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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琦、王为:南京明城墙改造式保护和利用的设想

《建筑与文化》2008年第9期
南京城墙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它进行的一切举措都要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擅自进行这些工作就构成行政违法,所以国家文物局曾经为此多次通报批评南京市政府。
01 南京明城墙的历史遭遇

明朱元璋定都应天,历时30年,建成新城,周长33.68公里的城墙,留存至今(图1)。其间700余年,饱经风霜。

太平天国末期,湘军统帅曾国荃与忠王李秀成在太平门——朝阳门(今中山门)一带激战(图2)。清军挖掘地道十余处,试图突破城墙,双方围绕城墙守卫相持近半年之久。最后,清朝军队终于以地雷轰塌城墙,攻陷天京。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时太平天国业已覆灭,清政府重新执掌南京。晚清几十年间,政权衰弱,管理乏力,不少城墙砖被挪用至民间建造活动。1900年前后,大批公共建筑、商业建筑、住宅、官邸、还有围墙,都为城墙砖所建。例如1908年落成的扬子饭店,如今的下关区公安局(图3);以及原先的江苏咨议局(图4),现在的湖南路十号——江苏省军区司令部,当时长度超过一公里的围墙(现今已拆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京城墙作为重要的防御性设施,被纳入国民党军队的首都防御体系。后来,日军侵华,进攻南京,首都保卫战打响,城墙再次遭到战争的破坏。比如说中山门段,曾因战事而塌陷,很久以后才得到修复。

南京城墙在元末明初因建都奠定其格局,又因战事等诸多原因遭到破坏,形成了城墙在80年代所呈现的风貌。

中华门以西的城墙,曾经一度毁于战事,在近十年间得以修复,最为典型的就是虎踞路段,自新街口起始,直至南端,全部为新近所造。

由此可见,南京城墙在经历从建成到破坏的漫长过程之后,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政府的倡导下,开始进入修复阶段。

最近几年城市交通发展,南京城墙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干道的必经之路以门洞的形式将城墙局部打开,让车流通行,这是灵活应对的策略。但是,太平南路刚刚修好的神策门,却遭到包括国家文物局在内的很多业内专家的反对。

南京市曾经做过很多类似的城墙改造、修补工作,可总是缺乏一个详细具体的保护性规划。很多专家质疑这种工作的最终成果。因为多数情况下,这些做法并不成功,材质、工艺、做法都难以与原貌相契合。最近,用东南大学陈薇教授主持制订的南京明城墙保护性规划刚刚完成,正在审批当中,这对城墙修复的工作意义深远。

城墙是否需要修复,怎样修复,因为某种需要能不能进行改造,都构成了一系列问题。因为历史的遗迹,不光包含了它的本来面目,同样也包含了它在时间进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涵盖了历史文化,建筑技术,文物保护等多方面内容。

南京城墙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它进行的一切举措都要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擅自进行这些工作就构成行政违法,所以国家文物局曾经为此多次通报批评南京市政府。如果是企业违法,擅自拆除省级文物,要追究刑事责任;擅自拆除世界文物,也有更严重的处罚措施。

这是对南京城墙历史的交代和综述。它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是中国古代城墙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南京的城墙,其遭遇,其结局,说明对待南京城墙,需要严谨、全面和钻研的精神。

 02南京明城墙的保护原则

南京明城墙的保护,基本原则应是保留现状,进行抢救性、修补性的保护,并不是大规模地复原、兴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恢复,重建,其实是一种破坏遗址的方法恢复建筑。世界遗产保护的章程,这是全世界达成的共识,明确指出,不建议在被毁坏的世界人类遗产上面进行修复、重建、复原这样的一系列动作。曾有提议,中华门要恢复城堡,加建城门楼,这就值得商榷。

希腊的雅典卫城(图7)建于公元前500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及古代建筑群的最高典范,这组由大理石和花岗石砌筑而成的建筑群,由于两千五百年的自然损坏,早已残缺不全。对于这处遗址,希腊政府、文物保护专家、世界专家一致认为没有必要在原址上按原状修复,这处遗址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保护现状是最重要的。

过去十几年中,雅典卫城又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工程。雅典卫城现存的大理石正在阳光、湿气、酸雨的侵蚀下进一步损坏,而且速度大大加强——最近三十年里,南京的六朝石刻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因为酸雨大大加重,石刻的开裂、损坏、腐蚀非常严重——于是希腊政府、雅典政府和遗产保护协会的专家最后做出重大决定——现在已经完成大部分,就要完工——把原有的石头构件全部拆除,变成零散构件,同时在雅典卫城的现场,建设室内博物馆,把拆除的真实构件放在室内,这些构件就是珍贵的艺术展品(图8)。另一方面,用相同材质进行物理和化学处理,把目前损坏的现状放回现场,置换原先的构件,这样既可以防止它进一步恶化,同时身临其境的时候,仍然能感觉到雅典卫城残缺不全的真实感、历史感、场景感。  

所以对于六朝石刻的保护,也建议不要放在原址,因为摆在原址会让问题进一步恶化。在栖霞有个实例,有四个石刻,其中一个在六十年代做了一个小亭子,被封闭起来,而其余三个都没有做。三四十年过去,这些石刻的差别非常明显,亭子里的完好无损,摆在外面的已经残缺不全,毁坏程度触目惊心。当时不把石刻搬全部封闭也有理由,这些石刻是一个墓穴的组成部分,摆在原址可以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能知道墓穴的大概位置,因为墓还没有被发掘出来。这种保留原样的做法可以使历史的真实性、场所感得到保留。但是依旧可以借鉴雅典卫城的做法,依靠传统工艺去模拟现状,雕刻好原样放在现场,真的就可以拿走,在室内另建一个六朝石刻的展览场馆。

依照上面的几点,南京明城墙的保护,放在一个全国、全球的视野下来考虑,首先是保护性、抢救性的修补工作,而不是大规模的复原工作。另外,还要针对37公里周长的明城墙,根据其区位特点,对每个区段应该进行详细的价值评估,包括生态情况评估,交通评估,城内外生活形态的评估,相应的采取不同的策略。而不是笼统地一概而论,全部不动,或者全部修复。

03紫金山玄武湖段城墙保护设想

西安、北京等平原城市,城墙主要用于防御性,做成规整的方形,四方网格。而南京是丘陵地貌,很多城墙在坡地上,有山有水,因势借形,形态非常不规则。根据这个,37公里的周长,就应该在不同的区段,不同的位置,采取不同的保护策略。这种保护策略的前提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做深入的调查,科学的评估,再提出每个区段的保护措施。

所以说,大拆大建是两个极端——大拆是破坏性的极端,完全修复性建设,甚至做城堡、城墙,用现代材料来做又是另一个极端。两个极端都不对,有违人类遗产保护的基本准则。而折中的方案应该是科学地、客观地、因地制宜地对每个区段进行研究、考察、分析,再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这是科学的态度,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保护,学术性的保护。

基于这种态度,可以对明城墙玄武湖段、紫金山段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上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国家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杭州、桂林的地方政府采取了自己的方式,把城墙拆掉了,从此留下一个遗憾,但是另外一个结局就是这两个山水城市城墙内外的隔绝消除了。仅以杭州为例,从航拍图上非常的清楚,城墙的拆除,造就了今天西湖跟城市的关系(图9)。

 

南京同样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山水生态城市。紫金山和玄武湖的位置毫不逊色于杭州西湖。比如说,玄武湖的大小,区位,和鼓楼的关系,等等,在城市的心脏地区有如此规模的湖面,这在全国甚至全球的大都市里面都是罕见的。同时,紫金山有构成了玄武湖的一个背景,青山绿水,是典型的一个山水城市。而目前的南京市,由于城墙的关系,山水城市的感觉很弱,只有驱车出了城墙以后才能感觉到。

今天,现代军事技术,武器发展,城墙已经不再具有任何防御功能,这是常识。但是另一方面,它还具有遗产价值,其中包括,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例如历史考据,古代建筑工艺的研究,历史文化的教育,城市文化积淀的象征,等等。

与此同时,遗产价值保存又和现代城市生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城墙就是这一矛盾的焦点。

先假设一种极端性情况,1927年发生在杭州的故事,如果发生在南京,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当时的中央路刚刚建成,中央路两侧建筑密度还很低,中央路和玄武湖这个区段大概有两三百米宽,如果没有这段城墙,那么中央路的一侧跟玄武湖的关系可能跟现在的杭州差不多。

与北京城墙不尽相同,很少有人说拆除杭州城墙是罪恶,因为人们赞美、欣赏、享受着西湖给杭州市民,给中外游客带来愉悦、享受和轻松,包括随之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效益。

今天,杭州围绕西湖所打造的城市品牌、文化品牌、旅游资源品牌,相比于南京依托玄武湖所作的开发与宣传,都要胜过一筹。当然她有她的天然质地,但是西湖和城市的融合关系,无疑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为。

所以当年南京没有发生这样一件城墙的故事,既值得庆幸,也许又是一个遗憾。就目前而言,是否能有一种折中的策略,为了极大地彰显和展示玄武湖与明城墙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具有的生态价值、区位优势和文化意义,达到以下三个目的:

第一个方面,可以让玄武湖的生态价值得到充分发掘。在37公里城墙的范围之内,仅仅是临玄武湖、紫金山段,在这里城墙对南京的生态山水城市的格局是严重的一个障碍。玄武湖紫金山的负氧离子,由于东南主导风向北城墙阻挡,无法跟随季风进入城市,改善环境。对城墙的改造,实质上是对玄武湖生态资源的一次积极利用。

第二个方面,玄武湖的区位优势可以在市民的现代生活中显现出来。现在的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被城墙打断,人们很难自由地、全方位地、大范围地接近这个湖,这对休闲、娱乐生活都构成了障碍。应对这种情况,让城墙两侧贯通是自然而然会被加以选择的策略。

第三个方面,南京市的文化生活范围得到拓展,品质得到提升。文化生活包括商业活动,经营活动,对内对外旅游,社会、一系列经济、文化、政治活动,由于这道城墙受到大大的减弱。只要能够围绕城墙和玄武湖,充分发挥这一区段蕴藏的经济潜力,这些活动会显得更加活跃和充满效能。

也许,可以采取一个折中的方式——既保留了城墙的形象、技术、材料、质感、天际线,同时又使得城墙内外玄武湖内外的关系能得到大大的改善。通透性、便捷性、开放性、包容性、兼容,让山水和城市生活彻底融为一体。那么可以采取一种折中的、用现代技术的方式,用对文物保护的一种技术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德国柏林的议会大厦(图10),就采用现代技术的介入,以全新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1923年,由于国会纵火案,当时议会大厦的顶部被烧毁,残缺不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占领柏林,这里又一次被炸毁。后来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归于统一,这座建筑重新成为德国的国会大厦,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国会大厦的修复在全世界进行设计招标。最后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进行了设计。

从外面看,这是一个全新的建筑,保留了一点点墙体,整个结构全部架空,顶上赋予它全新的钢结构,利用太阳能,生态、节能、阳光。从形式上,内部空间没有了,原有的结构体系被置换,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钢结构。形象非常奇特,但是历史遗迹的墙体仍在。这个动作在中国的文物界是很难想象的。它是国家级的重要建筑,这种改造,就好像在卢浮宫里建金字塔。西方人文物保护的历史一点都不比中国人短,但是他们敢采取大规模的动作,最后也获得了全世界,学术界、文物保护界、建筑界一致的肯定。

类似的保护策略是否同样适用于南京城墙——用新技术、新手段,有限度地使它开放,同时保留它的历史的信息,维持基本的结构、体系、材料、质感、形象和体量,在改造和保护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图11)——因为时代发展需要,通过对文物保护措施的灵活选取,将历史遗产和现代文明两者融为一体,这样的问题是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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