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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身上的沉郁。一方面还原了生活的恶，让漫天浊气环绕着人们，另一方面又不安于昏暗的蔓延，于是独自站立起来，在旷野里直面着高而远的天空。

最近各国大学生活动比较多，开罗大学仍在要求更换穆巴拉克时期任命的学校领导。3月间纽约州CUNY已有6名学生和27名教职员工因在州府抗议公共预算消减、税收制度有利富人而被拘，纽约州各大学将联合于3月30日再次赴州府抗议。

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特征之一，"亲亲相隐"制度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其理论依据来自孔子"父子相隐"的学说，根据孔子的看法，"父子相隐"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为双向容隐，其二容隐主要表现为义务，当然也是权利。这两个特点在《唐律》中均得到落实。唐朝"亲亲相隐"之制来自北朝而不是南朝，因为汉魏两晋南朝本不存在这一制度。

　　张中行生前常和我谈起鲁迅、周作人的旧事，都挺有趣，资料的价值不小。记得有一次他把周作人给他写的扇面的照片给我看，隐含了许多历史故事。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周作人死后，弟子亦散，废名逝于“文革”初，江绍原和俞平伯早已沉寂了。一些受苦雨斋影响的文人，也鲜及周氏的文章。其实，周作人的热，是和张中行这 样的老人出现有关。无数模仿周作人体的文字的作家出现后，人们才广泛认可存在一个苦雨斋的传统的。而张中行在这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　　苦雨斋的弟子里，就文采和智慧而言，废名第一，张中行当属第二。废名是周氏早期的学生，张氏则属后来的弟子。废名喜欢周作人，乃学问和智慧的非同寻常，从那清谈的路里，摸索出奇、险、怪谲的新途。而张中行把苦雨斋的高雅化变成布衣学者的东西，就和百姓的情感接近了。　　张中行认识周作人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我相信起初周氏对他的引力只是在文字上。因为他授课的效果并不好，只是以文章名世。周作人与学生的交往没有胡适多，亲和力并不大的。但周氏的文章实在诱人，就见识和文字的魅力而言，除鲁迅外，别人是不及的。周作人在那时是个清醒的思想者，古典文学的修养高，希腊文化的研究和日本文化的思考也深。这在北大是极其特别的。周作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又带有儒家的中和之调。他对西方的人文学说有相当深的理解，在审美的范畴里，又深解东方艺术的要义。他的书那时在知识界风靡得很，博识与冷静让人动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声名很大，虽没有领袖之风，可在一些具体话题表述里，见解常常在胡适、陈独秀之上。胡适、陈独秀的意识，有巨人的风采，别人是不及的。可是周作人的选择是个人的，就让一些青年觉得有可行的一面，是普通人的状态。从北大毕业的人，讲起自己的老师，文科的青年要佩服的往往是周氏。张中行后来越来越感到这位老师的重要。他身上能汲取的东西，是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所不及的。所以内心深处，就自然亲近于周氏，也自称是他的学生。　　日本人占领北平时，张中行听到老师要出任伪职的消息，还写过信劝阻过，可见那时他们的交往已很多了。那时苦雨斋的身边的友人，差不多也是张氏的心仪之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钱稻孙、废名都在张氏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有的后来也成了自己的忘年交。周作人身边的人都不太张狂，个性却是耀眼的。他们不随流俗，思想放达，有六朝的意味。在张中行看来都是可念可感的存在。闲暇之时，偶尔还到八道湾看望老师，成了自己的乐事。他对周作人的认识，也随之越来越深，甚至受到了很强烈的暗示，有时也影响了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到了上世纪50年代，弟子皆散，只有张氏还经常关顾其舍，周作人是一定感慨的吧。我想周氏绝不会料到，承传自己的文学风格的竟是这个弟子，不过他的诚实、勤勉、远离世风的态度，周作人想必是赞佩的。所以，赠送给扇面与他，也是自然的了。　　在苦雨斋弟子里，深入揣摸到老师的精神底蕴者，不是很多。有的只学到了形，毫无神采，沈启无是。有的只附庸风雅，连基本的要领也没有掌握。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到许多。张中行得到精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怀疑的眼光，不轻信别人的思想。二是博学的视野，杂取诸种神色，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境界。三是拒绝一切八股和程式化的东西，本于心性，缘于慧能，自由地行坐在精神的天地。他在周氏那里找到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这方式既有旧学的一套，也有西学的因素。不同于古人的老朽，也和西崽相有别。这两方面恰恰符合了张氏的美学追求，他后来的写作就是由此而出发的。了解张中行，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关键点的。　　张中行不止一次地说过，周作人的学识杂，能包容下什么。而且写文章举重若轻，神乎技艺，渺乎云烟，神乎学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气象。比如在对古希腊的认识上，就高于常人，知道非功利哲学的意义。思想上呢，也有路基阿诺斯的怀疑意识，像尼采般能从世俗的言语里走出，看清人间的混沌。不过他在后来的选择上也有周氏没有的新东西，那就是不满足于知识的积累，要向哲学的高地挺进。于是就多了苦雨斋里没有的东西，和形而上的存在纠葛在一起了。这是他超出老师的地方。而这超出的部分，正是他对文化的一个贡献。也因为这个贡献，他的世界就与同代人区别开来，远远地走在了一些人的前面。　　苦雨斋主人在文体上给张中行的影响毋庸置疑。《负暄琐话》的风格明显从《知堂回想录》那里流出来的。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的谈天说地的影子，话语的方式有连带的地方。差别是前者是亲历的漫语，无关乎历史评价。后者则多了往昔的追忆，是感伤的文本，有大的无奈在里。在周作人一笔带过的平静里，张氏往往荡出波澜，似乎更有精神的冲击力。苦雨斋的文本是绝望后的冷观，而张氏的笔触却是冷中的热的喷发，不安的悲悯和伤感的低语更强烈吧。周作人看历史和人物，不动神色的地方多。张中行却情动于中，有诗人的忧郁的。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他的书看成是忧郁的独语，较之于自己的老师，肉身的体味更浓些罢了。　　关于苦雨斋的主人，他写过许多文章，看法都是独到的。在我看来是真正懂得自己的老师的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他似乎更喜欢周氏。因为那种平和与学识是自己不及的。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浅薄的造反者，而追随周氏的读书人，大多是本分的边缘化人。在那个历史年代，革命风云变幻，激进队伍成分复杂，鲁迅不幸也被复杂的烟云包围着。在张中行看来，只有苦雨斋主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是大不易的。他在《苦雨斋一二》写到了两人的交往：　　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多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虽然老师最终落水，附逆于日本政权，可在精神的维度上，那种坚守思想的独思和寂静，确实使人看到了思想的另一种可能。至少他在文章的写法与精神的表达上，没有趋于泛道德化的思路，在张中行看来是极为稀少的清醒剂。作为一种遗产的继承者，他知道理解苦雨斋的主人仍需要时间。　　从他所引的周氏的观点来看，周作人所保持的许多理念，都是张中行自己后来坚持恪守的。不陷于柔情，非豪情状，默默地对视世间的遗产。精神的冷，和内心的热，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群落都卷入到社会的冲动里，情感的因素战胜了理性的力量。身处乱世，奇冤四起，血气冲天，怎么才能保持精神的安宁呢？安宁，就要不动于火热的人间疏离。这是大难之事，浅的被说是落伍，深的要被视为无爱者。周作人、张中行都被同代人指为是自私的人。可在他们看来，彼时的中国已经发了疯，包括知识群落，差不多都远离思想的园地了。　　经历几十年的动乱，周作人式的思考问题逻辑及表达逻辑，几乎消失殆尽。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已没有希腊式的风致了。怀疑与包容，从人们的视野里隐去，几乎没有温馨和平淡如水的存在。如果不是张中行在上世纪80年代坚持的这条写作与思考的路向，我们对五四的理解也许将少了些什么。他的文字仿佛五四文化的活化石，展示了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可能，而且重要的是，他把这样的一种路向扩大化了。二　　张中行生前谈五四的人物，独没有将鲁迅放到研究的视野里。他讲了许多大人物，却放过了鲁夫子。我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不太好谈。讲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容易，而说起鲁迅则是大难的。为什么呢？他的思想深，精神阔大，语言婉转多致。一般人与他的距离，总还是太大了。　　当他到北大时，鲁迅已离开北京，能见到的只是周作人、钱玄同等五四的人物。所以鲁夫子的音容笑貌只是从别人的谈吐那里得到，再就是阅读作品感受其间的神韵了。张中行极为欣赏鲁迅的小说，尤对阿Q的形象感兴趣，以为那是了不得的创造。他教书时，讲到白话文，也推崇鲁迅的文章，用其作为例子启发学生。关于鲁迅，他从周作人那里得到的都是正面的信息，没有坏的评价。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到苦雨斋去见周作人，谈到世风，周氏就有“鲁迅如活着，不会像郭沫若那样”的话。在精神的深处，是推崇这位思想者的。　　虽然没有系统地谈论鲁迅的文章，但在私下的言论里是很佩服鲁迅的文字的。在他看来，鲁迅的智慧太高，常人无法及之。他在《作文杂谈》里写到对鲁夫子的感受，是强烈的：　　那还是《呐喊》刚出版之后，买来，先读《自序》……觉得意深刻而语沉重，也是爱不忍释，于是反复念了几遍，以后，偶尔也有寂寞甚至幻灭的悲伤，就找出这篇文章，一面沉思一面吟咏地念一两遍，这时候，心情完全渗入文字的意境中，觉得理解和收获比初读的时候多多了。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话，那就是鲁迅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跟他不上。就知识结构而言，鲁迅有哲人的一面，康德、尼采式的东西都有一些。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颇为了解一些的。这和周作人、胡适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张中行其实也感到了彼此间的差异。鲁迅的那些东西，远远地看可以，学起来是大难的。鲁迅在日本读书时，就注意到摩罗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的作品，还系统地了解了科学思想史。像克尔凯郭尔、斯蒂纳、叔本华的著述，都是浏览过的。中年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下过相当的功夫。他一生里，一是关注科学，一是思考人文主义，还有报国的热情。思维就别于他人，想的是人本的问题。这还不够，那时对国民性的思考也夹带其间，精神就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中国的读书人，一般满足于知识的获得和事功的体现。鲁迅没有这些。他将知识看成改良人生的存在，而且不断地向自己的有限性和国民的弱点挑战。这种复杂的心理和盘诘过程，一方面使他呈现出精神的创造性的一面，一方面具有浓烈的批判意识。在他的世界里，纯真与复杂相间，深切与平和交汇，精神结构是极其神异的。　　鲁迅表现爱的时候，是在最悲愤的文字里。而幽默的语调里，也含有闪闪的泪水。熟读《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的人，都可嗅出他深广的情思。那种情感的表达方式，过去是很少有人拥有的。周作人在表现悲欣的情感时，是常人的智慧，你一点不觉得奇怪。可是鲁迅的精神是腾越的，从泥土里生出，在高远的天地里翻转。那就表现出意识的高度和思想的高度。在描述人物形象时，是俯视的，看穿了灵魂里的一切。像阿Q那样的形象，其表现的态度里是爱恨交加，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者正是。鲁迅的表达方式有时不能用是与不是来解释。他的智慧是超出线性因果的联系的。你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多么反逻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类似的句子，我们用常理能够理解么？理解鲁迅，必须意识到表达的反世俗与切近世俗。这是个悖论，但他穿越了这个悖论。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读书人觉得无法与其并驾齐驱的原因，是思想的构成不在一个层次里。　　鲁迅的思想有表层的，也有隐层的。他文字里有许多暗功夫，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比如他读文字学的书很多，却很少谈及，那些都隐含到文字的背后了。他关注考古学，却不在作品里运用这些，但在随笔里，偶一论及旧文明，则是现代的眼光，科学理性的光暗自闪烁着。他藏的西方版画和各类美术品多矣，却从没有写过一篇研究的文章，但他作品里明暗相间的审美精神，都是吸取其精华的表现。他平时很关心自然科学知识，你看他藏书中有关天文、地理、医学、心理学的著作，都隐含着思想的波澜。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形成了他精神的底色。总的说来，鲁迅有专的一面，比如文学的修养，更主要的是杂家的一面，对各类学说都知晓一点。他常说读书要随便翻翻，对自己的眼光大有好处，不是夸大的说法。先生在读书与写作里形成的气象，我们的确还总结得不够。　　还有一个问题，人们一直不能解决。鲁迅首先是消解自己的，对生命有种苛刻的一面，认为自身存有问题，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一面自戕着，一面求索着，渴望着新人的出现，向着虚无和黑暗宣战。可是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于是自恋和恋人纠缠着一生，久久地趴在地上。鲁迅是飞腾的，抖落了一切尘土，自由地飞动在精神的天空上。我们什么时候能像他那样不为俗物所累，坦然地思考和坦然地书写，就不会有离他很远的感觉了吧。　　许多年来，张中行对鲁迅的传统敬而远之，自知自己不是那传统的一员。他喜欢周作人，乃是心灵相近的缘故。记得他对我说，周作人偏于疑，鲁迅偏于信。似乎是对前者更爱一些。但其实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主义者。他有点像罗素所说的孤独地思考，且有人间的情怀的那类斗士，我们俗人是学不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张中行和那类超人式的智者比，终还是有距离的。远离尼采而亲近罗素的人，大概都有一点这类的特点的。　　在周氏兄弟之间，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难题，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后来的人对他们有所偏好，也是自然的。每一种倾向，都含有精神伸展的可能。张中行找到了这样的生长点。他放大了周作人的传统，且有所变化，于博采之中渐成新体。文学史家对此一定有不少新解，说不定也是有趣的话题呢。

《特洛伊城的治疗》（The Cure at Troy）是由西默斯·希尼从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特茨》（Philoctetes）编译过来的。文章标题为：Unionism and Utopia

坤角尽管受到演艺和相关政策的限制，却在民国初年迅速走红，在都市社会赢得了广泛市场，受捧程度超过依赖艺术功底的老生。

本文对重庆的"第三只手"模式与东欧社会主义晚期的各种"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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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前，亨廷顿以其一贯的冷酷现实观尖锐指出治理问题体制化为什么错了："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水平"，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体制形式的优劣，而在于国家治理的能力及水平。亨廷顿几乎是以一己之力，老辣独到地反驳了当时流行的"放弃国家"理论倾向，其后的政治理论演化与世界政治秩序变化也证明了这一反拨极为成功。

作家立场 004 萧功秦 在精神自由中反思 014 孔 见 红舞鞋与贾岛牌宝剑 018 陈应松 说话权、幸福感及其他 023 刘荒田 不期而遇的诗意 029 陈占敏 高尔基的大学（外一篇） 037 李 娜 莫拉克吹出的古调与新生 小品录 046 张炜 梁文道 有一些神秘的东西蕴含在时间里 051 何志云 重返1976，然后去哪里 055 陆梅 像自由一样美丽 060 倪志娟 爱与哀愁 063 廖怀明 泰国，灵诡多变的国家 民间语文 066 海外家书（1981-1989） 076 王克楠 来自"十元店"的报告（2003-2005） 086 李小琳 医生手记（2009） 090 日渐消失淡漠的词汇 文学 094 ２１世纪诗歌精选之十二 陈有膑·朱朱·柏桦·李建春·金铃子·施施然·横行胭脂·高鹏程·刘晖·贺中·高璨·白鸦·陈均·多多·吕小丹·长岛·原筱菲·桑克·蓝冰丫头·冯娜·刘岳·麦岸·金勇·陈东东·项丽敏·沈利·江非·陆辉艳·于贵锋·周瑟瑟·红土·水云烟·笑嫣如华·臧棣·远人·彭敏·肖水 128 老于头 老夏（小说） 142 曾晨辉 炼丹炉（小说） 散文一束 148 马叙 回村庄之路 154 马召平 打煤场 158 沙爽 童年的多米诺 162 鹤坪 寒门夜话 164 黑丰 听夜虫唱歌的庄稼 167 符史辉 琼语 艺术 170 高燕 "全球同步"与"身份"危机 177 钱红莉 读画记 研究与批评 183 沈卫荣 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192 贺桂梅 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 203 环球笔记5则 本期提示 萧功秦：在精神自由中反思 萧功秦先生被学术界认为是"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曾经饱受争议。在这篇回顾其成长历程的文章中，时常闪烁出思想的智慧，比如他说：仅仅知识上的自得其乐，仍然不能完全保证我内心的充实与幸福。个体的生命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体的自我完善，他还必须有一个外在的支点，一条能与外在的活源头连接起来的通道，否则他的内心资源也会像古井水一样渐渐枯竭。对我而言，那个外在的活源头，就是社会责任感。 孔见：红舞鞋与贾岛牌宝剑 人与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纠缠与难解，人们常常会不知不觉中服从于物的意志，被异己的力量所挟持，对此，作者指出：物的意志如怪力乱神，防不胜防，其实这种神力源自于人的赋予，源自于人内心定力的薄弱。人的意志若能够从事物上销然脱落，豁达开来，不为任何现象所系缚，事物也就无任何意志和邪魅可言。 陈有膑朱朱柏桦等：21世纪诗歌精选之十二 近年来，在表面的平静之下，诗歌内部正发生着急剧的微妙的变化，比如更年轻一代的诗人的迅速成长，90后的陈有膑、原筱菲、蓝冰丫头、高璨等逐渐走上前台；比如借助个人博客的力量，大量年轻的优秀女诗人竞相涌现，金铃子、横行胭脂、施施然、冯娜、沈利、吕小丹、红土、陆辉艳等是其中代表，她们还被誉为"新红颜写作"......这一切汇合起来，说不定会最终改变当代诗歌的生态与格局。 沈卫荣：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汪晖经常引起争论，这篇文章讨论的是汪晖发表于本刊2009年第四期的一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本文作者指出：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一边倒的舆论导向由来已久，回击西方媒体之不公正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还他们一个政通人和的西藏，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清醒地了解西藏内部潜在的社会和宗教危机，找到化解这些危机的方法和途径。因此，作者高度肯定了汪晖对此一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他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写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清党"事讳；写吴虞，既写其"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写日后成为反共老手的吴稚晖，而为其早年所谓"献策"事辩诬

五年以来，国内的五四运动研究表现出了不同的方向。第一是上述保守主义倾向的继续发酵，对五四运动的否定从部分转到了整体。锋芒所及，从救亡转到了启蒙。第二方向则是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复杂性的前提下，在五四启蒙与儒家传统之间发现某种辩证的连续性，让五四精神和传统文化相互限制、彼此融合。这大概算保守思潮里有现实感的中道派。第三个可能的方向则是把五四放到整个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和中国革命史、建国史的背景上把握，特别是从新中国的奠基和道路回看五四运动。在第三方向努力的人比较少，但这也许是最有前景的。

本文以佛教对生产的观念为线索，考察了中国佛教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说明了中国佛教对生产的态度所发生的从不掘地到不作即不食的转变，旨在从经济的角度揭示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和过程。

厉鹗是雍乾间著名诗人。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地位独特。

南京城墙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它进行的一切举措都要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擅自进行这些工作就构成行政违法，所以国家文物局曾经为此多次通报批评南京市政府。

对于文学传统，该坚守的还是要坚守。钱钟书说任何一个文学的比喻是画不出来的。既然这样，就不用担心导演会取代作家的饭碗。既然时代是不可逆的，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没有电子数码的时代，就应该学会接受。

处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省区数量及所占人口比重显著增加，而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及所占人口比重则显著减少，处在"第四世界"的省区已基本消失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最新测算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已达0.48，大大超过了0.4的警戒线。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在中国发展的地域区别上。上海人均GDP水平居中国大陆之首，在2009年达到1.1万美元，而较为落后的贵州同期仅为1502美元--这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中国2009年人均GDP3566美元也相差甚远。大约十年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将中国概括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十年过去了，与人们感受到的地区差距日益扩大不同，胡鞍钢认为，中国各个"世界"的差距正在缩小。 GDP标准："第四世界"消失《国际先驱导报》：你2001年在《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提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衡量标准是什么?胡鞍钢：2001年时，我是按照世界银行对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组标准进行划分的。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高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24430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8320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3960美元，低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1790美元。根据上述标准，通过比较1999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水平(按PPP计算)，可以把它们划分为四个组别，分别是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上海和北京，我称之为中国的"第一世界";高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但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辽宁，称之为中国的"第二世界";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河北，以及东北和华北中部地区，是为"第三世界";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为"第四世界"。Q：近十年过去了，这"四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A：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中国的地区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我们仍沿用相同的方法，对2009年的数据进行分组的话，可以发现，处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省区数量及所占人口比重显著增加，而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及所占人口比重则显著减少，处在"第四世界"的省区已经消失。根据《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人均收入水平分类标准，按高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37141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12297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4592美元以及低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1407美元计算，处在"第一世界"的省区有上海、北京和天津，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有安徽、江西、广西、贵州、云南、西藏和甘肃，其余的、多数省区市处于"第二世界"，已没有任何省区处于"第四世界"。 HDI标准："第一世界"人口猛增Q：可是现在仍有"四个世界"的说法。A：除了使用人均GDP或人均国民收入外，还可以使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作为衡量世界各国，包括各地区发展水平的指标。采用与人均GDP类似的分类方法，可以将人类发展水平划分为四个组别，分别是高人类发展水平(HDI≥0.80)、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80>HDI≥0.65)、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65>HDI≥0.50)和低人类发展水平(0.50>HDI)。通过比较各省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也形成了与人均GDP类似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地区发展格局，但是其特征不同于用人均GDP所描述的格局。Q：以HDI标准，"四个世界"近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变迁?A：改革初期(指1982年)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比较低下是因为大部分省区都处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1982年，中国仅有上海和北京处于人类发展的上中水平，人口比例仅为2.10%;有56.54%的人口处于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41.36%的人口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近30年来，中国的人类发展地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转向集中在"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从1982年到2008年26年期间，"第一世界"人口比重增加了48.8%，"第二世界"人口比重减少了5.6%，"第三世界"人口比重减少了56.3%，"第四世界"人口比重减少了41.4%。这一格局的变化促进中国整体人类发展水平的跃迁，每隔一个时期上一个台阶。 省际差异正在缩小Q：不管以什么标准，一个国家内部出现N个"世界"的原因是什么?A：出现多个"世界"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初期差距效应，即发展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或发展起点不同对于一定阶段差距扩大具有主要作用;二是增长速度累计效应，即使不同国家或地区增长率很小，差异会给收入水平带来惊人的影响。同时，投资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无形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物质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收益，在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投资模式大不相同，沿海发达地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Q：这种不同"世界"的界限何时会消除?A：我认为今年6月通过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在消除地区发展差距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如果说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是区域针对性较强的一代区域发展政策的话，那么主体功能区则可以被认为是第二代区域发展政策。它在充分考虑各地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地区综合承载力，划定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区域，并明确了各自的范围、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原则。其目的是要要努力实现空间开发格局清晰、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利用效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缩小、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的目标。根据我的计算，在2003年之后，用来衡量各地经济发展差异的省际间的人均GDP差异系数在达到峰值后开始不断下降，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趋同，同时，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表现出了更强的趋同态势。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得益于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那么人类发展水平的趋同则更多得益于近年来大规模投入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础性公共服务支出。在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后，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我称之为能够进一步缩小各地区间的"绿色"差距。 四个世界，四种感受"第一世界"的生活虽然优越，但不那么幸福;"第三世界"的生活虽然安逸，却也有些怅然《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宋媛发自北京　胡鞍钢十年前将中国归纳成"四个世界";十年后，台湾《天下》杂志在近期刊文描绘"中国新财富地图"时，也依区域发展不平衡将大陆划分为"四个世界"。虽然划分标准各有不同，但有意思的是，在如今都被归入"第一世界"的北京、上海、广州却不是最让人感到幸福的地方。7月初，香港"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报告说，在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除港澳台地区外，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及其周边领衔榜单，但在最让人幸福的城市榜单里却名落孙山;7月底，国内多家媒体评选出中国十大最幸福城市榜单中，北上广依然落选。那些创造了城市活力的人，却生活得不那么幸福，难免不让人心有戚戚;而那些生活得相对幸福的人，却不尽满足于自己的选择...... 第一世界：寻找伯乐"招聘网上，海量的职业机会和现实中鳞次栉比的写字楼使我来到这里，"小良是80后，他带着梦想来到北京，"这里是个好马场，有更多的伯乐。碰上了，就意味着成功，即便错过了，也不为以后留遗憾。"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按照联合国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水平的标准，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意味着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的标准。此外，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到2009年底，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5.8%，继续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财富和发展水平意味着更高的起点和机会，但也意味着代价。2009年底发布的《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主流城市白领处于过度疲劳状态的接近六成，35～50岁的高收入中年白领群体肌体老化速度较快，平均超过"自然年龄"10年左右。"我现在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每天上下班乘地铁都有座，"马浩是70后，几年前从吉林来到北京这个"第一世界"，如今有房有车，"开车上班不如坐地铁便捷，而挤地铁耗费了我每天三分之一的精力。"乐于前往"第一世界"的还有先富起来的群体。他们更看中那里完善的生活娱乐设施和优良的教育医疗资源。据世邦魏理仕公司日前发布的2010年《零售业全球化进程》报告，北京的顶级品牌进驻率跟"购物天堂"香港仅差两个百分点。"除了在这过日子，我爸也让我在北京看看是否有合适的投资机会。"刘敏是山西煤老板的富二代，她等的是"资本的伯乐"。 第二世界：幸福感最强"从北京石油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青岛，在父母身边工作。虽然与留在北京、上海闯荡的同学相比偶尔不免有'坠落感'，但整体感觉还说得过去。"刘佳现在青岛一家银行做出纳，也曾动过到一线城市发展的念头，但身处北上广的同学面临的种种困境让她退缩了。"如果去北京，我绝对买不起现在自己住的这种房子。还要忍受上下班交通拥挤带来的痛苦，此外，北京户口还为我设置很多障碍。"刘佳觉得，逃脱"第一世界"的痛苦就是一种幸福。这在青岛年轻人眼里，应该不是个别现象。按照胡鞍钢的归纳，第二世界是指沿海地区上中等收入地区，青岛正属于这个范围。它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7月的榜单上摘得"最幸福城市"桂冠，其他进入十强榜单的也多是"第二世界"城市。城市幸福感的特征是：市民普遍感到城市宜居宜业，地域文化独特、空间舒适美丽、生活品质良好，生态环境优化，社会文明安全，社会福利及保障水平较高。"你可以选择在创意园区靠头脑吃饭，也可以穿着拖鞋徜徉于深巷。慢生活但又不落伍，"几年生活下来，刘佳对现状很满意。 第三世界：安逸中怅然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的李阳曾被上海一家能源领域的外企聘为工程师，年薪颇丰。而上学时的女友家在甘肃天水，毕业后回家考上当地的公务员，因此没有跟随李阳去上海。在上海的几年里，繁忙的工作、高昂的房价、超负荷的精神压力、陌生的交际圈子都让李阳感到，想在陌生的一线城市拥有幸福生活太难了。于是，李阳萌生了回乡的想法。凭借骄人的工作履历，李阳在天水找到了令人称羡的工作，并和女友完婚。现在，李阳的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现在一天的工作量大概相当于我在上海两小时的工作量"。每天下班，李阳还能开着车接送妻子，一起买菜做饭，"下班回家和老婆贫嘴，时常说说大学里的事情，吃完晚饭，看看电视、上上网，生活变得安逸、规律"。天水在秦岭山下，在胡鞍钢的归纳里，它属于"第三世界"--收入中等偏下，人均GDP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当晚上10点在家惬意地上网冲浪时，MSN中许多上海的老同事还都显示着'忙碌'状态，"李阳感受到些许得意，尽管也有些怅然，"就是进入'养老状态'早了点。" 不同世界，机会不等在胡鞍钢的划分体系里，如今的中国已没有了"第四世界"。"人们生活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所面对的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所谓机会不平等，就是人们自身能力所不可控的外部环境因素的不平等，比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无法选择自己所在家庭的收入水平等。"对于人们选择生活在不同"世界"的原因，胡鞍钢解释道。这种不平等催发的，显然不只是李阳所感受到的惆怅。"这种机会上的不平等导致了人们在个人发展上的路径依赖。生活在落后地区的人们，其所享受的教育、医疗和公共文化服务等均与富裕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这最终会影响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收入水平，"胡鞍钢认为，政府应该致力消除这种不平等，"面对机会不平等，公共政策需要大有作为，来弥补人们所面临的机会不平等，赋予人们平等的发展机会。"

粮食和农业增产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投入，付出了巨大的环境和生态代价，中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面临着农产品需求不断扩张的挑战。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美国出版了《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

我那时性格内向，喜欢读书，喜欢历史、国文，受当时风气影响，喜欢读翻译小说，特别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自己有时也学着写些小说。当时的开明书店有个规定，就是学生的稿件采用后，不用现金付稿酬，而是寄赠开明书店的购书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