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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罗绒战堆每年固定前往拉萨及山南两地的春堆、路普岗、察巴拉、扎西林4个自然村，以访谈形式、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对西藏信教居民的宗教消费进行考察。

如何来衡量集体农业的好坏？因果关系的问题更是棘手：是集体化本身制约了中国的农业发展，抑或是营运集体农业的方式存在问题？另外，是否集体农业被解散并不是因为本身不好，而是由于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

普林斯顿大学Lynn T. White III

黄纪苏最新的剧本《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批评的语气浓重，最后提出“我们一起走”，这里选读几段。序幕描写以及最后一幕的片段，以及一首歌词。

说实在，如果陆川是日本人，我可以接受《南京！南京！》，但他不是，他是个三十八岁的中国男人。

战后台湾的农业发展，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农村建设经验，曾经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学习与借镜的对象。

　我不掩饰对大江健三郎《广岛笔记》的不满。 　　因为，我没有读到自己在广岛感到的那种焦急的信息。 　　它不需文学或哲理的彩饰，它应该简单干净，甚至只有两句：一， 必须无条件禁止和销毁一切核武器。二，发展和使用核武器，即践踏冒犯人类的道德底线。 　　如在两句之上再作补充，就应该说： 　　在这个帝国主义发疯的二十一世纪之初，美国是再次挑动核灾祸的最大嫌犯。原子弹，尽管它这一次可能是微型的或战术的，时刻都可能被美国军队投向人类。 　　大江健三郎尽管也执著于批判，但诸如颓废、屈辱、威严、自杀等概念的阐释，更像是暧昧的作态。它不能代表被核轰炸一瞬抹煞的、十万死灭生灵的悲愿。它以一副深刻面孔，回避了揭露的义务。它对1964年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忧心忡忡，而不去呼吁阻止迫在眉睫的美国核犯罪。它推敲斟酌，最后也没说出一句世界共识的大白话：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嫌犯，就是横蛮的美国。 　　大江健三郎近年来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显然不在乎对中国的冒犯。但是他的《广岛笔记》里，并无类似的自信，对美国新的核冒险来一句断喝。哪怕昨天就是美国以原子“男孩” 和“胖子”轰炸了日本，而今天美国更迫不及待，想试试“战术”或“微型”核武器。在《广岛笔记》里稀疏的美国批判，不过是： 　　 　　——我怀疑，面临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时候，决定那次作战的美国知识分子的那一群，心里或许曾闪过 “信任人的力量，或人道主义” 之类的念头。……我怀疑，他们不就是在那般荒谬的人道主义确信之上，才做出投下原子弹的最后决断么？ 　　 　　——我时时想，投下了原子弹的美国军事负责人，是靠了广岛市民的自我恢复力、靠他们不许自己停滞于悲惨的、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才能对原子弹的灾难轻描淡写。 　　 　　如日本评者所说，这些话相当难懂。什么叫“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他的批判语言，如他自己指出的一样暧昧。弯绕的叙述，堆砌的哲理，掩藏着一丝是非的妥协。 　　他远不如那些毫无话语权势的穷国战士，掷出唯有的石块，阻击凶残的坦克，或者以肉躯筑成街垒，以生命抵抗——贫铀弹、战术核武器、核战争的罪恶进军。那些人炸裂的生命嘶喊，他们留给人世的音讯，在我听来，正是广岛呼吁的续篇。 　　我想，除了文人的作态，任何到过广岛或长崎的人，都会为两座城市的受难，懂得了一种道德的底线；都会忍不住张开喉咙，加入广岛和长崎的呼喊——全人类联合起来，销毁和禁止核武器，阻止核战争！ 　　这呼喊简单无比，但一刻不能停歇。它排斥任何借口，否决一切偷渡，否决诸如安全、反恐、战术、微型等概念和道德上的偷渡。要以经久不歇和雷鸣般的、全世界全人类一致的共同怒吼，实现禁止核武器的目标；首先压制住核流氓美国的犯罪欲。 　　广岛和长崎一直呼喊，六十年没有停歇。他们把诉求简化，绝对禁止、拒绝借口、不论条件原因、不分敌方是谁、强调使用核武器即是反人类的犯罪；强调地球上不能再出现广岛、长崎，人类绝不能再使用核武器。　　——这就是我在广岛感到，但是没有在《广岛笔记》中读到的原则。 　　 　　幸存者的喊声，日复一日，哀怨凄绝。他们呼唤更多人的加入。他们感动了全世界，也感动了求学日本的我。 　　不断再版的《广岛笔记》，与广岛的喊声多少有异。它在阴影笼罩的六十年后，没有做一根勇敢的手指，向世界指证美国的核威胁。 　　它也没有揭露为之造势的媒体犯罪。它没有说：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的贫铀弹，乃是对六十年人类艰难建立的和平准则的践踏，乃是对广岛、长崎六十年泣血呼吁的蔑视。 　　对一介文人的评论并不重要。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加入呼喊。 　　已经是间不容发，一切都紧迫至极。因为罪恶的新十字军带着贫铀弹、核迫击炮弹和各色新式的杀人凶器，正朝着整个世界，踏着正步、列着队形、一阵阵敲响着罪恶进军的鼓点。它的矛头——高高仰起的导弹的尖矛，不仅直指着我的同胞骨肉，也对准了我的生身祖国。 　　在如此时刻，广岛、长崎的教育，给我注入了强劲的力量。在这思想贫乏的时代，我不能不对长崎、广岛心怀感激。六十年前，它们以惨败、受难、灭绝以及复活，炼铸了一个绝对的原则。那个原则，那个人类找到的、先决于任何分歧的巨大共识，使我激动。于是我不愿旁观，我要加入，我要投身那呼喊之中，锻炼自己的人道。 　　 　　尤其是长崎。 　　在旅行长崎之后，我有时暗想，比起在当今世界家喻户晓的Hiroshima（广岛），同是遭受了原子轰炸浩劫的城市，同是受难者和核罪行的苦主证人，Nagasaki（长崎）是否多少受到了淡漠？ 　　是这样吗？ 　　长崎深深地吸引着我。甚至我觉得，冷淡长崎选中广岛的做法背后，或许还藏着某些用意。或许恰恰在长崎，在另一片被美国原子弹变成焦土的日本土地上，唐船、锁国、郑成功、沙勿略、兰学、志士、基督、军舰、吞并琉球、军火交易……走马灯一般，竞相逐次登场，演出了一部日本民族的悲喜剧。 　　我捉摸着自己的一个直感：或许，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得上长崎。也许它的深港浅山，就是一把——理解日本的钥匙。 　　文化八面纠缠，但长崎的本质，是它与西欧的关系。这个港口，满缀着日本与西欧的轶事，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最后，就在这块生长着日本人“脱亚入欧”理想的土地上，西欧物质文明生产的原子弹瞄准了它，把它炸作了一个地狱。 　　——这就是《长崎笔记》构思的动机。 　　 　　一 　　 　　顺风顺水平户海 　　倭女倭刀国姓爷 　　——歌谣 　　 　　对中国人而言，长崎和北海道一样，远不可测，语焉不详。谁都不会想，长崎曾与中国密不可分。 　　但一旦来到了长崎，人们又会惊奇它与自己的距离。它与中国真是一衣带水；它与浙闽海域台澎金厦之间地理的临近，简直令人咋舌。 　　季风和洋流，都显得称心如意。从日本九州的长崎外海，一叶轻帆投入大洋，逐波随风，不久便可在宁波泉州登陆。 　　唐人船，在那时趁秋风东渡日本。“唐”是中国别名，不仅限于唐代。在西日本各港，一连若干个世纪，唐船帆樯如云。唐人习惯了季风和海路，他们常在长崎贸易之后，辞岁越年，直到次年春天扬帆归国。 　　那是帆船贸易的时代。顺风顺水，唐人船的周期往复，使得每年都有数千人居留九州各港。在长崎，一角繁华的中华街逐步建成。 　　航海、贸易、走私，当然也时而风高越货、月黑劫船。那时的大洋里，出没着一代代的浪里白条、弄潮男儿。种得东海万顷田，他们穿梭于长崎至福建的一条水域，国籍含混，人员复杂，时而显现为唐人海商，时而又扮作了日本倭寇。明朝禁海和日本缺货，其间的暴利，鼓励他们把生涯付予险浪。他们的锚地和货场，先在舟山双屿，后在长崎平户。大陆人的性格，溶化于滚滚波涛中的商机。不顾法度、追求利润的一支海上武装商队出现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最初打下这一方碧水霸业的，却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王直。　　1541年，被明朝赶出了舟山群岛的王直，最终把平户选作了基地。这些武装走私的海商，渐渐裹挟了，也混杂于失意的浪人破落的百姓——以后，出没东海的倭寇，国籍变得掺合混杂，行业也是亦商亦盗。他们与禁海的明朝官僚纠缠不已，最后竟然从山东到浙江，在千里海岸线上扑岸攻坚，烧杀抢掠。虽然戴着倭寇帽子，资料上却说他们多是浙闽流民，日本人仅占三成。而且能节制倭寇的，唯中国人王直！　　与王直的横行东海同时，一个在东方水面徘徊良久的影子，也露出了长崎附近的水平线。它就是正在与吞噬了美洲的西班牙疯狂竞争的葡萄牙王国。大海里的葡西竞争，内容唯有两点：夺城掠地和传播天主教。 　　这些白人殖民者大大利用了东海的无序，利用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但它们未曾料到，最终限制并驱逐它们于东海之外的，也是这些不晓大义的中国海盗。 　　早在1525年，厦门海商为了买卖，把葡萄牙人招请到舟山双屿岛的六横岛，葡萄牙人抓紧机会，在那里修筑了大约千间住居、两座教堂以及市政府、医院，甚至设置了市长。此时，在不算太远的马来半岛，苏丹领导的原住民正在马六甲与入侵的葡萄牙殖民者战斗。 　　走私海商王直的早期据点，也在六横岛。1543年，携枪的葡萄牙人乘王直的帆船，到达了日本的种子岛。此即日本史上有名的“铁炮传来”；日本领主惊异于如此利器，即刻不惜千金重价，购买了两支“铁炮”到手，回家闭门仿造。对这两支火枪的仿制，就是后来日本军队的制式枪械，包括传说的“三八大盖”的源头。 　　东洋人，包括日本幕府并不知晓——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远在罗马的陌生教皇，在滔滔的西洋某处，画了一条竖直的子午线，分赏两个宠臣。莽莽大国小岛，无论明朝日本，虾夷吕宋，悉数都已经——东半个赐给了西班牙，西半个赏给了葡萄牙。 　　葡萄牙，此刻已在眼前海上露面。 　　不用说，那时的日本人不可能知道，在恐怖的“子午线”的另一边，秘鲁的波多西（potosi）、墨西哥的瓜纳华托（guanajuato）等银矿已经开采。也可以说，人间地狱已然开启。他们不知道，比在长崎招摇的葡萄牙更陌生的西班牙，在美洲已经使人成千万地被屠杀和苦役致死。当然他们更不可能知道，这一切都是以天主的神圣名义进行的；天主的教堂，已经在浸血的大地上星罗棋布。 　　1549年，在这一背景下，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也搭乘王直的倭寇船，到了日本最西的长崎。他是最初的日本传教士，后日被梵蒂冈教廷封为圣徒。 　　 　　1557年，王直被明政府捕获处死。东洋的制海权，转到了郑氏家族的手中。郑芝龙接手了王直的平户基地，与日本人田川氏结婚。1624年7月，这位日本女性在平户生下了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追逐着百万海上利润、拥簇着千艘武装海船——这代代的弄潮儿，有时会遭时代翻弄，一度堕为海贼；但是当他们被大潮推上浪尖，也会让自己的人生，涂上政治的浓彩。 　　郑成功，至七岁随父移居福建之前，与他的日本母亲在平户度过了七年时光。 　　不同于王直等海上枭雄，郑成功有政治的视野。 　　郑成功(1624—1662)，原名福松、郑森。因拥立明朝亡命唐王于福建，被赐与“朱”姓，并改名成功，于是人称“国姓爷”。日本曾有著名的人形鷙鷚璃木偶剧《国姓爷合战》，因而可知此名的流行。 　　当他接替父亲、入世于东海中国的舞台时，在他眼前，大陆上正是明清鼎革，海上则有白人携铁炮传教殖民——郑成功的选择，只能是因势利导，逐流使浪。 　　他先援助亡明抵抗满清，后夺取台湾割据自重，演出了一场乱世英豪的威武剧。对他来说，所有运筹决战纵横抉择都无非是形势所迫，其实并无别择。但是，他的收复台湾这一作为，扭转了东亚的政治格局，甚至破坏了殖民主义的全球大计。 　　1661年，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为基地，指挥舰队大举登陆台湾。他的目标是：攻略台湾、安置休息、再图进击、重归故国。 　　4月 30日，郑成功挥师两万五千，先打澎湖岛，5月包围赤嵌城，以大炮猛攻。在8个月攻防之后（1662年2月），无耻地盘踞了台湾、至今仍自吹给台湾带去文明的荷兰人连同它们的东印度公司，虽然也火枪铁炮负隅顽抗，且调兵遣将等待外援，但大势已去，他们最终还是在郑成功的大军重击之下，竖起了白旗。 　　这一历史事件，意味着什么呢？ 　　日本的右派总想说：郑成功并非大中华的正统国军，他占领台湾不过是割地自保，而且他还是个日中混血儿。欧美的绅士更是“百年嘴硬说殖民”，耐心絮叨颠覆中国的话语，描画白种人的神话。他们怀着乡愁，执拗顽犟，锲而不舍地说，白人带来了文明，即便台湾也是由荷兰人“发现”的，荷兰给台湾带来“荷兰豆”，教土著用牛耕田。 　　其实就在荷兰人盘踞不久，以菲律宾吕宋岛为据点的西班牙人，也尝试染指台湾。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台湾北部的鸡笼（现基隆），在社寮岛筑建圣萨尔瓦多城堡 (San Salvador)，并扩张到蛤仔滩（现在的宜兰），在沪尾（今淡水）筑圣多明戈堡(Santo Domingo)。 　　郑成功的舰队，对它们实施了一场铁帚扫海。 　　任你嘴硬，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他们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都被一扫帚扫进了汪洋东海。尽管今天，他们乘着资本主义的话语优势，在中国奴才的帮腔下隔海呱噪；但是多言无用，他们的台湾梦，已经真的葬身鱼腹，已经永远地退出了历史。 　　如果没有郑成功的扫荡，东海的形势不堪设想。不能想象台湾是一座欧美帝国主义的移民岛，如一个东海的以色列，近在咫尺，永久地威胁朝鲜、日本、中国。 　　无论如何，在东海——即朝鲜半岛、日本、大陆东海岸、东海诸岛、台湾——这一东亚的心腹海域，欧美的殖民主义未能插脚进来。它们可能完成的全球链接，被郑成功一剑斩断，一把火烧了。 　　日本人应该为郑成功的一半日本血统自豪。郑成功的壮举，是为东亚收复台湾、为东海收复台湾、为一个古老的传统收复台湾。这个传统，不愿被白种殖民主义所覆盖，不愿被洋人的价值所否决。 　　悻悻挑衅的日本右翼，得势无形的台独政客，都是短视的小人。郑成功完成的驱逐殖民者收复台湾岛的意义，需要在更宏观的视野之内，在更大的时代到临之后，才能总结。 　　据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驶近台湾岛时，船员惊呼：“IlhaFormosa”，大意为“美丽岛”。于是“福摩萨”（Formosa）一词便被殖民主义政客和西方知识分子不舍不弃，印上地图，挂在嘴角。好像它有多古老，使用过多少个世纪。 　　 荷兰人在台湾呆了多久呢？ 　　其实，台湾的所谓荷兰的统治时代，从荷兰王国的商社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台湾南部的1624年算起，到他们于1662年在郑成功军前投降，其间仅有三十七年时间。 　　 　　这片海洋的一侧，是茫茫中国大陆。隔海与世界发生复杂纠葛的日本列岛，每每以长崎为门户。长崎与中国的关系，盘根错节纠缠，就像郑成功的背景、血统、行为一样。那些东海弄潮儿，驾着唐帆倭船，两边疏通有无，从中赚得利益。迅疾的海流，规律的季风，正合他们的心思；长崎的平户，浙江的明州，都是他们的锚地。 　　如郑成功故事喻示的一样，从长崎到台湾，甚至还可以把北至堪察加半岛、南至菲律宾的一道海域，看作一个单元。这就是东海。海中散布的岛屿和半岛：朝鲜、九州、琉球、台湾，甚至城市和港口：旅顺、釜山、泉州、上海，天生处于微妙的政治地理环境之中。 　　分析长崎在它的历史脚步中走过的与上述东海的分离聚合，是件有意思的事。虽然年轻的日本人或许对如此海域划分感到突兀；在他们被灌输的常识里，长崎不是对中国，而是对欧洲的门户。 　　确实，即便日本人不同意：在不动声色之间，长崎和东海的传统，发生过一次腐蚀和颠覆。此后长崎不再是东海大家族的一个码头，而是白种欧洲的思想、金融、谋略的据点。 　　同样，尽管中国人不接受——但倭寇的打闹，不过是“海内”的纷攘；正是随着倭寇的退潮，真正的灭顶淹没，就步步临近了！　　郑成功远去台湾之后，长崎与中国的关系褪色了。 　　虽然，长崎还有一条四门俱全的中华街，但街上往来的却多是碧眼的洋人。武士的佩刀旁，挎着乌黑的“铁炮”；港口附近的（荷）兰学塾和洋病院，出入着富家的子弟。在港口依偎的东南山手，欧式别墅在绿荫中隐现。大宗的交易，政治的谈洽，都在洋馆的咖啡桌上进行。王直和郑成功都已一逝不返，长崎正走向它“入欧”的时代。 　　 　　二 　　 　　人既然已如此凄惨 　　主啊 　　海为何却依然碧绿 　　——远藤周作 　　 　　长崎在1571年作为自由港，正式对东西两洋开港。除了自中国而来的传统唐船之外，西洋来船主要发自葡萄牙。那正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球大洋之间进行征服殖民地和传播天主教的疯狂竞争的时代，葡萄牙人以传教为名在东海的出没，引起了日本幕府的警惕。 　　终于，德川幕府坚决踏上了镇压天主教的血污道路，并在1639年采择了锁国政策。这段历史，通常被看作日本的黑暗时代。幕府因这段时期的作为，满脸涂了专制的颜色。 　　但是，当时的全球大势，还要十倍的复杂。 　　幕府的武士闻所未闻——在葡西洋人的天主教观念中，基督徒不仅有权占领异教徒的国土，而且不从洋教的诸国，主权尽归教皇。武士们不能想象：根据在西班牙天主教政权攻占穆斯林首都格拉纳达的次年，即1493年以条约制定并于1529年补充过的“教皇子午线”，日后地理概念中的美洲，已经被教皇赏赐给西班牙；而后来所谓的亚洲非洲，包括日本在内，都已在梦中被划给一个匪夷所思的“葡萄牙” 了！ 　　按照修订的教皇子午线，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加岛以东的经线，乃是葡西边界。在此线以西，依次排列的日本、中国（当然包括澳门、广东等地）、印度（葡人在印度次大陆西岸构筑的据点是果阿）、摩加迪沙（达•伽马“发现”印度时，去路上靠阿拉伯人引水、回途中却炮轰摩加迪沙）——并无例外，都已在理论上归了葡萄牙。只不过，还需葡国一个个占领，方能做到名副其实。 　　这就是葡萄牙船出没长崎的大背景。 　　 　　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sisco Xavier），途经印度的果阿（goa），搭乘王直的帆船，登陆日本鹿鷛岛的时间，是1549年8月15日。抵达后，他为获得传教许可，和一个已经粗知日语的修士、一个传奇的日本教徒弥次郎（yajiro或anjiro）一起，离鹿鷛岛，上京游说。同年11月，山口境内的布教活动开始。 　　1579年，长崎岛原半岛的大名（领主）有马晴信接受了葡萄牙的武器粮食援助，在诸侯争战中占了上风。有马因而归信天主教，成为最早的“基督徒大名”。 　　以后，基督徒大名增加到三四人之多，著名的高山右近是其中之一。七十年代在中国公演过的电影《吟公主》，描写的故事中，就有这位高山右近。那是一个天主教的信仰传入了日本的武士阶级，并与丰臣秀吉发生冲突的故事。 　　1584年，岛津氏也采取优遇基督教的政策。1587年丰臣秀吉进攻岛津，以基督徒轻视神佛、买卖人身为由，决意禁止和驱逐基督教。但丰臣秀吉虽然厌恶洋人的传教，却又喜欢与西欧的贸易。因为其中的利润和物资是诱人的。 　　以后，随着出兵朝鲜、秀吉病殁，还有关原之战，战争要求巨额的费用。接纳洋人的大名靠着贸易利润，维持了藩国的经营。 　　关原之战以后，德川家康登上政治舞台。他和丰臣秀吉一样：希望贸易，讨厌传教。但是为了改善经济和邻国关系，他实行过一种“朱印船”的凭证通商制度，对天主教的禁止也曾一度解除。 　　“基督徒大名”有马晴信是一个中心人物。他的朱印船在澳门曾与葡萄牙人冲突，六十名日本人被杀害。作为报复，次年葡船“上帝之母号”来到长崎，有马联合了长崎官员，把这艘船击沉海底。 　　“不传教的荷兰船”应召般出现了。 　　紧接着，另一个新教国英吉利也趁机挤入，在长崎的平户叩关求商。1611年，西班牙使节在日本测量诸港，被欧洲同胞威廉•亚当向幕府密告：“西班牙先测量各港，以后准备派兵。”荷英与西葡的矛盾，给日本幕府提供了既能保证贸易利益，又能禁止洋教传入的选择余地。 　　德川政府决心与西葡二国一刀两断，实行禁教。虽然被对外贸易的巨额收入吸引，但幕府更认为随洋船舶来的基督教思想，与日本封建制度水火不容——坚决而残酷的禁教开始了。 　　1612年基督教禁止令颁布，传教士悉数被逐。继续传教者被投入监牢，日本的基督徒大名有马晴信被命令自决。1615年，日本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他与茶道宗师千利休之女、电影观众熟悉的“吟公主”有一段爱情故事——以及外国教士、日本修女约三百人，被驱逐到马尼拉。在京都六条河原，官府立起二十七根十字架，把五十二名信徒和十一名儿童处以火刑。据说，女信徒紧抱孩子直至烧焦，不肯弃教。 　　1622年，最著名的一次镇压发生。在长崎西坂，天主教传教士和信者共五十五名被绑上了十字架，于火刑之后斩首，史称“元和大殉教”。这些殉教者后日被梵蒂冈追封为圣徒。由于被处刑的神父中有墨西哥人，因此今日墨西哥的别墅城奎纳瓦卡（Cuernavaca）的教堂里，也装饰着西坂殉教主题的壁画。 　　但欧洲还是不断派来教士。 　　基地置于平户的英荷舰队，加入了幕府对潜入者的拦截。登陆、潜伏、被捕、弃教的神父，接踵不断。比如一次，英荷舰队拦截了从马尼拉驶来、装载皮货的一艘日本朱印船，在货物中发现了两个西班牙人。原来船长是日本基督徒，他藏匿了企图潜入日本的传教士。已经弃教的托马斯•荒木供出了他们的身份，教士随即被投入大牢。将军德川秀忠为教士的执犟大大震怒，决定重刑对处。 　　又一次镇压中，被处火刑的传教士和信徒共二十五人，斩首三十人。死刑的范围，囊括了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耶稣会等几个修会。死者中女性和孩子很多，最小的遇难者年仅四岁。1637年，在离长崎不远的天草和岛原，爆发了称作“一揆”的大规模农民暴乱，参加者中，基督徒很多。两万多人笼城死守，幕府派出了十二万大军，对这场宗教起义进行了残酷彻底的扫讨。 　　天草之乱以后，基督教（在那时即天主教）在日本消失了。 　　日本正式锁国。 　　 　　初读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是在1989年。那时我读着它，比较着中国史上的宗教事件。它的微微欧化的文笔，对于正在学习日语的我，简直是异常优美。它描写的那个天主教在幕府时代的受难故事，句句真实，哀伤凄绝，给了我难以名状的感动。 　　小说的梗概大致是： 　　在葡萄牙，传说着费雷拉神父在镇压基督教的日本，因为一名长崎官员“一诺勿艾”的罕见残酷，放弃了基督。而他的清高虔信，曾经感化了多少教士和神学生啊！于是教会决定派勇敢的神父潜入恐怖的日本，一查此事的真假。 　　神父罗得里格和一个同伴出发了。他在澳门结识了一个古怪的日本人吉次郎。顺便说一句：这个吉次郎的名字，使人联想后来成了圣徒的沙勿略。因为沙勿略也是在果阿找到了一个名叫弥次郎或安次郎的、履历复杂的日本人。罗得里格由吉次郎引路，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踏上了日本的海滩。 　　 以后的故事惨不忍睹。他们和日本潜伏的信徒接上了头，但随即给那些可怜的农民带来灾祸。拷问的残忍，使气盛的神父开了眼。接待了神父的农民被绑在木桩上，在反复淹没的潮水中殉教。传说的费雷拉神父渺无音讯，年轻教士罗得里格却被吉次郎出卖，落到了长崎官员的手中。 　　远藤周作细腻描写了哀伤的十七世纪。特别描写了逼迫人以脚玷污圣母像，来检查是否信教的 “踏绘”（fumie）。它简直是日本的污行。政府的残暴，百姓的坚贞，写得栩栩如生。　　罗得里格看够了褴褛信徒的受难和他们的殉教。在迫害的极点，他捶胸天问。他不能理解，神的沉默。他不能接受——恶行和苦难被如此纵容的现实。 　　就在他几乎疯狂的时刻，传说中的酷吏“一诺勿艾”出现了。 　　这个名字即井上，是统管长崎左近的筑后守。与欧洲的传闻相反，此人只是一个瘦削老头。他并不用刑，一旦露面，只是娓娓道来。小说写下的、井上筑后守的徐徐劝诱，是对欧洲天主教价值优越观点的、点穴般的批驳。 　　井上一席话，神父的心乱了。 　　接着，一个日本和尚打扮的黑衣人，被领来与他会面。 　　——居然这位日本和尚，就是传说中的费雷拉神父。 　　以圣洁著名的教士，早已放弃了天主教。 　　他被残忍地在井穴里倒吊，狱卒在他的耳根处刺破一个洞，以便淤灌头部的血慢慢地滴出。与那些殉死的褴褛日本教徒不同，他仅在五个小时后就屈服了。他甚至在日本娶妻改姓，进行批驳天主教的着书立说。 　　但是叛徒的痛苦嗫嚅，却揭破了虚妄的表皮，一语道出了日本与西方相抗相悖的异质。改名泽野忠庵的费雷拉说： 　　 　　“他们把圣沙勿略教给他们的‘上帝’（Dios）一词，随意翻译成了‘大日’(だいにち)。从那时他们信仰的，就不是基督教所说的神……不,在这个国家,日本人在我们盖起的教堂里祈祷的,不是基督教的神。” 　　（《沉默》，新潮社，1986年，p.94） 　　 　　在昔日偶像的现身说法面前，年轻的神父崩溃了。在思想拷问的尽头，在鸡啼之前的黎明，他污脏的赤脚踏上了圣母像，背叛了天主教。 　　——小说不仅动人地描述了日本天主教历史上的殉教故事，更思索了宗教与风土、百姓与信仰等一系列烦扰人类的大命题。扣人心弦的故事，纠缠灵魂的思想，巧妙地编织一篇，令我爱不释手，重读不已。 　　 　　2006年再访日本，我专门去了长崎外海。从北京出发前，我找出这本小说，把它又浏览了一遍。 　　在美丽的外海，有一座远藤周作纪念馆。我细细看着，只嫌时间不足。这一次我才知道，作家是在长崎，因为看到展览的“踏绘”上、圣母玛丽亚的脸已被赤脚磨得光滑模糊——才决意写这部小说的；我也知道了《沉默》获得过梵蒂冈的奖赏，作家本身也是天主徒。 　　在外海那天，我很想和人讨论。但有趣的是，同行的日本朋友都没读过这本小说。 　　我带着深深的疑问离开。这本小说，对日本那个时代的禁教和锁国，到底是揭露控诉，还是认同称许？对葡西等国的传教及其间的牺牲，究竟是赞美还是在批评？甚至，它对芸芸众生之中的一神教世界观，究竟做了怎样的展示？ 　　我读出了一些什么，但我不敢肯定。我需要仔细的确认。井上筑后守的絮叨漫语，简直是一篇精彩的日本论。“丑女的深情，常给男子以烦愁”，“殉教的日本人,信仰的不是那个主”。是的，国家对信仰的迫害是一种论断的基准，但问题的内里，却层层包裹、深奥难测。 　　究竟该怎样看待长崎的“切支丹”（christian，基督徒）时代，怎样评价日本幕府禁教锁国的思想？ 　　这是一些大题目，牵扯着在中国的许多认识。 　　 　　到长崎去的一个目标，是去平户的生月岛。朋友们说，那里有“隐藏切支丹”，顾名思义，他们是镇压年代存活下来的、坚贞的日本信者。 　　在生月岛，徘徊在展览用的“隐藏切支丹”草屋，我掩饰着吃惊。 　　我震惊：怎么地道的农民信仰，到处都那么类似！ 　　他们的念辞，与我在黄土高原上听惯了的、门槛完全不同的伊斯兰苏非派的念辞，形远魂近，一线灵犀，说不清的似是而非。就连它充斥的浓厚日本味，都宛似一种东方的注释。就像在中国西北，所谓的苏非家也使用一个阿拉伯语词“即克尔”（ziker，颂辞）；在日本长崎，它的名字千真万确叫作“奥拉颂”（oracion，祈祷词）！ 　　人们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环绕一圈。当中点燃的，不是常明灯，而是白蜡烛。他们挂着观音菩萨的像，却念着赞美基督的词。或者说，他们按照遥远的记忆和祖先的规矩、背诵着拗口费解的“奥拉颂”，心里却感赞着大慈大悲的观音、普渡亡灵的我佛。 　　他们的奥拉颂，已经失尽天主教的章法。曾有日本学者远涉欧洲，带着奥拉颂的录音，逐行逐句地在当地寻求比较。最后，在欧洲某地的深山里，知道了平户生月岛的奥拉颂，乃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古老念法。 　　他们的故事，使从日本到欧洲的教友为之振奋。明治维新以后，信仰步入自由，平户的蓝天碧海间，修起了新的教堂。人人都想：生月岛这一小群隐藏切支丹可以回归天主教的怀抱了！但更让人震惊的是，熟虑之后，他们谢绝了回归，宁愿留在半佛半神的状态。 　　因为他们觉得，尽管念着奥拉颂，但他们也做着佛事。盂兰盆、守夜、彼岸、佛教的仪礼同样不可或少。他们念着奥拉颂，但不离开观音。他们重视自己是隐藏切支丹，但更在意自己是普通日本人。联想着《沉默》中那些穷途绝路的迫害，隐藏切支丹的存在令人肃然。 　　不难想象的是他们悲惨的潜藏史。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在公开后的选择。 　　他们是一个重大的参照。 　　濡染心灵普渡众生的佛教，在他们的故事中得到了阐释。不仅如此，虽然我只是第一次见到隐藏切支丹，但我与它似曾相识。我被它的内涵吸引，独自捉摸它的隐喻。它令我的求学渐入佳境了，我宛如更走近了——中国的门宦，摩洛哥的苏非。 　　哀伤的、日本天主教的殉教史结束了。它给长崎涂上了又一层底色，使这东海门户的色彩，更加丰富，不易看透。 　　 　　三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 　　在大海遥远的彼岸 　　烟柱升起 　　接着看见了船 　　雪白的轮船 　　驶进了港口 　　礼炮齐鸣 　　…… 　　一切确已真的发生 　　我坚信无疑 　　守候着他 　　——普契尼《蝴蝶夫人》第二幕 　　 　　一座白纸折扇般的人工小岛，在长崎湾，被填海造了出来。 　　这座叫作“出岛”的隔离区，四面环海，只一道桥门连接陆地。最初它是专门用于集中软禁葡萄牙人的，后来葡萄牙人被撵走了，驻在平户的荷兰商馆被迁入，洋人住进了出岛。 　　在绵延二百余年的锁国岁月，长崎是一个特辟的小门。唯这里允许洋船入港，维持洋人交际。后来锁国令松弛了，出岛废弃不用，洋人随意居住，长崎也就正式成了日本的门户，担负着对外的大宗贸易，以及文化输入孔道的使命。 　　标榜不传教只经商的新教国荷兰人，后来更有英吉利人，在这个天然的良港安心地定居住下。他们做买卖、开学堂、交朋友、招游女，在一个相当长的锁国时代，充当了西欧文明教化日本的老师。 　　已经过了恐怖的1840年，日本朝野上下，正因近邻的中国遭受的鸦片战争大受刺激。他们感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只有决心富国强兵才能救亡图存。经由荷兰人这一特殊的教师，日本大口地吞嚼了西洋的思想和科学，尤其是军事、医学、印刷等技术。总之，统称“兰学”的西方知识，为这个岛国的蜕壳新生，实行了相当深刻的启蒙。 　　今天去长崎游览，若是未做事先的准备，大概就不易了解兰学、铁炮（即枪支）、麦酒（啤酒）以及南蛮馆的咖啡，叱咤风云的坂本龙马等长崎的掌故。即便如此，凡到过这座港口城，散步走过东山南山，印象中也会满是洋人的金发白肤。 　　“切支丹”已经不用“隐藏”，时代已推进到帝国诞生的前夜。 　　经由荷兰，幕府得知了西欧的“蒸汽船和蒸汽机车”等情报。1854年，着手创建海军的水野忠德向荷兰讨教问计。荷兰人回答他说：须知一，天下的军舰已从外轮式变为螺旋桨式。其二，船体已从木造变成了铁制。第三，海军必须有造船厂及海军学校。　　幕府立即向荷兰订造两艘螺旋桨式军舰，并在1855年设置了长崎海军传习所。这所海军学校由荷兰人担任教师，教授西洋技术、航海术、兰学等课程。日本更从荷兰购入了咸临、朝阳等最初的几艘军舰。1860年，最新式的咸临丸以荷兰式的航海术，横断了太平洋。 　　——长崎海军传习所的设立，宣告着日本近代（日本喜用近代一语兼指现代）化海军的诞生。 　　 　　所谓日本近代化几大要务：海军、医学、印刷、英语几项，都在长崎新鲜肇始。政府在山积的国家急务之中，以军事和医疗为近代化的头等课题，选派有志，赴欧留学。 　　回顾那时日本的医学飞跃，今天也难抑感慨。 　　如“西有长崎，东有佐仓”所云，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推进了日本医学近代化的，可数佐藤泰然的顺天堂。佐藤在长崎游学之后，在江户开设教授兰学的和田塾，用兰书知识于临床，在开明的佐仓藩主支持下，开创了私立医院顺天堂。在当时，顺天堂拥有最高水平的医疗设施。医院附设兰学塾，门下学生百数十名，一时世称“日本新医出自佐仓之林”，游学佐仓，乃是医士书生的憧憬。 　　佐仓顺天堂的另一功绩，是种痘的实践。佐藤泰然早就留意了种痘的研究，在长崎兰医莫尼凯接种牛痘成功的同年（1849），他在几个月后就使牛痘接种普及关东各地。藩主堀田正睦甚至以自己的子女为试验，证明种痘的无害，把它施之领民。 　　那时的长崎，给日本新医界造就了成体系的人才。 　　兰医波特万，不仅培育了很多著名日本医士，且为大阪医学校和大学东校（现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的创设出力甚多。值得特笔的是，这位兰医还为日本公众卫生事业的确立，做了先驱般的奠基：他坚决否决了上野的医院建设，以坚持他的“都市公园思想”。这一思想，使著名的东京上野公园于明治六年诞生。为纪念这位恩人，1973年，上野公园在百年纪念之际，为波特万博士立了雕像。 　　长井长义乃是旧时代的藩医嫡子。不用说他曾是中国医药的好学徒，年方十五岁就出诊治病。1869年他来到长崎，本来预定攻读医学，却改习了化学。因为身为中医的他，想追究“草根树皮于病有效与否、效力如何、为何有效”的问题。他进了幕府医校“长崎精得馆”，师事兰医波特万。长崎归来到了大学东校，翌年被政府派往德国学医。给他的正式任务，是日本医疗的近代化。 　　日本医界的关键人物长与专斋也是长崎人才。明治元年长崎精得馆改为长崎医学校，长与专斋任校长。他确定了以曼斯费尔德为教头，以凯尔茨为预科教师的体制。他参加遣欧使节团，参与调查欧洲医药制度，并与正在柏林留学的后日总理大臣桂太郎以及长井长义等人一起，草拟了日本的医疗制度。 　　明治六年，他回国就任文部省医务局长和东京医学校校长。明治八年，医务行政改移内务省为卫生局，长与专斋改任卫生局长。他为日本的医疗、医务、卫生等有关诸制度的设立，立下了不朽功劳。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就这样大踏步地迈进着。 　　 　　比医疗、印刷更重要的，无疑是产业。 　　三菱工业集团的兴起地，也是长崎。1870年，岩崎弥太郎接手官方经营的长崎造船厂，从而开始了三菱作为日本工业核心的历史。1894年以后日本割取台湾，三菱因为日军提供运输船而大发横财。由于它的生产范围飞快扩大，随之更名三菱商会。至1934年，因为业务已拓至重型机械、飞机、铁路车辆等领域，公司改称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 　　船舶工业是三菱重工最早起家的部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三菱的长崎造船厂一共造了四艘航空母舰、七十九艘军舰，包括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等三艘战列舰。战后，更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了各型驱逐舰，尤其是极为先进的宙斯盾级驱逐舰。 　　 　　在长崎的开创者名单中，至少有两个洋人会垂名历史。 　　一个是西伯特(Von Siebold)。医学教授的长子冯•西伯特，原来是作为荷兰商馆的医生在长崎上陆的。后来他得到长崎奉行所的特许，可以在出岛以外活动。他采药治病，培养学生，给长崎的日本知识人以很深的影响。来到日本的翌年，为给日本医师讲授医学，他在长崎郊外的鸣泷购买了一户民宅，开办了鸣泷塾。这处故居今天已成了观光地。 　　兰医西伯特的业绩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日本》，以及《日本植物志》。在西伯特的植物志中，他以自己的日本爱妻之名（ōtaki），把一种花命名为ōtakusa。此事渲染了洋人的浪漫，使那种花受人青睐。 　　 　　以下，须花费篇幅述及的另一个洋人，情况则复杂得多。 　　托马斯•布莱克•古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出生于苏格兰。1859年来到刚刚开港一年的长崎，作为上海的英国商会哈丁•马塞松（Jardines）的代理人，在长崎创建了古拉巴商会，时年仅有二十一岁（日本大百科全书7卷，1986年）。随之商场得意一帆风顺，他在长崎建设了一座著名的豪邸。那时他仅二十五岁，到达长崎也仅四年。 　　长崎“古拉巴园”的导游彩页这样介绍： 　　 　　“在幕末的激动的时代，他暗中支持了以坂本龙马为首的志士们，帮助伊藤博文等人的留学英国，不惜给年轻一代巨大的援助。又，明治以后作为纯经济人，为日本导入近代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由于生来碧眼红面，被他经营的矿山工人送给‘赤鬼’绰号。豪胆厚情，细心爱人，连给佣人孩子的礼物也不忘记。与妻子间无子,但家庭和睦,在日本终其一生。” 　　 　　这一纸彩页没有提及：他的“纯经济”，主要是贩卖军火。 　　幕末传奇的志士坂本龙马，在长崎建立了日本最初的商社“龟山社中”。它设立的时间是1865年5月，仅三个月后，它就从外国输入了大量的武器。 　　当时日本的政治大潮，正在“尊皇攘夷”或“倒幕尊皇”的漩涡中激烈冲荡。主张倒幕，即打倒幕府统治的长州藩，已经与幕府对峙备战。为了对付步步逼近的幕府讨伐，长州藩渴望获得新式武器。 　　幕府严令，对长州藩禁卖军火，长州藩急得满头冒汗。这时坂本龙马出现了，他对另一个崛起的地方势力——萨摩藩做工作，说服他们以萨摩的名义，向商人古拉巴购买枪炮，武装长州。 　　——长州藩买进的七千三百条枪，是囤积上海的、1865年4月刚刚结束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剩余武器。把上海的囤积枪支卖给长州藩，帮助地方军阀打倒幕府中央；再把欧洲淘汰的旧军舰卖给日本的交战双方——是古拉巴商业交易的大手笔。 　　同时，在坂本龙马斡旋下，萨摩与长州两藩结成了反幕府的同盟。7月，长州藩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在长崎会见了古拉巴。从那个时期起，自佩里黑船以来，甚至自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日本为抗击西方威胁而掀起的“攘夷”运动，转向变为了“倒幕”。 　　长崎古拉巴商会的母公司，设在上海的哈丁•马塞松商会，是英国商人威廉•哈丁和詹姆斯•马塞松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的贸易商社。这个商社的徽标，据我看，就是一个流出宝石的、割开的罂粟花；旁边用西班牙文写着“Jardines”（花园）。 　　1832年，这一年之后的几年，正是英国鸦片商人与清朝的广东政府激烈较量的时期。这家毒花园，从根子数起就把向中国密运鸦片和向英国输出茶叶作为主要的生意。换言之，并非别人，恰恰它就是电影《林则徐》中那些无耻的英国鸦片贩子。商社设在广州才八年，林则徐没收并销毁了鸦片。他们眼看财源将被斩断，于是就敦促英国政府，向中国发动了那场骇人听闻、臭名昭著的战争！ 　　清朝无能，丧权辱国。1840年香港刚刚割让，1841年“花园”的总部又搬到了香港。接着，洋人逼迫开放五口，上海应运而诞生，他们又把鸦片贩卖的重点，移到了上海滩上。不久，为了安全且迅速地把主要在鸦片生意中赚得的资金转运英国，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汇丰银行。它的全名是香港上海银行（HSBC），一个如殖民者脚印般的名字。 　　　　哈丁•马塞松商会在日本的知名，是因为它在长崎设立的代理店，即古拉巴商会。这个商会，在明治天皇取代幕府的大风浪中，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只是昔日卖的是毒药鸦片，这回卖的是军舰枪炮。 　　三菱财团与古拉巴的关系也引人注目。 　　三菱于1880年雇佣了古拉巴。四年后岩崎弥之助接任三菱社长，古拉巴调至东京。有人说他是三菱财阀岩崎家的后盾；无论长崎造船厂，或者麒麟啤酒，都有他的参与。日本最初的蒸汽机车的试开、高岛煤矿的开掘，都与他有关。他对日本近代化的贡献，不可小觑。 　　1939年，三菱重工业公司从古拉巴的子孙手中收购了古拉巴宅邸。到了1957年，长崎造船所为了纪念自己的百年华诞，把这所宅园赠送给长崎市。于是，长崎游客就多了一处观光胜地：古拉巴园。 　　检索古拉巴的履历，如浏览一本日本近代化的军师传。一介洋商，深深地纠缠进了帝国的崛起史之中。 　　1859年他从英国来到上海，进入了哈丁•马塞松洋行。接着他移居开港不久的长崎，设立了哈丁•马塞松的长崎代理店古拉巴商会。一面经营贸易，同时也支持萨摩、长州、土佐等倒幕派，密谋大计、调度军火、组织留学。 　　虽然，在幕末的日本，不少外国贸易商都与贩洋枪的勾当有染，但英商古拉巴不仅贩卖量显著，而且贡献是多方面的。出于众多原因，总而言之，古拉巴被明治天皇授与“勋二等旭日重光章”，成了日本近代化的功臣。他于1911年病逝。 　　 　　还不止于此。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其舞台据说就是长崎的古拉巴宅邸。古拉巴的日本妻子鹤，据云就是蝴蝶夫人的原型。只不过，商人古拉巴并没有如歌剧故事中的洋人军官那样抛弃夫人；他的据说是女主人公模特的日本夫人，也没有自杀。 　　那出著名歌剧从1900年问世至今，已经热演了一百年。关于古拉巴的妻子鹤是不是《蝴蝶夫人》原型，多少有过争议。鹤在与古拉巴婚前，还有一个与前夫生的女儿——其后代中，有人细密考证，做出了肯定古拉巴妻子鹤就是《蝴蝶夫人》原型的结论（楠户义昭：《蝶蝶夫人》，每日新闻社，1997年）。 　　若如此——集结于古拉巴一身的线索就更多，这位风云商人也就更不能等闲视之了！ 　　顺便说，曾经出演过《蝴蝶夫人》女主人公的著名歌剧演员喜波贞子，其祖父就是荷兰人凯尔茨——那位长崎医学校的预科教师。这位混血女星的最爱，是一柄日本和伞。 　　 　　长崎一城的欧化风情，典章文物，若是逐一列举，还可以一直写下去。诸如西欧传来的印刷术，诸如“龙马爱喝的咖啡”。 　　啤酒的最初登陆日本，也是在长崎。 　　自1541年，耶稣会士沙勿略传教日本以来，神父们虽然记载过葡萄酒，但没有谁言及过啤酒。这种古老的酒类在日本的敲门，要迟到1613年6月。英国国王的使节到达长崎平户，送给荷兰商馆的礼品单里，出现了啤酒。至于这几瓶啤酒是否直接衍变成了后来的麒麟啤酒，而且由三菱制造——则不得而知。 　　 　　四 　　 　　安息吧，错误已不会重复 　　——原爆死殁者慰灵碑铭文 　　 　　 犃逃避纳粹迫害到了美国的、核物理学者莱 　　昂•西拉特，争取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署名，一块催促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制造原子弹。这封绝密信件的复制件，如今展览在广岛和平纪念馆。广岛展示这封信件的严肃性，和谴责意味都不言而喻。这封信白纸黑字，如下记录道： 　　 　　“新发现的这种现象（重复进行核分裂的连锁反应），与炸弹的制造也有着联系。虽然尚不能确言，但肯定利用这一现象，可制造出非常强有力的新型炸弹。”（据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陈列资料翻译） 　　 　　罗斯福为之心动。他接受了建议，并于1939年10月，命令开始美国的原子弹试验和制造。到1941年，已知可望在三四年内完成炸弹制造。1942年这项核武器计划被命名为“曼哈顿计划”。1943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并由美英两国封锁情报。至1945年，美国已在这项秘密计划中投入了二十亿美元。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消息立即被用暗语传达给了正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他是在接替死去的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才闻知这项计划的。 　　原子弹尚未试验成功之前，轰炸目标的方向就已确定了。据说，原子弹战略攻击的对象没有选择德国而选中日本的原因是：万一扔下的是颗臭弹落地不炸，被人把它抱走回收了怎么办——由于日本人对之研究破解的能力低于德国人；所以敌方主角德国被避开，日本被红笔圈住（据美国军事政策委员会会议记录，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陈列资料编译）。 　　其实未必如此，日本并非对原子弹一无所知。 　　在最后争分夺秒的1945年，德国企图用潜艇给日本运送铀235，涂着红色日之丸的新武器，悄悄地也在“开发中”（中国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关于德国潜艇战的节目）。 　　还有一个插曲是：参与研制原子弹的部分美国学者曾提出过一份《弗兰克报告》，反对不加警告地使用原子弹。但是，这一报告只换来对不加警告使用的原则的再确认。 　　候补的轰炸城市名单，早在试验成功前就已列出。7月16日的试验成功之后仅仅九天，1945年7月25日，使用原子弹的命令下达了。次日即7月26日，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公布。 　　波茨坦宣言最后的措词，如今比较容易读懂了：“……（上述以外的）日本国的选择，将会招致迅速且完全的毁灭。” 　　 　　今天再次吟味那份正式的投弹令，会有很多新感受。这封美军参谋总长发给美国战略空军司令的命令中，有如下要素： 　　1，空军在1945年8月3日之后，只要“天候允许目视攻击就尽可能迅速地”向“广岛、小仓、新泻、长崎之一的目标”投下“特殊炸弹”。“在诸准备完成后，向前述目标投下第二发。” 　　2，“将有军人与民间的科学家观测和记录爆炸的效果”，所以观测机将随行，“并与爆击地点保持几英里距离”。 　　3，“情报的公开权属于总统和陆军长官。现地指挥官不可发表对本件的表态和新闻。对新闻报道将进行特别检查。”（《广岛原爆被害の概要》） 　　 　　我没有全文移录这纸命令。其实它的篇幅几乎也就是这么长。换句话说，这份堪称世纪记录的文件，几乎把篇幅都用于强调观测效果。我也没有细致罗列轰炸实施前的设心配虑；比如从1945年5月份起就禁止轰炸已被列为原子弹攻击目标的城市，以便让那些城市“完好地”保留原貌、以便未来准确且量化地“传达”原子弹毁灭的能力。它们（候补城市）必须是——直径超过三英里、有着让冲击波可以有效地进行摧毁的地形、没有被常规炸弹轰炸过——的城市。 　　我更没有自角及隅，细数轰炸机怎样从遥远的马利亚纳群岛起飞、经过六个多小时飞行了2740公里到达广岛上空、用降落伞投掷并让原子弹在空中炸裂；以及8月9日B29又从关岛抵达小仓上空、因前日轰炸的烟雾妨碍观察于是改飞第二目标长崎、并于11时2分投下了原子弹。 　　当然也没有篇幅涉及所谓美国陆军长官亨利斯提姆森曾强硬地反对把历史名城京都列入名单云云。 　　我以上列举的，只是核武器——这种 “与历史战争中利用火药爆炸力的武器全然异趣的”（《广岛原爆被害の概要》语）、无论对人的精神抑或对生命而言都难言其残忍的、新式武器的生产大事记。 　　也许应该说，不是生产大事记，而是恶魔诞生记？ 　　无论如何，瓶子的木塞已经打开，魔鬼从瓶口挣脱而出，再也无法把它关回去了。从那天之后，这个魔鬼开始了它在地球上空梭巡的日子。它每天都飞掠过我们头顶，如果侧耳倾听，能听见它不怀好意的窃笑。 　　　　它蔑视人类的准则，它要傲慢地显示。在广岛和长崎它两次狰狞现形，残忍地屠戮，疯狂地烧杀，使人们记住了它。 　　 　　 　　1945年8月6日，广岛晴好，便于科学家观察和记录轰炸效果。于是在那一天，广岛被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颗原子弹轰炸。 　　两天后，1945年8月9日，第二候补城市小仓云雾，而第三候补长崎却晴空万里，于是长崎成了美国参谋总长命令中“在诸准备完成后”、“投下第二发”的目标。 　　1945年8月9日11时2分，即广岛变成地狱之后三天，美国B29轰炸机把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北部空中引爆。比起用于广岛的“小男孩”，这颗浑名“胖子”的原子弹杀伤力更大，约合21000吨TNT炸药（广岛的那颗为16000吨）。 　　原子弹在长崎上空500米处炸裂。据长崎史料说，与爆炸同时，生成了可说是小太阳的巨大火球，爆炸瞬间的温度，达到了100万度！爆心地附近温度达4000度，1公里以外也达1800度。一瞬间爆风冲击摧毁，随之热辐射与放射线扫荡全城。玻璃瓶子被烧得软如稀泥，人的肌肤被烧后噗噜垂落，散弹般的玻璃碎片横飞，长崎市街立陷火狱。在冲击波摧毁的塌房里，被热辐射击倒的人，紧接着被烈焰吞噬。 　　这个恶魔炸弹的爆炸，使73,884条生命当即抹消、74,909个肉体残缺糜烂。在爆心半径4公里以内，房屋全毁一望瓦砾。全市36％的18,409户人即刻无家可归。爆炸中心附近的浦上天主堂在爆炸中被炸坏起火，当场约30名信者或神父即死。在长崎这座天主教之城，死难的信徒达8500名。 　　长崎的死亡人数比起广岛少一些，整体的毁坏也比广岛稍弱，可能是靠了地形的缘故。长崎是群山环绕的港口，不若广岛是一片毫无遮挡的三角洲。靠山的市区，多少还有幸免——但也有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二，非死即伤。 　　日本把遭受了原子弹轰炸的人，称作“被爆者”。不觉间我也习惯了这个词汇，在叙述中时而使用它。广岛最著名的几个被爆故事，已经成了广岛的形象。它们给人以强烈的刺激，使人把它留存心里，成为自己的记忆。 　　——广岛和长崎都发现了被炸坏的钟表。广岛的是一块怀表；属于一个名叫二川的五十九岁职工，他在上班途中“被爆”，头、肩、背大面积烧伤，半月之后死亡。他的怀表指针，停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一瞬：8点15分。 　　无独有偶，长崎原爆资料馆展示的是一台座钟。它如广岛的同类一样，记录了大规模杀戮的时刻：11点2分。 　　——广岛新庄桥上走过被烧伤的人群。他们被烧得焦头垢面，皮肤剥露，十指滴血。但是怎奈那一时口渴难忍！于是他们半抬着手臂，任皮肉垂落白骨露出，跑过桥头，奔向污染了的河水。有一张画，描绘了一群半抬手臂、蓬头垢面的人，如画出了“被爆者”的群像。 　　——在住友银行广岛支店门口，一个早来的人坐在台阶上，等着银行开门。那一瞬他被烧死在台阶上。强烈的热线把台阶烧得变白，只有他身体遮蔽的部分是黑的，台阶上留下了一个黑影子。同样的一个黑影，留在一处板壁上，那是一个兵士。 　　——有些人没有变成黑影，却变成了白骨。一个叫相田的警察（巡查），6日在岗位上被爆。次日他的母亲出去寻找他，没有找见。9日，在派出所的瓦砾下，发现了已经变成白骨的他，身边的警用腰刀，已被烧光了手柄。 　　——还有饭盒里烧焦的米饭、在炼渣中与砖石凝为一块的人骨头、烧焦的尸体上被爆风压力挤出的眼球，以及天上降下的黑雨，拼命吞饮肮脏黑雨的渴极的人…… 　　一则长崎的被爆回忆，这样写道： 　　 　　“两晚在长崎工场过夜，第三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出大门朝右转，先看见一匹马的死骸。张着嘴，翻着眼倒在地上。马腹膨胀得吓人。河边的小屋都被掀掉了屋顶，可是没有起火。朝一家四壁倒塌的家里一望，吃惊的是，围坐饭桌的母亲和五个孩子，原样烧死在桌前。都趴着撅着黑焦的屁股，一副躲避空袭的姿势，瞬间化作了焦炭。正是午饭时候，轰然一声，真是惨极了。接着再向邻家一看，也是桌台旁母亲和几个孩子的黑焦尸体，往一边翻倒，和刚才一样的惨状。 　　没有勇气再看第三家。沿河十几家，大约都是一色惨相。不，不止十几家，在这焦土烧原上，千家万家都发生了一样的事，都是烧毁的家，锅台四周，白骨尸体围成了圈…… 　　就这样，在回家的路上，我走过了地狱……” 　　 　　地狱图里，让人记忆最深的形象，还是那位广岛母亲。 　　她抱着婴儿，正在赶路。火狱从天而降时，她下意识地低头俯身，拼命地弯腰，好像她下意识地想用自己的肉身，遮住怀里的婴儿。就在那一瞬她和婴儿同时烧成了焦炭。虽然化作了死骸，姿态却没有消失。我仿佛清晰地看见那前倾着、使劲用脊背、怀抱、手臂和头颅遮挡着，拼命想挡住恐怖热浪、想着怀中孩子、绝望奔走的母亲。 　　后来她被制成一座青铜雕塑，安放在广岛的和平公园。我在那座雕像前站了很久。青铜的女人躯体竭力前伏，背对晴空，仿佛白炽的阳光，就是恐怖的辐射光一样。 　　从那以后，广岛和长崎的呼喊日以继夜。它们竭力呼唤人类，要求人类接受它们的结论——核武器是人类绝对禁忌的结论。 　　在两座城市，看够了不尽的惨剧，我逐渐向他们的思想靠拢，并理解了“瞬间无区别大量杀戮的、地球人类的恶魔”，这一核武器的定义。 　　 　　在后世纷杂的声音中，雕塑会成为一些结论。 　　在广岛有一座中心雕塑，叫做“原爆死殁者慰灵碑”，也叫“广岛和平都市纪念碑”。它和后来登录了世界遗产的“原爆拱顶”一起，是广岛的主要和平祈念标志。 　　这座碑没有成为结论，却挑起了尖锐的争论。 　　慰灵碑原来的提案者，是一位日裔美国前卫雕刻家。因为他有扔下原子弹的美国人血统，被以为不妥，于是雕像设计由日本雕塑家丹下健三接任。作品的主体，是一个屋顶状的“埴轮”，即日本古墓中的明器。鞍形的屋顶下面有一座石棺，里面放置着“原爆死殁者名簿”，石棺外面刻着如下的一句话： 　　 　　“安息吧，错误已不会重复” 　　 　　铭文的主语是谁呢？ 　　对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争论不已。 　　建碑时的广岛市长认为，碑文的意思是：在此碑前无一人例外，每人都担起一份责任，向牺牲者反省，在内心里发誓不重复错误，唯此才是走向和平的唯一之路。 　　1952年11月，远东军事法庭的律师、印度人帕尔（Radha Binod Pal ）博士来访广岛，他读了碑文说：“扔下原子弹的不是日本人。扔下原子弹的美国人的手，至今还没洗干净。” 　　他更明确地说：碑文的主语不是日本人。错误是美国人的。 　　他的这一发言，兼之他是著名的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主张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的唯一律师；不用说，如此印度人的发言，使得日本右翼和对侵略历史不愿正视的人大惊狂喜。他们对“印度的正义”欢呼雀跃，帕尔本人不仅在靖国神社，且在多处地点得到了立碑纪念的殊荣。 　　同时，广岛慰灵碑文的作者对他提出抗议。措词严厉的批评末尾，指出他“没有在灵前说话的资格”。 　　碑文主语的争论，被这个印度人加温后，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先是宣称碑文冒渎了牺牲者之灵的“修正碑文会”出世；为反击军国主义的复活， “守卫碑文会”也应声而起。直至2005年，碑文上的“错误”一词，还曾被一个二十七岁的日本右翼青年用锤子砸坏。 　　于是市长又出面释义。这一任市长山田节男说：不许广岛惨剧再次重复乃是人类的悲愿，碑文的主语，应该是“世界人类”。在此碑前站立的人，不问自己的国籍、不管国家的立场，要作为人类的一员，宣誓不允许核战争二次发生，碑文应该是对世界人类的警告和训诫。　　听着这个故事，好像自己也卷入了讨论。 　　是被动地卷入么？其实这一切或许于我们干系更大。把自己置于讨论之外，或许是民主匮乏和教养畸形的结果。 　　美国人的态度极端强硬。他们认为日本挨了原子弹，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同时，虽不明说，主张“活该”论的中国人绝非少数。特别是，日本的政客们咬紧牙关不肯对侵略反省；长崎广岛都是侵略战争中的军工产业基地——谁知“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中，是否还残存着帝国臣民的昂扬斗志？ 　　我该接受哪一种思路？ 　　新的核威胁却在渐渐逼近。一介中国人，即便不是作为广岛长崎所说的“世界公民”的一员，而是作为一个核拥有国、一个走向富国强兵的大国的公民，我们该有怎样的责任，该支持怎样的原则？ 　　在差强人意的广岛碑前，我感到自己的蜕变。 　　头上奔走的阴云已经毁灭了两个国家仍在聚集的战争黑云，给了我逼真的危机感。即便我们对核武器的思考还时日短浅，但是，只要我们不愿自己追求的人道主义只是虚伪空谈，我们就该跟上长崎广岛，加入它们呼吁的“世界公民”誓言：决不允许核战争再次发生，决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祖国使用核武器。 　　人们在夸赞中国政府的表态。 　　但我看出来了，他们想的却是：中国会怎么实践？ 　　虽然中国从没有像日本那样穷兵黩武挑起战争，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傲慢称霸悍然投下原子弹，虽然我深知中国绝无使用核武器的心理和可能，我依然感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深深的不信任。 　　在中国，人们对这个命题的思考和讨论，实在太少了。就连日本的核地狱都没有引起人们的留意，怎么能让中国人对好不容易打破了核讹诈、勒紧裤腰才做了几颗原子弹的自己苛求挑剔？！ 　　但是，律己的时代已来临了。 　　 　　把问题限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方法论，看来必须提倡：历史战争的武器，为着消灭敌方的战斗力。原子弹核武器，却是要消灭人类本身。 　　广岛和长崎——这两座特殊的城市，从那以后一直致力于出演世界和平运动的角色。它们六十年苦口婆心的积累，使一个共识渐次结晶。共识向着“彻底销毁、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方向靠拢——虽然还只是嘴头上的信誓旦旦，而没有强迫核大国们践约就范——首先对美国的强迫禁核。 　　广岛、长崎并不放弃。谴责核武、呼吁和平，数十年如一日，视反核为市政，承担着某种护卫的职责。 　　出于如此的使命感，广岛、长崎对世界上一切核武器试验进行谴责。1970年以来，广岛、长崎对各国核试验，共进行过500余次抗议。其中对美国抗议近200次、对苏联160余次、对法国114次、对中国31次、对印度3次、对巴基斯坦2次、对朝鲜1次。 　　1995年11月，长崎、广岛两市长在海牙国际法庭，作了《使用核武器乃违反国际法》的陈述。其中，当选市长仅半年的伊藤市长一字一顿地要求：“最后，作为长崎市民，为了不至因原子弹而再有二度牺牲发生，我请求进行严正的审理！”每年8月9日，长崎市长都朗读和平宣言，不停地向世界呼吁销毁核武器。 　　就是这样一位市长，在我参观长崎后不久，被长崎的右翼团体暗杀了。表面上是刑事案件，但人们怀疑背后的黑幕。去年，这位市长朗读的长崎和平宣言，用如下一句开始： 　　 　　“人，究竟在做着什么？——在已是被爆后第六十一年的今天，在长崎，愤怒与挫折的大浪正在翻滚！”　　 　　在长崎，右翼团体暗杀市长已不是第一次。1990年1月，当时的本岛市长就曾被右翼组织用手枪击伤。原因是那位市长说过：“我想昭和天皇负有战争责任。” 　　2007年4月17日傍晚，六十一岁的伊藤市长在JR长崎站前，被拿着手枪埋伏的右翼暴力鷜山口组“水心会”从背后连击数枪，两发子弹从右背击入心脏。他在心肺功能停止的状态下被运到医院，不久死亡。 　　长崎站前久久不散的火药味，扫荡了“原爆” 纪念活动中，一种形式化甚至时髦的味道。伊藤长一市长的死，使人们像突然醒来一般，发现了身边的险恶。 　　但无论如何，我知道，长崎、广岛永远都不会放弃。在一个漫长的、追求自我诉求的过程里，他们的视野扩大了，他们看清了天下大局。他们带动了许多人，也逐步地更新了自己。他们使人类废绝核武器的决心，一浪一浪，冲击不已，扫荡罪恶的阻力，最终实现人类的悲愿。 　　 　　 犆长崎的纪念碑，不知为什么没有争论。 　　不知那是哪一年，全世界都向长崎赠送雕塑。中国送的是《艰苦岁月》的作者潘鹤的作品，复制品立在北京复兴门，人们不妨去品评一番。 　　长崎的主雕像，是“和平祈念像”。一个巨大的男坐像。它用青铜制成，高9.7米，重30吨。我左看右看，这个雕像的面貌，怎么看也还是更像欧洲人。它使人联想起长崎的传教士，或种种的南蛮兰医。它右手指天，左手指地，如举行一个宗教仪式。 　　后来我才明白，雕像的含义是这样的：右手向天，乃是指着原子弹的威胁；左手平伸，是指点着大地上的和平。而他半闭的眼睛，正是在祈念逝者的安宁。 　　也就是说，长崎雕像和它的内涵，确实在暗示宗教。解说词里，可以读到神佛悲悯等词语。但它最终也还是没明说：它究竟代表与长崎瓜葛纠缠的天主教呢，还是代表日本的佛教。 　　 　　从长崎的原子弹“爆心”向东北大约500米，是浦上天主堂。 　　在经历了耶稣会的倔强传教，又经历了幕府的禁教锁国，其中点缀了那么多哀伤故事——强迫亵渎的“踏绘”、潜入地下的“切支丹”，到了新时代国策刷新，天主教在日本特别在长崎得到了大发展。 　　这段发展史年积月累，在长崎凝结为两座教堂：一座是半山腰上的大浦天主堂，还有一座就是浦上天主堂。 　　离爆心仅500米！也就是说，第二颗原子弹几乎就扔在它尖顶的十字架上。这座炼瓦结构的基督教建筑，在突兀袭来的爆风摧毁下，瞬息坍垮，变成了一座废墟。 　　变成了怎样一座废墟呢？ 　　能够据以猜测的，是一帧黑白的浦上教堂劫后照片。从那照片上可以看出，教堂的大厅已荡然无存，一些门洞断墙，好似围着的篱笆。一处似乎是钟楼或门塔的颓壁，空空不见钟铎。圣像身首异处，低矮处已然一片瓦砾。但是残墙颓壁规模尚存，能看出它曾是一座结实的红砖建筑。照片以外，在那一瞬，长崎惨死了8000名天主教徒。 　　但是，今天能用肉眼看见的浦上天主堂的建筑实物，只有半截高高的红炼瓦门柱、四个圣徒石像，其中两个被炸掉了头颅，摆在一堵矮墙前——除此几个零件外，便是重新盖起的教堂。 　　看到那张图片的一刻，我当即有一个念头：今日的长崎市，有意地勾消了这座天主堂的保存！…… 　　因为，那张黑白照片使我感到了——遗址保留的可能。 　　一霎那我想到了著名的广岛“原爆拱顶”。 　　原爆拱顶已被登录进了世界遗产名簿（美国坚决反对它的“登遗”，中国因日本的战争反省问题投弃权票）。那只是区区一座洋式建筑，原来的广岛市政厅。只因为建筑上方有一个圆顶，原子弹炸后，圆顶的贴涂水泥被炸飞烧光，露出了一个黑钢筋的圆框子。只是由于它的形象，或者说因为它的形状，广岛决定不再修复，把这个圆顶原样保留，作为广岛被原子弹毁灭的证据，也作为广岛的标志。 　　毫无疑问，长崎若是把浦上天主堂的残骸保留下来，它的历史包涵、它凝聚的东西方关系、它的话语和暗示、它的艺术味道和感染力——不知要比广岛强大多少！ 　　我坚信曾有过一个遗址保存计划。 　　长崎市民肯定会呼吁保留这个遗址！ 　　也是在同一刹那，我也明白了没有保留浦上教堂遗迹的原因。因为一座被西方物质至上的文明孵化出的原子弹残酷毁灭的教堂遗址，岂不是对西方价值的最尖刻的揭露和讽刺！若是留下了它，人们站在这里心里就将浮想联翩。从沙勿略，到井上筑后守，从三位一体的教谕，到毫不踌躇的灭绝。广岛的拱顶对美国已是碍眼的存在，何况天主教城市长崎！　　在网上一位市民说：那些基督教的信者会说，为什么要在同样信仰基督的长崎信徒头上投下原子弹呢？为什么要把1万2000人的信徒，杀死8500人呢？…… 　　长崎比广岛更具深意。它不仅是一座被欧美原子弹毁灭过的城市，还是一座欧洲文明和政治经济势力浸染和干预过的城市。它有着非它不能的、揭露白种种族主义的人种歧视和凶残本色的特殊语境。长崎将变成一个对西方的永恒质疑。正因此，它的惨剧被人有意地淡化了。 　　他们一定要扼杀保存教堂遗址的计划。 　　他们是谁？ 　　我抱着这个思绪，在网上寻游一圈。我吃惊地发现：远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人，都抱着同样的思路。 　　几乎每一个网页上，每一个留言者，都倾诉了他们希望保留浦上天主堂的烧毁遗迹、希望它像广岛的“原爆拱顶”一样，成为长崎的原爆受害象征。在这个意味上，浦上天主堂废墟的拆除，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阴谋。　　信息如潮。我读着，知道了当时希望像广岛拱顶一样，把教堂残骸永久保存的呼声，曾经非常高涨。但是它最终还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强行拆除了。 　　我还读到，当时的长崎市长田川务，曾去过美国的姊妹都市桑特波尔。人们猜测：其中莫非有诈？他的访美，或者与拆除废墟有什么因果关系？……当然无法追究。只知道，从美国回来后，那位田川市长态度一变，在市议会上对反对保存浦上天主堂废墟措词强硬： 　　 　　“浦上天主堂的残骸，作为说明原爆悲惨的资料……并不适当；且没有为了和平将其存置的必要——这是我的考虑。” 　　（田川市长在1958年市议会的答辩）。 　　 　　1958年，浦上教堂残迹被强行全部拆除。 　　现存建筑是1959年再建的，1980年更把外壁改成了红炼瓦，据说“复原了战前的美姿”。长崎借助遗迹介绍时代、让历史教育后人的机会，被大幅地删减了。长崎没有能如广岛的拱顶一样，也拥有一个象征。长崎失去了象征，失去了一个历史的证人。 　　先入为主，人的眼睛，往往看到的只是结论或观点。视野和风景，也许就是记忆本身。没有任何一件遗物，能比浦上教堂的残骸更适合成为长崎的风景和视野了。唯它才能浓缩长崎的古今，唯它才能倾诉——那些坚贞的殉死、隐藏的诚信。唯它才能反思走向军国的路上，在这个港口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唯它才能正视从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到世界最新锐的宙斯盾驱逐舰的历史，并考虑选择和平。 　　“他们”并不能真地拆除浦上教堂被毁的残迹。因为每个对长崎的历史诚恳反思的人，每个对长崎的未来承担责任的人，心里都矗立着那座象征的建筑，如它一样痛苦，像它一样虔诚。 　　 　　 2007年7月16日，在广岛的原爆资料馆，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宣判。 　　“审判投下原子弹的广岛国际民众法庭”在开庭一年之后，在这一天，进行判决文的正式宣读。这个法庭以违反国际法的罪名，起诉涉嫌原子弹的开发与使用的、罗斯福与杜鲁门两名原美国总统以及原军人和科学技术者共十五名被告，并判决其有罪。 　　在法庭上，检查团提出了起诉书，追究涉嫌原子弹的开发、制造、使用的共同谋划与实行行为的负责人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等十五人的“反人道罪和战争罪”。 　　法庭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条例为基准，推行法律程序。它虽属于民众法庭，但与国际机构设置的正式法庭，拥有同样的形式。 　　根据起诉的事实，法庭召唤各种证人出庭。检查团、法官团、证人都以各自的立场，接受询问和进行陈述。法庭开庭两天，有约500人旁听，首次对使用原子弹之责任的审判获得成功。7月16日午后，法官团经过了两小时的合议后再度登坛，严肃宣读了判决书。 　　在进行了事实认定之后，以“违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违反国际人道法”等因，宣告被告人十五名全体有罪。同时，对美国政府提出了“要求对被害者正式谢罪及赔偿的五项劝告”。 　　作为共同谋议者被起诉的9名被告，即：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哈里S•杜鲁门总统、詹姆斯•F.班兹国务卿、汉理•L•斯蒂姆森陆军部长、乔治•C•马歇尔陆军参谋总长、托马斯•T•汉迪代理陆军参谋总长、汉理•H•阿诺尔特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官、莱斯利•R•古劳伍兹少将（曼哈顿计划总司令官）、朱里安斯•R•奥茨潘海玛（洛斯阿拉莫斯科学研究所所长）——根据远东军事法庭条例5条ro（ロ）即通常战争犯罪款、5条ha(ハ)即反人道罪款，全体被认定为有罪。 　　作为行为执行者被起诉的11名被告，即： 　　哈里•S•杜鲁门总统、汉理•L•斯蒂姆森陆军部长、乔治•C•马歇尔陆军参谋总长、托马斯•T•汉迪代理陆军参谋总长、汉理•H•阿诺尔特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官、卡尔•A•斯帕茨陆军战略航空队总指挥官、卡迪斯•E•鲁梅第20航空军司令官、保尔•W•迪贝茨中校（艾诺拉盖号机长）、威廉•S•帕松斯大校（艾诺拉盖号轰炸指挥官）、查尔斯•W•斯威尼大尉（伯克斯卡号机长）、布莱代里克•L•阿修瓦兹中校（伯克斯卡号轰炸指挥官）——同样根据远东军事法庭条例5条ro（ロ）即通常战争犯罪款、5条ha(ハ)即反人道罪款，被全体认定有罪。 　　正式的判决书，预定将于后提出。 　　法庭还基于以上判决理由及结论，对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以下“劝告”： 　　 　　其一，美利坚合众国，须承认在1945年8月6日以及同月9日投下原子弹属于违反国际法，并把“使用核武器乃是对国际法的违反”之宣言，以文书形式在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和公开。 　　其二，美利坚合众国，须向广岛与长崎的全部原子弹受害者以及其亲族，公开地进行谢罪，并支付赔偿。　　其三，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须保证决不第二次使用核武器。 　　其四，美利坚合众国，须全面地废弃核武器，并须进行一切努力，以求从地球上废弃核武器。 　　其五，美利坚合众国，须在有关场所建立原子弹被害者的慰灵碑，并将使用原子弹乃违反国际法一项，向国民进行制度化之教育。 　　以上，就是“国际民众法庭”对美国的审判和规劝通知。 　　 　　于是，一个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使用了灭绝性杀人武器原子弹的美国是否有罪？ 　　美国当然不认罪。战后六十年，美国在脸上坚持绷着胜利者的骄傲表情。最极端的例子，也许是第33届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轶事。 　　杜鲁门的话是：“一分钟也不花在后悔上。”据说，他在战后数百次被问及使用原子弹的事，从来毫无悔色。据说，当被问道那是否是个困难的决断时： 　　“没有的事，”他用手指啪地打了个榧子：“就这么决定的！” （每日新闻2006年8月6日） 　　——对话的可能，几乎是零。 　　堂堂的世界上，活灵活现地演出着这样的话剧：一方是谨严得近乎迂腐的、一五一十说理的和平人士；另一方是骄横蛮霸、满嘴流氓腔的美国总统。 　　但这事不是一场儿戏。经过了战后六十多年的岁月，维护和平的人愈来愈把一个共识推向全球：那就是无条件地把使用核武器的行为，视为对人类的犯罪。 　　换言之，即便交战，仍须接受人道主义的更高审视。哪怕身处正义阵营或进行防卫战争，只要悍然使用了大规模灭绝生命的核武器，都是不能饶赦的对人类犯罪。 　　今天，对于使用核武器是否有罪这一问题，回答有罪的人，已是世界人类的主流。长崎、广岛的朝野官民，经六十余年的不懈呼吁，经历了从被爆惨状的确认、到国际公理的探究，最后簇拥在这个共识周围。他们要求国际社会立法：凡使用核武器，即犯下反人类罪。　　但问题仍存在：已经唯有一次地、在战争的发动国日本和它的军工基地广岛、长崎，过去使用了核武器的国家——美国是否有罪？ 　　“国际民众法庭” 的回答非常清楚：尽管日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元凶，尽管美国进行的对日战争是正当的；但美国1945年8月6日在广岛、9日在长崎进行的原子弹轰炸，仍是不能赦免的反人类犯罪。 　　世界接受这一判决吗？ 　　中国同意这一判决吗？ 　　应该怎样不再让错误重复？ 　　不再让投下了和引爆了原子弹的错误重复，主要是不再让美国重复它的错误。 　　但也必须说，是日本首先挑起了，五十年如一日地扩大了这场错误的战争，这场日本帝国化道路尽头，招致了原爆的悲剧。所以，错误不再重复，更是不能重复日本的帝国主义。 　　原子弹悲剧的责任，不仅在美国，也在日本。这一判决，揭露和惩戒了两个方面。 　　美国的态度，就像杜鲁门的榧子。 　　日本的态度，暧昧恰如靖国神社。 　　中国的态度呢？ 　　中国人，已经该有一种成熟的自尊和自重，这样对自己严肃质问。 　　 　　不用说，对广岛的这一次“国际民众法庭”的判决，尤其他们送给美国的五点“劝告”，大概只换回了美国人的嗤之以鼻，或是一笑了之。 　　那么，也许另一个问题，对有色人种的生命和权利的轻蔑的问题，就该更早地提出来。今天称之“国际社会”或“联合国”的存在，几乎就是美国的股掌玩物。在一个白黑不辨的时代，对美国的核审判无论判决如何，并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人们可能谴责——美国在悍然使用核武器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他者生命的蔑视。　　原子弹轰炸过程中的细节，特别是与轰炸同步的、美国进行的科学观察，使人切肤地感到了残忍。它是不容置疑的歧视；是一种冷静的、在血液中潜伏的、白种人的优越。他们不过在平静地进行一次实验，那不言的骄蛮，那计算的施暴，是美国的一个本质。 　　 　　在广岛大学，我与和平研究所的所长做了一次交谈。 　　我问了这个纠缠心头的问题。我说，我总在想，在美国人冷静的投弹过程背后，是否存在一种基于白人优越心理的人种歧视。 　　那位所长回答说，确实如此，美国的行为中，确实存在着对亚洲人的蔑视。他听说了一个我的文章题目，于是总是在嘴头上提到“他者的尊严”，他半是揶揄地说，美国人若是懂得他者的尊严…… 　　但他高度评价中国是唯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有核国家，以及中国是正式宣布终止核试验的有核国家。 　　我不管他是在表彰还是揶揄，我在思考自己。 　　如1945年3月的东京大空袭，一天制造10万以上的死者、一天投下100万颗烧夷弹；美军最初进驻神奈川县期间，短短一个月居然犯下了超过2000件妇女暴行——这样的行为背后，难道没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国家和民族的毛病么？ 　　日本人在网上述怀：“笔舌都难以表述，我们心底深处刻着的苦痛和绝望……犯下历史上最大级的战争罪行的，是美国……” 　　作者挣扎的灵魂，跃然纸上。人在火狱里的感受是可信的。 　　但那位网上作者——他若想获得别人的信赖就必须记住：朝鲜、中国、东亚被日本帝国强加的恐怖、屈服和绝望，同样笔舌难述，甚至罄竹难书。 　　他还必须知道——日本帝国的手上，也沾着刺鼻的核气味。虽然国家对此三缄其口，真相如石沉大海。 　　即便长崎，即便有那么多和平的渴望，长崎并不是一只和平鸽。就像长崎市民批评的一样：就在和平公园的对岸，三菱长崎造船所正紧张制造着最新型的宙斯盾级驱逐舰。虽然呼吁销毁核武器，但长崎市并不反对市内的兵器生产和港口的军港化。 　　我和他，日本和中国都必须记住：扩张的民族主义，迷狂的大国崛起，常使人类丧失良知，两手肮脏，犯下重罪。 　　 　　但道德表演是最虚伪的，真正的试金石就在眼前：一切对长崎、广岛原子弹惨剧的反思、一切对核武器的反人类本质的揭露、一切对美国1945年使用核武器罪行的追究，都并非为了其他——都只是因为新的原子弹犯罪正在逼近。在阿富汗、在伊拉克——被美国点燃、日本也派自卫队参加、一些中国人冷漠地隔岸观火的——战争的硝烟，已经愈来愈像蘑菇云了！ 　　毛泽东诗云：“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美国在阿富汗、在伊拉克的两度侵略战争中，都进行过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宣传。但是面对着地道的核威胁，媒体的纵容与渲染，堪称同谋。比如2002年3月25日的某份中国小报，就用花边新闻的轻佻语气，替美国扩散过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消息。 　　此外，虽然在杀人凶器的分类上有所区别；准核武器，或者说低级的核武器，早已被投入了战场。这就是美军和北约军队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前南斯拉夫等地区早已大量投下的贫铀弹和巨型震荡炸弹。 　　已经能够感觉：美国有人急于使用核武器。未必由于军事形势的紧迫，而是因为军工企业的需求。是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军事科学技术，已经别无出路地转化为危害人类的破坏力。 　　长崎和广岛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们六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在法律和思想的两个标识上，不间歇地向世界闪灭警号，呼吁世界和人类认识、揭露、禁止再次的核犯罪。 　　长崎和广岛，是它们把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理想，六十年愚公移山，推广到了大半个世界。如今它已是我们的理想——国家之间必须放弃战争手段，必须无条件执行和平的法理。 　　它不仅是一项理想，也是一项急切的任务。它们同时替孤立无援和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伊朗、古巴、朝鲜、伊拉克和一切潜在的、受到美国核威胁的国家和民族，喊出了他们的求救，喊出了他们的抗议。 　　 　　五 　　 　　以上，就是我的长崎笔记。 　　告别长崎的那天，我有一种留恋的感觉。沿着风情别样的荷兰坂，攀上东山手的古拉巴公园。暮色中的港湾紫雾蓝霞，金色的斜阳涂染了停泊的轮船。如今它这么陌生。其实，不远就是宁波和厦门，郑成功惯走的航道。 　　中国学子凡是渡日求学，多是一站飞抵东京，过去则坐船到神户横滨。缺乏地理感觉的我们没有注意，长崎离我们这么近。 　　疏远始自什么时候？莫非是清国水兵事件，李鸿章的新式军舰来到这里炫耀，结果收场于一场斗殴？抑或是始自兰学东渐，日本人开始放弃汉方改读西医？都不能确定。 　　能确定的，只是真实的疏远。长崎街头的巡警町民，同仇敌忾地狂喊，围攻几艘巨舰的散兵。那喊声有一种放肆，我从中听出了一种厌恶。哦，那是对羸弱腐朽的中华的彻底轻蔑，那是对鲜耻寡勇的支那人的不尽厌恶。那是一种致人心伤的、从心理到生理的、嫌弃和反感……读取着这一种轻蔑和反感，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惊讶。 　　哪怕在后来，唐船远去，悲剧血染，噩梦连连。 　　哪怕在尽头处，最后爆炸了一颗毒日般的炸弹。 　　哪怕以后事件平息，沧海桑田，风平浪止——深刻的蔑视，仍然存留不死。它潜伏着，腐蚀着，伤害着两个民族，直至灵魂的内里。 　　 　　1996年7月29日，在一共实施了45次核试验以后，中国宣布永远终止核试验；并重申，中国承诺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可能，这是广岛、长崎六十年的呼吁换来的世界的最正式回答。长崎应该听着耳熟；它至少该记得唐船的声音。 　　至于对自己的国家实行监督、向自己的同胞进行改造、让中国实践自己的和平承诺，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我想，中国人不仅如大江健三郎指出的那样，曾把试制成功的原子弹“看作充满新的自豪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象征”，也具备胸襟和气魄——把废弃和禁止核武器的允诺，视为自己祖国与文明的、新的象征。 　　 　　就要离开长崎了。启程之前，我觉察到，自己真的变了。 　　虽然此刻还处于激烈的争辩撕扯之中，但是我变了。一种似乎是最终的原则，正渐渐渗透我的身体。经验和思想在发出声响，剥落离析，砍削纠正，成为将来的方向。 　　核武、战争、他者、和平——彻底的拒否，绝对的坚持，都是长崎给我的礼物，是我带回中国的新知。我愿再写一遍：宣誓拒绝核武器和战争，宣誓卫护他者与和平。它们仿佛新鲜的血，哗哗响着，涌入体内。我恨它来得为时太晚，又欢喜它终于惠及我身。 　　 　　未来的长崎会迎接怎样的命运？再过百年，自会出现公正的答案。 　　我想，最该抓紧做的事，是支持长崎市在海牙国际法庭的要求：立法规定使用核武器违反国际法。用世界宪法的形式，约束和威慑一切核拥有国——这样做已经十万火急。不仅是为了长崎、广岛一雪旧恨，而是为了救助正被核武器瞄准的下一个城市、下一个国家、下一个民族、下一个要被推入地狱的无辜的人群。 　　长崎所藏的浓厚历史感，超过了古城京都。 　　真是这样，京都奈良与中国的纠葛故事，似乎没有长崎这么临近和沉重。正是在长崎，日本开始了它脱亚入欧的漫长跋涉。哪怕含毒，长崎大口地吞饮了欧美文明的乳汁；虽然追随，也挨了它灭绝的原子轰炸。 　　长崎将愈来愈成为亚洲对西方的质疑。 　　当然，也将成为对自己的质疑。

现代新儒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态度 儒家是一个具有深刻政治旨趣与复杂历史面目的思想流派。它同传统中国政治史、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关联，较之其他任何学派都更为密切。在传统向 近现代转变的历史关头，儒家自然占据着争论的焦点。无论从政治、社会还是思想文化方面看，这段转变都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史。就政治而言，革命意味着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儒家与君主制本来就难以切割。近代儒门代表人物试图保全君主制的言论与行动，只能让儒家同君主制捆在一起沉入历史的深渊。就社会而言，革 命意味着破除儒家所引导的、作为君主制正当性资源的宗族制度--现代共和国当然难以同传统的宗族社会相互匹配。当其社会、政治基础都已丧失殆尽，儒家在思 想文化上便难以维持下去。 无论情感上接受与否，道咸以降，有识之士均能清醒看到这一时代巨变。集中了传统中国泰半精华的儒门子弟，自然更不例外。即令殉道殉君，也正是确知势 无可挽之后的决绝之举。儒门本身对儒家的检讨反省，其痛切深沉，一如明末遗老之于阳明心学。面对现代转折自我变革的儒家，虽已不据学界主流，但血脉所传， 自成一系，这就是所谓现代新儒家。 由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与分殊，新儒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复杂的分化。清末保守派、维新派乃至革命派中都有旧学统中的大儒，其中多当时政界的风云 人物，虽彼此攻讦不已，但均能依据对儒学的发挥引领不同政见，此项暂且不表。本文所谓新儒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主客地位已然颠 倒，儒家已丧失引领政治思潮的权威之后出现的统绪。他们不是因传统教育而持先天立场之儒家，而是了解新学，出入中外，以平心权衡折冲中西高下之后，重归六 经的儒家。他们所处时代的中心政治问题，已不再是满清政权与君主制度的存亡，而是民国自身的政治危局：党派林立、军阀割据、中日关系、国共之争。 虽然不必像清末儒家那样纠缠在君主制度与民族主义这些麻烦问题上，新儒家还是要面对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争论：中国应该建设怎样的共和国？或者说，在 宪政与党国之间，在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之间，如何评判？ 鼎革之际，新儒家门下精英多选择离开大陆，故一般将新儒家与海外及港台新儒家相混同。20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儒家思潮复兴，亦自立为大陆新 儒家，以与境外新儒家相区别。但也许两造都忽视了民国新儒家仍有宗师居于大陆，建元之后尚著述思考不辍。 本文拟重新梳理新儒家之谱系如下：新儒家于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之后，其整体在建国前后分化，一支为境外新儒家，以牟宗三、唐君毅等为代表，基本为熊门 弟子，再加上钱穆、方东美等老一辈；另一支则为大陆新儒家，第一代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第二代则以近十年兴起的儒家人物为代表。大陆新儒家的代际之 间，虽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不可否认梁熊等作为大陆第一代儒家的地位。不唯宁是，作为境外新儒家大多数代表人物的师长辈，他们在共和国建元之后的思考， 更值得思想界的重视。大陆第二代新儒家与他们面对着同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尤其不应当绕开梁熊二位的思考去谈论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 新儒家外王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华文化传统和现代中国的关系问题。撇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60年的历程，现代中国从何谈起？ 从儒家立场出发，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体可以有这样几种态度：第一是既不承认其政统，更不承认其道统。于政治、文化全盘否认之。境外新儒家主流大体 如此。大陆新儒家第二代中亦有此态度。第二种态度是将其政统作为给定的历史实际接受下来，但不承认其有独立之道统，效法历代儒家对待正统王朝的态度分辨道 势、以道压君。大陆新儒家第二代的主流，例如所谓"政治儒学"之方案，即属此列。即使目前的"儒家社会主义"论调，也是将两造作为外在的东西相互结合的。 第三种态度则是，正视新中国自有之道统，努力理解之，且把新老中国在道政二统上的联系视为最根本的问题。目前只能在第一代大陆新儒家中看到这种努力。 由于儒家与革命政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直接冲突，要儒家严肃承认革命所建之国的正统性非常困难，遑论正视其后的道统。这既需要有一个足够展开现代中国 政治及思想趋势的充分的历史过程，也需要直面实际不计俗议的大丈夫气概，更需要冷静全面地观察和客观深远地思考。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人物确实不多，我们且 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为例，简单地考察一下儒家对于社会主义与现代中国的第三种态度，为大陆新儒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方向上的参考。 梁漱溟与新中国 与建国后在中共的建议下才去努力"接触实际"的一些纯学院派思想家不同，梁漱溟毕生的实践与思索本来就以"中国问题"为起点之一。民国年 间，他在此问题上的贡献主要是两个方面，即"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对老中国的认识，见于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建设新中国 的实践，则主要是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在国共内战时期以民盟领袖身份的调停活动，而反映在著作上，则是《乡村建设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元之后，梁 漱溟虽以参政建言的方式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但政治上的波折使他对新中国的旁观更多一些。这位在新中国生活了近40年（已略久于他在民国时期的生命）的老 人因此获得了一个"认识新中国"的机会。这在著作上的主要体会则是文革期间草就的《中国--理性之国》以及建国初的《中国建国之路》。 梁漱溟的思索和行动是贯通的。他政治生活的根本目的缘于他对老中国的认识。他对新中国--即使是一个不同于他自己理想的"新中国"--的态度也取决 于自己在老中国时期的认知与实践。更重要的是，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进行过系统地研究和总结的思想家，他对新中国政治的文化根源进行了深邃的考 察。梁漱溟是一个极其自信而有骨气的人，他对新中国的认识决非曲学阿世、有所贪求的一时狡狯之作，而是面对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历史存在的深沉思索。无论辩 护、反省、批评与赞美，皆从廓然大公之直心流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之谓也。 《中国建国之路》是认识新中国的政统之作，而《理性之国》则是论证新中国的道统，将之同老中国之道统积极联系起来的作品。这两部作品也是他1949 年之前所关怀的问题的自然延伸。 梁漱溟在民国年间孜孜奔走数十年者，只为建设一个新中国。为此必须检讨老中国的崩溃。老中国是所谓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传统文化则是一个理性 早熟的文化。与西洋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团体之地位弱于西方，家庭与天下的地位则强于西方。由于早熟的理性主要运用在生活伦理上，故既无科学技 术传统亦无宗教组织传统；而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点则排除了社会阶级的存在。老中国自有其治道，拥有这些特点怡然自得，无往不适。但经与西洋文化全面接 触，这些长处同时即是短处。最大的一个结果是无法建立真正的国家。国家发育于团体生活，而必须以阶级社会为基础。 "若特指其（指中国）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也更无其 他。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曾指出近代西洋的长处有三点：一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精神......现在......因我悟得德谟克拉西精神是团体生活的一种进 步，不宜只提这一种进步，而忽置其根本团体生活......"（《乡村建设理论》）这里的团体，指超越家庭的共同体组织，包括宗教组织、阶级与国家。 首先，撇开表述上的不准确，梁漱溟确实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见解，与此相比，熊牟一系的新儒家仍然纠缠在道体坎陷、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 的思路上。甚至直至今日，不少以西方研究为业的学者，仍然没有领悟到家庭之上的"团体"（无论其为城邦、教会、阶级或者国家）之于西方远比所谓"民主"根 本得多。团体其实也是梁漱溟所谓"个人"的另一方面，两者不可割裂。 其次，梁漱溟对国家和阶级的看法大体符合马克思主义。但他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则与中国共产党完全相反。梁以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本不是那种阶级社会，是以 俄国式的革命（无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参见《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最后，既然中西社会之差别主要在团体组织，而国家亦由此团体发育而来。那么建国事业，莫急于建立这样一个新组织。又因为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只有式微 的家庭，那么建立这样的组织就该在旧式家庭占统治地位的乡村入手，以新礼俗锻造新团体。此即梁氏乡建运动的根本关怀--通过乡村建设入手解决中国问题。 可以看到，在出发点与目标上，梁漱溟与老中国的那些革命者有共通之处，即建立新团体，进而建立新国家；但同时也有进一步的差异，即梁否认老中国社会 有阶级，进而否定建立作为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党之必要。梁1938年在延安窑洞里和毛泽东的热烈辩论，症结就在这里。毛批评梁没有看到人类社会的普遍性 --阶级斗争；而梁则反驳毛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等等。 历史为这场双方互不服输的辩论作了裁决。对中共的胜利建国，除国民党之外，最不服气的大概就是梁漱溟此类另有一套建国方略的人，但最慎重地加以思考 与总结的也是他。1950～1951年之际，梁总结了中共之三大贡献：一则统一建国、树立国权；二则引进团体生活；三则"透出了人心"--即奋发向上的忘 我精神。 第一大贡献非常明显。第二大贡献实即能够建立主权国家的主要理由。梁的乡建乃至国民党的党建，何尝不是团体生活的努力，何以唯独中共成功了呢？这是 给梁带来最大痛苦的地方--不仅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失败了，甚至他对老中国的认识可能也是错误的。而建设新中国之失败正因认识老中国的根本错误。在和毛的辩 论中，他似乎是一败涂地了。 但梁仍然坚持他对老中国以及中西差别的根本看法。在《建国之路》中，他认为中共在中国社会造就了准阶级（亦即原本无阶级），然后以一种近乎早期基督 教的方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建立了团体生活。因为斗争能最大程度地凝聚团体的力量。与此相比，试图代表全民因而丧失阶级基础的国民党失败了，试图通过礼乐 （而非斗争）建立团体生活的乡建道路也失败了。历史表明，中国的团体生活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成功地建立起来，而这是作为儒家的梁漱溟明知而不肯为的。 "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集团生活在数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是缺乏的，而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其团体组织上的成功，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我苦心要引进团体生活，却不成功；因为我不想走这条路（笔者按：即斗争之路）。及至见到共产党成功了，胸中只有说不出的感慨。" 梁漱溟没有接着去思考这个对于儒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政治团体是否一定缘于斗争？政治团体内部的伦理风气与其外在斗争的需要如何相辅 相成？相反，他直接将团体生活所需的基本伦理精神（人心）归诸中共无意所作的第三大贡献： "今天我的路没有走通，而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却有成效于世。--特别是见出了人心的透达流行渐有其新道路，人的生命之相联相通渐有其新道路，大致 可解答我夙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始即不理会这问题，但它却不知不觉竟然走对了......中共只是无意中作了两件事：好像一个伟大宗教的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 宗教的漏空......从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伦理旧组织。" 团体生活所需的这个向上的、忘我的精神透出了人心的本性。人心与人生的问题本出于梁漱溟独得之思，也是他"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两大根本问题的 联系中枢。梁漱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权基础一向颇有批评（这和中共的影响无关），即"权利"意味着一种利己的、占有的、向下的精神，表现了人心染污沦落的 一面。是以所谓宪政民主的道路非但行不通，而且要不得。这是梁漱溟晚年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主要背景。 由此大体可看出梁漱溟在建国初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统与中国共产党之道统的基本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分裂建立国权，其政权之正统性自无可疑。 其建国的根本方式也是引进团体生活。团体生活有两面性，一是对外斗争，另一是内部的积极向上之人心。对外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是中共最自觉的，然而 不合道统，为梁所不取，却正是历史之所选择。积极向上之人心则关乎道统之基本问题，但又是中共为了缔造团体无意中获得的。总之，虽然人民共和国的政统毋庸 置疑，中共之新统却不尽符合旧道统，即使有所发扬，也是不自觉的。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决不会像梁漱溟那样割裂斗争与人心。中共也不会承认它只是无意地弘扬忘我精神。用党的术语表达，阶级斗争、阶级意识、无产阶级 革命精神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梁漱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生活 20多年之后，在毛泽东时代的巅峰，他就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全面观察这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梁漱溟在《中国--理性之国》中继续了他对新中国的认识。与一切肤浅阅读告诉我们的相反，这部书固然是一次在道统上论证社会主义的笨拙尝试，但它同 时也比《中国建国之路》更顽强地坚持了梁漱溟对老中国道统的一贯看法。这是一部融贯中国古今道统的奇特作品。梁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大成于中国，其主要根 源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将来能在人类社会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契机仍然在于发扬、提高传统之精神。 为此，他对建国前后的观点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表面上他不再纠缠于中共与他各自"团体化道路"的得失，但建国初年归为中共团体化道路特有优点的东西， 梁氏现在几乎全部重新吸收到中国传统中去。他虽然承认了中国古代社会确实是阶级社会（这是30年代他和毛辩论的焦点），但他仍然强调伦理本位才是这个相当 弱的阶级社会的根本特点。而伦理本位的文化在老中国的时代既使"汉族无比拓大"，更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有关社会力量，发扬超越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进行革 命与建设。梁漱溟巧妙地运用了中共在工人阶级弱小的社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例子，援引了列宁的理论，区别了无产阶级的存在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将中国革 命与社会建设的成功归结为"无产阶级精神"，从而收入他自己所谓"人心"的方面。 这就是说，随着对中共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了解，梁漱溟放弃了"中共不自觉地建立起向上之心"的看法，但同时立刻将此向上之心与基督教式的斗争─团结精 神区别开来。在仍然只对"阶级斗争"教义做象征性援引的同时，梁漱溟将中共团体精神的实质同伦理本位的传统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积极地联系起来。这不能不 说，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他提供了新的证据。 梁认为，归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一、在大小集体中，如何把彼此协作共营的生活做好？二、如何提高人们的品行风格和陶成社会良好风纪，把劳动纪 律、社会秩序径直寄托在人们的自觉自律上？......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本位主义无疑地将是对前一问题最适合的贡献；而在后一问题上，则中国古人所好讲的礼乐正 切合需要......"（《中国--理性之国》） 梁修正了自己对传统中国文明的批评，将伦理本位主义与家族本位主义区别开来。认为伦理本位主义虽然没有导致老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却使得汉族 在人类文明史上无比拓大，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条件。更有甚者，伦理本位主义既克服了个人主义，也高于集体主义--因为集体主义只是放大的 个人主义而已。伦理本位主义表示"心的时代"将取代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身的时代"之到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是这个人类的"心的时代" 的先声。 正是通过他的晚年"心学"，梁漱溟将哪怕脱离无产阶级存在的、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精神"与伦理本位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在新时代里完成了他对 伦理本位主义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最高肯定。他用这个自认为中华文明精粹的东西贯通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穿了儒家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括了中西文 明-政治之高下。传统儒家能够克服狭隘阶级立场是伦理本位主义中为对方（包括被统治者）设身处地着想的因素（"无产阶级精神既有其高于我们传统习俗之处， 同时又和我们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中国走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伦理本位主义中重视义务而非权利的要素，中国将来能够率先 进入共产主义，则是因为伦理本位主义中的人心向上因素。（"中国在世界上所以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盖因其自有几千年的文化背景在；这里根于同一理由，又可以 指出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问题上，吾人较之西方人将容易的多。"） 如何继承第一代大陆新儒家的遗产 从表面上看，大陆第一代新儒家的历史处境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留下的沉重遗产是无可回避的。梁漱溟朴拙深沉的思考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如何在中华文明的危机与中兴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思考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对外斗争与对内团结的团体精神；更重要地，如何在伦理本位的中国 式共同体中给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线索？ 其次，如何总结中华文明的基本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这个问题即使在新儒家内部亦有争论，遑论其他思想流派。针对梁的伦理本位说，熊十力曾批评道： "中国家庭确是国家民族衰败危亡之原。他拿伦理本位来粉饰太过。实则帝制之久、封建思想之长不拔......皆由家庭之毒太深"。（《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此非一 时激愤语，熊十力撰写《原儒》，本就针对着"伦理本位"之类的儒家而发。熊氏以一代儒宗，视中国传统家庭制度为毒刺赘疣，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再次，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第一代大陆新儒家历史处境的最大变化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和变化。社会主义中国本身的变化及其中之不变，乃是我们思考 儒家传统常变之道的历史前提。 总之，继承第一代儒家的遗产，首先是进入以下三方面所构成的完整的问题视野。即中外文明的消长之势、儒家传统乃至中华文明传统之再理解与现代社会主 义中国之命运。这三方面缺一不可。尤其不能脱离现代国家与中外关系阐述儒家传统。而进入这个问题视野的最好线索，莫过于重新发动毛泽东、梁漱溟与熊十力辩 论的核心话题：家庭、团体与国家的关系曾经是怎么样的？又应当是怎么样的？在这样的思考进程中，儒家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的命运将难以逆料地纠缠在一起。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确实使用了许多尖刻的话语来描述犹太人、犹太教

随着一个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人口的数量将自动减少，因此虽然过去50年中国人口翻番，但是未来50年中国人口不会再度成倍增长，中国不需要转基因生物来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

这里面确实牵扯到三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知识青年和二十世纪历史的关系，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没有梳理得很清楚。2006年我到雨花台看展览，那些被枪毙的烈士，看他们的履历，很多都是知识青年。可是我再到雨花台的公园，一进门是群雕，几乎全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后排站了一个，还是一个老年的知识分子。

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里的流行性感冒。嫌孟浩然"无材料"的苏轼有这种倾向，把"古人好对偶用尽"的陆游更有这种倾向；不但西昆体害这个毛病，江西派也害这个毛病，而且反对江西派的"四灵"竟传染着同样的毛病。他们给这种习气的定义是："资书以为诗"

为什么此刻到远古/历史逆向而行/为什么万物循环/背离时间进程/为什么古老口信/由石碑传诵/为什么帝国衰亡/如大梦初醒

在利比亚战火蔓延之际，《新国际》特别翻译比利时合作媒体「调查行动」（Ivesstig'Action）网络的这篇访谈稿。本文受访者莫哈梅德．哈珊（Mohamed Hassan）生于非洲衣索比亚，是当今国际知名的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专家。

《全唐诗》中还保存了几百首女诗人的作品，仍然反映着这是清代以前女诗人最多的时代。

本文以中国近两年来出现的地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等社会事件为例，来讨论中国政府／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角色和位置。围绕着这些事件，展开的是计划／市场、国进／民退、人治／法治、举国体制／职业化道路的争论，这种二元对立的表述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前者指认着文革以及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后者则指认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这种二元想象是改革开放确立自我合法性，通过把社会主义制度他者化完成的。但是从这些事件中，这些二元对立的表述恰好是很难成立的，或者说彼此纠缠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充当着三重角色，一是在自由市场市场改革中，国家逐渐从经济活动中推出，完成去政治化、去行政化（市场经济的"推手"）；二是这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又始终伴随着"再政治化"，政府／国家以更大的力度卷入市场经济之中（权力腐败的罪恶之源）；三是就是还拥有一种市场经济之外的强有力的行政干预的功能（恢复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拯救者或救火队）。&nbsp;&nbsp;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历国内／外剧烈震荡之后，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走向了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产业的"东亚四小龙"之路（也正是凭借冷战终结，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中国大陆），在世纪之初，中国沿海地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这种为"世界"（以为欧美中产阶级市场供应廉价消费品为主）打工／生产的角色为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但是这种经济高速起飞也始终伴随着国内阶级的分化。依靠巨大的人口红利，80年代末期出现的民工潮持续保持低廉的工资（以至于2003年刚刚上台的新一届政府总理要为农民工兄弟讨工钱），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企改革进入攻坚战，原有社会主义单位体制中的工人阶级被作为包袱从"国家体制"中强制获得"自由"。这就造成2000年前后以农民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大量底层群体的出现。与此同时，在中国都市化过程中开始出现新富阶层和中产阶级。如何调和不同阶级（利益群体）的矛盾成为2002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所面临的发展难题（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建"和谐社会"成为新政府主政的核心口号）。2003年以来，政府一方面废除了农业税、城市收容制度，并保护农民工工资权益等90年代以来被市场化进程所抛弃的弱势群体利益，扭转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领域的改革方向，这个过程被一些学者描述为一种针对90年代"经济"市场化的"社会"保护运动[i]；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尤其是2007年十七大以来），早在金融危机之前，2004年春节前后，中国沿海部分地区已出现"民工荒"，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原因，中国制造业面临破产危机和发展瓶颈，这种状况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变得更为严重，因此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变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转移（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近几年来政府推动的重中之重。2007年虽然爆发金融危机，但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这种现状使得在2003年先后出现的"北京共识"及其"中国模式"的讨论方兴未艾、愈演愈烈，暂且不讨论"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以及中国是否已然崛起[ii]，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种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威权主义之上的现代化之路，"使得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都陷入困境"[iii]。与"亚洲四小龙"所标识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这种"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化"的模式无法解释中国当下的现实（政治民主化始终伴随着社会内部的中产阶级化，但是显然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中产阶级不仅在人数上依然是少数，而且处在岌岌可危和被消灭的窘境）。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发展方式，如何理解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之间的断裂与延续关系，如何理解这种经济高速繁荣与社会内部高度紧张的状态，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国家体制是重要的议题，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新民主义革命，还是50年代初完成土地革命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党／政府／国家都扮演着核心角色，尽管在中国革命、社会实践中政党／国家之间并非没有冲突（尤其是"文革"时期在不断革命的诉求下对党政／现代官僚体制的内在批判）[iv]，但不容否认的是，90年代以来所开启的更为激进化的市场化改革得益于党／政府／国家的紧密结合[v]，相比"金砖四国"中国政府拥有巨大的社会动员及宏观调控能力[vi]。对于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呈现一种两极化的评价：一方面这种政党／国家一体化的执政方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遗产"（或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这种"遗产"显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债务"，这些很难制约的各级执政部门的权力也是腐败、寻租的温床，是政治威权、"权贵资本化"的体现。对此，中国政府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充当某种超越特定阶级的"中性政府"的角色[vii]，以维系特权利益阶层与"人民大众"这一政治／经济"跷跷板"的平衡，成为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2010年上半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近几年来最为严厉的调控措施，试图稳定房价、安抚因买不起房子而被放逐到都市边缘的中产阶级（房地产对于早就排斥到社会边缘位置的下岗工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奢侈"话题）。与此相关，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等也成为各个不同领域发生的重要事件，引起了对"国进民退"、"法治／人治"、"职业化足球与足球管理体制"的争论，本文就以这些事件为中心来讨论国家／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和位置。&nbsp;一、"房产之痛"与"市场经济"的双重想象&nbsp;对于依然处在产业调整、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的当下中国来说，"房产之痛"已经成为近七八年来格外引人注目的经济、社会问题。关于如何调控房价避免房地产泡沫早不是新鲜话题，2003年新政府一上台就开始实行房地产宏观调控，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2006年以来每次两会讨论的热点话题都是"房价关乎民生"，可是房价不仅没有趋于平稳，反而大幅度增长，以至于出现政府越调控、房价越暴涨的怪圈和恶性循环。同样，经历2009年城市房价飞速上涨以及"蜗居"、"蚁族"等大学毕业生沦落为"第四大弱势群体"（前三个是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现实处境[viii]，2010年两会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把"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不过春节前后房价依然没有停止过快增长，直到四月中期国务院陆续出台"国四条"、"国十条"等一系列以抑制投机炒房为主的调控楼市政策，房价才略显刹车之势。对于此次政策调整是否会成为房地产发展的拐点，还存在争论，但相关从业者和研究专家都把这次调控房价的新政作为重要标志，甚至成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风向标。在"国十条"公布四天后，作为地产业者的任志强在其博客中发表"万言书"《这只是个开始》，从这份抑制房产投机的"10号文件"中嗅出了大问题，他把这种削弱房地产投资属性的做法看作是对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住房市场化（23号档）和2003年确立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18号档）的背叛和否定，是"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倒退的开始"，"保住住房制度改革的成果，就必须坚定市场化建设的信心，而不是走计划经济政府控制一切的回头路，不能从否定朱总理的住房制度改变，变成了否定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这是立国之本的大是大非，而绝不是房价一高一低的市场波动"[ix]。随后《中国证券报》发表窦含章的文章《任志强万言书是开发商谢幕前的高音》，认为"新'国十条'就是这样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住房难、把开发商'撵出'舞台中央的好政策"[x]。因为窦含章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这篇"开发商退出历史舞台"的评论也被媒体解读为政府对地产商的"抨击"，尽管窦含章否认文章来自领导授意，但有趣的是，任志强的身份也并非私营企业主，相反是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可以说，任志强的文章延续了其一贯言论，就是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化的房地产，政府的责任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也就是2004年任志强所提出的"地产商盖房给富人，穷人住房主要靠政府"。在他看来，行政干预只能造成权力腐败的温床，"每次政府试图用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管制时，都会对部门的权利进行一次再分配，以增加权钱交易和腐败的寻租机会"。窦含章把"抑制投机，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居住属性"看成是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重新定位，"如果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应对城市化进程和普通百姓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就会出现房价飞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等严重问题"，房地产市场把大多数老百姓排斥在市场之外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这种政府干预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行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而且面对以任志强为代表的房地产利益集团，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只能依靠"党和政府来代表"。窦含章同样说出了房地产市场的排斥属性，在"老百姓／消费者"与"开发商／生产者"的对立中，把政府作为调节二者矛盾的仲裁者。有趣的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恰好是房地产市场的最大获益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志强认为房价越高，地方政府越可以从土地财政中获得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资金。而两者的分歧似乎在于一方认为政府的计划之手不应该破坏、干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另一方则认为市场"失灵"之时行政干预并非背叛市场经济，反而是维护"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之手。不过，在这份分歧中却包含着两个共同的前提或共识，第一个是双方都认可市场经济是房地产发展的基础。任志强虽然把"国十条"指认为计划经济的开始，但他并不反对政府干预。因为商品住房属于市场经济，保障性住房属于政府的责任，所以政府不应该限制投资／投机性购房，或者说不应该否定房地产的投资属性，政府之手应该干预房地产市场之外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这种"只有高收入者才有资格购买商品房，而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应靠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来解决"的论述清晰地划定了政府和市场在房地产行业中所充当的功能和位置。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自主运行的新自由主义不同，任志强并非市场万能论者，反而是认为市场经济有界限和门坎，市场解决不了或无法解决的问题应该由政府来"擦屁股"，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要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第二个共识就是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只有富人才能参与。正如窦含章认为目前的房价使得"大多数普通家庭只能望房兴叹"，房地产沦为少数富人的游戏。显然，任志强也不反对这一点，或许他是最早认识到房地产市场化后果的人，早在2004年他就说"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也就是说，穷人或低收入阶层本不应该参与房地产市场化的游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志强一直是支持政府要承担其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责任，而增加保障性住房也成为近一两年来政府保民生的重要举措。那么二者的分歧又在哪里呢？在于双方对这种市场化的房地产是否正常的判断上。对于任志强来说，能够贷款或出钱买房的富人应该通过市场来解决，低收入群体或穷人的住房问题"天然"与市场无关，因此，房地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排斥是正常的，或者说市场化的房地产必然会把这些群体放逐出去。而窦含章则清晰地在富人与穷人的区分中加上了少数与大多数的修饰词，认为"政府有责任为普通百姓提供住房保障，有责任在市场失灵、少数人占据大量社会资源、多数人却无法满足基本需要的严重不公平情况下，对市场进行果断的、强有力的干预"，对于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不应该排斥在房地产的门坎之外，否则只为少数富人服务的市场经济背叛了市场经济的初衷及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执政者的理念。任志强关于"地产商盖房给富人，穷人住房主要靠政府"、"住房分富人区、穷人区很正常"的言论虽然直白，却相当吻合新世纪以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随着房价升高和翻倍，不要说穷人或低收入群体无法参加商品房的游戏，而且最近一两年被作为社会主体想象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望房兴叹"了，这就是2009年电视剧《蜗居》和社会学报告《蚁族》所呈现的现状，作为中产阶级／白领后备军的大学毕业生只能被高房价放逐到大都市边缘地带或"逃离北上广"[xi]。其实早在2006年任志强就认为"中低收入者就不应该挤进来买商品房"，如今中等收入群体也已经被许多城市纳入经济适用房的范围。作为橄榄型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被房地产所撕裂：已买房的中产阶级在"住房资产增值"中有可能变成富人（处在"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没有买房的中产阶级则在"货币资产贬值"中成为穷人（处在"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审慎而理性"的中产阶级一直是近几年培育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力的理想主体，在2006年中产阶级还很难把自己也放置在中低收入群体里面，而2009年的蜗居者、蚁族们正好是中等收入群体或准中产阶级跌落到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位置的表征。如果说2009年是中产阶级捍卫公民权力的"公民之年"[xii]，那么2010年中产阶级就面临"中产之殇"的尴尬处境[xiii]。可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处在"千呼万唤"的襁褓之中就不得不品尝到了"被消失"的命运[xiv]。历史的讽刺在于，当中产阶级、弱势群体在新世纪之交成为有效的社会修辞指认着不同的社会群体之时[xv]，很难想到在不到十年的过程中，这样两个群体又在市场化的房地产中被放置在"中低收入群体"或者说成为"弱势群体"的新成员（中产阶级再也不用救助弱势群体了，或许更能体会弱势群体被市场经济所放逐的滋味）。如果说任志强的先见之明说出了房地产市场化的"秘密"，那么房价飞涨的房地产市场就如同一场不断有人被甩出去的马拉松比赛[xvi]。可是，这种不断有人掉队的比赛能够持久吗？倘若只剩下富人游戏的房地产，那么谁将最终为高昂的房价买单呢？倘若如此，美国还不起贷款的中产阶级又怎么会拖垮金融资本的链条呢？任志强在讲述富人与穷人故事的同时，还讲述了另外一个与马拉松比赛不同的故事，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还处在供不应求的阶段，并且短期内很难改变这种现状。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之路还很漫长，人们对于城市／市场中的房子的需求拥有巨大的渴望，这种城市化的欲望（包括任志强反复强调的中心城市所拥有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让人艳羡的资源）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房地产的马拉松之中。也就是说，与美日等遭遇过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拥有"落后"优势就是有大量未被市场化／城市化的群体（如果8亿农民都能城市化，这将是多么巨大的"水源"呢），如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还未被资本垦殖的空间为填补出口空缺提供了"希望的空间"。这种发展不均衡的地缘"优势"为房地产提供了源源不断地新鲜血液，仿佛房地产市场会如永动机般吸收着全社会的欲望与财富，正如任志强所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未来离不开城市化，中国的未来也离不开城市的建设，没有房地产就无法消化现有的大量工业制造的产能，没有房地产就无法解决民众的居住改革"。正是这种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的大趋势，可以假设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军"有幸"加入马拉松比赛，这种假设使得任志强"自信地"说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的豪言壮语。于是，任志强对国十条中提高购房门坎和限制表达了最大不满，认为是户籍歧视，阻断了人们的"城市化之梦"，而对高房价所带来的资本"门坎"却从来都不认为是一种阻隔和歧视，只因在房地产市场中富人与穷人的区分是"正常"的。在这里，关于房地产市场存在着双重想象，一种是伴随着房价上涨，会使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另一方面在房子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利润机器和"会下蛋的公鸡"的时候，会对整个社会施展吸金大法，不仅中产阶级、高收入群体、私营资本、国有资本都会飞蛾扑火，而且尚未进入市场经济的人们也会为房子这个都市欲望燃起干柴烈火。这种房地产市场中富人与穷人的零和游戏论恰好需要一种关于市场之外的空间，需要一种市场化／城市化的欲望作为把整个社会都绑缚在房地产的战车之上的动力。房地产市场的排斥机制和吸金大法是同时存在的，这就是房子在不断地"羽化"为资本增值工具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排斥和吸金的双重功能。如果把房地产市场作为市场经济或市场的隐喻，那么支撑市场经济的恰好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排斥或区隔功能，一个是吸金、吸人的扩张过程。如果把市场比喻为马拉松比赛，那么不断有人群被甩出去和不断需要资金来充血是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否则比赛就会枯竭而死。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马拉松的基本特征，前者是贫富两极分化，后者是需要不断地开疆扩土，寻找未开垦的处女地。正如殖民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充当的功能在于，一方面殖民地是区隔和放逐之地，另一方面殖民地又是原料产地和劳动力来源。还比如中国的农民工也处在这种被区隔但同时又为市场经济充当廉价劳动力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农民工无疑参与了马拉松比赛，但同时又是马拉松比赛中最先被甩出去的人群，他们根本无法成为都市空间中的消费主体。而当下的中产阶级也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一方面中产阶级本来是市场经济／马拉松比赛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成为被高房价放逐、区隔在都市边缘的"蜗居"和"蚁族"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尚未完成的都市化欲望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保证房地产作为稀缺资源的增值价值，而关于房地产区分富人与穷人的说法则充当着说服那些从马拉松比赛中淘汰出局和无法加入马拉松比赛的人们接受这个"合理的"现实的意识形态功能。可是，就连中产阶级都处在"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又何况那些早就被排斥在市场经济消费者行列之外的其它弱势群体能够加入马拉松比赛呢？与时刻等待着被救助的弱势群体相比，"审慎而理性"的中产阶级不会甘心自己成为房地产市场中的"穷人"，因此，呈现房产之痛的《蜗居》、《蚁族》之所以会成为2009年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在于这是不堪"被消失"的中产阶级发出的呻吟和抱怨（《蜗居》至今还高居新浪首页视频专栏），这种牢骚之声显然也可以获得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由衷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说，窦含章文中所提到的"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有着清晰的中产阶级主体的身份。所以说，政府新近出台的房产政策，与其说是要取消马拉松比赛走"计划经济政府控制一切的回头路"，不如说这些抑制房价的政策恰好是为了使马拉松比赛能持续下去，使更多的新鲜血液（脆弱的中产阶级）可以成为比赛的选手（与"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相比，"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依然是一个好时代），而不是回到房改前的"排排坐，分果果"（暂且不讨论即使房改前的福利制度依然不包括城市之外的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干预与其说是"罪恶之源"，不如说更是市场经济及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中产阶级的"救世主"。有趣的是，为什么任志强要使用计划／市场的修辞来批评房产新政呢？如果暂时离开房地产领域，可以说任志强的说法并非没有"同路人"，在最近发生山西煤改、重庆打黑和足坛反赌等重大事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建立在计划／市场、国有／民营、人治／法治、体制／职业化等二元对立之上的争论。&nbsp;二、国有／民营、人治／法治、体制／职业化的二元迷思&nbsp;许多人指出此次房产新政的标志意义和"分水岭"[xvii]，这种对投机性住房的打击与其说改变了房地产的市场/投资的属性，不如说是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或中产阶级能够参与房地产市场的马拉松赛场。这种关于国家应该不应该干预市场以及以什么方式干预市场经济的争论并非局限在房地产领域，也是2009年发生的山西煤改、重庆打黑和足球反赌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事件论辩的焦点。山西煤改是政府为了"优化资源，安全生产"对中下煤矿企业的强制重组，但这种重组被认为是"国进民退"（也就是"与民争利"）和"不尊重产权"（侵犯和伤害了煤炭投资人的物权）；重庆打黑给这个西部重镇的警察、司法界掀起了巨大风暴，这种专项斗争的方式也被某些法学家认为是对"悖理现代法治精神的1980年代的严打"的回归[xviii]，是法制30年的倒退；公安机关强力介入足球反赌虽然没有引起制度上的质疑，其高层授意也没有被批评为是政府干预，但是对足球职业化的反思依然把举国体制作为罪魁祸首。这些在不同领域出现的重大事件，究竟是计划经济、严打、行政干预的"倒退"，还是对市场经济"失灵"/"失序"的匡扶和纠正呢？&nbsp;1、山西煤改与"国进民退"山西煤改并非突然始自2009年，可以说自2004年山西省政府为了减少煤炭资源浪费、降低矿难发生率，就一直在尝试推动以关闭中小煤窑、黑煤窑为主的改革。随着新世纪煤炭市场的复苏，使得占中国能源消费70%以上的煤炭价格不断上涨，与之相伴随的是日益频繁的矿难之祸成为山西煤矿经济的顽症。近年来在新闻媒体上与矿难相伴随的是两类形象的出现：一类是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的煤老板（与其相关的新闻总是买高档汽车和高端房产），另一类则是在小煤窑和黑煤窑打工的失去人身自由、被囚禁的"黑奴隶"，前者是暴富阶层与奢侈消费，后者则是命如纸薄的矿工和黑窑工，这也是在煤矿"马拉松"中被清晰划定的贫富分化的极端代表，这种阶级对照和反差不得不让人们想起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酷烈。当时，矿难多被归结为产权不清以及随之带来的煤老板与地方官员的勾结，于是，2005年山西省为了改变层层转包造成的矿权混乱而实行承包权变产权的改革，这次采矿权有偿转让也被认为是能源行业市场化的标志，认为只要产权清晰就可以充分调动煤老板作为产权所有人的主人公意识，事与愿违，产权改革没能带来安全生产和煤矿回采率，反而调动了大批民营资金投资煤矿业（以温州、浙江"炒煤团"为主）。如同不断上涨的房价，矿难依然频频发生，以至于矿难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再具有新闻价值的"日常"事件。在这种因矿难而停产和主管官员被问责下台的背景下（2005年山西省换来四任省长），2006年山西省煤改的方向由产权有偿出让逐步转变为"关小、并大、集团化"的方针（类似于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抓大放小"），以对煤矿行业的产业升级和资源整合为主，但是这种自愿兼并的方式由于无法调动国有煤矿、地方政府和效益好的中小煤矿等各方的积极性而一度陷入困境。2008年9月份山西省继续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但因襄汾溃坝事件而被搁浅，直到2009年4月山西省再次发布《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10号文件），实行更为严厉和强制的重组方案，年产300万吨以下的煤矿都要被并购，重组后的煤炭企业将从两千多个降低到一百个左右。在2006年已经完成产权改革的中小煤矿也要以强制收购的方式合并或重组为大型煤炭企业，小煤矿和煤老板将在此次"煤改"中将彻底消失（带着上亿元的巨额补偿金）。煤矿企业收归省煤炭工业局管理，与中小煤矿有着利益纠缠的地方政府在制度上很难插手煤炭行业，他们在丧失财政收入和灰色收入的同时再也不用担心因矿难而丢"乌纱帽"。这种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强制重组激起了煤炭投资者的激烈反抗，尤其是投资山西矿业的浙江和温州的民营资本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财产所有权和物权法，并对山西省政府提起了法律诉讼，把山西省政府的"背信弃义"列入"投资黑名单"[xix]。经济学界也多把山西煤改解读为一种"国进民退"的标志，是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收购和兼并，被认为改变了"国退民进"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并把"山西模式"归结为与发展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相对立的国有化模式。除了山西煤改，2009年在其他领域如钢铁行业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对抗国际上垄断性的钢铁行业）、中粮收购蒙牛、航空等案例，这种国有企业扩张重组被描述为一种"狼性威胁"[xx]。这种指责可谓和任志强对房产新政的判断如出一辙，只是计划/市场换成来国有/民营的修辞。暂且不讨论国有企业的"华丽转身"（在90年代中期还是社会包袱，在2003年已经在国资委的指导下实行"走出去"战略）以及中国政府2008年在美国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把四万亿投资划拨为国有企业，使得在"抓大放小"下变成优良资产的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荒原狼"，山西煤改的合法性在于彻底避免矿难事故，但是就在煤改即将尘埃落定之际，今年3月份发生的山西王家岭煤矿重大透水事件，无疑打破了国有大型煤矿更能避免矿难的神话。从目前公布的事故调查看，这是一起为了早日投产、单纯追求施工速度而造成的责任事故，按照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的说法"是一起不该发生的、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xxi]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把2005年煤矿产权改革看成是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之路，把2009年强制重组并购看成是国有化的，那么两者都没能使矿难销声匿迹。或许问题不在于资本究竟是"国有"还是"民有"，只要煤炭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占据重要的能源位置，就会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这才是为了缩短工期早日投产的王家岭矿难发生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资本的逻辑不仅适用于民营企业，也适用于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国有与民企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政府/民间、国有体制/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更是大资本与中小资本之间的冲突。正如2009年夏天发生的吉林通钢事件就是民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而山西煤改也有民营企业成为兼并重组的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山西煤改是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完成煤炭产业的资本垄断化，"国进民退"并非国家对资本的压制，而且一种国家与资本的合谋和一体化，或者说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的一种标志。&nbsp;2、重庆打黑与"人治"的回归自2009年6月份重庆市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使得涉黑的多名亿万富翁被逮捕，而且为其提供保护伞的司法局长等司法、警察系统的多名高官也纷纷落马。对于此次由重庆市政府强力主持下的打黑风暴，被认为是打击市场经济中的黑恶势力、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大快人心"之事，但也有质疑者认为这种运动式的专项斗争不符合现代法律/法治的程序，就如同任志强在计划/市场的修辞中把房地产调控指认为计划经济的倒退一样，有些法律界人士在严打/法制的二元对立中也把重庆打黑看成是人治的回归。尤其是2009年底围绕着李庄造假案而展开的法律程序、媒体审判与司法正义之间关系的争论。围绕着重庆打黑，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评论，一方面是网民把为黑老大辩护的律师群体骂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一方面是如《南方周末》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重庆打黑大舞台上，中国法制的一大困境--犯罪嫌疑人权利难以充分保障的尴尬，正在以似曾相识的情节旧戏重演"[xxii]；一方面是网友把主持打黑的公安局长王立军看成是"包青天"、"海青天"在世，另一方面则是法学家认为这种青天意识是一种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的封建意识，是人治高于法治的体现[xxiii]。这种人治与法制的争论与其说延续了9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之争，不如说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完成的一种话语转换，就是把50-70年代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作为人治、专制，而法制则成为拨乱反正的合法性话语。有趣的是，无论是山西煤改被批评为"国进民退"，还是重庆打黑被指责为不合法治，主政者所采取的回应方式，都是否认存在"国进民退"和违反法律程序的指责，这种辩解本身说明山西煤改和重庆打黑与质疑者一样都认可保护私营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此次"打黑除恶"中被逮捕的多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这种黑社会与司法官员的勾结为其获得垄断经济利益提供了保障，这种黑恶势力显然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带来巨大危害，而从重庆打黑的规模和力度中，也很容易指认出如果没有新任主政者的强力支持（尤其是商务部长薄熙来主政重庆及其从辽宁空降的公安局长王立军），这种铲除地方大员与黑恶势力的行为恐怕很难会如此雷厉风行。从重庆打黑中可以看出政府或者说行政所充当的双重功能，一个是力挽狂澜、恢复秩序的重庆主政者，一个是与黑社会勾结、欺行霸市的官员保护伞。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呈现双重面孔，一个是惩治坏蛋的英雄，一个是与坏蛋勾结的腐败分子，可以说打黑和护黑都来自于行政力量。可是，在质疑重庆打黑抛弃法制的同时，却很少追问为什么恢复市场秩序、匡扶正义依然需要拥有尚方宝剑的"现代青天"，这种来自外部的行政力量对于法治秩序下的市场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相似的问题在足球反赌中也存在。&nbsp;3、"最大的鱼是举国体制"2009年下半年中国足坛掀起打假反赌运动，公安机关强力介入调查中国足球联赛中的假球、赌球事件，今年伊始两名足协副主席被捕，给陷入低谷的中国足坛带来釜底抽薪的震荡，足球反赌风暴为人们反思足球职业化改革提供了契机。足球或者说体育，在新时期的历史中充当着特殊功能，80年代的中国处在现代化"进化序列"中的滞后位置和被开除球籍的内在焦虑之中，参与国际上的体育比赛被认为是对外与世界接轨和对内重塑国家、民族与个人之间认同关系的最佳媒介。80年代中前期中国女排在世界级比赛中蝉联"五连冠"的奇迹无疑满足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90年代初期在中国举办的亚运会也成为弥合八九十年代之交意识形态裂隙的粘合剂。而中国在80年代初期"返回奥运会"也成为重返人类/"世界"舞台的诸多标识之一，其在历次奥运会金牌榜中的排名也成为想象中国在世界中位置的比喻，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金牌榜排名第一无疑成为大国崛起、圆现代化之梦的时刻。有趣的是，这个金牌榜既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所在（正如抗震救灾呈现来国家体制的动员能力），也被认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瓶颈（抗震救灾也是大禹治水式的威权主义的标识）。与如此辉煌的体育成绩不同，中国足球一直处在难震雄风的状态，在1985年"5·19"错失进入世界杯的机会，引发北京工体球迷骚乱，除了2001年意外进入世界杯，中国足球不仅没能走向世界，在亚洲也并非一线球队。这显然与大国崛起的身份存在巨大落差。不过，中国足球却是在体育项目中最先引进职业化/市场化机制的先行者，从1994年开始职业化改革，这种模仿国外的联赛制度也被认为是提升中国足球竞技水平的不二法门，但事与愿违，足球职业联赛并没有使中国足球变成世界或亚洲强队，反而假球、黑哨等不和谐事件时常发生。而球迷对国足成绩的不满往往归结为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虽然实行了职业化联赛，但依然有各级足协组织和各城市政府介入、干扰足球比赛，这种对于纯粹的职业化比赛的迷恋，就如同自发自主的市场经济，只要没有行政干预，竞技体育就可以发挥最大潜能，足球成为90年代以来关于体制讨论的重要空间。直到2009年揭开中国足球的赌球内幕，不仅足球俱乐部、球员、裁判和足协管理者纷纷落马，而且1994年开始的足球职业化改革也陷入了空前危机。在人们反思足球改革之时，依然把举国体制变成罪恶之源，正如《中国足球内幕》一书中指出"从1994年到2009年，中国足球最大的失败，不是技战术，更不是人种，而是丝毫没有改进的体制和价值观的改变"，也就是说足协管理下的职业化并非不受政治制约、完全自主运行的职业化，因此，"南勇、杨一民绝不是最大的鱼，我们等着最近几天就要浮出水面的他......但他不是，最大的鱼是举国体制"[xxiv]。可以说，这种"体制才是恶之花"延续了体制/市场化的二元想象，体制就是非市场化的或干预市场化的力量，这种体制/市场化的对立产生于七八十年代之交，体制特指社会主义体制，市场化则是反体制的力量。与山西煤改和重庆打黑相似，足球反赌同样来自于高层关注[xxv]，尤其是足协主管领导被逮捕，如果没有更大的行政力量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球迷或网民并没有质疑这种来自最高层的授意是一种行政/体制干预，只把足球内部的腐败、赌球作为权力寻租的例证，这种权力寻租在小煤窑与地方官员、黑社会与保护伞等事例中也可以看出。之所以网民没有像重庆打黑那样指认出运动式的专项斗争，很大程度上在于高层对足球的整治体现了球迷的期待，或许球迷也内在地呼唤一种外来的力量来匡扶足坛的秩序。问题依然在于当人们把赌球、腐败指认为那只看得见的手（体制）的时候，为什么要宽容那只看不见的手（资本和利益）呢？&nbsp;三、 "推手"、"罪恶之源"和"拯救者"（关于国家/政府/体制的三重角色或想象）&nbsp;从地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等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不同行业、地方、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面对着相似的问题和困境。如果说地产调控是对199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化的某种反思的话，那么山西煤改则是对2006年煤矿产权民营化改革的扭转，而重庆打黑和足坛反赌打击的都是市场经济下的腐败、赌博、黑社会化的问题。这些调控事件都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层推动产生，也就是说依靠市场经济之外的政治干预，因此，质疑者认为这些事件不符合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基本原则。房产调控被认为是计划经济倒退，山西煤改被认为是国有资产对民营资产的剥夺，重庆打黑被认为是不合乎法律程序。有趣的是，在人们对高房价归、黑社会化、赌球、假球都归结为行政干预、政府介入之时，为什么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这些弊端呢？这种对体制的批判和对市场经济的维系中，来自市场之外的国家／体制所发挥的功能又如何界定呢？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与国家体制之的纠缠呢？对于这些事件的争议常常使用一些固定的修辞，国有／民营、国家／市场、计划／市场、体制／市场、政府／市场、国家／资本、人治／法制、垄断／自由竞争等。这些表述建立在"国家=体制=政府=国有=计划=垄断"和"市场=民营=资本=自由竞争"的二元对立之上。可以说，这种二元对立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前者指认着文革以及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后者则指认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这种二元想象是改革开放确立自我合法性，通过把社会主义制度他者化完成的。但是从这些事件中，这些二元对立的表述恰好是很难成立的，或者说彼此纠缠在一起。其中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府、体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和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如果简单回顾一下80年代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可以说，国家／体制充当着完全相反的角色。一方面是"去政治化"的过程：政府从经济活动中退出基本上是新时期体制改革的核心主题。如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建立在人民公社解体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这种体制改革给农民带来了生产积极性。在8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依托乡村发展的乡镇企业，成为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乡村经济生活企业化的标志，但是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在民营经济的竞争中逐渐衰落。正如许多三农专家所指出的，这种国家权力从乡村秩序中的退出，使得乡村生活的组织和集体能力大为下降。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向以沿海的出口加工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农村基本上变成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成为市场经济之外的领域。就如同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一样，农村充当着劳动力再生产和再回收功能（农民工很少能留在城里，受伤、生病、变老之后返回农村）。这种国家、政府与行政能力在乡村秩序中的衰微在今年上半年西南抗旱的媒体报导中也能看出，很少看见村民能够自主救助，只有翻山越岭的儿童、老人和妇女在找水，而抗旱的主力军也是救灾部队和充满爱心的志愿者帮助旱民寻找水源，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成为农村的抽水机。而80年代中期启动的城市改革，以确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主体位置为基本方向。就拿国有企业来说，80年代主要通过承包制、下放经营权等方式来提高生产积极性，而90年代则进入改制转轨的关键期。与民营企业白手起家或在自由竞争中走向整合和垄断不同，国有企业是在90年代的改制中是在"抓大放小"的政策下，逐渐把劣质资产和劳动力包袱甩掉，直到新世纪之初才逐渐变成国有垄断性企业。最终国有企业由解决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功能的单位变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现代企业。在这种国企转轨过程中，从国"营"企业（全民所有，国家经营）到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和经营）的转变至关重要，这种所有权的转移是在民营资本、私营企业出现之后，国营企业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抽象的出资人或产权所有者，就是国家。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的转身，完成的是国家的资本化（与俄罗斯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的休克疗法不同，但又相似的是，全民所有的资产被资本化），从而使得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成为合法的竞争者。再如1998年启动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也是政府、行政从房地产市场中退出的过程。可以说体制改革或者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转型是围绕着市场经济重新配置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过程，政府逐渐在市场经济中划定自己与市场的边界和位置。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就是国家、政府、行政逐渐从社会、经济领域中退出的过程，一些社会学家也把这个过程描述为"重新发现社会"或者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占据国家从经济、社会生活中退出之后的位置，那么问题的复杂在于，这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又始终伴随着"再政治化"，或者说政治以更大的力度卷入市场经济之中。正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话，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就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济活动本身变成了政治、施政的一部分，国家并没有在这种去政治化的体制转轨中削弱，反而更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中心。如在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行政设置中，围绕所管辖属地行政活动都是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国家／政府全面而彻底地介入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之中，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之中政府、行政之手又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国有企业以国家资本和行业垄断的面目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而且还在于国家／政府／体制也是民营资本的"推手"。这种行政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成为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如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无不是招商引资，官员的政绩指标也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这种"政府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构造了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告诉增长和繁荣。这可以从电视剧《蜗居》中看出政府在建构"光鲜亮丽"的国际化大都市中的核心作用。作为地方政府代表的市长秘书宋思明与开发商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权力寻租的关系，更是各取所需，宋思明也需要开发商来实现政府政策及规划。如宋思明讲述了一个穷小子成为洛克菲勒的女婿和世界银行副总裁的故事来说明自己作为"推手"功能[xxvi]。穷小子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把洛克菲勒和世界银行完成"强强整合"的"中间牵线人"，宋思明恰好就是这个牵线搭桥的人，是把行政、资本嫁接在一起的人。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空间中，占据上层空间的是宋思明及其国内外的商业精英，作为中产阶级、蜗居代表的是想挤进这个舞台的海清、海藻姐妹，而生活在底层的是等待拆迁的钉子户李奶奶一家（李奶奶是解放后分了房产的破落户，儿子、儿媳则是知青和下岗工人，这是一个在50-70年代被革命逻辑边缘化以及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被市场经济的逻辑再次边缘化的家庭）。有趣的是，剧中在呈现宋思明的儒雅、风趣、充实和富足的上层生活的同时，也呈现了蜗居者的艰辛和不可能，故事也在李奶奶一家被强制拆迁之时发生了逆转。这种使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使国有企业完成"华丽转身"力量离不开政府、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是也正好是这只看得见的手，为权力腐败和寻租提供了制度空间，这也正是宋思明作为政府／国家或行政力量在市场经济中所具有的两副面孔，一方面是精明强干、把穷小子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舞台的推手，另一方面又是官商勾结、腐败的贪污犯。可以说，国家、政府与资本的"耦合"，既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巨大成果，又是权力腐败的温床。从地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国家／政府的双重功能。一种就是国家／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这体现在国有企业自身所具有的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象征。国有企业收购民营资本与其说是一种行政干预，不如说更是产业升级、资本垄断的趋势，如在山西媒改中所呈现的政府主导下的国有煤矿完成资本及产业整合。再如地方政府也是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在这一点上，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具有利益相关性。这种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参与使得行政权力与资本权力更容易形成"强强联合"，同时也容易出现国家／政府权力的腐败和寻租，或者说，在创造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也滋生着如黑恶势力与保护伞等破坏市场经济的顽疾。无论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山西煤改，还是重庆打黑都可以看出是某种社会主义行政干预的影子，如果这种黑社会化和假球、赌球指认为"都是体制惹得祸"，恰好就遮蔽了政府、行政力量对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从这个角度来说，黑社会化及赌球与其说是体制、权力的罪恶之源，不如说是体制资本化的内在产物。如果说这样两种功能是国家／政府在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么从地产调控等事件还可以看出国家／政府的第三个功能和角色，就是一种市场经济之外的强有力的行政干预，这个功能被质疑者指认或误认为是计划经济回归、法治倒退的功能。而通过上面的分析，这种外力与其说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倒退，不如说更是国家／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调控或者说为出现畸形的市场经济的拯救和治疗功能。如在高房价日益成为贫富两极分化的加速器、中产阶级也被放逐到中低收入群体里面的时候，这种高速运转的马拉松比赛是很难持久维系的。而在煤矿经济中，暴富阶层与矿工的死难人数并存，恐怕也很难说是好的市场经济。更不用说深陷黑哨、假球和赌球泥潭的足坛，也使得足球职业化难以成为竞技体育的乐园。这种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基本上是200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的施政重点，如对农业税的取消、加强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医保、为农民工讨工钱等等，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把这些弱势群体放逐出去的同时，政府承担了这些被甩出去的包袱，或者说政府、行政对处在市场经济弱势位置的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应有的保障，也是政府对世纪之交日益恶化的三农问题的响应。在地产新政、山西煤改等事件之前，对医疗改革的调整也是面对市场化医疗所带来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如同高房价一样，高额医疗费也在驱逐着中低收入群体享受医疗服务。正如窦含章所指出的，在市场经济博弈中处在弱势地位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能由政府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政府成为某种市场之外的仲裁者和管理者。这种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监管功能并非来自于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排斥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评，而是内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模式和结构之中，就是政府、行政始终是市场经济的介入者和参与者。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那只无所不在的手始终存在。当然，近几年来一种救助弱势群体、强调中产阶级的公益精神和企业家的慈善意识成为一种公民责任，民间组织、志愿者行动也成为政府之外的力量。这也就是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政府高效率的救灾和民间社会的捐助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目前中国社会中，国家／政府充当着三重角色：一是市场经济的推手，二是权力腐败的罪恶之源，三是匡扶正义、恢复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拯救者或救火队。这就使得重庆打黑、足坛反赌中，政府或行政呈现一种悖论或矛盾状态。如果说行政化／官僚化的职业足球管理机构是体制弊端，那么反抗这种弊端的力量依然来自于所批判的体制自身。这就使得政府／国家在不同的事件中呈现为截然相反的面孔，如从房产新政、山西煤改中，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与地方政府有着利益关联的开发商及中小煤矿的制约和整改，在重庆打黑、足坛反赌又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使用铁腕手段对某些行业及地区的形成的官商勾结的利益体系的强力打击。如果没有这种政治的介入，恐怕很难在行业和地区内部完成这种颠覆式的改造。可以说，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是分离和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关系。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在国家／政府为市场经济培育的经济主体，那么对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甩出或掉队的群体就是下岗工人、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来说，政府还充当着救助和保障的功能，以便这场市场经济的马拉松比赛能够和谐持久地进行下去。&nbsp;[i] 香港学者王绍光借用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来解释200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的转变，认为"胡温新政"是一种从90年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策略转变为向社会政策倾斜的"历史性转折"，参见《胡温改革：新共识、新走向》（玛雅主编：《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http://www.chinathinktank.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9556）等文章。[ii]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崛起"基本上2004年前后由海外中国观察家提出，随后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强有力的呼应，尤其是伴随着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渐入佳境，尽管有着截然相反的判断（中国拥有独特的发展之路或中国走得是蹩脚的西化之路），但是中国经济无疑正在改写着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参考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黄平、崔之元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iii] 正如意大利学者艾伯特·马蒂内利在《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一书中所接着指出的"前者认为居支配地位的中心国家与欠发达的边缘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后者支持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之间相互强化的观点"，商务印书馆：北京，第3页。[iv]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学者汪晖从政治/去政治化的角度来理解作为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官僚体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和批判，如何保持政党的"政治性"而不"修正"为现代科层制度下的官僚体制始终是"革命党/共产党"的内在焦虑。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v] 这一过程也被汪晖描述为一种政党去政治化的体现之一，就是政党的国家化。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vi] 这种延续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其缺点和脆弱性在于这种"刚性"制度缺乏柔韧和弹性，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指出的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偏执诉求中，反而使得社会抗压能力在减弱。参见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vii] 中国经济学家姚洋近几年来把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一种超越了特定利益集团的"中性政府"，参见姚洋：《中性政府与社会平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中国经济》2009年1月）、《中国经济成就的根源与前景》（《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等文章。对于"中性政府"，汪晖提出了更为历史化的解释，认为"所谓中性化的政府产生于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其政治前提并不是中性化或中立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致力于缔造一个代表大多数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国家，国家或政府与特殊利益的纽带的断裂是以此为前提的。"（《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但汪晖也强调在当下经济转型中，"国家需要建设一个中立的，甚至更多倾向劳动和大众的调解机制。国家只有依托强大的社会力量，才能抗衡资本的力量,在不同社会领域之间达成平衡。"（《国家需扮演中立的调解者角色》，《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2010年9月11日）[viii] 《蜗居》是2009年底在中国大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讲述了两个姐妹在大都市中艰苦奋斗都很难获得"蜗居"之地的故事；《蚁族》是2009年中期出版的一本社会学调查报告，指出近几年毕业的应届大学生处在学历高、就业难、收入低的状态，只能在城市边缘租房居住。[ix] 任志强：《这只是个开始--我对国发【2010】10号文件的解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3510100imps.html[x] 窦含章：《任志强万言书是开发商谢幕前的高音》，http://finance.qq.com/a/20100426/004809.htm[xi] 《80后失梦的一代》是《南方人物周刊》的封面专题，2010年2月6号总第199期。《中国"白奴"大逃离--北上广深白领调查》，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12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4055[xii] 《年度报告·2009：公民之年》，《新周刊》2009年第313期。[xiii] 《钱经》（中国投资理财第一刊）2010年01号的封面故事是"2010，中产之殇？"。[xiv]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0年之初策划了《"被消失"的中产》的专题，讲述"不再中产"的故事："中国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而《南方人物周刊》也策划了一个《80后失梦的一代》的专题，讲述这些准中产阶级主体"逃离北上广，回归体制内"的"梦想难以照进现实"的处境。可以说，这是一个公民获得命名的时代，也是一个中产阶级"人人自危"的时代。[xv] "弱势群体"和"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命名方式，几乎在新世纪之初分别获得了各自所属的身份。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把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的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和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归入"弱势群体"。就在弱势群体成功而有效地规训着这些底层群体之时，一种出现在80年代末期、在90年代被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话语开始在世纪之交大面积浮现出来，如《格调》、《当代社会阶层研究》等学术畅销书开始正面讨论改革开放20年来的"阶层之谜"，《新周刊》2001年以来分别以《忽然中产》、《给中产一个定位》为选题，讨论"向中产看齐--一个阶层和它引领的生活"的话题。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被赋予双重想象，一方面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成为社会结构稳定及合理化的象征（如美国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这种中产阶级主体的理性社会与民主化诉求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的功能也基本上限定在维护公民权利和救助弱势群体上。[xvi] "马拉松比赛"是孙立平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对法国社会结构的描述，马拉松式的社会结构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不同，人们在金字塔中虽然占有不同的社会/空间位置，但始终处于同一结构之中，而马拉松的游戏规则是不断地使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剩下那些坚持跑下去的就是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就业者，在这个意义上，参与游戏的与被淘汰的处于结构性的"断裂"之中，这显然是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出现的游戏机制。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也是认为中国也处在这种马拉松比赛之中。用马拉松这一时间性的比喻来替换金字塔这一空间结构的修辞来描述中国当下社会，似乎能够解释一部分中国社会的事实。比如失业，固然意味着被排斥到游戏之外，但并非处于社会结构之外，因为这种不断被淘汰的机制本身就是游戏运行的保障，或者说是游戏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失业者无法继续参与到社会结构之中，不如说失业者以"下岗"的方式实现了这种结构的运行。[xvii] 任志强是"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倒退的开始"；窦含章是"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福音，对于开发商来说，则意味着由高潮走向谢幕的序曲"；财经评论人叶檀认为"房地产市场分水岭已经到来"。[xviii] 笑蜀:《要用法治丈量重庆打黑》，http://tigerzyx.blog.163.com/blog/static/70974850201012015517777/。[xix] 《山西煤改遭浙商煤老板抗议》，http://stock.591hx.com/Finance/Articl ... 9-11-20/0000104512s.shtml；《山西煤改拉锯战浙商完败温州一小镇20万人被套》，http://finance.baidu.com/2010-01-08/122297785.html；《煤老板绝地反击质疑山西煤改违法》，http://news.qq.com/a/20091105/000772.htm；《浙商发布投资黑名单山西因"煤改"位居榜首》，http://news.qq.com/a/20100110/000156.htm。[xx]《中粮：全能央企"狼"性扩张》，《南方周末》2009年8月20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33199[xxi]《王家岭矿透水事故进入调查阶段：责任事故如何严肃问责》，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 ... 04-15/content_160877.html[xxii] 《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南方周末》2009年11月12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37223[xxiii] 这种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可以参见网络，如笑蜀:《要用法治丈量重庆打黑》；杨恒均《从"法治"与制度的高度审视重庆打黑》；郭光东：《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从<南方周末>质疑薄熙来看右翼普世"法治"的虚伪性》；《世界朝前走，重庆向后转》；裘红伟：《打黑不能动摇民主和法制的根基》；《对薄熙来"打黑"的反扑是不得人心的》；《打击黑心律师更要防范黑心权力》；王随学：《重庆"打黑"与法治和人治的反思》；游龙：《薄熙来的"红与黑"和"人治与法治"》；《重庆打黑公安局长到底算不算"人治"》；《重庆的打黑风暴说明我国仍处在"人治"时代》等等。[xxiv] 李承鹏等著：《中国足球内幕》，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1月，第19页，第309页。[xxv]《高层频表态关注中国足球 公安部介入足坛黑幕》，http://news.qq.com/a/20091125/002521.htm[xxvi] 《蜗居》中有一个房产开发商陈寺福，是典型的暴发户，但是很听宋思明的话。因此，当宋打算借他的公司作空壳，将他塑造成港股上市公司的CEO时，遭到了身边朋友的质疑。他便给朋友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美国一个农村，住着一个老头，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在城里工作，小儿子和他在一起，父子相依为命。突然有一天，一个人找到老头，对他说："尊敬的老人家，让我把你的小儿子带到城里去工作吧？"老头气愤地说："不行，绝对不行，你滚出去吧！"这个人说："如果我在城里给你的儿子找个对象，可以吗？"老头摇摇头："不行，快滚出去吧！"这个人又说："如果我给你儿子找的对象，也就是你未来的儿媳妇是洛克菲勒的女儿呢？"老头想了又想，终于让儿子当上洛克菲勒的女婿这件事打动了。过了几天，这个人找到了美国首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对他说："尊敬的洛克菲勒先生，我想给你的女儿找个对象？"洛克菲勒说："快滚出去吧！"这个人又说："如果我给你女儿找的对象，也就是你未来的女婿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可以吗？"洛克菲勒想了想，同意了。又过了几天，这个人找到了世界银行总裁，对他说："尊敬的总裁先生，你应该马上任命一个副总裁！"总裁先生头说："不可能，这里这么多副总裁，我为什么还要任命一个副总裁呢，而且必须马上？"这个人说："如果你任命的这个副总裁是洛克菲勒的女婿，可以吗？"总裁先生于是同意了。于是，这个农村小伙子马上变成了洛克菲勒的女婿，加上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宋讲完故事后，意味深长地说："陈寺福有多大本事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去牵线搭桥，如何去运作。只要在适当的时候，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那么，中间牵线人呢，就成了他的兄弟加亲爹，想要什么，说一声就行。"&nbsp;

公民社会是黑白好坏混在一块的大杂烩，与民主并没有必然的等号。公民社会组织在经济上主要依赖商业收益或政府资助或外国捐款，无法保证其自诩的独立性。流行理论强调公民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外部效应，事实却是公民社会的内部效应比如民主技能训练，恰恰更能促进民主。

清代和1949年后中国法庭判决民事纠纷的实际，十分不同于我们根据儒家或毛泽东时代的表达、或者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的理论预设所得出的图景。清代法律确实将民间调解和“无讼”的道德观念置于最显要的位置，但事实上它随后又制定了许多与那些观念有分歧的实用性规范来指导判决。当代中国的法律也强调调解，并在改革时期从西方引进了形式主义权利原则，但事实上它同样规定了与它们有分歧的实用性判决规范。清代和当代的案件档案都表明法庭其实时常判决。中国的法律方法，可以称之为“实用的道德主义”，它既强调道德观念（后来又引进了外来抽象原则），又优先考虑事实情形和解决实际问题。它立足于一种从事实到原则再回到事实的认识方法，和现代西方大陆法的形式主义认识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得知丹尼尔·贝尔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和贝老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93年，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经常通信。我与贝老最后一次通讯是在一年前，想征询他是否允许把我们之间的来往书信用在我与他人合著的书中。这本《城市的精神》是把对一个城市的心态的理论化与个人历史结合起来的书（2011年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选段就是出自该书论证移民对纽约的成功的重要性的章节。&nbsp;新加坡，1993年11月。丹尼尔收到纽约著名知识分子丹尼尔·贝尔的传真。开头写到“我认为任何一个名叫约翰·斯密斯的人看到他的名字在很多地方出现甚至作为作者出现在不同的书上都会习以为常，但看到《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的新书广告，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丹尼尔·贝尔著的《社群主义及其批评家》，那个丹尼尔·贝尔除了名字，并没有其他身份特征，我还是感到非常吃惊。”贝尔接着解释说他也撰写关于社群主义的内容，在信的末尾他写到“无论如何，纯粹出于好奇，我希望更多了解你的背景和思想。”&nbsp;丹尼尔用传真回复，解释了他的家庭背景。“为了逃离俄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我的曾祖父丹尼尔·别列斯基（Daniel Belitsky）身上只穿了一件短袖衫，和数千其他犹太人移民一起在1905年在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下船来到新大陆。”丹尼尔解释说他的祖父把名字缩短为贝尔，以便更符合非犹太人主流社会的习惯，他希望他的其中一个儿子起名“丹尼尔”以纪念他的父亲。这就是丹尼尔名字的由来。&nbsp;几个小时内，丹尼尔收到丹尼尔·贝尔的另一份传真：“你的描述中与我的家世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相似之处。我的祖父阿拉姆·波罗茨基（Avram Bolotsky）是从立陶宛-波兰-俄罗斯三角地带在1905年来到埃利斯岛的。我的叔叔萨缪尔·波罗茨基（Samuel Bolotsky我的法律监护人）是牙科医生，在我1929年10岁的时候给我起名贝尔。所以，从1929年起，我成了丹尼尔·贝尔。”&nbsp;这两个丹尼尔·贝尔几乎每天都传真交流。年轻的贝尔说他的有关社群主义的书已经被国会图书馆归类为社会学而不是归类为政治理论。老贝尔回答说“别管它。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你在“民主”中国求职，可以列举一长串的著作目录（我正在增补缩略的个人简历）[1]另外一个原因是你的著述时间将很长，将来的中国学者会吃惊地发现一个名叫丹尼尔·贝尔的人寿命长的惊人，他的著述时间超过90年。”&nbsp;年轻的贝尔回答说“谢谢您的个人简历。如果我在民主中国求职的话，我肯定用这个名字，不过，即使我未来的雇主相信我可能写了这么多书，我们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或许我们需要等上几百年才能在中国看到民主制度。”&nbsp;两个丹尼尔·贝尔最后决定年轻的丹尼尔·贝尔在未来的出版物作者介绍中加上字母A以便区分，免得两者混淆。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丹尼尔·A·贝尔在非民主的中国找到了工作，他有时候应邀在中国大学讲学时仍然会被错误地当作真正的丹尼尔·贝尔。&nbsp;去年二月，我给丹·贝尔寄去了包含上述选段的有关纽约一章的初稿，他在第二天回信说：&nbsp;亲爱的丹，&nbsp;我假设这是“另一个”丹尼尔·贝尔，他有一个在北京的妻子宋冰，据说在北京拥有两家餐馆，还有一个儿子朱利安将与我的孙女伊兰娜（Elana）订婚。&nbsp;这是解释我收到的信的唯一方式。&nbsp;关于“城市”，你的课题听起来与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ett）的妻子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的著作非常相似。所有这一切都说得通么？请告诉我。&nbsp;祝好！&nbsp;老丹尼尔·贝尔&nbsp;附：我认为“另一个”丹尼尔·贝尔已经同意给自己签名丹尼尔·A·贝尔来与最初的丹尼尔·贝尔区别开来，可是现在可能被下面这个事实所混淆，我的儿子大卫·A·贝尔（David A. Bell）如今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写上大卫·A·贝尔, 其中A代表阿拉姆（Avrom）用来作为中间名。我儿子大卫·A·贝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院长，即将到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你曾经作为洛克菲勒研究员在那里工作过。或许所有这些混淆都是命中注定的。&nbsp;下面是我的回信：&nbsp;亲爱的丹，&nbsp;是的，是我，我期待这桩婚姻。&nbsp;请多保重。&nbsp;丹（丹尼尔·A·贝尔）&nbsp;今天早上，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丹尼尔·贝尔的讣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我担心它是不是我自己，但后来我想起来了我的名气还没有那么大足以在《纽约时报》上发布讣告）。这则讣告提到丹尼尔·贝尔的“自我嘲讽和谦逊”。我承认这不是我在想到丹尼尔·贝尔时首先想到的品质。从个人角度看，我对他的机智和热情印象最为深刻。他的传真给我在新加坡的日子带来最美好的时光。丹，祝愿你平安。我保证继续完成你为我设定的使命（但我还没有告诉我儿子他的使命呢）。&nbsp;丹尼尔·A·贝尔(贝淡宁)&nbsp;&nbsp;（北京，2011年1月23日）&nbsp;&nbsp;吴万伟 译译者注：&nbsp;丹尼尔·贝尔是我敬仰的著名学者和社会学家，很早就听说过他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等著作。感谢贝淡宁教授第一时间把纪念丹尼尔·贝尔的文章发给我。记得第一次翻译贝淡宁教授的文章“老外在北京讲政治理论”时就曾把作者翻译成了丹尼尔·贝尔，文章在网络上发表后，曾有读者纳闷难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学者到中国当老师了。后来再翻译他的著作时，我就用其中文名字贝淡宁了，不过一不小心，我仍然会搞错。前些天，我曾经给贝淡宁教授去信询问2010年秋《异议者》杂志上的一篇书评“重新思考人文学科：新世纪的建议”，但他告诉我该书评不是他写的，而是大卫·A·贝尔写的。我只专注于作者名字后半部分的A. Bell，却忽略了David 和Daniel 的区别。他还告诉我这个贝尔是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儿子。世界真的很奇妙，相信读者也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nbsp;-------------------------------------------------------------------------------&nbsp;[1] 老贝尔实际上给我传真了长达四页的个人简历，“提到了我出版的书籍，但略去了我写的很多很多文章。有些文章有点靠不住，因为年轻时担任社会民主派周刊《新领袖》（The New Leader）的执行编辑，未成熟的我在五年中写了250多篇文章(按照一个研究生的统计)，你可以算出来，一周一篇。”小贝尔认识到自己根本无法与他正面竞争，所以计算了需要多少年才可以赶上老贝尔的著作总数量。老贝尔回答说不仅仅是数量问题，他的两本书都入选《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认定的自二战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百本著作。

不管后来发生了多少曲折变化，但从台湾光复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其实最终都反映了当时由国共两党所各自代表的两个阶级（官僚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两条道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