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人文与社会 - 文章列表 - 普通

得知丹尼尔·贝尔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和贝老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93年，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经常通信。我与贝老最后一次通讯是在一年前，想征询他是否允许把我们之间的来往书信用在我与他人合著的书中。这本《城市的精神》是把对一个城市的心态的理论化与个人历史结合起来的书（2011年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选段就是出自该书论证移民对纽约的成功的重要性的章节。 新加坡，1993年11月。丹尼尔收到纽约著名知识分子丹尼尔·贝尔的传真。开头写到“我认为任何一个名叫约翰·斯密斯的人看到他的名字在很多地方出现甚至作为作者出现在不同的书上都会习以为常，但看到《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的新书广告，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丹尼尔·贝尔著的《社群主义及其批评家》，那个丹尼尔·贝尔除了名字，并没有其他身份特征，我还是感到非常吃惊。”贝尔接着解释说他也撰写关于社群主义的内容，在信的末尾他写到“无论如何，纯粹出于好奇，我希望更多了解你的背景和思想。” 丹尼尔用传真回复，解释了他的家庭背景。“为了逃离俄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我的曾祖父丹尼尔·别列斯基（Daniel Belitsky）身上只穿了一件短袖衫，和数千其他犹太人移民一起在1905年在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下船来到新大陆。”丹尼尔解释说他的祖父把名字缩短为贝尔，以便更符合非犹太人主流社会的习惯，他希望他的其中一个儿子起名“丹尼尔”以纪念他的父亲。这就是丹尼尔名字的由来。 几个小时内，丹尼尔收到丹尼尔·贝尔的另一份传真：“你的描述中与我的家世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相似之处。我的祖父阿拉姆·波罗茨基（Avram Bolotsky）是从立陶宛-波兰-俄罗斯三角地带在1905年来到埃利斯岛的。我的叔叔萨缪尔·波罗茨基（Samuel Bolotsky我的法律监护人）是牙科医生，在我1929年10岁的时候给我起名贝尔。所以，从1929年起，我成了丹尼尔·贝尔。” 这两个丹尼尔·贝尔几乎每天都传真交流。年轻的贝尔说他的有关社群主义的书已经被国会图书馆归类为社会学而不是归类为政治理论。老贝尔回答说“别管它。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你在“民主”中国求职，可以列举一长串的著作目录（我正在增补缩略的个人简历）[1]另外一个原因是你的著述时间将很长，将来的中国学者会吃惊地发现一个名叫丹尼尔·贝尔的人寿命长的惊人，他的著述时间超过90年。” 年轻的贝尔回答说“谢谢您的个人简历。如果我在民主中国求职的话，我肯定用这个名字，不过，即使我未来的雇主相信我可能写了这么多书，我们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或许我们需要等上几百年才能在中国看到民主制度。” 两个丹尼尔·贝尔最后决定年轻的丹尼尔·贝尔在未来的出版物作者介绍中加上字母A以便区分，免得两者混淆。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丹尼尔·A·贝尔在非民主的中国找到了工作，他有时候应邀在中国大学讲学时仍然会被错误地当作真正的丹尼尔·贝尔。 去年二月，我给丹·贝尔寄去了包含上述选段的有关纽约一章的初稿，他在第二天回信说： 亲爱的丹， 我假设这是“另一个”丹尼尔·贝尔，他有一个在北京的妻子宋冰，据说在北京拥有两家餐馆，还有一个儿子朱利安将与我的孙女伊兰娜（Elana）订婚。 这是解释我收到的信的唯一方式。 关于“城市”，你的课题听起来与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ett）的妻子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的著作非常相似。所有这一切都说得通么？请告诉我。 祝好！ 老丹尼尔·贝尔 附：我认为“另一个”丹尼尔·贝尔已经同意给自己签名丹尼尔·A·贝尔来与最初的丹尼尔·贝尔区别开来，可是现在可能被下面这个事实所混淆，我的儿子大卫·A·贝尔（David A. Bell）如今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写上大卫·A·贝尔, 其中A代表阿拉姆（Avrom）用来作为中间名。我儿子大卫·A·贝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院长，即将到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你曾经作为洛克菲勒研究员在那里工作过。或许所有这些混淆都是命中注定的。 下面是我的回信： 亲爱的丹， 是的，是我，我期待这桩婚姻。 请多保重。 丹（丹尼尔·A·贝尔） 今天早上，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丹尼尔·贝尔的讣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我担心它是不是我自己，但后来我想起来了我的名气还没有那么大足以在《纽约时报》上发布讣告）。这则讣告提到丹尼尔·贝尔的“自我嘲讽和谦逊”。我承认这不是我在想到丹尼尔·贝尔时首先想到的品质。从个人角度看，我对他的机智和热情印象最为深刻。他的传真给我在新加坡的日子带来最美好的时光。丹，祝愿你平安。我保证继续完成你为我设定的使命（但我还没有告诉我儿子他的使命呢）。 丹尼尔·A·贝尔(贝淡宁)  （北京，2011年1月23日）  吴万伟 译译者注： 丹尼尔·贝尔是我敬仰的著名学者和社会学家，很早就听说过他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等著作。感谢贝淡宁教授第一时间把纪念丹尼尔·贝尔的文章发给我。记得第一次翻译贝淡宁教授的文章“老外在北京讲政治理论”时就曾把作者翻译成了丹尼尔·贝尔，文章在网络上发表后，曾有读者纳闷难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学者到中国当老师了。后来再翻译他的著作时，我就用其中文名字贝淡宁了，不过一不小心，我仍然会搞错。前些天，我曾经给贝淡宁教授去信询问2010年秋《异议者》杂志上的一篇书评“重新思考人文学科：新世纪的建议”，但他告诉我该书评不是他写的，而是大卫·A·贝尔写的。我只专注于作者名字后半部分的A. Bell，却忽略了David 和Daniel 的区别。他还告诉我这个贝尔是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儿子。世界真的很奇妙，相信读者也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 ------------------------------------------------------------------------------- [1] 老贝尔实际上给我传真了长达四页的个人简历，“提到了我出版的书籍，但略去了我写的很多很多文章。有些文章有点靠不住，因为年轻时担任社会民主派周刊《新领袖》（The New Leader）的执行编辑，未成熟的我在五年中写了250多篇文章(按照一个研究生的统计)，你可以算出来，一周一篇。”小贝尔认识到自己根本无法与他正面竞争，所以计算了需要多少年才可以赶上老贝尔的著作总数量。老贝尔回答说不仅仅是数量问题，他的两本书都入选《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认定的自二战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百本著作。

 内容提示：中国和印度，一边是龙的后代，一边是崇拜大象的子民，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又是邻国，发展过程中有相似的轨迹。因此不光外人会将这两国拿来做比较，中印相互之间，也会特别留意对方的发展。而今年4月，正逢中国和印度建交60周年，凤凰卫视拍摄小组，专程前往这个虽然近在咫尺，但好像我们从未真正了解的印度，去追访我们曾经一同走过的路。 凤凰卫视4月17日《皇牌大放送》节目：龙与象--中印建交60周年纪实，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各位晚上好，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去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外国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中国人的自信心不断提高，对外部世界也有了新的看法。中国和印度，一边是龙的后代，一边是崇拜大象的子民，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又是邻国，发展过程中有相似的轨迹。因此不光外人会将这两国拿来做比较，中印相互之间，也会特别留意对方的发展。更何况两国在1962年还在边界上打过不小的一仗，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使得中印总是对彼此心存防备。而去年6月以来，在印度和中国的媒体之间，又开始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报道，使得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逐渐升温。而今年4月，正逢中国和印度建交60周年，凤凰卫视拍摄小组，专程前往这个虽然近在咫尺，但好像我们从未真正了解的印度，去追访我们曾经一同走过的路。印度孟买市民：我知道中国是一个像印度一样的伟大国度，中国注定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印度加尔各答市民：不怎么了解，我们一般在学校里都学印度历史。像人口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所以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支持我的国家。印度加尔各答塔坝华人区李万城（印度华侨）：我们塔坝华人区，历史大概100年左右。我姓李，名万城，李万城，我是1953年出生的，我是第三代了，我的爷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期间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印度，中国人，华侨很少，我爷爷是因为我爷爷的亲戚，我爷爷的表弟，他把我爷爷从国内申请过来的，因为除了我们客家人在那儿，广东梅州市，其实那个地点是山多田少，有力无处用。所以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要飘洋过海。谢钢（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时候，一大批中国移民涌入了印度。李万城：以前回到那个初期，到处都是沼泽，很多池塘，到处的环境也非常恶劣，不像现在，现在环境也很差，但是比以前好得多。谢钢：比方说在加尔各答，有将近6万中国移民居住在那里，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商人，他们多数经营类似皮革、开面馆、轻工业或者其他类似的小生意。李万城：制那个牛皮为主，黄牛皮。产品是做那皮靴、皮带、皮包为主，我们有些华人自己加工，自己做皮革制成品，自己出口，销往到欧洲、亚洲国家都有，甚至中国大陆都有。好像那个成革销往到中国香港、温州、海宁都有，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好像我是第三代了，都是祖传的生意。我在这里土生土长，在中国人方面我可以说是中国人，跟印度人在一起我就是印度人，因为我跟印度人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们好像是和睦相处，好像印度人方面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互相帮助，互相解决。谢钢：追溯历史，我们对彼此已经留下了一些印象，比如说玄奘、法显等佛教高僧前来印度或尼泊尔取经。所以，如果你提起这些，唐代的经典文献中的那些佛教高僧们，比如《西游记》，你可以感受到佛教从印度向四周传播开去，并在中国各地乃至整个东亚的人群中，都造就了许多和谐的景象。 两次鸦片战争 使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谢钢：1842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由于历史上的英帝国雇佣了许多锡克族佣兵，他们是在英国军队，或者其他西方军队中的印度士兵，这也在中国人之间，造成了很坏的印象。因为这些人也同样参与了，中国领导层所指的“百年屈辱”。王宏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印度在跟咱们建交之前，当然跟国民党有联系了，比如说驻新中国的第一人大使赖佳文，他原来就是驻国民党的大使，当然一转过来就是当现在的大使了。蒋介石和尼赫鲁过去也有交往的，蒋介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为远东地区的盟军司令，他曾经访问过印度，而且呼吁英国给印度以独立和自由，尼赫鲁也访问过中国，在1938年访问过重庆，而且在那里主要和国民党方面接待，但是重庆也有共产党代表。谢钢：尼赫鲁本来还想去，访问中国共产党，1935年长征之后的总基地。 抗战时期 印度医疗队柯棣华到中国 象征中印友好程瑞声（前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当时在1939年曾经亲自到中国，当时抗战的时候是到重庆去访问，他而且准备要到延安去，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要访问延安，延安欢迎他去。但是后来因为1939年世界大战爆发，他又回国了，因为印度国内的政治问题很多，需要处理，所以没能够去延安，但是他和毛泽东主席都有信件交换。我在印度当大使的时候，在印度的尼赫鲁博物馆里面，还看到毛泽东的亲笔书信。王宏纬：所以尼赫鲁回去之后，就派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来，到延安地区，像柯棣华，很有名的中印友好的象征，柯棣华。程瑞声：当时朱德总司令，作为八路军总司令写信，给国大党尼赫鲁主席，请求他援助中国的抗战，我觉得他还是很积极的。在印度召开了一些群众大会，捐助就是捐钱啊，另外就派了一个医疗队过来，一共六个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柯棣华。谢钢：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参与了当时在中国境内的抗日斗争，比如说柯棣华医生，当接到中国方面写给印度国大党的信后，印度方面派了包括他在内的好几名医生去中国，以便为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受伤的伤员提供医疗救助。 二次大战后 中印两国开始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何亮亮：在二次大战中，中印两国在反帝反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曾经相互帮助。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陷入内战，印度却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独立，这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随着自身地位和国情的转变，开始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印度加尔各答市民：当我想到甘地，我就会想起一个老人，弓着背，手里握着一根长棍带着眼镜。他向世界证明了非暴力的方法是可以成功的，各种运动像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非暴力反抗运动，这些运动最终引导着我们走向了独立。1932年1月4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圣雄甘地，发起非暴力示威，要求英国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印度加尔各答市民：激进的民族主义的确存在，很多人为了我们的国家，而付出了鲜血。最终，非暴力的运动，把英国人赶出了我们的国家。1947年8月15日，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独立。1948年1月30日，圣雄甘地遇刺身亡。何亮亮：印度的圣雄甘地，是毕业于伦敦大学的法律系高材生，曾经担任印度国大党领袖，他为印度的几千年文明充满自豪，对现代主义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比方说他反对英语教学，认为农村是印度社会的主体，对城市化非常抵触。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发现，现在的印度人对甘地虽然褒贬不一，但是有一点却是高度一致的，就是没有甘地带领的民族主义运动，就不会有印度的独立。而尼赫鲁，作为甘地生前的挚友和甘地主义的继承者，他对印度未来发展的期望和规划，大大影响了与邻国中国之间的关系。谢钢：当时尼赫鲁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面，也就是说，他用来投入国防的预算是很少的。因此，当你回顾1947到1962年这段时间，印度的国防开支是非常低的，因为尼赫鲁当时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发展社会经济上。当时印度仍然很穷，甚至今天也是如此，而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通过外交的手段，来与中国打交道。王宏纬：你比如说尼赫鲁在接近独立的时候，写了一本《印度的发现》，就表露出这样的迹象，他说印度将来是不可能做二等国家的，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从非洲的沿岸一直到东南亚这些地区，整个这个地区，印度要作为政治、经济的核心，中心地区。他认为中国不行的，中国人正在陷入内战，只有印度人来干这件事情。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中国进入内战时期。谢钢：1947年之后，国大党当时立即就希望能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谁将统治中国呢？要不就是共产党，要不就是国民党，不管谁赢得中国的中央地区进驻北京，它就是新德里与之打交道的对象。俞邃（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1950年4月，中国和印度建立外外交关系，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谢钢：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4月之间，双方进行了将近3-4个月的切实磋商，非常严肃的磋商。第一，就是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共产党领导着新中国，他们对于国民党留在新德里和印度的那些资产是非常关注的。比如说国民党在新德里有一间办公室，那之前是“中华民国”在印度的大使馆，因此中国的外交人员首先提出的一个原则。第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这些民的资产，都应该被转交给共产党方面。那么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提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就在他们中间引起了许多困扰。那么在联合国的这个问题上，尼赫鲁政府认为，应该让新中国成为联合国的代表。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西藏问题。当1949到1950年间，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国解放军已经在为解放西藏进行准备，他们派了几支部队到四川、新疆和青海，也就是传统所称的“安多”地区，并最终解放了西藏。传统上，印度与西藏，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管是在宗教，还是经济等其他方面。从地理上，中国人没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入西藏，如果一个中国人想要去西藏，他会先到加尔各答，然后到卡林彭，通过乃堆拉山口，最后才抵达拉萨。也就是说，他要绕一个大圈，这就是传统的路线。换句话说，中国以前对于西藏的实际控制并不是那么明确。王宏纬：尼赫鲁觉得过去有英国的干涉以后，有半个世纪处于半独立状态，就名义上是中国的，但是中央政府实际上管不了，尼赫鲁要把它继承下来。王宏纬：实际上麦克马洪线不存在的，因为这个所谓的《西姆拉条约》，是1913年英国就为了向中国扩张向西藏方面扩张，就迫使袁世凯政府同意举行，中英把西藏政府代表加上三方面的会议，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的会议。西藏当时就希望扩大西藏的管辖范围，西藏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麦克马洪来主持这个会议，他在谈判过程中，就把印藏边界线塞进去了，本来这个谈判没有这个内容的。当时这个中国代表本来草签的，但是国内人民群众知道以后，非常强烈地反对，因为这是丧权辱国的事情怎么行？袁世凯政府即使在那么软弱的情况下，由于群众，国内舆论的压力，都不敢同意这件事情，就下令陈贻范不能正式签字，所以这个条约根本不存在的。你看1950年，我们进军西藏的时候，印度着急了，我们进军西藏，它认为这是它的势力范围，怎么办呢？尼赫鲁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就是研究如何对付中国进军西藏这个问题。在会上同意大家讨论，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一致通过一个决议，要派军队干涉。派军队干涉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做出这样的决议了，做出决议以后怎么办？要执行啊，然后找国防部研究，派军队啊，后来国防部长就告诉他，现在由于在巴基斯坦，印度向外扩张，跟巴基斯坦争克什米尔，正在打仗，他说现在印巴边境上的压力，我现在抽不出军队来，一定要我抽的话，我就能抽一个营。后来一想这个情报局长一想，一个营，他心想，你去十个营也是白送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改变了对中国的措施、策略和做法。谢钢：尼赫鲁政府建议，并立刻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双方从外交上都正式地承认了对方，那么中国和印度是应该继续讨论边境的争论问题，并清楚地对两国边境进行划界，但这个动作并没有发生。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何亮亮：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中印边界问题，实际上是三段边界，我们来看一下地图。这是西段克什米尔东部的阿克塞钦地区，由中国实际控制大部分，中段的喀喇昆仑走廊地区、藏南地区。藏南地区目前处于印度的实际控制之下，被规划成为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而把藏南地区与中国西藏其他地区，分隔开来的中印实际控制线，与历史上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重合。1949年没能得到解决的边界问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印关系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上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达到鼎盛时期苏林德·裘德加（印度尼赫鲁大学社科院教授）：孟买是个商业中心，它同时也以自己的电影产业，宝莱坞而闻名于世。但是宝莱坞电影拍摄的是一种梦想，不是现实，它们并不真实地反映印度人的生活，而是反映了印度人所梦想过的一种生活。裴远颖（前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电影是看过，看的不多，就是大家都看到过的那些东西，拉兹之歌吧那个电影《流浪者》，给我的印象就是印度人能歌善舞。俞邃：而且那些歌曲啊，很长的时间，大家都会哼唱。其影响之大，可以说和当时苏联到中国的影片来讲，从那个风格上来讲可以媲美。程瑞声：所以这个是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的叫做中印关系的鼎盛时期。俞邃：我记得很清楚，在建交之后，当时有传为美谈的，就是它的这个大使要拜会周总理，周总理说为什么一定要大使来拜会我呢？我也可以去看望他，所以周总理，当时去看望印度驻华大使，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过去很罕见的，一个国家政府的总理去看望大使。程瑞声：毛泽东主席曾在1951年就曾经亲自到印度的大使馆去，出席印度的招待会，大概是国庆招待会，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到现在恐怕也是很少有，目前国家主席还都是不去的，最多就是派副部长去。俞邃：尼赫鲁总理1954年来中国访问，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参加到机场去的欢迎队伍。周总理陪着尼赫鲁总理，从我们面前过，那种很亲切的、很诚挚的关系，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程瑞声：大概我们当时北京，可能有几十万人出来欢迎，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紧接着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4月份去回访了一次，也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有一次聚会就有上百万人参加，都很难想象那么大的规模。到处就是“中印人民是兄弟”，这样的呼声。程瑞声：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当时的中国刚刚解放，国际的观察是比较少。而印度呢，作为当时，已经不结盟的国家，它的国际来往比较多。所以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总理还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把周恩来总理介绍给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而且周恩来总理发表一个著名的讲话的时候，尼赫鲁还亲自上台表示支持，说周恩来讲话是很有权威。所以应该说中印双方，在国际问题上合作是比较好的。何亮亮：中印两大国的人口，加在一起超过了23亿，占全世界人口的差不多40%，因此这两大国之间何平相处，不打仗不仅对两国的和平非常重要，对世界的和平也非常重要。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时候，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得到了印方的赞同。一年之后，中印两国政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入了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但这个原则却没能阻止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这令我们无法不去反思一个问题，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平衡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国际道德的标准呢？苏林德·裘德加：大概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都能在印度找到，当然，最盛行的主要宗教，无疑是印度教，超过80%的印度人口信奉印度教。最大的一个少数宗教派别是穆斯林，大约占了13%-14%的人口，有些人说有15%的人口，还有一些更少的宗教派别，比如基督教大约只占2%。还有比如锡克教少于2%，还有佛教，在印度一些地区也是很重要的。谢钢（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尼赫鲁实际上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而不是彻底的无神论，他只是怀疑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一位上帝。印度是经常要举行选举的，你必须时刻与你赞同者进行对话，你必须与所有人时刻进行对话，那么作为政党的代表，你必须确保得到这些人的选票。而且同时作为国家总理，你也必须表现得有灵活性，哪怕他本人其实并不信教。谢钢：达赖喇嘛对于萨那的访问，以及他和印度总理的对话，这样一个沉重的组合，就在中南海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比如说，他们建好了一条道路，也就是喀喇昆仑高速公路，西边部分已经建好，通过阿克塞钦连接到拉萨。另外，中国共产党信奉独立自主的原则，所以他们就必须控制西藏，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建设一条公路，以便将解放军部队投放到西藏，从而实质性地控制全藏。因此，在1954-1957年之间，他们致力于建设公路，到了1957年，这条路建好了。当阿克塞钦的道路建设完毕之后，尼赫鲁也开始感到紧张，并且开始执行他所谓的前进政策。王宏纬：前进政策，我又不是公开打你，你在那儿有岗哨，我在这儿也有岗哨。甚至我在你背后也建了岗哨，把你挤走。谢钢：这些都是用于军事用途的岗哨，分布在边界地区，他在东西两边建设了大约100多个这样的岗哨，而这又进一步引起了中国人的紧张。王宏纬：这是逼上梁山啊，因为印度不断地这样的蚕食，每天都在杀害我们的边防战士。边防战士据我了解，当时我有些熟人在部队上，火啊，气急啦，我们是干嘛这样窝囊，整天受人欺负，还不许开枪。他打我们，我们还不许开枪，这个战士们的不满情绪确实很大。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印度王宏纬：所以他这个达赖喇嘛跑到印度去，实际上印度是支持的，要不他在印度怎么会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呢？没有印度政府支持的话，他能干吗？谢钢：我想，导致1962年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藏问题，是达赖逃亡印度导致的，在10月，战争终于爆发。在这之前不久，尼赫鲁在马德拉斯，当时还叫马德拉斯，如今改名为清奈，在那里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我们会摧毁中国，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力量。王宏纬：这实际上美国的大报刊就讲了，尼赫鲁向中国宣战，这很明显的，命令已经下了，就是说印度军队随时可以向中国进攻的。所以当时世界轰动了，尼赫鲁向中国最后通牒，尼赫鲁向中国宣战。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谢钢：这很难说，首先，我们缺乏资料，来证明究竟是谁做错了，谁是首犯。穆什昆·杜贝（印度前任副外长）：这是国际管辖和建立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很多价值观，都在联合国宪章中有体现，我认为我们总是会需要国际秩序，一个法则，一个建立关系的方式。而这些恰恰提供了所需的基础，但问题就是当你处理一个复杂的问题时，就会有取舍，有艰难的谈判，而这些原则就可以作为一个向导，但仅仅凭借这些原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俞邃（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是，有矛盾的。常常我们这样讲，承认一个道理是一回事，根据这个道理来行为、来行动，常常有的时候有脱节的地方。程瑞声：我们在1962年的10月20号，就全面反击了，东线西线全出动了，就把印度打的是落花流水，把这个麦线以南，差不多的大部分的还是收回来了，现在叫藏南地区啊，那时候收回来了。但是当时我们的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这块领土，而是为了要教训一下印度。谢钢：不过我觉得应当赞扬中国军方，他们的行动非常出色。重要的是，中国军方的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为了清除尼赫鲁政府建立起来的那些哨卡、据点，这是他们的目的，所以当这个目前达到之后，他们就撤退了。程瑞声：打了仗之后呢，就把已经占领的统统地放弃了，而且退了十公里，还退了二十公里，那么印方当然，从此也不敢往前再推了。谢钢：实际从10月到11月是打仗的时间，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周恩来就宣布了停火。王宏纬：这次战争应该说是，当初打仗的时候，毛主席说的，有两大目的了，当时进行反击战这个两个目的了，一个是希望取得边境上的安宁，毛主席估计能争取30年的和平安宁，就算可以了。第二个就是希望把尼赫鲁吸引到谈判桌上，现在看来第一个目的达到了，基本上30年的和平。但是尼赫鲁来进行谈判，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谢钢：因为中国已经给印度上了一个课，因此是时候，显示出宽宏大量的一面了。那么1962年之后，第一，尼赫鲁在羞辱中下台了，因为他没能打赢一场战争。第二，到了1964，1965年的时候，他就因为健康恶化而去世了。第三，印度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敌对，因此没有进行边界谈判的可能。上世纪60年代中印两国关系陷入冰封时代何亮亮：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最重要的建设阶段，但又是艰难的时期。一边是苏联老大哥和中国的分歧日益明显，出现了中苏大论战，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又席卷了整个中国，意识形范围内的斗争，一时间超越了一切。中印之间，和平虽然重新到来，但边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两国关系也陷入了冰封时代。任嘉德（前任印度驻华大使）：我是在60到62，就是1960到1962年，我在香港，在香港大学学的中文，学了两年中文。因为从1959年，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所以给外交官在中国的大学，比方说北大，给他们学中文，这样的机会很难。我首先到中国的是1965年，那个时候我在印度大使馆，我当了一等秘书。我呆了3年，从65到68年，当然你们都是很年轻，可能你们在书上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情况是非常乱，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王宏纬：当时怎么说呢？战争以后，双方实际上开始进入了一个冷战时期，双方互不来往，印度大使，首先自己就主动回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等了他，我们还是希望继续有大使关系，还是有交流嘛，边境问题是边境问题，我们还是要发展其他的关系。后来等了一年，咱们看到印度大使不来了，说明他不愿意有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了，我们的大使才回来。所以双方关系在冷战时期，关系就大大减少了，人员来往，经贸来往，都少了。谢钢：在50年代人们建立起来了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中印两国是亲密的朋友，但是怎么突然间就打起了仗？所有这些都为在公众层面提出反华的立场提供了前提，这在印度国会在1962年11月，所通过的决议中也有体现。在这个国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印度明确地表示了，每一寸失去的土地都必须被收复回来，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一种认知，那就是中国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因此这更像是在公众场合下的一种报复。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虽然赢得了那场战争，但是却失去了之后，很久一段时间里与印度的友谊。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纪录片《战争与和平》导演）：1962年与中国的战争，在边境上被中国人击败，这令很多印度人认为，我们必须要在军事上强大起来。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就更加觉得受到了威胁，我想，这大概是印度在1974年进行核试验的原因之一。1974年印度核试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在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而那之后印度政府宣布说，这次试验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而不是来制造武器的。那时我才24岁，我给报纸的主编写信，因为我对我们所选择的，有核的这条道路感到害怕。但是我什么也做不了，除了做我唯一懂得的事情，就是把我所看到的拍成纪录片，所以我就开始到街头上去拍摄，拍摄那些人们疯狂庆祝的场面，庆祝我们成为超级强国，成为一个核武器的大国。不幸的是，这种场面在每一个制造出核武器的国家，或者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的国家中都能够见到，人们总是被误导认为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印度也没有什么不同，在许多地方，人们都在纷纷地庆祝。阿南·帕特瓦尔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首先制造了威胁，离你最近的邻居首先觉得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也纷纷做出反应，在几个星期内自然而然地，巴基斯坦也同样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样双方的力量又彻底平衡了。人们这时才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一场反核运动就已经开展了。俞邃：印巴之间的矛盾历史悠久了，由于这个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了，所以，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利用了这个方面的问题，苏联跟印度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1965年8月初，第二次印巴战争，1971年3月，第三次印巴战争，印度与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从苏联手中获得了坦克，装甲输送车和地对空导弹等武器装备。王宏纬：到1976年双方开始恢复了大使级关系。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谢钢：前外交部长黄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在他的书中提到，他与英迪拉·甘地当时曾经在非洲会面，那是在多过参加的“不结盟运动”的亚非会议上。他见到英迪拉·甘地，并回忆说英迪拉·甘地，当时很认真地想要讨论关于拓展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令双方重新恢复接触的最大因素，就是苏联占领了阿富汗。印度对于苏联军队，前进到印度洋地区而感到非常忧虑，因此印度决定要向中国重新开放。而正好那时的中国，也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感到担心，因此他们也决定向印度开放。于是当时黄华就建议英迪拉·甘地，两国应该举行一次会晤，甘地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1981年时任中国外长黄华访问印度王宏纬：黄华外长访问印度以后，双方开始同意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是有史以来印度政府第一次同意，跟中国进行边界问题谈判。 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1998年印度核试2003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王宏纬：从1981年开始，当然实际上毫无实际成就。谢钢：在1980年，邓小平会见了一些印度记者，他当时就表示，两国的边境问题就目前来讲，可以暂且先放在一边，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他同时还表示，中国和印度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创建一个属于亚洲的世纪。印度与中国的相似之处何亮亮：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印度与我们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地广人多，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劳动力资源也非常丰富，再比方说我们都为各自几千年的文明而深深自豪。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也都有喜欢存钱习惯。而在过去的30年中，这两个国家分别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尽管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但却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让全球瞩目的成就。比方说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就颁布了辅助电脑软件发展的政策，结果在1991年到2002年中的关键11年之间，印度软件业的年均增长率达45%。200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50%，印度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软件超级大国”。而在印度人仰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印度也在以一种让中国人惊叹的方式迅速崛起。西塔拉姆·亚秋里（印共马政治局委员）：那时在1987年我陪同印共马的总书记，那个时候邓小平已经退下来了，他给我们安排了一顿午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邓小平。在1989，1991，1992，1995，1998，2001年我都到过中国，所以大约每3年我就会去一次中国。中国的变化程度是动人心弦的，因为我经常去北京，所以我对老北京非常熟悉。但是每次去我都会认不出来，因为变化得实在太太大了，盖起了许多新建筑物。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改变，那就是天安门广场和它周围的景观，除此以外的北京在飞速地变化。我记得在1987年的时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指着一张中国地图为我们讲解，他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先从南部开始，然后到东部，然后到北部，然后到中部再到西部。到2020年，我们就可以完成整个中国的改革，从2020年到2050年，整个国家就会发展成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会得到实现。我想如果你回首往事，令人惊讶的是，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的确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的。每10年发展一个地区，我想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成功。阿洛克·克里瓦尔（软件公司创始人兼执行总裁）：在2001年，我们的一个投资商邀请我们到中国来，并且在移动通讯的平台上，来运作我们之前在印度，所创建的网络竞赛模式。我们的反应是这太令人兴奋了，中国有非常可观的手机用户，而且国内国民生产总值也比印度市场高出很多。所以我们在上海开设了办公地点，很有趣的是，为了开设办事处，我们真的从孟买调了整整一飞机的人来到上海。中国和印度有很多相似和不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就是中国消费者，和印度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基本一致。最首要的就是人口特性，他们都是所谓的“30岁以下的国家”，一个拥有着巨大小于30岁的市场的国家，是非常难找的，所以这两个国家都有这个特点。第二点就是两国的国内国民生产总值还处于增长阶段，所以很多消费者喜欢免费物品，他们喜欢花上一些时间，从而赢得一些免费的东西，而在西方市场中时间对于他们而言比物品更有价值，所以这个概念就很难推销出去。第三点，所有在印度营业的品牌，在中国都有相同的运作，所以在那些跨国公司像汽车和金融业，他们的品牌所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来熏陶消费者。所以这个问题在两个市场当中，都同样存在，很令人惊叹的是，我经常在做比较，北京就是德里，全都和政治有关的。甚至连它们的天气都是干冷清爽的，有一点雾气。孟买则毫无疑问是上海，是一个港口城市，很喧嚷，它有媒体，有娱乐，有一种做成大事的态度。我在1998年成立了这家公司，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些古怪和陌生的行动，我来自一个孟买南部的轻工业家庭。我想在1998年，印度内部发生了很多事情互联网突然到来，然后出现了一个叫做互联网连线的东西，由于劳工问题的腐败状况，那时我在我父亲的工厂里，觉得非常地沮丧。作为一个在年轻印度的年轻人，和很多人一起被束缚在一间工厂里面，这个状况令我非常沮丧。具体地说，我从前在印度总是看到很多的宣传广告，而这些广告的经营上大多都是国外的那些，大型跨国五百强企业。如果我可以这样叫它，我的聪明点子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已经做好的竞赛资料放在一起，做成一个网络版，叫做“竞赛赢家”。这就是这个网站的功能和原创思想，寻找那些已经做好了的宣传推广素材，然后把它们转移到互联网上，所以要得到注意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竞赛赢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保证。我们说，我们会去做任何传统广告业做不了的事，我们会创建一个量身打造的游戏，那就是互动，如果他们在一个竞赛上花上三到五分钟的时间，那么假设有两万人，每人花上两至三分钟，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六万分钟互动时间的基本价值主张送到你面前。那么，老板先生，现在请你告诉我，如果要在凤凰卫视上，买六万分钟要花多少钱？迪内什·辛杜加（印度辛杜加出口公司创立人）：我用5千块钱开了第一家工厂，买了四十台缝纫机，我雇了50个人，那就是印度制衣业的全面展开。我在1971年时加入了我两个兄弟的行列，开始了这家公司，生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快节奏的，非常忙碌的。我花了一辈子时间，从18岁到现在将近59岁，一直都在这个生意里。我从1979年开始，那时有两千台机器，截至至今，我有三万两千台机器，我从6间工厂，三千雇员开始，而今天我有将近五万人左右的直接下属雇员在这个公司工作。我们为名牌作高价值的时装。如果我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生意，你会发现中国的零售商是，在制作许多初级的，像黄油和面包一样常见的品牌。如果他们想要做一些特别的东西，有很多增值的东西的话，用我的话说就是做蛋糕，那就得是印度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盈利的地方。除此以外，印度在产量上，一直都是非常的灵活，我记得中国曾经拒绝任何少于一万件的订单，那正好就是印度的。这个产业成长的时候，我们甚至很乐意做只有500件的订单，这就是小公司在这个产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印度如果要把一个生意拿来和中国比较，那就很小了。因为整个产业在印度，主要是以个体户形式出现的，这些都是小型的，家族式经营的公司。我完全不可能和中国竞争，因为他们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你们的政府给工厂补贴很多钱，这在印度是没有的。 2010年印度第4次试射“烈火3”型导弹 中印戒心再度提高何亮亮：今年2月关于印度的一则报道，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关注，印度成功地试射了一枚射程超过30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3”弹道导弹。“烈火-3”是印度自行研发的，射程为3500公里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能够携带重达1.5吨的核弹头，其火箭发动机技术水平，大约相当于中国60年代开始研制，70年代研发成功的“东风4号”导弹，由于“烈火-3”型导弹，可以覆盖包括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的中国大部分地区。而又有媒体报道说，印度一位高官指这次试射是“针对印度北方头号敌人”，这使得中印之间的相互戒心再度提高，龙象之争似乎是愈演愈烈。互利互惠，和平共处固然是所有人的愿望，但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却时不时跳出来，引发一些新的纷争和误解。60年的岁月就这样在吵吵闹闹中飞逝而去，直到今天，中国龙和印度象，也还在艰难的互相靠近，尝试寻找一个远离战火的未来。谢钢：在2006年7月，青藏铁路通车了，现在这条铁路已经从格尔木，扩展到了拉萨，又将从拉萨延伸到日喀则，还有报道说它可能会延伸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到了2038年，还有另外的三条铁路将会建成，其中一条连接成都和拉萨，另一条从昆明到拉萨，还有一条则通往兰州。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印度这方面，我们没有在喜马拉雅地区建造多少战略性的铁路或者公路。因此在印度就有一种看法，就是中国已经提高了它的军事后勤能力，而印度必须对此作出相应的动作。2009年3月26日印度军方担心中国在2017年之前发动战争印度斯坦报2010年3月27日印度第4次成功试射“烈火3”型导弹谢钢：印度成功地进行了“烈火-3”型弹道导弹的试验，它具有3000到3500公里的作战半径。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它可以打到北京，大连或者上海，那么中国的“东风21”或者“东风3”、“东风4”型导弹，这些早就具备了打到印度境内任何一个目标的能力。不管是战略目标，还是电子通讯目标，印度国防部的公关年度报告，曾经指出有几个印度城市是中国导弹，所指向的目标。战争一旦爆发，中国将使用核弹头，或者常规弹头来打击这些目标。苏杰生（印度驻华大使）：如果您问我，印度人民是否担心国家安全问题？是的，他们会担心，而且这些担心是完全合理的。谢钢：如果我是一位军方的官员，是陆军，海军或者空军的参谋长，我肯定会针对最坏的情况而做好的准备。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单纯地从军事角度上来看，双方都为核战争做好了准备，尽管双方官员都无疑会否认这一点。显而易见，这些不可能针对缅甸的，因为它是一个无核武器国家，这也不可能针对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它们没有一个拥有核武器。另外，印度也支持了《曼谷条约》，也就是在东南亚地区，保持一个无核地带，因此这样的部署显然也不是针对东南亚国家。这样一来，所有的推测都指向中国，这就意味着印度已经准备好了，与中国进入紧张状态。2009年4月1日印度演习报告震惊中国中国日报2009年9月16日媒体向中国宣战今日印度报穆什昆·杜贝：中印关系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安定，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都和它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国内存在着对中印关系的不同看法，也是自然而然的。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完全不是那种需要惋惜的类型，我们进行得很好，这在我们的贸易进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自2000年起，我们的贸易额接近了3亿到4亿美元，而在短短10年内现在我们的贸易额达到了500亿美元。苏杰生：首先，我认为去年我们双方的关系由于某些媒体报道，而出现了一些动荡，这不仅包括印度媒体也包括了中国媒体。谢钢：比如说《环球日报》，它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印度对于中国的快速崛起非常嫉妒，同时其提醒读者们不要忘记发生在1962年的那场战争。那么《环球时报》是相对自由的，比起《人民日报》来说，它具有更多的自主权。但不管怎么样，它无疑仍然受到中宣部的归管，因此不管它报道的是什么，这都经过了官方的认可，而它的这种宣传，也显然对读者们造成了影响。苏杰生：所以有时候媒体报道，不能够准且地和全面地反映事件的真相，没有，去年我们没有在边界上突然增兵。谢钢：重要的是，在1993年，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称为《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战争排除在解决边境争议的各种手段之外，这在1993年的协定中，是明文写出的就是两国不能为了解决边境纠纷，而引发战争。1996年12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新德里，进一步达成《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谢钢：在去年6月的叶卡捷琳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议在中印两国之间设立一条电话热线。如果有问题，任何问题，包括核问题或者常规问题，在边境地区发生的话，他们只需要拿起电话，就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将大事化小因此，这条热线的设立，能够有效地降低双方在边境上发生冲突的风险。2010年1月1日印度将在2020年超越中国印度时报任嘉德：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是中国跟印度要竞争。中国有他们自己的长处，也有他们自己的短处，印度也是这样。所以比较起来我看都是很多西方人很喜欢这样写，而且在印度也有很多人这样写。不过2020年印度可以超过中国，这个我根本不相信。谢钢：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也有一个正面的印象，那就是中国人勤劳刻苦，在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尽管有媒体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少数的精英层，这些人可能只占双方人口的1%而已，他们对彼此有清楚的认知。而另外99%的人则对于对方没有什么了解。任嘉德：去告知公众一切有关取舍问题的协议，在双方都满意的，最后方案出来之前，两国在边境地区都应该维持和平与安定，而且双方都应该意识到两国关系在很多其他领域里，都可以有进步这些是历史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耐性。西塔拉姆·亚秋里：在解决边境问题的同时，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将继续改善，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如今，世界的未来，越来越依赖高科技资讯技术，中国在硬体发展方面有极大的优势，而印度在软件开发方面十分有优势。现在，如果有中国的硬体加上印度的软件，这就是未来。如果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要实现这一构想，中国和印度就必须建立一个更紧密、更强大的联系。画外音：中国和印度还会再打一场仗吗？穆什昆·杜贝：不会的，我认为不会在这个时代发生。

科尔调查后发现，她原来的学生兼助手过去一直在雇佣艺术生伪造她的作品并将其兜售给别的画廊。“我已经报警了，伪造的画作也已被扣押为证据，但是警方到现在也没有逮捕他们。除了伪造画作之外，我的签名甚至鉴定书也被伪造了。”科尔说，“虽然赝品问题对全球艺术市场来说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在印度，这一肿瘤正在以你想象不到的速度蔓延着。”而事实上，科尔并非唯一存有这种担忧的人，印度绝大部分知名艺术家，诸如M.F。侯赛因、S.H。拉扎、萨迪斯·古吉拉尔等人，都深受那些高仿艺术品之害。

《上海国资》：重庆和成都的户籍改革现在外面议论比较多，您怎么看？曹锦清：农民的城市化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城市化。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向乡镇、县城流动，这在目前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有些县城还有鼓励措施，但是农民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农民进城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但这种流动对农民来说，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并不高，他并不是很希望得到城市户籍。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公路交通很发达，农民会通过村庄内部自发地调整，向公路边上移动，这样他们也能享受到一些城市化以后才能享受到的便利。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城市化的形式。现在出问题的是在地级市和省会、特大型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现在学者和媒体呼吁进行户籍改革，主要的是要给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以当地户口。给户籍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考虑到会引发的问题：第一，住房如何解决？现在连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都无法解决，农民工更说不上了；第二，失业了怎么办？按照现在的政策，农民工确实是交了一部分养老保险，包含在综合保险里面。但是这个钱少了没有用，太多了也不可能。工人负担不起，企业也负担不起。但是如果说多了，比如说按现在每个月五六百块钱的标准算，每年都要六七千块钱。这个钱看起来不多，但你要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你要知道，现在全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块钱，外面打工的收入和农业收入都包括在内。这样，如果城市户籍放开，到了城市里就能获得社会保障，农民都不用种田了，都到城市来领失业救济好了。重庆、成都正在做的户籍改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也这样做，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重庆、成都是劳动力输出区域，而北京、上海和广州是劳动力输入区域。对于劳动力输入区域来说，如果放开户籍，那么包括医疗、教育这些公共品的需求就要暴增，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个需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城郊的农民，你让他放弃他的农村户籍，他都不愿意。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太高了，他可以盖房子出租，可以做小生意，带给他的收益是巨大的。所以说，户籍制度改革说说是可以的，但是要做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上海国资》：那么您认为比较理想的农民城市化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曹锦清：城市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有了工业化，才能有城市化。还没有工业化的时候，谈城市化都是废话。现在中国的工业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东部，区域发展差距比较大，所以才有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这种现象。但是你要把全国的农民工都在东部的城市里留下来，这不现实，也没必要。比较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产业转移，让中西部省市也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能够吸纳比较多的劳动力，让劳动力在本省范围内乃至县市范围内流动，让农民在附近打工，这样问题就比较少一些。如果是在县市范围内流动，农民根本都不需要城市化。现在的交通很发达，目前90%以上的农村到城市的道路都已经硬化了。农民可以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一个摩托车就够了。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除了少数城郊地区，绝大多数乡村的宅基地都是零地价的，农民不需要支付很高的城市地价，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居住条件，他城市化的成本就很低。其次，虽然农民已经享受到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好处，但他仍然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对农民工来说，土地就是他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如果碰上经济危机，他失业了，他还可以退回去种地。可以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城市化”。但是，你不要人为地去推动，赶农民进城，要小心“好心办坏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提高进城后的社会保障水平。最重要的是农民自己会算计，他最清楚到底是进城对他有利，还是继续在农村对他有利。现在有些地方搞土地换社保，赶农民进城、骗农民进城。这是不对的。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就是“伪城镇化”。你把农民都赶到城镇上去，又提供不了稳定的就业和住房，你让他靠什么生存，他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怎么办？当然，这不意味着每个乡镇都搞一点工业。每个乡镇都有工业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有两个情况你要注意，一个是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另一个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供给是不足的。剩下的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人，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就到城市去生活。 《上海国资》：这几年围绕拆迁出现的纠纷特别多，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比较多。您怎么看呢？曹锦清：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比较大，摊子铺得比较大，每年要修那么多公路、铁路，城市还要扩张，都需要土地。因为速度快，所以矛盾比较集中。不过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不仅中国这样，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拆迁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当然有。相对来说，2004年之前的征地补偿标准确实是比较低的，之后因为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加上媒体的不断曝光，补偿标准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地已经征得差不多了，补偿标准也已经比较高了。现在看，拆迁纠纷主要地是由三个标准不同引起的：前后不一样，征得早补偿少，征得晚补偿多，先被征了的就不愿意；左邻右舍不一样，在具体的操作里面，每个农民、农户的谈判能力不一样，获得的补偿不一样；同一时期同一地块上面的标准有时候也不一样，比方说有亲戚关系的人家的补偿标准就比没有的人要高一些。有些钉子户认准了政府就是要这一块地，就漫天要价。你要是说要让每个拆迁户都满意，这就很困难。说要“合理补偿”，什么才是“合理”？无法客观化。现在正在搞拆迁立法，但是法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中国一是大，二是人多，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指望一个法律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才起步，如果征地的补偿标准太高，政府就没办法做了，企业也没办法做。现在媒体上、网上的舆论完全一边倒，让地方政府也很难做。 《上海国资》：现在媒体上对基层政府的批评比较多，所以社会上对基层政府的印象比较差。您和基层政府的接触多吗？印象怎么样？曹锦清：和县乡政府、干部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说，贪官污吏是有的，特权确实也有一些。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都还在做事，兢兢业业，这是最重要的。不少人批评基层政府，都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基层政府没有执行好。中央有些政策确实是好的，但是要地方政府、基层政府配合，尤其是财政上掏钱，这就比较困难，地方政府哪来这么多钱呢？东部海问题不大，中西部地方政府的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地方政府也有怨气，觉得上面开口子，要下面掏票子。不过这样也有好处，多数人对中央政府有好感，政权比较稳定。政府的特权问题，有些实权部门，比如工商、税务这些部门，你要说没有吃拿卡要这种现象，那不可能；但是你要说全部都是这样，也不可能，要是那样，这个政权早都垮台了。地方政府当然确实有整个一窝子都坏了的情况，但这是个别现象，还是要肯定大多数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工作。基层的很多事情，老百姓还是喜欢讲个情理，不能完全讲法理。比如说，一个村子五年前被征了地，当时大家都同意。现在一看旁边的村子征地补偿高了，他就不服气了。他就要找政府去要补偿。你按法律说，完全照法律来，就要尊重契约，农民就什么都得不到。但是现在就不同。农民闹了，政府算一算，财政上还有钱，再给农民一点钱，就过去了。 《上海国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了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这是为什么呢？曹锦清：你看今年出现的几次比较大的灾害，一个是云南的大面积干旱，一个是江西的水灾。这两个影响比较大的自然灾害都是发生在支流区域。1998年洪灾过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固了干流的堤坝，所以这些年来没有出太大的问题。现在问题就出在支流上，而支流是与农田灌溉直接相关的。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搞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修了许多堤坝、水库，全国修的大大小小的水库有8万多个。但那时候由于资源有限，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多数是土坝。经过这么多年，淤塞比较严重，再一个是年久失修，所以问题比较多。所以今年的自然灾害也有好处，就是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让政府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以前农村搞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是靠劳动力投入，国家把农村闲置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干就可以了。现在不大可能这么干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小孩也干不了，所以只能依靠国家投入资金，用机械化来替代。今后，国家要确保粮食供给的安全，就要扩大灌溉面积，这就要求增加农田基本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把这项投入当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海国资》：现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比较多，您认为原因何在呢？这三十年总得来说，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政府做得也不错，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知识分子喜欢批评政府，这是好事，社会批判是他的职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种声音，就有问题了。但是反过来说，要用他们提的办法去解决问题，那就要出更大的问题了。现在媒体上和网上的民意，官和民闹起来，一概是官错，穷和富闹起来，一概是富错。有没有这种情况？肯定有，但要是说这种舆论都对，那也不可能。总的来说，还是大家都有怨气吧。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历史这么悠久，文化积淀这么深厚，在汉唐时期曾经那么强盛过，这一百年落后了，挨打了，所以整个民族都有这么一股怨气。还有些社会群体，比如说下岗工人，他们是改革的代价承担者，有怨气也是正常的。还有某些体制内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多少都还保留着以前的传统士大夫的习惯，现在市场经济让他们很边缘化，他们也比较不满。社会转型期把这种心态更加加剧了。相对来说，倒是中老年农民对政府还比较满意，因为不用交农业税费了，种粮还有补贴，还有合作医疗，现在还要搞养老保障，所以农民反倒比较满意。 《上海国资》：一般可能都会认为您是在做“三农研究”，但看过您的书和文章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您入手是在三农，但关注的其实是“中国”。您认为这种观察对吗？曹锦清：这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最早是学历史的，尤其是近现代史。我的很多想法，是读近代史读出来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要考虑中华民族的近代命运。这样就有一个惯性，就是把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所以我后来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考虑得比较多。不过也不止是我，应该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都会以整体的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这可能还是在知识分子中占主流的。当然，这些年来由于学科专业分工，把中国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条块，以专业化的眼光去考虑问题。因为他做博士论文、发表论文、评职称，都是要以这些专业成果做基础的。这种专业化、学院化的学术氛围就在一些领域形成了片面化地思考问题的倾向。不过在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中，还是延续了古代士大夫的传统，还是有家国天下的关怀，总是把民族、国家的命运放在思考的中心位置。1990年代，我到河南去做调查，做乡村研究，还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变化，是把农村作为中国的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篇章来研究。但是后来走了一些地方，做了一些研究，越来越觉得，把中国作为对象来研究，有些力不从心。一是中国太大，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二是中国很古老，我们一说就是五千年；三是变动太快，几年一变。比如说农村，取消农业税前后，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整个分析问题的框架都要变。

对中国中西部的地方经济而言，很难具有在外向型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大家都知道，尽管重庆有长江水道，但离出海口岸还是很远，每多一公里的运距，就会增加一部分物流成本。如何能把加工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放到重庆呢？这其实是一个地域性的难题。大家都在招商引资，都可以找惠普谈，任何一个沿海省，难道不比地处西南山区的重庆更具有发展加工贸易的条件吗？　　突破地域限制的第二个方面是土地问题。大家都知道，重庆过去面对的是“三山加两沟，面对两条江”的地理环境限制，可用于工商业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是通过土地储备，但重庆仍然是土地资源高度短缺的城市。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受到地域、地理严重约束的重庆怎样破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宗智教授已经做了解释。如果要突破地域限制，实际上进行的是全球化条件下超地缘的整合，就是说，当重庆要求国家出面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中西欧各国协商给予通关优惠时，光海关通关优惠这一项政策，就节省了15天的时间成本。若没有通关优惠，从重庆到西欧的铁路运输，则需要40多天的时间。但即便如此，铁路运输仍然比海运贵。如何使内部城市在物流上仍然具有优势呢？这就需要节省纵向的产业整合成本，当能够使各个产业集中于一个工业区时，那么各产业之间的物流成本几乎为零。表现在同惠普谈判时，同样将相关配件厂商吸引到重庆。这就变成了一种“浙江经济”。浙江经济是块状经济，所有产业链条，都集中在一个地区，也就节省了几乎所有的纵向物流成本。　　第三，重庆突破地域限制的另一个方面是怎么能够跳出“灰色经济”。灰色经济所形成的灰色地带，在各个国家都有。灰色地带形成的灰色群体，以及相应于灰色经济的灰色治理。灰色治理是不规范的，也不是政府正常治理的手段。麻烦在于，我国当前的灰色收入量很大，并集中于最富的群体，同时又与某些制度供给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跳出灰色治理的困难很大，挑战庞大灰色收入所滋润的灰色地带的灰色治理，任何个体的对抗都是成本极高的。　　重庆经验的另一个方面是革除灰色。重庆打黑除恶中打掉的大量支撑黑社会的企业家，都是在短期内迅速暴富的灰色经济主力。当灰色经济的收益集中于这些支撑黑社会的人手中的时候，加强的是灰色治理，某种程度上是以黑社会或非规范社会势力为代表的这种治理。清除这种灰色治理，很难用平常的、缓慢的手段来解决。香港经验也同样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的时候，随之而起的也是灰色经济与灰色治理，政府部门的大量腐败。最终的解决仍是“空降”了廉政公署后，采用了很多非常手段。 【注：】本文为作者对崔之元教授2010年12月在人民大学的第二次重庆经验讲座的评论，与黄宗智教授当时的评论和崔之元教授讲座内容同期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见： 黄宗智： 重庆经验理论试解：国有资源市场增值社会化 讲座内容见：崔之元：“重庆经验”与制度创新 

简单总结，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它也和计划经济不同，因为它非常关键性地采用了市场的动力，不仅借以推动重庆的经济发展，也借以推动重庆的社会公平。它同时具有社会主义的部分特征，也具有市场主义的部分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条可能超越左右分歧的中间道路。

重庆“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要位置”的决定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探索。重庆的“十大民生工程”在政策、政治两个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其制度基础则在于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齐头并进、重庆土地交易所地票交易这两大制度创新。

上周四，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当选中央电视台2010年年度经济人物。他获奖的原因是带领国开行创建“开发性金融”。所谓“开发性金融”，是相对于原来不计成本的“政策性金融”而言的，它既要支持国家的重大政策，又要获得适度的市场盈利。而重庆，则是国开行“开发性金融”的最早试验场。因此，陈元的获奖感言专谈重庆，也就可以理解了。陈元说：“十年以前我到重庆谈工作，会见了重庆市的一个领导，重庆当时是刚建的直辖市，周围都是农村，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但是呢，重庆市要建成一个中央的直辖市，成为西南地区经济的领先的城市。所以我就对他讲，如果你能够把重庆市从一个城乡差别非常大的农村地区为主的工业城市，把它转换成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我就对全国的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化有了信心，因为重庆将是个带领和象征，它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之后我们签了150亿贷款，很快，这是第一步起步，我们后续大的贷款陆续地投进去，重新迅速开始了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重庆已经在祖国的西部成为经济最发达，基础设施建设得最好的城市之一了”。陈元这里说的“重庆市的一个领导”，就是时任副市长的黄奇帆。而国开行和重庆合作的最精彩案例，就是渝富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重庆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黄奇帆2001年由上海调来重庆，当时重庆1000多家国有企业欠工商银行157亿贷款。黄奇帆牵头组织重庆市国有渝富公司与工商银行协商，渝富公司以账面价值的20%一次性买下坏账。经过五六年的重组改造，重庆国资增值六倍，现在工商银行可能想同意渝富以20%买断坏账有点低，当时若要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不论工行还是渝富公司，都是中央或地方的国有企业，因此初始定价问题的敏感度没有那么强烈，当年的谈判并不困难。因此，重庆市国有企业能够迅速剥离坏账，能够重振旗鼓，实现市场竞争中的增值。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后，国有化（哪怕被认为是暂时的）成为美国救市的主要措施。为什么？担任18年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的解释最有意思。他认为，美国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很多银行的有毒资产不能从资产负债表中迅速剥离。原因在于，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要求政府以模型价格购买，而政府认为正是由于模型价格出了问题才导致金融危机，所以不愿意用太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了：这就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象私有那么重要。格林斯潘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重庆渝富公司与工商银行得以迅速达成坏账定价的原因。但渝富公司成立时仅有10.2亿元注册资本金，是连20%的工行157亿元坏账价格也付不出的。正是国家开发银行向渝富公司提供了17亿元“开发性金融”贷款并担任渝富公司财务顾问，才使重庆国企通过渝富公司剥离歉工行坏账成为可能。正如陈元曾在另一个场合所说：“重庆‘渝富模式’是开发性金融与地方政府合作，成功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国有企业改造的典型案例”.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重庆人纪念孙中山，最容易想到他首次提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设想，从而使重庆有了直辖市的机缘。但可能不少人已经遗忘，孙中山曾计划以重庆而非广州为革命根据地。这就必须谈到孙中山极为倚重的重庆人---曾任四川省长和广东省长并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起草人的杨沧白。在重庆旅游名胜“洪崖洞”10楼的茶馆，前可远眺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壮丽景色，向后转身则可径直走到以杨沧白命名的沧白路。杨沧白（1881-1942）是重庆辛亥革命的领袖，而四川在全国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清廷命端方率湖北陆军入川查办保路运动，造成武昌防务的薄弱，才使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10月13日，端方率军抵达重庆，使重庆主城的起义计划未能实施，但杨沧白发动了主城附近长寿，南川的起义。杨沧白的学生郭沫若后来称他为“四川革命党人的元祖”。辛亥革命后政局纷乱，袁世凯复辟，孙中山为保卫共和，于1917年在广州召开国民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但他认为，以四川的重庆为中心，联合云南与贵州，是比广州更有利的反击北洋军阀的革命根据地。在1920年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期间，孙中山决定将国会迁往重庆。该年9月16日，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及议员70余人抵达重庆。但因四川军阀刘湘占领合川，直逼重庆，非常国会不得不于10月14日离开重庆。 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时，曾邀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蒋介石为警务处长，两人都已赴任上路，但因另一四川军阀熊克武的反对，两人都只好半路折回。廖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是美国土地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一书最早的中译者，而孙中山多次坦言，他的民生主义中的“涨价归公”思想，直接来源于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理论。孙中山对土地“涨价归公”思想的最生动论述如下：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在孙中山看来，土地价值上升，是社会集聚效应（特别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果，因此应返还社会，实现地租社会化。而有了地租社会化，“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就是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思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一文中证明了“亨利.乔治定理”：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因为对地租征收一个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需的单一税”。用通俗的话讲，“亨利.乔治定理”就是说，如果土地涨价归公， “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对效率和公平都是有利的。当然，斯蒂格利茨证明“亨利.乔治定理”是有条件的，如“人口规模最优”，中国现实中的城市都不满足。但该定理启发我们看到中国目前“土地财政”的两重性。目前社会舆论对“土地财政”的诟病，多源于对“高土地出让金---高地价---高房价”机制的批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正是由于“土地财政”占到了全国各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才没有进一步加大。因此，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土地财政”的两重性，既防止高地价导致高房价，又防止正常的土地涨价归公收益流失。而重庆这方面做得较好。2003年2月，重庆在土地储备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地产集团”，由市政府注资，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黄奇帆市长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有这个拍、挂、招的权力不等于你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可能是区县下边的街道、社区，也可能是居民在使用。如果有开发商想圈这块地，他可能现在只开发200亩，但是可能拍卖购买了2000亩10年以后才会开发的地，土地就被开发商储备了。如果一个城市，除已建成的用地之外，待建设的用地如果三分之二都到了开发商手里，政府手中就只有很少的土地，然后每年拿出一些土地来拍卖，就被开发商抬得很高的价格。一个城市如果土地价格一高，那么整个房价都会高起来…我们把三年、五年、十年可能要使用的地，从规划、管理上，由市级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把它给储备了。如果政府手中有比较多的土地资源，如果房屋价格卖得很高，就再多供几块地，实际上就把价格给控制下来了。重庆政府在过去5年，始终抱有一个宗旨，就是商品房拍卖的地价，绝不超过当时这块地周围楼面地价的三分之一。所以重庆政府拍地，没有起把房价往前推的这种作用”。但是，正常的“涨价归公”意义上的“土地财政”重庆也做到了：2002年，黄奇帆发现相同等级地价（征地动迁费，七通一平费和政府出让金），重庆只有成都的50%，就决定每平方米基准地价比成都多10元，因为山城重庆的七通一平费应高于平原成都，当年就将重庆土地财政收益从2001年前的2亿上升到10亿元。我们有理由相信，杨沧白，廖仲恺和孙中山如果有知，将为重庆较好地处理了土地财政两重性问题而欣慰。 

成都市指挥街8号院，96岁高龄的作家马识途已在此居住数十年。这个临近闹市的老旧小区，是四川省人大老干部的宿舍，素来平和安宁。

21世纪的头十年，不同政治经济模式的相对声望戏剧性地颠倒过来。十年前，网络泡沫破灭前夕，占据优势地位的是美国。然而美国很快就将这些道德资本挥霍一空

12月24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一则长篇报道，就中国日益严重的假化石泛滥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跟踪调查。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化石造假最为根本的原因并不是盗挖和走私，最根本的原因竟然是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让我们的保护实际上成了破坏。附：2011年1月1日起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今云南、广西两省区,是历史上西南边疆范围的主体部分。[1]1949年以来,众多研究者对上述地区的边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取得粲然可观的成绩。根据研究发展的大体轨迹,以及迄今面世的相关阶段性总结,[2]同时为了叙述便利,本文将1949年以来的西南边疆史研究分为前40年、之后的10年和近10年三个阶段。现就这三个阶段研究取得的成绩,以及对今后发展的建议及展望,做简要叙述,望识者不吝指教。　　一　　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是西南边疆史研究领域初步形成并取得第一批重要成果的时期。1949年以前对西南边疆史虽然有过一些研究,但大致仍是零散及不连贯的。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尤其是受到对少数民族大规模调研活动的推动,西南边疆史方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状况进行全面调查,是这一时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1950年至1952年,中央政府派出多个民族访问团慰问边疆的少数民族。从1953年开始,我国政府重点在边疆各省区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大规模识别调查结束(相关工作延续至1979年)。1956年后约用3年的时间,在组织调研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组织了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西南边疆各省区是重点调查的地区。上述调查活动的成果,集中反映于国家民委主编的五套丛书,即各少数民族的语言简志、简史、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自治地方简况以及综合性著作《中国少数民族》。此次调查是中央政府正式组织,邀请众多的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参加,同时大量吸收各级干部和大学生参加的一次广泛调查活动。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与调研之深入,前所未有,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调查的较高水平。调查资料的整理出版虽受到“文革”的干扰,但主要内容仍通过五套丛书和相关论著得以发表,为中央政府划分民族和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依据,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所重视并经常引用。但是,此次调查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调查的主旨是为政府划分民族与制定民族政策服务,调查的重点是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经济生活与阶级关系,边疆问题未受到重视,也不是调查的重点。此外,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也组织过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研,如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了对六江流域的调研,云南大学组织了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村寨的调研。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史为中心,这一时期进行了多方面且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方面:西南少数民族的源流、群体及其重要活动,包括西南少数民族起源问题,较重要的著作有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3];对氐羌、百越与西南夷等的研究,值得重视的著作有马长寿《氐与羌》、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方国瑜《彝族史稿》、江应?《傣族史》、郭大烈《纳西族史》等。[4]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是1949年后新开辟的领域。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不同时期诸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发展分期等问题,探讨最多的是彝族、傣族与壮族。因受人类社会必经6个发展阶段理论的影响,人们就古代或1949年以前少数民族的社会,是属奴隶社会抑或封建社会而争论不休;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也长盛不衰。自上世纪80年代初始,古代民族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领域。探讨较多的有历代王朝在西南边疆的民族治策。一般认为秦汉较好地处理了边疆民族问题,三国中以蜀的治策最成功而吴最失败,两晋的民族治策在蜀汉的基础上倒退了;唐前期的民族治策应予肯定,但后期的做法与前期差距甚大。对宋朝于大理国的治策看法不一,大致有两种看法:宋封大理国主为大理国王,继续与云南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宋朝视大理国为外藩,严重影响了两者的关系。对元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策,研究者大都持肯定的意见。土官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也是讨论的热点。前半期重点探讨土官土司制度的内容、建置时间、实行原因与历史地位,后半期较关注各省区、各民族土官土司制度推行的情形,以及改土归流的原因、实施过程及其评价。关于实行土官土司制度的原因,大致有两种意见:统治者欲显示国势之盛,土司制度以封建领主制经济为基础;统治者欲在边疆地区建立稳固统治,土司制度并无同一的经济基础。对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大致有形成于元代,完备于明代、清初,和历代的羁縻制、土官制与土司制大同小异两种见解。对土官土司制度的评价,也有应彻底否定、基本上肯定以及前后期的地位作用不同等观点。关于改土归流众说纷纭,改流的原因、如何评价清廷使用武力及改流的作用是争论的焦点。热议的问题还有西南边疆诸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了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移民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研究较多的问题,还有以宗教、文学、艺术、文字为主要对象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探讨较多的民族是壮族、傣族、白族和彝族。以少数民族史为中心的探讨,除以上较为兴盛的领域外,关注较多的还有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如侬智高、杜文秀、赛典赤·赡思丁、奢香、张秀眉等;还有少数民族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如明代广西瑶民起义,清代云南杜文秀及李文学起义,清代苗民大起义等一些研究者关注分布于云南、广西和与之毗连的境外地区的跨境民族,主要探讨跨境民族的涵义,以及西南跨境民族的种类、分布及其经济文化等问题。以边疆史为对象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边疆部分。上世纪70年代,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云南大学的方国瑜、尤中、朱惠荣等承担了西南边疆部分的研究。《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仅画出秦至清历代王朝边疆的政区,而且标明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政权的辖地,汇集包括历史地名、古代通道、重要城镇和族群分布等诸多信息,被学界称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的重大基础性工程,也为今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研究边疆史地的重要著作,还有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黄体荣《广西历史地理》等。[5]　　二　　1990年至1999年,为西南边疆史研究前40年之后的10年。这一时期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已大致摆脱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左倾”思想的影响,开拓了包括边疆史地在内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而呈现较为繁荣的局面。研究较集中的问题有:西南部疆域的变迁与历代设治。尤中先后出版《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与《云南地方沿革史》,前者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云南文字说明的基础上写成,阐述了清代西南边疆变迁的过程;后者具体探讨汉至清历朝在云南地区设治的情形。徐建新《西南研究论》与李寿等《云南历史人文地理》,也研究了云南的疆域与设治问题。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与覃延欢等主编《广西史稿》,叙述了历史时期广西疆域的变化与历代的设治。张荣芳等《南越国史》考证了南越国的疆域与设治。谭其骧等也撰文探讨隋南宁州总管府与唐剑南道管辖范围等问题。[6]这一时期研究者主要关注政区设置、疆域演变等问题,对边疆的经营与开发,内地与边疆、边疆各地以及边疆内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等则注意不多。历代对西南边疆的治理。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研究了古代各个时期中央王朝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并从纵向发展的视角,分析了传统治边思想、古代边疆管理机构的演变等问题。马汝珩等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阐述了清朝的边疆政策。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研究了我国历代的边防与边疆经营问题。横向研究的有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与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上述著作均以不同的篇幅,探讨了有关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南边疆的问题。马曜主编《云南民族工作40年》,叙述了1950年至1992年云南边疆进行民主改革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情形。谢本书等《云南近代史》,叙述了鸦片战争至1949年云南历史发展的过程。[7]另外,有多篇论文探讨了历代王朝在西南边疆设治与经营方面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探讨,关于古代的较多而近现代的较少;对各朝代治边政策与民族治策的研究较多,对长时段范围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政策以及边疆开发与社会治理思想的关注则较少。较深入地研究了西南边疆与徼外地区的关系,是这一时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表明我国学者已摆脱讳言中国与邻国历史纷争的桎梏。南诏并非泰族建立的国家,是我国学者的一致意见,但国外研究者仍有不同看法。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阐述了中国学者的看法,就这一问题撰文的还有黄惠?、贺圣达等人。贺圣达的《缅甸史》与《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申旭《老挝史》和王民同主编《东南亚史纲》,探讨了中国尤其是云南与中南半岛诸国的历史关系。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研究》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探讨了云南与中南半岛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了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关系。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修订版,增加了古代云南与东南亚关系的内容。[8]关于近代西南边界史的研究有较大进展。钮钟勋、张振?、吕一燃、余绳武、张植荣、谢本书、秦和平等撰文,阐述了中缅边界的历史沿革、中缅两国的边界交涉与相关谈判等问题。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叙述清代中、越两国的边界交涉与边界变动的情形。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汇编古代至近代与中越边界有关的中外史料,并撰写简要内容说明。类似的资料集还有《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汇编(第一册)》。中法战争与中越边界问题有密切联系。刘庆、黄振南、罗素珍等撰文,叙述中法战争中清廷的对策、中法战争对中越边界的影响等问题。尤中、李国强研究了中老边界的形成过程。为捍卫祖国领土,云南各民族进行了坚决斗争。于乃仁等《马嘉理事件始末》阐述了相关的史实。[9]中国与越南、缅甸、老挝的陆地边界问题,近年已通过划界得以解决。今后研究的重点,应是历史疆域的形成和演变,以及边界的形成及对边界谈判的总结等问题。西南边疆开发史研究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如果说疆域史与政治史、制度史、政区沿革史等有较多的联系,主要体现了政治关系的话,边疆开发史则主要反映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与资源、经济和人口等问题的联系更为密切。上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边疆开发的研究还不多,之后此类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迄今仍呈方兴未艾之势。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经营边疆的措施,以及农业、矿冶业、交通业、畜牧业等经济部门的发展,边疆各民族在边疆开发过程中的贡献等。相关著作主要有李?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蓝勇《南方丝绸之路》与《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方铁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夏光辅等《云南科学技术史稿》、张荣芳等《南越国史》、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马汝珩等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等。[10]从这些研究成果看,今后还应深入研究以下问题:对西南边疆自然资源的认识与开发的过程,资源开发类型的多样性与相关的地方性知识,西南边疆经济开发的特点及其规律,矿冶业、交通业等经济部门在经济整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开发与西南部疆域形成、巩固之间的关系,多类型经济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联系等。探讨较多的领域还有:历代王朝的边疆民族政策。土官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仍受重视,这一时期的探讨,已不限于就内容、意义和影响等做一般性讨论,除较有深度的总体研究外,还出现就其在各地区的施行与结合具体问题研讨的趋势。还有文章探讨近代云南边疆改土归流的问题。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与荆德新《杜文秀起义》,探讨了杜文秀政权的民族政策。[11]蛮夷治策是治边政策的一个部分,应将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联系更多的因素考察,但这一时期似乎还未注意到这一点。另外,对土官土司制度的深远影响及其文化形态,也值得进一步研究。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尤中《云南民族史》和《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阐述了古代云南的民族关系,尤其是汉族与本地民族的关系。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与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从人口史的角度,研究了包括西南边疆在内古代各地的人口问题。钱宗范等《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探讨广西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宗法制度。[12]但对外来移民与西南本地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一地区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以及对近现代民族关系的研究还不多。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研究,经历了从华北、东南至西南以及从汉人社区向边疆少数民族的转变,一些研究涉及少数民族史方面的问题。[13]对西南边疆跨境民族的研究继续深入。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将西南跨境民族放在全国的背景下考察,同时注重跨境民族的现状与现实影响,对跨境民族的界定也提出新的看法。较有分量的著作,有金春子等《中国跨界民族》与赵廷光主编《云南跨境民族研究》。朱德普《泐史研究》探讨了傣族与境外相关民族的关系。[14]封建王朝施行羁縻治策的范围,涵盖了疆域内外较大的地域,对上述地区的民族似可称为“古代边疆民族”。跨境民族则是现代的概念。对涵盖现今跨境民族的古代边疆民族,也应做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回顾与总结西南边疆的研究史与学术史,是研究得以深入的必要条件。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著作,如马大正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与《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以及相关的一些论文,均涉及西南边疆的研究史与学术史。[15]但总体上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待拓展。　　三　　2000年至2009年,西南边疆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广度、深度抑或新方法及新视角的应用,均有明显进步。对西南边疆史整体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有较大进展。马大正总主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中,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研究秦汉至清历代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对西南边疆的研究占有一定比例;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以100万字篇幅,阐述远古至1840年西南边疆(今滇、桂、黔、川西南与中南半岛北部)演变的历史,包括各时期西南边疆的政治状况、社会经济、民族关系、文化交流与社会生活等内容。[16]后书作者所撰8篇纵论,叙述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与治策等重大问题。该书重视发掘及诠释相关史料并积极吸收前人成果,注意微观研究与宏观探讨相结合,大致能反映学术界目前研究的水平。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改变了过去研究相对零散、总体探讨薄弱的情形,促进人们从全国的视野和中长历史时段的视角审视边疆历史。另一方面,这两部著作读后仍使人感到意犹味尽,表明对该领域的探讨尚有较大空间。对跨境民族的研究获得长足进步。范宏贵《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与黄兴球《老挝族群论》,深入探讨中国与越南、老挝相连地区的跨境民族。和以往研究不同,上述探讨不仅较深入,着重叙述邻国跨境民族的情形,还阐述越南、老挝对跨境民族的政策,甚至对邻国跨境民族做过调研。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与《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变》系统梳理中外相关史料,对云南与中南半岛及印度阿萨姆地区古代民族的来源与流变做新的解释。余定邦《中缅关系史》是我国研究中缅历史关系的首部著作。[17]对清代及近现代西南边疆史和开发史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较有分量的著作,有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秦和平《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杨煜达《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陈征平《云南工业史》、林荃《杜文秀起义研究》与刘树生等主编《当代云南简史》。吴小凤《明清广西商品经济史研究》弥补了广西开发史的薄弱环节。[18]在1999年主编《云南宗教史》的基础上,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系列专史》。《云南宗教系列专史》包括已出版的《云南天主教史》、《云南伊斯兰教史》、《云南道教史》与《云南基督教史》,[19]《云南佛教史》、《云南原始宗教史》将于近期推出。以上著作阐述较有影响宗教在云南地区传播的情形,有填补学术空缺的意义。西南边疆的人口史与移民史有新的成绩。路遇等《中国人口通史》与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详细阐述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的人口问题。研究历代移民的著作,则有陆韧《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与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20]近10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还有:厉声等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系统总结1989—1998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情形,其中西南边疆部分长达6万余字,详细介绍近10年研究的基本情况。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探讨先秦至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政区沿革。方慧主编《云南法制史》,阐述了云南历代的法律制度及其管理。龚荫《中国民族政策史》,将中国古代分为4个时期,分别叙述各时期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西南地区所占篇幅较大。[21]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几个特点,是西南边疆领域备受研究者重视,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交流与合作明显增强,除学术专著增多外,还发表了较多数量的研究论文。2000年,云南大学成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随后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是开展西南边疆民族问题与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该中心在全国范围组织研究与交流,至2005年换届时共主办重要会议11届,其中国际会议3届;出版专兼职研究人员著作69部,获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各1项;该中心还与本省的一些地州以及西南、中南五省区的高校合作,建立了21处调研工作站,初步建成全国性的学术平台。2008年,云南大学与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作,在云南大学历史学科下设中国边疆学博士生培养方向,已招生两届共8人。迄今云南大学涵盖西南边疆史的博士生、硕士生培养单位,计有中国边疆学、专门史、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少数民族史、民族学、民族政治、民族社会学、世界民族与民族问题等10余个专业。2007年,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历史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西南边疆史创新性研究”启动,下设边疆学理论、云南边疆民族史、云南省与周边国家关系史三个研究方向;经过数年建设,将在人才培养、成果产出和学术交流方面做出贡献。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与广西社科院十分重视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近年广西民族大学、广西社科院均设壮学研究中心,前者还设立瑶学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的壮学研究中心与瑶学研究中心是自治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大学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越南社科院等学术机构建立了学术联系。2008年,经全国社科规划办批准,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重点研究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中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及国家长治久安提供理论和对策支持。其招标课题仅限云南、广西、西藏三省区申报。该项目的启动,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2009年7月,第16届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将在昆明召开,会议的主会场设在云南大学。届时有来自全球的4000余名学者参会,围绕“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主题进行广泛研讨。大会所设150个专题,有一些与中国西南边疆有关。该会议的召开,将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近1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西南边疆史的论文,其他刊物也注意刊载此类稿件。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后,自2001年连续出版《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迄今出版6辑。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3辑《民族学报》的基础上, 2006年云南民族大学恢复《民族学报》,现已出版第7辑,从2009年起一年将推出两辑。2003年广西民族大学壮学中心出版《中国壮学》,迄今出版3辑。自2003年起广西民族大学主办了3届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国际会议,出版了3辑会议论文集。上述几种文集中,有一些论文探讨西南边疆史方面的问题。2008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开辟“中国边疆学研究”专栏,迄今发表北京、云南等地学者的论文约20篇,产生了较大反响,有3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北京等地与云南、广西两省区的合作研究,近10年也有较大的发展。中国社科院与云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合作,先后建立两处中国边疆历史与社会研究工作站,并开展多次联合调研。2006年,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昆明联合召开第三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讨会。会议紧扣疆域理论这一主题,围绕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历史上的疆域观与治边思想、藩属与宗藩的关系、边疆的治理与开发与边疆学科建设等展开讨论。近10年来,西南边疆的研究呈现繁荣的景象。但也应指出,相关成果中有不少研究的是民族学或现状方面的问题,即便是探讨西南边疆史的论著,有较高水平的仅占较小的比例。随着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一批学者陆续退休,人才断层的现象将渐趋突出。此外,如何规划并组织研究的力量,不与当前难得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也是应予重视的问题。　　四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西南边疆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大致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总结:一是以下一些观点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地和边疆结成相互依存的整体,共同构成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内地与边疆的各民族均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边疆地区发展演变的历史,与中国整体史及中国内地史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其差异;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边疆民族种类及文化上表现出多样性等原因,西南边疆历史层次丰富的程度以及所研究问题复杂的程度均较突出,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大的探讨空间。二是不少学者长期执着探索西南边疆史,深入研究了诸多的领域。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前40年研究的重点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尤其注重其社会状况的调查,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的渊源、历史活动、社会形态、民族治策及古代民族关系等方面。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边疆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亮点。之后10年间的探索,在继续研究民族关系、跨境民族等的同时,重视探讨西南边疆的疆域史、政区史、治理史、边界史与开发史等内容。这一时期的两个特点,是研究者的思想逐步解放和研究领域的明显扩大。近10年学术界的探讨,在前两个时期的基础上有更大发展,尤其是注意采用新视角与新方法,注重研究西南边疆历史的整体性以及重大、深层方面的问题,并重视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等。三是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并逐渐形成多学科合作的可喜局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关注西南边疆史的研究,主要是有关高校的历史系和一些民族工作者。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科院尤其是中国边疆史地中心迅速崛起并成为研究重镇,云南、广西的社科院也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近10余年来,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与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分别建立相关的多个研究所或中心,并积极发展西南边疆史相关的专业,培养了大量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也积极探讨与西南边疆史有关的问题,现已实现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并诞生了中国边疆学边缘学科。四是相关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日益彰显,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得到社会和政府的积极支持。近二三十年获准的国家级、省部级资助项目中,均有相当比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项目。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十分重视西南边疆史的研究,通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资助课题等途径加以扶持。2008年启动的的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进行总体规划,分步骤实施,有力地推动了云南、广西等省区的研究,并把诸多相关学科凝聚在西南边疆史周围,实施这一项目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今后数年将进一步显现。五是推出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对西南边疆30余个民族的历史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研究,其中以对壮族、白族、彝族、傣族等人数较多民族的探讨居多。相关研究较集中的领域,有土官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历代边疆治策、跨境民族等。边疆历史地理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尤以疆域变迁史、政区沿革史、边界史、交通史、开发史、对外交流史等方面的成绩较为突出。60年来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仅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而且解决了不少素有争议的问题,并深入过去未曾涉及的一些领域,为今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60年的大部分时段,研究主要关注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较少研究边疆史地。又如微观视角、细小问题、重复研究的选题较多,至于重大及深层的问题以及边疆形成发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外,不少研究者的学术视角与探讨方法较为陈旧。导致研究的领域相对狭小,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也较慢。就西南边疆史研究今后的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建议:继续发掘和整理历史研究所需的资料。近10年来,学术界披露了不少有关西南边疆史的新资料,表明这一方面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20世纪前半期,国民政府在云南等边疆省份组织过相当规模的调研,形成一些调研报告与治理方案。目前虽有论著介绍上述调研及相关资料保存的情形,但对资料的正式整理尚未进行。19世纪,一些西方人在云南和广西探险考察,撰写了调查报告和见闻录。目前虽出版了其中的一些著作,但分藏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图书馆的不少材料(包括手稿)仍亟待整理。在古代史方面,除常见的正史与专门史籍外,云、桂两省区的地方志、文集和手稿中也汇集了不少宝贵资料。保存至今明清的云南省志有10种,各地府州县志近1000种,但标点出版的仅10余种。相关文集亦有上百种,迄今出版的仅数种。地方志与相关文集等包含诏令、奏疏与施政记录等方面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边疆事务、邦交关系、财政经济、民族关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有很高的史料利用价值。拓展研究领域,提倡深度研究。西南边疆相关的民族史、政区沿革史、治理史与开发史,是目前人们较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但这些研究领域仍可扩展,如在边疆民族史方面,还可研究西南边疆的社会史、人口史、文化与传统史、民族观念史、族群演变史等;在政区沿革史方面,可探讨疆域形成史、地名史、政区制度史、城镇史、地缘政治史、历史地理信息数字化问题等;研究西南边疆治理史,可扩展至治边思想史、边疆治策史、治边实践史、治边制度史与治边经验探讨等;研究西南边疆开发史,还可探讨经济类型史、经济结构变迁史、境内外共同开发史、经济格局变迁史、资源利用与环境变迁史、开发个案史等。对探讨过的问题,提倡进行深度拓展的研究。如近期有研究者认为,元代土官制度的内容、结构与施行范围,与前代的羁縻之制有较大差异;元朝在南部边疆全面推行这一制度,开创了封建王朝施行蛮夷治策南北有别的时期;元朝在南部边疆推行土官制度,在北部草原等地继续实行万户制度,有其种族观、治边观、行事特点等方面的原因。[22]倘此说成立,对元朝治边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土官土司制度有无共同的经济基础,以及统治者的观念、行事习惯等对治边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均可做新的思考与辨析。采用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研究方法。相对全国史及大部分断代史而言,西南边疆史研究的选题不多,史料亦较缺乏。在这一领域采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可以扩大选题的范围,解决某些方面史料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采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将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透视更清晰,便于从多维的视角审视,更准确地分析诸多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取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笔者认为,系统分析方法、中长时段方法与比较方法,较适用于西南边疆史的研究。[23]以上三种方法的共同特点,是较重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以及不同时段的分析比较,同时注重研究对象与其他因素的关联。显然,上述研究方法对探讨复杂多样的西南边疆史有明显的优势。另外,研究专门史的学者,多注重某一方面的系统发掘和深入剖析,关注研究对象与其他因素的复杂联系,并擅长进行贯通时段的思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重视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环境及资源利用的关系,注意借鉴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两个学科采用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均值得我们借鉴。重视对重大问题、复杂问题与西南边疆整体史的研究。此前西南边疆史领域的研究,以较小区域、较短时段以及细小问题一类的选题居多。笔者认为,鉴于前期研究已有必要的积累,同时中国现实迫切需要探索复杂问题、深层问题方面的成果,所以今后应加强对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研究,积极探讨西南边疆整体发展史。这方面的选题有如: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理论与实践,以西南边疆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疆域发展理论,西南边疆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及其嬗变,西南边疆历史上的热点及敏感问题,西南边疆治理与开发史,中央与地方政府治边关系史,西南边疆整体发展史,西南边疆居民观念变迁史,西南边疆治边研究史,西南部边界沿革与谈判史,西南边疆与邻邦关系史,西南边疆历代地方性知识等。借鉴相关学科研究的成果与方法,提倡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近年来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学者,积极关注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方面的问题,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迈上新台阶,也为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例如:人类学的宗旨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强调研究中的全貌观、整体观与适应性变化观,重视探讨研究对象内部的文化要素及其变化过程。相比较而言,历史学家主要是根据史料复原史实,而较少关注深藏其内的文化及其变化机制。历史研究若引入人类学方法,相关探讨将由表及里,有助于探究历史发展的内因与深层关联。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以及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问题。社会学家关注重大社会问题,选题注重提出和解决问题,并重视收集和分析事实的治学特点,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者有启示作用。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中国政治学界近年热衷探讨的国家理论、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等问题,给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者以有益启发。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萌生的地缘政治学分支,为剖析历史上与地缘有关的西南边疆政治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武器。可以说,上述建议言及的一些内容,已有同仁身体力行,并取得可喜的成绩。如王明珂应用历史人类学等方法,成功探讨羌族等边疆民族的历史活动,以及这些边疆民族与汉族和封建王朝的互动关系。[24]近年类似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表明已形成值得重视的发展趋势。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环境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笔者充分相信,在大家的辛勤劳动与共同努力下,可以产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西南边疆史研究领域将更趋繁荣,而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作者方铁, 1949年生,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联系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邮编650091) [1]根据大部分人的意见,历史上的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的西南部,研究古代的某些时段,还包括中南半岛北部的一些地区。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阐述对云南、广西两省区的研究,少量内容亦涉及与之毗连的地区。[2]参见方铁的以下论著:《40年来我国西南民族史研究情况综述(上、下)》,分别载《民族研究动态》1990年第3、4期;《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厉声等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西南边疆史地研究》,《云南哲学社科发展与研究前沿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云南边疆学的现状与展望》,《云南省哲学社科学科现状与建设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4]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江应?:《傣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郭大烈:《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5]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黄体荣:《广西历史地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6]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徐建新:《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李寿等:《云南历史人文地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覃延欢等主编:《广西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荣芳等:《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谭其骧:《关于隋南宁州总管府唐剑南道的南界》,《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7]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马汝珩等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社科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马曜主编:《云南民族工作40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谢本书等:《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8]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民同主编:《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版;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修订版。[9]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于乃仁等:《马嘉理事件始末》,德宏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10]李?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方铁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夏光辅等:《云南科学技术史稿》,云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张荣芳等:《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马汝珩等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科出版1990年版。[11]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修订本;荆德新:《杜文秀起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12]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钱宗范等:《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3]彭文斌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14]金春子等:《中国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赵廷光主编:《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朱德普:《泐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5]马大正等:《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6]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17]范宏贵:《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黄兴球:《老挝族群论》,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何平:《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变》,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18]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秦和平:《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杨煜达:《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林荃:《杜文秀起义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刘树生等主编:《当代云南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吴小凤:《明清广西商品经济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19]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刘鼎寅等:《云南天主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姚继德等:《云南伊斯兰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萧霁虹等:《云南道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肖耀辉等:《云南基督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0]路遇等:《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多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陆韧:《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21]厉声等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方慧主编:《云南法制史》,中国社科出版社2005年版;龚荫:《中国民族政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2]参见方铁:《论元朝的土官制度》,《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90华诞庆祝会文集》,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23]参见方铁:《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24]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世界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当剧变发生时，人们以为是冲突，其实这需要国家间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和中国可能存在一些冲突，但不能基于冲突意识来制定政策。40年后，当我们回顾往昔，会为今天没有基于冲突理念做出的共同努力而感到骄傲。

英国《金融时报》的研究表明，2009年和2010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及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port-Import Bank)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公司至少发放了1100亿美元的贷款。而从2008年中至2010年中，世界银行相应机构作出了1003亿美元的贷款承诺——为应对金融危机，这一贷款规模本身已经达到创纪录水平。

中国曾是受到毒品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新中国成立前，有100万公顷的罂粟种植，30万人以贩毒为业，吸毒总人数大约为2000万。以当时人口总数5.4亿计，平均每2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瘾君子。新中国成立后，3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30年后，中国的毒品问题又开始面临新的挑战。1991年，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是14.8万人，1992年为25万人，1994年为38万人，1995年为52万人，1997年为54万人，到2008年底，已达112.7万人。如果按每一显性吸毒人员背后至少有4名隐性吸毒人员的国际惯例计算，国内的实际吸毒人员已达450万之众。

 引论尽管“文革”前——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的少数著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做事就肯定会出问题；而且问题还不老少。     其中一种比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评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而对应措施，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最主要是压缩研究生教育。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建议：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国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他的看法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     刘道玉先生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有道理，多年来我服务的北大和北大法学院也一直在坚持，尽管有时很难。但我不完全同意刘道玉先生有关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加强行政监管的思路。我认为，无论是分析、判断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调整，都应当基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个学科；尽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调整和改革必须更多交给事实已存在的（广义的）教育市场、受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彻底整顿”。     为了分析的简单，本文主要展开理论分析；但我会不时诉诸经验，特别是，但不仅仅是，我个人高校多年教学科研的经验。此外，尽管本文集中关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但这一分析思路和一些判断对中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大致适用。          一、质量有问题？          中国的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也确实下降了。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国社会很不利？质量下降和数量增加之间肯定有因果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会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确定；许多答案甚至取决于定义。     对研究生教育现状的分析必须更为细致。细致不仅是为了展示思想的精细，更为了批评判断的准确和犀利，以及对策的切实可行和效果良好。     从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趋于下降。这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无关。关键是，教育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者，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潜质，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虽然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赋不同，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总是有限度；即使天赋相近，由于求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未来职业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会影响他学习意愿和学习的自觉投入。教师和其他外部条件不决定一切。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十贤人；颜渊“欲罢不能”，而宰予却大白天睡觉，乃至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因此，虽自诩“诲人不倦”，孔子对那些思维不灵活的学生并不坚持这一原则；强调“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相同的。     假定任何社会全部人口中，颜渊类、宰予类以及介乎其间者比例大致稳定，那么随着教育的从精英向大众扩展，学生平均质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招收一位学生，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学平均质量就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颜回，教育扩大导致学生平均水平下降则是必然。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无论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地，其毕业生的平均质量都下降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经历这个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更为迅速。     20年前，我听到中国教育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说，中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隐含地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3%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很少这么说了。这表明研究生平均质量与教育条件和导师有关，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关系那么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即所谓“人才”。     数量增加，平均质量就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质量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教育界视野局促，对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断标准应是社会效用的；据此，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应当是也从来都是其“培养”的少数顶尖人才的水平。我们不是根据宰予，而是根据颜回、曾参来评判孔子的。     若是关注顶尖人才，尽管缺乏经验调查数据，我还是推断，30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在不断提高，尽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现有的尽管问题多多的研究生招生体制是否把有潜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现这个现象，那么问题就不是太大，因为这些人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科技学术创新具有决定意义。而教育规模扩大有再多问题，也不至于排挤了这些有潜力并有意愿的求学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规模过小的条件下无法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了这种教育，从而很可能是整个社会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绝对数量增加了；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收益之一。这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筛选机制都不可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而教育条件总体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     20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个体潜质很好，但实际所受教育培养比较有限；当时有一些优秀导师，但数量很少，整体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经费严重不足，图书资料陈旧，实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渠道不畅通，有些学科的学术自由宽松度也显然不如今天。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后是大多比较出色，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养的成果，令人怀疑。我更倾向归功于这些学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意愿，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方面急需人才，学科急剧地恢复性扩展，他们得以早早进入了教学科研一线，迅速成为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今天尽管由于学生多了，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在数量上甚至比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师关心学生不够，甚至有些老师不负责任，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对于好学且能学的特别是有天分的人来说，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还是改善了。因为，如果学术潜质和偏好是天分，那么这些变量就不大可能因为有其他某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改变。而导师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图都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期待规模扩大后的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超过20年前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目前这批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实力，部分因为中国科研学术人口的年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着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     上面说的主要还是一些有学术传统的学科。     但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30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一系列新的院系专业出现了。即使一些系或专业名字没变，但知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系；例如经济系的基础理论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格理论。     至于一些原来有但因为种种原因底子很薄甚至消失的学科（例如法学、管理学、社会学），哪怕“同志仍需努力”，但从无到有，或不那么“幼稚”了，总体看已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也不无可能因路径依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必须把学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     说这个因素，是因为这会对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中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某些学科中顶尖研究生数量和平均质量下降。20多年前，中国的顶尖文科学生大多进入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这些学科产生了“一时间多少豪杰”的现象。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更多选择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种工程。很自然，有些学科中培养的顶尖研究生数量会少一些，甚至有些学科“门庭冷落车马稀”，勉强保持招生数量导致平均质量下降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表明学科不可避免的消长更替，实际上是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和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创造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变动，应当从社会总体收益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比较上看，而决不能固守本学科。     上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能局促于本学科甚至教育圈。而坚持这一眼光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我个人并不赞同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问题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过去10年来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不论消费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适合从事科研和教学。在此我不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问题是面对这种需求，教育能怎么办？若有人感觉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机会，因此希望并强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教学的孩子考研和考博；有人恪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理念，不管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还是希望读研，拿个文凭留在手中；还有人为了便利自己在官场或学界晋升，想有个研究生文凭。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满足这种需求？我说没有；按照传统教育定义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应当，甚至感到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目前的研究生筛选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甄别各类考生。怎么办？换用其他机制又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公正的猜疑。这种社会需求和种种相关的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造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这些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教育真的不应有而且真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小的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     我完全同意，教育界应当以培养更多高质量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断一个教育体制、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或如今不够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标准应当是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二、数量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扩张，从社会角度来看，有收益，但也要坚持从这个角度，考察这个收益的成本或代价。不能“一好遮百丑”。     最明显的问题是，由于相当数量不打算也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这使资源本来就紧缺的高校和教师无法集中资源培养真正有能力、有潜力而且有意愿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生，并因此不利于对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和科教兴国具有决定性和指标意义的顶尖人才培养。这是我最担心的。还有一些高校或其中某些学科（特别是一些广义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是没有标准，招收了一些缺乏基本学术资质的官员、商人或其他人士读研、读博士，成了变相的买卖文凭，败坏了学风，败坏了教育。目前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批评意见，大多集中在这两方面。我都同意。     但从社会角度来看，问题更大，更多。问题之一是社会资源浪费。研究生数量剧增，不打算或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他们耗费数年时间学习自己不感兴趣或强迫自己感兴趣或是伪装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加上他们为考研支付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连考多年），这是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他们本人或家庭为此支付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还有社会失去的他们若就业可能创造的财富。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研究生是公费的，这意味着纳税人（部分）支付着他们的学习费用；即使是全自费，从社会角度看，也同样耗费社会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能算很富裕的社会，这种耗费值得痛心。     但人们更经常忽略的是研究生教育扩张对教育功能的另一种伤害，并因此是另一种社会资源浪费。这需要我们理解研究生特别是学位制度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信息功能。如果仅仅是为学习知识，哪怕是考虑规模效益，也未必需要办大学、办研究生院，设立各种学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相伴的学位制度有其他重要的社会功用。功用之一是节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更需要劳动力产品标准化，而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及学位制度本可以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大大节省市场上选择人才的成本。     用人单位可以借助学历和学位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职者的基本资质，缩小自己的筛选范围；求职者同样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而节省费用。研究生教育数量剧增，平均水平降低，特别是研究生知识和能力严重参差不齐，研究生和相应的学位制度的信息功能就弱化甚至丧失了。这种状况如今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已出现。至少在某些行当，如今用人单位不再简单看学位，还看重甚至更看重本科是哪个学校，看重研究生毕业于哪个学校、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甚至哪位导师；许多人曾经迷信“海龟”，如今对“海龟”也不再那么盲目迷信了，道理都一样。当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这种功能后，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和学历对社会就意义不大了，而只是或更多是对自己有心理暗示和满足的符号。     这其中受伤最大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愿意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毕业生，因为社会很难根据其学历和学位判断他或她的实力。生活中伯乐总是少的。有实力的研究生必须同实力明显不如他或她的研究生一起重新竞争本来对他/她更为合适的工作职位，他/她的就业变得更难了，而且可能失去，例如科研教学职位。     当众多求职者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之际，这些学位对社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用人单位就不得不对每个求职者的资质重新严加审查，或借助其他更有意义的但不那么正式的标识来获得相关信息，就业市场会出现一些新的标准，表现为一些隐性的但有效率的歧视。还有一个损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专业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无形资产因此被零打碎敲地出卖了。     这种状况也伤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费者。物以稀为贵。当标准降低，很多人都能达标，只要有意愿或有钱或当了官就可以上，当然还会有人考研，但人们从考上和毕业中获得满足会大大降低。     我说的是研究生本人作为亲历者从中获得的固有满足感，而不是从社会对研究生的赞美评价中获得那种满足感。同样考试满分，在没有伴随其他收益的前提下，一个人凭真才实学，一个人请他人代考，只有前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有骄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许会庆幸，却没有骄傲和自豪。人可以骗社会和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近年中国研究生消费意愿一定程度的降低也许部分反映了这个问题。     还可能有一种潜在的长远伤害，对中国的伤害。这就是中国民众可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即所谓“土鳖”不如“海龟”。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教育界都是不公平的。更进一步，这会造成某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转向西方教育，求取满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的消费需求，国内大量财富会向国外流，进而造成中国高校教育资源进一步紧缺，需要国家，实际是纳税人，加大教育投资。     这种情况其实目前已经有了，还不少；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不少人花费了数十万人民币到某个西方国家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读一年研究生学位，其知识含量并不比中国的主要高校甚至一般高校的某些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含量更高。     再进一步，过度扩张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甚至摧毁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的无形资产。这会非常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其科教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为某种品牌产品和放心产品，即一听说毕业于北大或清华，各国科教机构都争着要——还不限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教学研究，如果世界各国还没有如今中国人对哈佛、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西方高校研究生的那种迷信甚至迷恋（这都是有的），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软实力就不够。中国的软实力不可能仅仅靠多办一些孔子学院来有效增加。     当然，我的上述分析都有可质疑之处，因为其中往往隐含了一些未明言但可质疑的假定。例如，我说，一些没有意愿和缺乏足够能力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耗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社会则失去了他们用这些时间和精力可能创造的财富。     这个命题理论上成立；但在现实中，只有当社会各行业真实需求他们的劳动之际才真正成立。但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转型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却未必为这些看来本不该进入研究生教育的人提供了他们愿意接受的足够的工作机会。     他们选择上研究生并非不理性，他们的选择对自己也许就是最好的。若这一点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毕业生的隐性失业；当然，鉴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扩张是一种必要的提前的人才储备。这一推论有一定根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引发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而作为对策之一，教育部就以多种方式扩招了一些研究生，还通过对某些职业导向的研究生限制收费来降低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成本，就是一些典型例证。     我还说了，一些没有从事科研学术的潜力和意愿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这个命题至少隐含了两个可质疑的未明言假定。一是有关受教育者，似乎所有人在进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就可以也应当明白自己愿意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这个假定不现实。除少数天才为自己的强烈偏好驱动外，大多数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甚或就没有稳定的职业偏好。职业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渐自我发现的，部分也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现代社会应当创造更大的空间，让更多人在社会生活（包括在学校）中不断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允许他们在职业选择犯一些“错误”。这不就是我们渴望创造的个人自由要素之一吗？并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福利？     其中的另一错误假定则是有关教育者，似乎教育者可以预先精确知道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据此确定最佳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并只选择或更多选择那些将从事科教工作的人进入研究生教育；否则就是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假定同样错误。从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时浪费是必须的，是效率的保证，并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率的。针对西方国家一些从无人引证、被人斥为“学术垃圾”的新学科文献，就有学者做了这样一段辨析，相信会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研究生教育的“参差不齐”问题：    对这种[？？]文献，应当以其最好的而不是其最差的范例来评价。[有人]也许会回应说，重要的是这两类文献的比率；如果大多数文献都是垃圾的话，那么即使偶尔有一颗珍珠，这代价也太高了。但世界上很少有比“废物”这个概念更难捉摸或更成问题的了。一只雌性大马哈鱼会产下并为雄鱼受精6000只卵，一般说来，其中只有两只会出生，长大成熟。难道这就意味着那5998只卵是“浪费”了？只有在存在更为有效的物种延续方式时，你才能这样说。学术著作，就如同野生繁殖的大马哈鱼，是一种高风险低回报的活动。美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它的绝大多数学术产出都无关紧要，即生即死，无人问津，可以忘却而且也确实很快就被人忘却。即使在物理学中，所有学术杂志论文在出版后头四年里大约有40%无人引证，这大致意味着，将永远不会有人引证，因为物理学领域变化迅速。在工程学中，这一比例上升到72%，在社会科学中，上升到75%，而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中，则上升到令人震惊的98%.我们不应惊讶或感到不快，有这么多新型法律学术文献对任何人都没什么价值。这就是这一创造性文献整体的价格？？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研究生教育社会收益的整体价格的一部分。          三、砍点？不可行的建议          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其平均质量下降了还是提高了，因此应予以简单肯定还是否定，不是应批评多一点还是应赞扬多一点。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任意评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当初能否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收益，或以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大的收益——我认为从理论上看本来是可能的。但现在问题已经在这里了，还为撒了的牛奶哭泣没有必要，也没收益，再严厉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眼下的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改善。对于行动者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前行。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反对刘道玉先生的改善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思路：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数量。我就从他的建议开刀。因为他的这一思路为学界不少人分享，甚至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大致倾向这一主张；也因为这个建议大刀阔斧，痛快淋漓，不仅大快人心，而且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就看领导有没有决心。但我的分析结论是，刘先生的建议看似可欲，实不可欲，也行不通。     不可欲，因为后果很糟，甚至会出人命。这绝非夸张。不说对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的博士点——其实也并非都强——谁能下手；即使那些近年来刚刚获得甚至勉强获得博士点的地方院校，也很难砍掉。这里有一个棘轮效应，或行为经济学上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你给了人家的东西，很难拿回来了。某校可能是经过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久的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金钱，好不容易才获得一个博士点，或是增设了一个点，现在你要砍它，砸人家的饭碗，人家会束手待毙吗？这涉及太多的既得利益（不带贬义）了。为申报博士点引进的教师；已经或期待获得博导头衔的老师；在读的和备考的博士生；若这个点是在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就涉及在任领导的政绩；若是前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则还要加上对前任领导的评价；甚至有关一个学校的生死存亡。结果会师资流失，当地民众和舆论的议论，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甚至不能排除校方明里反对暗地默许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而请注意，刘道玉先生建议至少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而不是砍掉一半的博士点。这意味着全国至少要砍掉183所高校，假定一个城市大致有两三所高校失去全部博士点，这意味着要准备有60—90个甚至更多城市出现突发事件。谁敢动这个奶酪？教育部敢吗？     但我的这些设想都多余了，是我太天真和较真了，因为事情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即使要做这事，教育部也一定要借专家评审。但专家下得了手吗？即使学术标准最严格的专家，哪怕是主张大刀阔斧的刘道玉先生，一旦真到了某校，就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至少下不了那么多，那么快。所有的人在这类问题上都是，甚至应当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想“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这不是批评专家学者言行不一，而这是孔夫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且，评审是集体行动，人们大都希望自己做好人，别人当恶人；就算有个别铁面无私学术至上的专家，也不顶事。更何况我怀疑有没有这样行动而不是言辞的铁肩担道义的专家。     并不全是推论，我也有这种经验。我参加过法学学科的评审，见过评审专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约在10多年前起，当时全国只有200个法学本科专业之际，在所有相关会议上，我都听见主要高校法学院校长建议教育部组织评审砍掉一批不合格的法学本科专业。但评审的结果是——全国如今有630多个法学本科专业了。评审意见中，最严厉的要求也就是整改。博士点会有例外吗？     因此，这个“砍点”的事，就算教育部在社会、学界或上级压力下启动了，也行之不远。“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死在这些主张“出师”的专家学者手中。     最多砍两三个点，做做样子。而大多数点会因此继续，而且经过评审后，这些点的正当性更强了。    这其实不是全部的麻烦。别说真砍点，即使对博士点来一次全面的督促整改和检查，也可以预料，对许多学校也近乎灾难。相关学校和博士点会有大量动作，规定的和自选的，合法的、非法的和灰色的，耗费资金人力无数，而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也应当用在教学科研上的，高校的资金会进一步紧张。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上下合谋，你好我好大家好。会是这样吗？我相信必定是这样。     想想前几年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的一些情况。     这是整顿吗？有可能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吗？这是折腾。“彻底整顿”则是大折腾。而建国以来，我们总结的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     “砍点”的建议出局了，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会在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师心中获得更多共鸣，会被《南方周末》当做有魄力的教育改革建议。这反映了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中，包括在许多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的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包括一些标榜自己有改革意识的媒体，其实骨子里有强烈的计划经济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情节。一遇到问题，他们不是从市场找出路，不是仔细分析内里的复杂因果关系，而是一拍脑袋，然后全力劝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来大动作。这其实是中国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问题就与教育行政管理有关。这不全是批评，我知道这是历史，也尊重历史。问题是当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却还试图走老路，走回头路，这就不太对头了。而且，注意，对于任何改革者来说，所谓现状也是历史，因此如果不是值得尊重那也是值得慎重对待的；总想着“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是革命者，而不是改革者。说实话，该建议出自一位曾经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在文革后教育界的拨乱反正中起过重要作用、因此赢得我个人高度尊敬的老教育家口中，其实我不感到奇怪。奇怪的是，为什么许多人，包括许多有强烈改革欲望的人，居然没有察觉这种经历和这一建议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更令人担忧。     这里还有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更大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许多学者和教育家忧国忧民，有学术责任感，这很好。但还要问的是，什么环境塑造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忧国忧民？会不会其地位和位置令他们有一种偏见？注意，忧国忧民和学术责任感并不自动消除偏见和盲点，有时甚至会强化某种偏见。我认为有。最重要的是，这种“砍点”一般不会落在自己学校，自己学院，自己头上，甚至不用自己去执行——波斯纳法官说过，若是让法官亲自执行，他判死刑就会更慎重。这个建议的背后或多或少有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尽管看起来超然。     我访问过一些边远省份的大学，那里的条件确实很弱，师资极为困难，不但难以引进，甚至留不住人；许多高校因此希望有一个博士点，在一定程度上就为了培养和吸引师资，也希望从当地或中央政府多获得一些教育资源。这些校长院长想获得博士点也许有个人的政绩追求，但这不是全部；他们也想尽可能为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谋求些利益，做些实事。一位只关心个人政绩的领导当然很坏，但一位连个人政绩完全无动于衷的校长院长有可能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利益吗？     我们这些位于北京、上海、武汉的著名高校的学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水平太低了，他们根本不应把精力放在争取博士点上，应当放在教学科研上。我同意。但如果当地教学科研在重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博士点，我们该怎么办？     想想30年前，中国设立硕士、博士点之际，哈佛、牛津是不是也可以居高临下指责：“你们中国居然还想设博士点？”应当有一种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太坚持原则的人常常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换位思考。          四、来点实在且可行的          反对诉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彻底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意味我主张维护现状，或拒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切行政措施。     我只是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     我在这里提出三项具体措施。具体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缺乏一般性思路和方向。恰恰相反，我力求从具体中展示一种思路，反映我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更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我的追求方向。     首先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令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有关的弊端已经有很多分析讨论，我只简单再说几句。这样做不大可能因此造成人才的遗漏。因为只要不在科研教学结构，在职博士生，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不大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招收这类在职博士生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什么从事学术科研的前景。我不否认其中某些人对学术科研有一定兴趣，但这种偏好不必须在博士学习中满足，他完全可以自我提高或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博士教育既非业余爱好也非继续教育。此外，他既然不愿意放弃现有工作来攻读博士，也足以表明他/她的学术偏好还不够强，上或不上博士对他的满足都增减不大，也就不大可能过多损害他的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在职博士生往往是官员，通常高校对他们都降低了招生标准。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学校并非慈善家，它也是要回报的，被招博的官员也可能给予回报，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导师。这既会导致招收官员读博的学校或导师获得额外的利益，更多高校会就此展开竞争，对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造成重大损害；也会导致这些官员运用手中权力不公平地分配资源，其实是以权谋私。     此外，博士招生名额目前是稀缺资源，在职官员占有了，在学术上可能排挤一些更有实力和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到官场上或某些职场上，则可能排挤一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没有博士学位的竞争者。这同时不利于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政治。     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很难。招官员读博在理工科以及某些文科院系很少，倒贴钱让官员或商人读数学或物理学博士，他也不会读。这类院系事实上常常是博士名额招不满。只是许多学校为完成招博任务，便于向社会和主管部门交代，也防止下一年招生名额减少，便把这些空额转到一些所谓“好招生的”专业，那些学科知识不系统、不严谨、考试标准很容易放松的专业。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一个不大的学院每年博士招生名额超过150人，超过或接近该学院每年本科招生人数。     可以想见（或不能想见），如此招收的博士生水平会如何，而在职博士生往往进入的就是这类学院和学科。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校已持续多年，也是这些学科研究生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学术声誉逐年下降的主要症结。就此采取行政措施，不会有什么不利的重大社会后果。     第二，除非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那些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生学位，或让市场逐渐将之淘汰。     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反对在影视表演、戏剧表演、相声小品表演、绘画书法以及诸多体育运动项目设立研究生学位，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尽管可以在这些行当设立真正的“研究”生。多年来，已有不少学校设立了这些学位，甚至开设研究生班，我认为就学位制度而言，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并非轻视这些行当，恰恰相反，我非常尊重，甚至正因为尊重。因为在这些行当要想杰出需要的天分更多，而不是知识传授或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基本没什么实际助益。这也并非否认这些行当有知识和技能，我只是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不同，这些行当所需要的往往是“无言的”或“默会的”知识，既很难通过训练来提高，也无法有效积累和传递。这些特点在艺术圈内非常典型：杰出艺术家的发生几乎是横空出世或旱地拔葱；即使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前人，其实前人与后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说句刻薄但真实的话，在这些行当中，往往是最没有希望成为顶尖的人才会努力争取学位。     肯定有人痛恨我的这一分析，坚持认为广义的“艺术”可以拓展研究生教育。     反对理由可以是，第一，之前有师徒制，并且曾出现过代代相传的辉煌。看似代代相传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是代代相传呢？艺术中师徒制的核心并非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和累积，而是师傅借此发现有天分的人才，以及师傅的行界声誉为后辈天才提供崛起的便利，且交相辉映，师傅也会因此获益。     赵本山有什么师傅？拜赵本山为师的人又有谁——至少就目前而言——达到了赵本山的水平甚至当年赵本山的水平。这也不是师傅不用心或学生不用功。常香玉不可能对孙女不用心；梅兰芳也不大可能对梅葆玖不用心，但小常香玉的艺术成能同常香玉相比吗？梅葆玖先生可以同梅兰芳相比吗？广义的艺术界，子女承父母业不算少，极少有人达到父母的水平，更不说超过了。如果看透了这一点，在广义的艺术（不是艺术史或艺术学理论之类的，这些其实并不是艺术）行当中开展即使是师徒制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即使不能培养艺术大师，不会大大改善学生的职业表现，但些许提高也好呀——社会不仅仅需要大师，也需要一些“中师”或“小师”。这种观点仍然不理解艺术的特点，不理解艺术的社会需求特点。     艺术大致是“武无第二”，是“一招鲜吃遍天”。极小的差别，有时甚至完全是个人特点，就决定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差异。     你很难说葛优比另一位优秀演员强在何处，但到了市场上葛优的电影票房上亿，而另一位从各方面看都似乎不逊色的演员可能就几百万甚至没有票房。艺术需求的规律是很难接受替代。差一点就是差，只有最好，没有次好，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马太效应在艺术圈内非常显著，而现代媒体的发展使这种情况更严重了——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就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同类演出的市场。在当代，以培养“中师”或“小师”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没什么实在的意义。     第三，应逐步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所谓学术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的收费。中国近年来研究生数量激增和始终旺盛的社会需求，除了其他因素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无法协调供求。虽然一些学校的EMBA教育收费管制已经放松，但对其他一些职业导向的专业硕士学位收费还管的比较紧。2009年，为防止就业难，教育部推出了针对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法律硕士项目（有学生称其为“法骡”项目，因其混合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特点），并且全国一刀切，把价格限定很低。这其实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产生这类研究生的品牌，不利于优秀的毕业生。中国各高校的教育水平显然有差别，不仅在品牌上，而且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有差别，可调动的资源也不同；并且，至少有些学校对这类项目有比较长远的打算，希望创设品牌。     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于所谓的“民生”考量的措施打乱了各高校的规划；事实上是迫使各个高校放弃自我创新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划和追求。     此外，至少有些职业导向或名为学术导向的研究生毕业后会有较高的收入，而当限制价格之际，他们为教育支付的货币费用不足以购买他们实际获得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至少花费了部分纳税人的钱来追求自己获利颇丰的职业。这种状况对于那些职业回报不高的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专业的研究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中国各个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理科中，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职业导向明确，市场需求较大，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其实都不从事教学科研，收入颇丰；而学数学的人较少，但国家需要，预期回报偏低；对这两类学生若不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作出学费调整，对整个社会不利，对这两类学生也不公平。     但这不可能靠教育部来管，因为即使同一专业，各大学的研究生去向也不同。     研究生教育因此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不要总是担心市场会出问题，市场不理性。     其实市场一定会迫使想生存下去的高校理性起来，只追逐货币收益的学校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          五、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前瞻          因此，我的建议并非是头痛医头的对症下药，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我不大相信行政主导，而更信任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期发展和实际存在的市场。许多学者都批评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我理解他们批评的实际是变相的买卖文凭，大肆办班挣钱这类对于大学来说近乎饮鸩止渴或杀鸡取卵的行为。这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不够的表现。而且不要以为不讲市场化就没有教育市场了。教育市场一直都隐性存在的，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想一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为什么考分最高文科学生更多选择了中文、哲学和历史，其次是经济，却很少有人选择法律。并不是那代人对文学历史哲学特别爱好，而是因为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三个学科的某些知识也似乎比其他学科的知识更有用，文革造成的收益想象实际上塑造了那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而到80年代中期，尽管还没有提市场经济，文学就失去轰动效应，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专业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尽管这时大学生就业仍然是国家包分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问题也没消失。     据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数量的增减，就必须放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     上面三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当下和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哪怕分析判断有偏颇，也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好恶。在这三个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即使不采取积极措施，但只要不采取其他激烈措施，不按常理出牌，我估计，在这三个方面都会向我建议的方向变化。就总体和长远而言，中国人的研究生教育需求会稳定下来，甚至可能下降。     在目前一浪高过一浪的考研浪潮中，我的这个预言看起来很不现实。但我坚持这个预测。必须看到过去30年里，特别是过去15年来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激增，是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政策引发的。由于“文革”后必要的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政府官员的选拔上，在各个行业的职称晋升制度中，都强调了学历，由此引发了不仅是一大批政府官员考研和在职读研，事实上更大量的是高校领导和教师考研和在职读研。作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追求高学位，其中难买有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和因素，但更有传统中国社会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影响下，几乎每个家庭只要可能都会敦促孩子追求高学历。一系列特定的时代因素也夹杂进来了，一些因文革或自认为因文革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父母对孩子有特别高的学位期待；市场经济社会引发的激烈就业竞争；不少女大学生试图用更高的学历克服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高校对师资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和教育调整；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也不打算一一提到的具体因素，共同创造了日益增长的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持续了将近30年。     是，将近30年；因为近年来这个需求势头实际上已经弱化。首先是市场，然后是社会和舆论都开始改变那种一味追逐高学历的社会氛围。转折点或许已经出现。最重要的标识是，尽管近年来考研的考录比列下降——这标志着考研更容易了，成本降低了，教育供给增加了，但这个本应刺激研究生消费的价格信息并没有导致随后几年考研人数的增加。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考研人数就稳定了并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教育部为保大学毕业生就业采取了某些应对政策，这个态势完全有可能持续下去。     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的扩张，原先没有学位但希望获得学位的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科教学术界，大都已经获得了学位。更年轻的一代的官员，特别是是年轻一代高校教师，许多在进入职业前都已获得了硕士、博士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职学习这块需求已经大大减弱了。     社会风气也已开始了某些变化。2004年7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向党中央上报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在干部晋升上，学历的意义比之前降低了。国务院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大专学历，已经受到媒体的关注，并且受到了甚至是过度的赞扬。受关注和赞扬表明还很罕见，但这有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在各行各业，学历都不再是决定性的，人们更关注实力了。     其他因素也在重新塑造着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职业的发展，就业和成就自己的渠道更多了，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趋向有更多的自觉，对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考上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社会评价仍然很高，但至少已不再具有“光宗耀祖”的传统意味了。新一代父母也许仍希望但不再像前一代父母那么强求子女获得高学历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轻易接受父辈这类期待和要求了。简而言之，社会对研究生学位的需求日益务实了。     这一点在艺术研究生教育市场上最为明显。     尽管不少高校先后设立了艺术类研究生，但真正杰出的有市场号召力的艺术人才很少进入研究生教育（甚至根本就没进过高校，例如葛优、冯小刚），进入的对学位也大多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学历和学位并不有助于其事业或实质性收益，相反可能耗费他/她的一些成本，至少是时间和精力。也有跻身艺术界的人士试图通过研究生学历或学位来改善自己的事业，但消费者对此是不买账的。谁关心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的学历？没有学历的冯小刚在电影市场上一直压着有学历、立志深刻的陈凯歌。10年前不少人议论甚至谴责巩俐想读北大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巩俐放弃了，事业和成就毫无影响。未成明星的演员，即使获得了较高学历，大多是在艺术院校任教或“两栖”。研究生学位和学历对他们其实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个例子是90年代初设立的书法博士。     据报道，就读者大部分为专业从事书法教学的大学教师，此外还有些日韩留学生。     最重要的是，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书法博士孤独守望传统艺术”。我非常尊重这些孤独的艺术人士；但我们所有人都摆脱不了市场，而市场正减少这类研究生的需求。     可预期的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进一步弱化就业竞争，进而弱化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一个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人口构成，30年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已经造成全国的特别是城市地区的小学、中学生数量锐减；这个人口现象必定会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然后是研究生教育的需求。     从供给的一面来看，全国主要高校的教师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专业化了，不再期望有许多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兴趣。真正的哲学家或数学家什么时候关心过社会是否关注自己呢？     关注自己有多少学生呢？学术职业化和高校教师收入增加也促成了年轻一代教师更重视学术的传统和尊严，对研究生的潜质更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关注招收研究生的数量转向了关注质量。如果这一代学人形成并确立了这一传统，可以预见，这会比刀切斧砍式的行政措施更能有效压缩或稳定研究生数量，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质量。     因此，我判断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转型期，至少为转型准备了一些条件。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主导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某些稳妥的措施，不仅适时，更是可能。只要不出“昏招”，市场也会自我调整。     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还会有另一个重要发展机会。这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外国来中国留学的研究生数量可能会急剧增加。这种状况在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过，至今仍在延续。美国至今吸纳着大批中国、印度等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留学生；在欧洲，在澳洲，加拿大，也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保持其博士产出第二大国的地位，很大因素就在于其对外国留学生敞开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尽管这个门太大了点。如果这一点为真，中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也许会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     但所有这都只是预测。成事在天，我们只能谋事，也应当谋事。          注释略。 

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重庆此时提出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正当其时 重庆日报：过去许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认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果真如此吗？ 王绍光：卡尔·波兰尼说，“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20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到21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变得更明显。 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30多年政经评论，在2007年10月16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反省。 2008年4月28日，他又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 重庆日报：林行止转向不久，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破产倒闭。 王绍光：是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迫不得已，冰岛、爱尔兰、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美国等政府纷纷出手将银行、保险公司、汽车业国有化。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也惊呼：“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现在全世界都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将维持正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之一。 重庆日报：在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之下，重新审视中国坚守的方向和走过的道路，意义非同寻常。如何评价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社会主义实践？ 王绍光：在过去30年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走过弯路。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下溢理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这时，决策者开始认真反思邓小平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2002年底召开的十六大，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2005年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到十七大，标准提法已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包括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等），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充实了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理念。 这几年，重庆把很多新自由主义的僵化思维———比如私有跟公有一定是矛盾的，计划跟市场是矛盾的———给打破了。重庆的国资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重庆经济总量中占的份额也是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还有，重庆把地价的升值握在政府手里，地价的升值没让少数地产商全部拿走，这是重庆房价较低的原因。 重庆日报：现在重庆提出要分好蛋糕，缩小三大差距。这是否也可以看做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王绍光：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中国还有其它地方也做了很多探索，但层级要低一些，比如像华西村，或者一些县级市、地级市等。重庆是在省一级里比较好的一个例子。重庆的探索，放在整个国家层面来看都很有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最严重的时候，许多跟民生相关的东西都交给市场了，包括教育、医疗等等。众所周知，医疗、教育跟人的发展有巨大关系。一个小孩子长大，能不能得到全面发展，跟他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有巨大关系。如果完全让家长的购买力来决定，穷人的孩子永远也不可能改变命运。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重庆提出解决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可谓正当其时。 群体之间的平等应该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 重庆日报：我们讨论分蛋糕和做蛋糕，实质上是讨论公平和效率的问题。那么，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公平？ 王绍光：回顾战后60年，在头30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连西方国家也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其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引入社会主义因素。后30年，风向陡转，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全世界大行其道的是新自由主义。30年过后，人们才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十分不平等了。 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以中国为例，改革初期，不管是城市内部还是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都不大。而到本世纪初，农村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35，城市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3。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它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速度实在有点太快。在13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排在第90位。 重庆日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不平等程度有所扩大不一定是坏事，反而有利于调动人们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王绍光：改革初期曾对“平均主义”进行过批判，后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着眼于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此，改革导致收入和其它方面的差距扩大，在所难免。问题是在纠正“平均主义”倾向方面中国是否走过了头？ 重庆日报：要研究不平等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平等。那么，究竟什么是平等？ 王绍光：自从18世纪末法国革命以来，平等一直是世界上很多人追求的理想之一。“平等”看似一个简单的概念，实际上，不同人所说的“平等”意思可能千差万别、甚至完全不同。平等是个复杂的多面体，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观察它，难免失真。 谈平等，首先涉及到平等的主体问题。平等的主体既可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体。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社会的同质性和信息的可获取性很高，平等的主体应该是单个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群体之间的平等也许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这是因为，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例如，在卢旺达，比利时殖民者曾对胡图族与图西族分而治之，并故意造成两族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对中国整体而言，最重要的群体差别恐怕是地区差别、民族差别、城乡差别、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别、性别差别以及阶级阶层差别。 收入分配，在现阶段可以实行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重庆日报：关于平等的主体，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析和评估平等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什么东西的平等”。 王绍光：平等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严的平等，人应该享受同样的关怀和尊严。 二，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要求所有的社会地位对所有人开放，反对任何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出身地、宗教信仰的歧视，信奉什么人得到什么地位应看他们的能耐和努力程度。与僵硬的身份等级制相比，机会平等思想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即使消除了限制机会平等的所有法律障碍，结果方面不平等也不会消失。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的美国如此，1990年代消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亦如此。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国家大，也就是说，美国机会的分布比欧洲国家更平等，但与此同时，美国又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更不平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般所说的“机会平等”只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家庭背景和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使孩童并不是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开始人生的道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和自己积累的人力资本（教育和训练）、文化资本（品味与谈吐）和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宽度、厚度和密度）又会影响自己追逐人生目标的历程。 在过去几十年里，学者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实质机会平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大前提，即在某些关键领域，结果必须平等，只有这些领域的结果平等了，人们在机会上才真正平等。 三，收入的平等。绝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聚焦在货币收入的分配上。认为钱越多，预算许可的范围越宽，人们的自由度越大。现在网民谈的都是“让工资飞”。这种言论存在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税前收入上，忽略了税收的影响。另一方面，多数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没有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支出对最终分配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诸如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伤残救济金等种种收益。 仅仅盯在工资上是不够的，应该让公共消费飞起来。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仅仅靠提高私人的收入和私人的消费水平，不利于改善社会的福利。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该拿出钱来，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促进公共消费增长。公共消费起来了，老百姓花钱的地方少了，钱包自然就会鼓起来。 此外，理论界还有资产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资源的平等、福利的平等、能力的平等、参与的平等，等等。 重庆日报：在讨论平等分配的准则时，政治理论家们往往针锋相对。对政策制订者来说，如何把握这些准则？ 王绍光：政策制订者没有必要拘泥一家之言，相反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各家之精华。 我认为，在基本权利的领域，应实行绝对平等原则。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管是男是女、出生在乡下还是城里、居住在东部还是西部，他们都应享受同样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 此外，政府有责任保障每位公民形成基本能力和得到基本保障。基本能力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基本保健，一是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基本保健，孩子可能夭折，活下来也缺乏必要的体能和体力；没有基础教育，在日益依赖知识的今天就等于丧失了市场竞争能力。基本保障包括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为最底层的民众提供最起码的经济安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的各国经济安全状况的评估，中国排在四级中的最低一级。提高普通民众的经济安全感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现阶段，中国可以实行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罗尔斯没有明确说“最底层”有多大范围。我认为，这个范围不能过窄或过宽，以底层20%为准。 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譬如，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设、微型企业扶持政策，都是采用了“罗尔斯原则”，更关注于最底层民众的利益。 我国目前的再分配机制问题很多。无论是救济性再分配、补偿性再分配、还是保险性再分配，着眼点都放在城镇居民身上，基本上忽略了农村居民。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中国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为大多数人提供收入保障，使之不会因失业、患病、年迈而陷入贫困。 王绍光简介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 记者 周季钢 龙在宇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作者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得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读者翘首期待的《雷峰塔》终于出版了，这是张爱玲的一部半自传体的英文小说。从传记文学的角度来看，该书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大事，相应的中文译本也马上问世。张爱玲的半自传体小说总题为《易经》，分为两个部分，《雷峰塔》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几乎涵盖了女主人公前20年的生活，重点是6到16岁的生活场景。作为读者，我们已经阅读过她的中文作品，特别是散文和最近出版的《小团圆》，在读过《雷峰塔》后不禁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雷峰塔》里的大部分情节在她以前的作品中都出现过，虽然这一次的描写更全面些。众所周知，张爱玲成长在一个业已衰败的显赫的大家族中。这个家族从天津迁来上海，拥有一所房间众多的公寓，张爱玲就生活在其中。《雷峰塔》回忆了她童年的生活和成长过程中点点滴滴，直到她离开上海，考入香港大学学习并成长为一个崭露头角的作家。张爱玲自己、张迷们和众多的传记作者以前都多次讲述过这段往事，但一个显著的问题是：把这段往事写成英文小说，以西方读者预设为受众，是否成功了呢？换句话说，对于第一次读到这篇小说的西方读者来说，是否值得一读？对此，我持审慎肯定的态度。因为，自从张爱玲的中篇小说《色?戒》拍成电影并引起轰动以后，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文。比较起来，英文的《雷峰塔》几乎没有悬念，情节也较为平淡，很可能会让读者失望。就如王德威在对这篇小说精彩的介绍（值得一读！）中指出的那样：“《雷峰塔》以喜剧方式开场，逐渐演化为哥特式的惊悚”。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故事，但看起来都是琐碎的家事，彼此纠结，导致女主人公作出离家远行的决定。读者必须对这种慢节奏的叙述有耐心，因为这种“喜剧方式”的展开用了很长的篇幅（全部26章的20章）。直到最后几章，狂暴的父亲在后母的默许下把她关进空房，她最终逃离这个大家庭，才达到了“哥特式的惊悚”的高潮。阅读中，我们会有以下几种情绪的交互体验：如果要偷窥大家族的世界，就会感到愉悦；如果通过一个年轻少女的眼睛体会家族衰落的悲惨经历，就会感到痛苦；也许会感到枯燥乏味，因为即使是“惊悚”的部分也没有多少悬念。以前作为香港大学出版社的特约审读，我读过《雷峰塔》的原稿。这次重读，我力图悬置故事情节，着力探讨能体现中英双语技能的小说技巧。虽然用英文写作，但《雷峰塔》充满了中文元素——从人物到物事，从词语到句法，都可见这是一部创作和翻译合一的作品。小说所有重要内容都是中国的，张爱玲是怎样把它用英文写出来的呢？是否是她先用中文写成草稿，自己再翻译成英文的呢？如果是这样，这部作品是否应该被当作“第一人称叙事的虚拟翻译”？更积极的考虑是：小说展现的形式和视角的原创性，是否是她以前的中文作品，包括新发现的中文小说《小团圆》也望尘莫及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深入作品作出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让我们首先看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名。在小说的开始，张爱玲描述公馆里的仆人们，她为他们起了短而怪的名字，如Dry Ho、Dry Chin,、Dry Tung,、Sunflower 和Aim Far等。她尽力对这些名字加以解释，如：“何干（Dry Ho）被称为‘干’（ Dry ）是用以区别奶妈（wet nurse），”（第2页）实际上“干”（ Dry ）的这种解释并不能完全表达出是张爱玲的本意。在中文里，“干”（不是“乾”）是表述仆人类别的方言，如在张爱玲的《私语》（1944）里，多数仆人就被称为什么什么“干”。 特意把“干”加在人姓后作为修饰语实际上传达了又一层意思：年老的仆人的身体已经“干枯”。正是这些忠诚的“干枯”的仆人们，特别是何干，把琴（Lute）抚养成人，而不是琴的生母和后妈。这个小例子表明，张爱玲试图通过变化和扩大中文人名的字面意思、同时又巧妙地增强了其含义的方法，去解决在英语语境里中国的人名问题。另外的一些人名则采用了别的方法，如小说里主要人物的英文名字好象是中文意思的直接“翻译”，虽然也是同样地有着象征性的标记，但字面上不用音译。如琴（Lute），榆溪（Elm Brook,琴的父亲），露（Dew,琴的生母），荣珠（Honor Peal,琴的后妈），秋鹤（Autumn Crane,亲戚）等等。看到这些名字，双语读者会很容易地感到一丝讽刺的意味：名为“榆溪”的父亲，实际上是没落家庭里的一个暴君，既没有挺挺“榆树”（ Elm）的高大，也没有潺潺“小溪”（Brook）的亲切（至少在中文里）。姨太太式的后妈也没有任何“光荣”（Honor）的资本。其他人名如“昌盛”（Prosperity）和“秋鹤”（Autumn Crane）也暗示着与字面相反的意思。张爱玲也努力使用中文里的双关语，如，仆人们经常描述琴是如何呼唤何干的：“您整天叫着‘何干’‘何干’，说不定哪天‘河’真的干了”。她解释道：“River was also Ho”（中文的“何”音同于“河”）。她也同样努力把中文谚语和俗语转化成符合习惯的英语韵文，如：The mouth of the green bamboo snake, The needle on the yellow bee’s heart, Neither of these is poisonous, The most poisonous is the woman’s heart. （青蛇竹耳口， 黄蜂尾后针。 两者皆不毒， 最毒妇人心。）（第150页）多数时候，这种转换是成功的。但是，有些谚语在英语里并不是惯用的，如“打破砂锅问（纹）到底（To break the pot to get at the bottom）”。这样的写法可能是必要的，也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如果反过来转换，中文母语的读者会感到被疏远，他们可能体会不到这种双关的意思，如chinoiserie(外国人把中国人视为有异域色彩的怪物)。从这点说，人们有理由责备张爱玲，如在她另外的英语散文中，经常采用外国人的姿态来对中国同胞的举止和习惯作出评论。这样，英语读者可能较为熟悉理解张爱玲描述的中文场景，但不可避免的是，这样的用词因为名字的英语修饰，却是单向度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张爱玲努力地在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环境里寻求对话和平衡，但成效有差别。当她用整段的文字进行描绘和叙述时，她只采用英文的体式。但在相对流畅的英文语义结构里，她的英文句子读起来却像中文，因为句子里充满了中文惯用语和中文式表达。从读者个体文化的立场看，这种写法有利有弊。但从文体的效果上看，是不能承受之重。因为过多的中文惯用语和谚语阻碍了流畅英文的写作。我想，这也许是被美国出版界拒绝的原因之一吧。从熟悉的张爱玲的中文创作出发，我们赞赏她把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小说技巧置换进这部英文小说的尝试，如抽离、冷观、愤世的口吻（在英语中有某些减弱），对场景和动作微妙而切实的描绘，通过随意的对话和看似不经意的陈述暗示相关的主题和主要情绪（如仆人们对雷峰塔的倒掉的评论，就是对盛府命运的明显的象征，。所有这些都要求作者对两种语言有超凡的掌控能力。学者和张迷们都承认张爱玲有着独特的中文天赋和无可比拟的中文风格，但是，她在英文中还能否达到这样的高度？她可以用英文模仿自己的中文风格吗？让我们看以下一段的描述：Lute was reading in the large dark room next door. She had no idea how long it would take to burn three joss sticks. Time felt strange when it was measured by increase. What year was this, what century? Sunlight floated shinning white on the outside of the windowpanes. Tram bells clattered but not loudly, car horns bleated, breathless ricksha coolies made little cries of warning that sound in the distance like “Hup-up-up” like soldiers drilling. A big sale was at the cloth shop across the street. The Depression was still on. The brass band hired by the store had just burst into Oh Susanna Don’t You Cry, a tune that all the bands seemed to know and played in parades and funeral procession…(在隔壁的大黑房间里读着书，琴不知道三注香燃尽会到什么时候。时间随着香灰落下，显得奇异：今生何生？今世何世？日光在窗玻璃上泛着白光，吊钟喀哒喀哒地低响，车笛呜呜咽咽地鸣叫，远处人力车夫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哧声像士兵在操练。街对过的服装店里在大甩卖。经济萧条在继续。商店雇佣的铜管乐队刚刚开始演奏《噢！苏姗娜》：一首所有乐队都好象通晓和会演奏的游行和葬礼的曲子???) (第173页)一段充满各种景象和声音的描写，可以唤起奇妙的感觉！但是，英语的运用也会偶尔感到生硬，读起来像是翻译，我们在较优秀的中文散文里能读到同样的景象和声音的描写。熟悉张爱玲小说和散文的读者也会轻易地判断出这段描写的出处，但这段描写反而不如她的名作《中国的日与夜》和散文集《流言》里的描写更能体现她刻画细微差别的深厚功力。选择用英文写作，张爱玲有着先天的不足，她只有用比较性的、变化的英语句式或者事无巨细的细节描写技巧去弥补这种不足。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比较性的、变化的英语句式，她只有求助于事无巨细的细节描写技巧。下面这一段小说开头的一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繁复描写不同物事来突出富丽堂皇的盛府的沉闷和压抑：…It being summer the shutters were half drawn and the bamboo blinds lowered on the veranda. The dark front rooms were spread with dresses, perfumes, fabrics, photograph albums, boxes of old letters, sequins and beads in bottles and packets, slipper patterns, ostrich feather fans and sandalwood fans, rolled carpets, antiques that could be given as presents or sold in a pinch, little bamboo boxes stuffed with cotton, sometimes empty, sometimes with an unset jewel nestling in the cotton, old books in brocade casings, obsolete bankbooks, green tea in tall zinc cans…“正值夏天，窗帘半开，门廊里竹帘低垂。暗淡的前室里，到处都是衣服、香水、布料、影集和成箱的旧书信。瓶瓶罐罐里、大包小包里是各种饰片和饰珠，鞋样，鸵毛、檀香木的扇子，卷边的地毯，只能用作礼物或者干脆卖掉的古董，小竹箱里塞满棉花，有时还是空的。棉花里凌乱的珠宝，缎面盒子里的旧书，过期的银行存折，高高锌罐里的绿茶???”(第5页)把这么多琐碎的小物件描写出来，花费了许多的词汇，看起来却有些怪异。只有异常锐利的眼睛和超敏感的感觉力才能观察到这一切，这就是所谓的“女性细节”！但看到不断重复的“sometimes（有时）”，我却感到有些厌烦，正是这个词的用法，暴露出其中文的习惯。我想张爱玲也会意识到这些困难，所以她尽最大的努力去活灵活现地表现仆人们的谈话，特别是后妈说话的方式。通过运用成语、诗歌和谚语，她力图重现上海方言生动的韵律。但大声读出来，这些英文描写会得到同样的共鸣吗？我觉得大部分描写未必能达到。下面是一场女儿和后妈之间玄机重重而最终冲突的争吵：“Niang,” she said smiling. “You never told me you weren’t coming home last night.” “I telephoned,” Lute said taken back.“I told father.” “You didn’t even tell me when you went out. Am I nobody in your eyes?” （“娘”她微笑着叫着。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昨晚不回家？” “我打过电话了”，琴说着扭转身：“我告诉父亲了。” “怎么你走了也不给我说一声？你眼睛里哪儿有我呢？”）(第236页)这4句英语对话很流畅，只是把《流言》里的两句对话稍作改变，原句是：“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眼前说一声？ 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有我呢？”很显然，英语书写还不具有中文口语的穿透力，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人会得到鲜明的印象：张爱玲并不精通英语。也或会这样认为：张爱玲为了保持小说里语调和声音的中国元素，不得不采用英语惯用语，这样很不令人舒服。这样，在可见的英语书写和不可见的中文元素之间，如何能做到“对位”？我想这恰恰是张爱玲在《雷峰塔》和其他英文作品中作出的尝试，而读者则必须感悟到这种含蓄的复调，才能品味出全部意义。这就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确实就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不懂英文的中文读者体会不到英语写作的韵味，不懂中文的英语读者注意不到暗含的中文的话外音（或者是话里音）。必须承认，张爱玲是中文作家中少有的双语写作者之一，但是，在我看来，她在这部小说中双语的尝试的结果却是优劣互见的。除了这些语言方面的问题外，这部小说依然保持了张爱玲在叙述方面、讲故事方面，或者是重复讲故事方面的特点。就像王德威指出的那样，张爱玲刚刚18岁时，就在上海的《新闻报?晚刊》上发表英语散文，第一次讲述被父亲囚锁的事件。在后来的中文作品里，她也几次起回忆这次童年的创伤，这次哥特式的惊悚也被她写进名作《半生缘》和最近出版的《小团圆》，也被直观地表现在传记电影《滚滚红尘》和电视连续剧《上海往事》里。有了这些，再用英文追忆是否还有价值？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正是《雷峰塔》，用了接近30页的篇幅最全面地描绘了这段往事（第236-261页），并且，从各方面看，小说都是一部精练的杰作，充满了苍白岁月可怕的细节和女孩子的奇想，所有的一切都是借助于那个只有16岁的琴的超然抽离而敏锐锋利的眼睛。她以一种全知全能的洞彻来观察，琴被毒打囚锁的内心感受通过第三人的声音来表现，并借助于《私语》中描写的内容和中国通俗流行小说如晚清的《九尾龟》的技巧来加强。这样，年轻女主人公被专制父亲凌辱的可怕故事就营造出一种交杂着残酷悲剧和荒诞戏剧的气氛。同时，又因为是小说，比起自传要求的“事实”，又多了许多自由。如琴的弟弟山不像现实中张爱玲的弟弟，而是个更加可悲最后死去的人物，成为琴离家远走而脱离家庭的辛酸的对照。像在《小团圆》里那样，细节描写延伸到琴的内心灵魂，进而压抑性欲。如在第18章描写绪哥哥来看望琴，琴却梦到在自己的新婚之夜，新郎有着一张油腻腻的橘红色的脸，好象是绪哥哥，又好象不是：“她躲避着男人嘴里呼出的口臭和酒味，连踢带打???他必须占有她，否则枉为男人。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没有人想受到其攻击，但每个人还希望得到。她不断地挣扎，挣扎过后，一切都成为过去。对她来说，这样的挣扎就是做爱，好象要持续到永远。男人的胳臂、腿、嘴和鼻子乱作一团，合在一起，就像一头动物嗅舔她的脸，那张大毛孔的橘红色的脸有一种滚烫的铁水的味道。然后，她的裤带被解开???”（第204页）当然，这是一个在传统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16岁的少女的幻想。但是，这段酷似成年人的观察和评说，就带有很浓的嘲弄意味，这是典型的张爱玲的风格：生动有力，可以媲美《小团圆》中描写女主人公和她的未婚夫做爱的类似的段落。张爱玲很少这样带着自嘲的口吻正面描写做爱的场景，只是在她晚期的作品中，好象才松开禁欲的羁绊，出人意料地恣肆起来。但这正是这部小说几个令人真正惊奇的地方之一。 对于张爱玲最后的英文小说，我的评论不管有多么零碎和挑剔，但如果不是说仰慕的话，却至少反映出我深深的尊敬。诚然，这部作品不能和她的中文作品中的精华相提并论，但直到将来这部自传体小说的第二部分出版，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相关第二部分还叫《易经》，它将带给我们另外的视角，以利于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张爱玲的人生和传奇。一个问题依然困绕：为什么张爱玲那么沉湎于过去、固执再三地描写同样的场景？这是一个无人能解开的谜。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她在内敛地怀旧的同时，对他人还有些须兴趣，特别是对她的上海同胞，她也经常把他们写进作品中。到了在洛杉矶公寓里隐居遁世的晚年，她本应该与世隔绝，本应该不再着迷于往昔岁月的回忆，但还要重写过去，意图和意义何在？难道是她要通过重写来更好地保存记忆、日久弥新？难道用英语这样一种另类的语言能提供更新的洞察视角？难道英语这种新形式仅仅是一个作家无处栖身、江郎才尽最后的救命稻草？很久以来，我一直思考这些问题。我必须承认，不管我怎样反复阅读《雷峰塔》，我都没有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也许张爱玲自传的第二部分《易经》能给我们更多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