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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学家贝拉米(Richard　Bellamy)在他的著作《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中，追索了自由主义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的发展的变形的历程。他的基本命题是：十七世纪从英国兴起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性自由主义”；但往后的自由主义，特别是经过意大利和德国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发生的变化，其道德诉求已日渐萎缩，让位于一种没有道德承诺的“经济性自由主义”。

从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32年平均每年以9.9%的速度增长。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在1978年的时候，按照当时的美元计算，我国的人均收入是182美元，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1/3(他们当时的人均收入是500多美元)。经过32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达到4370美元，跨过了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同时，我国成了"世界工厂"，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成就都是大家未曾意料到的，因为国外媒体、学界从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预测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虽然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已经有了20年的快速增长，然而直到2001年还有一本在世界上非常畅销的书，叫《中国崩溃论》。那本书当时在国外的书店、飞机场的书摊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但是从2001年到现在，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仅未减，反而加快：在1978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9.7%;而从2000年到2010年是10.5%。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提出的目标是经济20年翻两番。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7.2%。我当时认为那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因为经济学有一个叫"自然增长率理论"，用一个漂亮的数学模型和历史实证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后，或者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以后的经济复苏可以达到7%或稍高一点持续增长几年，长期以每年超过7%的速度增长是不可能的。现在发现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以7.2%的速度增长20年的目标不仅达到了，而且还超过了，不仅20年，现在已经持续了32年每年平均9.9%。虽然7.2%和9.9%差距看上去不大，但是32年累计下来，差距就很大了。如果每年以7.2%的增长速度，32年后我们的经济跟1978年比只增长了9.2倍，现在是每年9.9%，32年以后就是20.5倍。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 经济高速增长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文明现象。原因在于18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导致技术的发明、创新、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也不断从附加价值低的农业转变到附加值高的制造业、工业、服务业。 这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为人均收入提高的基础，也是让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最主要的驱动力。18世纪以前中国领先于全世界，可是一百年不到，中国就从世界上拥有最鼎盛文明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原因并不是中国退步了，而是工业化国家进步太快。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中国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经济才能翻一番，于是就落后了。 如果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落后国家实际上是有一个优势的。优势是什么呢?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产业、技术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必须来自自己的发明。发明需要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概率却非常低。根据一些研究，在前沿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平均起来投入研发100项到最后只有5项技术能过关，可以去申请专利;而在申请专利的技术中，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只有一项。当然这一项专利可以有全世界的市场，回报会很高，可是那99项都像打水漂，有去无回。而发展中国家现在采用的技术和产业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个差距就是经济学上的后发优势。创新不见得是最新的发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也就是采用在世界上现成的、成熟的但比自己好的技术来进行创新，创新的成本就会非常低。根据研究，一项技术只要超过10年，拿来用基本就不用付专利费了。使用这些技术，不仅成本低，而且风险小。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创新的成本会比发达国家低得多，速度会快得多。 根据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共有13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香港，还有其他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取得了至少每年7%的经济增长，持续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的。我们改革开放后能够增长得这么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以后，让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快成为了"世界工厂"。比如像现在的计算机产业、手机产业等高科技产业，国内做的其实是劳动密集的加工区段，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也就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可以创造利润;有利润就可以搞投资;投资以后，资本就增加了，比较优势就变了--从劳动力极端密集逐渐地变成资本相对密集。在这个转变升级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能够发展得那么快，而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取得快速发展的原因。 中国渐进的双轨制转型方式胜过"华盛顿共识" 中国从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都从八十年代纷纷进行改革开放。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回顾一下1960年到1980年，以及1980年到2000年这些国家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后面的20年，也就是1980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比1960年到1980年的增长速度还慢，不仅是平均增长速度慢，而且经济的波动更大、风险更大。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连续32年的快速增长，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机不断、危机的频率更高呢?这实际上是跟它们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有关。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事与愿违，因为"华盛顿共识"只看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而没有看到扭曲的根源是什么。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我国经济中那么多的计划干预、那么多的扭曲，都是为了保护那些在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体系里面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把那些靠扭曲来实现的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取消掉的话，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要全部倒闭。可是那些企业雇佣了很多工人，如果让它们全部倒闭的话，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社会和政治就不稳定，没有稳定当然不能发展。绝大多数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社会经济后果，同时，也认为这些产业是先进的、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产业，因此绝大多数的政治家和人民不愿意让它们倒闭。所以，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这些国家又引进了很多其他更为隐蔽的保护和补贴，这些措施所花的钱在很多情况下比原来花的更多。 中国为什么既避免了像苏联、东欧那样崩溃，又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采取了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方式。对于原来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工业部门，知道它们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承认这个现实，继续给它们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同时引进一些提高生产积极性的利润留成、包干制、股份制，只要他们经营的好，他们的收入就可以高一些。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另外，在具有比较优势、原来受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实行开放的政策，鼓励民营经济、三资经济进入。这些新的部门由于符合比较优势，所以发展得非常快，于是资本积累就非常快。资本积累以后，比较优势得到提高，许多在五六十年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变得有自生能力，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产业竞争了。同时，改革后的快速发展给国家创造了很多资源，可以用来补贴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使整个经济平稳地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型。(林毅夫) 中国的快速增长还能够维持多久?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快速增长还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多大的潜力?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就要看技术的差距，也就是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技术差距本身表示我国相对落后，但是这也是一个资源。这个差距怎么衡量呢?一个好的衡量指标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人均收入水平。因为人均收入水平代表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劳动生产力反映的就是技术和资本的使用量。目前最新的可以做跨国历史研究的是2008年麦迪森教授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当年美国的21%，日本在1951年、我国台湾地区在1975年、韩国1977年也都是美国的21%。 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9.2%;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8.3%;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6%。他们的发展都是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同样采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日本可以维持20年以9.2%的速度增长，台湾地区可以维持8.3%的速度，韩国可以维持7.6%的速度，我国在2008年以后，也应该有再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的潜力。也就是说，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地根据科学发展观提高我们的产业、技术水平，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发挥后发优势，再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经过2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从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变成1971年为美国的65.6%，我国台湾地区从1975年的21%，到1995年就变成美国的54.2%，韩国到1997年时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计算也达到美国的50%。也就是说，如果我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维持每年8%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应该至少可以达到美国的50%，因为我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到2030年人均收入是美国的一半，那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可能低一点，到2030年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至少跟美国相当。 到203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呢?和代表最先进国家的美国相比，我们还可以继续运用后发优势维持较高速的经济增长。当然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就相当于现在韩国和美国的差距，那时很多行业会已经达到世界先进的水平了，到时候我国需要多一点自主研发，这是一个从引进到自主研发的转型。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本文根据林毅夫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2年第1期主题讲坛上的讲座内容整理。林毅夫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奇迹》、《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国经济专题》和《新结构经济学》等)

本文为谈话记录，谈话时间在2003年12月某日上午，地点在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办公室。当时正策划纪念《文学遗产》创刊五十周年活动，徐公持遂邀约曹道衡先生对谈，回忆老一辈著名学者、本刊前任主编余冠英先生。稿成后，因情况变动，未能及时发表。

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京发布第31次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保持低速增长。高中及以下学历网民仍占78%左右。

近代以来，西方各种学术、思潮、文化被知识分子大规模、持续地引入中国，五四运动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至今日，如何以文化自觉的精神，系统回顾西学各个方面引进中国后的错综复杂情况，如何超越“中学”与“西学”的纠结，建构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文化？

"托莱多在穆斯林手中治理了近4个世纪之后，基督徒于1085年重新夺取了这座城市，而这座古代西哥特人的都城，不久就成为欧洲人翻译穆斯林科学，并且将科学向北方传播的理想之地。整个12世纪早期托莱多都是当时科学的热点，吸引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者与翻译家."

民歌是文学解放的力量

京剧今天的萧条，它内在原因究竟是什么？

高名潞，1949年出生，文革期间曾在内蒙古插队落户，文革后，到天津美院学习研究艺术史，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读硕士。曾于1984年至1989年间任《美术》杂志编辑，并参与《中国美术报》的编辑工作，后者成为“85新潮”这一前卫艺术运动的阵地。先后主持了1986年“85新潮美术大型幻灯展”、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世纪90年代初赴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完成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后研究项目。期间在美国策划了《中国前卫艺术家四人展》、“InsideOut：华人新艺术”大展和在纽约举行的“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全球观念艺术展”。现执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史系。

介绍乔伊斯。

谈公共投资和经济发展，私有化并非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三类可以替代私有化的政策方案：组织改革、增加竞争、政治／行政管理改革。

 专题：抽选与民主 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 王绍光  代表：回应与标示 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  随机遴选、共和自治与商议民主 依维斯·辛特默（Yves Sintomer）  抽签与民主代表：一个温和建议 亚历克斯·扎卡拉斯（Alex Zakaras）  公民大会模式约翰·费雷约翰（John Ferejohn）  人文天地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 贺照田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 宋少鹏传播与网络公益传播中的共意动员与联盟建构--民间组织的合作领域生产 谢   静"他者的世界"族群互动的历史隐喻：菲律宾南吕宋岛的凯萨赛圣母赵树冈阅    读拯救正义，意在平等--G·A·柯亨的《拯救正义和平等》解读 林育川封二 / 封三： 国营厂矿之十二郑州国棉一厂：三代纺织女工的青春与哀伤文 / 图　夏   雪 

战争、战争的准备、计划实施战争的所有措施是侵犯人权的最大理由，多少在原理上会损害民主主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我得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下简称“台社”——编者注)即将举办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心中微微有些触动。1990年代初期，杭之先生来北京访问，我们在《读书》杂志的活动中见面，第一次读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那时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还处于1989年的阵痛之中，对于台湾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斗争抱有自然的同情，也因此对于诞生于八十年代解放运动中的“台社”怀有一份建立在陌生之上的亲切感。

《全集》第十卷的《文集》，并没有收录著者的全部文章，所以也还是文章选集。

瞿同祖（1910～2008），字天贶，后改天况，湖南长沙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其治学亦法学亦史学亦人类学亦政治学，纵横开阖，自成一家。尤以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最富盛名，独步学林，别开生面。

小莽苍苍斋是父亲田家英的书斋名，这本图录集纳的是他生前所藏清代学者的信札。在此之前，已出版两部图集，囊括的是清代学人的楹联、字轴、册页、扇面等。故这套书系统称《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

春节刚过，就传来铁道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审查的消息。一时间，刘志军任部长8年中最耀眼的政绩，即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也陷入舆论的漩涡。 目前媒体对中国高铁的批评主要有三：第一，高铁建设负债已经造成沉重的财务负担。2009年底铁道部总资产2.46万亿元，负债达1.3万亿元。大举上马高铁项目是造成债务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第二，各地盲目上马高铁导致其布局的不合理。部分欠发达省市上马高铁没有道理；第三，即使高铁进入运营期也将入不敷出。随着2012年后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陆续投入运营，初期亏损额度势必扩大。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高铁？是把它视为单纯的交通工具或是一个应该自负盈亏的单一产业，还是视为一个具有全局意义应该得到大力扶植的战略产业？ 无须赘言，目前高铁的融资招标方式、对速度的追求、质量保证以及票价政策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中国发展高铁到底值不值，至于如何发展好高铁则是第二位的问题。高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出来的唯一的可以改变整个21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的战略产业，它的建设可以对中国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主要从战略的角度讨论高铁潜在的意义，而不是提出一个如何建高铁的操作方案。刘志军被审查后高铁还要不要建？目前的反对意见重视的都是些技术性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解决。我们应该先想清楚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尤其代价很高的问题，到底值不值。衡量标准就在于其战略意义，而不是这些技术性问题本身。本文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引起各方有识之士对高铁战略意义的关注和辩论。 为什么要发展高铁？因为它能使中国在应对未来的重大国际国内挑战时有一个新的选择。 蓝海战略的限界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依赖的是蓝海战略，但在今后10年里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将来自于蓝海战略的限界。 蓝海在当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意味着先进文明、自由贸易和国家富强。通过蓝海战略，中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并以国际贸易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蓝海战略导致中国经济的重心向沿海地区转移，为中国经济带来了30年的大发展。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几十年世界经济运转的基本机制，中国传统的出口市场受到了严重影响。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美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赤字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美国不必承担其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必须承担的维持本国国际收支平衡与固定汇率的义务。这使美国在战后可以长期保持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通过发行巨额国债来维持其政策的自主性。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于上世纪70年代初崩溃，但取而代之的美元本位制并没有改变倚赖美元的做法。由于美元不再有黄金的支持，美国可以放手举债，美国的国际收支全面恶化，政府预算赤字大幅上升。减少债务将成为2012总统大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开始的去杠杆化过程将在广泛的范围内影响美国的投资与需求。离岸生产、外包以及全球生产导致的美国制造业提供就业能力的减退也将影响美国的消费能力。短期内美国很难再作为世界上最后的消费者来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欧洲面临的是另一种困境。欧洲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各成员国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发展经济。欧元区内没有统一严格的财政政策。虽然《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主权债务不得超过本国GDP的60%，但大多数国家早已突破这两条警戒线。一些欧盟成员国多年来在政府公共开支和私人消费方面超前挥霍，主权债务的风险大大增加。战后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体制。这虽然使社会成员更平均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欧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危机后的欧洲各国不得不大规模削减社会开支和减少各种公共福利，保护主义很有可能在欧洲率先东山再起。 日本的问题更为严重。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一直没有能够发展出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00%。尽管日本的债务主要由国内购买者来消化，外资突然撤资导致危机的风险很小，但在人口迅速老化的背景下这个债务仍然显得十分沉重。小泉当首相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打破了日本经济体制里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和平等机制，催生了一个“下层社会”。今日的日本社会变得日趋保守，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出国留学，公司的雇员也普遍不愿意被派往国外工作。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惊呼，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集体不学习、集体不思考、集体不负责任的“低智商社会”。目前的日本社会充满了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时代闭塞感”。 与东亚东南亚地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蓝海战略的重要一环。然而，美国积极重返亚洲的努力开始改变这里的力量平衡。美国不仅开始加强与亚洲国家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联系，也开始积极参与并推动环太平洋(601099,股吧)经济合作协定。这个协定原则上要求废除所有关税。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的内容更为广泛，自由化程度更高。对东亚、东南亚国家而言，美国积极重返亚太为它们与中国打交道时提供了一个筹码。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对10加3的另外选择。有了这个新的选择，东亚、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就可以既增加地缘政治的考量，又不失地缘经济的利益。尽管中国推动的与东亚东南亚的经济整合今后仍然会继续进行，这一地缘经济的进程将受到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向内需驱动转型是中国蓝海战略受阻时的应对措施。从2003年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时起，中国政府就提出自主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新政策范式，并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转型。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转型过程的动力机制。一场空前的世界性危机使中国政府施策的重点从转型向救市倾斜。中央政府的4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跟进的7万-8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一方面使得中国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综合国力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也由于大量流动性的注入带来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各种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这不能不限制人们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干扰向内需驱动的转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也进一步增加。 正是因为长期奉行的蓝海战略开始面临严峻的局面，中国必须为未来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高铁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 高铁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突破目前的困境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在短短几年里，中国把从几个国家引进的高铁技术经过系统整合，将运行速度提高到每小时350公里。除了在国内加速建设之外，中国还就高铁与美国、俄国、英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老挝、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数个中亚国家就高铁建设进行谈判或者签约。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计划在15年内把北京与伦敦用高铁连在一起，两地间的旅行时间将被缩小到48小时以内。 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俄国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需求，吸引来新投资。这将为地域经济一体化打下一个基础。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可以成为东部推动力，欧盟为西部推动力，俄国为北部推动力，印度为南部推动力，各个方向的进展在中东汇合。 欧亚大陆区域整合的基础已经部分存在。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注入经济内容，欧盟则可以把高铁向东推进到保加利亚，只要再打通伊朗与土耳其就等于打通整个欧亚大陆。目前伊朗已经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家，而土耳其与欧洲一直有较强的联系。此外，中东北非地区还有一些重叠的合作组织，比如欧盟与北非的环地中海合作组织，以及土耳其与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签订的地区高铁合作协议等。中国已经与巴基斯坦和伊朗就高铁合作签约。俄罗斯、印度、以及中亚国家也都对欧亚高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进一步加速过去已经出现的一个国际大趋势：即发展中国家中的人口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上述大趋势因果链条的起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对能源与资源需求量的大幅度提高为出口能源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由于许多能源与资源的出口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这就带动了更多的世界人口进入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过去的10年里，这种滚雪球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当中国和印度满世界找能源资源时，连非洲大陆都实现了年平均4%-5%的经济增长率。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将使中亚与中东一些至今被隔离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机会。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也必然进一步带动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它也将使几个像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这样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过去的古代文明大国有机会再现当年的繁荣。 对中国而言，推动以高铁为基础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防止全球化的逆转，并为自由贸易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如前所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战后的国际经济增长机制失灵，如果中国继续向发达国家市场增加出口，很可能招致强大的政治反弹。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于是为全球化开辟一个第二战场。它可以为国际经济创造新的需求，为目前正在减速的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它不仅可以把目前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的中亚和中东国家带进全球化进程，也可以为正在经历人口下降的俄国和西欧提供新的活力。 其次，它将为中国向内需转型赢得宝贵的缓冲时间。目前对中国而言最佳的选择是既不用马上转向完全依赖内需，又不给已经很虚弱的西方市场再增加新的压力。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恰恰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这个新经济圈将为中国提供新的外部需求，原料能源来源和出口市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与蓝海战略属于同一对外开放的大方向。同时，它又明显地有别于蓝海战略代表的既存市场。这种新的外需将减少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向内需驱动彻底转型的政治压力。   高铁可以为中国带来一个陆权战略 高铁的发展前景对于21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和中国的国际战略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重要交通工具的发展可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海洋交通技术曾经把这个世界从“陆权时代”变为“海权时代”。西欧、美国和日本在历史上均处于权力的边缘。直到哥伦布航海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特别是蒸汽机轮船使以海运为基础的大规模国际贸易成为可能以后，世界才进入海权时代。这个转变改变了许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西方国家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提供的机会引领时代潮流，建立起一整套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把海权大国的利益固定化。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这些制度下。 当中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颠覆人们关于空间和距离的观念时，陆权时代的回归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当高铁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这就是当年西方崛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陆权时代的回归将凸显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有广阔的陆地战略纵深。中国的西部与中亚相连，距中东的陆上距离也不远。那里是世界上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各种矿物的主要产地。早在100多年前，地缘政治学的鼻祖，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加上非洲大陆称为世界岛，把涵盖俄国、东欧、中东、中亚、以及中国新疆称为世界岛的中枢。在他看来，谁能占据这个世界岛的中枢，谁就可以称霸世界岛。而谁占据世界岛，谁就可以称霸世界。麦金德认为中国的地理位置具有十分优越的战略优势，它十分有利于力量的投放。 尽管本文关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立意以麦金德关于中国地理战略优势的地缘政治讨论为起点，但是笔者看问题的角度却与麦金德有根本的不同。今天的这个世界与100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展现出来的新智慧是用地缘经济学的观点来取代地缘政治学的观点。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是邻国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则是邻国之间的合作能给各方带来的利益。越是合作，市场规模才能越做越大。越是有了大市场，各方发展的机会才越多。中国有17个邻国，从地缘政治学的观点看问题，其中的每一个与其他外部因素结合都可以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众多的邻国则为中国提供了从各个方向推进地域经济整合的机会。 然而，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地缘经济战略因美国积极重返亚太开始面临阻力，今日中国需要一种把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融合的新观点。这种新观点继承麦金德关于地球岛中枢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的特殊战略地理位置优势等地缘政治的讨论，但是辅以地缘经济的手段。它从中国的地理位置出发，不把与蓝海的联系视为唯一的自然禀赋，而是从地缘政治的目标着眼，强调中国在给定地理条件下进行战略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既然中国紧靠世界岛中枢，它可以靠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陆权。以中国目前具备的资本与制造业的优势，这种整合将使中国经济受益无穷。这种陆权地缘经济将会化解中国在海权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压力。 高铁将为中国建立一个全球战略的对冲态势 在21世纪，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代表着海权时代的发展方向。而推动以高铁为支柱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带来一个陆权时代。当海权与陆权并存时，中国就可以在其全球战略态势上建立起一个对冲的局面。 对冲这个词来自金融领域，是两边下注的意思，目的是防止不利局面出现而采取防范手段。对冲是外交中常见的战略与策略。从春秋战国时的纵横捭阖，到俾斯麦时期欧洲的均衡外交莫不如此。2010年中国遇到的种种外部矛盾与冲突都与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崛起采取的对冲措施有直接联系。美国虽然在经济方面与中国深度融合，但是它仍担心中国在战略与军事上挑战其霸权地位。因此，它不仅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军事联系，同时也开始主导环太平洋经济协作体系，以对冲中国主导的东亚东南亚经济一体化。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以及新加坡等国也都一边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一边想方设法在安全保障上防范中国。 中国自己也搞对冲。每当中美关系紧张时，中国就派人去趟欧洲发点订单。每当中欧关系紧张时，就给美国多下点订单。但中国缺少一个全球战略格局层面上的对冲机制。 利用建设高铁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建立一个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之间的对冲，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对中国而言，21世纪既可以是一个太平洋世纪，也可以是一个欧亚大陆的世纪，更可以是二者并存的世纪。如果环太平洋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西进，致力于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如果欧亚大陆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东进，致力于环太平洋的经济整合。如果两边都对中国展现善意，中国可以同时推动两边的发展。 由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地缘优势，很难会出现两个经济圈同时对中国展现敌意的局面。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影响，印度也可以加入进来。然而，俄罗斯和欧洲可以施展的空间就很有限。相反，在欧亚大陆经济圈中，欧洲是重要的一极，俄国也是重要的行动主体。美国虽然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但是肯定不如它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地位。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则将变得无关紧要。印度有何种地位将取决于它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处得如何。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不同的地域经济整合过程中相互排斥，而中国由于其战略地理位置却可以二者通吃。 当中国彻底打开与南亚、中亚、西亚、中东、北非以及东欧的陆上通道时，东亚和东南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必然将随着马六甲海峡一起下降。中国既可以与东亚东南亚实现进一步的经济整合，也可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改变印度对中国的看法。与其天天担心中国是否建立经缅甸与巴基斯坦往印度洋的通道而对它形成包围，印度更应该操心自己如何加入到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中来。如果它仍然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持敌视态度，这两个国家就会成为把它隔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这一21世纪大趋势之外的天然地理凭障。俄罗斯既能由于周边国家的市场扩大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同时它在能源方面对中国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将进一步下降。 对冲绝不是对抗。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决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利益。中国仍然要成为一个海权大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没有必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底的陆权大国，因为中国既是一个海权大国，也是一个陆权大国。中国这种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允许它在这二者间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条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战略。中国之所以应该发展成一个陆权大国，是为了给自己向海权大国的发展上一个保险。 中国一直在追求海权。由于欠缺对冲机制，经常被人家制衡而无力反制。2010年中国外交遇到的种种麻烦清楚地证明了这点。发展军事力量是一种以冲突为威慑方式的对冲，中国应该发展强大的海军以保证自己的海权。但是，如果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陆权经济圈，中国则可以依靠对冲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更加有效的保护自身利益的方法。当有了陆权这个对冲的机制后，中国与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整合将会更加顺利。这是因为以中国目前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经济规模，只要中国下决心去推动，中国不论与哪个地区进行经济整合都可以给那个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中国崛起的具体路径之一 中国要和平崛起，要有所作为。但是，崛起的标志到底是什么？有所作为到底干什么？通过高铁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为中国加强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带来重要的机遇。 首先，中国在欧亚大陆的高铁建设过程中以及随后的经济整合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金融中介的作用。 中国可以像美国那样借入短期资本，输出长期资本。目前，世界上的流动性向发展中国家集中，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对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形成威胁。如果中国能发展出合适的金融工具，吸纳这种流动资本，为建设高铁所用，就既可以减少过剩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又可以把这种流动性引向最需要投资的对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地域与国家。中国可以输出长期资本，向其他国家提供建设高铁的资金。通过这种金融中介的作用，中国可能获得对其他国家高铁的参股权或者通过对方以能源资源作为贷款偿还获得对能源与资源的控制。在向外贷款的时候如果能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中国还将扩大本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并在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下，为贷款获得潜在的增值机会。 其次，中国在欧亚大陆高铁制式的制定，跨国高铁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确立自己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陆权时代欧亚大陆高铁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类似于世界上的海洋法。制定这个管理体制就是在为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还将出现一系列的国际协调机制。在目前欧亚大陆各个地区已经出现的各种合作组织之间必然要建立协调机制。上合组织与中东地区合作组织，以及欧盟就地域经济合作各方面事宜进行磋商的部长级会谈甚至首脑会谈都有可能。这些机制本身就是未来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制度。不用10年，发展中国家的G-8就可能成为现实。届时，金砖四国加上南非，以及未来的候选国土耳其，印尼，阿根廷，智利，以及埃及中，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直接相关的就要超过半数。通过主导境外高铁建设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地位将大大加强。 最后，在修通高铁后中国将可以向中亚、西亚、中东、北非投资制造业，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在海权时代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自己是一个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世界工厂。它的对外投资以确保能源资源为主。而在由高铁推动的陆权时代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将建立本国资本对国际产品链的控制，发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到了依靠自身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或者利用跨国采购的优势赚钱的时候了。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目前的发达国家将只有美国还能继续保持世界上前十大经济体的地位。因此，现在就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中建立自己的优势对未来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高铁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新型交通工具对中国潜在的意义还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笔者将另文论述高铁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对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意义。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虽然向国际市场出口了无数的产品，但是从西方媒体的反应来看还没有哪个产品像高铁这样成为代表中国工业实力的一个符号。当很多国家已经在讨论要不要用中国的高铁技术，许多谈判正在进行的关键时刻，如果中国人自己在投资了1.3亿元之后却突然要叫停，这岂不是自废武功！目前关于高铁的财务分析完全没有考虑当它作为中国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拳头产品向多国出口时的收益。当年的两弹一星如果只考虑赔不赔本的话恐怕永远也不会问世。同理，如果只从财务的角度来决定高铁的命运，中国危矣。 （作者为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很多重要的社會功能因為土地商品化，以及在城市決策中獨尊土地財產權而慢慢被侵蝕消失了。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早在先秦的典籍《尚书》、《周礼》中，便记载了法制历史的事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至汉以来，正史《刑法志》中虽以断代法制史为主，但也含有法制通史与法律文化史的内容，至于《通典》、《通考》、《通志》等类的志书中，更集中地收录了典章法制史料。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便规定“此时暂行摘讲近人所编《三通考辑要》”。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章程》正式确定《中国法制史》为法政学堂基本课程，相沿至今，已逾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