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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了保护环境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政府还提出了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奇怪的是,在实践中我们着力的仍然不是勤俭节约,相反却是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甚至将建立全民社保等惠民工程的合理性也定位在有助于鼓励消费上。我们似乎不明白或者不愿明白,正是高消费带来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导致了高污染和高浪费,超出了人的自然需求的畸形消费也异化了人的价值。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在当前中国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 一、鼓励农民进城和消费不利于改善其生存处境 十年前,我就曾经探讨过中国农民增收的问题。大体上说,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增收的空间不大。具体来说,从务农方面讲,杜润生早就说过,八亿农民为两亿市民搞饭吃,农民没有出路。经济增长,恩格尔系数下降,这是规律。在农民数量不可能一下子减少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只愿意拿出越来越少比例的收入购买农产品,农民怎么可能从务农中获得收入的快速增加呢?这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现代农业等没有关系,而是结构性的问题。 从务工方面来讲,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以处在产业链末端的加工制造业为基础。而加工制造业是“两低一高”——低端产业、低利润、高竞争(任何国家都有生产能力),不可能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高收入的机会。何况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仍然庞大,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与城市蓝领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非常激烈。事实上,正是农民工的低工资让中国依靠制造业打败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从全球化中获了益。 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民来自务农和务工的收入都不可能快速增长。当然,农民的绝对收入还会不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不可能太快,相对收入则会降低。 但是,决定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往往不是农民的绝对收入是否增长,而是收入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之间的对比。当前,农民主要依靠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来获得收入。一般情况下,年龄比较大的父母一辈外出务工已经没有优势,正好可以在乡务农。而农村年轻人即使能够得到比较高的务农收入,也不愿意呆在农村,而愿意到城市务工,见见世面。这样,一个农民家庭就可以同时拥有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从而得以维持一个相对体面、有点闲钱的生活——前提当然是他们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如果国家推行积极的城市化战略,将大量农民转移进城市,农民就不仅会失去务农的那部分收入,而且还要支付城市昂贵的生活费用。我们可以设想,离开了农村、收入没有保障的农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很多进城农民可能将不得不住在贫民窟。这不仅仅会造成农民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而且可能带来其他的严重问题,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导致农民支出增加的因素不只是进城,而且来自被鼓励出来的消费主义。农民被告知勤俭节约的消费观过时了,只有站在消费时代的潮头,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的中国农村,农民在消费上赶时髦的程度可能已经不逊于城市,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以无孔不入的广告为典型)对于缺少“文化”的农民来说,是一种更大的“政治正确”。因为缺少文化主体性,或者说因为农民传统的文化被宣布为落后的、愚昧的、可笑的,所以消费主义在农村比在城市更容易占领阵地。这也是我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的深刻感受。我发现,农民一旦有钱,就会更加倾向于炫耀性的奢侈消费。山西煤老板的炫富消费不是偶然现象,在农民的传统价值观被摧毁后,消费主义文化也让农民“现代”起来:我消费,我存在。 不仅如此,我们的政策也愿意盯着农民的钱袋子。我们想出各种办法来让农民掏钱买东西,而不管这些东西对他们改善生活和提高福利是否有用。甚至我们在论证为什么要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也是说一旦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就会更加愿意消费。 消费是一种政治正确,问题似乎只是农民没有消费能力。在缺少快速增加收入途径的情况下,消费主义文化会对农民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被调动的消费欲望使得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大幅度下降。因此,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为目的的各种“下乡”,可能不是改善了农民的处境,而是使农民的生存状况变差。 二、农民怎样过有意义的生活? 好在当前农民仍然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还没有被消费主义“殖民”到只能通过消费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地步。比如说,农民还有比较强的传宗接代观念,这一观念背后是中国式的祖先崇拜,而且农民从血脉亲情中感受到了天伦之乐,那是发自内心的幸福体验;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里乡亲,关系很近,村庄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是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们撵走的自己的家乡,是他们有根的生活所在;农村生活费用低,农民自己有住房,且大都十分宽敞,通过劳动自给自足,而劳动本来就是人的内在需要;因为机械化和轻简化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对体力的要求降低了,越来越可以让农民从农作物的自然生长中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农村环境好,空气清新,与自然密切接触,等等。这些因素,让很多没有进城的农民在相对收入降低但绝对收入仍在增长、消费主义文化在扩张但未完全吞噬农村之前,仍然有着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反过来想,在农民收入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难道就不可以提高他们的满意度或幸福指数吗?当前中国90%以上的农民是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且收入仍在持续增长中,这时候的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农民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从消费主义的角度看,锦衣玉食才是值得追求的,而且还要“开发”出人的各种需要。而从人的自然需要看,粗茶淡饭可能更加有利于健康。我当然不是说农民不应该有口腹之欲和感官享受,而是说农民不能只是满足于这些方面。除了物质欲望以外,还要有精神需求和艺术审美。而当前农村,真正糟糕的恰恰不是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而是精神生活方面存在问题。在城市消费主义文化的“殖民”下,农民的生活条件在改善,但他们的主体性在逐渐消失,生活中原有的意义也在丧失,他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和追求人生的价值。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诗化自己的生活,是对生活中美的发现,是一种深沉的幸福体验。在农民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温饱不能保障的情况下,诗化的生活当然不属于农民。而今天,中国的农民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真正获得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当前农业生产方面,农忙时间一般只需要2~3个月,还有近10个月为农闲),但是如何让闲暇时间变得有意义,却成为了巨大的问题。我在农村调查,深刻感受到,因为缺少健康的消费闲暇的方式,农村出现了严重病态。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闲暇都是少数人的事情,是与农民无关的社会上层阶级的事情,是贵族的事情。有闲的贵族发展出各种消费闲暇的方式,这些方式的核心不是依靠感官刺激,而是依靠品味与体验;不是诉诸身体,而是开发心灵。这就是文化和艺术,就是琴棋书画、诗歌、戏曲,等等。有闲阶级靠精神而不是靠物质来获得闲暇的意义。而第一次获得大量闲暇时间的农民,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消费闲暇的方式,因此就出现暴饮暴食、带彩娱乐,出现生活无规律、过度诉诸感官刺激。由此带来的身心严重受损,可谓触目惊心。而今天广泛深入农村的电视,虽然节目很多,内容丰富,但电视是快餐文化,是物欲的表述。相对来讲,传统戏曲,包括样板戏,不是要有耸人听闻的故事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要有对每一招每一式的品味,是对“功夫”的欣赏和体会。这才是艺术,是高雅的文化。 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民第一次有了大量闲暇时间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出健康的、具有农民主体性的消费闲暇的方式,是意义极为重大的现实问题,要让农民体验到美,诗化自己的生活,让农民获得心灵体验而不只是感官受到刺激。要做到这些,就一定要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强化“体音美”等艺术素质教育;组织有闲的农村老年人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合唱、写诗、打腰鼓、打门球、表演,等等)。总之,我们要建立适应新时期形势的农民文化主体性。 三、要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 农民是当前消费主义文化中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缺乏消费能力。而消费主义一再暗示,没有钱就没有一切,没有钱的人是废物,是社会应该淘汰之人。因此,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农民中处境最为糟糕的是农村老年人。如果说消费主义可以激励中青年农民拼命赚钱,那么农村老年人则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再有能力赚钱,用能否创造物质财富来衡量,老年人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市场经济的深入和社会的快速变迁,使得老年人处境恶化,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但是老年人也仍然需要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人的价值不应该是外在的,而应该是内在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老年人自己感觉好就好,自己认为有价值就有价值,我们不能以创造财富的能力来衡量他们的价值。因此,老年人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显然不是要通过创造物质财富和消费来自我实现,而是要在温饱不成问题的前提下,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对于已经丧失创造财富能力的农村老年人,社会若不能公正对待,不予理睬,情况就会相当糟糕,甚至可能导致老年人由于无意义感而自杀。而老年人的无意义感是会传导给中青年人的,老年人的高自杀率也会导致整个社会丧失预期。一个没有预期的社会是十分可怕的。 为了改善农村老年人的不良处境,我们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湖北四村进行建设老年人协会的实验,主要是建立老年人活动中心,让老年人有一个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结果是,正因为有了一个属于老年人自己的活动场所,老年人之间的交往增加了,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四村成立老年人协会后,老年人自己总结出三个变化:时间过得快了,心情舒畅、身体变好了,上吊自杀的少了。通过相互之间的交往,老年人缓解了内心世界的无意义感,因为讲话、聊天、互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也创造出了意义。他们还自发开展了各种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乃至诗化了自己的闲暇时间,他们觉得青春又回来了。在没有增加物质消费的情况下,老年人获得了巨大的精神依托和精神享受,他们从生活中发现了美,幸福感因此大为增强。这可谓“低消费、高福利”的典型——虽然是被迫的典型。 四、“低消费、高福利”与社会主义 如何让农民在收入不能快速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获得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增长,是关系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大问题。因为如果九亿农民持续不满意,中国就没有能力应对和消化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危机。 中国采取了维持小农经济的政策措施(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等),从而使九亿农民能够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能进城则进城,不能进城也至少可以维持还过得去的农村生活——这应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地保持了稳定的最大秘诀。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战略层面的意义。 仔细分析,这样的战略中潜伏着消极的思维——农民收入无法快速增长,又要让农民感到满意,所以我们就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的人际关系、生活环境,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来让九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力量;农民不能高消费,我们就通过其他方面的改进来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感,从而达到“低消费、高福利”;最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农民进城,农村问题越来越不是问题,全国人民就生活在高消费所带来的高福利状态下。 于是乎,农民现在因为没有高收入,只能低消费,而低消费的情况下也可以有比较高的幸福指数;将来则是高消费下的高福利——我们如此认为和设想。但是问题恰在于,若低消费也可以高福利,我们为什么非得高消费?而且关键是,福利不等于消费,这是我们可以在九亿农民的生活实践中看到的事实。 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九亿农民的“低消费、高福利”实践就可能发展成为一场伟大的运动,而这个伟大的运动也许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社会主义”一词的本来涵义。这个社会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大不同在于,它关心的是人本身的价值,因此可以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改善人的处境:从物质,到精神,到心理;从人与人,到人与自然,到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从感官享受,到艺术审美,等等。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就不只是从生产方式方面,而且是从生活方式方面,不只是从消费方面,而且是从意义方面,不只是从物质方面,而且是从精神方面,来理解和实现人的价值。 结 语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保持增长,而应该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角度,从人的真实需要的角度,来考虑人的合理消费。 有人说,没有消费就没有需求,就不能发展经济,这话不完全对。目前大量的“过剩”产能都是低水平的产能,为了消化这些过剩产能而拉动内需、推动消费,即使可以增加GDP,也不能提升中国产业结构,只是维持了当前的低端产业结构。产业不升级,中国经济发展就没有希望。而产业要升级,关键是要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走到发展战略产业和核心技术的路子上去。战略产业的发展和核心技术的掌握,不仅是中国得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的重要前提,而且也是降低能耗、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不二法门。 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在当前中国既不可行也不合理,而最为根本的是,今后社会经济即使发展到可以高消费的阶段,我们仍然不能奉行消费主义,而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人的价值放到核心位置。 社会主义要将目前已经物化的人解放出来,创造真正的人的价值。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九亿农民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多多少少开展了一些被动进行的“低消费、高福利”实践,他们诗化自己生活的实践不仅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目标,而且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示范与最为强大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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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人文
2010/06/07
| 阅读: 1575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教授夏志清先生《阿圆回去了--(我们仨)的悲剧》有一段叙述钱钟书、杨绛的女儿钱瑷及其夫婿的文字,读后不禁愕然,因为这里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与事实不相符合。这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已经有张冠李戴、面目全非之虞,那么再过几十年又将如何呢?思之不禁令人忧心有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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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专递
2011/08/30
| 阅读: 1575
为什么世界显得如此不安全?是不安全的因素真的增加了?还是只不过是信息技术发达导致的灾难事件的传播放大?(文章阅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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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自由主义的宪政理论,人们经常使用"英美宪政"(Anglo-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这个概念。这一方面在于强调英国宪法与美国宪法在自由问题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于强调英美宪法背后共同的普通法传统,以至于出现了"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说法。但这两种观点都需要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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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专递
2011/12/11
| 阅读: 1575
目录特稿 迎接全球动荡期的来临 语冰 封面选题:跨国公司资本主义 编者按 跨国公司: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精神" 鲁楠 跨国公司的"物种"演化史 贾晋京 跨国公司的政治逻辑 范春辉 公民社会:制约跨国公司的另一种可能 吴敖祺 在民间 像做NGO一样做剧场 本刊记者 陶子 观察·社会 中国家庭正在走向接力模式吗? 赵晓力 重归家庭 ----福利国家的困境与社会治理新出路 欧树军 儒家视野中的美好社会 范瑞平 笔谈:从边疆看中国 编者按 中国国家形态转型的边疆之维 刘晓原 文化秩序中的国家与族群 关凯 "中华民族"的宪法构建 郑戈 边疆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困境 施展 观念 再问"什么的平等"?(下) ----齐物平等与"跨体系社会" 汪晖 批评·回应 论儒家民族主义:对批评的回应 贝淡宁 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 [美]陈倩仪 经典重温 李泽厚与"改革的马克思主义" 干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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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主要提供各类数据图表,网民指6周岁以上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中国居民,个体用户调查总体样本60,000个,其中,住宅固定电话用户、手机用户各30,000个,样本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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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的散文谈他童年北京的气息,现在的北京还是以气味著称,只是内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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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庞克、重金属、迪斯科、饶舌、嘻哈、迷幻浩室、青少年叛逆文化、流行音乐、唱片工业,近年的音乐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已就这些标题产出了相当可观的文献。本文将不在这些标题的层次谈论音乐,而打算以同为感官听觉的两面界分:音乐/语言、音乐/噪音,作为评论的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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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春,瑞典学者赫定又一次率远征队抵京,准备到蒙新考察。北京学术界因国外考察队历次盗掘文物,对北洋政府无条件应允这次考察表示强烈不满,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交涉,最后达成共同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徐旭生《西游日记》193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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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大富阶层的"低税收、低约束、高激励",也极大强化了他们的脱嵌冲动,没有谁不想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铁律"。政治后果,正如亚当·斯密所断言必须警惕的,他们手中的经济购买力总是倾向于转化成政治支配力,伤害普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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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天外来客”徐冰专访:寻找“世界语”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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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下称央视新址)大火发生半月之后,指向渎职侵权的调查已获新的突破,共约20名涉案嫌犯被北京市公安局采取措施。元宵夜的烟花不仅是火灾元凶,亦是经济问题调查的主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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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怎样向东南亚民众传达其"和平崛起"、"富国、强军"的愿景,在本质上有别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的路线与思维,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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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提出一种方法论视角,以考察围绕广义的“音”而展开的汉语新诗反省史,并由此探讨汉语新诗书写体的演变。这一问题又与以下意图有关:提供另外一种审视新诗史的可能,进而提供一种审视现代汉语书写体演变的可能,最后为反思我们的现代性提供一种语言和文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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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努力探索,应该从积极的方面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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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卡尔维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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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科技
2011/03/21
| 阅读: 1572
批评者认为,这种方式让美国军方得以在网络上制造出一种错误的舆论导向,屏蔽了那些不被美国军方接受的观点,将不符合他们军事目标的评论或者报道拒之门外。而这种做法也会招来其他国家私人公司以及无政府组织纷纷效仿。此外,这种利用虚假身份在网上发言的行为还会带来法律后果,因为在美国伪造或盗用他人身份同样是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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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任职于清华的张彭春,曾留学美国,其社会地位在有名无名之间(但在一般中外历史叙述中基本属于“失忆”的人物),他的日记就偏于“为己”,较多直抒胸臆的成分,不像是专为给他人阅读所写(日记中有时文字尚不算很通畅,也未见修改,或可为一旁证)。现在已知尚存的张彭春日记为1923-1925年一段时间的,他自己定名为《日程草案》,记载与其担任清华教务主任的职务相关的内容较多,也包括不少有关教育等更宏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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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陶《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英文版序,作者:Peter Nolan 邓英淘的研究,将当今发达国家的旧的"经典"发展方式与 "新发展方式"进行比较,必须选择后者,人类才能长期可持续 地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经典发展方式被当今的高收入 国家所采用。短期经济效益压倒了自然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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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如若给自己的往昔生涯定个位,似乎是属于"一生只挖一口井"的自知自制而又心无旁骛的人。人人都崇敬那些在科学、艺术等领域"一生只挖一口井"的大师泰斗们,他们挖井不止,直至清泉涌出,源源不断,给人类文明以杰出的贡献,更突显一种令人格外怀念和赞叹的纯粹。我一生只挖一口井,却少有清清泉水涌出,但在漫长的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中,那些启蒙我、鼓励我、鞭策我、为我提供动力、工具与条件的先辈恩师与友人却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60余年前,我一个来自四川小县城的高中生能进入令人响往的著名学府西南联大哲学系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复原后我又随之到了北京大学,实在是平生最大幸事。往事历历在目。在北大求学期间,贺麟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深深地吸引了我。贺先生在课上课下总是教导我们,搞西方哲学必须把教学、研究和翻译有机地结合起来,自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始终牢记着先生的话,坚定不移地走在这样一条"三结合"的道路上。翻译工作也就成了我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和对翻译认识的深化,我逐渐明确地树立起了这样一个理念和信念--翻译必须力求忠实于原著的原旨原意。而回顾既往,我的全部译事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逐渐明晰起来的理念之光的照耀下进展的。 说到翻译工作,我不由自主地首先想起我跟冯至先生学习德语的情景。鉴于我对德国哲学的浓厚兴趣,除公共英语外,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学习德语。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47-1948年度,冯至先生开设了一门德语专业班的德语课程,上下两学期,每周12学时。冯至先生是年轻学子仰慕的联大外文系的德语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22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的才华横溢的诗人。能在冯先生的课堂上学习德语真是有幸之至。冯先生课堂约有30余人,先生教学极其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我们上第一堂课,他就是用德语讲授,营造一种语言环境。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他用德语提问,也要求学生用德语回答。冯先生这种教学方式激起了我们这些初学者的极大兴趣与热情,但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对我们施加了一种学习压力。为了能听懂先生的讲课、特别是提问时不致落伍和尴尬,我们都要紧张地抓紧时间进行预习与复习,不敢稍有懈怠。德语的变格、主动被动态、以及代词、冠词的应用都很严格,与英语不同,开始很不习惯。冯先生从不孤立地生硬地讲语法,而是通过课本的小故事生动地讲授各种语法现象,培养初学者的德语思维习惯,同学们都感到受益匪浅。 冯先生在课堂上虽然很严格,一丝不苟,不讲情面,但在课堂外却很是平易近人,对学生十分亲切,诲人不倦,丝毫没有"大教授"、"大诗人"的架子。喜爱诗歌的同学总是团团围绕着先生七嘴八舌地问起歌德和杜甫的诗篇,而他也总是和蔼可亲地与之交谈,绝无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的迹象。我也就鼓起勇气到冯先生家里去请教,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哲学系的初学者,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当我问到是否可以读点课外读物时,他随即转身从书柜里取出一本赫尔曼?黑塞的散文小册子递给我,向我简略地介绍了这位德语文学中的散文大师的成就和作品特色,并嘱我读完后再来换一本。这里顺便提一句,冯师母姚可昆也是留学德国的大教授,非常和蔼可亲。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冯至先生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的著名的德语教授,似乎从来不着西装,总是穿着长衫。为提高学习兴趣,他还在课堂上教我们如何朗诵德文诗歌,他饱含激情,其神态举止,其地道的德式抑扬顿挫征服了大家,会使人忘记这是一位着长衫的中国教授。我不妨将至今不忘的、冯先生当年绘声绘色地在课堂上朗诵的歌德的著名小诗,附在这里,以表对冯先生的追思之情。 WANDRERS NACHTLIED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über allen Gipfeln Ist Ruh, In allen Wipfeln Spürest du Kaum einen Hauch; Die V?gelein schweigen im Walde. Warte nur, balde Ruhest du auch. 群峰之巅 是静谧, 树梢之间 你难觅 一丝微风; 小鸟深宿林丛, 不消多等, 你也归来其中。 (游子夜歌,欧凡 译) 说来,我对冯至先生的敬慕不仅来自学习德语的课堂,还来自先生在北大沙滩白楼大教室里座无虚席的演讲。那次讲的是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奠基人基尔凯郭尔的哲学思想,使我更多地看到冯至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在哲学上的深精造诣,仰慕之情与日俱增。演讲使我大开眼界,了解到,在当时的欧洲除了理性主义思潮之外,还有与之对立的基尔凯郭尔存在主义思潮。正是这位哲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首当其冲地粉碎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思潮的枷锁,大力肯定了个人主观性的独立性和真理性,探讨了当时哲学家们所漠视的恐怖、战栗、绝望、危机、理性的崩溃等人类经验。在二次大战后,他的思想就从默默无闻中爆发流行起来了,成为存在主义的直接先驱。先生的精彩演讲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评介基尔凯郭尔的哲学,这对于有志于研究西方哲学的年轻学子其吸引力与启迪就不言而喻了。 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当时北大学生社团活动非常活跃,"新诗社"经常举办诗歌朗诵、新诗研讨和请著名诗人演讲等等活动。一次,冯至先生应邀在沙滩白楼大教室作关于德国极负盛名的诗人歌德、诺瓦里斯、里尔克的抒情诗篇的演讲。会场人山人海,险些把诺大的教室挤破。冯先生报告完后同学们自由发言提问,其中一位女同学的精彩发言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旁边的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我,这就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女"黛子"(乐黛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日后的漫长岁月中,她与我的同窗汤一介成为了我们家庭的最亲密和信赖的朋友。 继冯至先生之后,我还在田德望教授(后来翻译但丁《神曲》的著名大学问家)、德国教授弗朗克的课堂上继续学习过德语,德语的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而今,我虽然年已八旬,在这些大师先生面前我永远是学生,师恩难忘。冯至先生是把我引进德语之门的第一位恩师,正是由于冯先生这样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德语,我才有可能后来在贺麟先生的课堂上,如贺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对照黑格尔《小逻辑》的德文原本来读先生此书的译稿,并尽可能地提出一些翻译方面的问题、意见和建议。贺先生的这种可以说是"不耻下问"的做法不仅表现出了一个"大学问家"、"大翻译家"的胸怀若谷的谦逊;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为使自己的译文更加贴近原文的真实而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精神和反复校正的应有的负责态度。正是从先生课堂的薰陶里,我才慢慢地对先生所说"翻译是件难事"这句话有了较深一点的体会。 总之,在大学求学时期里,冯至先生教会了我受用终生的德语;贺麟先生使我耳闻目染到翻译之不易,使我初步懂得了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和精神来对待德文古典哲学原著的翻译,这些已在我的脑海里打下深深的、不可消除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