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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刊《当代历史》2009年9月号刊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瓦尔德题为《失序的稳定：中国的政权为什么有力量》的文章。文章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与后20年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最近20年的发展已经使现在的中国具有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成效，整个政治发展轨迹非常有利，中国青年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而这些特点正是保证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得以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文章内容如下。 中国的经济记录引人瞩目，这里毋需多言。但是过去十年来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的抗议浪潮和最近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骚乱事件，促使一些人认为，这个政权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期，一个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秩序稳定的时期也许将要结束。毫无疑问，当今中国是一个相对有争议的社会，这个国家似乎过分注意维持政治秩序。中国的核心政治制度改革与30年前经济改革开始时基本上一样，确实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然而，与其改革头十年时相对吵吵闹闹、四分五裂的状况相比，中国的整个政治形势对这个政权更有利了。当然，20年前的中国处境非常糟糕。这个国家在国际上陷入了孤立，经济急剧衰退长达数年之久。尤其从四个方面来讲，今天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第一，中国的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了成效，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而在80年代期间，这个战略能否成功还根本不清楚，至少在农业领域之外是如此。第二，考虑到很多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国的整个政治发展轨迹现在看上去非常有利。而80年代末，与开始政治改革的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相比，中国的政权看上去既僵化又缺少进步。第三，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人现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时表现出一种防御性爱国主义。而20年前更为常见的是对共产党制度合法性的严重质疑。最后，今天的中国党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而整个80年代，他们在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裂。一、不确定的时期我们现在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习以为常，几乎忘记了中国在经济改革头十年期间所存在的对改革前景的严重怀疑。到80年代结束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还没有超出农业领域，当时这个国家只是通过放弃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制度就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最初成就。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市农产品供应也随之迅速增加。此时中国农业改革是社会主义世界中最激进的。然而，当时普遍认为，这也是最容易的部分，而且只是第一步。最棘手的改革任务还需要有效地加以解决--这就是如何改革庞大的效率低下的国有工业部门。显然，工业企业需要裁员、重组并置于真正的竞争压力之下，但是这会使国家失去对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而且由于裁员有违社会主义主要原则，这样做会引起社会动荡并在政治上遭到反对。在整个80年代，还不清楚党的领导人是否能凝聚起政治力量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改革；如果他们真的进行尝试，也不清楚中共是否能经受起可能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还有充满危险的价格改革问题。在一个短缺经济中，放开消费和生产价格可能造成实际通货膨胀迅速上升，而且通胀对稳定的破坏性影响在1988年和1989年初的中国城市里已经明显可见。正如中国的领导人痛苦地意识到的那样，80年代开始时波兰消费价格的飞涨导致了团结工会运动。我们应当记得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试图在这种时刻转向市场导向型经济，人们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有利，执政的共产党能否经受住这种转变。人们也很容易忘记，8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似乎远远落后于苏联集团的进步改革，这让许多学生、知识分子、思想开明的党员恼火。1988年，在波兰、匈牙利，最重要的是苏联，出版自由、民主化甚至竞争性选举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而在中国城市里甚至党和政府里，许多人目睹着这些发展，充满嫉妒。我们也应当记得，此时，东南亚的邻国正在摆脱长期的独裁统治：1986年是菲律宾，1987年是韩国。当时，在中国的很多人看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安排看起来越来越落后于时代，运作混乱，而且与党的领导人表面上追求市场导向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努力不协调。二、躁动的年轻人80年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多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看什么都不顺眼。那十年伊始，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大学校园里弥漫着自由主义的怀疑气氛，弥漫着对民主哲学和西方文明制度的好奇。20-30岁的一代中国人只受过断断续续的教育，其中很多人在农村经历了"上山下乡"生活，他们充满怀疑和造反精神。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普遍的骚动之中。这是一个正在从文化大革命的恐惧中恢复过来的社会，还在探索那场漫长的民族灾难的根源。当时，很多人对党的显而易见的自我辩护持不同意见--党认为这场灾难是一小撮被斥责为"四人帮"的坏领导造成的。很多人确信，中国民族灾难的根子在于其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最后，8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问题上陷入深刻而常常是非常严重的分裂。很多领导人把经济改革视为对政权的威胁和对社会主义基本信条的违反。这些保守派人士不理解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简单地转向在苏联启发下搞的那套新型计划办法--这套办法在50年代、在毛泽东轻率的极端主义做法把一切都搞乱之前还是相当有效的。而领导层中的改革者推进政治自由化和开放的尝试在党的最高层导致了派别斗争。这种经常调整的结果是政策突变，例如在强调放开和改革之后，批判和收紧接踵而至。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在对立的两派之间居间调停，一会儿站在这派一边，一会儿站在那派一边，希望引导分裂的领导层走中间路线，把市场改革牢牢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这些冲突都暴露在那些政治上觉醒的青年人、知识分子和党员面前。三、真正的风暴中国80年代长期存在的上述四个特征在1989年春天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一场政治危机--这场危机可以被比喻为一场真正的风暴。80年代看什么都不顺眼的青年文化在四、五月份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来。学生们所采用的言辞和象征表明他们对西方民主模式非常熟悉，而且对这些模式的功效及其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的潜能表现出几乎是幼稚的信任。学生们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正在落后于世界民主趋势，他们希望能在更加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方向上影响领导人中的政治平衡。知识分子、记者、报刊编辑甚至政府官员最终对天安门广场上演的一幕作出了同情性的回应。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政治自由化的停滞感到沮丧。他们加入到抗议队伍中，呼吁政府与学生领袖和平对话，很多人还要求出版自由以及其他民主权利。他们知道出版自由在波兰、匈牙利甚至苏联已经广泛实现，竞争性选举已经被提上这些国家的日程，他们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当与这些世界潮流保持一致。抗议学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经济改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的担忧。官方的通货膨胀率在1988年和1989年初超过了25％，随着价格马上放开的谣传的扩散，出现了抢购风。人员臃肿的城市企业小心翼翼地裁减工人的第一批尝试也造成了忧虑，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和追求特权的现象的明显增加激起了愤怒，随着学生高呼要求公开、对话和铲除官员腐败的口号，这些担忧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四、中国的"里根"一代如果与20年前相比，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看什么都不顺眼的青年文化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后遗症已经过了两代人。现在，党员身份在年轻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的人中间流行。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党员身份是打开更大机会大门的另一张介绍信。在政府中工作常常更受青睐，而在中国大规模的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中工作则风险较大。如果说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中国80年代在很多地方与美国"60年代"相似，那么目前的一代中国青年人在很多方面与美国80年代的"里根一代"相似。今天的中国年轻人非常务实，追求职业发展，爱国，这些特点在80年代的年轻人身上很少看到。大多数青年人出生在1989年事件之后，对那些年里的冲突了解有限甚至不感兴趣。过去十年来，他们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但主要表现在抗议有偏见的日本教科书、北约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轰炸、对东海上狭小的钓鱼岛的国家主权要求，或外国政府和媒体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对中国处理西藏事件的批评。这是感到中国崛起和与之而来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代人。五、稳定的力量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其他城里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与其前社会主义同伴相比不再是不利的了。而在80年代末，社会主义世界处在民主制度戏剧般的突破有望取得胜利的边缘，而中国领导人思想迂腐，犹豫不决，不敢冒险。过去20年的转变促成了一种比较清醒的现实主义。在世界上的30多个后共产主义政权中，不足一半现在是稳定的多党民主国家。除蒙古之外，这些成功的社会都是民族单一的小国，地处欧盟的东部边缘。其他国家要么还是严厉的独裁政权，要么还是严重腐败的不自由的政权，它们推进民主的尝试大多都落空了。在有些情况下，民主化尝试导致了民族国家的瓦解：苏联和南斯拉夫是主要例子。在另一些情况下，转轨引发了民族主义暴力或内战。而且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在政治革命过程中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尝试引起了将近十年的严重萧条。很多经济体包括俄罗斯直到最近才走出困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组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迄今最大最持久增长的两个国家仍然实行共产党统治，即中国和越南。现在，在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进步之间保持平衡的观点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80年代。将多党民主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的热情已经过去，它已经被一种对向不同政治体制跃进的潜在成本的比较清醒的认识所取代。中国自90年代以来迅速而没有通胀的经济发展记录今天已众所周知。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渐进改革战略最大障碍的因素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系统地缩小和改组了其臃肿的国有部门，后者1997年雇用了1.1亿人，现在还不到6000万人。在重组过程中，4000万固定雇员下岗或退休，这确实引发了抗议浪潮，但裁减现在已经结束。中国领导人不仅能集中政治意志做很多观察家在80年代初还认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他们还经受了各种风雨考验，而且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六、一种一致的看法80年代国家领导人之间曾经存在的严重分歧今天几乎荡然无存。现在，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发展模式上高度一致，这个模式将一党统治和有限政治自由化与市场改革、渐进私有化和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的国家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天安门事件和共产主义政权随后在全球的瓦解，反而强化了这种团结感。确实，现在在上层几乎找不到80年代那种严重的政策分歧，80年代那种政策逆转和走走停停的模式已经有十多年看不到了。这是一个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团结的国家领导集体，但他们仍然对确保政治秩序非常谨慎。七、今天的抗议过去10-15年影响中国的抗议浪潮已经大不相同。它们很少集中在最大的城市。大学生、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都不积极参加。大学生走上街头通常是而且主要是为了表达爱国情绪和对外国势力的愤怒。由于企业裁员而引发的蓝领工人抗议浪潮也不集中在大城市，相反，它们分散在全国各地，集中在衰落的"夕阳工业区"(rust belt)--以50年代的苏式工厂、内地三线企业或东北地区为中心。农民抗议同样普遍，主要分散在偏远地区和城郊农村。这些抗议主要是由地方经济问题引起的：例如在国有企业重组或出售过程中不给下岗工人支付已经答应的补偿金或养老金；乡镇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太多；为了工商业开发项目不公正地征用农民或城市居民的土地。这些抗议的矛头指向地方官员，它们引用国家法律，指责地方政府腐败或渎职。抗议活动领导人把上级政府作为解决问题的救星，他们抗议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公平执法，他们声称这些法律遭到粗暴的践踏。在这些斗争中，寻找上级政府帮助是共同现象。八、不可避免的纠纷地方抗议活动猛增，据报道，2005年发生了8万起。这些抗议活动是中国社会经济过去20年深刻变化的结果。在集体经济时期，村干部控制收获，管理土地，分配收入。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家庭掌握和经营自己的土地，农村干部不得不通过征收税费为政府活动筹集资金。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征地和土地权利问题上造成冲突，在一个根本没有旨在公平调节这种纠纷的政府征地法律制度的国家，尤其如此。同样，在过去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就业权利及有关的养老金和津贴是有保障的。当工人在缺乏控制而且常常明显地偏向干部和管理人员的裁员、重组和私有化浪潮中被剥夺权利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基本上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用几代人时间才建立起来的有助于调节这种冲突的法律框架或工会和政府机构。在这期间，中国的发展模式迫使全国各地的官员与国营或民营工商企业建立牢固的联盟，这常常使他们成为集体抗议、批评腐败和冲突的目标。这是一幅与80年代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图景。那十年，农民由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收入增加了，所以农村抗议活动少见。城市工人虽然受到通胀的打击，担心将来下岗，但是他们的工作权利还有保障。80年代的抗议集中在大城市，矛头直指中央政府。今天的抗议分布广泛，但矛头直指地方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近几个月，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动乱重新抬头。这些问题虽然很严重，根子很深，但是发生在偏远地区。这些社会动乱给中央政府提出了政策问题，但是它们几乎没有构成80年代集中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所形成的那种政治挑战或政治危机--那时的运动经常威胁到分裂的中国领导层。九、在司机座位上有的观察员把目前的大量抗议活动视为政权危机的先兆，似乎抗议活动的数量决定了抗议活动在全国的影响。有时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推测，即农村的普遍不满对于一个靠农村游击队造反起家的政权不是一个好兆头；有人警告说前国民党政权的命运可能将落到共产党人身上。这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清醒反思，但是我们可能记得在农民动员起来形成革命力量之前，中国出现了革命游击队造反、大规模外国入侵和军事占领。有的观察家把抗议浪潮与中国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联系起来--可以肯定，不平等达到了40年代末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现在常常听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诚然，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整个不平等程度上升了，那时国民不平等指标例如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32，与台湾当时的水平相当。到90年代末，中国的这一指数迅速上升到0.45，而且现在仍然处于这一水平。不过，说这种水平高得异常是不符合实际的。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也长期很高，而很多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比中国还高。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在90年代末达到顶点，此后有所降低。不管怎样，不平等本身与政治不满没有直接联系--中国最近的调查表明，公民对当前不平等的感受远不如波兰这样的国家的公民强烈，可后者的收入水平状况比中国好多了。原因在于很多中国公民近年来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而且预期今后还有机会改善。上述通常被视为显示政治不稳的预兆并不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严重。在一个大规模转型的社会中，在一个政权比经济改革头十年还稳定、民众支持比那时还多的情况下，它们是经济冲突的症状。中国的政治变革仍然是一个漫长的事情，推动这种变革的力量与20年前颠覆众多经济上停滞不前并且失去合法性的共产党政权的力量根本不同--那些力量曾经在1989年对中国政权形成了短暂的威胁。可以肯定，过去30年的改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冲突。长期采用压制而不是其他措施解决这些冲突的状况可能最终导致民众再次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不过，眼下，民众抗议最多只会对中国政府建立新的公正裁判冲突的制度造成压力。（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在建构监控官员财产的基本制度时，也许有必要考虑"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新考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新晋升的人执行严格的财产监控、任前公开，对于"老人"则在其申报、清退后予以宽免或允许其提前退休、以换上新人。

这是一个工人家庭的私人记忆，却是一段不应让人遗忘的历史。"工人阶级老大哥"风光与沉寂，我们不能简单用时代潮来潮涌轻轻带过。时间的静流不是为了冲淡记忆，而是沉淀理性，让我们看清历史，才助于厘清未来。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

2012年5月18日，铁道部网站已发布《铁道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铁政法〔2012〕97号）》--人文与社会

可以发现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发展已呈现出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并进的趋势。国家权力已经退出了许多原来国家以维系社会公共利益、家庭价值或伦常秩序为理由而对于个人自由所做的限制，让其任由个人自主与家庭自治。而在原来法律不愿介入或是采取较消极态度的领域与问题上，例如对于家庭暴力或是家庭中其他弱势者的保护等，则是越来越积极地介入，这就是强化法律对婚姻家庭必要干预的趋势。

本文节选作为 “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记录（参与者包括张旭东、蔡翔、罗岗、陈晓明、刘复生、季红真、王鸿生、千野拓政、林春城）之一部分发表于《学术月刊》2009年10月号，5-16页） 这个会议虽然是纽约大学与上海大学合作主办，但纽约大学在会议安排上仅有的贡献，只是提供了这个圆桌讨论会的构想。讨论的题目是我建议的——“当代性与文学史”。这个题目涵盖很广，但是它背后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不是一个泛泛的、国内当代文学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而是借用了保罗·德曼的一篇著名文章《文学现代性与文学史》（Literature Modernity and Literature History）。这里我不打算详细介绍这篇文章，而是想在“重新考虑当代性和文学史这两者的关系”的理论层面上，借助德曼的思路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如何把握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性和文学性，进而把握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内部矛盾和理论挑战。首先我想谈谈“当代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或者说不得不---把一切有关我们自己的经验---包括文学经验、政治经验、社会经验、个人经验等--高度当代化，也就是说，作为当下的、眼前的瞬间来把握。此刻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并不在一个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时间轴上思考，这是单纯的经验和体验的本质，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冒险”。“当代”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仍然在展开的，尚没有被充分历史化的经验。“当代”不属于已知的过去，甚至可以说它悬置在历史之外，因此具有一种特定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没有当代化或者当代性的基本含义，我们就没有当代文学这个问题，而只有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经验。我从来不觉得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弃儿，被现代文学所排斥，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大概只有在一种狭隘的专业主义氛围里才有可能。相反，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却是要有意识地把现代文学排斥出去，把它作为“历史”归入另册，从而为把作为当代经验有机组成部分的当代文学经验从“过去”分离出来，把它保持在一种特殊的思想张力和理论可能性之中。通过这种非历史化的自觉意识，当代把自己变成了所有历史矛盾的聚焦点，当代文学则把自己变成了所有文学史的最前沿和问题的集中体现。尼采曾说，“所有的历史最终都来到了现代性”，这里的“现代性”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 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文学最终都到来到了当代文学。最高意义上的当代，必然是现代性的最激烈、最充分、最政治化的形态；而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必然是文学本身最政治化、最具有矛盾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界定当代文学，它事实上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界定着文学性本身，由此回溯性地界定一切关于文学和文学史的思考和讨论。当代文学自身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具有批评和理论的蕴涵，除此之外，一切都属于历史，属于过去，属于当代意识的对象领域。现代文学也好，古代文学也好，作为知识的文学理论也好，都只有“史”的含义，而当代文学总体上同“历史”和“知识”对应或对抗，因为它存在的本体论型态是行动，是实践，是试验，是冒险，是选择、判断和决定。文学虽然是一种表象或再现，但就其最内在的想象力和赋形能力来讲，它不属于反思和观念的谱系，而是属于一种不确定的、尝试性的生产性或创造性活动，即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活动，并通过这种自身的内在属性而进入了广义的“当代”和“当代文学”所包含的文学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其次，一旦把当代性作为历史的对立面确立起来，它马上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下”把自己非历史化或形而上学化之后，马上会意识到自己仍将面临下一个当代、下一个此刻、下一个把此前的一切视为过去的再历史化倾向。这里的矛盾类似于保罗·德曼借用尼采的《历史对人生的利弊》（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to Life）所指出的问题。尼采讲的是整个欧洲意义上的现代性要摆脱历史的重负，可是当它把自己作为一个创造的瞬间建立起来的时候，又不得不随即把自己历史化，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审视和反思自己。这个张力，我觉得在当代文学里存在和展开得最充分的，但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好像恰恰也最缺乏理论性的反思。相对于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此刻，下一个当代，这个“此刻”只能是历史。所以在“当代性”内部，又必须不断地产生“作为历史的当代”或“当代史”意识。因此，“当代文学史”在严格意义上讲，似乎只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当代”不应该有“史”，“当代”就是一个永恒的“当下”，它有一个张力，而一旦当“永恒的当下”不得不自己把自己历史化了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我们所能获得的不过是一连串既相关又彼此割裂的过去的“当下”和“此刻”，它们被文学捕获、赋形，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在罗列这些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之外，不过是将过去历史化的努力，包括把正在展开的“当下”作为“过去”而加以反思、把它历史化的努力。比如在今天上午讨论80年代先锋派的时候，我们就面对这样一种把当下历史化的问题。“先锋派”或“实验小说”当年对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来说是进入当代文学的切口，而正因为它在当时是作为当代性和文学性本身被感受和把握的，所以“先锋派”或“实验小说”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是无历史或非历史的，因为它是我们正在展开的存在的命运、语言的命运、思想的命运的组成部分，是构成我们自我的语言世界的最新鲜、最活跃的部分。但是现在它不得不被历史化，被作为历史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被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主观幻想、神话和偏见来审视。如果我们还要把先锋文学或实验小说包含在当代文学的范畴中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代文学本身包含着把自身历史化的倾向，这是意识把自身对象化，即作为认识和批判的对象的努力。我不希望的我的引言占用太多的时间，因为讨论将会更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开场白之后，我接下来想简单地谈这么几点：第一，“当代”是怎么来的？开会前我翻了一下陈晓明送给我的他写的《当代文学史》，前面有一些非常有用的讨论，比如“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有些事情我以前也不知道。但是我想在一个不受狭义学科兴趣限制的层面上，就“当代”这个字眼所具有的理论可能性谈谈“当代”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又可以到哪里去。肯定不全面，但以下是我目前所想到的几点： 首先我想到俄苏传统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以及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强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俄国文学变成一种世界文学的起点是普希金，后来有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直到19世纪后期的小说和戏剧。在俄国文学当中一直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世界的同代人。“当代”在英语里叫做“contemporary”，晓明的书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同时代的，我们大家都共享的这个东西。我们是当代人，是同代人，所以我们享有同代人的文学。俄国文学第一次带来了这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在自己的文学和时间里做世界的同代人。这个“世界”当然不是指任何一个地方，而是特指西欧，即怎么做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同代人，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处在同样的世界历史的时间当中，思考同样的普遍性的问题，面对同样的自由和不自由，但却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怎么样能把我们同最先进民族的（因为我们是落后的，这是俄国和中国相对于西方的一个共同的相似的位置）文学放在同一个“当代”的时空中，或者说，通过文学把这个想象的时空产生出来，再反过来用这种时间概念来理解自己的经验。这是如何在本民族语言内部生产和克服世界历史时间的问题，我想可能是“当代”概念的一层未曾言及的含义。与“新中国”和“新人”同步的当代文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这种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的诉求与梦想。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把这层意思提出来讨论，但或许值得做一些意识史的考察。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这种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的冲动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指向。 第二，随着近现代日本文学思想和批评，包括竹内好、丸山真男，以及鲁迅研究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日本文学研究者进入当代中国的知识视野，日本思想界所作的近代和现代的区分，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也许已经成为常识性问题。简单地说，日本意义上的“近代”，就是明治时代以来的“文明开化”、“脱亚入欧”，“和魂洋材”，一切以西方为圭臬、但却保留某种日本的“本质”、“自然”和“内在性”的行为和意识范式。而日本意义上的“现代”，则是在亚洲建立殖民势力范围，最终以太平洋战争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手段，挑战欧美现代性，建立作为“世界历史”的日本的主体性的失败的努力。可以说，即便在今天的，在日本“近代”自由主义主流思想下面，仍然涌动着种种“现代”的骚动，如左翼和右翼的反美情绪、文化保守主义、和比日共更激进的批判意识，等等。在中国语境里，现代和当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结构上类似于日本近代和现代的一个紧张关系，即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叠和对抗。现代或“现代化”（包括“改革”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对应于“文明开化”的追求，如工业化、政治改革，建立制度上的理性化等等。但中国的“现代”同日本的“近代”相比，包含着更为深刻、更为激烈的现代性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颠覆，它最终是通过毛泽东主义的大众革命完成的，并由此而进入它更高的“当代”阶段。所谓19世纪与20世纪的冲突，也就现代性内部矛盾的激烈化和政治化，它的结果是“当代中国”（人民共和国）的确立。但在今天，我们的当代其实又是一个被重新历史化了的当代，是一个把革命的当代（新中国）放回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过程之中，对之作历史主义的非政治化和理性化处理的“后当代”。这个历史构造和价值冲突也在“当代文学”里表现出来。“新时期”文学的基本母题，实际上是从人道主义到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整个的19世纪布尔乔亚文学传统的快速回放。文学在这里的社会意识形态作用，可以说是一种“回到19世纪”的想象的媒介。所以今天中国思想领域的论争，是内在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因为当代文学在“根子”上就有19世纪和20世纪的矛盾和冲突。从这种矛盾冲突的角度看，“当代文学”概念的原始含义和政治激进性首先来自“当代中国”的前三十年，这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创造性的“非历史化”过程，是“当代性”的正面含义；而后三十年则是这个当代性本身的历史化，或者说颓废化和神话化—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克服了20世纪的19世纪，本身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是“历史终结论”的一个版本。目前年轻一代当代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前30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当代”含义的第三个组成部分，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当然是20世纪中国自身的革命经验，以及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现实在“新人”的意识构造上留下的持久印记，或者说对新中国人的主体性的赋形在作用。我很高兴看到陈晓明在他的《当代文学史》里面建议把当代文学的起点放在1942年，而不是1949年。在最近一个访谈里，我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如果我们从鲁迅1927年黄埔演讲里对革命现实和革命人的向往着眼，我们会认为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起点，因为针对新文学来说，讲话标志着基于一个实现了的革命现实和革命人的具体的实在。这同鲁迅这一代对于新人、新现实、新文学的想象和期待有本质的不同。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回到一开始谈的一点，即针对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研究来说，现代、现代史、现代性，现代文学、现代文化，都只是当代文学的史前史，它们都最终来到了当代，也就是说当代性涵盖了所有这一切，把它们统统都作为自身发展的环节，包含在它的内在矛盾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扩大了的当代文学的含义，包含着现代文学，甚至包含着古代文学，也包含着外国文学，它把这一切都视为自身经验和自身实践的必要元素，包含在自己的结构当中，作为自身矛盾和问题性的一部分，包含在自己的批评空间和概念空间当中，包含在自己时间的构造之中。话已到此，我干脆就用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说法来表明的我的立场：现代文学是被当代文学生产出来的，正如历史是被当代生产出来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其实最终都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无论在研究的意义上、还是在批评的意义上、还是在“史”的意义上，都在把整个文学现代性从自身内部不断地、反复地生产出来。最好的现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由当代文学的人去做，因为只有搞当代文学的人才能真正地把握现代文学，这是在批评和批判（这既是康德“判断力批判”意义上的批判，也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上的批判）意义上的把握，而不是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学科专业主义的把握。反之，做现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的人，如果本身不处在当代文学的激流中，对当代文学无话可说，那么他们对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除了基本的资料整理和语文教学意义上的知识传授。 当代文学如果不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教研室或专业行会意义上的“界”，就不会有什么焦虑感，因为当代文学，就我们的有生之年来说，其实就是文学本身，或者说是我们通向真正的文学和文学的全部丰富性的唯一的通道。这么讲并不是在一个历史主义的意义上偏爱“当代”或“眼下”，而恰恰是在一个非历史的意义上，强调“文学”本身的无时间性。同通常人们所说的“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生命超越时间”的意思相反，这里所说的文学的“非历史”特性不是讲存在着某种“不朽的”、“诉诸普遍人性”的文学作品，而是指正因为文学本身彻底的历史性和政治性，所以每一部文学文本，无论其“文学性”何其微弱或强大，都必须在存在的同等强度上才能被重新打开：只有一个活人才能理解另一个活人，只有一个活跃的生命才能领会另一个活跃的生命封存在书页里的信息。只有在一种“当代”的意义上，文学的存在才成为可能。在此以外，任何文学教育和文学教养，比如古典社会的“读经”式的教育，本质上不属于文学，而属于政治哲学，即属于公民教育和道德教化。而文学之为文学，却在于阅读活动中内置的、有待被一次又一次唤醒和激活的当代性。这种从当代性中重新获得的“文学性”概念，本身既是一个激进的历史概念，又是在范畴上同历史对立。这一内在矛盾也规定了当代文学同文学史之间的紧张关系。说到当代文学生产出整个文学性，就不得不再次谈到德曼借尼采的说法谈的文学现代性和文学史之间的张力。德曼的逻辑是：我们通过文学批评把握文学现代性，特别是把握文学内部的“此刻”性和本体论层面的拒绝历史、在同混乱、激情、死亡想对峙的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这种文学现代性一方面带来文学的永恒，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悲剧性地把自己交给历史，即文学史。我觉得这里面最有意思的部分并不在于历史最后的胜利，哪怕是反讽性质的胜利，而是这个问题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所谓“文学本质”的反历史、超历史特性，虽然这种反历史、超历史的形式本体论最终也仍将以历史和知识的方式流传下去， 但文学在这个领域仍保留了随时进入反历史、超历史的空间的通道，这就是文学本体论和作为“判断力批判”一部分的文学批评本身。用德曼的话讲，就是“文学史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只能回答‘什么不是文学’。” 这个观察可以让我们再一次较真，一步步去追问“什么是文学？”这个堂吉诃德式的问题。这种追问方法当然只能有一个答案：文学概念必须由文学本身来界定，而不是由文学史来决定，文学史无法改变--更不用说界定--我们进入文学的方式。正如文学内在形式本身是开放的、不稳定的、创造性的，我们的文学体验在根本上是没有时间性的，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的文学体验比唐代的文学体验“先进”或“更正确”。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当代文学意义上的所谓第一次阅读，没有当代文学或文学当代性意义上的面对文学文本的体验，一切都无从谈起。当我们第一次与一个陌生的文本遭遇，我们要去分析它，要去阐释它，要去对它下判断，这时候我们不得不调动起所有的情感、知识、智慧、能力和资源；这时我们是脆弱的、不安全的、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判断力负责，此时我们同自身环境的政治性关系是完全暴露在他人眼前的，正如第一次被我们阅读的文学作品，它文学自身的不稳定性，脆弱性，也暴露在我们眼前。文学的概念，说到底是在这个边缘地带一次一次被重新生产出来的。如果种种当代文学经验出了问题，我们实际上就没有文学概念了，因为它成了无源之水，只能借助于死板的文学史、学术史、或文学概论式的教条苟延残喘。这样的文学概念自然是没有生气的、没有内在问题、没有内部的紧张感和问题性的东西，只能是个伪文学的概念。而当代文学生产出的文学概念则是有机的，总体性的。它最终是政治性的文学概念，因为我们所有的生存危机凝聚在当下，文学和这种存在的危机是共生的，它们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当代文学研究通过批评不断地为文学提供定义。这个“文学”不但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本身”，也包括作为知识、观念、经验和现象而事实上存在的文学分析，文学阐释和文学史写作这三层含义。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玄学问题，而就是指文学存在的自身的逻辑，那种拒绝外在规定的独特性、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批评的角度看，这就是单纯的文本性，这就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文本时所体验到的那种令人激动的、令人充满好奇和期待的东西。我们今天上午谈到格非等80年代先锋小说家。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面对格非的文本时候，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格非这个作家，某天香港三联的编辑林道群忽然从香港寄来一本书，格非的《迷舟》，请我为香港的《八方》杂志写一篇长篇评论。我那时对格非一无所知，面对这样的文本，第一次去看，那个感觉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对文学的怀旧感，也许怀的是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不确定的文本的旧，因为在这样的个人的文学经验里，的确包含着文学最深的秘密和最持久的魅力。在当代性的问题里面，我们直接可以面对文学单纯的文本性，它的陌生性，不确定性，它的绝对的个别性，不受任何文学史、知识结构、意识形态干扰。与此同时，这时候我们又是被结构的，处在各种关系之中。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把这种单纯性和直接性这种当代文学的经验的原点分离出来。这种单纯性也决定了批评的单纯性，因为这样的批评是一个直接的、单纯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是一个绝对的中介，通过这样绝对的中介，单纯的文学概念走向了一个文学的总体概念，也就是说它会跟社会发生关系，会跟政治发生关系，会跟我们自己的潜意识、无意识、焦虑等等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即政治无意识发生关系。但发生关系的前提，是文学变成了文学研究的材料，意识形态批判的材料，它的前提是要经过单纯的批评的中介，而这个单纯的批评的中介的前提，又是要有文学的单纯的文本性，而这种单纯的文本性又必然是被当下这种经验方式决定的。昨晚跟蔡翔在咖啡馆聊天时谈到今天的圆桌讨论会该怎么开，他问了一个关于“批评的中介”的问题，蔡翔对我说，你要把当代文学最后落实、植根于批评，是不是想从批评里开拓出一个当代文学的空间，开拓出当代文学史的空间，一切都基于批评？我说确实是这样。这是我第三个希望能引起讨论的观点，就是批评是第一性的，文学史是第二性的。我在另外一个场合，在谈鲁迅的时候我也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硬要分学科的高下的话，那么美学，即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力、审美判断是一级学科；文学批评是二级学科；文学史只能是三级学科，因为文学史在文学或判断力的范畴里已经比较边缘，一大半已经在知识领域，而非判断力领域。但蔡翔马上提出一个疑问：如果批评这么关键，这么重要，这么核心，那么批评的前提是什么？凭什么批评，拿什么批评？批评的原动力又是什么？要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会说得非常复杂，但我今天可以把结论直接跟大家做一个坦白：我觉得批评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存在的政治性。真正的批评当然需要各种经验的、趣味的、知识的、理论的、甚至技巧的训练和准备，但在这些技术性前提之上，存在本身的政治性，是激发和推动批评活动的最根本的前提和动力。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存在自身的政治性决定了我们的批评冲动，决定了我们在审美领域内部的分析、判断和斗争。不然的话没有必要去批评。我们不妨想想30年代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他们为什么会进行文学批评的活动？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大的政治环境里面，需要有政治性的行为、判断和行动。这种存在的政治性把一切都调动起来，因为你对一切都由一种牵扯到利害、美丑、真伪、对错的关心。我们今天同样如此：存在的政治性决定批评。以这样的政治的甚至是意志论的方式谈当代性和当下，人们或许要问，难道你的当下不会整个是一个错觉或错误吗？有什么能保证这个当下和你对这个当下的投入不是个错误？还有什么比“过去”、“知识”和“历史”更安全呢？这确实曾是尼采的问题，即这个被当作存在本身接受下来的当下会不会整个就是一个幻觉？也许这个问题是跟哈姆莱特关于人死以后还会不会有恶梦的问题一样没有解。对这样的质疑，我想我们只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即把它还原为存在的政治性本身。所有的危险其实都在这个“当下”里面，因为谈政治性就不得不面对可能的错误。这不是会不会受惩罚和处分意义上的错误，也不是会不会带来经济损失意义上的错误，而是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最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一牵扯到政治本体论范畴，人犯的错误就可能是致命的错误，你的存在就可能会被毁灭，这个意义上的错误也许不是个人在有生之年可以克服或被宽恕的，而错误的代价可能是你的全部的存在。因此这个“当下”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但当代文学最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它是一个不安全的领域，而脱离当下的东西都是一个安全的：历史、知识、文化、理论、观念，都是安全的，但当下或当代性是个不安全的，它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整个的存在去努力、去判断，去行动。当代文学内的政治性和文学性，都来自于这种努力、判断、和行动。对当代和当代性的强调尽管是最终是政治性的，但它离不开对历史复杂性把握。我非常同意蔡翔所说的要避免凭感觉，凭印象，凭小聪明和即兴的灵感去界定当下。感觉有肤浅的感觉、深刻的感觉，但即使是再深刻的感觉，海德格尔式的感觉，它还是一种感觉，一种所谓的决定主义（decisionism）。所以我们对存在主义的批判其实也是非常有相关性的。但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而原因正因为任何对于当下的形而上学的、审美的、判断意义上的定义最后都会被无情的带入历史。尼采要价值重估一切，但尼采现在自身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了，是现代性历史的一部分了。从“当下的错觉”问题，可以回到刘复生在上午的发言。我觉得这个发言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性。对先锋文学的批评，是我自己批评活动的开始，而格非、余华、苏童这些人，我是把他们作为同代人来看的。我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我们当时对于先锋派的把握，的确是对于一个“当下”的把握。那个当下是有未来指向的，是有政治性的，甚至是有真理性的，它表明的是我们个人的存在、对世界的想象、对未来的期待，对某种历史真理性到场的兴奋。它早已不只是一个文本的问题，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批评和文本的合谋，而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文本和批评的合谋，即批评与一个时代根本的政治可能性的合谋。但在今天，我觉得先锋文学在80年代后期所表象的当下的真理，在今天只有神话意义了，因为在今天很难不把它看作是某种主流意识形态---个人自由，私有财产，等等—的想象性的符号预演。正因为是想象性的审美预演，所以它在当时仍然是“非功利”的。但在今天，它的非功利性和形式创新色彩就不得不被放在一个历史语境里，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趋势的注脚来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很同意刘复生的阅读，那个时候的当下在今天已经被历史化了。这是对当代性的冒险和自我神话倾向的历史批判的克服。刘复生的文章里还引了我早先的一段话，我都忘了自己在80年代，在激赏几个同代人的写作的时候，还说过那么刻薄的话---我说这些先锋派的小说家，他们想象和经营文本自律性的方式，其实同个体户、小老板经营私有经济蚕食公有经济，建立自己在经济领域的尚未充分合法化的自由的方式是差不多的。在没有私有财产权、没有国际化、没有全球化的时候，在文本里已经游戏性地出现了，这是康德意义上的审美愉悦。但是，在今天，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切已经在充分历史化的过程中被充分政治化，我们还能够为那种审美游戏作什么样的辩护？当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严格地分析把“自我意识的童话”理解为“私有财产的神话”的时候，我很想问复生和晓明，也想问自己，这些文学经验究竟在文学史材料之外给文学留下了什么？如果先锋派只不过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只不过是当时的一种中产阶级化的以艺术自律的形式，语言游戏形式的一个预演，那就很可悲，因为那说明我们的文学最后只有历史意义而没有文学意义。而当代文学的内部张力是一方面要把文学历史化，另一方面是要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为文学作出一个解释，什么是好的文学，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什么经验，这个经验不只是要强调我们曾经多么想做中产阶级，而是要在今天一部分人终于已经做到了的时候，回过头去审视我们个人奋斗和集体奋斗的轨迹，看看哪些东西仍让我们自豪，而哪些东西让我们羞愧难当。我的意思并不是当代文学一定要给文学史留下一些正面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如何在文学的当下性中，不断地提示出文学和存在的可能性。一个常见的关于当代文学的质疑，是当代文学缺乏伟大作品，以至于它不值得我们为之付出过多的精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 我们谈的不是《楚辞》、 《红楼梦》或鲁迅作品是否在价值上超过同代人的作品，我们谈的是即便经典文学的判断，仍旧来自当代经验对传统的接受和理解，而这种当代的接受和理解同接受和理解的当代的意识和经验出自同一个时空。至于伟大的文学怎么来，今天的中国文学何处去，还有没有“真正的文学”，大众消费意义上的虚构作品、网络 写作还算不算文学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根本不需要考虑。我前面提到文学的单纯的文本性，前提就是我们要承认它单纯的自发性，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是政治性的，存在是一种斗争，是一种想像，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指向未来的冲动，那么这种政治性的存在就一定会找到文学，找到不满足于现状的东西、指向内心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基本的存在的政治前提，文学就是这种存在斗争的一部分，它的命运不用我们去操心：文学会有的，伟大的文学会有的，虽然不一定在这个月或今年，甚至不一定在这个十年或下个十年，但这不是我们该操心或能操心的事情。现在有多少人写小说读小说，还有多少文学刊物，有多少文学奖，这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读者最多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文学，琼瑶、金庸、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等的写作，确实不在我们讨论的文学范围之内，而实际上是属于大众娱乐和文化工业，应该同时尚、传媒、消费等归在一类，进行社会学、统计学意义上的研究，但它们并不内在地需要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式，也同严格意义上的批评无关。与此同时，我们所说的文学和文学性，作为个人和集体的想象力、创造力的体现，在一定时期内，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或许可以在所谓“纯文学”以外的领域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比如批评，思想讨论，其他艺术类型，甚至像电视剧这样的大众文化领域，但只要它们同样可以是广义的文学研究和一般理论思考的对象。最后，作为结尾的收束，我想回到当代性自身的时间构造问题。这里面又分两点，一个是它的时间构造。当下虽然是一个瞬间---永远的“此刻”，这是我们当下最严格的定义---但是这个瞬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瞬间，这个当下的概念之所以能够确立，是因为这个瞬间必然已经是一个构造，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个瞬间只能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紧张关系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一个激进的当代概念，不仅仅明确地来自一种历史意识，而且能够把历史意识激进化，也就是说，把变成当代问题的内在组成部分。每一个“当下”都要被历史化，但每一个当下在出现的时候，当它把自身同历史分离开，对立起来的时候，都改变了历史本身，改变了历史化的整体格局。这是本雅明所说的“历史天空的星座”的含义。更进一步地说，也就是第二点，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当代的未来指向。当代文学和文学史的关系是非常暧昧的，因为当代性既要把自身非历史化，又要产生出自己的当代文学史，要把自身历史化。但无论如何，是有一点是不会被历史化掉，不会在被历史化、文学史化的过程中完全被消解掉的，或者被完全异化的，这就是当下始终的未来指向。当下对下一个瞬间的开放性，是任何文学史都没有的，现代文学没有，古代文学没有，或者任何文学史化的对文学的理解也不包含这个东西，只有当代文学，最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批评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直面文本的，直面文学生产的政治性的文学概念始终包含一个强烈的、根本性的未来指向。我想这当代性和当代文学的一个终极含义，也是它最终回到历史的唯一通道和全部意义所在。2009年6月，上海

生态学是工业革命以来兴起的一门学科，理解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学科的主要内容。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理解，自然而然成为生态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生态学在不停地发展，生态学家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个过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萌芽阶段的生态学 在达尔文之前，不少生态学家同时是博物学家、分类学家、化学家、神学家甚至文学家。 在这一时期，一部分生态学家倾向于分门别类的描述和理解自然现象，诸如不同地理区域的植被组成，物种生活史特征等等。另一部分生态学家倾向于把自然看作一个有严整秩序的整体，从整体思考各个物种之间的精妙联系。美国生态史学家沃斯特认为，前一种生态学家是持"人类帝国主义"观点的，他们用还原论的办法机械地解析自然，其研究方法与在近代科学中兴起的归纳演绎方法是一致的。后一种是"田园主义"观点，他们倾向于把自然理解为一个整体，强调人类回归自然秩序。这一时期，田园主义生态学家在探讨自然界物种之间紧密联系的同时，还受到宗教、文艺思潮的影响。但是，这两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交织在一起。西方生态学者此时一方面醉心于不停地发现新的生命现象，一方面希望远离工业和城市的喧嚣，回归田园时光，对人类毁坏每一片森林感到痛惜。 达尔文之后的生态学科 达尔文和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改变了生态学科的面貌，也导致了生态学的分化。达尔文在回顾他的工作原则时写道，即使一个假说再优美，只要和现实证据相矛盾，就必须被抛弃。某种意义上说，达尔文的这个工作思路和波普尔的"假说-证伪"模式是同质的。与达尔文同期的生态学家们大多都自觉地采用了这个原则。从1860年至今，生态学界每个自然规律的发现大多都遵循"假说-证伪"模式，这一模式于是成为萌芽阶段的生态学和现代生态学的分水岭。在此后一百多年里，无论是持还原论观点还是持整体论观点的生态学研究，只要遵循"假说-证伪"原则，那么这种研究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 除此之外，生态学还有另一个分支，即人文生态学。如果一位生态学家只有一个理论框架，却并不思考这一理论框架是否有现实证据，那么他的研究就应该归于人文生态学的范畴。生态学界因此形成了两个圈子，各有各的出版物和研究群体。 举个例子：假定有一片草原，其上有食草动物（比如鹿或羊）。如果没有食肉动物（比如狼）的话，食草动物种群会增大，摄食过多的植物，导致植被退化，然后食草动物大量饿死，生态系统瓦解。但是如果有捕食者存在，食草动物种群就会被捕食者调控，从而也不会造成植被退化。上述文字描述只是一个假说，它的数学模型就是著名的Lotka-Volterra模型（或叫"猎物-捕食者模型"）。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在没有捕食者的环境中，食草动物种群的确会出现种群崩溃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食草动物种群在崩溃后还会恢复，并不时地发生崩溃，保证植被并不退化。这一证据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Lotka-Volterra模型，从而引发了生态学家对捕食者作用的反思。生态学家后来发现，自然界的调控不仅包括捕食者从上而下的调控，还存在气候和植物从下向上的调控。由此，人类拓展了自然界自我维持机制的认识范畴。这样的认识过程，就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 但是，同样有一批学者，他们在想出或者认识到Lotka-Volterra模型后，立刻认为这反映了大自然调控的精妙，并把它推广到人类社会。比如近年来国内反映草原问题的一本半小说半政论的作品《狼图腾》，其作者姜戎就把狼对草原的保护作用无限强化。而实际上，在《狼图腾》小说的背景地区东乌珠穆沁旗，1961-1964年的历史记录表明，每年狼捕食的家畜不到该区域总家畜头数的1%，而极端恶劣气候（比如雪灾）能导致当年30%或者更多的动物死亡。在此区域，主要调控动物种群的因素是气候，而不是狼。这一证据表明，《狼图腾》这本小说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书中的观点只是一种思潮或者理念，可以看做一种人文生态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生态学家，有时候难以划分他们是属于科学生态学阵营还是人文生态学阵营。萌芽阶段的生态学印记几乎打在每个生态学家身上。即使一个生态学家以科学生态学研究闻名，他的成果也未必都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比如，提出植被演替学说的克莱门茨（Frederic Clement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克莱门茨的植被演替学说很好地解释了自然界植物物种组成的更替规律（比如森林地区的空白生境，一般存在"草本--灌木--乔木"的演替顺序）。但是，他同时认为生物群落是一个"超有机体"，一个自然群落可以像一个生物个体那样从小到大逐渐生长，其中的物种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电影《阿凡达》便借鉴了这个观点。但是，克莱门茨的超有机体观点后来被证伪了，生态学家发现物种实际上是随机地出现在生境中，先入为主地组成群落。尽管如此，超有机体作为一种观念，已经影响了人类社会，成为一些生态伦理学的重要依据。 学科分化之后 科学生态学同时继承了萌芽阶段生态学中还原论和整体论的研究观点，某种意义上还是人类帝国主义的视角。随着物理化学方法的介入，科学生态学已经理解了自然界一些重要的科学规律，并用数学和地学手段，对这些规律做了整体性的理解。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科学生态学有个特点，就是强调研究无人类影响条件下的自然规律，把人类因素置身于生态系统之外，很少再思考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 而人文生态学则继承了萌芽阶段生态学的泛灵主义、田园思想等。尽管术语有所变化，但是相对于其社会影响，人文生态学在理论上发展不是很大。1960年以后，环保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环保政党和NGO纷纷成立。这些运动以实际中不断暴漏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依托，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这一时期，环保主义运动的主张比如"保护地球，保护每一个物种"、"人与地球和谐相处"、"炸掉大坝，让河流自然流淌"等，在理论范畴上并没有超出吉尔伯特•怀特、梭罗、克莱门茨、利奥波德等早期人文生态学家的思想，但是环保主义者的影响已经远远不是这几个终身住在原野地区的学者所能及的。环保主义者现在已经占据了媒体，充分影响公众，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为主要的执政党。人文生态学的观点基本上主导着现代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值得指出，人文生态学和环保运动在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对环境的破坏时，同时也厌恶任何改变自然现状的社会变迁，而且他们的主张还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比如，这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保持工业化前的状态才是生态的、环保的，而往往不顾当地赤贫，人民福利得不到保障的事实。 而且，近年来人文生态学的所有理论出发点大多是建立在有选择的科学生态学研究成果之上的。比如反转基因运动在食品安全性问题质疑频频落空后，纷纷转向科学生态学界，寻求转基因作物污染自然种群的证据，一有寻获，即大肆宣传，而往往无视那些实验设计不严格的事实。而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地球一小时"等环保运动也及时套用科学生态学界提出的"碳中性"概念，却回避科学界并未能完全理解碳循环的事实。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科学生态学家意识到，继续把人类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是不合时宜的。 在无人类影响地区得出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在现代社会成立。科学生态学家也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方面来。近几年来，科学生态学家逐渐提出，人类应该自主地承担大自然管家的责任，应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可持续之间的平衡。他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再和谐"。和环境恶化一样，人类的贫困和不平等，都是人类对生态系统管理的失败，而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类和环境再和谐的要务。科学生态学正逐渐重新开始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对流行的人文生态学的一些观念进行矫正。 两类生态学在中国的处境 自民国以来，科学生态学在中国开始发展。2000年后，科学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明显加速，逐渐填补世界生态学研究在中国区域的空白。但是，中国的科学生态学界有一个特点，就是埋头书斋，以发表国际论文为导向，很少对国情和政策发表建议。这跟我国的科研体制--包括人事制度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有关。言多必失，说错话就得罪人，得罪人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研究论文，没有研究论文整个研究生涯都要完结。因此，科学生态学界万马齐喑。从目前看，科学生态学者不会给当代中国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提出足够的有价值建议。 人文生态学在80年代以来才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但是，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其传播速度极快。加速人文生态学传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环境的迅速恶化。在这两个背景之下，整个社会在理解日益严重的中国自然环境问题时，都具有强烈的理论需求。如果科学生态学界不说话，那么这个空缺的话语空间只能由人文生态学界来填补。2000年以来中国的若干环保大论战，都是由人文生态学家和媒体发起的，比如"人应该不应该敬畏自然"争论、"怒江建坝"争论及"圆明园地膜事件"等。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人文生态学思想一向受到西方学说统治，比如怒江建坝就是国际反坝运动的中国翻版，而转基因的反对者也都依靠西方学说和实验证据来立论。去年的哥本哈根谈判之前，所有媒体也是竭尽煽情，跟着西方媒体走，直到最后温总理终于被西方国家强硬地塞了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减排方案。 中国科学生态学界的不作为和人文生态学界对西方观点的生吞活剥会给中国发展带来若干不利影响。首先，难以产生适合国情、以我为主的生态学观念，因此不得不听命西方，在国际气候谈判等国际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第二，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难以理性解读，会进一步加重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比如今年的若干环境问题（如南方大旱等），政府的官方解释虽然合于科学生态学界的观点，却无法有效辟谣。第三，由于人文生态学界的西方视角，他们难以理解中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其绝对的批判态度，往往和地方官僚机构的发展目标（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直接对抗，这样会增加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难度。 在今后的国家发展过程中，中国要学会仔细区分，哪些生态学主张是处于科学生态学范畴之内，哪些主张是来自于人文领域。对西方在中国传播的形形色色的生态学主张，要加以辨别明细，择善而从，而非全盘接受。发展符合国情的生态学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去年，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前夕，丁仲礼院士和强世功教授分别分析了中国的碳排放前景，解读了西方碳政治，这是中国自己的科学生态学和人文生态学的重要发展。这两个研究对我国气候问题谈判是非常有益的，值得后来人效仿。

后进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和现代化，无可避免必须向西方学习现代经济学，但学习绩效如何？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以及与当代社会科学中若干重要理论的比较,探讨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的问题。本文认为,费教授提出的若干概念,具有超出“乡土中国”的更广泛的适用性。

2012年4月起，南中国海迭起波澜。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屡屡给东南亚国家撑腰的背景下，今后类似事件很可能继续发生。

1992年瑞典出现金融危机时，由于政府联合反对党及时采取了强硬的接管政策，很快解决了问题，避免了大规模经济危机。宇琦译，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校订(http://humanities.cn)。

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记获奖作品的作者，莫斯科政治研究院董事)。

第一章

吴良镛1922年生，建筑学家。江苏南京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他主持的北京市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试点工程获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史纲》(英文版)、《城市规划论文集》、《广义建筑学》、《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建筑学的未来:世纪之交的凝思》、《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等著作，并参与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多个全国性学术组织的创建工作。　

中国一些基层上下级政府行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政策时，常常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这些政策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本文从组织学角度，对这类现象提出一个理论解释。

纽约书评文章，原文见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 ... d-china/?pagination=false On Chinaby Henry Kissinger Penguin, 586 pp., $36.00                                                  AP ImagesHenry Kissinger with Zhou Enlai and Mao Zedong, Beijing, February 1973 AP ImagesHenry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Beijing, November 1973 

国家认证的西方经验表明，认证是权利的另一种成本，是建构良好的法治和良好的治理秩序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政府最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其公共性体现在它几乎是所有国家制度的前提，堪称国家治理体系"基础的基础"。

美国在埃及左右为难

近年来，《金刚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发表论文40余篇，专著20余部。现分以下几方面，对已有的论著成果予以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