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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歷君:速度與景觀的鐵籠

当代文化研究
“賈樟柯曾多次談及他拍攝《世界》的靈感來源:「當我第一次看到深圳『世界之窗』時,趙濤告訴我,她曾經在這裡跳舞,並將在這個公園中的感受告訴我。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故事,我想我找到了表現時代對人的影響的窗口,聽趙濤說,在艾菲爾鐵塔旁邊轉個彎就到金字塔,然後是倫敦時,感覺充滿了荒誕感,與世界的距離被縮得如此之近,同時是如此之遠,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經濟飛速發展對人們內心的影響。」這種由時空壓縮所引發的「荒誕感」構成了整部電影的基調。電影開始不久有這樣一個片段,小桃坐在北京世界公園的單軌觀光列車上打電話,她說她要去印度,但她要去的不是真正的印度,而是世界公園裡的一個微縮影區。畫面一轉,我們看到正在行駛的觀光列車,然後鏡頭慢慢向下移,一群穿著整齊的公園保安員摃著一樽樽蒸餾水,從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的微縮影區下走過。畫面的正中央隨即出現世界公園的宣傳語句:「不出北京,走遍世界」。這系列畫面呼應了上述賈樟柯所談及的「荒誕感」,奠定了電影整體時空節奏的基調。”
――論賈樟柯的《世界》
一、我們都是速度的囚徒

賈樟柯曾多次談及他拍攝《世界》的靈感來源:「當我第一次看到深圳『世界之窗』時,趙濤告訴我,她曾經在這裡跳舞,並將在這個公園中的感受告訴我。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故事,我想我找到了表現時代對人的影響的窗口,聽趙濤說,在艾菲爾鐵塔旁邊轉個彎就到金字塔,然後是倫敦時,感覺充滿了荒誕感,與世界的距離被縮得如此之近,同時是如此之遠,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經濟飛速發展對人們內心的影響。」這種由時空壓縮所引發的「荒誕感」構成了整部電影的基調。電影開始不久有這樣一個片段,小桃坐在北京世界公園的單軌觀光列車上打電話,她說她要去印度,但她要去的不是真正的印度,而是世界公園裡的一個微縮影區。畫面一轉,我們看到正在行駛的觀光列車,然後鏡頭慢慢向下移,一群穿著整齊的公園保安員摃著一樽樽蒸餾水,從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的微縮影區下走過。畫面的正中央隨即出現世界公園的宣傳語句:「不出北京,走遍世界」。這系列畫面呼應了上述賈樟柯所談及的「荒誕感」,奠定了電影整體時空節奏的基調。

這種「荒誕」的時空節奏不單是電影的形式問題,它更涉及到賈樟柯在這部電影中所要展示的經驗內容。賈氏曾不止一次在訪談中指出,他希望以《世界》這部電影探討當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低下層人民所面臨的困境。他說:「我生活在北京,二千年起,北京的節奏突然變得特別快,到處變成工地;時間不分,季節不明;時和空都在壓縮。訊息量太大了,包括朋友、新的東西、對物質的慾望與沒有慾望……人們如卷入漩渦。」他並分析到,中國內地的現代化城市都是在十年內空降而成。「只要速度快,才能完成現代化。」但快的成本卻要由從農村漂移到城市的民工來付出。無論是時空壓縮所帶來的暈眩感,還是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對低下層民工的剝削,兩者所牽涉到的都是維希留(Paul Virilio)所說的「速度政治」問題。

維希留在他的著作中重點分析了速度、權力和現代性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他曾分析火車和飛機等現代交通工具為人類的經驗和感知所帶來的衝擊:從前,徒步漫遊、旅行和到外面世界遨遊等同於成長和教育的過程,周遊世界跟知識相連,就像德語裡的「經驗」(Erfahrung)這個詞是從「行」(fahren)演變而來一樣。現在,旅行的效果卻恰好相反:我們旅行得越多越快,我們經歷得就越少。火車發明之初,人們把它喻作子彈。坐火車旅行有被發射出去的感覺,我們在火車中穿過風景,看和聽到的都轉瞬即逝。在子彈中的旅行者不再是旅行者,而成了被輸送出去的包裹。因此,在現代交通運輸的速度中,現實的內容在令人暈眩的快速中煙消雲散了,而人類在時間的延緩中獲得的經驗和記憶亦隨之枯竭。維希留將這種現代境況稱為「否定的視野」。賈樟柯在《世界》中緊緊抓住的正是這種「否定的視野」。電影中的所有人物都生活在一個不斷加速的世界裡,他們連自己僅有的經驗和安全感都被剝奪掉,餘下的便只有一種飄迫不定的暈眩感。

「我們是飄的一代,飄在這個世界」,這是《世界》海報上的電影宣傳語句。賈樟柯認為,飄一代的說法主要表達了一種「離開」的意思。「飄一代人離開家鄉,離開體制,離開家庭,來到大城市,他們是新移民,也是我這部電影講述的主題。」如果要以「飄一代」來概括《世界》所描寫的一代人,那麼賈氏的解釋便只說對了一半。因為「飄一代」不單是流離失所的人群,他們更是速度的囚徒。電影的中段講述小桃和安娜到小酒館中傾訴心事,但卻因語言不通,致使雙方始終無法明白對方要傾訴的事情。安娜以俄語向小桃告別:「你知道嗎?桃,我要走了,去幹另一份工作,我憎恨它。」安娜的新工作是到KTV店裡當伴唱。小桃不明就裡,在談話中以中文說道:「你真好,能出國,哪兒都能去,多自由。」電影中的這段對話充分展示了「自由」和「飄離」之間的悖論關係。小桃從山西飄到了北京尋找自由和夢想,但她卻發現這裡根本無法找到她想要的東西,因此她渴望出國繼續尋找。但安娜的命運卻說明,繼續移動和飄離根本無法抵達自由之岸。相反,不斷移動的人最終只會被閉鎖在移動的囚牢之中。

維希留曾指出,在現代都市運輸網絡的包圍中,都市人即便是停留在原地,其實也是不斷在路上。但不管是行駛還是等待,他都與周圍沒有聯繫。他沒有停留之所、被隔絕,他身在那兒,但其實不在那兒。表面上,人們被隔絕在交通工具的鐵匣子裡,但事實上,他被隔絕在速度的世界或「無地」裡,不在任何地方。如果《世界》裡的世界公園是一個「封閉的背景」的話,那麼把這個封閉的背景圍起來的便不是實質的圍牆,而是速度的無形隔絕。畢竟在電影裡,世界公園的一句突出的宣傳語句是:「您給我一天,我給您一個世界」。依照這一邏輯推敲下去,我們不難發現,賈樟柯在電影中不單展示了現代化進程對移民勞工的物質剝削,他更展示了我們身處的速度世界如何進一步奪去這群人的安全感、夢想和自由。這種剝奪最終會為整整一代人留下無法磨滅的心理創傷。

二、阻斷溝通的景觀

電影中老牛一直歇斯底里地追問女友小魏每日的行蹤,直至電影的後半段出現了這一幕:老牛在後台黑暗的化妝間裡再次追問小魏當日的行蹤,他不斷追問小魏然後怎樣,然後怎樣……但小魏卻始終沒有答出個所以然來。最終小魏跟他賭氣說:「從今以後咱們沒有然後,你他媽的還不走呀!」在一陣沉默以後,老牛用火機點燃自己的外套。小魏見狀急忙用手幫他拍熄火焰。然後鏡頭一轉,接上世界公園開闊的遠景,在晴朗的天空下,世界公園裡重複得叫人煩厭的廣播聲不絕傳來。這組畫面有力地點出了電影中所要探討的另一個主題,即世界公園裡的假景所比喻的日常消費「景觀」(spectacle)對人際交流和溝通的侵蝕。

賈樟柯複述趙濤在深圳世界之窗工作的經驗時曾這樣說道:「那種感覺很奇特,白天滿眼繁華,夜晚卻很孤獨。這種感覺讓我找到了電影表現的角度和空間。」這種「景觀」的繁華和個人的孤獨之間強烈的對比,貫穿於《世界》整部電影裡。賈氏對這種對比的營造甚至貫串於他對Flash動畫和電子音樂的選用上。他解釋道,自己曾走過很多地方,卻發現中國人最熱衷於移動電話,還有很多年青人沉湎於虛擬世界。這說明現實世界肯定出了什麼問題。人們利用手機短訊相互溝通,但實際上人與人之間的隔絕日益嚴重。他嘗試使用Flash和電子樂的聲音來模仿這種虛擬生活。他並認為使用電子樂可以製造一種空洞感,這種空洞感恰恰來自北京的日常生活本身。

賈氏在《世界》裡希望緊緊把握住的,實際上是德博爾(Guy Debord)所說的「景觀社會」的生存境況。正如德博爾所指出的,「景觀是商品實現了對社會生活全面統治的時刻。」景觀社會是一個形象的社會,它不單是形象的簡單積累,更意味著形象貫穿於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成了這些關係的中介。換言之,這是一個消費形象統治一切的社會。在德博爾看來,景觀是商品發達社會的「世界觀」,是一種客觀化的、具體化的關於世界的總體看法,這種看法既是商品總體性生產方式在心靈上的投射,也是被形象統治的心靈看待現代社會的必然方式。景觀是對佔據統治地位的商品生產模式的掩蓋和辯護。它建基於生產中所形成的分離和異化之上,因此對景觀形象的消費根本無法消除分離和異化的狀態,相反它只會加強這種分離和異化。在這種加強分離和異化的景觀消費中,人既不能認識他人,也不能認識自己,他∕她只能在不斷重複消費中產生自我認同的幻覺。所以,德博爾認為,隨著工人所生產的異化產品(即景觀形象)日益累增,他們世界的時間和空間只會越益跟他們自身相分離。

《世界》所描述的正是這種生存境況。老牛不斷埋怨小魏好把手機關掉。他一廂情願,以為只要能接通手機便能解決雙方的溝通問題。小桃與太生因無法解決的溝通問題而鬧翻了,他們在公園裡再次碰面時,參加了公園的虛擬飛氈之旅。他們對著攝影機堆出笑臉,揮著手,另一端的電腦顯示屏上,他們正自由自在地沿著艾菲爾鐵塔向上飄升。在這個虛擬遊戲裡,溝通問題被暫時放下了,但卻始終得不到解決。在景觀社會裡,我們越多地把感情投注在消費形象裡,我們便越深地陷入溝通的失語狀態,因為這些形象根本無法成全溝通,而只會阻斷一切溝通對話。

在這樣的世界裡活著,根本毫無出路可言。難怪賈氏自己最終也陷入迷惘之中,「其實整個電影拍到最後,我都是非常迷惘的,在中國土地上,我分不清這是新的開始,還是一個廢墟。」電影的末尾,太生和小桃終於沒有喪命。在黑暗中,太生問道:「咱們是不是死了。」小桃的答覆是:「沒有,咱們才剛剛開始。」如果這是希望,這只能是無望的希望。在訪談中,賈氏曾不止一次把當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跟1920年代的現代化進程相提並論。對應於賈氏的說法,我們不得不重提魯迅在1925年寫下的悖論式的警句:「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本文已發表於李筱怡編:《賈樟柯電影世界特集》。香港:香港藝術中心,2005。頁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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