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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毛泽东主席曾发表唁电，其中的名句（大意）：资本主义制度是随着罪恶的贩卖黑奴行径兴起的，它也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灭亡。对于什么是解放，马尔克姆·X和金有不同的理解。－－HC

（选自《聋子的耳朵》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年出版）作者序：这本集子不知为什么使我牵扯了许多心思，好像它在我的书架上是个不足月的婴儿。或者是因为有一种认为大街上匪患滚滚的心理，所以本来是流水茶饭，我却敏感而警觉，好像随时准备拔出匕首，刺入无影之中的敌腹。
　　在一个失聪的年代，一切判断的根据，只是“内在的听力”。也就是说，拒绝强制灌输塞入耳朵的喧嚣声响，用人的另一种本能，去听取茫茫沉默中的哑语本音。我暗暗下了决意，从此侧耳倾听，不仅调动体内的潜在听觉，而且调动各样的异色语言。从底层到空间，从民众到邻人，按照听到的世界真实的指引，决定一介作家之落笔。 ————张承志

所以人们常说，和平宪法早超越了日本，它已是进步人类的一致愿望。围绕九条的沧桑已提示人类：社会的最好契约，必须是一切国家都盟誓允诺、放弃战争这貌似神圣的"主权"。 事不关己的时代就要结束，历史已经强求中国思考。 是的，在日本的启发下，我们也开始摸索——让自己的祖国、尤其当她钱包鼓满船坚炮利之后，也做彻底的不战承诺。让我们在修改了百年仍是草案的宪法上，在它庄严的共和国条款中，也表达如上的精神。

于约旦杰拉什与伊尔比德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数次讲演

　我不掩饰对大江健三郎《广岛笔记》的不满。 　　因为，我没有读到自己在广岛感到的那种焦急的信息。 　　它不需文学或哲理的彩饰，它应该简单干净，甚至只有两句：一， 必须无条件禁止和销毁一切核武器。二，发展和使用核武器，即践踏冒犯人类的道德底线。 　　如在两句之上再作补充，就应该说： 　　在这个帝国主义发疯的二十一世纪之初，美国是再次挑动核灾祸的最大嫌犯。原子弹，尽管它这一次可能是微型的或战术的，时刻都可能被美国军队投向人类。 　　大江健三郎尽管也执著于批判，但诸如颓废、屈辱、威严、自杀等概念的阐释，更像是暧昧的作态。它不能代表被核轰炸一瞬抹煞的、十万死灭生灵的悲愿。它以一副深刻面孔，回避了揭露的义务。它对1964年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忧心忡忡，而不去呼吁阻止迫在眉睫的美国核犯罪。它推敲斟酌，最后也没说出一句世界共识的大白话：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嫌犯，就是横蛮的美国。 　　大江健三郎近年来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显然不在乎对中国的冒犯。但是他的《广岛笔记》里，并无类似的自信，对美国新的核冒险来一句断喝。哪怕昨天就是美国以原子“男孩” 和“胖子”轰炸了日本，而今天美国更迫不及待，想试试“战术”或“微型”核武器。在《广岛笔记》里稀疏的美国批判，不过是： 　　 　　——我怀疑，面临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时候，决定那次作战的美国知识分子的那一群，心里或许曾闪过 “信任人的力量，或人道主义” 之类的念头。……我怀疑，他们不就是在那般荒谬的人道主义确信之上，才做出投下原子弹的最后决断么？ 　　 　　——我时时想，投下了原子弹的美国军事负责人，是靠了广岛市民的自我恢复力、靠他们不许自己停滞于悲惨的、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才能对原子弹的灾难轻描淡写。 　　 　　如日本评者所说，这些话相当难懂。什么叫“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他的批判语言，如他自己指出的一样暧昧。弯绕的叙述，堆砌的哲理，掩藏着一丝是非的妥协。 　　他远不如那些毫无话语权势的穷国战士，掷出唯有的石块，阻击凶残的坦克，或者以肉躯筑成街垒，以生命抵抗——贫铀弹、战术核武器、核战争的罪恶进军。那些人炸裂的生命嘶喊，他们留给人世的音讯，在我听来，正是广岛呼吁的续篇。 　　我想，除了文人的作态，任何到过广岛或长崎的人，都会为两座城市的受难，懂得了一种道德的底线；都会忍不住张开喉咙，加入广岛和长崎的呼喊——全人类联合起来，销毁和禁止核武器，阻止核战争！ 　　这呼喊简单无比，但一刻不能停歇。它排斥任何借口，否决一切偷渡，否决诸如安全、反恐、战术、微型等概念和道德上的偷渡。要以经久不歇和雷鸣般的、全世界全人类一致的共同怒吼，实现禁止核武器的目标；首先压制住核流氓美国的犯罪欲。 　　广岛和长崎一直呼喊，六十年没有停歇。他们把诉求简化，绝对禁止、拒绝借口、不论条件原因、不分敌方是谁、强调使用核武器即是反人类的犯罪；强调地球上不能再出现广岛、长崎，人类绝不能再使用核武器。　　——这就是我在广岛感到，但是没有在《广岛笔记》中读到的原则。 　　 　　幸存者的喊声，日复一日，哀怨凄绝。他们呼唤更多人的加入。他们感动了全世界，也感动了求学日本的我。 　　不断再版的《广岛笔记》，与广岛的喊声多少有异。它在阴影笼罩的六十年后，没有做一根勇敢的手指，向世界指证美国的核威胁。 　　它也没有揭露为之造势的媒体犯罪。它没有说：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的贫铀弹，乃是对六十年人类艰难建立的和平准则的践踏，乃是对广岛、长崎六十年泣血呼吁的蔑视。 　　对一介文人的评论并不重要。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加入呼喊。 　　已经是间不容发，一切都紧迫至极。因为罪恶的新十字军带着贫铀弹、核迫击炮弹和各色新式的杀人凶器，正朝着整个世界，踏着正步、列着队形、一阵阵敲响着罪恶进军的鼓点。它的矛头——高高仰起的导弹的尖矛，不仅直指着我的同胞骨肉，也对准了我的生身祖国。 　　在如此时刻，广岛、长崎的教育，给我注入了强劲的力量。在这思想贫乏的时代，我不能不对长崎、广岛心怀感激。六十年前，它们以惨败、受难、灭绝以及复活，炼铸了一个绝对的原则。那个原则，那个人类找到的、先决于任何分歧的巨大共识，使我激动。于是我不愿旁观，我要加入，我要投身那呼喊之中，锻炼自己的人道。 　　 　　尤其是长崎。 　　在旅行长崎之后，我有时暗想，比起在当今世界家喻户晓的Hiroshima（广岛），同是遭受了原子轰炸浩劫的城市，同是受难者和核罪行的苦主证人，Nagasaki（长崎）是否多少受到了淡漠？ 　　是这样吗？ 　　长崎深深地吸引着我。甚至我觉得，冷淡长崎选中广岛的做法背后，或许还藏着某些用意。或许恰恰在长崎，在另一片被美国原子弹变成焦土的日本土地上，唐船、锁国、郑成功、沙勿略、兰学、志士、基督、军舰、吞并琉球、军火交易……走马灯一般，竞相逐次登场，演出了一部日本民族的悲喜剧。 　　我捉摸着自己的一个直感：或许，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得上长崎。也许它的深港浅山，就是一把——理解日本的钥匙。 　　文化八面纠缠，但长崎的本质，是它与西欧的关系。这个港口，满缀着日本与西欧的轶事，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最后，就在这块生长着日本人“脱亚入欧”理想的土地上，西欧物质文明生产的原子弹瞄准了它，把它炸作了一个地狱。 　　——这就是《长崎笔记》构思的动机。 　　 　　一 　　 　　顺风顺水平户海 　　倭女倭刀国姓爷 　　——歌谣 　　 　　对中国人而言，长崎和北海道一样，远不可测，语焉不详。谁都不会想，长崎曾与中国密不可分。 　　但一旦来到了长崎，人们又会惊奇它与自己的距离。它与中国真是一衣带水；它与浙闽海域台澎金厦之间地理的临近，简直令人咋舌。 　　季风和洋流，都显得称心如意。从日本九州的长崎外海，一叶轻帆投入大洋，逐波随风，不久便可在宁波泉州登陆。 　　唐人船，在那时趁秋风东渡日本。“唐”是中国别名，不仅限于唐代。在西日本各港，一连若干个世纪，唐船帆樯如云。唐人习惯了季风和海路，他们常在长崎贸易之后，辞岁越年，直到次年春天扬帆归国。 　　那是帆船贸易的时代。顺风顺水，唐人船的周期往复，使得每年都有数千人居留九州各港。在长崎，一角繁华的中华街逐步建成。 　　航海、贸易、走私，当然也时而风高越货、月黑劫船。那时的大洋里，出没着一代代的浪里白条、弄潮男儿。种得东海万顷田，他们穿梭于长崎至福建的一条水域，国籍含混，人员复杂，时而显现为唐人海商，时而又扮作了日本倭寇。明朝禁海和日本缺货，其间的暴利，鼓励他们把生涯付予险浪。他们的锚地和货场，先在舟山双屿，后在长崎平户。大陆人的性格，溶化于滚滚波涛中的商机。不顾法度、追求利润的一支海上武装商队出现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最初打下这一方碧水霸业的，却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王直。　　1541年，被明朝赶出了舟山群岛的王直，最终把平户选作了基地。这些武装走私的海商，渐渐裹挟了，也混杂于失意的浪人破落的百姓——以后，出没东海的倭寇，国籍变得掺合混杂，行业也是亦商亦盗。他们与禁海的明朝官僚纠缠不已，最后竟然从山东到浙江，在千里海岸线上扑岸攻坚，烧杀抢掠。虽然戴着倭寇帽子，资料上却说他们多是浙闽流民，日本人仅占三成。而且能节制倭寇的，唯中国人王直！　　与王直的横行东海同时，一个在东方水面徘徊良久的影子，也露出了长崎附近的水平线。它就是正在与吞噬了美洲的西班牙疯狂竞争的葡萄牙王国。大海里的葡西竞争，内容唯有两点：夺城掠地和传播天主教。 　　这些白人殖民者大大利用了东海的无序，利用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但它们未曾料到，最终限制并驱逐它们于东海之外的，也是这些不晓大义的中国海盗。 　　早在1525年，厦门海商为了买卖，把葡萄牙人招请到舟山双屿岛的六横岛，葡萄牙人抓紧机会，在那里修筑了大约千间住居、两座教堂以及市政府、医院，甚至设置了市长。此时，在不算太远的马来半岛，苏丹领导的原住民正在马六甲与入侵的葡萄牙殖民者战斗。 　　走私海商王直的早期据点，也在六横岛。1543年，携枪的葡萄牙人乘王直的帆船，到达了日本的种子岛。此即日本史上有名的“铁炮传来”；日本领主惊异于如此利器，即刻不惜千金重价，购买了两支“铁炮”到手，回家闭门仿造。对这两支火枪的仿制，就是后来日本军队的制式枪械，包括传说的“三八大盖”的源头。 　　东洋人，包括日本幕府并不知晓——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远在罗马的陌生教皇，在滔滔的西洋某处，画了一条竖直的子午线，分赏两个宠臣。莽莽大国小岛，无论明朝日本，虾夷吕宋，悉数都已经——东半个赐给了西班牙，西半个赏给了葡萄牙。 　　葡萄牙，此刻已在眼前海上露面。 　　不用说，那时的日本人不可能知道，在恐怖的“子午线”的另一边，秘鲁的波多西（potosi）、墨西哥的瓜纳华托（guanajuato）等银矿已经开采。也可以说，人间地狱已然开启。他们不知道，比在长崎招摇的葡萄牙更陌生的西班牙，在美洲已经使人成千万地被屠杀和苦役致死。当然他们更不可能知道，这一切都是以天主的神圣名义进行的；天主的教堂，已经在浸血的大地上星罗棋布。 　　1549年，在这一背景下，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也搭乘王直的倭寇船，到了日本最西的长崎。他是最初的日本传教士，后日被梵蒂冈教廷封为圣徒。 　　 　　1557年，王直被明政府捕获处死。东洋的制海权，转到了郑氏家族的手中。郑芝龙接手了王直的平户基地，与日本人田川氏结婚。1624年7月，这位日本女性在平户生下了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追逐着百万海上利润、拥簇着千艘武装海船——这代代的弄潮儿，有时会遭时代翻弄，一度堕为海贼；但是当他们被大潮推上浪尖，也会让自己的人生，涂上政治的浓彩。 　　郑成功，至七岁随父移居福建之前，与他的日本母亲在平户度过了七年时光。 　　不同于王直等海上枭雄，郑成功有政治的视野。 　　郑成功(1624—1662)，原名福松、郑森。因拥立明朝亡命唐王于福建，被赐与“朱”姓，并改名成功，于是人称“国姓爷”。日本曾有著名的人形鷙鷚璃木偶剧《国姓爷合战》，因而可知此名的流行。 　　当他接替父亲、入世于东海中国的舞台时，在他眼前，大陆上正是明清鼎革，海上则有白人携铁炮传教殖民——郑成功的选择，只能是因势利导，逐流使浪。 　　他先援助亡明抵抗满清，后夺取台湾割据自重，演出了一场乱世英豪的威武剧。对他来说，所有运筹决战纵横抉择都无非是形势所迫，其实并无别择。但是，他的收复台湾这一作为，扭转了东亚的政治格局，甚至破坏了殖民主义的全球大计。 　　1661年，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为基地，指挥舰队大举登陆台湾。他的目标是：攻略台湾、安置休息、再图进击、重归故国。 　　4月 30日，郑成功挥师两万五千，先打澎湖岛，5月包围赤嵌城，以大炮猛攻。在8个月攻防之后（1662年2月），无耻地盘踞了台湾、至今仍自吹给台湾带去文明的荷兰人连同它们的东印度公司，虽然也火枪铁炮负隅顽抗，且调兵遣将等待外援，但大势已去，他们最终还是在郑成功的大军重击之下，竖起了白旗。 　　这一历史事件，意味着什么呢？ 　　日本的右派总想说：郑成功并非大中华的正统国军，他占领台湾不过是割地自保，而且他还是个日中混血儿。欧美的绅士更是“百年嘴硬说殖民”，耐心絮叨颠覆中国的话语，描画白种人的神话。他们怀着乡愁，执拗顽犟，锲而不舍地说，白人带来了文明，即便台湾也是由荷兰人“发现”的，荷兰给台湾带来“荷兰豆”，教土著用牛耕田。 　　其实就在荷兰人盘踞不久，以菲律宾吕宋岛为据点的西班牙人，也尝试染指台湾。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台湾北部的鸡笼（现基隆），在社寮岛筑建圣萨尔瓦多城堡 (San Salvador)，并扩张到蛤仔滩（现在的宜兰），在沪尾（今淡水）筑圣多明戈堡(Santo Domingo)。 　　郑成功的舰队，对它们实施了一场铁帚扫海。 　　任你嘴硬，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他们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都被一扫帚扫进了汪洋东海。尽管今天，他们乘着资本主义的话语优势，在中国奴才的帮腔下隔海呱噪；但是多言无用，他们的台湾梦，已经真的葬身鱼腹，已经永远地退出了历史。 　　如果没有郑成功的扫荡，东海的形势不堪设想。不能想象台湾是一座欧美帝国主义的移民岛，如一个东海的以色列，近在咫尺，永久地威胁朝鲜、日本、中国。 　　无论如何，在东海——即朝鲜半岛、日本、大陆东海岸、东海诸岛、台湾——这一东亚的心腹海域，欧美的殖民主义未能插脚进来。它们可能完成的全球链接，被郑成功一剑斩断，一把火烧了。 　　日本人应该为郑成功的一半日本血统自豪。郑成功的壮举，是为东亚收复台湾、为东海收复台湾、为一个古老的传统收复台湾。这个传统，不愿被白种殖民主义所覆盖，不愿被洋人的价值所否决。 　　悻悻挑衅的日本右翼，得势无形的台独政客，都是短视的小人。郑成功完成的驱逐殖民者收复台湾岛的意义，需要在更宏观的视野之内，在更大的时代到临之后，才能总结。 　　据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驶近台湾岛时，船员惊呼：“IlhaFormosa”，大意为“美丽岛”。于是“福摩萨”（Formosa）一词便被殖民主义政客和西方知识分子不舍不弃，印上地图，挂在嘴角。好像它有多古老，使用过多少个世纪。 　　 荷兰人在台湾呆了多久呢？ 　　其实，台湾的所谓荷兰的统治时代，从荷兰王国的商社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台湾南部的1624年算起，到他们于1662年在郑成功军前投降，其间仅有三十七年时间。 　　 　　这片海洋的一侧，是茫茫中国大陆。隔海与世界发生复杂纠葛的日本列岛，每每以长崎为门户。长崎与中国的关系，盘根错节纠缠，就像郑成功的背景、血统、行为一样。那些东海弄潮儿，驾着唐帆倭船，两边疏通有无，从中赚得利益。迅疾的海流，规律的季风，正合他们的心思；长崎的平户，浙江的明州，都是他们的锚地。 　　如郑成功故事喻示的一样，从长崎到台湾，甚至还可以把北至堪察加半岛、南至菲律宾的一道海域，看作一个单元。这就是东海。海中散布的岛屿和半岛：朝鲜、九州、琉球、台湾，甚至城市和港口：旅顺、釜山、泉州、上海，天生处于微妙的政治地理环境之中。 　　分析长崎在它的历史脚步中走过的与上述东海的分离聚合，是件有意思的事。虽然年轻的日本人或许对如此海域划分感到突兀；在他们被灌输的常识里，长崎不是对中国，而是对欧洲的门户。 　　确实，即便日本人不同意：在不动声色之间，长崎和东海的传统，发生过一次腐蚀和颠覆。此后长崎不再是东海大家族的一个码头，而是白种欧洲的思想、金融、谋略的据点。 　　同样，尽管中国人不接受——但倭寇的打闹，不过是“海内”的纷攘；正是随着倭寇的退潮，真正的灭顶淹没，就步步临近了！　　郑成功远去台湾之后，长崎与中国的关系褪色了。 　　虽然，长崎还有一条四门俱全的中华街，但街上往来的却多是碧眼的洋人。武士的佩刀旁，挎着乌黑的“铁炮”；港口附近的（荷）兰学塾和洋病院，出入着富家的子弟。在港口依偎的东南山手，欧式别墅在绿荫中隐现。大宗的交易，政治的谈洽，都在洋馆的咖啡桌上进行。王直和郑成功都已一逝不返，长崎正走向它“入欧”的时代。 　　 　　二 　　 　　人既然已如此凄惨 　　主啊 　　海为何却依然碧绿 　　——远藤周作 　　 　　长崎在1571年作为自由港，正式对东西两洋开港。除了自中国而来的传统唐船之外，西洋来船主要发自葡萄牙。那正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球大洋之间进行征服殖民地和传播天主教的疯狂竞争的时代，葡萄牙人以传教为名在东海的出没，引起了日本幕府的警惕。 　　终于，德川幕府坚决踏上了镇压天主教的血污道路，并在1639年采择了锁国政策。这段历史，通常被看作日本的黑暗时代。幕府因这段时期的作为，满脸涂了专制的颜色。 　　但是，当时的全球大势，还要十倍的复杂。 　　幕府的武士闻所未闻——在葡西洋人的天主教观念中，基督徒不仅有权占领异教徒的国土，而且不从洋教的诸国，主权尽归教皇。武士们不能想象：根据在西班牙天主教政权攻占穆斯林首都格拉纳达的次年，即1493年以条约制定并于1529年补充过的“教皇子午线”，日后地理概念中的美洲，已经被教皇赏赐给西班牙；而后来所谓的亚洲非洲，包括日本在内，都已在梦中被划给一个匪夷所思的“葡萄牙” 了！ 　　按照修订的教皇子午线，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加岛以东的经线，乃是葡西边界。在此线以西，依次排列的日本、中国（当然包括澳门、广东等地）、印度（葡人在印度次大陆西岸构筑的据点是果阿）、摩加迪沙（达•伽马“发现”印度时，去路上靠阿拉伯人引水、回途中却炮轰摩加迪沙）——并无例外，都已在理论上归了葡萄牙。只不过，还需葡国一个个占领，方能做到名副其实。 　　这就是葡萄牙船出没长崎的大背景。 　　 　　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sisco Xavier），途经印度的果阿（goa），搭乘王直的帆船，登陆日本鹿鷛岛的时间，是1549年8月15日。抵达后，他为获得传教许可，和一个已经粗知日语的修士、一个传奇的日本教徒弥次郎（yajiro或anjiro）一起，离鹿鷛岛，上京游说。同年11月，山口境内的布教活动开始。 　　1579年，长崎岛原半岛的大名（领主）有马晴信接受了葡萄牙的武器粮食援助，在诸侯争战中占了上风。有马因而归信天主教，成为最早的“基督徒大名”。 　　以后，基督徒大名增加到三四人之多，著名的高山右近是其中之一。七十年代在中国公演过的电影《吟公主》，描写的故事中，就有这位高山右近。那是一个天主教的信仰传入了日本的武士阶级，并与丰臣秀吉发生冲突的故事。 　　1584年，岛津氏也采取优遇基督教的政策。1587年丰臣秀吉进攻岛津，以基督徒轻视神佛、买卖人身为由，决意禁止和驱逐基督教。但丰臣秀吉虽然厌恶洋人的传教，却又喜欢与西欧的贸易。因为其中的利润和物资是诱人的。 　　以后，随着出兵朝鲜、秀吉病殁，还有关原之战，战争要求巨额的费用。接纳洋人的大名靠着贸易利润，维持了藩国的经营。 　　关原之战以后，德川家康登上政治舞台。他和丰臣秀吉一样：希望贸易，讨厌传教。但是为了改善经济和邻国关系，他实行过一种“朱印船”的凭证通商制度，对天主教的禁止也曾一度解除。 　　“基督徒大名”有马晴信是一个中心人物。他的朱印船在澳门曾与葡萄牙人冲突，六十名日本人被杀害。作为报复，次年葡船“上帝之母号”来到长崎，有马联合了长崎官员，把这艘船击沉海底。 　　“不传教的荷兰船”应召般出现了。 　　紧接着，另一个新教国英吉利也趁机挤入，在长崎的平户叩关求商。1611年，西班牙使节在日本测量诸港，被欧洲同胞威廉•亚当向幕府密告：“西班牙先测量各港，以后准备派兵。”荷英与西葡的矛盾，给日本幕府提供了既能保证贸易利益，又能禁止洋教传入的选择余地。 　　德川政府决心与西葡二国一刀两断，实行禁教。虽然被对外贸易的巨额收入吸引，但幕府更认为随洋船舶来的基督教思想，与日本封建制度水火不容——坚决而残酷的禁教开始了。 　　1612年基督教禁止令颁布，传教士悉数被逐。继续传教者被投入监牢，日本的基督徒大名有马晴信被命令自决。1615年，日本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他与茶道宗师千利休之女、电影观众熟悉的“吟公主”有一段爱情故事——以及外国教士、日本修女约三百人，被驱逐到马尼拉。在京都六条河原，官府立起二十七根十字架，把五十二名信徒和十一名儿童处以火刑。据说，女信徒紧抱孩子直至烧焦，不肯弃教。 　　1622年，最著名的一次镇压发生。在长崎西坂，天主教传教士和信者共五十五名被绑上了十字架，于火刑之后斩首，史称“元和大殉教”。这些殉教者后日被梵蒂冈追封为圣徒。由于被处刑的神父中有墨西哥人，因此今日墨西哥的别墅城奎纳瓦卡（Cuernavaca）的教堂里，也装饰着西坂殉教主题的壁画。 　　但欧洲还是不断派来教士。 　　基地置于平户的英荷舰队，加入了幕府对潜入者的拦截。登陆、潜伏、被捕、弃教的神父，接踵不断。比如一次，英荷舰队拦截了从马尼拉驶来、装载皮货的一艘日本朱印船，在货物中发现了两个西班牙人。原来船长是日本基督徒，他藏匿了企图潜入日本的传教士。已经弃教的托马斯•荒木供出了他们的身份，教士随即被投入大牢。将军德川秀忠为教士的执犟大大震怒，决定重刑对处。 　　又一次镇压中，被处火刑的传教士和信徒共二十五人，斩首三十人。死刑的范围，囊括了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耶稣会等几个修会。死者中女性和孩子很多，最小的遇难者年仅四岁。1637年，在离长崎不远的天草和岛原，爆发了称作“一揆”的大规模农民暴乱，参加者中，基督徒很多。两万多人笼城死守，幕府派出了十二万大军，对这场宗教起义进行了残酷彻底的扫讨。 　　天草之乱以后，基督教（在那时即天主教）在日本消失了。 　　日本正式锁国。 　　 　　初读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是在1989年。那时我读着它，比较着中国史上的宗教事件。它的微微欧化的文笔，对于正在学习日语的我，简直是异常优美。它描写的那个天主教在幕府时代的受难故事，句句真实，哀伤凄绝，给了我难以名状的感动。 　　小说的梗概大致是： 　　在葡萄牙，传说着费雷拉神父在镇压基督教的日本，因为一名长崎官员“一诺勿艾”的罕见残酷，放弃了基督。而他的清高虔信，曾经感化了多少教士和神学生啊！于是教会决定派勇敢的神父潜入恐怖的日本，一查此事的真假。 　　神父罗得里格和一个同伴出发了。他在澳门结识了一个古怪的日本人吉次郎。顺便说一句：这个吉次郎的名字，使人联想后来成了圣徒的沙勿略。因为沙勿略也是在果阿找到了一个名叫弥次郎或安次郎的、履历复杂的日本人。罗得里格由吉次郎引路，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踏上了日本的海滩。 　　 以后的故事惨不忍睹。他们和日本潜伏的信徒接上了头，但随即给那些可怜的农民带来灾祸。拷问的残忍，使气盛的神父开了眼。接待了神父的农民被绑在木桩上，在反复淹没的潮水中殉教。传说的费雷拉神父渺无音讯，年轻教士罗得里格却被吉次郎出卖，落到了长崎官员的手中。 　　远藤周作细腻描写了哀伤的十七世纪。特别描写了逼迫人以脚玷污圣母像，来检查是否信教的 “踏绘”（fumie）。它简直是日本的污行。政府的残暴，百姓的坚贞，写得栩栩如生。　　罗得里格看够了褴褛信徒的受难和他们的殉教。在迫害的极点，他捶胸天问。他不能理解，神的沉默。他不能接受——恶行和苦难被如此纵容的现实。 　　就在他几乎疯狂的时刻，传说中的酷吏“一诺勿艾”出现了。 　　这个名字即井上，是统管长崎左近的筑后守。与欧洲的传闻相反，此人只是一个瘦削老头。他并不用刑，一旦露面，只是娓娓道来。小说写下的、井上筑后守的徐徐劝诱，是对欧洲天主教价值优越观点的、点穴般的批驳。 　　井上一席话，神父的心乱了。 　　接着，一个日本和尚打扮的黑衣人，被领来与他会面。 　　——居然这位日本和尚，就是传说中的费雷拉神父。 　　以圣洁著名的教士，早已放弃了天主教。 　　他被残忍地在井穴里倒吊，狱卒在他的耳根处刺破一个洞，以便淤灌头部的血慢慢地滴出。与那些殉死的褴褛日本教徒不同，他仅在五个小时后就屈服了。他甚至在日本娶妻改姓，进行批驳天主教的着书立说。 　　但是叛徒的痛苦嗫嚅，却揭破了虚妄的表皮，一语道出了日本与西方相抗相悖的异质。改名泽野忠庵的费雷拉说： 　　 　　“他们把圣沙勿略教给他们的‘上帝’（Dios）一词，随意翻译成了‘大日’(だいにち)。从那时他们信仰的，就不是基督教所说的神……不,在这个国家,日本人在我们盖起的教堂里祈祷的,不是基督教的神。” 　　（《沉默》，新潮社，1986年，p.94） 　　 　　在昔日偶像的现身说法面前，年轻的神父崩溃了。在思想拷问的尽头，在鸡啼之前的黎明，他污脏的赤脚踏上了圣母像，背叛了天主教。 　　——小说不仅动人地描述了日本天主教历史上的殉教故事，更思索了宗教与风土、百姓与信仰等一系列烦扰人类的大命题。扣人心弦的故事，纠缠灵魂的思想，巧妙地编织一篇，令我爱不释手，重读不已。 　　 　　2006年再访日本，我专门去了长崎外海。从北京出发前，我找出这本小说，把它又浏览了一遍。 　　在美丽的外海，有一座远藤周作纪念馆。我细细看着，只嫌时间不足。这一次我才知道，作家是在长崎，因为看到展览的“踏绘”上、圣母玛丽亚的脸已被赤脚磨得光滑模糊——才决意写这部小说的；我也知道了《沉默》获得过梵蒂冈的奖赏，作家本身也是天主徒。 　　在外海那天，我很想和人讨论。但有趣的是，同行的日本朋友都没读过这本小说。 　　我带着深深的疑问离开。这本小说，对日本那个时代的禁教和锁国，到底是揭露控诉，还是认同称许？对葡西等国的传教及其间的牺牲，究竟是赞美还是在批评？甚至，它对芸芸众生之中的一神教世界观，究竟做了怎样的展示？ 　　我读出了一些什么，但我不敢肯定。我需要仔细的确认。井上筑后守的絮叨漫语，简直是一篇精彩的日本论。“丑女的深情，常给男子以烦愁”，“殉教的日本人,信仰的不是那个主”。是的，国家对信仰的迫害是一种论断的基准，但问题的内里，却层层包裹、深奥难测。 　　究竟该怎样看待长崎的“切支丹”（christian，基督徒）时代，怎样评价日本幕府禁教锁国的思想？ 　　这是一些大题目，牵扯着在中国的许多认识。 　　 　　到长崎去的一个目标，是去平户的生月岛。朋友们说，那里有“隐藏切支丹”，顾名思义，他们是镇压年代存活下来的、坚贞的日本信者。 　　在生月岛，徘徊在展览用的“隐藏切支丹”草屋，我掩饰着吃惊。 　　我震惊：怎么地道的农民信仰，到处都那么类似！ 　　他们的念辞，与我在黄土高原上听惯了的、门槛完全不同的伊斯兰苏非派的念辞，形远魂近，一线灵犀，说不清的似是而非。就连它充斥的浓厚日本味，都宛似一种东方的注释。就像在中国西北，所谓的苏非家也使用一个阿拉伯语词“即克尔”（ziker，颂辞）；在日本长崎，它的名字千真万确叫作“奥拉颂”（oracion，祈祷词）！ 　　人们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环绕一圈。当中点燃的，不是常明灯，而是白蜡烛。他们挂着观音菩萨的像，却念着赞美基督的词。或者说，他们按照遥远的记忆和祖先的规矩、背诵着拗口费解的“奥拉颂”，心里却感赞着大慈大悲的观音、普渡亡灵的我佛。 　　他们的奥拉颂，已经失尽天主教的章法。曾有日本学者远涉欧洲，带着奥拉颂的录音，逐行逐句地在当地寻求比较。最后，在欧洲某地的深山里，知道了平户生月岛的奥拉颂，乃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古老念法。 　　他们的故事，使从日本到欧洲的教友为之振奋。明治维新以后，信仰步入自由，平户的蓝天碧海间，修起了新的教堂。人人都想：生月岛这一小群隐藏切支丹可以回归天主教的怀抱了！但更让人震惊的是，熟虑之后，他们谢绝了回归，宁愿留在半佛半神的状态。 　　因为他们觉得，尽管念着奥拉颂，但他们也做着佛事。盂兰盆、守夜、彼岸、佛教的仪礼同样不可或少。他们念着奥拉颂，但不离开观音。他们重视自己是隐藏切支丹，但更在意自己是普通日本人。联想着《沉默》中那些穷途绝路的迫害，隐藏切支丹的存在令人肃然。 　　不难想象的是他们悲惨的潜藏史。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在公开后的选择。 　　他们是一个重大的参照。 　　濡染心灵普渡众生的佛教，在他们的故事中得到了阐释。不仅如此，虽然我只是第一次见到隐藏切支丹，但我与它似曾相识。我被它的内涵吸引，独自捉摸它的隐喻。它令我的求学渐入佳境了，我宛如更走近了——中国的门宦，摩洛哥的苏非。 　　哀伤的、日本天主教的殉教史结束了。它给长崎涂上了又一层底色，使这东海门户的色彩，更加丰富，不易看透。 　　 　　三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 　　在大海遥远的彼岸 　　烟柱升起 　　接着看见了船 　　雪白的轮船 　　驶进了港口 　　礼炮齐鸣 　　…… 　　一切确已真的发生 　　我坚信无疑 　　守候着他 　　——普契尼《蝴蝶夫人》第二幕 　　 　　一座白纸折扇般的人工小岛，在长崎湾，被填海造了出来。 　　这座叫作“出岛”的隔离区，四面环海，只一道桥门连接陆地。最初它是专门用于集中软禁葡萄牙人的，后来葡萄牙人被撵走了，驻在平户的荷兰商馆被迁入，洋人住进了出岛。 　　在绵延二百余年的锁国岁月，长崎是一个特辟的小门。唯这里允许洋船入港，维持洋人交际。后来锁国令松弛了，出岛废弃不用，洋人随意居住，长崎也就正式成了日本的门户，担负着对外的大宗贸易，以及文化输入孔道的使命。 　　标榜不传教只经商的新教国荷兰人，后来更有英吉利人，在这个天然的良港安心地定居住下。他们做买卖、开学堂、交朋友、招游女，在一个相当长的锁国时代，充当了西欧文明教化日本的老师。 　　已经过了恐怖的1840年，日本朝野上下，正因近邻的中国遭受的鸦片战争大受刺激。他们感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只有决心富国强兵才能救亡图存。经由荷兰人这一特殊的教师，日本大口地吞嚼了西洋的思想和科学，尤其是军事、医学、印刷等技术。总之，统称“兰学”的西方知识，为这个岛国的蜕壳新生，实行了相当深刻的启蒙。 　　今天去长崎游览，若是未做事先的准备，大概就不易了解兰学、铁炮（即枪支）、麦酒（啤酒）以及南蛮馆的咖啡，叱咤风云的坂本龙马等长崎的掌故。即便如此，凡到过这座港口城，散步走过东山南山，印象中也会满是洋人的金发白肤。 　　“切支丹”已经不用“隐藏”，时代已推进到帝国诞生的前夜。 　　经由荷兰，幕府得知了西欧的“蒸汽船和蒸汽机车”等情报。1854年，着手创建海军的水野忠德向荷兰讨教问计。荷兰人回答他说：须知一，天下的军舰已从外轮式变为螺旋桨式。其二，船体已从木造变成了铁制。第三，海军必须有造船厂及海军学校。　　幕府立即向荷兰订造两艘螺旋桨式军舰，并在1855年设置了长崎海军传习所。这所海军学校由荷兰人担任教师，教授西洋技术、航海术、兰学等课程。日本更从荷兰购入了咸临、朝阳等最初的几艘军舰。1860年，最新式的咸临丸以荷兰式的航海术，横断了太平洋。 　　——长崎海军传习所的设立，宣告着日本近代（日本喜用近代一语兼指现代）化海军的诞生。 　　 　　所谓日本近代化几大要务：海军、医学、印刷、英语几项，都在长崎新鲜肇始。政府在山积的国家急务之中，以军事和医疗为近代化的头等课题，选派有志，赴欧留学。 　　回顾那时日本的医学飞跃，今天也难抑感慨。 　　如“西有长崎，东有佐仓”所云，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推进了日本医学近代化的，可数佐藤泰然的顺天堂。佐藤在长崎游学之后，在江户开设教授兰学的和田塾，用兰书知识于临床，在开明的佐仓藩主支持下，开创了私立医院顺天堂。在当时，顺天堂拥有最高水平的医疗设施。医院附设兰学塾，门下学生百数十名，一时世称“日本新医出自佐仓之林”，游学佐仓，乃是医士书生的憧憬。 　　佐仓顺天堂的另一功绩，是种痘的实践。佐藤泰然早就留意了种痘的研究，在长崎兰医莫尼凯接种牛痘成功的同年（1849），他在几个月后就使牛痘接种普及关东各地。藩主堀田正睦甚至以自己的子女为试验，证明种痘的无害，把它施之领民。 　　那时的长崎，给日本新医界造就了成体系的人才。 　　兰医波特万，不仅培育了很多著名日本医士，且为大阪医学校和大学东校（现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的创设出力甚多。值得特笔的是，这位兰医还为日本公众卫生事业的确立，做了先驱般的奠基：他坚决否决了上野的医院建设，以坚持他的“都市公园思想”。这一思想，使著名的东京上野公园于明治六年诞生。为纪念这位恩人，1973年，上野公园在百年纪念之际，为波特万博士立了雕像。 　　长井长义乃是旧时代的藩医嫡子。不用说他曾是中国医药的好学徒，年方十五岁就出诊治病。1869年他来到长崎，本来预定攻读医学，却改习了化学。因为身为中医的他，想追究“草根树皮于病有效与否、效力如何、为何有效”的问题。他进了幕府医校“长崎精得馆”，师事兰医波特万。长崎归来到了大学东校，翌年被政府派往德国学医。给他的正式任务，是日本医疗的近代化。 　　日本医界的关键人物长与专斋也是长崎人才。明治元年长崎精得馆改为长崎医学校，长与专斋任校长。他确定了以曼斯费尔德为教头，以凯尔茨为预科教师的体制。他参加遣欧使节团，参与调查欧洲医药制度，并与正在柏林留学的后日总理大臣桂太郎以及长井长义等人一起，草拟了日本的医疗制度。 　　明治六年，他回国就任文部省医务局长和东京医学校校长。明治八年，医务行政改移内务省为卫生局，长与专斋改任卫生局长。他为日本的医疗、医务、卫生等有关诸制度的设立，立下了不朽功劳。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就这样大踏步地迈进着。 　　 　　比医疗、印刷更重要的，无疑是产业。 　　三菱工业集团的兴起地，也是长崎。1870年，岩崎弥太郎接手官方经营的长崎造船厂，从而开始了三菱作为日本工业核心的历史。1894年以后日本割取台湾，三菱因为日军提供运输船而大发横财。由于它的生产范围飞快扩大，随之更名三菱商会。至1934年，因为业务已拓至重型机械、飞机、铁路车辆等领域，公司改称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 　　船舶工业是三菱重工最早起家的部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三菱的长崎造船厂一共造了四艘航空母舰、七十九艘军舰，包括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等三艘战列舰。战后，更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了各型驱逐舰，尤其是极为先进的宙斯盾级驱逐舰。 　　 　　在长崎的开创者名单中，至少有两个洋人会垂名历史。 　　一个是西伯特(Von Siebold)。医学教授的长子冯•西伯特，原来是作为荷兰商馆的医生在长崎上陆的。后来他得到长崎奉行所的特许，可以在出岛以外活动。他采药治病，培养学生，给长崎的日本知识人以很深的影响。来到日本的翌年，为给日本医师讲授医学，他在长崎郊外的鸣泷购买了一户民宅，开办了鸣泷塾。这处故居今天已成了观光地。 　　兰医西伯特的业绩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日本》，以及《日本植物志》。在西伯特的植物志中，他以自己的日本爱妻之名（ōtaki），把一种花命名为ōtakusa。此事渲染了洋人的浪漫，使那种花受人青睐。 　　 　　以下，须花费篇幅述及的另一个洋人，情况则复杂得多。 　　托马斯•布莱克•古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出生于苏格兰。1859年来到刚刚开港一年的长崎，作为上海的英国商会哈丁•马塞松（Jardines）的代理人，在长崎创建了古拉巴商会，时年仅有二十一岁（日本大百科全书7卷，1986年）。随之商场得意一帆风顺，他在长崎建设了一座著名的豪邸。那时他仅二十五岁，到达长崎也仅四年。 　　长崎“古拉巴园”的导游彩页这样介绍： 　　 　　“在幕末的激动的时代，他暗中支持了以坂本龙马为首的志士们，帮助伊藤博文等人的留学英国，不惜给年轻一代巨大的援助。又，明治以后作为纯经济人，为日本导入近代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由于生来碧眼红面，被他经营的矿山工人送给‘赤鬼’绰号。豪胆厚情，细心爱人，连给佣人孩子的礼物也不忘记。与妻子间无子,但家庭和睦,在日本终其一生。” 　　 　　这一纸彩页没有提及：他的“纯经济”，主要是贩卖军火。 　　幕末传奇的志士坂本龙马，在长崎建立了日本最初的商社“龟山社中”。它设立的时间是1865年5月，仅三个月后，它就从外国输入了大量的武器。 　　当时日本的政治大潮，正在“尊皇攘夷”或“倒幕尊皇”的漩涡中激烈冲荡。主张倒幕，即打倒幕府统治的长州藩，已经与幕府对峙备战。为了对付步步逼近的幕府讨伐，长州藩渴望获得新式武器。 　　幕府严令，对长州藩禁卖军火，长州藩急得满头冒汗。这时坂本龙马出现了，他对另一个崛起的地方势力——萨摩藩做工作，说服他们以萨摩的名义，向商人古拉巴购买枪炮，武装长州。 　　——长州藩买进的七千三百条枪，是囤积上海的、1865年4月刚刚结束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剩余武器。把上海的囤积枪支卖给长州藩，帮助地方军阀打倒幕府中央；再把欧洲淘汰的旧军舰卖给日本的交战双方——是古拉巴商业交易的大手笔。 　　同时，在坂本龙马斡旋下，萨摩与长州两藩结成了反幕府的同盟。7月，长州藩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在长崎会见了古拉巴。从那个时期起，自佩里黑船以来，甚至自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日本为抗击西方威胁而掀起的“攘夷”运动，转向变为了“倒幕”。 　　长崎古拉巴商会的母公司，设在上海的哈丁•马塞松商会，是英国商人威廉•哈丁和詹姆斯•马塞松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的贸易商社。这个商社的徽标，据我看，就是一个流出宝石的、割开的罂粟花；旁边用西班牙文写着“Jardines”（花园）。 　　1832年，这一年之后的几年，正是英国鸦片商人与清朝的广东政府激烈较量的时期。这家毒花园，从根子数起就把向中国密运鸦片和向英国输出茶叶作为主要的生意。换言之，并非别人，恰恰它就是电影《林则徐》中那些无耻的英国鸦片贩子。商社设在广州才八年，林则徐没收并销毁了鸦片。他们眼看财源将被斩断，于是就敦促英国政府，向中国发动了那场骇人听闻、臭名昭著的战争！ 　　清朝无能，丧权辱国。1840年香港刚刚割让，1841年“花园”的总部又搬到了香港。接着，洋人逼迫开放五口，上海应运而诞生，他们又把鸦片贩卖的重点，移到了上海滩上。不久，为了安全且迅速地把主要在鸦片生意中赚得的资金转运英国，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汇丰银行。它的全名是香港上海银行（HSBC），一个如殖民者脚印般的名字。 　　　　哈丁•马塞松商会在日本的知名，是因为它在长崎设立的代理店，即古拉巴商会。这个商会，在明治天皇取代幕府的大风浪中，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只是昔日卖的是毒药鸦片，这回卖的是军舰枪炮。 　　三菱财团与古拉巴的关系也引人注目。 　　三菱于1880年雇佣了古拉巴。四年后岩崎弥之助接任三菱社长，古拉巴调至东京。有人说他是三菱财阀岩崎家的后盾；无论长崎造船厂，或者麒麟啤酒，都有他的参与。日本最初的蒸汽机车的试开、高岛煤矿的开掘，都与他有关。他对日本近代化的贡献，不可小觑。 　　1939年，三菱重工业公司从古拉巴的子孙手中收购了古拉巴宅邸。到了1957年，长崎造船所为了纪念自己的百年华诞，把这所宅园赠送给长崎市。于是，长崎游客就多了一处观光胜地：古拉巴园。 　　检索古拉巴的履历，如浏览一本日本近代化的军师传。一介洋商，深深地纠缠进了帝国的崛起史之中。 　　1859年他从英国来到上海，进入了哈丁•马塞松洋行。接着他移居开港不久的长崎，设立了哈丁•马塞松的长崎代理店古拉巴商会。一面经营贸易，同时也支持萨摩、长州、土佐等倒幕派，密谋大计、调度军火、组织留学。 　　虽然，在幕末的日本，不少外国贸易商都与贩洋枪的勾当有染，但英商古拉巴不仅贩卖量显著，而且贡献是多方面的。出于众多原因，总而言之，古拉巴被明治天皇授与“勋二等旭日重光章”，成了日本近代化的功臣。他于1911年病逝。 　　 　　还不止于此。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其舞台据说就是长崎的古拉巴宅邸。古拉巴的日本妻子鹤，据云就是蝴蝶夫人的原型。只不过，商人古拉巴并没有如歌剧故事中的洋人军官那样抛弃夫人；他的据说是女主人公模特的日本夫人，也没有自杀。 　　那出著名歌剧从1900年问世至今，已经热演了一百年。关于古拉巴的妻子鹤是不是《蝴蝶夫人》原型，多少有过争议。鹤在与古拉巴婚前，还有一个与前夫生的女儿——其后代中，有人细密考证，做出了肯定古拉巴妻子鹤就是《蝴蝶夫人》原型的结论（楠户义昭：《蝶蝶夫人》，每日新闻社，1997年）。 　　若如此——集结于古拉巴一身的线索就更多，这位风云商人也就更不能等闲视之了！ 　　顺便说，曾经出演过《蝴蝶夫人》女主人公的著名歌剧演员喜波贞子，其祖父就是荷兰人凯尔茨——那位长崎医学校的预科教师。这位混血女星的最爱，是一柄日本和伞。 　　 　　长崎一城的欧化风情，典章文物，若是逐一列举，还可以一直写下去。诸如西欧传来的印刷术，诸如“龙马爱喝的咖啡”。 　　啤酒的最初登陆日本，也是在长崎。 　　自1541年，耶稣会士沙勿略传教日本以来，神父们虽然记载过葡萄酒，但没有谁言及过啤酒。这种古老的酒类在日本的敲门，要迟到1613年6月。英国国王的使节到达长崎平户，送给荷兰商馆的礼品单里，出现了啤酒。至于这几瓶啤酒是否直接衍变成了后来的麒麟啤酒，而且由三菱制造——则不得而知。 　　 　　四 　　 　　安息吧，错误已不会重复 　　——原爆死殁者慰灵碑铭文 　　 　　 犃逃避纳粹迫害到了美国的、核物理学者莱 　　昂•西拉特，争取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署名，一块催促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制造原子弹。这封绝密信件的复制件，如今展览在广岛和平纪念馆。广岛展示这封信件的严肃性，和谴责意味都不言而喻。这封信白纸黑字，如下记录道： 　　 　　“新发现的这种现象（重复进行核分裂的连锁反应），与炸弹的制造也有着联系。虽然尚不能确言，但肯定利用这一现象，可制造出非常强有力的新型炸弹。”（据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陈列资料翻译） 　　 　　罗斯福为之心动。他接受了建议，并于1939年10月，命令开始美国的原子弹试验和制造。到1941年，已知可望在三四年内完成炸弹制造。1942年这项核武器计划被命名为“曼哈顿计划”。1943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并由美英两国封锁情报。至1945年，美国已在这项秘密计划中投入了二十亿美元。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消息立即被用暗语传达给了正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他是在接替死去的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才闻知这项计划的。 　　原子弹尚未试验成功之前，轰炸目标的方向就已确定了。据说，原子弹战略攻击的对象没有选择德国而选中日本的原因是：万一扔下的是颗臭弹落地不炸，被人把它抱走回收了怎么办——由于日本人对之研究破解的能力低于德国人；所以敌方主角德国被避开，日本被红笔圈住（据美国军事政策委员会会议记录，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陈列资料编译）。 　　其实未必如此，日本并非对原子弹一无所知。 　　在最后争分夺秒的1945年，德国企图用潜艇给日本运送铀235，涂着红色日之丸的新武器，悄悄地也在“开发中”（中国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关于德国潜艇战的节目）。 　　还有一个插曲是：参与研制原子弹的部分美国学者曾提出过一份《弗兰克报告》，反对不加警告地使用原子弹。但是，这一报告只换来对不加警告使用的原则的再确认。 　　候补的轰炸城市名单，早在试验成功前就已列出。7月16日的试验成功之后仅仅九天，1945年7月25日，使用原子弹的命令下达了。次日即7月26日，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公布。 　　波茨坦宣言最后的措词，如今比较容易读懂了：“……（上述以外的）日本国的选择，将会招致迅速且完全的毁灭。” 　　 　　今天再次吟味那份正式的投弹令，会有很多新感受。这封美军参谋总长发给美国战略空军司令的命令中，有如下要素： 　　1，空军在1945年8月3日之后，只要“天候允许目视攻击就尽可能迅速地”向“广岛、小仓、新泻、长崎之一的目标”投下“特殊炸弹”。“在诸准备完成后，向前述目标投下第二发。” 　　2，“将有军人与民间的科学家观测和记录爆炸的效果”，所以观测机将随行，“并与爆击地点保持几英里距离”。 　　3，“情报的公开权属于总统和陆军长官。现地指挥官不可发表对本件的表态和新闻。对新闻报道将进行特别检查。”（《广岛原爆被害の概要》） 　　 　　我没有全文移录这纸命令。其实它的篇幅几乎也就是这么长。换句话说，这份堪称世纪记录的文件，几乎把篇幅都用于强调观测效果。我也没有细致罗列轰炸实施前的设心配虑；比如从1945年5月份起就禁止轰炸已被列为原子弹攻击目标的城市，以便让那些城市“完好地”保留原貌、以便未来准确且量化地“传达”原子弹毁灭的能力。它们（候补城市）必须是——直径超过三英里、有着让冲击波可以有效地进行摧毁的地形、没有被常规炸弹轰炸过——的城市。 　　我更没有自角及隅，细数轰炸机怎样从遥远的马利亚纳群岛起飞、经过六个多小时飞行了2740公里到达广岛上空、用降落伞投掷并让原子弹在空中炸裂；以及8月9日B29又从关岛抵达小仓上空、因前日轰炸的烟雾妨碍观察于是改飞第二目标长崎、并于11时2分投下了原子弹。 　　当然也没有篇幅涉及所谓美国陆军长官亨利斯提姆森曾强硬地反对把历史名城京都列入名单云云。 　　我以上列举的，只是核武器——这种 “与历史战争中利用火药爆炸力的武器全然异趣的”（《广岛原爆被害の概要》语）、无论对人的精神抑或对生命而言都难言其残忍的、新式武器的生产大事记。 　　也许应该说，不是生产大事记，而是恶魔诞生记？ 　　无论如何，瓶子的木塞已经打开，魔鬼从瓶口挣脱而出，再也无法把它关回去了。从那天之后，这个魔鬼开始了它在地球上空梭巡的日子。它每天都飞掠过我们头顶，如果侧耳倾听，能听见它不怀好意的窃笑。 　　　　它蔑视人类的准则，它要傲慢地显示。在广岛和长崎它两次狰狞现形，残忍地屠戮，疯狂地烧杀，使人们记住了它。 　　 　　 　　1945年8月6日，广岛晴好，便于科学家观察和记录轰炸效果。于是在那一天，广岛被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颗原子弹轰炸。 　　两天后，1945年8月9日，第二候补城市小仓云雾，而第三候补长崎却晴空万里，于是长崎成了美国参谋总长命令中“在诸准备完成后”、“投下第二发”的目标。 　　1945年8月9日11时2分，即广岛变成地狱之后三天，美国B29轰炸机把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北部空中引爆。比起用于广岛的“小男孩”，这颗浑名“胖子”的原子弹杀伤力更大，约合21000吨TNT炸药（广岛的那颗为16000吨）。 　　原子弹在长崎上空500米处炸裂。据长崎史料说，与爆炸同时，生成了可说是小太阳的巨大火球，爆炸瞬间的温度，达到了100万度！爆心地附近温度达4000度，1公里以外也达1800度。一瞬间爆风冲击摧毁，随之热辐射与放射线扫荡全城。玻璃瓶子被烧得软如稀泥，人的肌肤被烧后噗噜垂落，散弹般的玻璃碎片横飞，长崎市街立陷火狱。在冲击波摧毁的塌房里，被热辐射击倒的人，紧接着被烈焰吞噬。 　　这个恶魔炸弹的爆炸，使73,884条生命当即抹消、74,909个肉体残缺糜烂。在爆心半径4公里以内，房屋全毁一望瓦砾。全市36％的18,409户人即刻无家可归。爆炸中心附近的浦上天主堂在爆炸中被炸坏起火，当场约30名信者或神父即死。在长崎这座天主教之城，死难的信徒达8500名。 　　长崎的死亡人数比起广岛少一些，整体的毁坏也比广岛稍弱，可能是靠了地形的缘故。长崎是群山环绕的港口，不若广岛是一片毫无遮挡的三角洲。靠山的市区，多少还有幸免——但也有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二，非死即伤。 　　日本把遭受了原子弹轰炸的人，称作“被爆者”。不觉间我也习惯了这个词汇，在叙述中时而使用它。广岛最著名的几个被爆故事，已经成了广岛的形象。它们给人以强烈的刺激，使人把它留存心里，成为自己的记忆。 　　——广岛和长崎都发现了被炸坏的钟表。广岛的是一块怀表；属于一个名叫二川的五十九岁职工，他在上班途中“被爆”，头、肩、背大面积烧伤，半月之后死亡。他的怀表指针，停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一瞬：8点15分。 　　无独有偶，长崎原爆资料馆展示的是一台座钟。它如广岛的同类一样，记录了大规模杀戮的时刻：11点2分。 　　——广岛新庄桥上走过被烧伤的人群。他们被烧得焦头垢面，皮肤剥露，十指滴血。但是怎奈那一时口渴难忍！于是他们半抬着手臂，任皮肉垂落白骨露出，跑过桥头，奔向污染了的河水。有一张画，描绘了一群半抬手臂、蓬头垢面的人，如画出了“被爆者”的群像。 　　——在住友银行广岛支店门口，一个早来的人坐在台阶上，等着银行开门。那一瞬他被烧死在台阶上。强烈的热线把台阶烧得变白，只有他身体遮蔽的部分是黑的，台阶上留下了一个黑影子。同样的一个黑影，留在一处板壁上，那是一个兵士。 　　——有些人没有变成黑影，却变成了白骨。一个叫相田的警察（巡查），6日在岗位上被爆。次日他的母亲出去寻找他，没有找见。9日，在派出所的瓦砾下，发现了已经变成白骨的他，身边的警用腰刀，已被烧光了手柄。 　　——还有饭盒里烧焦的米饭、在炼渣中与砖石凝为一块的人骨头、烧焦的尸体上被爆风压力挤出的眼球，以及天上降下的黑雨，拼命吞饮肮脏黑雨的渴极的人…… 　　一则长崎的被爆回忆，这样写道： 　　 　　“两晚在长崎工场过夜，第三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出大门朝右转，先看见一匹马的死骸。张着嘴，翻着眼倒在地上。马腹膨胀得吓人。河边的小屋都被掀掉了屋顶，可是没有起火。朝一家四壁倒塌的家里一望，吃惊的是，围坐饭桌的母亲和五个孩子，原样烧死在桌前。都趴着撅着黑焦的屁股，一副躲避空袭的姿势，瞬间化作了焦炭。正是午饭时候，轰然一声，真是惨极了。接着再向邻家一看，也是桌台旁母亲和几个孩子的黑焦尸体，往一边翻倒，和刚才一样的惨状。 　　没有勇气再看第三家。沿河十几家，大约都是一色惨相。不，不止十几家，在这焦土烧原上，千家万家都发生了一样的事，都是烧毁的家，锅台四周，白骨尸体围成了圈…… 　　就这样，在回家的路上，我走过了地狱……” 　　 　　地狱图里，让人记忆最深的形象，还是那位广岛母亲。 　　她抱着婴儿，正在赶路。火狱从天而降时，她下意识地低头俯身，拼命地弯腰，好像她下意识地想用自己的肉身，遮住怀里的婴儿。就在那一瞬她和婴儿同时烧成了焦炭。虽然化作了死骸，姿态却没有消失。我仿佛清晰地看见那前倾着、使劲用脊背、怀抱、手臂和头颅遮挡着，拼命想挡住恐怖热浪、想着怀中孩子、绝望奔走的母亲。 　　后来她被制成一座青铜雕塑，安放在广岛的和平公园。我在那座雕像前站了很久。青铜的女人躯体竭力前伏，背对晴空，仿佛白炽的阳光，就是恐怖的辐射光一样。 　　从那以后，广岛和长崎的呼喊日以继夜。它们竭力呼唤人类，要求人类接受它们的结论——核武器是人类绝对禁忌的结论。 　　在两座城市，看够了不尽的惨剧，我逐渐向他们的思想靠拢，并理解了“瞬间无区别大量杀戮的、地球人类的恶魔”，这一核武器的定义。 　　 　　在后世纷杂的声音中，雕塑会成为一些结论。 　　在广岛有一座中心雕塑，叫做“原爆死殁者慰灵碑”，也叫“广岛和平都市纪念碑”。它和后来登录了世界遗产的“原爆拱顶”一起，是广岛的主要和平祈念标志。 　　这座碑没有成为结论，却挑起了尖锐的争论。 　　慰灵碑原来的提案者，是一位日裔美国前卫雕刻家。因为他有扔下原子弹的美国人血统，被以为不妥，于是雕像设计由日本雕塑家丹下健三接任。作品的主体，是一个屋顶状的“埴轮”，即日本古墓中的明器。鞍形的屋顶下面有一座石棺，里面放置着“原爆死殁者名簿”，石棺外面刻着如下的一句话： 　　 　　“安息吧，错误已不会重复” 　　 　　铭文的主语是谁呢？ 　　对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争论不已。 　　建碑时的广岛市长认为，碑文的意思是：在此碑前无一人例外，每人都担起一份责任，向牺牲者反省，在内心里发誓不重复错误，唯此才是走向和平的唯一之路。 　　1952年11月，远东军事法庭的律师、印度人帕尔（Radha Binod Pal ）博士来访广岛，他读了碑文说：“扔下原子弹的不是日本人。扔下原子弹的美国人的手，至今还没洗干净。” 　　他更明确地说：碑文的主语不是日本人。错误是美国人的。 　　他的这一发言，兼之他是著名的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主张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的唯一律师；不用说，如此印度人的发言，使得日本右翼和对侵略历史不愿正视的人大惊狂喜。他们对“印度的正义”欢呼雀跃，帕尔本人不仅在靖国神社，且在多处地点得到了立碑纪念的殊荣。 　　同时，广岛慰灵碑文的作者对他提出抗议。措词严厉的批评末尾，指出他“没有在灵前说话的资格”。 　　碑文主语的争论，被这个印度人加温后，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先是宣称碑文冒渎了牺牲者之灵的“修正碑文会”出世；为反击军国主义的复活， “守卫碑文会”也应声而起。直至2005年，碑文上的“错误”一词，还曾被一个二十七岁的日本右翼青年用锤子砸坏。 　　于是市长又出面释义。这一任市长山田节男说：不许广岛惨剧再次重复乃是人类的悲愿，碑文的主语，应该是“世界人类”。在此碑前站立的人，不问自己的国籍、不管国家的立场，要作为人类的一员，宣誓不允许核战争二次发生，碑文应该是对世界人类的警告和训诫。　　听着这个故事，好像自己也卷入了讨论。 　　是被动地卷入么？其实这一切或许于我们干系更大。把自己置于讨论之外，或许是民主匮乏和教养畸形的结果。 　　美国人的态度极端强硬。他们认为日本挨了原子弹，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同时，虽不明说，主张“活该”论的中国人绝非少数。特别是，日本的政客们咬紧牙关不肯对侵略反省；长崎广岛都是侵略战争中的军工产业基地——谁知“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中，是否还残存着帝国臣民的昂扬斗志？ 　　我该接受哪一种思路？ 　　新的核威胁却在渐渐逼近。一介中国人，即便不是作为广岛长崎所说的“世界公民”的一员，而是作为一个核拥有国、一个走向富国强兵的大国的公民，我们该有怎样的责任，该支持怎样的原则？ 　　在差强人意的广岛碑前，我感到自己的蜕变。 　　头上奔走的阴云已经毁灭了两个国家仍在聚集的战争黑云，给了我逼真的危机感。即便我们对核武器的思考还时日短浅，但是，只要我们不愿自己追求的人道主义只是虚伪空谈，我们就该跟上长崎广岛，加入它们呼吁的“世界公民”誓言：决不允许核战争再次发生，决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祖国使用核武器。 　　人们在夸赞中国政府的表态。 　　但我看出来了，他们想的却是：中国会怎么实践？ 　　虽然中国从没有像日本那样穷兵黩武挑起战争，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傲慢称霸悍然投下原子弹，虽然我深知中国绝无使用核武器的心理和可能，我依然感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深深的不信任。 　　在中国，人们对这个命题的思考和讨论，实在太少了。就连日本的核地狱都没有引起人们的留意，怎么能让中国人对好不容易打破了核讹诈、勒紧裤腰才做了几颗原子弹的自己苛求挑剔？！ 　　但是，律己的时代已来临了。 　　 　　把问题限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方法论，看来必须提倡：历史战争的武器，为着消灭敌方的战斗力。原子弹核武器，却是要消灭人类本身。 　　广岛和长崎——这两座特殊的城市，从那以后一直致力于出演世界和平运动的角色。它们六十年苦口婆心的积累，使一个共识渐次结晶。共识向着“彻底销毁、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方向靠拢——虽然还只是嘴头上的信誓旦旦，而没有强迫核大国们践约就范——首先对美国的强迫禁核。 　　广岛、长崎并不放弃。谴责核武、呼吁和平，数十年如一日，视反核为市政，承担着某种护卫的职责。 　　出于如此的使命感，广岛、长崎对世界上一切核武器试验进行谴责。1970年以来，广岛、长崎对各国核试验，共进行过500余次抗议。其中对美国抗议近200次、对苏联160余次、对法国114次、对中国31次、对印度3次、对巴基斯坦2次、对朝鲜1次。 　　1995年11月，长崎、广岛两市长在海牙国际法庭，作了《使用核武器乃违反国际法》的陈述。其中，当选市长仅半年的伊藤市长一字一顿地要求：“最后，作为长崎市民，为了不至因原子弹而再有二度牺牲发生，我请求进行严正的审理！”每年8月9日，长崎市长都朗读和平宣言，不停地向世界呼吁销毁核武器。 　　就是这样一位市长，在我参观长崎后不久，被长崎的右翼团体暗杀了。表面上是刑事案件，但人们怀疑背后的黑幕。去年，这位市长朗读的长崎和平宣言，用如下一句开始： 　　 　　“人，究竟在做着什么？——在已是被爆后第六十一年的今天，在长崎，愤怒与挫折的大浪正在翻滚！”　　 　　在长崎，右翼团体暗杀市长已不是第一次。1990年1月，当时的本岛市长就曾被右翼组织用手枪击伤。原因是那位市长说过：“我想昭和天皇负有战争责任。” 　　2007年4月17日傍晚，六十一岁的伊藤市长在JR长崎站前，被拿着手枪埋伏的右翼暴力鷜山口组“水心会”从背后连击数枪，两发子弹从右背击入心脏。他在心肺功能停止的状态下被运到医院，不久死亡。 　　长崎站前久久不散的火药味，扫荡了“原爆” 纪念活动中，一种形式化甚至时髦的味道。伊藤长一市长的死，使人们像突然醒来一般，发现了身边的险恶。 　　但无论如何，我知道，长崎、广岛永远都不会放弃。在一个漫长的、追求自我诉求的过程里，他们的视野扩大了，他们看清了天下大局。他们带动了许多人，也逐步地更新了自己。他们使人类废绝核武器的决心，一浪一浪，冲击不已，扫荡罪恶的阻力，最终实现人类的悲愿。 　　 　　 犆长崎的纪念碑，不知为什么没有争论。 　　不知那是哪一年，全世界都向长崎赠送雕塑。中国送的是《艰苦岁月》的作者潘鹤的作品，复制品立在北京复兴门，人们不妨去品评一番。 　　长崎的主雕像，是“和平祈念像”。一个巨大的男坐像。它用青铜制成，高9.7米，重30吨。我左看右看，这个雕像的面貌，怎么看也还是更像欧洲人。它使人联想起长崎的传教士，或种种的南蛮兰医。它右手指天，左手指地，如举行一个宗教仪式。 　　后来我才明白，雕像的含义是这样的：右手向天，乃是指着原子弹的威胁；左手平伸，是指点着大地上的和平。而他半闭的眼睛，正是在祈念逝者的安宁。 　　也就是说，长崎雕像和它的内涵，确实在暗示宗教。解说词里，可以读到神佛悲悯等词语。但它最终也还是没明说：它究竟代表与长崎瓜葛纠缠的天主教呢，还是代表日本的佛教。 　　 　　从长崎的原子弹“爆心”向东北大约500米，是浦上天主堂。 　　在经历了耶稣会的倔强传教，又经历了幕府的禁教锁国，其中点缀了那么多哀伤故事——强迫亵渎的“踏绘”、潜入地下的“切支丹”，到了新时代国策刷新，天主教在日本特别在长崎得到了大发展。 　　这段发展史年积月累，在长崎凝结为两座教堂：一座是半山腰上的大浦天主堂，还有一座就是浦上天主堂。 　　离爆心仅500米！也就是说，第二颗原子弹几乎就扔在它尖顶的十字架上。这座炼瓦结构的基督教建筑，在突兀袭来的爆风摧毁下，瞬息坍垮，变成了一座废墟。 　　变成了怎样一座废墟呢？ 　　能够据以猜测的，是一帧黑白的浦上教堂劫后照片。从那照片上可以看出，教堂的大厅已荡然无存，一些门洞断墙，好似围着的篱笆。一处似乎是钟楼或门塔的颓壁，空空不见钟铎。圣像身首异处，低矮处已然一片瓦砾。但是残墙颓壁规模尚存，能看出它曾是一座结实的红砖建筑。照片以外，在那一瞬，长崎惨死了8000名天主教徒。 　　但是，今天能用肉眼看见的浦上天主堂的建筑实物，只有半截高高的红炼瓦门柱、四个圣徒石像，其中两个被炸掉了头颅，摆在一堵矮墙前——除此几个零件外，便是重新盖起的教堂。 　　看到那张图片的一刻，我当即有一个念头：今日的长崎市，有意地勾消了这座天主堂的保存！…… 　　因为，那张黑白照片使我感到了——遗址保留的可能。 　　一霎那我想到了著名的广岛“原爆拱顶”。 　　原爆拱顶已被登录进了世界遗产名簿（美国坚决反对它的“登遗”，中国因日本的战争反省问题投弃权票）。那只是区区一座洋式建筑，原来的广岛市政厅。只因为建筑上方有一个圆顶，原子弹炸后，圆顶的贴涂水泥被炸飞烧光，露出了一个黑钢筋的圆框子。只是由于它的形象，或者说因为它的形状，广岛决定不再修复，把这个圆顶原样保留，作为广岛被原子弹毁灭的证据，也作为广岛的标志。 　　毫无疑问，长崎若是把浦上天主堂的残骸保留下来，它的历史包涵、它凝聚的东西方关系、它的话语和暗示、它的艺术味道和感染力——不知要比广岛强大多少！ 　　我坚信曾有过一个遗址保存计划。 　　长崎市民肯定会呼吁保留这个遗址！ 　　也是在同一刹那，我也明白了没有保留浦上教堂遗迹的原因。因为一座被西方物质至上的文明孵化出的原子弹残酷毁灭的教堂遗址，岂不是对西方价值的最尖刻的揭露和讽刺！若是留下了它，人们站在这里心里就将浮想联翩。从沙勿略，到井上筑后守，从三位一体的教谕，到毫不踌躇的灭绝。广岛的拱顶对美国已是碍眼的存在，何况天主教城市长崎！　　在网上一位市民说：那些基督教的信者会说，为什么要在同样信仰基督的长崎信徒头上投下原子弹呢？为什么要把1万2000人的信徒，杀死8500人呢？…… 　　长崎比广岛更具深意。它不仅是一座被欧美原子弹毁灭过的城市，还是一座欧洲文明和政治经济势力浸染和干预过的城市。它有着非它不能的、揭露白种种族主义的人种歧视和凶残本色的特殊语境。长崎将变成一个对西方的永恒质疑。正因此，它的惨剧被人有意地淡化了。 　　他们一定要扼杀保存教堂遗址的计划。 　　他们是谁？ 　　我抱着这个思绪，在网上寻游一圈。我吃惊地发现：远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人，都抱着同样的思路。 　　几乎每一个网页上，每一个留言者，都倾诉了他们希望保留浦上天主堂的烧毁遗迹、希望它像广岛的“原爆拱顶”一样，成为长崎的原爆受害象征。在这个意味上，浦上天主堂废墟的拆除，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阴谋。　　信息如潮。我读着，知道了当时希望像广岛拱顶一样，把教堂残骸永久保存的呼声，曾经非常高涨。但是它最终还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强行拆除了。 　　我还读到，当时的长崎市长田川务，曾去过美国的姊妹都市桑特波尔。人们猜测：其中莫非有诈？他的访美，或者与拆除废墟有什么因果关系？……当然无法追究。只知道，从美国回来后，那位田川市长态度一变，在市议会上对反对保存浦上天主堂废墟措词强硬： 　　 　　“浦上天主堂的残骸，作为说明原爆悲惨的资料……并不适当；且没有为了和平将其存置的必要——这是我的考虑。” 　　（田川市长在1958年市议会的答辩）。 　　 　　1958年，浦上教堂残迹被强行全部拆除。 　　现存建筑是1959年再建的，1980年更把外壁改成了红炼瓦，据说“复原了战前的美姿”。长崎借助遗迹介绍时代、让历史教育后人的机会，被大幅地删减了。长崎没有能如广岛的拱顶一样，也拥有一个象征。长崎失去了象征，失去了一个历史的证人。 　　先入为主，人的眼睛，往往看到的只是结论或观点。视野和风景，也许就是记忆本身。没有任何一件遗物，能比浦上教堂的残骸更适合成为长崎的风景和视野了。唯它才能浓缩长崎的古今，唯它才能倾诉——那些坚贞的殉死、隐藏的诚信。唯它才能反思走向军国的路上，在这个港口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唯它才能正视从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到世界最新锐的宙斯盾驱逐舰的历史，并考虑选择和平。 　　“他们”并不能真地拆除浦上教堂被毁的残迹。因为每个对长崎的历史诚恳反思的人，每个对长崎的未来承担责任的人，心里都矗立着那座象征的建筑，如它一样痛苦，像它一样虔诚。 　　 　　 2007年7月16日，在广岛的原爆资料馆，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宣判。 　　“审判投下原子弹的广岛国际民众法庭”在开庭一年之后，在这一天，进行判决文的正式宣读。这个法庭以违反国际法的罪名，起诉涉嫌原子弹的开发与使用的、罗斯福与杜鲁门两名原美国总统以及原军人和科学技术者共十五名被告，并判决其有罪。 　　在法庭上，检查团提出了起诉书，追究涉嫌原子弹的开发、制造、使用的共同谋划与实行行为的负责人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等十五人的“反人道罪和战争罪”。 　　法庭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条例为基准，推行法律程序。它虽属于民众法庭，但与国际机构设置的正式法庭，拥有同样的形式。 　　根据起诉的事实，法庭召唤各种证人出庭。检查团、法官团、证人都以各自的立场，接受询问和进行陈述。法庭开庭两天，有约500人旁听，首次对使用原子弹之责任的审判获得成功。7月16日午后，法官团经过了两小时的合议后再度登坛，严肃宣读了判决书。 　　在进行了事实认定之后，以“违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违反国际人道法”等因，宣告被告人十五名全体有罪。同时，对美国政府提出了“要求对被害者正式谢罪及赔偿的五项劝告”。 　　作为共同谋议者被起诉的9名被告，即：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哈里S•杜鲁门总统、詹姆斯•F.班兹国务卿、汉理•L•斯蒂姆森陆军部长、乔治•C•马歇尔陆军参谋总长、托马斯•T•汉迪代理陆军参谋总长、汉理•H•阿诺尔特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官、莱斯利•R•古劳伍兹少将（曼哈顿计划总司令官）、朱里安斯•R•奥茨潘海玛（洛斯阿拉莫斯科学研究所所长）——根据远东军事法庭条例5条ro（ロ）即通常战争犯罪款、5条ha(ハ)即反人道罪款，全体被认定为有罪。 　　作为行为执行者被起诉的11名被告，即： 　　哈里•S•杜鲁门总统、汉理•L•斯蒂姆森陆军部长、乔治•C•马歇尔陆军参谋总长、托马斯•T•汉迪代理陆军参谋总长、汉理•H•阿诺尔特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官、卡尔•A•斯帕茨陆军战略航空队总指挥官、卡迪斯•E•鲁梅第20航空军司令官、保尔•W•迪贝茨中校（艾诺拉盖号机长）、威廉•S•帕松斯大校（艾诺拉盖号轰炸指挥官）、查尔斯•W•斯威尼大尉（伯克斯卡号机长）、布莱代里克•L•阿修瓦兹中校（伯克斯卡号轰炸指挥官）——同样根据远东军事法庭条例5条ro（ロ）即通常战争犯罪款、5条ha(ハ)即反人道罪款，被全体认定有罪。 　　正式的判决书，预定将于后提出。 　　法庭还基于以上判决理由及结论，对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以下“劝告”： 　　 　　其一，美利坚合众国，须承认在1945年8月6日以及同月9日投下原子弹属于违反国际法，并把“使用核武器乃是对国际法的违反”之宣言，以文书形式在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和公开。 　　其二，美利坚合众国，须向广岛与长崎的全部原子弹受害者以及其亲族，公开地进行谢罪，并支付赔偿。　　其三，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须保证决不第二次使用核武器。 　　其四，美利坚合众国，须全面地废弃核武器，并须进行一切努力，以求从地球上废弃核武器。 　　其五，美利坚合众国，须在有关场所建立原子弹被害者的慰灵碑，并将使用原子弹乃违反国际法一项，向国民进行制度化之教育。 　　以上，就是“国际民众法庭”对美国的审判和规劝通知。 　　 　　于是，一个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使用了灭绝性杀人武器原子弹的美国是否有罪？ 　　美国当然不认罪。战后六十年，美国在脸上坚持绷着胜利者的骄傲表情。最极端的例子，也许是第33届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轶事。 　　杜鲁门的话是：“一分钟也不花在后悔上。”据说，他在战后数百次被问及使用原子弹的事，从来毫无悔色。据说，当被问道那是否是个困难的决断时： 　　“没有的事，”他用手指啪地打了个榧子：“就这么决定的！” （每日新闻2006年8月6日） 　　——对话的可能，几乎是零。 　　堂堂的世界上，活灵活现地演出着这样的话剧：一方是谨严得近乎迂腐的、一五一十说理的和平人士；另一方是骄横蛮霸、满嘴流氓腔的美国总统。 　　但这事不是一场儿戏。经过了战后六十多年的岁月，维护和平的人愈来愈把一个共识推向全球：那就是无条件地把使用核武器的行为，视为对人类的犯罪。 　　换言之，即便交战，仍须接受人道主义的更高审视。哪怕身处正义阵营或进行防卫战争，只要悍然使用了大规模灭绝生命的核武器，都是不能饶赦的对人类犯罪。 　　今天，对于使用核武器是否有罪这一问题，回答有罪的人，已是世界人类的主流。长崎、广岛的朝野官民，经六十余年的不懈呼吁，经历了从被爆惨状的确认、到国际公理的探究，最后簇拥在这个共识周围。他们要求国际社会立法：凡使用核武器，即犯下反人类罪。　　但问题仍存在：已经唯有一次地、在战争的发动国日本和它的军工基地广岛、长崎，过去使用了核武器的国家——美国是否有罪？ 　　“国际民众法庭” 的回答非常清楚：尽管日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元凶，尽管美国进行的对日战争是正当的；但美国1945年8月6日在广岛、9日在长崎进行的原子弹轰炸，仍是不能赦免的反人类犯罪。 　　世界接受这一判决吗？ 　　中国同意这一判决吗？ 　　应该怎样不再让错误重复？ 　　不再让投下了和引爆了原子弹的错误重复，主要是不再让美国重复它的错误。 　　但也必须说，是日本首先挑起了，五十年如一日地扩大了这场错误的战争，这场日本帝国化道路尽头，招致了原爆的悲剧。所以，错误不再重复，更是不能重复日本的帝国主义。 　　原子弹悲剧的责任，不仅在美国，也在日本。这一判决，揭露和惩戒了两个方面。 　　美国的态度，就像杜鲁门的榧子。 　　日本的态度，暧昧恰如靖国神社。 　　中国的态度呢？ 　　中国人，已经该有一种成熟的自尊和自重，这样对自己严肃质问。 　　 　　不用说，对广岛的这一次“国际民众法庭”的判决，尤其他们送给美国的五点“劝告”，大概只换回了美国人的嗤之以鼻，或是一笑了之。 　　那么，也许另一个问题，对有色人种的生命和权利的轻蔑的问题，就该更早地提出来。今天称之“国际社会”或“联合国”的存在，几乎就是美国的股掌玩物。在一个白黑不辨的时代，对美国的核审判无论判决如何，并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人们可能谴责——美国在悍然使用核武器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他者生命的蔑视。　　原子弹轰炸过程中的细节，特别是与轰炸同步的、美国进行的科学观察，使人切肤地感到了残忍。它是不容置疑的歧视；是一种冷静的、在血液中潜伏的、白种人的优越。他们不过在平静地进行一次实验，那不言的骄蛮，那计算的施暴，是美国的一个本质。 　　 　　在广岛大学，我与和平研究所的所长做了一次交谈。 　　我问了这个纠缠心头的问题。我说，我总在想，在美国人冷静的投弹过程背后，是否存在一种基于白人优越心理的人种歧视。 　　那位所长回答说，确实如此，美国的行为中，确实存在着对亚洲人的蔑视。他听说了一个我的文章题目，于是总是在嘴头上提到“他者的尊严”，他半是揶揄地说，美国人若是懂得他者的尊严…… 　　但他高度评价中国是唯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有核国家，以及中国是正式宣布终止核试验的有核国家。 　　我不管他是在表彰还是揶揄，我在思考自己。 　　如1945年3月的东京大空袭，一天制造10万以上的死者、一天投下100万颗烧夷弹；美军最初进驻神奈川县期间，短短一个月居然犯下了超过2000件妇女暴行——这样的行为背后，难道没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国家和民族的毛病么？ 　　日本人在网上述怀：“笔舌都难以表述，我们心底深处刻着的苦痛和绝望……犯下历史上最大级的战争罪行的，是美国……” 　　作者挣扎的灵魂，跃然纸上。人在火狱里的感受是可信的。 　　但那位网上作者——他若想获得别人的信赖就必须记住：朝鲜、中国、东亚被日本帝国强加的恐怖、屈服和绝望，同样笔舌难述，甚至罄竹难书。 　　他还必须知道——日本帝国的手上，也沾着刺鼻的核气味。虽然国家对此三缄其口，真相如石沉大海。 　　即便长崎，即便有那么多和平的渴望，长崎并不是一只和平鸽。就像长崎市民批评的一样：就在和平公园的对岸，三菱长崎造船所正紧张制造着最新型的宙斯盾级驱逐舰。虽然呼吁销毁核武器，但长崎市并不反对市内的兵器生产和港口的军港化。 　　我和他，日本和中国都必须记住：扩张的民族主义，迷狂的大国崛起，常使人类丧失良知，两手肮脏，犯下重罪。 　　 　　但道德表演是最虚伪的，真正的试金石就在眼前：一切对长崎、广岛原子弹惨剧的反思、一切对核武器的反人类本质的揭露、一切对美国1945年使用核武器罪行的追究，都并非为了其他——都只是因为新的原子弹犯罪正在逼近。在阿富汗、在伊拉克——被美国点燃、日本也派自卫队参加、一些中国人冷漠地隔岸观火的——战争的硝烟，已经愈来愈像蘑菇云了！ 　　毛泽东诗云：“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美国在阿富汗、在伊拉克的两度侵略战争中，都进行过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宣传。但是面对着地道的核威胁，媒体的纵容与渲染，堪称同谋。比如2002年3月25日的某份中国小报，就用花边新闻的轻佻语气，替美国扩散过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消息。 　　此外，虽然在杀人凶器的分类上有所区别；准核武器，或者说低级的核武器，早已被投入了战场。这就是美军和北约军队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前南斯拉夫等地区早已大量投下的贫铀弹和巨型震荡炸弹。 　　已经能够感觉：美国有人急于使用核武器。未必由于军事形势的紧迫，而是因为军工企业的需求。是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军事科学技术，已经别无出路地转化为危害人类的破坏力。 　　长崎和广岛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们六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在法律和思想的两个标识上，不间歇地向世界闪灭警号，呼吁世界和人类认识、揭露、禁止再次的核犯罪。 　　长崎和广岛，是它们把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理想，六十年愚公移山，推广到了大半个世界。如今它已是我们的理想——国家之间必须放弃战争手段，必须无条件执行和平的法理。 　　它不仅是一项理想，也是一项急切的任务。它们同时替孤立无援和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伊朗、古巴、朝鲜、伊拉克和一切潜在的、受到美国核威胁的国家和民族，喊出了他们的求救，喊出了他们的抗议。 　　 　　五 　　 　　以上，就是我的长崎笔记。 　　告别长崎的那天，我有一种留恋的感觉。沿着风情别样的荷兰坂，攀上东山手的古拉巴公园。暮色中的港湾紫雾蓝霞，金色的斜阳涂染了停泊的轮船。如今它这么陌生。其实，不远就是宁波和厦门，郑成功惯走的航道。 　　中国学子凡是渡日求学，多是一站飞抵东京，过去则坐船到神户横滨。缺乏地理感觉的我们没有注意，长崎离我们这么近。 　　疏远始自什么时候？莫非是清国水兵事件，李鸿章的新式军舰来到这里炫耀，结果收场于一场斗殴？抑或是始自兰学东渐，日本人开始放弃汉方改读西医？都不能确定。 　　能确定的，只是真实的疏远。长崎街头的巡警町民，同仇敌忾地狂喊，围攻几艘巨舰的散兵。那喊声有一种放肆，我从中听出了一种厌恶。哦，那是对羸弱腐朽的中华的彻底轻蔑，那是对鲜耻寡勇的支那人的不尽厌恶。那是一种致人心伤的、从心理到生理的、嫌弃和反感……读取着这一种轻蔑和反感，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惊讶。 　　哪怕在后来，唐船远去，悲剧血染，噩梦连连。 　　哪怕在尽头处，最后爆炸了一颗毒日般的炸弹。 　　哪怕以后事件平息，沧海桑田，风平浪止——深刻的蔑视，仍然存留不死。它潜伏着，腐蚀着，伤害着两个民族，直至灵魂的内里。 　　 　　1996年7月29日，在一共实施了45次核试验以后，中国宣布永远终止核试验；并重申，中国承诺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可能，这是广岛、长崎六十年的呼吁换来的世界的最正式回答。长崎应该听着耳熟；它至少该记得唐船的声音。 　　至于对自己的国家实行监督、向自己的同胞进行改造、让中国实践自己的和平承诺，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我想，中国人不仅如大江健三郎指出的那样，曾把试制成功的原子弹“看作充满新的自豪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象征”，也具备胸襟和气魄——把废弃和禁止核武器的允诺，视为自己祖国与文明的、新的象征。 　　 　　就要离开长崎了。启程之前，我觉察到，自己真的变了。 　　虽然此刻还处于激烈的争辩撕扯之中，但是我变了。一种似乎是最终的原则，正渐渐渗透我的身体。经验和思想在发出声响，剥落离析，砍削纠正，成为将来的方向。 　　核武、战争、他者、和平——彻底的拒否，绝对的坚持，都是长崎给我的礼物，是我带回中国的新知。我愿再写一遍：宣誓拒绝核武器和战争，宣誓卫护他者与和平。它们仿佛新鲜的血，哗哗响着，涌入体内。我恨它来得为时太晚，又欢喜它终于惠及我身。 　　 　　未来的长崎会迎接怎样的命运？再过百年，自会出现公正的答案。 　　我想，最该抓紧做的事，是支持长崎市在海牙国际法庭的要求：立法规定使用核武器违反国际法。用世界宪法的形式，约束和威慑一切核拥有国——这样做已经十万火急。不仅是为了长崎、广岛一雪旧恨，而是为了救助正被核武器瞄准的下一个城市、下一个国家、下一个民族、下一个要被推入地狱的无辜的人群。 　　长崎所藏的浓厚历史感，超过了古城京都。 　　真是这样，京都奈良与中国的纠葛故事，似乎没有长崎这么临近和沉重。正是在长崎，日本开始了它脱亚入欧的漫长跋涉。哪怕含毒，长崎大口地吞饮了欧美文明的乳汁；虽然追随，也挨了它灭绝的原子轰炸。 　　长崎将愈来愈成为亚洲对西方的质疑。 　　当然，也将成为对自己的质疑。

一阿凡提，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这个来自新疆的名字一经传入，便流行于汉语世界。但在全世界无论西欧或南美，人们多用霍加•纳斯尔丁的名字称呼他。中文译本也很多。如戈宝权先生译自俄文的《纳斯尔丁的笑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其中依据苏联突厥学家的分类，有"基本的传统的笑话"和"从十九世纪手写本集子中选出的补充的笑话"等重要栏目。日本的突厥学家護雅夫则以Ercumed Ekrem Talu在一九五四年整理的《伟大的纳斯尔丁•霍加》土耳其文本为底本，编译了收有五百个故事的《纳斯尔丁•霍加故事》。至于其他国家，或通俗或学术，尤其多以儿童读物的形式竞相出版，五彩缤纷的译本，不胜枚举。    流行于汉语世界的"阿凡提"(afandi)一词，是一个阿拉伯语尊称。就像波斯语的霍加(huja，也转写为Hoca)一样，可译为阁下或先生。在当代土耳其这两个称谓可以合用，如"霍加阿凡提"(Khojaefendi)。一旦这个行者东入嘉峪关来到北京、上海，顺口的"阿凡提"一名便如胶入漆，固定下来。而在经由阿拉伯一波斯-突厥途径了解他的欧美世界，霍加•纳斯尔丁其名更不胫而走，一天天如雷贯耳。    毕竟阿凡提早为汉语世界喜闻乐见，阿凡提的最新一位翻译和搜集者艾克拜尔•吾拉木就没有纠缠名字的孰长孰短，而径用阿凡提其名，编译了分为金卷银卷两大册的《阿凡提故事大全》。他的特征是游方流浪。他的睿智，使他随时随地抛出一语道破的笑话。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欢乐，也带来大笑之后的无限回味。这个名字--被尊称为阿凡提或霍加的纳斯尔丁--不是借天使的翅膀而是倒骑一头毛驴，传遍了草原和绿洲，再传遍了欧洲和世界。    二    土耳其人喜欢考据他的起源，说他的家乡在小亚细亚。研究他的学者分成几派，强调他是十四世纪帖木儿汗的同时代人，和强调他墓碑的铭文以及古文书中有证实他生于十三世纪的观点，长期争执。据说土耳其的文化枢纽科尼亚附近的阿克沙尔(Akshar，白城)，有一处圣墓就属于他，听说当地凡新婚夫妇都要到墓上拜谒，否则夫妇关系定生破绽。还说谒墓时谁若是不开口大笑，后日就一定会招致祸灾。    但是据護雅夫总结，所有的学术的较真，都遭到了学术的质疑。至今阿凡提突厥起源的观点，仍然不能确认。    这颗幽默的种子，可能一直挖掘到一个早得多的阿拉伯原型，一位牛于库法的滑稽人物朱哈(Juha)，十世纪末曾在阿拉伯非常流行。在我们读到的维吾尔版本的汉译文中，诸如"库尔德语的热汤与冷汤"、"阿拉伯语的牛犊怎么说"等段子，显然都是母本曾在中东流行的痕迹。阿拉伯起源的逻辑是有力的。但是，幽默大师一旦出世，其诞生时日便不易深究。護雅夫在梳理了考据派各种论点之后，表明他赞成这样的观点："纳斯尔丁•霍加的故事，乃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处处可见的滑稽谭，采用了土耳其形式的一种表现。诠索这一人物的实在与否，其实并非大事。"(《内陆亚细亚史论集》(一)，国书刊行会一九六四年版，186页)    起源姑且不论，但幽默形象的固定，却大约可以判断在十三至十五世纪之间或再稍晚一些。那时，包括维吾尔在内的中亚各族书面语还没有成形和固定下来，以阿拉伯文字书写各突厥语的采择，成了一个过渡时代。在那个所谓察合台文献时代的稍前偏后，可能还借助了苏非大师扎拉丁•鲁米的教派力量的传播，游走于阿拉伯的朱哈，在突厥语世界遇上了更加适合定居的风土。于是他换上突厥人的袷袢、接受了霍加的尊称，尤其是骑上了一头毛驴--阿凡提即霍加•纳斯尔丁(Hu ja nasru-dini)在广袤的中亚步入了成年。    --那是一个苏非主义的空气弥漫了整个中亚的时期。若想估量他在南疆拴住毛驴的时代背景，要兼顾书面语的形成，以及伊斯兰苏非派覆盖塔里木盆地的过程。我猜测他的"成年期"应该在伊斯兰神秘主义覆盖南疆以后，是因为他身上印满了那种文化的记号。包括霍加的称号、游方的行为、俗世的看破、清贫的生活、隐现的宿命论、反教条的宗教观、表述的诙谐。特别是那种无论贫富强弱苦乐贵贱，一切尽数早在掌握之中的思想--都是这一年代判别的依据。    昔日商道的尘埃里，此时风尘仆仆走来云游的行者。他们被叫做苏非、达尔维什、依禅、皮尔，总之是异色的Olar(他们)。不仅这些，由于当时的绿洲与蒙古人及游牧突厥人的密切接触，所以Huja nasru-dini的名字也被游牧人喜爱并想揽入怀中。哈萨克人说：那个老汉纳斯尔丁本来是我们哈萨克人的，不信你到哈萨克斯坦去问问。蒙古人则说：我们自古就有巴拉根仓(Bargen-cang)，那些笑话我们爷爷的爷爷早就听过--在游牧民族的草原上，他摘下了头巾，身材变胖了，骑的是一匹瘦马而不是毛驴。他滑下鞍子，掀开毡帐的门帘，先道一句问候，有时用的是蒙古语，有时却讲哈萨克话。    他的形象扩散到全世界，并在所到之处赢得人心。超越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任谁都把类似的机敏人物滑稽故事，作为阿凡提的新编，补充到阿拉伯一波斯一土耳其的文学之中，最晚近的例子，可能是新疆诗人克里木•霍加撰写的、讽刺"四人帮"的《阿凡提故事新编》。因为维吾尔血液中的阿凡提基因，睿智幽默的色彩浸透了新疆的每一块绿洲。在塔里木绿洲的清风吹拂下，文学形象如鲜花怒放，并化作了人民的精神。确实，我们认识的他主要是一个维吾尔人，在莎车或者喀什，他牵着毛驴，时刻等着我们。    三    艾克拜尔•吾拉木二十年锲而不合的劳作，旨在给儿童们快乐的知识。虽有一些重复或雷同，他居然收集翻译了一千三百余则纳斯拉丁一阿凡提的故事!而据以前的统计，世界上积攒的总数，大致是五百五十条(《伊斯兰事典》，平凡社一九八二年版)。他用的是一种给小孩子讲故事的语言，毫不雕饰、娓娓耐心、随处解释。我猜孩子们一定爱不释手，哪怕捧着饭碗也合不得放下，把笑话当成菜拌着饭咽下。    何止小孩，我也一读就上了瘾，每晚翻阅一会儿，然后忍俊不禁地入睡。久而久之，催眠书变作了启蒙书，我总想，这些故事更该给成人读。常常读着忍不住慨叹：古人的脑力何等发达，怎么对世事看得如此入木三分?而且先贤还最是能够踏禁忌如荒草，有些段子，今天读着都暗自吃惊，他们却坦然道来。我还总想，小孩子们究竟最喜欢哪一些篇什呢?没料到，想多了以后，小小疑问成了学问难题。阿凡提话语的内里，肯定藏着一些谜谶或幻药，否则怎能这么魅力过人。我想他的诀窍，其一就是它只是纯粹的笑话，并无其他的深奥大义。如護雅夫所说："只需读取无名百姓的幽默、人生智慧、对人的看法即可。说不定一读呵呵大笑，然后掩卷更好。"(護，同上，188页)    比如这一则就只是语言游戏，可算对小孩脑筋的灵活训练吧：    一只老鼠掉进了阿凡提家装满水的水缸里。小阿凡提冲爸爸喊道："爸爸，一只可恶的老鼠掉进我们家的水缸里了！""哎呀，快把它捞上来!"爸爸喊道。    "不用，爸爸，我把我们家的猫扔进去了!"小阿凡提回答说。(金卷，28页)另外一类，则具备政治和思想的含义。比如護雅夫译的这一则，同时对政教两方的体制表示了巧妙的嘲讽：霍加小的时候，一天去经学院念书。那时身带刀子行走是严禁的。在市场上转悠的监察官突然看见，霍加的长袍下面露出一把很大的刀子，就问：那是什么?霍加说：我用这把刀子，改书上的错误。监察大怒道：用这么傻大的刀子能改错吗?霍加回答：是呀长官，就连用这把还嫌太小，改不干净呢。经常有傻大的错误啊！護，同上，187页)    艾克拜尔•吾拉木译的下一则也一样，直指腐败的喀孜。所谓喀孜，元朝有"噶最、噶的"等译法，原为阿拉伯语gadin，乃政教合一时代的法官。它被借人西班牙语后，音义兼用为"市长"(alcalde).    一天阿凡提来找喀孜告状。"你叫什么名字?"喀孜问。    "我叫贿赂!"阿凡提回答道。    "哪有叫这个名字的?"喀孜笑着问。    "我听说您喜欢贿赂，所以改名n1贿赂了。"(银卷，8页)    国王、喀孜、巴依(富人)，都是阿凡提尖刻讽刺的主要目标，指三道四的智者总是坐在穷百姓的一边，就像骑着和他们一样的毛驴。这种机敏、睿智、乐观的脑筋和语言的游戏，是永远只属于百姓的法宝。民众的立场，在哄笑中一遍遍得到了申明。这分明是一本教育书：让儿童们听着笑话长大，总比听着哭声长大好得多。耳濡目染之间，维吾尔成了一个以韧性的达观迎对苦难的民族。    去年，正值以色列在加沙用白磷弹实行屠杀的时候，这部书分为金卷和银卷，以豪华的装帧在北京问世发行。研讨会的窗外，杀戮正堂而皇之地进行。阿凡提的亲戚们，只剩下手中的石块，投向轰轰碾来的战车。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悟到，在这时读一读阿凡提大有好处，因为它会告诉人：除了武器的抗击之外，幽默更是他们的武器。    这个道理无比深刻。我作为那个文明的仰慕者，又一次触碰到它的深沉。人民的语言，实在是太过丰富--对现世不平和苦难的抗议，居然不单能表达为投石的诉说，甚至还能变化为幽默的爆笑!        四    若还想做一点学究的追问，那么就可能陷入深潭。阿凡提的一半言谈举止，不同于快乐的插科打诨，而是一种思想的表达。    阿凡提话语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攻击，使得不懂宗教文明的世俗学者常常发生了误会。尤其前苏联的突厥学家身处艰难的言论限制，为了语出便利，随口讨伐宗教。这一言说传来中国后，也就晕染了对阿凡提的狭隘解释。    即便如此，若尝试对苏非主义实行概括，仍觉会陷入不自量力的妄为。因为无论一杯水或是一个海，要想数清其中有几颗水滴，都是不可能的。他的一些笑话，讲出的瞬间就响起了听众的爆笑。但若接着再追问一步，笑话又似乎裹着一层厚皮，很难窥见本意。我们顶多能感受其中一股--乐天因为悲悯，洞悟所以达观的滋味。国王的宫殿里来了一位邻国的乌力玛(宗教学者)。他要求国王对他所提出的四十个问题，只能用一个答案回答。国王左思右想得不出答案，只得下令把阿凡提找来。阿凡提进宫，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对那个乌力玛说："请提出您的问题吧，我洗耳恭听!"    那位乌力玛一口气接连不断地提出了四十个问题，然后说道："阿凡提，请回答吧!"    阿凡提站起来回答说："不知道。"(银卷，44页)    这一则很难三言两语说明。其实我们至今仍在捉摸它的逻辑，猜不透它究竟是想讥讽繁琐的教条毫孔(al-hakam，教规)，还是要嘲笑学者的装腔作态。它是在主张简化到伊斯兰的基本概念"一"么?还是压根儿没考虑任何数字的哲学含义，只是戏谑故作玄奥的世界?    他一生都在流浪。裹着头巾、骑着毛驴、亦农亦商、寺里寺外，与绿洲上的芸芸众生相遇。他总是嬉笑怒骂，机灵的思路、戏耍的语言，到处摧枯拉朽地教训国王、财主、阿訇、学者。他以沧桑讽刺国王、用坟墓告诫财主，用真理对付教条，以智慧嘲笑学者。他横扫了一切死板的教条主义和腐朽的政教体制，他异色的教诲，随机而生，无所不包。但若追究核心，无非是一切尽托付给大能奥妙的造物主。最终还是没有完成一个概括--霍加•纳斯尔丁．阿凡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也许只有说，老头是一个苏非，尚算一个最好的定义。    接着还需要添上一句：阿凡提的话语，他的插科打诨连同他的那头永恒的毛驴--又确实只是逗乐开心、只是一些语言的游戏。    正视这一点与正视他的苏非本质同样重要。解释不清的苏非概念，没准儿在这里能被一线光照亮。恰恰就是这种享受生活、鼓舞达观、尽数驱使语法的被动主动、词汇的双关隐指、舌尖耳际的细微奥妙，让人大笑、给人希望、藐视苦难--这种不言教条的信仰，才是苏非的最大特征。    阿凡提的内容无所不包，人称它是笑话版的百科全书。但在它的叙述里，几乎没有涉及战争。    也许这才是一个被人忽略的现象。确实，绿洲里那些连自己都没觉察的、平静慵懒的日子，须知就是亲爱的和平。阿凡提正微笑着在那里骑驴漫步，其实是在向我们暗示。    推开窗子就一拥而人的空气一般的和平，仿佛晴天里淋不湿甜瓜秧子的雨水，只渗入心田。有谁特意去留意每天的空气昵?所以没人想过他们不意获得了和平。在和平的季节里，万物都循着开窍的思路，都吮吸着生命的愉悦。它使人愈来愈聪明，而且怀着"调一点皮"的乐趣。于是，僵硬的教条主义只剩下塌裂剥落一条死路了，保留它们可笑的存在，只是为了给阿凡提再添一些戏弄的由头。    所以最后要指出的是对他的时代的判断。那个时代里中亚享受的和平，就像给予无花果的移植以丰沛的阳光雨水一样，给从阿拉伯移植而来的阿凡提，提供了温暖的襁褓。愈是满卷讽刺到过分的辛辣、愈是放肆到大胆的语言--愈是诱人不禁思索，究竟那是怎样一个时代?阿凡提享有的话语空间，令人艳羡又发人深省。所以，对南疆十九世纪前的历史社会，我们的知识，也许还停滞在盲人摸象的阶段，远未触及它神秘丰满的全貌。    跟着阿凡提一人一驴，确能回溯南疆的古代。但多少需要一些知识和一点火候，就像观察伟大的维吾尔文明的其他领域一样。学会欣赏阿凡提也是一件美事，读多了他的笑话，会弄懂人民的话语和生存方式，能明白一个个从毛驴上瞥来的眼神。    今天高龄的他，还骑着毛驴辛勤巡逻，检查着文明的堤坝。我们和儿童们一起，快活地紧跟着他，等着他说出绝妙的下一个。    改定于二O一O年三月  

访谈

“无论对于穆斯林世界，抑或是对于欧洲而言，这个时代都不仅确实存在过，不仅异常重要，而且余香至今缭绕，引诱人们争说传奇。科尔多瓦——愈是在它的大地上徘徊良久，我就愈对描写它不抱幻想。自古典时代以来，它吸引了多少支笔！洞察的和浅薄的，迷恋的和投机的，鹅毛的和电子的，一路迎着滚滚的著述，我踌躇着还是来了。我倚着一株橄榄树坐下，摊开一页白纸。瓜达尔基维尔粼粼波动，我心里升起清醒的悲观。但这悲观是甜蜜的；是一种沉浸在细部想像之中的、沉湎迷醉的感受。”

这是张承志2005 年出版的游记《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中的同题文章，它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游记，它的举意，“首先是对这个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的批判。其次则是对一段于第三世界意义重大的历史的追究、考证和注释。”（见书之“小引”第3页）。售价38元，其中有很多张承志亲手绘制拍摄书写的插图，印制精美典丽。

为什么中国屡次投资国际金融总是巨亏，而国际金融屡次投资中国总是巨赢？难道这只是贪官污吏、买办内鬼、垄断利益集团所致？

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 它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

应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邀请，笔者自2009年9月23日至10月4日赴德国进行学术访问暨考察德国联邦议会大选。9月27日，德国第17届联邦议会大选落下帷幕，对各参选政党的考验也随之落幕。结果，执政4年的大联合政府走向终结，此前被不少学者看好的第二届大联合政府未能出现，由联盟党和自民党组成的新一届黑黄政府浮出水面。　　德国社会民主党惨遭滑铁卢　　在此次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仅为23%，是该党自1949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记录（社民党此前的最差记录是1953年的28.8%）。选举日当晚，初步统计结果公布之时，时任联邦外长的社民党候选人施泰因迈尔面对镜头，不得不承认，“对于社民党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日子”。许多德国学者都用了“灾难”一词来形容这一结果。23%的支持率，使得社民党似乎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全民党了。　　那么，这个自19世纪60年代起发展至今的德国最古老的政党，这个曾经的德国最大政党，这个自新世纪更迭之际起连续执政11年的政党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原因使德国社民党沦落至此？社民党该如何面对如此惨痛的失败？　　政策右转是失利主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社民党走到今天这一步，绝非一时一事之结果。追根寻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首先，德国社民党的指导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起向右转，提出“新中间”路线。二战以后，德国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伴随着经济腾飞和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传统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萎缩，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成为雇员队伍的主体。从前工人阶级子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改革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进而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环境，进入主流社会，成为所谓新中间阶层的主体，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　　1999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即被广泛宣扬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第三条道路在德国则被更多地称为“新中间道路”。“新中间道路”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务实性，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施罗德自称既非左亦非右，认为什么政策能产生最佳效果就用什么政策。“新中间”就是将社民党的选民重点定位于所谓的新中间阶层，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的产业工人。这种调整部分适应了德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但重心的转移也在事实上抛弃了社会最下层的民众，致使这部分民众或是退出政治生活，不参加选举投票，或是转而支持其他政党。　　其次，施罗德在第二次总理任期内实施了较为激进的社会福利改革——“2010规划”。谈到社民党此次大选失利的原因，似乎不能不提“2010规划”。这是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于2003年提出的社会福利改革方案，涉及劳动力市场、税收、医疗、科研和养老金等各个方面，其核心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辅之以一系列强力措施。其中，削减养老金和失业补贴、削减失业者的福利、拒绝接受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工作机会的失业者将受到惩罚等等改革措施，触动了社会福利国家的一些根本特性，在社民党内部及全德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一场右翼政党长期想做而不敢做，最终由左翼政党推行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比德国传统保守派的主张更加自由化，因而遭到公众的抗议和来自党内的批评，并引发了社民党内改革派精英与基层党员、传统选民的分裂，使社民党深陷于身份认同的危机。　　“2010规划”改革方案遭到的最强烈反抗来自工会。2005年1月22日，反对“2010规划”的德国西部工会人士和社民党人在哥廷根成立了一个“站在社民党左侧”的新的左翼组织——“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WASG）。2005年大选前夕，“选举替代”和民社党组成参选的共同名单，最终获得8.7%的得票率。2007年6月16日，德国民社党和“选举替代”合并，成立了德国左翼党，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版图，对德国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2010规划”对社民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18万名党员退党，左翼党成立，大选得票下降几乎一半。　　德国社民党在理论和政策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变革，在力图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危机。结果，在此次大选中，数百万社民党的传统选民在9月27日大选当天选择了呆在家里，而没有选择去投票给社民党。此外，还有200多万人选择投票给其他政党。这样，大选结果就有利于出现黑黄联盟。社民党此次共减少选票640万张，其中有280万是未投票的选民，另有161万张选票流向绿党，96万张流向左翼党，56万张流向自民党，42万张流向联盟党。　　在这个意义上说，给社民党造成重创的是众多传统选民选择了沉默。所以，社民党目前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是社会转型、阶级结构转型导致的方向危机，进而引发了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和领袖危机。　　“重孙一代”何去何从　　毫无疑问，在遭受重创之后，德国社民党必须重新定位，重新找寻自己，需要更换领袖。如何总结、评价、反思过去11年的执政经验，是社民党从现在起就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社民党此次大选失败，标志着联邦德国前总理社民党人勃兰特的“孙子一代”曲终人散、“重孙一代”粉墨登场。20世纪90年代初，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社民党人开始进入党的领导层，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奥斯卡·拉封丹、鲁道夫·沙尔平、格哈德·施罗德等。这些人曾被称作勃兰特的“孙子一代”，他们主导了社民党最近20年的发展历程。而拉封丹和施罗德两人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前者更强调传统价值和传统选民基础，而后者则强调现代化和新中间——最终分道扬镳，拉封丹于2005年6月宣布退出社民党，并在后来成为德国左翼党的主席之一。“2010规划”是施罗德所领导的社民党进行改革的最终成果，它在部分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加剧了德国的贫富分化，增强了中下层民众的不安定感。虽然施罗德自2005年大选之后就淡出政治舞台，但他的政策仍在延续，直到此次大选之后，社民党丧失执政地位，施罗德时代才真正终结。　　目前，社民党已经提名西格马尔·加布里尔担任社民党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担任社民党总书记，这两人都是新生代，被视为勃兰特的“重孙一代”。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之后，重孙一代能否率领社民党收拾残局，重塑形象，提振信心，找回迷失的自我，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候任总书记纳勒斯是社民党内左翼力量的领袖，她曾于今年春天提出一个旨在替代第三条道路的新纲领性文件——《美好社会》。纳勒斯即将出任总书记自然使各方对社民党的路线向左转、回归传统有所期待。　　是否能够打破禁忌，同左翼党合作，也关系到社民党未来的发展。德国左翼党对于社民党来说是一个禁忌。自从左翼党成立以来，社民党内就在争论如何处理与左翼党的关系：是针锋相对地与其进行斗争，抑或考虑与其合作，共同对抗联盟党。如果选择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就意味着承认社民党以往政策的失误，可能使左翼党更加壮大，结果反而伤及社民党自身；如果选择与左翼党进行斗争，则意味着可能永远失去从前支持社民党、现在支持左翼党的那部分选民，从而削弱社民党自身的选民基础，进一步丧失其全民党的地位。可以说，如何处理同左翼党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社民党。在实践上，社民党只允许该党在德国东部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因为左翼党在德国东部是主流政党，离开左翼党，社民党很可能无法在东部各州执政。但在德国西部，社民党一直拒绝与左翼党发生关系。　　本次大选之后，这种状况很可能发生改变——执政11年之后，社民党再度成为反对党，若想重整旗鼓，就不能忽视左翼党，而左翼党若想扩大活动空间，也必须向社民党妥协，所以双方在未来接近的可能性很大。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是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农奴制残余的基础上，把封建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经济。这种改良的道路使农民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剥削，还多次把德意志民族带入军国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二战结束后，民主德国通过实行民主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彻底铲除了容克地主阶级的生存土壤，“普鲁士式的道路”走向历史终结。东西德国再度实现统一后，德东地区进行的土地私有化和经营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像德西地区那样完全实行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而是继续保持大型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在土地经营规模、机械化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优势。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小农经济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艾略特文集》五卷（陆建德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出版，翻阅书页，触发我想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些诗文人事，连绵蜿蜒到今天，已经是历几代人而起起伏伏了；却都如在眼前，萦绕不去。

成熟的理论分析的特征在于，它是对表征的研究。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表征。

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现代主义者，莫言从一开始就没有对社会分析、道德批评、政治介入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在莫言的世界中，现象的世界很少得到再现，而是被"形式-叙述"空间所吞没，并由一种无情的虚构逻辑转化为寓言性形象。

总体上讲，《长恨歌》的思想内涵和叙事结构都不如《启蒙时代》具有挑战性——写《启蒙时代》这样的作品，作家不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积累都拿出来，是支撑不下来的，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它都是个无所依托的东西，所以一定是观念和内心动力的产物。那么王安忆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大东西，这种欲望是从何而来的呢？

中国价值是普遍价值的具体实践首先应该挑明的是，今天提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价值”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中国价值”放到“普世文明”的高度上和框架内来思考，把“中国价值”定义为当代中国人探索和创造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集体实践。不然的话，所谓“普世文明”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它会被种种流俗意见赋予同今天中国的集体实践相抵触、甚至对立的含义，渐渐地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某种外在的、高高在上的、甚至不可企及的绝对标准。它会被用来挑剔、敲打和质疑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实践，让我们处处怀疑自己行动和思考的正当性，处处要到别人那里去讨“说法”，而不是充满自信地去走自己的路，去创造、挖掘和认识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把所谓“普世文明”放到“中国价值”内部去把握，把“中国价值”确立为“普世文明”的具体实践，也就是说，后者的现实化和普遍化，有赖于前者的参与和探索，正如它有赖于其他社会、人民和文明形态的参与和探索。也只有这样，“普遍”才作为理想、作为有待实现的东西而真正成为普遍之物。否则，它不过是为强势文明所垄断的霸权符号。它的历史实质，恰恰是一些个别的、特殊的事物，而不是普遍性本身。另一方面，如果不在一个普遍性的高度上和框架里谈“中国价值”，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落入一个概念的陷阱，仿佛我们今天要探索的“中国价值”仅仅是一种特殊“国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进而产生一种小富即安、夜郎自大的心态。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交往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任何偏安一隅、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危险的。且不说这种心态同中国日益深入地介入世界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的实际相悖，同全世界对“中国影响”和“中国因素”日益增长的期待（当然这种期待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相悖，它也会限制我们自身认识和思考“中国价值”的眼界和抱负。无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撇开“世界”和“普遍性”谈中国，都不会有真正的结果，因为，实际上“中国”本身早已存在于同“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是现代世界最内在、最核心的问题和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观地、一厢情愿地把它抽离出来，再加上一圈防火墙，于“中国价值”是不相干的。我们前面强调“普世价值”要在“中国价值”内部去寻找，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价值”必然是“世界文明主流”的组成部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形态，正是历史上“世界文明主流”的重要遗产；中国今后如果建立一个适合自己发展、对他人也有巨大魅力的文明形态，不过是“回到她原先的历史地位”。这句话，近年来常常出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评论中，但仅凭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收入，还不能造就文明形态意义上的“中国价值”，正如光有“大楼”没有“大师”就还算不上是“大学”。我们所谈的“中国价值”，归根结底需要作为一个“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概念，体现出中国全方位的活力、创造性和稳定性，需要中国人在“人”的终极含义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基于以上所说的前提预设，关于“中国价值”，我们现在能说的，大概就是两句话：一是“路在脚下”，不是别人为你开辟好的，而是要我们自己去走，正如鲁迅在《故乡》中所写，“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二是“任重而道远”——“中国价值”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也不是随便走出来的道路，它需要中国人长期地锲而不舍地努力。我们距离对自己的期待还差得很远很远。中国价值是自主创造新的现实要回答什么是“中国价值”，我们就必须弄清我们所说的“全球视野”指的是什么，要意识到它像精神分析理论里所讲的那种“gaze”（他者的注视）一样，预先决定了我们对“中国价值”的想象。中国知识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如果我们只是以“中国特色”为方式，去完成别人对我们的角色预期，甚至把别人的注视“内在化”，变成自己行为的无意识结构，那我们即便在所谓“中国价值”上走，走的其实还是美国道路，或全球资本化道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价值”或“中国特色”就不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现实，而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制度的继发性延续乃至回光返照。在这个意义上谈特殊性，就根本逃不出自我东方化、异国情调化的逻辑，因为这无非是用筷子的资本主义和用刀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或“官僚资本主义”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按这种逻辑，所谓“价值”其实都是非历史、非政治的概念，它的“文化”概念归根到底也是“感伤”的、装饰性的，因为它并没有由自身的实践创造出来的价值内涵和真正的价值指向。如果“价值”不植根于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劳动方式，不能塑造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人的概念，它就只具有“抄近道”、“挑好走的走”的含义，根本上还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逻辑。如果我们的问题仅限于此，那这个问题看似激进，甚至带有点儿挑战西方霸权、探索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味道，但其实也就是“接轨论”的另一面，即通过一种肤浅的，即非历史化、非政治化的多元论，用消费和娱乐领域的“文化”取代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领域的实质性冲突，客观上为更深层次的单一性和标准化辩护。德里克曾在对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分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现代性替换性方案”（alternative modernity），无非是那些已经自非西方世界进入西方体制的、有着不同种族、宗教、族裔背景的精英阶层人士，以“文化”、“身份”和“认同”为名，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和主流意识形态里，试图为自己划出一块利益特区，并进一步挤入“中心”的修辞而已。如果“中国模式”已经预设了一个笼罩性的不可逾越的外部——无论它叫做“议会民主”、“自由市场”，还是“世界公民社会”，其实它的价值内涵同“中国”这个定语都并无实质关联，在一般意义上也谈不上是一条道路，因为这只是在走一条现成的、别人已经走过、甚至被别人规定了的道路。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这是一条能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幸福美好生活的道路，别人走过又有什么不好，又何必一定要强调自主性和独创性。但这种貌似实际而老到的思维恰恰是幼稚和异想天开。因为近代以来17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药方可以解决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没有什么放诸四海皆准的制度或观念能使中国自动地走向富强和公正，而不需要让13亿中国人进行思索和选择。即便在经济技术领域，在“赶超”目标非常明确的方面，新技术、新制度、新观念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都不得不经历复杂的再创造过程，最终的成功，往往并非照搬外国先进生产经验的结果，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后产生出一种本土性的制度创新，激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量、活力和创造性所致。在具体领域里实现的“中国价值”，从来不只是固有事物的复制，而是在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只有如此，它的理论含义才能突破既有制度和观念的框框，而把自己确立为一个新的可能性的边界。在实用领域尚且如此，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观念领域就更是这样。不妨说，“中国价值”的题中应有之意，就是在理论上、哲学意义上不承认中国实践需要先验地接受任何既有的参照系。这么讲，当然不是要把当代中国的集体实践归入偶然性、唯意志论、甚至不可知论的领域，而是像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直接把“中国道路”放在“普遍性”的层面上和框架内来谈，也就是说，把“中国问题”直接理解为探索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具体实践、具体展开和具体例证，从而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去努力总结有益于全人类、有助于开拓人类历史远景的观念、价值和理论的东西。中国价值应跳出特殊论我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这本书里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德国理论，因此有一些读者认为我是在鼓吹德国特殊道路，以此来挑战英美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为中国特殊道路论输血打气。其实我在书中讨论的每一个思想家，从国内学界比较熟悉的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到也许还不太熟悉的尼采、韦伯和施米特（他们的确都是德国思想家），都指出了这种德国道路和德国特殊性的不可能性和虚妄性。所谓德国的“特殊道路”或“第三条道路”，主要是指普鲁士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权威政府定义为国家政治的“黄金准则”，以抗衡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和以沙俄为代表的“东方专制”。在批判德国市民阶级自欺欺人的幻想和庸人政治方面，马克思的语言最为尖锐和华丽，可谓上集黑格尔辩证思维之大成，下开尼采价值批判之先河。在早期著作里，马克思就曾警告德国市民阶级，文明有可能“没有分享欧洲文明的上升，就已经同它一道处在衰落的水平”（大意），在稍后的《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对此作了展开，这对我们今天思考以新兴城市中产阶级为具体经济、社会内容的“中国道路”，应该是颇具启发性和警醒意义的："德国资产阶级（即市民阶级。张按）……与 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代表，即反对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明确地反对国王又明确地反对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在单独面对自己的每一个对手时态度都犹豫不决……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激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利益……"（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320页）马克思这里谈的，当然是1848年的柏林革命，他把这场革命同1648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相对照，指出前两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其创造性（“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而在历史上闪耀，柏林革命却“像遥远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个星球消失了十万年以后，才达到我们地球上居民的眼中”。甚至，和同时发生的1848年欧洲革命相比，柏林革命也只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近年来在国内引起关注的竹内好，通过他对鲁迅作品的创造性阅读，对日本近代化过程做出了深刻而激烈的批评（“优等生文化”；“既没有抵抗，也没有主体性，所以日本什么也没有”等等）。每一个“世界历史的民族”，都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激情，通过劳动、牺牲和代价高昂的错误，为这个普遍性问题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今天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的确暗示了中国人新近获得的自信和使命感，暗示中国人又一次处在了想象或现实的“世界历史”的潮头，但“普世价值还是中国价值”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批判的辨析，就有可能局限而不是打开人们的思路。如果不在“普世文明”的层面上考虑“价值”问题，所谓“中国价值”，也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所说所想的其实都不带问号，而更像是设问句。比如，有一个叫做普世文明的东西摆在那里，你要还是不要？那回答自然只能有一个：要（谁会说不要呢）。从简单的语义和形式逻辑上讲，如果有“普世文明”或“普世价值”，就无所谓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价值”，因为后者最多只有手段或途径的意义，而没有目的或本体论的意义。这样的所谓中国价值或中国特殊性，就只能是常识性的东西：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大家都是在奔同一个目标，想过同样的生活。那样的话，俄国人有俄国道路，印度人有印度道路，日本人有日本道路，新加坡人有新加坡道路，甚至可以说上海有上海道路，广东有广东道路。回头看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知道，“价值”的含义是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实验和创造，它对应着一种新的历史主体（“新人”）的出现，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性集体行动，它必须同时具有明确的乌托邦指向和具体的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走俄国人的路”或“延安道路”，就是这样意义上的“价值”；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也必然是这样的道路，因为它不得不负起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世界历史的使命”。但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关于“中国价值”的讨论，基本上仍是“中国崛起论”的文化版，它的物质前提是中国改革30年来经济上的成功，但要进一步追问“中国价值”的政治指向和文明指向，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在中国革命之前，中国是现代性条件下世界历史的客体或对象，是侵略、宰割、盘剥和操纵的对象，是变革和历史运动的被动的客体。通过中国革命，中国人第一次变成现代世界历史的主体，掌握自己的命运，决定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这个主权地位对外具有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意义，对内具有人民主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大众民主、正义和平等的意义。这些似乎都是老生常谈了，但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可能性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正是新中国的存在，为今天的一切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和保障。这一点特别明确地从海外中国学生爱国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觉醒中体现出来，没有这种意识，2008年海外中国学生自发支持北京奥运会的反抗议活动是不可思议的。今天的中国，无疑处在自身历史上的“后革命时代”，但一个健全的、头脑清楚的后革命时代，必须对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我们必须看到，通过革命，中国人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通过革命和建国后60年的建设，中国才真正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由此重新开始了关于文明形态、普世价值和“人”的终极意义的追问。这才是“中国价值”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从中国革命开始，中国人就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作为文明形态意义上的“中国价值”问题，是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把大多数中国人抛入了世界历史，把我们同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作者单位：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

《阿Q正传》不仅是一个特定社会历史转型的寓言（即“启蒙”和国民性批判），也是一个有关中国文明整体意义和价值表述“系统失序”的寓言。在后一种意义上，阿Q注定活得更长久，因为它所再现的语言、形式、身份认同和自我肯定的困难，将在中国文明历史复兴的漫长道路上一路同我们相伴。

《新音乐的哲学》作者是大名鼎鼎的阿多尔诺。这位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曾开过钢琴演奏会和个人作品音乐会，并"始终拒绝在哲学和音乐两门专业中作出取舍"。新版《格鲁夫音乐大辞典》已辟出"阿多尔诺"条，甚至他早年的作品曲谱也被人整理出来在德国出版。

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个行业都掀起纪念五四的高潮，五四精神历经九十年的岁月显得更加的生动和鲜活，同时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辩。五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强烈影响，有人高赞五四的批判精神，有人却认为其为文化“断裂”的根源。如何合理评价五四精神、五四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厘清对五四精神、五四文化的认识，记者采访了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主任张旭东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