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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多诺来说，晚期是与超越了可以接受和常规之物而依然存留下来有关的理念；此外，晚期还包括这一理念：人们确实不可能完全超越晚期，不可能使自己脱离晚期，而只可能深化晚期。不存在任何超越性或统一性。在其《新音乐的哲学》一书中，阿多诺认为，勋伯格在实质上延续了晚期贝多芬的不可协调性、否定性和固定性。当然，晚期在其中也保留了一个人生命的晚期阶段。 于是出现了两个问题。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在阿多诺的整个著述中使其非常着迷的原因在于，贝多芬固定的和具有社会抵抗性的最后作品，以一种完全悖论性的方式，处在我们时代的现代音乐的新奇之处的核心。在贝多芬中期的歌剧《菲岱里奥》——典型的中期作品——里，人性的理念极为明显，而伴随它的则是一种更好的世界的理念。相似地，对黑格尔来说，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凭借辩证法，凭借对立面的和解这种宏大的综合，最终是可以和解的。晚期风格的贝多芬是不可协调性分离了，在这么做之时，“音乐从某种有意义之物越来越变成了某种晦涩之物——甚至对它本身来说也是这样”（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因而，晚期风格的贝多芬控制着音乐对新的资产阶级秩序的拒绝，并且预示了勋伯格完全本真和新奇的艺术，那些“超前的音乐无所傍依，只坚持它自身的成规，不向它所识破了的自诩的博爱精神让步……在现存的境况之下，（音乐）被局限于明确的否定性”（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其次，晚期风格的贝多芬远不是一种单纯的古怪的和不相干的现象，而是无情地异化和晦涩，变成了原型般的现代美学形式，由于与资产阶级社会疏离并拒绝它，乃至于宁静的死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获得了一种更大的意义和反抗性。 晚期的概念，以及在那些惊人地大胆和阴郁地反思一位正在变老的艺术家之地位时伴随它的东西，以如此众多的方式，对阿多诺来说似乎要成为美学的根本方面，并且要成为他自己作为批判理论家和哲学家的著作的根本方面。我对阿多诺的理解，并就他对音乐核心问题进行反思的理解，都把他看成是为马克思主义注射进了一种极为强有力的疫苗，以至于几乎彻底消解了它的煽动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概念和顶点概念，在阿多诺严厉否定性的嘲弄之下不仅崩溃了，而且使人想起运动的一切东西也都崩溃了。就其面临的死亡和衰老而言，就其本身充满希望的开始岁月而言，阿多诺把晚期贝多芬的模式用来维系晚期形式中的终结，但仅仅是为了晚期本身，为了它自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做准备或者把它抹去。晚期最终是存在，是充分的意识，是充满着记忆，而且也是对现存的真正的（甚至超常的）意识。像贝多芬一样，阿多诺因而成立一个晚期形象本身，成了一个最终的、令人震惊的、甚至灾难性的对现存的批评者。 [美]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13页。     在哲学上，如果没有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提供的宏伟灯塔，阿多诺就是匪夷所思的。但如果没有他对早期著作的必胜信念和暗含的超越性的拒绝，那么他也是匪夷所思的。对卢卡奇来说，如果说在小说和无产阶级意识这类重新书写的史诗的叙事形式中可以极大地看出、体现和达到主客体关系及其矛盾对立、碎裂与丧失、有关现代性的讽刺性的透视法学说的话，那么，对阿多诺来说——他在一篇反对卢卡奇的著名文章里曾经说到过——特别的选择就是一种在强迫之下的虚假和解。现代性是一种堕落的、尚未得到救赎的现实，而新音乐几乎就是阿多诺自己的哲学实践，它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成为对于那种现实的不停的、示范性的提示。 [……]阿多诺描述了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使用的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出自卢卡奇有关主体与客体对峙的戏剧的术语，但每一次都有进行综合的机会，而阿多诺却让勋伯格将其拒绝了。我们所看见的是阿多诺建构了一个惊人的退化序列，一个最后阶段的程序，他借以是自己的道路沿着卢卡奇所走过的路线向后穿行；由卢卡奇自愿提供的、使他自己脱离现代绝望的泥沼、经过艰苦设计出来的所有解决办法，正像阿多诺对勋伯格真正关注的东西的说明一样，都是被艰苦拆解和放弃了的无用之物。阿多诺的言辞把焦点集中在新音乐对于商业领域的无条件拒绝之上，从艺术之下截取出社会原因。就与修辞音符、幻想、调和、交流、人本主义和成功作斗争而言，艺术变得难以维系。 同上，第16-17页。     阿多诺是从长期体验的观点而不是革命性的开端来写作的，他所要书写的东西浸淫在文化之中。阿多诺作为一个晚期风格和最后阶段的理论家的立足点，是一种非凡的见识，与卢梭的立足点完全相反。也存在着对财富和特权的推想（的确是设想），我们现在把它称为精英主义，[……]阿多诺的世界是魏玛的世界，现代主义盛期的世界，奢华趣味的世界，一个受到激励的、似乎有点厌腻的业余的世界。 [……]在一个层面上，他那精英主义的偏好，当然起着其阶级背景的作用。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在他背离了其等级之后，他在其中所喜好的东西就是其悠闲与奢侈的享受；他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暗示，这使他得以继续通晓那些伟大的作品、伟大的大师和伟大的理念，不是当作专业学科主题，而是作为一个俱乐部的常客所沉湎于其中的实践。然而，这成了阿多诺不可能被任何体系吸纳的另一个原因，哪怕是上流社会的感知体系：他确实藐视可预言性，把自己反叛的、却极为愤世嫉俗的眼光转向了范围之内的一切。 然而，像普鲁斯特一样，阿多诺使自己的整个一生都过得和劳作得接近于西方社会最根本的连续性，哪怕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家庭，知识分子团体，音乐与音乐会的生活，哲学传统，以及一切学术机构。但是，他始终都倾向于一面，绝不是其中任何一种的完整部分。[……]他的著作像一种对位法的声音，与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大众社会和共产主义纠缠在一起，如果没有它们就无法说明，对它们始终都是批判的和嘲讽的。 我认为，因而正确的是，把阿多诺毕生对第三个时期的贝多芬极为密切的关注，看成是小心保持着的对一种批判模式的选择，一种有利于他自己作为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之现状的利益建构活动，而他作为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则处于一种强迫的放逐之中，首先脱离了那个使他成为可能的社会。[……] 阿多诺是一个世俗的人，即法语“尘世”（mondain）意义上的世俗，他是都市的、有教养的和深思熟虑的，令人难以置信地能找到要说的有趣的事情，甚至在说起一个分号或惊叹号那样的事情时也能毫不装腔作势。这些特质——正在变老的、却在精神上敏捷的欧洲文化人的特质——与晚期风格相一致，他绝不习惯于苦行的平静或老练的成熟：没有多少线索可以作参考、作脚注或学究式的援引，但始终都有一种非常自信的和有良好教养的能力，非常胜任地去讨论巴赫以及爱好他的人，讨论社会和社会学。 阿多诺是一个非常晚期的人物，因为他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对他自己的时代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他的读者来说，不存在任何让步、概要、闲聊、有用的路标或便利的简化，也不存在任何安慰或虚假的乐观。在阅读阿多诺时所获得的印象之一在于，他是一架将自身分解成越来越小的部分的兴奋机器。他具有微型图画画家那种对于无情的细节的偏好：他搜索出最后的瑕疵并将其悬挂出来，带着学究式的小小窃笑加以审视。 同上，第18-23页。 Edward W. Said.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Random House Inc, 2007.

作者从“建筑艺术”的文化性和中外文化的不同，论述了中国建筑应立足于本国文化土壤之上，慎言与西方的“接轨”；从建筑的双重性和建筑艺术的层级性、公众性，论述了“建筑艺术”只是指称建筑中的“艺术性”。“建筑”作为整体，不可能是纯艺术，仍应以满足包括功能在内的物质性为其首要的追求，慎言“艺术”。

“7月16日晚，在“鸟巢”举行奥运开幕式预演。虽然，理所当然地，只有等到正式开幕，人们才能够观赏到这些景象，但从中央电视台传来了好消息——将充满中国的文化元素。

同样是中央电视台，这几天还忙着另外一椿事：连续表彰几位与奥运有关的几座著名建筑的著名外国建筑师，包括声称要把中国文化传统“逼到危机的边缘”的那位（可以与这句名言并美的还有一位，她一到中国就说“难道周围都是狗屎，我也要与它协调？”）。以及另外两位，坚持他们设计的每平方米耗钢量高达500kg的场馆与每平方米耗钢量只有30kg的悉尼奥运场馆是“完全不具有可比性的两回事”，只有耗资超出任务书规定的14倍、最后导致工党政府下台的悉尼歌剧院才配得上与之媲美。而这座场馆，巨大无比密密麻麻的钢架承载的却只是厚仅0.2毫米的薄膜！”

2011年8月6-10日，英国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骚乱导火索是8月6日约300人聚集在伦敦托特纳姆路警察局附近抗议示威，抗议警方4日射杀当地一名年轻黑人男子。晚上，示威演变为暴力事件，200多名"青年"在夜色中朝警察密集投掷砖块、酒瓶、鸡蛋等物品，并焚烧警车、公共汽车和沿街建筑，切断交通，占领高速路，劫掠数十家店铺。 接下来的几天，"骚乱"的规模持续扩大，并且向伯明翰、利物浦、诺丁汉等城市蔓延，迫使英国许多政要，如首相、副首相和伦敦市长等，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伦敦，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商量对策。 在"骚乱"发生的第二天，英国各主要媒体即将之定性为"骚乱"，英国朝野上下也齐声喊打喊杀，措辞严厉。10日晚至11日凌晨，英政府加大社会治安管控，随着1.6万名警察在伦敦各处"严防死守"，伦敦及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骚乱逐渐平息。 不难发现，英国此次"骚乱"的起因、形成和扩展与今年初发生在中东、北非的"革命"非常相似。最早发生"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也是因为小贩被警察打死，民众不满而集结，随后扩大为全国性的"革命"，并直接导致了突尼斯的本•阿里下台；随后又蔓延至埃及，穆巴拉克在埃及持续了30年的统治也在危机面前土崩瓦解；利比亚则在北约的军事干涉下陷入内战，持续近半年，反对派才攻占的黎波里；叙利亚也危在旦夕，欧美国家的调门日渐升高，有强力干预的可能；也门形势也仍不明朗。 实际上，同样的事情也在德国出现了苗头，只是因为没有扩散开来而作罢。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东、北非，就是革命，西方国家和由大国主导的联合国就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而发生在英国、德国，就是骚乱，只抢了一瓶矿泉水，都要被当做骚乱分子，严加处置，法院判决也适时配合，进行"维稳裁判"，以"严打"的效率进行判决。无怪乎新华社的报道认为，"西方主要媒体报道充分显示出西方国家在对待社会骚乱事件上的双重标准"。 针对骚乱爆发和蔓延的原因，英国及世界各地的专家们纷纷发表意见。"种族对立与贫困失业问题"、"社会不公"、"教育不平等"、"福利减少"、"信息作恶"、"网络滥用"、"警民矛盾"等等，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近两年才兴起的社交网络所发挥的作用。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中称，英国全国人口6100万，却拥有超过6200万台手机和超过3000万的Facebook注册用户。作为整个事件的发端，有人在Facebook上为当天被伦敦警方枪杀的帮派成员Mark Duggan成立了一个页面（相当于豆瓣上的小组）。该小组在很短时间内便吸引了上万名粉丝。管理员发起了以纪念Mark Duggan为名的"抗议警察暴行"游行。很快，有近两百人确认参加该游行。游行很快就发展为出现了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的"骚乱"。 该作者还指出，在组织更大范围、更为挑衅的骚乱中，黑莓手机（Blackberry）则是杀手锏。该手机提供的黑莓手机短信（BBM）可以说是组织秘密活动的绝佳工具：它可以一对多地即时传送，免费，并且不同于社交网站，它是保密的。在2008年的孟买恐怖袭击中，黑莓就因其保密性被恐怖分子用作主要通信工具。作者质问道：言论自由的底线在哪里？ 显然，英国警察部门也对此观点十分认同。在针对骚乱采取的"维稳"措施中，英国警方逮捕了数十名利用社交网站和其他形式进行"暴力行为"组织的年轻人。英国警方还明确表示："使用社交网站煽动暴力"的人可能会被逮捕。同时，警方开始严密监视社交网站，辨认组织、煽动暴力的消息源。 "信息的自由流通可以用于行善，但也能被用于作恶。"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紧急召开的下议院辩论会上表示，他自己被社交网络在这次骚乱中所起到的作用感到震惊，同时称政府也许会考虑限制一些煽动社会暴力的人使用社交网络。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应当还能记得，四月份，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之后，曾有人在中文网络上利用微博等形式号召和组织游行，中国官方并未追究，只是在网络上将茉莉花等词汇的定为"敏感词"，一封了之。在预定的游行现场，甚至还出现了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打酱油的场面。而中国警方虽然抽调大批警力前往，但并未采取极端措施，至少与英国警方采取的镇压措施相比，要温和、克制得多了。即便如此，中国官方的这些措施也仍然受到了国内外媒体同声一气的指责。 再往前追溯，中国西藏2008年发生的"3•14"打砸抢烧事件和新疆2009年发生的"7•5"事件的性质要比英国的情况更严重、更恶劣。英国至少没有出现针对特定人群的无差别攻击和杀害行为，西藏和新疆则出现了这种情况。即使如此，中国警方在初期极度克制，最终由于温和措施无效，才采取了戒严、切断网络等措施，恢复社会秩序。但这些骚乱分子在西方媒体和政客们眼里，却成了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士。如果中国官方采取和西方同样的立场，完全可以将英国的事件定义为一场严肃而神圣的"人民起义"，应当警告英国官方保持克制，防止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但中国并未这样做，连官方背景的媒体都以极为克制和中立的立场报道此事，连讥讽都显得小心翼翼，更不用说公开的支持了。 有人会说，英国发生的难道不是骚乱吗？应该承认，确实是。但需要说明的是，任何街头革命在一开始，都是骚乱，都会出现打砸抢烧这些暴力和犯罪行为。但群众运动需要在运动的过程中成熟起来，产生自己的领导组织和机关，产生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纲领，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领导机关。如果说先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领导机关，恐怕还没来得及上街，就已经被警方摧毁了。更直白一点说，如果英国舆论和警方不是在一开始就以如此严厉的态度采取镇压措施，让骚乱持续半个月，当然也会出现"纠察队"，自己维持秩序和惩治暴力行为，建立革命的秩序。如果说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在一开始有什么失误的话，也就失误在这里，没有在最起初就采取严厉措施，而是优柔寡断，蹑手蹑脚。 细究起来，实际上，西方国家发生此类事件的原因与中东北非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指出，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发生"革命"的深层原因是年轻人失业率较高，而年轻人正是这一轮革命的主力。尤其是在政治秩序相对稳定的国家出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趋势，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网络，对未来预期较高，而低迷的经济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现实的困境使他们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流民"，将自己的处境归咎于政府。只不过在英国的竞选政治条件下，年轻人的政治意识难以迅速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在中东、北非这些所谓的专制国家，他们就很容易完成这个转化过程，将对现实的不满直接归罪于专制，从而完成政治动员，从一开始就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 无论是社交网络还是黑莓手机，用户的主体都是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不同于父母，由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是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符合预期的工作。即使没有工作，他们仍然可以拥有最基本的电脑、手机这样的基础通信设备。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或者工作层次较低，无需投入大量时间，因而有大量的空余时间投入到网络上去，就自己关心和喜欢参与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在辩论中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 而且，社交网络的传播效率要远高于传统的网络BBS等形式，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大面积、大范围地传播。原来需要通过在现实的广场上通过辩论才能形成的政治共识，现在只需要通过社交网络就可以完成。"志同道合"的人们可以迅速集结在一起，只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就可以发动一次政治行动。 在中国，虚拟世界里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并不少，而且已经有不少案例通过社交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直接转化为实际行动。从宜黄自焚事件、温州钱云会案、药家鑫案、拦路救狗事件、温州动车事故等，皆是如此。当事人越来越熟练地通过网络进行"上访"，"意见领袖"们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进行政治串联，拦路救狗事件则完全是通过微博上临时发起的一次社会事件。钱云会案中，也有网友组成所谓的"公民观察团"前往事发当地进行"调查"。这些行动实际上就是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的演习，只要有适当的时机，便会直接转化为政治行动。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满足前面已经提到的基本条件，如社会发展水平较高、通信设施普及程度较高、社交网络普及、失业人口中年轻人占比较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较多、官方处理突发事故能力较低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带有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在全球经济仍未走出金融风暴阴影的背景之下，北非和英国出现的事情当然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重演。 当然，这不是说对微博、推特、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应当一封了之，而是说，在社交网络已经十分普及的条件下，如果应对突发事件，如何更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进行政府公关，如何监督和管理社交网络，已经成为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否民主国家，是否竞选政治，都不例外。 

焦裕禄到兰考后，并没有向上级和国家要求补贴或特殊政策，而是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集体讨论，自己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改变当地的面貌。而要改变当地的面貌，首要的是改善自然环境，也就是治三害，改良土壤。最后终于想到了用广泛种植泡桐来改变当地自然条件的办法。

没有什么好的帝国主义，问题不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帝国，而是我们需要在帝国的模式之外，寻找新的政治形式和国际体系框架。正如《国际歌》所唱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要靠我们自己"。

一这几年来，媒体的维权政治在操作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一个又一个暴力拆迁导致悲剧结果的事情被推进了公众的视野。面对媒体上完全是一边倒的批评，各地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的基层政府几乎没有做过多少反驳，以沉默承认了他们自己理亏，而这样的事情往往都以引起政府高层注意、地方政府被责令改正的结果告终。同样的事情反复上演，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在公众中形成了一种"凡是拆迁都是强拆，凡是强拆都应该反对"的印象。在这种背景下，宜黄基层干部"宜黄慧昌"能够在宜黄市委书记、市长双双遭到撤职的情况下，还能挺身而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媒体上对宜黄市的做法的批评，所需要承认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做法也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但他的回应不但未能引起媒体上对拆迁的更广泛讨论，只是招来了一轮比之前更猛烈的批评。最让人惊讶的是，作为最大的官方媒体的新华社不仅没有支持基层干部的这种积极性，反而在众多媒体中率先发难，几乎是以最严厉的口吻批判了"宜黄慧昌"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面对种种压力，原本打算在网上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讨论此事的"宜黄慧昌"最终不得不在网上发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原定与网友交流的计划不得不取消，而"宜黄慧昌"也就此销声匿迹，再未在网上出现。按照常理，新华社、《人民日报》既然是官方媒体，当然就应该承担起解释政策、为政府的做法做出解释、在遭遇批评的时候进行辩论的责任。即使这些官方媒体不能或不愿承担这样的责任，也应当充当能够进行理性交流和辩论的平台，为"宜黄慧昌"这样的干部提供一个为自己的做法做出解释的媒介平台。因为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形下，宜黄政府官方的任何解释都不会得到媒体的信任和谅解，而作为个体的基层干部更是不可能有机会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多少发言机会，即使有也往往会被曲解。但是在媒体上对宜黄政府进行完全一面倒的批判的时候，官方媒体却并没有发挥这样的功能，"宜黄慧昌"只好通过"财新网"这样的市场化媒体来发声。这到底是官方媒体的悲哀，还是"宜黄慧昌"们的悲哀？作为一个市场化程度非常高、而且一向被当做舆论领袖的媒体，财新网对"宜黄慧昌"的稿件的处理手法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本来完全是在心平气和地解释他们做事的逻辑的宜黄慧昌的文章被编辑处理过后，本来只是全文的一个逻辑推论环节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句子被拎出来，作为全文导读，而"宜黄慧昌"能在如此困难的处境下挺身而出辩论的勇气完全被忽略了，洋洋洒洒的长文中别的部分也都不存在了，剩下的进入公众视野的就只剩下了这一句话。换句话说，本来是愿意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的"宜黄慧昌"在被财新网编辑加工后，完全变成了一个批判的靶子。这些年一直很流行一个口号，"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但在这件事中，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天天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人来践行他们的理念。"宜黄慧昌"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销声匿迹后，没见一个人出来捍卫"宜黄慧昌"的"发言的权利"，反倒是有更多的人"奋起千钧棒"，继续"痛打落水狗"，还在继续批判"宜黄慧昌"的"荒谬言论"。 二如果哪怕是以最快的速度阅读了"宜黄慧昌"的文章的人，都不难发现，"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句子实在不是该文的核心所在，也并非全无道理。读过此文，至少应该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并不是所有的拆迁都是强拆，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也有他们的难处。毫无疑问，宜黄事件中，遭遇拆迁问题的肯定不止钟家这一家，还有很多家农民的房子也被拆掉了，但他们并没有都像钟家这样以非常暴烈的形式反抗。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中，始终没有出现钟家的邻居、也就是与钟家一样面临拆迁问题的人的态度，他们是怎样看待钟家的做法的？如果钟家的反抗获得了成功，宜黄政府放弃拆迁，对他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媒体的回应。在近年来关于类似的暴力拆迁和暴力反拆迁的报道中，始终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最基本的事实是，对于大多数城郊或城中村农民来说，拆迁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事情。所有买过房的人大概都知道，在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周边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之高，不仅远高于内地普通农民，而且要比一般市民家庭都要高。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可能会因为拆迁或土地被征用，而获得了足够一个普通白领辛辛苦苦工作至少十年的补偿，或者是得到多套补偿性住宅，只要有地铁或城市发展规划覆盖到该地区，这些房子马上会增值数倍，这些农民已经成了当今中国城市里最大的寄生食利阶层。正如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一书中指出的，在远离城市的内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土地的正常交易价格大约只有每亩两三千块钱，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一万元。而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土地一旦被政府征用，获得的赔偿至少可以达到每亩五万元。即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差价被政府拿走，但农民拿到的仍然相当可观。因为，这样一笔钱，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内地农民家庭全家人辛苦几十年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的现金。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并不是反对拆迁，之所以出现反抗，往往是因为他们未能与政府就补偿标准达成一致。而在多数出现类似宜黄事件这样的事件中，事情的起因往往都是因为农民的要求超过了政府能给出的价格太多。当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与政府出让土地获得的报酬相比，城郊农民得到的补偿确实并不能算很多。而且，在今天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被政府拿走的钱当中，又有一部分被各级政府官员以各种形式和名目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但正如贺雪峰指出的，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近10年来，正是因为大量的土地转让收入的存在，才让基层政府有钱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修桥铺路，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改善民生。而在10年前，不健忘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实行分税制后，基层政府曾陷入破产边缘，不要说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连按时发放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都做不到。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政府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无法扩张，城郊的土地也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升值。实际上，这也是"宜黄慧昌"之所以说"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理由。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拆迁，基层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而这是这些年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也是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的拆迁的红利。这1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以远远高于1978年以来的前20年的速度进行，也是因为拆迁。但遗憾的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宜黄慧昌"未能继续发言，而他的文章中提出的这些观点也未能得到认真的对待，讨论就更不用说了。从这个角度说，拆迁实际上确实如"宜黄慧昌"所言，不仅使政府和农民从中获利，而且有更多的人都从中获利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钉子户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暴力拆迁和暴力反拆迁的事情会时有发生？ 三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因为中国的拆迁没有规范、固定的补偿标准，即使是征用的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人家，补偿的标准也完全不同。政府在确定补偿标准的时候，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说，在被征用土地上住人与否、房子的新旧和大小、家庭人口的多少等等，都在考虑范围之内。住人的家庭得到的补偿标准比没有住人的高，房子新而且大的比房子旧而且小的高，家里人多的比人少的高，如此等等。比如说，在一片土地被征用的时候，如果一家人只有夫妻两人和一个孩子，而另一家人除了夫妻之外，上面有两个老人，下面有两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操作，当然是按照既定标准操作，无需考虑其它情况。但中国的基层政府往往认为，虽然被征用的土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毕竟两家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可能会对人多的这家一点照顾，多给一些补偿。应该说，政府考虑到这些因素，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想尽可能多地照顾到农民的现实情况，给部分人以照顾。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普通的中国农民也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照顾。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少的一家通情达理，就会接受这个结果；但如果这家人的"权利意识"特别强，就可能会强调，被征用的土地面积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得到的补偿比我们的多？就可能会反抗拆迁。因为政府的拆迁补偿没有统一的标准，就给了农民争取和谈判的空间。所以，只要哪里一听到有拆迁的消息，农民就马上翻新房子、娶媳妇生孩子增加人口。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这一次与政府的博弈能成功，就可能彻底改变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命运。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也因为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政府"自由裁量"的空间也就比较大，当然也就可能出现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情况，从而引起农民对拆迁的反感甚至反抗。面对钉子户，实际上基层政府多数情况下首先想到的当然不会是以强制的方式达成目标，而是会与钉子户沟通，尽可能劝说，劝说不成，再进入谈判阶段，做一定的让步，以换取钉子户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多数钉子户可能会在部分实现自己的要求后同意搬迁，毕竟他们得到的补偿已经比他们的邻居高了。而极少数钉子户则可能会意识到，原来政府并不是他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强大，也会妥协，所以他们的预期可能会改变，提高自己的要价。而当政府发现对方的要价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的时候，态度就可能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改变，突然强硬起来。到这时候，钉子户的选择有两个，要么调整策略，见好就收，要么继续与政府对抗，不肯妥协。如果是后一种，博弈就会演变成僵局，政府就可能采取强制措施，极端情况下，就会出现钉子户自焚、暴力对抗的情形。所以，拆迁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出在拆迁补偿标准的不确定上。因为没有固定而统一的标准，政府制定标准的弹性空间比较大，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拆迁成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一场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正如贺雪峰指出的，能够比较好的既保护农民利益、又能实现政府的目标的，往往是那些土地集体化程度比较高、村干部又比较积极的村庄。而且，由于有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协调，即使出现矛盾，也能够以比较理性的方式解决，不致走向极端化的对抗。但由于近些年来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给予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村集体的权利越来越小，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越来越难发挥作用，最终往往是单家独户的农民面对政府。在这样的利益博弈中，多数农民当然是比较谨慎的，只有少数人敢于铤而走险，把自己的要求坚持到底。而在现实中，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越是敢于冒险的农民越是有可能得到比其他人更高的补偿标准。从客观效果上讲，这种做法无异于鼓励农民与政府对抗。 四媒体越来越多的介入，让这个博弈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与支持，一般的农民毕竟还是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单枪匹马，政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力量上完全不对称，所以还不太敢做出过于极端的事情。但媒体介入后，过于片面地强调农民反抗拆迁的正义性，社会舆论一般也都受媒体影响，会同情和支持农民的做法。这样，农民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胆气就更壮了。而基层政府面对媒体干预，一般的反应也都是尽快解决问题，尽可能地缩小影响，以免影响政府和当地官员的形象，或被更高一级的政府甚至中央高层看到，陷入被动。所以，基层政府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慌乱，做出很错误的事情，即使有些正常反应也会在媒体上被反映为颟顸不讲理的举措。宜黄事件中，记者在网上通过手机发微博现场直播，而钟家的人作为当事人也开通微博，随时公布情况，全国媒体集体跟进，舆论对当地政府一片指责之声，使地方政府完全陷入被动。政府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就会缩手缩脚，对事件的处理会变得更加缺乏智慧，使矛盾升级，对抗程度也更加激烈。2007年出现的重庆"最牛钉子户"就是如此，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政府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钉子户的做法则越来越极端，到后期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比如将煤气灶搬进药拆迁的房子，就是在全国媒体的关注之下的一种姿态宣示，以此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但实际上，被媒体塑造为反拆迁英雄的"最牛钉子户"早就搬出了那套房子，不在那里生活了，她留着这套房子，就是在等拆迁，获取高额补偿。毫无疑问，舆论监督当然是需要的。正是因为媒体介入的可能性的存在，才使政府不致的做法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克制，不会过快地极端化，采取强制措施。但需要强调的是，媒体即使介入，也应当有分寸，以中立的立场客观地反映矛盾两方面的情况和诉求，沟通双方的立场，探索解决矛盾的可能性和具体的办法，并监督其实施，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而现在的情况是，媒体只要一介入，就完全站在了反拆迁的一边，媒体上发表出来的评论也都是千篇一律地声讨和谴责政府的。从道义上说，媒体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在客观上，将政府完全放在非正义的立场上，这就等于鼓励钉子户继续和政府对抗，从而使矛盾走向激化，合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结果往往是，虽然政府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拆迁户的诉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代价可能也是很高的，比如宜黄事件中钟家死了人，这是无论多少补偿都换不回来的。唯一的赢家就是媒体，通过支持拆迁户的立场和诉求，使媒体站在了一个道义制高点上，成了社会公众眼里的"良知"，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对媒体来说，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就意味着更多的广告收入。在现代社会中，媒体本身也是商业机构，不可能毫无利益诉求。但这种诉求应当以合理的方式获得，而不能采用非常规的方式。在类似反拆迁这样的事件中，媒体完全一边倒，而且是全国媒体集体介入，就有可能让更多的人在面临拆迁时选择以极端的方式与政府博弈，客观上的效应几乎是教唆拆迁户自杀。在宜黄事件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暴力反拆迁的事例，虽然尚无确切证据证明这些拆迁户是受到了媒体宣传的影响，但多多少少肯定是有的。所以，媒体也应当有适度反思，不能老是一副"永远正确"、纯情无辜的姿态。尤其是，碰到类似事件的时候应当充分了解情况，不要误导公众。当然，面对这样严重的公关危机时，如何应对和处理，也是考验基层政府和干部的智慧的。11月2日发生在黑龙江密山县的自焚事件，实际上政府已经与拆迁户达成协议了，当事人也已经不需要自焚了，治安人员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发生意外，想让他丢掉打火机，当事人自己不小心把自己烧着了的，完全不能怪当地政府。但在媒体报道的时候，竟然是拆迁户看到政府的工作人员就直接自焚了。而当地政府预料到拆迁户有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去时邀请了各方面的人员参与，不仅带了消防人员，还特意找了媒体一同前往。所以，媒体虽然在事件一发生就开始爆炒，但到当天下午，就开始逐渐有澄清事实的消息出来，所以没有进一步扩大。而宜黄政府则处理失当，未能挽回公众形象，重建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最终导致了一个双输局面。 5贺雪峰以详实的乡土调查资料证实，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中国农村，农户地权的扩大，就意味着集体权利的缩小，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协商，所以涉及到集体利益的时候往往就无法达成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果。假如说一个村子有100户人家，农田灌溉需要分摊成本，但是有一家人不愿意出钱，这件事情就做不成，最后的结果可能无法灌溉，大家一起减产。这样，等于一个农户一票否决了对其它99家有利的事情。当然，可能会有人认为，如果只有一家人不愿意出钱，为什么其他人家不能替他分担这一点钱？当然可以，但问题是，今年是99家分担一家，明年可能是90家分担10家，以后逐年递增，搭便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拆迁的情况与此类似。即使100家人需要拆迁，如果只有1家反对，拆迁就可能拆不了。如果说钉子户的反拆迁行动成功，其它99家的利益就会遭受损失，这个损失又由谁来赔呢？农户地权较弱而村庄集体的权利较强时，村庄内部可以协调解决，以免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而在近些年来农户地权加强而集体权利越来越弱的情况下，村庄集体对单个农户的干预能力也就越来越弱了，基本上无法改变农户的决定。尤其是在碰到钉子户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基层政府都会让村庄集体组织出面协调，但真正演变成暴力反抗或者自杀式反抗的，往往都是村庄组织协调失败的结果。在一个利益共同体里面，赋予个体过大的权利，而集体的权利越来越小，最终使个体利益诉求能够否决集体利益，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但现在中国恰恰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应当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权利分配机制，使各方合理的利益诉求都能尽可能满足。这就要求，最起码的是应当给集体保留一定的干预个体利益诉求的权利，比如说，当单个农户的利益诉求已经危及集体利益的时候，应当给集体保留一些以合理的形式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不能完全废除集体，让国家与农户直接博弈。比如说，在拆迁的时候，如果涉及到100户人家，就可以在这100户人家里面进行投票表决，给予每个家庭平等的投票权，让他们自己决定，只要达到一定比例，符合集体利益，就可以强制反对的人搬迁。当然，如果采用这种形式，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单个家庭的利益，表决时不应采取简单多数的形式，而应当以绝对多数的同意为最终决定的先决条件。如果是城市里的发展规划遭遇集体的反对，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类似的民主表决。这种方式既可以保证城市发展，又能够保证集体的利益，也能够满足拆迁户合理的利益诉求。所以说，拆迁过程中也不是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在单个拆迁户的利益诉求超过了合理范围，损害到了集体利益的时候，就应当采取强制措施。当然，这样做需要先打破一个这些年来一直很流行的观念，即个体利益高于一切，集体利益不能成为压制个体利益的理由。在面对类似拆迁这样涉及集体利益的公共事务时，涉及到的人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就不仅关系到个人，也关系到共同体中的其他人的合理利益诉求的实现，应当适用"少数服从多数，个体服从集体"的原则。

五四一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以之前长期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为前提，而这种文化运动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而不仅局限于文化层面。五四一代既是破坏旧秩序的一代，也是建立新秩序的一代。

如果从较长时段来看，确实可以说，朝鲜战争很大程度上带有“独立战争”的意味，即一方面向全世界表明，新中国与旧中国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是以这种方式让自身从欧美主导的旧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里独立了出来。但与此同时不能忘记的是，中国自晚清以来在困境中反抗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时候，目标从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是有其未来世界想象图景的

中国的崛起不应当只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应当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不能只是商品，也应当有文化。附：东民《与萧武兄商榷》

诗人马骅生于1972年，2004年6月，在他志愿担任乡村小学教师的云南德钦县明永村附近，翻车落入澜沧江失踪。《雪山短歌》是惟一一本由挚友选编的马骅诗集，2007年11月出版。本文系诗人萧开愚为《雪山短歌》撰写的序。

莱斯格的《自由文化》（Free Culture）选读。这本书2004年3月25日推出后，立即引起了网络上巨大的反响。这本书告诉大众，垄断机构是如何通过操纵法律和技术禁锢了文化，并压制了创新，而自由文化和人们相关的数字权利应当在新千年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就像今天的人权一样。

哈佛法学院教授Lawrence Lessig认为这次运动有将左翼和右翼联合起来的潜力，因为左右都看到了这个系统的朋党资本主义，看到了华尔街的钞票是怎样买通审计机构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占领和茶党都要求从政治系统中剔除不当的大公司影响并让普通美国人能参与政治。

劳伦斯·莱斯格，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创始人。““代码”是让计算机运行的技术。“代码”是指挥机器运转的指令的集合，要么写在软件里，要么烧在硬件里，首先是用词语写出的。这些机器——电脑——日益决定和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它们决定电话如何连接，电视上播放什么，他们决定视频能否能通过宽带连接流式传输到计算机；他们控制计算机向它的制造商汇报什么。这些机器管理我们，而代码管理这些机器。

我们应该对这些代码应该有如何的控制？怎样的理解？应该有什么样的自由来和它对我们的控制相应？什么能力？ ”

我想从八十年代开始，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忏悔"，实际上变成了我们知识分子口边特别热的，特别俗的，最后要滥到泛滥成灾的那么一个词儿。每个人都在要求别人忏悔，甚至逼着别人忏悔，很少人要对自我进行忏悔。

4个大会主题研讨会和18个分主题研讨会的综述

《全唐诗》卷38里面有这样一首诗，它的作者是初唐的王绩，标题叫《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这首诗后面我们又读到另外一首诗，标题叫做《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全唐诗》中为这首诗标的作者名，是朱仲晦，《全唐诗》也考不出他的生平来。他实际上就是朱熹。

新书《论中国》(On China)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试图描绘出一条串起中国政治史的漫长线索。书中从远古时代没有源头的中华文明写起，一直写到迅速崛起成为二十一世纪超级大国的当代中国。从这位过去40年中一直在密切观察中国的外交官那里，印度能否获得对中国这个邻邦更多的了解呢？　　1962年中印战争　　这本书的序言以毛泽东及其高级将领们在1962年10月中印战争开始前夜的对话开篇。有关这场边境战争的内容是基辛格这本书中唯一直接提到印度的部分，相关内容对事件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详尽描述。在书中其他章节，印度极少被提及。这或许恰好是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邻居历来就交往不深这一事实的准确反映，抑或是反映出基辛格对于现今中国官方有关印度对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无足轻重这一看法的认同。　　不过，基辛格关于这场边境冲突因何爆发的讲述本身就很有趣，因他的说法与印度将自己描述为受欺负方的主流观点大相径庭。　　这位原美国国务卿在书中把读者的视线拉回到1912年到1914年召开的西姆拉(Simla)会议，这一会议由英国策划并召集，有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参加，旨在解决这三方间的边境问题。当时参会的中国政府代表以国内状况不佳为由只草签了会上所达成有关“麦克马洪线”（ McMahon line）的协议，并未正式签署相关文件，从而为边境争端埋下祸根。数十年过去了，按基辛格的说法，到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在完成对西藏的实际控制后，中国总理周恩来主动向印度提出，中国接受印度在中印东段边界的控制区（阿鲁纳恰尔邦），从而换取印度承认中国对于中印西段边界阿克赛钦地区 (Aksai Chin)的所有权。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拒绝了这一建议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1973年11月24日，毛泽东（左）会见基辛格（右）。　　之后不久，印度在边境问题上开始推行“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印度军队被要求在远远越出印度实际控制区、接近印度划定的国际边界线的地方进行巡逻，巡逻队不断向中国军队控制区推进。不过，当时毛泽东仍在努力避免军事冲突，他要求中方军队采取克制策略。中方克制的回应反而壮了印度的胆子，使其继而将巡逻哨卡修到了中方军队控制区。毛泽东认为此举已让他无路可退，只有突然发动袭击迫使印度回到谈判桌旁，而且主动出击还有可能使得中国在一个庞大邻邦面前获得心理优势，这对中国来说十分有用。基辛格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在1962年10月发动进攻，军事行动仅持续了几天，但印度已经是一败涂地。达到目的后，中国军队退回开战前的驻扎地，没有占据任何新领土。　　基辛格在参考了大量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历史资料后写下的这段历史，与印方关于中国是有预谋地发动侵略的说法背道而驰。他的描述也不同于美国当时驻印度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思(Galbraith，John Kenneth)的观点，即那场战争纯属意外。（约翰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好友，1962年他在新德里，在事件发生时扮演了关键角色。）　　相反，1962年的这场战争似乎是双方刻意选择后的结果：尼赫鲁试图在边境测试他的战略空间，全然没有考虑中国可能的反应和后果；而中国显然希望通过这场边境战争向印度表明自己的“红线”。毛泽东和尼赫鲁之间观念的冲突也体现在他们各自对于历史的诠释中。在尼赫鲁的历史观中，中国和印度在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从未曾交战过，因此这两个邻邦间不可能会爆发战争。而另一方面，根据基辛格的记述，毛泽东对他的指挥官说，在1962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实际上打过一场半战役：第一次是在1,300年前，当时唐朝派兵帮助印度一个王国抵御外敌，另外半场是指蒙古统治者铁木真进兵印度大败印军。毛泽东解释说，由于当时中国和蒙古同属一个政权，因此那次“中印战争”算半场。　　中国与世界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1973年，毛泽东与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　　不过即便印度在基辛格的新书中所占篇幅极少，这本书对于印度而言仍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透过一位密切观察者的眼睛来了解中国的机会。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成功之路，以及它对其邻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基辛格描绘出一个在其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坚信其独特性的中国，不过这是中国版的独特主义(exceptionalism)，与美国的不同。对于美国而言，自从十九世纪早期法国政治家亚历克斯•托尔维克(Alexis de Tocqueville)首次提出美国独特主义的说法后，美国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观念便一直影响着美国对于其在全球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基辛格认为，中国的独特主义根植于古代中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的看法。那时中国自认为是中央之国，其他国家不过是其附庸。在中国人眼中，万国来朝，外夷番邦前来学习中国文化并进贡以表达敬意，是顺从天意的自然法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尽管不是所有的王臣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中国版的独特主义与美国的迥然不同，特别是在其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根据儒家思想，这个国家拥有一套既适用于天下又经久不衰的普世价值观，不过其认为没有必要将这套价值观传播到番邦。按照基辛格的解释，中国向外邦不输出其思想，而是让别人自己来寻求。这个大国认为试图跋山涉水去影响那些地处偏远命运不济的外邦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那些来自遥远“蛮夷之邦”的人，比如他们知之甚少的欧洲人，中国人会敬而远之。中国相信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不过也认为，没有什么新世界需要征服，没有什么远在海那边的人需要救赎，中国便是福地，而中国人已然在此。不过基辛格没有回答那个让印度和世界其他大国牵挂的问题：中国在未来数十年中会以何种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仍是无意于征服新世界，还是会为了满足自身长年的安全和资源需要，而向邻邦和遥远国度挥舞其日显强壮的拳头？是会按照国际秩序行事，还是会如有人指责的那样纵容本国企业不顾禁令向利比亚的卡扎菲(Gadhafi)出售武器？　　书中另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是基辛格对于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方式的深切敬佩。基辛格自己就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思想家，而他显然被中国的战略智慧所折服。在他的描述中，中国一直以长远眼光看待历史，遇事三思而行，而在对手面前会坚持寻找相对优势──通常是在这类优势难以察觉且敌对者尚未意识到与中国之间存在对抗之时。此外，基辛格概括出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战略方面存在什么样的根本性差异。　　基辛格在书中写道，动荡更迭的历史让中国的决策者们懂得，并非每个问题都有解决方式，因此鲜有哪位中国的政治家会破釜沉舟、为一场要么全胜要么完败的冲突冒险一搏；将多年的运作通盘考虑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的传统崇尚决斗，并将胜者视为英雄，然而中国人注重以巧妙的方式、间接地解决问题，耐心的积累相对优势。　　西方人将历史视为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这中间人类在一次又一次与邪恶和落后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与此大相径庭，中国强调在衰败和复兴间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过程。　　基辛格用围棋和国际象棋作对比，来阐述中西方之间处事方式的差异。“如果说国际象棋是讲究一举定胜负的战斗，围棋则是一场旷日持久战役。”读至此读者难免会想，印度处理外交政策的方式是否可以用它自己发明的一项运动──卡巴迪来作比：勇敢地突袭、间或会有大胆的出击，通常都会紧接着气喘吁吁的回撤。　　基辛格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展现出中国当权者高超的治国术：以夷制夷，擅唱空城计，以不存在的力量示人，掩藏自己确实存在的弱点，而且通常会为一个尽在把握的未来而花时间耐心等待。在1962年中印战争开始前几天，中国要求其驻华沙大使会见美国外交人员，对子虚乌有的“台湾准备登陆大陆”事件进行了解。　　当时的美国外交人员并不理解，中国实际上是在试探美国是否会试图利用这场中印边境战争来胁迫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倍感疑惑的美国外交人员实际上做出了让中国宽慰的表示，承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冲突不会导致任何别的战略行动。1958年，中国邀请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rushchev)出访北京，几周后便在台湾海峡挑起了一场危机。美国误认为中国在台湾海峡的行动“不仅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且是在苏联的指使下进行的。”在基辛格的描述中，通常中国在与对手进行较量时，心理战的运用不少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　　印度能学到些什么？　　这对印度来说是重要的一课：意识到它北面的这位邻居经常会放长线钓大鱼，而且无论同盟者还是敌对方，中国都会对其使用心理战，这是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关键工具。因此，当中国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居民发放非常规签证（此举被视为是对克什米尔归属权的质疑）时，这很可能是中国的精心策划之举，旨在挑起印度的不安感。这在印度掀起的轩然大波恰是中国希望得到的结果。2009年中国反对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为阿鲁纳恰尔邦一个项目提供资金（此举被视为是对阿鲁纳恰尔邦归属印度的质疑），看待此事，应该也依照这种思维模式。对中国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却能让印度胆战不安。　　有一种说法称，印度对中国过于关注了，而中国几乎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存在。《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最近刚刚又提到过这个说法。它在当下或许是个精准的描述。此时此刻，中国对于印度和全世界来说，要比印度对中国和全世界要更为重要。不过以其自己的历史为鉴，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几十年、乃至几年的时间里，就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而政治和经济的演变已经让这两个国家成为了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无论是发展海军、还是在印度洋开发港口，或是支持巴基斯坦对待极端主义的方式，中国这些举动都是为了使它在与印度的对抗中，能有更多选择空间，以备不时之需。若基辛格所言不谬，迂回战术一向为中国所擅长。　　按照基辛格的描述，中国不会主动出击寻找敌人或是发起战争，不过这个国家永远都会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对手和对抗做好准备。　　理解中国的处事方式并据此制定对策，从过去常常的被动回应逐步转向主动设计两国关系的发展路径，这对印度而言才是明智之举。当然，偶然用用心理战也有帮助，不过2010年在印度政界流传的有关向在西藏工作过的中国政府官员签发非常规签证的主意可显得太缺乏想象力了！印度需要向中国学的，是基辛格书中引用的一些来自古代中国的智慧──力量弱小一方只有在确保力量强大一方打败它的代价超出其承受极限时，它选择与力量强大对手针锋相对才是安全的。对于中国任何损害印度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政策，印度应该做的是增加中国为这些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印度同样也应该开始增加手中的砝码，以防未来两国交恶。　　此外，基辛格书中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值得印度学习，这其中有不少是值得羡艳的内容。在评论中国经济的相对成功时，总有一种天真的说法被提及：中国政府的独裁统治帮助其经济迅速发展，而相比之下，印度乱哄哄的民主政治显然阻碍了改革进程。书中描述的真实情形是，几百年来，中国在接近权力中心的地方总有一些人将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中国一直幸运地得到了这些人的庇护。　　从帝王时代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能弥补帝王愚蠢通病的官员；到十九世纪甘冒生命风险来保护国家不被欧洲列强欺负的中国外交官，中国似乎总能在合适的时机涌现出胸怀历史大局、笃信中国文化、维护整体利益的人。甚至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周恩来这样一位人物，他缓和了毛泽东一系列政策造成的冲击，使中国避免了垮掉的命运。　　还有一点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在近三十年中对于发展经济孜孜以求的关注。自毛以来，中国领导人如何放弃意识形态诉求、坚持务实改革的故事一再被讲述。这一改革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那种遍地人民公社、经济增长停滞和人们衣着单调的模样，成为到处是熙攘热闹都市的国家。但改革后的中国也陷入了一种两难处境：一方面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它又不时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此外，当今中国还常被西方民主国家视为抵抗全球衰退的防火 。　　尽管改革使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改革进程的每个关键环节，中国都曾面临脱离改革轨道的风险，这其中的故事就不那么广为人知了。基辛格列举了一个有力的例子：1992年初，当时 87岁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从幕后走出来帮助江泽民清除了来自共产党内的对于经济改革的抵触。尽管当时邓小平已没有政府头衔，但他利用一次南巡掀起了一场对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支持运动。历史又在重演，关键时刻促使转机发生的，是那些坚信自己的选择并愿意追逐国家长久利益的杰出人士。这段历史的确与印度的历史截然相反。即便是在被欧洲强大的军事力量所震慑之时，中国也在机智官员的保全下避免了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印度的政治史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印度当代史上反倒常常出现原本的有识之士没能为他们的信仰和追求挺身而出的事情，印度当代史上也未出现过既能深思熟虑、又有战斗精神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先锋。　　外交生涯的最后一幕　　基辛格在这本书中尽力避免的内容以及悬而未答的问题也值得关注。他对于毛泽东的看法很温和，有时近乎谄媚。他不只不去揭露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分做法，还试图用一套近乎病态的国家发展哲学来解释毛的举动。天安门事件在他笔下不是一次令人发指的暴行，而是中美外交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这个断档在他本人亲自帮助下得以修复。中国对于持异见者大规模的镇压在他宏大的国际关系讲述中无足轻重。尽管他的笔触在历史的长空画了一道长弧，但他仍没有找到解释中国近年来种种行为的理由，比如中国经济上的重商主义，以及它在南海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姿态。　　书中也看不出基辛格本人是否认为中国崛起真的会以和平方式进行。他小心翼翼地写出了这本书，按照中国可能希望看到的样子对中国进行了一番描述。而且，通过很多方式，这本书都在恳求中国保持书中所描绘的形象:依旧是一个必要时会同他以及美国握手言欢的国家。　　因此，《论中国》大概算是基辛格最后的外交之举，这次外交行动是用一本描述了当今全球最具影响力国家的书来完成的。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一书，叙述了不同地区的医学传统和疾病史以及人类主要疾病的历史和地理分布，为研究者快速掌握不同国别史中对疾病研究的概况与动态提供了一本极好的研究手册，同时也使我们反思在重视具体文化语境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跨文化的疾病史书写。

连日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目光。每天近2万、最多时达2.8万人的观众数量，让馆长范迪安颇感欣慰。“观众数量的多少是一个硬性指标，展览举办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看展览的人数。”范迪安说。作为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范迪安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委员的身份让自己在做好本职工作时责任感与紧迫感进一步加强，他也希望借此机会为国家文化的发展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