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熊月之：悼唐振常先生－－史海寻渡一通才

尽管唐先生身染沉疴，住院年余，体弱神衰，但是，饮食尚可，休息尚可，神志也算清醒，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回到家里，竟然可以室内行走，桌前阅报，接打长途电话，我们都以为他的病情稳中转好。所以，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大家无不愕然，继而默然、黯然，止不住悲从中来。 

坚实的国学根底，培养了对史学的兴趣 

先生出身于成都著名大户。幼年在家，由父母延师来家课馆，到十来岁插班建本小学四年级，毕业后进入大成中学。由幼年而少年，由家馆而学校，所习尽为传统文化一路，由《三字经》、《论语》、《孟子》，而《左传》、《史记》、《资治通鉴》，而《诗经》、《礼记》。先生开始接受教育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已在中国激荡磅礴多年，但成都内地，风气未开，加上诗礼传家的家族传统，使得先生所受教育，与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路径迥异。那时的学习方法，除了阅读、理解，背诵是重要一途。背书虽苦，也少不了挨打，但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培养了先生对史学的兴趣，也锻炼了先生的古文写作能力。先生日后为文快捷，倚马千言，征引古文，便便腹笥，信手拈来，与他早年特殊的教育路径大有关系。 

先生天性活跃，亦富主见，在大成中学读了一年以后，便讨厌那里沉闷的空气，毅然放弃一年的学历，考入成都县立中学。这里空气清新，课程齐全，尤重英语，也能读到新文学书刊。高中时期，主要在光华大学附中学习，这是一所从上海内迁成都的学校，风气开通，比较自由。先生天资聪颖，一表人才，慧中秀外，品学兼优，同时受到英文和国文老师的赏识，被寄予厚望。毕业后，以高材生而免试升入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先生是那种豪放有余而耐心不足的人，进入中央大学半年不到，就对那些狗啊、猫啊、花呀、草呀之类的动、植物课程不耐烦了。也许命运使然，就在这时，他的舅父去世，他借口奔丧而辍学。第二年，考入设在成都的燕京大学。时为1942年夏天。 


选修陈寅恪先生历史课，受益终身 

燕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先生在那里学习首尾五年，第一年在外文系，翌年转新闻系，副修历史，也选听中文系课程。燕大名师如云，风气开放。先生如鱼得水，如蜂采蜜，从张琴南习新闻学，从吴宓习西洋文学史，从李方桂习语言学，眼界大开，学业猛进。他曾选修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课，受益终身。燕京是很西化的学校，先生日后西装革履、讲究衣着，与校风熏陶大有关系。先生活跃、多才，学习之余，主编校报《燕京新闻》，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名闻遐迩，亦由此发端，走上了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所走的民主革命道路。 

1946年，先生自燕京毕业，到上海《大公报》工作。以后，他在《大公报》7年；做电影工作5年，编过多部剧本，其中《球场风波》被拍成电影；《文汇报》8年，做过文艺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被剥夺工作权利6年。1978年以后，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研究员，直到退休。 

先生曾自述由文转史的原因，是出于对那场空前浩劫的反思，以为"不学史无以知今"。先生第一篇史学长文是《论章太炎》，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历史研究》上。那时严冬刚过，百废待兴，先生一反"文革"中的章太炎"法家"说、"批孔"说，用弘取精，自成新说，逻辑谨严，尖锐老辣，直刺"四人帮"影射史学的要害。宏文一出，史坛震动。此前，先生的名气主要在文艺、新闻两界，史学界多不知"唐振常"为何人，此后，先生成了新加盟的史坛老将，拨乱反正的先锋。 


"以小见大"、"在历史中求史识" 

先生治史，信奉陈寅恪先生"以小见大"、"在历史中求史识"的原则，撰文写书，均努力具体历史事件中探求其普遍的意义。他晚年自称平生研究过三个半历史人物，即章太炎、蔡元培、吴虞，半个指吴稚晖。他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写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清党"事讳；写吴虞，既写其"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写日后成为反共老手的吴稚晖，而为其早年所谓"献策"事辩诬，所有这些，都是有所为而作，为的是全面、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不因个人感情好恶而任意臧否损益。用先生自己的话，就是"为个人辩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先师陈旭麓先生评论唐先生《蔡元培传》是"实笔写真人"，这个"实笔"，就是唐先生自己说的公正之笔，也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正气之笔，是凝结着浩然之气的中华优秀史学传统的刚正之笔。 


对上海史研究辟路前驱，大功不朽！ 

上海史是先生治史的一大领域。他从70年代末开始为上海史研究鼓与呼，80年代承担国家重点项目《上海史》的编写，带领包括后学如我在内的一批年轻人，设计提纲，组织队伍，筚路蓝缕，创榛辟莽，终于在1989年圆满完成。在实施过程中，他大胆使用年轻人，在学术上一秉独立自由之原则，力主客观评价租界作用，支持租界双重影响论，为上海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先生长期兼任上海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实际主持研究会工作，编通讯，做调研，审稿件，开协调会议，为上海新修地方志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上海史研究能有今天的气象，上海学能成为公认的显学，唐先生辟路前驱，大功不朽！ 

先生治学不囿一隅，无古今之界限，无文史之畛域。他早年爱好隋唐史，晚年重理旧业，轻车熟路，佳作迭出，评韩柳关系，论排佛老之议，讨论历史上党锢派系特点，特别是为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写导读文字（先生自谦为"学习笔记"），述事论人，考镜源流，融会贯通，纯熟老到，读后不能不佩服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 


思想与时俱进，文风越老越绚丽多姿 

先生才华横溢，文备多手，能作气势磅礴的宏观大论，也能作细致缜密的考据；能作言必有征的学术论文，也能作汪洋恣肆的散文。其思想与时俱进，其文风越老越绚丽多姿，其意境越老越醇厚浓郁。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滩，大报小报，广播电视，隔三岔五地总能看到唐振常的大名，听到唐振常的宏亮声音，看到唐振常的潇洒形象。他的著作也成批推出，有精雕细琢《章太炎吴虞论集》、《蔡元培传》、《史海寻渡》、《识史集》、《承传立新》、《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也有轻松俊逸的《唐振常散文》、《饔飧集》、《俗轻集》。先生的影响，先生的贡献，早已越出史学、文学的领域，惠及整个社会。 

作为富户少爷，先生自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年以后，依然不大懂得治理生计，有钱就花，大手大脚，好烟、好茶、好酒、好饭菜。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妙的是，他能将文化与饮食结合起来，能够吃出道道，说出名堂，什么川菜不等于辣，火锅为什么会起源于重庆，正宗的狮子头应该怎么烧法，他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的作品中就有一部分是关于饮食文化的，因此有"美食家"之誉，被推为美食家学会会长，吃遍上海名馆，还到台湾去进行一次美食交流。上海一些名饭店也以能够得到先生好评为无形资本。每到逢年过节，就会有一些名店名厨给他家里送来上好菜肴。但先生会说会吃不会做，师母的烹饪手艺自然比不上名店名厨，在此情况下，先生倒也能伸能屈。我到他家里去，看他上次是一碗辣酱面，这次是辣酱面一碗，但先生甘之如饴，并无怨言。 


率真择善，无愧"侠儒"之称 

先生富才气，也有些傲气，但没有霸气，治学求是，尚理服理，从善如流。记得他论章太炎的大作发表以后，有人指出其论文中有一副对联是伪作，他在出论文集时便作了删节。后来又有人指出那副对联是真的，他经过研究，乃恢复先前的说法，并在《自传》中对此详加剖析。先生之率真择善由此可见一斑。为学如此，为人亦如此，服理不服人。无理，虽权贵，不折腰；有理，虽后生，悦服。尚理，因此他爱才、惜才。他晚年交往圈子中，每多青年才俊，忘年之交成群。尚理，因此他身上留有可贵的侠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事见不公，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全无顾忌，为弱势者撑腰，让当局者难堪。也因此，有人说他火气大，有人说他热心肠。先生重感情，无城府，不掩饰，喜怒皆形于色，喜则畅怀大笑，怒则破口大骂，悲则放声大哭。先生最大的本领，在于没有心思，愁过、骂过，一会儿就烟消云散。我多次随先生外出开会，晚间同处一室，说着说着，他的话声就变成鼾声了。有人曾戏评上海学术界名人，称某为才儒，某为傲儒，某为酸儒，某为商儒，唐先生则被评为"侠儒"，真是传神之评。 

先生生于1922年10月7日，逝世于2002年元月27日，享年80。 

先生善作人物传记，哭黎澍，忆旭麓，祭谭公，悼云溥，为其名篇，状事摹人，寥寥数笔，形神毕现，一文既出，传诵遐迩，有太史公笔法。我有幸随先生治学多年，今作此文，一则以悲，一则以愧。对于先生的学问，我未窥其堂奥；对于先生的笔力，更未得其万一，置评少识，遣笔乏词。好在先生名满天下，功在中华文化，日后为先生立传者自不乏人。先生于九泉之下，当会以月之之诚挚真情，而谅月之之愚钝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