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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宗教力量、教派、部落、民族

今年伊始，对全球而言最重要的大事，乃是「中国——东协自由贸易区」正式开始。根据双方签约时的估算，中国国民所得将提高0.58%，191亿美元，东协（即东盟）国民所得提高3.72%，442亿美元；东协对中国的出口将增加48%，中国对东协出口则增加55%。「东协加一」 的开始，其意义重大：在经济上，这乃是全球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开始展开，中国经济有了更强的整合力；而在区域安全上，则代表了「亚洲人的亚洲」时代逐渐到来。近代中国与东协的关系始终随情势而多变，在越战前后仍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直到1994年中国进入东协成为「特别对话伙伴」，95年加入东协的「区域安全论坛」，新的和平发展关系始告确定。当中国与紧邻的东南亚各国亲睦往来，中国的安全屏障也才可以有更大的纵深，因此，「东协加一」可以说是「亚洲新秩序」已踏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将来，东协再与韩日、印度、澳纽结合为更大的自由贸易区，它对全球经济必将有更大的影响力。不过，就在东协、中国、韩国、日本等努力於亚洲整合的时刻，非常不幸的乃是正处於民主发展恶质化阶段的台湾，对内党同伐异，对外则闭锁无知，完全失去了判断亚洲未来发展方向的能力与应对之道，极有可能的后果乃是台湾在亚洲整合的过程里被彻底的边缘化。台湾在李登辉及陈水扁时代有过第一波西进热，而在马英九时代则可能出现第二波以南进西进为目标的新出走热。最近台湾调查，由於企业出走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日益严重，单单去年1至11月即增加了3万人，应当就是第二波出走热所致。这也是看「东协加一」，台湾人的心头滋味必不好受的原因。其实，台湾在李登辉时代曾有过以「南进」来抗衡「西进」的策略，但一方面台湾长期以来皆只重美日而疏忽东南亚，视东南亚为落后地区，因而力甚少；加以1990年代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尚未全面化，商机并不突出，因而李登辉的「南进」遂告铩羽而归。及至陈水扁上台，他除了「独立建国」外，几乎已无其他目标，遑论对东南亚的经营了。反倒是就在这段期间，由於中国国力渐增，需求增加，而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渐增，也吸引了较多华人的支持。而2008年是个转机，由於陈水扁的台独路线走不下去。他也自承「台独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我不可能，李登辉也不可能」，这也是马英九能够以6比4这种山崩式比例获胜的原因。当年的选举，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全力攻击「一中市场」，也丝毫发挥不了作用。这意谓马英九就职后，若将自己的政权定位为「非独」政权，接续陈水扁走不下去的台独路线，不但在理上讲得通，两岸关系以「非独」为新的出发点，做为一种新的「最低限互信」，相信北京纵使不满意，但也必能接受。讵料，马英九是被民进党骂到已不自觉的「民进党化」的人，於是他上台后即打出「不统不独不武」的路线旗号，「不武」纯粹是虚辞，「不统不独」则是以拖待变，其次则是要求北京「承认现实」，意思是某种形式的两国论。於是，在过去的19个月里，北京遂对他由「体谅」而转为「怀疑」。特别是去年「两岸一甲子」对论会，北京派出郑必坚带团，一大半目的就是要搞清楚马政权真正的两岸态度为何，该次会议马阵营找来多名独派人物与大陆对话，他们自以为得计，但大陆团却因此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因此，后来才有大陆军方人士公开批马是在搞「和平分裂」、「独台」的声浪，目前大陆官方人士已不再会讲不中听的话，所有难听的话都只会由学者及退休人员上场，因此军方退休将领的言论，至少已是一种症候。除此之外，台湾搞政治的一向自认有个万灵丹，只要政权发生危机，就会打「爱台湾牌」及「负面中国牌」来证明自己爱台湾。马政权在县市长选举大败后，无论宣传上和电视广告上这种「爱台湾」的气氛已日浓；在谈到ECFA时的口气也愈硬，彷佛不签ECFA，使台湾进入东协，就是北京没有善意，这一连串动作，其实已将两岸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危险点：最顺利的结果，就是北京再次帮他兑现ECFA这张支票，让台湾更像独立国家一样去和东协签订自贸协定；而这种情似乎并不容易，那么北京该如何呢？是以拖待拖？或者是背起对台湾「缺乏善意」的帽子？或是北京另外设定自己的日程表，摆脱目前这种「你开支票，我就要兑现」的被动局面？去年12月31日，台北「两岸统合学会」在胡六点一周年举行座谈会，邀我担任串场的主持人。在该次会上，与会学者无一例外的皆对马的两岸政策缺乏诚意与能力表示失望，我们的发言还引出一场轩然小波。我指出，他以六成选票当选，立法院也有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却无能无识，搞到民众满意度只剩不到三成，2012已有无法连任的危机。2008年大选，民进党抨击「一中市场」不遗余力，但却无效，到了今天，由於他没有能力处理台湾经济问题，已使得反「一中市场」和反「一中」俨然成了新的主流，反而是台湾一些独派在为他喝彩或为他讲话，一个局面搞到如此混乱，这究竟是谁错了。目前「东协加一」已经起动，东亚新秩序已在形成，展望未来，若两岸缺乏互信，这个新秩序里台湾必将被边缘化，台湾为了正找出路，必将有第二波西进南进热。就以广西南宁为例，过去两年台商投资皆以35%比例大幅成长，累积投资额已逾46亿美元。这些都是眼於「东协加一」这个大市场的台商，而搞政治却仍在思考如何拉拢独派，如何证明自己也爱台湾、如何寻求连任等问题，台湾的未来又会在哪里？

叙利亚是自古以来是中东地区的心脏地带，20世纪以来又是代表阿拉伯文明现代化努力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中心。在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对抗中，叙利亚是前线地带。当这些因素与现实交织，扭结成了当前作为全球形势焦点的叙利亚问题

治外法权始终是在欧美国家以外实行的，比如19-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

日本记者俱乐部作为日本各大媒体获取消息的常规正式渠道。相当多的研究认为它是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控制舆论的制度工具。但是，尽管国际国内批判不断，任何关于记者俱乐部的改革举措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针对这一矛盾，本文提出，记者俱乐部制度并不只是反映日本政治单方面对舆论的控制，而是反映了保守政治势力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契约同盟关系

中国曾是受到毒品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新中国成立前，有100万公顷的罂粟种植，30万人以贩毒为业，吸毒总人数大约为2000万。以当时人口总数5.4亿计，平均每2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瘾君子。新中国成立后，3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30年后，中国的毒品问题又开始面临新的挑战。1991年，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是14.8万人，1992年为25万人，1994年为38万人，1995年为52万人，1997年为54万人，到2008年底，已达112.7万人。如果按每一显性吸毒人员背后至少有4名隐性吸毒人员的国际惯例计算，国内的实际吸毒人员已达450万之众。

认证对于国家强制、汲取、濡化、再分配、统领和规管能力的基础作用越来越显要。有认证的国家与无认证的国家，有适度的强认证能力的国家与在认证能力上存在事实或规范缺陷的国家，将在这些事关个人福祉、人心安定与政治认同的国家事务上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同。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外资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随着外资在中国的无限膨胀，外资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风险，也慢慢在中国浮现。21世纪在中国出现了外资扫荡型收购。这种扫荡比较隐蔽，普通百姓未必会有所觉察，但其危害却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分析2011年6月芒克辩论会"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基辛格、弗格森与李稻葵等人之间关于中、美大势的辩论

中国社会学若深入理解和反思现代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变迁,特别是三十年来社会转型和建设的过程,仅靠社会学的学科化和规范化的努力是不够的,也不能仅仅依赖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摹仿和移植,不能仅仅依赖未经理论准备和反思的单纯的本土田野调查。我们必须通过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社会学前辈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基础,摸索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出路,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本次研讨通过对严复、孙本文、梁漱溟、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前辈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的考察,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几个基本特质和思想传统,并呼吁社会学界大力开展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全唐诗》卷38里面有这样一首诗，它的作者是初唐的王绩，标题叫《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这首诗后面我们又读到另外一首诗，标题叫做《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全唐诗》中为这首诗标的作者名，是朱仲晦，《全唐诗》也考不出他的生平来。他实际上就是朱熹。

史景迁：十七世纪的中国与西方
2010年NEH杰弗逊演讲

“《红楼梦》是中国最杰出的小说。晚清时代，北京文士对《红楼梦》的热爱就已经到了‘开口必谈’的地步。而在整个20世纪汗牛充栋的对《红楼梦》的研究中，有这样几个名字大概是最不能忽略的：毛泽东、胡适、俞平伯、蓝翎和李希凡。俞平伯的校订使我们有了一本‘曹雪芹的《红楼梦》’，蓝、李的文章终于将《红楼梦》研究由考据学推进到文学领域，而由胡适考据派的垄断造成的《红楼梦》研究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被打破，则是由于1954年毛泽东亲自介入而展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 ”本站略做校订，改动仅限错字、段落编号错误、以及估计是论坛发表时为避免禁词而用的字母替代。－－人文与社会

在这些剧作家看来，真实世界中的英伦三岛已病人膏盲，资本主义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而他们第二代剧作家的使命是批判这个"真实世界"、激发观众反对这一行将就木的制度的政治热情，创作初期对于形式的创新他们并不大热衷。

本文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学博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社会人口和经济社会学中心负责人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梁赞采夫（Sergei V. Ryazantsev）在全俄科学实践会议"二十一世纪前二十五年俄罗斯各地区的人口现状与未来"上的报告。附更详英译

从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这一个月间国内影响最大的两件公共安全事件，一件是7月23日甬温铁路动车追尾事件，另一件是8月8日大连PX化工厂在建防波堤溃堤事件。 7月23日晚8时34分许，由北京开往福州的D301次列车在行驶至甬温铁路永嘉站至温州南站之间的一座高架桥上时，与由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导致D301次的1－4车厢和D3115次的15、16车厢出轨，其中D301次1－3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4车厢则悬挂桥上。事故共造成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尽管铁道部至今还未公布事故的正式调查结论，但是根据事故发生不久后流出的一份调度作业记录（其真实性已得到证实），以及记者在采访时所得到的进一步资料，事故的原因已经基本明晰：当日晚7时许，事故路段的地面信号出现故障（可能是由雷击导致），导致温州南站列控中心的计算机自动拒绝所有车辆进入事故路段。此时，温州南站转入"非常站控"，也就是由人工发布调度命令，代替自动发布调度命令的列控中心计算机。在调度人员的命令下，D3115次以20 km/h的低速进入事故路段。之后，调度人员又命令D301次进入事故路段。由于地面信号在此时又出现了其他故障，导致D301次的自动防护系统始终未接收到要求减速停车的红色信号，该车一直以约170 km/h的高速运行。当D301次司机发现前方的D3115次时，虽然采取紧急制动，但为时已晚，两车相撞，D301次司机也不幸殉职。 由上述事故原因来看，事故路段的信号系统存在严重问题，可能是信号系统本身存在设计缺陷，可能是电务部门平时对信号系统疏于排查，也可能是电务工人在当晚的维修过程中出现了低级失误。据记者调查，在事发之前，电务部门竟然向调度部门瞒报了信号系统的严重问题，因此电务部门要负主要责任。同时，调度部门也存在调度作业违反规程的问题，也要负一定责任。这些失误的叠加，导致原本有列控系统和自动防护系统双重保险的动车，最终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的特别重大事故。 在上述直接原因背后，自然也可以挖掘一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今年2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刘志军任职期间，大力主张铁路提速，甚至"跨越式"发展高速铁路，因而有了"刘跨越"的别名。铁路提速增加了运力，也降低了内陆地区因人流物流受限而形成的经济发展壁垒；高铁的发展还体现了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也使中国掌握了一种能够大规模向世界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尽管这种跨越式发展不可避免会带来"软件"相对落后（主要是相关技术人员的水平跟不上）的问题，但这种问题是可以在发展中逐渐解决的，所以在刘志军任职期间，中国铁路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并不像"7•23事故"后某些媒体宣扬的那样，是什么"大跃进"。 但是，在刘志军下台之后，铁道部未能对中国铁路继续采取正面发展策略，而是迎合了某些意见（包括一部分民意），对未建的高铁项目束之高阁，对已建的高铁项目甚至一般的动车大搞"降速降价"。这种在根本上推翻之前的工作计划、甚至在人事上搞"清洗"的做法，不能不造成铁路系统人心惶惶，以至于使一些部门为求无过，不惜违反安全规章，甚至瞒报隐患。如果说在刘志军时代，技术问题是影响铁路运营安全性的主要问题，那么在后刘志军时代，原本问题不大的管理也上升为影响铁路安全性的主要问题之一了。像"7•23"事故，与其说是技术事故，还不如说是管理事故。 "7•23事故"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导致了国际上对中国高铁技术先进性的怀疑，也导致了国内民众对高铁和动车安全性的怀疑。对于一般人而言，技术的安全性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感受，既取决于这种技术本身的客观安全性，又取决于人们对技术安全性的主观期望，而客观安全性又取决于对不可抗风险的控制能力。对于动车而言，"7•23事故"恰恰暴露了铁路部门对信号系统故障这样的不可抗风险并没有足够的控制能力，由此导致的较低的客观安全性，连一般民众并不过分的主观期望（不要死人，尽量不要晚点）都不能满足。这种控制能力的缺乏应主要归咎于铁路部门高层因政策的不连续性而导致的管理混乱，相比之下，动车本身的技术并无太大问题，不是低客观安全性的源头。 至于大连PX化工厂溃堤事件，情况则很不相同。 8月7日，原本预计在华东沿海地区登陆的2011年第9号台风"梅花"，在中国东部近海海域向北转向后，开始影响大连。受其影响，8日凌晨，大连海岸风力达到8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导致位于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由福佳大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建设的70万吨PX工程（通常简称大连PX，PX是对-二甲苯的英文缩写）的在建防波堤决口，引发海水倒灌，危及距防波堤不远的化工储罐的安全。虽然经抢险人员奋力抢救，并没有造成任何化工原料泄漏，但这一事件引发了一部分大连市民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对政府的质疑，并最终在8月14日酿成了数千人上街游行冲击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 在这一安全事故中，自然也存在明显的"人祸"因素。虽然福佳大化的防波堤工程是经过相关部门（包括大连市环保局）审批通过的合法工程，但由于环评有缺陷，其中并未将溃坝风险考虑进去。尽管这一缺陷似乎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在历史上，辽宁省是较少受到台风影响的省份，在1949年以后，像"梅花"这样严重的台风威胁只有两次，分别发生在1985年和1997年--但终归是个重大疏忽。此外，无论是防波堤工程，还是70万吨PX工程本身，都存在"未批（指环保部门的批准）先建"，以及信息不透明问题。至于事发后该化工厂员工以暴力阻挠记者的正常采访，更体现了福佳大化落后的企业管理作风和危机公关意识。 然而，和动车事故不同的是，在大连PX化工厂溃堤事件中，虽然其客观安全性也不算太高，但是某些大连市民的主观期望却高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巨大的落差，导致这起事故的后果虽然很轻微（未有人员伤亡、未有重大经济损失、未发生环境污染），却丝毫不能平息这些大连市民心中强烈的恐慌感。 为什么这些人会对大连PX的安全性有这么高的主观期望？第一个原因，在于对PX化工厂的性质和重要性缺乏理性认识。事实上，在各类化工厂里面，PX化工厂是相对来说较为安全的一种。以其产品的毒性为例，在副产品里只有苯具有较高毒性和致癌性，作为主要产品的PX本身则只具有低毒性，其致癌性和致畸性均无明确证据（但在网上的谣言中，PX却被说成是"高毒高危"）。此外，PX的沸点相对较高，挥发性相对较低，发生泄漏事故后虽然极易失火，却不太可能爆炸，所谓"PX储藏罐爆炸将毁掉整个大连城"是不折不扣的危言耸听。然而，对于那些脑子中已经形成"化工厂＝毒药库"定式的市民来说，他们是不容易相信这些化工常识的。 从重要性来说，PX化工厂是中国目前亟需的产业。PX的主要用途是生产聚酯，聚酯是十分重要的工业原料，可以生产涤纶（俗名"的确良"）纤维，是化纤中产量最大的品种，还可以制造聚酯瓶（为目前市场上主要的瓶装饮料用瓶）和聚酯薄膜等。中国目前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PX以填补需求缺口，将PX项目引入中国，既可以降低价格，又可以完善石化产业链。而在大连设立的PX化工厂，更是担负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任。然而对于眼光狭隘的小市民来说，他们能够意识到涤纶衣物和聚酯饮料瓶的重要性，却意识不到作为其原料的PX的重要性，能够意识到个人舒适生活的重要性，却意识不到化工企业贡献的税值对城乡建设、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重要性。 某些大连市民主观期望极高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他们把自己的理想生活质量拔高到了现实不可能满足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大连是且只能是一座滨海的花园城市、旅游城市、宜居城市，他们的理想城市生活中因而也只允许有蓝天碧波、青山绿树，再来几名女骑警在街头点缀一下。然而在长期以来的城市功能定位中，大连从来就不是一座单纯的旅游胜地，它同时还是重要的工业基地。长期以来政府的偏颇宣传，使一部分市民无法容忍在自己的身边竟然有什么化工厂，更无法容忍这化工厂出一点点事故，这就造成了他们要求的权利过分膨胀，结果使大连市政府成了亨廷顿等人所谓的"超载政府"，因无法满足市民的过分权利要求，而不得不自作自受。 在大连PX等化工厂不高的客观安全性和某些大连市民极高的主观期望的张力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年多以来这些大连市民恐慌感发展的历程。 2010年7月16日，一艘外籍油轮在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大连新港卸油时，引发输油管道爆炸和一个储油罐起火，并导致部分原油泄漏入海。正是这起和PX项目并无关系严重的安全事故，开始引发大连市民对大连新港附近的化工厂的恐慌。后来在这一工业园区，又先后发生了几次小事故，比如2010年10月24日，在拆卸"7•16事故"中起火的储油罐时，该储油罐再次起火；同年12月，大连新港一家宾馆失火，3人遇难；2011年7月16日，恰在"7•16事故"一周年之际，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厂区失火。这些小事故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可控的，但对于不懂工业安全技术的普通市民来说，他们会倾向于把这一切都视为必然，视为越来越大的隐患。 巧合的是，2011年6月4日，在渤海又发生了油气田泄漏事件，此次事故直到7月5日才向公众公布，引发了很多人对信息不透明的质疑。尽管这一事故和大连石化企业无关，但因为发生在大连周边海域，也被某些大连市民暗记在心。这样到了8月8日再发生溃堤事故时，这些大连市民的情绪便来了个总爆发，把对石化企业的不满，全都发泄在大连PX项目之上。 这时候，2007年6月1日发生在厦门的反PX游行便成了他们学习的榜样。那次游行的目的是要求迁走与厦门主城一水之隔的海沧区70万吨PX项目，最终，这一目的得到成功实现，厦门PX被迫迁建福建漳浦古雷半岛。受此鼓励，游行的大连市民也把"PX滚出大连"作为他们不可妥协的诉求。为了能够借上厦门游行的力，还有人编造"大连PX是从厦门迁来的"的谣言（事实上二者毫无关系，大连PX的建设方福佳大化是本地企业，而厦门PX的建设方是台湾企业），企图把大连反PX游行作为厦门反PX游行的不可分割的后续运动。而最令人不解的是，为了安抚这部分民意，大连市政府竟然在缺乏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公开宣布会把PX项目搬离大连。这种对非理性民意的过分屈从，是近年来政府工作中日益严重的一种不良作风，不能不令人忧虑。 其实，世界的本质就是不安全的。生存在本质不安全的世界中，我们只能是尽量追求风险可控，并对这种控制风险的能力有理性认知。在风险控制上不失误，在主观期望上不失调，我们才能得到真正安全的感觉。风险控制上的失误让动车不安全，主观期望上的失调让PX不安全，这两件公共安全事故提醒我们，在安全感的缺席问题上，政府和民众都有各自不可推卸的责任。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孱弱、笨拙的老大帝国，而是欣欣向荣、正在积极塑造新国际秩序的新力量。钓鱼岛问题既涉及一系列历史的纠葛，也涉及到中国与当下的美日同盟的关系。这一问题恐怕不是简单地"回到战后秩序"所能解决的，而需要中国就东亚地区秩序提出更有想象力的战略愿景。

她以严谨、平和又富于"同情之理解"的笔触，发掘梳理了诸多被人遗忘的历史细节，仿佛拉开大红帷幕的一角，让我们重温先行者的伟业，吸取牺牲与挫折的教训。

记得2009年6月初的一天，法兰克福阳光明媚，德国电视一台（ARD）的摄制组拉着我到处走动，让我一边行走一边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他们首先把我拉到了法兰克福著名的红灯区，妖艳的霓虹灯在白天里仍然闪烁着色情的光芒，他们试图让我站立在某个暧昧的门口接受采访，马上有人从里面走出来驱赶我们，尝试了几次又被驱赶了几次以后，我只好站到了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回答他们的第一个提问。然后又被他们带到了几处又脏又乱的地方，或站或坐地继续接受采访。我的德国翻译跟在后面，一路上都在用中文发出不满的嘟哝声，他说法兰克福有很多美丽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哪里？为什么尽是在法兰克福落后的地方拍摄？现在，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中国人家》在中国出版了。我想，可能也会有一些中国人发出不满的嘟哝声。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繁荣的景象随处可见，可是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却热衷于在中国的落后地区摁下快门，虽然他的镜头也有过对准富裕人家的时候，可是次数太少了。因此一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罗伯特·凡德·休斯特没有足够地表达出中国三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的作品里已经流露出了这样的变化，问题是在为数不多的表达了生活富裕的画面上，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却让它们尽情散发出庸俗的气息。反而是在那些表达生活贫困的画面上，罗伯特·凡德·休斯特拍摄下了真诚和朴素的情感。于是，一些中国人可能会感到疑惑，这个荷兰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想，这样的批评者往往以爱国主义自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它国家，爱国主义常常是用来批评艺术和艺术家的最好借口。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只是一种口水的爱国主义，或者说爱国病，在其骨子里其实展示了人类的虚荣之心。虽然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废墟，可是我们愿意展示的却是美丽的公园。就像人们独自在家中的时候可以是一付邋遢的模样，可是走出家门的时候就要梳妝打扮一番。人人都想拥有一个光鲜体面的外表，除非穷途潦倒成为了乞丐。如果让人选择，是以邋遢的模样面对照相机，还是以体面的模样面对照相机时，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选择体面的模样。我和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也不会例外，因为虚荣之心人皆有之。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尊严。问题是人们对尊严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些人认为富贵和繁荣代表了尊严，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商店里奢侈品琳琅满目等等的景象代表了尊严。另外一些人却并不这么认为，这些人认为尊严来自于人们的内心，表达于人们的表情，尊严和富贵繁荣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之所以乐意为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中国人家》写序，就是因为我在他的摄影作品里看到了从内心出发，抵达表情的尊严。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精心设计了他需要的画面，然后摁下了快门。我感到，他在摁下快门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被拍摄者的尊重，无论是人物，还是景物，罗伯特·凡德·休斯特都以感激之情对待。这位不会说中国话的荷兰人，日复一日地游走在中国的农村，试图融入到一个又一个中国的家庭之中。他是如何跨过这条文化鸿沟的？他说："用眼神、用情感、用我的感受来交流。"然后他成功了。他的尊重之心在那些贫穷的中国家庭那里得到了回报，他们热情地为他敞开了屋门，将他请入家中，用粗茶淡饭招待他。罗伯特·凡德·休斯特说："我被摄入镜头的中国家庭体现的强烈好奇心、极大的热忱和友善所感动。每次在他们家里，我还会感受到他们的决心、勇气和意志力量。看来他们只有一个行进的方向，那就是前进。"如果有人质问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为何不是更多地去拍摄中国的富贵家庭？我愿意在此替他回答：那些亿万富翁的家门会向这个高个子灰头发的荷兰人敞开吗？中国人一直在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作品告诉我们，热情好客的民族传统现在更多地存在于中国的贫穷家庭，而不是富贵家庭。而且，这个荷兰人的镜头在面对中国的穷人时，时刻感受到了"他们的决心、勇气和意志力量。"他们虽然贫穷，可是"他们只有一个行进的方向，那就是前进。"我欣赏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作品的客观性，《中国人家》将会令人难忘。里面的画面真实地表达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我记得在一幅画面上，一个目光坚定的头像，其背景的桌子上摆着四个闹钟。我想借此提醒人们，在中国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还有很多中国人的生活，只是从一个闹钟到四个闹钟的进步。注：《中国人家》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同时出版。本文是应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邀请所撰写的序言。人文与社会：最后这张选自《杭州制造》，与《中国人家》风格不太相同

在现代化变迁和乡村变迁的宏观趋势中，农村宗教生态仍然较为典型地呈现了中国式民间宗教的特点，体现为儒释道与基督教等宗教“多元一体”关系的动态发展。宗教生态要达到良性平衡，需要经历由“自在”到“自觉”的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