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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唱空做空欧元的索罗斯认为欧元危机是次贷危机的直接后果,如果欧元区不能拥有统一的“财政部”,则无法解决欧债危机,不可避免地陷入金融崩溃和经济“大萧条”。10月14日又于路透社刊登题为《如何破解欧元区主权债务难题》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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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即将到来的伊朗战争?2012年伊始,美国著名学术期刊《外交》刊发了以"攻击伊朗的时刻到了"为题的长篇论文,斩钉截铁地认为"要么现在发动进攻,要么以后遭殃"。这篇文章引起了随后一个多月欧美学术界、媒体界的跟风,后者纷纷断定2012年是伊朗问题决定性的一年。欧美对外发动战争向来遵循"粮草未动,舆论先行"规律,伊朗战争似乎真的要开始了。但笔者在伊朗却丝毫没有大战来临的紧迫感。在德黑兰市北的厄尔布尔士山,许多当地人在滑雪嬉戏,山顶欣赏城市全貌的茶餐厅里人满为患;上下班高峰街道拥堵程度比北京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加油的车辆一字排开上百米但没有加塞;各个博物馆里游客熙熙攘攘,偶尔还能见到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电影院外常看排队进场的观众。在伊朗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傍晚的闹市区摩肩接踵,不少商店的生意都还不错。曾在2003年战争前夕呆在伊拉克的朋友告诉我,如果要备战,特征至少有:三步一岗,两步一哨,空中不断有战机驶过,街上常会有装甲兵团调来调去,警报有时也会响起。享受长期和平的中国人对备战已经没有记忆了,正如我们在德黑兰感受到的一样。在德黑兰,我问一位生于美国但在伊朗工作的电视主持人,战争发生了,你会怎么办?她笑着说,你这是FBI的问题啊。然后慢条斯理地解释,美国不会那么做,那样做不符合常理。伊朗的位置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战争会让整个世界陷入灾难,美国不会这么愚蠢。不只一位德黑兰民众也都这么想,美国对战争的口头呼喊大大高于实际行动,所谓"战争阴云"只是舆论战。目前美国人伊朗划了两条红线,一是伊朗拥有核武器,二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现在远没有到那个时候。伊朗不会寻求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连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那么困难时,伊朗都没有封锁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更不会主动封锁。内贾德反复宣称,伊朗不会寻求拥有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的。一位在伊朗多年的中国企业家也承认,伊朗缺少发展核武器的决心。所以,美国远没有找到突袭、进攻或发动一场大规模对伊朗战争的理由与准备。反美主义者会认为,伊朗有没有核武器,不是伊朗而是美国说了算。美国想打,谁都挡不住?但美国真想打吗?五六年前,伊拉克战争刚偃旗息鼓,就传闻会有伊朗战争,当时中国驻伊朗人员一度都准备撤退了。但伊朗战争始终就像"狼来了"一样,喊得越多,反而更不会让人相信。道理很简单,伊朗是"狼"。如果灭了伊朗,阿拉伯世界就不需要美国及其军火,就会赶走美国。美国只是"驯狼",而非"杀狼",美国想扩大伊朗威胁,制造阿拉伯人的恐惧,永远保持中东世界的平衡。只有失衡时,美国才会动手,比如1991年萨达姆的疯狂。由此看,美国的伊朗政策只是全球"离岸平衡手" (off-shore balance)战略的一个浓缩。就像平衡中国与日本、印度与巴基斯坦、北约与俄罗斯。平衡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将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长期核心。当然,它现在对伊朗做的,无非只是以压促变,通过制裁强迫伊朗屈服,让它变乖一些,变老实一些。接下来的疑问在于,这些对伊朗的制裁有用吗?英国《独立报》在年初刊发过一篇题为《制裁只能深化伊朗危机》的文章,其中指出:"将伊朗妖魔化只能说明,以色列及其右翼美国盟友对伊朗政权更迭而不是德黑兰核计划更感兴趣。"文章还提到,"制裁令伊朗人陷入穷困,50万儿童死于制裁"。事实上,制裁引起的非人道主义后果还很多,比如,伊朗30年来无法更新航空设备,导致机型老旧,25年来15架民运飞机坠毁,1700多人丧生。就像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古诗,在德黑兰,我看着该有钱的照样有豪车名牌,而街上走的不少貌美姑娘黑袍里露出的裤、鞋又显得陈旧、过时,一种辛酸感不觉而生。美国的制裁,到底是制裁谁呢?美国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在反对伊朗的"独裁"。伊朗是否独裁,权且不论。但"独裁"不会利于平民的福祉,"制裁"同样不会。国外的强权与国内的强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真是困惑思想者的政治学悖论啊。(七)以色列与伊朗的涟漪在伊朗的第五天,我碰上了以色列驻格鲁吉亚、印度使馆的爆炸案。以色列第一时间指责是伊朗所为,伊朗则反咬是以色列自己人干的。在伊朗外交部,一位参赞气愤地说,这就是以色列"苦肉计",他们以前常这么做,为的是打造悲情,制造伊朗与中东国家的紧张关系,强化西方对伊朗的政治压力。但这种计策太"拙劣",现场没有以色列人伤亡。以色列想以这种方式与伊朗斗,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那种咬牙切齿的劲儿,就像伊朗与以色列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但这又是一个错觉,正如误以为伊朗是邪恶的国家一样。在亚马逊网站,几个月前出版的《在狮子的阴影下》(In the Lion's Shadow)一书非常畅销,讲的是二战中伊朗辛德勒的真实故事。一位叫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的伊朗驻法国外交官,在1941年冒着巨大风险躲过盖世太保的眼线,签发了1000多本犹太人护照,大概救出了2000到3000名伊朗犹太人。撰写这本书的是伊朗裔美国人法里博尔兹•穆赫塔里。他估计是受了伊朗电视剧《零度转向》的启发。2007年,这部电视剧在伊朗电视台热播,讲的就是原型来自于萨尔达里的故事。当时国际上一阵热议,因为总统内贾德不久前刚说完"要从世界地图里抹去以色列"。一位记者追问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内贾德疯狂言论与《零度转向》的关系。内贾德的回答是:"我们热爱所有的人民,我们是犹太人的朋友,今天有许多犹太人在伊朗活得很自在。"《零度转变》编剧兼导演法特希也公开表示:"伊朗人民一直客观地将普通犹太人和以色列政权区分开来。"在我这样的第三国人看来,那些话恐怕不能视为谎言。阿拉伯国家常常指责什叶派的伊朗不包容,很褊狭,但事实是,伊朗是世界上犹太人数量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在伊朗,波斯人仅占66%,阿塞拜疆人占25%,库尔德人占5%,除了犹太人外,还有阿拉伯人、巴克台里人、洛雷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很明显,这是一个"多民族成色"很足的国家,超过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常识告诉我,伊朗对待其国内犹太人的态度,不会低于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平均值。而史料也记载,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时,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就下令遣返了4.9万犹太人。伊以关系真正变坏,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后,伊朗认为,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走狗"与工具,以色列是"毒瘤",于是才有了两国交往"冰河期"。换句话说,波斯人与犹太人交往了2700多年,真正交恶的无非就是最近的30多年。他们彼此间没有战争与其他武力冲突,历史上更多的是文化与宗教往来。我有点怀疑,这些年,伊朗与以色列除了双方高层过把嘴瘾的狠话之外,相互之间的民族隔阂,是否比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更深?这两天,就是为了名古屋市长的一句否认南京大屠杀,中日邦交40周岁的生日都大有不过的趋势。换句话说,即使中日的"婚姻"已接近于"金婚",但双方过得并不开心;而以色列与伊朗连恋爱都不是,双方都放了要对方死的狠话,但内心却常有涟漪之波。毕竟,有多少人知道,包括以色列前总统卡察夫、前国防部长莫法兹等许多以色列精英,都是来自伊朗的移民。伊朗可是不少犹太人高层的祖国啊。对于伊朗人来说,以色列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了解以色列,远甚远其他阿拉伯国家。一位外交官跟我说,2006年、2008年以色列曾与黎巴嫩、巴勒斯坦两次冲突,都被"打败了",以色列的军力根本不行!过去半个世纪,阿拉伯人屡屡败给以色列,但伊朗人不信这个邪。伊朗人的自信或许是有理由的,虽然以色列有核武器,但以色列国土面积小,没有战略纵深,对于伊朗的导弹打击,以色列没有还手之力。那么,为何以色列有一些"喊战"的声音,一位伊朗学者说,那是他们的政治表演,他们像向欧美施压,制造"如果欧美不动手,以色列将会出手"的假象。但以色列远未到灾难临头的地步,为何要引火烧身呢?他说,据我可靠消息,以色列是否进攻伊朗,远还没有进入议事日程。(八)德黑兰的屋顶宁静的屋顶,柔和的月光,朦胧的人影,懵懂的恋情,在小说《德黑兰的屋顶》中,伊朗裔美国作家马赫布•萨拉杰用清新笔触,讲述了1970年代德黑兰青年在夜幕降临后站在屋顶大喊,表达反对政权、向往自由的故事。2009年,这部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让全世界的反伊朗者心有戚戚。我在德黑兰,看到的市貌与小说里的差不多,有欧式的咖啡馆、西式的着装、西方来的电器与汽车、美国的音乐,但从没有听到屋顶上的呐喊,这多少让我有一些茫然。一些欧洲人读了高行健小说后再来中国,同样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但肯定也会有找不到"灵山"的茫然。不过,有一次,在伊斯法罕闹市区,两位衣着时尚的年轻情侣走近作为外国人的我,悄声用英文说了两遍:"这里没有自由!这里没有自由!"然后暗暗挥舞V字手势快速离开。我问一位伊朗学者,伊朗到底有多少反对派?他回答,大概1%-2%,其他都是政权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两者主要差异是对西方的态度,共识则都是维护伊朗体制。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提出与美国的"文明对话",一度缓和了伊美关系。但"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迅速将伊朗划为"邪恶轴心",否认伊朗选举的合法性,指责伊朗庇护"基地组织"支持巴基斯坦"恐怖主义行为",这等于煽了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一个耳光,伊朗国内保守派趁机上台,伊美关系急转直下,恶化至今。在伊朗革命日天,巴列维王宫门票免费,许多当地人前来瞻仰1979年霍梅尼革命时推翻的老国王的故居。有当地人说,伊朗人多多少少有点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全盛时期。不过,当问及是否愿意回到巴列维王朝那样西化、与欧美国家亲密无间时,三位德黑兰人都迅速回答:"不!"怀念巴列维的思潮在流行,主要是因为2011年底以来西方的新一轮制裁,多少让伊朗人感觉到水漫脖颈。2月中旬,美元兑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官方比率是1:12100,但在购物时,商场通常都以1:17000来折合商品的美元价格。伊朗实际失业率已高达20%,通胀率达成40%,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在德黑兰,1公斤羊肉的价格是25美元,干巴巴的馕每个1美元,稍像样点的餐馆人均消费至少20美元,但德黑兰普通人的月薪不过300-500美元。这样的经济状况多少让城市居民有对内贾德的抱怨声,所以才会出现内贾德革命日演讲一半左右听众退场的现象。不过,对于西方的制裁,我们在德黑兰的司机是乐观的:"制裁下的生活虽然很难受,但我们伊朗人早就习惯了。"的确,被西方制裁了30多年,德黑兰隔几百米就有烂尾楼;离机场不远的霍梅尼墓修了10多年,仍只完成了一半;马路多是双车道;高楼、新楼不多;没有像北京王府井、上海淮海路那样的购物中心,最繁华商业区多数是百余平米左右的商铺,商品种类也不多;大多街道两旁都有明沟,淌着山上雪水或污水;路上跑的汽车基本都相当于中国国内10万元左右的中低档车。对习惯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街景很容易让人想起15年前的中国。但一个事实是,人口1600万的德黑兰,仍是西亚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在伊朗的每一个小时,我都能小本子记下观察到的细节,各种关联式也在脑海中生成:引进西方文化≠向往西方体制,对政府表达不满≠反对现存体制,反对体制者≠伊朗主流。这些复杂的不等号,美国人似乎并不懂。30多年来,他们对待伊朗的方式是简单而粗糙的,植下的只能是伊朗人心中的西方仇恨,就像1960年代中国人内心的"打倒美帝"一样。很少有美国人相信,让"美帝"变成"美丽帝国主义"的路径,从来不是靠强硬或制裁。欧美想以制裁、战争威胁、依靠一些反对派的方式让伊朗"变天",就像当前想颠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结果应是可以想象的。"西方主义"的思维局限,很难让欧美人辨识"体制依赖"、"民族复兴"、"生活抱怨"、"自由主义"等内容在伊朗民众心中的成色。至少我看到的许多伊朗裔美国人的作品中,呈现的仍是那种迎合西方逻辑的后殖民主义语径。想一想居住美国的那些中国异见者写的小说、杂文与中国观察,就可以明白,它们内容只是观察的一个角度,但不足以让西方人全面了解真实的中国。所以,《德黑兰的屋顶》也只是其中观察伊朗的一部分,西方人了解伊朗恐怕需要更多的视角。(九)唯一信得过中国?不得不感慨,伊朗第一次让我有种明星的感觉。15年前,一位在本国从事机械修理的美国朋友志愿到兰州教英语,受到了市政府、大学老师与学生的热烈欢迎,他受宠若惊与我说了同样的话。一国国民对于外国人的情感与偏好,整体上会与该国的财富与发达水平相关。虽然中国一些知识精英不一定认同此判断,但我在伊朗的确享受到了15年前这位普通美国人在中国的礼遇。在革命现场,乌泱泱人群的前排伊朗年轻人看到我们这些新鲜的外国面孔进来,都兴奋起来,狂叫、蹦跳,振臂高呼,眼神里闪烁着光彩,有的还喊"中国!中国!"走在伊朗大街上,常会有许多伊朗人来搭讪,知道我们来自中国后,都伸出大拇指,希望合影。在伊斯法罕四十柱皇宫,一个学生旅游团在合影后,用鼓掌演绎了一段感谢辞;一位头巾店老板知道我老家是浙江义乌,激动得想拥抱。他指着自己店里的头巾说,至少1/3都是从义乌进的货,每半年去一次。一位德黑兰商人用"商品民主"一词高度评价中国,没有"中国制造",全世界哪有那么多人能平等享受物美价廉的商品呢?在航班上,空姐放下工作想与我聊中国话题;在大巴扎,商户们走出商铺招呼着"你好!"中国人在伊朗的名声的确不错。随团年龄大一些学者也感慨,过去被人问国籍的顺序一般是,日本人?新加坡人?台湾人?香港人?然后才有可能是中国人。现在则变成倒装模式。看着东方面孔,对方首先会问"是中国人吧?"不出国,真的很难知道中国崛起的显性效应。在那些发展中的、经济仍然有困难的国家,这种效应会更明显。我问一位伊朗官员,谁是伊朗的朋友?他答,中国、土耳其。"俄罗斯呢?"他答,俄国曾入侵过伊朗,不可信!"那委内瑞拉呢?"答:委内瑞拉一国寄托于一人,不确定性太强!但中国与伊朗从没有历史过节,是可交的朋友!这算是给我的经历安了个官方说法。但有意思的是,有些中国人对伊朗缺乏必要尊重。在德黑兰入关处,我听到有中国人抱怨入关慢,"难道还怀疑中国人想移民伊朗不行?谁会愿意呢?"嫌穷爱富的中国人有时情不自禁地会把坏毛病带到国外,就像随地吐痰、显摆炫耀等毛病常被外国人诟病一样。其实大可不必,中国与伊朗有太多相似性,中国不必觉得比伊朗高明多少。从历史进程上看,中国与伊朗都是文明古国,2700年前波斯文明兴起并扎根于伊朗高原。中国与伊朗是全世界仅有的、其文明在本土延绵不断的两个国家。2000多年前的波斯文与古汉语,同样会被当下的伊朗人与中国人识别。这一点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印度文明都无法做到。中国人与伊朗人有必要为两国文明的伟大生命力而干杯。从民族情感上看,中国与伊朗都有沉重的历史悲情。历史上,两国的东、南、西、北都受过外族的入侵,尤其是近代以来,两国觉醒的民族意识更放大了内心的历史怨恨,强化了自我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体现在独立自主、民族复兴的梦想追求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两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精英层,对欧美双重标准人权指责的不满,以及对所谓的"普世价值"带有浓重怀疑意识。从地缘政治看,中国与伊朗都陷入了复杂的、天生的地缘宿命中。两国都没有美国那么幸运,美国只有两个邻国且都是相对弱国,但中国与伊朗却有两位数的邻国,且大都有制衡力量,地缘环境极其复杂,对两国政治家的纵横捭阖能力是极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国家就会面临被肢解的危险。我数次听到德黑兰人说,巴林、阿塞拜疆原来都是伊朗国土,这种耿耿于怀很像不少中国人说外蒙古、外兴安岭以前都是中国国土一样。民族的危机意识,中国与伊朗应当有心理共振。从西方战略看,中国与伊朗是被锁定在一起西方尤其是美国战略视野的对立面的。比如,2012年1月刚刚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唯独将伊朗、中国视为在中东地区、东亚地区的战略对手。对于改变中伊两国的体制,西方国家也有相当的战略共识。中国与伊朗的精英层也有战略共识。当然,中伊两国的矛盾同样存在。伊朗实行全面与美对抗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和谐世界的战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方针,是格格不入的。伊朗对华的石油出口常常存在着苛刻的要求,这些要求远高于其对希腊、土耳其、叙利亚等国的优惠。伊朗战略逻辑中仍认为,中国对伊朗的需求,远高于伊朗对中国的需求。中国迄今有几十个"战略伙伴关系",但至近还没有与伊朗商讨过类似关系,这些都是限制中伊关系进一步走近的深层矛盾。在伊朗期间,曾一度曝出伊朗总统内贾德将于3月访华。第二天,副外长拉明•麦赫曼帕拉斯特向笔者透露,内贾德总统如果能成行,那将是中国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支持与鼓励。目前是中伊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国际体系正在迅速转型,如果中国与俄罗斯能够团结起来发挥更多作用,世界将是另外一种模样。中国肯定不会与伊朗联合反美。那么,伊朗希望中国未来的发挥怎样的作用?或许伊朗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穆罕默德•卡马尼的话有一些代表性:伊朗希望能与中国寻求更大的战略和政治合作。虽然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为了伊朗而反美,但伊朗希望中国能够扮演更重要的政治角色,毕竟中国的经济已羽翼丰满,只有政治的全球崛起才能真正插上腾飞的双翼。(十)观察伊朗的另三种视角"被妖魔化的伊朗",这是笔者所在访问团结束伊朗之行后的一致感受。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有不少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议员、学者、记者在短暂游历后也会发出"被妖魔化的中国"的感慨。我承认,访问肯定是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入了解,但类似的巧合恰恰说明,欧美媒体在报道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的国度时存在着偏差,甚至是误导。许多时候,这些误导成为主宰全球的霸权信息。我们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一趟伊朗,就像不可能所有西方人都来一次中国。于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情感偏好,便会造成令人担忧的负面现象。根据皮尤的调查,中国人越来越不喜欢伊朗了,不喜欢的比率从2006年48%上升到2010年的60%。西方媒体对伊朗的"妖魔化"报道,被国内媒体大量转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跟随西方逻辑,认为伊朗是一个专制、封闭、混乱、非理性甚至是流氓、邪恶的国家。比如,近月来,我几次听到个别学者、媒体人在思考"伊朗如果攻击美国本土,该怎么办"的问题。仔细研究发现,这几位朋友可能都看了一篇被中国互联网广为转载的、标题为"伊朗想袭击美国本土"的文章。实际上,那只是美国情报高官的一定揣测与炒作,中国媒体却将其作为事实来报道。为什么不用常识想一想,伊朗怎么可能会采取这种"自杀"行为呢?在强大的西方传播力面前,中国一些知识界人士可能忘记了基本常识。现在看来,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中国学者,以其相关政策研究人员,都需要超越西方视角,寻求于更独立的思考、更谨慎的判断。在此,笔者简要提供除西方逻辑外的另三个视角,以供参考。一是伊朗视角:综合伊朗官方的看法,伊朗是一个自由、民主、独立、有尊严的国家,政教合一的体制相对完善。目前的全面反美战略是被美国压迫所为,得到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中东许多国家的支持。伊朗意味着伊斯兰复兴的标榜性力量,其发展模式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周边一些长期受美国压迫的穆斯林国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伊朗人看来,伊朗是一个和平国家,追求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伊朗不仅是一个区域大国,且在全球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伊朗的价值观是有别于西方的独立存在。诚如伊朗著名学者扎比胡拉•萨法在《伊朗文明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一书所说,自古以来,伊朗就为世界做出诸多贡献,比如基督教礼拜日的仪式、耶稣诞辰,都可能来源于古波斯的光明神;伊朗是最早主张思想自由的国家;善待犹太人;发明了象棋;创造了中东最早的灌溉系统;打造了沟通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丝绸之路最关键的一段;发明的税法至今影响世界,等等。在这个视角中,伊朗完全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国家存在。二是世界视角:美国研究文明史的知名教授詹姆斯•库尔思曾说,世界文明正在从现代全球文明向轴心文明时代转化,这些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轴心文明,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逊尼派中。这些文明的共同特点就是,对以美国主导下的现代全球文明进行抵制。从这个角度看,伊朗什叶派抵制美国,只是世界新文明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而已。在这个特征中,美国有时被认为是普世文明,有时反而也被认为是只有实力、没有文明的大国,甚至有时被视为反文明的国家、真正文明的大敌。从当前形势看,2011年"阿拉伯之春"推翻过去许多亲美政权,多少有这些成分。无论如何,伊朗仍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最稳定的区域之一,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视角上看,伊朗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加之伊朗是中东的心脏,可以算是一个转型中的新兴国家。三是中国视角:伊朗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是牵制美国及西方国家制衡中国的重要外部力量。但伊朗核问题也会使中国陷入困境,激化中国与西方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差异,对中俄关系的作用也非常微妙。总体而言,伊朗是西方完全主导世界的"全面不服从力量"。就目前局势而言,如果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这一轮博弈中不幸被"征服",那么,伊朗势必会成为西方国家下一个征服目标。如果伊朗的石油定价权被西方控制,全球油价上涨,中国将会受到巨大冲击,中俄形成的战略"准同盟"关系也将受到分化,那时俄罗斯有可能将在石油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更激烈的博弈。从这个视角看,如果说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更多地局限在东北亚,那么伊朗对中国的意义则是全球性的。因此,如何利用好伊朗,既坚持伊核问题上一贯立场,又保持与伊朗的合作关系;既坚守对和谐世界的构建,又能够与欧美国家合作竞争,是中国未来急需要破题的重要内容。(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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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爆发后,是否能通过加强调控回到凯恩斯来走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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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向何处去,亦可答称人生必然向死的路上去。生必有死,但人死后又向何处去。此一问题,乃从人生问题转到人死问题,其重要性也决不在人生问题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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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以阎连科发表于2003年第6期《收获》杂志上的长篇小说《受活》为中心讨论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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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Michael Zuckert的《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迈克尔·扎科特著 王岽兴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版/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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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 中方主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葛兆光越方主编:汉喃研究院院长、教授郑克孟全书25册,定价15.000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国人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来开头的。历史,是文化中国的长城。探寻和还原丰厚的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正是大国崛起前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有识之士早已提出,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看中国,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适、陈寅恪、陈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看到了这些"新资料"的价值,可是,七十来年过去了,除了吴晗在《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之外,似乎有关中国的日本、越南和朝鲜汉文资料,国内还没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近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成《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这套卷帙浩繁、耗费编者大量时间、心血,耗费出版者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型文献,是中国学术界、出版界首次对越南汉文文献的系统整理,是学者葛兆光所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燕行图集"系统出版的开始,牵引出了一个以汉文连缀的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对于民众而言,在与不同民族、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记载的"对视"中,我们更懂得了中国,懂得了自己。 葛兆光:多面镜子看中国我们对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2007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上海刚刚成立时,我曾经提出,把"从周边看中国"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从周边看中国"这一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对周边文化区域所保存有关中国的文献的研究,即借助"异域"的眼睛来重新审视"中国"。为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道理很简单,因为自我想象常常会自大,单靠一面镜子则容易片面。无论在日本、朝鲜还是在越南,有关中国的文献包括汉文书写的文献都相当丰富,我们相信,这些文献恰好能够让我们"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了解中国的真正的历史和文化特性。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拥有基本文献,没有文献的论述只是纸上谈兵,因此,我们把越南、朝鲜、日本所藏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当作复旦文史研究院这一研究课题起步时期的基础工作。其中,跨越元明清三代长达数百年,来自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东亚诸国的使臣、僧人、学者、商贾在中国出使、旅行和游历时留下的汉文记录,就尤其值得格外关注,因为这些"亲历中国"的异乡人,可能比本土人士更加敏感,会注意到文化、风俗和政治上的差异,而这些民族、传统和国家立场不同的旅行者,不仅会对异国有实录,也会有批判甚至想象,当然,也呈现着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各国之间,人们曾经有过的友谊和交往。无论是实录、批判、想象或是友情的记录,都是古代越南、朝鲜和日本人对中国的感观和看法,它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我认识的新资料。很幸运的是,在2008年,我们得到越南汉喃研究院的支持,把"越南所藏燕行文献"当作我们合作的项目,由越南方面提供文献的扫描件和作者资料,由中国方面进行整理影印和提要撰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在,总算将这79种将近10000页的文献汇编成册,可以提供给有兴趣的学术界同仁了。在翻阅这些古代越南人有关中国的记载时,我常常会有一些奇特的感受。一方面这些出自越南文人之手,以汉文书写的诗歌、散文、游记,表现了古代越南人对于传统汉文化的熟稔,黎贵惇(1726-1784)《见闻小录》曾记载,明清两代越南使者与朝鲜使者在北京会面,便用汉文写诗彼此唱和,以汉文写序互相题赠,这让我想起朝鲜通讯使在日本出使时与东瀛学者同样以汉文笔谈交往的情景,也许可以说,汉文就像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连缀起一种文化,这个区域确实曾经有过一个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从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例如在黎(1750-1805)的《北行丛记》和李文馥(1785-1849)《夷辩》等记载中,也可以看到清帝国与周边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像他们要求把越南和朝鲜、日本、琉球和中国同样看成是"天地间同文之国",这并不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认同,实际上却是这个曾经和中国共享汉字传统的国家,试图摆脱朝贡体系,和清国渐行渐远。明清两代,中国也曾有过一些类似的越南行记,如黄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记》、钱溥《使交录》、杨寅秋《绥交录》、潘鼎珪《安南纪游》、李仙根《安南使事记》等,我总觉得,越南的燕行文献和这些中国的越南记载对读之下,可以发掘古代中国与越南人在相互观看,而从这种彼此"对视"之中,既可以看到传统中国文化在古代越南的长久影响,也可以看到古代越南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以及各个民族、国家和历史意识在近世的逐渐形成,当然还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越南社会实况和风俗细节,特别是在他们南北穿行千里途中,还可以了解活生生的生活景观。尽管中国自身的史料之多,常常被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但是这些来自异域的资料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的记载有另一个立场,它的评价有另一种眼光,它的观察有另一种角度,因此这是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资料。新资料很重要,正如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说,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其实就是学术的进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适、陈寅恪、陈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看到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可是,70来年过去了,除了吴晗在朝鲜的《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之外,似乎有关中国的日本、越南和朝鲜汉文资料,还没有特别好的整理和研究。让人高兴的是,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学界都开始有人关注这一领域。人们发现这些资料可以补足我们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含糊和笼统,理清单一角度的认知,更发现由于不同民族、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记载,原来会如此不同。我想,如果更多学者注意这个"宝库",这些新的历史资料和周边各种语言,将成为新的领域和新的工具,把中国和周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陈正宏:"异域之眼":越南使者北行中国由于行程漫长,经历丰富,加上外国人对异国他乡的好奇,这些燕行人员在中国境内所撰述编绘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或图像,时常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录更为细致、直白而不加修饰,成为今天我们追溯往昔时代生活细节与真相的重要的参考文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越南官方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相关汉文记录,其主要形式为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搜辑了现存于越南的79种独立成书或成卷的燕行文献,以影印文献原书并为每一种文献撰著提要的形式,从一个特殊的侧面,系统地展示了公元1314年至1884年这五百多年间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同时也通过"异域之眼",直观地呈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感性样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收录的,主要是越南陈朝、后黎朝、西山朝和阮朝出使中国的燕行使者的著述。当年来华的使臣,如冯克宽、阮宗窐、黎貴惇、阮攸、潘辉注、李文馥、阮文超、裴文禩、阮述等,在越南国内均是极一时之选的著名文臣,不仅汉文修养甚高,对中国历史文化也十分熟悉。燕行途中他们娴熟地运用汉文撰述使程日记,书写往来公文,以汉诗咏叹摹写各地风光,并与中国朝野士绅文字交流--前期经过南京和后期经过湖南的使臣,留下参与当地文人诗文之会的唱和诗作尤其多--到北京后又用汉诗汉文和朝鲜、琉球两国使节唱和赠答,并以能用汉文相互沟通而深感自豪,这充分表明在20世纪以前的东亚,由中国人创造发明的汉字及其书面语形式--汉文,确实和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具有跨国界通用语的功能,并成为东亚汉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年的越南使者来华,大部分是通过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中国的。在经过广西和两湖后,其行进路线因历史时期不同而大致分为前后两路,前期东折沿长江顺流而下,经南京北上赴燕京;后期则在湖北渡长江,北上河南过黄河,再经河北抵燕京。其旅程经历大半个中国,往返往往要花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行程漫长,经历丰富,加上外国人对异国他乡的好奇,这些燕行人员在中国境内所撰述编绘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或图像,时常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录更为细致、直白而不加修饰,成为今天我们追溯往昔时代生活细节与真相的重要的参考文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所收诸书中,既有像道光皇帝中年就齿牙落尽那样的当时中国官绅绝不敢形诸笔端的内廷实录,也有如近代著名诗人陈三立现存最早期的两首佚诗这样重要的文史文献;既有李文馥以汉诗所绘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尚对澳门行使主权时的当地和煦风光,也有黎貴惇用汉文所述乾隆年间使程舟船因伴送钦差的管家勾结船主沿途贩卖私盐,导致归程延滞之类的官场腐败现象。此外,4种使程图细绘镇南关至北京所经路线和各地名胜,对广西、湖南的水路、塘讯描绘尤详。凡此均从不同的视角,真切地显示了当时中国的诸多实相。《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的成果。越南汉喃研究院提供了丛书所收大部分文献的清晰扫描件,并搜辑了部分作者的传记资料。复旦大学方面则负责文献的真伪考订、编年排次、提要撰写和影印出版,为此多次派员赴越南,核对相关文献原书,查验扫描文件。已经面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不仅对各相关文献的实际作者和撰述年代多加考辨,纠正了现在通行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中的不少错误,而且同一作者所撰各书,或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如果篇章、文字或图像都不太完备,则各本都加影印收入丛书,整体学风谨严,结构规整。2010年是中越双方政府拟定的中越友好年,又恰逢中越建交60周年和越南首都河内(古名昇龙)建城1000年。"偶合夤缘千里外,相期意气两情中。"当年从包括昇龙在内的越南各地出发来中国的那些越南燕行人员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充满情感的文字,汇聚在今天出版的这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中,无疑已成为中越两国乃至东亚汉文化圈诸国友好交往历史的重要见证。可以预见,本丛书的出版,必将促使海内外各界较以往更多地关注中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历史因缘,更加重视东亚汉文文献资源利用与研究,进而更深入地体认汉字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深刻影响。 郑克孟:有关汉文北使文献越南汉喃研究院教授、院长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包括越南使者出使中国或历史上民间人士游历中国时留下的汉文记载和图画,其中以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北使程图等为主要形式。在越中邦交史上,两国使者在多个世纪里不断接触交流。关于越中邦交史的书籍资料原本相当丰富,但保存至今却并不算多。越南汉喃研究院和其他图书馆的汉喃书库中目前还保存着一批史料相当丰富的北使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越南使臣出使中国时用汉文撰述的各类作品。越南社会科学院所属汉喃研究院认识到这批文献的重要价值,因此与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合作,对有关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编纂出版《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这一丛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包括越南使者出使中国或历史上民间人士游历中国时留下的汉文记载和图画,其中以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北使程图等为主要形式。这些作品以诗歌或散文形式呈现,内容涉及出使途中日记、见闻纪事和抒发离家乡愁的杂感等。还有一些作品绘制了从昇龙(越南河内)到燕京(中国北京)沿途线路图,每个使团经过或停留的地点都绘制地图,并题诗吟咏。《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选择收录的文献,包括53位越南作者的79部作品,文献原件主要存放于汉喃研究院的汉喃书库(越南汉喃书籍的主要收藏地)中。越南国家图书馆的汉喃书库中只有三部相关作品,其内容与汉喃研究院的所藏书籍重复,因此未列入这次收集的书目中。在这79部汉文燕行文献中,时代最早的有陈朝名士阮忠彦(1289-1370)撰于14世纪的《介轩诗集》。接下来15、16世纪越南使者的一些作品,由于保存不全,又不是独立完整成书成卷的,所以只能割爱。随后是冯克宽在1597年出使途中创作的诗文《使华手泽诗集》、《旅行吟集》等。其余作品主要是从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叶撰写的。在这些北使文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记述有越南使者与朝鲜使者在中国唱和的诗歌,如1597年朝鲜使者李睟光与冯克宽,以及18世纪朝鲜洪启禧与黎贵惇的唱和诗。《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的出版形式是原书影印,每种文献前有一篇向读者介绍该文献作者及作品内容的解题。 周振鹤:"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 做历史,尤其是做历史编纂学,材料是最基本的东西,先材料而后方法。20世纪史学大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四大发现,首先是甲骨文,其后是敦煌遗书,再后是秦汉简牍,再后是明清档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提倡的是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材料是非常重视的。越南燕行图出在前,朝鲜燕行图也准备出版了。燕行图在国内出了选本,比如元朝的材料,明朝的材料,全出还没有过。越南的史料基本上过去没有出过,有日本学者到越南影印过,但是没有这么漂亮、系统的出版出来,而且里边有稿本和钞本,很珍贵。首次系统而且相当完整地把这些材料出出来,对推动东亚史跟中国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好处,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有历史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不是所有的古文化、古文明都有历史感的,比如,印度文明就没有历史感。对一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们认为是不重要的,只关心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葛兆光所提出的从周边不同文化体看中国,当然是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了。在中国古代,文史哲本是不分家的,但现在的学科壁垒比较严重,文学和历史分家,而且历史研究也分了很多类,世界史,本国史,本国史又有专门史,断代史,社会史,经济史,越分越细,"从周边看中国"就有意有"打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光从自己国家的材料出发,到底别人怎么看我们,要多一面镜子。我过去也说过,乾隆皇帝认为清帝国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愿意与英国人交易,最多赏赐给英国人些茶叶、丝绸,他认识自己了吗?没有。因为他不认识对手。不认识对手,就等于不认识自己,因为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地位。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就爆发了。所以,通过别人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历史研究也是这样,如果光拿自己的材料来研究自己,显然是不够的。西文文献里还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史料,也是以后需要深度发掘的。中国文化里,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中国文化正是因为有历史感,所以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文化从古到今的变化,自觉维护这个文化的脉络。《为政》篇中,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损益,任何朝代都不可能把前代制度完全毁掉,这是中国文化可以长期延续下来的缘故。了解历史,就了解了这一点。有历史观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自己从哪里来,文化的变迁过程,也可以知道我们文化的变化走向。 贺圣达: "更好的认识中国"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有关中国的越南古代汉文的第一手资料。燕行是越南古代汉文文献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品种,是由使臣出使而产生的,包括使臣出使的经历、见闻,内容相当丰富,由于中越两国特殊的关系和历史交往,燕行文献也可以说是中越文化交流的结晶。《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整理的大概是79种,整理出了1万多页,每页300来字,相当丰富。中国域外汉文文献,涉及中国的专门的记述,在我印象中,也就是吴晗先生民国时期从《李朝实录》中辑出的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从此之后,再没有这么大的系统的整理了。尤其是,越南汉文献当中有关中国的资料是第一次整理。第二,这个文献的特点是形式多样,内容非常广泛,有多方面的很高的研究价值。越南使臣从镇南关一直到北京,路程2000多公里,有些绕道的甚至3000多公里,往返两年,时间如此之长,一路上看得比较仔细。文献的形类也是多样的,包括行记、诗文、地图,而且,时间跨度也是很长,最早的是14世纪初,最晚是法国侵占越南以前,1884年,对中越关系史,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史、社会史,还有民间民俗,历史地理学,交通史,都有研究价值。其中有些内容是正史都没有过的,补充了中国历史之不足,包括相关文献的不足。第三,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汉文化圈文化史的很好的资料。其中讲到越南与中国文人、与朝鲜在北京的官僚使臣的交往,还有琉球的,是整个汉文化圈,包括汉字文化、文学史的丰富史料。更直接的是对越南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书法史等资料的意义。第四,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比相关的研究又进了一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专门对汉南古籍79种文献的真伪、编年,排次进行研究,包括作者生平和简要评价,每一种的内容提要,所以不止是辑录,更是研究,考订更细更准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对当下的意义,就是在于怎么样更好的认识中国。 傅杰: 建立"燕行录学"? 燕行文献是很特殊的史料,是当时的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或是外交使节,或是旅行者,到中国的行记。到外国,新鲜感的刺激下,很可能就对本国人熟视无睹的东西有了新的发现,或者是和本民族的东西相比较,除了详细的记录,可能还会发表一些观感。这种记录,有的是日记,有的是诗文,带有备忘录的性质;有外交性质的记录,可能还会有情报的性质。所以,燕行资料会比较详尽,有国内的历史记载不太关注的资料。韩国前些年出版过本国的燕行录,印过150册,当然书很贵了。有闻风而动的学者甚至宣称要建立一门燕行录学,内地已经出版了一本《燕行录研究》,主要根据韩国出版的燕行录,引了些可以补充我们正史史料所不备的东西,写了一篇燕行录学引论,宣称燕行录学将是本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标志,希望可以与敦煌学相提并论。应该说,韩国出版的燕行录确实提供了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而越南的燕行文献更是我们以前一直所不知道的。这次由复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的学者一起努力,把越南重要的燕行文献进行详细的选择、考证,撰写了提要,加以影印,其中内容,上到对中国皇帝的认知,下到文人之间的交往,风土民俗的交流,确实很多可以与我们的史料相互补充。葛兆光教授研究中国学已经有很多年,他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著在学界影响很大,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就一直关注"从周边看中国"的问题。复旦大学聘请他来做文史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就确立了几个研究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从周边看中国"。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周边看中国,可以改变过去我们以自我中心想像天下的问题,和以西方为唯一的镜子看中国的问题。从周边看中国,主要是通过中国周边各个文化区域留存的各种文字的资料,返过来观察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这个工作很重要,但是操作起来很麻烦,首先要解决的,正是史料的问题。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国内还是不多的。(周振鹤、贺圣达、傅杰文章由本报记者采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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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文化层面上,从一开始,被殖民环境中本土与帝国的冲突情境,就不断地上演在我的家庭中。不管是属于哪一个阶级派系的人,都只认同殖民者,而不能认同穷困牙买加黑人的主要文化充分展现出高度的种族和肤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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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政治哲学和英美国家的政治哲学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德国的政治哲学包含了法哲学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才能很好的理解康德的法哲学观点,他的法哲学观点其实是政治哲学观。要理解康德的法哲学,先要了解他的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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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篇潘岳访谈,可惜访谈中提出的问题稍单薄了一点。今年的暖冬或许会提醒一部分人注意环保,但是在北京的路上,开着中文名大概叫“路虎”的Landrover或者其他SUV的人看来还是很自豪,估计也还是在享受羡慕的目光。而《伦敦书评》发了篇John Lanchester 的文章,干脆就是在遗憾伦敦为了环保而搞破坏、尤其是去砸四轮驱动SUV的人太少。--Humaniti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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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就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科学性」。那么,它与社会主义政治相结合,会产生一种误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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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庄社会长远预期松动,人们越来越期待在短期内收回自己的人情时,人情就不再是过去的那种以礼尚往来为基础,以婚丧大事为条件的互惠。这样的人情也注定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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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京剧与“中医针灸”经审议通过,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对于京剧和中国民族文化都是一件大事。这说明,京剧也与此前已列入名录的昆曲、藏剧、粤剧等戏曲剧种一样,受到了世界文化界的重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与昆曲等被列入相同,这并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中国来遴选的,而首先是中国自己重视,中国提出申报的。当年昆曲入选代表作项目后,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昆曲为什么能入选”的问题时说,昆曲的入选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昆曲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第二是由于国家重视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昆曲现在还在舞台上传承,还焕发着光彩;第三是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才能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我认为今天京剧能入选也基本上是由于有这三个条件。当然,入选以后,我们的责任更沉重,必须更好地研究京剧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科学地予以保护。
一、京剧产生“危机”的原因
“文革”十年,京剧与其他戏曲剧种一样,遭受严重摧残。“文革”之后,传统戏恢复,京剧经过一个短暂的繁荣期,随后,则由于观众的减少而出现了“危机”。这是与国内、国际的大环境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化涌入,流行文化盛行,以其流行性、现代性而受到青年观众的青睐,民族的传统文化必然地受到挤压。不独中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国家,都感到“好莱坞”等强势文化的冲击。世界各地很多种民族文化濒临消亡的危险,有些已迅速消亡。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有识之士提出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
有的论者完全忽略这种客观环境,认为京剧的衰落是由于“传统剧目大量流失”,“而传统剧目的大量失传始于‘戏改’。”[1]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传统剧目的失传不是始于戏改,戏曲剧目总是不断生产,又不断失传,这是一条艺术规律。傅谨先生说,京剧的鼎盛时期“只能首推清末民初从伶界大王谭鑫培到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这‘三大贤’执剧坛牛耳的年代”。又举出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京剧汇编》收入了400多个剧目(以及北京市艺术研究所收藏的1000多个传统剧本)和《京剧剧目初探》收了1200多个剧目,而音配像工程只占传统戏的十分之一,以此说明传统剧目的大量流失始于“戏改”。实际上上述资料所收的这些剧目只是包括几代京剧演员曾经演出的剧目,而在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等“执牛耳”时,也只是演出其中很少一部分剧目。梅兰芳、周信芳等早年演出的许多剧目,到中年以后也不再演。再往前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传统剧目是数不清的。傅惜华编辑的《元代杂剧全目》收元人杂剧作品550种,《明代杂剧全目》收明杂剧523种,《清代传奇全目》收剧目1600余种,《清代杂剧全目》收剧目1300种。庄一拂《古代戏曲存目汇考》收各类剧目4750种。在清代能演出其中的多少部?传统剧目早已不断“流失”,那时并没有“戏改”。
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审美爱好不断变化,所以过一段时间人们就对某些传统剧目失去兴趣,以及演员条件等原因,舞台上就不再演出了。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人们又发现其中某个剧目还是有价值的,于是又“挖掘”出来。上世纪50年代的“戏改”存在一些缺点和片面性,但它对于戏曲发展的作用应该说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必然要对以前时代的作品进行新的审视,要求文艺作品适应新的时代;同时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戏改”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方法。许多作品经过整理改编,出现了新的面貌,在舞台上流传了下来,甚至成为保留剧目。2010年国家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和全国京剧优秀剧目展演中的许多传统剧目如《满江红》、《九江口》、《霸王别姬》、《杨门女将》、《柳荫记》等,就是五六十年代经过“戏改”保留下来的。当然,当时标准过严,否定的过多,这些经验教训应该汲取,对传统剧目的价值应该用今天的思想高度重新审视。
重视继承传统,努力恢复有价值的传统剧目,这对于京剧的保护传承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做了这一项工作就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
二、重建保护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京剧的保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人才是传承的主体,所以首先要重视培养人才。观众是戏剧生存的条件,所以还必须努力“培养”观众,增强观众对传统戏剧的欣赏兴趣和欣赏水平。剧目建设是核心环节。要用优秀的剧目来培养演员,吸引观众。同时要有一些社会活动和理论研讨来做舆论宣传,形成重视传统的文化氛围。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部和戏剧界人士就开始采取措施保护和发展戏曲艺术。对京剧重视程度应该说是很高的。1990年,文化部艺术局、北京市文化局、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戏曲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1994年底到1995年初文化部与中国文联又在北京和上海联合举办了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两次活动都不仅有几十台戏参加演出,而且都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讲话。自1994年起,每年新年都要举行新年京剧晚会,中央领导出席观摩。这些活动意在表明党和政府对京剧的重视。具体举措包括成立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专家和有关各方面负责人及社会各界热心京剧事业的知名人士组成,以具体指导京剧的振兴工作;委托中国戏曲学院承办中国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组织实施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组织京剧进校园、下基层和开展京剧常识讲座活动;举办京剧艺术节;对重点京剧院团给予保护和扶持等等。
这些举措产生了实际的效果。重点的京剧院团有了更好的发展;一些在艰苦的条件下奋斗的院团生存了下来,条件逐步有所改善。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培养了起来,呈现出京剧表演艺术后继有人的态势。一批有价值的传统剧目得到抢救和传承,逐步积累了一批新的优秀剧目。总体上看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变化不只是由于京剧本身的原因,是与整个社会舆论联系在一起的。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国家又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到今年,已评出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戏曲一百几十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已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前些年,一些青年学生说,昆曲、京剧是爷爷奶奶的艺术,他们不要看;而现在,以传统为时尚已在一部分大学生中成为风气。一些十来岁的小学生也能唱上几句《红灯记》的选段。
但是文化生态环境依然严峻。如果以市场来衡量,戏曲的、京剧的市场是很脆弱的。文化市场以娱乐性的产品占大份额,以前我们提倡“寓教于乐”,现在或者说要“寓文于乐”,做起来都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娱乐市场以青年为主体,有人认为多演传统戏就能开拓市场,实际并非如此。上海京剧院院长孙重亮说:京剧原本有传播知识的功能,有宣泄的功能,但是今天青年可以从各种渠道得到知识,可以到足球场、演唱会、迪斯科舞厅宣泄,因此“戏曲剧场的观众产生大分流”、“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戏曲院团很无奈”、“修复生态,重建民族文化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2]
三、当前京剧创作的态势
如上所述,对于京剧的传承发展已做了很多工作,那么当前它在全国戏曲创作和演出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呢?应该说京剧是居于领先水平的。在全国有影响的、获得过国家级奖励的演员也以京剧为最多。在文化部评选的优秀保留剧目、文华大奖剧目中都有京剧。《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骆驼祥子》、《膏药章》、《华子良》、《廉吏于成龙》等京剧优秀剧目在各戏曲剧种中也居于标志性的作品之列。2010年底,文化部举行了全国优秀剧目展演,参加展演的有38个京剧院团,演出了36台大戏和9台折子戏。这次活动通知较晚,不可能现做准备,因此所演剧目应能反映各院团日常演出剧目的情况。从这些剧目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在剧目上还是传统戏、历史剧、现代戏三者并举。在传统戏中,折子戏数量较多,同时也有《四郎探母》、《野猪林》、《霸王别姬》、《九江口》等传统保留剧目。折子戏是从传统大戏中筛选出来的,其中有精彩的表演,因此可能较多按传统的样子演出;而大戏则多是经过改编加工的。传统戏如果完全不做加工,多数是很难演出的。有些剧目如《满江红》、《孙安动本》是介于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之间的。历史剧有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实践证明,它们已成为新的保留剧目。也有近年创作的《卢沟晓月》、《北风紧》、《辛弃疾》、《下鲁城》等,证明这些新作品也没有被丢掉。现代戏则题材多样,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其中有些作品如天津京剧院的《华子良》以其现代生活的京剧化的成就获得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的“突出贡献奖”。山东省京剧院的《石龙湾》已演出了十五年,通过这个剧目培养和造就了许多青年演员。这说明“三并举”仍然是合理的剧目布局;而三类剧目都需要进行新的创造。
第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京剧艺术在做拓宽题材领域和表现能力的努力。比如甘肃省京剧团的《丝路花雨》融入了许多舞剧的因素,创作者力求用京剧诠释敦煌文化,反过来敦煌文化又丰富了京剧的舞台色彩。陕西省京剧院的《风雨老腔》反映老腔艺人的风雨人生和老腔艺术的艰难传承历程,请老腔艺人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并在京剧的唱腔中融入了老腔的特点。青海艺术剧院京剧团和浙江京剧团演出的《藏羚羊》演绎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拟人化的羚羊表演融入了一些新的武功和舞蹈。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死水微澜》移植于同名川剧,它实现了京剧化,但因为吸收了四川的生活素材和川剧的表演因素,而使作品具有了更丰富的色彩和韵味。
这些特点应该说都不是为了迎合评奖而做的,而是院团的艺术工作者出于对京剧发展需要的理解,出于对观众需要的理解而做的探索。在探索阶段,艺术上可能还不完整,但这一阶段和过程是无法越过的。
四、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京剧应该如何保护
京剧早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现在它又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对它如何保护更该郑重思考。前面讲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重视营造有利于传统艺术生产的生态环境,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有些举措,如节庆活动,评奖等,应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剧目建设是保护京剧的根本工作,必须更加重视传统,对一些濒临失传的有特色的剧目,对老艺人的表演,要抓紧抢救,这都是紧迫的工作。但我们同时要考虑使京剧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第一,京剧是活的艺术,它还在舞台上和观众中流传,所以必须适应观众的审美需要,与时俱进。第二,从京剧艺术本身的特点看,它与昆曲不同,没有昆曲那么严格的规范。同一个剧目,同一段唱腔,不同的演员可以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唱法。因此才有不同的流派。流派是艺术家发挥创造性的结果。所以流派的创始人都是革新家。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京剧很少有新的流派产生?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不是由于革新太多,而是由于我们的演员缺少新的创造。所以保护京剧,一定要重视保护流派;但这种保护一方面是要继承前辈的创造成果,同时更要弘扬流派创始人的创造精神。
继承和革新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京剧艺术不断有新的积累,有新的发展。传统戏剧是一条流动的河,我们必须不断向它注入活水。因此我认为,对京剧科学的保护应是更好地把传承和革新结合起来,从而增加它的有效积累,使它能够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注释:
[1] 傅谨:《深耕传统 开拓市场——京剧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省思》,《中国文化报》。
[2] 孙重亮:《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京剧突围》,《艺术通讯》2010年第九期。
王安葵: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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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裝水的故事是一個大數目的故事:出售數十億加侖或公升;10億支瓶生產、使用、並扔掉;數十億美元的銷售額、幾十或幾百萬噸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獲利10億美元。這本書也是一個關於全球近10億人沒有獲得安全和負擔得起的飲用水的故事,每年數百萬人因為與水有關但可預防的疾病而死亡,其中大多是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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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全球金融危机进入第二阶段;张平: 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结构性"减速;王国刚: 经济运行资金面总体充裕;李雪松: 近半省区下调投资目标"多年罕见";裴长洪:上海自贸区亟待研究十个问题;张平: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结构性"减速;黄速建:部分行业存在极高准入壁垒;李周:高度重视农业"三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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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比尔兹利与海派作家的颓废艺术观念,并进一步论述艺术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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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被誉为欧洲公共知识分子的翁贝托·埃科的来华访问,让媒体的密集“枪炮”对准了这个身兼小说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评论家、符号学家的教授。或是媒体的过度热情,让这个胖胖的意大利人高喊,记者们都来了,那我的读者呢? 在中国,埃科的第一批读者,恐怕还是因他在20年前出版的小说《玫瑰之名》,而认识这个被称作是“继莫拉维亚和卡尔维诺之后,意大利最顶尖也许也是唯一的大师级作家”。 埃科在中国有太多的译名,有太多的身份,作为小说家的他,不过是从48岁的玩票开始,谁知,玩得竟比专业作家要畅销和诡异。第一部小说《玫瑰之名》,行销1600万册,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改编的电影囊括欧洲电影奖项多项殊荣。此外,小说《昨日之岛》、《傅科摆》、《波多里诺》、《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亦受追捧。 在北京的论坛上,埃科谈论的是后现代战争,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关注。他又去了上海,说以私人事务为主,其实是因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将系统引进出版他的小说,此次先推一本《波多里诺》。记者获悉,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全彩版《美的历史》也于4月上市。 在《波多里诺》里,翁贝托·埃科再次表现出学者的博学。《玫瑰之名》呈现的是庄严神秘的中世纪,而这次他展现的是荒诞的边缘小人物的中世纪,也被看作是《玫瑰之名》这一发生在修道院里的侦探故事的续集。在法国《读书》杂志主编弗朗索瓦·比内尔有关《中世纪大爷波多里诺》的一文中,他说,这部有些类似流浪汉的冒险故事沿袭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的叙事模式,糅合了中世纪的所有重要神话。在诸说混合之中,圣杯传奇、祭司王约翰的故事、东方贤士的神话以及假施洗约翰头颅的磨难依次展开。 虽然埃科在《波多里诺》中完美地再现中世纪的人物风情,但即使对欧洲读者来说,书也并不好读。比如作品的开篇用编造的难懂方言写就的20页文字叫人无法喘息,而这早有先例:《玫瑰之名》中插入大量拉丁语句子,第二部小说《傅科摆》又在开篇引用了半页希伯来文。作为哲学博士,埃克明白,只有伴随着离题与焦虑,知识的获取才会有如此强烈的趣味。关于写作,埃科意在弦外之音。 虽然埃科善于在故事中“游戏”,并不在意读者如何阅读。比如,盛传的“一切阅读都是误读”是他的名言,但他却予以澄清,“我写了至少两本书,是为了反对误读的,而并不是说‘一切阅读都是误读’”。 就此次译文社全面推出他的作品,主持引进和译介埃科作品系列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助理赵武平认为,埃科在语言学、美学、文学批评和符号学上的杰出贡献,影响限于高端学术领域。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作为杰出小说家的社会政治责任意识、人文精神吁求,以及风格独具的文学成就,人们的认识更多限于报刊介绍,系统阅读和理解的条件并不成熟。埃科的身份太过复杂——学者、编辑、电视主持人、文化批评家、公共知识分子、美学家、符号学家,要想完整接受和理解这样一个所谓“当代达·芬奇”式的文学巨匠,系统翻译出版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根据先前的协议,上海译文出版社取得埃科所有重要文学作品版权,其中包括《玫瑰之名》、他最具文体试验创新特质的小说《昨日之岛》、以埃科童年生活为背景的《傅科摆》、他进入新世纪之后最新的小说力作《波多里诺》和《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以及他的学术代表作《康德和鸭嘴兽》和人文思想随笔集《密涅瓦火柴盒》。 2004年,埃科曾接受法国《快报》专访。法国记者称他声音响亮、清晰,就像在讲台上,做着手势,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进入文字的世界,仿佛进入一座修道院中,虔诚之极神采奕奕。谈过了他的小说,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谈欧洲的,谈符号学的,谈文化一体性的。 □明天的欧洲,主导语言是哪一种?一定是英语吗? ■你们瞧,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总必须有一种媒介语言。非洲人发明了斯瓦希利语,非洲大陆大范围地区都懂这种语言。早先,媒介语言是拉丁语。后来,几个世纪都是法语。现在,是英语。地球上没有任何强权可以指定一个民族的语言或一种媒介语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生物学意义的力量。撇开来说,英语的优势地位,是由于历史或语法上的原因,人们更容易掌握它,法语、意大利语难度则要大些。英语,乱说也可以让人懂。讲英语的人什么都接受。也许过半个世纪,大家说的都是阿拉伯语或汉语!不过,就像我在研究语言的书里写的,我重复一下,不可能指定一种语言。除非大家全通晓多种语言! □大众化对欧洲是个威胁吗? ■是,肯定是。我就生活在一个被大众化统治的国家。大众化,是对不存在、不明确的主体的直接情感诉求。 □电视造成了大众化? ■不,电视只是让大众化更现代化了。墨索里尼当年是在10万名迫于威胁的听众面前高谈阔论,今天则是4000万电视观众,而且他们并不是被迫坐到电视机前面的。电视让大众化现象现代化了。所以说,该责怪的不是贝卢斯科尼,而是投他票的那些人! □“以前我没有决定,现在我不再确定。”您在最近出的书里写过这样的话。多年来,您研究符号和密码、美学、语言、交流,等等等等,不多列举了……您一直都没有确定您的研究对象? ■年轻的时候,一位老师告诉我:“我们从生下来脑子里就有一种想法,然后我们一生都在发展这种想法。”我就纳闷:“人生难道就不可能有点变化?”等快到50岁的时候,我发现老师讲的是对的:我这一生其实都在延续一种想法。唯一的问题是我过去不知道这种想法是什么! □现在呢,您知道了吗? ■我大概正在明确。我太喜欢符号学了,我越来越被世界并不存在而只是语言的一种产物的可能性吸引。所以,我主要的疑问就是:世界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 □您找到答案了吗? ■我……就像真正的现实主义者约翰·塞尔说的,不是他说事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他只是怀疑事物存在的可能性。 □那您也是现实主义者…… ■可以这么说。只是,写那些傻家伙,我也许感觉有罪。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存在,不用我个人负责。 □您称得上博学。您为什么会对语言感兴趣?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已经开始写作,不过写得不怎么样……十岁时,我写过一个40来页的东西,后来一次搬家把它找了出来。那个主人公,我起名叫“历法”,他在一座岛上建立起一种文明,他描述自己是怎样创立了岛上的语言、宗教、习俗……最后,他坦白:“请你们原谅,我对你们撒谎了。我不是神,也不是创立者……一切都是假的。” □后来的游戏已经出现了……您童年是生活在法西斯统治下,当时墨索里尼似乎要退回意大利文化的原始状态。 ■没错……不过墨索里尼的儿子维托里奥是美国电影的狂热爱好者。美国书、美国电影、约翰·韦恩和加里·库珀演的片子,不断都可以看到。别忘了,意大利移民潮很厉害,一直都有人从美国过来。到1942年,法西斯政权才对美国人进意大利关上大门。米老鼠没了。美国成了禁忌。 □您大学时候很快就对语言感兴趣,顺序是这样的:艺术、哲学、符号学……现在还有科学,您书里有技术性的东西。 ■曾经有些时候,哲学拒绝讨论心智,因为心智是看不见的。现今,认识问题已经成为核心问题。科学的发展让人们有可能触及以前看不见的东西,同时也让符号学提出疑问:我们对事物的感知是怎样由语言建构起来的? □在美国,有人反对某些哲学家的晦涩,说是学究式的卖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晦涩的学术语言有时掩藏了一种模糊的思想。 ■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帕斯卡尔或者笛卡儿的哲学语言就很简单、很通俗。甚至柏格森,他说的概念复杂吧,但他的语言并没什么玄机。20世纪后半叶,事情变了。为什么拉康的法语那么难懂?因为他的句法不是法语句法,而是德语句法!真的,1960年代,德语真的侵入到法国哲学领域。 □文化差异的影响最终大过语言差异? ■每种语言都提供了一种世界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试图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必须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语言多样性是财富。这是不容辩驳的,这大概与人的本性有关。可以很长一段时间抛开这笔财富,比如出现一种语言占优势的现象:先是希腊语,再是拉丁语,再是法语,再是英语……我相信,渐渐会有两种语言同时占优势的状况。 □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人还有可能“博学”吗? ■我们有的信息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网上书店得到的信息并没有在巴黎大学附近小书店里得到的多。电视频道多了,我们得到的信息反而少了……我上网查参考书目,出来一万多条,有用的信息没什么。互联网,简直就是信息减少的悲剧!我们有可能个个都是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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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土地一直是高度集中的。早在汉代,就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记载。为了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如打击兼并、重新实行“井田制”等等。为了夺回自己失去的田地,农民也进行了一次次的英勇斗争。到了唐末,“均”、“平”之类的思想明显地出现在农民起义当中,如浙江农民起义领袖裘甫年号“罗平”,印文“天平”,王仙芝起义后自称“天补平均(或均平)大将军”。到了北宋以后,“均贫富”、“均田”的口号在农民起义中就更加明确了,王小波、李顺公开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杨么明确提出“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白成起义更进一步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在清朝初年,各地农民特别是东南沿海、江淮、两湖一带的农民,曾多次掀起“罢佃”、争取永佃权和抗租、减租的斗争。江西宁都的佃户,甚至组织起“田兵”进行抗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剥削的加深,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纷纷提出了自己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一、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张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具有改革思想的龚自珍便提出了平均论和农宗论,以图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问题。在1816年写的《平均篇》中,他指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上)也”。在此后7年他写的《农宗》中,又提出土地占有的多寡决定了政治等级的高低,为了防止兼并,应在全国实行按宗法关系占有土地的“农宗制”。他认为土地有限,不可能人人都有土地,因此他将农宗中的全体社会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4个等级,其中小宗、群宗又称余夫。在一家立宗时,长子为大宗,次子为小宗,三、四子为群宗,五子以下为闲民。以后大宗的儿子也这样划分,小宗的长子则为小宗,次子为群宗,三子以下为闲民;群宗的长子为群宗,次子以下为闲民;闲民之子世代为闲民。他假设大宗受田100亩作为家业,以后为大宗的长子世代继承,余夫另外向国家请田25亩,闲民来耕种大宗和余夫的土地,那么1个大宗加4个小宗或群宗,“为田二百亩,则养天下无田者九人”。一个有田40万亩的大县,就可以“为天子养民万八千人”。对于大宗的100亩田,龚自珍是这样安排的:10亩造住宅,10亩产品供雇农食用,10亩产品纳税,30亩种粮自给,30亩种粮出卖换取生产资料和家具,10亩生产桑苎、木棉、竹漆、瓜果等消费品。余夫的25亩田,则5亩造住宅,2.5亩产品供雇农食用,2.5亩产品纳税,10亩种粮自给,2.5亩产粮出卖,2.5亩生产瓜果、蔬菜等。从上面可以看出,龚自珍虽然主张平均论,但他的农宗制却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它虽然可以防止土地的高度集中,但仍然是为了维护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而且他的这种制度是纯粹主观想象的产物,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与龚自珍的农宗论不同,其后的冯桂芬提出了均赋的主张。1853年,他在《校邠庐抗议?均赋议》中,揭露了苏州一带田赋的严重不均,说绅户最强的折银以一石二三斗当一石,而最弱的农户则要三四石当一石,而且还有“不完一文”的,因此应实行大小户均赋。但因大地主和地方官的反对,他这种主张不但不能实行,反而受到打击。直到1863年,他代江苏巡抚李鸿章起草要求减赋折,经朝廷批准,才使苏州、松江、太仓减漕粮l/3,常州减漕粮1/10,但均赋的主张仍未能实行。实际上,减漕以至均赋只是有利于地主和自耕农,广大的佃农、雇农并得不到什么好处。正是为了纠正冯桂芬均赋主张的偏弊,解决佃农的生计问题,陶煦于七八十年代写了《租核》一书,提出了重租论,主张实行减租。他揭露了苏州一带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收租过程中的残酷迫害,说佃农终年辛勤劳动,大部分收成被地主取去,“多者二十而取十五,少亦二十而取十二三”,而且地主还想尽一切办法对佃农进行搜刮,如“纳租收钱而不收米,不收米而故昂其米之价,必以市价一石二三斗或一石四五斗之钱作一石算,名曰折价。即有不得已而收米者,又别有所谓‘租斛’,必以一石二三斗作一石”;地主还勾结官府,派隶役帮助收租,收租人对佃农“恶声恶色,折辱百端”,或“以私刑盗贼之法,刑此佃农”。交不起租的佃农,“虽衣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因此一县中为交不起租而受刑的有“数干人,至收禁处有不能容者”。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培本”,培本之法即实行减租。关于减租的标准,陶煦认为不能“以商贾之利求之于田,责之于租”,应考虑土质的好坏和人口密度的大小,分等规定地租。如减租l/3,就能使地主“可食不稼不穑之禾”,佃农也“可卒无衣无褐之岁”,因而符合“适中之道”。另外对于收租期限、惩处欠租佃农、矜恤寡独、剔除收租积弊等方面,他也提出了许多设想。从这里可以看出,陶煦的主张比龚自珍、冯桂芬的主张更符合贫苦农民的要求。但是,这种主张并不能改变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即使减租,不经过农民的斗争,地主阶级也是不会实行的。二、 太平天国时期农民的土地斗争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解决土地问题,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当起义军定都南京以后,他们就按照平均主义的理想,制订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文件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明确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关于土地分配和使用的方法,文件规定要把田分为9等:每亩早晚两季产1200斤的为上上田,产1100斤的为上中田,产1000斤的为上下田,产900斤的为中上田,产800斤的为中中田,产700斤的为中下田,产600斤的为下上田,产500斤的为下中田,产400斤的为下下田。分配时以产量计算田亩,如上上田1亩可等于下下田3亩,并且要好坏田搭配,每家好坏田各一半。具体分配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按人口,不论男女,按其全家人口的多少,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二是按平龄,16岁以上的男女分全份,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只分大人的一半。文件还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25户之领导——引者)督伍长(5户之领导——引者),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另外,文件还规定,“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童子俱日至礼拜堂”读书,每户出一人为兵,“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 这个《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最系统、最完整的一个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反映了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强烈愿望和关于整个社会、国家的美好理想。但是这种“无处不均匀”的绝对平均主义,除了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外“余则归国库”、“物物归上主”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怎么能行得通呢?大概正因如此,《天朝田亩制度》当时并未付诸实行。尽管《天朝田亩制度》当时没有实行,但是在太平天国管辖或太平军攻取过的一些地方,却给了封建土地制度以沉重的打击,使土地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例如在江苏吴江等地区,太平军曾直接发给农民“田凭”,每亩交钱30060文以后,租田就归农民所有,许多农民高兴地交了钱。在江苏常熟等地区,太平军曾颁布告示,规定地主不得“挂名收租”,农民只须向太平军交纳钱粮就行了。他们租种的土地,事实上也就归自己占有。除以上两种情况外,在更广大的地区,农民则在太平军的支持下,自动地烧毁地主的租簿、契约,不再向地主交租。当时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多。例如清朝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曾哀叹,自1853年以后.他在安徽芜湖县的2126亩田产“籽粒无收”;苏州大地主江望也说,他在长洲的4000多石田租完全收不到。在江苏无锡地区,佃户普遍地不再交租,地主无法可想。有些地方太平军虽然允许地主继续收租,但租额已受到很大的限制,蛮横逼租的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变。在江苏松江浦北各乡,1860年地主收到的租子不过3/10,有的1粒米也没有收到。在浙江嘉兴,1861年冬地主向佃户收租的时候,有的地主像乞丐一样乞讨,有的佃户给他几斗,有的则根本“不理”。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以后,地主阶级虽然疯狂地反攻倒算,但由于起义军的沉重打击,江苏、浙江、安徽许多地方的土地关系不能不与以前发生许多变化。当时很多地主被杀掉了,也有很多逃亡在外,因而太平天国失败后,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大量出现。在江苏的江宁、常州、镇江、无锡等地,这种变化是很明显的。另外,许多地方的本地地主相对减少,外地地主的土地相对增多,也使地主对农民的控制相对减弱。当时“收租局”、“催租局”、“租栈”的设立,“永佃制”的发展,都说明了这种情况。 三、 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主张 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各自提出了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主张。1901—1902年,康有为首先在《大同书》中提出了土地公有的主张。他说“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因此应实行公有制。到那时,国界等都取消了,公政府商部统计全球人民对农产品的需要,加上准备弥补意外水早天灾的数字,确定生产的品种和数量,然后因地制宜规定各度界的生产任务,经农部核定,由度界小政府落实到所属各农场,各农场均用机器生产。农产品收成后,先扣留本度界的需要,其余归商部。商部再将收到的农产品运往各地,“以所有易所无,以有余补不足”。农民要有农学考试合格证书,只有学士、工师、技师出身的才能担任各级农业长官。劳动时间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减少,农民劳动时“不惟无苦而反得至乐”。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土地公有呢?康有为认为先要去私产。他说:“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皆归之公,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买卖之。”怎样才能去私产呢?他说先要去家界,废除婚姻制度,男女采取立约的方式同居,小孩出生后就由社会抚养和教育,同父母无关,老年人则进养老院。这样,就取消了家庭,取消了夫妇父子的家族关系,于是遗产无人可传,农田等归公而进入“大同之世”。从这里可以看出,康有为的土地公有的大同社会,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了解而设想出来的。它虽然表达了人类的美好理想,但由于是主观想象的产物,因而不可能得到实现。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与此同时,谭嗣同在展望未来时也写道:“无论百年千年,地球教化极盛之时,终须达到均贫富地步,始足为地球之一法。” 但是,他们在当时都不主张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关于这一点,在改良派1905—1907年间与革命派的大论战中充分表现了出来。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杂答某报》等文,猛烈抨击革命派的“社会革命”——土地国有的主张。县解(朱执信)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曾归纳《新民丛报》攻击民生主义的论点“要有四端”:“社会革命终不可以现于实际,而现矣而非千数百年之内所能致,一也;行土地国有于政治革命时同于掠夺,二也;利用下等社会必无所成而徒荼毒一方,三也;并行之后,无资产之下等握权,秩序不得恢复,而外力侵入,国遂永沦,四也。” 总起来说,改良派是倾向于“普鲁士式的道路”的,即主张通过由资产阶级剥削方式慢慢地取代地主阶级剥削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化。 与改良派不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关于孙中山的土地主张,下面还要专门论述,这里只简单谈一下其他人的一些主张。在1901—1902年间,章太炎、秦力山等就多次与孙中山讨论过“古今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皆在讨论之列”。1902年,章太炎根据他们讨论的意见,在《定版籍》一文中草拟了一个《均田法》。秦力山主张“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为乌有”,“不问男女,年过有公民权之上者,皆可得一有制限之地,以为耕牧或营制造业”。他说“苟辨乎此,则智与贫富二者,何愁而不平等”。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疾呼农民之痛苦,并在别文中说他正在考虑“均贫富”的问题。而《俄事警闻》发表的《告农》一文,则说在一定时候“可以想个把田地归公的法子” 。在组织革命团体和发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他们曾将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动群众的号召。例如1904年由陶成章起草的《龙华会章程》明确提出:“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呢” 。1906年,洪江会首领龚春台在萍、浏、澧起义中发布的《中华革命军起义檄文》也说:“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学说以后,同盟会内虽有人持有疑义,但仍有不少人积极地进行宣传。廖仲恺于1905年翻译了亨利?乔治《进步和贫困》的部分内容,在《民报》发表,并撰写了有关文章。胡汉民以汉民、民意的笔名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逐项地宣传了民报的主张和驳斥梁启超“经济观念之谬误”,认为“均地之政,至平等耳” 。冯自由发表《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说民生主义、土地国有、单税法是“建设新政府唯一之行政方针”,并呼吁“诸君其勉旃” 。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也以韦裔的笔名发表《悲佃篇》,说:“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现一国之民田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因而“非复行井田即足郅治也,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故豪富之田,不可不借,然欲借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文章指出,夺豪富所有,“以共之于民,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此则仁术之圣大者也”。 在同年7月10日的《天义报》第3期上,他还以申叔的笔名发表一篇《人类均力说》,按古代的大同理想对未来的社会作了具体设计,提出应破坏固有之社会,破除国界,凡人口达千人以上,则区划为乡,每乡之中,均设老幼栖息所,年20至50者须按规定做工。他说:“依此法而行,则苦乐适均,而用物不虞其缺乏。处于社会,则人人为平等之人;离于社会,则人人为独立之人。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非所谓大道为公之世邪?”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提出各种土地主张的同时,广大农民群众自发的、分散的斗争也不断地进行着。1902年,广西贵县大旱,知县仍然派兵逼迫农民交纳田粮,雷村农民杀掉了前来催粮的官兵,进行反抗,随后很多青壮年参加了反清的秘密组织三合会。1907年以后,各地农民普遍掀起了抗捐、抗漕、抢米、反饥饿的风潮。仅长江下游和两湖一带,1910年发生的抢米风潮就有90多次。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和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参加的都有几万人。在长沙,四乡饥饿的农民不断地涌进城里,到地主家“吃排家饭”,把碓坊、堆栈中的粮食抢劫一空。长沙附近的宁乡、平江、益阳等地也爆发了农民的反抗斗争,益阳农民进城把一家大地主的米店抢掠一空。辛亥革命爆发后,许多地方的农民立即起义响应,如江苏常熟的农民团结在佃户孙二的周围,烧毁了须姓地主的庄园,高举义旗,推举孙二为革命军大都督,并且使斗争迅速扩展到江阴、无锡等县。在广东、湖南等省,也有很多农民自动组织起来,惩办土豪劣绅,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可是,由于这些斗争缺乏组织和领导,很快就失败了。 以上说明,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能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历史的重任已落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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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介绍美国政治文学刊物Partisan Review (1934-2003),文中史实有错,比如M. McCarthy不是耶鲁的等等,不一一列举。文后有BU提供的过刊阅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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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3日,埃及著名 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给本刊发来两篇文章《南方国家必须掌握独立主动权》和《欧洲的出路--维持欧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论述了国际金融危机后备受美国 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害的南方国家和欧盟应该采取怎样新的发展道路。由于两篇文章所论述的主题相关,本刊以《萨米尔•阿明论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发展道 路》为题一并发表如下。 南方国家必须掌握独立主动权 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维度目前遭到了当代史上的第二次挑战。 第 一次挑战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就宣告世界分裂成了两大阵营,即"自由世界"阵营和"共产极权主义"阵 营。由此,第三世界的存在就被公然地抹杀掉了:由于它的"非共产主义"性质,它被径直划归"自由世界"所有。"自由"被认为只适用于资本,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被压迫的现实则被完全地漠视了。次年,日丹诺夫在他的(事实上是斯大林的)著名报告中--正是这个报告导致了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的简化形式)的成立 --也将当时的世界一分为二,即包括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包括其余地区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个报告忽视了当时存在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就是帝 国主义中心国家与投身解放斗争的外围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对立。 日丹诺夫教条的主要目标是推行和平共存,并由此安抚美国及其欧、日盟友的敌 对情绪。作为交换,苏联将保持低姿态,不再干预帝国主义列强视为自身内部事务的殖民地问题。于是,当时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再得到任何的积 极支持,只能自谋出路。不过,它们取得的胜利--当然,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在国际关系方面带来了一些改变。莫斯科直到万隆会议之后才认识到这一 点。正是凭借万隆会议的影响,苏联才得以通过支援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国家而打破自身的孤立状态,一跃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 说,第一次"南方国家的觉醒"造成了世界体系的重大改变。 当时,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日丹诺夫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几乎 立即就遭到了来自亚洲和中东的共产党的抵制。这一矛盾被掩埋在了当时使用的主流话语之中,因为它们仍然继续肯定苏联背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亚洲和中东各国重新争取独立的斗争的发展,特别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这种抵抗也愈加表面化。据我所知,至今尚无人撰写过替代 理论的形成历史,这种替代理论后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中得到明确,并体现在了不结盟运动(自1960年起包括亚非国家加上古巴)的章程中,其核心就是 要充分发挥亚非国家的独立主动权。理论形成史的相关细节至今尚掩埋在一些共产党(包括中国、印度、埃及、伊拉克、伊朗,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档案文献 中。 不过,在1950年后,我有幸参加了一个由埃及、伊拉克和伊朗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组成的反思团体,这使我能够亲眼见证发生的事件。 直到相当晚的时候,在1963年,我们才通过王同志(王是《革命》杂志的联络员,我是该杂志的编委之一)了解了在中国由周恩来引发的争论。我们也听到在印 度发生的争论及其引发的分裂的一些消息,这次分裂后来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得到了证实。我们还了解到印尼和菲律宾共产党内部基于同一路线产生 的争论。 这部替代理论的形成史应该帮助人们了解:万隆会议并非像某些当代史家所暗示的那样,肇源于那些民族主义领袖(尤其是尼赫鲁和苏哈 托,也许还包括纳赛尔)的思考。实际上,它是当时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的激进的左派批判的产物。这些反思团体获得的共同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对帝国主义的 战斗要在世界范围内团结社会和政治力量,这些力量取得的胜利可能对当代世界中的社会主义进步产生决定性影响。 然而,上述结论仍然留下了一 个关键的问题未能解决:谁来"指挥"这些反帝战役?更明确地说,是由共产主义者支持的资产阶级(时称"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由共产主义者而非资产阶级 (他们实际上是反民族的)领导的人民大众阶级阵线来指挥反帝战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困惑的。在1945年,各国的共产党以 斯大林的结论为基础结成了同盟:在世界各地(在与美国结盟的欧洲、在当时习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已经把"民族的旗帜踩在了脚下"(斯大林 语),而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团结那些不向帝国主义者和美国资本主义秩序低头的力量,形成统一阵线。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不过只是在 其《新民主主义论》于1952年被翻译为西方语言之后,我们才了解了这一点。毛认为,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民大众而言,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只能由共产党 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民主的和反帝反封建(当时的习惯用语)的革命来开拓。其言下之意就是,不考虑在其他地方--例如在中心国家--取得的社会主义进步; 只有当外围国家人民已经给帝国主义造成实质性破坏后,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进步才能形成气候。 中国革命的胜利肯定了这一结论。南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特别是菲律宾)的共产党在越南模式的激励下开始了解放斗争。随后,在1964年,切·格瓦拉也持有相似观点,他呼吁创造"两个、三个、乃至更多个越南"。 关于独立的和反帝的"亚非国家"的主动权的前瞻建议是由不同的共产主义反思团体提出的,也是明确的和进步的。这些建议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纲领中均有体 现,对这些纲要,我已经在《南方觉醒》(Leveil du Sud)中做出了系统的阐述。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将重新夺取对积累过程的控制权(以自我为中心 并与世界经济脱钩的发展)作为根本需要。 1955年到1960年间,这些建议的确一度曾被某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作为整体政策在亚非大陆推行,不 过其力度已经大大被削弱了。与此同时,东南亚所有的共产党发起的革命斗争都失败了(当然越南除外)。由此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斗争的能 力还没有完全枯竭。苏联在决定支持不结盟阵线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帝国主义三套车(美、欧、日)则公开对之宣战了。 相关国家的共产主 义者随后分裂为两大阵营,并卷入了痛苦的、经常是令人困惑的冲突。一些人汲取教训,认为"支援"那些正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势力是必要的,虽然这种支援必 须坚持其"批判"立场。莫斯科通过创造出"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论题为这种观点推波助澜。其他共产主义者则坚持了毛主义的精髓,认为只有由独立于资产阶级 的人民大众组成的阵线,才能成功地领导反帝斗争。官方虽然宣称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之间的冲突发端于1960年,但实际上这一冲突自1957年起就已经表面化 了。当然,这一冲突也证实了在亚非共产主义者内第二种路线的存在。 然而,万隆运动的潜力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就逐渐耗竭,这一事实突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纲领的局限性。由此,帝国主义反攻的条件也就成熟了,也就是将南方经济"再买办化",如果不是--对于那些最脆弱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再殖民地化的话。 然 而,一些南方国家在帝国主义主导下的新全球化中已经被认同为"新兴国家",这样一个事实似乎证明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绝对和明显地无能的观点(根据这一观 点,万隆运动不过是冷战背景下的一段"小插曲")是似是而非的。但是我们要问,是哪种意义上的"新兴"?这种"新兴"是向来自帝国主义三套车的垄断资本的 扩张开放的新兴市场?还是有能力对全球化实施真正的改革并削弱垄断寡头权力的"新兴国家"?对那些新兴国家(以及其他外围国家)的权力本身的社会含义,以 及它们所开放或关闭的前景的疑问,再次被提上了日程。"后危机"的世界将是什么样的,或可能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论题。 普遍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寡头垄断的帝国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是明显的。但是,即便是在进入由2008年金融崩溃发端的新阶段之前,人民就已经开始从此前的萎靡不振中摆脱出来,这种萎靡不振是随着上一次工人和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浪潮衰退而开始的。 拉丁美洲(除了古巴与三大洲研究中心的努力)在万隆时代并未发挥影响力,但现在似乎走在了运动的前列。 尽 管当前形势下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现象,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着的仍然是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的问题:南方(新兴国家及其他国家)能够掌握独立的战略主动权 吗?民众力量能够对力量体系施加变革吗?这种变革是通向真正进步的唯一道路。能在南方的反帝的人民斗争和北方的社会主义意识的进步之间架起桥梁吗? 对这些难题,我不想仓促做出答复,它们只能留待斗争的发展来解决。但是,我们时代的激进知识分子应竭力解决的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则不容低估,由此产生的那些讨论所可能导致的结果也同样如此。 上 世纪50年代的一些反思团体所得出的结论,使用了与过去本质上相同的语言来描述这个挑战:外围国家的人民应该承担起国家建设的任务(由区域的和作为整体的 南方的计划来支撑),这种建设应该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与世界经济脱钩的。但是,除非它们的斗争能在社会主义的前景中进行,它们是无法走上上述道路的。因此, 外围国家必须摆脱它们对下面这种错误选择的幻想,即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进行"赶超"。万隆运动虽然也包含了这种独立选择权,但是却带有后来为历史所 揭示的那些局限性。 值此第二次"南方的觉醒"方兴未艾之时,结果是否会更好?首先,当前能否团结起同时在南方和北方进行的斗争?令人痛惜 的是,在万隆时代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那个时代,帝国主义中心的人民最终还是团结在了他们的帝国主义领袖身后。事实上,如果没有造福于富裕的北方社会的 帝国主义租金,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规划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仅仅被看作冷战背景下的一个插曲,甚至也许还是由莫斯科操纵的。在北 方,很少有人了解这个亚非国家发起的第一次解放运动浪潮的实质。即便如此,运动的力度本身还是使得莫斯科对它施以援手。 构建一个反帝的工人和大众的国际主义的事业仍需努力。 欧洲的出路--维持欧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货币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一个国家及其货币,都是集体资本超越单个资本的各种竞争力量进行运作的手段。时下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是由市场控制而无需国家(在这 种情况下,国家仅剩下维持法律和秩序所必需的最小职能)的见解,完全不以任何对于资本的严肃的历史理解为根据。这种见解同样也缺乏任何能证明市场可以维持 最优均衡的科学理论为基础。 欧元就是在尚不存在欧洲国家的时刻诞生的,民族国家自身被剥脱了管理资本的职责。一种"独立"于国家的货币的定义,本身就是荒谬的。 在 政治意义上,"欧洲"是不存在的。尽管存在着对超国家主权的幻想,事实上却只有各国政府才拥有合法权力。在任何一个单独成员国内,都不存在接受一个由"欧 洲大选"中诞生出的欧洲所不可或缺的那种政治成熟。目前,人们还只能对这样的设想心存期待,而欧洲的真实合法性的实现为期尚远。 从经济和 社会方面看,欧洲就更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了。目前,这个拥有25到30个成员国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那些控制着该区域经 济的垄断寡头,是一些自身民族性要取决于它们的大股东的民族性的团体。这些团体首先属于英国、德国和法国,其次属于荷兰、瑞典、西班牙和意大利。东欧和部 分南欧地区与北欧及中欧的关系,同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目前的条件下,欧洲还仅仅是一个共同市场,而后者本身又只是全球金融垄断寡头控制 下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正如我以前谈到过的,从这个角度看,欧洲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体。这一形势,加上不可能存在一种政治上的联合,导致在欧洲内部存 在着不同的工资水平、社保和税收体制,这些问题在现行的欧洲体系内部是无法解决的。 2.因此,欧元的创立原是本末倒置。虽然其创始者们后 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并宣称这一设想本是打算迫使欧洲建立一个跨国国家,从而在事实上扭转本末倒置的局面。这样一个荒谬的体系只有在总体经济形势持续有利的 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因此,对于随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感到吃惊。一旦危机(最初表现为金融危机)开始冲击该体系,欧元就变得无法维持,对于如何 有效和连贯地做出反应,人们也束手无策。 欧洲的机构(包括欧洲央行)对于危机(希腊债务危机及其他)的反应也是荒谬和徒劳的。这些反应可 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全面紧缩。这与1929-1930年间各国政府的反应极为相似。正是这些反应在上世纪30年代加剧了事态的恶化,今天,我们在布鲁塞尔 (欧盟总部--译者注)也将看到同样的后果。 3.在上世纪90年代真正应该做的是建立"欧洲货币蛇体制";每个欧洲国家都应该拥有货币主 权,在自由贸易(共同市场)的限度内,依据自身的时机和需要来管理其经济和货币。这种货币"蛇体制"将通过固定(或相对固定)汇率确保各国的联动,而汇率 则能够通过协商而予以适时的升值和贬值。 在这一设想之下,对于"硬化蛇"( stiffening serpent)的长期观点将是现实 的--也许会导致放弃谋求一种共同货币。这一进程将由生产体系、真实工资和社会福利的渐进收敛过程来调节。换句话说,通过自下而上的收敛,"货币蛇"将帮 助而不是破坏这一进程。但是,这将要求各国就目标达成一致,并展现控制金融泛滥的政治决心。这与以去管制的金融一体化为特征的荒谬的现行体系截然相反。 4.当前的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藉此,我们能够摆脱这种不可靠的货币赖以维持的途径,并代之以与现实时机相适应的、对受危机影响的各国都有效的货币"蛇体系"。 希 腊和西班牙可以通过如下决策开始这一进程:(1)"暂时"与欧元脱钩;(2)将它们的货币贬值;(3)至少就金融流动而言,要实施外汇管制。通过实施上述 措施,这些国家将能够在一个坚实的立场上通过协商谈判重新确定其债务表,并在通过审计后要求取消那些与腐败和投机(这些属于外国垄断寡头参与并趁机发财的 活动!)相关的债务。我确信,这将做出一个良好的表率。 5.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危机出路的实现机会是极其渺茫的。决定维持独立于主权国家 的欧元,并在"金融市场法则"的神圣性面前五体投地,这些并非某种荒谬理论的结果。它们意在维护垄断寡头的统治。它们是构建一个欧洲集体的关键要素,后者 本身就将排除一切针对垄断寡头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挑战。 在一篇流传甚广的题为《帕潘德里欧致默克尔的公开信》的文章中,这封代言式书信的 希腊作者将德国过去与现在的专横傲慢做了比较。在20世纪,德国的统治阶级曾两次图谋通过战争手段创造一个屈服于他们意志的欧洲统一体,但两次均以失败告 终。他们对欧洲领导权和统治一个"马克区"的追求,似乎都是基于对德国经济的过高估计,德国经济实际上只是相对强大而实际上是脆弱的。 只 有当激进的左派敢于在政治上采取主动并建立一个反垄断寡头的替代组织时,危机才能得到克服。我曾经说过,欧洲要么是左派的欧洲,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然而, 当前欧洲的左派势力的战斗口号仍然是"当下的欧洲总比没有欧洲要好"。打破目前的僵局就要解构现行的机构和条约体系。在其现行形式下,这个体系将导致史无 前例的混乱。所有的设想都是可能的,包括我们讳莫如深的极右翼的复兴。对于美国来说,一个被阉割了的欧洲或欧洲的完全崩溃,都是无所谓的。一个团结的强大 的欧洲将迫使美国在意其利益和观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周思成译,摘自2011年第6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