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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不可怜，病不可怜，没有组织才可怜。也因此，电影最激动人心或者说最抒情的一个段落就是，工友胖头的女儿被人欺负怀孕了，临时凑起来的生产小组一听，二话不说抄起家伙就集体出发了，当时气势和画面比侯孝贤比贾樟柯都更充盈更快乐，但张猛的问题是，他铺垫得开，却收不住，这场G大调的戏草草收场。

迪拜一直作为连接印度、中亚、欧洲、阿拉伯半岛和北美的枢纽。它的奇迹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迪拜的全球化政策实际上既在招揽世界前来迪拜，同时也让迪拜成为通向中亚和南美的门户。对东亚来说，尤其是对中国、韩国和日本，和迪拜的联系成为了一种贸易渠道，强化了海湾和东亚的互动，更进一步来看，将中亚加入联动

2012年2月23日英国各大媒体报道玛丽•科尔文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临时媒体中心遭迫击炮袭击身亡后，西方主流媒体哗然。美、法、英领导人借此要求武力干涉叙利亚内乱。该事件为24日在突尼斯举行的"叙利亚之友"大会造成了更大规模舆论影响。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儒从祀孔庙，从最早的光绪二年 1876 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子庙廷，到光绪三十四年三人最终入祀两庑，期间经历了长达30 年的争论，是晚清礼制史上的一大掌故。本文即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清末政治变革的角度，进一步考察顾、黄、王从祀孔庙的最后一次争论及其被允准的深层意涵。

我所涉及的三个主题是广泛的，覆盖了人文地理学家一般不涉及的领域。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更概括的说，人本主义的主题一般包括什么？我认为，他们都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意质量而不是数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理想化一点，人本地理学家应该是这样一个亚历山大·洪堡，掌握着海量的事实——也就是名词。但是他还必须爱好自然、能感悟自然并寻求其意义，就像他哥哥威廉·洪堡一样。“它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永远藏在人本主义地理学家的意识里，从而使他同时能成为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

体制是我们每时每刻都要立足于上的地板，不要把它想象成天花板，尤其是不能把它想象成别人家的天花板。把一切归结为体制，导致我们方寸大乱、进退失据，失去了本该具备的体制自信和体制自觉，我们也就彻底忘记了1300年前柳宗元的忠告：秦之失，在政不在制。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实际运作中的权力结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的"双轨政治"：自上而下的皇权一轨，即皇帝的政策经由读书人下延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绅权一轨，即下面的意见经由士绅逐级上达皇帝，费老将这种上通下达、来去自如的双轨形式视为政治运作健全而持久的根本保障。[1]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绅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下而上的一轨也随之中断，只剩下自上而下的单轨政治。张静教授的《基层政权》一书承接了这一问题，通过深入剖析单轨政治下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从经验证据角度检讨了"国家建设"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本书把国家权威和地方权威分别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这两轨的代表。在中国传统社会，由族长、乡里、长老、士绅、退休官员等组成的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结成了地方利益共同体，前者是地方权威的来源，并为传统地方社会确立了稳定的自治基础。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强大外部压力下开始急剧转型，基层政权与乡土社会利益之间的疏离不断加剧，而国家又试图将地方权威变为基层政权分支、纳入国家管制范围、服务于国家目标，从而导致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然而，基层政权仍被赋予更多权力，仍然处于控制并整合基层利益的中心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方面保持控制优势，使之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由此不断"生产"出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  这种不稳定结构的特征抑或其社会政治后果，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首先是基层政权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出现"结构分离"，前者越来越多地成为垄断经营者而非公共服务者，政治支持不断削弱。 其次是社会成员通过财富交换和个人关系寻求公共服务，也可以说是通过个别谈判和交易来"购买"公共服务。这不是"国家与社会"对立模式所理解的那种干部与村民相互对立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村民们事实上常常拥有共同的价值准则、行为规则以及公共意识（尽管这种公共意识不同于学界通常的理解）。  再次是基层与国家管辖权的分割，二者相互警惕又相互依赖。国家无法强有力地直接控制基层的财产、资源、信息和权力，只能被动协调。基层政权则不仅小心谨慎地防止自身控制权流失，还积极伺机扩张权力，并刻意以消极怠工、敷衍、抵制等方式阻止国家权力的下延。国家向乡村秩序的渗透遭遇结构性的阻力，基层政权有选择地执行国家政令，或者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变通，国家沦为基层政权自身行为合法化的工具。基层组织的道德声望持续弱化，权威和形象不断矮化，导致国家与乡村生活隔离，从管辖结构和治理原则两方面阻止了国家权力的实际下延。这正是"响应口号总是浮于表面，政令始终难以畅通"的重要原因。然后是基层财税制度运行不良。基层政权没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压力，不愿坚决执行税收制度；农民无力监督税收，自愿交税的积极性不高。因此，一方面，基层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税款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农民普遍拖税、欠税甚至抗税，促使基层政权采取强制收税行动。农民不信任、不合作、回避甚至抵制基层政权，但又没有制度化的协商、妥协和修订架构，最终演变成基层社会的冲突和不稳定。当然，随着近几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的取消，这方面的矛盾冲突已经基本消失。     最后是乡村政治无法生成实质性的制度变化。乡村政治普遍表现为以经济指控代替政治挑战，个体利益的组织化水平不高、立场不坚定，社会利益的组织过程混乱且不稳定，利益群体的边界经常变化、难以确定。这既造成了乡村政治的难题，也使村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受基层政权的权位竞争、官僚政治所左右，无法引出实质性的制度变化。 简言之，基层政权不稳定结构的最大政治后果，就在于不断削弱人们对基层权威的认可和接受。这促使国家发现，基层干部并未成为自己在基层的有效代理人，自己也无法有效地单方面监督乡村干部。因此，避免基层干部行为失控，避免基层干群关系的恶化，就成为国家推行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基层自治的初衷所在。 《基层政权》一书假定基层干部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机械执行者，他们也是理性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其自我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分离，确立了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进而导致乡村社会的冲突与不稳定。其颇具说服力的分析，看上去似乎宣告了近代以来国家建设框架的失败，但实际上本书并未全盘否定国家建设。作者所反对的，只是将"官治"与"自治"简单对立的国家建设研究框架，以及"干群冲突、社会抗争、公民社会、积聚基层力量进入新的政治关系"等等"国家与社会"分析模式，这些研究框架、分析模式把中国基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政府压制、群众反抗"，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原本复杂的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把原本建设性的看得过于破坏性了，把原本非政治性的看得过于政治化了。 比如作者反思，既然基层政权存在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为什么基层社会秩序还能在低稳定、不稳定的结构中得到延续呢？作者发现，原因之一在于基层政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界定了村民的社会成员身份，确认并保障村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经济（工作、财产分配和保护）和社会权利（享受福利和教育），建立了与社会公共体制进行联系的渠道，农民得以从事经济交易、申请公共援助、接受公共物品分配、接受服务和福利。国家建设在基层所遭遇的问题错综复杂，正面的和负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不能简化得只剩一根筋。正如作者所言，更为重要的是反思和追问什么才是正确的问题，是国家权力的大小、有无，还是扩展什么性质的国家权力。也即要"扩展它的正面权力，并防止负面权力对社会乃至对国家自己的损害。"     其他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同样就此进行了思考，Michael Mann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横暴权力与基本权力。横暴权力是指国家精英不与各社会群体协商即可实施的权力，以国家干预的强制程度和广度为衡量指标。基本权力是指国家向社会渗透并在整个管辖区域内合理贯彻政治决定的实际能力，以国家干预的有效程度为衡量指标。[2]这种横暴权力与基本权力两分说，与费孝通先生当年所概括的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的四分法异曲同工。二者对横暴权力的界定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尽管基本权力与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等同亦或不同及其意义仍然值得讨论。 政治学者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国家的基本权力，依据Pye、Binder和Grew的研究，王绍光教授分析了国家基本权力的六个主要方面[3]：对暴力的合法使用实施垄断（对应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权力、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警察权力）；汲取资源（对应税收权）；塑造民族统一性并动员群众（对应缔造民族认同与凝聚社会共识权）；规管社会和经济（对应社会经济调控权、干预权）；维持国家机构的内部凝聚力（对应惩治腐败、建构有效的官僚机构权）和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对应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机会以缩小贫富差距权）。 在这个意义上，上文所述本书对基层政权在界定村民成员身份、保障政经社权利、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所发挥作用的分析，实际上表明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对乡村政治的观察也发现，国家的基本权力实际上得到了基层民众的广泛认可，并被援引为自身诉求的依据和保障。比如，上访者只针对某一基层政权的具体行为，只涉及某一地方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以及地方资源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他们希望从宪法、法律法规、政府规章、领导言论和党章中找到合法依据，不是规避而是广泛依赖国家权威，强烈要求国家干预以解决基层政权的问题。 因此，《基层政权》所批判的，正是把官治与自治、政府压制与社会反抗简单对立的分析模式，正是不区分国家权力的不同性质，而笼统讲积累国家权力的那种囫囵吞枣的国家建设研究取向。《基层政权》所理解的国家建设，主要指积累国家的基本权力而非横暴权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指出，以打碎国家的控制结构、降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程度为标志的第三波民主转型浪潮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已告失败，民主转型范式业已破产。不难发现，凡是明显缺乏基本权力的国家，必须着力于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并强化其运作能力。[4] 2002年，身兼美国民主促进与全球民主化研究权威与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的Thomas Carothers，根据自己对全世界民主状况的长期研究，尖锐地指出，实践证明，以Huntington为代表的民主化理论的"转型范式"的五个核心假设实际上无一成立。首先，第三波是向民主的转型这个说法不准确，只会把问题简单化。一些国家根本就不是冲着民主去的，大部分国家只是有零星的民主特色，却并不必然有任何可预测的深入民主化迹象。其次，成功的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也不是按照开端、突破、巩固这样的过程发展的，其政治演变常常是极为保守、渐进的，政党发展、公民社会壮大、司法改革、媒体发展也不遵循民主推动者所谓理性发展顺序，而是相当混乱的走一步退两步等等方式。再次，旨在提供民主合法性和民主责任的选举往往虎头蛇尾，选举是有，但投票之外的政治参与仍旧非常浅显，治理责任依然虚弱。如何弥补政治精英与公民大众之间的政治鸿沟，建构有效而深入的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第四，与"民主没有前提"这样的想法相反，不同的结构条件深刻塑造着政治结果。最后，国家建设远比转型范式所设想的要复杂。[5] 实际上，这也正是曾经预言自由民主式西方社会标志着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近年来不得不强调国家建设的原因所在。在福山看来，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不仅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而且直接困扰着希望帮助这些弱国的发达国家。国家的弱化还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损害了国家体系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并导致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在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合法性问题争论不休。9·11之后侵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已经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迫使福山承认，三十年来，缩减国家机构规模、弱化国家概念的世界政治趋势是错误的，国家力量的强度也即国家能力的强弱比国家职能范围的宽窄更为重要。太阳底下无新事，尽管福山2004年的这番肺腑之言照旧像他的历史终结论那样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实际上是在重复王绍光教授早在1991年的那篇著名文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的观点。而且，我们也不难听出福山在谈论这个问题时那种帝国主义的弦外之音。 在这种背景下，这本《基层政权》对乡村制度问题的实证讨论，对国家建设框架的逻辑反思特别值得关注。与需要重新回归国家研究、主张国家自主性的一些美国学者（以Theda Skocpol, 1985为代表）不同的是，很多学者始终把国家和国家建设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国家建设概念首先是与西欧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具有丰富的含义。比如，T.H. Marshall强调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为基础的公民资格的，埃利亚斯强调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最高协调者，Charles Tilly强调资本与强制的结合程度和对强制工具的集中控制，Perry Anderson强调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Michael Mann强调国家的结构性基本权力等等。 这本《基层政权》是中国学界关注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问题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本书的续文《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中，以国家权威对现代公民权的推动作用为主要指标，对中国是否确实存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表示了谨慎的怀疑，但她同时希望避免将国家建设与地方自治对立起来，因为这种以批判而非解释为目的的简单对立，会降低研究者的学术敏感，降低学术研究的建设性，以及学术分析的进步。作者希望以组织社会的不同规范和原则之间的冲突为出发点，分析乡村社会的各种关系，还原亦或说挖掘其中的丰富内涵。 今天，基层民主已被视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在加快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基层民主这一基础性工程的同时，如何避免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落后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仍需要耐心细致的学术和实践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有助于人们看清问题，明确方向。 *    欧树军，北京大学法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 [1]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收于《费孝通文集 第五卷 1947-1948》，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364-387；费孝通，《乡土重建》，收于《费孝通文集 第四卷 1946-1947》，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418－440，347，434；以及赵晓力对双轨政治的概括："双轨政治'与习惯法问题--纪念费孝通先生，"（未刊稿）。 [2]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86): 44-91. [3] Wang Shaoguang, 2003."State Effectiveness and Democracy" ,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4] 有关文献可参阅注3所引文。 [5] 这篇文章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引发了激烈讨论，参见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no.1 (January 2002)。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李斌最近撰文称，我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未来五年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接近800万，第一个老龄化高峰已经到来，而我国传统的家庭生产、婚姻、生育和养老等功能都有所弱化。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之前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人口红利期结束时间提前了九年：从2020年提前到了2011年。如是，则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时机，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中国财政的养老金财政支出压力将大大增加。 目前的欧洲危机从转向"三低模式"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今天的财政危机是从人口再生产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开始的。一方面，"三低模式"当然意味着社会安全程度更高，公共卫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质量；另一方面，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低死亡与低出生叠加在一起，导致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养老、医疗、（鼓励父母们多生孩子的）正向生育补贴和教育补贴、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开支的扩张，正是实现"三低模式"的财政后果。为了避免损失选票，西欧、中南欧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普遍选择"高福利、低税收"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体系的赤字运行获得了持续的动力，公债比重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加重。 1980年，西方发达世界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实现了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在西方步入老龄社会的第一个十年，1980-1990年十年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公债均值增长了14%，达到60.4%。第二个十年，到199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1%。此后十年，到200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5%，其中日本、挪威、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均超过75%，整个欧元区均值为74%，美国73%。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压垮美国和欧洲赤字财政体系的直接原因。美国一直没有从经济衰退中复苏，而欧洲之所以成为此次危机代价最为沉重的牺牲品，也是因为其内伤实在不轻。 而日本公债多为内债而非外债，北欧国家则奉行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德国实为当今欧洲经济的动力引擎，尽管它们的公债比重也不低，但均没有出现美欧如此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和社会骚乱。 根据OECD 2011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我们可以将人口老龄化与欧洲财政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失业率高企与"三低模式"相结合，持续拉高公债比重。根据这份报告，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生育率，一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2005-2010年间，34个国家中已经有29个属于"三低模式"，平均生育率只有1.69，即每个女性平均只生育1.69个孩子。只有以色列、墨西哥、爱尔兰、土耳其和美国的女性生育率处在临界点2.1或之上。所谓临界点，是指每个女性至少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逐步扭转"三低模式"，渐渐走出老龄社会。 西方公债危机的历史教训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是西方国家的休养生息期：1920-1929年是黄金十年；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间，则堪称黄金三十年。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9%。两个黄金年代经济繁荣，作为政治补偿，民主体制向农民、工人、穷人、女性、黑人等持续提供各种经济补贴，其结果是社会开支逐年递增，财政体系长期赤字运行。 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公债与民主在西方世界始终相伴而生。1870年，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处于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这些国家公债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47.9%，其中财政高危国有两个：英属澳大利亚最严重为100.1%，意大利92%。此外，美国为43.9%，英国为40.2%。此时日本最健康，仅有0.6%。 1913年，西方世界公债比重已接近60%的危险值，达59.2%。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都超过了66%，英国较好30.4%，美国最健康2.5%。1920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上升至66.3%，大国中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均超过100%，分别为122.4%、132%、136.8%。1937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又飙至78.1%，英国为188.1%，澳大利亚153%，法国137.2%。和平终于没有维持多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自相残杀在西方世界拉开序幕。 从1870至1996年之间，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个特殊的例外，其财政状况相对而言最为健康。直到1997年婴儿潮一代开始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美国才步入公债危险地带，为61.5%。 扭转"三低模式"的困难 虽然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三低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悲剧的是，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逐次下降。从1975年算起，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从1975-80年的2.26这个恰当水平，下降到1985-90年的1.91、1995-2000年的1.68。经过二十年的老龄化折磨，这些国家也在想尽办法刺激生育，包括维持势必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颇受保守主义者批评的单身母亲政策。 然而，回头之路相当漫长，这34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在2005-2010年间才只增加到1.69，四十年后，预计只能增加到1.8，距离人口生育的最佳替代水平（2.1）还是很远。 与之相比，中国是在1995-2000年之间跌破最佳替代水平，为1.8。2005-2010年间继续下降至1.77。未来十年内会略有上升，2015-2020年间预计将升至1.84。此后五年只上升0.01，达到1.85；再往后的三十年，生育率将停止增长。 西方国家上述历史数据和未来趋势分析，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问题颇有启发。我们可以发现，"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的确意味着我国改善民生、改良社会的成就和速度绝不逊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同时，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人口红利期极有可能提前结束。留给我们做出适当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反思我们的一系列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养老政策、适当调整退休年龄及其他福利政策。我们需要尽快做出决策、采取实际行动，扩展中国家庭传统的生产、生育和养老功能，为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制度，让我们的老一辈、我们这代人、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拥有相对舒适的退休生活、稳定乐观的心理预期和达观从容的生存态度。

中国金石书画素得士大夫之重视。各朝代对它们的爱护欣赏，并不在于文章诗词之下，实为吾国文化精神悠久不断之原因。独是建筑，数千年来，完全在技工匠师之手。其艺术表现大多数是不自觉的师承及演变之结果。

近日各站转载一篇文章，称农村婚丧仪式中的一些现象为1999年后出现，从城市传到乡村云云。此文另有叙述。

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在完成必要检查后于2012年7月1日晚重新启动了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反应堆。因此数以万计示威者6月29日在日本首都东京市中心首相官邸前集会抗议。该声明由柄谷行人起草。

人愛做夢，做出版的人卻總想把夢變成真實，把作者的手稿排成鉛字，把知識變成有質感的書本，把書本編成叢書，精神轉成物質，學問形成體系。說起來，這其實仍然是一個夢想。一九八八年董秀玉來香港三聯，那時我叫她董大姐，有幸跟她做出版，一做也快三十年了。

巴迪乌认为，我们目前所生存的时代，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资本主义却更野蛮、更粗暴，竞争更为惨酷，整体世局反而更像是19世纪的样貌。也因此，在19世纪涌现的共产主义假设，乃至巴黎公社的经验，都为我们留下丰厚的历史资源，留下强大的思想武器。

民智是实践民主的基本条件，制造集体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敌人。

The Libyan war: Unconstitutional and illegitimate--Michael Lind

杨文是对2000年的《秋问》这两场音乐会的评论，称赞音乐会策划人瞿小松恢复中国音乐本真的尝试。杨燕迪是个很真率的人，他曾经在与谭顿和张国勇的对话中说过，虽然很多人以为谭顿很前卫，其实谭代表的是西方七八十年代的音乐风格。

“瘟疫一起，则仿佛好大一片天空都被毒魔吞噬笼罩，毒气四溢之际，人人惶惶自危，常常闹得昏云惨雾，天地玄黄，为之色变。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的防疫行为从来都不是以个体活动的形式出现的，每当毒雾弥散之际，四处剿杀追逐病毒，强行区隔正常与非常之人的宏大场面，就极易演变成一种相当壮观而又规训严整的医疗群体行动。“防疫”与“避疫”也就不可能单纯作为一种医疗手段仅仅与局部的个体病人发生关系，而是与各种复杂的社会生活形态密切相关。”

中医所以被排斥，并不完全在于它依赖阴阳五行的中国观念，或在于它的不科学、无法界定的模糊性、缺乏无法准确计量的标准等等，最重要的是，中医跟现代医疗行政制度的冲突——中医只面对个体，现代医疗制度是面对群体，不是面对个体。杨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福柯的深刻影响。

从近代以来各个不同阶段“危机意识”的发生状况和回应不同危机时所产生的新的历史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做了一个描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过程非常复杂，人们面对危机所采取的处理方式也千差万别，而应对危机的方式是否就一定能以所谓“历史观”视之也是疑问，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些片段的思绪，对这些千差万别，形态各异的危机意识加以辨析时，作者力图从中抽取出他认为最能反映当时人们的心态和焦虑的共识性反应，和人们对回应这种反应时基本已形成历史行为后果的现象做出分析，试图建立起人们的“危机意识”产生与历史观念变迁的对应关系，由此发现时代跳动的脉搏与历史论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人文与社会

本文讨论了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出"中层理论"的基本原则对史学研究的启示及其运用限度; 其次重点考察了西方中国学研究中应用"中层理论"的成败得失; 再次则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从中国自身传统资源中发掘"中层理论"的若干要素以避免盲目移植西方理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