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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日，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打死了。但是他的死亡改变什么了？或者真的不要紧？ 第一个问题是，大多数人都认为拉登之死是基地组织权力交接的信号。现在很清楚的是，今天的基地组织不只是一个单一结构的组织，它有点类似特许经营性质。如果拉登要对他的组织直接发号施令，其实动用的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当地的分支机构。此外，在世界其他地方，一些独立组织我们也笼统称他们为基地组织，尤其是在伊拉克、也门和马格里布地区。这些恐怖组织对拉登充满敬意，但他们又独立运作。另外一方面，一些杀气腾腾又有一定政治力量的形形色色组织，在过去几年似乎已经衰弱了。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多数伊斯兰力量可以通过政治途径达到他们的目的。拉登之死可能会激发基地组织的复仇（事实没有），但他的死亡不太可能减慢基地组织在全世界生长速度。 拉登之死会改变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的政治环境吗？巴基斯坦政府在拉登死之前，早就摇摇欲坠。 但不管美军在行动前是否知会巴基斯坦，他们都得依赖巴基斯坦。很明显，美军偷偷摸摸干，是因为怕巴基斯坦妨碍他们的行动甚至会放风给拉登。但真的没有人知道？我们之后有了两条相互冲突的线索，《卫报》说拉登之死来自于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官方合作，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在2001年答应布什总统，只要美军能定位拉登，美军能单方面采取行动，而巴方会象征性的公开谴责。但是，穆沙拉夫后来予以否认，但谁会相信他？ 在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焦灼地认为，巴基斯坦肯定知道拉登就在那，只是为了避免美国切断或者减少经济、军事援助，所以故意不说。但这样做，也等于让美国继续巴基斯坦施加影响。  对阿富汗来说，塔利班跟基地组织和本·拉登是两码事，前者只是想在阿富汗重新掌权。拉登之死只是稳固他们在阿富汗本土的位置，并加快把美军赶出阿富汗的步伐。可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军方乐意看到的。在这种局面下，美国有些人就会说，塔利班的"胜利"表明与他们进行政治交易是必要的。那些反对美国干涉阿富汗事务的人则会说，这证明美军在那里没有理由继续存在。 那么拉登之死至少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改变？当然会。奥巴马总统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派遣海豹突击队去干此事，而不是轰炸目标。一旦稍有差错，他的政治前途就玩完了。还好没有意外。所有共和党人都说奥巴马太软弱，尤其是在军事方面，这下他们都闭嘴了。这对即将到来的美国选举大有帮助。但是，正如许多评论员指出的，这只能帮奥巴马一点小忙。经济依然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最大议程。2012年奥巴马要想连任，以及民主党要想在参议院保住多数党位置，靠的还是经济。 所以，拉登死了有啥差别？真不太多。 （本文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授权东方早报发表）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 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代表作包括《现代世界体系》、《自由主义以后》、《历史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等 石剑峰 译 

麦考米克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是一本既深刻又片面的书，而且恰恰因为片面，才达到了深刻。其深刻之处在于，通过解释马基雅维利，麦考米克对选举民主的局限性进行了反思，建构出一个有助于平民制约本国经济精英的政治控制力的制度模型，而这在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都在加剧的今天，变得尤其具有时代针对性。然而，认为马基雅维利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模型的原作者，则面临着许多文本解释上的困难。

正是由于虽然中国决策者在经济理论方面依旧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没有形成或掌握新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是他们也并没有轻率地将国企私有化（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经历持续两年的严重下滑后，中国决策者再次将"稳增长"确定为首要经济目标），没有人为地制造高强度的"结构调整的阵痛"--即休克疗法的另一种说法有，因此，中国经济今天才没有陷入崩溃。

《环球时报》记者王文在伊朗访问期间做的笔记

235年前，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的前言中宣称“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每个人不可让渡的天赋权利”，从此，“追求幸福”（意指创造和拥有财富）的权利成为美国立国的伦理基础之一。这种对于“幸福”的表述曾经被认为是与中国人传统的儒家伦理观不同的，在儒家观念中，“幸福”的核心表述之一是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按照朱熹的注释，“均”指“各得其分”，即得到所应该得到的；“安”指“上下相安”，即上层和下层要互不侵犯对方所应得的“分”。这两种如此不同伦理表达如今却在“占领华尔街”的愤怒表达中合二为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需要先看看促使人们走上街头去抗议华尔街的背景。“劫贫济富”的美联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非农领域失业率两年时间内从危机前的4.5%上升到2009年11月的10.2%，没有失业的人光景也不好过，29岁以下在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收入比景气时期下降了约12%。对于美国这样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的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跟普通劳动者有关的几乎所有行业都陷入萧条，一片惨淡。而这时对国民经济负有责任的财政和金融系统在干什么呢？2008年华尔街巨型投行雷曼兄弟倒掉之后，高盛出身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立刻出台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援助之手伸向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家而非普罗大众。美联储则先后进行了两次“量化宽松”（QE）操作。2008年末开启的第一轮量化宽松，美联储买进由房地美、房利美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发行的价值1000亿美元的债券及其担保的5000亿美元的资产支持证券，相当于投入超过6000亿美元的储蓄购买华尔街的不良资产为金融体系“排毒”。2010年4月开启的第二轮量化宽松，美联储计划购买6000亿美元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将之注入金融系统。而金融系统则将这些钱贷给了大公司，大公司把这些钱用来做什么了呢？变成了现金储备而非投资！经过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如此“救援”之后，华尔街虽历经危机打击，高管们的分红却并未减少，而普通劳动者们的日子反而雪上加霜。2011年9月，美国劳工部官方失业率数据为9.1%，但彭博社分析认为，官方失业率统计不包括因还不起房贷而失去固定住所的人群，也不包括原来就靠兼职生活的人群，因此彭博社认为，保守估计的整体失业数据是12%到15%。这样的数据背后绝非只是更多的人靠领救济金生活这么简单。据报道，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平均每个家庭负担的国家债务增加了35835美元。这意味着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债来增加美元发行，实际上是以美国普通劳动者们背负更多的债务为代价的，因为在美国的“以国债为担保发行货币”机制下，国债发行的增加意味着未来为了支付利息就必须多加税，这就相当于普通劳动者背负了更多债务。而税收增加的预期也导致企业不敢扩张，从而导致新增就业岗位越来越少，去年美国18-29岁的年轻人只有55.3%被聘用。可见，美联储两轮量化宽松实际上起到的效果是“劫贫济富”：华尔街高管们依然鼓鼓囊囊的腰包与普通劳动者们预期税负的增加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这不但侵犯了美国《独立宣言》中“追求幸福的权利”，同样违背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伦理精神。难怪此番“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志性口号是“99% vs. 1%”。1%的人的利益的确与99%的人形成了尖锐对立，而这其实是“金融的逻辑”的必然结果。“金融的逻辑”走向悖论历史上，金融是从贸易中产生的，本来是为真实的商品和劳动提供服务的。最早的银行都是贸易银行，与海上贸易密不可分。海上贸易兴起提出了一个问题：一船货远航而来的过程中代价高昂，因此船主不愿在没拿到钱的情况下先发货，因为他怕不能按时拿到钱；而买方也不愿在没有拿到货的情况下先付钱，因为他怕船跑掉。这样银行就应运而生了：以“信用”为担保为交易垫支，通过买卖双方让渡一部分预期收益获得收入。因此，金融游戏的真谛就是以时间获得金钱数字的增加。当这个真谛被现代科技所演绎，时间与数字的游戏就可以跟真实经济“脱钩”，这就是金融工程。金钱可以通过互相买卖与真实商品无关的合同而获得，可以通过套取不同国家的利息差别而获得，甚至干脆从汇率的快速涨跌中获得。据估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由金融工程制造出来的衍生金融物品高达400万亿美元以上，而美国的年GDP才不过14万亿美元。这套游戏的问题在于：数字可以通过金融工程不断制造，但货币发行却是需要真实经济依托的。当虚拟的数字只是被囚禁在虚拟交易的想象“笼子”里，那他对真实经济也没有太大危害，但是当真实经济预期变差，人们想把虚拟的钱变成真实货币购买物品，经济就会无力支撑，于是“金融塌方”就发生了，导致货币贬值和失业同时发生，这正是美国经历的景象。货币本身是真实商品的符号，只有能与真实商品进行交换的货币才是有价值的，因此货币需要种种产量有限而同时需求最广的真实商品作为“抵押物”，从黄金到石油到矿物、粮食等大宗商品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然而数字游戏却是无限的，几乎不受限制地快速膨胀。当有限遇到无限，悖论由此产生。而当悖论爆发，悖论的制造者得到的却不是惩罚而是救助，悖论的受害者却被拷上了新的债务枷锁。这就为“占领华尔街”的烈火提供了煤油。“占领华尔街”走向何方？“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活动的发起和命名于2011年7月产生自Adbusters.org网站，该网站进行了两个月组织活动，于9月17日正式策动了“占领华尔街”行动。Adbusters实际上是个非营利组织，成立已超过20年。根据英文维基词条，该组织是一个“全球网络”，主要由艺术家、活动人士、作家、嬉皮士、学生等构成，鼓吹“反对消费主义”。此前该组织也曾策划过一些在西方有影响的活动如“无购物日”（ Buy Nothing Day）、“不看电视周”（ TV Turnoff Week）等。由于该运动由一家“文艺”网站发起，并且最初参加者大多是些看上去不谙世事的“文艺青年”，因此被广泛批评为“没有具体目标的街头行为艺术”。然而，10月5日，活动蔓延至数百个城市，包括工人、教师在内的多个行业工会也加入进来，“行为艺术”变成了真正的社会运动。目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已宣布将把活动坚持至少几个月，并且扩大到欧洲。“占领华尔街”将产生什么影响呢？虽然这个针对金融系统的运动并未提出金融上的解决方案，然而，其对“金融的逻辑”将产生的重大影响已迫在眉睫。“占领华尔街”的后果，可能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清晰呈现。什么后果呢？前文说到“金融的逻辑”的悖论就是钱数的膨胀与货币的机制相矛盾，其结果是今年8月初的美国国债上限“破顶”危机。需要注意的是，8月2日美国国会的临时协议并非真正的解决方案，而是把解决方案出台时限延期到了今年12月23日，而把解决手段的实施推到了明年初。8月2日临时协议之后，美联储获得了4000亿美元国债购入额度，但美联储却没舍得用掉，这也是为明年初留的“后手”。为什么要留“后手”呢？这是因为，次贷危机可能在明年初再度爆发。由于一个标准的衍生金融合约一般是五年，所以2007年爆发次债危机时发生违约的金融资产，应该是在2002年签的，而2007年这些合同被美联储以QE1的方式买入，同时又陆续冻结了一部分。由此到2012年，又一个次贷合同到期高峰将到来，届时美联储很可能需要几千亿美元QE3操作空间来重复QE1的动作“稀释”到这些“有毒资产”。然而“占领华尔街”的发生却为潜在的QE3制造了变数：如果届时美联储强行QE3就是逆民意而动，必将激起更大的抗议浪潮；如果美联储摄于民意而不敢QE3，那么更严重的金融海啸将爆发。而以“占领伦敦金融城”等名义蔓延到欧洲的抗议，则又为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火上浇油：德法两国领导人最近表态称即将出炉的发行债券救援欧洲银行业的方案，实际上美国QE1的翻版，对此，抗议者们会怎么看呢？

《中国佛教史》选读

英国的劳动问题，往往被以移民问题给掩盖过去。目前英极右势力利用经济萧条的局势，找代罪羔羊。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多已逐渐发展出强烈的阶级意识。部分原因是他们成为华人社区里面的劳动底层，而那些比他们先来到英国的港人成为他们的雇主，因此，中国新移民没有形成鲜明的『华人』社会意识，而是鲜明的工人意识。

中学时代，二叶亭四迷曾在岛根县松江市有名的汉学私塾———相长舍跟随儒学者内村友辅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良好的汉学素养。但如果由此以为他埋骨中国的夙愿来自对中国文化的钟情，则是莫大的误会。

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么多，只要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也会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比如很多人认为中国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观点的得出源于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非常狭窄，其只把是否实现竞争性选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而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发生竞争性选举，而在于是否发生权力分布的变化。如果权力分布有变化，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就不存在改革与否的问题，而是要往哪改的问题。

这次"迎接新中国，回眸旧中国"电影放映，我选了《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一江春水向东流》与《乌鸦与麻雀》，这四部影片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艺术价值很高，在时间上也大体涵盖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实，可以让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旧社会的状况，30年代前期的底层社会，抗战时期的艰难困苦，国民党政权崩溃前的黑暗，等等，我们可以从影像中了解到那时的生活，认识到新中国是从什么样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可以增加一些感性认识，也可以说是一种"忆苦思甜"。     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今年纪念建国六十周年，不少人也在"忆苦思甜"，但他们是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作为"忆苦"的对象，好像前三十年是一片黑暗，只有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地迎来了解放，这就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割裂了开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做这个"回眸旧中国"的活动，也是想纠正一下这样的看法，只有看到旧中国的状况，我们才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正像有人所说的，前三十年我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后三十年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所以不论我们做什么或怎么做，都会有人说三道四，这是将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三个问题中，解决"挨打"的问题是最为关键的，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也能增强朋友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在这四部影片中，我选了《马路天使》来谈，其实是有些私心的，因为我很喜欢这部影片，这部影片我看了好几遍，看过碟，也在纪念赵丹诞辰时看过胶片，但每看一次都觉得很新鲜，很感动。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部影片？以前看到过贾樟柯推荐这部影片的一句话，说这部影片的长处在于对"活泼泼市井生活的描绘"，我觉得说出了部分原因，但不全面，这部影片不仅写出了"生活"，而且在于它是"批判的"与"诗意的"，批判是指它对现实的态度，对于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生活及其秩序，不是粉饰、认同或漠然置之，而是质疑、批判与否定，是站在底层或弱小者的立场上发出声音，表达他们的心声与愿望；"诗意"是指它的艺术表现方式，不是僵化的或生硬的，而是生动的、形象的，其中洋溢着乐观、自信与浪漫的色彩，这也包括具体的结构与情节安排，比如以青年男女的恋情为主线，《天涯歌女》与《四季歌》这两首歌，以及一些空间、巧合的巧妙运用等，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诗意"的美学效果。可以说，"生活的"、"批判的"和"诗意的"构成了《马路天使》最根本的艺术特征，也是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的特色，而这在世界电影史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法国电影史家、《世界电影史》的作者乔治·萨杜尔说，"看过袁牧之的《马路天使》的人，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会以为这部影片直接受了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我们知道，让·雷诺阿是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大师，以诗意的方式表现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如《游戏规则》、《大幻灭》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是出现于二战后的电影流派，代表作有《偷自行车的人》等影片，以平实的视角表现失业等社会问题，而1930年代的《马路天使》等电影，则早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与雷诺阿，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诗意与批判的激情，写下了中国电影史与世界电影史上的辉煌一页。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马路天使》，然后再以这部影片为例，谈一下中国电影的"传统"及其对当下的启示。谈这部影片，可以从两个层面切入，一个是影片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另一个是其艺术方式及其成就。在《马路天使》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底层的世界，影片的主人公是小号手小陈（赵丹饰演）、卖唱的歌女小红（周璇饰演），以及报贩、剃头匠、妓女等等，影片表现的是他们的生活，在大上海的底层讨生活的小人物，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一座大楼，从顶上摇下来，直到最底层，这有着强烈的象征与隐喻意义，让我们看到，在整个社会结构（整个大楼）中，作者所关注的是"底层"。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的生活很窘迫，很穷，但他们是质朴的、真诚的、可爱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与性格，他们心中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社会正义的朴素追求，在困难面前，他们相互扶助，相互安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温暖的，尽管他们受着种种压迫，但他们是乐观的，积极的，寻找着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出路。那么，与"底层"相对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层"，在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像那位律师，他傲慢的态度与高昂的价格，把"赵丹"吓跑了，他们并不维护正义，而只关心自己的收入，像影片中最后小云快死时没有请来的"医生"，他们对于穷人的死活是毫不在意的，还有影片中的有钱人"老顾"，这是个有点黑社会色彩的人物，正是因为他看上了小红，想占有她，才有了后面的抗争，还有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这在影片中是通过暗示表现出来的，通过对旧报纸上的"新闻"，让我们看到了国民政府对日寇进攻的软弱无力。这就是1937年的上海的一个切面，影片通过不同阶层的生活与生活态度，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整体氛围。     现在有的史学观点，认为1927-193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这有一定的道理，当时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我们不应忘记，那时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共同统治的分裂的中国，蒋介石从来没有建立起实质性统一的全国政权，他的政权也是在屠杀工人、农民及共产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表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且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面临着从"半殖民地"变成完全的"殖民地"的危险，如果不顾这种历史局势，仅从经济角度肯定它是"黄金时代"，是一种短视。     现在的文艺界，对三四十年代，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形成了一种"怀旧"的氛围，月历牌、旗袍、画报，包括对张爱玲无限制的吹捧，等等，仿佛那个时代的上海真的是一个天堂，一个乐园，一个失去的不再有的"好梦"。不错，那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 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它也只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的乐园，是帝国主义、殖民者、买办、资产阶级的乐园，而并不是所有人的乐园，尤其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乐园，对于他们而言，是生活与精神上的剥削、压迫与侮辱，是血腥的屠杀与无情的镇压。现在处于上升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怀念"老上海"，想要接上旧时的传统，有的人也跟着起哄，这是很可笑的，想要了解那时上海的真实情况，我们不妨看看夏衍的《包身工》，看看茅盾的《子夜》，看看鲁迅晚年的杂文，看看丁玲的《一九三○春上海》（一、二），当然还有我们这里谈到的《马路天使》。     再来看看这部影片艺术上的成就。从我们现在的视来角来看，这部影片的主创人员都是"重量级人物"，不过那时他们都很年青，影片的编导是袁牧之，摄影是吴印咸，主要演员是赵丹和周璇，主题歌和插曲的词作者是田汉，曲作者是贺绿汀，真是名人荟萃，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不只是这些名人成就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也成就了这些名人，周璇在晚年见到赵丹，说她一生中最满意的影片就是《马路天使》，就是一个例子。影片中的故事安排、场面调度、表演、音乐、摄影，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一部难得的杰作。尤其是周璇的表演，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她把"小红"这个人物的性格与个性真实而又自然地表现了出来，她的可爱，她的委屈，她的小心思，幼稚中又有沧桑，天真中又有成熟，具有一种独到的魅力，让人很喜爱。再如影片中周璇所唱的两首歌《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是一直流传至今的经典，这两首歌不仅是"情歌"，而且寄寓了民族危亡的感慨与忧思，内蕴十分丰富；这两首歌尤其是《天涯歌女》，几十年间被无数人翻唱过，包括邓丽君、蔡琴、徐小凤等"歌后"级人物，但如果我们将她们演唱的版本，与周璇的版本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周璇的版本尽管配器、编曲很简单，但却更有韵味，更动听，她很好地将天真与沧桑感结合了在一起，与她相比，邓丽君过于甜美，徐小凤过于沧桑，蔡琴则太抒情、太有"文艺腔"了；作为电影插曲，这两首歌在电影中的运用也恰到好处，尤其是《天涯歌女》在不同场景中的出现，形成了很好的对比效果，第一次出现，是周璇与赵丹饰演的人物"两情相悦"的时候，而第二次出现，则是二人出现了误会，"赵丹"在酒楼上借酒消愁，正好遇到卖唱的"周璇"，于是他作为一个客人，点这个歌女为他唱歌，而"周璇"在琴师的逼迫下，也只好演唱，于是听的人与唱的人，情感的关系与金钱的关系，往事的甜蜜与现实的残酷，主动的抒情与被迫的卖唱，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情感冲击力，令人感慨，令人动容。    影片的故事也很有层次感，我们来分析一下整个故事的结构，贯穿全片的主要线索，是赵丹饰演的"小号手"和周璇饰演的"小歌女"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情受到外部和内部双重威胁：外部是有钱人"老顾"看上了"小歌女"，让琴师逼迫"小歌女"去跟他，这个矛盾的最后解决，是"小号手"和他的朋友们带着"小歌女"逃跑了；内部主要是"小歌女"最初不知道"老顾"的恶意，很喜欢他送给她的一副衣料，兴冲冲地拿给"小号手"去看，但"小号手"以为她变了心，对她很冷淡，还把那副衣料扔到窗外，落到了泥水中，"小歌女"很奇怪，也很生气，不再理"小号手"了，这个矛盾的解决，是最后"小歌女"终于明白了"老顾"的意图，情急之中，在"姐姐"小云的指点下，又去找"小号手"，最后跟他一起逃跑了，影片中他们两人的"误会"及"误会"解除的场面，是极有情感冲击力的，上面提到的第二次唱《天涯歌女》的场景，也是这种误会的一部分。如果说外部威胁是恶势力的压迫，让整个故事充满了紧张感，那么情人之间的误会与冲突，则使故事颇具心理张力，这两种"威胁"及其解决，使这个爱情故事曲折、饱满而富于冲击力。    在这条主要的线索之外，还有另一条线索，那就是"小云"的爱情故事，小云是一个在街上拉客的妓女，她在心中爱着"小号手"，但又自惭形秽，也看出了"小号手"与"小歌女"的爱情，所以在那个暗夜的场景中，当"小号手"掰开她的手，去追逐"小歌女"时，她尽管伤心与失望，最后仍理解了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帮小红去找"小号手"，后来在面临威胁时甚至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小红逃走。"小云"对"小号手"的爱意，使这条线索与主要线索联系起来，但是还有，在她爱着"小号手"的时候，小号手的朋友报贩"老王"也在爱着她，在她最后也逃了出来时，她们也最终走到了一起。所以这个影片的结构是两个三角恋爱故事，一个大三角，一个小三角，大三角的焦点是"小歌女"，小三角的焦点是"小号手"，他们两个是最重要的人物。此外，还有一些插曲，像理发店的故事，像"小号手"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包括影片开头女房东对"小号手"的暧昧心思，都是有意思的小插曲，它们使影片更有层次感，更有丰富的意蕴，但并不具有结构上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结构上，这部电影是以爱情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但同时很有层次感与丰富性，触及到了不同的社会层面。    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部影片借用了"革命+恋爱"的叙述方式。一般人以为，"革命+恋爱"的模式是早期左翼文艺的一种方式，经常会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将革命与恋爱强行结合起来，以恋爱来证明革命的合理性，我们不讳言早期左翼文艺有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但却不能由此将"革命+恋爱"的叙述方式完全否定掉。恋爱是青年人生活的一部分，"革命"作为改变不合理现实的一种方式，也是有志青年生活或理想的一部分，都是文艺应该关注的对象，将它们作为表现的对象有什么不对呢？我们应该反对的是那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而应该从生活的内在逻辑出发，去寻找批判的力量与诗意的表现方式，从而力求在思想与艺术上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不要一说"革命+恋爱"，就认为是不好的作品，肯·洛奇的《面包与玫瑰》（2000年），在严格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革命+恋爱"的叙述方式，但今天看起来仍然激动人心，仍然在艺术上能够打动我们。也有的人认为，艺术本来就是自由的，为什么要一定的叙述方式？是的，艺术固然是自由的，创作者有完全的表达自由，但要为读者或观众易于接受，借鉴既有的模式又加以突破，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借鉴了侦探小说，但他又突破了一般侦探小说的模式，这就比单纯地讨论思想或社会问题的小说更胜一筹，电影也是一样，希区柯克的电影很长时间被人看不起，他讽刺那些批评他的人，说，"我挨了骂，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银行去数钱了"，观众的认可使他敢于藐视那些自以为高深的评论者，当然他也并不是专门做通俗电影的，后来法国的"新浪潮"将他奉为先驱，也是对他在电影语言、叙事方面探索的肯定。研究通俗文学或类型电影的人都知道，读者或观众接受一部作品的过程，会受到既往阅读或观影经验的影响，希望找到自己熟悉的东西（故事、人物、"程式"等），这就是为什么通俗作品有那么多读者或观众，但另一方面，仅仅是熟悉的东西又让他们感到不满意，他们还希望看到新鲜的东西，所以即使通俗作品也在不断地变换形式，比如琼瑶的小说和影视剧，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的风格与形式，而先锋性的文学与电影，当然也可以借用通俗作品的模式而加以改造。    《马路天使》的成功，离不开对"革命+恋爱"模式的借鉴与改造，也离不开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艺术性我们已做了些分析，其思想性体现在哪里？那就是对底层小人物的深刻同情，对生活逻辑的内在把握，以及对不合理现实的批判。这不只是《马路天使》的长处，也是30年代电影所形成的优秀传统。为什么中国电影在30年代能够创造辉煌？按照电影史的解释，有两个因素，一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1932年上海八一三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以上海为主要生产基地的电影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单纯的娱乐影片几乎没有了市场，这时一些电影公司邀请一些进步作家，如夏衍、田汉等人进入公司，组成了编剧委员会，同时以瞿秋白为首的左翼文化界，也加强了对电影工作的领导；另一个因素在于当时电影技术的进步，比如蒙太奇手法、有声电影技术的应用，等等。可以说，正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介入与技术的进步，使30年代中国电影创造出了一个奇迹。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中国电影的"新传统"。    我们可以大略概括一下这一"新传统"的独特之处：1）这一传统并不将"电影"仅仅作为为娱乐或赚钱的一种工具、一种产业，而是将之作为一种精神与艺术上的事业，但同时并不排斥娱乐性因素与市场上的成功，而力求将之结合起来；2）影片在思想立场上是站在底层小人物一边的，而并非站在精英阶层或既得利益者群体一边，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3）影片的艺术风格，是"生活的"、"批判的"、"诗意的"，而不是公式化的，不是粉饰的，也不是简单粗陋的；4）影片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同时采用最新、最先进的技术，力图达到尽善尽美。我觉得这样一个传统，是我们今天应该借鉴并继承的传统。 

我们不必相信许多人所说：唯有自由人才应得到教育。我们更应相信哲学家所言：唯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是自由的。

我国的城中村与19世纪西方的贫民窟具有较多相似性，二者都是以进城农民为主的流动人口低成本居住区。简要比较19世纪前后西方国家的贫民窟问题与当前国内的城中村问题，指出城中村问题将具有长期性，社会问题和流动人口问题是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关键。

1850年前后开始得到使用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一开始只不过被当作"资本"(Kapital)概念或者"资本家"(Kapitalist)概念的同义词来运用。直到在马克思那里,这个概念才获得了一种抽象的意义,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术语形式。

套用西方理论无的放矢地乱谈一气，的确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文艺批评的商业化、功利化、大众传媒化、垃圾广告化、江湖化。这些都是当前中国文化乱象的一部分。它们当然不属于严肃的批评，但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严肃的批评越来越难了。批评本来是确立标准的—它在终极意义上要下判断，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好在哪里，美在哪里；为什么一件文艺作品同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存在息息相关---可如今偏偏批评本身变成一种没有标准、随意、缺乏独立性、受时尚和利益左右的东西。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福利国家制度"既挽救了资本主义，也挽救了民主，这种双重功效反过来将这项制度固化为一种国家治理结构，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开支的制度化，养老、疾病、工伤、失业、最低生活保障这些福利项目放大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也为政治家们带来必需的政治支持，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即使欧美最保守主义的政府也很难缩减社会保障开支，更别提"拆散福利国家"这种雄心壮志了。 在所有开支项目中，养老金的比例最大，平均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这一块开支又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增加。尽管如此，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双重功效，养老金还是被普遍视为政治上不可触碰的禁区，没有谁敢得罪手握大把选票的老人群体。 一百多年前，即将完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列强们还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发展优势，当时的老龄人口比例平均为8.7%，美国只有6.4%，英国略高：7.4%，法国最高12.7%，意大利9.6%，北欧国家中瑞典也非常高：12%。但总体而言，此时的西方世界还是一个年轻的世界。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在损失了数千万成年生命之后，西方世界的老龄化速度看上去比较缓慢，1930年才只是10.5%，1960年才到了14.4%。1960年，大国中只有法国17.1%接近老龄社会，英国是15.9%，美国13.2%，还算年轻。 1990年，西方世界已经基本进入老龄社会时代，老龄人口比例平均为18.6%，北欧的老龄程度最高，在今天的欧债危机中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德国20.3%、法国18.9，主权债务危机国家意大利20.6%、英国20.8%，我们的近邻日本17.3%，美国16.6%，这个顺序也基本对应各国的"福利国家程度"。 十年前，发达世界在统计意义上普遍进入老龄社会，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五分之一，预计2050年达到三分之一。发展中世界的老龄人口比例均值只有8%，2050年达到发达世界2000年的水平。 老龄化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都将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人口大会的这个判断，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体现更明显，又因为经济社会水平更低而更严重，很多没有财政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将没有太多时间建构1980年代在西方发达世界开始的国家协调机制。 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人口大会再次突出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老龄化现象：1998年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60岁以上）已经历史性地超过年轻人口（15岁以下），世界范围内则是2050年实现这个超越。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口从高生殖率和高死亡率转向低生殖率和低死亡率。在没有发生国家解体、治理失灵、社会失序悲剧的地方，中层及以上人群越来越不想生孩子，而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水平、医保体系的提升则降低了死亡率。 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供养比也反映了这一趋势。1950-2000年间，世界平均的供养比从12：1升到了9：1，2050年将升至4：1。而西方发达世界1980年即达到5：1，2000年为4.5：1，2040年为3：1。也就是说，上班的人负担越来越重了。 前文提到的国家协调机制，主要指的就是"福利国家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养老保险。养老金在西方的引入，已有百余年历史，经历了一个从自愿到强制的过程。按照时间先后，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爱尔兰相继引入自愿养老保险制度，这个时期我国清政府已在列强的入侵下风雨飘摇。强制养老保险最早出现在1889年的德国，领先其他西方国家二十多年，推行这一制度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于次年辞职下台，但这一制度却得到延续，1910 年就覆盖了53％的就业者。一战前的法国、荷兰、瑞典三国，二战前的比利时、英国、奥地利、挪威、意大利五国，二战后的瑞士、爱尔兰两国，相继推行强制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1910年的均值只有20％，1935年达到56％，德国为均值超过50％做了突出贡献，到了1975 年，已达到93％。北欧四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比利时则达到了100％。 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反映的是养老保障的水平，这在西方发达世界也是逐步提高的。1939年，这个比例平均只有15%，也就是说，如果你退休前每个月工资是100元，你的退休金每个月就是15元；1969年上涨到了平均51元；1980年上涨到了平均62元，英国、德国、加拿大低于这一水平，分别为47元、49元、49元。意大利、法国高于这个水平，分别为68、75元，瑞典最高83元。 自1913年至今，政府的养老金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也在逐渐攀升。一战后的1920年为1.2%，大萧条期间的1937年为1.9%，二战后的1960年为4.5%，保守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1980年还在继续上涨为8.4%，1990年为8.9%，1993年为9.6%。1993这一年，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高于平均水平分别为12.3%、12.4%、14.5%，英国、美国等国家低于平均水平，分别为7.3%、7.5%。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开支压力越来越大。 2011年，世界发达国家的最大俱乐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研究表明，1990-2007这十八年当中，30个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开支总量增加了15%，但是，这些国家的GDP却只增加了6.1-7%。养老金开支成为政府开支中最大的一笔，在政府总开支中的比重平均值为17%。意大利把GDP的七分之一花在这项开支上，奥地利、法国和希腊约为12%，德国、波兰、葡萄牙约为11%，上述国家的政府开支中约有25-30%花在养老金上。这七个国家也是OECD中最老的国家，即，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而2011年的最新财政风险指数，则将欧洲大国及几个小国尽数列入财政风险高危国家，按照危险程度从高到底排序，包括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瑞典、德国、匈牙利、丹麦、澳大利亚、英国、芬兰、希腊，以及非欧非亚的日本。也就是说，"笨猪四国"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不只爱尔兰加入，英国加入，还有更多的欧洲国家也正在主权债务失控的大门外排队等候。 因此，不厌其烦地回顾西方世界在处理老龄化问题上走过的道路，正是为了更好地找到下述问题的答案：欧洲的今天，是否就是中国的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走欧洲走过的老路吗？我们有没有可能避免走向这充满未知恐惧的失控世界？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社会结构稳定固化之前，及时调整我们的政策重心和方向，建构一张可持续的老年"安全之网"？ 这些问题也正是老龄事业十二五规划的意义所在。发挥家庭的经济、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政治功能，让老年人可以随子女迁移户口，实现居家养老，从而接续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养育-反哺家庭关系和慈爱-敬孝的伦理秩序，将更有可能发挥老年人的稳定与秩序功能，以更少的行政成本实现社会的自然和谐。 毫无疑问，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户口政策的调整，还需要鼓励居家养老、三代共居的住房政策，保障有效、充分的就业及合理、适当的家庭工资政策，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单位的所得税认证制度及相应的增退税制度，以及其他配套政策机制安排，这些也都更离不开社会治理的整体规划乃至顶层设计。 未来五年，大有可为。

面对日本的强行吞并，尚泰王一方面以久隶中国藩封，世修职贡，不便擅自更改为词，恳求日方免办；另方面则密遣专使向清政府求救。近代史上轰动一时涉及中、琉、日三方关系的"球案"事件由此展开。

目前任教UCLA的两位历史学者：Sanjay Subrahmanyam与Carlo Ginzburg的对话

　　一、　　上世纪九O年代，台湾统派的一些年轻人，很希望五O年代的老政治犯(我们习称老同学)写回忆录。那时候全台湾已经充斥着台独派的历史观，我们希望老同学的回忆录可以产生一些平衡作用。但老同学对我们的建议不予理会，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做事，回忆过去没有什么用。况且，那时候台湾解除戒严令才不久，老同学也不知道过去的事能讲到什么程度，心里有很多顾忌，当然更不愿意讲述以前的事。　　当时我们着重说服的两个对象，是林书扬先生和陈明忠先生。林先生尤其排斥写回忆录的想法，因此，直到他过世我们都不太了解他的一生。陈先生虽然比较愿意谈过去的事，但也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偶然谈上一段，他也没有想写回忆录的念头。　　前些年，《思想》的主编钱永祥，要我和陈宜中联合访问陈先生。这篇访问稿《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出来以后，很意外地被大陆很多网站转载，大陆读者反应说，他们对台湾历史增加了另一种理解。　　由于这个缘故，陈先生终于同意由他口述，让我们整理出一部回忆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李娜，知道这件事以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承担访谈录音和整理录音的工作，不拿任何报酬。李娜和蓝博洲、张俊杰，还有我，多有来往，比较了解台湾的统派，对台湾历史也比较熟悉，为人热情，所以我们就同意由她来承担这一工作。应该说，这本书能够完成，李娜是最大的功臣。　　李娜完成录音的逐字稿整理以后，我打印出来，交给陈先生修订增补，我再根据陈先生的校稿加以整理。李娜的逐字稿已经把陈先生所讲述的事实做了一些归并，而且划分了章节。在这方面陈先生和我只做了小幅度的调整。我的主要工作是修订文字，让陈先生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确，并且跟陈先生随时联系，确认一些事实。　　我跟李娜讲，陈先生普通话讲得不太好，讲话常有闽南话的习惯，造句、用词比较质朴，整理时不要太过修饰，尽可能保持他的语气，这样比较生动。李娜基本上按照这一原则整理，但她到底是北方人，又是女孩子，有时候总会不小心流露北方女子的口吻。我跟陈先生一样，讲的普通话含有浓厚的闽南话味道，因此，凡是我认为不太合乎陈先生口吻的句子和用词，我都改了。另外，陈先生个性比较急，讲得比较快，前后句子常常不太连惯，我就增加一些句子，让意思清楚。我的修改，陈先生至少看过三遍，他有时候也加以增改。应该说，全稿是在陈先生的仔细审订下通过的。　　回顾起来，自从李娜把逐字稿交给我以后，又经过了两年多，因为我很忙，校订工作拖得太久，这是应该跟陈先生和李娜致歉的，另外，稿子在《犇报》连载期间，把我的校订稿打印出来，交由陈先生修订，这种工作都是陈福裕负责的，他还和陈先生密切联系，从陈先生处选用照片，编配在本书中。在最后的排印过程中，校对工作全部由夏潮联合会的李中小姐负责统筹。最后，黄玛俐小姐听说是陈先生的书，立即允诺设计封面及版面，这都应该说明，并表示感谢。　　二、　　陈先生生于一九二九年，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台湾光复时十六岁，高中已经毕业，因此他主要的知识语言是日语。十八岁时遭逢二二八事件，并身涉其中，事变后不久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一九五O年被捕，一九六O年出狱。出狱后，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台湾新兴企业的重要管理人员。但他不改其志，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花费大量金钱从日本搜购资料，并与岛内同志密切联系，导致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国党原本要借着他的案件，把当时岛内从事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陈先生备受各种苦刑，仍然坚贞不屈，让国民党找不到扩大逮捕的借口。国民党原本要判他死刑，由于海外人权组织和美国保钓运参加者的倾力援救，改判十五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因病保释就医。陈先生出狱时，岛内台独势力已成气候，不久民进党组党，戒严令解除。为了对抗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陈先生又联络同志，组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者互助会、中国统一联盟、劳动党等，是台湾公认的重要统左派领袖。　　陈先生口述的一生经历，主要围绕着上述事件而展开，主要是以叙述为主。虽然偶有议论，但无法系统地呈现他的政治见解，因此他决定把《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收入书中，以弥补这一缺憾。陈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现了台湾近七十年历史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现代命运。因为现代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大都不太熟悉，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对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加以重点分析。我希望这本书将来能够在大陆出版，因此，我把大陆的读者都预想在内，涉及面比较广，希望引起大陆读者的关注和讨论。　　我的序言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台湾人与日本殖民统治的关系，二、国民党与台独，三、中国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后续发展问题。　　大陆的一般人好像有一个倾向，认为台湾人对日本的殖民统治颇有好感，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其实这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台湾媒体给大陆读者造成的印象，完全不合乎历史实情。在一次简短的访谈中(见本书附录)，陈先生一开始就说，改变他整个人生的思想和行为的，就是高雄中学的日本人对他的歧视。这并不是单独的个案。陈先生的前辈，二二八事件后台北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后来被国民党处死的郭琇宗，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出身于台北大地主之家，跟陈先生一样，考上台北最好的高中，也因为饱受日本同学的欺压而成为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要熟悉日据末期的史料，以及当时台湾重要人物的传记，就可以知道，光复后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台湾人普遍都有这种遭遇。　　其次，台湾农民的处境，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远比清朝恶劣得多，陈先生在书中已经谈到了。只要稍微阅读日据时代的台湾新学作品，或者了解一下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发展，也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日据时期台湾最活跃的反日运动是由“农民组合”所发动的。而领导农民组合的知识分子，大半就是对日本人的歧视非常不满的、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台湾人。这一股力量，是台湾左翼运动的核心，也是台湾光复和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主流知识圈倒向共产党，并且加入地下组织的主要推动力。　　非左翼的民族主义者如林献堂等大地主阶级，也对日本的统治不满。因为他们极少参政的机会，他们的经济利益也严重受到日本企业的排挤。他们一心向往祖国，认为只要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就可以成为台湾的主导力量，并且取得他们应有的经济利益。因此，台湾光复，国民党的接收官员和军队到达台湾时，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这从当时的报纸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种情势，在国民党来接收以后，逐渐地、完全地改变得过来，国民党的接收，几乎一无是处，所以才会在不到两年之内就激发了蔓延全岛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内部的左翼力量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在来台的大陆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迅速倒向共产党。他们之中最勇敢的、最有见识的，基本上都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国共内战的局势对共产党越来越有利，他们认为台湾解放在即，不久的将来就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没想到，不久韩战爆发，美国开始保护残存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也在美国支持下，大力扫荡岛内的亲共分子，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白色恐怖。国民党秉持“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几乎肃清了岛内所有的支持共产党的人。这样，最坚定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台湾人，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押在绿岛，还有一部分逃亡到大陆或海外，日据时代以来最坚定的抗日和民族主义力量，在台湾几乎全部消失。　　非左翼的地主阶级(左翼之中的地主阶级也不少，如郭琇宗、陈明忠都是)虽然对国民党还是很不满，但比起共产党，他们还是勉强跟国民党合作。但是，美国为了杜绝日本、南韩和台湾的左翼根源，强迫三个地区的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国民党当然愿意跟美国配合，因为这还可以借机削弱台湾地主阶级的势力。国民党表面上是用国家的资源跟台湾的地主阶级购买土地，但实际上付给地主的地价根本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台湾的地主阶级从此对国民党更为痛恨，地主阶级的领袖林献堂外逃日本，而且还支持在日本从事独力运动的另一个地主廖文毅。所以陈先生才会说，台独运动的根源是土地改革，这是从未有人说过的、深刻的论断。　　这样，台湾内部原有的最坚强的、爱国的左翼传统在台湾完全消失，而原来温和抗日或者跟日本合作的地主阶级，全部转过来仇恨国民党。前一种人的后代，在父亲一辈被捕、被杀或者逃亡之后，在反共的宣传体制下长大，无法了解历史真相，又因为上一代的仇恨，当然也只会仇恨国民党。而地主阶级的后代，不管他们的经济力量受到如何削弱，他们还是比较有机会受到教育，比较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他们上一代对国民党的仇恨都遗留在他们身上，他们在海外又受到美国的煽动和支持，他们的台独组织在一九七O年代大大的发展起来，并且在八O年代和岛内的台独势力相结合，就成为目前台独运动的主流。　　在美国新兴的台独势力，开始美化日本人的统治。就台湾一般民众而言，他们亲身经历到日本和国民党的统治，他们认为日本官吏比较清廉而有能力，而国民党的官吏则是又贪污又无能，他们逐渐忘却日本统治的残暴和压榨，因为国民党的残酷绝不下于日本人，而国民党的压榨也和日本不相上下。所以，台独派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美化，很容易得到一般台湾民众的呼应，这样，整个历史就被颠倒过来，积非成是。最重要的关键还在于，国民党把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的岛内势力根除无余，这也是八O年以后岛内的统派力量一直很微弱，难以发挥影响的原因。　　三、　　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残酷地清除台湾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力量，这纯粹是自私。但国民党为了稳定台湾，发展台湾的经济，不得不实行土地改革，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说他做错了。没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经济发展。台湾地主阶级的后代对此念念不忘，也应该加以批评。　　坦白说，这十多年来我对国民党在台湾的功过比较能坦然地加以评价。国民党在土地改革后，实行低学费的义务教育，又实行非常公正的联考制度，让许许多多的贫困的台湾农家子弟逐渐出头，确实有很大的贡献。另外，由于教育的普及，受过教育的台湾人基本上都会讲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普通话不但让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还有原住民可以相互沟通，而且，在两岸互通以后，还可以跟大陆一般民众沟通，客观上为统一立下了很好的基础。虽然在推行普通话的过程中，国民党曾短时期(一九五、六O年代之交)施行过禁止方言的过当政策，但总是功大于过。现在的台独派，不管花多少力气想把闽南话文字化(他们称为台湾话文)，都不能成功，反过来证明了国民党推行普通话的贡献。　　一九七O年代以后，尤其在一九八七年解严以后，过去三十余年台湾历史的真相逐渐被曝露出来。面对台独派及一般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罪行的揭露与控诉，国民党的统治阶层，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很难反驳，再加上美国的暗中支持，国民党也无法以法律来压制台独言论。这样，政治上台湾就分成两大阵营，即现在一般所谓的蓝与绿。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之下，还是有不少台湾人跟国民党合作，他们的利益和国民党密不可分，同时，由于民进党常常诉诸群众运动，过分偏激，不少中立者宁可支持国民党，现在蓝、绿两边大致势均力敌。　　不过，蓝军也并不支持统一。国民党的核心统治集团，是当年战败逃到台湾来的最顽固的反共人物，他们有很深的仇共情绪，并且把这种情绪遗留给他们的第二代。他们认为，虽然国民党治台初期犯了重大错误，但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贡献还是要归功于国民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台湾民众才能过上富裕与民主的生活。因为仇共和自许的成就，即使面对台独派极大的压力，他们也不愿跟共产党合作，接受统一。就其实质而言，蓝营基本上和绿营一样，都很少具有民族主义的情怀。除了维持“中华民国”的正统性这一点之外，他们跟绿营的区别并不大。所以很吊诡的是，蓝营虽然表面不讲独立，他们真正的心愿是以“中华民国”这一块招牌，把台湾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所以现在的国民党也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台独派。可以说，国民党长期和美国合作所进行的反共(后来还有反中)宣传，造成了今天岛内两党恶斗、面对大陆又两党一致的怪异局面。　　其实，这一切都是美国长期导演出来的。美国在韩战(朝鲜战争)之后，一方面用武力保护台湾，一方面支持台湾的经济改革，又利用极优厚的留学条件，把大部分的台湾精英都吸引到美国去。事实上，现在的台湾统治集团(不论蓝、绿)，还有台湾大部分的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后代(或其亲属)、甚至他们本人，不是拥有美国公民权，就是持有绿卡(马英九的女儿就是美国籍)。这样的集团既控制了台湾，又和美国具有利益上的种种瓜葛。在这同时，又有美国的盟友日本助上一臂之力。因为，作为台独核心的地主阶级的后代，基本上都亲日，在他们的影响下，“哈日”之风盛行。台独派甚至把当年日本人斥骂台湾人的“支那”和“清国奴”，转而用到现在的中国人身上，可谓荒谬绝伦。可以说台湾长期在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下，已经自视为亚洲的“文明国家”。台湾人实际上抄袭了日本人的“脱亚入欧”论，不但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东南亚国家。　　现在大陆有少数人有一种想法，认为让台湾长期维持现状，对大陆的政治改革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是不了解台湾问题的本质。因为，台湾问题是美国和日本联合行动，刻意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残余。台湾问题不解决，就是中国百余年来被侵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应该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来看待台湾问题，不应该对台湾的所谓民主抱有幻想。最近民进党煽动无知的学生包围总统府和立法院，表现出一种无可理喻的反中情绪，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四、　　陈先生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加入地下党时，只有十八岁。那时候的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认识都不是很深刻。1960年他第一次出狱时是三十一岁，此后十六年，他想尽办法偷读日文资料，以求了解新中国的局势。1976年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结束，这时，他也许才开始真正的“探索”。他说，文革结束之后台湾对文革的报导，让他非常痛苦，他不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他不得不为自己牺牲一辈子所追求的事业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他会觉得自己白活了。　　1987年陈先生第二次出狱，他开始阅读大量的日本左派书籍，企图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历程、文革发生的背景，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他已经把他的探索过程和看法写成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本书，主要的观点在本书中也略有提起。　　陈先生探索的结论大略如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集合全民(或者说四个阶级)的力量与意志，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力现代化。这一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朝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个说法，意思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相近。又说，刘少奇是了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有类似之处，“新民主主义”的形成，刘少奇贡献很大。新中国建立以后，事实上，“毛泽东个人”走的就是一条“违反”新民主主义这一“毛泽东思想”的路，所以才会产生“反右”和“文革”那种大错误(亦即，毛泽东不遵守“毛泽东思想”)。总之，陈先生最后肯定了自己年轻时选择的“新民主主义”，而且，把这一主义思考得更加清晰。　　陈先生认为，毛泽东本人思想则是一种“备战体制”，是在面对美国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随时威胁时的“应时之需”，毛泽东错把“应时之需”当作正确的思想了。陈先生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坚决的拥护者。陈先生又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违反社会主义的精神，还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至于什么时候达到社会主义，他是无法知道的。他能够看到自己祖国的强大，看到统一有望，也看到中国有实力制衡西方，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掠夺政策，他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是一个“后生”的观察者，不像陈先生具有“参与者”的身份。我也像陈先生一样，认为“后进”的中国的所谓“革命”，第一个任务就是以“集体”的力量全力搞现代化，以达到“脱贫”和“抵抗帝国主义”这双重任务。但是，我比较相信毛泽东思想具有“复杂性”，并不纯粹是“备战体制”。　　不论我跟陈先生在这方面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但我们都了解到，革命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前无所承的。在五O年代，主管经济的陈云和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常和毛泽东“吵架”，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毛泽东在经济上和农业上的一些看法。陈云常常退出第一线，表示他不想执行毛泽东政策，而邓子恢几次跟毛泽东唱反调后，终于被“挂”起来，无所事事。梁潄溟所以跟毛泽东大吵，也是为了农业政策。这些，都可以说明，建国以后，路子应该怎么走，党内、外有许多不同看法。大跃进失败以前，大致是毛主导，大跃进失败以后，变成刘少奇主导。文革又是毛主导，文革结束邓小平主导。应该说，中国的情势太复杂，内部问题很难理得清。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才能抓稳方向(89年还是差一点出轨、翻车)。我推想，邓是以刘为主的一种“综合”，正反合的“合”，而不是纯粹的刘少奇路线。但这只是“推论”，目前还无法证实。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犯过错误，而且一些错误还不小，应该批评。但如果说，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主要的应该加以否定，那未免把中国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国家的“重建”之路看得太简单了。邓小平主导以后，还不到三十年，大家都觉得好像走对了，不免松一口大气，歌颂邓的英明。我认为，这也是把问题看简单了，邓是毛、刘、周的继承人，他不可能不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点东西，因此，邓也不是纯粹的邓个人。对于历史，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邓应该也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看到一点东西，当然这是随他的意思决定去取的)。　　我觉得，大陆内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革命在“反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者“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意义。在中国崛起之前，西欧、北美、日本这些“列强”，都曾经侵略外国，强占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苏联在二次战后对东欧国家的宰制)，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现代化经济国家。　　现在大家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俄罗斯的一份周刊说，“世界超过一半的照相机，30%的空调和电视，25%的洗衣机，20%的冰箱都是由中国生产。”前几年大陆南方闹雪灾，交通瘫痪，物资不能输出，据说美国的日常用品因此涨了一、两成。我说这话，不是在夸耀中国的成就，而是想说，中国的经济改变了“全球体系”。　　在中国的经济还不能对“全球体系”造成明显影响时，西方、日本都已忧心忡忡，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为祸世界”。即使到了现在，如果美国不是陷入一连串的泥淖之中，你能想象美国愿意坐视中国崛起吗?美国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能力去做。　　如果中国因素的加入，使得“全球体系”陷入不平衡状况，如一次大战前，德国的崛起让英、法寝食难安，那“全球体系”就只有靠“先进国家”为了“扼阻”新因素的“侵入”而发起战争来解决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发生的。事实上，上世纪九O年代美国并不是不想“教训”中国，只是它没有能力罢了。美国和日本搞军事联盟，说如果“周边有事”，他们要如何如何，意思不是够明显了吗?　　如果中国经济的崛起，能够让“全球体系”产生良性的调整，从而对“全人类”的发展有利，那就是全人类的大幸。如果因中国的崛起，而让全世界经济产生不平衡，从而引发另一波的“列强大战”，那人类大概就要完蛋了。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情况似乎颇为严重;如果美国经济一下子崩溃，你能想象这个“全球体系”能不“暂时”瓦解吗?这样岂不也要“天下大乱”?应该说，中国一再宣称“不称霸”，宣称要“和谐”，就是希望避免这样一次大震荡。我觉得，这个时候重新来思考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就更有意义了。我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但我从来就希望，中国崛起只是一种“自救”，而不是产生另一个“美国”或“英国”或“日本”或“德国”，或一种难以形容的资本主义“怪物”。我觉得这样的思考也可以算是一种让“全球体系”“走向社会主义”的思考。　　从马克思的原始立场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全面展开时，才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全人类有丰裕的物质生产，才可能想象马克思所构想的那个人人富足、人人自由的物质与心灵双方面得到完满实现的社会。一次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第一次碰到全面危机时，许许多多的左派革命志士认为，全球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最终证明是一种幻觉。　　这一次“不合乎”马克思原始构想的“世界革命”，以苏共的革命开其端，以中共的革命达到高潮，以二次战后许多“后进国”的共党革命延续下去。现在已经可以了解，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后进国”以集体的力量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工程，这一工程可以把“后进国”绝大部分受苦受难的人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之下解救出来。这一革命的牺牲相当惨重，但相对而言，二次战后那些走“西方现代化”路线的“后进”国家，牺牲也一样惨重。姑且不论这两条路谁是谁非，“后进国”都被迫走进资本主义国家逼他们非走不可的道路。走第一条道路而唯一获得成功的是中国，走这二条道路很可能将要成功的，大家都看好印度。中国的成功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的崛起好像还不致于导致德国、日本崛起以后的那种资本“帝国大战”。第二，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也还不是经典意义下的“资本主义”(它还保留了相当比例的公有制、也没有全面市场化)，因此可以希望它对其他“后进国”产生启导作用，让它们不必完全照“西方道路”走。　　中国的崛起距离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还很遥远。拉丁美洲、非洲、伊斯兰世界、东南亚，这些地区目前都还在发展。我们不知道西方(尤其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如何能解决，也不知道拉丁美洲最终是否可以从美国资本主义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无疑的，现在可以用更清醒的眼光，用马克思的方法，好好地审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未来。只是，我们很难期待，二十一世纪会出现另一个马克思。　　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只能以自救、自保为先。达到第一步以后，如果能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促使它们良性发展，而且不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经济“剥削”，我相信，这样的国家就要比以前的英、法，二次战后的美、日好太多了。并且，第三，如果它还能进一步制衡愈来愈黩武化的美国，让美国不敢太嚣张，那它对世界和平无疑是有贡献的。我认为，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有力量达到这三重任务的国家。　　我跟一些大陆朋友谈过我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中国本身的问题多如牛毛，我这样想，未免太不切实际。我逐渐了解，这种人大多羡慕美国模式，认为中国距离美国模式还太遥远。但让我高兴的是，像我这种思想倾向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加。我相信，这种思想倾向，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之内，会成为大陆思想的主流。　　五、　　我跟陈先生来往二十余年，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一辈子的经历让我非常感兴趣。他出身于大地主之家，从小不愁吃穿。生性聪明，居然从偏僻的乡下小学，考上台湾南部最优秀的高雄中学，然后又以第一名考上台中农业专门学校的农化系，最后还是以第一名毕业。以这样的背景，在台湾刚光复的历史条件下，他可以从政，就像他的好朋友林渊源那样，很容易成为地方派系领袖，甚至可以选上县长。他也可以从商，在台湾现代化的过程中，不难成为富裕的企业家。他也可以走学术道路，如果光复后他到日本留学，应该有机会成为名牌大学的教授，但是，这些路他都不走。在高雄中学的时候，因为日本人的歧视与欺压，就走上反抗之途;光复后，因为国民党接收的劣政和二二八事件，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从不后悔。从我们光复后接受国民党教育的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陈先生现在的生活非常简单，如果没事在家，一天就买两个便当，中餐和太太共吃一个，晚餐再吃另一个。他全心全力为他的工作奔忙，此外，没有其他的需求，我没有看过人生目标这么明确、行动这么果决、意志这么坚定的人。一个人，十八岁就决定加入革命组织，到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还不想休息。看到这样的陈先生，再想起五O年代就已牺牲的郭琇宗、吴思汉、许强、钟浩东等人，就会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真了不起。　　我跟陈先生相处，最大的收获是：鲜明地意识到，小知识分子那种患得患失、怨天尤人的坏习气。有一次，在他面前，我对某件事情大发牢骚，他非常不解地看着我说，这有什么呢？让我很不好意思。应该说，这十年来，我的目标越来越单纯，行动越来越坚定，牢骚越来越少，他的无形的影响是很关键的。我很高兴，他的回忆录的出版我有机会稍尽绵薄之力，我也希望，藉由这本回忆录可以让人们可以回想起五O年代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前途而牺牲的那一代台湾菁英。

有些人将民主列为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思想舞弊。民主不是价值，只是政治技术手段。

读布朗微奇《大卫诗面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