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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得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下简称“台社”——编者注)即将举办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心中微微有些触动。1990年代初期，杭之先生来北京访问，我们在《读书》杂志的活动中见面，第一次读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那时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还处于1989年的阵痛之中，对于台湾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斗争抱有自然的同情，也因此对于诞生于八十年代解放运动中的“台社”怀有一份建立在陌生之上的亲切感。

2009年2月份，美国FOX影视公司推出了以心理学家艾克曼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电视剧《别对我撒谎》（Lie to me）。该剧播出两周便杀入全美收视20强，在18岁到49岁的人群中收视率排名第12位。观看该剧的观众发现这部电视剧可以“教会”他们凭借自己的观察检验别人是否在说谎。 如此具有轰动效应的影响，部分得益于担任该电视剧顾问的保罗•艾克曼博士。他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同时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100个心理学家之一，与斯金纳、荣格等并列。他对表情的研究持续了40多年，现在经他研发的面部表情动作编码系统成为了美国国防部及警察部队的训练工具，用来鉴别恐怖分子。他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 艾克曼于1934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出生，他父亲是一位小儿科医师。艾克曼对研究工作的热情很大程度上遗传自他。他父亲经常会在餐桌前阅读最新的医学期刊并且看到很晚。14岁时他的母亲的因病去世给他很大影响，从此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道路来帮助象他母亲一样的人。在15岁时他从高中辍学，受到弗洛伊德著作的影响，进入芝加哥大学就读本科。那个时候的艾克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弗洛伊德迷。他不仅阅读了弗洛伊德几乎所有的著作，甚至在别人讨论任何话题时都能引用弗氏的原话。由于弗氏著作的影响，艾克曼认为心理治疗师职业可以实现他帮助人的想法。于是申请进入研究生院时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在观察来访者的自我陈述时，艾克曼发现一些肢体语言例如表情和手势，也能作为治疗师了解来访者的线索。当他发现自己对这些感兴趣并开始研究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内容会作为他之后毕生的事业。 艾克曼开始研究表情的时候，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认为表情是文化决定的。也就是说，表情是人们从自己所处社会中的习俗来学的，因此不同的社会就有不同的表情。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她是当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当时她以为我疯了。”艾克曼后来回忆见米德的情形时说。米德对艾克曼关于不同社会成员具有相同表情的观点持强烈反对态度。但是艾克曼没有放弃，之后他周游了世界，包括日本、巴西、阿根廷。在旅行的同时搜集各种表情的照片作为研究素材。他发现那里的人们都能理解素材的意义。这些研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表情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即不同文化下对表情的理解是一致的，但是这些国家仍然有可能有相似的习俗让他们学会相同的表情，为了能让他的观点更加确凿，他前往把巴布亚新几内亚搜集更强有力的证据。 在20世纪60年代，虽然人类社会大部分进入了现代文明时期，在他前往的地方却仍然保留着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这些原始部落成员没有接触过现代社会的习俗，艾克曼认为如果他们也能理解现代人的表情，就能证明自己的观点了。他从美国高级项目研究所得到了一大笔经费，还从一位学者那里拿到两个石器时代部落长达100000英尺的录影来研究其成员的原始表情，结果发现没有表情是之前他在文明世界没见过的。这使他更有信心了。 艾克曼观察的两个部落内部社会交往模式差异很大。一个部落叫南部弗（south fore）,他们的部族成员天性善良，与世无争。另一个部族叫库库库库（kukukuku），该部族的成员喜好争斗和杀戮。成年男性成员与幼年男性成员之间保持着性关系，作为对部族成年男性的尊敬。正是因为库库库库部落的暴力，艾克曼不敢进入这个部落，转而进入南部弗进行研究。按照他的描述，这个部落会认为点着的火柴是魔法，手电筒是不可能的，没有镜子因而从没有看过自己的脸。艾克曼花费了一些时间让他们去理解什么是人脸照片，他通过两种方式研究这些人：第一种让他们对看到的某种表情照片编一个故事，例如看到笑脸来说一段客人来访之类的故事；第二种让他们看所有的表情照片，然后艾克曼会问“你的朋友来了你会是什么表情？请指出来。”艾克曼发现这些部落成员不怎么会讲故事，要求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会紧张得流汗，即便这些照片是从记录他们的影片中剪辑出来的，而不是他们陌生的。艾克曼发现这些人的成绩很好，没有表现出不理解这些表情的问题。进一步，他把这些人的表情记录下来，回国后对一些大学生做了测试，结果和米德说法相反，处于完全不同文化的大学生也能正确理解这些石器时代人的表情。因此，艾克曼认为，表情有文化一致性，不同文化下的表情是一样的。 这只是艾克曼发展出《别对我撒谎》里的成功技术之前的第一步，接下来他的努力和成功也是接二连三。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做研究的时候，他有一个同事叫做希尔瓦•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正是这个研究者提示了艾克曼：一些人具有天生敏锐的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在他去国外作研究之前，他们俩正好发了相似的文章到同一本学术期刊上，期刊编辑给他们俩写信建议他们见一见。于是两个人开始了合作。艾克曼首先是被这位学者的博学和洞见吸引了，之后在一次对石器时代土著居民照片的整理时又发现了他的神奇能力。在汤姆金斯对部落的社会交往方式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艾克曼发现他竟然能把不同部落的表情照片正确区分出来，并且对他们的交往方式也做了正确的描述。后来他发现汤姆金斯是通过一些局部表情动作来做出判断的，因此他觉得任何人都可能通过某种训练学会这种能力。他和另一位同事一起，通过医学书籍和面对面坐着演示表情，慢慢地作出了面部表情编码系统。最初他们只是面对面坐着，后来一头扎进讨论面部肌肉的教材中补充必要的解剖学知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门研究的面部表情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为了做出某些表情，他们甚至求助神经外科医生将电极插入面部制定部位来刺激肌肉作出必要的运动。他们一共研究了一万中肌肉的组合，历时7年。结果发现大部分组合没有任何意义，被艾克曼称为小孩子嬉闹时作出的表情，但是其中还有300个组合是有意义的，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被称为表情的事物。这300个组合就组成了艾克曼最著名的研究成果：面部表情编码系统。 受到汤姆金斯的启发，艾克曼领导了第欧根尼项目（the Diogenes Project），旨在发现日常生活中具有相似能力的人。第欧根尼是古希腊哲学家，曾经带着一盏灯环游雅典，希望找到自己认为诚实的人。艾克曼开发了一个视频测试，能找到这类天生的表情测谎天才。项目测试了12000个人，每次测试花费一小时的时间。结果发现了20个人具有这种能力。可见这类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是很常见。这个项目由美国国防部资助，旨在为其反控行动提供专门的咨询顾问。 由于艾克曼面部表情编码系统的成功运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美国政府部门出面与他合作。他先是在美国酒精、烟草、火器管理局作咨询工作。后来他来到华盛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合作，对他们的人员进行表情识别培训，以支持他们的反恐行动。例如对警察的训练中，原来警察通常会毫不犹豫地对用枪指着自己的嫌疑人射击，即便对方没开枪。在经过训练后，现在警察会先观察嫌疑人是否具有攻击性的表情，例如厌恶，然后再作出理智的行动。观众在《别对我撒谎》中看到的内容，就是根据真实生活中这类合作场景改编出来的。由于“9•11事件”的发生，美国迫切需要能够监测恐怖分子谎言的工具。美国心理科学协会还曾就艾克曼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在国家反恐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发现行为科学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不小的作用。

内容提要：国际发展机构在进行发展干预时过于强调当地人的"参与"，以至于出现了"参与"的"表象"。虽说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对参与式发展进行过深入的反思，但大部分内容都侧重于问题本身，而未对项目区深层次的文化原因进行探析。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反思和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际发展机构开展项目时所具有的跨国际性、工作面广泛、链条长、文化环境复杂、民族差异性大等固有特点。因此，倡导农村发展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应该走出参与的"表象"，更好地运用这种方法以促进乡村发展。"参与"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引入中国的。{1}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主要的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将其援助重心和发展重点向促进参与发展方面实行全面转移，于是参与发展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旺起来。有学者认为，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在我国所资助的参与式发展项目的领域正逐步扩大，从农业、林业发展到农村能源、卫生保健、妇女、供水、教育等领域，从纯粹的自然保护拓展到生产和保护相结合，从单目标扩展到综合发展，从农村发展项目向小城镇发展项目扩展。{2}这些项目都在参与式理念和方法的指导下取得比较好的成效。因此，参与式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发展的反思，带有某种多元化发展道路的积极取向。{3}参与式方式强调"自下而上"的方式又是对传统的"自上而下"工作方式的挑战。作为参与式发展中最重要的工具--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参与式农村评价），其方法更是诸多参与方法中最为普及、最受瞩目的一种，它被认为实现了传统学习者（农民）和教授者（外来专家）之间的权力倒置，赋权于农民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未来的决策。PRA的工具包主要由一系列可视化的图表、排序工具，以及开放式的座谈和访谈组成。{4}这是一套非常灵活的、农民容易接受的方法，其目的就是鼓励农民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尤其是弱势群体，从而快速了解社区所存在的发展问题。因此，PRA受到专家和国际发展机构的青睐。同样，"参与式发展"这样一个所谓"新鲜"的名字已经通过发展干预和实践，从专家学者的文本和话语中，传到偏远山区的不同社会行动者的口语中。根据笔者的观察和近几年直接参与实施的许多发展项目的经验，发展干预过程中国际发展机构所提倡的"参与"理念和方法往往并不能达到所谓的终极目标：给弱势群体赋权（empowerment）。因此，作为发展干预手段的"参与"是否存在问题？参与式发展真的是按照线性的思维方式在进行吗？参与式发展能真正改变传统社区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吗？真的能使社区中的穷人摆脱贫困的困扰吗？这一系列的问题，给发展研究人员和发展实践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本文将试图从发展人类学的角度来检视发展干预（development intervention）中"参与"所出现的问题及其文化原因。一、对"参与"的本源理解与反思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看，"参与"的概念大概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一概念在50 ～ 60年代中，逐渐发展成具有实践意义的"参与式"的方法。50 ～60年代期间，"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是当时国际发展的主流思想。70 ～ 80年代，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开始对其发展援助进行反思。在这一反思过程中，穷人为什么依然贫困，贫困社区为什么依然落后，曾经是理论研究者、实践者，以及政策决策者所争议的中心问题。90年代以后，"参与式"的概念更趋向于成熟，其涵盖的方面更加广泛，参与式的含义在实践领域发展为所谓的利益相关各方（stakeholders）共享资源、共享决策。这一概念是世界银行在1994年提出的。{5}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参与"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参与"涵义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众多的国际发展机构都有自己的定义和理解。对此，有学者回顾并总结了众多在发展项目中对"参与"的理解与阐述，并通过对"参与"的定义的总结和分析，结合现代农村发展实践的经验，认为"参与"绝不等于形式上的出席，"参与"本身主要包括一些重要的因素和方面：即农民参与或妇女参与实际上包括更广泛的内涵，如在决策及选择过程中的介入、贡献与努力、承诺与能力、动力与责任、乡土知识与创新、对资源的利用与控制、能力建设、利益分享、自我组织及自立等方面，任何发展努力若在这些方面不能得以体现，那将称不上是真正的参与。{6}从理论上讲，这样的参与式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但是任何理论都是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可以发现其是否是真理。在理论上所具有的逻辑性在实践当中往往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就拿参与式发展来说，在发展实践的层面，"参与"并非能使穷人真正"参与"，从而达到所谓的"在决策及选择过程中的介入、贡献与努力、承诺与能力、动力与责任、乡土知识与创新、对资源的利用与控制、能力建设、利益分享、自我组织及自立"。这其实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一种理论假设上的谬误。从结构功能理论来看，一个存在了很长时间的村庄，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早已定型并处于平衡状态之中，外部的力量很难将其打破或改变。况且参与式发展只是强调工作思路和方法上的改变，即从"自上而下"转变成"自下而上"，这种方法上的改变并未触动社区原有的话语体系和社会结构。当然，作为提倡和推动参与式发展的西方学者，他们就参与式发展的理念与工作方法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反思和质疑。有国内学者归纳并总结了这些论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对地方的过分着魔，而忽视造成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持续的宏观结构；二是对权力如何运作、如何构成以及赋权怎样发生的过程理解不深刻；三是对参与发展中发展个人代理和社会结构的作用和地位理解得并不充分；四是参与主流化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参与成为提高项目效果的技术方法，而非一套实现真正赋权的政治转变途径；五是更多的批评直接指向了Chambers所提倡的基于项目的参与，即PRA，这种方法在过去的20年里流行全世界；六是将参与发展作为发展话语的典型代表，展现参与是如何通过误读权力而巩固了发展话语，从而成为一个准宗教式的联合体，其中包括类似宗教经典的参与理念和宗教仪式的参与实践。{7}同样，Cook和Kothari主编的Participation：The New Tyranny？一书中，都涉及许多上述批判参与发展的所有焦点问题，这些反思对于农村发展研究者和实践者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随着参与式发展理念和工作方法的广泛运用，一些从事发展研究的国内学者对其也有一定的反思和质疑。由于参与包含的意义非常多，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发展机构在不同场景所持的"参与"意义往往也不同。一些政策部门或其他组织对参与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尤其是在实践"参与式"的原则上更是各自为政。当拥有权力的机构不能正确地认识"参与"的内涵时，所谓的赋权和分权的努力都不会实现。{8}也有学者质疑农民的"被动参与"{9}，对"参与"的结果表示怀疑。{10}另外，参与式发展实践的工具--PRA，更是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到目前为止，PRA还不是一个由内源力量主动发起的分析和决策过程。外来者应发展项目需要，发起PRA过程，同时又主动在这个过程中隐身，农民到底能够在哪些领域表达自己，到底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表达自己，农民表达的某种观点到底是基于何种考虑和前提下提出的？这些问题均会受制于外来者的工作任务、对该地区情况的熟悉程度、PRA方法的运用能力等多方面因素。{11}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某些国际发展机构在社区开展项目活动时仍然机械地运用PRA工具，注重形式化的过程，毫不顾忌社区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权力结构。一般而言，国际发展机构特别强调"参与式发展"，让发展项目成为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事情，而且非常注重项目整个周期过程中每个环节中的"人人参与"。其实，过度地强调"穷人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原有的权力关系，到后来就不是真正的"参与"，反而成为形式化。某国际发展机构开展项目时，提倡的社区工作"八步法"（如图1所示）。如果严格按照这些步骤要求村民"参与"，大约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开始实施项目，越到最后阶段，村民的热情和积极性越消退无几，"出席"也成为一种形式上的参与。因此，这种"参与式"工作方法与程序的"繁杂性"导致了社区民众参与的"形式化"。如何使PRA本土化成为发展研究者和实践者面对的难题。对如何运用PRA方法，有学者进行过探索并总结了几点经验和体会：第一，运用PRA方法时，要有中国特色；第二，调查时应善于发现问题，细致入微，建议应切实可行；第三，学会与当地政府官员打交道；第四，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另外，在调动老百姓的参与积极性、消除他们的顾虑、寻找村子的信息点、搜集资料等方面，也要多加注意，做到随机应变。{12}这些经验说明，运用PRA方法要进行本土化，注意结合社区的特点而不能机械照搬。尽管这些体会对如何更好地在中国开展国际发展项目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提出这些建议仍然基于PRA方法本身，并没有回答隐藏在PRA方法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如前所述，鉴于参与理念的一时盛行，绝大部分国际发展机构在贫困地区开展工作时，都特别讲究用"参与式"的工作方法和理念。我们绝不否认这种参与理念的启发性和参与式方法本身的简便性和灵活性，但是这种完全脱离中国传统社区的文化整体性和复杂性而一味提倡形式上的"参与"，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忽略了"参与"背后更为错综复杂的传统文化网络结构。无论从国内外对参与式发展的反思和质疑来看，还是从提倡PRA方法要具有"中国特色"或"本土化"来看，都是希望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和方法能更好的在"异国他乡"发挥作用。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的反思和质疑都停留在国际发展机构在运用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和工作方法时所遇到的问题本身，而忽视了国际发展机构开展项目时所具有的跨国际、工作面广泛、链条长、文化环境复杂、民族差异性大等固有的特点。国际发展机构是一种跨民族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不同的洲际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开展项目，以发展项目为载体，通过许多中间代理人来传播机构的发展理念（如图2所示）。因此，国际发展机构开展工作时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多样，问题的原因也同样是繁杂纷呈。考察目前对参与式反思的观点，学者往往聚焦在参与式理念和工作方法本身，而忽视了国际机构本身的一些特点和国际宏观背景。因此，笔者认为，反思参与式发展时，更要注意结合这些国际机构的特点，否则反思和质疑都是有偏颇的，而且是不完整的。要把握这样一个跨国的背景分析维度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发展人类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和视角。二、国际发展项目的发展人类学解析虽然说应用人类学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对于国际发展援助的指导与反思功不可没。但是应用人类学的天地是由社区构筑起来的，当"发展"已上升为民族或国家层面上的大问题时，一个社区的发展计划并不能正式地形成民族发展的充分适宜的基础。在1971年，锡拉丘兹大学人类学系的格林•考奇伦（Glynn Cochran）教授出版了第一部直接以"发展人类学"命名的专著。他认为人类学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宽泛而现代化的，甚至可以忽略"应用人类学"的术语。同时他提倡发展人类学者应对涉及社会变革的诸多因素有广泛的了解并有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诸如具备政治、行政管理、农业、教育、法律以及医学方面的知识。他强调灵活性与实践性的需要，甚至以理论性为其代价。考奇伦对人类学全神贯注于小规模的社区发展项目提出了尤具说服力的批评，他是在注重实效的基点上提出发展人类学的。发展人类学提出的实践方法，基于对一个社区的文化在历史的和地理的各方面明显关系中深层变化的理解，包括社区半掩饰的态度和隐含的价值，基于对多学科知识和技术分析手段的综合，也基于发展的内在性质，个人的学术活动正不得不感受到一种责任，或不得不日益被这些问题所强烈吸引。因此，发展人类学既是一个新的名称，又是一种新的探索。{13}发展人类学正是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从民族历史文化等视角对发展进行研究的。当然，"发展人类学"作为一个应用人类学的分支，与"发展的人类学"之间并不容区分。发展的人类学并不必然受制于居支配地位的发展话语。相反，人类学家可以通过在发展中开展建设性的工作，或者提供能够质疑发展思想根基的不同视角，来挑战发展话语的主要假设与表述。{14}尽管发展人类学在西方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概念对国内学者还是比较陌生。西方发展人类学学者已经对发展援助本身进行大量的发展人类学分析，提出了许多非常新颖的观点。例如，发展中的"新弱势群体"的出现，是指"那些处于中心的人（部长和政策制定者）事实上是相当的边缘化，实质上所有的行动者都处于中间的位置"。{15}发展实践者在不同国家、区域、不同社区工作时所遇到的各种阻力，在"内"与"外"的格局下，"外来者"竟然成为"弱势"，特殊"权力的文化网络"将发展实践者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在发展援助中，发展实践者往往呈现出"妥协"和"退让"的势态。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发展机构本身的许多规则限制，进一步强化了当地人的"主导意识"，他们甚至很快意识到外来者的"脆弱点"，并加以利用，实现"外来者"所提倡的"参与"、"平等"的价值理念。其实，这只是社区 "吸取外来资源"的一种"合谋"行为。一旦资金被落实，那么地方政府官员、社区精英、村民等会使用他们的处事方式与发展援助者沟通，谈条件，这样，发展项目最终并非都按照既定的项目目标和价值原则进行。反思这一运作机构本身，对于理解项目为何失败是一种崭新的思路。以前人们往往抛开发展实践者，把失败的原因归结社区内部或"当地人"，这是不客观的。因为援助过程就是"外来者"与"当地人"双方互动的过程，既然是互动，那么对于结果和原因的分析，同样离不开对双方（援助者-受援者）的分析。发展人类学正是给我们提供反思国际发展机构本身的理念、机构规模、人事安排、政策制定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不是把原因仅仅归咎于社区的当地人，这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发展干预在国际发展领域中被定义为：为了某预定发展目标而进行的改变现状的人为努力。发展干预又被划分为制度性干预（institutional intervention）和间接干预（less direct forms of intervention）。制度性干预是指发展项目和发展规划，而间接干预则为一些政策性的干预手段，如价格调节、税收制度或其他财政和法律手段等。{16}对于大部分国际发展援助机构来说，更多是以发展项目的形式来进行发展干预。所以国际发展机构非常重视"参与式"工作方法和当地村民的"参与"，尤其是强调穷人的参与。下文就以国际发展项目进入地方社区阶段、项目设计阶段、项目后期管理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发展人类学的分析。（一）地方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在国际发展机构的项目资金进入地方项目区时，各个社会行动者"参与"都非常积极，包括当地政府、社区村民、专家顾问、技术人员、国际发展援助机构、资助者等。主要原因是由于外来机构带着一定数量的外部资源进入某一地方社区，那么此时当地政府和社区村民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想方设法把"外来者"的资源留下，这时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达到空前的一致，而且在外来者和当地人之间形成了一个界面（interface）。外来者在某种程度是被控制在地方知识运作体系中。例如在少数民族和其他大部分地方，语言上的排外就格外明显。所有行动者在开会时，涉及一些关键利益的地方，同时也不想让外来者知道时，地方政府和当地村民就改用地方口语（在少数民族更为突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隔离访谈的真实性，从一开始就造成一种"参与的不真实"。这时，外来者只是得到部分或片段性的信息。加之，地方政府官员在安排和接待外来者时又具有"先天优势"，这继承于我国古老的官僚体制的传统，下级官员接待上司时，那种虔诚和热情会让上司打消任何疑虑。在这种情况下，资金也就非常顺利进入了地方政府的一些社区。案例1：某国际机构在一个地方考察项目点时，县上分管扶贫工作的副县长亲自陪同下乡调研一周。该分管领导与项目考察人员一起访谈农户的生计情况，显得非常细致和敬业。同样，所涉及的乡镇干部也全力以赴安排调研日程，村庄的干部更是热情大方，安排周到。这时，县、乡、村三级管理者和村民都显得非常默契，让外来考察者感觉到这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开展发展项目。最后，机构考察人员终于被地方管理者和村民的热情和积极性所打动，将项目点设在了该县的三个乡镇。等到双方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大约过了半年，该分管领导发现对方提供的援助资金不是很多（30 ～ 40万 / 年），也就慢慢缺乏支持热情了。后来，项目办公室人力资源不够时，发展机构项目代表找分管领导解决时，他就推辞说不好协调。这样，国际发展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关系开始出现"裂缝"。（二）"权力的文化网络"发挥作用当地方政府和外部国际机构签订了合约之后，外部资源已经确定要进入到社区层面，县级政府也就慢慢退出，而把与外来者谈判的"接力棒"交给"乡镇政府"和项目村村委会。因为县级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在年终总结大会说"今年引进某外方援助机构外资多少万"，这是他们最看重的，也是参与其中的主要驱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当国际机构的项目官员在社区中遇到问题，再去找县政府领导解决时，往往都是遭到回绝或托辞。因为任何一个村庄，一个发展项目都不可能把所有村庄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去，除非有很大的资金和政治动员，例如国家提倡的新农村建设。况且现有村庄内的人口结构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造成留守人口的弱势性特点，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农村社区中原有的话语主导权。例如在许多动员会上，来参与的人群中，妇女和老人以及儿童比较多，这样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形式，而且最后决策权还是掌握在村庄干部等权力精英手中。在项目设计阶段，这恰恰是各个社会行动者利益表达重新整合的过程。在社区层面上，当开展设计项目时，社区村民也有类似"合谋"的现象。对于中国的行政村而言，一般都包括几个村民小组，其实每个小组的资源、道路和饮水条件不尽相同，尤其在偏远山区，不同小组的村民对于贫困的分析是不同的，而且差异十分大，但是为什么最后都会达成一致？笔者认为这是社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因为村两委在当前所承担的角色，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延伸，加上村庄的权力精英（村主任和村支书）又"生于斯，长于斯"，在血缘和地缘、共同的信仰以及宗族范畴内与村民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纽带关系。因此，社区的权威阶层决定着发展项目资源的分配权。另外，乡村社会中的领袖只能产生于具有共同象征性观念的组织结构之中。但是，这种似乎约定俗称的文化价值正掩盖了在乡村社会中它的产生与运作过程。这一细微而复杂的进程充满着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各不相同的社会集团的相互竞争、妥协以及自我调节。由于文化网络既控制着各种资源，而其本身又包含各种感性象征，所以，它成为乡村社会中使权威合法化的见证者。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乡村社会中各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大舞台--争取使网络中的舆论导向和权威为某一特殊的需要和利益服务。{17}下面的案例很能说明这一现象。案例2：某国际发展机构在一个西部村庄（登天村）开展发展项目工作，该村庄辖8个村民小组，有254户，人口为1015人。该村有耕地1981亩，其中水田422亩。该村是典型的贫困山区，基础条件差，村民居住分散，大多数群众居住在二面梁和半山之中。笔者当时作为某国际发展机构的项目协调人全程参与了项目的确定过程。村委会、乡镇项目负责人、该机构几个员工一起在登天村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当时村民只来了20个，其中有3个妇女，参会人员多为男性，主要以中老男性为主。村民代表20人，据村长说其中有5个"贫困户"，我们不可得知是否"真实"。刚开始我们要求村民在大白纸上写下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归纳村民的纸条，我们发现登天村目前存在的六大难题需要解决：村级道路修建（8个人）；低压电路改造（5个人）；人畜饮水（4个人）；农业技术培训（2个人）；养殖技术培训 （1个妇女）。根据机构项目设计要求，要通过村民举手表决，对上述5个问题进行了优先排序，结果如下：（1）村级道路修建；（2）低压电路改造；（3）人畜饮水；（4）养殖技术培训；（5）农业技术培训。我们无法按照上述的排列进行干预，由于考虑到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根据国际机构的要求和原则，特别注重村民能力建设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主要是考虑资金的问题，像上述的"电路改造"需要40多万，而我们的资金只有4 ～ 5万（对于该村一年的规定）。村级道路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况且投资比较大（20万），所以笔者就告诉村民我们没有这么多资金去做前两个项目，你们可以在后三个方面做选择。这时大家开始讨论了，住在河边的农民就说"我们现在急需是路和电的问题"；住在山上的村民说"我们没有水喝，先解决人畜饮水吧"，还有农民认为"农业技术培训"和"养殖技术培训"都不是当前我们所必需的。在这里，笔者作为项目协调人员感到一种困惑。我们让农民去充分地讨论发展问题，确定做什么，但是很多因素限制这种相对的"自由讨论"。对于大家写在纸上的问题，原本比较和谐的气氛一下被打破了，出现了不同要求的声音，村民之间出现争执，甚至"对骂"起来。这时笔者感到很尴尬，也觉得难以阻止他们的继续争论。于是我求助于村委会干部，村长让大家安静下来，他说"国际援助项目办是有心意来我们村工作，不管给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欢迎。但是资金有限，那么只能按照其要求和能力解决一点问题算一点问题"。这时有农民起来说话了"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你们援助什么啊？"这时人群中一个老人起来说"多少不要紧，人家（外来援助）有心意帮我们，我们要理解啊"。村长紧接说，"考虑到村子的实际需要，山上的农户都没有饮用水，因此我们希望援助组织给我们修建水窖，其他的问题，我们通过其他的渠道再给大家解决。"这时村民都沉默了，最后一个个从村委会办公室出去了。此时，我感到很高兴，村干部为我打圆场。他们在为我这个"弱势群体"解围。这种参与是所谓的"参与式发展"吗？我觉得不是。后来，我才知道村长和那个老人（是退休教师）都住在山上，解决饮水也正是他们的需要啊！通过此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起初不同的声音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种声音，村干部的话语权深深影响着村民的选择。传统社区的话语权往往主导在部分精英人士手中。村庄中的村民利益诉求是不同的，但是村民通过外来者临时搭建的这种交流平台暂时拥有发言权，有参与的权利，但是这种瞬时的参与会立即被传统的权力拥有者的声音所覆盖。同时，作为"外来者"的项目人员，在社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是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位置，已经被控制在地方性文化的运作方式当中。（三）"内""外"有别许多国际机构在开展工作时通过机构"代理人"不断给村民进行项目参与式管理培训，灌输"参与式"思想，强调其自主性和参与性，以便提高项目的质量和培养村民对发展项目的社区拥有感。事实上，村民的这种认同感非常低。因为这种所谓的"参与"其实只是外在形式上"表演"，并没有真正把"参与"思想根植于村民的思想深处。案例3：某国际发展机构在贵州某少数民族县做发展项目，给当地的苗族同胞修建了一座便民桥。后来，该便民桥在下雨天出现坍塌现象，该村有个村民直接跑到该国际机构的项目办公室说"你们的桥坏了，赶紧去看看吧"。据说该机构在项目设计、执行和管理等整个过程中，都特别强调当地村民的"参与"，而且还制定了非常详细的项目后期管理制度。该案例生动说明了参与的"表象化"，参与并不一定能使当地人感觉到自己是项目的主人，在外来者和当地人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永远不能消释的界面和屏障。正如发展人类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从不同的角度表明，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尽管人们对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问题会得出差异极大的看法，并采取大相径庭的操作手段，但最终都要涉及特定民族的文化整体性存在，都要进入一个整体互动的过程。缺乏整体性的观念，对研究者来说，无论他所强调的发展因素是什么，其理论结论都将是片面的；对实践操作作者来说，欲谋求某种孤立的行动，其结果的有效性都是值得怀疑的。{18}（四）村民在国际项目评估中"角色扮演"村民在与外来项目管理人员互动时，学习能力非常之强，地方性知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性知识在发展项目中被定义为一种权力。{19}根据发展实践经验，发展项目一般都不会按照预期的"项目逻辑框架表"进行，往往都会出现很大的"扭曲"与"变形"。但在项目终结时，国际发展机构都要根据预先设定的计划去评估项目。而且地方和社区村民也知道外来者是想"看什么"和"听什么"，于是这种相互的"周旋"便开始了。在国际机构评估项目时，当地政府和社区村民的"导演才能"是非常突出的，到处布置"演员"，出演不同的应对"角色"，以对付外来评估专家。因此，项目官员被欺骗、蒙蔽是常事。其实任何一个项目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一系列不断谈判和妥协的过程，最终只能达成折中。像国际机构主动中断项目或撤出项目区，这是最坏的结果，但这种现象是很少见到的。一方面，因为国际机构的资金筹集渠道和程序比较复杂，一般选择了某个社区，那么资助者也时常关注该社区的发展情况，决定后续的资金问题，这样国际机构为了保证对资助者的承诺，就只能"克服各种困难"在该社区继续开展工作，很少敢说撤出项目区，另选项目区。另一方面，国际机构在异国他乡开展工作，如果与当地政府发生主动终止合作协议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机构很难在其他省份获得认同。目前国际发展机构在中国的"工作场域"还很小，这种"被动性"在所难免。当然，国际发展机构持有资金支持的"主动权"，但在进入社区后，就变得非常"被动"了。因为，社区中权力结构的复杂程度是事先无法预知的，传统社区同样保持着一种固有的融合结构，以便形成对抗外来力量的一种张力。三、结语目前，对于参与式发展中的"参与"的效果与影响评价比较多，主要是因为发展研究者一直把发展作为一种"变化"去研究，而发展实践者在推动着这种"变化"，因此实践者与研究者在反思时出现了视角上的"断裂"。多数学者都是从参与式的效果看发展实践，而很少有学者从某种理论来审视参与式发展。参与式发展并不能使原有的权力结构更平等，利益分配更公平。正如诺曼•龙（Norman Long）的社会行动者理论解释的那样，由于社会各个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不同，因此干预目标在各个社会行动者参与实施的过程中被重新形塑了。{20}而且每个社会行动者的社会生活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在各个社会行动者互动的各种界面上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话语权，同时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并不能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安排和社会权力关系。当然，在过分强调理论的"应用"倾向时，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深层次的伴随：知识与权力的结合，使人类学的应用研究项目、评估和研究建议等成果，囿于对某一特定社区或可能出现的赞助人的需要的满足，落入了另一个狭隘的陷阱，而忽略了对其深层次的知识危机的思考。{21}总之，农村发展研究者和实践者缺乏从理性的角度来审视参与式发展，也没有提出理论上的修正，只是有一些方法的改进。反思"参与式发展"对于农村发展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参与"表象"的存在，会使人们对于真正的农村发展是产生"歪曲"的理解和引导。正如农民说的俏皮话"你说咋样参与就咋样参与"，这句话很巧妙地达成了对外来者的"表象"上配合。因此，我们应该走出参与式发展的"表象"，从国际发展机构本身特点入手，分析中间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深层次探析社区的文化因素，以弥补当前反思之不足，从而探索农村发展中的主体--农民的"参与自觉"。{22}最终，让外来的发展援助行动内化为社区民众的自觉行为。 注释：{1}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2}周大鸣、秦红增：《参与发展：当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载《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3}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第21页。{4}杨小柳：《西方参与发展的理念和实践》，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5}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第1 ～ 2页。{6}叶敬忠、陆继霞：《论农村发展中的公众参与》，载《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2期。{7}同注{4}。{8}赵丽霞：《参与：农民的权力与生存》，北京：中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3月，第4页。{9}何俊：《农村自然资源管理的参与式方法》，载《林业与社会》2002年第4期。{10}徐家琦：《参与式"本土化"改造与NCAPP社区林业实践》，载《林业与社会》2003年第5期。{11}同注{4}。{12}同注{2}。{13}陈庆德：《发展理论与发展人类学》，载《思想战线》1998年第8期。{14}［英］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 ～ 47页。{15}David Mosse，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ethn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aid， Reading materials for 2008 COHD PhD students， p. 20.{16}王伊欢、叶敬忠：《农村发展干预的非线性过程》，载《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7期。{17}［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18}陈庆德：《发展人类学引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19}David Mosse， "People's knowledge， participation and patronage：opera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in rural development"，in Bill Cooke & Uma Kothari（eds.）， Participation： the new tyranny?，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1995， pp. 16-35.{20}Norman Long， Development Sociology： Actor perspectives， London：Routledge， 2001， p. 13.{21}陈庆德：《发展人类学引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22}主要受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的启示，笔者认为社区发展的主动性在于村民的自觉参与和主动参与，并非是来自外部的"强制参与"，况且这种"自觉参与"需要从社区文化整体性上去考虑，是需要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京发布第31次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保持低速增长。高中及以下学历网民仍占78%左右。

本文为谈话记录，谈话时间在2003年12月某日上午，地点在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办公室。当时正策划纪念《文学遗产》创刊五十周年活动，徐公持遂邀约曹道衡先生对谈，回忆老一辈著名学者、本刊前任主编余冠英先生。稿成后，因情况变动，未能及时发表。

近代以来，西方各种学术、思潮、文化被知识分子大规模、持续地引入中国，五四运动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至今日，如何以文化自觉的精神，系统回顾西学各个方面引进中国后的错综复杂情况，如何超越“中学”与“西学”的纠结，建构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文化？

我国对于90%以上的高官腐败案件基本实行了异地审判,形成了一道司法史上罕见的、非常独特的现象。

英国政治学家贝拉米(Richard　Bellamy)在他的著作《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中，追索了自由主义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的发展的变形的历程。他的基本命题是：十七世纪从英国兴起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性自由主义”；但往后的自由主义，特别是经过意大利和德国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发生的变化，其道德诉求已日渐萎缩，让位于一种没有道德承诺的“经济性自由主义”。

《全集》第十卷的《文集》，并没有收录著者的全部文章，所以也还是文章选集。

民歌是文学解放的力量

世间上有很多事情非常奇怪，整天地挂在人们的嘴上，也许太熟悉了，人们反道不在意它到底是什么了，比如经济、政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本文要讲述的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即国际妇女节的起源。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都知道它起源于1909年3月8日。在这天，美国芝加哥市的女工为了争取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而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第二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被中国人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的克拉拉•蔡特金提出建议，把这一天作为国际妇女的节日。这项建议被一致通过，于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也被称为三八节）就诞生了。我国的史书中，文章里，甚至台历上，总之凡有文字记载的地方都这样写着的。     然而，我说这种讲法的每一句都是错的，您信吗？不信，那您就听我从头道来。          三个疑问          十多年前，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选定的论文题目是克拉拉•蔡特金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国际妇女节起源的这种说法至少有三个疑点。     首先，为什么最早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时间并不是在3月8日？     世界上第一次庆祝国际妇女节发生在欧洲。1911年3月19日这天，欧洲一些国家的劳动妇女举行庆祝活动。在德国，各地的劳动妇女举行争取选举权的集会，仅柏林一地就有5000多名男女工人参加。其它国家，如丹麦、奥地利、瑞士等国也有近百万劳动妇女举行了集会和游行。1912～1915年间，每逢3月19日这一天，蔡特金都在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机关刊物--《平等报》上发表文章，纪念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为了纪念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劳动妇女和工人反对梯也尔反动军队偷袭蒙马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大炮阵地而举行的武装起义，这一起义导致巴黎公社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19～1921年的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日子都选在3月5日这一天。列宁于1920年和1921年发表的《迎接国际妇女节》和《国际劳动妇女节》两篇纪念文章都是在3月4日。选在这一天庆祝国际妇女节，是为了纪念被列宁称为“始终是一只鹰”的罗莎•卢森堡。卢森堡1871年3月5日出生于波兰，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被德国反动派杀害。1922年蔡特金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一文中说，“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开始于3月5日卢森堡生日这一天，她无畏和天才的生命被凶手残害了，但她的精神永驻我们心间。她的工作和战斗永远激励我们。”蔡特金所讲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指的就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     其次，为什么国外对国际妇女节的起源还有其它不同的说法？     前民主德国学者路易丝•多尔纳曼在其1957年出版的《蔡特金传》中说，“美国社会主义妇女1910年2月举行了一次争取平等权的社会主义妇女日。由于受这一事件的鼓舞，克拉拉想到确定一个日子，每年在这一天团结一致地反对压迫者和战争挑拨者各国妇女，为争取和平而举行游行。她同凯尔•敦克尔一起向大会提出了世界闻名的决议案，建议制定国际妇女节，作为争取平等和和平的斗争节日。”不过，在该书1989年第五版中，多尔纳曼则完全改变了说法，只写蔡特金和敦克尔提出的决议案本身的内容，不再提与美国的妇女运动有什么关系了。     另一名民主德国学者卡林•鲍威尔在《克拉拉•蔡特金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一书说，“人们从哥本哈根妇女会议关于国际妇女节的讨论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蔡特金把妇女节理解为反对日益增长的修正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影响的一种手段。”     洛塔尔•贝托尔特等民主德国学者1965年在《德国工人运动大事记》中写道，“克拉拉•蔡特金和其他妇女代表建议各国学习美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举行一次妇女日。这一天主要应该用来进行争取选举权的鼓动工作，并应具有国际性质。”     美国学者菲力普•方纳则提出，“国际妇女节之所以选择在3月8日，是因为在1908年星期日这天，在多数都是社会主义者的纽约市纺织工会的女工领导下，纽约劳动妇女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几百人聚集在曼哈顿东部低地中心的卢特格尔斯广场，要求选举权和建立织工工会。这次示威进行得非常成功，引起了海外社会主义妇女的注意。蔡特金早已获悉此事，于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建议，把这一天作为妇女节。”     前苏联学者祖波克在其主编的《第二国际史》中指出，“蔡特金和德累斯顿左翼社会党人代表凯尔•敦克尔提出的第二个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决议案最后部分建议各国妇女社会党人按照同各国社会党和各工会组织达成的协议，每年庆祝特定的妇女节，其目的应是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斗争。”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在报告美国妇女运动发展时讲，“美国女工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第一次度过了妇女节—1909年最后一个星期日。”     上述关于国际妇女节起源的种种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去管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们与中国所熟悉的那种说法大相径庭。     最后，为什么在中外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中并没有1909年3月8日芝加哥女工举行游行示威这一事件的记载？     在这方面，美国人写的书自不必提，最奇怪的还是中国学者写的书，由著名美国史专家写的《美国通史简编》就是一例。该书虽然在附录的大事记中记载1909年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可是在正文中却只字未提。这绝不是偶而的遗漏，因为有些意义远不如国际妇女节的事件在书中都被提及了。     看来，要紧的还是搞清楚国际妇女节到底是为什么而设立的。          克拉拉·蔡特金          蔡特金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都知道她是国际妇女节的倡导者，称她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她的著作和中外有关她的传记、文章非常多，邮电部还先后于1960年和1980年两次发行纪念她的邮票。可是，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位朋友在为我与导师合著的《克拉拉•蔡特金年谱》写的书评中说，“就像一块祖宗牌位，晚辈们知道她的名字，却不一定了解她的生平，更不敢斗胆去评论她的是非，尊敬和崇拜已经足够了。而我国后生甚至……完全没有弄清楚蔡特金是她娘家姓还是婆家姓。”这并非言过其辞，事实也真地是如此。     所以，要弄真正弄清楚国际妇女节的来历，有必须先了解一下克拉拉•蔡特金其人。     克拉拉•蔡特金原名叫克拉拉•艾斯内，1857年7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比锡附近的一个叫维德劳的小山村。她父亲叫哥特弗里德•艾斯内，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并兼作教堂的风琴师，笃信基督教。她母亲叫约塞芬•维塔勒，其父是德国和意大利混血商人的后裔，曾作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侍卫官。特殊的家庭环境不仅使约塞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成为德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哥特弗里德和约塞芬于1855年结婚，此前他们各有一次婚姻经历，克拉拉是他们所生的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她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打小时候起，克拉拉从父亲那儿接受了良好的文化和艺术教育，但在政治信仰方面却受母亲的女权主义思想影响很深。1872年，为了使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哥特弗里德和约塞芬决定举家迁往莱比锡市。当时，莱比锡不仅是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也是女权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克拉拉进入了由德国女权运动领导人施密特夫人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克拉拉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师职业教育、积极参加妇权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接触了社会主义运动。而引导克拉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正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奥西普•蔡特金。奥西普•蔡特金，1852年生于俄国敖德萨的一个富人家庭。但是，在民粹派运动的影响下，奥西普在大学期间就参加了反沙皇专制统治的活动，受到当局的追捕，流亡到德国，在莱比锡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了联系，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克拉拉读书期间通过俄籍同学与奥西普相识的，很快地被他的博学和革命经历所吸引。通过奥西普的引荐，克拉拉开始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活动并且大量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到了1878年毕业时，克拉拉已经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了”。于是，她不顾一心想将她培养成教师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母亲和师长的反对，毅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878年10月，被称为“铁血宰相”俾斯麦颁布了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令”，奥西普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已经与奥西普建立起深厚感情的克拉拉先是在国内坚持革命活动并于1881年正式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接着在1882年离开德国去找奥西普。她先后到了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最后在法国蒙马特尔的贫民区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找到了奥西普。     就这样，一对为了追求革命理想、献身社会主义事业而背井离乡的恋人，结成了异国伉俪。重新想见之时就是克拉拉和奥西普结结婚之日。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任何仪式，没有喜庆宴会，也没有亲朋好权参加。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对共同事业的追求的基础之上，用物质是无法衡量的。克拉拉和奥西普抛弃了一切形式上的东西，为了保留克拉拉的德国国籍，以便将来能顺利回到德国进行革命工作，他们甚至连正式结婚手续都没有办理。因为按着古老的罗马法，一个女人要与外国人结婚就得必须改变自己的国籍。尽管如此，克拉拉还是采用了奥西普的姓，从此称克拉拉•蔡特金。1889年1月，奥西普去世后，人们就把克拉拉直接称为蔡特金。蔡特金—这个对全世界来说都不朽的名字，实际上是一位俄国革命者奥西普、也是克拉拉•艾斯内丈夫的姓！          设立国际妇女节是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一项措施          1889年盛夏，国际社会主义者齐聚巴黎，建立了第二国际。还没有完全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摆脱出来的克拉拉不仅被选入筹备大会的组织委员会，而且在大会的第六天以柏林女工代表的身份走上讲台，就《妇女劳动问题》发言。针对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以男性为主，并且主要是为了男性这种排斥女性的特点，蔡特金在发言中指出，妇女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必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把无产阶级妇女作为战友接纳到自己的战斗队伍当中。大会根据她的发言，通过了《关于劳工立法的决议》。     1890年“非常法令”废除后，蔡特金携带两个孩子返回了德国，先在德国社会民主的狄茨出版社工作，1892年受该党委托主编妇女双周刊《平等报—为维护妇女权益的杂志》（简称《平等报》）。这个刊物实际上是德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领导中心，而蔡特金无疑是重要的领袖。为了从组织上将各国无产阶级妇女团结起来，1907年8月，在蔡特金等人的倡导下，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5个国家的59名代表。会议根据蔡特金提出的关于加强各国有组织的妇女之间联系的建议，决定成立从属于第二国际的国际妇女书记处，并选举蔡特金为书记，《平等报》被定为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机关报。蔡特金在会上发言指出，如果没有妇女的积极参加，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妇女代表会议应当建议即将召开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责成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也提出妇女选举权的要求，以便吸引广大劳动妇女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会议接受了蔡特金的建议，并且委托她把这些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提出来。     在随后召开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蔡特金作了《妇女选举权》的报告。她提出，“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为妇女获得充分公民权而斗争，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符合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妇女获得选举权是无产阶级妇女目标明确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先决条件。同时，它能大大促使人们如同对男性无产者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那样去热情地唤醒、联合和教育女性无产者。”斯图加特大会在根据蔡特金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宣布支持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表示“各国社会党人有责任为妇女选举权的实现而坚决地斗争。”     在把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写入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之后，蔡特金进一步提出，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特别是是无产阶级妇女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实现妇女的选举权。所以，1910年8月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蔡特金以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的名义在哥本哈根主持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来自17个国家的1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无产阶级妇女如何争取选举权的问题。会上，蔡特金起草了一份《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基本原则的决议案》，并希望能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提交给会议。但是，德国代表团在讨论它的时候发生了分岐。齐茨夫人等主张用温和的言辞，在决议案中不要锋芒毕露，以免招致资产阶级的镇压。蔡特金和敦克尔等人则认为这是改良主义主张。结果，齐茨夫人等拒绝在决议案上签名，提交给会议的决议案上署名是“克拉拉•蔡特金、凯尔•敦克尔及其同志们”。在表决时，英国代表主张不提妇女的普选权，只要求妇女有限的选举权。最后，会议以90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了这个决议案。     这个决议重申了上届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的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基本要求，为此还规定了若干争取妇女社会平等和政治解放的实际宣传鼓动的措施，要求各国社会主义妇女要充分利用在本国已经取得的各种选举权利，如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权、伤病互助会的选举权利等等。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的一项措施，就是国际妇女节的确立。决议说，“各国无产阶级有觉悟的政治组织和工会一致同意，各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自己的节日，其目的必须是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并连同整个妇女问题一起对待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妇女节必须具有国际性和认真地筹备。”     国际妇女节就这样出现了。不难看出，它是作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若干措施之一提出并确定下来的，与特定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与所谓的美国芝加哥女工1909年3月8日的游行示威并没直接联系。          把国际妇妇节定在3月8日是为了纪念俄国妇女在二月革命中的斗争               前边已讲过，最初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日子并不是3月8日。那么，到底什么时间和为什么将国际妇女节定在每年3月8日呢？在用了很长时间查找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之后，我发现，将国际妇女节最终定在每年的3月8日，并不是纪念美国芝加哥女工1909年的斗争，而是为了纪念俄国劳动妇女1917年在二月革命中的斗争；提出这个建议的也不是蔡特金，而保加利亚女共产党人。     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彼得格勒女工响应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号召，举行庆祝国际妇女节的示威游行，并且参加了有9万男女工人进行了罢工，为支援女工的斗争，彼得格勒全市工人举行了政治总罢工，接着转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二月革命因此爆发，统治俄国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俄国近代史上新的一页开始了。     1921年9月9～15日，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28个国家的82名代表出席。蔡特金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保加利亚代表提出，为了纪念俄国女工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英勇斗争，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家劳动妇女节。会议采纳了保加利亚代表的建议，一致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妇女节。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妇女每年在这天都以不同形式庆祝自己的节日，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其目的不仅仅是争取妇女选举权了。     从1922年开始，苏联的《真理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在3月都开辟专栏，介绍国际劳动妇女节和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以及生活与工作情况。比如，《真理报》1922年3月8日这一天出版的国际妇女节专栏，刊登了一些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文章，其中除了蔡特金的《国际妇女节》之外，还有柯伦泰的《保护女工的统一战线》，文科索娃的《共产党和国际妇女节》，洛佐夫斯基的《西方女工和工会》等。     关于国际妇女节，蔡特金在她晚年的著作《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中写道：“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是团结劳动妇女的革命力量来争取保卫她们的日常利益、通过社会主义而获得自由的一个重要因素。1910年在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会议上决定每年举行国际无产阶级妇女节。这个决议是在1905年沙皇俄国的卓有成效的伟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莫斯科群众性罢工和街垒战的自发力量的影响下提出的。……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在“面包、和平和自由！”的口号下在巷战中举行了忠实于自己的革命本质的国际妇女节。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企业、工人区和兵营里的耐心细致的准备工作，群众在同沙皇武装力量的斗争中得胜了。可见，国际妇女节在俄国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出发点，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来就发展成为向自己提出更高得无比的目的和具有更重大得多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十月革命。”          国际妇女节与中国的妇女运动          在我国流行甚久的关于国际妇女节起源的这种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实际上，国际妇女节的传入与中国妇女运动的广泛开展是联在一起的。     国际妇女节1924年首次从苏联传到了中国。这年3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庆祝国际妇女日》。社论中全文引用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社论“庆祝国际妇女节”，转引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传单“三月八日国际妇女日”。这份传单说，“妇女日是由一千九百0九年美国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发起，倡之者为女国际共产党领袖栉琼，一千九百0十年，妇女社会主义第二次国际会议开于丹麦京城，决议为世界的令节，广为遵守。”这是我国最早关于妇女节起源的说法，这对后来有相当大的影响。     1925年3月8日，北京的《晨报》在一篇关于国际妇女节纠偏活动的报道中说，“今日之国际劳动妇女节，系一九0     九年美国妇女共产党领袖紫芝根女士（Clare     Jeitlin)所创一九一0年在丹麦京城开会，就决定以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节。”这与广州《民国日报》的说法是一致的。在1927年国际妇女节之际，全国各地许多报刊都开辟专栏，登载介绍国际妇女节的文章。广州《民国日报》3月8日的“妇女节特号”发表了古有成的《三八纪念与妇女界应有的努力》，洽光的《“三八”节的意义和应有的工作》。《妇女之友》第29期刊登了《国际妇女节宣言》等等。     上述这些文章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国际妇女节是蔡特金在哥本哈根第二届妇女代表会议上倡导的，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还认为这次会议直接就将国际妇女节定在每年的3月8日。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蔡特金的名字也是随着国际妇女节一起传入中国，不过译得很不规范，如栉琼、紫芝根、紫根托、紫根特等。不仅如此，人们还把她当成了美国人，使用女士这种称谓。中国人虽然知道蔡特金是国际妇女节的首倡者，实际上对她并不了解。     30年代之后，中国人民对国际妇女节起源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设立它的原因上面。1938年3月8日，《新华日报》出版了“三八节特刊”，发表了史良、邓颖超、卢竟如、杨朔、杨慧琳等人的文章。史良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想起革命巨人蔡特金女士所以提倡的‘三八’作为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因为一九0九年美国有一大批劳动妇女，曾经举行过自由平等的示威游行。她认为，这是妇女大众空前的解放运动，不但有着历史上的价值，同时也可以把这个节日当作激励全世界各国妇女走上民族解放道路的巨浪。”史良的观点奠定了确立国际妇女节是为了美国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斗争这种说法的基础。以后人们对此又不断地补充，1948年，胡耐秋在纪念蔡特金诞辰90周年写的小册子《蔡特金》中，就比较详细地说，“一九0九年三月八日，美国劳动妇女在芝加哥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所以一九一0年在丹麦京城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中，蔡特金即建议：规定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节，得到大会一致通过。因此，蔡特金的名字就和三八国际妇女节分不开了，她被称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对于国际妇女节的这种不准确的说法一直延续至今。人们重视的只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怎样纪念国际妇女节，却不在乎它的来龙去脉是否正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1928年开始，中国人民对蔡特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表现，把她的名字译成蔡特金，其它不规范的译名逐渐消失；明确地指出她是德国人；把她誉为“全世界劳动妇女底伟大领袖”、“革命巨人”，称她是“同志”等。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比较重要的，一是1927年苏联为纪念蔡特金70寿辰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出版了许多关于蔡特金生平事业的传记文章；二是1928年7月，邓颖超参加完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去看望了蔡特金并与她进行了交谈。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人民对蔡特金的了解，加深对蔡特金的认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国际妇女节起源看法上的偏颇丝毫没有影响中国广大妇女利用纪念这个节日来开展妇女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代表大会的宣言还规定了“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孙中山还对民权主义中包括男女平权做了明确的说明。为了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设立了妇女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妇女运动在国共两党的联合领导下拉开了帷幕，最初的舞台是当时中国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广州，纪念国际妇女节就是重要的表现形式。     为了引导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国民党妇女部决定1924年首次在中国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事前，国民党妇女部发布通告：“公启者，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日，全世界妇女咸于是日举行大团结示威运动。中国妇女界久受压迫，在此日自当应声而起，以图解放。广州妇女界在此日应有所表示，以警醒妇女群众，使同趋于联合奋斗之一途。本会妇女部有鉴于是，谨召集广州市妇女各团体，于此日举行热烈示威运动……”     3月5日下午，各女校及女界团体代表在执信学校大礼堂召开了庆祝“三八”节筹备会，会议商定了游行办法、时间及路线、并决定3月7日品2人在广州市内乘汽车散发传单，向市民做广泛宣传。为了保证女学生届时能够参加大会，妇女部请教育厅向所属各校发了通知，并通知市内军警保护。     经过周密的准备，3月8日上午10时，广州各办妇女在第一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国际妇女节的纪念会。各女校学生、各界妇女团体共计2,000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主持了大会并且作了精彩的演讲。她讲述了“三八”妇女节的重要意义，号召广大妇女们团结起来，投身国民革命，争取解放。何香凝的演说深入浅出，充满激情，对听众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廖仲恺先生也发表了《国际妇女日的性质》的演说。大会期间，会场上嘹亮的口号此起彼伏，“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解放中国半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妇女所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价权、女子参政权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排除纳妾和一夫多妻制度！”“要求女工保护、生育保护、儿童保护的立法！”“八小时工作！”等等。与会妇女群情激昂。    会后，按原计划，与会的女学生和各界妇女高举国旗、校旗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第一公园正门出发，经省长公署、财政厅，惠爱东路、越秀路、东堤、西堤、丰宁路、惠爱西路，回到第一公园。与此同时，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也召开了庆祝会。     第一次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活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口号，表明了中国妇女运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蔡特金和“三八”妇女节就与中国妇女运动紧密相连，中国妇女每年都要隆重庆祝国际妇女节，以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为中心来推动妇女运动的向前发展。

山西省今年推出了煤炭改革新举措，到２０１０年底，数千“小煤窑”将被兼并，数千名山西“煤老板”也从台前隐退到台后，这一现象被称为该省煤炭历史上最大的“经济事变”。

从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32年平均每年以9.9%的速度增长。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在1978年的时候，按照当时的美元计算，我国的人均收入是182美元，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1/3(他们当时的人均收入是500多美元)。经过32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达到4370美元，跨过了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同时，我国成了"世界工厂"，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成就都是大家未曾意料到的，因为国外媒体、学界从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预测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虽然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已经有了20年的快速增长，然而直到2001年还有一本在世界上非常畅销的书，叫《中国崩溃论》。那本书当时在国外的书店、飞机场的书摊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但是从2001年到现在，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仅未减，反而加快：在1978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9.7%;而从2000年到2010年是10.5%。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提出的目标是经济20年翻两番。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7.2%。我当时认为那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因为经济学有一个叫"自然增长率理论"，用一个漂亮的数学模型和历史实证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后，或者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以后的经济复苏可以达到7%或稍高一点持续增长几年，长期以每年超过7%的速度增长是不可能的。现在发现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以7.2%的速度增长20年的目标不仅达到了，而且还超过了，不仅20年，现在已经持续了32年每年平均9.9%。虽然7.2%和9.9%差距看上去不大，但是32年累计下来，差距就很大了。如果每年以7.2%的增长速度，32年后我们的经济跟1978年比只增长了9.2倍，现在是每年9.9%，32年以后就是20.5倍。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 经济高速增长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文明现象。原因在于18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导致技术的发明、创新、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也不断从附加价值低的农业转变到附加值高的制造业、工业、服务业。 这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为人均收入提高的基础，也是让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最主要的驱动力。18世纪以前中国领先于全世界，可是一百年不到，中国就从世界上拥有最鼎盛文明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原因并不是中国退步了，而是工业化国家进步太快。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中国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经济才能翻一番，于是就落后了。 如果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落后国家实际上是有一个优势的。优势是什么呢?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产业、技术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必须来自自己的发明。发明需要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概率却非常低。根据一些研究，在前沿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平均起来投入研发100项到最后只有5项技术能过关，可以去申请专利;而在申请专利的技术中，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只有一项。当然这一项专利可以有全世界的市场，回报会很高，可是那99项都像打水漂，有去无回。而发展中国家现在采用的技术和产业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个差距就是经济学上的后发优势。创新不见得是最新的发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也就是采用在世界上现成的、成熟的但比自己好的技术来进行创新，创新的成本就会非常低。根据研究，一项技术只要超过10年，拿来用基本就不用付专利费了。使用这些技术，不仅成本低，而且风险小。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创新的成本会比发达国家低得多，速度会快得多。 根据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共有13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香港，还有其他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取得了至少每年7%的经济增长，持续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的。我们改革开放后能够增长得这么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以后，让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快成为了"世界工厂"。比如像现在的计算机产业、手机产业等高科技产业，国内做的其实是劳动密集的加工区段，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也就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可以创造利润;有利润就可以搞投资;投资以后，资本就增加了，比较优势就变了--从劳动力极端密集逐渐地变成资本相对密集。在这个转变升级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能够发展得那么快，而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取得快速发展的原因。 中国渐进的双轨制转型方式胜过"华盛顿共识" 中国从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都从八十年代纷纷进行改革开放。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回顾一下1960年到1980年，以及1980年到2000年这些国家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后面的20年，也就是1980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比1960年到1980年的增长速度还慢，不仅是平均增长速度慢，而且经济的波动更大、风险更大。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连续32年的快速增长，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机不断、危机的频率更高呢?这实际上是跟它们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有关。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事与愿违，因为"华盛顿共识"只看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而没有看到扭曲的根源是什么。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我国经济中那么多的计划干预、那么多的扭曲，都是为了保护那些在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体系里面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把那些靠扭曲来实现的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取消掉的话，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要全部倒闭。可是那些企业雇佣了很多工人，如果让它们全部倒闭的话，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社会和政治就不稳定，没有稳定当然不能发展。绝大多数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社会经济后果，同时，也认为这些产业是先进的、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产业，因此绝大多数的政治家和人民不愿意让它们倒闭。所以，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这些国家又引进了很多其他更为隐蔽的保护和补贴，这些措施所花的钱在很多情况下比原来花的更多。 中国为什么既避免了像苏联、东欧那样崩溃，又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采取了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方式。对于原来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工业部门，知道它们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承认这个现实，继续给它们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同时引进一些提高生产积极性的利润留成、包干制、股份制，只要他们经营的好，他们的收入就可以高一些。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另外，在具有比较优势、原来受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实行开放的政策，鼓励民营经济、三资经济进入。这些新的部门由于符合比较优势，所以发展得非常快，于是资本积累就非常快。资本积累以后，比较优势得到提高，许多在五六十年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变得有自生能力，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产业竞争了。同时，改革后的快速发展给国家创造了很多资源，可以用来补贴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使整个经济平稳地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型。(林毅夫) 中国的快速增长还能够维持多久?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快速增长还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多大的潜力?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就要看技术的差距，也就是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技术差距本身表示我国相对落后，但是这也是一个资源。这个差距怎么衡量呢?一个好的衡量指标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人均收入水平。因为人均收入水平代表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劳动生产力反映的就是技术和资本的使用量。目前最新的可以做跨国历史研究的是2008年麦迪森教授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当年美国的21%，日本在1951年、我国台湾地区在1975年、韩国1977年也都是美国的21%。 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9.2%;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8.3%;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6%。他们的发展都是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同样采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日本可以维持20年以9.2%的速度增长，台湾地区可以维持8.3%的速度，韩国可以维持7.6%的速度，我国在2008年以后，也应该有再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的潜力。也就是说，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地根据科学发展观提高我们的产业、技术水平，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发挥后发优势，再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经过2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从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变成1971年为美国的65.6%，我国台湾地区从1975年的21%，到1995年就变成美国的54.2%，韩国到1997年时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计算也达到美国的50%。也就是说，如果我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维持每年8%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应该至少可以达到美国的50%，因为我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到2030年人均收入是美国的一半，那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可能低一点，到2030年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至少跟美国相当。 到203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呢?和代表最先进国家的美国相比，我们还可以继续运用后发优势维持较高速的经济增长。当然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就相当于现在韩国和美国的差距，那时很多行业会已经达到世界先进的水平了，到时候我国需要多一点自主研发，这是一个从引进到自主研发的转型。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本文根据林毅夫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2年第1期主题讲坛上的讲座内容整理。林毅夫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奇迹》、《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国经济专题》和《新结构经济学》等)

春节刚过，就传来铁道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审查的消息。一时间，刘志军任部长8年中最耀眼的政绩，即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也陷入舆论的漩涡。 目前媒体对中国高铁的批评主要有三：第一，高铁建设负债已经造成沉重的财务负担。2009年底铁道部总资产2.46万亿元，负债达1.3万亿元。大举上马高铁项目是造成债务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第二，各地盲目上马高铁导致其布局的不合理。部分欠发达省市上马高铁没有道理；第三，即使高铁进入运营期也将入不敷出。随着2012年后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陆续投入运营，初期亏损额度势必扩大。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高铁？是把它视为单纯的交通工具或是一个应该自负盈亏的单一产业，还是视为一个具有全局意义应该得到大力扶植的战略产业？ 无须赘言，目前高铁的融资招标方式、对速度的追求、质量保证以及票价政策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中国发展高铁到底值不值，至于如何发展好高铁则是第二位的问题。高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出来的唯一的可以改变整个21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的战略产业，它的建设可以对中国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主要从战略的角度讨论高铁潜在的意义，而不是提出一个如何建高铁的操作方案。刘志军被审查后高铁还要不要建？目前的反对意见重视的都是些技术性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解决。我们应该先想清楚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尤其代价很高的问题，到底值不值。衡量标准就在于其战略意义，而不是这些技术性问题本身。本文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引起各方有识之士对高铁战略意义的关注和辩论。 为什么要发展高铁？因为它能使中国在应对未来的重大国际国内挑战时有一个新的选择。 蓝海战略的限界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依赖的是蓝海战略，但在今后10年里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将来自于蓝海战略的限界。 蓝海在当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意味着先进文明、自由贸易和国家富强。通过蓝海战略，中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并以国际贸易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蓝海战略导致中国经济的重心向沿海地区转移，为中国经济带来了30年的大发展。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几十年世界经济运转的基本机制，中国传统的出口市场受到了严重影响。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美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赤字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美国不必承担其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必须承担的维持本国国际收支平衡与固定汇率的义务。这使美国在战后可以长期保持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通过发行巨额国债来维持其政策的自主性。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于上世纪70年代初崩溃，但取而代之的美元本位制并没有改变倚赖美元的做法。由于美元不再有黄金的支持，美国可以放手举债，美国的国际收支全面恶化，政府预算赤字大幅上升。减少债务将成为2012总统大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开始的去杠杆化过程将在广泛的范围内影响美国的投资与需求。离岸生产、外包以及全球生产导致的美国制造业提供就业能力的减退也将影响美国的消费能力。短期内美国很难再作为世界上最后的消费者来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欧洲面临的是另一种困境。欧洲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各成员国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发展经济。欧元区内没有统一严格的财政政策。虽然《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主权债务不得超过本国GDP的60%，但大多数国家早已突破这两条警戒线。一些欧盟成员国多年来在政府公共开支和私人消费方面超前挥霍，主权债务的风险大大增加。战后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体制。这虽然使社会成员更平均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欧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危机后的欧洲各国不得不大规模削减社会开支和减少各种公共福利，保护主义很有可能在欧洲率先东山再起。 日本的问题更为严重。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一直没有能够发展出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00%。尽管日本的债务主要由国内购买者来消化，外资突然撤资导致危机的风险很小，但在人口迅速老化的背景下这个债务仍然显得十分沉重。小泉当首相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打破了日本经济体制里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和平等机制，催生了一个“下层社会”。今日的日本社会变得日趋保守，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出国留学，公司的雇员也普遍不愿意被派往国外工作。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惊呼，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集体不学习、集体不思考、集体不负责任的“低智商社会”。目前的日本社会充满了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时代闭塞感”。 与东亚东南亚地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蓝海战略的重要一环。然而，美国积极重返亚洲的努力开始改变这里的力量平衡。美国不仅开始加强与亚洲国家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联系，也开始积极参与并推动环太平洋(601099,股吧)经济合作协定。这个协定原则上要求废除所有关税。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的内容更为广泛，自由化程度更高。对东亚、东南亚国家而言，美国积极重返亚太为它们与中国打交道时提供了一个筹码。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对10加3的另外选择。有了这个新的选择，东亚、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就可以既增加地缘政治的考量，又不失地缘经济的利益。尽管中国推动的与东亚东南亚的经济整合今后仍然会继续进行，这一地缘经济的进程将受到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向内需驱动转型是中国蓝海战略受阻时的应对措施。从2003年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时起，中国政府就提出自主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新政策范式，并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转型。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转型过程的动力机制。一场空前的世界性危机使中国政府施策的重点从转型向救市倾斜。中央政府的4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跟进的7万-8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一方面使得中国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综合国力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也由于大量流动性的注入带来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各种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这不能不限制人们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干扰向内需驱动的转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也进一步增加。 正是因为长期奉行的蓝海战略开始面临严峻的局面，中国必须为未来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高铁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 高铁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突破目前的困境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在短短几年里，中国把从几个国家引进的高铁技术经过系统整合，将运行速度提高到每小时350公里。除了在国内加速建设之外，中国还就高铁与美国、俄国、英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老挝、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数个中亚国家就高铁建设进行谈判或者签约。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计划在15年内把北京与伦敦用高铁连在一起，两地间的旅行时间将被缩小到48小时以内。 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俄国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需求，吸引来新投资。这将为地域经济一体化打下一个基础。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可以成为东部推动力，欧盟为西部推动力，俄国为北部推动力，印度为南部推动力，各个方向的进展在中东汇合。 欧亚大陆区域整合的基础已经部分存在。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注入经济内容，欧盟则可以把高铁向东推进到保加利亚，只要再打通伊朗与土耳其就等于打通整个欧亚大陆。目前伊朗已经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家，而土耳其与欧洲一直有较强的联系。此外，中东北非地区还有一些重叠的合作组织，比如欧盟与北非的环地中海合作组织，以及土耳其与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签订的地区高铁合作协议等。中国已经与巴基斯坦和伊朗就高铁合作签约。俄罗斯、印度、以及中亚国家也都对欧亚高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进一步加速过去已经出现的一个国际大趋势：即发展中国家中的人口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上述大趋势因果链条的起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对能源与资源需求量的大幅度提高为出口能源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由于许多能源与资源的出口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这就带动了更多的世界人口进入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过去的10年里，这种滚雪球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当中国和印度满世界找能源资源时，连非洲大陆都实现了年平均4%-5%的经济增长率。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将使中亚与中东一些至今被隔离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机会。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也必然进一步带动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它也将使几个像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这样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过去的古代文明大国有机会再现当年的繁荣。 对中国而言，推动以高铁为基础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防止全球化的逆转，并为自由贸易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如前所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战后的国际经济增长机制失灵，如果中国继续向发达国家市场增加出口，很可能招致强大的政治反弹。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于是为全球化开辟一个第二战场。它可以为国际经济创造新的需求，为目前正在减速的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它不仅可以把目前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的中亚和中东国家带进全球化进程，也可以为正在经历人口下降的俄国和西欧提供新的活力。 其次，它将为中国向内需转型赢得宝贵的缓冲时间。目前对中国而言最佳的选择是既不用马上转向完全依赖内需，又不给已经很虚弱的西方市场再增加新的压力。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恰恰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这个新经济圈将为中国提供新的外部需求，原料能源来源和出口市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与蓝海战略属于同一对外开放的大方向。同时，它又明显地有别于蓝海战略代表的既存市场。这种新的外需将减少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向内需驱动彻底转型的政治压力。   高铁可以为中国带来一个陆权战略 高铁的发展前景对于21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和中国的国际战略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重要交通工具的发展可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海洋交通技术曾经把这个世界从“陆权时代”变为“海权时代”。西欧、美国和日本在历史上均处于权力的边缘。直到哥伦布航海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特别是蒸汽机轮船使以海运为基础的大规模国际贸易成为可能以后，世界才进入海权时代。这个转变改变了许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西方国家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提供的机会引领时代潮流，建立起一整套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把海权大国的利益固定化。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这些制度下。 当中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颠覆人们关于空间和距离的观念时，陆权时代的回归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当高铁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这就是当年西方崛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陆权时代的回归将凸显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有广阔的陆地战略纵深。中国的西部与中亚相连，距中东的陆上距离也不远。那里是世界上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各种矿物的主要产地。早在100多年前，地缘政治学的鼻祖，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加上非洲大陆称为世界岛，把涵盖俄国、东欧、中东、中亚、以及中国新疆称为世界岛的中枢。在他看来，谁能占据这个世界岛的中枢，谁就可以称霸世界岛。而谁占据世界岛，谁就可以称霸世界。麦金德认为中国的地理位置具有十分优越的战略优势，它十分有利于力量的投放。 尽管本文关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立意以麦金德关于中国地理战略优势的地缘政治讨论为起点，但是笔者看问题的角度却与麦金德有根本的不同。今天的这个世界与100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展现出来的新智慧是用地缘经济学的观点来取代地缘政治学的观点。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是邻国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则是邻国之间的合作能给各方带来的利益。越是合作，市场规模才能越做越大。越是有了大市场，各方发展的机会才越多。中国有17个邻国，从地缘政治学的观点看问题，其中的每一个与其他外部因素结合都可以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众多的邻国则为中国提供了从各个方向推进地域经济整合的机会。 然而，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地缘经济战略因美国积极重返亚太开始面临阻力，今日中国需要一种把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融合的新观点。这种新观点继承麦金德关于地球岛中枢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的特殊战略地理位置优势等地缘政治的讨论，但是辅以地缘经济的手段。它从中国的地理位置出发，不把与蓝海的联系视为唯一的自然禀赋，而是从地缘政治的目标着眼，强调中国在给定地理条件下进行战略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既然中国紧靠世界岛中枢，它可以靠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陆权。以中国目前具备的资本与制造业的优势，这种整合将使中国经济受益无穷。这种陆权地缘经济将会化解中国在海权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压力。 高铁将为中国建立一个全球战略的对冲态势 在21世纪，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代表着海权时代的发展方向。而推动以高铁为支柱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带来一个陆权时代。当海权与陆权并存时，中国就可以在其全球战略态势上建立起一个对冲的局面。 对冲这个词来自金融领域，是两边下注的意思，目的是防止不利局面出现而采取防范手段。对冲是外交中常见的战略与策略。从春秋战国时的纵横捭阖，到俾斯麦时期欧洲的均衡外交莫不如此。2010年中国遇到的种种外部矛盾与冲突都与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崛起采取的对冲措施有直接联系。美国虽然在经济方面与中国深度融合，但是它仍担心中国在战略与军事上挑战其霸权地位。因此，它不仅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军事联系，同时也开始主导环太平洋经济协作体系，以对冲中国主导的东亚东南亚经济一体化。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以及新加坡等国也都一边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一边想方设法在安全保障上防范中国。 中国自己也搞对冲。每当中美关系紧张时，中国就派人去趟欧洲发点订单。每当中欧关系紧张时，就给美国多下点订单。但中国缺少一个全球战略格局层面上的对冲机制。 利用建设高铁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建立一个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之间的对冲，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对中国而言，21世纪既可以是一个太平洋世纪，也可以是一个欧亚大陆的世纪，更可以是二者并存的世纪。如果环太平洋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西进，致力于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如果欧亚大陆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东进，致力于环太平洋的经济整合。如果两边都对中国展现善意，中国可以同时推动两边的发展。 由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地缘优势，很难会出现两个经济圈同时对中国展现敌意的局面。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影响，印度也可以加入进来。然而，俄罗斯和欧洲可以施展的空间就很有限。相反，在欧亚大陆经济圈中，欧洲是重要的一极，俄国也是重要的行动主体。美国虽然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但是肯定不如它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地位。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则将变得无关紧要。印度有何种地位将取决于它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处得如何。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不同的地域经济整合过程中相互排斥，而中国由于其战略地理位置却可以二者通吃。 当中国彻底打开与南亚、中亚、西亚、中东、北非以及东欧的陆上通道时，东亚和东南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必然将随着马六甲海峡一起下降。中国既可以与东亚东南亚实现进一步的经济整合，也可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改变印度对中国的看法。与其天天担心中国是否建立经缅甸与巴基斯坦往印度洋的通道而对它形成包围，印度更应该操心自己如何加入到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中来。如果它仍然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持敌视态度，这两个国家就会成为把它隔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这一21世纪大趋势之外的天然地理凭障。俄罗斯既能由于周边国家的市场扩大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同时它在能源方面对中国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将进一步下降。 对冲绝不是对抗。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决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利益。中国仍然要成为一个海权大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没有必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底的陆权大国，因为中国既是一个海权大国，也是一个陆权大国。中国这种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允许它在这二者间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条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战略。中国之所以应该发展成一个陆权大国，是为了给自己向海权大国的发展上一个保险。 中国一直在追求海权。由于欠缺对冲机制，经常被人家制衡而无力反制。2010年中国外交遇到的种种麻烦清楚地证明了这点。发展军事力量是一种以冲突为威慑方式的对冲，中国应该发展强大的海军以保证自己的海权。但是，如果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陆权经济圈，中国则可以依靠对冲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更加有效的保护自身利益的方法。当有了陆权这个对冲的机制后，中国与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整合将会更加顺利。这是因为以中国目前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经济规模，只要中国下决心去推动，中国不论与哪个地区进行经济整合都可以给那个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中国崛起的具体路径之一 中国要和平崛起，要有所作为。但是，崛起的标志到底是什么？有所作为到底干什么？通过高铁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为中国加强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带来重要的机遇。 首先，中国在欧亚大陆的高铁建设过程中以及随后的经济整合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金融中介的作用。 中国可以像美国那样借入短期资本，输出长期资本。目前，世界上的流动性向发展中国家集中，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对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形成威胁。如果中国能发展出合适的金融工具，吸纳这种流动资本，为建设高铁所用，就既可以减少过剩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又可以把这种流动性引向最需要投资的对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地域与国家。中国可以输出长期资本，向其他国家提供建设高铁的资金。通过这种金融中介的作用，中国可能获得对其他国家高铁的参股权或者通过对方以能源资源作为贷款偿还获得对能源与资源的控制。在向外贷款的时候如果能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中国还将扩大本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并在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下，为贷款获得潜在的增值机会。 其次，中国在欧亚大陆高铁制式的制定，跨国高铁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确立自己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陆权时代欧亚大陆高铁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类似于世界上的海洋法。制定这个管理体制就是在为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还将出现一系列的国际协调机制。在目前欧亚大陆各个地区已经出现的各种合作组织之间必然要建立协调机制。上合组织与中东地区合作组织，以及欧盟就地域经济合作各方面事宜进行磋商的部长级会谈甚至首脑会谈都有可能。这些机制本身就是未来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制度。不用10年，发展中国家的G-8就可能成为现实。届时，金砖四国加上南非，以及未来的候选国土耳其，印尼，阿根廷，智利，以及埃及中，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直接相关的就要超过半数。通过主导境外高铁建设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地位将大大加强。 最后，在修通高铁后中国将可以向中亚、西亚、中东、北非投资制造业，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在海权时代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自己是一个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世界工厂。它的对外投资以确保能源资源为主。而在由高铁推动的陆权时代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将建立本国资本对国际产品链的控制，发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到了依靠自身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或者利用跨国采购的优势赚钱的时候了。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目前的发达国家将只有美国还能继续保持世界上前十大经济体的地位。因此，现在就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中建立自己的优势对未来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高铁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新型交通工具对中国潜在的意义还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笔者将另文论述高铁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对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意义。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虽然向国际市场出口了无数的产品，但是从西方媒体的反应来看还没有哪个产品像高铁这样成为代表中国工业实力的一个符号。当很多国家已经在讨论要不要用中国的高铁技术，许多谈判正在进行的关键时刻，如果中国人自己在投资了1.3亿元之后却突然要叫停，这岂不是自废武功！目前关于高铁的财务分析完全没有考虑当它作为中国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拳头产品向多国出口时的收益。当年的两弹一星如果只考虑赔不赔本的话恐怕永远也不会问世。同理，如果只从财务的角度来决定高铁的命运，中国危矣。 （作者为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托莱多在穆斯林手中治理了近4个世纪之后，基督徒于1085年重新夺取了这座城市，而这座古代西哥特人的都城，不久就成为欧洲人翻译穆斯林科学，并且将科学向北方传播的理想之地。整个12世纪早期托莱多都是当时科学的热点，吸引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者与翻译家."

2005年的文章。走私电子垃圾是紧俏产品。

008年12月26日下午，课题组邓英淘、姚钢、张怡方在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高新区区委、管委会、企业界、金融界诸人士座谈。

小莽苍苍斋是父亲田家英的书斋名，这本图录集纳的是他生前所藏清代学者的信札。在此之前，已出版两部图集，囊括的是清代学人的楹联、字轴、册页、扇面等。故这套书系统称《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

很多重要的社會功能因為土地商品化，以及在城市決策中獨尊土地財產權而慢慢被侵蝕消失了。

2011年9月17-18日，武汉大学珞珈山麓，桂子飘香，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隆重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日本东方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共同主办，论坛主题是“朝野之间——中国中古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下设三个议题，分别是：中古国家秩序的构成；中古地方社会的内部构造；中古国家与地方间的权力互动及文化关系。来自中、日两国的五十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围绕主题，与会学者发布了近三十篇研究成果，代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些论文以较为宏观的视野，探讨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之关系。比如卜宪群先生《“乡论”与秦汉国家秩序》一文，将秦汉时期的“乡论”设定为一个特定概念，对其内涵、范围、演变等重新加以诠释，认为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看，社会秩序终究决定着国家秩序，而非相反。王彦辉先生《秦汉时期邑聚变迁下的乡里控制》认为秦及西汉初年以“邑居”为主，西汉中期后以“散居”为主，中国城乡分离发生较早，最迟在西汉末年，乡村人口已超过城市人口。林文勋、田晓忠、黎志刚三位先生《从“豪民”到“田主”：汉唐间的社会变迁》一文，论述了顾炎武所说的由汉至宋、“豪民”演化为“田主”的过程，认为这一演变正是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鲁西奇先生《汉晋间浙南濒海地域的历史进程》借用陈寅恪先生“濒海地域”概念，研究浙南濒海地区的历史演进，认为在六百余年中，实际控制浙南濒海地域并主导其地方社会建构与发展的，大抵主要是各种类型的地方势力。渡边义浩先生《西晋的五等爵制与贵族制的确立》对西晋的五等爵制进行了细致剖析，认为其与州大中正之制相结合，形成了带有世袭性的中国贵族体制。陆扬先生《晚唐清流文化与唐宋社会之转型》讨论了晚唐清流文化的内涵、特性、作用等，认为清流文化系统在唐末五代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格局的奠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除了宏观视野的研究之外，更多论文是从微观解析入手，讨论具体问题。比如池田知久先生《〈老子〉的政治思想与自然》利用近年出土文献，论述“自然”的意义并非“自然而然”，而是“自己”，并阐明《老子》一书中的政治思想。楼劲先生《北朝的法律体系与唐〈格〉、〈式〉之源》把唐《格》、《式》之源放在北魏以来法律体系变迁的背景下考察，认为条制的盛行及其所促成的敕例编纂法典化趋势，是贯穿《格》、《式》形成史的一条重要脉络。妹尾达彦先生《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社会的诞生》对隋唐长安郊外的社会空间加以研究，探讨了这一郊外生活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认为崔护的小说《人面桃花》正是当时都城与郊外关系的写照。王承文先生《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与岭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细致描述了岭南沿海雷神崇拜之起源及演变，从一个新颖的视角，富于启发性地展现了古代中央王朝与边远地区的权力和文化互动关系。冻国栋先生《再论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四民分业”问题》以敦煌唐写本《二十五等人图》为中心，研究了“庶人”之含义，认为其内涵同于编户，而当时“士”、“庶”界限之模糊，从一个侧面，标识着士族制时代的终结。兴膳宏先生《宋代人如何看魏晋南北朝诗文》一文重点讨论六朝文学对于宋人的意义，认为除了对于少数著名诗人外，宋人不太关注六朝诗人，这与宋人对唐诗的关注形成鲜明对照。梁建国先生《朝野之间：宋代父老与国家秩序》从“父老”的视角，探讨朝廷与基层社会间的关系，认为父老及其代表的庶民时常处于被操控的弱势地位。岸本美绪女士《清初上海人士的国家观——以〈历年记〉为例》以姚廷遴的《历年记》为核心，考察清初地方人士对清朝的看法，认为不同于读书人，底层人士对于满汉之别并不十分在意。 上述论文以外，其他论文也在史料或观点上，有新的发现或提出有价值的见解。比如牧角悦子女士《曹植乐府的变样——围绕“兴”的表达》、福原启郎先生《“中正”的特殊性——关于魏晋时代国家与社会之一侧面的考察》、石井仁先生《六朝时代之都督制与地方社会》、牛来颖女士《〈天圣令〉唐食封制令文献疑》、李治安先生《元中叶西北军队“入川”“过川”考》、阿风先生《明代徽州宗族墓产的管理与拟制黄册户名的设立——以〈歙西溪南吴氏先茔志〉为中心》、王启发先生《明代方孝孺以个体和家族礼仪为核心的修身齐家思想》、汪学群先生《明末地方社会自治的一次尝试——读陆世仪〈治乡三约〉札记》、李华川先生《国际秩序与个人信仰——18世纪一位底层传教士的困境与策略》等。 在此次论坛上，中、日学者所提交的论文，整体水平达到较高的层次，对于“中国古代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次论坛也促进了中、日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为两国史学界的进一步交往，打下了更牢固的基础。据悉，第四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将于2012年上半年在日本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