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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寻根群体的条件

左岸文化
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你寻到了什么?……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二十多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正是考虑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对这个话题能躲则躲。
韩少功 寻根 本土
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你寻到了什么?……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二十多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正是考虑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对这个话题能躲则躲。
  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上至主义与体制,下至厕所与厨房,世间万物无不文化。那么跳进“文化”这个辽阔泥潭里起舞,还想勾搭出什么共识,只能是找死。即便是约定了边界和规则,以木代林、同床异梦、阴差阳错,头痛医脚也常是讨论时的乱相。
  也许可以换一种办法来谈。比方问一问:什么不是“寻根”?什么地方没有“根”?什么时候没法“寻”?……这种排除法,不能代替思考的正面造型和全景检阅,但至少可缩小范围,就近设置定位参照,让大家尽可能对接思路,减少七嘴八舌的虚打与误杀。
  权且一试。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景观之一,所谓“寻根”或“文化寻根”大概算不上普遍现象,不是通行四海的文学新法。就是说,它大概不适用于所有中国作家,更遑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行。比较而言,爱情小说、探案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市青春文学等等,都具有传染性和输出空间,几乎是全球普适品种,有可能在任何群体那里开花结果——但 “寻根”不是。只要稍稍放开眼界,就可发现这一尝试,特别是群体性的尝试,其实受制于诸多条件,似乎不那么好仿造与移植。
  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建国史,除少许印第安保留区里的文化遗迹,本土文化差不多都是外来文化,有什么“根”可寻?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依陈序经先生《东南亚古史研究》里的说法,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罕有文字史,漫长历史一片晦暗无法探知,有多少“根”可寻?战争、屠杀、流行病、有言无字、典籍流散之类事态,一旦把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打入时空黑洞,作家们“寻根”就难以想象。让那里的贾平凹们写出“秦汉”,那里的李杭育们写出“吴越”,那里的阿城们写出“庄老”……恐怕是强人所难。
  美国人可域外寻“根”,如长篇小说《根》的作者寻到了非洲,不过他寻的是政治悲情和血缘谱系,不足以掀起“文化热”。非洲当然也是文化富矿区,艺术与巫术的特色尤为触目。据说东非是人类最早发源地,古埃及比古中国的文明形成早一千多年。然而,中国后来避免了解体与换血,比如不像很多非洲国家在18世纪以后遭受深度殖民,其语言、宗教、教育、政体几近欧化,以致很多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连娃娃们也在舶来的教材前高声齐诵“我是高卢人”或者“我是英格兰人”。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曾与欧洲共享古罗马帝国版图,在人种融合、文化杂交、政治统辖的过程中面目逐渐漂白,至今被很多人视为欧洲的一部分——至少是“欧洲”的郊区或表亲。到了这一步,对于这个半生不熟的黑欧洲或灰欧洲来说,对操一口法语或英语的很多作家来说,他们是否有愿望或者有能力找回一个文化本土?
  一种另类于西方的本土文化资源,一份大体上未被殖民化所摧毁的本土文化资源,构成了“寻根”的基本前提。在这里,资源并非高纯度,几千年下来的文化中,杂交串种乃普遍命运。不过,此杂种与彼杂种还是常有区别。作为一个人口超亿级的共同体,中国即便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文字没有换(不似南亚等),宗教没怎么改(不似非洲等),人种没怎么变(不似南美等,更不似北美和澳洲),还是杂得有些特殊。
  接下来的问题:这种特殊资源如何被发现、被唤醒、被启用?往根本上说,文化资源的活态呈现就是生活与人,那么这些生活与人是怎样进入作家的视野?怎么变成了小说、诗歌、散文以及理论批评?我们不妨看一看通常顶着“寻根”标签的作家,比如贾平凹、李杭育、 阿城、郑万隆、王安忆、莫言、乌热尔图、张承志、张炜、李锐等等。无论他们事实上是否合适这一标签,都有一共同特点:曾是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有过泛知青的下放经历。知青这个名谓,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曾离开都市和校园——这往往是文化西方最先抵达和覆盖的地方,无论是以苏俄为代表的红色西方,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白色西方;然后来到了荒僻的乡村——这往往是本土文化悄悄积淀和藏蓄的地方,差不多是一个个现场博物馆。交通不便与资讯蔽塞,构成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度屏蔽。丰富的自然生态和艰辛的生存方式,方便人们在这里触感和体认本土,方便书写者叩问人性与灵魂。这样,他们曾在西方与本土的巨大反差之下惊讶,在自然与文化的双轴坐标下摸索,陷入情感和思想的强烈震荡,其感受逐步蕴积和发酵,一遇合适的观念启导,就难免哗啦啦地一吐为快。他们成为“寻根”意向最为亲缘与最易操作的一群,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他们是热爱本土还是厌恶本土,这并不重要。他们受制于何种写作态度、何种审美风格、何种政治立场,也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下放”既是社会地位下移,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串联。文化苏醒成了阶级流动的结果之一——这种现象也许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课题。于是,这些下放者不会满足于“伤痕”式政治抗议,其神经最敏感的少年时代已被一种履历锁定,心里太多印象、故事、思绪以及刻骨痛感在此后的日子里挥之不去。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笔下总是会流淌出一种和泥带水翻肠倒胃的本土记忆——这大概正是观察者们常常把他们混为一谈的原因,是他们得以区别于上一代贵族作家或革命作家,更区别于下一代都市白领作家的原因。那些作家即便赞赏“寻根”(如汪曾祺,如张悦然),但履历所限,就只能另取他途。换句话说,所谓“寻根”本身有不同指向,事后也可有多种反思角度,但就其要点而言,它是全球化压强大增时的产物,体现了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构成了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充分紧张,通常以焦灼、沉重、错杂、夸张、文化敏感、永恒关切等为精神气质特征,与众多目标较为单纯和务实的历史小说(姚雪垠、二月河等)、乡村小说(赵树理、刘绍棠等)、市井小说(邓友梅、陆文夫等)拉开了距离。
  有意思的是,很多作家与批评家对“寻根”摩拳擦掌之日,恰恰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与思潮如饥似渴狼吞虎咽之时——至少我的当年观感是这样。他们在另一些场合常被指认为“先锋派”和“现代主义”,也能旁证这一点。那么这是一种奇怪的混乱和矛盾,还是一种正常的远缘基因组配?其实,本土化是全球化激发出来的,异质化是同质化的必然反应——表面上的两极趋势,实际上处于互渗互补和相克相生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全球化的成年期愈益明显。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那里,全球化首先就是西方化,特别是全球都市的西方化,全球中上层生活圈的西方化。比如一种由城区、大学、超市、快餐店、汽车潮、媒体市场、女性主义、中产阶级职场、散装英语或法语、消费主义时尚所组成的精密体制,把全世界大多精英都收编在西化狂潮之内——作家们通常也不会放过这种金光闪闪的收编机会。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作家,更容易把这一切看作“进步”与“文明”的尊荣。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民间、走向本土、走向另类的想法如何操作?在陌生人那里发现、唤醒以及启用多元文化资源,对于作家们来说是否不大容易?是否将面临体制性和生存性的障碍?
  如果没有一次充满伤痛的下放,如果没有高强度的履历反差和身份分裂,很多写作者也许就只能揣着差不多的文凭,出入差不多的高楼和汽车,结交差不多的同事与宾客,继续都市白领和金领的小日子,然后在咖啡馆、电影院、旅游线路以及档案卷宗那里,投入同质化、准同质化、半同质化的各种虚拟与感叹——尽管感叹也有雅与俗的各种款式。他们当然可以图谋突围和反抗,甚至可以壮怀激烈地宣言和奔走,穿上印有格瓦拉、披头士、梭罗、特里萨修女一类头像的T恤衫,在各种聚光灯下气冲牛斗。但如果他们终究走不出既有的生活圈子和人生轨道,突围和反抗就只会是一堆符号游戏,不会是全身心抵押与托付,而以“口舌之文”冒作“心身之文”。同样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个别人也可能走出潮流与体制,爆出星光灿烂的三两个案,但一个文学新异群体的出现,一大批创作与理论几乎同时同地联袂登场相互呼应,进而推动其他艺术和学术领域持久的“文化热”,其发生概率则似乎太小。
  知青运动是难以重复的,显然也非大多当事者所愿。“寻根”者的特殊资源也有限,不一定能支撑他们的文学远行。不过,走出几步与自囚禁足还是不一样。从更大范围看,作家们被教育体制、从业模式、流行风尚等统一收编难以恒久,不是什么“历史的终结”。新的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宗教挤压、革命推动、生态灾难等,总是会造成社会格局的重新洗牌,迟早会使某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切换人生,走向新的写作资源,包括经验资源也包括文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寻根”是非西方世界一个幽灵,还可能在有些人那里附体。美国学者亨廷(Huntington)所说的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还有其他诸如印第安文明、印度文明等,完全可能在什么时候获得一种苏醒与激活机制,进入文学书写,甚至是大规模的文学书写,释放感觉、审美、文化的能量,与西方文明形成有效的世纪对话——上述这些地方至少值得抱以希望。这些对话能否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人类的整体精神,则正在考验参与者们的能耐。
  中国80年代的所谓“寻根”不是什么文学妙方,不过是这些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对话之一。这次对话发生在未遭深度殖民和阶级结构多变的中国,发生在世界文明版图大变之前,应该说不足为怪。
  这次对话发生在尚无经济高速赶超和“国学热”的二十多年前,发生在西化浪潮独大和狂胜之际,难免各种误解与警觉。如果我们不是特别健忘,便可知“寻根”曾经几同污名,在80年代中国遭受过两种严厉政治批评:一是来自当朝的左翼人士(如贺敬之等),指“寻根”背离了“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回到“封建主义文化”的危险动作;二是来自在野的右翼人士(如刘晓波等),指“寻根”是“ 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反动,纯属对抗全球现代化的螳臂当车。不难看出,这两种批评政治标尺有异,却分别延续了五四新文化以来“大破四旧”和“全盘西化”的两种实践,分别展现了苏俄西方和欧美西方的强势背景,透出了意识形态的面包味与奶酪味,显然是异中有同。它们的联手打造了一种文明进步观,力图把本土这个话题打入遗忘。
  但对话毕竟发生了,或者说开始了。
  说到这里,基本不涉及对“寻根”或“文化寻根”的绩效评估,更不意味着对各种文明体系做出全面价值判断。清理该现象的三两相关条件,只是为了今后讨论多一点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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