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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忱:殖民主义冲动与二叶亭四迷的中国之旅

日本学论坛2001.1
中学时代,二叶亭四迷曾在岛根县松江市有名的汉学私塾———相长舍跟随儒学者内村友辅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良好的汉学素养。但如果由此以为他埋骨中国的夙愿来自对中国文化的钟情,则是莫大的误会。
作者简介: 王中忱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编委,《国际理论空间》编委。专著有《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文《蝴蝶缘何飞过大海——殖民历、殖民都市与<亚>诗人群》。曾获《世界文学》翻译奖(2001年)。
  代表作品:
  文学专著:《茅盾研究》、《丁玲研究》、《日本文学研究》、《比较文化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等。
 
一、 埋骨中国:二叶亭的人生夙愿

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二叶亭四迷(1864~1909,本名长谷川辰之助) 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他的长篇小说《浮云》(第一部,1887 年发表) ,因为首次使用口语体描述一个被官僚社会排挤到边缘的“多余人”形象,而被称为“日本最早的一部近代小说”[1]。他翻译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幽会》(《猎人笔记》之一部分) 、《邂逅》(中文译名《三个会面》)等,则被后世学者誉为日本“明治翻译史上具有划时期意义的作品”[2]。在中国,二叶亭四迷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在世的时候,译作就曾被王国维任教的江苏师范学堂用做教材,也曾引起留学日本的青年鲁迅的注意[3]。后来中国出版的日本文学史著述,也都列有关于二叶亭四迷的记述[4]。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要追溯的,主要不是二叶亭四迷的著译在中国的传播和扩散过程,而是他先后两次中国之旅的动机和在中国的实际经历与际遇。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前者在一般的“影响与接受”论述框架中曾被屡屡提及,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对后者的忽视,不仅已经造成了我们对这位文学家认识的盲点,甚至也导致了我们对近代日本文学、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理解的严重偏差。二叶亭四迷本来就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意识的人物。[5]

二叶亭四迷最初的中国之旅,开始于1902 年5 月12 日。这天下午1点12 分左右,他在日本的福井县敦贺港和来送行的友人告别,然后登上交通丸号轮船,和船长见面致意。4 点20 分左右轮船起航,恰巧从头一天晚上下起的大雨停了,这更给二叶亭带来了好心情,他特意在笔记上描绘了当时的景致:

“此时雨霁,透过西天缤纷多彩的虹霓望去,远山如在近前,蔚为美观。”[6]

二叶亭此行的目的地是中国北部城市哈尔滨,为此他已经筹划了许久,现在终于得以实施,难怪笔记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惬意。但二叶亭的亲友们,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不认为他的中国之旅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不是一次轻松的休假旅游,而是以辞去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这样一个薪水丰厚、养尊处优的职务为代价的。而有无这个职位,对二叶亭以及他的家人生活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近代日本的文坛上,二叶亭四迷属于天才的早慧者,1887 年发表长篇小说《浮云》(第一部) 的时候,他才24 岁。但《浮云》的先驱意义,在当时只有如坪内逍遥等少数文学家才略有领悟,并没有立刻被多数读者接受,没有给年轻的作者带来相应的经济收益,当然也未能让二叶亭由此树立以文为生的信心。

二叶亭的家境困窘,开始从事创作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从地方政府一般职员的位置上退休,仅凭一点退休金在东京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是相当艰难的。作为长子,二叶亭不能不负起自己的责任,在著书谋不得稻粮的时候,不得不另寻能够谋生的途径。1889 年他毫不犹豫地中断创作,进入内阁官报局,主持《内阁官报》译载国外消息栏有关俄国新闻的编译工作。据统计,二叶亭笔耕的三年,每月稿费收入10 日元左右,而刚入官报局的月薪就是30 日元[7]。在这个位置上二叶亭一坐就是九年,他和文坛几乎处于两忘状态。直到1897 年,由于不能忍受新上司的官僚作风辞去官报局工作之后,二叶亭才重操译笔,卖一点儿译稿维持生计。贫病交加的不稳定生活过了两年左右,1899 年9 月,由恩师古川常一郎先生推荐,二叶亭到东京外国语学校任俄文教授,才迎来了新的生活转机。在这里,他以对俄语的深湛造诣和敏锐感悟,在学生和同事中获得好评,甚至被视为可以和前辈教授古川常一郎、市川文吉两先生比肩的人物,和他们一起被并称为“俄语三川”[8]。

当时的外语学校俄语教授属于高级官吏,收入丰裕,据说当了教授以后,二叶亭每天坐人力车上下班,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9]。正当生活和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02 年5 月,他突然辞去教职,要到中国大陆另辟新路,怎么不让周围的亲友们感到震惊和担忧呢? 但二叶亭本人则去意已定,毫不动摇。早在这一年的2 月份,在写给友人奥野小太郎的信上,就表现出了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味道:

“小生多年的夙愿总算要实现了,下个月或者再下一个月的初旬,我将出发去满州的哈尔滨。未来如何不可卜知,但决定出国的时候,我已经打定主意埋骨黑龙江边、松花江畔或者长白山下……”

二、在满蒙铺设国民抵抗线:二叶亭的国际政治构想

  中学时代,二叶亭四迷曾在岛根县松江市有名的汉学私塾———相长舍跟随儒学者内村友辅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良好的汉学素养。但如果由此以为他埋骨中国的夙愿来自对中国文化的钟情,则是莫大的误会。无论是二叶亭当时写下的笔记[10],还是他的友人们后来的回忆[11],都可以证明,驱使他前往中国北部地区的动力,主要是他对中国北方邻国俄罗斯的关心。他奔赴中国的最主要目的,是调查俄罗斯帝国东进亚洲的情况,寻找日本应该采取的有效对策。

在此必须解除一个可能招致的误解:即二叶亭这样做是受到日本官方的指令。事实并非如此。二叶亭既非日本军部或政府指派也没有拿到官方的资助或津贴。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二叶亭四迷曾经煞费苦心,屡屡请托友人,最终才在一个私人经营的贸易商社——德永商店设在哈尔滨的支店谋得一个顾问的位置。他甚至没有和该商社店主德永茂太郎约定工资的数额,只是领取了一点路费,以及留给家人一点生活费,就毅然上路了[12]。二叶亭致奥野小太郎信里流露出的前程未卜情绪,可能与此有关。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踌躇。

当然,说二叶亭的决断完全是个人选择也不正确,他的思路的形成,无疑和他所受到的教育、所感受到的社会氛围有密切关系。若干年后,二叶亭回忆促成自己青年时代决心选择俄语作为专业的动因时,曾做过如下说明:

“……谈到我为什么喜欢上了文学,首先必须从我学习俄语开始说起。其经过是这样的: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交换事件发生后,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成为社会议论纷纷的话题。那以后,在《内外交际新志》上,不断鼓吹敌忾之心,社会舆论随之沸腾。在这样的时代,我自孩提时代就萌生了的思想倾向——应该称之为维新志士气质的倾向也就抬起头来。总之,慷慨爱国的社会舆论,和我的思想气质相遇,其结果,便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日本将来的深忧大患必定是俄国,现在必须考虑怎样预防,就此而言,学习俄语是非常必要的。于是,我考进了外国语学校的俄语科。”[13]

作为事后追忆,上面的说明难免有些细节疏漏。二叶亭四迷的传记作者中村光夫查阅过《内外交际新志》后指出,这是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杂志,上面并没有二叶亭所说的鼓吹敌忾之心的激烈言论,也没有把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的交换问题当作特别重要的事件报道[14]。桶谷秀昭则推断说:事实的顺序可能恰好和二叶亭回忆的相反,可能他首先是受到千岛、萨哈林交换事件的刺激,开始关心国际问题,然后才读到《内外交际新志》的[15]。但无论如何,千岛、萨哈林交换事件以及围绕这一事件的种种社会舆论,曾对二叶亭四迷青少年时代的精神形成和他此后的世界认识,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则是没有疑义的。

1875 年缔结的千岛群岛与萨哈林岛交换条约,是日、俄两国战略妥协的产物。如众所知,这两个国家,到了这一时期,都仿照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初步完成了国内社会体制的改革,都在快速地推进近代化建设,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效果。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1870 年,日俄两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英国比较,“日本是四分之一,俄国是三分之一。”这表明,“有能力和决心赶上实现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日本、俄国可能是其中的两个”[16]。这两个国家,不仅通过自身的转变,建立了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能力,同时,也按照欧美模式,把扩张领土、攫取殖民地作为近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日程。俄罗斯自不必说,从19 世纪50 年代开始,即大规模南下,从中国北部夺得辽阔的土地,日本也在1874 年吞并了半独立的琉球王国。如是,日本北部和俄罗斯相邻的一些所属暧昧的地带,特别是自1853 年起两国约定共管的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也便在这一时期成为经常惹起纷争的敏感区域。但从争夺自然资源和经济市场的角度看,俄罗斯当时的战略中心主要在西伯利亚毗邻的中国东北,日本则更看好朝鲜半岛和台湾。于是,1875 年,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妥协,千岛群岛完全划归日本,萨哈林岛则全部划入俄罗斯国界。

千岛群岛与萨哈林岛的交换,不是出自建立长久和平关系的构想,只是日俄两国权衡利害的一时之计,所以,非但不能消弭两国之间的冲突,反而强化了相互之间的仇恨和不信任,激发了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促使它们快速向帝国主义发展,自然也成了它们后来进行更酷烈角逐的远因。少年二叶亭把俄罗斯视为“日本将来的深忧大患”,即是这样大背景下的一个典型事例。

1881 年二叶亭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科的时候将届18 岁,和同届的那些十四、五岁,眼睛只盯着俄语科官费助学金的考生不同[17],他是怀着探寻消除“日本将来的深忧大患”方略的远大志向,而来研究假想敌俄罗斯的。但非常有意思的是,通过学习俄语,特别是接近俄罗斯文学之后,二叶亭的思想竟有所改变。他回忆说:进入俄语科后,“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俄罗斯) 文学的影响。当然因为原本很有基础,也就是说,我从孩提时代就存在的一种艺术兴趣,这时受到俄罗斯文学的激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而另一方面,还有我的志士气质所带来的慷慨热情,这两种倾向最初本来是没有偏倚、平行发展的,但渐渐地,我从帝国主义的迷狂中醒悟过来,只有文学的热情在炽热地燃烧。”[18]

那么,二叶亭四迷在这一时期接触到了哪些俄国文学作品呢? 据有关研究者考察,读到三年级的时候,他至少已经通过俄文原文阅读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此外查明二叶亭就读东京外国语学校期间从图书馆借阅的书还有普希金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冈察洛夫的《奥波罗摩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19],大都是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从二叶亭后来的创作中表现出的对人生的关怀,对明治时代日本社会时弊的犀利批判,以及对自我觉醒之后彷徨无路的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的剖析,都可以看到俄罗斯文学的浓重投影。曾有许多学者强调坪内逍遥的理论著作《小说神髓》对二叶亭四迷文学创作的影响[20],但从总体考察,应该说,俄罗斯文学对于二叶亭所起到的启示作用更为重要。

俄罗斯文学诱发了二叶亭的文学兴趣,促使他“从一个政治青年转变为文学青年”[21],帮助他确立了自己的文学观和写作方法,但二叶亭的政治观是否由此而发生变化,或者如他自己所说,他真的“从帝国主义的迷狂中醒悟过来”了呢?从二叶亭的整体生涯考察,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东京外国语学校期间对俄罗斯文学的迷恋,《浮云》时期的文学写作,只是他兴趣的一时转移。终其一生,二叶亭的兴趣和关注的兴奋点始终在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和文学之间游移,并且,前者所占比重始终大于后者。他进入官报局后,立刻搁置文学写作的笔墨,除了对自己文学才能的怀疑,编译俄国新闻的工作激发了他的兴趣,恐怕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成为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教授之后,这位当年的文学迷,已经闻名于世的小说家,却没有像他学生时代的俄语教师那样,把俄罗斯文学带进课堂。即使有时选用文学作品作教材,二叶亭也并不从文学的角度去讲解。他的教学重心主要放在语言学方面,不仅认真地分析语法和词汇,甚至连语气词的细微区别也予以细致辨析。据他的学生回忆,“先生好象很不高兴在教室里讲授小说或者剧本之类的东西,”一般以为这是因为他弃绝创作之后“讨厌别人把自己视为小说家”[22]。但真正的原因可能远比这更为复杂。

二叶亭到东京外国语学校工作期间,日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产业革命[23],并通过1894 年的出兵朝鲜和对清朝中国开战,初步建立了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体制[24],由此,它和同样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的关系也再度进入紧张的阶段。不过,此时双方争掠的地域已经不在日本北部,而是转移到了中国大陆。1895 年4月,日本利用甲午海战得胜之势,在下关谈判中强行要求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随后,俄罗斯联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权。随后,1896 年,俄罗斯通过和清朝政府秘密谈判,获得修建一条自西伯利亚经由中国东北通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的权利。1898 年,俄国又从清朝政府强行租借到包括大连、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并获准把中东铁路支线延伸到大连。俄罗斯的一系列行动,使日本感到受到了侵害和侮辱,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一向怀持扩张野心的军方首领自不必说,如在1890 年即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在《施政方针》中公开提出日本国家的“主权线”与“利益线”战略理论的山县有朋,此次作为陆军大臣,又早在俄罗斯等“三国干涉”的10天之前,就颇具“预见性”地提出,日本要成为东洋霸主,必须进一步扩大利益线,扩大军备[25]。

许多站在民间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同样表现出帝国主义逻辑的“爱国”热情。最为著名的代表,是一向以平民主义评论家著称、甚至被誉为“国民之声”的德富苏峰。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德富苏峰曾作为战地记者随军行动,听到辽东半岛因为三国干涉而决定交还中国,他愤慨无限,欲哭无泪,“不屑于在已经返还他国的土地上多停留一刻钟”,立刻找船回国。但在上船之前,他特地从旅顺口海滩上抓了一把碎石和沙粒,用手帕包好带回了日本,“作为它们曾经成为日本领土的纪念”。德富苏峰后来写到,这一事件在他的思想历程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原来坚信的“正义”、“公道”等理想由此完全轰毁。“归根结底,必须有力量。力量不足,任是什么正义公道,都不值半文。”于是,他放弃了平民主义立场,转而积极谋求和政府合作[26]。德富苏峰的“转向”,在日本的明治后期思想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正如隅谷三喜男先生分析的那样,“这不是由警察等施加压力导致的转向,而是思考国民利益的人们,在把迄今为止的思考从国内问题向国际问题拓展时”得出的结论:“只有集聚国力才是最急要的。”而德富苏峰等人的认识,即“必须以力量对付力量”的思路,在当时的日本“国民当中也急速地蔓延开来,”[27]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体制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得以确立。

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氛围中,二叶亭四迷自然不会引导学生沉醉于俄罗斯文学的世界里。一直潜伏在他内心的所谓俄国是“日本将来的深忧大患”的认识,和伸张国威的“帝国主义”意识在这一时期都浮出水面。二叶亭没有仅仅满足一个俄语教授的工作,从1900 年至1902 年间二叶亭四迷笔记里记下的“对外时事拔萃”,可以明显看出,他的关心所在是“东清铁路(即中东铁路——引用者注)和俄罗斯的出兵满洲”。据他的友人回忆,他经常以“东亚大经纶家”的神态,和同事、朋友等讨论对俄问题,提出应对方略[28]。大体说来,二叶亭四迷的对俄方略,和山县有朋的主张有同有异。相同的

是,他们都主张把日本本国的所谓战略利益线扩展到其他国家,比如,把对付俄罗斯的防御线设在中国的东北部。不同的是,山县有朋强调的是增加军备,二叶亭则重视民间的力量,认为应该加强的是国民的抵抗线。正如桶谷秀昭所说:“明治35 年(1902) 抛弃外国语学校教授职务,作为海参崴一个民间企业德永商店的顾问奔赴中国大陆,就是二叶亭在满蒙铺设国民抵抗线的野心所导致的行为”。[29]

三、从哈尔滨到北京:二叶亭在中国的足迹

1902 年5 月14 日下午4 时30 分,二叶亭四迷到达俄属港口城市海参崴。德永商店的店员前来迎接,他办了海关手续后,乘坐马车到商店住下。第二天,他先后访问了日本人设置的贸易事务馆和同胞会事务所,又到德国人开设的阿里贝而斯杂货店买了些东西。在海参崴,二叶亭住了20 多天,做去哈尔滨的准备[30]。从他写给坪内逍遥的信看,在这段时间里,他特别留心考察了日本人在海参崴的经济贸易情况。

如前所述,二叶亭是怀着远大志向离国远行的。据有关资料说,二叶亭的对俄方略,即在所谓的“满蒙”地区设置日本的“国民抵抗线”,主要就是在中国的东北直到西伯利亚地区大力发展日本的实业力量。出国之前,他甚至提出,为了达此目的,一个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往西伯利亚输送日本妓女。因为日本妓女所到之处,日本的商品肯定会随之渗透进去。如在海参崴,日本人经营的商业获得发展的背景,就是日本妓女的存在。在那里,日本妓女改入俄罗斯籍,成为上流阶层的主妇人数很多,所以,日本的生活方式得以流行,日本产品也打开了销路。据说,二叶亭的这个“运用‘胯当政策’把西伯利亚日本化”的战略,让他的已经成为实业家的同窗苦笑不已,但二叶亭却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说:把输送妓女看成是国耻的哄嚷,只是一种鼠目寸光的短视而已。[31]

但二叶亭确实没有像他以前宣称的那样在海参崴经营妓院。他此次远行的目标不在海参崴,而在哈尔滨。6 月7 日,二叶亭从海参崴乘上俄国人经营的火车,沿中东铁路进发,6 月9 日抵达哈尔滨,到德永商店设在这里的分店就职,准备以此为据点,大展他的“实业抗俄”的宏图。

不过,此时的哈尔滨并不具备让二叶亭施展抱负的条件。首先,这座城市本来是俄国为修筑中东铁路选定的枢纽据点,自1898 年6 月中东铁路建设局从海参崴迁来,俄国的大批官员、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和军队都一涌而至,1899 年,仅驻扎在这里的哥萨克兵等兵员就达5 000 多人。二叶亭来到的这年,在哈尔滨,军队和铁路员工之外,俄国侨民已经达到12 000 人[32],而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人仅有800 人左右[33]。俄国不仅在人口比例上占据优势,并且,按《中俄秘约》领有哈尔滨及中东铁路附属地区的行政管辖权,是这里的实际统治者。其次,此时,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霸,进入了空前紧张阶段。1900 年,日本通过派遣大量兵力到北京镇压义和团而挤进西方近代帝国主义行列,在世界舞台上第一次获得了和西方列强对等的地位。而俄罗斯也利用同样的机会,以清除义和团为借口,派遣大量军队进驻中国东北。1902年,日本和英国结成同盟,极力敦促俄国从中国撤军,设法驱逐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日俄两国的角逐不断升级,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在俄罗斯管辖的地域,自然也加强了对日本的警戒。据二叶亭四迷写给坪内逍遥的信说:在哈尔滨,只要说是日本人,必定会招致猜疑的目光。为了防备日本军事侦探的潜入,俄罗斯的官宪们对新来此地的外国人严厉检查,不发给经商许可; 而对于已经开设的老店,也经常刁难、压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商贸活动,大都处于沉滞低迷状态,二叶亭的宏图大志,当然无法实行[3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二叶亭在哈尔滨期间写下的书信和笔记,虽然多次抨击俄国官宪管制的暴虐,却绝口不提确实有日本军事侦探潜入哈尔滨活动,而他经常出入的菊地照相馆,其实就是日本军部设在哈尔滨的一个情报站,照相馆的主人菊地正三,就是日本著名的军事间谍石光真清的化名。对此,二叶亭当然心知肚明。若干年后石光真清的回忆录《旷野之花》出版,其中曾写到,一次,他得到一份俄罗斯军队的变动命令书,想请二叶亭帮忙翻译,但被二叶亭拒绝了。

最让二叶亭感到失望的,还是对德永商店。他本来对德永茂太郎寄予很大期待,实际接触后,才觉得这个商人并不能担当他所期待的大任。经纶大业无望有成,他在德永商店的食客地位却不好过,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工资却因为来前没有明确约定,商店也不主动提起,使得二叶亭连洗澡用钱都要张口向商店去要,这是他无法忍受的[35]。

1902 年9 月,二叶亭离开哈尔滨,途径旅顺、大连、山海关、天津,做了一些考察,10 月7 日到达北京,见到东京外国语学校读书的校友川岛浪速。东京外校期间,川岛学的是中国语,甲午中日战争时曾作为日本陆军翻译从军,1900 年镇压义和团时随日本军队侵入北京,担任日军司令部翻译官和日军占领区的军政事务长官,得到清朝皇族中的实权人物肃亲王的信任,在日军撤军之后,由肃亲王保荐留在北京组建培养中国警察的警务学堂。肃亲王对川岛极其信任和赏识,不仅请他担任全权管理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 之职,还让自己的女儿认川岛做义父。肃亲王这位女儿,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女间谍川岛芳子。而川岛结交肃亲王,组建警务学堂,则另有远图。所以,当二叶亭向川岛浪速倾诉自己经营满州、抗御俄国的战略以及此战略不得施展的苦恼时,川岛觉得深获我心,并倾吐了自己的见解:“对俄和对支,看似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归根结底,我们的理想对象是整个亚洲。而为了解决作为当务之急的俄支问题,我们要一边等待时机,一边巩固自己的立足根基。现今可担任警察教师的人很多,但能一起谋划远大理想的人一个也没有,既然在北满不能如意施展抱负,您暂且留在此地,我们一起携手,推进理想事业如何?”二叶亭也有知己相逢之感,于是决定留下,和川岛共襄大业。[36]

川岛请二叶亭担任北京警务学堂的提调(相当于总务长) 职务,酬以每月250银圆的高薪,川岛外出时,还请他代行学堂监督职责。确实像内田鲁庵所说,北京警务学堂“提调时代是二叶亭一生中最得意的时代”[37]。但后来,因为学堂内部日本教员发生分歧,二叶亭被拥戴为和川岛对立的一派的领袖,为避免和川岛发生冲突,二叶亭决心辞职。1903 年7 月,正式提出辞呈,同月21 日,离开北京回国。当年谋划的雄图大略几乎一事无成,出国时发下的埋骨中国北部白山黑水之间的誓愿,似乎也被忘到了脑后。

  

四、关于二叶亭放浪中国的叙述及其意义的再生产

  由此,二叶亭四迷从1902 年5 月到1903 年7 月之间,一年零两个月有余的中国之旅,在后来一些关于他的生平的叙述中,就常常被描绘成一个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时时处于自我怀疑状态的知识分子壮志未酬的悲剧,或一个言过于实、“知”而不能“行”的浪漫文人轻率的放浪故事,对于促成他此次大陆之行的殖民主义冲动,则很少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剖析。有的传记甚至以惋惜的语调,感慨二叶亭离开北京过早,未能赶上半年以后的日俄战争,“轻易丢失了奔赴历史现场的机会”[38]。并且,多数传记,都热中于突显二叶亭的民间立场和文人的任性,以此强调他和那些带有浓厚官方色彩、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帝国主义者的区别,他拒绝给石光真清翻译情报的细节,也便常常成为各家传记乐于引用的典故。

而事实上,二叶亭和官方人物积极合作的事例也有很多。且不说他和川岛浪速的一见如故,在北京警务学堂时期,二叶亭还始终和日本驻华使馆公使以及驻华军队负责人山根少将保持联系。他不仅利用学堂提调的有利身份,留心收集清朝的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还打算以学堂为基地,“把手伸向支那人,”鼓动起反俄运动[39]。一次,二叶亭打听到清朝军队有关日俄开战后的应对方案,立刻汇报给川岛,请托川岛“把昨夜获得的情报报告给山根将军”[40]。另外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例子是二叶亭四迷和《顺天时报》的关系。这家后来曾被鲁迅、周作人等称为“日本帝国主义机关”的报纸[41],虽然此时还没有正式被日本外务省购买,但由于创办者兼主持人中岛真雄和军方有特殊关系,此时,不仅在报纸上公开鼓吹对俄开战,还直接接待日本军部派遣来做对俄作战准备的“特别任务班”[42],应该说已经和官报无异了。二叶亭这一时期写下的笔记,不仅记载了和《顺天时报》的印刷业务往来,还代为支付、领取“机密费”[43]。可见其关系非同寻常。

当然,二叶亭又确实和日本官方派遣的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人物有所不同,他没有从官方那里接受指令,做是自觉自愿,不做也可以率性而为,比如,辞去警务学堂职务回国,就没有也不会受到官方的任何约束。但惟其如此,则更可以透过二叶亭的行为,看到帝国主义意识在日本社会渗透的深广程度,并非像一般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小部分军人和政客操纵的结果。在维护和扩张日本国家权益的问题上,民间立场的文学家二叶亭四迷和官方人物的思想基础并无根本分歧。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出一个问题:二叶亭四迷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多,表现或流露出了怎样的中国观? 这似乎没有被日本的二叶亭传记作者们特别注意,而这,恰恰是测量二叶亭国际政治观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指标。从这段期间二叶亭的笔记和书信看,中国虽然被多次提及,但基本上是被放在日俄关系、对俄战略的格局中,作为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来考虑的,至于中国自身的主权和利益,中国人的苦乐,则没有进入他关心的范围。中国经历在二叶亭的创作里倒也留下了一点痕迹。他归国后创作的长篇小说《面影》(1906) ,后半部分曾写到,主人公小野哲也在传统婚姻和自由爱情的冲突中彷徨无路的时候,一个应聘到中国去做专科学校教师的机会使他看到打开难局的希望。他后来真的去了中国,虽然未能爱情美满,但也没有走日本传统文学常见的殉情之路,或重回家庭委曲求全,而是流落异域,不知所终。一些日本研究者曾考证过这样的情节安排与二叶亭游历中国时一些见闻的关系,但这种与作者实际经验对号入座式的传记批评往往把情节的多层蕴涵简化,而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关于19 世纪英国小说中常见的把去殖民地作为某些人物出路的叙述模式的分析,则对我们理解《面影》更具启发性,她认为,关于殖民地的想象“为维多利亚的小说家创造了一种很容易把握的封闭的叙述策略。殖民问题于是就成了小说和剧本中说让情节复杂就复杂、说让他解决就解决的一帖灵丹妙药。即使一切都失败了,仍有一条出口通道———可以到帝国去。那遥远的国度虽说是惩罚服刑的地方,但也有种种可图的机会,甚至要想东山再起也指日可待”[44]。《面影》发表的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虽然不同于英国和它的殖民地属国,但许多类似二叶亭这样的“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到中国大陆去开拓疆土的欲望,即所谓“大陆志向”,和大英帝国国民“到帝国(的属地) 去”的心态应该有很多相通之处的。从这样的意义说,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二叶亭四迷是比较早的把“大陆志向”作为情节因素引进小说叙述中来的作家,距《浮云》发表近20 年后问世的《面影》,实际上又开了近代日本小说另一流脉的先河。到了20 世纪30 年代,中国的东北已经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一些为配合军国主义侵略政策而倡导所谓“开拓文学”的日本作家,把二叶亭四迷引为先驱[45],虽然不无牵强附会、为己所用之嫌,但也并非全无缘由。

最后,也许有必要说到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对二叶亭四迷的认识。如前所述,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有关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史论里,关于二叶亭四迷的文学生涯、代表作《浮云》以及俄罗斯文学的翻译都有所评述,却基本没有涉及他的中国之行,以及此次游历在这位文学家精神形成史和文学创作上的意义。毋宁说,中国学术界对二叶亭的这段经历一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就笔者读到的文献资料,较早提到二叶亭来华的是周一良先生的《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中日人民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收《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2 月) ,然后是汪向荣先生的《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 年10 月) 。汪著说在来中国任教的日本教习名单中,可以看到“后来以‘二叶亭四迷’见著于世的长谷川辰之助”。周文和汪著一样,关于二叶亭的记述也是很简略的一句,并且也误以为他是在中国任教之后才成为著名文学家“二叶亭”的。可见,汪、周两先生撰文时,掌握的二叶亭来华资料并不充分。

这里还应该提到余秋雨先生收在《文化苦旅》(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3月) 中的《这里真安静》,这篇散文也写到了二叶亭四迷。作者过访新加坡,一位朋友带领他到一个墓地去参观,在那里和二叶亭相遇。

二叶亭四迷的墓为什么建在了新加坡? 原来,1903 年离开北京回国后,二叶亭的求职、谋生并不顺遂,好不容易进入朝日新闻社,写作和工作也很不如意,所以,又萌动去海外的念头。1908 年6月,他作为朝日新闻的特派员奔赴俄罗斯,途径中国的大连、哈尔滨等地,曾小做停留。二叶亭的第二次中国之旅,算是旧地重游,但因为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占据优势地位,他的心境也今非昔比了。走在大连街头,“行人皆我同胞,店头招牌皆我日本方形文字,再也没有人用怀疑军事侦探的奇异目光看我,对谁都可以毫无顾忌的挥手致意,在宽阔的大道上阔步行进,我的喜悦之情无法按捺”[46]。一个殖民地新主人的神态跃然活现于纸上。在俄罗斯,二叶亭工作到1909年2月,身体感到不适,随后病情不断加重,4 月,决定取道欧洲,经伦敦乘日本航船贺茂丸号回日本。5月10日,船在从哥伦坡到新加坡途中,二叶亭四迷病逝。13日,贺茂丸号停靠到新加坡,二叶亭的尸体在当地火化,他的墓也就留在了这里。不过,在日本本土,还有一座二叶亭四迷的墓,那是二叶亭的朋友和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友1921年在东京丰岛区染井墓地给他修建的。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说,在新加坡的这片墓地,他先看到的是日本军人的墓,即二战时期担任日本南洋派遣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和他数万名战死的部下的墓,然后看到了日本女人的墓,从20 世纪初到二战结束期间到南洋谋生的日本妓女的墓,最后才看到日本文人二叶亭四迷的墓。虽然按照埋葬的年代,可能顺序正好相反,二叶亭是比较早地进入这块墓地的。

在日本军人墓前,余秋雨先生历数寺内寿一等军阀的暴虐,在日本妓女墓前,他表达了对这些不幸女性的同情,也分析了造成她们不幸的历史根源。到了二叶亭四迷的墓前,余秋雨先生首先感到意外,但也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所以,他的文章写到这里,议论和抒情都达到了高潮:

“……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么?”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得知,对二叶亭,他是有所了解的,但显而易见,国内现有的关于二叶亭的研究和译介,局限了余秋雨先生的知识视野。如果他对这位“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的另一面,也就是他的“志士气质”和“东亚大经纶家”性格有所了解,如果知道二叶亭的大陆志向和经营满蒙的构想,知道他那惊世骇俗的“胯当政策”,应该是另有一番感慨了吧。

不过,无论是周一良先生的论文,还是余秋雨先生的随笔,都让我们感到,学术信息闭塞和有关资料的匮乏,未必是造成二叶亭认识盲点的根本症结。周一良先生文章的初稿写于1972 年,时当“文革”,真正的学术研究条件还不具备,周先生急切地从历史文献中找出中日两国的“友好”佳话,为中日刚刚恢复的邦交提供文化资源,自有其良苦用心和难言苦衷。但不对19 世纪后半到20 世纪初两国之间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的复杂历史进行细致的考辨和分析,一概笼统地用“中日人民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加以表述,无疑会导致历史理解的偏误。80年代初周先生虽然对此文做了修订后才放入《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但总体叙述格局并没有变动。在80 年代末写作的自传里,周先生做了一些自省,说他解放以后写的“一些中国与某国友好关系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虽满足一时需要,起过作用,但……多数不足以言研究也”[47]。但如果能在思想层面对这种应时之作的论述模式做更深入的剖析,应该更有历史警示意义。而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虽然看似个人色彩鲜明,但其实并无创见和洞见,在他那慷慨激昂的议论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所谓文人——知识分子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幻想,看到更早一些年代曾在文艺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万能论的痕迹。仿佛只要是文人,就天然和军人、政治家有清浊之别,如果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家,那就更天然会是反动军人、政治家的审视者和批判者,天然会是不幸女性的同情者。支撑余秋雨先生那极具煽情色彩的“寓言”故事和遮蔽人们全面认识二叶亭四迷的视线的,难道主要不是这样一些长期被视为无须质疑和追问的前提?

参考文献:

[1][20] 参见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的历史》(德冈孝夫译) ,第10 卷198 、191 页,日本,中央公论社,1995 年11 月。唐纳德·金的评断,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文学史家的共识。

[2] 中村光夫:《日本的近代小说》,第50~51 页,日本,岩波书店,1991 年6 月第52 次印刷本。

[3] 郭延礼《托尔斯泰小说的第一部中译》(《中华读书报》2000 年4 月5 日) 说,二叶亭四迷翻译的托氏短篇小说《枕戈记》(今通译为《伐林》或《砍伐森林》) 于1905 年被转译成中文刊载于《教育杂志》第8 期、第10 期和第19 期上,中文译文无署名,《教育杂志》“编者的话”说此作品曾被江苏师范学堂用做日文教材,“本社据其译稿润色之”。据郭氏查考,1904 年9 月至1905 年11 月,王国维在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同时担任《教育杂志》的编辑,并代行主编之事,故“《枕戈记》由日文译成中文,王国维可能参与,而润色者,可能性最大的是王国维”。另据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说: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如是闲、二叶亭四迷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

[4] 在此仅举两本著作为例,以供参考。谢六逸:《日本文学史》,北新书局,1929 年7 月;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3 月。

[5][10][15][21][33][34][46] 参见桶谷秀昭:《二叶亭四迷与明治日本》,第63 、192 、20 、52 、202 、203 、308 页,日本,小泽书店,1997 年3 月。

[6][30][40] 《二叶亭四迷全集》第5卷,330、517 页,日本,筑摩书房,1986 年4 月。

[7][8][9][12][14] 参见中村光夫:《“不如早死好”——二叶亭四迷传》,108、122、178、177、186~187、31~32页,刘士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7 月。

[11][]26[28] 参见《二叶亭先生追想录》松原岩五郎的回忆,转引自注[5]。

[13][18]《予之半生忏悔》,《二叶亭四迷全集》第10 卷,日本,岩波书店,岩波新书版。

[16] 西里尔·E.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第35 页,周师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1 月,北京第3 次印刷。

[17] 这一年东京外校招收官费生25 名,报名投考的有250 名之多。参见注[7]第33 页。

[19] 参见北冈诚司:《< 小说总论> 材源考》,日本,《国语与国文学》昭和40 年(1965) 9 月号。转引自注[5]。

[22] 股野贯之:《长谷川辰之助先生的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时代》,转引自注⑤187 页。

[23][27] 一般认为,从1894 年的中日战争到1903 年日俄战争期间,是日本近代产业革命发生与发展的时期。参见隅谷三喜男:《大日本帝国的试炼》第85~89、58~59页,日本,中央公论社,《日本的历史》丛书第22 卷,1961 年2 月第20 版。

[24] 参见Mark R. Peattie :《殖民地——帝国50 年的兴亡》第1 章、第2 章,日本,读卖新闻社,《20 世纪的日本》丛书第4 卷,1996 年12 月。

[25] 转引自吴廷缪主编:《日本史》,第472 页,南开大学

出版社,1994年7月。

[29] 注[5]第188 页。“满蒙”,系日本指称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的用语,为保留历史原貌,不按现在用法改动。

[31][37][38] 参见关川夏央:《二叶亭四迷的明治四十一年》,第165 、184 、182 页。日本,文艺春秋社,1996 年1月。另见注[5]第194 页。

[32] 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史》,第50~51 页、6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10 月。

[35][39] 参见二叶亭四迷致坪内逍遥的信(1902 年7 月2日和1903 年5 月25 日) 。

[36] 参见川岛浪速:《忆亡友二叶亭四迷君》(《中央公论》1936 年12 月号) ,文中所说的“支”,即当时日本指称中国的用语“支那”的略称。另见二叶亭四迷致坪内逍遥信(1902 年11 月27 日) 。

[41] 参见周作人:《日本人的好意》(1927 年5 月) ,《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第112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4 月。

[42] 参见李相哲:《日本人在满州经营报纸的历史》,第64~69 页,日本,凯风社,2000 年5 月。

[43] 注[6]第479 、482 、483 页。另据阿部精二《在北京警务学堂时的长谷川君》说,当时曾有过由二叶亭主持《顺天时报》社务的动议。转引自注[7]第221 页。

[44]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第30 页,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

[45] 参见福田清人:《大陆开拓与文学》,1932年,满州移住协会。转引自川村凑:《异乡的昭和文学》,第40~41页,日本,岩波书店,1990 年10 月。

[47]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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