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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是本国政府、人民和外国资本之间争夺本国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的斗争。

进入21世纪，日本的大额资本流向国外，大量便宜的农产品流入国内，农户数量急速减少，荒地废耕现象大量出现，“限界村落”(荒村)数量急速增加，农协的合并与组织弱体化已无法阻止，农产品的自给率在不断下降。如何从这样的困境中走出来。是摆在每一个日本国民面前的重大课题。

世界博览会，简称世博会，是由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办，有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参加，以展现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成就的国际性大型展示会。近现代意义的世博会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的文明产物，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化意识的推动下出现的人类文明大集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自然十分关注这一事物，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很多关于世博会的论述，特别是第一届世博会。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近代的第一届世博会是1851年5月到10月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海德公园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当时的马克思正寓居于伦敦，大部分时间泡在大英博物馆从事紧张的理论研读和批判，而恩格斯则住在曼彻斯特，一边在他父亲的公司里帮忙打理生意，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著述，二人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    博览会在当时显然是一件大事，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关注，他们在许多著述中屡屡提及此事，比如马克思不仅提到了这次博览会的主要负责人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还提及了博览会展厅"水晶宫"的设计者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在展会期间，他们频繁通信，而且还相约一起参观这次盛会，并用他们的笔真实记述了当时的盛况。     5月1日开幕那天，他们就从新闻报纸上了解到当天的情况，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从《泰晤士报》来看，伦敦现在的景象一定很可怕，因为它应该已经完全被鞑靼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野蛮人所占领。此外，还可能增添来自世界各地的暗探队，甚至还有普鲁士宪兵，至于将在6月来看大博览会和大人物的德国民主派朋友奥特堡之流，还不计算在内。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在博览会期间，他们的许多德国朋友和一些亲戚也来英国观光，经常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们无法正常工作，苦不堪言。除了书信，他们在合著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中也有述及："工业展览会在流亡者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在整个夏季中德国的庸人们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伦敦；德国庸人在巨大的、喧闹的水晶宫里，以及在更加巨大得多的、各种各样的隆隆声、嘈杂声和喊叫声乱成一片的伦敦感到很不舒服；他们汗流浃背地完成了在必须参观展览会和其他值得观看的东西这方面的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便到谢特奈尔的'哈瑙'饭店或到哥林盖尔的'星星'饭店里去休息，在这里那才是杯中乐融融，烟雾腾腾起，一片酒店政治的气氛。"这次展会共164天，吸引了600多万人来参观，盛况空前。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得了头奖：世界经济中心正在转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客观地记述了这次博览会的盛况，还着重分析了它的重大意义，他们主要表达了以下三点看法。    首先，这次博览会是人类文明的盛宴，大大加强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指出："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给英国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俗和观念方面已经逐渐国际化了；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国的某些风俗和习惯在大陆上也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那样得到传播。"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博览会开幕之前的1850年11月1日就在《新莱茵报》第5-6期上公开发表《国际述评（三）》，展望了这次博览会的深刻意义，他们认为"工业将会更加繁荣"，任何的政治会议"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证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在英国成功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后，极大地刺激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竞相举办国际性的博览会，有的国家还不止一次，并逐渐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加深。    其次，这次博览会是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它集中展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巨大成就，在凸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这次展会共有来自法国、德国、俄国、中国、西班牙、罗马、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殖民地的约两万名商人带来了10万余件展品参展。日本学者吉田文和曾作过详细的考证。英国在博览会后出版的《各国的工业》一书详细介绍了这次展会的情况。马克思在他的《1861-1863年手稿》中对该书作了详细的摘录，并成为《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中的第一小节的直接素材。    马克思特别关注了展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1851年，他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轮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马克思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蒸汽机的历史作用，认为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在工业生产中，说明"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它的结果是带来了工业生产的巨大变革，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显露并激化，机器日益排挤工人，阶级矛盾也趋激化。和英国当时"在博览会期间高唱了世界主义的、博爱主义的和商业上的和平赞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敏锐地洞察了外表热闹的博览会后面所潜藏的危机，他们在合写的《国际述评（三）》中深刻指出："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览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神仙供在这里。它这样就在实践上证明，德国思想家年年反复说的'公民的无力和不满'，只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对理解现代运动的无力，自己对这种无力的不满。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快要丧失，从而将非常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的时候。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向导者出现。"6年以后，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857年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最后，在这次展会上美国显示了超强实力，预示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发生转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必然加剧。当时的美国政府派出了5048位企业家携带500多项产品漂洋过海参加了博览会，占了参展商的近三分之一，其展品广受好评。    马克思10月13日致信恩格斯："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博览会上得了头奖，并且在各方面战胜了他们。1．古塔波胶。有新的原料和新的品种。2．武器。有左轮手枪。3．机器。有收割机、播种机和缝纫机。4．第一次广泛采用银版照像术。5．船舶方面，快艇。最后，为了表明美国人也能够供给奢侈品，他们陈列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一大块金子和用纯金制成的一套餐具。"美国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后短短六十几年，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这让当时号称"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和其他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刮目相看，也使马克思敏锐地预感到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由英国向美国转移。    两年后，1853年世博会便在美国纽约举行，一批美国品牌在这届世博会上露面并快速形成国际化影响，比如，世界上第一部电梯就是在这次展会上崭露头角并被人们所接受，随着带有电梯的摩天大楼的拔地而起，人类城市空间的历史被大大改写了。1876年为纪念建国100周年，美国又举办了费城世博会，其规模远远超过了1851年伦敦博览会，也显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正逐渐超越英国而日益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谋求政治上的特权，由此便拉开了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持续不断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并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851年伦敦博览会虽然是第一次国际性的博览会，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察是相当细致入微的，也是无比深邃的，他们从具体的展品能够预见未来的历史，可谓慧眼独具。

我将以一个反讽做为结尾。许多迹象显示，世上越来越多的人跟我们团结在一起，而我们却反而没有展现出相称的自我团结与尊严，甚至别人恐怕都比我们自己都还要更景仰并看重我们的文化，这听起来很荒谬不是吗？

以《紫色》于1983年获得普利策奖的67岁美国非裔女作家谈为何随救援船去加沙

熊蕾：父亲的信仰 原载：作者博客http://xionglei.blshe.com/ 9月9日，也是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父亲走在2005年9月9日23时25分，真是遂了他老人家的愿。　　1991年，父亲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15周年撰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发表后，一位老同志问他：为什么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下，父亲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保持着“白皮红心”，而现在许多人却一到深圳、香港那样的环境就变了质？　　父亲当时好像没有正面回答。一方面，因为还在和另一位老同志说别的事情，另一方面，父亲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喜欢讲大话的人。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那答案也很简单。　　那就是，父亲的信仰和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来采访父亲。访谈中，父亲回忆起他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景。那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时候。　　时年82岁的父亲对65年前入党的一幕，记忆得极为清晰——这毫不奇怪，他的记忆力始终超好，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回忆，可以精确到几点几分。但是，令我难忘的是，父亲流利地背诵当年的入党誓词时，那铿锵有力的声音：“……，牺牲自我，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还有他说，宣誓之后，三个秘密党员心里默唱《国际歌》时，念出了那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时，父亲的眼睛闪闪发亮。　　一些年轻朋友评价说，父亲“是一位伟大的有着真正信仰的人”，是“把信仰保持了终生的共产党人”。我非常赞同这个评价。他们尊重我父亲，不是因为他有过怎样的传奇经历，有过怎样的地位，而是因为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　　在信仰好像不再时髦，特别是你所信仰的似乎在为许多人——包括你曾经的同志——不以为然或干脆抛弃的时候，你如果仍然信守自己的信仰而不动摇，那确实值得尊重。　　我因此为父亲而自豪。　　　父亲的信仰之所以坚定，在于他并不是为了个人讨出路而参加共产党，而是经过了认真的学习和思考，有了足够的理论准备。　　虽然从清末民初以来，父亲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但是从来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作为官宦之家，若为讨个人的出身或前程，父亲并不需要参加共产党。即使在抗日救国的大时代，共产革命也并非他这样人家子弟的唯一选择。可是父亲选择了和被压迫阶级为伍。父亲的选择，决不是盲目的。从同辈人当年的记述中，或许可以看到父亲年轻时思想发展的脉络。父亲1936年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时，同级学友出了一本纪念册。纪念册中，有同学之间相互的评价和同学们的代表作。一位名叫杨承栋的同学，为父亲写下这样的评语：　　永远没有退避，永远只有向前，这表示着他具有如何正确而进取的人生观，倘使缺少这，只不过是一个俯拾即是的，脑中装满五车书的所谓“好学生”而已！由于这进取的人生观，才能取得把握现实的钥匙，打破了纯个人主义狭隘的天地，不迟疑地成为时代斗士的后继者。　　这位杨承栋，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许立群。不过，在写下这个评语的时候，他和我父亲还都没有加入共产党。　　在这个纪念册中，父亲有两首诗，也颇值得玩味：　　其一　　 哀辽宁　　吁嗟伟哉长白山，山高千丈插云间，上有皑皑之白雪，长松古木欲撑天；下有苍苍之绝谷，泉飞石突河蜿蜒。河边沃野延千里，宝藏无尽少人烟。　　岂意神州日陆沉，强邻遽乎动刀兵，辽宁一夕惊事变，倭奴夜占沈阳城。沈阳官吏疎防守，羽檄星驰报将军，将军青年肩钜任，不爱边功爱美人。神消粉黛蛾眉色，魂醉梨园丝竹声，灯红酒绿歌舞里，烽烟直逼古长城。　　长城北风吼，胡马鸣啾啾，倭奴塞外逞凶残，将军闲里享温柔。温柔享尽酒初醒，已失燕云十六州。嗟彼辽吉之民一何苦，弱妇被奸掠，壮丁做马牛，少者从军老者死，空余白骨对荒邱。呜呼！哀辽宁，哀辽宁！安得虎贲百万兵，慷慨杀向东京城！但能救得塞外灾民千百万，马革裹尸战死沙场吾无怨！　　其二　忆三年　　三年梦也似地掠过，　　只一些珍贵的回忆，遗剩在我的脑膜。　　“别了，我亲爱的全体同学”！　　但，在别前，我还想把往事细数。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我们一道儿读书，一道儿生活；　　相砥砺，相切磋，相琢磨，　　我深深地认识了你，你深深地认识了我。　　伟大的友情永把我们维系着，　　即使我跑到天涯，你跑到地角。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勤息轩的紫藤，已攀过了屋角，　　校园里的青桑，也结着鲜红的多花果。　　拆去了的生物楼，是那样残破；　　刚建成的新运村，却是那样的巍峨！　　这儿啊，曾住过你和我，　　你和我啊，又怎能把这儿忘却？！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敌人冲过了榆关，占据了黄河。　　浪人偷运着他们的私货，　　汉奸惨杀着我们的同学！　　无限的野心，不停的侵略，　　受不了的侮辱，按不住的无名火，　　终有一天，拼个你死，拼个我活！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德侵奥，意并阿。　 漫天的飞机，遍地的炸药。　 帝国主义的凶焰，虽则一天天的旺盛，　 和平劳力的拥护者，也正一日日的增多！　 眼毛竖起了直角，看结果：　 最后胜利的，　 是德？是日？还是苏俄？　　　 *　　　　　 *　　　　　 *　　　　　 　　　 别了！我亲爱的全体同学！　 “暂别？永诀？”我不能武断地说！　 但是，无论如何，　 伟大的友情，会把我们永远维系着！　　　 *　　　　　 *　　　　　 *　　　　　 　　　 别了！我亲爱的全体同学！　 勿留恋，勿伤心，勿蹉跎！　 请用热血代替热泪，　 请用战歌代替骊歌！　 在保障和平的阵线里， 　 莫少了你，莫少了我！　　且不论一个17岁小青年的文思才情，那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慷慨赴义的决断，应该说是奠定父亲信仰选择的思想基础。　　当然，无论信仰多么美丽，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都充满曲折和荆棘。彷佛对这一点早有预见，杨承栋—许立群在当年给父亲的临别赠言中，写下这样的词句：　　我想起爱伦堡底话来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着，另一方面却荒淫无耻”，这两句话道破了现实社会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两面，你将踏上充满真善美的光明的路呢？抑是踏上充满伪恶丑的黑暗的路呢？倘使你选取了前者，那么一切恶意的攻讦，无耻的袭击都是免不了的，你底一切思想行为都能得到市侩们的喜爱与眷顾，更是必然的事了。但是朋友，我知道你能，你也愿意作到这样的啊！　　有这样的人生观，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父亲选择为共产主义而献身，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也正是因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经历过这样光明与黑暗的较量，父亲才能坦然面对后来很多的风风雨雨。他不像很多同辈人，对社会和党内的丑恶，要么痛心疾首，牢骚满腹；要么垂头丧气，万念俱灰。他说，他相信历史，相信人民。所以，他从不悲观。　　我因此佩服父亲。　　　　　　 　　父亲是一个有大历史观的人。　　这历史观，表现在他对待许多历史事件的求真务实——从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回顾，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父亲的历史观，更典型地表现在他对待自己历史作用的冷静客观。　　毛主席说过，父亲当年在国民党胡宗南部所起的作用，“一个人顶几个师”。这评价，令父亲很欣慰。　　但是，父亲不赞同夸大他个人的作用，更反对有人以他的作用来贬抑乃至否定毛泽东、周恩来指挥那场决战的英明。　　首先，没有远见卓识，没有对国民党、蒋介石、胡宗南入木三分的了解，就不可能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初，国共第二次合作方兴未艾之际，布下父亲等一批“闲棋冷子”到国民党军队中。　　其次，没有令人折服的思想理论，没有令人倾倒的人格魅力，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不可能吸引父亲这样的青年才俊投身效命，致死不渝。父亲在胡宗南部十年，与胡宗南朝夕相处，见周恩来只有两面，其中一次不足15分钟，一次是“危机处理”。胡宗南是蒋介石麾下军事将领中的佼佼者，对父亲宠爱有加。可是他始终未能彻底“感化”父亲。我只能说，在思想理论和人格魅力上，胡与毛、周相比，还是差了一截。　　第三，没有睿智的分析能力，没有高超的战略眼光，即使掌握了情报，也未必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反应。事后看棋局，后人往往很难体会当局者迷的复杂。缺乏信息，不了解对手，当然难于决断；而陷在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迷魂阵中，有时也会让人对真实的情报产生疑惑甚至无所措手足。但这样的失误，在毛、周那里绝少发生。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　　《孙子兵法》云：“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父亲的亲身经历，便是佐证。　　至于对共产党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派人打入国民党卧底的非议，我想，有1927年共产党惨遭蒋介石清洗在先，这样血的教训对谁都是刻骨铭心的，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政党，都不可能不有所警惕，防止再次受到加害。而就在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中，新四军也曾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作为保护自己的措施，先布几颗闲棋冷子防人一手，无可厚非；更何况共产党是希望这些棋子闲着冷着的。是蒋先生的作为让他们不闲不冷甚而热了起来，须怪他人不得。　　父亲不只一次说过：用他打入胡宗南部，是历史的偶然；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是历史的必然。我同意父亲的看法。假如没有他，我相信仍然会有类似他那样的共产党员张向晖李向晖，去做同样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选择了父亲，而父亲也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　　　但是，父亲是否辜负了胡宗南？　　我曾经问过父亲。父亲很坦然。他问心无愧。　　胡宗南的确对父亲和父亲的一家都非常好。作为熊家的晚辈，我虽未有机缘见过胡先生，但是也要感谢他曾经对我爷爷奶奶伯伯姑姑们的照顾，更感谢他对父亲的青睐和培养。　　父亲的表现，应该说，也是值得胡先生对他另眼相看的。　　可是，用父亲在胡宗南部的袍泽、前国民党将军、台湾名流张佛千老伯的话说，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长官身边在后，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要怪只怪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毁了胡先生的，是内战，而不是父亲。　　那么，胡宗南为什么要在众多的莘莘学子中，挑中父亲来栽培？　　有人简单地以为，胡先生瞎了眼，挑了个共产党做他的机要秘书。更有人荒唐地以为，胡宗南本人就是共产党。　　胡先生当然不是共产党。可胡先生也绝没有瞎了眼。他挑中父亲，正说明胡先生不是等闲之辈。　　1936年9月1日，周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其中说到，“兄在黄埔为先进”，却以剿共成名，相信他“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对他以“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为憾”。这些都不是客套话。胡宗南一直保留着这封信，五、六年之后父亲当了他的机要秘书，他还给父亲看过这封信，说明这些话都说到了他心里。　　这些话说明了什么？说明胡宗南与那些一味反动，只知捞钱的国民党要员完全不同。他也曾经有理想有追求。他为几个儿女取名：唯真、唯善、唯美……他对真善美的喜爱，可见一斑。　　张佛老说，父亲当年“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　　作为“在黄埔为先进”的胡先生，他看上父亲，理当是看上了父亲身上他所喜爱的那些气质，看上了父亲身上有他所追求过的那些东西的影子。所以父亲回答他“为什么到本军来”的问题，说“来参加革命”时，他为之一震，但心里应该是欢喜的。他选择父亲，是“慧眼识英才”。我相信，胡先生真心希望国民党里，像父亲这样的青年越多越好。　　可惜，历史不是按胡先生个人的意志来发展。这是胡先生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　　　　　　 　　历史无情人有情。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当海峡两岸可以有了人员交往之后，父亲和彼岸一些多年不见的故旧，再度重逢。　　起初，我对此感到惊异。他们和父亲分属两个营垒，立场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从他们的立场看，父亲是“对不起”他们的胡长官的。为什么他们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逢甚欢呢？　　随着和那些老国民党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练出来的有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　　而且，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大义比党派之争更重要，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看到父亲的为人。假如父亲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义，也不会驱使这些耄耋老人在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来和父亲重叙旧谊。　　这改变了我对共产党人的刻板印象。共产主义既然要吸纳一切文化的精华，共产党人当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而整天挂着一幅“阶级斗争”脸，对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坚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并不矛盾。　　这正是父亲的可爱之处。　　　父亲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仅以此文纪念父亲辞世一周年。 宋晓军 发表于　 2006-09-08 01:53:02　IP:61.149.44.*熊大姐，看了你今天的文字，想起了2004年8月与电视台的同志去你家采访熊老时，我特意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我1999年买的熊老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本是好友姜鸣听说熊老夸奖他在《文汇报》上批评《走向共和》电视剧史实严重失实的文章写的好后，托我带给熊老的一本自己的著作。我至今记得熊老为我保存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题字时的情景，现在这本书在我的藏书中也是最珍贵的。每当有朋友看到我这本书上写着“宋晓军同志留念 熊向晖 2004年8月23日”时，都羡慕的不得了。 熊老离开已经整整一年了，我最近正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准备杂志文章和电视节目。我浏览了一些我收藏的在长征时期的都市出版物，当看到那时中国大都市浮华奢靡的生活时，我更深地理解了熊老那一代革命者的理想和信仰。他们的青春、激情与当时他们身后都市里的跑马赛狗、文艺沙龙、最新款式的巴黎夏装、目迷五色的橱窗和最新的美国大片反差是那么大。 今天的都市生活几乎就是1934～1935年大上海的复制版，而今天的信仰和理想继承者呢？为此，我一再鼓励杂志负责人和节目制片人，要在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作品中，呈现出1934～1935年同时期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和价值选择，我认为这才是对熊老这一代革命者的理想、信念和勇气最好的纪念。 附：《情报英雄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http://xionglei.blshe.com/post/267/118429

在中文里，可以用四个词来界定与“非违法但有害”信息的相关概念：犯法、违规、缺德、不宜。

“张女界之革命军，立于锦绣旗前，桃花马上，琅琅吐辞，以唤醒深闺之妖梦”。……“女权万岁！同胞万岁！中国亦万岁！”

《格致遗骸》，说英国苏格兰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方法，将人的尸体熬油，制成碱屑，将骨头粉碎，作为肥料。在《点石斋画报》案件14年之后，上海在1903年发生过一个著名的案件，即“苏报案”。

“自由、民主、总统这三个词，中国原来都有，但含义与近代都不完全一样。新词自由是放大、抽象了旧词，也包含了旧词。新词的产生是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对于陌生事物、陌生制度、陌生思想的理解不断加深、词汇构成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使新造词汇逐渐符合汉语习惯的过程。”

他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写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清党"事讳；写吴虞，既写其"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写日后成为反共老手的吴稚晖，而为其早年所谓"献策"事辩诬

非常概括，上海简介此篇为首。

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讲演，谈上海的混杂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相当繁盛。1986 年至2006 年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在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研究，秦汉至宋元城市研究，明清城市及江南市镇研究，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区域城市研究，“冲击—反应模式”与口岸城市研究，城市比较、通论性研究、中外学术互动等六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请注意页码阅读方式）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述评

本书所由作，实因授《新论》时，诸生以参读旧籍为难。而友人汤锡予适主哲系，亦谓佛学无门径书，不可无作，兼有他缘，如序中说率尔起草。但因《新论》参稽之便，故书中于要领所在，时下批评，并举《新论》以相对照，虽着笔不多，而吾思想所由变迁，亦大略可见。

本文从农田水利上访行为中农民的国家观念角度切入，发现在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的上访中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求援"国家的行为而很少具有"抗争性"，而农民在农田水利问题上的国家观念正是农民采取这种"求援"于国家的上访行为的心理文化机制，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农民上访行为中的非政治化特征。

焦循戏曲理论的另一部分就是对花部俗曲的高度颂扬，焦循写了《花部农谭》以示自己对花部的爱好与表扬。花部也称“乱弹”（“乱弹”有广狭之分，其广义指各种乡戏土剧，其狭义专指其中一种，这里取广义），是当时人们对各类地方戏剧概括性称谓。雅部指昆山腔或昆曲，它占尽明嘉靖至清康熙约一百五十年的戏坛风流。正当昆曲备受文人雅士青睐之际，乱弹则在民间艺人栽培下，在市井乡民的笑声和掌声中不断成长起来，丰富着自己的民间艺术个性。经过声闻不显的漫长阶段之后，终于在康熙末年尤其是乾隆末以后逐渐与雅部并驾齐驱。但是清代不同时期的官僚士大夫崇雅贬俗，斥逐民间戏曲，使得清统治阶级以法令公告的形式强行维护民间独尊地位和毁禁民间地方戏。焦循在“花雅之争”中明确表示“独好”花部，这无疑是向当时官方戏曲禁令挑战。

当前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处在什么位置？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告全港市民书--我们的十点要求，只是开始，只是我们的社会的重构、香港的重新定位的第一步。一个美好的未来，断断不可能在整个社会只懂、只能追逐金钱的环境下到来。我们应彻底拋弃以金融价值衝量一切的思维，不再让这套思想主宰我们社会、不再让这套思想的鼓吹者指点我们的未来。只有如此，在民主来临的一天，我们的社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迎接以人為本的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