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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不少流行观点—意识形态终结论、专家治国论、后工业社会理论等等都同他的名字有密切联系。贝尔的最重要著作是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两者均已译成中文。  一般认为贝尔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但对此不能作笼统的理解。根据贝尔自己的看法，他仅仅在文化方面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由是他“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第24页，以下所注页码除特别说明外，皆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的页码） 在经济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群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主张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人们的“欲求”，并且认为现代经济中企业产权已不明确，因而企业的真正主人应该是企业的员工，而不是企业的股东。贝尔甚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有可能的”（第279页）。 在政治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政治行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应该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而避免把私人生活政治化。 西方最著名的左翼思想家尤根·哈贝马斯在比较以贝尔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和联邦德国的新保守主义时，对前者作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虽然总的来说两国的新保守主义都只接受社会的现代性（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层行政），而反对文化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价值观念和现代艺术），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是自由主义，而德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则是立宪主义。对于六十年代出现的出乎新保守主义者意料的那些现象（如激烈的社会批判、广泛的启蒙传统、反专制主义运动、在艺术和反文化领域的先锋派的重新崛起等等），美国新保守主义还试图在理论上寻找新的根据，而德国新保守主义则热衷于把这种状况归咎于具体的个人、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见Richard Bernstein主编：Habermas and Malernity,Polity Press,London，第93页）。  有意思的是，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一个注释中也承认，哈贝马斯对于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矛盾”的分析批准，其“理论根据是正确的”（第308页）。   　　　　　　　　　　　　　　　　　　　　　　二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的出发点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思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具有相应的文化起源和合法性基础。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同新教伦理非常相近的，而新教伦理的核心是一种特定的禁欲苦行主义：新教徒把此世工作的成功看作是对于自己的上帝选民身份的一种心理验证，因而一方面具有发财致富的宗教动机（这也可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合法性基础），一方面又特别重视经济活动的成功手段。 但贝尔认为韦伯所重视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另外还有一个精神起源，那就是另一个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姆巴特所讨论的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 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体现了上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29页）。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包括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都起了推动作用，但彼此间却处于矛盾之中。但恰恰是这两个矛盾方面的并存，才有助于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另外，这两种精神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但真正为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基础、或者说对资本主义行为行使“道德监护权”的，仅仅是新教伦理。   经过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发展过程的分析，贝尔的结论是，原先赋予资本主义社会以合法性、行使对于资本主义行为的“道德监护权”的文化基础，已经瓦解了。贝尔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是三种因素： 第一，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贝尔概括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三个特征：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反对“文以载道”的观念）；推崇创新和实验（主张“新的就是好的”，认为艺术的生命在于题材、手法、材料和观念等等各个方面的创新）；把自我（也就是那个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在贝尔看来，在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其实同出一辙。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第34页）  第二，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这方面贝尔指的主要是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一些现象：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审美化）。（第170-172页） 第三，市场体系的享乐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提出了多多消费的需要，而且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贝尔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当时人们工作是因为负有天职义务，或为了遵守群体的契约。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这种新制度，新欲望的不断产生、以及用以满足它们的新方法也促成了这一改变。”（第67页） 由于上述因素，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第119页）“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第132页） 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贝尔还提到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未有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第298页）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第302页） 对于上述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贝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第75页）“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第76页） 贝尔的这个观点，是他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是要求人为地复兴宗教。他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同上）。“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一些规则，可以设立一些机构。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第302页）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第39页）“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第40页） 贝尔的观点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宗教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等——面前，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第40页） 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用这种观念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贝尔承认现代的多元社会的三个层次——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在规模和种类上各不相同的特殊群体、个人——都不能忽视。他一方面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分配。”（第320页）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贝尔要求不是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对不同意义的平等的区分，来协调自由和平等。首先要区分“平等待人”与“使人平等”，一般来说，平等待人是合理的，而使人平等则是错误的。他又区别“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一般来说，注重条件的平等和手段的平等是合理的，而注重后果的平等则是错误的，因为“减少后果悬殊的努力就意味着，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与之平等，某些人的自由将会被限制或牺牲”（第325页）。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顾后果方面的严重不平等。贝尔主张用“相对差别原则”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对不同收入的人征不同的税，对不同的学校规定不同的招生要求等等。作为能力和成就之报酬的财富不平等应该予以承认，但对于金钱与金钱之外的社会商品（如医疗保健）的交换，则要加以限制。同时，他建议对消费进行有选择的征税，并改进那些适用于一切人的必要社会公用事业。 公正与效率的关系。贝尔把这个问题理解为社会的经济方面的成本收益计算和非经济价值的社会标准之间的平衡问题，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抗，效率的要求正遭受压迫。贝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为零，问题主要发生在同一代人之间：重视效率原则往往会顾不上弱势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公正原则则要求照顾这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设在哪里才是合理的？对此，贝尔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最低限最高标准”：一种追求效率因而导致社会差别的社会安排如果是合理的，那么，与其他安排相比，它必须能给社会上最无优势的成员带来最大的可期望好处。对罗尔斯的观点贝尔虽然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赞同的。第二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大于零，问题同时也发生在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当前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那些可以留给后人来利用的资源？当前的人们的利益与未来的人们的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贝尔既反对苏联社会的“当前这一代可以为未来而牺牲”的见解，也反对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为了消费的缘故，人们不惜把资源浪费在多余的虚饰夸耀型产品之上（例如，又大又重的汽车，消费品的奢侈包装）。”（第336页）为此，他强调把“需求”（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之一马尔库塞所说的“真实需要”）和“欲求”（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区别开来，反对把对于后者的满足当作生产的目的。 公众与私人的关系，贝尔说西方社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守旧人士想得到经济自由，但又想得到道德管制，而当代自由主义者想得到经济管制，但又想得到道德自由。贝尔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要经济管制，但承认分权和竞争的好处；反对“道德警察”对人们的私人生活横加干预，但认为“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以免使社会自身丧失对道德规范的一切感觉。”（第339页）贝尔承认，对于什么叫“羞耻”，是下不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的。但是，他说，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则是可以明确定义的：“可以在它们二者之间筑上一堵墙。这样一来，就可以禁止公开夸示色情、淫秽以及使人格蒙受耻辱的那些好色的成分。但在那堵墙之后，持有一致意见的成年人愿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第339页） 贝尔最后的结论是，要建立人与社会的幸存赖以维系的基础，就“应当将如下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根据历史遗产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它将促进这样一种新市场，在那儿，在相关领域之内，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第344页） 简单点说，贝尔主张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结合起来。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二版

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被称之为“茉莉花革命”的一连串事件。西方世界在关切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忘记中国。实际上，从媒体聚焦的深度和力度来看，对中国的关切甚至甚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为什么会这样？ 　　人们那么关切中国，但没有一个一致的理由。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无疑，较之阿拉伯世界，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上，外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怀，他们来关心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事情。 　　不过，也的确有些人希望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要尽力推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关切中国，期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中国带入其思考的空间。一些人甚至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有不同的制度背景 　　不过，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如果光从一些社会现象来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社会不公平问题、收入差异、腐败、大学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等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值得中国关注。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会面临不稳定的严峻挑战。）但是，做这样简单的比较，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要回答“中国为什么不是”的问题，就要看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制度性因素。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存在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但因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因此尽管有类似的社会现象，它们所能导向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民主，并且是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民主先发生在西方，也早就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例如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等等，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客观地看，现实世界上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并不能用简单的“民主”与“专制”或“非民主”所能概括的。那种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简单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了。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是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 　　说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很多人都会强调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其关联的社会发展。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因素。阿拉伯世界也曾经有很不错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些社会远较中国富裕，但是其政治制度僵硬不变，很难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今日的局面。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也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会（西方式）“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也使得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所出现的情况。 　　很显然，如果从西方多党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应当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西方观点出发，很多观察家并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事实上又怎样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又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它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 　　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quickness诺顿讲稿之二

對抗美对抗美援朝，我没有专门研究；不过，多年来我一直在关心和思考这段历史。这些年来，关於朝鲜战争的书出得很多了，中国的，有军科院的大部头，有历史专著，还有各种回忆录，外国的，有美国写的，有日本写的，还有南韩写的。我看过的，大约有一二十本吧。我感觉写得比较好的有三本：一本，是徐焰的《第一次较量》；另一本，王树增的《朝鲜战争》；还有一本，是美国人写的，早些时候内部出版，其中有美国决策层的情况，史料很丰富，是权威史学著作。我就抗美援朝的几个问题谈点意见，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对抗美援朝的简要评介 朝鲜战争爆发，是1950年6月25日。前四个月，是北朝鲜在打，先是和南朝鲜打，美国很快参战，又和美国打。前两个多月，北朝鲜打得不错，一直攻到釜山外围，朝鲜全境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没有解决了。9月15日，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成功，形势急转直下，北朝鲜军队的后路被截断，军心大乱，在前后夹击下，向北溃逃，转胜为败；美军则大举反攻，於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后，直指鸭绿江。- "仁川登陆"﹐这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的绝招，不过也是他唯一的绝招，随后则是瞎指挥引起的一连串失误，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的书里介绍的情况。若不是麦克阿瑟的瞎指挥，我军在入朝之前，美军大部队本来可以进抵鸭绿江，重兵沿江列阵，如果那样的话，对我军来说，麻烦就大了，会变得很难应付。 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正式宣布的时间，是1950月10月25日，也就是60年前的今天；实际上，志愿军10月19日就入朝了。到1953年7月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共两年九个月。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美援朝"。   中国参战后的"抗美援朝"﹐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是"运动战阶段"﹐基本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打法，大步进退，运动歼敌，就是所谓"五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是遭遇战，双方不期而遇，我军胜了，不过是小胜。期间有这么一个惊险的故事，彭德怀过江后急於找金日成联络，竟然跑到快速推进的敌军后方去了，就在一个矿洞里建立了联合指挥机构，而身边却连警卫部队都没有，随时都有被美军俘虏的危险。我军将领历来有靠前指挥的传统，不过作为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作战风格的剽悍也实在太出格了点，这同呆在战场千里之外的日本豪华总部发号施令、偶尔到前线"做秀"的麦克阿瑟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这个序曲，或许一开始就预示了后来的战局发展。 第二次战役，是我军的典型打法，驾轻就熟，又精心部署，佯为示弱后撤，却大胆向前穿插，然后东西两线大举反攻；美军骄狂冒进，突遭打击，仓惶应战，措手不及，狼狈后撤，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差点被包了饺子，东线的第十军更是险些被全歼。彭德怀的胃口之大，让麦克阿瑟大惊失色，从此头脑乱了方寸，忽而惊惶失措，忽而虚骄狂妄，尽是瞎指挥。 不过，中国军队也确实领教了什么是现代化的战争。美国军队的火力之强大和机动之迅速，加上绝对的制空权，使已经被我军完全包围的美军，大部分又溜掉了，无法将之全部歼灭。 总的来说，此役我军大胜，一仗下来，歼敌数万，解放了平壤，推进到三八线。整个抗美援朝，这是打得最漂亮的一仗。美方后来的战史资料说，就在这一个星期里，中国确立了世界军事强国的地位。 第三次战役，我军乘胜进攻，越过三八线，美军惊魂未定，继续溃逃，我军解放了汉城，战线推进至三七线，这是抗美援朝期间我军向南推进的最远处。不过从军事上说，这一仗胜得有点勉强，歼敌也不多。我军的战役企图，主要是政治性的：三八线，既然美军打过来了，我军就必须打过去。我方能够取胜，还因为美国军队被我军的突然打击吓坏了，一个劲儿往南溃逃。 第四次战役前，我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后勤距离拉长，粮弹补给严重不足；而美军摸住了我军的弱点，粮弹均靠单兵携带，只能发动"星期攻势"﹐加上美方的统帅，又换了个厉害的角色李奇微。第四次战役发起后，我方进攻，小有斩获；不久，李奇微强令美军全力反攻；我军火力太弱，力不能支，边打边退，汉城得而复失，到了三八线附近，战线才稳定下来。 因此，这次战役，我军是先胜后败。主要原因是，我军连战连胜，轻敌了，想把美军一举赶下海，想法不切合实际。此役的汉江保卫战，打得相当惨烈，我军十分艰苦，但非常顽强，梯次撤退组织得很有章法，美军也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中国军队强劲的战斗力。 前四次战役，基本是连续打的。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以后，我军休整补充，又发动了第五次战役。当时的情报显示，美军有重演"仁川登陆"的迹象，我方在朝鲜东西海岸的防御部署尚未完成，因担心后方供应线被切断，战役提前发动，想打乱美军部署，所以准备不够充分。战役发动后，开始，我军向前推进，然后，美军大举反攻，结果战线又回到三八线稳定下来。此役，我军先进后退，算是平局。其中，180师在撤退时被包围，因指挥失误，部队溃散，多数被俘，是我军抗美援朝中在一次战役中最大的损失。 第五次战役，我军第一线兵力在数量上占优势，70万对34万，超过敌方一倍；但是，美军的火力优势过强，远非我军所可匹敌，所以未能获胜。西方国家的舆论时常单凭主观臆测，就渲染中国在朝鲜完全靠"人海战术"﹐有些中国人也这样认为。其实，只有第五次战役，可以说是这样。而前四次战役，第一线兵力，我军比敌军的兵员还要少一些。实际上，我军的战斗力，主要源於勇敢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不是单纯依赖人多。而美军的优势，则是强大的火力和快速机动能力，还有我们未曾想到的强有力的后勤保障，至於其背后现代工业雄厚实力的支持，那时的中国可以说百不及一。 打仗要"知己知彼"﹐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可朝鲜战争时，中美两军遇到的，却是相互非常陌生的对手。应当承认，在了解和认识对手并转变应对之计方面，美方比中方更早一些：美方是第三次战役后，中方则是第五次战役后。这并不是因为美方的统帅更优秀，而是随军记者对美军败绩的狼狈情形大肆渲染，搞得国内舆论大哗，统帅机关深受刺激，因此思维模式转变比较迅速。这是美国军队或者说美国这个国家的特点。革命时代的中国，手中没有多少物质手段，"冒著敌人的炮火前进"﹐靠的完全是一股"精、气、神"﹐这就要求"我们万众一心"﹐七嘴八舌的，怕扰乱军心，因此不可能采取美国人那种办法。不过，美国人这种在战争中实行"公开性"的做法，在越南战争期间吃了大亏，到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时，对战场的新闻报导就有许多限制了。 第二个阶段，从1951年6月到1953年7月，是"阵地战阶段"﹐双方已经开始停战谈判，不过，也是边谈边打，谈谈打打，双方在三八线附近，阵地防御，反复突击，互有进退，战线基本稳定，有两年多一点时间。 在第一年，从1951年夏秋到1952年夏秋，美方居主动、处攻势，依靠海陆空立体战力，用强大火力猛烈进攻，还企图用优势空军的"铰杀战"斩断我军后勤供应线。但是，我军依托坑道、顽强抗击，同时大力加强后勤保障，顶住了美军的攻势，上甘岭之役，先是15军，后是12军，打得最为出色。 到第二年，从1952年夏秋到1953年7月停战，我方武器装备提高，后勤保障改善，完全适应了美方的打法，越打越主动，优势转向我方。在停战之前一个月，发动了金城战役并取胜。到朝鲜战争结束时，我军略占上风。 有趣的是，在这个"阵地战阶段"﹐我军的打法，基本上是红军时代那个洋顾问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打法-"阵地战"加"短促突击"。看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打仗，没有什么固定之法，是最"实事求是"的事，一种情况下错误的打法，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正确的。我们的军队，传统非常优秀，能够根据战场形势迅速转变作战思想，灵活得很。   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打了三年多一点，从三八线开始，基本在三八线结束，是个平局。但是，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从鸭绿江开始的，基本在三八线结束；因此，就抗美援朝而言，可以说中国是胜方。 停战时的战线，就是如今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与战前的三八线相比，略有出入：在东线，南方多占了一块，在西线，北方多占了一块；论面积，南方稍多一点，不过，南方在东线所占的，都是贫瘠的山区，而北方在西线所占的，是人口稠密、经济富裕的平原地区。所以，战争的结局，北朝鲜在领土上不算吃亏。 抗美援朝时的中国，同美国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和海湾战争时伊拉克同美国的对比，还要悬殊得多。我们不仅没有海空军、没有机械化陆军和现代通讯，而且因为没有国防工业体系，连武器的"制式化"都没有实现。徐焰的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相当典型：志愿军入朝前，因为武器都是缴获来的"万国牌"﹐枪支的口径不一致，因此要在鸭绿江边停一天，调换武器，一个师的三个团，把美式武器集中到一个团，日本的"三八大盖"集中到一个团，国产的"汉阳造"集中到一个团，这样到战场上才便於供应弹药。所以，中国在抗美援朝能够获得胜利，在世界战争史上完全是个奇迹。 我看过美方的战史资料对中国军队的评价：一，他们在朝鲜遇到的，"是世界第一流的军队"﹔二，"这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就是说，新的中国军队，不仅英勇善战、意志顽强、指挥高超，战斗力异常强劲；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善待俘虏，还是遵循国际有关公约的典范。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还采取了一种奇特的做法 -"轮战"﹐让解放军各部队轮流当一回志愿军。毛泽东的考虑，已经主要不是出於实际的军事需要，部队借此更换装备还是附带的，主要是让中国军队都在实战中同美军交交手、过过招，见识一下现代化战争，领教一番这个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让我们的军队取得第一手经验，尤其是破除对美国人的迷信。 抗美援朝的后续影响之两例 关於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世界格局、参战各方的影响，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的利弊得失，如今人们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应当说，后人完全可以也应当进行分析评价。不过，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也许应该有若干部学术专著来论述。在这里，我只想谈这么两件事： 有一件事，中国政府干得很漂亮，就是对战争罪犯的教育改造。有国民党的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最有名的例子，是把一位当过汉奸傀儡皇帝的溥仪改造成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不少日本战犯刑满归国后，还成为中日友好人士。 不过，据徐焰的书中说，开始的时候，日本战犯普遍态度恶劣、拒绝改造，而且相当傲慢、不服气。在他们看来，中国虽然是二战的战胜国，但日本并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败在美国和苏联的手下。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就说，直到战争结束，日军在中国境内还是"百战百胜之军"。 日本人确实骄狂，不过近代的中国军队，也实在不像样子。比如，日本曾两次进攻旅顺口要塞，第一次是1895年的中日战争，第二次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两次都是日本胜利攻取；不过，俄军防守那一次，战况极其惨烈，日军阵亡了数万之多，而前一次中方守卫时，日军攻克要塞，只阵亡了38人。那时的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真是不顶事，所以也难怪人家有那样的印象。 日本战犯态度开始转变、逐渐认罪伏法、并有认真的反省，是在抗美援朝以后。不过开始时，他们还在观望，在得知中国军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之后，他们看到，当年打败了大日本帝国的强大美军，现在竟然被中国军队打得狼狈溃逃，态度才真正有了变化。这说明，教育改造固然重要，可如果你不能表现出力量，只靠讲道理和道德感化，也难以奏效。   另一件，是朝鲜战争十几年以后，在越南战争时的事。 抗美援朝前夕，1950年10月2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因为中国和英美没有外交关系，托他通过英国给美国捎话：美军不能过三八线，否则，中国要管。这句话很重要，如果稍作点解读，它实际也包含著这样的意思：如果美军不过三八线，而只是南朝鲜军队进至三八线以北，中国还可以不出兵。 大家知道，美军9月15日"仁川登陆"以后不久，北朝鲜军队实际上已经瓦解，如果美军呆在南方守护，让南朝鲜军队无后顾之忧、全力打过三八线，北朝鲜的全部陷落，估计也只是多费点周章、多花点时间吧。这样的结局，对中国显然还是相当不利的，可美国人如果算盘打得精一点，就会知道他们的目标基本可以达到。自然，最倒霉的就是金日成了。可即便如此，倘若美国人态度稍为节制一点，中国仍然准备接受这样的结局。周恩来是中国的总理兼外长，他捎的话，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承诺。这说明，中国当时确实不愿意在朝鲜打仗。 懂点国际政治的人都知道，二战以后，三八线附属於"雅尔塔体制"﹐算是它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向美国传达的信息，实际上也是告诉他们：虽然雅尔塔体制是美苏搞的，并且损害了中国的权益，但只要美国方面还遵守它，中国当时并不想在世界上挑战雅尔塔体制。可以说，中国这个态度相当克制，对美国也相当有利、很给面子，他们完全可以接受。可是，美国人太傲慢、也太粗心了，他们的眼里哪里看得起中国人，对潘尼迦捎的话，根本不当成一回事儿。於是，在南朝鲜军队於9月30日越过三八线之后，美国军队於10月7日悍然越过三八线。结果，就是后来发生的众所周知的历史。 十几年以后的1964年，"北部湾事件"爆发，越南战争急剧升级，美国轰炸北越、并在南越大举增兵。中国的态度，一方面，公开表示坚决"援越抗美"﹐另一方面，为避免战火烧到中国来，也私下给美国捎信：美国空军轰炸北越，不能越过中越边境；美国陆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不能越过17度线。 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这一回美国人学乖了，再也不敢把中国人的话不当回事了，约翰逊总统还特别嘱咐在越南的美国将军们："相信共产党中国说的话"。在那之后，越南战争又打了十来年，把美国人搞得焦头烂额，还能不一肚子恼火！可是，一直到美军狼狈撤出越南，他们支持的南越政权也彻底垮台了，美国军事当局对中国私下传话告诉他们的底线，虽然很不情愿，却甘愿"自缚手脚"﹐始终信守著： 美国空军轰炸北越，从来没有越过中越边境，虽然中国对越南的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照样进行，中国境内始终没有落下美国飞机的炸弹； 美国陆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也相当"自律"﹐一直限制在17度线以南；尽管明明知道所谓"解放阵线"的后方基地就在北越，而且全力向南方渗透。 据说中国这个词，英文的字义是"瓷器"。不知这是否让西方人认为，中国的饮食器具，就都是些瓷玩意儿。不过，在朝鲜战场上试了试以后，美国知道了，起码中国人烧饭的锅，也是铁家伙。 如今关於"抗美援朝"的若干议论 关於抗美援朝，如今议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出兵援朝，是党中央的"集体决策"﹖还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有些人的观点认为，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是他解放以后"违背民主集中制"﹑实行"独裁专断"的开端，因此"抗美援朝"的决策是错误的，并由此导致建国后的一系列错误。 抗美援朝是"个人决策"还是"集体决策"﹖让我说，既可以说是"集体决策"﹐也可以说是"个人决策"。中国关於抗美援朝的最后决定，不仅是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而且中国政府和各民主党派，也都发表声明赞成，因此，从程序上说，完全是"集体决策"。 当然，在决策过程中，有争论，也有不同意见，如今有些人的回忆录，提到关於这些不同意见的零星信息，引起人们的兴趣，於是有了所谓"个人决策"的议论。不过，中央决策核心的三次最重要的会议，一次书记处会议，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记录的档案材料尚未开放。所以，关於最高决策的确切和详尽的情况，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最后决策层的情况，从如今披露的信息来看，当年的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开始都不赞成出兵，明确赞成出兵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彭德怀。不过，我听军队一位朋友说，彭德怀赞成出兵，还有点另外的缘由。 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初，毛泽东在苏联访问，谈判出现僵持局面，可他也没闲著，又在操心国内的事。国际上关於西藏的动向 - 英美等国在策动西藏独立、西藏当局要派人去联合国活动，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迅速做出决策，打电报给彭德怀，要求一野从西北尽快进军西藏。可彭德怀回电，却讲了一大堆困难，气候、道路、装备、准备不足等，总之是不行。毛泽东担心日久生变，迟疑拖延不得，遂打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要求二野从西南进军西藏。刘、邓一点价钱也没有讲，很痛快地答应了。随后的事大家都知道，进军西藏的，是二野的部队，张国华的18军。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进军西藏的交通条件，铁路、公路、航空，什么都没有，确实非常困难。不过，对西藏地理形势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历史上的进藏路线，首选青藏线，也有人说是新藏线，这都在彭德怀一野的地盘；而西南的川藏线，地形是高山和深沟相间，历来是最难走的。共产党的将领，那时候个个都争强好胜，同国民党的将军们遇到作战首先就想著保存实力截然不同，刘、邓的部队胜利完成进藏任务，彭德怀自然脸上无光，而且会觉得，这一回他算是欠了主席一笔人情。遇到朝鲜战争，毛泽东要同彭德怀谈话，让人去宾馆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就专门派邓小平去，大概也有点提醒他的意思。 现在，毛泽东要出兵援朝，总得有人挂帅，和美国人打仗，不可轻敌，自然要挑选他麾下最优秀的将领。可是，他的爱将林彪拒绝了，可能是怕砸了"常胜将军"的招牌吧，身体也确实不好；另一位著名战将粟裕，脑部战伤发作，也病倒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正在为难之际，彭大将军挺身而出，给毛主席解了围，也算是还上了不久前他欠主席的那笔人情。 我听来的这段缘由，准头不准头，大家姑枉听之吧。 总之，抗美援朝，中国出兵，从程序上说，做到了"集体决策"。不过，从实质上讲，应当说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对这件事，我们可以这样想：假如当时的党中央，没有毛泽东这个人，比如在解放战争期间城南庄那一次，他让国民党的飞机给炸死了，那样的话，到了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出兵援朝的决策，很大的可能性，是做不出来。   关於抗美援朝，如今议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年中国应该不应该出兵？抗美援朝已经过去60年了，如今又在争论这样的问题，这很有趣。因为，我想，当年中国出兵之前，在党中央会议上讨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是，如今的讨论，只是"马后炮"﹐大概有些人觉得，能当个"事后诸葛亮"﹐也是一件心理感觉很不错的事情吧。当然，我不是说今天不应该讨论这样的问题。不过，虽然档案尚未开放，可我想，当年中央开会时，不赞成出兵的理由，比如：中国战乱百年，应当休养生息；中美双方实力悬殊，打不胜怎么办；更严重的，如果战争扩大，把仗打到中国来，引火烧身，如何了局等等，当年的中央领导人，智力水平并不低，不会想不到这些情况。 至於有人说，抗美援朝影响了解放台湾，我想，在当年中央会议上，即使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的6月27日，美国就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样一来，凭我军当年的装备，就使解放台湾成为不可能了。实际上，此后不久，毛主席已经下达了撤销解放台湾的命令。这些情况，在中央开会讨论出兵援朝时，已经是两三个月以前的事了，参加中央会议的领导人，如果连这都不知道，还坐在那里开什么会呢？ 如今认为抗美援朝影响解放台湾的人，他们对朝鲜战争相关背景了解的信息，比当年的中央领导人晚了60年、还要加上两三个月。用如今时髦的学术语言说，这叫"信息不对称"- 这是人们如今讨论经济问题时常用的语言，不过，军事战略方面的决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要突出得多，这是常识。   关於抗美援朝，如今的争论，真正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当年中国出兵援朝，事后权衡利弊得失，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都知道关於"真理标准"的讨论，因此，对中国出兵正确与否的评判，主要不是看它是"个人决策"还是"集体决策"﹑也不是纠缠毛泽东是否"违犯民主集中制"或者"凌驾党中央之上"一类问题。因为，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当然，"抗美援朝"的"实践"﹐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了。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出兵正确与否，实际上是对抗美援朝以后我们国家的历史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回顾往事，实事求是，资治通鉴，从历史中吸取智慧，不仅应当，也是有益的。不过，这无疑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也许得有几本学术专著才能说清楚。   对中国出兵的是非得失，有些评判很好玩儿。比如说：抗美援朝扬国威军威，巩固了中苏友好同盟关系，这是正确的，而影响国内经济建设，造成中美对抗，则是错误的，等等。这些人大概是学会计的，像会计科目的"收益"和"借贷"栏一样，把各种是非得失拉了一个清单。当然，现代社会崇尚"民主"﹐当会计的人，也完全有权评论国家大事，包括朝鲜战争。 可这打仗的事，即使打了胜仗，也是"毙敌三千，自损八百"﹐你总不能说，"毙敌三千"是正确的，"自损八百"便是错误的。双方伤亡多少自然应当比较，但比伤亡多少更重要的是胜败，比如攻城，攻方一般伤亡较大，但攻下来了，就是胜利；而比伤亡比例和战役胜负更重要的，是综合权衡利弊得失，尤其是评估对国家长远利益的影响，这才是评价决策正确与否的合理方法。 实际上，一个在朝鲜战争中不是当事者的一方，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这就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眼看就要彻底完蛋了，蒋介石甚至已经私下派人到日本和南美去买房子，准备流亡海外当寓公了，不料却意外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喘息进而反省的机会。可贵的是，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机遇，痛定思痛，改弦更张，从此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台湾后来的历史，成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成功故事，这对中华民族来说，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有些肯定抗美援朝的人说：抗美援朝，国内经济恢复没有受影响。这其实也不符合实际，抗美援朝，军费花了60多亿，这笔钱如果用来投资建设，经济发展的情况肯定要好得多，怎么能说没有影响呢？显然，这些人的态度，是肯定抗美援朝的，可是，思想上却有顾虑。在如今这个时代，"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适用於一切时代的普遍真理，也成了判别历史上所有是非曲直的标准。所以他们大概是顾虑，如果说抗美援朝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那不是违背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吗？给人们的印象，就会是否定抗美援朝。 如今，在有些中国人的眼里，这世上的真理，似乎就只有"市场经济"和"富起来"﹐有了这么两条，中国就会繁荣强盛。真是幼稚得吓死人。《李雪峰纪念文集》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搞党史的人采访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这位老革命谈到当年党和政府在根据地的工作，自然也有怎么抓经济、财政和群众生活方面的事。李雪峰讲到这里，采访者觉得仿佛挖到了"金矿"似的，一脸惊讶地说："唉哟！你们在那个时候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可是，大将风度的李雪峰，却既不肯掠美、去争那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风头，也没有因为邓小平是他当年的老上级而去"保持政治一致"﹐他很温和地说："噢，不能那样说。那个时候，中国在打仗，我们的党和政府在根据地的工作，只能以战争为中心。"   还有，关於抗美援朝敌我双方"毙、伤、俘、失踪"的数字，说我方比美方要少。我不相信这种说法。美军有海空优势，陆军火力也强得多，我方的伤亡多一些，这是合理的，并不丢人。有些文章在"阵亡"﹑"伤亡"﹑"作战减员"﹑"伤亡损失"这些词汇上，用不同口径，搞文字游戏，这不科学，也不严肃。 我不懂多少军事，不过我觉得，徐焰书中介绍的情况比较可信：我军阵亡34万。伤与亡的比例，一般为二到三比一。当然，战场的情况千差万别，打仗的事不会很准头。而且，伤与亡的比例，也依战地救护水平有所不同，这方面我军远不如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伤亡比例，提高到6比1以上甚至达到8比1或10比1。 所以，大概估计吧，我军包括伤亡在内各种损失的总数，约在百万左右。 根据我方公布的数字，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毙、伤、俘"的总数，是一百零几万，而据美方和南朝鲜一方公布，他们"毙、伤、俘、失踪"的总数，还要多一些，有130多万。朝鲜战争，美军阵亡五万多人，若加上"伤、俘、失踪"的数字，大约30多万；其余的，是南朝鲜和其他国家损失的数字。 据各种资料看，现在缺的是北朝鲜一方的伤亡总数。 俘虏的数字，中方俘获美军七千多，美方俘获中方两万一；至於中方俘获的南朝鲜军队，没有公布过数字，大概把俘虏交给北朝鲜了。 不过，战争中的统计数字，不像和平时代的经济统计数字，双方"毙、伤、俘、失踪"的数字，统计起来会有一些特殊的困难，不容易搞得很准确。 而且，我们知道，"抗美援朝"和"朝鲜战争"是有区别的：朝鲜战争的过程，前四个月，是北朝鲜在打；后来的两年多，中国参战后，以中方为主，和北朝鲜联合作战；而敌对的一方，是美军为主的16国联军，还有南朝鲜军队。 因此，战争中双方"毙、伤、俘"的数字，应该分开计算：朝鲜战争前四个月，中国尚未参战，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毙、伤、俘"的数字，统计中方的战绩时不应当包括在内；而中国参战后的战绩，中方和北朝鲜方，也应当各算各的。这样，才能使我们今天对当年那场战争的轮廓，有个清楚的了解。 我想，我们如今谈抗美援朝，是在研究历史，而不是像当年搞战前动员一样，主要考虑鼓舞士气。作为研究历史的观念和方法，要尊重事实、讲究科学。"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这些话，不能只挂在嘴上。 况且，抗美援朝的历史，涉及参战的各方，后来也不只是我们一家在研究。当年我们在战场上的仗打得那么漂亮，现在只是研究这段历史，如果讲得太不靠谱儿，会让人家笑话的。 有一个历史上的故事，值得我们记取。1947年解放战争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是大家很熟悉的，记得是羊马河战役吧，全歼敌军一个旅，旅长麦宗禹被俘，在关押时收听新华广播电台，我军公布的战报称：此役，国民党军队三千多人，除一百多人逃跑，其余被歼灭。麦宗禹听了以后感慨万分：三千人，只逃掉一百多，还不说成"全歼"﹗共产党办事如此认真、说话如此诚实，怎么能不胜利呢？同国民党虚报战功的恶劣风气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个例子，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典范，我们应当珍惜和继承。 朝鲜战争的起因："三国同谋论"可以休矣！ 回头审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首先和直接的就是那条该死的三八线。不过，这就要从二战后的雅尔塔体制说起。 二战期间，朝鲜并不是独立的参战国，还是日本的殖民地。因而，在盟国的"巨头"们开会时，并不是关注的重点，只是附带地提到。其要点是：打败日本后，朝鲜应当独立；可是又规定，先由盟国的"美、苏、中、英共同托管"。这就给后来的纠纷埋下了祸根。 这种做法背后的思想，仍然是"殖民帝国"优越感心理在作怪，既然朝鲜独立，民族自决嘛，就应当让人家自己去搞。当然，建立个政府，也不是容易的事，不过，无非是乱上一阵子，或许就会有点头绪。大国的巨头们，不相信这些民族能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还像一战以后那样，要搞什么"托管"。可是，由大国越俎代庖、对人家搞什么"托管"﹐效果难道就会好？ 实际上，所谓"共同托管"﹐那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忙著打内战，连占领日本这种相当风光的事都派不出兵，哪还有心思去管什么"托管朝鲜"的事？英国在二战中元气大伤，也没有力量再管东方的事，所以颇有自知之明地主动放弃了。因此，所谓盟国"托管"朝鲜，实际只是美苏两家的事。 而美苏两家也是心不在此。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最伤脑筋的，是美军在对日战争中伤亡太大，请求苏联出兵帮忙，而斯大林最关注的，则是乘机收回老沙皇在日俄战争时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不知道罗斯福是否明白，他的请求对斯大林来说，却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的事。斯大林落个顺水人情，还乘机获得重大利益，罗斯福则是"慷他人之慨"﹐拿中国的权益做交易。美苏双方一拍即合，交易得以达成，这就是著名的《雅尔塔协定》，其主要内容有三项，都是关於中国的：旅顺口、中长铁路和外蒙古。美国人大概也觉得，这"出卖中国盟友"的事，实在办得太缺德，还煞费苦心地对中国保密了几个月。美苏在二战时对"中国盟友"做的事，可以作为"弱国无外交"的典型解读。 至於小小的朝鲜，美苏两家在雅尔塔的"三巨头"会议上，并没有进行多少具体讨论，这大概与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有关 - 他的病情已经很重了。所以，朝鲜的三八线，也并不是雅尔塔体制正式规定的事项。 战争期间，战场形势是决定因素，而对小国来说，往往就决定了今后的命运。实际上，所谓三八线，是美国人相当仓促草率的一项决定。苏联对日宣战后，苏军得地利之便，迅速进军朝鲜，眼看就要席卷朝鲜全境，而美军还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冲绳呢。美国不甘心朝鲜由苏联独占，就提出美苏要为在朝日军受降划分一条分界线。时间十分紧迫，要求半小时拿出方案，可情急之下，竟然连一张朝鲜行政区划的地图也找不到，於是就由美军总部的一位参谋大致那么一瞄，根据纬度线用笔一划，就决定了后来的三八线。而对美国人划的这条三八线，斯大林竟然同意了，这有点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他知道美国的综合实力，而且那时美苏的关系还不错。 后来，由於冷战爆发，"共同托管"搞不成了，美苏各自控制一方，把朝鲜分裂了；於是，三八线也就成了南北朝鲜两个国家的边境线。可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边境线呢？《朝鲜战争》一书的作者王树增作过考证： 这条"三八线"﹐从不同角度分割了数座高高的山脉，截断了12条河流、三百多条乡间道路、八条等级公路，还有六条铁路。 这样的"国界"﹐完全没有考虑"分水岭"和"河道中心线"这些自然地理因素，也没有顾及原有的行政区划。想像一下这条三八线的情形吧：农民到地里干活，偶尔打个山鸡野兔，小孩子淘气乱跑，牛羊吃草，鸡飞狗跳，甚至鸭子到河里捕食小鱼小虾，一不留神，就会侵犯另一方的"领土主权"﹗ 这种情形，再加上两个政权处於敌对状态，如果不发生边境冲突，那才是怪事呢。如果打开非洲地图，我们会发现许多这样的国境线；当年殖民帝国留下的这些遗产，至今还是非洲不少国家战乱频仍、冲突不断的祸根。 所以，自从有了这条该死的三八线，南北双方大大小小的边境冲突，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而且，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的朝鲜民族，都声称要用武力实行统一，南朝鲜的李承晚咋唬得格外厉害，北朝鲜的金日成不甘示弱、也在埋头准备，这更使南北双方的武装冲突愈演愈烈。可是，这能怪朝鲜民族的南北两方吗？ 不过，不管朝鲜民族实现统一的愿望多么强烈，就当时的现实情势而言，南北两方的政权甫立，百废待兴，经济凋敝，工业落后，军事力量也相当薄弱。因此无论那一方，要发动大规模战争、实现武力统一，都是不大现实的。朝鲜半岛如果发生大的战争，背后一定会有外部力量的介入。 我国对外开放以后，关於朝鲜战争的信息，比过去多得多了，尤其是苏联解体、档案开禁后，我们也搞回来一批，国际方面的情况，如今已经很清楚了： 1950年6月25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是北朝鲜。对这一点，以前我们不便说，主要是为了在外交上照顾北朝鲜的立场。看来，这盟友之间的事情，也麻烦得很呢。这里或许用得上萨特讲哲学的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狱"。 真实的历史情况，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金日成两人背著中国秘密策划的，直到开战前，生米快要做成熟饭了，才告诉毛泽东。在朝鲜方面，金日成要实现民族统一，即便使用武力，那是人家的内政，别人也不好说什么。不过，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北朝鲜光靠自己的力量，金日成即使想打，也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朝鲜战争的决策，主导方是苏联，是斯大林的决定。 至於中国，不仅没有参加合谋，而且毛泽东很不希望发生这场战争。那时候，我们的国家不仅历经百年战乱、需要休养生息，而且，中国自己的内战还没有打完呢，如果说打仗，毛泽东关心的是解放台湾。对苏朝两方背后合谋的事，毛泽东实际上早有觉察，不过他的想法是：先解决台湾，立足於自己，当然也希望得到苏方援助，因为渡海作战要先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但中国那时基本没有海空军；待台湾问题解决以后，如果苏朝方还坚持要在朝鲜打的话，待中方腾出手来，作为对苏方支援解放台湾的回报，也可以对朝鲜提供援助。 可是，这只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却行不通。因为决策的主导权，掌握在斯大林手里，他一手托两家，军事援助给谁，取决於他的决定。而斯大林的决定是，对帮助中国解放台湾，虚与委蛇，含糊应付，对北朝鲜发动统一战争，却全力以赴、密锣紧鼓地进行军事援助。 可以说，这同毛泽东的愿望截然相反。但是，这场朝鲜战争，斯大林处於主导地位，二战结束后，苏联有得是多余的武器弹药，他要让这些剩余物资"发挥余热"﹐来为苏联的战略目的服务。金日成有苏联援助在手，自然"牛"得很，当面对毛泽东说，进攻南方的事，他不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武器装备是苏联的，斯大林要给金日成；北朝鲜是当事者，金日成坚决要打。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能有什么办法？最后被迫同意，也只是表了个态。 新中国政权甫立，共产党刚执政不久，就碰上这么一桩意料之外的事，而且是关於战争。这国家之间的事，真是冷酷无情，"盟友"之间，照样是人心险恶。斯大林毫无信义，而且居心叵测，中苏之间刚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还是"盟友"呢，可条约的墨迹未干，他就和金日成背著毛泽东，合谋策划了一场战争，这不是把中国这个"盟友"给出卖了吗？《剑桥中国史》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对中国的一个阴谋。我同意这种看法。   很长时间里，美国方面和西方世界一直认为，这场朝鲜战争，是苏联和中国合谋策划的，当然还有北朝鲜，称之为"三国同谋论"。在那个时候，这是美国决策层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依据，他们那时的看法是： 第一，这是苏联伙同中国在全世界进行"共产主义扩张"﹔ 第二，毛泽东对斯大林唯命是从，中共政权只是苏联的傀儡。 冷战时代，两大阵营严峻对峙，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甚至文化、学术方面的交流基本断绝，更不会把自己一方决策内幕的信息告诉对方，苏联一方尤其如此。因而，对中苏朝一方的真相，美国和西方大概当时也确实不知情。所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和西方世界可能真的相信这个所谓"三国同谋论"﹔当然，这种"三国同谋论"﹐也符合西方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需要。 我们得承认，美国和西方的公共传媒所造成的舆论效果，同我们一方的做法相比，影响和威力要大得多。这也不奇怪，人家的搞法，即使同一个国家，也是七嘴八舌的，而我们却总是只有一种声音。就是说，人家仿佛长著七八张嘴，我们却只长了一张嘴，自然占不了上风。即使我方讲得有道理，对大众来说，也是七嘴八舌中多了一种声音，很容易在"比较和鉴别"中被淹没。 所以，受西方传媒的影响，世界上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大概也都相信这种"三国同谋论"﹕中共政权是苏联的傀儡，朝鲜战争主要是中苏合谋。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外部信息汹涌而来，西方传媒造成的强大心理影响，也传播到中国，有一些中国人也难免受影响，对中国过去的宣传感到疑惑，觉得西方讲的情况也许符合事实。 但是，"事实毕竟是最顽强的东西"﹐西方传媒造舆论的本领和产生的心理影响再大，也改变不了历史事实。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不是中苏合谋，而是苏朝合谋，对国内一般大众来说，信息首先来自1990年代中期《百年潮》杂志披露的前苏联的档案材料。不过在1980年代以前，西方有些严肃的历史学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已经掌握了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剑桥中国史》的文章判断，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对中国的阴谋，就是在苏联档案开禁之前。 西方有些学者的头脑、能力和品格，确实令人钦佩。比如英国的马克斯韦尔，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西方传媒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中国侵略印度，可是，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却独持异议。令人惊奇的是，中印边境战争期间，马克斯韦尔始终没有到过中国，并没有听"中共的宣传"﹐而是一直呆在印度的新德里，他读到的只是印度报刊的一面之辞。他持异议的结论，主要依靠头脑分析，像毛主席当年对国民党的报纸一样，"透著看"。但几十年以后，世界上严肃的历史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才符合中印边界战争的历史事实。   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的基本轮廓，如今已经完全清楚了。不过，我们不得不佩服西方传媒造舆论的本领，其产生的心理影响，远不是那么容易澄清的。近日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中国人写的文章，仍然非常坚定地相信所谓"三国同谋论"﹐他们一口咬定，朝鲜战争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合谋策划的。 对严肃的读者来说，胡乱演绎的观点，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有一件事实，却被这些人揪住不放，就是毛泽东同意金日成的要求，将解放军几万朝鲜籍官兵送回北朝鲜。这些久经战阵、富有实战经验的解放军官兵，实际上成为北朝鲜军队的核心，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是主力部队。他们说，这不就是中国参与"三国同谋"﹑策划朝鲜战争的证据吗？ 我们在这里，先不去计较有些人"逢毛必反"的"凡是"态度了。历史事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应当尊重，并严肃对待。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篇史学论文〈中苏关系与朝鲜战争的起源〉，这篇文章根据严谨的史料考证，目前是关於"解放军朝鲜籍官兵送回北朝鲜"一事的权威论述，阐释相当有说服力。〈中苏关系与朝鲜战争的起源〉一文，已收入中央党史出版社的文集《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 此文作者金东吉，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应当提到的是，他是一个南朝鲜人。大家知道，朝鲜战争的时候，他的国家属於同我们敌对的阵营。这或许可以证明前面那句话的真理性："事实毕竟是最顽强的东西。" 为了方便读者，使大家对此事有个大概的了解，我将此文有关要点简单介绍如下： 1949年5月，新中国还未建国，党中央刚迁到北京，北朝鲜领导人金一就来到北京访问，毛泽东对客人说："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不过毛泽东也说，他很关心朝鲜如何防御南韩的进攻。 1949年10月21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朝鲜人民军不应当发动进攻"。斯大林10月26日回电，表示同意。 1949年12日16日，毛泽东访苏，在当天的会谈中，一开始就提出："现在，最重要的是保障和平。"他针对的就是朝鲜南北双方严重敌对的形势。 1950年1月，毛泽东还在苏联访问期间，美国的杜鲁门和艾奇逊表态"弃台"﹑"弃韩"﹐斯大林迅速改变对朝鲜的基本政策，支持北朝鲜武力统一。随后，朝苏双方开始秘密对话。而这些，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没有告诉毛泽东。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苏回国后，随即秘密飞抵北京，向毛泽东通报：关於"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朝苏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一开始毛泽东不相信此事，还向斯大林发电报，核对与交涉此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毛泽东是从法国通讯社的报导得知的。发动朝鲜战争前，金日成和斯大林都没有向中国方面通报。 关於"解放军朝鲜籍官兵送返北朝鲜"一事，起因是：朝鲜南北分治后，双方冲突不断、愈演愈烈，各方担心的，是南方入侵；朝方正式向中国提出此项要求，是1949年5月金一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同意朝方的要求，是帮助北朝鲜防御，而不是支持金日成发动进攻。 这些朝鲜籍官兵，都是四野的部队，共3.5万人，中朝双方约定，这些朝鲜籍官兵，将分为两批，先后送回北朝鲜。 第一批，1949年7月，在东北驻防的两个朝鲜籍师，共两万余人，送回朝鲜。我们知道，这时候，朝苏双方还没有对"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做决定。 第二批，1950年4月，一个多师，共1.4万多人送回朝鲜。因为这些官兵在南方执行作战任务，待广西战役结束，集中、休整、合编，稍后才走。此时，虽然朝苏双方已经决定"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送这批朝鲜籍官兵回去，并不表明中国为支持金日成对南朝鲜发动进攻而增兵，只是履行中朝双方早在1949年5月达成的约定。 金东吉的研究，比我们自己搞得还清楚，他有两句结论性的意见："总之，毛泽东不仅在访问莫斯科时没有同意朝鲜进攻南韩，而且直到1950年5月初，仍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态度。" 至此，"三国同谋论"可以休矣。 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初探 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我们要弄清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动因，就要先弄清朝鲜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为此，就要弄清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 关於斯大林支援金日成发动统一战争，有些中国学者是这样解释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反对中国打内战，不支持中共的革命主张，到"三大战役"后，还不赞成解放军渡过长江。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认识到他当年不支持中国革命的错误，吸取了经验教训。所以，在朝鲜问题上，他支援金日成发动统一战争，是为了不再犯过去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 这种意见，我不知道斯大林是否这样讲过。不过，如果斯大林对中国人这样解释，听起来倒是蛮合乎逻辑的，尤其是要堵住中国人的嘴，还颇有点说服力呢。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解释的前提是：全世界的共产党是一家人，争取革命胜利，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过去认识上和实践中的错误，只要坐在一起好好谈谈，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就能实现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世界各国革命以及革命胜利之后的事，今后就好办了。 可是，我们也应当知道，斯大林这个世界革命的导师，更是苏联这个国家的领袖，而世界革命包括中国革命的利益，同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至於斯大林辛勤忙碌的工作，也不光是和各国共产党一起商量怎么争取革命胜利，他兴趣更大的，也许是在"三巨头"会议上纵横捭阖，在二战前，他甚至和纳粹德国的希特勒作交易，在中国正在进行抗日战争时，也曾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为此斯大林还亲自到火车站迎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是最高的"外交礼仪"了，连后来毛泽东访苏时也无缘有此荣幸。不过，作为苏联的国家领袖，斯大林关心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别人也不好责备什么。 实际上，对支援世界革命，斯大林已经不像当年的列宁那样热情与虔诚，当世界革命的利益和苏联国家的利益两者不一致时，他优先考虑的是苏联的国家利益。这其实是个老问题了，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在确立"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之后，这就成了一个让各国共产党深感困惑与烦恼的问题。 苏联在处理对外事务时，采取一种"双轨制"﹐并设立两套机构：一套是常规的外交部，另一套就是共产国际，而这两套机构，又都是斯大林一个人领导的。因此，共产国际的所谓"路线"﹐首先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而所谓"共产国际"﹐基本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中共的"国际派"﹐很长时间看不透这一点，让中国革命吃了大亏，这是更深一层的原因。 中共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后，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同革命时代的情况就更不一样了，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不仅会有不同，而且会有竞争，有时甚至会是对立的。把不同的国家利益，简单地归结为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认为只要坐在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就行了。我想，在这些问题上，如此书生气十足、头脑天真或者说糊涂的，绝对不会是斯大林。   那么，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这个阴谋，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已经有人查阅了苏联当年的历史档案，查证斯大林的电报、文件、谈话等。应当说，研究历史，首重史料，这很必要，也很重要。 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执掌大权的政治领袖，主要是实践者，是做事的，而不是著书立说、或者卖嘴皮子的，他们有些想法，甚至是重要的决策，有时也许是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 朝鲜战争的决策，已经是60年前的事了。因此，如果我们从朝鲜战争前后事态发展的轨迹中，来研究斯大林当年的思路，弄清他的战略思想和决策动因，不仅是可取的，也许还更可靠些。 朝鲜战争的大背景，自然是冷战。二战结束不久，美苏就由战时盟友反目成仇了。冷战的形成，自然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美苏都有责任。不过，"干涉希腊内战"﹑"富尔顿讲演"﹑"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这一系列事件，美方似乎更主动一些。 美国频频得手，苏联自然不甘示弱。可是，"柏林危机"一出手，斯大林对杜鲁门的决心估计不足，而且美国的实力之雄厚，竟然连煤炭也可以用飞机空运西柏林，也实在令人惊愕。双方僵持了一年，以苏方退让告终。这件事，无疑让斯大林很是灰头土脸。 看来，和美国人在欧洲硬干，苏联力有不逮。於是，斯大林又开始打主意："西方不亮东方亮"﹐也许在东方做点文章，能够在冷战中扳回一局；同时，"祸水东引"﹐对苏联以及"华约"国家的小兄弟，显然更为有利。 这应当是斯大林朝鲜战争决策的一个原因。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东西方阵营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新中国的建立，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大片，苏联当年独自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险恶处境，从根本上改变了，日子好过得多了。不过，此前不久发生的南斯拉夫叛离"共产党情报局"的事，又引起斯大林深深的忧虑：中国会不会走南斯拉夫的路？毛泽东会不会成为又一个铁托？ 说起来，发生南斯拉夫叛离的事，主要责任在斯大林，二战打败了法西斯，他太骄傲了，很不谨慎了，比如在同南斯拉夫的杰拉斯会谈时，斯大林态度的骄狂、蛮横与霸道，也实在过了头；当杰拉斯向他反映，苏军进驻南斯拉夫后军纪太坏、数千妇女被强奸，斯大林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反而把杰拉斯训了一顿。结果，触犯了南斯拉夫的民族尊严，引起铁托的强烈反弹。 当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斯大林也知道，铁托之所以敢於同他公然叫板，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一支在长期革命尤其是残酷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队伍，主要是军队，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独立的领导团队。这些条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也有一些，后来的历史证明，东欧国家同苏联闹别扭的，就是霍查和齐奥塞斯库。而这些条件，毛泽东完全具备，而且更加出色，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尤其是延安整风，中共早已不是当年乖乖地听命於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挥棒的那个党了。显然，斯大林的担忧，不无多余。 有了南斯拉夫的教训，斯大林也知道应该谨慎了，他恢复了惯有的老练与精明，对中共的领袖，他要仔细地考察、权衡和打量一番：中国是否会走南斯拉夫的路？尤其是，中共领袖是不是又一个铁托？ 分析或者说揣测斯大林的想法，无疑是个很没有把握的事，这里我们举个例子，虽然只是中苏交往中的花絮，也可以对事情了解个大致的端倪。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成果颇丰，相当成功，气氛也非常友好。斯大林高兴了，在宴会上祝酒时，要为世界革命中心将来转移到中国干杯。可是，刘少奇拒不举杯，推辞再三，甚至搞得有点尴尬了，最后也没有干这杯酒。尽管有点影响气氛，可这也让斯大林感到放心：这个人当铁托？看来不大像。 应当说，刘少奇当年的做法并没有错，我们现在也不能说，刘少奇当时就应当喝那杯酒。不过，当斯大林谈到他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与责任时，刘少奇连连表示没有这个事，应对也太迁就，客气得过分了。当然，也是刘少奇这次赴苏，关於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向他授权。可反过来说呢，斯大林专门在中国急切地有求於他、地位最为虚弱的时候，三两句话就想了结这笔历史旧账，其精明老练，时机挑得再好不过了，绝对是高手。 而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一见面就向斯大林抱怨：他这个人，长期受打击，有话无处说。有人评论，毛泽东外交应对不得体。情况也许是这样，这方面的本领，他不如周恩来。不过，领袖之间的应对，是战略家的意志较量，毛泽东见面第一句话，其言外之意，就是要追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和责任！斯大林不愧国际政坛的老手，一句"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就把话题转移了。斯大林的应对可谓机敏得体，可心下也不免一惊：全世界的共产党领袖，有谁可曾一上来就敢对他这样讲话？这个毛泽东，简直活脱脱的一个铁托第二！在以后的中苏谈判中，毛泽东本钱有限，却屡屡公然叫板，使会谈几度形成僵局。当然，对中苏双方而言，当时都不可能让谈判破裂；可当初答应过刘少奇的有些事，而且是大事，也变卦了。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谈，虽然公开的宣传是"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毛泽东后来以他特有的幽默说：从苏联谈判回来那半年，"全世界都在骂我，说我是铁托；只有台湾的蒋委员长，还给我说句好话。"- 毫无疑问，最不愿意也最害怕毛泽东当铁托的，就是这位蒋委员长了；蒋介石在大陆败给了毛泽东，不过我们得承认，这家伙相当精明，没有人比他更深切地知道：毛泽东要是成了铁托，来个"脚踏两只船"﹐在西方阵营也踏进一只脚，他蒋介石的两只脚可往哪里去找立足之地呢？ 对毛泽东一旦成为铁托第二，苏联将要面临的不利局面，斯大林自然心知肚明，而且不会无动於衷。可是在斯大林的眼里看来，这个毛泽东，血气方刚、精明强悍、很有主见，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对这个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临之以威、诱之以小利，恐怕都不顶用。斯大林在盘算，今后怎么对付这个桀骜不驯的毛泽东呢？看来，必须想个根本的办法，让他毛泽东想当铁托也当不成！要经过一番运筹，设法造成一个局面，一个世界范围的大格局，把中国这只已经醒来的"东方睡狮"﹐彻底关在斯大林设计和铸就的铁笼子里。 就在这时，1950年1月，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做出了朝鲜战争的决策。   在1950年初之前，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并不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也没有大规模武装北朝鲜的计划，对日本在朝鲜留下的工业设备，也像在中国的东北一样，能搬走的尽量搬走，然后，苏联在朝鲜的军队也撤走了。而且还说了，亚洲革命的事务，按照"国际分工"﹐以后由中国负责。 可在1950年1月之后，苏联对朝鲜的政策改变了。在军事方面，转而大力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为此，对北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军队，参加制订作战计划等，尤其援助飞机、坦克、重炮这些进攻性武器，使朝鲜北南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急剧倾斜，优势转向北朝鲜一方。 斯大林决定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统一战争，当然希望北朝鲜能够打胜，实现朝鲜统一；不过，作为久历战争风云、见过大世面的军事统帅，斯大林也不会一厢情愿地只想著胜利，而根本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当然，为了鼓舞土气吧，对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后果，他可能没有公开说过，但是，并不等於斯大林就没有考虑过。 实际上，如果站在斯大林的角度，他的考虑可能会是这样的： 如果北朝鲜打胜了，实现了朝鲜统一，金日成自然最满意，可他不能不感激斯大林，苏联在朝鲜的影响力由此大增，当然什么事都好商量。比如：旅顺的军港如果归还中国了，军事基地就可以迁到釜山，苏联在远东照样有不冻港，而且可以控制日本海，作为对美国和日本的威慑，战略态势更为有利。朝鲜在东北亚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原来说过的让中国负责亚洲革命的事务，今后就可以不再包括朝鲜了。所以，综合权衡，尤其是战略利益，如果朝鲜战争打胜了，最大的受益者，实际是苏联。 可是，如果北朝鲜打败了呢？朝鲜战争爆发后，如果美军不干涉，这种可能性不大；倘若美国出兵干预，北朝鲜的败局恐怕就很难避免。雷英夫评说，斯大林没有估计到美国出兵干涉，是战略判断方面的能力不行。我觉得，这种分析不透彻，可能低估斯大林了。 1950年初，杜鲁门和艾奇逊先后讲话，"弃台"﹑"弃韩"﹐美国今后的军事防御线，不包括台湾和南朝鲜了，这也许确实是让斯大林下决心同金日成合谋策划朝鲜战争的一个原因。可是，这国际上的事，和商业合同不一样，并没有国家法律来保障；况且，兵凶战危，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美国人只是在讲演时说了那么几句，谁知道靠得住靠不住？在国际政坛见过许多大世面的斯大林，就那么好糊弄？一听就信以为真？连点儿"防人之心"也没有？ 实际上，对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斯大林可能没有对人明白讲过，但是，他不可能连想也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只要看看朝鲜地图就会明白，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怎么打的： 朝鲜和中国的边界，长达一千多公里，而和苏联的边界，只有区区不足20公里。而且，边界的中国一边，是紧连工业中心的核心腹地，而边界的苏联一边，则是远离国家政治与经济腹心的边疆之地。 因此，如果金日成打败了，美军推进到鸭绿江边，对苏联固然不利，但中国受到的威胁却大得多。中国被推到与美国隔江对峙的最前沿，这样的地缘战略形势，毛泽东曾经宣布过的"一边倒"﹐恐怕就不能只是嘴上说说了。 所以，全面审视朝鲜战争：下最大赌注的，是金日成，胜了，是大赢，败了，则输光；斯大林的盘算最精，仗是朝鲜人在打，胜了，苏联获益巨大，败了，受损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实际上是中国。对中国来说，金日成的仗打胜了，所获的利益，中国没有份儿，公开的损失虽然没有，潜在的损失，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除了已经失去解放台湾的机会，还要加上失去在朝鲜的影响；如果打败了，除了金日成，中国受损害的程度，这个账算起来就复杂得多了。 久历国际风云的斯大林，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也许他还想到，桀骜不驯又智力过人的毛泽东，未必看不破他走这一步棋的用心。所以，斯大林和金日成合谋策划朝鲜战争，要背著毛泽东。   以上的分析，是军事和战略方面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斯大林在外交方面是如何运作的。 1950年1月，毛泽东还在苏联时，作为对中国的友好姿态，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一个提案，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把联合国的席位给新中国的政权。苏联这个提案，当然被美国否决了。随后，苏联为表示抗议，竟然愤而退出联合国。 近年开放的苏方档案表明，这件事，苏方事前曾向毛泽东通报，并征得中方同意。不过，中国那时的情况也真是可怜，刚建立了个政权，在国际上还没有打开局面，对国际事务所知还很有限，也未必清楚联合国那些复杂的议事程序尤其是其运作过程中的奥妙之处。可是，即使毛泽东具备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对斯大林的用心也心知肚明，那时中国在联合国没有席位，对苏联在联合国的行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苏联随后的行为就奇怪了，苏联宣布退出联合国，却并没有放弃在联合国各种机构尤其是安理会的席位、资格和权力，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也没有打道回国，只是不去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了，就在纽约联合国驻地的公寓里呆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苏联人玩得是什么把戏呢？我看过葛罗米柯的回忆录，他是苏联的资深外交家，当年担任苏联副外长，在30多年后写的回忆录里，葛罗米柯说，他还是不明白。 不过，随后发生的事实，却很清楚很明白。 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三天，联合国做出决议，派遣军队干涉朝鲜内战，并提名麦克阿瑟挂帅，所谓"联合国军"﹐虽然主要是美军，却堂而皇之地打著联合国的旗号。 那个时候，联合国成立不久，世界就进入冷战，美苏对峙，外交是主战场，双方在联合国奉行的是"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美国支持的提案，苏联就否决；凡是苏联支持的提案，美国就否决。所以，冷战时代的联合国，由於苏美拒不合作，整天就是吵嘴磨牙，什么事情也不能决定。 可是这一次，美国比后来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幸运得多了，出兵伊拉克那一次，小布什这个"牛仔"﹐让狡猾的"老欧洲"给"涮"了，美国只能以"多国部队"的名义，名不正言不顺的，在世界上搞得好不尴尬。而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堂堂正正打著"联合国军"的旗号，却顺顺当当就把事情办成了。 可是，武力干涉朝鲜战争，如此重大的事项，联合国怎么这么轻而易举就决定了呢？原来，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此案时，作为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的苏联，拒绝出席安理会的会议，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缺席了。 再往后，到1951年1月，中国已经出兵参战，三次战役，连战连捷，战线推进到三七线。这时，联合国做了一个就地停火的决议，事后看来，这个决议对中国相当有利，可是中国拒绝了这个决议，应当说是个重要失误。不过，这个就地停火决议，对当时朝鲜战场的形势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美国也没有打算实行什么"就地停火"﹐实际上，在这个决议正式通过的两天前，李奇微就已经下令美军发动了新的进攻。 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拒绝了"就地停火决议"﹐联合国随后又做了一个决议，"谴责中国侵略"﹐是以联合国的名义。我们的新中国，可真是命运多舛，政权甫立，还没有来得及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就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还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这件事，虽然没有在当时的战场上产生什么实际影响，但对我们的国家在"软实力"方面，无疑是重大的伤害与损失。说白了，新中国的政权，不仅成了国际社会的"弃儿"﹐还要背上"侵略"的恶名。 那么，到这种时候，享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苏联，总该为他的"中国盟友"做点什么吧？可是，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仍然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或许，正在联合国官邸公寓里悠哉游哉地冷眼旁观、看热闹呢。 在联合国先后做出"派遣联合国军"和"谴责中国侵略"这两个决议时，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一直呆在纽约联合国驻地。虽然"苏联退出联合国"了，可过了一段时间，在这两个决议之后，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马立克又回来了，仍然坐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上，而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资格和权力，毫发无损，一切照旧。 对这桩怪事，30多年后，葛罗米柯说他还是不明白。可是，事情一目了然，如果不是1950年的斯大林患了"老年性痴呆"﹐那就是30多年后的葛罗米柯，学会了中国人的"难得糊涂"。 刑侦学有一条道理，根据后果的受益和受损，可以分析判断谁是罪犯和作案动机。一场朝鲜战争，使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在地缘战略上处於严峻而险恶的境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又背上"侵略"的恶名而被排斥在外。 二战时打过几年交道，斯大林对美国人是了解的：这个国家骄狂鲁莽、"老虎屁股，一触即跳"﹐可是打仗的时候却相当怕死，非常珍惜人的生命。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军队被志愿军打死打伤了几十万人，对中国还能不怒火中烧、耿耿於怀？随后的若干年里，美国在中国的周边，用一大堆反华"条约"和海陆空军基地，组成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就证明了这一点。 也许，斯大林要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他终於把中国关在他设计和铸就的铁笼子里了。在亚洲，中国同美国严峻对峙，"祸水东引"﹐吸引了美国的力量，不仅可以使苏联有了喘息之机，得以加强对东欧后院的控制，欧洲的局面起码一段时间内可以安生一点。而且，斯大林还可以让苏联高踞於中美对峙之上，摆出一副超脱的姿态。眼下，就可以颇为惬意地在朝鲜战争中做个"调解人"﹐当美国当局想同中国谈判结束朝鲜战争时，派原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以"老朋友"的名义去找的，就是躲在别墅里的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再往后，说不定哪一天，苏联还可以同美国交易、调情，品尝"缓和"的美味呢。 一场朝鲜战争，在以后的好多年里，把美国人搞得很被动，苏联则赢得战略主动地位，相当游刃有余。抓住这个机遇，苏联可以积蓄力量、搞军备竞赛，也可以好好搞点建设，包括体制方面的改革。实际上，据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提到，1952年，斯大林可能对美苏在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颇有些悔意，觉得如此下去对苏联并没有什么好处，因而打算调整苏联同美国与西欧的关系。可惜，这些颇有新意的"战略新思维"尚未展开，1953年初，斯大林就死了。这样看来，斯大林留给他的后人的遗产，不能说不丰厚呢。遗憾的是，苏联再没有出现过斯大林那样战略级别的人物，没有利用好这笔遗产。 国际社会，"丛林法则"﹐世道人心，如此险恶。踩著中国人的肩膀头，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占领制高点、夺取主动权，对斯大林老谋深算的叵测居心，如果我们认为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高瞻远瞩，洞察一切"﹐那恐怕也未必。在世界舞台上，新中国在国际上尚未打开局面，也缺少综合实力支撑的地位；而且，要对付那些头绪纷繁、沿革曲折、复杂微妙的国际事务，毛泽东毕竟还是新手，若论纵横捭阖的经验之老道，斯大林显然远在他之上。 当然，到了事后，对自己的国家吃了大亏，即使智力不如毛泽东杰出的中国人，也不会愚钝到毫无觉察，可到那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又将奈何？ 对国际政治领域的事，运用刑侦原理进行分析，这算是"客串"。不过，这天下的事，也许是相通的。面对朝鲜战争会给中国带来的局面，难道你能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居心叵测，就一定是诛心之论？ 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之一瞥 朝鲜战争於1950年6目25日爆发后，美国的反应，迅速而强烈，仅隔两天，就於6月27日宣布武力干预朝鲜战局，先是出动海空军，接著就是地面部队，全面卷入朝鲜战争；还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共纠集了16个国家参加。北朝鲜发动的统一战争，本来还属於朝鲜的内战，由此，很快变成了一场国际战争。 一件荒谬而怪诞的事实是，战争在朝鲜爆发，美国宣布干预也就罢了，却还同时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样一来，就阻断了中国解放台湾的路，使这个问题一直拖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实现民族统一的隐痛和缺憾，还成为中美关系持续至今的"老、大、难"。不知美国人想到没有，这就狠狠地得罪了中国人民，用如今的话来说，因为它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或许从这一刻起，在毛泽东的心中，中国参加抗美援朝，基本就势在必行了。 伍修权当时在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义正辞严，讲的在理。可是，这件事毕竟有些怪异、使人疑惑：为何朝鲜发生战争，却把台湾扯进去了呢？而且，这之前不久，1950年初，美国政府宣布"弃台"﹐"不干预中国内战"了，杜鲁门总统1月5日讲的，随后国务卿艾奇逊也讲了，怎么忽然就变卦了呢？美国政府毫无信义、出尔反尔，这无疑是事实。可是，杜鲁门和艾奇逊讲这个话的初衷，难道压根儿就纯粹是"兵不厌诈"的欺骗？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彻底改变对台湾的政策，美国的决策者是怎么想的呢？ 从一本美国人写的书里，我们知道了一些内情：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继续支持台湾、干预中国内战的，主要是那个麦克阿瑟，台湾是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种蛮不讲理的混账话，就是这个家伙的知识产权！受麦克阿瑟的影响，美国军方的一些人，当时也在酝酿改变对台政策的意向。 巧得是，主要反映麦克阿瑟意见的〈备忘录〉送上去时，正好赶上美国政府讨论朝鲜战争，这两桩事，就这么碰到一起了。 说起来，杜鲁门在罗斯福去世后继任，开始还是相当谨慎的，基本上是"萧规曹随"﹐"按既定方针办"﹐每当遇到难办的事，都要向幕僚询问："罗斯福当年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可是，当他在1948年竞选中大胜之后，信心大增，心态膨胀，也是他的性格使然，执政风格变得武断鲁莽。现在遇到朝鲜战争，就相当轻率地把改变对台政策和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放在一起公布了。不知道杜鲁门想到没有，时过不久，他就要品尝自己鲁莽、轻率的苦果了。   实际上，美国当局的对外政策，由朝鲜战争所引发的变化，比台湾问题更深刻也更广泛的，是近年才解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对於二战以后的世界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文件，需要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 这个68号文件产生的大致情况是： 美苏由二战的盟友反目成仇，冷战的震荡也波及美国政坛。1949年，艾奇逊击败马歇尔出任国务卿，当时因为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那份长达八千字的电报提出著名的"遏制政策"﹐1950年初，杜鲁门让艾奇逊主持会议，讨论"遏制政策"的"概念"﹐1950年3月，讨论会内容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被编了个号，属最高机密，这就是〈68号文〉的来历。 这个〈68号文〉的背景，自然是美苏冷战，但是，〈68号文〉的内容，在思想上的一个要害问题是：出於冷战需要，美国把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当成了"共产主义扩张"﹐要实行"遏制政策"。这样一来，美国就背弃了威尔逊总统在一战时倡导"民族自决"的传统，在二战之后的世界上，站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对立面去了。 不过，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正准备削减财政预算，要把140亿美元的军费减少十亿美元。而〈68号文〉出於在全世界实行"遏制政策"的需要，却要将美国的军费增加3.5倍，达到五百亿美元。这显然不符合杜鲁门的想法，因此他对这个〈68号文〉态度很冷淡，没有批准这个文件，只在国防部和外交部的高层官员中传阅。美国这个国家，各种政策预案，什么样的设想都有，这也是见怪不怪的事。〈68号文〉的公案如果到此为止，不过是美国外交预案的"万宝全书"里多了一份历史材料而已。 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当局在决定干预朝鲜战争时，杜鲁门总统迅速改变了主意，把这个〈68号文〉也一并批准了。从此，〈68号文〉便成了美国在冷战时代的基本国策。由此可见，朝鲜战争对美国政府当年的对外政策、进而对二战后的世界格局的影响，可谓至深至巨。   说起来，就连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马上决定武力干预，这件事也有一些令人疑惑不解之处。因为，就在不久前，1950年初，在杜鲁门宣布"弃台"后，艾奇逊发表讲演，指著远东地图、还比划著说：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防线，确定为北起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群岛，延伸到琉球群岛，再延伸至菲律宾群岛。 显然，南朝鲜和台湾，被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外了。艾奇逊的讲演，大概确实是让当年的斯大林怦然心动的一个原因，随之做出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统一战争的决策，也许因为他觉得摸著了美国方面的"底牌"﹕他们已经公开宣布不管南朝鲜和台湾的事了。 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刻就决定干预朝鲜内战，堂堂的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信誓旦旦，言犹在耳，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就出尔反尔，变卦了。美国这种扑朔迷离的政治，像万花筒一样变幻莫测，可能让当年的斯大林颇为吃惊，或许也让后来的邓小平疑惑不解：你们美国，到底有几个政府？而我们直到今天也颇有一头雾水之感：美国政府的决策，是蓄意策划的欲擒故纵、引蛇出洞的邪恶阴谋？还是无耻政客随心所欲、翻云覆雨的流氓行径？   作为对美国政治的基本了解，我们知道：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健全稳定，政治基於民意；而美国的民意，如果能够得到充分而均衡的表达，其主流的特点，并不偏激、狭隘、怪诞，还是比较平和、理性、中庸的，大概财大气粗的缘故吧，也颇有点宽厚的味道，比如二战后对战时的敌国日本和德国。当受到强烈的恶性刺激时，比如"珍珠港"和"9.11"﹐美国也会变得愤怒、偏激、狂热，相当情绪化。不过，这也算是人情之常，别的国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大致也会有这种反应。 但是，朝鲜的三八线，并不是珍珠港，更不是纽约的华尔街，相距一万多公里呢，美国许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那么，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所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相当情绪化，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态度理性一点，从国家利益来看，美国的政治家应该知道：在美苏冷战格局中，美国的战略重点无疑在欧洲，因为美国那时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利益，重点在欧洲。在美国政坛，作为国家战略，这是常识。美国人对干预朝鲜战争也很后悔，说他们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虽然是"事后诸葛亮"吧，看来美国人并不糊涂。可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立即决定武力干预，无视战略常识，不顾国家利益，不分轻重缓急，头脑如此不理性，这又是为什么呢？   看来，对美国政治，我们应当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就要说到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了。按尼克松的说法，"麦卡锡主义"﹐兴起於1950年初，到1954年退潮。不过，在此之前，"麦卡锡主义"就已经在酝酿了，算起来前后实际有七八年吧。其后续的影响，时间就更长了，直到今天，大家都知道的，在赴美的签证表上还把共产党和纳粹并列，把二战时的敌国和盟友等同视之，这不是荒谬吗？可这就是当年"麦卡锡主义"的遗迹。 "麦卡锡主义"的深刻背景，是美苏由战时盟友走向冷战。说来这也不奇怪，当初是盟友，自然交往很多，而且还很友好，美苏成了敌国，对当年的友好交往，难免就会让一些人疑神疑鬼的，於是，就有了1947年成立的审查政府官员的所谓"忠诚调查委员会"。后来，由一两个"间谍事件"所触发，再加上麦卡锡的煽动，就演变成一场疯狂的政治浪潮了。看来，世上并不是只有中共在延安搞过"抢救运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比"抢救运动"的范围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闹腾了七八年。当然，就像中共在延安时的"抢救运动"一样，"麦卡锡主义"说起来原也是事出有因的。 美国人的印象，"麦卡锡主义"的两位风云人物，一位是麦卡锡，另一位就是尼克松。不过尼克松自己说，他的思想并不偏激，还是比较理性的，只是因为审理涉嫌共党间谍的"希斯案"而出名在先。 这场以"反对共产主义"为标志的"麦卡锡主义"政治恶浪，使美国社会一时间普遍弥漫著相当恐怖的政治气氛，"麦卡锡主义"政治声浪的潮头所至，仿佛到处都是"共党间谍"﹐人人都有"亲共嫌疑"﹐看来美国人也要经历一番"莫谈国事"的体验了，他们十分崇尚的言论自由，面临严重的威胁。 按说，稳定健全的民主政治，一般都是比较宽容的。像"麦卡锡主义"这种邪恶思想的汹涌浪潮，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属於相当"另类"的情况。虽然在苏俄革命以后，美国社会也出现过对"共产革命"的"红色恐惧"﹐不过那次反共浪潮，只有半年多时间就过去了。这次"麦卡锡主义"的浪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势头之汹涌，险些毁掉美国赖以立足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观念构建起来的制度基础。 麦卡锡是共和党参议员，讲演的时候，手中经常挥舞著一页纸，声称那是他掌握的美国政府中"共党间谍"的名单，有205人之多，可他却提不出任何证据。不过，在发难之始，相当有煽动性，受他的蛊惑，议会和社会上有许多人跟著他跑。麦卡锡这个家伙为人相当粗鲁，一点"绅士风度"也没有，有一次与政敌争吵，竟然动粗，若不是尼克松在旁力劝，就用双手把人掐死了！真不知道美国的选民怎么就选了这么个活宝当他们的民意代表。 麦卡锡是个反共的偏执狂，又特别喜欢抢政治风头，他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夸大其辞、无限上纲，到处抓"共党间谍"﹐一时间把美国社会和政坛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那一段时间里，美国一向标榜的"保护人权"﹐似乎也不大灵光了，其基础深厚而牢固的法治传统，也面临严重威胁。 这股邪恶的政治浪潮，在美国社会泛滥成灾，哈佛大学的许多教授，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卓别林，还有我们熟悉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等，都是其受害者。麦卡锡的政治语言极为夸张，就像中国的"17年黑线专政"和"十年浩劫"一样，他攻击此前的美国政府是"犯罪的20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又说成"犯罪的21年"﹐连他所在的共和党执政时期的政府也不放过。麦卡锡挖掘"共党间谍"﹐还对美国政府的大人物特别有兴趣，尤其把美国政府的核心权力部门当作重点对象，美国的国务院、陆军部、中央情报局等，都是他的攻击目标。 在"麦卡锡主义"的狂潮中，由於"忠诚调查"而被解职的政府官员达2700人之多。罗斯福时代的政府高官和心腹幕僚，纷纷中箭落马；连马歇尔这样美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也受到麦卡锡的攻击；中国人熟悉的福斯特・杜勒斯，一个著名的反共铁杆，也成了"亲共嫌疑"﹔他的弟弟艾伦・杜勒斯，中央情报局局长，也因为牵连到"共党嫌疑"而被纠缠得受不了，拉下脸来央求"坚决反共"的尼克松，托他去麦卡锡那里为他"缓颊"...... 在"麦卡锡主义"强大声威之下，美国人也尝到了"政治运动"的滋味，社会各界尤其政府高官，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何时就会因为"共党嫌疑"而遭到灭顶之灾。连艾森豪威尔为了自保而"避嫌"﹐也同他的老战友马歇尔"划清界限"了，直到当选总统后，才敢在宴会上和马歇尔"打个招呼"。 仅从以上简要介绍的情况，我们就可以领略和体验到，"麦卡锡主义"的浪潮，是多么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许该从中国人的视角给"麦卡锡主义"写一本专著呢。 应当提到的是，共和党在美国政坛还属於"偏右"的政党，杜勒斯是个反共铁杆，艾森豪威尔也拉上"坚定反共"的尼克松作为竞选搭当，可在"麦卡锡主义"的汹涌浪潮中，仍然难以幸免。至於杜鲁门、艾奇逊所在的民主党，人们一般认为是"偏左"的，由於"罗斯福新政"的遗产，同"社会主义"也沾点边，更是"麦卡锡主义"重点攻击的目标。 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坛纷纷追究"谁丢失了中国？"在中国人看来，美国把中国当成他的一件什么东西，筒直岂有此理！不过，"谁丢失了中国？"这句名言，在当年的美国政坛，却是一件颇具杀伤力的政治武器，而且矛头直指国务院！麦卡锡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声称："美国国务院一大半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这让担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简直如坐针毡，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对美国的决策，比如美国干预朝鲜战争，有人时常会认为是出於对国家利益深谋远虑的战略运筹，写理论文章的人，则可以写出洋洋大观的战略论著来。应当承认，美国政坛确实出现过杰出的战略家，如二战时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还有后来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可是，人人往往容易忽略的是，政治，有时是相当非理性的，政治家，有时也会有相当自私而卑鄙的动机，他们这个时候的决策，根本谈不上深谋远虑，甚至并非出於国家利益。 比如这个艾奇逊吧，1949年，随著中国革命胜利，美国对华政策彻底破产，美国政坛纷纷追究"谁丢失了中国？"为了给美国对华政策辩解，他编写了一本白皮书。可是，白皮书一出台，却一片哗然，谁都不领情，蒋介石恼羞成怒，毛泽东嬉笑怒骂，美国国会围攻指责，麦卡锡更是危言耸听，......这让他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因为中国的事，可真是吃尽了苦头。 到1950年，中国大陆变色，尘埃已经落定，历史翻到新的一页了，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杜鲁门和艾奇逊宣布"弃台"﹐可以说是合乎理性的现实考虑，何况因为这该死的"中国问题"﹐也实在把他搞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了。可是，艾奇逊"弃台"的讲演一出，又遭到美国政坛新一轮的猛烈攻击，更有甚者，还拿这篇讲演作为证据，证明麦卡锡的话确实不假："美国国务院一大半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天哪，可怜的艾奇逊！ 当时，"麦卡锡主义"的浪潮势头汹涌、正在方兴未艾之际，站在艾奇逊的角度，他难免会想：这种局面，何日是个尽头呢？再搞下去，自己的政坛生涯也许就要葬送在"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漩涡里了，再严重一点，如果将他作为"共党嫌疑"进行"忠诚调查"﹐搞得身败名裂，前景就更加凶险了。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中国人这个话或许有点过於极端了，政治家执掌权柄，考虑的应当是国家利益。可是，如果你认为政治家就没有私欲，比如，对自己在政坛的升降沉浮乃至毁誉生死也置之度外，那恐怕也未必。艾奇逊为了中国的事，可谓夙兴夜寐、辛苦操劳，可如今竟然沦落到如此狼狈不堪而且凶险莫测的境地，怎么能不让他忧从中来、愤从中来？ 当然，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对批评指责都习以为常，面对政治逆境，神经不坚强也干不成。在险恶的政坛混迹多年，艾奇逊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不过，"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难免不生出卑鄙的邪念来。在"麦卡锡主义"险恶的政治浪潮中，艾奇逊一方面打起精神、苦苦撑持，一方面也在观察形势、窥测时机，以图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在政治上扳回一局。 1950年6月25日，机会终於来了。据一位美国人写的书里记述：那一天，杜鲁门在外地休假，艾奇逊在华盛顿当值，朝鲜战争的消息传来，他马上紧张兴奋地忙碌起来，打了一连串的电话，联络各方面的巨头，探口气、对口径、沟通、协商、运筹。可他先通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准备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而后才同总统杜鲁门商量，却有点"越权"的嫌疑。幸而杜鲁门总统的决策意向和他相当一致 - 大概也是政治处境相似的缘故吧，而且行事风格又以果断、鲁莽、轻率著称，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杜鲁门很快就决定了。否则，艾奇逊显然过了头的"积极性"﹐如果杜鲁门追究他"越权"的话，那也是相当麻烦而且令人难堪的事。 实际上，待杜鲁门总统第二天从外地回到白宫时，朝鲜问题的决策这只鸭子，已经让艾奇逊煮得半熟了。当然，正式的决策，还是在总统主持的会议上做出的，这是美国政府的合法程序。 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就是这样做出的，我们看到，艾奇逊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实际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对此，美国的传媒颇为讥讽地评论道：军队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打仗，外交官的职责，则是为和平奔走；可是，在美国决定武力干预朝鲜战争时，国防部的将军们是"主和派"﹐国务院的外交官反倒是"主战派"﹐岂非咄咄怪事？不知是否有人进一步追问：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时，艾奇逊的决策动因，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他个人的政治利益？   对美国这个国家，世人似乎爱恨交加，有人说成"一朵花"﹐有人说成"豆腐渣"﹐这也真应了欧洲人的谚语："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不过，如果回到1950年夏的特定时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美国： 在"麦卡锡主义"支配性的影响下，美国的政治潮流，正在展示他历史上最邪恶最黑暗的一面。而实际上，美国政治在道德上的畸变，受害最深的是美国自己。从轻处说吧，"麦卡锡主义"的邪恶与偏激，直接的恶果，是让美国自蔽耳目，不能正确认识这个世界了。比如对中国吧，中共领袖是什么样的人？毛泽东是怎么看待中国和世界的？他是否会与斯大林"合谋"策划朝鲜战争？杜鲁门和艾奇逊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如果能向谢伟思、文森特和拉铁摩尔等中国问题专家做点谘询，或者把谢伟思1945年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找来看看，也许决策就不会那么盲目、莽撞、离谱。 - 谢伟思，还有"美军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那一批人，当年在延安曾经对中共领袖有好几年的直接观察和密切交往，和毛泽东更不知有多少彻夜长谈，听他纵论中国与世界。因而，毛泽东是否对斯大林唯命是从？中共是不是苏联人的傀儡？对这些，谢伟思等人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可惜，在"麦卡锡主义"的浪潮中，这些对中国有真知灼见的有识之士都被整肃了，谢伟思本人也被开除公职、被迫离开外交机构，为了糊口，只好凑合著做个小买卖，已经不能向他的国家献计献策了。这桩麦卡锡主义的时代留下的公案，直到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政府於1973年给谢伟思"平反昭雪"﹐才算了结。 而在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时，执掌美国权柄而且充当世界领袖的美国政治家们，又是这么一班不成体统的家伙，他们的决策动因，既不是出於对国家利益的深谋远虑，又完全不顾及美国民众的意愿，而是因为身陷"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漩涡中不能自拔了，就用干预朝鲜战争，来谋求脱身之计。 杜鲁门与艾奇逊之流，若与当年罗斯福的胸襟气度和杰出头脑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这帮家伙似乎在竭力展示他们在智力和品格上相当愚蠢而卑鄙的一面。   应当承认，对美国政治，我们了解得还不够，这里谈的，只是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之一瞥。不过说到这里，也许我们该对美国历史上几场战争作点概略的比较，虽然一味谈论战争的话题并不令人愉快。 美国参加二战，对罗斯福来说，其实并不意外。对当年世界大局的走势，罗斯福早已有深刻的洞见，对参加战争，也未雨绸缪地进行著精心运筹与谋划。不过，罗斯福尊重美国人民的意愿，又能准确地把握和巧妙地引领美国的民意。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民众群情激愤、同仇敌忾；美国参战，可以说是精心谋划国家战略和人民意志高度统一的完美结合。所以，面对空前强大的法西斯轴心国，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是完胜。 伊拉克战争就不然了，9.11事件后，美国民众同样是群情激愤，可小布什却远没有罗斯福那样的雄才大略和聪明睿智，他不仅缺少判断国家战略利益的清醒头脑，也不能在群体性的悲愤中准确把握道德的界限，更没有表现出领袖群伦和驾驭民意的才能与手腕。面对民众的狂热，小布什一味随波逐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是个"尾巴主义"﹐甚至还推波助澜、火上添油，在重大决策关头，还在玩弄政客的把戏，以为媚俗就能捞取选票。结果，由於这个"牛仔"总统的无能与莽撞，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至少提前了20年。 而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就更加等而下之了，美国的执政者，既没有对国家战略的清醒判断和精心运筹，又没有美国民众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起主导作用的艾奇逊，其决策动因竟然是让"麦卡锡主义"纠缠得混不下去了，用干预朝鲜战争来寻求解脱。这既不明智，也不道德。结果，让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至於为了避开享有"宣战权"的议会，把动用几乎半数美国陆海空军进行的大规模战争，说成是"警察行动"﹑"治安行动"﹐不仅有"违宪"的嫌疑，简直完全是儿戏！实际上，民意测验表明，对朝鲜战争，美国民众普遍态度冷漠。看来，美国的民主政治并不能制止政客们愚弄民众、强奸民意！也许是因为"麦卡锡主义"的缘故吧，美国人民的意志似乎也挺好糊弄的。   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第二个关键的时刻，是1950年11月初。此时，志愿军已经入朝，并与美军不期而遇地打了一场遭遇战，史称"第一次战役"﹐我军小胜，歼敌万余。 只是在半个多月前，麦克阿瑟在威克岛还非常有把握地对杜鲁门总统说：中国如果出兵朝鲜，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战事发展到今天，中国不可能出兵了。因此，朝鲜战争很快就可结束，美军士兵很快就可以回家。急匆匆告别杜鲁门总统，乘飞机回到他的总部，麦克阿瑟立即下令美军分兵冒进、长驱直入，先头部队的一支小分队已进抵鸭绿江，美军士兵还在江中撒了一泡尿。 可是，紧接著，美军突遭打击，锋芒顿挫，虽然对志愿军的情况还摸不清底细，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中国出兵了！ 这一下，麦克阿瑟的牛皮吹破了，他的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而美军首先也是最后一次看见鸭绿江的，就是那几个撒尿的士兵。 中国出兵的消息传来，让美国的决策层感到十分震惊。 其实，在一个多月前，周恩来托潘尼迦捎信，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美国当局也不能说完全不当回事儿，还是研究过一番的。不过，大概美国和一个软弱的中国打交道时间长了，对中国跪著仰视他 - 哪怕只是跪半条腿- 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美国当局的判断是：这是中国的"外交讹诈"﹗就是说，中国人想靠虚声恫吓，就能避免一场战争，来获取实际利益。周恩来说的如果美军过三八线"我们要管"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中国未必就敢出兵朝鲜，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真刀真枪地较量。为了表示美国人是讲道理的，还提出对美国飞机"误炸"中国边境造成的损失，可以道歉和赔偿。 显然，美国的决策者还没有理解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句话的涵义，也根本没有想到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对新中国的伤害有多么深。他们以为：只要赔偿中国一点美元，满足一下中国人的所谓"面子"﹐就可以把毛泽东的新中国打发了。 可是现在，中国人竟然真的出兵了。於是，从1950年11月3日开始，美国当局为了弄清中国出兵朝鲜的真正意图并寻求相应的对策，接连几天进行密锣紧鼓的磋商。尤其是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紧急会议，因为要拿出一个决策性的意见来提供给美国总统，所以更为关键。 此时，美国当局急於弄清楚的，中国出兵援朝的数量和意图，其真实的情况是：13兵团原计划分两批过鸭绿江，但彭德怀过江前，果断决定一次全部过江，因此，13兵团齐装满员，共26万人，已经全部进入朝鲜。"第一次战役"时，彭德怀又命令50军、66军渡江入朝，担任侧翼掩护。"第二次战役"前，又调动在华东的九兵团三个军紧急入朝，负责东线对美第十军的作战。这样，美军面对的中国军队，已经是40几万的大部队了。中国军队如此大规模的调动，美国空军竟毫无觉察，部队行动隐蔽的巧妙，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在同美军不期而遇的"第一次战役"之后，彭德怀对"第二次战役"的意图是：后撤一步，收缩兵力，佯为示弱，诱敌深入；然后，大胆穿插敌后，正面大举进攻，两面夹击，准备对美军来一个大的歼灭战。 可这个时候，麦克阿瑟还沉醉在"仁川登陆"后大胜的好心情里，"第一次战役"后，虽然知道中国出兵了，但对中国军队的数量和意图，他一厢情愿的判断是：渗透到朝鲜的中国军队，不可能超过三万人，最多五六万人，因为冰天雪地上有十万人行动，肯定会被美国空军发现；中国用"志愿军"的名义，说明不是主力；秘密进入朝鲜的企图，是为朝鲜人民军保住一个立足点，不致全军覆没；因此，中国出兵朝鲜只是象徵性的，不过是对朝鲜邻邦把意思尽到，在撤出朝鲜时无损於面子而已。根据这个判断，麦克阿瑟制订了"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东西两线，互不联系，分兵冒进，长驱直入，要一举结束战争。只是把美军回家的承诺，从"感恩节"推迟到"圣诞节"了。 在1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紧急会议上，实际上讨论的就是麦克阿瑟这个"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会议上，因为不掌握战场的可靠情报，东一句，西一句，不得要领，瞎分析一气，对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也谈不出什么重要的不同意见。还有人猜测：志愿军"可能是临时纠集的公安部队"﹐中国派少量部队过江，是想保护鸭绿江沿岸的电站，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总之，中国无力、也无意同美军大举较量。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一个人独持异议，就是新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这个大名鼎鼎的马歇尔，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以其忠诚、睿智、才能和品格，尤其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赢得美国和世界的赞誉。在马歇尔的政坛生涯中，唯一的挫折，可能就是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了，不过，那是美国的政策不对头，并没有他个人多少责任。可在中国的一年多，却使他对中国有一些切实了解和真知灼见。於是，到了这种时候，杜鲁门总统又将两度退休的马歇尔将军请出来，取代约翰逊担任了国防部长，指望他能在关键时刻为美国当局指点迷津。 马歇尔完全不同意会议上多数人的判断，他担心麦克阿瑟采取的冒险计划，会把美国拖进灾难。他指著朝鲜全境的地图说： 朝鲜的军事形势不容我们太乐观了。你们看，由於我们在东面的防线拉得太宽，易受攻击。美国第十军和陆一师正在向满洲推进。他们与西线的第八集团军有很大间隙。如果中国军队在东西两线的间隙中有大部队穿插进来，形势会变得十分危险。他们是世界上作战时间很长、地面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军队，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马歇尔还说： 二战中和战后，我到过中国，你们不要轻信中国人。世界古代大兵法家孙子就是中国人。他们的战略技术很高明。中国军队打败了日本，又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什么"志愿军"﹐是在骗我们，很可能是他们的精华。毛泽东一贯主张初战必须打胜，同我们美军交兵，他一定要选择良将精兵来的。据说苏联已向中国运送20架飞机。苏联人不会冒险直接出兵。中国人在历史上是讲义气的民族，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们应慎重。 果然是"老马识途"﹐对朝鲜战局的大势尤其是中国方面的意图，马歇尔的判断，八九不离十、基本上靠谱儿，不久即为后来的形势发展所证实。但是，尽管马歇尔的话振聋发聩，使不少人对未来的朝鲜战局感到十分担忧，可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次紧急会议，最后还是同意和批准了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并把这个决策性意见上报杜鲁门总统。 最后，马歇尔有点无奈地说："这是给总统出的馊主意。" 事情怎么会这样呢？可能我们对美国政治所知不多，很难确知其详情。分析起来，一个直接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美国国防部是个新成立的机构，像通常的情况一样，各方面的人员凑在一起不久，长官和部属、部门之间的沟通与磨合，时间还不长，情况吃不透，决策拿不准，因而态度比较谨慎。 另一个因素或许是，虽然我们看到，在战略决策的会议上，马歇尔敢於发表负责任的意见，不过，当时美国的政治，"麦卡锡主义"正是方兴未艾，马歇尔毕竟受到麦卡锡的直接攻击，可能这也影响了马歇尔的个人权威，使他对坚持自己的意见似乎有点底气不足。 不过，主要的因素还是那个麦克阿瑟。不久前，对麦克阿瑟制订的"仁川登陆"计划，美国统帅机关开始普遍不赞成，但是，后来"仁川登陆"获得空前成功，使朝鲜战争一举反败为胜。由此，"仁川登陆"之后的麦克阿瑟，"牛"气冲天，就像"偷袭珍珠港"之后的山本五十六一样。因此，在军事决策时，产生了所谓"下克上"的现象，作为上级的统帅机关，对麦克阿瑟的计划，虽然疑虑重重，甚至反对的意见相当有道理，却谁也不敢提出否决。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的名言，世界上的军事家，也都懂得这个道理。但是，面临朝鲜战争出现中国出兵的重大变化，美国最高军事当局在对中国出兵数量和中方意图，基本是稀里糊涂、懵懵懂懂的情况下，就批准了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结果，就是不久的美军狼狈溃败。 对此，马歇尔在事后很沉痛地说："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於是，战争开始了。" 我们看到，在1950年11月初，在朝鲜战争又一个关键时刻，美国最高军事当局的决策，同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一样，轻率而盲目。   不过，可以为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作点辩护的，倒也有这样一个客观情况：二战以前，除了威尔逊总统那一小段，美国基本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对世界上的事不愿多管，也没有多少兴趣，因而所知也很有限。美国在二战中大胜，综合实力急剧膨胀，国际地位大幅攀升，整个世界一下子都摆在他的面前，几乎所有问题都需要美国的参与和处理。可是，面对如此庞大而复杂多样的世界，美国对这个世界的知识、经验和人才，却显得严重不足。所以，美国人在处理世界问题上犯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事。 说句题外的话吧。有150年历史的大英帝国，对这个世界的事，倒是知识丰富、经验老道、人才济济。可是，由於在二战中元气大伤，英国已经力不从心，完全没有当年的综合实力了。 我们得承认，美国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确实雄厚，不仅科技、经济和军事力量无以伦比，在国内治理方面，其制度的科学合理和完善成熟，也令人钦佩。大概也唯其如此吧，从朝鲜战争中，美国人并没有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没有做到"不二过"。他们要到另一场越南战争时，又犯了大错误，吃了大苦头，才有了真正的反思。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不过世人难免还会这样想：假如二战后，实力雄厚的美国，能有英国那老练的外交智慧，对世界包括朝鲜的政策也许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这个世界也许不会有那么多的灾难。如果允许我们进一步假设，二战后的国际社会，若是出现罗斯福曾经设想的"美苏协调"的局面，"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提前半个世纪到来，这个世界也许会好得多，对美国无疑也会有利得多。以国土、人口、资源和工业、科技等综合实力论，美国比当年的英国强大得多，可美国的世界霸权，恐怕不会有大英帝国的150年那么长。 当然，历史毕竟不能假设。况且，倘若二战后真的出现那样的世界格局，"美苏共治"﹐也就不会有中国什么事了。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提前到来的"全球化"中，如果相应的准备很不充分，要从世界的"边缘地带"进入"核心区域"﹐希望恐怕就渺茫得多了。   但是，彼时彼刻，对美国政坛和决策高层发生的这一切，不管毛泽东当时有多少了解，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的严峻现实，却容不得他像做诗那样潇洒了，容不得他对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和谐世界的无边遐想，也容不得他"躲进小楼成一统"﹑一心专注於安排中国老百姓渴望已久的小康。毕竟，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不能用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近代几百年来，世界变小了，成了个"地球村"。美国虽然相隔万里之遥，可那里发生的一切，包括"麦卡锡主义"支配下的政治生态，却通过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同毛泽东和他的新中国，迎面相撞了！ 尽管美国人事后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干预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当时的无情现实却是，这个综合实力雄踞世界之首的军事强国，携带著几乎全部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已经打到中国的家门口了。 中国必须迎接挑战，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莽撞的美国人，逼得中国军队非得补上这一堂现代化战争的课不可了，也逼得孔孟之道滋养的温文尔雅的中华文明，要焕发起久违了的"威武不能屈"的强悍勇武的一面。"江山待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世界文明历史的长河，如果不给毛泽东一个展示雄韬伟略的机会，也是一种遗憾呢。 "夹击中的奋斗"- 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艰难决策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如今持肯定态度的，列举了这么几个方面的理由： 朝鲜是我们的近邻，也是历史上外敌入侵中国的通道，明代时日本的丰臣秀吉，以及近代日本侵略中国，都是先从朝鲜开始的，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这不能不让中国心生警惕。中朝两国的历史关系悠久深厚，况且，北朝鲜政府已经正式向中国请求出兵援朝，我们不能拒绝。 美国过去曾经支持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在"麦卡锡主义"的浪潮中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又蛮横无理地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干涉我国内政，阻碍解放台湾。 "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如果不出兵援朝，让美军推进到鸭绿江，直接威胁我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基地，即使美军不大举进攻中国，但中美两方在鸭绿江两岸严峻对峙，我们国家也不能安心进行经济建设。 而且，我国已经托印度大使捎信，为避免中美直接冲突，希望美国稍加节制，使政权甫立的中国能够避免一场很不希望发生的战争。但是，美国人骄狂傲慢、一意孤行，根本不把中国政府的传话和告诫当成一回事儿。 应当说，这些理由都是对的。不过，这都是关於美国方面的因素。我认为，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还有一些因素，就是对苏联方面的考虑。因为，尽管我们今天才知道，毛泽东却无疑在当时就知道：这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背著他策划的；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不容他不费思量。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抗美援朝的决策，毛泽东面对的是这样的局面：前面的"明枪"﹐是向鸭绿江汹涌扑来的美军，背后则是一个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后面的"暗箭"﹐是曾在"三巨头"的交锋中修炼得道、老谋深算的斯大林设计的圈套，而且背后的综合实力，也是一个超级大国。 两军对阵，大敌当前，对前面的"明枪"﹐完全可以开动宣传机器，大声疾呼地公开谴责；可是，对后面的"暗箭"﹐斯大林居心叵测的圈套，毛泽东即使看出了门道，那时也只能默默地记在心里，独自进行斟酌、权衡、盘算，不能公开讲出来。 作为中国的政治领袖，一个实践的战略家，毛泽东当下最紧要的事，是面对国家迫在眉睫的危急处境，迅速做出决策。作为打了半辈子仗的军事统帅，毛泽东深知兵凶战危，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况且要迎战的，又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不过，出兵援朝，涉及战略全局，既迫在眉睫，更关乎国家未来，对后面的"暗箭"﹐即斯大林挑起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毛泽东在做决策时，更须深入进行统筹谋划。 概言之，前有"明枪"﹑后有"暗箭"﹐在这样的处境下，进行"夹击中的奋斗"﹐这就是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背景。   对前面的"明枪"﹐当然主要是"斗力"﹐这是战场上的事。面对强敌，那时的中国，民贫国弱，经济、社会基本处於"中世纪的发展水平"﹐没有军事工业，没有国防科技，没有海空军，没有机械化陆军，连武器装备的"制式化"也没有实现。毛泽东的手中，只有一支新的中国军队，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军队，高度政治化，英勇善战，指挥高超，这支久经战阵的胜利之军，其战斗意志之高昂和实战经验之成熟，正处在巅峰时期。这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军队，对这支军队，毛泽东很有信心。 当然，这支军队也有重要的缺憾，就是尚未经历过真正的现代化战争。现在，要到世界上同第一军事强国较量，主要就依靠他们了。这支军队要在空前惨烈的血雨腥风中，领教和见识一番什么是现代化的战争，弥补这个重要的缺憾，补上这一课。 我们知道，毛泽东历来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说"准备"﹐他早已未雨绸缪，著手组建东北边防部队，从而夺得了先机，可若论"把握"嘛，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可也真够悬的。要迎战空前的强敌，这一仗无疑是险中求胜。不过，毛泽东历来不怕弄险，他喜欢鲁迅："勇士抽刀，面向强者"﹐"在危险中漫游，才能体验生命的力。"   而对身后的"暗箭"﹐则主要是"斗智"﹐而且表现为"盟友"之间共同对敌的"庙算"。这种"庙算"中的"斗智"﹐不能像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那样慷慨激昂，也不能像对群众公开进行宣传鼓动那样义正辞严，甚至在党和政府核心决策的会议上，有些话可能也不大方便讲。 - 有一件事，耐人寻味：以前我们都知道，周恩来让潘尼迦通过英国给美国捎信，是1950年10月2日。可是，一本美国人的书里写道，时任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向印度的外交官也讲过同样的话，也是捎信的意思，而且时间还要早五天，是9月27日。 对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为：10月2日周恩来同潘尼迦的谈话，应当是中央书记处会议授权决定的事项，而9月27日聂荣臻向印度外交官打招呼，则是直接受毛泽东的差遣。显然，在9月27日之前，毛泽东已经和他的将军们商谈过出兵援朝的事，而且不止一次了。 这使我们产生一个公开材料没有讲过、实际上却相当合理的猜测：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当然要召集中央的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进行集体讨论；可是，作为军委主席，事关出兵援朝，又是他分工负责的事，毛泽东也会把将军们找来商量。也许，有些在中央会议上不大方便讲的话，比如分析和应对斯大林的"暗箭"﹐和将军们谈起来，更能畅所欲言。而党中央，虽然在延安整风后，已经在思想上摆脱了苏联人的控制、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了。可那个时候，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斯大林仍然是神一般至高无上的人物，毛泽东要同党中央的集体在一起开会商量如何对付斯大林的"暗箭"﹐恐怕还是不大方便，有些话不能说得很"透"。而且，要是毛泽东有点"防人之心"的话，可能还会怀疑是否有人在背后向斯大林"告洋状"呢。 可惜的是，大概军人的嘴都很严吧，毛泽东同他的将军们这些私下商谈的内容，我们今天无从得知了。这一点，对我们更清晰更彻底地了解毛泽东当年出兵援朝的决策动因，无疑是一个遗憾。   毛泽东同"暗箭"主要设计者斯大林的较量，这场表现为"庙算"中的"斗智"﹐其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一言一动，一进一退，既是军事的，又是政治的，既要对"明枪"﹐更要防"暗箭"。而且，这种斟酌再三，反复权衡，只能在毛泽东的心中默默地进行。对毛泽东来说，这无疑是对他领袖智慧的严峻考验。 前有美国的"明枪"﹐后有斯大林的"暗箭"﹐是否出兵援朝，既要掂量国情国力，又要考虑世界格局，既不能贻误转瞬即逝的战机，又要运筹对国家未来的长远影响，毛泽东的决策，无疑是非常艰难的。 对这一点，大家现在说得不少了。如今，60年过去了，对历史，也许沉淀一段时间，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在我们今天看来，毛泽东当年出兵援朝的决策，究竟是正确呢？还是错误呢？ 作为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判断，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这样假定：毛泽东当年的决策，在1950年10月，如果是拒绝金日成的请求，不出兵援朝，后来的中国，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如果中国不出兵援朝，那么毫无疑问，朝鲜战场当时的情况会是：美军推进到鸭绿江，朝鲜全境陷落；按斯大林的指令，金日成带著党政机关和少量军队，逃过鸭绿江，在中国成立流亡政府；在朝鲜境内，留下少量部队打游击。 美国大获全胜，自然会更加傲慢骄狂，美军会不会撤走呢？从他们至今还赖在南朝鲜的情况看，恐怕未必，甚至肯定不会。斯大林在冷战的较量中又输了一局，也未必就肯善罢甘休。金日成年轻气盛，更不会甘於如此惨败，他会下令游击队加紧活动，并在中国东北整训军队，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李承晚是个顽固保守又刁钻古怪的倔老头，却远没有后来朴正熙那个本领，未必有能力消灭金日成留下的游击队，因而他统治下的朝鲜，恐怕很难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当年麦克阿瑟对李承晚格外青睐，一手扶持他取代金九出掌南朝鲜，就是因为蒋介石向他介绍此人政治倾向狂热反共。有这么一个反共的老顽固统治朝鲜，再加上支持和控制朝鲜的美国当局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李承晚的政权绝不可能实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 因此，对中国来说，鸭绿江对面隔江相望的朝鲜，不仅会是一个乱局和恶邻，而且势必是一个敌国。 中国面临的形势，也许更为切近的是，鸭绿江两岸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只要看看后来的三八线，我们就不难想像：三八线北移到鸭绿江了。不同的是，鸭绿江的对岸，就是中国。中美双方重兵集结，隔江对峙。而金日成则要支援朝鲜境内的游击队，传递情报、提供补给、武装渗透等。 那么美军呢，从过去的行为看，也未必就不会直接干预，因为还在中国出兵援朝之前，美国飞机就轰炸了中国边境城市丹东。- 对这件事，美方的解释是：美国空军轰炸的目标，并不是中国，只是鸭绿江桥，炸弹落在中国，是投弹技术上的原因。可是，军事行动永远都会有技术因素，这个理由，随时都可以找到，是个现成的说辞。 因此，鸭绿江这条中朝边境，绝对不可能是和平的。   如果中美双方长期隔江对峙，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美军拥有现代化的强大武力，尤其是有海空优势，而这些，中国没有；中国的优势，是英勇顽强的官兵和灵活机动的战术，而这些优势，在隔江对峙的情况下，却用不上。 隔江面对现代化的美军，中国要守护自己的领土，怎么办呢？比如，要在鸭绿江北岸部署空军，当时的办法，只能向苏联求援，帮助中国组建空军。 倘若真的到了这个时候，斯大林会是个什么态度呢？设想一下吧，假如我们是斯大林，会怎么想？会怎么说？斯大林对中国的想法，肯定印象不好，一是不听话，让你出兵，你不出，二是看不起，"缩头乌龟"﹐胆小鬼。 因此，斯大林或许会这样说：唉呀，这个空军哪，是技术军种啊，你们搞不了的。而且，空勤、地勤、气象、雷达，各种专业技术人材，要培训好几年呢，现在临阵磨枪，怎么能行呢？绝对来不及的。这样吧，还是我派苏联空军过去，一个军的空军，五百架战斗机，够了吧，先替你们顶著。你们组建空军的事，不必著急，从长计议吧。 随之而来的，斯大林可能又会说：空军的基地场站，需要苏联的高炮和陆军部队守卫，保障后勤供应的铁路线，也要有苏军驻扎以保证安全，等等。如果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些要求，中国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呢？恐怕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听从斯大林的安排。 我们不要忘记，当年的东北，旅顺港还有苏联驻军，海陆空军都有，东北那个丁字形的"中长铁路"﹐则由"中苏共管"﹐而且苏方控股，因而掌握著实际控制权。这些，本来都是"雅尔塔"定下来的，苏联同国民党中国有条约依据。毛泽东访苏时，虽然用新条约取代了老条约，但只有大连市的"行政权"﹐大概觉得无关紧要吧，交还给中国了，而旅顺港苏联驻军和"中长铁路共管"的内容，都延续下来了。当然，"旅顺驻军"和"中长铁路共管"的事，新条约也承诺几年后归还，可尚未到期，条约仍然有效，中方不能不遵守吧。因此，如果斯大林提出这些要求，不仅是大敌当前的客观形势需要，而且，两国之间并不需要重新订立新的条约，只须将原有的条约作些稍为灵活一点的解释，在时间上稍加延长、在内容上稍加扩展而已，不费多大事儿。 可这样一来，中国又会是个什么情形呢？不需要太丰富的想像力，我们就会知道：如果苏联在中国的东北驻军，海陆空军都有，不多说，50万吧，那么，毫无疑问，中国的东北就变成"东德"了。西方人说："无论世界任何地方，只要俄国人进去了，就不会离开。"这句由俄国历史证明的经验之谈，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不同的是，东德那时是个独立的国家，而东北却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因此，除非东北变成一个新的"满洲国"﹑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或者俄国人更熟悉的"黄俄罗斯"﹐那么，斯大林把东北攥到手心里，就连带著把整个中国都攥在自己的手心里了。   发挥一下我们的想像力吧，如果沦落到那种地步，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南面的台湾海峡，第七舰队早已进驻了；北面的鸭绿江，中美隔江对峙、冲突不断；只要看看今天还在闹什么"藏独"﹑"疆独"﹐天晓得中国的周边还会闹出什么事来？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既贫穷又怯懦，既是个"无赖国家"﹐还是个"缩头乌龟"﹐在世界上还能有什么分量？在国际上还会有什么地位？在那样一种情形下，我们还能希望将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会同中国谈什么"战略关系"吗？或者像如今一样，会出现什么"中美友好"或者"战略伙伴关系"﹐以至什么"G2"的局面吗？ 而在苏联的"东方阵营"里，朝鲜战争的"缩头乌龟"﹐还会有什么发言权？怎么还能让斯大林青眼有加？不过，苏联已经把中国攥到手心里了，对"中苏友谊"的"牢不可破"﹐也许还会"友谊地久天长"﹐斯大林倒是可以比较放心了。当然，有苏联的"核保护伞"罩著，也许美国还不至於对中国大动干戈，比如大举入侵、扔原子弹等。可是，如果中国还要发展经济、搞工业化、搞现代化、甚至还想建设什么国防工业，在向苏联要求援助的时候，那可就要看苏联人愿意不愿意、斯大林高兴不高兴了。 而且，如果中国的外交内政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那么，即使国内政策的重要变动，也得先到莫斯科请示汇报、得到批准才行，虽然名义上还是"两党会谈"。中国如果自作主张、不听招呼、擅自行动的话，苏联人就可能不仅给你上课、而且会用行动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有限主权论"﹗谓予不信，1968年苏联出动50万大军镇压"布拉格之春"﹐便是榜样！而且，还不需要从远距离调动部队，苏联军队就驻在中国的东北呢。沦落到那个地步，我们还能想像，中国会有后来"改革开放"那样的历史性变革吗？ 那样一个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呢？可以说，永无出头之日。 身为中国人，想到这里，能不倒抽一口凉气、出一身冷汗吗？我写到这一段时，也大有毛骨悚然之感。所幸的是，这不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因为，早在60年前，为了出兵援朝的决策，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当毛主席苦思焦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候，大概已经出过好几身冷汗了。 显然，对当年的毛泽东来说，这出兵援朝的事，倘若只考虑美国干涉台湾的因素，这一仗也许已经不得不打的话，如果再加上对苏联因素的考虑，尤其是想到对国家未来长远的深刻影响，那么这一仗就非打不可了。 许多人都说到毛泽东出兵援朝决策的艰难，他无疑是反复思虑、权衡再三的。不过，这个决策，在他的心里决定下来的时间，也未必就是他最后公开讲出来的时候。合理的推测是，出兵援朝的决策，在毛泽东下决心以后，到把它公开讲出来，这中间的一段时间，是在同斯大林"斗智"。 出兵援朝的决策"一波三折"为哪般？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过程，沈志华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并进行了多年的扎实研究，我看过他的书，也听他谈过，对他的研究，我很钦佩。我听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海文说，她也研究过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而且曾经同沈志华有相当深入的交流。李海文对我说，据她研究，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实际上又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三反三复"﹔而沈志华的研究，则更加细致，据沈志华的研究，出兵援朝的决策，是"一波五折"﹐经历了"五反五复"。 我得承认，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我研究得很不够，对"一波三折"或"一波五折"的详细和具体的情况，不十分清楚。不过，这"一波三折"或"一波五折"﹐经历的时间并不长，都是毛泽东在出兵援朝决策时同斯大林"斗智"中间发生的事。下面，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就简单地称为"一波三折"吧。 李海文曾经对师哲进行过长时间的深入采访，并为师哲整理了回忆录《在巨人身边》。师哲在包括抗美援朝的十几年时间里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长时间的亲密接触，使他对毛泽东出兵援朝决策时的想法，应当有相当深入的了解。遗憾的是，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没有多说。不过，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还是被李海文记录下来了：师哲说，这是毛泽东同斯大林在搞"神经战"。我认为，同斯大林搞"神经战"﹐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在出兵援朝的决策中"一波三折"的实质。 这个"一波三折"的历史片断，无疑是很有兴味的故事。不过，要把其中的原委、细节和微妙之处搞得很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认为自己的理解还比较有点头绪的，是前面一次"反复"和最后一次"反复"。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和我的理解、或者只是猜测。   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所经历的"一波三折"的第一次"反复"﹐应当是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关於中国出兵援朝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说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吊诡的事，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叫"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头脑极富谋略的毛泽东，大概是为了同斯大斯"斗智"﹑搞"神经战"的缘故吧，他玩的花招，神三鬼四的，在半个世纪之后，把我们的党史研究者也搞糊涂了，使他们对事情的真相感到迷惑不解。 这"一波三折"的第一个"反复"﹐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为了研究抗美援朝时毛泽东出兵援朝决策的原委，开始，党史研究人员在国内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化名菲里波夫）的电报手稿。这份电报的意见非常明确：由於朝鲜战局出现逆转，情况十分危急，金日成已经正式请求中国支援，中国决定出兵援朝，毛泽东还谈了战局可能的发展前景和中国军队准备采取的打法。由於有这份白纸黑字的电报手稿，於是，党史研究人员据此认定：中国出兵援朝，毛泽东正式做出决策的时间，是1950年10月2日，即这份电报发出之时。 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包括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开禁，世界各国研究历史的学者纷纷前往"淘宝"﹐20世纪的中国历史同苏联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中国的历史学者包括党史研究人员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但是，学者们翻箱倒柜地遍查前苏联档案，却找不到毛泽东给斯大林的这份电报。 奇怪的是，学者们查到的另一份电报，同样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时间也是1950年10月2日，可是它的内容，意见却截然相反：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列举了一大堆中国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前景，正式表明的态度非常明确，中国方面不宜出兵。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内容同样是关於出兵援朝，时间也同样是1950年10月2日，在中国的档案中看到的，是同意出兵援朝，在前苏联档案中查到的，却是不同意出兵援朝。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1950年10月2日，对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先后起草了两份电报，一份同意出兵，一份不同意出兵。然后，他把不同意出兵的电报，发给斯大林了。而同意出兵的电报，他却扣下了，学者们在国内档案中看到的，便是留在国内的电报手稿。 这一下，也许我们该领教什么叫"兵不厌诈"了吧，不过我想，毛泽东大概也不会是故意要同后来的历史学者开这么一个"恶作剧"的玩笑，朝鲜战局，瞬息万变，军情如火，作为军事统帅，彼时彼刻，他不会有那种闲心的。 分析起来，这两份电报，毛泽东先写的，是同意出兵的电报，这可能反映了他当时的决策意向，或者，在朝鲜战争爆发、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撤销解放台湾的命令、调13兵团移驻中朝边境的时候，毛泽东就基本上做出判断：看来，朝鲜这一仗，恐怕是不能不打了。 可写完这份同意出兵的电报之后，斯大林同金日成背著他合谋策划朝鲜战争的事，又涌上毛泽东的心头，强烈的民族尊严刺激著他强悍的个性：让中国人打仗、流血牺牲，去给斯大林擦屁股，他毛泽东怎么能当这种冤大头？吃这个哑巴亏？虽然出兵援朝势在必行，这一仗不打看来也不行，可对这个居心叵测的斯大林，也绝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因此，同意出兵，这事且慢，下棋还要看三步呢，还得再等等、再看看。 毛泽东在猜想，此时此刻的斯大林，可能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吧。是啊，他斯大林能不著急吗？精心策划的朝鲜战争，本来满心希望能在冷战中扳回一局，可眼看就要克尽全功了，想不到麦克阿瑟来了个"仁川登陆"﹑又反败为胜了。金日成功亏一篑、令人惋惜，如今，北朝鲜已经溃不成军，美军很快就要推进到鸭绿江了，这一回在美国人手里再输一局，让他斯大林在全世界面前又要丢人了。不过，苏联人是不能直接出马的，同美国人对阵，这个风险太大。要挽回败局也挽回面子，看来只有靠中国人了。朝鲜战局，形势紧迫，军情如火，必须让中国人赶快出动，否则就要失去战机了。 毛泽东并不是幸灾乐祸，可弄成如今这个局面，你斯大林又能怨谁呢？完全是自作自受嘛！那就先让他多著几天急吧。中国是个富於谋略的民族，一定要让这个老奸巨滑的斯大林，也领教一番他毛泽东的手段！其实，出兵援朝这一仗中国还是要打的，按理说，毛泽东应当比斯大林更著急。可是，面对危急的朝鲜战局，他就是要和斯大林较量一下，看谁更能沉得住气。"每临大事有静气"﹐"泰山崩於前而色不变"﹐这是一个领袖应有的心理素质。 於是，毛泽东把这份同意出兵的电报扣下了。然后，他又写了一份不同意出兵的电报，给斯大林发去了。毛泽东同斯大林"斗智"﹑搞"神经战"﹐就是要在这口"热锅"下面再添一把柴火，给"热锅上的蚂蚁"增加一点温度，让斯大林这个老练精明的家伙在"热锅"里再受一阵子煎熬吧，什么时候斯大林的神经绷不住劲了，头脑乱了方寸，他毛泽东下一步才有文章好做。 我的理解，关於出兵援朝，这就是毛泽东的决策"一波三折"的第一个"反复"。也许，大国之间的战略游戏就是这样玩的。实际上，就像《孙子兵法》也用於商战一样，如今老板们谈生意的时候，对这套把戏也不陌生。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并不缺少谋略。如果我们以为他那几条"语录"就是"毛泽东思想"﹐那恐怕就太天真了。   关於出兵援朝，毛泽东决策的"一波三折"﹐前后经历的时间并不长，从第一次"反复"﹐到最后一次"反复"﹐毛泽东头脑中的紧张运转，只是十几天之间的事。实际上，朝鲜急转直下的战局，也不容毛泽东迁延过久、谋而不断。 事情阴差阳错的是，这还要感谢麦克阿瑟呢。朝鲜战局，本来"仁川登陆"成功后，美军如果就此一路追击，完全可以一举拿下朝鲜；可麦克阿瑟也许对自己的"绝招"过於自我欣赏了，偏要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又绕到朝鲜半岛东边搞了个"元山登陆"。结果，造成一连串失误，使美军在朝鲜的推进，推迟了一两个星期。这对毛泽东同斯大林"斗智"﹑搞"神经战"来说，倒是恰好留出了一段宝贵的时间。 时间到了1950年10月8日，中国出兵援朝的决策，经历了前面的几次"反复"﹐大体定下来了。这时，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赴苏访问，同斯大林谈判出兵援朝的有关事宜：中国军队出兵援朝，苏联提供武器援助，尤其是出动空军参战。此前双方交换意见，这些事大概已有初步的共同意向，可打仗的事，自然一点儿也含糊不得，这次需要最后当面敲定。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谈判。 但是，谈判中间，斯大林又变卦了，苏联空军参战，原来答应过的，又拒绝出动了。说是部队转移时间来不及，可这理由完全站不住脚，空军机动能力强，比地面部队快得多嘛。实际上，斯大林内心的真实想法，对和美军直接交手，还是有顾虑，不愿让苏联空军亲自上阵。 斯大林的变卦，当然也不为无因。据沈志华对苏方历史档案的考证，自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以来，美军飞机就屡次侵入苏联领空进行搔扰。美国在对苏联进行战略试探，为了摸清苏联意图的"底牌"﹐也在搞"神经战"。 据沈志华考证，在1950年9月4日，在中国旅顺口起飞执行训练任务未携带武器的苏军轰炸机，竟被11架美军战斗机击落了。这同1937年日军飞机在中国长江炸沉有显著标志的美国军舰，是同样的伎俩。有所不同的是，美国比当年的日本还要蛮横无理，日本当年摸清了美国的"底牌"﹐事后还向美国作了道歉赔偿；而美国却拒绝苏联政府的抗议，理由是击落苏联轰炸机的飞机是联合国的。而苏联的反应，竟然是"再次进行核实"﹐态度相当忍让。 尤其是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出发赴苏的同一天，两架美军战斗机侵入苏联远东的滨海地区，进入苏联领空一百多公里，还示威性的低空飞行，并且对苏哈亚的苏军机场用机枪扫射！这件事，就发生在斯大林同周恩来谈判之前的几天里，斯大林受到强烈刺激的神经，大概还没有缓过劲儿来，显然有点绷不住了，头脑也有点乱了方寸，对世界大势的战略判断有点失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情景，让他不寒而栗！於是，斯大林又临阵变卦了，拒绝出动苏联空军，可能就是这个具体的原因。 事后分析起来，美军飞机挑衅、搞点"神经战"﹐意图无非还是探探苏联的"战略底线"﹐也不排除麦克阿瑟这个狂妄的家伙擅自妄为的可能性，未必就是美国政府精心谋划的事。长期在海外，打仗打野了，前线的将领往往会发生"下克上"的现象，这在麦克阿瑟身上，表现得相当典型。 其实，刚打完一场二次大战，全世界都还没有从空前惨烈的震撼中恢复过来，美国人和苏联人差不多，对美苏大战，也是"麻秆打狼，两怕"的事，哪里马上就会打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看来，虽然斯大林也算是在国际风云中见过大世面了，可是，在美国人搞的"神经战"中，他作为统帅的心理素质还欠点火候，或者用毛主席的话来说，"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还没有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也许我们还该想到，狡诈的斯大林，前面答应出动苏联空军，大概也是哄著"憨狗咬狼"﹐为了说服中国出兵吧。现在，看到中国出兵的事已经定下来了，入朝命令也已下达，"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斯大林却临事而惧，在最后关头，一个紧急闪避，又出溜到一边去了。他的如意算盘大概是：让中国的决策凭著强大惯性，像离弦之箭一样射向朝鲜，同美国迎面相撞！而苏联人则可以彻底"抱个不哭的孩儿"﹐隔岸观火，连空军也不用出动了。   有毛泽东临行时交待的"底线"﹐周恩来坚持中方立场：苏联必须出动空军参战，否则中国就不出兵。双方唇枪舌剑，软磨硬泡，从深夜一直熬到凌晨，最后还是谈崩了：斯大林拒绝出动空军，中方则收回出兵援朝的决定。 但是，据师哲回忆，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忽然来电，宣布中方决定：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中国也要出兵援朝。周恩来从睡梦中被叫醒，据说相当惊讶，当即给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打电话，维辛斯基更是很感诧异：昨天晚上不是已经谈过了吗？既然你们决定不出兵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周恩来的态度，大概会让顾维钧艳羡不已，他的口气，从容淡定：我现在给你打电话，并不是要和你们再谈什么。我只是将中国政府的决定，通知你方。 斯大林听了以后，连声说："中国同志伟大，中国同志了不起。"据说，他还掉泪了。是啊，斯大林确实感动，眼看就要在全世界面前大大丢脸了，现在，毛泽东的决定，可以让他把面子捡回来了。可是，斯大林无疑也会意识到，这出兵援朝的决策，在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他在毛泽东的面前，却把理输光了，面子也丢光了。 是啊，朝鲜战争，本来是他斯大林挑起来的。可是，现在打败了，苏联却撒手不管了，要往后出溜，让中国去给他"擦屁股"﹑收拾这个烂摊子！ 中间有一段，金日成打得顺利时，毛泽东就告诫他们不要太乐观，并提出可以让中国军队穿上朝鲜人民军的服装，去朝鲜给他们守卫后方，让人民军乘胜全力攻打釜山，可"好心当成驴肝肺"﹐被苏朝方面拒绝了。斯大林的戒备，怀著私心呢：眼看鸭子快要煮熟了，怎么会让中国来分一杯羹？ "仁川登陆"之前，中方以惊人的准确性，向苏朝方通报了美军动向的情报。可是，斯大林和金日成被一时胜利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去，可能也不相信，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又不愿接受中国的援助。结果，"煮熟的鸭子"竟然又飞了，胜利化为泡影，而且一败涂地，金日成眼看就要亡党亡国了！ 在朝鲜战局的"庙算"中，斯大林刚愎自用，反复无常，又一意孤行，毛泽东却顾全大局，又诚心相待，而且精心谋划，以惊人的准确预见表现出杰出的战略智慧。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几反几复之后，面临危急的战局，双方终於达成了共识。可是，现在出兵援朝箭在弦上了，斯大林却临阵怯战，出动空军的事，又变卦了。是英雄还是狗熊，关键时刻要看行动，嘴上说了不算，"暗箭"在战场上也派不了用场。最后，还是毛泽东血气方刚，挺身而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而且，中国出兵援朝后，三次战役，连战连捷，先到三八线，取了平壤，继而三七线，又占汉城。对此，斯大林的心里，一则以喜，打得这么好，完全出乎意料！一则也以忧，这一来，他今后的面子，可往哪里搁？ 实际上，师哲的回忆并不准确。据沈志华考证，周恩来和斯大林那天夜里谈崩了以后，不是第二天清晨，而是又过了两天，毛泽东才发出中国决定单独出兵的电报。而在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是，斯大林打电报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不出兵了，苏联也不管了，朝鲜的战局完了，让残余部队留下打游击，他自己退到中国的东北找地方搞个流亡政府吧。 沈志华的考证太捧了！对嘛，同斯大林"斗智"﹑搞"神经战"﹐这才是毛泽东的手笔！这最后一个"反复"﹐在最后一刻，把这"缩头乌龟"的帽子，一反手又戴到斯大林的头上了，而且，让他连摘下来的机会也没有了。这就让斯大林不仅在中国面前也在朝鲜面前，把理输得光光的，面子结结实实掉在地上，摔成了八瓣！足智多谋的毛泽东，深知出兵援朝事关重大，不仅要留下白纸黑字，还要拉上朝鲜的金日成来做个旁证，要把它办成一桩铁案，绝对不能给斯大林事后的辩解留下任何余地！关於出兵援朝的决策，在这场同毛泽东的"斗智"或者"神经战"中，斯大林彻底输光了！   那个时代，打败了法西斯的斯大林，威望可谓如日中天，虽然冷战爆发后，在西方不大灵光了，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却还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领袖"其实也不是白当的，得有国家的综合实力，更有红军将士的流血牺牲，还得有"英明正确"的领导形象，才能建立起来，也才能维持下去。 可是，在这场朝鲜战争中，在毛泽东还有金日成的面前，斯大林的理输光了，面子也丢光了。这今后的日子可还长著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些人是否还要在一起见个面、谈点事、开个会呢？到那时，如果毛泽东还像第一次见面那样，桀骜不驯，辛辣嘲讽，含沙射影，哪壶不开掂哪壶，还要追究什么错误的责任！众目睽睽之下，人们窃窃私语，下面一片嘁嘁喳喳的，要是弄成那么个局面，让他斯大林的老脸可往哪里搁？ 毫无疑问，这国际共运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今后还得当下去，丢了的面子，也得想办法捡回来。可是，这就得听听中国人的了，而且还要让这个毛泽东满意才行。和中国人打过多年的交道了，斯大林也许听说过中国民间那个"灶王爷"的故事，要让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只要把"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送得够分量，大概也能堵住他的嘴。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把斯大林说得太不堪了，他不可能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心里都在算计著怎么"放暗箭"﹐他老人家也会掉泪呢，看来也有人的正常感情。何况，毕竟是当年的"三巨头"之一，斯大林绝非等闲人物，身后又有一个超级大国的综合势力作支撑，因此，斯大林的眼泪，还是相当有分量、也很值钱的。当然，对毛泽东会成为铁托的顾虑，斯大林那颗悬著的心，现在也算放下了。於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便是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 "156项"- 中国抗美援朝的"战利品" 所以我们说，156项，是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的"战利品"。 当然，这个"战利品"﹐同我们当年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的情形有所不同，不是取之於战场对面的美国，而是取之於在后面策划这场战争的苏联。"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毛泽东同美国人"斗力"﹐在朝鲜战场上，无疑付出了重大代价，其后的负面影响之深刻也无可讳言；可是，他同斯大林"斗智"﹐经过那"一波三折"的几反几复，却为中国赢得了156项。当然，从根本上说，那是几十万志愿军将士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因此，"156项是抗美援朝的战利品"﹐这是拐了个弯儿的说法。   也许有人会说：你的想像力是否过於丰富了，竟然杜撰和编排出这么离奇的故事。让我们来看看事实是否如此。 还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半年之前，毛泽东访苏时，中苏谈判，关於苏联对华经济援助，最后定下来的规模，是贷款三亿美元。这个数目有多大，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此前几个月，苏联给波兰的经济援助，是贷款4.5亿美元。三亿美元这个数目，只占波兰的三分之二，而论国土人口的规模，中国比波兰要大20倍。对苏联西部的战略地位，波兰自然很重要，可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对苏联摆脱"资本主义包围"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作用，分量无疑比波兰要大得多。因此，三亿美元贷款这个数目，实在不算多。当然，苏联人没有多给，也是中国就没有多要。对斯大林，毛泽东心存戒备久矣。"无功不受禄"﹐"天上不会掉馅饼"﹐他不愿意让他的国家欠苏联人的情，"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会疼的。" 后来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规模有多大？根据《剑桥中国史》里费正清的计算，苏联对华贷款是27~30亿美元，而在苏联援助中，贷款只占4％，主要部分是贸易，这样算起来，苏联援助的156项，其总的规模，大体上是三亿美元的两百多倍。 不过，我听沈志华说，他仔细研究过苏联对中国贷款的情况，前后过程，变来变去，相当复杂，不过他搞清楚了，而且还纠正了国家统计局的若干错误，国家统计局的人也很服气。按沈志华的考证，关於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费正清讲的贷款数字，明显不对。 苏联援助的156项，究竟有多大规模？我一直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可是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条件不具备，一直没有进行。不过，作为研究的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还是得折算成美元，才容易比较，人们也会有个明确印象。 二战以后，按布林顿森林体系确定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对黄金的牌价是固定的，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一盎司是28克多点。 陈云同志算账很有趣，是用小米，一千斤小米等值於七克黄金。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截止到1957年底，中国公布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是七亿两黄金。那时的黄金如果还是按老秤，一市斤16两，一两是500克的16分之一。我初步换算了一下，七亿两黄金，是270多亿美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围绕156项安排的，因此，156项在基建投资总额中，无疑是大头，可占多少比例，不大清楚。 当然，更准确的算法，是把156项每一项的投资一项一项加起来，不过，156项中，项目进度不一：有的项目完成了，比如洛阳矿山机器厂，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就建成投产了；有的项目在苏联人撤走时还没有完全建成、到1960年代中期才投产；个别项目因为有些技术难关攻不下来，甚至拖到文革时代。因此，每个项目的投资数额，要按建设周期起止的时间，算起来也相当复杂。 有的同志算账，美元和人民币比价按1兑1.5﹐可那是1980年代初的牌价。因此，这个算法是不对的。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后，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黄金对美元的比价大幅度上升，几年时间里就达20多倍。 苏联援助的156项，究竟规模有多大？综合上述因素，粗略估算一下："一五"期间，如果基建总投资按七亿两黄金，而苏联援助的156项占基建投资总额，按七成计算，大致会是三亿美元的七八十倍。 当然，七亿两黄金这个数目，为了便於宣传，会是个约数。而且，七亿两黄金这个数据的截止时间，应是1957年底，而苏联撤专家、撕合同，是1960年7月，包括156项的基建投资，又搞了两年多。因此，156项期间的基建投资规模，比七亿两黄金这个数目，应该还会多出一大块。考虑到经过"一五计划"﹐我们国家的家底较前大增，也许"二五计划"这两年半的基建投资规模，会同"一五计划"五年期间的数额差不多。也就是说，包括156项在内的基建规模，如果把"一五计划"的五年和"二五计划"的两年半加起来，大致会有七亿两黄金的两倍。 需要说明的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受"瞎指挥"影响的，主要是地方的"小、土、群"企业，而156项，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进行"计划管理"的重点企业，虽然也不免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说，在"大跃进"的"瞎指挥"中，所受的损失并不大。 因此，如果截止到苏联撤专家、撕合同的时间，大致说吧，苏联156项援助最后实际的总规模，会达到原来三亿美元的150多倍。或许，费正清估算的数据，也还沾边，大差不差，不能说一点儿也不靠谱儿。 那么，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在毛泽东访苏时定下的规模，三亿美元贷款，后来为什么增加了一百多倍呢？这中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朝鲜战争。因此，从事情发生变化的因果关系来看，毫无疑问，是抗美援朝，使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斯大林才大幅增加对华援助。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原来"不愿欠苏联情"的态度，自然也就变了。志愿军将士在前方打了胜仗，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自然也就理直气壮，而且，几十万志愿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这个账该怎么算？ 这个道理，其实斯大林也很清楚：二战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对苏联提供的援助，共有一百多亿美元吧，苏联人接受起来就从来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过，而战后归还的，连个零头也没有，其余的全都就那么算了。美国人大概不好意思吧，后来也没有追债，原因很简单，理由却很充分：作为盟友，在欧洲战场，苏联从始到终承担著德军的主要压力，苏联红军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 现在，轮到斯大林来面对他的中国盟友了，原因和理由同样很简单也很充分：中国几乎独自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将士付出的也是鲜血和生命。於是，在谈判确定苏联对华援助时，中国人在苏联人面前，好像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似的，毫无愧色，理直气壮，而且几乎是"狮子大张嘴"﹐凡是知道苏联人有的，只要我们能想到的，都毫不客气地提出来，统统都要拿到手。是啊，他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流血牺牲，难道苏联还不该给点经济援助？而且并不是白给的，中国还要照价付款嘛。 文献出版社有本文集，里面有何长工的回忆文章，有趣极了。何长工时任重工业部常务副部长，部长陈云要管全国经济，所以重工业部实际是他当家。苏联援助的项目，他对航空工业格外有兴趣。可是，何长工访苏时，苏联对华援助的大盘子已经基本定下来了。但这个何长工，在和维辛斯基谈判时，死缠活缠，咋咋唬唬，甚至大吵大闹，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打板凳，还威胁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告状"﹐这一下可把维辛斯基给吓坏了。这让我们领略了一番两国官员不同的精神风貌：苏联的"军事官僚体制"已经相当僵化了，上下级关系如同猫鼠；但中国的官员，却还是游击战士充满朝气的草莽作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何长工这官当得可真够过瘾的！可他一心想的是国家，事后也没有人去计较什么"越权"之类的事。那时的党风真好。 何长工可谓不虚此行。结果，又给中国要回来一个航空工业，是制造军用喷气式飞机的全套工厂，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还"搂草打兔子"﹐说苏联援助的项目都摆在北方不好，捎带要回来一个武汉钢铁公司。何长工回国后向中央汇报，陈云听了以后，高兴之余，又发起愁来，赶快打算盘，算一下基建投资总额又要增加多少亿斤小米？还得搜枯索肠，又增加这么大一笔投资，到哪里去弄钱呢？   所谓156项，其实只是人们的习惯说法。薄一波的书里介绍的情况，应当是最权威的：苏联援助的项目，实际上中间变化很大，过程相当复杂，时而增减，时而分合，添添去去，分分合合，变来变去，最后的结果，大约是150项左右。斯大林时代定的，是109项，到赫鲁晓夫时代，又增加了40多项，包括原子弹。 关於这一点，我同沈志华争论过，他把斯大林定的109项和建国前谈的50项合在一起，算成156项，这是不对的。建国前那50项，基本在东北，项目都很小，只有一两个项目，像鞍钢的恢复与改造，规模还像回事。比如，一个1.8万千瓦的电站，只是一个大企业的自备电厂，怎么能算一项呢？156项的任何一项，比这个规模都起码要大上几十甚至上百倍。 156项，其中纯粹的军事工业，是40多项，占近三分之一。军工企业，中国无疑兴趣最大，苏联则最不愿给，这是常识，比如原子弹，苏联后来就悔约了。而同样规模的企业，军用项目比民用项目的投资，数目要大得多。总的估计，军工企业投资数额，或许应在援助总额的半数以上。我在省机械厅管设备时，听部里同志讲，机械系统的设备拥有量，各军工部的总数，和民用的总数基本相平，不过，军工系统的设备，技术水平要高得多，价值无疑也要高得多。况且，156项的民用工业中，又以重工业为主，而重工业项目中，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为军工企业服务的。 不过，其中的具体情况，我就没有能力细说了。 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是中国近代以来几代执政者都梦寐以求的东西，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概莫能外。无论李鸿章、张之洞，还是袁世凯、蒋介石，"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都是刻骨铭心。"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并不是不知道现代化武器的厉害，"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那是唱歌，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可共产党的领袖和将军们不会不知道，在战场上，那是要用战士的生命去换的！ 建国之始就被强加给新中国的一场朝鲜战争，使中国人对现代化国防工业的渴望更加强烈，同时，也给实现这种愿望带来了可能性。一个具有深厚尊严的民族，一百多年来受尽了列强的凌辱，现在只是为了自卫，难道有谁能指责我们是在搞什么"军国主义"吗？ 抗美援朝，对新中国后来的发展，影响极为重大。战略方面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需要专门论述。不过，仅以抗美援朝的"战利品"156项来说，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就极为深刻。156项，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主，这一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都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程度相当高的项目。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都相当薄弱，远没有今天这样的实力，要吸收和消化156项这么一批洋家伙，够我们忙上十年八年的了。 总的来说，156项的建设是相当成功的。建国之初，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一个初步的工业体系，不仅需要全国的领导骨干和技术精英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全力以赴地苦干实干，许多事情要从头学起；而且，还需要全国上下，农民、工人和党政干部，必须节衣缩食，过相当清贫、困窘、寒酸的日子，来为这场"计划体制的工业革命"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后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如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三大改造、工业化建设，以至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形成后来"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体制模式，还有后来"大跃进"的失误和"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都与此有相当深刻的因果逻辑关系。 概括地说吧，是斯大林策划的朝鲜战争和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包括其中的"阴谋"和"神经战"﹐把中国逼得走上了这条路。同经济现代化的通常模式相比，这是一条非常规、反程序、异常艰难的发展道路，却又是一条辉煌的崛起之路。 罗素说，中国的崛起，靠的是英雄主义。面对群雄竞起、列强环伺的世界，毛泽东在一个混乱、破败、屈辱、孱弱的中国，唤起无以伦比的英雄主义，以"夹击中的奋斗"﹐为我们的民族杀出了一条血路。随后，为了消化和吸收这批"抗美援朝的战利品"﹐整整一代人还要在相当菲薄的物质生活中勒紧腰带、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这同样需要英雄主义的精神。当然，以通常能够忍受的程度来说，这段时间过长了一点，这在后人中引起一些物议，甚至当时那一代人后来也有不少牢骚不满。不过，"天上不会掉馅饼"﹐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正是新中国的英雄主义历史，为我们国家后来的现代化发展，包括迎接新一轮"全球化"的到来，奠定了极为重要又相当坚实的基础。 对自己打的这场"错误的战争"﹐美国人后来说："朝鲜战争一仗，打出了两个强国，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中国。"风险伴随机遇，苦难铸造辉煌，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其深刻之处就在於此。美国人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心情也许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吧，不过作为一种理性的认知，也还相当客观。 从经济的角度，用经济学的方法，深入地分析与论述这段历史，大概是个相当复杂的课题，不是三两句能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只是提个头儿，"抛砖引玉"吧，谁如果有兴趣，可以进行更加全面与系统的研究。 尾声：毛泽东回敬俄国人当年的"暗箭" 有人说，毛泽东这个人是很记仇的，这似乎不是什么好话，不过，毛泽东终其一生，却没有私敌。可是，若是关乎他的国家，这话倒也不假，毛泽东确实"很记仇"。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建立，斯大林就居心叵测地来了这么一手，对毛泽东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当然，毛泽东懂得，力量对比是很现实的东西，而且还得有适当的条件和时机。中国古语有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不行，那就二十年，对於等待，他有足够的耐心。苍天有眼，毛泽东是幸运的，在他的有生之年，终於还是等到了这一天。这就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 斯大林当然早就已经死了，但他当年的"暗箭"对中国的伤害，毛泽东却依然铭刻在心，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仇不报非君子，为了他的国家，俄国人这笔历史欠账，必须把它找回来。而且，赫鲁晓夫也真是小家子气，苏联"逼债"时，竟然把抗美援朝的战费也算上了，这倒让毛泽东心中释然和坦然了，向俄国人讨还这笔历史欠账，他在心理上就更没有什么障碍了。 当年，斯大林煞费苦心地策划朝鲜战争，主要是为了防范毛泽东成为第二个铁托，应当说，斯大林的忧虑并不多余，不过，斯大林还是没有看透毛泽东这个人。铁托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虽然大出斯大林的意外，不过，铁托向苏联闹独立性，还是"脚踏两只船"﹐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走钢丝"﹑"跳芭蕾"﹐当然，南斯拉夫是个小国，能够这样已经不简单了。但是，斯大林生前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毛泽东的意志之强悍、气魄之雄伟和手段之奇绝，远胜铁托十倍百倍，简直令人惊愕。面对二战之后世界上美苏的"两极格局"﹐以中国当年相当单薄的国力，毛泽东竟然两面开弓，左右通吃，公然对两个超级大国相继乃至同时叫板！柳亚子曾有诗云，"斯毛并世战玄黄"﹐可斯大林倘若泉下有知，也许不得不叹息"既生瑜，何生亮"了。 一方面，在经历1950年代短暂的"中苏蜜月"以后 - 仅仅为了消化156项中国也有必要如此，於1960年爆发了"中苏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毛泽东起手便气势不凡，当年口口声声"以俄为师"的中国人，如今竟然要同"十月革命的故乡"争夺"列宁主义"的旗帜和正统地位，把苏联人从意识形态教主的圣坛上推下去！如果斯大林还在世的话，他看到的是一个站在"左"的理论立场上的铁托。毛泽东喜欢说，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使他在论战中，占领制高点，夺得主动权，战斗性更强，更有杀伤力。而且，中国竟然拿什么"斯大林问题"做起文章来，俨然一副义正辞严的架子，正儿八经地教训起斯大林那些不肖后人来，仿佛斯大林不是苏联的国家领袖似的，这简直就是讽刺！不知斯大林在世的话，对此会作何感想。同时，这在战略上，也牵制了苏联踩著中国人的肩膀去同美国与西方阵营"缓和"﹑交易、勾结的企图与趋势。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说，据他观察，起码自1964年起，毛泽东对"中苏论战"更为关注的，便是战略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一错再错，如果说，朝鲜战争的背景主要还是冷战，那么越南战争则标志著美国背弃了曾经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站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对立面去了。面对"麦卡锡主义"影响下走上邪路的美国，毛泽东毫不示弱，在出兵抗美援朝之后，高举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又大力"援越抗美"。毛泽东要把他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创造的"人民战争"的一整套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在美国的现化化武力面前检验一番它的效力。结果，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搞得焦头烂额、终於混不下去了。然后，像斯诺说的，毛泽东要以"强势外交"﹐打破二战后的"两极格局"﹐打开中美关系。也许在毛泽东看来，由於历史的缘故吧，中国在接纳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才能满足这个骄傲的民族那极为深厚的尊严。 当然，气魄宏大的战略构想，还要有精心安排的战术动作，作为实现转变的契机。作为回敬斯大林当年的"暗箭"﹐要"斗智"﹐毛泽东并不缺少谋略。经过一番运筹帷幄，他选中了中苏边境上的一个江心小岛 - 珍宝岛。只是到了这时候，毛泽东"斗智"﹑搞"神经战"的对手，已经换成同样骄狂傲慢、智力却有点愚钝的勃列日涅夫了，这不免让人觉得多少有那么一点儿"欺负老实人"的味道。说起来，毛泽东的手法也确实不那么"光明正大"﹐只能说是"马基雅维里式"的。这个世界并不完美，毛泽东也不是天使，让上帝原谅他吧。 毛泽东在珍宝岛玩的这场惊险万分的战略游戏，将朝鲜战争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扫而光，并为他的国家带来崭新的发展前景，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一个更加广阔、无比优越的国际平台；同时，像尼克松讲的，也改变了世界，"大三角"取代了"两极格局"﹐冷战时代的终结，由此开启。 后来发生的"中美和解"﹐"珍宝岛事件"才是真正的契机。至於在媒体上广为传播渲染的"乒乓外交"﹐虽然听起来很是浪漫温馨，但尼克松并不幼稚、不是那么好哄的。毛泽东看事很透彻，他很清楚：中苏两国如果不流点血，美国人是不会动心的，这国际社会的事，正义和道德原本属於"稀缺资源"﹐现实世界就是这么个"德性"﹔倘若中苏之间只是一味"动口不动手"地"论战"﹐而没有在边境上兵戎相见，尼克松和基辛格也不会展翼冲霄、从万里之遥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同他谈什么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 结果，毛泽东用世界上几乎最小的一场战争，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转变。同当年空前惨烈的朝鲜战争相比，小小的珍宝岛战役，简直不值一提。可是，毕竟也有中国的年青人流血牺牲，他们也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孩子。阿弥陀佛，善哉，也许毛泽东不得不这样。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改革开放来说，最重要的前提，无疑是国际环境了。这是毛泽东开创的事业，他把这笔遗产留给邓小平了。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本来话就不多，不过，如果他对自己诚实的话，也该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有了毛泽东留给他的这笔遗产，他的改革开放才有可能进行。 而且，成功地为我们的国家运筹和营造一个有利於发展与进步的国际战略环境，其艰难、复杂、微妙和不可预见的程度，是常人的想像力所难以企及的。相比之下，在国家内部实现政策的转变，毕竟是容易得多的事。 也许有人会提这样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些，是否也算"毛泽东思想"呢？我的回答是，恐怕不行。这些奇门遁甲、权谋机诈的东西，从鬼谷子"阴苻经"里学来的旁门左道，怎么能登上"我党集体智慧"的大雅之堂呢？所以要我说，还是不算的好。 [1]为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乌有之乡於2010年10月25日组织座谈会；笔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稿经本人修改，有较大补充后，2011年2月15日整理成此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纪坡民

本文针对都市研究中的“上海热”现象，指出上海开埠以来的“殖民经验”被有意无意地改写、忽略和遗忘。并且结合上海早期历史，较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如何在空间扩张的意义上，再生产出一个符合资本发展的环境。

2004年，章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此篇为对邬国平、樊荣先生商榷的答复。

哈贝马斯希望所有宗教的信徒为了能够生活在政治上自由主义的、文化上多元主义的社会中都能经历一个三重反思：坦然接受面对其他教派或宗教遭遇时所发现的认知差异，适应享有对世俗知识之社会垄断权的科学的权威，同意基于世俗道德的立宪国家的诸个前提。

费孝通教授曾经如此谈过他读金氏《四千年农夫》的观点："他(指金氏)是从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 ...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生产了多少粮食，养育了多少人，谁也无法估计，而且这块土地将继续养育许多人，看不到终点。"

记者的首要职责是记录时代变迁。然而在社会体系发生根本变更的时期，少数记者本人也会成为新闻人物。榜样的效应，又会让更多的从业人员产生效仿的冲动。但这些效仿的做法往往流于东施效颦式的"行为艺术"，因为其表演者们本末倒置，忘却了自己作为记者的本分：在深入采访（而不是八卦猎奇）后，通过忠实记录（而不是主观撰述），进行对某一新闻事件或特定相关群体的有限解密（而不是肆意妄言）。 对所有壮怀激烈，心无畏惧的勇士，我都抱有最深的敬意。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往往气势不足，只能坚持一口气，却到不了底。事实上，这些壮士不仅在重重阻碍面前望而却步，还为自己经受的种种考验而忿忿不平。 在全球资本时代，那些急于求成的人们常会忘却：真正的信仰总是深沉的，真正的实践总是复杂的，真正的变革总是要从自己做起的。 蒙塔兹•扎伊迪的狱中笔记，应该让一些人感到羞愧。 这是一本必将载入史册的书。 2010年4月， 在日内瓦召开的环球调查记者大会上，我结识了蒙塔兹。他是主讲嘉宾之一。我们在会议间歇期进行了短暂的交谈。此后，我们偶尔在网上会用英语交流，互通有 无。一次，蒙塔兹主动提起了出书的事情，而我立刻意识到其中文译作的必要性：他独特的经历和新鲜的视角，将为中国读者填补上一个世界的空白。 事实也的确如此。感谢中信出版社和本书的译者。直到读罢此书之前，我对蒙塔兹的认识都是相当肤浅的。语言的障碍，使我们的有效交流极为有限。我向来耻于"标签化"的行为，但由于无法直接研读他的作品，对蒙塔兹"扔鞋记者"的印象在我心中一直根深蒂固。我对此颇觉惭愧和自责。这种简单的辨识法，不仅是对他和他的作品的羞辱，也正中了全球各家"帽子工厂"的下怀。 说到底，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伊拉克青年蒙塔兹，在经历了战争、革命、爱情、背叛、压迫、反抗、彷徨和磨练之后，对信仰、民族和帝国产生的认识和反思，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有着既直接又深远的意义。 我最喜读的，是作者对战前生活的回忆。这些散落在全书各部的片断，以丰富的画面感，展现出蒙塔兹对乡土家国的深沉的爱。这个拒绝了政治庇护和永久居住权的执着的小伙子，拥有真正"热爱生命、向往光明和渴望爱的灵魂"。 与伊拉克各拥古老文明，又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和她有着多少相似的经历！日军侵华期间，多少人盼国难，多少人当买办，多少人鸟兽散，多少人不抗战，多 少人齐声唤，多少人一边看。人不能寿，家不能全，民不能定，国不能安。这和蒙塔兹们的遭遇有什么分别？我们都长久受制于军事霸权、经济霸权和信息霸权，称 得上是"同呼吸、共命运"。 阴错阳差的是，物极必反的哲学规律，和信息霸权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使一些人产生奇妙的幻觉，以为我们已不再是强权狙击手瞄准镜里的目标，而是凑在狙击手 周围看热闹的观众了。而由于都市中心主义的盛行，部分民众对都市之外的地域、群体、文化和生活（如农村、边疆、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的认知，也退化成了一 种近乎神秘主义的想象。 这种无形的幻觉和想象之墙，比蒙塔兹笔下的监狱，一个"由沉默的墙砌成的，令人窒息的正方形空间"，更为可怕。 蒙塔兹的书间接地挑战了这种想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这种想象造成的文化和历史断裂。它迫使我们从幻觉中回过神来，认清形势，拓宽视野，以真正开放的目光来认识和观察这个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 我并不赞同此书中的每一个观点。但我尊重并理解这些观点及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对异见的尊重和理解，是多元化社会的重要基石。近年来，部分人虽打着多元论的名义，却仍惯于一元论思维，热衷于以一种立场（无非是新的"主流视角"）来代替另一种立场（通常是旧的"主流视角"）。借舆论来宣扬自己所支持的立场（而不是观点），打压所有其它观点 - 矛盾的激化、认知的钝化、社会的极化，多源于此。 这些人所纠结的，和蒙塔兹遭拘禁时被反复问到的 -"你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 - 在根本上是一样的。蒙塔兹把这些问题称为"带毒的匕首"。正如他问的："为什么那些宗教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要用这种丑陋的方式分裂我们的人民？" 我想起自己的遭遇。2010年11月8日晚，我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在市中心希尔顿酒店一层游泳池边的房间里，嚼着比萨饼，喝着啤酒，翘着二郎腿，在笔记本电脑上"欣赏"高清版本的美国大片《黑鹰坠落》。我刻意使自己彻底放松，以普通美国观众的视角观看这部"战争经典"。 影片中，只见美国大兵精诚团结，死战不已。而索马里人不论老小，各自持枪，如凶煞一般，前赴后继地向他们发起冲锋。我脑中不断浮现"义和团"三个字 - 在新的"主流视角"下，这是贬义的代名词。 那天凌晨，我离开酒店，赶赴车站。从此，我和数十名索马里裔民众同吃穿洗睡，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公车，前往与索马里接壤的一座边境小镇采访，随后又与另一批当地百姓同车返回。 几天后，我到了南非，在约翰内斯堡的宾馆房间里，突然想再看一遍《黑鹰坠落》。我刻意使自己彻底放松，以普通索马里观众的视角观看这部"战争经典"。半个小时后，我就看不下去了，甚至也听不下去了。片中不断的枪声让我心悸，而杀人机器的叙事逻辑更是令我憎恶。我那一夜都没有睡。 蒙塔兹和他身边那些面孔模糊的民众，那些只有在"大片"里才会偶尔以反派角色，或讨同情分的角色出现的人们，那些强权狙击手瞄准镜里的目标们，那些侵略的受害者，那些"国际社会"的另一面 - 他们的故事谁来讲述？ 感谢蒙塔兹，他在讲述；感谢此书的译者，她在转述；感谢中信出版社，它在开路；感谢所有那些直面世间沧桑路的人们，你们在创造历史，虽然并不是在你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但这已经足够。 2011年7月17日

7月20日，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他援引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并在演讲中批判“粉丝文化”。　　不过，北岛的“敌意”和批判，反倒让他的演讲成为2011香港书展近300场文化活动中最火爆的场次之一，300余人的演讲厅座无虚席，等待签名、合影的读者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其中不乏内地读者。　　近几年来，北岛的散文集《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陆续通过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等机构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但近期，北岛毅然暂停散文和专栏写作，集中心力重新写诗。7月21日，北岛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写散文对诗人来说比较容易，会上瘾　　记者：您在结束欧美近二十年的生活后，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教职已近4年，内地读者通过《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散文集，也了解到您近年来的最新创作。您这几年的主要工作还有哪些？　　北岛：我是2007年8月1日来香港的，还有10天，我来香港就整整四年了。这四年除了写《城门开》以外，我和朋友一块儿编了两本书，第一是《70年代》第一卷，现在在编第二卷，年底差不多会出来；另外就是《暴风雨的记忆》，关于北京四中的。从出版角度讲，主要是做这两件事。　　另外还做一些诗歌活动，因为大学有很好的平台。2009年开始做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那个时候决定每两年一次，今年11月会做第二届，除了邀请的诗人更多以外，我们会给每个应邀前来的诗人出一本双语或者三种语言的诗选，也会做更广泛的宣传。希望这样的诗歌事件不仅仅是香港的文化事件，而且是大中华地区的文化事件。　　记者：您这几年的散文给汉语世界的不少读者留下了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是不是因为以诗人的语言训练和技艺去写散文，会觉得游刃有余？但香港青年诗人廖伟棠近期有文章称，您刚把散文和报刊专栏都停掉了，转而闭门重新写诗？　　北岛：是的。对诗人来说，写散文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想写诗，但是发现散文容易让人上瘾。法国一个很重要的华人学者熊秉明说过“一把米能够喂几只鸡”的问题，他说其实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我只有一把“米”，我想喂散文这只“鸡”，又要喂诗歌这只“鸡”，是几乎不太可能的。一旦接手专栏写作，你会像日夜兼程一样赶路，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我决定干脆把所有专栏彻底停下来。这段时间完全不写散文，集中精力在诗歌上。不能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记者：“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是近年香港书展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悲观者往往认为每年7月的书展是香港出版和文化的一个短暂的虚假繁荣，而乐观者高调肯定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您作何考虑？　　北岛：香港在“文化”上不比内地任何一个城市差。从这个角度讲，“香港文化沙漠化”就是一个伪命题。来香港四年，接触到一些香港知识分子和作家，我挺佩服他们的，比如卢玮銮（笔名“小思”），最近他们的《双程路——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1963—2003》获得这一届的“香港书奖”。看他们接受的采访，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远远超过我们。他们专注，香港像他们这样的文化人也有一批，比如曾经的《八方》杂志，我在上世纪80年代看到的时候非常佩服，水平办得相当高。　　香港作为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它在“文化”上应该不亚于中国其他地区，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沙漠吧。　　记者：您对真实的香港有全面了解吗？包括对比较底层的香港都怎么去了解，有没有一些特殊途径？　　北岛：我这方面做得不够，没有去天水围那种底层社区实地考察，其实我是借香港这个大树来庇荫。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从我家到我的书房，除了教书以外也很少去学校，基本的生活直径其实就是一公里。除了自己写作和编辑以外，我主要在做国际诗歌方面的活动。我承认我对香港的了解，更多是通过书本得到的，比如陈冠中、吕大乐他们对香港的研究。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对香港的了解过于贫乏，要重新梳理香港的历史，所以有意识地去读一些他们的书。　　记者：陈冠中先生这几年长住北京，读他写香港的这些文字，与您这四年的香港经验对照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北岛：他去北京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世界是需要错位的，大家互相掺和一下；我离开北京，在国外漂泊那么多年，现在来到了香港。就是需要这种出走和回归，对于香港人来讲也是，如果他们不离开香港，他们的眼光也非常有限；如果我不离开中国，我的眼光也非常有限。正是因为远离自己的故土，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记者：在昨天的演讲中，您认为生活境遇的改善有时可能对写作不一定有利，可您今天的薪金非常高，生活条件肯定比早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抡大锤时强多啦。　　北岛：生活和写作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不能说这阵你生活得好了，就写得差了，下一段因为生活过得苦就一定写得好。二者有一个大致的互动关系，就像我说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一样，他一生可以说过得很平静，但是我想他内心不是这样简单。　　我曾经概括过，写作需要两点，一点是心苦，一点是命苦。很多人对痛苦的那种感知程度比别人强，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作家，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受罪。命苦和心苦往往连在一起。　　记者：在近年的各种表述中，您似乎谈不上有什么乡愁。　　北岛：你说完全不想回去，这也不是真的，但是我那种乡愁没有了，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对于北京，如果回去只是想看亲人，最重要的是我母亲，她90岁了；还有一些老朋友，但是现在连朋友都可以到香港来，他们经常组团来看我，现在这个也不是问题了。　　一个作家的宿命是，你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和乡愁几乎没什么关系。我漂泊二十多年，现在不知道我家在哪儿，你说北京是家，加州也是家，巴黎可能也是家，现在香港也是家。所以，我的乡愁已经变得非常的没有指向性。我也想曾经住过的地方，会想念那儿的朋友。　　我们这代人经历不太一样，我从8岁离开北京去上海，跟我母亲去探亲看我外公时开始，就有很强烈的冲动，想要远离自己的故乡，后来终于走到了回不去的地步。　　这和我们这代人的反叛有关系，后来“串联”、出国，海外漂泊，都和不断向外走的冲动有关系，远离自己的文化，远离自己的家乡，这是另一种紧张。同时，又有思乡的过程，所以又是一种紧张关系。历史现象需要复杂地去看，否则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记者：《城门开》中您指出，您父亲当年担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奉命定期去“刺探”挂名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诗人冰心的思想动态，然后向组织汇报。但也有批评者认为您的这种“忏悔”太过宽容，放弃了对个体在极端年代坚守良知可能性的追问。　　北岛：有机会这个我们可以另外谈。这个确实涉及对革命的看法。不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你很难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现在我们容易很简单地否定他们，包括对杨振宁这一代的老知识分子。你要充分地理解，革命在当时是合法的，他们相信革命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件事，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理想。在我父亲那个时代，革命是政治，革命都是正面角色，我认为章诒和的写作最大的问题是，她完全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事件，把冯亦代写成反面角色，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解。在当时，冯亦代打小报告、自己向党交心，这是革命很自然的过程，只不过到了后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如果不很复杂地看这段历史现象的话，就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包括我父亲，我觉得那个汇报在当时没有什么，不是所谓“卧底”。当时向党交心、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汇报别人的思想，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从日本、台湾地区经验看，扩大农民兼营不是仅仅依靠每个驻村干部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或者自由市场能解决的，而是靠国家或者地区制定有效的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促进和实现的。整个九十年代至今为什么中国农民兼营收入份额没有增长反而下降？

百年多来的中国风光摄影，见证了国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折射出政治、经济时代和摄影师们的文化心路历程。由模仿古画，到讴歌权力和生活消费，中国的风光摄影实际上和它的真正对象一直存在着距离，显得过于艺术化。

记者：您曾经撰文反思过美国的大国强权政治，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关系？乔姆斯基：我认为，非常明显，中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提升和美国的关系，至少美国的战略分析家是这么理解的。举个例子吧，美国有一份关于文学和科学研究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在美国是比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战略分析家约翰·史坦布兰诺两年前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政的布什政府，军事侵略政策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个观点得到了一群严肃的战略分析家的普遍认同。他们认为，应该由中国领导联合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同美国的军国主义相抗衡，而不能由欧洲领导，因为欧洲是美国的同盟。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如果由中国牵头与美国军国主义抗衡，会不会正给了某些人"中国威胁论"的口实？乔姆斯基：原因就在于核武器。在军事发展和行动上，中国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克制。事实上在这个时候，面对美国军事侵略政策不断扩张，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已经建立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战略分析家选择中国的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国在联合国为推进和平开发外太空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试图通过中国来加强遭受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反对的，约束力还并不强大的条约。但是情势正在改变，布什政府的军事侵略直接或间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军事状况。破坏《核不扩散条约》就是如此，这个条约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条约限制，全球将陷入严重的危机。布什政府拒绝执行这个条约，最近印度的核事件给了《核不扩散条约》严重一击。条约体系中的一部分规定，就是控制向发展核武器的非成员国提供核的相关材料，但是美国无视这一规定，向印度提供了核技术，本质上同意了印度发展核计划。接着中国表示抗议。情势非常微妙，一连串的波浪效应危及到了这个条约的基本生存。事实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破坏了这个条约，尤其是美国，其他国家也是。条约中规定了他们的义务是逐渐消除核武器，并受国际法庭检验。《核不扩散条约》遭受了美国最恶劣的破坏，其约束力目前变得非常弱。记者：那您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事业是否起了稳定作用？乔姆斯基：我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说到"威胁"也只是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或是所谓的"稳定"。稳定是个科学术语，但这里"稳定"的意思是由美国来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就可以发现"稳定"这个词出现了不下500次。报告中每一个"稳定"的真实含义都是：美国霸权。例如：叙利亚和伊朗被控告干涉伊拉克国内事务。即使是火星人看到这个，肯定都会崩溃。只有被军事占领的国家才能控诉某国干涉本国国内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都意识不到这点。由于多年来庞大宣传机器的运作，霸权心理在西方文化里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偷换概念是非常荒谬的。记者：除了政治上的微妙关系，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往来也非常值得关注。乔姆斯基：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大公司的利益。对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可以提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招来年轻的农村妇女工作，并且他们不用承担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他们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所以这些美国公司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出口平台，同时还可以借此压低美国工人的薪水。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对于美国是有价值的。同时，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笔巨款目前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中国是入不敷出的美国的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由于美元连年疲软贬值，这显然不是中国最佳的投资选择。有朝一日中国决定投资多样化，将这笔钱投向别处，这对美国的金融将是致命的打击。从这点来看，美国商界是非常赞成加强中美关系的。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这并不是开玩笑，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比如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交保护费，又没有方法胁迫他就范，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美国挥舞着拳头对欧洲扬言：停止在伊朗投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很顺从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国偏要加强在伊朗的投资。中国才不看美国的脸色，中国的态度就是：我们在这里待了3000多年，用得着看野蛮人的脸色么？这种态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记者：您的观察很有意思。乔姆斯基：我再说一个细节。去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布什政府决定用国家午宴取代国家晚宴，结果胡主席非常平静地用完午宴，然后直接飞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沙特阿拉伯是美国主要的石油国和军事武器输入国，一直是握在美国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在利雅得，胡主席受到了最尊贵的接待，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等于向美国宣告：你少我一顿晚宴，我会加倍拿回来。我就要从美国你这个老虎口里拔下利雅得这颗牙。这件事一举震惊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如果你看了美国内政报告，就能了解美国是多么地想控制这些拉美国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拉美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而且因为美国相信，如果连自家后花园的拉丁美洲都不能控制，又怎么能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呢？其实中国对此并不很在意，目前主要是在努力增加贸易往来和投资。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委内瑞拉出口部分产品到中国，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国，如巴西、智利、秘鲁也纷纷向中国示好，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开始让他们获得利润，这些贸易挖了美国的墙角。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希望发展更厉害的防御武器，就因为美国威胁不了中国，这么简单的原因。记者：作为一个关注国际政治，且时刻保持在激活状态的学者，您对今日中国的大致印象是怎样的？乔姆斯基：虽然任何印象一定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对中国仍有一些大致的印象：比如说，很明显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严重的副作用，这对大部分人甚至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利的，乡村田园被严重破坏，人们失去了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居住在贫民窟中，最终死于工作。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腐败事件，这是一个混杂体。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但在这个城市里也隐藏着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上海的经济在惊人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也混杂着其他的东西：很多出口公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海外华人或者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人一样不断地向更高端前进发展。同时，发展中的中国让大量的工程师去发展本土产业，或许还能接管自己的工业，我想中国比印度更有希望做到这点。记者：就您分析，这种混杂，这种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问题的高速产生，会不会对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乔姆斯基：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他的比利时同事约翰曾做过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已知的，另一部分是未知的。在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国家：从印度独立的1947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1979年，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这段时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饥荒，数百万的印度人民不断死于饥饿，但是印度独立后，饥荒就停止了。阿马蒂亚·森他们把这个归功于民主政治，完全不同于英国统治下的政府。如果处于民主政治中的印度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灾难，大量消息将会传播出去，只有消息传到中央政府，政府才能够对此做出反应，减轻饥荒的影响。1958－196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饥荒，他们把这场饥荒同样归因于政治体制，当政府发现一场大饥荒爆发时，做什么都太迟了。这就是研究中已知的那部分，这一部分获得了诺贝尔奖。阿马蒂亚·森他们研究中的另一半你们也不能错过。他们比较了1947－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 印度由于信息的相对畅通，没有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由于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即使在今天，印度仍以发达的软件产业和生物实验室闻名。他们确实很棒，和麻省理工学院一样优秀。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就在几英里之外的乡村，印度农民自杀率不断上升，因为政府把用于农村人口、灌溉以及国家信贷等的国家资金投入到高科技产业中。事实上，印度在1991年改革时，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24位，虽然改革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科技，但改革后，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却降至127位。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记者：您是一名语言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语言这一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您所表达的言论却在美国遭到了最广泛的误解和攻击，这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乔姆斯基：失落？就像我今天看到外面在下雨一样失落。呵呵。受到误解和攻击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面对批评就是这种反应。他们不愿接受独立的质疑，即使是出于善意的，这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变得思维独立，思想自主，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是一心想控制人心的精英层最不愿见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富裕强大的国家里，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选举权。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在富裕强大的一向号称人民享有民主的国家，反而没有真正的选举么？乔姆斯基：我们来看一下西半球，如果你比较最富有的美国和南美最贫穷的国家玻利维亚，过去几年中两国都有总统选举，你认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答案可能会让包括中国朋友在内的所有朋友大跌眼镜。事实上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根本不是美国！在玻利维亚，绝大部分人不只是在选举日参加选举，他们一直在关注并参与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比如他们如何接受世界银行的充满附加条件的贷款，并使之私有化？玻利维亚是否控制它的财力？或是把它们放任给外企？大部分印地土著人是否应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自从大约500年前玻利维亚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时就被剥夺了。这些问题对民众来说非常重要，人们每天为此争论，选举日到来时，人民选出了来自自己阶层的人作为领袖。而美国则不同，两个候选人都来自富裕和政治权贵的家庭，都享有特权，进同样的名校（耶鲁大学），参加相同的秘密俱乐部，该俱乐部旨在培养未来的统治阶级--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有相同的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候选人都有基本类似的计划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选举是由公共关系那套理论运作的，他们像推销牙膏一样宣传候选人。他们让那些问题远离选举议程，人们永远也弄不清楚候选人在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公共医疗制度就是美国人民关心的重要问题，美国的公共医疗制度问题重重，有45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因为私有化造成了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低、官僚化甚至不作为。但是有普通百姓能指出约翰·克里（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么？没有人。选民不是傻瓜，可选举就是设计好了让人们弄不清候选人的立场。在西方发达国家， 越来越多的权势集中控制着选举，广大人民却被排除得越来越远。  记者：您如何看待美国在萨达姆事件上的态度？乔姆斯基：我曾经说过，布什和布莱尔都应该被战争法庭审判，就是在海牙，审判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那个国际法庭。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阴谋，轰炸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米洛舍维奇去做一些大规模的破坏性事件作为报复。轰炸了以后，米洛舍维奇做出了报复，正好给他定罪。如果你看一看英国的议会所进行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直到1999年1月，大部分的战争罪行是由KLA游击队犯下的，而不是米洛舍维奇犯下的。萨达姆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但是现在控告他的是他在1982年杀害143个什叶派人士。当时什叶派试图来谋杀他，谋杀的计划失败了，他作为报复杀掉了143个什叶派的人。198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根把伊拉克从恐怖政府名单中拿掉了，所以美国可以向他们的好朋友萨达姆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不仅包括经济援助，还包括帮助他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是针对伊朗的。这些武器由美国来提供，还有英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既然美国和英国当时是支持伊拉克的，对伊拉克扩张的野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为什么他们不和萨达姆一起接受审判？记者：您年轻时就写过一篇小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请问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乔姆斯基：我惟一能说的就是真理。 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注解来装饰真理。其实真理无庸多言，就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一样是常识。从基本面上，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特权赋予责任。如果你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为温饱挣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权，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受过训练，等等，你能做的就更多，你的责任也就更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

A谈起日本总有说不完的话。但若幻想用理论的方法把话说清楚，往往又只是徒劳。日本的问题千头万绪，大幅简化，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投身亚洲还是背叛亚洲。但是话未出口，似乎就听见了中国人惯用的反唇相讥：少来这一套！ 亚洲怎么啦？ 我们就是亚洲！宛似多年前我笨口拙舌，想强调「人民」的意味时的遭遇一样：人民怎么啦？ 我们就是人民！ ......于是在那个所谓思想解放的时期，我们无法讨论人民与底层的立场，与特权阶层的挫折并不相同。言及日本，莫谈理论，还是讲个真实的故事。1972年脱离日本辗转抵达阿拉伯地区，决心投身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一小批日本青年- 他们为自己命名为阿拉伯赤军- 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的战斗序列，首先接受游击战训练。 在贝鲁特的海中进行游泳训练时，不幸发生了一人溺水而死的事故，他的战友桧森孝雄为护送遗骨回到了日本，未能参加以后的军事行动。当时25岁的学生桧森孝雄，从那一天开始了他孤胆的抗议活动。 一直到54岁辞世，他持续了30年之久的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绝食抗议、游行静坐、宣传救援，最后选择54岁3月30日即「巴勒斯坦土地日」这一天，他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海鸥广场烧身自杀。在留下的遗书中他这样写道：我感到，为解放而组织起来的巴勒斯坦的人们，是我近处的友人。 日本正在急于增强侵略战争的体制、变成非常危险的国家。 但是，追究侵略战争责任谋求日本解放的人在亚洲并不少见，我也一直希望能加入到解放的一部分之中。 高度发达的科学的世界，却带来了比古代残酷得多的侵略与屠杀的时代。 做为人最宝贵的、彼此关怀和分担痛苦之心，正被惨忍地践踏蹂躏。对以色列及其后台美国、还有充当它们盟友的日本进行的抗议，虽规模小但在日本持续着。 我也要参加其中，成为这抗议的一员。《水平线的彼岸》，东京风尘社2005年去年岁末（2010），我带着女儿，站在了海鸥广场。一位白发蓬乱的桧森孝雄的昔日战友，声音哽咽地给我们讲解，指点着烧身抗议的位置和细节。 确定位置的地标，是一棵从香川县移植的橄榄树。原来，桧森孝雄就背靠着这株树，如依偎着他献身的巴勒斯坦。 在东京湾吹来的夜风中，他的战友告诉我，遗体烧成了焦炭，但只有前胸一小块皮肤未烧。 后来在检察遗体时人们才发现：桧森孝雄是把一面巴勒斯坦国旗贴肉缠在身上以后、才来到海鸥广场的。 那一天他扑倒后，只有胸前的一块皮肤和旗子碎片一起留了下来，如留下了一个尚未解读的日本精神，以及他以命相谏的- 日本的方向。我以为，那也是中国的方向。B明治的时代，孕育了诸多日本的「志士」。 值得重新俯瞰他们思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主导了那以后日本的走向，甚至以变种的形式，潜在地影响着今日中国。如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因思想激进触犯法度而被捕，囚禁中写下启蒙的《狱是帐》。 但是他的发愤之作，却一面教导对俄美列强的恭敬、一面宣言对中朝邻国的野蛮：既与鲁西亚或亚墨利加一旦缔约，决不可因我破约而失信于戎狄......滋养国力，使易攻取之鲜满支那顺从......得失之壑乃至土地，可就鲜满夺以填偿之。影响更大的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 福泽谕吉思想的核心要义，就是成为帝国并实现殖民主义、吞噬弱小亚洲的「穷亲戚」。为今日谋......不可犹豫于邻邦......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其与支那朝鲜交际之法......径以西洋人待此之风予以处理可也。脱亚入欧，成了一个古怪的谜谶。 日本至今对它再三吟味而不得结论。 但是中国朝鲜却一直催促逼迫，警告它只要不放弃脱亚入欧的方向，就得不到亚洲的信任，就永远都是「加快复活军国主义和狼子野心不死。」也许今日的中国，正朝着明治日本的老路举步。 今日重提阿拉伯赤军孙大圣，只缘脱亚入欧的妖雾又重来。批判只有在矛头敢于对准自己时才称得起批判- 如我们对待日本，解剖的手术刀必须对准大中华的天朝帝国思想。 已经应该指出：在今日的中国，至少在一个个精英的圈子，他们的忧国宏论之中，游走着、甚至疯狂泛滥着一丝与脱亚入欧的明治日本相似的声音腔调。在今日繁衍的精英里，在天下己任的「士」中，方兴未艾的大国主义和对亚洲弱小民族的歧视，正如一种致命的癌，于无声处，悄无声息，向着中华天朝的眼、目、耳、鼻、骨骼、髓液乃至心眼大脑- 危险地传染。举例则纸短角多，若一言以蔽之，必须说：如何对待亚洲「还没富起来」的弱小国家，如何对待自己地盘之内「非我族类」的人民- 才是中国人特别精英们在大搞南水北调、重画省区、低碳环保、亚丁护航、海岛争端等大功伟业之前，先要从零学起的头等大事。黄晓京书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也许是关于天下国家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分析。 他说：「天下国家观，也有人称之为文明国家观，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这也许是亚洲的文化革命的历史含意。」这一思路源自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预言般地、最早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简直是​​一篇摒除狭隘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宣言！ 但是，既然远见卓识被放逐于书卷而不得实施，时至如今就变做了不祥的谶语。 恐怕，「亚洲的文化革命」到了它以一出汹汹的历史活剧上演之际，伴随着的，也许将是恐怖的流血，与无边的遗恨。C我在日本时，也曾度过与黄晓京近似的艰难时光。 后来在写作关于日本的随想录《敬重与惜别》时，又直接与他深谈，得到过许多的教益。 他编纂的明治初期汉诗，出自众多的日本精英与思想家之手，虽然中国人读着会觉得太乏诗味甚至忍不住捧腹大笑- 但字里行间描画的，确实乃是骄狂活跃在那个时代的、脱亚入欧的野心。- 如同某种形式和思想的对立，阿拉伯赤军的成员留下的，不是汉诗而是地道的日本和歌。如重信房子在狱中出版的短歌集《把茉莉插在枪口》。 其中满满记下的，是他们青春作伴的斗争剪影、以及一股徘徊于短歌行间的、献身被剥夺与被压迫的亚洲人民的忠诚。 然而，最为令人震惊也最发人深省的，乃是如下一首短歌。パレスチナわがまほろばの崩れゆく空のみ高しジェニンの町よ（巴勒斯坦，我的美之家园，正坍塌崩溃，唯天穹高高，杰宁的街镇哟）抄录日文原作并把粗浅的释意写在括号里，不仅为了让大方之家能依据原文审断，也因为我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译法。 一首排列假名的短歌，不仅难在格式的生疏、不仅难求语词的对应；最使我感觉困难的，是对于其中一个含义重大的古语-まほろば的解释、强调、和意味的传达。まほろば一词，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大和」的同义词来接近，但又不能译它为「大和」。 它有「理想国、和平乡、净土、可望不可及的美好家园」等寓意。 它属于日本的私密，并不能与人分享。 唯作者能发奇想，把巴勒斯坦比做自己一个日本人心中的まほろば- 此一笔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即便在整部日本史上也前所未闻，其价值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过高。是的，成为日本的狭隘爱国主义象征的大和理想乡，已被置换为巴勒斯坦、置换为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他者，包括亚洲。 在我们毫无察觉之际，日本的先驱者，早已朝着「亚洲」这一方向，迈出了他们的步伐。问题留给了中国。对于我们的国人而言，这样的问题存在吗？所以我想说-与那些躲在帝国主义裤裆里高喊民主的斗士不同，更与孪生于西方价值粪便里作艺术态的诗人两样；面对日本，我们并不想彼此确认民族主义。 我们想做的是- 把桧森孝雄、冈本公三等英雄的名字刻在满是遗恨的胸中，怀着对烈士的追悼之意，一同探求新的亚细亚主义、以及真正的英特那雄纳尔、即国际主义的道路。- 谨为赘序。张承志2011年1月10日，北京2011年2月16日，再改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伴随着亚述王国、新巴比伦帝国、希腊及罗马帝国等对巴勒斯坦地区的争夺和入侵，犹太人就开始了向世界各地流散的历程。他们流入欧洲的人数最多，在这里遭受反犹主义的迫害也最为深重。时至今日，这股反犹主义依然阴魂不散，并不断的出现新的回潮。本文就试从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根源、历史上欧洲反犹主义的特点及其近期回潮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简要地分析。一  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根源 "反犹主义"一词在英文中为"anti-semitism",其动词形式为"anti-semite"，它是由前缀" anti"和词根"Semite(闪米特族)"组合变化而来，从字面意思上看，应是"反闪主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都习惯于用这一词汇来指代反犹主义。有学者认为这一词汇是在19世纪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因在《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中首先提出来的，尽管这一词汇出现于19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早在上古时期就已出现。我们一般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把整个犹太人作为迫害和排挤对象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和社会行为，反犹主义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历史上，欧洲的反犹主义最为严重，对历史的影响也最大，欧洲之所以会频频发生反犹的恶浪是由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特点所决定的。1、历史的惯性作用。欧洲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始于希腊罗马时期，当时主要是为了推行希腊化政策，镇压犹太人的抵制和反抗。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后，一方面帝国内长期推行的反犹政策在社会中形成的反犹排犹思潮并没有一下子消失。另一方面罗马帝国推行的反犹措施被后罗马时代各国所继承。日耳曼部落打败罗马帝国以后，最初并没有积极的学习希腊罗马的优秀文化，而是去继承和发展基督教，也包括对被称为"异教徒"的犹太人的迫害。例如在公元438年生效的罗马提奥尔西法典中规定的针对犹太人的附加条款，后来就成为一些人反犹的法律依据。2、经济上的偏见和短视。由于犹太人一直被视为魔鬼和异教徒，所以他们的就业和经营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少人只能去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特别是高利贷行业。流散到各地犹太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很快就聚敛起大量财富，但这又会成为当地人妒嫉和仇视的对象。基督教禁止基督徒进行放贷食息，所以犹太人的放贷一直被视为是"罪恶勾当"，实际上"这是一个为自己掘墓的怪圈，其背后则是基督教欧洲对犹太民族的宗教迫害和种族歧视。"1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描绘的犹太高利贷商夏洛克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欧洲人心中对犹太人的偏见。欧洲统治者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又把犹太人作为"敲竹杠"的榨取对象。法国统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滑稽，从公元1182年到1321年，法国曾四次驱逐犹太人，为了财税收入又四次召回犹太人。1361年法国国王好人约翰被英国俘虏，为了筹集巨额赎金，允许犹太人返回法国，1394年又把他们驱逐了出去。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犹太史》中曾写道"他们（犹太人）在英国短暂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命运：始则受鼓励，继而受辱，受迫害，最后则遭驱逐。"2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犹太人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也成为非理性反犹的新借口，一些反犹组织通过联合抵制的办法反对犹太人，把犹太人排除在一些行业和社团组织之外。在奥地利，一些反犹主义者在报纸上和集会上就公开打出"不从犹太人处购货"的口号。法国反犹分子爱德华·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国犹太人》一书中竟然提出：法国的经济萧条和社会贫困是犹太人的罪过。他认为犹太人在法国人口中虽然只占0.25﹪，可是他们却掌握着法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所以要征收犹太人"显然用非法手段牟取的财产"。这本书在出版的当年就售出了十万册，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大的蛊惑作用。    3、政治地位的缺乏。犹太人在客居地基本上都是以少数族裔的面目出现的，他们的经济地位凸显了他们这一群体的独特性，但他们始终没有完全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来保障自身的利益，这使得他们始终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再加上一些当权者别有用心的纵容和挑唆犹太人常常会无端的成为权力争斗牺牲品。在中世纪，一些欧洲国家统治者为了讨好教会，不遗余力的迫害犹太人。到了近代，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线，又往往拿犹太人作为"替罪羊"。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沙皇政权就利用反对犹太人来转移国内的不满，在当时的反犹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势力同样是利用人们对犹太人的仇视来一步一步夺取权力的。从历史上来看，从《圣经》中在埃及为相的约瑟到在波斯国为后的以斯贴，从近代欧洲的"宫廷犹太人"到当今美国的犹太人，凡是犹太人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时候，其权利就可以得到较好的维护，就可以有效的抵御反犹主义的攻击。4、宗教文化上的不兼容性。公元4世纪后随着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宣布为国教后，它就逐渐在欧洲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其地位一直受到来自犹太教的质疑，被基督教奉为经典的《新约》和基督耶稣一直为犹太教所否认，这种否认实际上就是对基督教合法性的一种质疑"几千年来，上帝、托拉、以色列一直是犹太教所包含的内容，犹太人对这些东西的忠诚就成为反犹主义的一个借口。它们使犹太人被视为局外人，更为重要的是被视为是对非犹太人神祗合法性的一种挑战。"3这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其次是宗教传说中的犹太人对基督耶稣的迫害，以及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把犹太人附会成为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后裔，这些宗教传说不论其真实与否，在基督教会不厌其烦的鼓吹下，都在一定程度加深着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偏见，并导致了一种强烈的宗教复仇情绪。最后是在宗教价值观上的对立。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the Chosen People）"，与上帝有着某种契约关系；基督教虽脱胎于犹太教，但已演变成一种普世的宗教，它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归化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负有拯救人类和世界的使命。所以，当基督教与具有优越感的犹太教迎头相撞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要么被归化，要么成为"万恶不赦"的异教徒。正因为如此，那些狂热的十字军战士在东征时就提出了"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的口号，基督教会也想尽办法包括使用暴力手段来迫使犹太人改变信仰乃至消灭掉他们。犹太人由于在宗教和价值观上的独特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有别于基督教世界。这种差异使他们往往被视为是"非我族类"，进而形成一种深刻的偏见。按理上说这种差异并不一定能成为现实的冲突，一般而言，任何民族文化内部都存在两种机能：排斥性和包容性。排斥性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稳定，它是一种文化出于保护自身的本能而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做出的反应。包容性则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并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两种机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同步的和均衡的，它与这种文化自身的自信程度和开放程度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希腊罗马以后的欧洲世界不具有中国文化上的那种优越和自信，再加上基督教占据社会思想主体地位后所带来的偏执和非理性因素，所以对异质的犹太人和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而不是宽容。这样，以两种不同宗教信仰为主体的社会在文化生活上表现出的差异竟然成了一种现实冲突的借口。二  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特点1、反复性和周期性。欧洲历史上的反犹活动不仅出现很早，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并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欧洲的反犹主义从上古时期产生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它往往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反犹浪潮，这种周期性在不同的时期受着不同因素的影响。在古代，它主要受宗教和统治者的宽容程度有关，这也是宗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反犹程度在总体上远高于其他时期的一个原因所在，而在当权者相对宽容的南欧和西南欧犹太人的生活状况略好一些。到了近代，社会经济状况、政权的民主程度和民族主义势头也成为影响反犹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犹太人就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更是如此。在一些社会相对比较民主和民族主义情绪不是那么激烈的时候，反犹主义程度也就会略轻一些，因此从总体上看，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较早的西欧反犹主义要比东欧和俄国稍好一些。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比如民主化程度较高的法国在1894年还爆发了像"德雷福斯案件4"这样的恶性反犹事件。2、残酷性。历史上欧洲各国对其他一些少数族裔如吉普赛人的歧视也同样存在，但都比不上对犹太人迫害的残酷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偏见和歧视，而是对整个犹太民族的仇视和憎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观念，而是一种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行为，即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行为，这些行为还往往受着法律的保护和当局的默许。在整个欧洲，犹太人几乎无一例外的被限制在"格都5"或是"栅栏区"之内，尽管如此，他们还经常被驱逐。生活中的犹太人不仅会经常受到反犹势力殴打、掠夺和袭击，还要面对时不时爆发的反犹大屠杀，先是基督教会对"马兰内"6和不愿改宗者的屠戮、十字军东征时的滥杀，后来是沙俄和东欧出现的"波格鲁姆7"事件和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8"，在历史上对一个无辜的族裔进行如此残忍的长期迫害恐怕为欧洲所仅见。3、广泛性。这种广泛性首先表现在反犹主义存在的地域上，从南欧到北欧，从西欧到东欧，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反犹主义，犹太人生活状况曾经稍好的伊比利亚半岛、中欧的德国和东欧的波兰、俄国等后来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犹活动。其次是社会阶层的广泛性，欧洲社会，从政治、知识精英到一般民众，从宗教人士到非宗教人士以及不同的教派之间不管内部有无分歧，在反犹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利奥·平斯克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对于活着的人，犹太人是死去的人；对于当地人，他们是异己和流浪者；对于有产者，他们是乞丐；对于穷人，他们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于爱国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是社会各阶层都厌恶的竞争对手"9。这种广泛性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等，凡是有犹太人生活的地方，反犹主义就会尾随而至。4、宗教性。纵观欧洲历史上的反犹活动大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不仅许多反犹活动以宗教因素为借口，历次反犹活动中与宗教有关的教堂和墓地也会成为袭击的目标。犹太人进入欧洲不久，基督教就上升为国教。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基督教就开始凭借优势地位甚至使用暴力强制人们的归依，犹太人自然也是被迫改宗的对象。犹太人往往要被迫在改宗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1096年五月，一群犹太人在听到十字军将要到来的消息后，来到了艾德伯特主教那里避难，由于拒绝改宗的要求，反而被主教下令处死，两天之中竟有800人被杀害。基督教会除了利用改宗来迫害犹太人外，还往往炮制或散播一些谣言来迫害犹太人。例如犹太人用基督徒进行血祭的诽谤，犹太人指使别人投毒的谣传等，"这些故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欧洲各地重复着，并几乎总是伴随着'奇迹'般的悲剧"10。黑死病在14世纪流行时，又有人认为是犹太人和魔鬼合伙带来了黑死病。甚至在1241年蒙古人入侵欧洲时，竟有人提出蒙古人是"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族"，犹太人应当为此负责。这种反犹主义的宗教性在中世纪以后有所减弱，但并未消失。在俄国，到了19世纪七十年代有关血祭诽谤案的报道还不断见诸报端。在历次的反犹恶浪中，与犹太教有关的东西都会是被袭击的重要对象。1938年的"玻璃破碎之夜11"事件中，一夜之间就有200座犹太会堂遭焚烧。1937年，罗马尼亚颁布的法令中，还包含有禁止犹太礼仪屠宰、强迫犹太人在安息日劳作等条款。5、民族性和种族性。近代以来，反犹主义与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结合起来。拿破仑帝国的扩张和征服促成了不少欧洲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作为客居地民族的犹太人因为一直无法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自然也是他们排挤的对象之一。"在18世纪民族主义开始上升并开始取代日益衰落的宗教的时候，犹太人仍然是被敌视的对象。"12种族性是反犹主义的又一特点，欧洲的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还煞有其事的以所谓"科学"的形式来阐述其他种族都劣于日耳曼种族。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在《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中就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民族，它的任务是破坏日耳曼种族的纯洁，"繁殖一群假希伯来人混血儿，即一个在体质、精神和道德上无疑都发生了蜕化的民族。"正是这种思想最后竟成为希特勒反犹思想的一个理论来源，希特勒明确宣称它的使命就是破坏"犹太人专制的上帝"，13尽力限制犹太人以维护雅利安血统的纯洁，在这种荒谬理论的支配下，犹太人成了这场世纪大浩劫的无辜的牺牲品。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在相对成熟的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犹太革命家和工运领袖，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法国的左翼领袖罗沙•卢森堡、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以及俄国的托洛茨基等，一些反犹分子利用民众对共产主义的畏惧心理把反犹与反共结合了起来，从而使反犹主义又有着浓厚的反共色彩。1905年发表的《锡安贤达议事录》一开始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可是到了1919年以后，就开始在西欧流行。出于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一些人开始相信"如果世界要防止心怀敌意的犹太人，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实现，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14尽管这本小册子很快就被证明是伪造的，然而还是有众多无辜的犹太人成为冤魂，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反犹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彻底消除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使之丧失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特性。然而无论是宗教反犹主义，经济反犹主义还是种族反犹主义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却促成了犹太民族内部的团结和民族特性的增强，并最终促成了近代锡安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当代以色列国的建立，这是那些反犹主义者所始料不及的。一些学者在研究纳粹大屠杀时指出"想要'消灭'犹太民族的希特勒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倒行逆施反倒大大加快了犹太国家的重建和犹太文明的复兴进程"15。如今，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早已烟消云散，然而反犹主义的幽灵却依然在欧洲的上空徘徊。 三  欧洲反犹主义的近期回潮    二战以后，伴随着法西斯政权的溃败，反犹主义曾一度有所收敛。近两年来，由于以色列在新的巴以冲突中一直使用暴力进行残酷的镇压，一股由反以引发的反犹主义暗潮又开始悄然涌动了。特别是去年三月份以来，欧洲各国频频发生针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暴力事件，从英国到希腊，从西班牙到丹麦，不断有犹太会堂被焚毁，犹太人的住宅、学校遭到袭击，在德国的一些城市，犹太学生上学和放学都不得不由警察护送，德国警方甚至还警告人们不要佩戴犹太人的标识。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仅在2002年4月欧洲就发生了300多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16。这股反犹回潮势头之猛，规模之大在二战以来的欧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股反犹主义回潮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的反犹主义偏见和传统。二战以后,面对纳粹势力令人发指的罪行，世界人民对犹太人表示了的普遍同情，欧洲各国也对残余的法西斯主义势力进行了清算，使反犹主义的势力大为削弱。但源于宗教和历史文化偏见的反犹主义思想并不能一下子消除。早在1963年，在苏联基辅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有过一幅插图：一个贪婪的大鼻子犹太人，把瘦骨嶙峋的大手伸向一个盘子，紧紧抓住盘子里的纸币和硬币，反犹寓意已自不待言。1968年，在波兰官方支持的反犹运动中，有25000犹太人（占当时波兰犹太人大多数）被迫离开，使这个在1939年尚有300多万犹太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反犹主义国家"17。1980年10月，法国巴黎的一所犹太会堂遭受恐怖袭击发生爆炸事件，造成4人死亡，其中有2人为非犹太人。当时的法国总理雷蒙德•巴里竟然在电视中讲话说"他们的目标是犹太人，可伤害的却是无辜的法国人。"18德国《明镜》周刊曾在1996年做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在德国有20％的人不希望他们的邻居是犹太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希望犹太人作为总统候选人，而另外一些调查表明"反犹思想在老年人和前东德居民中是很普遍的"19。这些反犹思想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它仍会破土而出的。其次是巴以冲突因素。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欧洲各国出于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而且，目前在欧洲各国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仅法国境内就有数以百万计的阿裔公民，这些人几乎都是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者，也是这次反犹的主要社会基础所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起义后，以色列一直采用暴力镇压的做法使欧洲国家极为不满，由对以色列的反感进而演变为一种强烈的反犹情绪。一些欧洲人认为"既然历史上发生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么，以色列现在就不应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巴勒斯坦人。"美国反诽谤联盟在去年五六月份的电话调查中显示，由30%的欧洲人持传统的反犹观点，由62%的人认为最近的反犹暴力是由反以情绪所致20。最后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极右翼势力上升所带来的后果。冷战结束后，原来两极格局下掩盖着的矛盾被释放出来。再加上近些年来，欧洲不少国家经济结构上的弊病日益暴露，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上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治安状况恶化。而传统政党的"第三条道路"的努力也不能消除公众对全球化，欧盟扩张和社会安全的忧虑。极右翼势力正是借着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忧虑迅速坐大的。先是有奥地利海德尔的"自由党"、荷兰的"富图恩名单党"，后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光头党"及法国的"国民阵线"。这些极右翼势力又被称为"新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有着明显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倾向，明确的排斥和反对外来移民。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随着政权的更迭，原来对一些极端言论的限制被取消，这使得那些极端分子可以肆无忌弹的大放阙词。在波兰，最大的反犹主义政党波兰家庭联盟(LPR)拥有460个议会席位中的37席，不仅如此，他们在议会外还有一定的影响，并得到一些民族主义分子的传媒的支持和资助21。这些右翼团体不管在其他方面分歧如何，在反犹太人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根据德国官方的统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反犹主义事件的发生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93年全国发生了656件，其中暴力事件为75件，94年则达到1366件，95年为958件。这些反犹事件的发生与极右翼势力的膨胀是紧密相连的22。这股反犹主义势头一方面来势凶猛，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首先是反犹太人与反以色列紧密结合，在反对以色列的名义下进行反犹活动，这使得一些反犹活动表现得更为隐蔽；其次是反犹手段的多样性，反犹分子除了借助传统的反犹手段外，还借助互联网、电视等现代通讯工具进行反犹宣传。面对欧洲各国出现的这股反犹主义潮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色列和美国政府都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在谴责的同时还敦促欧洲各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制止反犹活动，这股反犹潮流无论是对欧洲的犹太人还是对近期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较大冲击：   首先是对以色列和欧洲关系的影响。2000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后，西欧不少国家的媒体和舆论对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所奉行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从英国的《独立报》，法国的《世界报》、《费加罗报》，到德国的《明镜》周刊都大量刊发批评以色列的文章。2002年 4月份，法国巴黎的反以示威人数达到4-5万人，起义者打着"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的口号，声讨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政策，称沙龙为"刽子手"。去年6月，欧盟议会通过决议，中止1995年同以色列签署的自由贸易和联系协定，欧盟议会还决定采取措施，中止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西欧一些有名的学者还在推动一项抵制同以色列进行学术交流的计划，并得到了不少大学教授的支持。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一个犹太国，自然对这些反以反犹活动极为敏感和关注。除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反击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敦促欧洲各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犹太人。2002年元月，以色列外交部组织成立了反击反犹主义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ombatting anti-Semitism)和制止反犹主义协作论坛（Coordination Forum for Countering anti-Semitism）。前者是以色列政府主导下的国际组织，它下设教育、信息等分委会，并邀请一些国际知名的非犹人士担任领导职务，意在联合世界各地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力量反对反犹主义势力。后者是以色列的官方论坛，由以色列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等组成，致力于收集各种有关反犹主义信息，定期出版有关的报告并制定相应的政策23。2002年4月22日，法国极右翼领袖勒庞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胜出后，以色列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埃利•伊沙就与法国犹太组织领导人举行了会谈，甚至敦促在法犹太人离开法国，移民以色列。以色列著名的《耶路撒冷邮报》撰文指出"这是二战以来欧洲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反犹主义"24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总理沙龙4月份就含沙射影地说"反犹主义又在欧洲死灰复燃"。欧洲不少国家也承认存在着一些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但认为这多为极端分子和阿拉伯人所为。欧洲人主要反对的是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而不是反对犹太人，二者不能相混淆。法国总统希拉克在5月份就警告沙龙不要把法国描绘成一个反犹的国家，"这种宣传是不可接受的"，双方在反犹主义问题上的争吵给九十年代以来本已变淡的关系又抹上了一层阴影。其次是对欧美关系的影响，它扩大了欧美之间的分歧。"9•11"事件以后欧美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就存在着分歧，美国和以色列主张把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行动列为恐怖主义，欧洲则认为这样会导致整个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对立，对于严重依赖阿拉伯世界石油的欧洲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出现新的反犹主义势头以后，美国报刊不断地批评欧洲国家对反犹行为制止不力，《纽约时报》则断言，"二战后被禁止了半个多世纪的反犹恶魔又出笼了"。去年4月底，小布什总统在硅谷发表演说时，点名批评了法国的反犹主义现象。7月中旬，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西欧出现的反犹暴力活动，敦促西欧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犹太人的利益和安全。与此同时，一些参议院还联名上书布什总统，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促使欧洲国家政府制止日益加剧的反犹暴力活动。欧洲国家不同意美国的指责，他们认为，欧洲各国都采取了有力措施，严惩肇事者。英、法、德、比利时和西班牙内政部长举行过会议，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也举行过会议讨论并决定各国之间加强情报交流，协调行动，共同对付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法国、德国等都采取了措施加强对犹太社区的安全保护，惩处极端分子、取缔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网站等。欧洲各国还认为，美国所谓的"反犹主义恶魔重新出笼"的说法，是对欧洲国家的污蔑，在欧洲，反犹只是少数人的偏见，不能把对以色列政府的正义批评动不动就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法国总统希拉克明确表示美国的指责是不能接受的。美国在反犹主义问题上对欧洲的指责无疑又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最后是不利于欧洲的政治稳定和一体化进程。这次反犹主义的回潮是在欧洲极右翼势力膨胀和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升级的情况下出现的，反犹主义的盛行势必会反过来助长极右翼势力，进而影响欧洲的政治稳定和一体化进程。去年四月底，伦敦芬斯伯利公园犹太会堂遭破坏时，破坏者就明目张胆的把纳粹的标记划在拉比的诵经台上。目前，世界上有将近1400万犹太人，其中230万人生活在欧洲，其中法国60万，乌克兰和俄罗斯各50万，英国29万，德国19万。这些犹太人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融入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反犹活动不仅会给当地的犹太人带来冲击，也会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目前看来，这股反犹主义势头已有所减弱，但并未完全停止。 这次反犹回潮在促使我们在重新认识并警惕欧洲新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也警醒以色列政府和犹太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安全必须建立在中东和平的基础之上，正如以色列著名政治家西蒙﹒佩雷斯在《新创世纪》一书中所说的"和平必须成为以色列人挂在自家门楣上的最璀璨的灯火"25。如果一味的无视巴列斯坦人的要求，不仅会引起他们持续的绝望的反抗，还将招致新的国际谴责和反犹浪潮。       1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36页。2阿巴·埃班著 阎瑞松译 ：《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165页。3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in: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New York, Simon Schuster.Inc.1985 P.22.4 1984年，法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叛国罪的名义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06年德雷福斯被平反并恢复军职。5 英文"ghetto"音译，指遍布欧洲的犹太人隔离区，最早出现于意大利，在俄国和东欧多为"栅栏区"。6 西班牙语意为"猪"，后专指改宗基督教但又暗中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人。7 俄语中"大屠杀"的意思，指发生在东欧和俄罗斯的反犹暴力大屠杀。8 英文"final solution",二战中纳粹政权推行的灭绝犹太人的方案。9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1972,  P.72.10 Malcolm Hay: The Roots of Christian Anti-Semitism, New York 1981，P-144.11 即"Kristallnacht",也有译为"水晶之夜"，1938年11月9日，因一犹太青年刺杀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外交官，纳粹暴徒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犹活动，是夜有无数犹太人的商店和教堂被砸碎，故得名。12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in: 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New York, Simon Schuster.Inc.1985, P.30.13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in: 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New York, Simon Schuster.Inc.1985, P.30.14 阿巴·埃班著 阎瑞松译：《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273页。15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296页。16 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网站：http://www.wjc.org.il17  Abraham Brumberg:"Poles and Jew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P.178.18徐新著 ：《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页。19 Andrew Roth and Michael Fragman: The Goldapple Guide To Jewish Berlin ,Berlin 1998， P.132.20见美国反诽谤联盟网站：http://www.adl.org21 Abraham Brumberg:"Poles and Jew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P.182.22 Andrew Roth and Michael Fragman: The Goldapple Guide To Jewish Berlin ,Berlin 1998， P.174.23详见以色列制止反犹主义论坛网站：http://antisemitism.org.il24 《耶路撒冷邮报》2002.4.2525 西蒙·佩雷斯著，高秋福、戴惠坤译：《新创世纪》，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我们必须要表达抵抗——大江健三郎在2011年9月19日“反核大集会”上的演说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福利国家制度"既挽救了资本主义，也挽救了民主，这种双重功效反过来将这项制度固化为一种国家治理结构，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开支的制度化，养老、疾病、工伤、失业、最低生活保障这些福利项目放大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也为政治家们带来必需的政治支持，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即使欧美最保守主义的政府也很难缩减社会保障开支，更别提"拆散福利国家"这种雄心壮志了。 在所有开支项目中，养老金的比例最大，平均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这一块开支又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增加。尽管如此，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双重功效，养老金还是被普遍视为政治上不可触碰的禁区，没有谁敢得罪手握大把选票的老人群体。 一百多年前，即将完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列强们还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发展优势，当时的老龄人口比例平均为8.7%，美国只有6.4%，英国略高：7.4%，法国最高12.7%，意大利9.6%，北欧国家中瑞典也非常高：12%。但总体而言，此时的西方世界还是一个年轻的世界。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在损失了数千万成年生命之后，西方世界的老龄化速度看上去比较缓慢，1930年才只是10.5%，1960年才到了14.4%。1960年，大国中只有法国17.1%接近老龄社会，英国是15.9%，美国13.2%，还算年轻。 1990年，西方世界已经基本进入老龄社会时代，老龄人口比例平均为18.6%，北欧的老龄程度最高，在今天的欧债危机中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德国20.3%、法国18.9，主权债务危机国家意大利20.6%、英国20.8%，我们的近邻日本17.3%，美国16.6%，这个顺序也基本对应各国的"福利国家程度"。 十年前，发达世界在统计意义上普遍进入老龄社会，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五分之一，预计2050年达到三分之一。发展中世界的老龄人口比例均值只有8%，2050年达到发达世界2000年的水平。 老龄化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都将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人口大会的这个判断，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体现更明显，又因为经济社会水平更低而更严重，很多没有财政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将没有太多时间建构1980年代在西方发达世界开始的国家协调机制。 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人口大会再次突出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老龄化现象：1998年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60岁以上）已经历史性地超过年轻人口（15岁以下），世界范围内则是2050年实现这个超越。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口从高生殖率和高死亡率转向低生殖率和低死亡率。在没有发生国家解体、治理失灵、社会失序悲剧的地方，中层及以上人群越来越不想生孩子，而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水平、医保体系的提升则降低了死亡率。 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供养比也反映了这一趋势。1950-2000年间，世界平均的供养比从12：1升到了9：1，2050年将升至4：1。而西方发达世界1980年即达到5：1，2000年为4.5：1，2040年为3：1。也就是说，上班的人负担越来越重了。 前文提到的国家协调机制，主要指的就是"福利国家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养老保险。养老金在西方的引入，已有百余年历史，经历了一个从自愿到强制的过程。按照时间先后，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爱尔兰相继引入自愿养老保险制度，这个时期我国清政府已在列强的入侵下风雨飘摇。强制养老保险最早出现在1889年的德国，领先其他西方国家二十多年，推行这一制度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于次年辞职下台，但这一制度却得到延续，1910 年就覆盖了53％的就业者。一战前的法国、荷兰、瑞典三国，二战前的比利时、英国、奥地利、挪威、意大利五国，二战后的瑞士、爱尔兰两国，相继推行强制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1910年的均值只有20％，1935年达到56％，德国为均值超过50％做了突出贡献，到了1975 年，已达到93％。北欧四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比利时则达到了100％。 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反映的是养老保障的水平，这在西方发达世界也是逐步提高的。1939年，这个比例平均只有15%，也就是说，如果你退休前每个月工资是100元，你的退休金每个月就是15元；1969年上涨到了平均51元；1980年上涨到了平均62元，英国、德国、加拿大低于这一水平，分别为47元、49元、49元。意大利、法国高于这个水平，分别为68、75元，瑞典最高83元。 自1913年至今，政府的养老金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也在逐渐攀升。一战后的1920年为1.2%，大萧条期间的1937年为1.9%，二战后的1960年为4.5%，保守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1980年还在继续上涨为8.4%，1990年为8.9%，1993年为9.6%。1993这一年，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高于平均水平分别为12.3%、12.4%、14.5%，英国、美国等国家低于平均水平，分别为7.3%、7.5%。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开支压力越来越大。 2011年，世界发达国家的最大俱乐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研究表明，1990-2007这十八年当中，30个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开支总量增加了15%，但是，这些国家的GDP却只增加了6.1-7%。养老金开支成为政府开支中最大的一笔，在政府总开支中的比重平均值为17%。意大利把GDP的七分之一花在这项开支上，奥地利、法国和希腊约为12%，德国、波兰、葡萄牙约为11%，上述国家的政府开支中约有25-30%花在养老金上。这七个国家也是OECD中最老的国家，即，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而2011年的最新财政风险指数，则将欧洲大国及几个小国尽数列入财政风险高危国家，按照危险程度从高到底排序，包括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瑞典、德国、匈牙利、丹麦、澳大利亚、英国、芬兰、希腊，以及非欧非亚的日本。也就是说，"笨猪四国"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不只爱尔兰加入，英国加入，还有更多的欧洲国家也正在主权债务失控的大门外排队等候。 因此，不厌其烦地回顾西方世界在处理老龄化问题上走过的道路，正是为了更好地找到下述问题的答案：欧洲的今天，是否就是中国的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走欧洲走过的老路吗？我们有没有可能避免走向这充满未知恐惧的失控世界？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社会结构稳定固化之前，及时调整我们的政策重心和方向，建构一张可持续的老年"安全之网"？ 这些问题也正是老龄事业十二五规划的意义所在。发挥家庭的经济、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政治功能，让老年人可以随子女迁移户口，实现居家养老，从而接续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养育-反哺家庭关系和慈爱-敬孝的伦理秩序，将更有可能发挥老年人的稳定与秩序功能，以更少的行政成本实现社会的自然和谐。 毫无疑问，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户口政策的调整，还需要鼓励居家养老、三代共居的住房政策，保障有效、充分的就业及合理、适当的家庭工资政策，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单位的所得税认证制度及相应的增退税制度，以及其他配套政策机制安排，这些也都更离不开社会治理的整体规划乃至顶层设计。 未来五年，大有可为。

发言录音的记录稿，录音不全，提及广电局对穿越剧的批评，不过显然对此类型剧理解不够全面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李斌最近撰文称，我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未来五年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接近800万，第一个老龄化高峰已经到来，而我国传统的家庭生产、婚姻、生育和养老等功能都有所弱化。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之前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人口红利期结束时间提前了九年：从2020年提前到了2011年。如是，则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时机，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中国财政的养老金财政支出压力将大大增加。 目前的欧洲危机从转向"三低模式"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今天的财政危机是从人口再生产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开始的。一方面，"三低模式"当然意味着社会安全程度更高，公共卫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质量；另一方面，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低死亡与低出生叠加在一起，导致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养老、医疗、（鼓励父母们多生孩子的）正向生育补贴和教育补贴、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开支的扩张，正是实现"三低模式"的财政后果。为了避免损失选票，西欧、中南欧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普遍选择"高福利、低税收"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体系的赤字运行获得了持续的动力，公债比重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加重。 1980年，西方发达世界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实现了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在西方步入老龄社会的第一个十年，1980-1990年十年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公债均值增长了14%，达到60.4%。第二个十年，到199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1%。此后十年，到200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5%，其中日本、挪威、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均超过75%，整个欧元区均值为74%，美国73%。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压垮美国和欧洲赤字财政体系的直接原因。美国一直没有从经济衰退中复苏，而欧洲之所以成为此次危机代价最为沉重的牺牲品，也是因为其内伤实在不轻。 而日本公债多为内债而非外债，北欧国家则奉行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德国实为当今欧洲经济的动力引擎，尽管它们的公债比重也不低，但均没有出现美欧如此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和社会骚乱。 根据OECD 2011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我们可以将人口老龄化与欧洲财政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失业率高企与"三低模式"相结合，持续拉高公债比重。根据这份报告，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生育率，一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2005-2010年间，34个国家中已经有29个属于"三低模式"，平均生育率只有1.69，即每个女性平均只生育1.69个孩子。只有以色列、墨西哥、爱尔兰、土耳其和美国的女性生育率处在临界点2.1或之上。所谓临界点，是指每个女性至少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逐步扭转"三低模式"，渐渐走出老龄社会。 西方公债危机的历史教训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是西方国家的休养生息期：1920-1929年是黄金十年；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间，则堪称黄金三十年。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9%。两个黄金年代经济繁荣，作为政治补偿，民主体制向农民、工人、穷人、女性、黑人等持续提供各种经济补贴，其结果是社会开支逐年递增，财政体系长期赤字运行。 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公债与民主在西方世界始终相伴而生。1870年，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处于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这些国家公债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47.9%，其中财政高危国有两个：英属澳大利亚最严重为100.1%，意大利92%。此外，美国为43.9%，英国为40.2%。此时日本最健康，仅有0.6%。 1913年，西方世界公债比重已接近60%的危险值，达59.2%。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都超过了66%，英国较好30.4%，美国最健康2.5%。1920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上升至66.3%，大国中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均超过100%，分别为122.4%、132%、136.8%。1937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又飙至78.1%，英国为188.1%，澳大利亚153%，法国137.2%。和平终于没有维持多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自相残杀在西方世界拉开序幕。 从1870至1996年之间，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个特殊的例外，其财政状况相对而言最为健康。直到1997年婴儿潮一代开始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美国才步入公债危险地带，为61.5%。 扭转"三低模式"的困难 虽然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三低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悲剧的是，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逐次下降。从1975年算起，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从1975-80年的2.26这个恰当水平，下降到1985-90年的1.91、1995-2000年的1.68。经过二十年的老龄化折磨，这些国家也在想尽办法刺激生育，包括维持势必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颇受保守主义者批评的单身母亲政策。 然而，回头之路相当漫长，这34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在2005-2010年间才只增加到1.69，四十年后，预计只能增加到1.8，距离人口生育的最佳替代水平（2.1）还是很远。 与之相比，中国是在1995-2000年之间跌破最佳替代水平，为1.8。2005-2010年间继续下降至1.77。未来十年内会略有上升，2015-2020年间预计将升至1.84。此后五年只上升0.01，达到1.85；再往后的三十年，生育率将停止增长。 西方国家上述历史数据和未来趋势分析，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问题颇有启发。我们可以发现，"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的确意味着我国改善民生、改良社会的成就和速度绝不逊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同时，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人口红利期极有可能提前结束。留给我们做出适当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反思我们的一系列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养老政策、适当调整退休年龄及其他福利政策。我们需要尽快做出决策、采取实际行动，扩展中国家庭传统的生产、生育和养老功能，为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制度，让我们的老一辈、我们这代人、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拥有相对舒适的退休生活、稳定乐观的心理预期和达观从容的生存态度。

哈佛法学院教授Lawrence Lessig认为这次运动有将左翼和右翼联合起来的潜力，因为左右都看到了这个系统的朋党资本主义，看到了华尔街的钞票是怎样买通审计机构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占领和茶党都要求从政治系统中剔除不当的大公司影响并让普通美国人能参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