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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宗教
2012/10/24
| 阅读: 1906
账本的作者为清初在中国江南地区传教的比利时耶稣会士,1658年7月到达澳门,随后前往江南传教,驻地常熟,主要活动于常熟、苏州、松江、上海等地。1676年11月在太仓去世,葬于常熟虞山北麓的天主教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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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不是编高中教科书,就不会发现,我从郑骞先生那里学来的读法,居然与流行讲法大相径庭。我相信,类似郑先生,以及林庚、冯沅君两先生那样读《念奴娇》的一定还大有人在。我认为,这种讲法才是对的,流行了半世纪的解说应该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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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思想
2012/10/23
| 阅读: 2539
事实是自1945年以来(或许更早,但影响范围较小),马克思的词汇已经闯入了政治生活乃至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通用语之中。有关这一闯入过程,在没有作出严肃认真的考证以前,人们还很难说清楚。总的说来,我个人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从思想深处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即使最有头脑的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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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里的流行性感冒。嫌孟浩然"无材料"的苏轼有这种倾向,把"古人好对偶用尽"的陆游更有这种倾向;不但西昆体害这个毛病,江西派也害这个毛病,而且反对江西派的"四灵"竟传染着同样的毛病。他们给这种习气的定义是:"资书以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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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法律
2012/10/22
| 阅读: 4668
1994年的中国分税制改革,前所未有地重新配置了共和国的财政权力,可以说是中国宪法实践的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转型。而围绕分税制改革及其实效、历时三十余年、今天仍在持续的社会大辩论,也表明有必要从静态宪法观转向动态宪法观,把宪政视为不断自我修补、永远臻于完善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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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巴克尔对中国"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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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40周年,马西沙先生作《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四十年》一文,对40年的民间宗教研究已有精彩的评论。此文是在业师马西沙先生文章的基础上再以专题的形式写作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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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以一个反讽做为结尾。许多迹象显示,世上越来越多的人跟我们团结在一起,而我们却反而没有展现出相称的自我团结与尊严,甚至别人恐怕都比我们自己都还要更景仰并看重我们的文化,这听起来很荒谬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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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台北人间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第一版《当世界年轻的时候》(繁体字版,原书名《橄榄桂冠的召唤》)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国际纵队里曾经活跃着一批华人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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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约旦杰拉什与伊尔比德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数次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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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于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对国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有关斯密型动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讨论,对阿里吉与加州学派有关斯密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所做的解读提出强烈质疑,并通过阅读斯密、马克思的原典,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斯密,即强调"社会分工"的斯密,并引入吴承明"没有(社会)分工的市场"概念,主张将两者(即真假斯密)结合起来,用历史的眼光对明清以来中国小农经济的演变做出重新解释,进而为中国乡村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不同于主流认识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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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从八十年代开始,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忏悔",实际上变成了我们知识分子口边特别热的,特别俗的,最后要滥到泛滥成灾的那么一个词儿。每个人都在要求别人忏悔,甚至逼着别人忏悔,很少人要对自我进行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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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面对向林书扬先生致敬与告别:唯有追求社会完善的个人实践,才是个人的完善过程。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沿途把它珠玉般地镶嵌在他的生命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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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推动和深化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从历史和国际两个视角,来认识国有企业的性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在未来时期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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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和他的小小团队,在一片举国讨伐"余孽"的喧嚣中悄然出发,在一场普天欢呼"诺贝尔"的热闹中无声归来。一行三人,带着中国的温暖,去向人类自由和尊严的象征致敬,去向罪恶和苦难宣布正义,去向世界斗争的中心表达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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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汪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对鲁迅的精神特质、思想特质、鲁迅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理解这三个内容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进行新的解读,提出了"鬼的方式"、"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等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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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笺谱》是鲁迅和郑振铎(西谛)于1933年12月编辑出版的一部木版水印诗笺谱。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先生在出访苏联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为了纪念郑振铎先生,北京荣宝斋复制了《北平笺谱》,易名为《北京笺谱》。近年来,荣宝斋曾几次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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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代的台湾的中国作家在失去母语的状态下用日文写作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日本的文学,这种凝聚着历史、语言与精神之创伤的、令人感到悲凉而沉重的文学"十字架",无疑令人深思。后来,他像许多左翼人士那样,成为国际性冷战政治下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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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颜色的选择研漂使用,一直掌握在各个画家手里(包括民间画工在内),并不公开,尤其是画院的画家们。直到清初,随着社会的发展,才或多或少的把它公开刊行起来。这时外来的颜色,也开始被吸收使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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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治边徼, 其得在于善用人, 而失则在自戕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