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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证的西方经验表明，认证是权利的另一种成本，是建构良好的法治和良好的治理秩序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政府最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其公共性体现在它几乎是所有国家制度的前提，堪称国家治理体系"基础的基础"。

1960年代后，美国的投票率一路下滑，徘徊在50-60%之间，迪昂从意识形态角度解释了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恨政治：从1960年代"文化内战"开始，民主党、共和党两大政党都成了中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传声筒，他们在选举过程中制造大量意识形态化的虚假政治选择，文化价值议题的政治化，最终在美国催生了两极化的政治格局，人民成了不耐烦的大多数。

综合发展指数意味着我们对单一GDP标准弊端的反思，对拿什么告别GDP崇拜的反思已经告一段落，反思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一步，我们也许考虑的是，整个反思与矫正的方向并不是用一个新的标准彻底取代GDP，GDP标准思维的一些基本原则也需要坚持

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与西方世界谁能协调好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关系，取决于自由主义治理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治理的合理性之间的融通，取决于"为市场而治理"和"因为市场而治理"之间的平衡。

在任何现代政治场域中，过度关注、强调、放大人民的抽象形象都是不明智的，只有具体的人民才是正当性的真正源泉。本文据此着力于共和国六十多年来对人民的想象、界定与分类，勾勒了不同时期并存的三个人民形象，指出必须发现具体的人民，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的需要，才能实现良性的政治互动、良好的治理状态。人民必得发现，必须发现人民，理想政治大厦才能有坚实的支点。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福利国家制度"既挽救了资本主义，也挽救了民主，这种双重功效反过来将这项制度固化为一种国家治理结构，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开支的制度化，养老、疾病、工伤、失业、最低生活保障这些福利项目放大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也为政治家们带来必需的政治支持，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即使欧美最保守主义的政府也很难缩减社会保障开支，更别提"拆散福利国家"这种雄心壮志了。 在所有开支项目中，养老金的比例最大，平均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这一块开支又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增加。尽管如此，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双重功效，养老金还是被普遍视为政治上不可触碰的禁区，没有谁敢得罪手握大把选票的老人群体。 一百多年前，即将完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列强们还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发展优势，当时的老龄人口比例平均为8.7%，美国只有6.4%，英国略高：7.4%，法国最高12.7%，意大利9.6%，北欧国家中瑞典也非常高：12%。但总体而言，此时的西方世界还是一个年轻的世界。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在损失了数千万成年生命之后，西方世界的老龄化速度看上去比较缓慢，1930年才只是10.5%，1960年才到了14.4%。1960年，大国中只有法国17.1%接近老龄社会，英国是15.9%，美国13.2%，还算年轻。 1990年，西方世界已经基本进入老龄社会时代，老龄人口比例平均为18.6%，北欧的老龄程度最高，在今天的欧债危机中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德国20.3%、法国18.9，主权债务危机国家意大利20.6%、英国20.8%，我们的近邻日本17.3%，美国16.6%，这个顺序也基本对应各国的"福利国家程度"。 十年前，发达世界在统计意义上普遍进入老龄社会，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五分之一，预计2050年达到三分之一。发展中世界的老龄人口比例均值只有8%，2050年达到发达世界2000年的水平。 老龄化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都将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人口大会的这个判断，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体现更明显，又因为经济社会水平更低而更严重，很多没有财政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将没有太多时间建构1980年代在西方发达世界开始的国家协调机制。 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人口大会再次突出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老龄化现象：1998年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60岁以上）已经历史性地超过年轻人口（15岁以下），世界范围内则是2050年实现这个超越。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口从高生殖率和高死亡率转向低生殖率和低死亡率。在没有发生国家解体、治理失灵、社会失序悲剧的地方，中层及以上人群越来越不想生孩子，而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水平、医保体系的提升则降低了死亡率。 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供养比也反映了这一趋势。1950-2000年间，世界平均的供养比从12：1升到了9：1，2050年将升至4：1。而西方发达世界1980年即达到5：1，2000年为4.5：1，2040年为3：1。也就是说，上班的人负担越来越重了。 前文提到的国家协调机制，主要指的就是"福利国家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养老保险。养老金在西方的引入，已有百余年历史，经历了一个从自愿到强制的过程。按照时间先后，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爱尔兰相继引入自愿养老保险制度，这个时期我国清政府已在列强的入侵下风雨飘摇。强制养老保险最早出现在1889年的德国，领先其他西方国家二十多年，推行这一制度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于次年辞职下台，但这一制度却得到延续，1910 年就覆盖了53％的就业者。一战前的法国、荷兰、瑞典三国，二战前的比利时、英国、奥地利、挪威、意大利五国，二战后的瑞士、爱尔兰两国，相继推行强制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1910年的均值只有20％，1935年达到56％，德国为均值超过50％做了突出贡献，到了1975 年，已达到93％。北欧四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比利时则达到了100％。 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反映的是养老保障的水平，这在西方发达世界也是逐步提高的。1939年，这个比例平均只有15%，也就是说，如果你退休前每个月工资是100元，你的退休金每个月就是15元；1969年上涨到了平均51元；1980年上涨到了平均62元，英国、德国、加拿大低于这一水平，分别为47元、49元、49元。意大利、法国高于这个水平，分别为68、75元，瑞典最高83元。 自1913年至今，政府的养老金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也在逐渐攀升。一战后的1920年为1.2%，大萧条期间的1937年为1.9%，二战后的1960年为4.5%，保守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1980年还在继续上涨为8.4%，1990年为8.9%，1993年为9.6%。1993这一年，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高于平均水平分别为12.3%、12.4%、14.5%，英国、美国等国家低于平均水平，分别为7.3%、7.5%。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开支压力越来越大。 2011年，世界发达国家的最大俱乐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研究表明，1990-2007这十八年当中，30个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开支总量增加了15%，但是，这些国家的GDP却只增加了6.1-7%。养老金开支成为政府开支中最大的一笔，在政府总开支中的比重平均值为17%。意大利把GDP的七分之一花在这项开支上，奥地利、法国和希腊约为12%，德国、波兰、葡萄牙约为11%，上述国家的政府开支中约有25-30%花在养老金上。这七个国家也是OECD中最老的国家，即，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而2011年的最新财政风险指数，则将欧洲大国及几个小国尽数列入财政风险高危国家，按照危险程度从高到底排序，包括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瑞典、德国、匈牙利、丹麦、澳大利亚、英国、芬兰、希腊，以及非欧非亚的日本。也就是说，"笨猪四国"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不只爱尔兰加入，英国加入，还有更多的欧洲国家也正在主权债务失控的大门外排队等候。 因此，不厌其烦地回顾西方世界在处理老龄化问题上走过的道路，正是为了更好地找到下述问题的答案：欧洲的今天，是否就是中国的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走欧洲走过的老路吗？我们有没有可能避免走向这充满未知恐惧的失控世界？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社会结构稳定固化之前，及时调整我们的政策重心和方向，建构一张可持续的老年"安全之网"？ 这些问题也正是老龄事业十二五规划的意义所在。发挥家庭的经济、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政治功能，让老年人可以随子女迁移户口，实现居家养老，从而接续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养育-反哺家庭关系和慈爱-敬孝的伦理秩序，将更有可能发挥老年人的稳定与秩序功能，以更少的行政成本实现社会的自然和谐。 毫无疑问，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户口政策的调整，还需要鼓励居家养老、三代共居的住房政策，保障有效、充分的就业及合理、适当的家庭工资政策，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单位的所得税认证制度及相应的增退税制度，以及其他配套政策机制安排，这些也都更离不开社会治理的整体规划乃至顶层设计。 未来五年，大有可为。

适用于大富阶层的"低税收、低约束、高激励"，也极大强化了他们的脱嵌冲动，没有谁不想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铁律"。政治后果，正如亚当·斯密所断言必须警惕的，他们手中的经济购买力总是倾向于转化成政治支配力，伤害普通大众。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税收服从、基本社保体系和社会经济干预能力上的强弱差异，常为人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认证能力的差异。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实际运作中的权力结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的"双轨政治"：自上而下的皇权一轨，即皇帝的政策经由读书人下延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绅权一轨，即下面的意见经由士绅逐级上达皇帝，费老将这种上通下达、来去自如的双轨形式视为政治运作健全而持久的根本保障。[1]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绅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下而上的一轨也随之中断，只剩下自上而下的单轨政治。张静教授的《基层政权》一书承接了这一问题，通过深入剖析单轨政治下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从经验证据角度检讨了"国家建设"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本书把国家权威和地方权威分别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这两轨的代表。在中国传统社会，由族长、乡里、长老、士绅、退休官员等组成的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结成了地方利益共同体，前者是地方权威的来源，并为传统地方社会确立了稳定的自治基础。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强大外部压力下开始急剧转型，基层政权与乡土社会利益之间的疏离不断加剧，而国家又试图将地方权威变为基层政权分支、纳入国家管制范围、服务于国家目标，从而导致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然而，基层政权仍被赋予更多权力，仍然处于控制并整合基层利益的中心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方面保持控制优势，使之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由此不断"生产"出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  这种不稳定结构的特征抑或其社会政治后果，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首先是基层政权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出现"结构分离"，前者越来越多地成为垄断经营者而非公共服务者，政治支持不断削弱。 其次是社会成员通过财富交换和个人关系寻求公共服务，也可以说是通过个别谈判和交易来"购买"公共服务。这不是"国家与社会"对立模式所理解的那种干部与村民相互对立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村民们事实上常常拥有共同的价值准则、行为规则以及公共意识（尽管这种公共意识不同于学界通常的理解）。  再次是基层与国家管辖权的分割，二者相互警惕又相互依赖。国家无法强有力地直接控制基层的财产、资源、信息和权力，只能被动协调。基层政权则不仅小心谨慎地防止自身控制权流失，还积极伺机扩张权力，并刻意以消极怠工、敷衍、抵制等方式阻止国家权力的下延。国家向乡村秩序的渗透遭遇结构性的阻力，基层政权有选择地执行国家政令，或者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变通，国家沦为基层政权自身行为合法化的工具。基层组织的道德声望持续弱化，权威和形象不断矮化，导致国家与乡村生活隔离，从管辖结构和治理原则两方面阻止了国家权力的实际下延。这正是"响应口号总是浮于表面，政令始终难以畅通"的重要原因。然后是基层财税制度运行不良。基层政权没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压力，不愿坚决执行税收制度；农民无力监督税收，自愿交税的积极性不高。因此，一方面，基层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税款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农民普遍拖税、欠税甚至抗税，促使基层政权采取强制收税行动。农民不信任、不合作、回避甚至抵制基层政权，但又没有制度化的协商、妥协和修订架构，最终演变成基层社会的冲突和不稳定。当然，随着近几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的取消，这方面的矛盾冲突已经基本消失。     最后是乡村政治无法生成实质性的制度变化。乡村政治普遍表现为以经济指控代替政治挑战，个体利益的组织化水平不高、立场不坚定，社会利益的组织过程混乱且不稳定，利益群体的边界经常变化、难以确定。这既造成了乡村政治的难题，也使村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受基层政权的权位竞争、官僚政治所左右，无法引出实质性的制度变化。 简言之，基层政权不稳定结构的最大政治后果，就在于不断削弱人们对基层权威的认可和接受。这促使国家发现，基层干部并未成为自己在基层的有效代理人，自己也无法有效地单方面监督乡村干部。因此，避免基层干部行为失控，避免基层干群关系的恶化，就成为国家推行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基层自治的初衷所在。 《基层政权》一书假定基层干部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机械执行者，他们也是理性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其自我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分离，确立了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进而导致乡村社会的冲突与不稳定。其颇具说服力的分析，看上去似乎宣告了近代以来国家建设框架的失败，但实际上本书并未全盘否定国家建设。作者所反对的，只是将"官治"与"自治"简单对立的国家建设研究框架，以及"干群冲突、社会抗争、公民社会、积聚基层力量进入新的政治关系"等等"国家与社会"分析模式，这些研究框架、分析模式把中国基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政府压制、群众反抗"，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原本复杂的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把原本建设性的看得过于破坏性了，把原本非政治性的看得过于政治化了。 比如作者反思，既然基层政权存在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为什么基层社会秩序还能在低稳定、不稳定的结构中得到延续呢？作者发现，原因之一在于基层政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界定了村民的社会成员身份，确认并保障村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经济（工作、财产分配和保护）和社会权利（享受福利和教育），建立了与社会公共体制进行联系的渠道，农民得以从事经济交易、申请公共援助、接受公共物品分配、接受服务和福利。国家建设在基层所遭遇的问题错综复杂，正面的和负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不能简化得只剩一根筋。正如作者所言，更为重要的是反思和追问什么才是正确的问题，是国家权力的大小、有无，还是扩展什么性质的国家权力。也即要"扩展它的正面权力，并防止负面权力对社会乃至对国家自己的损害。"     其他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同样就此进行了思考，Michael Mann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横暴权力与基本权力。横暴权力是指国家精英不与各社会群体协商即可实施的权力，以国家干预的强制程度和广度为衡量指标。基本权力是指国家向社会渗透并在整个管辖区域内合理贯彻政治决定的实际能力，以国家干预的有效程度为衡量指标。[2]这种横暴权力与基本权力两分说，与费孝通先生当年所概括的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的四分法异曲同工。二者对横暴权力的界定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尽管基本权力与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等同亦或不同及其意义仍然值得讨论。 政治学者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国家的基本权力，依据Pye、Binder和Grew的研究，王绍光教授分析了国家基本权力的六个主要方面[3]：对暴力的合法使用实施垄断（对应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权力、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警察权力）；汲取资源（对应税收权）；塑造民族统一性并动员群众（对应缔造民族认同与凝聚社会共识权）；规管社会和经济（对应社会经济调控权、干预权）；维持国家机构的内部凝聚力（对应惩治腐败、建构有效的官僚机构权）和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对应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机会以缩小贫富差距权）。 在这个意义上，上文所述本书对基层政权在界定村民成员身份、保障政经社权利、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所发挥作用的分析，实际上表明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对乡村政治的观察也发现，国家的基本权力实际上得到了基层民众的广泛认可，并被援引为自身诉求的依据和保障。比如，上访者只针对某一基层政权的具体行为，只涉及某一地方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以及地方资源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他们希望从宪法、法律法规、政府规章、领导言论和党章中找到合法依据，不是规避而是广泛依赖国家权威，强烈要求国家干预以解决基层政权的问题。 因此，《基层政权》所批判的，正是把官治与自治、政府压制与社会反抗简单对立的分析模式，正是不区分国家权力的不同性质，而笼统讲积累国家权力的那种囫囵吞枣的国家建设研究取向。《基层政权》所理解的国家建设，主要指积累国家的基本权力而非横暴权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指出，以打碎国家的控制结构、降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程度为标志的第三波民主转型浪潮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已告失败，民主转型范式业已破产。不难发现，凡是明显缺乏基本权力的国家，必须着力于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并强化其运作能力。[4] 2002年，身兼美国民主促进与全球民主化研究权威与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的Thomas Carothers，根据自己对全世界民主状况的长期研究，尖锐地指出，实践证明，以Huntington为代表的民主化理论的"转型范式"的五个核心假设实际上无一成立。首先，第三波是向民主的转型这个说法不准确，只会把问题简单化。一些国家根本就不是冲着民主去的，大部分国家只是有零星的民主特色，却并不必然有任何可预测的深入民主化迹象。其次，成功的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也不是按照开端、突破、巩固这样的过程发展的，其政治演变常常是极为保守、渐进的，政党发展、公民社会壮大、司法改革、媒体发展也不遵循民主推动者所谓理性发展顺序，而是相当混乱的走一步退两步等等方式。再次，旨在提供民主合法性和民主责任的选举往往虎头蛇尾，选举是有，但投票之外的政治参与仍旧非常浅显，治理责任依然虚弱。如何弥补政治精英与公民大众之间的政治鸿沟，建构有效而深入的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第四，与"民主没有前提"这样的想法相反，不同的结构条件深刻塑造着政治结果。最后，国家建设远比转型范式所设想的要复杂。[5] 实际上，这也正是曾经预言自由民主式西方社会标志着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近年来不得不强调国家建设的原因所在。在福山看来，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不仅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而且直接困扰着希望帮助这些弱国的发达国家。国家的弱化还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损害了国家体系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并导致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在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合法性问题争论不休。9·11之后侵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已经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迫使福山承认，三十年来，缩减国家机构规模、弱化国家概念的世界政治趋势是错误的，国家力量的强度也即国家能力的强弱比国家职能范围的宽窄更为重要。太阳底下无新事，尽管福山2004年的这番肺腑之言照旧像他的历史终结论那样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实际上是在重复王绍光教授早在1991年的那篇著名文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的观点。而且，我们也不难听出福山在谈论这个问题时那种帝国主义的弦外之音。 在这种背景下，这本《基层政权》对乡村制度问题的实证讨论，对国家建设框架的逻辑反思特别值得关注。与需要重新回归国家研究、主张国家自主性的一些美国学者（以Theda Skocpol, 1985为代表）不同的是，很多学者始终把国家和国家建设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国家建设概念首先是与西欧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具有丰富的含义。比如，T.H. Marshall强调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为基础的公民资格的，埃利亚斯强调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最高协调者，Charles Tilly强调资本与强制的结合程度和对强制工具的集中控制，Perry Anderson强调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Michael Mann强调国家的结构性基本权力等等。 这本《基层政权》是中国学界关注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问题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本书的续文《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中，以国家权威对现代公民权的推动作用为主要指标，对中国是否确实存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表示了谨慎的怀疑，但她同时希望避免将国家建设与地方自治对立起来，因为这种以批判而非解释为目的的简单对立，会降低研究者的学术敏感，降低学术研究的建设性，以及学术分析的进步。作者希望以组织社会的不同规范和原则之间的冲突为出发点，分析乡村社会的各种关系，还原亦或说挖掘其中的丰富内涵。 今天，基层民主已被视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在加快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基层民主这一基础性工程的同时，如何避免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落后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仍需要耐心细致的学术和实践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有助于人们看清问题，明确方向。 *    欧树军，北京大学法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 [1]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收于《费孝通文集 第五卷 1947-1948》，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364-387；费孝通，《乡土重建》，收于《费孝通文集 第四卷 1946-1947》，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418－440，347，434；以及赵晓力对双轨政治的概括："双轨政治'与习惯法问题--纪念费孝通先生，"（未刊稿）。 [2]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86): 44-91. [3] Wang Shaoguang, 2003."State Effectiveness and Democracy" ,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4] 有关文献可参阅注3所引文。 [5] 这篇文章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引发了激烈讨论，参见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no.1 (January 2002)。   

民主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一览众山小，以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正是同时，西式民主在实践和理论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质疑。对于民主危机的性质的判断越来越悲观，民主理论家们开始反思代议制民主的内在缺陷，反思选举式民主，并探寻通过各种容纳普罗大众参与的制度机制，回归真正的民主。

最近，联合国发布了2011人类发展指数报告，提供了衡量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各项最新数据，从十个方面全面考察各国人民的福祉水平，让我们据此分析印度作为我们的参照系合不合格。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李斌最近撰文称，我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未来五年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接近800万，第一个老龄化高峰已经到来，而我国传统的家庭生产、婚姻、生育和养老等功能都有所弱化。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之前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人口红利期结束时间提前了九年：从2020年提前到了2011年。如是，则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时机，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中国财政的养老金财政支出压力将大大增加。 目前的欧洲危机从转向"三低模式"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今天的财政危机是从人口再生产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开始的。一方面，"三低模式"当然意味着社会安全程度更高，公共卫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质量；另一方面，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低死亡与低出生叠加在一起，导致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养老、医疗、（鼓励父母们多生孩子的）正向生育补贴和教育补贴、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开支的扩张，正是实现"三低模式"的财政后果。为了避免损失选票，西欧、中南欧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普遍选择"高福利、低税收"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体系的赤字运行获得了持续的动力，公债比重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加重。 1980年，西方发达世界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实现了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在西方步入老龄社会的第一个十年，1980-1990年十年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公债均值增长了14%，达到60.4%。第二个十年，到199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1%。此后十年，到200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5%，其中日本、挪威、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均超过75%，整个欧元区均值为74%，美国73%。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压垮美国和欧洲赤字财政体系的直接原因。美国一直没有从经济衰退中复苏，而欧洲之所以成为此次危机代价最为沉重的牺牲品，也是因为其内伤实在不轻。 而日本公债多为内债而非外债，北欧国家则奉行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德国实为当今欧洲经济的动力引擎，尽管它们的公债比重也不低，但均没有出现美欧如此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和社会骚乱。 根据OECD 2011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我们可以将人口老龄化与欧洲财政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失业率高企与"三低模式"相结合，持续拉高公债比重。根据这份报告，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生育率，一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2005-2010年间，34个国家中已经有29个属于"三低模式"，平均生育率只有1.69，即每个女性平均只生育1.69个孩子。只有以色列、墨西哥、爱尔兰、土耳其和美国的女性生育率处在临界点2.1或之上。所谓临界点，是指每个女性至少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逐步扭转"三低模式"，渐渐走出老龄社会。 西方公债危机的历史教训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是西方国家的休养生息期：1920-1929年是黄金十年；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间，则堪称黄金三十年。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9%。两个黄金年代经济繁荣，作为政治补偿，民主体制向农民、工人、穷人、女性、黑人等持续提供各种经济补贴，其结果是社会开支逐年递增，财政体系长期赤字运行。 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公债与民主在西方世界始终相伴而生。1870年，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处于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这些国家公债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47.9%，其中财政高危国有两个：英属澳大利亚最严重为100.1%，意大利92%。此外，美国为43.9%，英国为40.2%。此时日本最健康，仅有0.6%。 1913年，西方世界公债比重已接近60%的危险值，达59.2%。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都超过了66%，英国较好30.4%，美国最健康2.5%。1920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上升至66.3%，大国中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均超过100%，分别为122.4%、132%、136.8%。1937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又飙至78.1%，英国为188.1%，澳大利亚153%，法国137.2%。和平终于没有维持多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自相残杀在西方世界拉开序幕。 从1870至1996年之间，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个特殊的例外，其财政状况相对而言最为健康。直到1997年婴儿潮一代开始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美国才步入公债危险地带，为61.5%。 扭转"三低模式"的困难 虽然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三低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悲剧的是，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逐次下降。从1975年算起，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从1975-80年的2.26这个恰当水平，下降到1985-90年的1.91、1995-2000年的1.68。经过二十年的老龄化折磨，这些国家也在想尽办法刺激生育，包括维持势必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颇受保守主义者批评的单身母亲政策。 然而，回头之路相当漫长，这34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在2005-2010年间才只增加到1.69，四十年后，预计只能增加到1.8，距离人口生育的最佳替代水平（2.1）还是很远。 与之相比，中国是在1995-2000年之间跌破最佳替代水平，为1.8。2005-2010年间继续下降至1.77。未来十年内会略有上升，2015-2020年间预计将升至1.84。此后五年只上升0.01，达到1.85；再往后的三十年，生育率将停止增长。 西方国家上述历史数据和未来趋势分析，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问题颇有启发。我们可以发现，"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的确意味着我国改善民生、改良社会的成就和速度绝不逊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同时，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人口红利期极有可能提前结束。留给我们做出适当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反思我们的一系列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养老政策、适当调整退休年龄及其他福利政策。我们需要尽快做出决策、采取实际行动，扩展中国家庭传统的生产、生育和养老功能，为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制度，让我们的老一辈、我们这代人、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拥有相对舒适的退休生活、稳定乐观的心理预期和达观从容的生存态度。

1994年的中国分税制改革，前所未有地重新配置了共和国的财政权力，可以说是中国宪法实践的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转型。而围绕分税制改革及其实效、历时三十余年、今天仍在持续的社会大辩论，也表明有必要从静态宪法观转向动态宪法观，把宪政视为不断自我修补、永远臻于完善的动态过程

近五十年前，亨廷顿以其一贯的冷酷现实观尖锐指出治理问题体制化为什么错了："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水平"，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体制形式的优劣，而在于国家治理的能力及水平。亨廷顿几乎是以一己之力，老辣独到地反驳了当时流行的"放弃国家"理论倾向，其后的政治理论演化与世界政治秩序变化也证明了这一反拨极为成功。

1959年至今，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中一言九鼎，它议行合一、控制政府、主导议会、结盟工会、支配社会、统摄全局、长期执政。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典范：长期执政而不腐化？

认证对于国家强制、汲取、濡化、再分配、统领和规管能力的基础作用越来越显要。有认证的国家与无认证的国家，有适度的强认证能力的国家与在认证能力上存在事实或规范缺陷的国家，将在这些事关个人福祉、人心安定与政治认同的国家事务上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同。

日本藏学始于行脚僧河口慧海，收集资料文物的探险队和军部出身或派出“特殊任务”者，后有经济复苏后对西方文化的反省，及洛克菲勒财团对流亡藏人和各国藏学支持等原因促进

由於大多數墓葬經過盜擾，所以新出土的文書比較零碎，無法和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間出土的文書相比。這次的文書除了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外，還有多處，也有一些文書從類型或內容方面和過去所見有所不同。

本文仅就康有为在近代社会变革时期，对于传统儒学所做的适应时代环境需要的变革和利用、它的形式和特点，以及他对于吸收西方文化与保存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做一些简要的考察，作为我们今天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时的借鉴。

『金剛般若經』是部派佛教至大乘佛教最初期的經典。此經在我國流傳最廣，其研究也最為普遍。尤其是版本之多，註釋之豐，為群經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