不能拔苗助长，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制造无地农民。3、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上考虑城就业农民工的需要。巴西的情况表明，农村人口进城，除了就业之外，较大的问题是安居问题。我国农民进城就业与巴西无地农民进城有很大区别，一些人没有工作干还可回去，但相当一部分人，将长期拖家带口在城镇就业和生活，城市应把在他们视同常住人口对待，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作者韩俊 崔传义 赵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中财办）

朱子学东传日本后,先后被卷入“神儒习合”、“神儒分离”和“神道自立”等思想旋涡中。其被利用、被排挤和被摒弃的角色变换轨迹,凸显了江户日本学界的“道统”自立愿望和“去中心化”焦虑。该过程,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规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的朱子学解读。了解这一脉络,对于准确把握朱子学的日本命运,抓取历史表象背后的本质属性,具有特别意义。

陈映真访谈：「只要努力，穷人照样出人头地」，这样的道德，是实际上存在着社会差别的社会中流行的。在个別案例中，它有真实性。但從政治经济学上看，就不是那么乐观了。但这样的「道德」，正是鼓舞着人背弃自己的出身。

明代的自然灾害对社会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造成了明代人口的大量减少和大规模迁徙；二、严重破坏了明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三、为明代政治演进提供了重要契机；四、影响着明代一些地区社会风俗的形成和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