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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谈记录片《铁西区》

王兵:谈记录片《铁西区》

铁西区

王兵1967年生于西安,14岁以前在陕西农村上学放羊。父亲在他14岁时意外过世,他放弃读书去了西安建筑设计院接父亲的班,并从此承担家庭开支。1991年他到沈阳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后来又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99年底回到沈阳,用DV拍摄了铁西区。两年300多个小时的拍摄后,一个5个多小时的初剪版本获葡萄牙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03年又获得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两个最佳纪录片奖。

王兵曾经说过要把《铁西区》放给那里的居民看,但是这不太现实。此类片子的主要观众,不管能否坚持看完,应该都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国外观众。王兵不愿意承认社会中有上下层之分,也不愿意分别阶级,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对那么清晰摆在面前的社会不公正很反感。但是他的拒绝并不能挽救铁西区。

该访谈中,很多部分是采访者的感想,这位采访者发挥着王兵拒绝把铁西区划分阶层的观点,却缺乏对普通人真切的关怀,因而非常天真地把铁西区作为他/她审美的对象,谈及看完影片后的“深沉的愉悦”。

对于铁西区的居民来说,这样糊里糊涂的看客存在与否,对他们是毫无干系的。 --人文与社会
记录片《铁西区》片长9个小时,这似乎阻碍了大众化的观看和欣赏。但阻挡观赏的,主要是发行和出版的限制。它以盗版碟的方式做了有限的流通,当我数日前在北京花家地见到《铁西区》导演王兵的时候,问他对盗版碟如何看,他惨淡地一笑



——能被人看到就不错了。
今年夏天的打击盗版碟,使我有多层次的感想。保护知识产权是好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搞电影的人来说。但对于目前出版空间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盗版具有特殊的革命含义,它有某种政治与文化内涵,因此在全球市场的背景下,它显示了不恰当的“正当性”。《铁西区》的流通也是如此。

纪录片与其他形式的电影不同,它使用的材料是现实本身。因此,纪录片的放映和流通,常常在客观上是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当下,人们不能进行恰当的自我言说和充分的表达的时代里。



王兵说

——我们这些人生活着,真的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活的,是什么样子的。现实是混沌的一团,我们在电影里与自己猛然相遇,一定会激发强烈的自我意识。



——我原来是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原来是这样的社会。因此同时,纪录片对于某些缺乏真诚交流的人与管理者来说,是危险的。

另外,电影评论是帮助观众对电影进行消化的,它也是电影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一个环节。当我们看到一部电影前,往往是首先看到一些评论,然后决定是否去观看,或者如何去观看,这就如同一本书的前言。从这个意义上讲,《铁西区》是远未被消化的电影。《铁西区》在国内的解读和阐释很少,有影响的是张献民和吕新雨的解读。张在《铁西区》制作过程中就与导演有所接触,他的文章很随意,但还是有实证性。吕新雨的解读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名字叫《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个解读被翻译到美国去,有一个在美国教电影的朋友说,现在那边不管别国的实际情况如何,喜欢找各种材料来论证他们的观点,比如关于阶级的理论就很合他们的口味。

——这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能感觉出这篇文章给我们带来一种奇怪的感觉。吕说这个电影受到《红色沙漠》的启发。我们知道《铁西区》的巨大工业造型是的确与《红色沙漠》相似,但是这个巨大的铁西区是早就有的,导演拍摄的时候无法再在使用的材料上创造什么,他是纪录者,如此以来,《铁西区》又如何能受《红色沙漠》的影响?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文学化十足,它认为工业是一种噩梦。但《铁西区》导演更把铁西区看作是中国的一段政治经济史的缩影,在这里,铁西区的国有企业的失败和转型很显然并不是来自于一种异化,一种工业文明对人的摧残。如果一定要说矛盾,这里只有一种实在的矛盾——人与一种旧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这里也很难看出有什么阶级意识。

我们其实从电影里看不到导演强烈的社会学、政治学的观点。我们只能从导演自己发表的言论里看到这一切。从对话中,我发现王兵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在他的家里,他看的书有以塞亚•伯林的书,有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当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对什么感兴趣,但这并不能说明他认同某种政治观点,我还是在谈话中才得知他的一些观点——他虽然拍了铁西区的工人和其家属的生活,但他并不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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