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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8年德国驻华大使馆收集的有关中国抗战档案史料，作者任职洪堡大学亚洲研究系

美刊《当代历史》2009年9月号刊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瓦尔德题为《失序的稳定：中国的政权为什么有力量》的文章。文章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与后20年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最近20年的发展已经使现在的中国具有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成效，整个政治发展轨迹非常有利，中国青年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而这些特点正是保证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得以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文章内容如下。 中国的经济记录引人瞩目，这里毋需多言。但是过去十年来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的抗议浪潮和最近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骚乱事件，促使一些人认为，这个政权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期，一个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秩序稳定的时期也许将要结束。毫无疑问，当今中国是一个相对有争议的社会，这个国家似乎过分注意维持政治秩序。中国的核心政治制度改革与30年前经济改革开始时基本上一样，确实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然而，与其改革头十年时相对吵吵闹闹、四分五裂的状况相比，中国的整个政治形势对这个政权更有利了。当然，20年前的中国处境非常糟糕。这个国家在国际上陷入了孤立，经济急剧衰退长达数年之久。尤其从四个方面来讲，今天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第一，中国的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了成效，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而在80年代期间，这个战略能否成功还根本不清楚，至少在农业领域之外是如此。第二，考虑到很多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国的整个政治发展轨迹现在看上去非常有利。而80年代末，与开始政治改革的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相比，中国的政权看上去既僵化又缺少进步。第三，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人现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时表现出一种防御性爱国主义。而20年前更为常见的是对共产党制度合法性的严重质疑。最后，今天的中国党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而整个80年代，他们在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裂。一、不确定的时期我们现在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习以为常，几乎忘记了中国在经济改革头十年期间所存在的对改革前景的严重怀疑。到80年代结束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还没有超出农业领域，当时这个国家只是通过放弃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制度就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最初成就。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市农产品供应也随之迅速增加。此时中国农业改革是社会主义世界中最激进的。然而，当时普遍认为，这也是最容易的部分，而且只是第一步。最棘手的改革任务还需要有效地加以解决--这就是如何改革庞大的效率低下的国有工业部门。显然，工业企业需要裁员、重组并置于真正的竞争压力之下，但是这会使国家失去对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而且由于裁员有违社会主义主要原则，这样做会引起社会动荡并在政治上遭到反对。在整个80年代，还不清楚党的领导人是否能凝聚起政治力量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改革；如果他们真的进行尝试，也不清楚中共是否能经受起可能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还有充满危险的价格改革问题。在一个短缺经济中，放开消费和生产价格可能造成实际通货膨胀迅速上升，而且通胀对稳定的破坏性影响在1988年和1989年初的中国城市里已经明显可见。正如中国的领导人痛苦地意识到的那样，80年代开始时波兰消费价格的飞涨导致了团结工会运动。我们应当记得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试图在这种时刻转向市场导向型经济，人们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有利，执政的共产党能否经受住这种转变。人们也很容易忘记，8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似乎远远落后于苏联集团的进步改革，这让许多学生、知识分子、思想开明的党员恼火。1988年，在波兰、匈牙利，最重要的是苏联，出版自由、民主化甚至竞争性选举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而在中国城市里甚至党和政府里，许多人目睹着这些发展，充满嫉妒。我们也应当记得，此时，东南亚的邻国正在摆脱长期的独裁统治：1986年是菲律宾，1987年是韩国。当时，在中国的很多人看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安排看起来越来越落后于时代，运作混乱，而且与党的领导人表面上追求市场导向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努力不协调。二、躁动的年轻人80年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多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看什么都不顺眼。那十年伊始，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大学校园里弥漫着自由主义的怀疑气氛，弥漫着对民主哲学和西方文明制度的好奇。20-30岁的一代中国人只受过断断续续的教育，其中很多人在农村经历了"上山下乡"生活，他们充满怀疑和造反精神。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普遍的骚动之中。这是一个正在从文化大革命的恐惧中恢复过来的社会，还在探索那场漫长的民族灾难的根源。当时，很多人对党的显而易见的自我辩护持不同意见--党认为这场灾难是一小撮被斥责为"四人帮"的坏领导造成的。很多人确信，中国民族灾难的根子在于其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最后，8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问题上陷入深刻而常常是非常严重的分裂。很多领导人把经济改革视为对政权的威胁和对社会主义基本信条的违反。这些保守派人士不理解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简单地转向在苏联启发下搞的那套新型计划办法--这套办法在50年代、在毛泽东轻率的极端主义做法把一切都搞乱之前还是相当有效的。而领导层中的改革者推进政治自由化和开放的尝试在党的最高层导致了派别斗争。这种经常调整的结果是政策突变，例如在强调放开和改革之后，批判和收紧接踵而至。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在对立的两派之间居间调停，一会儿站在这派一边，一会儿站在那派一边，希望引导分裂的领导层走中间路线，把市场改革牢牢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这些冲突都暴露在那些政治上觉醒的青年人、知识分子和党员面前。三、真正的风暴中国80年代长期存在的上述四个特征在1989年春天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一场政治危机--这场危机可以被比喻为一场真正的风暴。80年代看什么都不顺眼的青年文化在四、五月份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来。学生们所采用的言辞和象征表明他们对西方民主模式非常熟悉，而且对这些模式的功效及其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的潜能表现出几乎是幼稚的信任。学生们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正在落后于世界民主趋势，他们希望能在更加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方向上影响领导人中的政治平衡。知识分子、记者、报刊编辑甚至政府官员最终对天安门广场上演的一幕作出了同情性的回应。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政治自由化的停滞感到沮丧。他们加入到抗议队伍中，呼吁政府与学生领袖和平对话，很多人还要求出版自由以及其他民主权利。他们知道出版自由在波兰、匈牙利甚至苏联已经广泛实现，竞争性选举已经被提上这些国家的日程，他们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当与这些世界潮流保持一致。抗议学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经济改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的担忧。官方的通货膨胀率在1988年和1989年初超过了25％，随着价格马上放开的谣传的扩散，出现了抢购风。人员臃肿的城市企业小心翼翼地裁减工人的第一批尝试也造成了忧虑，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和追求特权的现象的明显增加激起了愤怒，随着学生高呼要求公开、对话和铲除官员腐败的口号，这些担忧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四、中国的"里根"一代如果与20年前相比，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看什么都不顺眼的青年文化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后遗症已经过了两代人。现在，党员身份在年轻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的人中间流行。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党员身份是打开更大机会大门的另一张介绍信。在政府中工作常常更受青睐，而在中国大规模的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中工作则风险较大。如果说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中国80年代在很多地方与美国"60年代"相似，那么目前的一代中国青年人在很多方面与美国80年代的"里根一代"相似。今天的中国年轻人非常务实，追求职业发展，爱国，这些特点在80年代的年轻人身上很少看到。大多数青年人出生在1989年事件之后，对那些年里的冲突了解有限甚至不感兴趣。过去十年来，他们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但主要表现在抗议有偏见的日本教科书、北约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轰炸、对东海上狭小的钓鱼岛的国家主权要求，或外国政府和媒体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对中国处理西藏事件的批评。这是感到中国崛起和与之而来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代人。五、稳定的力量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其他城里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与其前社会主义同伴相比不再是不利的了。而在80年代末，社会主义世界处在民主制度戏剧般的突破有望取得胜利的边缘，而中国领导人思想迂腐，犹豫不决，不敢冒险。过去20年的转变促成了一种比较清醒的现实主义。在世界上的30多个后共产主义政权中，不足一半现在是稳定的多党民主国家。除蒙古之外，这些成功的社会都是民族单一的小国，地处欧盟的东部边缘。其他国家要么还是严厉的独裁政权，要么还是严重腐败的不自由的政权，它们推进民主的尝试大多都落空了。在有些情况下，民主化尝试导致了民族国家的瓦解：苏联和南斯拉夫是主要例子。在另一些情况下，转轨引发了民族主义暴力或内战。而且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在政治革命过程中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尝试引起了将近十年的严重萧条。很多经济体包括俄罗斯直到最近才走出困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组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迄今最大最持久增长的两个国家仍然实行共产党统治，即中国和越南。现在，在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进步之间保持平衡的观点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80年代。将多党民主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的热情已经过去，它已经被一种对向不同政治体制跃进的潜在成本的比较清醒的认识所取代。中国自90年代以来迅速而没有通胀的经济发展记录今天已众所周知。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渐进改革战略最大障碍的因素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系统地缩小和改组了其臃肿的国有部门，后者1997年雇用了1.1亿人，现在还不到6000万人。在重组过程中，4000万固定雇员下岗或退休，这确实引发了抗议浪潮，但裁减现在已经结束。中国领导人不仅能集中政治意志做很多观察家在80年代初还认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他们还经受了各种风雨考验，而且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六、一种一致的看法80年代国家领导人之间曾经存在的严重分歧今天几乎荡然无存。现在，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发展模式上高度一致，这个模式将一党统治和有限政治自由化与市场改革、渐进私有化和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的国家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天安门事件和共产主义政权随后在全球的瓦解，反而强化了这种团结感。确实，现在在上层几乎找不到80年代那种严重的政策分歧，80年代那种政策逆转和走走停停的模式已经有十多年看不到了。这是一个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团结的国家领导集体，但他们仍然对确保政治秩序非常谨慎。七、今天的抗议过去10-15年影响中国的抗议浪潮已经大不相同。它们很少集中在最大的城市。大学生、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都不积极参加。大学生走上街头通常是而且主要是为了表达爱国情绪和对外国势力的愤怒。由于企业裁员而引发的蓝领工人抗议浪潮也不集中在大城市，相反，它们分散在全国各地，集中在衰落的"夕阳工业区"(rust belt)--以50年代的苏式工厂、内地三线企业或东北地区为中心。农民抗议同样普遍，主要分散在偏远地区和城郊农村。这些抗议主要是由地方经济问题引起的：例如在国有企业重组或出售过程中不给下岗工人支付已经答应的补偿金或养老金；乡镇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太多；为了工商业开发项目不公正地征用农民或城市居民的土地。这些抗议的矛头指向地方官员，它们引用国家法律，指责地方政府腐败或渎职。抗议活动领导人把上级政府作为解决问题的救星，他们抗议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公平执法，他们声称这些法律遭到粗暴的践踏。在这些斗争中，寻找上级政府帮助是共同现象。八、不可避免的纠纷地方抗议活动猛增，据报道，2005年发生了8万起。这些抗议活动是中国社会经济过去20年深刻变化的结果。在集体经济时期，村干部控制收获，管理土地，分配收入。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家庭掌握和经营自己的土地，农村干部不得不通过征收税费为政府活动筹集资金。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征地和土地权利问题上造成冲突，在一个根本没有旨在公平调节这种纠纷的政府征地法律制度的国家，尤其如此。同样，在过去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就业权利及有关的养老金和津贴是有保障的。当工人在缺乏控制而且常常明显地偏向干部和管理人员的裁员、重组和私有化浪潮中被剥夺权利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基本上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用几代人时间才建立起来的有助于调节这种冲突的法律框架或工会和政府机构。在这期间，中国的发展模式迫使全国各地的官员与国营或民营工商企业建立牢固的联盟，这常常使他们成为集体抗议、批评腐败和冲突的目标。这是一幅与80年代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图景。那十年，农民由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收入增加了，所以农村抗议活动少见。城市工人虽然受到通胀的打击，担心将来下岗，但是他们的工作权利还有保障。80年代的抗议集中在大城市，矛头直指中央政府。今天的抗议分布广泛，但矛头直指地方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近几个月，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动乱重新抬头。这些问题虽然很严重，根子很深，但是发生在偏远地区。这些社会动乱给中央政府提出了政策问题，但是它们几乎没有构成80年代集中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所形成的那种政治挑战或政治危机--那时的运动经常威胁到分裂的中国领导层。九、在司机座位上有的观察员把目前的大量抗议活动视为政权危机的先兆，似乎抗议活动的数量决定了抗议活动在全国的影响。有时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推测，即农村的普遍不满对于一个靠农村游击队造反起家的政权不是一个好兆头；有人警告说前国民党政权的命运可能将落到共产党人身上。这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清醒反思，但是我们可能记得在农民动员起来形成革命力量之前，中国出现了革命游击队造反、大规模外国入侵和军事占领。有的观察家把抗议浪潮与中国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联系起来--可以肯定，不平等达到了40年代末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现在常常听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诚然，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整个不平等程度上升了，那时国民不平等指标例如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32，与台湾当时的水平相当。到90年代末，中国的这一指数迅速上升到0.45，而且现在仍然处于这一水平。不过，说这种水平高得异常是不符合实际的。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也长期很高，而很多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比中国还高。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在90年代末达到顶点，此后有所降低。不管怎样，不平等本身与政治不满没有直接联系--中国最近的调查表明，公民对当前不平等的感受远不如波兰这样的国家的公民强烈，可后者的收入水平状况比中国好多了。原因在于很多中国公民近年来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而且预期今后还有机会改善。上述通常被视为显示政治不稳的预兆并不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严重。在一个大规模转型的社会中，在一个政权比经济改革头十年还稳定、民众支持比那时还多的情况下，它们是经济冲突的症状。中国的政治变革仍然是一个漫长的事情，推动这种变革的力量与20年前颠覆众多经济上停滞不前并且失去合法性的共产党政权的力量根本不同--那些力量曾经在1989年对中国政权形成了短暂的威胁。可以肯定，过去30年的改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冲突。长期采用压制而不是其他措施解决这些冲突的状况可能最终导致民众再次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不过，眼下，民众抗议最多只会对中国政府建立新的公正裁判冲突的制度造成压力。（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书评, 中文纲要编写中

综述。

《列夫·托尔斯泰传》，［俄］什克洛夫斯基著，安国梁等译，海燕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55.00元 今年11月7日（俄历）是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百年忌辰。百年，有多少国王总统、文臣武将、风云人物随着墓草的荣枯而被遗忘。托尔斯泰却以其脍炙人口的作品，以其为社会正义探索、奋斗的一生赢得了千百万民众今昔不废、始终如一的爱戴。时间没有冲淡人们对他的怀念和尊敬。    列夫·托尔斯泰的大部分作品已在中国国内广泛传播，这大大激发了中国读者追寻作家生活的足迹、了解作家生平的强烈愿望。莫德、罗曼·罗兰及不少俄国作家的托尔斯泰传记相继在国内出版。但是，出自形式主义奠基人之一的什克洛夫斯基手笔的《列夫·托尔斯泰传》虽曾引起国内俄罗斯文学专家如陈燊等先生的关注，但译界却少人问津，无人迻译。笔者不揣谫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把它译出，几年前，在河南海燕出版社的支持下得以付梓问世，得以流传。    该传的传主是享誉世界的文学泰斗，该书作者是蜚声全球的批评巨擘。以批评巨擘的身份来写文学泰斗的传记，不仅为这一传记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而且保证了它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    要再现列夫·托尔斯泰漫长而充满矛盾的一生，免不了采用传主及其亲友、熟人或偶尔邂逅者的回忆录、日记、书信等材料。什克洛夫斯基却提出了忠告，劝人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得极端小心谨慎"（P330），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此时此刻"（P13），而处于各种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在对同一件事的应激反应中，必不可免地或正或反地染上对方的思想色彩和光晕。对此他在传记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大量的引证。谈到日记，作者认为，"日记常常是为他人阅读而写作"（P330）。托尔斯泰曾这样承认："这本小本子里所写的一切几乎都是谎言--虚伪。她这时会站在我背后读日记的想法妨碍和破坏了我的真实。"（P334）在另一处，托尔斯泰还说："应当附记一笔，我为她--她将会读这些日记--写的东西倒不是不真实，然而是从许多事物中挑选出来的，如果只是为了我个人，我不会这样写。"（P319）托尔斯泰在遗嘱里要求销毁他早年的生活日记，原因是他当日的生活日记像是旧学校的记过簿，没能全面反映出他当时所作的紧张而有效的思想探索，因而，"这些日记将产生虚假的片面的印象"（P685）。书信也不见得件件可靠。作者断言："在书信里，人常常不由自主地隐瞒自己的情况，不让收信人知道。给不同的人的信件各各不同地涂抹上一层收信人的色彩。"（P642）或者相反："人们写信的目的有时不仅为了让收信人看，而且也为了在邮局中被人拆开、偷看，为了拿信来做幌子。"（P299）回忆录有时则更不靠谱。回忆往往因不同的情势而变得前后不一，甚至矛盾悖违："人似乎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回忆也往往方枘圆凿，因为次次回忆都有一个此时此刻。"（P13）    《列夫·托尔斯泰传》根据这样的观点作了大量的辨伪求真的工作。过去曾广泛流传：《安娜·卡列尼娜》第四部第13节列文和吉提相恋时以句中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暗示整句内容让对方猜度回答的经典场面是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相恋时真实情景的诗意再现。托尔斯泰的妻子和妻妹在她们的日记和回忆录中言之凿凿，不容置喙。但是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她们的日记和回忆录实际都是事后根据小说所作的补正性回忆。事实却如托尔斯泰在186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所说的那样，他只是"徒劳地给索菲娅写了许多字母"（P317），因而，9月9日，即书写字母11天之后，不得不在给未婚妻的没有发出的书简中来解释这些字母的真实含义。她们还为《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吉提写的是谁而争论不休，托尔斯泰则说，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哪一个人，他宣称："要是我的整个著作在于为人写照，让人探询，使人追忆，那么，我会羞于把它付梓问世的。"（P360）传记也驳斥了《活尸》是当时发生的吉密尔案的再现。经过什克洛夫斯基这样严格的甄别，经过如此正本清源的梳理，这样进入传记中的材料，应该说是经得住任何检验的。什克洛夫相当自信而且不无自豪地在传记的序言中指出："书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偏离事实。"（P3）    确保材料的真实性是必需的，但是远远不够。写出一部托翁的真实而出色的传记，还有更多更高的要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是"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之一"（P7），他"生在一个历史的伟大交接点上。他不了解未来，然而又明白今日已不同于往昔，他属于往昔，没有未来，然而又强烈渴望着未来"（P11-12）因而他不能不是"一位探索者"（P74）。    要写出这样一位"由他的时代创造和诞生的矛盾人物"（P155）的托尔斯泰的真实面貌，绝不能把他与时代、与生活割裂开来。因而，什克洛夫斯基反对托翁传记中的两种写作倾向。他反对"把传记写成一个人仿佛一辈子在走廊里漫步，看到的只是本人在墙上的影子"（P286），也反对把传记写成"一个人只是生活在家中四壁之内，看到的只是他的几个亲人"（P286）。脱离历史发展进程，脱离艰难而生动的生活潮流，就剥夺了托尔斯泰思想发展的动力，就剥夺了托尔斯泰的精神和灵魂的可能的发展。    在什克洛夫斯基笔下，托尔斯泰是一位面对艰难时代"企图在生活中为自己找到真正的位子"（P74），寻找生活目的，寻找整个人类新的可能的生活制度（P127）的人。探索、寻找是艰难的。否定不易，同意又不可能。他彷徨，苦恼，甚至因生活毫无出路而绝望。但是，追求中的颠踬并没使他停止追求的脚步。他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生活的体验时说，没有谬误，没有悔恨，没有迷乱，就能为自己安排一个幸福而舒适的安乐窝是不可能的，正如不锻炼而想成为健康的人一样不可能。在给姑母的信中，他更把它上升为一种生活的哲理："追求，迷误，开始，抛开，再开始，再抛开，永不懈怠地从事斗争和忍受损失"（P298）。    作为"探索者"，他青年时代追寻而暂时没有找到目的时的生活充满了负面因素，五光十色，一片混乱。他常常彻夜赌博，一掷千金，债台高筑，不得不出卖祖产。他放荡不羁，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挥洒着青春弥漫的精力。他怀疑苦闷，悲观失望，懒散怠惰，在无所事事中打发日子。然而，他又频频拟定计划，潜心阅读，热心工作，扪心自问，引咎自责，想在自我完善中去完善世界。他时而在农村进行农业改革，设计脱粒机，设计保暖、干净的农舍，改良家畜；时而幻想成家，找到生活中的另一半；最后，他远赴边疆，以志愿兵的身份在高加索为沙皇与车臣人作战......    面对传主这种混乱散漫的生活，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必须根据他怎样纠正错误，怎样理解错误，而不是根据他的错误来评判他。"（P72）在作者看来，过正直、善的生活，为此而上下求索、至死靡它的决心和勇气，是传主这一时期生活中的最大亮点。因而，高加索时期的托尔斯泰同时还体验到了精神的昂扬高涨，从事着顽强而不间断的工作，卓有成效而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骚动中的前进才是托尔斯泰这时生活的本质。正是托尔斯泰从动荡不安的生活中长时间地、逐步地并最终领悟了生活的真谛、生命的真谛。他宣布："我爱真理甚于人世的一切。"（P669）他深信，"真正的幸福在于自我牺牲，在于对他人行善"（P157），直至他辞世前的1910年11月7日的日记，他仍坚定地宣称："做那应当做的，成败得失在所不计......一切为了他人的幸福，主要为了我的幸福。"（P722）他"希望能对人们的幸福和利益发生一种重大的影响"（P159），他明确提出"废除土地私有的社会制度"是"俄国民族的世界性任务"（P303）。他深感自己周遭的一切与自己的追求是那样的相左，因而是那样的恶劣，那样的疯狂！生活毫无希望，前途无比黯淡，他不由一再呐喊："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P493,604等）！他不能不和它决裂。1880年前后，《忏悔录》的写作，意味着他思想立场的转折，他成了宗法农民的代言人。    这种思想的巨大转变，使他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了一种很特殊的地位：    对于自己人，他成了外人；    而对于外人，他却成了自己人。（P232）    托尔斯泰的创作是与他的思想探索、与他上述的那种"特殊的地位"同步的。他的作品不单是他思想探索的反映，而且也是他思想探索的形式和结晶，他的创作就是他的思想探索。托尔斯泰生前，曾对正在为他撰写传记的比留科夫说，应该把他的"文艺作品作为传记素材予以注意"（P642）。托尔斯泰这个一向不太为人注意的建议在什克洛夫斯基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得到了极充分的实践。    什克洛夫斯基"以灵活自由的叙事方式"（P330）游走在托尔斯泰的写作生活和非写作生活之间，把学习、从军、办校、写作、赈灾、上书、抗议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组织成了托尔斯泰复杂、矛盾、多彩的人生，伴随着传主这些活动的则是展开的精神探索和心路历程。传记作家力求赋予托尔斯泰的每个重大行为以心理说明和精神支持。托尔斯泰由此成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并从什克洛夫斯基的传记中亲切地向我们走来。《列夫·托尔斯泰传》是托尔斯泰的生活史，也是他的精神发展史，两者的完美结合使其他托尔斯泰传记无法与它一争高下。  

对自由主义民主来说，有没有什么一致和可辩护的替代性选择？从内外两个视角出发，作者探讨了使改良的民主集中制合法化的可能性；其中，民主集中制是当前中国政治组织的官方组织原则。内部视角建立在当代中国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而外部视角则批判性地援引了罗尔斯关于"合宜社会"的观点，将其作为自己的标准。顺着这一方法，作者对于一个"合宜社会"所能支持的多元化的种类和程度，以及可能促使中国实现一个真实的及（或）合宜的民主集中制的特殊制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通过全盘考虑内外两个视角，以及它们相互渗透和批判性知晓的程度，作者主张，我们可以致力于一种全球性哲学，它既不对替代性的政治转轨做事先的判断，也不受错误的观念性障碍的困扰。

安东尼·吉登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过去40年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吉登斯再出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并迅速在全球学术和政治界引起广泛关注。4月22日，正在英国从事学术访问的本报特约记者郭忠华，围绕“气候变化的 政治”这一主题对吉登斯进行了专访。 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生，曾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反思；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和现代性发展的反思；第三条道路等。目前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 理解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意义 郭忠华：能否首先请您谈谈从事此项研究的背景。我们知道，当今世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核武器、恐怖主义、生态灾难、克隆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等，某种程度上说，其中有些甚至比气候变暖更直接，您为何单独选择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您看来，它有何特殊的意义？ 吉登斯：的确，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从表面上看似乎远比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重要。实际上，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主要来源于一本书的主题，那就是《全球时代的欧洲》。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欧洲处于各种政策调整的领先位置，气候变化政策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主题。那本书的写作使我思考欧洲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我本人的学术研究有关。既然我已写作了有关全球化的主题，写作了有关风险的问题，写作了有关欧洲的问题，气候变化主题似乎是把所有这些主题串连在一起的问题。但是，当我真正着手研究这一主题的时候，令人吃惊的是，实际上并不是很多人探讨过这一主题。的确，科学家对这一主题进行过大量的讨论，对技术感兴趣的人们对这一主题进行过大量的讨论，生态主义者和国际组织也对这一主题论述良多。但我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明白气候变化的社会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从科学的角度探讨过气候变化的问题，但迄今为止，没有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探讨过气候变化问题。 这就是我给自己许下的抱负，要理解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意义。《气候变化的政治》即源于此。它不是一本有关“气候变化”的著作，而是一本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的著作。 郭忠华：的确，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需要走上政治的日程，依赖于政府的推动。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您为什么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吉登斯悖论”。您能否简单地概括一下“吉登斯悖论”的主要内容？ 吉登斯：“吉登斯悖论”主要指这样一种困境：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由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悖论在于，一旦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例如，去年中国发生的大雪灾，它直接与气候变化有关，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一旦处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因为一切都太晚了。相同的情形还出现在印度的气候变暖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种悖论中，我是说如果我们再不把气候变化问题有效地纳入政策议程，那真的将会出现这种悖论的情形。 郭忠华：针对“吉登斯悖论”，您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概念框架，但这一框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维度，请问您对这些概念是否具有一幅总体的图景或者蓝图？能否描述一下这一总体蓝图？ 吉登斯：我想这里面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一个是“政治融合”，另一个是“经济融合”。首先从经济融合讲起吧。经济融合指的是将气候变化的政治与其他经济政策整合在一起，既获得经济上的竞争性，又获得技术革新的动力。在我看来，这是最关键的一种政策。对于政治融合来说情况也一样。不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煤炭工业，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它们都是化石燃料，都是高排放的工业，这种工业对于气候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以汽车为例，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汽车，汽车同样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因素，而且数量众多的汽车看似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实际上还造成交通拥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如果能够形成某种政策，发展高科技的公共交通，那么，它将不仅能够减少排放，而且还可以使交通变得顺畅，方便人们旅行。所以，政府把气候变化政策与公共交通政策融合在一起，不仅能够减少排放，而且还有助于制定长久的政策。气候变化政策尤其需要有长远的思维，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在“非管制化”（deregulation）的阶段，气候变化政策被搁置。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种长远的思维，需要将政策“打包”在一起，以便使未来气候不至出现灾难性的结果，我们必须在国家、国际层面上将汽车等政策融合在一起。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道，“等着瞧吧，我们将改变美国，我们将创造一种低碳经济，我们将改变经济的性质”。我想这是一种“管制的途径”（regulate approach）。我还可以说，欧盟采取的也是一种管制的方式。这种政策实际上更没有与一般的公民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事情捆绑在一起，进行系统化的考虑，而不只是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来发展低碳技术，我们应当如何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我们应当如何来发展风力发电。这些问题尽管重要，但把它们拆开来分析与把它们总合在一起进行系统化考虑，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可以说，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尽管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我没有意思说这就够了，它们能够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因为这里面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强化国家在应对气候方面的作用 郭忠华：“保证型国家”（ensuring state）在气候变化的政治框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您还谈到它不同于“赋权型国家”（enabling state），您能否简单谈谈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保证型国家”主要发挥哪些功能？ 吉登斯：我在《全球时代的欧洲》一书中就曾经使用过“保证型国家”概念。我想，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来说，赋权型国家是一个显得太弱的概念，它的含义是加强各种社会团体在解决集体问题上的能力，这些团体主要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运作。我不否认，当代公民社会的确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帮助老年人方面尤其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的自治实际上还是依赖于公民社会本身。但我不认为这个概念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来说足够有力，因为它对于后果问题考虑得很少，它没有看到国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气候变化是一个后果非常严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国家当然不可能把事情全部做好，它依赖于与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国家在这种合作中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它必须监督和检查，必须进行长远的策划，这些是公民社会本身所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保证型国家可以做到这些方面。保证型国家比赋权型国家更强，意思是它履行着更强的功能。例如，它有责任监督公共目标，并且以一种可见和可接受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就拿当前的经济危机来说，保证型国家与赋权型国家的区别同样适用于这一问题。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这就要求国家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对金融市场进行调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保证型国家。当然，我没有意思说我们要迈向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这种自上而下控制的政府在当代世界同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某种实质性的国家调节，甚至是国家计划，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 郭忠华：的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们需要更加强化国家的作用。您认为环保主义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只看到风险的负面作用，而且您也一直强调，风险不完全是负面的，它还有积极的一面。具体到气候变化问题上来，您认为这种人为风险存在着何种积极的因素？ 吉登斯：“预防原则”之所以不可取，在于它的保守性，其内在的含义是“安全总比遗憾好”。在自然方面，这一原则要求不要干预自然，应当采取措施使自然免受潜在的威胁。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怎么会不干预自然呢？如果把这一原则用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它产生的是一种极坏的后果。好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但按照预防原则，我们不能采取任何干预措施，这不是反而造成危害了吗？在风险方面，预防原则只看到风险的一面，但问题在于，风险还有积极的一面。不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危害有多么大，根据成本—收益原则计算，它总是具有积极的一面。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必须用另一种“PP原则”取代生态主义的PP原则，那就是“百分比原则”。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来分析各种风险，而不只是一味地预防。当然，在引入这种新的PP原则时，我们不但要普通大众广泛地参与讨论，而且还要认识到所有的风险估计都是情境性的，不是千篇一律、无比准确。 至于你说到的气候变化风险积极面，我想答案非常清楚。解决和防止气候变暖需要有新的技术，这会使环境技术取得进步。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经济融合”和“政治融合”，为了解决气候变暖问题，气候变化政策与经济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融合在一起，这可以使经济获得新的增长点和动力，同时气候问题在以后也可以获得持久的解决。同样的道理还体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这些都是气候变化风险可以产生的积极效果。 郭忠华：好，现在我们具体来谈谈您所提出的新PP原则，即“百分比原则”。在我看来，这一原则至少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气候变暖将会无限地延续下去，因为这一原则压根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暖的意思。二是根据您早年对“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意外的后果”的强调，具体条件下的理性计算不可能是准确的。出于这种考虑，您能否具体谈谈百分比原则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操作设想。 吉登斯：你不能把“百分比原则”当做是一个具体的计算公式，同时，我也没有要为政府决策提供一个具体的、普遍适用的公式的意思。我的意思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即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总是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进行思考。它仅仅是一种原则，不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的公式。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没有认识到的条件，行动的意外后果，它们都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必然产生作用的因素，有时候它们产生良性的作用，有时候则是负面的作用，但这不妨碍把百分比原则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来使用，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可能根本就无法行动。 促进经济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的整合 郭忠华：关于“发展规范”（development imperative）的问题，您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经济发展的权利，哪怕是这种发展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了排放和温室效应。但在我看来，这种发展路径至少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促进者；二是使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气候变坏，治理成本增高。因此，您能否具体谈谈发展规范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呢？ 吉登斯：发展中国家显然不能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老路，它们要以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经济融合和政治融合的方式谋求发展。发展规范原则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具有经济上取得发展的权利，经济发展是解决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唯一可行之路。没有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使这些国家的气候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尽管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造成者。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时候，可能会比目前造成更多的排放，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增加。一个经济停滞的国家当然排放会低。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是解决其气候变暖问题的基础。因此我说，发展规范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说哪怕这一发展过程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温室气体的提高，都要谋求贫困国家的发展。 但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形成了某种协作机制，尤其是在科技协作方面， 12月份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也许会取得某些成就。当然，发展中国家在谋求发展的时候，还是必须注意要从一开始就把经济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整合在一起，这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讨论的经济融合问题上来了。融合是一种理想的类型。例如，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的确很快，但是，我也强烈建议它必须充分考虑这种融合。如果从我们的文明的可持续性角度来考虑，我们要发展的也必须是那些低碳经济，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我很希望看到，在工业化的下一个阶段，中国成为低碳技术的先锋。在这方面，韩国倒是一个先锋，这不是说韩国的科技比中国发达，或者说比中国具有更多的资源，实际上这个非常不幸的国家，是一个造成了环境巨大破坏的国家。但是，韩国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希望这种情况也会突然出现在中国，尤其是在地方层面。中央政府良好的政策目标，在经过层层官僚制过滤之后，不会变成地方经济或者GDP的考虑，而是注意其他一些更加无形、更加惠及子孙后代的气候和环境问题。当然，要改变这种情况不容易，这里也没有什么简单或者普遍的先例可循，但却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其实，现在中国的发展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北京出现了令人吃惊的肺病数量和汽车拥堵等。发展所导致的功能紊乱（disfunction）在中国已经变得非常突出。 在政治上积极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 郭忠华：“前摄适应“（proactive adaptation）概念似乎在气候变化的政治框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来说，本书所有内容都可以看做是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但您早期似乎对“适应”一词非常厌恶，甚至要把“适应”概念从社会科学的词汇表中彻底删除。您现在为什么反过来如此强调“适应”概念了呢？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差别？ 吉登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吉登斯悖论”就针对这一背景。气候变化的政治概念框架所涉及的大部分概念都既适用于“适应”，也适用于“减轻”的情形。前摄适应的含义在于，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在未来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在采取措施减少气候变化的同时，还必须在政治上积极去适应由此将带来的问题。前摄适应要求以一种长远的思维考虑未来气候变化将给我们带来的后果，从而积极采取预防的措施。除气候变化外，积极适应措施可能也适用于其他方面。例如，在住房建设方面，我们可以建立低能源消耗的住房，这种住房在屋顶和正面都安装大阳能面板，使之能充分地利用太阳能，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同时有效地减少火灾。政府在长远政策规划和资金安排上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方面。对于未来十到十五年的潜在风险，政府必须在今天就着手进行预防，尽可能限制可能出现的风险。以中国为例，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依赖于河流，那么，中国政府可以建设更多的水电站以防止水灾频发的问题，这对于中国来说或许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前摄适应的含义在于不是等到风险已经出现以后才着手应对，而是必须有超前和长远的思维，尽早着手，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这一点在应对未来的极端天气状况方面非常必要。 我所使用的“适应”概念与进化论中的“适应”完全不同。后者指人类个体如何适应其生存环境，气候变化政治中的“适应”则更强调技术创新的含义。前者完全忽视了人类个体的能动性，把个体的生活看做与其他动物一样，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活动。我们都知道，人类生活实际上并非如此。行动者具有自己的目的，能够按照自身的目的去改造其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适应”。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使用“适应”这一概念，实际上出于两种理由：一是“适应”在有关气候变化的文献中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的确，你已经无法抛弃这一概念而另创其他概念。另一方面，我所使用的“适应”不像进化论那样，忽视人类个体的能动性，而是非常强调超前思维和主动应对，就像我刚刚讲前摄适应时所强调的那样。适应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事后适应，二是对未来的适应。从我对概念的使用你就可以知道，前摄适应指的是后一种情形，进化论的“适应”则基本上指的是前一种情形。 郭忠华：最后我还想请您谈谈对于中国的看法，您认为在处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中国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吉登斯：我希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能够扮演一个更负责任的角色，作为平等的一员，与美国、欧盟携手并肩，制定更加透明的生态政策，认识到只有这样才是对世界社会的未来作出贡献。但讲句实话，天知道这些愿望如何才能得到实现。但是，正如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的最后一章所说的那样，世界社会最后说不定变成了“索马里”，各个国家围绕着资源在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你经常可以看到，各次峰会，实际上是围绕着非洲等地的丰富资源在进行争夺，世界各主要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则是其中的主角。这也正是我致力于主张“协调政策”的缘故，中国领导人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在全球化和福利国家的双重压力下, 欧洲社会模式呈现了不同的应对能力。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不仅实现了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绩效的共同发展, 而且还有效应对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压力。保守或者合作主义类型的社会模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困境。《里斯本议程》展现了欧盟社会发展的蓝图, 但在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欧盟, 实现的前景依然任重而道远。最后, 结合欧洲运作良好的国家的经验, 本文提出了欧盟未来发展的政策框架。

6至13世纪具体来说，就是公元581年—1279年。581年是隋朝的建立，1279年是元朝灭了南宋。这么一段时间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讲?

2006―2007年期间，我们在天津、上海、南京、深圳四城市，对流动穆斯林进行了问卷调查。所以选择这四个城市，主要因为它们经济较为发达，其CTP和城市居民收入在全国位列前茅，加之，文化、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已成为西部穆斯林流动的主要地区。 本文拟以四城市为考察点，在问卷（在四城市一共发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875份左右，有效问卷占回收总问卷的87.5％）和走访的基础上，探讨流动穆斯林的人口特征和就业状况，为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和谐提供有益参考。一、流动穆斯林的民族和人口来源 在四个城市中，外来的流动的穆斯林平均为10万人以上，除深圳（深圳是外来移民城市，改革开放前只有一户穆斯林，现在穆斯林人口10万以上）外，其余三城市外来的穆斯林人数皆数倍于本地穆斯林人数，以上海为例，这里原有穆斯林人口6万左右，现在穆斯林人口近16万，增加的部分显然都是外来的。中国有十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都是穆斯林，而流动的穆斯林主要来源于哪些民族？主要是回族89.6，占89.8％；其次是维吾尔族，占4.8％；而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一共占3.9％。可见，在流动穆斯林中最主要的少数民族是回族。 这么多回族源于何处？从其户籍看，大部分来源于西北，而西南的较少。若按流动人数多少及所占比例进行排序，为：甘肃 (占54.9％)、青海（占17.2％）、新疆（占4.8％）、宁夏(4.4％)、河南（占2.0％）、陕西（占0.1％）。依据上表的统计，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的穆斯林占整个流动穆斯林的81.3％,其余省份仅占2％以下。二、流动穆斯林的自然构成 从年龄层面看，30岁以下的占66.5％、45岁以下的占25.7％，两项相加，流动穆斯林人群中，青壮年占92.2％。 从文化程度上看，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7.31％、初中文化的占34.11％、高中的文化的为9.93％、大学文化的为7.59％。两表结合起来，可知在流动穆斯林中，青壮年占92.2％，即外出流动的几乎都是青壮年。从文化程度看，在外出的穆斯林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占绝大部分，为81.42％。这样的文化水准限制了他们就业面，同时，也限制了他们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就大部分人而言是这样，但现实生活中也有特例，如个别老板，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可收入却很高）。 在外的流动穆斯林中，有83.11％的为男性，16.89％的为女性；而53.60％为已婚，44 30％是未婚。这两组数字告诉我们，在外的流动人口中，大多数是已婚的男性，而少部分是女性（约占17％）。根据我们的走访情况发现，小拉面馆的女性多为老板娘，其余都是男性；大拉面馆或西北风味饭店，除老板娘外，也有几位女性服务员。在拉面馆工作的流动穆斯林，男女比例是4：1左右，这与上面的统计数字基本相符。此外，拉面馆或西北穆斯林饭店，除老板外，一般服务员都是单身。 为何不带妻子出来谋生？大部分回答：一是经济压力。由于这四城市房租较高，目前的工作收入是难以维系这方面的开支。二是家里走不开。在老家，田地、老人、小孩等都需要照顾，无法分身。三是女性工作不好找。女性本来就业面就窄，外来女性流动穆斯林更加如此，除了到大清真饭店作服务员外，几乎没有什么职业可寻。因为，她们几乎没有技能，加之教规又多，诸如不能穿短袖衣服，不能穿短裙，有的甚至要带盖头。作为生活习俗本无不妥，可这些习俗常常与饭店的统一着装产生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若是饭店不让步，她们只有选择在家。三、流动穆斯林的谋生方式 流动穆斯林职业发生了变化：一、打工者，以前为28.3％、现在为61.9％，现在较之以前增加了2倍以上。二、从事农业或养殖业的，以前为37.7％、现在为1.1％，减少了98.9％，下降幅度确实惊人。三、小生意者或个体户，以前为18.6％、现在为25.1％，增加了69％以上；老板以前为0.5％、现在为 2.7％，增加了7倍以上。四、唯一没有变化或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职业是教师，以前为1.9％、现在2.2％,只增加了2人。 首先，变化较大的是农业或养殖业。原来有312人从事这类职业，现在只有9人。说明外出以后绝大部分穆斯林都改行了，或者说，以前的农业养殖业技艺现在已经无法成为在外谋生手段。其次，打工人群的变化。现在打工者是以前的两倍，而又占流动穆斯林人数的61.9％，可见在流动穆斯林群体中，主体是打工者。根据访谈，打工者主要的工作场所是拉面馆，个别也有在企业或其他行业的。再者，流动穆斯林中老板或个体户人数的增加较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老板或个体户多指拉面馆的老板，据化隆县住沪办同志介绍，该县在深圳有600家拉面馆，在上海有1千家。这些城市存在着这么多的拉面馆，故老板或个体户增加幅度较大。最后，教师的比例没有变化，或许因为做教师需要学历和经验，若有学历和经验无论在家乡还是外出到这几个城市都可以成为老师，区别只是报酬的多少。总之，流动穆斯林的职业大多数发生了变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与家乡的职业不同了，发生了变化。然这种变化亦有规律可寻，即他们基本集中在饮食（主要在拉面）行业。无论是打工人人数或是老板人数的增加，还是从事农业养殖业人群的减少，都由于进入到了这四个城市的饮食行业（拉面行业）。 流动穆斯林为何会集中在这个领域？根据调查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饮食和技能问题。穆斯林尤其西北穆斯林对于清真饮食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他们基本不去汉族人的饭店就餐，因为那里不清真，回民面馆、饭店几乎没有这类问题；此外，在拉面馆打工基本不存在技能问题，或者说技能问题较少，大部分穆斯林都会拉面、都会烧牛羊肉。其二，生活成本问题。四城市的拉面店一般都免费供应吃饭，有的免费一顿，有的二顿，这样一来，生活成本很低，能积畜的钱会更多。其三、宗教感情和生活情感问题。西北穆斯林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对于功修非常认真，尤其到了斋月期间，都要封斋。在其他行业，功修和工作往往难以兼顾。从感情方面看，这里拉面馆的穆斯林多为同乡（同乡范围可大可小，大则为一省小则为一县一乡），彼此在一起工作易于变成朋友，在外遇到问题也易于获得同乡帮助。其四、这四个城市规模较大，商业空间也大，几百家甚至上千家拉面馆都可以同时营业，基本是家家盈利。所以，拉面馆成为流动穆斯林的一个重要的选择。以至在这些城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拉面经济。这是由西部流动穆斯林支撑起来的经济，不仅养活了自己（仅这四城市的流动穆斯林就有四十多万），也方便了这些城市的市民生活。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建筑单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以及农民工因从事危险工作而致死致残的问题常常见诸于报端，而西北流动穆斯林却没遇到过这类问题。这绝对不是侥幸。从主观方面看，流动穆斯林有相对固定的就业取向，从客观方面看，这些城市也有这么多回民餐饮业的存在，这样就使得这么庞大的流动队伍，在这么发达的城市，能够立足，能够安全地生活下去。若是没有这些拉面馆，外来穆斯林将流向何处？若是流动穆斯林兄弟辛苦一年，到了年底工资却被拖欠，社会将会出现何种状况？所以，笔者以为西北的拉面馆或拉面经济，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维系着西北流动穆斯林的生活和社会稳定。 四、流动穆斯林的收入状况 流动穆斯林职业发生了变化，其收入情况如何？以下是一个对比表，通过对比可知外出前后的变化：以前收入500元以下者为大多数，占54.9％，现在只占10.9％。这个比例数在下降，而500元以上者，几乎每一栏都有增加。具体为： 500-1000元的增加了80％, 1000-2000元的增加了近3倍，2000-3000元的增加了44％，3000-4000元的增加了2.5倍，4000－5000元的增加了3倍。5000元以上的以前几乎没有，现在也有19人。显然，流动穆斯林到了这些城市以后，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与甘肃、宁夏、青海那些以务农为业的农民（年收入2000元左右）相比，收入的提供更是相当大。因为，在四城市的流动穆斯林中，有90％以上的人年收入在6000元以上,有20％的人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上，有5％的人在24000元以上，如此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动穆斯林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即年收入在2.4.万以上者），开始向上升流动，即由一般的打工者上升为社会中产阶层， 他们或是饮食店老板，或是从事贸易的商人等。换言之，他们通过几年的外出的奋斗，无论收入或职业都具备了中产阶层的一些特征，开始融入到这些城市的社会中去。五 流动穆斯林在外居住时间及联系网络 在流动穆斯林中，有近54％的人居住在外1－5年，少部分(10.28％)已经达到了6—10年之间。据说,自从2002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后，家庭饲养牛羊受到限制，经济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外出谋生者较多。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何大部分西北穆斯林在外流动时间较长（基本常年在外），而从2002年左右外出的人数较多，上世纪90年代外出的较少。即在外1－5年的多，而6年以上的少。他们的住房，大约有67．9％是自己租房，14.6％的人是借住在他人租的房屋里。由于这四个城市的房价甚高，有能力购买房者极少，只占5％左右。在走访中还发现，流动穆斯林长期在外，逐渐形成了或本县或整个西北地区的联系网。这个联络网具有地缘、族缘、业缘等因素，即都是西北的穆斯林，又都是从事餐饮业。例如，南京有“西北联络组”，天津有“西北拉面馆协会”，上海、深圳也有类似的联络网。化隆县为了维护本县外出人员的利益，专门在上海、深圳设立了办事处等。联络组、协会完全是民间性质的，而驻深、沪办事处则有一定的政府色彩。而无论性质如何，都起着联系、协调西北流动穆斯林的作用。联系网彼此之间都有手机号、地址、人名，小联络网一般有50－60家饭店的联系方式，大的有几百家联系方式，一旦谁家出了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些纠纷问题，都可通过联系获得支援或帮助。在这些联络组或拉面协会内部都有自己的召集人，而召集人多为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有一定经济势力和人际关系的穆斯林。他们除了用电话联系之外，还有一种联系方法，即在每周五的主麻日，当穆斯林聚会时与同乡聚在一起交流有关事情，以获得帮助。笔者在上海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一位在拉面馆打工的穆斯林在沪归真了，家属要求送回老家安葬，从上海定专车回老家需费用2万元，拉面馆老板一时拿不出，就来清真寺请大家帮助。穆斯林兄弟闻讯纷纷解囊，有的十元、有的百元，大大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在深圳时也常听说他们彼此互助的事情：有位穆斯林在深圳开饭店，开张之初，经常有人白吃白喝，还要收保护费什么的，这些人一来就是几个，报警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都是小事，教育一下就完事。然后再来骚扰，饭店一时难以正常经营。自从有了联络网，一打电话大家都过来了，小混混见人多势众拔腿就溜，久而久之因无便宜可占，也就不来了。类似的事件其他城市也发生过，只是由于这些城市的治安较好，加之，穆斯林内部又团结互助，所以没发生什么大的治安性的事件或问题。当然，流动穆斯林成份复杂，人员素质有高低，彼此之间也会发生一些纠纷或摩擦，尤其是在一条不长的街道上同时开了几家拉面馆或饭店，彼此也往往会因经济利益发生一些纠纷。出现这类问题，有时由伊协、清真寺阿訇出面进行协调，也有时由拉面协会或联络组出面调解，一般都能够化解日常的一些纠纷。此外，这些协会、联络组也很注意自律。在天津曾出现过一些清真饭馆为了增加收入而买酒水，一些不法商人挂清真招牌但不经营清真餐饮的问题。对于买酒水问题，协会一经发现立即出面劝阻；为了防治假冒清真饭店，他们设计了一个清真标牌，除了有专门标志外，还将穆斯林经营者的照片放大印在上面，这样真假清真问题就一目了然。各个城市遇到的问题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但无论怎样，大家都感到需要有这样一个协会或网络。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类联系的网络或协会是西北流动穆斯林在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保证，是解决社会纠纷或一些问题的重要力量，也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流动穆斯林才能安心地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从这个方面看，这些民间性或带有民间色彩的组织是西北流动穆斯林能够在外进行正常经营和发展下去的一个重要依靠。此外，需要说明指出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在四城市的调研过程中，没有发现甚至也没听到有关流动穆斯林与当地居民之间发生矛盾或冲突之类的事。询问当地阿訇和流动穆斯林，都是摇摇头，说明并没发生这样一类的事件。就其原因，笔者以为：一方面，外来的穆斯林在生活、经营方面能够尊重当地的法规、风俗，而拉面经营也与这里的饮食经营没有多少竞争（因为这些城市市场空间较大，管理也比较规范）；另一方面，在于这四个城市多为移民城市，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程度高，人们对于外来人群的移居及其较为独特的宗教生活习俗，能够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去理解、接受。所以，一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 西北流动穆斯林由于在这四个城市经济收入较好，生意也能够有保证，除了少部分，即13.4％的人想回去外，大部分人处于或犹疑或等等再说的状态，当然也有27.4 ％的人愿意在这里长期住下去。 流动穆斯林每天几乎忙忙碌碌，但他们不是单纯的“经济人”，在他们经济的后面有联系网络，在网络后面有宗教文化。经济、网络、宗教，虽然各不相同，不在一个层次，但彼此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即浅层的流动穆斯林的拉面经济，中层的联系网络，以及深层的宗教的价值取向，是密切配合相互影响的。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三层结构，与文化学上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一一对应：拉面经济对应于或等同于器物文化、社会联系网络等同于组织制度文化，而伊斯兰教信仰就是精神文化。这三者或三层若是抽去其中的之一都难以理正确解流动穆斯林的生活、生产之特色，也正是这样三层一体之特点才形成了流动穆斯林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是独特之文化），以区别其他的城市流动人口；也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才使得他们几乎能够赤手空拳打天下。试想，哪个城市没有自己独特得饮食产品？但哪一个地方能够凭借某种单一产品养活这么多流动的人群？哪个城市的民众能够以某一种产品走天下？只有西北回族的穆斯林，只有他们能够依靠拉面经济走天下。为什么？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生活、经营方式。换言之，因为他们在生活、生产经营方面具有的上述特点，发挥出了整体的社会功能，从而维系了也稳定了流动穆斯林的生活。 六、对策与建议 现代化飞速发展的结果，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得大量农村劳力涌入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涌入，一方面给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力，给农民带来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带来了许多压力，致使城市教育、服务、卫生、住房等设施越加不足。在涌入城市的人口中，流动穆斯林是其中一个较为独特的群体，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又来源于地理位置较远的西北农村。由于西北退耕还林还草的工程推行，以及东部沿海城市与西北城乡的经济、收入差距的悬殊，使得他们的流动到上述城市里，其最终是自然地融入到这些城市里还是返回原籍，目前尚难预料。只是一点较为清楚：他们在这些城市还将流动(逗留)相当长的时间。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一清醒地认识，应该在公共设施、服务等方面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计划或安排。这里具体建议如下： 一、目前，各地的拉面馆都已经存在，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对于这些清真餐饮或许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是总体上看还是符合城市卫生、管理的规范。对于这类饮食饭店，若是小的，则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若是已经上规模的，则尽量不去干预，实行“无为而治”。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只要这类餐饮业不违反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定而合法经营，就应该让它们自己发展下去。此外，各个城市应该有一个清真网点设置计划，这样既便于开设新的餐饮点，又可避免因饭店过密而造成的恶性竞争。 二、西北穆斯林都是少数民族，提高他们及其子女的文化程度对于流动穆斯林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相当的影响。政府职能部门，应对于成年人（流动穆斯林）定期举办科学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在城市谋生的能力；对于其子女，应在学习就读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或者说使其孩子们能够来这些城市读书。加强教育不仅关系到生产技能、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涉及流动穆斯林就业面的扩大和收入的提高。当然，对于他们自然地而又自愿地融入东南沿海城市也有一定帮助。因为，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看，这群人有相当一部分会地融入东部城市中去，他们不可能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细读上述统计数据也能看到这种趋势，即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年收入在2－3万元左右，有的在城市已经购买了住房，有了一份较为固定的工作。只要户籍问题能够解决，他们完全可以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三、各地伊斯兰教协会应积极出面协调、解决流动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城市的伊协会对于本地穆斯林问题关注较多，对于外来穆斯林则不甚关心，以为这是一个流动的人群，外来的人群，他们与原籍的伊协和清真寺关系较为紧密，而与这地的伊协、清真寺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不是他们需要服务、管理的人群。以至出了问题总是推托：诸如这类事应该找派出所，这类事应该找卫生、工商管理部门等等。当然，找主管部门是对的，也是管理科学化的一种体现，可是作为伊协是积极协助，帮助他们出主意，还是一推了事，实际是有很大的差别。伊协若是能够认同：只要是在我们这里发生的穆斯林的事，就是我们伊协该办的事。以这样的积极态度 去处理或协助处理一些矛盾或问题，很多矛盾是能够化解的，纵然有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外来的穆斯林兄弟也是能够理解。应该说，以这样的态度去处理问题，伊协与流动穆斯林容易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至于流动穆斯林之间的联系网络，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的因素，伊协也可依靠它们（拉面协会等）去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但这些联系网络等毕竟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还得由伊协出面，而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也还得由伊协去贯彻。所以，当流动穆斯林遇到的困难或问题时，各地伊协应以积极态度去处理，这些才利于化解各类矛盾，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四、随着流动穆斯林的大量进入，各地清真寺、回民饮食、回民墓地等显得或总量不够或品种不足。过去政府设点时一是考虑当地风俗传统，一是考虑当地穆斯林的人数，而恰恰没考虑到流动穆斯林的因素，更没料到流动穆斯林在一个城市会长期存在下去。现在，问题凸显出来了。要解决这类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各级政府在城市规划时，应该考虑流动穆斯林的因素，应该逐渐地或扩大或新增这方面的设置；其次，在对原有城市进行改建时，可以利用一些或破产或撤迁的企业厂房、场地，以改建为清真寺或其他相关场所（深圳曾采用此办法解决清真寺不足问题）；最后，在回民小区周围，多增一些辅助性的设施（如小的店门等），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总之，无论是城市的长期规划，还是具体的局部的城市改建，都得考虑到流动穆斯林是一个长时期的存在的社会现象，都得在能否满足其宗教、生活的设置方面予以思考和安排，并具体加以贯彻，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流动穆斯林的问题，才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民族和谐。参考文献：[1]蔡昉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1990～1999）.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2]张开敏主编.上海人口迁移研究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3]邹兰春主编. 北京的流动人口[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4]佟新著.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6]马戎、王晓丽等.新疆乌鲁木齐流动人口特点与就业状况[J].西北民族研究2005.3.

古代西域的龟兹国，即今新疆库车地区。在极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丝绸之路新疆段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道的重镇，宗教、文化、经济等极为发达，此外尚有冶铁业，名闻遐迩，西域许多国家的铁器多仰给于龟兹。

所谓“边缘学科”，是指在两种以上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采取“跨学科的方法”（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科学门类。因为这种研究涉及到不能纳入既有的理论框架之内的新现象，于是有人把边缘学科理解为“科学发展的前沿部门”（the frontiers of science）。又因为这种研究往往游离于不同学科的中心课题和权威话语之外，边缘科学在各个有关领域中的位置也多半是“边缘化的”（marginal branches）。而无论采取上述三种涵义中任何一种还是全部，我们都可以说：法社会学的确是十分典型的边缘学科。

收入这本书中的三篇文章，虽然处理的对象不同，但在我看来背后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关怀，用汪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提出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的中国观"，一种新的阐释现代中国的理论框架。

新文化在地方最初的接受者和参与者是谁？他们的目的、策略和依托的资源为何？这些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本文选择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个案，并借鉴历史社会学中的地方精英理论，以期从具体的分析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观点。

杨奎松先生对汪晖文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有关中共历史的叙述与论说"上面，细读汪文就会发现，这一部分即文中的"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一节，只占全文的十分之一的篇幅。汪晖这一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对"人民战争"这一概念重新作出理论和政治的分析，为全文的阐释提供基本的概念框架。这就决定了汪晖对"人民战争"出现和形成的历史叙述必然是粗线条的，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汪晖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于通过对"人民战争"概念的重新解释，激活其内在包含的政治能量。

“对底层生活的关注，使“新人民性的文学”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学潮流。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质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十七世纪。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是非观、价值观和文学观。”

6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农村或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文学创作资源和叙述对象。因此，对农村或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就形成了60年来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学。

偶然得知當代波斯語中「玻璃、玻璃杯」一詞為「شیشه」──發音以漢語拼音表示大約相當於「 shi-shei」,我完全是條件反射式的,立刻想到傳統文獻裏近乎被塵封的一個古老詞稱:瑟瑟。

汉服运动方兴未艾。而且这一草根运动与对"汉族"的理解有着深层的精神联系。从网上倡导汉服的言论来看，"汉服泛指三皇五帝时期到清政府实行剃发易服前的汉族所着服装系统","汉民族服装尽管受到其他民族服饰的影响，但其基本民族特征则并未改变"，比如"男子的圆领袍服自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果真如此吗？唐代突厥贵族的金蹀躞带，"玉带"由此演变而来。明代官员的经典服饰其实受到胡服的影响。在马背上跑野了性子的唐代军人们没一个能遵循长裙、高履、危冠之类的古礼。唐代健儿以巾、袍、带、靴的战服作为常装，"上领"解开后便形成翻领。北朝后期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服饰变革，涉及我们今天非常眼熟的乌纱帽、玉带、皂靴以及"圆领袍"的来历。原来，古代官员的这套标准打扮，都与少数民族特别是擅长骑射的草原民族服饰有关。服饰演变的华美历史，也许会让我们对"中华民族"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乌纱帽"的含义可说是路人皆知，"戴上了乌纱帽"、"丢了乌纱帽"这类表达在今天仍然得到经常性的应用。经由古代绘画以及戏曲表演，人们形成了深深的印象：头戴乌纱帽，身穿盘领袍，腰挂玉带，足蹬皂靴，便是中国古代官员的经典风貌。不过，这一套服饰在历史上其实有个鲜明的起点，那就是北朝后期。在秦汉魏晋，在南朝，甚至在北朝前期，都绝对看不到类似的男服样式。对于发生在北朝的这一次重要的服饰变革，唐宋学者们都心里明镜儿似的知根底。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朱熹也在《朱子语类》中明确道："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朱子提到的"上领衫"、"上领服"，就是"盘领袍"的前身，在北齐时代最初出现的时候，这种上衣确实是"窄袖"的"短衣"，一如沈括所指出，其形制处处都是为了便于骑马、射箭、在草原上跋涉而设计。这种上衣最特殊之处便在其领式，唐宋时称为"上领"，明代则称为"团领"、"盘领"或"圆领"，是将领口挖裁成紧绕脖颈的圆形，纽扣的结扣处在两肩头。如此的形式显然是为了防止风沙从领口灌入，另外，一旦天气转热，解开肩头的纽扣，将一对"上领"外翻，便形成敞开的"翻领"，犹如今日西装的翻领，这样一来，就可以散热透汗了--因此它也是中国服饰传统中唯一有翻领的衣式。也是在上领袍、衫上，为了骑马的方便，而开创性地引入了可能是从波斯传来的"开衩"。纽扣、开衩这些在秦汉服饰中从不曾有的元素，从此将逐渐变幻为中国传统服装上闪闪生光的亮点，而其最初出现在上领袍、衫上，都是为了服务于马背轻驰的便利。扎在上领袍腰间的皮带是一种形制特殊的"蹀躞带"，在带身上嵌有一个个金属銙环，其中装缀细长皮带，叫做"蹀躞"--这些垂带上均设有多个带扣，可以把佩刀、箭囊以及各种随身所需的小物件一一挂在上面，恰恰是适合游牧生活的一种携物方式。入唐以后，农业社会的定居生活方式成为常态，人们无需在腰带上携挂日常物件了，銙环便逐渐化身成华贵的饰牌，演变出文学中经常提到的"玉带"。至于长靿靴，则显然是"皂罗靴"的源头。在北朝后期，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头饰"幞头"。按《隋书·礼仪志》的观点，幞头倒是来源于"汉衣冠"--前身是东汉以来的幅巾，即方头巾。（不过，孙机先生认为，幞头是由鲜卑帽改进而成，因此仍然是"胡服"的一种。）在北周武帝的时代，幅巾被加以改造，在巾的四角缝缀上系带，同时发明了一种非常漂亮的结系方式，将一对巾带结在脑后，另一对巾带反系向前，于头顶的髻前绾结，因此也叫做"折上巾"。发明幞头的目的，同样是"便武事者也"（《新唐书·车服志》），用轻质的绢罗将头发束紧，头顶上轻便利落，自然无碍驰射。不过，大致在隋唐之间，为了追求造型的美观，幞头之内被加上硬质衬冠。自唐至宋，巾角也转换成花样翻新的帽翅，同时改用硬挺的漆纱当做面料，最终形成"乌纱帽"。总之，幞头、上领袍、蹀躞带、长靿靴，本是一套完整的骑马服，是战服，或者说，是一套完整的骑兵军服。隋、唐都是以马上得天下，其上层社会由剽悍的军功贵族构成，于是，这一群体日常所穿的服装便在国家政治中心自动确立为一种服装标准。早在南北朝时代，上层社会的"常服"便发生了南北的分野，南朝男性贵族仍然保持上襦下裙的衣式，而"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并且"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任用"。隋唐两朝沿袭了北朝时代的作风，虽然非常认真、严谨地以"复礼"的精神制定了全套的繁复的仪服制度，可惜在马背上跑野了性子的健儿们没一个能习惯长裙、高履、危冠之类--你能指望艾森豪威尔天天穿裙子四处走吗？所以，除了"元正大会"一类的庄严场合，平常还是照穿方便利索的战服。唐家天子就带头不认真尊行古礼，"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北）魏（北）周，便于戎事。自贞观以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旧唐书·舆服志》）李渊、李世民这两位天生的战士，都是以巾、袍、带、靴完整配套的战服作为常装--整个上层社会也都是如此。日久相沿，这一套轻捷剽悍的服装竟逐渐演变成宽缓华贵、雍容温雅的宋、明官服。直到清代强行确立一套新体系的"胡服"，"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才成为"前朝职官公服"（清人叶梦珠《阅世编》）而汇入历史记忆。

大约因为长安城中皆是土道，扬尘严重，自中唐起，京城的士大夫便形成了一道规矩：只要出门，即使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城中四处来往，一律须戴席帽。士大夫都要带"幞头"，再于其上加席帽，等于戴了双重的帽具，于是出现了"重戴"这一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