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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笔者在鲁中杜庄的田野调查经验，从征借国家与复制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民间信仰为获致自身合法生存的具体机制。文章认为民间信仰既是与国家及民间社会有着紧密联系但同时又相对独立于国家与民间社会的领域，对于国家，民间信仰需要获得其认可，对于民间社会，民间信仰需要获得其承认，征借国家与复制社会即是民间信仰为获致认可与承认而具体运作的策略。理解民间信仰的合法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利用民间信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幸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物体都是已经消失的。幸好，什么也没有在实时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夜间天上的星星那样。...幸好，没有什么在实时发生，否则我们就会在所有事件的信息面前不知所措。...幸好，我们是以一种必需的幻觉方式、一种不在场的方式、一种非现实的和一种与事物非直接的方式生活。幸好，没有什么是瞬间的、同时的或当代的。幸好，什么也不在场，什么也不与其真身相同。幸好，实在没有发生。幸好，罪行从来不是完美的。

摇滚、庞克、重金属、迪斯科、饶舌、嘻哈、迷幻浩室、青少年叛逆文化、流行音乐、唱片工业，近年的音乐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已就这些标题产出了相当可观的文献。本文将不在这些标题的层次谈论音乐，而打算以同为感官听觉的两面界分：音乐/语言、音乐/噪音，作为评论的轴线。

关于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法律，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谓前者有法律而无法律的技术，后者有法律的技术但是没有哲学。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涌现出了数量众多的爱尔兰戏剧家，他们一方面促进了英国戏剧的又一次繁荣，另一方面，他们开始走向民族艺术的独立自主。

如果政府主管部门一开始就能够让职工参与企业改制方案的制定，并让职工一并持有部分股权，那么全体职工一定会积极参与企业的改制，企业的主人翁意识将被再次激发起来，通钢集团或许早已溢在一派喜庆气氛中。

 全汉升先生，广东顺德人，民国二十四年毕业於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潜心於中国经济史研究。民国三十八年以后，并先后於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讲授中国经济史。民国七十三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先生治学，务实求真。半世纪以来专题著述甚多，上自魏晋以迄战前，绵廷壮阔，根基深厚。他的学术见解与成就，举世重视。本文拟将他在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贡献作一简略介绍，挂一漏万。读者如果希望作进一步了解。请参考后文附全先生著作目录。一、唐宋帝国与运河    在中国经济史上，全先生对於唐宋时期的研究，贡献最著。《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尤为千古不刊之作。在这本书里，他把运河的重要性，即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根据史实作生动的叙述与有条不紊的因果分析。这一创作的学术价值，不仅在唐宋史研究上极为重要，即对於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亦有莫大贡献。中国自商周以来至秦汉，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广大地区多未开发。但是，从魏晋到随唐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南北二大区的相对生产力发生空前变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由於战乱频仍，胡人入侵，生产力大受破坏，汉人大规模南移。结果，北方经济衰退，南方不断开发。当中国再度统一(即隋唐时代)，南方於是取代北方，一跃而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    他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近代轮船兵舰发展以前，海洋实为天然屏障。中国边患，因此都在北方。历代都必须在北方沿边布重兵，以防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入侵。同时，为了便於了解边情，控制边郡守军，以收指臂之效，中央政府也仍设於北方之心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维持边境庞大驻军和首都的皇族及朝廷大小官员，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把南方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大量北运。然而，中国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沿海交通在轮船发展以前又多危险(风暴及海盗)而不可恃，於是有建设一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之必要。隋炀帝之开凿运河，主要原因在此。在这条运河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对於盛唐武功有无此贡献，以后这条运河能否畅顺，也和唐宋帝国国运息息相关。    唐初行府兵制，兵农合一，且中央政府机构还算简单，国都所在地的关中，粮食供需尚不致大相悬殊。可是到了七世纪后半的高宗时代，朝廷机构大为扩张，长安人口膨胀，同时府兵制又渐变为募兵制，军需民食大增，关中粮食供应便大成问题。原来隋炀帝修运河，自洛阳以达长江。从洛阳到长江一段，有三门险滩，尚末顾及。所以，唐初南方物资。可籍运河畅运洛阳，却难以大量输送至长安。高宗於是设洛阳为东都，此后直到玄宗(713-755)前期，天子及从臣常於春夏之间东幸，甚或常驻洛阳，时人称玄宗为「逐粮天子」。玄宗后期，由於名臣裴耀卿和韦坚相继改善河道运输一一改直为分段运输、修陆路绕三门险滩、关中另开运河以达至长安一一成效大著。江准米粮及其他物资，可源源运至关中。最盛时年达四百万石。玄宗非但无须就食东都，而且可倾力向西北发展，大唐帝国声威远播，使开元、天宝年间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安史之乱(755-763)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运河的浚修与维护大不如前，运河的交通又不时被地方兵将阻断，大大地失去了联系南方经济重心的作用，唐朝国势於是中衰。吐蕃、回纥相继侵凌。到末年各藩镇自擅兵赋，互相争夺，运河水道破坏，长安供应被切断，政府财政破产，李氏王朝便不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五代期间(906-960)，没有一个帝王能控制运河沿线地区，他们的政权也无法长夕维持。    北宋建都开封(汴州)，在黄河平原上，与辽及西夏对峙。就地理形势来说，无险可守。一旦有患，实防不胜防。然而，和长安或洛阳比较起来，开封有一大优点，对於宋太祖选择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从南方运到这里的粮食，每年多达六百万石。此外尚有其他货物，源源到达，支持北方军糈民食。北宋之能长多和北边及西北二大异族抗衡，运河一脉畅通，联系南方，贡献莫大。到了徽宗时侯，蔡京用事，政府用於购买粮食时的巨额准备消失，又改分段转运法为直运法，结果北运米粮减。钦宗时，汴京被金人围攻，运河上游又被盗贼破坏而溃决，河口浅阻，漕运不通，北宋军事上难以支持，终於崩溃。    此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宋金两国以准河为界，对立了一个世纪，以后分别为新兴的蒙古所灭。据全先生观察，宋金对峙，运河南北分属二个不同的政权，而且北段完全湮塞，失去了沟通南北经济大动脉的作用，使宋金二国国力变得分散而薄弱。另一方面，杭州居运河南端终点，和长江南岸的镇江相连。长江诸路财赋，可以经由镇江入运河而达杭州，源源供应。南宋所以恣偏安一隅，达一个世纪之久，运河的经济功能仍然是个重要因素。    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对於商业发展与都市化的研究。首先，为探讨交通运输对都市发展的可能影响，他选择这个时期运河沿岸三个重要城市――扬州、开封(汴梁)、杭州(临安)一一做深入的观察。其中开封及杭州分别为北宋与南宋首都，由於政治及军事上的重要功能，加上运河交通便利，使他们很快地成为庞大的商业城市。这二个大都市有个共通的特点，即首都所在，有大量人口(官员、军人、学生、地主、游客……)能将首都以外的财力转移到这里，以供消费。因此，它们的购买力很大，能够吸收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货物到这里来销售。例如，开封所需粮食及工业品(丝织品、漆器、书籍、纸、笔、砚等)，大都从东南的皖、苏、浙、闽、赣等地输入。药材和一部份丝织品，取给於四川。此外，木材取给於山西、陕西；盐来自山东、山西；鐡器及陶器分别从河北，陕西输入；奢侈品如象牙、珍珠、香药之类来自海外；战马自西夏、于阗而来，这种消费性城市的扩张，促进国内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的便利，又加速都市的膨胀。[1]    扬州的兴起，在经济史上更具重要性。唐宋以前，中国都市大都由於行政或军事功能而形成。从这个观点来看，开封和杭州在宋代的繁荣，仍不脱离传统，不过规模远较前代为大而已。扬州在唐代的繁荣及以后取代扬州而兴起的真州，却纯由其商业功能的发挥所致。在〈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一文中，全先生阐述这个城市在唐代繁兴的重要原因，是由於它「位於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上，为南北交通要冲，实是全国货物最理想的集散地。」不但南方盐、茶、药材各货，即海外舶来品，也多集中於此，再经运河北运销售。商业发达，工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亦相应而生。除商业大都会的兴起外，他也发现宋代若干地方，或由於人口增加，由虚市演变为市镇(见〈南方的墟市〉一文)。商业功能城镇的出现与增加，象徵著都市发展的新阶段。全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地起了带领作用。    其次，唐宋时代经济和往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方面的转变。中国在唐宋以前的国际贸易，多沿「丝绸之路」与中亚各国交易。唐宋以还，由於南方的开发，航海技术的改进，及阿刺伯商人在海上的活跃，中外贸易大都转移到东南沿海。唐宋时期，中国沿海国际贸易商阜相继勃兴。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在唐代和北宋，广州更居首位。全先生在〈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一文中，对於了解当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广州在国内外贸易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番切实的考察。根据他的研究，宋代广州输入品多为珍珠、象牙、犀角、香药等奢侈品。这些货品大多来自南洋。输出品则多为工业制造品，如五金、布帛、瓷器、漆器。此外，铜钱输出很多，广泛流布海外，遍及日本、南洋、印度、非洲东岸，几成为国际货币。    宋代国际贸易的经营，阿刺伯商人最为活跃。但是，华商和中国官吏经营南洋贸易者也很多。无论外商或华商，他们也从事广州与国内各地间的贸易。例如，将进口外货及两广多余的米盐，运销各处。当时广州与国内交通路线，大致有二条：一条沿著现今粤汉鐡路或附近北上，通长江西至四川，或经运河以达华北。另一条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城市。广州的繁荣是建立在转运贸易之上。这也是由於发挥商业功能而兴盛起来的城市(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尚有其他重要贡献，将并入下节论述)。 [1]  参考全先生论文〈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和〈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的输入〉。二、货币经济    中国经济自先秦至两汉，金属货币的使用有逐渐推广的趋势。但是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期间，货币发展开倒车，实物货币盛行，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唐宋时代，金属货币再度流行，而且进入纸币阶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瑞典――还要早六个世纪。然而，自南宋末期经元代以至明初，由於政府对货币管理不善，发行漫无限制，自坏币信；明清两代又回复到金属货币阶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中国才完全废弃金属，采用纸币为通货。从早年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到现在，全先生一直对於货币与物价变动很感兴趣，他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实难企及。    民国30年底，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发表一篇长文〈中古自然经济〉。这篇论文，到现在仍然是研究魏晋以至唐朝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最重要著作。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三个问题，并从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经济何以在这个时期产生？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从汉末到隋初，前后有黄巾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侯景之乱……等，结果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交通困难。尤以北方为甚，严重影响商业的衰落。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币材—铜—的短缺。这又由於当时铜产大减及佛寺广铸铜像所致。铜的供给萎缩，铸币随之急遽减少。钱币缺乏，实物货币便自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实物货币的使用，普通到何种情度？他从交易、租税、地租、及工资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发现以实物(绢、帛、谷)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这种现象持续到何时才改观？据他的观察，一直到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前后，一方面由於商业的发展，一方面由於铸钱的增加，金属货币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的税制改革，将以徵收实物为主的租庸制度改为以徵收钱币为主的两税法，便是这种演变的明显标志。    他的〈中古自然经济〉的见解，在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何兹全便以为这个时期南北二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受战乱破坏，逆退到自然经济的境地。南方经济由於大量移民的迁入，反而逐渐开发与繁荣，货币经济乃居主导地位。[1]彭信威认为，「这一个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是钱帛本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副。」[2]这个时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战乱迭起，朝代更迭频仍，使用实物货币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无论南北，这个时期钱币缺少和紊乱，是明显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实物货币便相应出现。考察最近有关此一时期的一些著作，自然经济居优势之说，仍多为史家所接受。[3]    中国货币的发展，宋代已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到元朝纸币成为唯一通货。然而，宋元时代实施纸币，最后都归失败。检查中国过去实行纸币失败的经验，全先生写了二篇重要论文――〈宋末通货膨涨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及〈元代的纸币〉。据他的研究结果，不论南宋或元代，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过程，大致都经过了价值稳定、温和通货膨涨，及恶性通货膨涨三个阶段；而且纸币币值稳定与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辙。    两代初期发行纸币币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於发行数额有限，且有充分现准备。但是这种谨慎的发行政策，都因对外作战而无法维持。南宋在13世纪初屡与金人交战，金亡后又屡与蒙古为敌。军事支出庞大，税收不足，只好以通货膨涨手段来应付。元世祖统一中国后，仍不继征伐海外如日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资至巨，后来更加上诸王赏赐及佛事费用激增，财政匮乏，於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后尘，以通货膨胀政策弥补财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进逼，领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并起，加以天灾频仍，收入锐减，纸币现金准备完全耗费，发行额则急遽增加。结果，币值狂落，信用扫地，两代政权都在恶性通货膨胀狂潮中覆亡。经过这二次惨痛教训，中国币制在明清两代又退回到金属本位。    明代中叶以后及清代约四个世纪期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银铜复本位，即银两和铜钱兼充市场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银铜复本位的实施，必须以这种金属的充分供应为前提。全先生对明清两代货币之研究，就是著重探讨货币供给，以明了币制之发展。在这方面没有人做得比他多，也没有人的成就比他大。为探究白银和铜的来源，他接连发表了下面十二篇论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上贸易〉、〈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及〈清代云南的铜矿工业〉、〈再论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Trade between 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 during the 16-18th Centuries,” “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这些著述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於明清币制形成的认识。    据全先生多年研究结果，明清时代银铜复本位之所以能相当顺利地运行，是由於银和铜这二种币材的供给大为增加的缘故。先就银的供给来说，国佞银矿产额对於货币用银的增加，自有贡献。其中最主要的银矿是云南银矿，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每年产量可能在三十余万至四十余万两。但是，当时银的主要来源是国外，而不是国内；美洲和日本的银产，尤为重要。自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和东方的新航路后，欧洲海上强权纷纷在美洲和亚洲掠夺殖民地。西班牙人首著先鞭，於十六世纪上半十六世纪上半征服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Peru)、和玻利维亚(Bolivia)一带，又於1565年自墨西哥出发，占领了菲律宾，而成为一个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大帝国。他方面，从十三、四世纪开始，已有中国商船往来南洋各地，并有不少华人聚居菲岛。西班牙人占据菲岛后，中菲贸易大量展开。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也通过菲律宾而快速发展起来。当时菲岛生产落后，在那里统治的西人生活必需品(如粮食)以至军需用品，都要靠华侨商人供应。中国丝货更为菲岛及美洲西人所喜好。中国商品(特别是丝货)於是大量往菲岛输出，大部份丝货更以大帆船从菲岛输往美洲。为购买中国货物，西班牙人找不到适合的货物来交换。但是他们有一项产品，中国人都乐意於收受，那便是西属美洲出产的丰富白银。这样一来，随著中菲贸易的进展，每年都有大批白银从美洲经菲岛输入中国。据全先生观察，初时每年仅数十万银元，十六世纪末叶超越百万元，到了十九世纪增至二百万元以上，十八世纪每年更高达三、四百万元，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减至一百五十万元。他的估计从1517至1821年的二个半世纪期间，约有二万万银元自美洲经菲律宾流入中国。    其之，与西班牙人争雄海上的葡萄牙人於1557年占领澳门。葡人以澳门为据点，也积极开展中外贸易。他们向中国大量收购丝货、棉布、瓷器……等，分别往三个方向输出，以谋巨利。第一，往西运至葡人在印度的根据地果亚(Goa)，一部份更转运至欧洲。第二，往北运至日本长崎。明末倭寇为患，中国政府禁止日本通商，葡人趁机充中日贸易媒介，以满足日人对中国货物的需求。第三，也往南运至菲律宾。结果，大量白银也不断地由这三个方向流入中国。十六、七世纪之交，日本为世界上仅次於美洲的盛产白银之地。据估计葡船当时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每年约值一百万两以上，稍后有时甚至高达二、三百万两。    十八世纪以至十九世纪早期，英、美、法、荷诸国也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以购买丝、茶等产品。英西东印度公司输华白银数量更居魁首。十八世纪后半，广州一地每年输入白银达四、五百万银元之多。据摩尔斯(H.B Morse)估计，由1700至1830年期间，广州一地净输入白银约共四万万银元；再加上其他港口的输入，总数当在五万万元左右。    现在再看铜的供给情形。明代铜产不盛，铸钱远较前代为少(元朝除外)。十五世纪纸币停止流通后，用银多於铜钱。有清一代，不但白银日多，铜钱流通数量亦大为扩张。清初铸钱用铜，多从日本进口，称为洋铜。从十八世纪早期开始，清政府积极发展国内铜矿，云南铜矿产量扶摇直上。雍正朝(1723-1735)前期，每年产量从一百万斤增至四百万斤。从干隆五年(1740)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产大多维持在一千万斤以上。铜产丰富，足以满足全国铸钱的需要。十八世纪到十九世期早期，铜钱流通额持续大量增加，白银流通额并驾齐驱。银铜复本位制，可说已发展至成熟境地。[1] 何兹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1939)。[2] 彭威信，《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214。[3] 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490-495；韩国磐，《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页173-179；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下册，页555-581。三、物价史研究    关於中国物价史的研究，全先生更属开路先锋。[1][2]研究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物价，非常困难。首先是材料缺乏，无论是官书、地方志、或私人著述，记录零碎而又多不明确。原始材料如商店帐簿、土地买卖契劵、收租簿、官方报告，保存无多。其次，中国过去币制和度量衡不统一，斗的大小、秤的轻重、尺的长短、地亩的宽狭，因地因时而异。银两和铜钱的成色及重量，也各地互异，且有公铸私铸之别。因此，即使千辛万苦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然难以作时间上或地区间的比较。在重重困难之下，全先生多年来日以继夜地搜求整理，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今天我们对於民国以前约一千三百年间的物价变动，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不能不归功於他。     满清入关以前的物价变动的趋势，除前述二篇有关宋、元纸币通货膨涨的著述以外，他还著有〈唐代物价的变动〉、〈北宋物价的变动〉、〈南宋初年的物价大变动〉、〈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及〈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等论文。现将他研究唐、宋物价的成果简述如下：关於唐代约三个世纪期间，他发现曾经发生三个物价下落时期和四个物价上涨时期：(一)开国后十年(618-627)因承随代几度对外征伐之后，加以农产失收，物价昂贵。(二)从贞观初期到高宗前半期许(629-666)约共38年间，政府鼓励生产，改善钱币，田禾丰稔，百物低廉，是政治史上的贞观永徽之治。(三)高宗后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世纪期间，钱币贬值，水旱间发，物价有腾涨之势，不过上涨程度并不厉害。(四)开元、天宝时期(713-755)，社会经济繁荣，百物丰盈，物价廉贱，是历史上难得的升平盛世。(五)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结束了这个千古歌颂的黄金时代。此后三十年间，因受战争破坏，凶荒迭见，以致物价空前飞涨。(六)从德宗贞元间到宣宗大中年间(785-859)的七十余年，物价有长期下降之势。这是由於政府实施砍税法，人民必须以钱纳税；同时，商业发达，对於钱的需求亦增。他方面，铜产不足，佛寺及工业用铜又大量增加，市场上钱的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演变为钱重物轻的现象。(七)唐代的最后四、五十年(860-907)，战乱连年，灾荒频仍，物品供应非常缺乏，物价於是又扶摇直上。     同样地，全先生也把北宋物价变动勾昼出一个轮廓。他将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物价变动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960-1022)，物价长期下落，主要是由於农产增加和货币紧缩二个因素所造成。第二个时期(1023-1067)，因受西夏战争影响，耗费甚巨，财政收支失去均衡，物价上涨。第三个时期(1068-1100)，物价趋向低落。他认为当时物价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实行募役、青苗等新法，对於货币的需要大增。第四个时期(1101-1127)，物价升腾。此时政府铸钱贬值，加以私铸流行，所以币值大跌，被金人围攻时，交通阻断，更加速物价飞跃趋势。     考察北宋铸钱数额，在第一时期内每年低至五十万贯，高不过一百八十万贯。在第二个时期，每年大都铸钱百余万贯。第三个时期，铸额突增，每年最少约二百九十万贯，最高达五百万贯以上。[3]王安石新法，固然大为增加货币需求，同时货币供给也大幅扩张，所以物价是否趋向下降，值得商榷。当然，当时物价水准王如对西夏用兵时那样高涨，是易於了解的。      全先生对於清代物价研究，用力最勤。他对於这个时期物价史的贡献，我以为比他在唐宋物价研究上的贡献还大。他研究清代物价的著作包括后列数种：《清中叶的米粮市场与贸易》(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与Richard A. Klaus合著)、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清雍正年间的米价〉(与笔者合著)、〈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变动趋势〉、〈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的变动趋势〉(与笔者合著)、及〈清康熙年间江南及附近地区米价〉。他的粮价研究，对於增进清代经济之了解有二大贡献：第一，他发现从十七世纪末直到十八世纪终了，粮食和其他物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而且这种上升趋势和当时美洲白银的大量进口有莫大关系。如前所述，明清时代，白银已成为中国主要货币之一。但是，中国国内银产不丰富，白银的来源主要在国外，尤其是美洲。当时西方人到东方殖民贸易者日多，对中国丝、茶等产品需求很大，於是随著中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银流入中国。白银进口越多，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也愈多，结果造成长期物价上升的趋势。    有一点值得指出，即十八世纪的中国经济空前扩张。人口约从二亿上升至三亿左右，耕地从七亿五千万亩增加到十亿至十一亿亩。其次，国际贸易大社发展，国内各地区间贸易也显著增加。再次，若干专业的工商市镇纷纷出现。这些现象€显示，当时全国的生产与所得也大幅膨涨。[4]生产与所得增加，市场交易数额扩大，对於货币的需求也必相应增大。在这种情形下，白银流通额增加，末必会造成物价的上涨。     不过，十八世纪在中国流通的货币不只白银一种。金属货币还有铜钱，而且铜钱铸造和流通额也大量膨涨。还有，到十八世纪后半，由於商业发展的需要，市场上私票(钱票及银票)流行。这些私票，系由银钱业或商号发行，大多无十足准备。一元现金准备发行数元私票额，是通常的事。这样一来，私票俨然而为货币一新部门，和白银、铜钱鼎足而立。它们不但大大增加货币流通量，而且促成流通速度的增加。所以，我以为十八世纪的物价长期上升，是这三种货币同时大量扩充所造成。     他在清代物价研究上第二个重大贡献，是他对於各地区间粮价水1准的酋异和各地间经济交流的考察。在十八世纪间，中国南方产米各省的粮价水准，以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苏等省为最昂，长江中上游及内地各省(安徽、江西、湖广、四川、广西)则比较低廉，这是由於前者人稠地狭、粮食不足，后者人口相对稀少，粮食有余，这种现象—各地区间粮价水准的差异—对於促进各地区间经济交流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米价从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地经长江水路运到下游及东南沿海销售；广西剩余米粮地也经由西江顺流而下，运到广东各地出卖。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不足问题，主要是透过市场的运行而解决的。清政府的粮食政府运用，如常平仓积储、截留漕粮备脤等，其效果远不如市场机能。     其他方面，东南沿海人口过剩地区向内地输出二项主要东西：一为人力，一社为工业品。整个十八世纪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主要的方向是从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往江西、湖广、四川等地移动。大量移民的结果，内地农业资源得以开发，也解决了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危机。鸦片战争前长江下游出产工业品内销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运销内地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运销到内地各省。[5]由此可见，全先生从货币、物价、国内外贸易、人口移动等多方面探讨，把清代经济史研究推展到新的境界。他的研究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对清代经济的认识。  [1] 柳诒徵在1930年写了一篇〈江苏各地千六百年间年间之米价〉，发展於《史学杂志》2:3、4。这篇文章属笔记性质，作者没有进一步做科学的研究。 [2] 清代各省官员向皇帝奏报的粮价资料，相当丰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北京第一档案馆。 [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451。  [4] 参阅拙著，《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中央研究院经济所，1981)，页25。 [5] 参阅全先生〈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及他与笔者合著「清代的人口变动」二文。四、中国近代工业化    受了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二次失败的教训之后，中国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产生了仿效西方练兵制器的洋务运动，这也是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开始。和近邻的日本，约略同时起步。然而，几十年后两国成绩相去霄壤。日本到二十世纪初已在东方称雄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跃而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中国到抗战前夕，却依然是个经济落后国家，全部国民生产中由现代部门所贡献者，不过占八分之一。[1]中西近代工业化何以成绩这样令人失望？这个问题也是全先生多年来注意的一个重点。对於这个历史上的重要课题，他也成为研究的先驱。    对於这个问题的处理，他一方面就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做一个广泛的考察，一方面对於一些关键企业、关键地区，和关键问题作深入的个案探讨。〈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和〈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二文便属於前一项。〈清季的江南制造局〉、《汉冶平公司史略》、〈清季鐡路的官督商办制度〉、〈清季的商办鐡路〉(与何汉威合著)、〈清季鐡路建设的资本问题〉、〈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山西煤矿资源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等论著，都是后一类的研究成果。    他把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至抗战前夕止)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局成立到1894年甲午战争为止。这个时期工业化的最大特点是国防或军事工业的建设。除了江南制造局外，福州船厂、天津机器局、汉阳枪炮厂、汉阳鐡厂等都在这个时间设立；目的在采用西方机器来制造枪炮轮船，加强国防。同时，这些工业都是官办企业。第二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大世大战前夕(1895-1914)。这个时期，由於列强在华获得直接投资特权，各国纷纷在华设立工厂和建筑鐡路，所以外资在中国居重要地位。其次，除了外人在华筑路以为政治经济侵略的工具外，国人也感到发展交通运输的重要，因此鐡路建设大有进展。再次，政府鼓励私人兴业，以增加财富，在商战中挽回利权，因而商个时期有好些民族资本企业和轻工业的兴起。第三个阶段从1914到193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短期间，欧美各国工业品输华数额大减，给予中国民族工业一个发展的大好机会，尤其纺织工业，空前薘勃。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民族工业又遭受到外资的沈重压力，日本资本更一直在华加紧扩充，以致战前许多重要工矿企业都在外资控制之下。还有，战前工业都集中在极少数地区――上海、天津、武汉、东北。上海一隅，工业生产竟居全国之半。现代企业在广大的内地，仍寥若晨星。全国每人平均工业生产价值，和欧美甚至日本比较，微不足道。    他的许多关於近代中国工业的个案研究，主要在探求战前中国工业化不能起飞的原因。他这方面种种著作中可归纳而得的结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列因素：资本缺乏，人才缺乏，计划、组织和管理不当，社会政治环境不良。的确，江南制造局的机器设备不完善，商办鐡路成绩低劣，汉冶萍公司债台高筑，终至为日人所控制，山西丰富的煤矿不能大量开发等等，资金筹措困难，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关於这一点，全先生更进一步探究，他认为国民所得低、储蓄微簿；信用机构健全；及屡次对外战争失败，赔款负担很重等三点，是造成资本贫乏的主要原因。    资本和人材的缺乏，是后进国家经济发展中普遍遭遇的障碍，但是，当时中国是否贫穷得几无余力投资，有待商榷。据最近美国一学者研究，战前中国国民生产净额除去大众基本消费之外，潜在剩余(potential surplus)当不下国民生产的四分之一。然而，当时投资仅占国民生产的百分之五左右。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当时国民生产中一可观部份，耗用於非必要的消费上了。[2]所以，我觉得战前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关键不在太穷，而在於不能将潜在的剩余导入投资途径。    要将潜在剩余导入投资，不外三个途径：一为投资人自筹资本，或组织公司，发行股票及债券。二为以银行为枢纽，吸收游资，然后以贷款或承购(underwriting)方式，将资金转移到生产途径。三为政府以课税或公债方式，减少不必要消费，而将潜民间的剩余资源徵集起来，用於直接投资(如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等)，或辅助私人企业。依乔欣克隆(Alecxander Gerschenkron)的研究，依靠第一种筹款投资途径，只有在经济较发达、商业信用较建全的国家，才有可能；经济愈落后，信用愈不健全的国家，政府在筹措建设资金方面必须负担起越大的责任。[3]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初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主要靠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负起筹集资本的功能，俄国则主要靠政府的强制课程方式。日本则一方面改革税制，一方面鼓励银行的设立，双管齐下，以解决工业资本问题。但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迟缓，到1930年代还不及日本经济起飞前夕(1880年代)的水平。[4]中国政府从清末至战前，又没有对税制作根本改革，掌握财源很有限，因此每每捉襟见肘，难有作为。[5]    同样地，为了解决工业化人才问题，德国和日本政府在十九年世纪后半期，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制度，包括义务性的小学教育，以至训练专才的大学及研究所。结果，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但文盲几乎全部扫除，而且产生了大批的科学家及技术人才。然而中国的传统科举取士，到1905年才取消，此后三十年，政府对於教育之投资人，也没有积极进展。人才缺乏，企业界的计画、组织、及管理，自然难望健全。    至於二十世纪上半社会政治不安，战乱频仍，对於工业发展有极不良影响，更无庸讳言。全先生在他的《汉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国成立以来，内乱时发，汉阳鐡厂每每炉毁敷停，萍乡煤矿常因战事停工，大冶鐡矿屡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在这种情形下，营业如何能望兴旺？他又说：「当日中国一般的工业，也像汉冶萍公司一样，饱受军阀或政府的摧残，以致凋零衰落，能够逃出这个不幸的命运的，简直是凤毛麟角。」[6]宁不令人扼腕兴叹!事实上，当日上海一地工业化之所以一枝独秀，除了它的地理位置优良，交通运输方便以外，外人租界所在，环境较为安定，以致内地资本与人口纷纷往上海流入，也是一大原因。上海和广大的内地互相对照，犹如沙漠中的孤岛，实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畸形现象。[1] Ta-Chung Lin and Kung-china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1933-195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66, 69.  [2] 参阅拙著，《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页85-86。[3] Alec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y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5-30.[4] 拙著，前引书，页88。[5] 我曾作一初略估计，满清政府末年的课税收入，尚不及国民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三。见拙著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33.[6] 《汉冶平公司史略》，页242。

本文通过对现存敦煌文献中王梵志诗的研读,认为王梵志诗作的独特意义之一,在其对底层生活经验的深刻揭示。细读今存全部王梵志诗作,可以发现,构成这种经验的,除了人们略有了解的经济生活的贫困,还有社会负担的沉重、社会公正的匮乏,以及生命意义的模糊。

2周前潘基文访问北极，亲眼看到数年前仍是巨大冰川的残留彻底解体。

谈六部影片

感谢黑夜让我们相遇，梦境和现实让人分不清身在何处。我们的谈话，不知什么时候也会戛然而止。

史特拉汶斯基的作品「春之祭」，是難得以「儀式」為主題的現代作品，除了他本身是虔誠的東正教教徒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地方值得研究討論。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曼专栏：为反对而反对的恶意政治 上星期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把争取主办2016年夏季奥运的芝加哥打回票，欧巴马总统称之为受教的一刻。不过，据一名保守派刊物《标准周刊》的员工贴的部落格文章说，标准周刊的总部「爆出欢呼声」，该部落格文章标题则是「欧巴马输了！欧巴马输了！」激进保守派名嘴林博说自己「兴高采烈」。新闻网站「卓奇报导」得意洋洋：「世人回绝欧巴马」。诸如此类言论，繁多不及记载。所以我们从这一刻学到什么？其中之一是，如今主导共和党的当代保守运动，情绪成熟度像个13岁顽童。更重要的是此事说明了美国政治情势少不了的真相：当前我国两大政党之一的指导原则纯为愤恨。任何事情只要对总统有好处，共和党就反它，不管此事能否造福美国。当然，欢庆美国被国际奥委会回绝是很孩子气，但没造成任何实质损害。但同样的愤恨原则决定了共和党对更多严肃事情的立场，可能有严重后果，尤其是就健保改革辩论的立场。现在，可以理解许多共和党议员反对民主党的扩大健保纳保计画，就如同布希总统试图把社会安全福利金转为某种大规模401k退休金，被大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一样。毕竟，两党对政府适当角色的见解互异。但两党战术有所不同。2005年，民主党反对社会安全福利制度私有化时，他们的主张符合其基本的意识型态：他们声称以私人帐户取代有保障的福利，会害已退休者冒太多险。对照之下，共和党反对健保改革的做法看不出有这样的理念连贯。共和党主要的进攻路线，是宣称健保改革会戕害联邦医疗保险，其所言的根据主要是关于死亡审定小组的谎言云云。这样的攻击路线完全不符共和党传统，也和保守派所称的信念扞格。想一想，共和党自我定位为无限制的联邦医疗保险支出的捍卫者，有多怪异。第一个原因，是当前的共和党自命为雷根党，而雷根强烈反对创立联邦医疗保险，警告说它会毁了美国的自由。1990年代，前联邦众议院议长金瑞契企图大砍联邦医疗保险经费。近年，共和党再三抨击国民应得福利支出增加，增加大致是因为健保成本上升所致。但欧巴马政府的扩大纳保计画，一部分仰赖联邦医疗保险节约的经费。由于共和党反对所有可能对欧巴马有利的事，它就沦为无效医疗处置和给保险业者过高给付的热情守护者。我们的一大政党何以变的如此无情？这么愿意拥护焦土战术，即使如此做会损害所有未来政府治国的能力？关键在于自从雷根主政以来，共和党一直是激进派天下，这伙人根本不接受任何其他人有治国权利。任何对这种恶意、过度反欧巴马的情形感到意外者，一定已经忘了柯林顿当家时的情况。还记得林博提出希拉蕊·柯林顿是杀人共犯？还记得金瑞契让联邦政府无法运作，企图霸凌柯林顿总统，逼小柯接受删减联邦医疗保险经费？更别提共和党企图弹劾柯林顿时的行径。现在唯一不同之处，是共和党屈居下风，不仅失去国会主导地位，在议题辩论上亦然。公众不再像以前一样买保守派意识型态的帐，昔时对大政府的攻讦、对市场魔力的称许，已乏人共鸣。然而保守派仍相信，只有他们才该当家。结果产生愤世嫉俗、只求目的却不择手段的做法。共和党认为唯有让「正当的」执政党重新掌权的一天早日到来才重要，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穷追猛打现在的政府。这样的场面真难看，但真相如此。任何想为美国当前的真正问题寻求解决之道的人，都必须了解这个真相。（作者Paul Krug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夏嘉玲摘译）

本篇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三章, 曹卫东译

中越两个亚洲共产主义大国为甚麽会从「同志加兄弟」变成兄弟反目、兵戎相见呢？这场战争到底谁是真正的胜利者？

为什么中国屡次投资国际金融总是巨亏，而国际金融屡次投资中国总是巨赢？难道这只是贪官污吏、买办内鬼、垄断利益集团所致？

绝大部分的剧本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感到需要理解其歌词内容的歌剧为数甚少：我知道了故事情节，可我很快就抛置脑后了。

我一直很希望见到拥有优裕资源和调查便利的香港学术界, 会承担社会菁英的义务, 倾身探究九龙皇帝曾灶财的发现和控诉, 是不是查实有据。 最低限度, 要肯定那个历史背景, 是否真确。 而且, 很有可能, 从未被人诉说, 从未平反…香港人稍为留意的都知道, 据曾灶财的街头书写和传媒的零散报导, 曾灶财在1955年他 35岁时, 在家乡广东省莲塘村翻看族谱, 发现曾家太祖原来曾经得到御赐土地, 在位于九龙包括钻石山坟场等地方。这些地后来被英港政府侵占, 不肯交还或赔偿。　曾灶财就从那时开始洒墨如血, 在九龙香港的大街小巷, 不停控诉他家祖地被英人吞占的历史, 并且自封为九龙皇帝, 声诉曾家主权。1900年一段大后果的小插曲　1900年3月15 日, 立法局(立法会在1997年前的旧称)三读通过《新界田土法庭法案》(No.8 0f 1900)(下称《法案》)。　 这份法案意义重大, 彻底改写了新界以后的命运。假如当时身兼香港商会主席、渣打银行大班的非官守议员韦赫 (T.H. Whitehead) 没有不断发言抗议, 我们现在或许便不会注意到, 英国政府是在历史的这个时刻——不是1898年6月9日中英换文签订《拓展香港界址专条》那时, 也不是港英政府霸王硬上弓在1899年4月16日在大埔正式接管新界那时, 而郄是在1900年3月15日, 无声无臭的在立法局闭门三读的那一刻, 用法例的形式偷天换日, 把新界的全部土地非法兼并。　据《法案》第15条写:「现谨宣布新界全部土地为皇家财产, 按1898年6月9日《拓展香港界址专条》所订年期内, 任何人…未经授权, 俱属霸占皇家官地…」(1900年3月31日香港政府宪报, 后称「宪报」)　　这段官样文章, 现在读来, 或会觉得毫无新意。 但其中玄机, 在过去一百余年, 似乎还未有任何人、任何著作把它揭穿, 指出这是非法行为。除了一人例外: 当日发言抗议的非官守议员韦赫。　　　　韦赫抗议的要点指出:1- 政府现在要求三读的稿本, 从目的到内容, 完全不同于上年11月底二读通过并刊登宪报的《法案》(1899)草案原稿。而在这几个月里, 立法局从未指示或授权作有关修改;2- 原草案的框架, 目的是让新界居民原有的契据能够经由英国皇家发出的证书来鉴证认许, 以及防止有人在无法通过鉴证和未有得到皇家批准书的情况下占用土地。但现在的草案改成为宣布没收新界的全部土地, 不理会人们本来持有甚么契据或甚么身份。从今以后, 新界全部人都变成霸占英国皇家官地, 除非他们能够取得英皇发的官批;3- 《法案》(1899)草案符合界址专条第六条「在所展界内, 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 若因修建衙署…等官工需要地段, 皆应从公给价。」但新的修订稿违反条约, 反而宣布新界全部土地是英国皇家财产;4- 现在提出来三读的草案修订稿从未刊宪, 没有译成中文, 更没有在新界张贴通知。它严重影响私人权益, 各方受损人等应有权发声, 但受影响人甚至没有机会知道立法局当下正在进行的事。所以, 应立刻停止三读。 把修订稿作为新的草案初读, 且译成中文, 到新界张贴, 让土地主和租客有充份时间表逹异见。(见1900年3月24日宪报)狸猫换太子改写曾灶财命途把法律私底下偷偷掉包, 不知算不算千古奇闻。事实是, 在1899年立法局会议纪录及宪报刊出的草案原文里, 的而且确还附有着署理律政司煞有介事的说明: 「本草案相当大程度是按《1890寮屋法》的理套订定…建议用发给(certificate of title) 来代替 (Crown lease), 因为新界土地持有权一般乃是永业权, 这点己查明无误; 本政府因《界址专条》所限, 不能批出超过99年期的…」(1899年11月23日宪报)这个说明和上述抗议, 都刊登在1899-1900年宪报, 谁都可以上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政府报告网页, 随时按键查核。署理律政司的一番话, 实在又只是覆述1900年2月由港督卜力指示呈交给立法局的结论: 「曾经有考虑过用来交换中国地契, 但碍于…租借新界99年的期限, 所以必须放弃土地官批的念头。」(辅政司洛克 , 156页, 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政府报告网页, 后称「网页」)在法例二读和三读短短的三数月之间发生了甚么事, 致令香港政府的立场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 新界抗英起义己被彻底敉平, 乡绅恭顺贴服; 远在北方, 清政府正陷入义和团乱局, 英国为推动八国联军的战火蓄势待发。是否就是这个背景, 令英国看准, 能放心做名副其实的「趁火打刧」? 毕竟, 当时英国殖民地部对香港管治诸大小事务都直接过问, 港府只是依令行事。无论如何, 1900年3月立法局会议突显了政府在经济的利害当前, 是会用违反法定程序来逹到政治之目的; 把行政、立法和司法, 当作随机应变、随时互换的东西。英国和香港政府当时做到的, 毕竟是为政者经常想做而未必顺利得逞的事。另一方面, 政府还是不得不通过立法来获取认受性。 在这骨节眼上, 议员有没有尽职发挥功能, 发声监察政府, 利用投票来堵截恶法, 是可以造成分别的。至低限度, 是唤起民间警觉。韦赫当年力主把法案译成中文到新界张贴, 用意似乎在结合民间力量, 抵垒政府的非法行动。香港史学界对韦赫不算陌生, 一般对他并无好感。他曾在1892年一份调查报告把保良局指为「秘密社团」, 这普遍被认为是歧视华人的例证。 另一方面, 韦赫也领导过反对歧视华人的《1899传召华人法》。 但据学者分析, 他只是从宪制角度反对赋予政府过大的权力, 而不是反对歧视华人本身 (陈明銶编:《岁月漂揺—中英夹缝之间, 1842-1992》, 97页, 香港大学出版社, 1994年)。 虽然, 比较下来, 当时所有高等华人议员都无一例外, 忠诚効忠于英港政府, 没有向歧视华人的法案说不。韦赫是银行大班, 主力开拓中港两地华人资本的市场, 积极主张对华用武以拓展商机。 他在立法局的亲密伙伴, 是中环街道以他命名的大地产商遮打先生。若从商人的利益为考虑, 或许可以推论, 韦赫之反对《法案》的修改本, 或许只是反对政府独吞新界利益, 令商人不能分一大杯羹。然则, 商人也和政府一样, 运用立法程序, 以求逹到政治私利。社会地位和历史时空都和韦赫相距甚远的曾灶财, 是为了他自己一门曾氏的利益声诉。分别是, 曾灶财是一介平民, 他只有一管柔靱的毛笔。 但假如在1900年当时, 许多「曾氏」有机会纷纷发声, 就会不会成功堵截政府的鬼鼠动作, 从而改写新界后来的发展? 提出这个假想问题希望不算多余, 因为现代社会的走势, 很大程度都是在政府、议会和民间的永恒角力中迀回行进的。从英治到特区, 官方历来的口径, 都宣扬英国当年接管新界是「尊重和保存了地方风俗和生活方式不变」云云。 刘润和博士在《新界简史》已驳斥了这些说法, 指出「几乎在一夜之间, 英国人在经济上改变了新界的土地拥有形态…由永业权变成承租权。」(32-35页, 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7月)。刘博士在本书对新界问题作了全面整理, 但甚至是他, 也被狸猫换太子骗倒, 错把1899年和1900年的《田土法庭法案》, 误为是两件事情, 两条法例! 由此可见一斑, 由来不义的历史之未为披露, 和受人误导之多, 真是挖之难尽。1900年3月偷天换法后, 新界生活表面如旧。不久, 政府将为土地全面丈量入册; 这个过程, 将令许多民地转移为英女皇的官地。因此一节, 铺垫了不归路, 曲折造就了曾灶财大半生的命途。一笔胡涂帐的新界土地登记表象或真象, 经过时间冲淡, 足够给人错认, 1900年代新界土地登记虽然扰民, 但新界人还是好端端的有他的地, 过他的活。这种错觉, 直到今日, 还会在香港电台和土地注册处合作在年初推出的系列之类, 不断以讹传讹。历史的不公义造就了新界许多恶性积习及棘手的土地问题, 在今日来看, 许多令人莫名其妙。例如, 政府为甚么总是不愿意在新界重做地界测量, 以澄清常令小业主懊恼的地界纠纷? 为甚么前英港和现今特区的政府, 总像是有所避忌, 任由新界地方搞成一团糟?这些问题的底蕴, 在中英前途谈判没有浮出枱面, 在基本法里没有宣示, 在特区没有处理。或许, 这是因为从1900年开始的新界土地问题, 己被历史的不义铸成潘多拉黑箱, 打碰不得, 揭开或会有祸患跑将出来。基本法的智能, 是把烫手山芋交给下一代人, 将来再算。反正, 只有天知道, 五十年后的中国香港是甚么世界。

附：《希望工人日子一天天地好》与《工厂工会》选读

第二篇 被榨干的青春--迪士尼的"血汗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