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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标题是,美国和亚洲:两个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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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讲于北京大学,次年出版之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即以此三条路向或云三 种人生态度为其立论之本,谓儒家、佛家之学从人类生活发展变化历史途程上看,实皆 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品;瞻望前途,中国文化即将在最近未来复兴于世界。自己既归宿 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特有取于泰州学派之大众化的学风——与现 代的社会运动融合为一事。其详具见原书,兹不多及。后此我之从事乡村运动即是实践 其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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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素食的原因及其他。有些人素食不是因为毛茸茸的小动物可爱,更严肃的理由有清洁,节约,反对暴力,把女性从与处理肉食相关的繁重厨房劳动中解放出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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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乌最近著作《萨科齐的意义》(”The Meaning of Sarkozy”)主要探讨法国总统萨科齐上台的原因,以及对法国当今的政治生态所代表的意义,在法国甫出版即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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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由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本书转载时略有删节及分段。转载自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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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发表于曹天宇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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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学
2009/03/10
| 阅读: 2126
再次提到顾颉刚,批评其日记补写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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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状况报告》由联合国人居署编著出版,两年一版,自2001年问世以来已经发行三版(分别为2001、2004/2005、2006 /2007),是人居署根据城市人口和城市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人居议程所涉及的主要领域进行监测、分析的专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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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人民日报》关于广东贵屿电子垃圾污染的评论,也发在人民网。《广东贵屿:为电子垃圾污染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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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随着后金政权的建立,满族的初步形成,一批满族(女真)知识分子—巴克什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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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社会
2009/03/17
| 阅读: 1597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以及与当代社会科学中若干重要理论的比较,探讨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的问题。本文认为,费教授提出的若干概念,具有超出“乡土中国”的更广泛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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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中的讨论已经对“什么样的平等?”这个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答案。在这个讲演中,我将集中讨论三种特定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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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从图片向文字转化时的错误,阅读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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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领域体制改革滞后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大量国营剧团仍然处于困境之中。本文在考察了50年代以来剧团所有制变革的曲折历程后指出,多年来文化演出市场之所以出现由民营剧团为主体到国营剧团为主体的变化,是由于计划经济特有的财政补贴与福利机制的诱导,政府对剧团主要功能的理解发生变化,以及希望根据人为的计划来配置社会资源。虽然文化部门几度推动剧团体制改革,但是不从所有制着手,改革就很难取得成效。本文指出,如果通过所有制改造,将目前多数国营剧团改组为遵照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运作的民营剧团,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演艺人员的积极性,国营剧团是有可能走出困境的。在此过程中,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职能,则应该向着保护民族传统文化遗产、通过公正和有权威性的评奖引导市场、通过行政手段维护文化市场竞争秩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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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岳谦厚、张玮著《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书海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八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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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但首要的一点就是促进南方的觉醒。或许很多北方国家并不理解这一点,但北方的未来依靠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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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国家历史》大讲堂联合首都师范大学学生会,邀请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小礼堂做了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的讲座。钱理群是我国著名学者、文学理论家,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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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30日,杜威应中国五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访问和讲学活动。过了三天,五四运动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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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众对于当前中国不平等的状况和趋势的不满程度如何?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和一些中国政府官员都提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普通民众对资源分配的不公非常不满、甚至愤懑。通常认为,那些从改革中获益甚微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应该对当前的不平等心存怨怒。为了考察这些看法是否属实,我们对一项于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首先,尽管中国受访者对当前不平等的一些方面确有微词,但是他们总体上仍倾向于认为,目前产生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模式是比较公平的,尤其是在社区内部。其次,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类似调查结果的比较发现,中国受访者相对而言对社会不平等批评较少,同时更容易对个人通过教育、天分和勤奋努力来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持乐观态度。再次,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受访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群体,反而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要来得和缓,他们不太认为当前的情况是过分和不公平的。由此可见,民众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一定能代表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态度,而仅仅知道基尼系数或其他一些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也未必就能预测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在结论部分讨论了中国今后在社会稳定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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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拙作刘松龄研究之二,介绍乾隆朝钦天监正刘松龄的两封私人信件,讨论的主题,正是乾隆十三年——空前严重的教案未已,又发生金川之役、皇后薨逝风波,以及政府大政策收敛,等等——这一非同寻常的年份。其中提到若干中国史料没有谈到的史事,就是对同一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无疑,作为耶稣会士的刘松龄具有他不同一般的眼光和立场。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不多见的。如何对待类似的史料,也就成为我们清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