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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进化论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理论之一，但人类历史上，恐怕很少有哪种科学理论像进化论这样传得变了形。实际上，很多时候，达尔文是被有意无意“劫持”了，在达尔文的旗号下，流传的未必都是达尔文的观点。

艾略特书信集第三册，跨度为1926-1927年，他从1922年开始编辑的Criterion在这个时期因经费问题从季刊改为月刊，每期售出700-800本

原标题“天外来客”徐冰专访：寻找“世界语”的历程。

徘徊在“人民”和“人口”两个不同的概念中*——最低生活保障的实地调查研究 一、引言 2006年8月，我第一次去哈东，那里曾经是中国东北部城市哈尔滨的一个工人村。社区（Community）{1}主任红梅{2}给我看了一份厚厚的关于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文件的卷宗。其中一份是享受政府低保福利家庭的名单。名单上附有一些照片，全都是严重残障人士。红梅称这些人为“典型的低保户”。照片中那些手捧政府供应的大米或穿着政府发放的夹克的“典型低保户”，或是聋哑人，或是先天残障人士。我问红梅：“这些低保户里，应该有不少下岗工人吧？”我满以为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我看到哈东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从附近一家工厂下岗的工人。然而，红梅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她说：“没有。我们社区几乎没有还能工作的低保户。” 　　之后，我从统计数据{3}中得知，自1997年低保政策在哈尔滨实施以来，哈东的低保人数曾在2001年急剧增加，而到了2003年之后则出现大幅的减少（见图1和图2）。{4} 　　现在，哈东80%的低保户都是因残障或疾病无法工作的人。而大多数被拒的申请人都是还未到退休年龄的下岗工人。居民们常常抱怨说：“如果你不是残疾或得了癌症，去申请低保肯定没戏。” 　　这种情况令人匪夷所思，因为政府官员早就将城市下岗工人视作低保的主要对象。而且，考虑到政府长期以来强调对扶贫工作进行“动态管理”，因此，将下岗工人排除在低保体系之外也不合乎情理。政府强调监管部门应对领取低保福利的家庭进行追踪调查，因为他们的收入状况会不断变化。假如低保是一个“动态”体系，受助对象因其收入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何下岗工人这一特定人群中的绝大多数会被拒于低保门外。2003年申请低保被拒的城市下岗工人在其后的几年里，很少有重新申请成功的。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因此放弃了重新申请低保的机会，用他们中一位的话来说，“除非（他们）得了癌症，否则当官的根本不会管（他们）”。我遇见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学者将哈东低保人口减少——尤其是下岗工人接受低保福利的人数下降——视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通过这样的发展，国家的政策将逐步走向“规范化”，即逐步制定更为统一协调的全国性低保分配标准和分配程序。然而，如果当地居民关于低保的所言（若非残障人士或癌症病患者则无法申请到低保）属实，那么靠强调“规范化”来解决低保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本文根据我在2006年至2008年间所做的实地调查研究，主要探讨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党和政府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主要政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低保制度是如何实际运作的。我主要在哈东进行调查研究。哈东地处中国东北部城市哈尔滨的边缘地带，是原凤凰工厂几个破败的家属区中的一个。{5}凤凰工厂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业绩下滑后，于2005年12月正式宣布破产。从此，哈东不再是一个“工人村”，而变成了一个“贫民窟”。在这里生活的两万多依靠微薄退休金、临时工作或政府救济勉强度日的人中，大多数是退休人员、下岗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本文旨在通过对哈东城市贫困救助管理的观察，探究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为何低保制度的主要扶助对象——城市下岗工人—— 一步步地被排除在哈东的低保项目之外？{6}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近一步讨论当地贫困居民反对政府试图将贫困问题弱化为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做法，如何适得其反地恶化了他们的处境。 　　我们可以通过先前大量的关于低保和其他扶贫政策的研究，了解到一些中国在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过程中所出现的纰漏、弊端和矛盾。{7}这些研究所揭示的问题包括：政策目标的界定含糊不清、救助活动的戏剧化和碎片化、中央统一政策和地方实施过程中所作调整之间的差距，等等。先前的研究和数据主要来自于官方文件或正式采访，而本文的调查则重在了解基层干部与当地居民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揭示低保发放的实际运作状况，本文的研究也触及到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管理背后所存在的一些矛盾。就本文涉及的范围而言，矛盾的实质在于究竟该把城市贫困群体作为“人民”来对待，还是作为“统计人口”来对待。{8}提倡应该从“人民”的角度考虑解决贫困人口问题的观点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它既表明工人享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观念，同时也突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紧密关系（常常为家长式的），显示国家在解决曾经是社会主义代表的工人所遭遇的贫困问题上所起的主导作用。与之相反，主张采用“人口”视角的论点则通过种种计算手段把这些工人“转换”成脱离了历史条件的各种“数据”。这样的做法既强调了贫困的普遍性，又由于将下岗工人与其他贫困人口相提并论，而抹杀了城市工人的历史性和他们的政治立场。 　　低保实际上来回摇摆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中，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术语来说，即徘徊在含有政治理念的“人民”和只具有数学意义的“人口”概念之间。{9}但“人民”的理念并没有完全被“人口”的理念所取代，而是与之糅合在了一起。在下文我将通过分析低保政策的起源、各级政府官员之间的分歧以及地方居民的反对等问题来说明这一点。对于低保新方案，贫困居民表示反对，声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是“人民”，即国家的主人，并表示政府的做法可能会引发动乱，就像计划经济时代发生的那样。然而，他们的反对却最终加剧了自身处境的艰难。借鉴治理方面探讨主体形成内在分歧的研究{10}，本文得以进一步研究在当代中国，在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错综复杂关系的影响下，治理是如何得到实施的。本文认为，这种治理既不是仅仅通过把被管理者塑造成便于管理的群体，也不是仅仅透过他们对管理机制、手段的反对来实现的。只有了解实际的运作情况和管理过程，才可能了解中国的行政管理最终是如何“作用”的。{11} 　　本文探讨哈东低保运作实况的同时，也常常会涉及中国的整体情况。文章的第一部分简要地分析了作为中国解决城市贫困问题而制定的新政策——低保，为何最初针对的是城市下岗工人，而非泛义上的贫民。第二部分分析了在低保政策中把下岗工人从工人阶级划归到贫困群体的原因。接下来的一部分详细讨论了困扰低保申请人和低保户的问题所在，并对下岗工人和制定实施低保的机构这两方面对社会问题看法上的差异作了深入的分析。最后一部分分析了不满低保实施方式的当地居民如何通过打出“人民”的口号来对此进行反对，以及这一做法如何导致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拒于哈东低保门外这样始料未及的后果。   二、贫困问题何时引起注意？   　　低保制度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那时，国家实行了许多强硬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大量出售国有企业和国企裁员而造成大批工人下岗，并随之而来日益严重的城市居民间的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在1997年十五大召开之后变得更为严重。低保制度早在1993年由上海率先实施，但直到90年代末才成为全国范围的城市扶贫重点计划。1997年2月（时间应为1997年9月——译注），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随后于1999年9月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计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国符合低保条件的人数从1996年的85万猛增至1999年的266万。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达2330万。{12} 　　值得注意的是，低保人数的猛增并不一定表示一般性的城市贫困人口突然激增，而是贫困人口当中的特定部分，即城市下岗工人人数剧增。事实上，主流历史研究显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城市之中始终存在着大量的弱势群体。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季节工、临时工和合同工都不能像国企正式职工那样充分享受劳动保护待遇。{13}他们大多是农村户口，在城市无稳定生活，并且没有保障。此外，城市里还有很多无依无靠的孤寡残障人士。他们中一些靠政府发放有限的救济金生活，是所谓的城市“三无”人群。{14}更为严重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少有1亿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中一些人的生活条件还远远不如城市的贫困居民。虽然多种类别的城镇贫困问题长期存在，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国企大量裁员的问题，低保计划才得以全面成型。 　　1997年国务院发布的《通知》把低保对象确定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非农村户口城（镇）居民”，并进一步规定了3个方面的获保条件：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二是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三是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15}以上人群中的第一类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救助的主要对象，其他两类是政府救济方案中的新增人群。这反映了国家对于城市下岗工人以及其他在市场转型时期“掉队”人群的高度重视。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本世纪头几年政府低保预算的大幅增加方面。当时，因大量裁员而不断引发的劳资纠纷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之一。{16}政府低保预算总额从2000年的22亿人民币{17}猛增至2001年的42亿人民币，2002年又大幅度提高到109亿人民币{18}。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贫困问题研究员是这样分析背后的原因的：       　　政治因素毋庸置疑对2001年和2002年增加低保预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政府高级官员感到社会的压力——人们期待失业和下岗问题可以，并且应该在几个月内得到解决。他们对保持城市社会稳定高度重视。{19}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贫困人口，城市下岗工人不仅曾经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自1949年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宣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和农民都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代表“人民”的位置。然而事实上，由于政府过分重视城市重工业，因此只有工人享受到了社会经济利益。从事中国劳工研究的学者指出，城市下岗工人正是通过引述党和政府当年颂扬工人阶级的语言反对地方政府和他们所在单位的做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当年计划经济的东北老工业区，工人们搬出了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20}这一概念的论述及实践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处于贫困中的城市下岗工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以便加强社会主义政权的合理性和稳定性。然而，低保政策的历史起源与它在设计上忽略历史造成了明显的不协调。低保的设计基于一种新的理念，那就是从一般的“人口”意义上来定义从前的这些工人，而不是按我的一些访谈对象所指出的，要考虑他们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人所做出的贡献。     三、从“工人阶级”到“城市贫困居民”   　　低保制度的构想有赖于一种新的理念，下岗工人据此被重新定义为米歇尔·福柯所称的“人口”。{21}在福柯看来，“人口”是“生命权力”（bio-power）的一种形式，意即“一整套将具有基本生物特性的人类变为政治策略实施对象的机制”。用他的话来说，“人口”指的不是个人，而是类总体。这种有机体“充满了生命机理，并在生物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2}因此，要将人民作为“人口”来管理，就意味着不能采用管理许许多多个体的方式，而要通过对大量尚未经区分的人群进行分类和量化处理的方式来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代，把贫困人口作为特殊群体进行区别对待既不必要，也不妥当。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普遍经济困难的背景下，“贫困人口”对大家而言几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大多数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哈东人都把“贫民”和“老百姓”这两个词作为可以互换的同义词。社会救助的对象都有特定的名称，比如，按照中央政府的说法叫“救济户”，按照工作单位的说法叫“困难户”或者“特困户”。然而，居民们很少注意到这些名称，这不仅是因为受助人数和受助金额极为有限，也是因为受助者和其他工人之间的生活水平鲜有差别。 　　市场经济时代的城市扶贫政策促生了一个新的管理体制，按照这一体制，贫困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而“城市贫困人口”不仅成为政策实施，而且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贫困已成为一个“新问题化的对象”{23}，意即贫困问题以具有可知性和可管理性的新形式呈现，便于政府进行程序管理。在这样的体系下，城市下岗工人成为落实低保政策的首要对象。这与从前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对于应受到爱护的“人民”给予特殊照顾。然而，按照这一套新的体系，作为“人民”的一员，其含义已不再相同。成为一名低保户就意味着成为了贫困人口的一部分——它不再代表政治身份，而代表了维护社会稳定需要管理的某一类别的人。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救助不同，在改革之后的中国，低保是以“贫困人口”这样的概念来对待下岗工人的贫困问题的。而这种新的“贫困”概念包括以下4个层面。 　　第一，低保对贫困的定义从一种对历史的诠释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界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将其涉及到的群体仅仅看作一系列的变量。其中，收入是决定低保分配的最重要的变量，即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见《条例》第2条）。依据这一政策，先前未曾就职于任何单位的人与曾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无私奉献”的下岗工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决定一个人是否享受低保和享受多少完全取决于家庭总收入、病残程度、子女人数和现有住房面积。{24}因此，低保体制实际上引入了贫困可以量化这一概念。 　　第二，低保制度不仅使下岗工人的贫困问题变为冷冰冰的数字，而且还促成了所谓“值得救助的贫民”的提法，即指那些遵纪守法且生活节俭的人。根据哈尔滨政府出台的一项地方性条例，即使人均（月）收入低于城市低保标准的家庭，只要不符合其中规定的条件之一，仍无法享受低保待遇，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却未缴纳罚款的；家庭成员中有吸毒、赌博、酗酒且不悔改的；家庭成员自费择校的；两年内购置或装修过住房的；拥有汽车、摩托车、空调等非必需生活消费品或房子有高档装修的；有投资股票等行为的。{26}此项条例使官员有权审查受保对象的行为，并决定哪些要求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对于贫困户来说，不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的消费要求也受到调查。虽然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是这种地方性限制在中国其他城市也非常普遍。如多萝西·索林格（Dorothy Solinger）指出，对低保户的这些限制使得他们难以改变“边缘化”的状态，因为束缚了那些可能有助于他们走出贫困和愿望的行为。{26} 　　第三，低保在执行上摒弃我称之为“戏剧化”的方式，即面对面的具体接触，而是强调在操作中实行规范化和标准化。与实行这些低保政策形成对照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家长式管理，那时地方政府官员或单位干部会经常探望贫困家庭，和他们促膝谈心。在中国，现有低保制度因从原先单一化且非专业的道义性救助形式转变为目前更加制度化、全面化以及科学化的形式而受到广大知识分子及专业阶层的欢迎。除了在健康、教育和住房方面对低保户进行救助{27}，低保制度同时也对生物属性的生命，即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28}行使着管理权。鉴于有了细致的救助分类体系，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感情联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最后，低保制度既萌生于又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如何消除危险型贫困、维护社会安定以及使之“适应市场经济”{29}的认识。近几年关于低保的研究深深地受到国际组织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的影响。研究人员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机构学到全球普遍采纳的“科学”方法。{30}对就业危机和养老金危机的研究已被纳入“全球共同”探讨的大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都不再出现。如今的讨论已不再引发为什么在中国“失业”一词对人们来说相当陌生，为什么当年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极其微薄的工人所得的养老金是一种公平的补偿这一类的争议。 　　至此，我对低保制度如何从概念上把贫困工人转化为“人口”进行了分析。然而，那些直接受影响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一制度的？低保制度所采取的历史的、可量化的新方法对贫困的劳动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低保政策使用了“科学”和“客观”的语言，使社会主义的过去，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隐入背景，但地方的官员和老百姓不但熟悉用以界定“人口”的种种数字指标，而且了解“人民”所生活的政治舞台。当基层干部直接面对贫困居民时，这种矛盾常常会激发双方产生冲突。接下来我将通过哈东说明为什么对低保的实施来说，将“人民”转化为通用的“人口”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管理方式改变了，但变成了“数字”的下岗工人仍然在街头巷尾发表观点，以此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心声。     四、“量化机制”所面临的困境   　　在哈东，我发现低保户最难接受的是叫做“动态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如果说贫困是可以被量化的，那么它同样也是可变的。所有我遇到的政府官员都强调，因为受保对象的收入是会变动的，所以低保并非永久性福利。当被问及低保制度与先前的社会救助系统有何不同时，一位原黑龙江省民政厅的官员强调了低保制度在新的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低保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学会适应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下，频繁的失业与再就业十分常见。今天你失业了，就成了低保户。而一旦你找到了新的工作，也就是你适应了市场经济，适应了这种变化之后，你甚至可能作公司的老板！{31}   　　对贫困的动态管理是低保制度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动态管理的合理化是基于以下的理由：贫困是暂时性的，风雨过后是阳光。的确，每个人生活都可能会起起落落，然而，由于低保所预设的极大的灵活性与现实生活中贫困相对长时间持续之间存在着无法消弭的差距，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哈东地区李梅一家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2006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李梅，当时她24岁。她家从2004年起接受低保救济。李梅的父亲由于所在的凤凰工厂不景气，没活儿干，所以“放了长假”一样被迫休息了快十年。李梅的母亲在不同季节从事不同的工作。从春天到秋天，她作为城郊农民在地里种菜。到了冬天，她每天会去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型塑料厂打12个小时的工。李梅因为患有过敏性哮喘，10年前便已辍学在家。她有时会把母亲种的菜拿出去卖，有时会在附近的网吧做兼职收银员，但这些都因为她哮喘而干不长。李梅和父母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供弟弟读书上，他当时正在准备高考。2006年，李梅家每月能得到哈尔滨政府发放的160元低保金。其中包括：从8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费（人均200元的低保费 × 4人）中扣除700元家庭总收入（此数据由政府计算所得）后所得的100元，以及用于教育、供暖和医疗方面的60元额外补助。 　　然而2007年1月，政府开展了新一轮“动态管理”落实行动，这使李梅一家突然失去了受保资格。一位社区干部告诉我：“李梅的父亲又回凤凰工厂工作了。他现在每月有500多元的收入。而李梅也已过了18岁（18岁为法定最低工作年龄）。她的那份假定收入{32}早就应该计算进去了，不过我知道她有病在身。”因为失去了低保福利，尽管李梅父亲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她家的贫困状况却并未改变。而且，由于工厂的效益时好时坏，李梅父亲也并不总能拿到超过500元的工资。按说李梅是应该参加工作，但因为哮喘反复发作，一直无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不仅如此，李梅的弟弟因为要参加高考补习班，需要花更多的钱交学费，这让原本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由此可见，“灵活”变动的并非这个家庭的贫困状况，而是政府的管理手段。政府的贫困动态解决方案与当地居民所经历的相当长时期无法摆脱的贫困是相矛盾的。 　　然而，由于当地居民和低保运作各自的不同环境，缺乏共同语言，双方不能有效沟通，所以当地居民很难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造成他们对低保越来越不满。如前文所述，低保制度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贫困是可以被量化的。也就是说，低保制度像一个超精密“量化机制”{33}，而低保户的家庭收入通过它所进行的大量精细、神秘莫测的计算，即便当地居民对其结果感到不公，也无法对这个操作过程进行干预。居民们通常无法理解官方的术语，而作为“量化机制”的低保制度却对贫困家庭关于自身状况的描述置若罔闻，比如昂贵的学费、破旧的住房、身体的疾患，甚至饥饿。 　　超精密量化机制甚至也给当地的政府官员，特别是社区干部，造成了困扰。{34}哈东地区的社区干部大都是中年下岗女工。他们中除了正副主任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以外，其余的都是依照国家有关填补“公益性岗位”{35}的政策聘用的。 　　在我参加的所有有关低保制度的会议上，每场都能听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批评那些与当地居民一样面临着各种经济困难的社区干部，指责他们在描述住户的贫困状况时，没有使用官方用语。2007年1月，新上任的哈东地区街道办事处低保负责人于建华通知社区干部，日后必须严格参照《非正规工作收入指南》来进行收入计算。之前，社区干部只知道有这份文件，几乎没有读过，更不用说具体应用在工作中。她说：“如果低保申请人拿不出工资证明，那你就应该参考这份指南{36}。你必须记住这份指南里的每一个细节！”社区干部戴洪华对于建华强烈的口气没有在意，开始讲述一位居民的情况：“我们管辖区有个住户，有两个患重病的孩子。丈夫过世以后，就一直靠捡破烂维生。”于建华颇为恼火地回应道：“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啊？你知不知道收废品的收入有多高啊（依据指南所列标准）？人均800到2500元啊！没人能改变这个标准。这是国家规定的！”戴洪华不停地嘟哝着：“800到2500元！怎么可能！”从理发业（人均收入500至1500元）到路边小吃摊（人均收入500至2000元），该表格囊括了70类非正规工作的收入预测。这些预测的上限，甚至有时候下限，其实成为了政府减少开支的借口。常常有居民因为申请遭到拒绝或救济福利被降低而去找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甚至区政府，要求他们帮助解决问题。政府官员总是搬出法律和政策，来证明他们计算所得的贫困程度的公正性，希望以此平息事态。如此，政府通过数字化使一个概念变得无可争议和拥有权威性，同时也使居民的不满和要求成为没有结果的诉求。一位名叫孙红的低保户告诉我：“为什么保费数目差别那么大？凤凰工厂破产之后，大家的生活都一样困难。为什么我的邻居能拿200元的低保费，而我却只有120元？”当年，她所在工厂的工人如果遇到困难，都会直接找厂里的干部沟通解决，因而照她看来，用低保这样的量化办法是莫名其妙的，因为“神秘莫测”的数字造成了普通居民与党和国家之间的距离。 　　如果量化机制妨碍了贫困居民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途径可以用来表达心声？他们如何摆脱这一困境？贫困居民试图通过重申人所皆知的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民”的论述来帮助他们摆脱这一困境。     五、“人民”的威慑力   　　民间和官方话语之间不同的表述，削弱了政府官员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交流上的障碍导致愤怒的居民开始抨击社区干部的道德作风。他们对低保制度的抱怨声变成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传言，诸如“低保福利给了那些偷偷在外赚大钱的人”，“某某拿到低保是因为她（他）跟社区干部关系好”，“我没拿到低保是因为我朝中无人”的传言不绝于耳。不论这些传言是否属实，它们都给社区干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尽管低保制度强调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但社会救助应该接受群众监督的社会主义原则并没有完全被摒弃。一位名叫蒋俊的退休工人强调，在计划经济时代，群众的意见在评定他家成为厂里“特困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单位过去会张贴我家的生活情况，并且内容很详细，包括我有6个孩子，我父亲得了癌症。每个人都有权审核我的情况是否属实。我从不敢撒谎，因为撒谎会被扣工资，甚至可能会被永远开除。那个时候，即使你只养了1只鸡，都会被扣上有资本思想的帽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种用于单位同事之间的监督系统，在低保制度下以“张榜公布”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政府采用公示的办法表明在低保量化的实施中并没有完全脱离“人民”路线。《条例》第9条规定：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由政府机关以户为单位张榜公布，以接受群众监督。事实上，张榜公布不仅意味着人民群众被赋予了监督政府决策的权利，而且有权利反映低保分配中出现的任何问题。社区干部必须以户为单位，张榜公布所管辖范围内各小区低保申请家庭的详细资料，内容包括受保人姓名、受保金额以及受保原因，而且张榜日期不得少于7天。政府通过让群众介入审议各项福利决议，使他们就周围邻居是否符合低保条件做出判断。如有不符合法定条件者，一经群众举报，政府工作人员将重新予以核查。 　　张榜公布政策引起了地方干部的担忧，他们担心居民的举报会使他们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甚至会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纰漏而受到纪律处分。2006年12月18日，街道办事处就是否张榜公布低保申请人情况召开会议。会议一开始，于建华就批评了一些没有张榜公布低保户资料的社区干部：“你们不知道张榜公布有多重要吗？必须把公告张贴出来。如果群众对某个决定有异议，这不关你们的事。但如果因为没有公示而出了麻烦，你们该怎么办？张榜公布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接着，年纪最大的社区干部徐英对制度提出意见：“你知道，我们社区有个住户，都不能动了，完全瘫痪，也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我是不是应该因为群众反对，取消他的申请资格？”于建华强烈反对这样做，她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老廖。当然，我承认他日子过得很苦。但如果得不到别人同意，他又怎么能够成为低保户呢？低保的经费是共产党给的，不是你想给谁就给谁的。要记住，当你想去救助某个人的时候，还有其他4到5个有类似情况的人等着你去救助。他们可能会造反的！”{37} 　　“造反”一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流行语。当时，和工人阶级一样，红卫兵之间也普遍存在着“左”“右”两派的斗争。通常来说，“左派”是由新中国成立后被剥夺原权益的阶层所组成，而“右派”则由维护政治现状的较特权阶层组成。{38}然而，这种对立并非只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它有着更为广泛的现实基础。{39}“文革”时期的哈东，常常在同一学校、同一工厂甚至同一家庭里，人们会为了是不是该支持政府，谁会保卫凤凰工厂，或者谁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拥护者分成两派。而“造反派”一词被广泛地用来指称任何挑战权威的人，并非与派系斗争直接有关。蒋俊在指责当前一些官员贪污腐败时这样对我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哪有干部敢挪用即便是100元公款的？谁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贪污腐败？人民会反你！‘我们人民群众’会贴你‘大字报’，对你进行批斗。”蒋俊所言，与其说是对“事实”的陈述，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共识”{40}。 　　尽管“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和普遍的批斗早已不复存在，低保制度也有严格的规定，但“造反”一词仍然阴魂不散，时时困扰着基层官员和社区干部。如果在甄选受保对象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有人去区政府或市政府举报甄选过程存在不公平现象，那么这将间接导致地方官员被上级政府革职，因为上级政府非常关注社会稳定。在我实地调查的这段时间里，很少见到当地居民通过有组织的行动表达他们对低保的不满。尽管如此，不少居民会单独或相约几个人一起去找地方官员，令他们难堪，甚至感到不安。例如，曾经有个醉酒的下岗工人突然闯入街道办事处的会场，高声叫骂道：“你们是在为人民服务吗？根本不是，你们只是在为人民币服务！”一名申请低保被拒的中年男子对声称自己无权做主的社区主任威胁道：“如果你不负责，那到底谁负责？难道要我去找 × × × （领导人）不成吗？”这位男子难平怒气，又继续上街叫骂起来：“如果在毛泽东执政那会儿，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当官的被拉去批斗了！”虽然他和许多像他这样的居民跟人们通常说的“反民”不沾边，然而与“造反”有关的集体记忆造成了地方官员和居民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低保制度也因此被视为酿成愤怒和恐惧的温床，而非“最后一道安全网”。这样，基于收入水平的量化管理方法也就问题重重。任何一个基层官员也许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怎样做才能安抚民众对低保制度的不满，从而保住自己的饭碗？ 　　在哈东，因为受到来自贫困人群以及媒体和学界的普遍指责，地方政府官员逐渐开始强调将“劳动”作为受保资格的重要标准。相比官方标准，以“劳动能力”为依据的评判标准更容易为地方官员和居民所接受。热爱劳动是计划经济时代无产阶级首要的道德准则。{41}哈东大多数成年人至今还记得诸如《劳动最光荣》这样的老歌或“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样的口号。毛泽东本人也从不掩饰他对贫困群众产生依赖心理的担忧：“不要提‘开仓济贫’这样的口号。不要让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42}逐渐，“劳动能力”取代了“收入”成为实施低保的实际标准，得到原本熟悉社会主义重视“劳动者”这一原则的居民的认同。在执行假定收入标准方面，地方官员对尚在工作年龄范围内的群众（女性45岁为上限，男性55岁为上限）较为严格。此外，地方官员甚至经常劝阻他们申请低保，告诉他们“低保不是为尚处于工作年龄范围的人设的”。{43}因此在地方上，身处工作年龄范围内的人很少获得低保待遇，除非是身有残疾或患重病。在哈东，低保家庭的数量从2001年的1100户减少到了2006年的796户，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大都来自下岗工人中相对较年轻的家庭。地方官员对此的解释是“动态管理的正常结果”。     六、结束语   　　本文旨在通过调查，探究为何当地贫困居民反对政府试图将贫困问题量化的做法，却适得其反地恶化了他们的处境。新的城市扶贫政策忽视了贫困问题的历史发展，仅仅将贫困问题作为随市场经济“起起落落”而变化的问题对待，成为了一种引入新式管理概念的量化机制。贫困居民试图与这一令人费解的机制进行沟通，却最终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了扶贫政策的保护。换言之，中国新的扶贫管理模式，实际上形成于贫困居民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而非把贫困居民视作“贫困人口”的机制之上。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要提一个重要的问题：低保制度的初衷在于通过对城市下岗工人这一特定贫困居民的保护，缓解因其收入减少而给社会稳定造成的潜在威胁，但实际上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却最终被排除在这一制度之外，那么政府将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并如何避免他们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舞台化”，即视特殊情况而定的、面对面的一种可见辅助手段被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法沿用至今。尽管这种手法被广泛地批评为一种既“不科学”又“不严谨”的毛泽东时代的产物{44}，但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党和政府与工人以家长式的方式进行面对面交流，舞台化形式的应用使双方的考虑、意见都得到公开表达。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是，目前采用舞台化形式解决问题时，是把下岗工人看作“弱势群体”——政府用来定义这一群体的新名词——来考虑问题的。这个词剥夺了这些工人作为“人民”曾拥有的政治权力，并因其“临时性”救助无保障可言而不受居民欢迎。综上所述，下述例子揭示了舞台化是如何作为政府低保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而被继续沿用。 　　2006年秋，哈东一名年近五十的男子自杀身亡。自被凤凰工厂解雇之后，该男子终日饮酒，并与妻子离了婚。他16岁的女儿在他死后来到街道办事处，哭着对一名政府官员说：“我爸爸因为被政府取消了低保资格而上吊自杀了。”这位官员却强调说：“并不是所有的贫困居民都符合低保要求。低保制度有它自己的硬性规定。”尽管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官员还为自己的“客观公正”行为进行辩护，然而，当这件事被传播出去，并最终引起了市政府的注意之后，事情便开始变得复杂了。事发1周以后，听闻此事的哈尔滨市负责低保工作的官员立即造访了当地政府机构。这位负责人极为恼怒，下令将此事作为紧急情况处理。他的到访以及随后其他几个上级领导的来电，使得哈东地方机构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要考虑的已不再是合法性的问题了。除了捐赠现金，哈东的地方官员还自掏腰包给死者的女儿买了衣服，甚至承担了死者的丧葬费用。街道办事处的一位官员在与社区干部的周例会上宣布该事件结束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此事件上做出的巨大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上级领导也对我们的工作予以了肯定……她（死者的女儿）对我们的努力深表感谢。我告诉她的爷爷，我们对她的帮助，全是出于同情。因此就这次事件而言，政府不会再采取进一步措施了。尽管有了这次突发事件，但你们要记住，我们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来执行低保政策。   　　事实上，此类“紧急措施”已经变得十分常见，因为每当出现低保制度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舞台化”的措施便会被用作应急之法。     　　*感谢哈东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居民一直以来对我的热情招待。感谢James Ferguson， Li Zhang， Matthew Kohrman， Sylvia Yanagisako， Haijie Yin， Kevin O’Neill， Tania Ahmad 和Ju Hyung Shim敏锐的指导。本文源自2006年至2008年我对哈尔滨实地调查研究的学位论文。本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温纳·格伦基金会以及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东亚研究中心、人文研究中心和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支持。本文原载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1（2010）， pp. 20-37。   　　（陈达微 / 译） 【注释】  {1}当代中国，社区（Community）一词既指城市地方政府的最低划分级别，也指行政当局管辖下的地理区域或居民区。文中大写的字母“C”表示社区一级的行政机关，以此与居民区的社区概念相区分。 {2}文中出现的地名，除哈尔滨、哈东这样较大的区域，其余均用假名。 {3}取自哈东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的内部材料。 {4}虽然哈尔滨早在1997年就已启动低保制度，但其真正全面推行始于2001年。哈尔滨的低保人数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307003人），随后逐年减少，到2006年时，人数减至202556人。全国的低保人数统计却并未显示出类似人数急剧减少的情况。21世纪初，全国性失业危机的到来使得全国的低保人数从1997年的87.9万人大幅增加到了2001年的1170万人。2002年以来，低保人数维持在2200万人左右。然而，2002年至2005年间，城市下岗职工的人数（失业和下岗人数的统计数字总和）减少了8.6%，即从913万人减至841万人。但在同一时间，收益于低保政策的“三无”人员（无家庭、无工作、无生活来源。这些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社会救济的唯一目标人群）数量却上升了4.2%，从92万人增至95.8万人。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98 ~ 2006），http：//www.stats.gov.cn。本文无意于依据哈东地区的数据资料来推断全国层面上的减贫模式。文章集中通过地方关于贫困管理的实际运作，来揭示国家与城市下岗职工之间的关系。 {5}出于对被调查对象的尊重，文章避免提及此工厂的产品。 {6}其他一些非哈东自身的因素，也可能是导致许多潜在低保对象被拒的原因。一些政府官员曾告诉我主要原因在于财政预算的限制。在哈尔滨，市政府和区政府分别承担低保开支的60%和40%。这意味着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将会影响低保户的选择。然而，这一推测无法解释为何相对年轻的下岗工人成为了第一批被低保计划拒之门外的人。 {7}关于这些研究，仅举如下几例：Antoine Kernen and Jean-Louis Rocca， “Social Responses to Unemployment and the ‘New Urban Poor’： Case Study in Shenyang City and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Perspectives，Vol. 27 （2000）， pp. 35-51；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洪大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Dorothy J. Solinger， “The Dibao Recipients：Mollified Anti-emblem of Urban Modernization，” China Perspectives，No. 4 （2008）， pp. 36-46； Dorothy J. Solinger， “A Question of Confidence： State Legitimacy and the New Urban Poor，” in Peter H. Gries and Stanley Rosen（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Dorothy J. Solinger， “The Phase-out of the Unfit： Keeping the Unworthy out of Work，” in Lisa A. Keister （ed.）， Work and Occupations in China：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forthcoming）。 {8} Paul Rabinow， “Beyond Ethnography： Anthropology as Nominalism，”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 No. 4 （1988）， p. 360. {9}Miche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in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87-104. {10}关于这些研究，仅举如下几例：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基于中国历史的奖学金例子引自Li Zhang and Aihwa Ong （eds.），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James Ferguso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 13. {12}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http：//www.stats.gov.cn。 {13}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Xiaobo Lü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14}Linda J. Wong， Marginaliz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13. {15}唐均等所著《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关于“《通知》”的英文版本，见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Vol. 36， Nos. 2-3 （2003-2004）， pp. 115-16. {16}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eds.）， Chinese Society：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 New York， 2nd ed. 2003. {17}2009年1月，100元人民币约合14.60美元。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编）：《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19}采访日期为2008年2月19日。 {20}Ching Kwan Lee，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Vol. 1， No. 2 （2000）， pp. 217-237； William Hurst， “Understanding Contentious Collective Action by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9， No. 2 （2004）， pp. 94-120； 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William Hurst，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1}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New York： Palgrave， 2007， p. 1. {22}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 139. {23}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 {24}取自《哈东低保户统计表》（街道办事处内部资料）。此表中，除了收入的标准是由国家制定的，其余项目均以哈尔滨地方官员修订的内容为基础。 {25}哈尔滨市政府2007年7月11日第161号文件《关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标准计划的方案》。 {26}Dorothy J. Solinger， “The Dibao Recipients： Mollified Anti-emblem of Urban Modernization，” China Perspectives， No. 4 （2008），p. 44. {27}有关哈尔滨的具体事例，参见哈尔滨市民政局官网，http：//www.hrbmzj.gov.cn。 {28}同注{21}，第140 ～ 145页。 {29}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30}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Shi Li， “Urban Poverty Research in China： Poverty Lines and Methodology，” World Economy & China， Vol. 4 （2000）， pp. 50-58；Aiguo Lu and Manuel F. Montes， Pover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2；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31}采访时间为2007年7月18日。 {32}假定收入是基于假定尚在工作年龄内的人，在拥有一份全职工作时所能获得收入的标准。尽管假定收入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被认为是与中央政府用于实际收入计算要求相悖的计算方式，但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却一直使用这种收入计算方式用以评定受保资格。洪大用所著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一书第123页中提到，2007年7月哈尔滨市的假定收入为人民币439元。 {33}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34}社区以及它的前身居民委员会被政府部门归为自治基层实体。虽然在原文中，作者将社区干部归为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区事实上已成为了真正的最底层的国家机构。尽管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越来越关注社区的自治能力，但执行国家政策仍是社区的首要职责。 {35}史卫民：《社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载白钢（主编）：《城市基层权力重组：社区建设探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6年版，第109页。 {36}2004年3月15日哈尔滨市民政局第29号文件《个体工商户或流动工作者收入标准》。 {37}此处对话表明了当地机关在管理居民贫困问题方面，经常徘徊于“人民”和“人口”的边缘。 {38}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Jonathan Unger，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39}Elizabeth J. Perry and Xun Li，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p. 64. {40}Ching Kwan Lee，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Vol. 1， No. 2 （2000）， p. 228. {41}John E. Dixon， The Chinese Welfare System， 1949-1979， New York：Praeger， 1981， p. 12. {42}毛泽东：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1948年4月8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http：//www.marxists.org。 {43}索林格也在他的A Question of Confidence一书中提及过类似的内容，他指出个人是如何被假定在其工作年龄内拥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44}洪大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4 ～ 78页。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了保护环境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政府还提出了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奇怪的是，在实践中我们着力的仍然不是勤俭节约，相反却是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甚至将建立全民社保等惠民工程的合理性也定位在有助于鼓励消费上。我们似乎不明白或者不愿明白，正是高消费带来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导致了高污染和高浪费，超出了人的自然需求的畸形消费也异化了人的价值。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在当前中国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 一、鼓励农民进城和消费不利于改善其生存处境 十年前，我就曾经探讨过中国农民增收的问题。大体上说，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增收的空间不大。具体来说，从务农方面讲，杜润生早就说过，八亿农民为两亿市民搞饭吃，农民没有出路。经济增长，恩格尔系数下降，这是规律。在农民数量不可能一下子减少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只愿意拿出越来越少比例的收入购买农产品，农民怎么可能从务农中获得收入的快速增加呢？这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现代农业等没有关系，而是结构性的问题。 从务工方面来讲，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以处在产业链末端的加工制造业为基础。而加工制造业是“两低一高”——低端产业、低利润、高竞争（任何国家都有生产能力），不可能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高收入的机会。何况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仍然庞大，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与城市蓝领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非常激烈。事实上，正是农民工的低工资让中国依靠制造业打败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从全球化中获了益。 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民来自务农和务工的收入都不可能快速增长。当然，农民的绝对收入还会不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不可能太快，相对收入则会降低。 但是，决定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往往不是农民的绝对收入是否增长，而是收入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之间的对比。当前，农民主要依靠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来获得收入。一般情况下，年龄比较大的父母一辈外出务工已经没有优势，正好可以在乡务农。而农村年轻人即使能够得到比较高的务农收入，也不愿意呆在农村，而愿意到城市务工，见见世面。这样，一个农民家庭就可以同时拥有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从而得以维持一个相对体面、有点闲钱的生活——前提当然是他们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如果国家推行积极的城市化战略，将大量农民转移进城市，农民就不仅会失去务农的那部分收入，而且还要支付城市昂贵的生活费用。我们可以设想，离开了农村、收入没有保障的农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很多进城农民可能将不得不住在贫民窟。这不仅仅会造成农民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而且可能带来其他的严重问题，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导致农民支出增加的因素不只是进城，而且来自被鼓励出来的消费主义。农民被告知勤俭节约的消费观过时了，只有站在消费时代的潮头，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的中国农村，农民在消费上赶时髦的程度可能已经不逊于城市，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以无孔不入的广告为典型）对于缺少“文化”的农民来说，是一种更大的“政治正确”。因为缺少文化主体性，或者说因为农民传统的文化被宣布为落后的、愚昧的、可笑的，所以消费主义在农村比在城市更容易占领阵地。这也是我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的深刻感受。我发现，农民一旦有钱，就会更加倾向于炫耀性的奢侈消费。山西煤老板的炫富消费不是偶然现象，在农民的传统价值观被摧毁后，消费主义文化也让农民“现代”起来：我消费，我存在。 不仅如此，我们的政策也愿意盯着农民的钱袋子。我们想出各种办法来让农民掏钱买东西，而不管这些东西对他们改善生活和提高福利是否有用。甚至我们在论证为什么要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也是说一旦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就会更加愿意消费。 消费是一种政治正确，问题似乎只是农民没有消费能力。在缺少快速增加收入途径的情况下，消费主义文化会对农民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被调动的消费欲望使得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大幅度下降。因此，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为目的的各种“下乡”，可能不是改善了农民的处境，而是使农民的生存状况变差。 二、农民怎样过有意义的生活？ 好在当前农民仍然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还没有被消费主义“殖民”到只能通过消费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地步。比如说，农民还有比较强的传宗接代观念，这一观念背后是中国式的祖先崇拜，而且农民从血脉亲情中感受到了天伦之乐，那是发自内心的幸福体验；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里乡亲，关系很近，村庄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是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们撵走的自己的家乡，是他们有根的生活所在；农村生活费用低，农民自己有住房，且大都十分宽敞，通过劳动自给自足，而劳动本来就是人的内在需要；因为机械化和轻简化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对体力的要求降低了，越来越可以让农民从农作物的自然生长中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农村环境好，空气清新，与自然密切接触，等等。这些因素，让很多没有进城的农民在相对收入降低但绝对收入仍在增长、消费主义文化在扩张但未完全吞噬农村之前，仍然有着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反过来想，在农民收入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难道就不可以提高他们的满意度或幸福指数吗？当前中国90%以上的农民是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且收入仍在持续增长中，这时候的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农民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从消费主义的角度看，锦衣玉食才是值得追求的，而且还要“开发”出人的各种需要。而从人的自然需要看，粗茶淡饭可能更加有利于健康。我当然不是说农民不应该有口腹之欲和感官享受，而是说农民不能只是满足于这些方面。除了物质欲望以外，还要有精神需求和艺术审美。而当前农村，真正糟糕的恰恰不是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而是精神生活方面存在问题。在城市消费主义文化的“殖民”下，农民的生活条件在改善，但他们的主体性在逐渐消失，生活中原有的意义也在丧失，他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和追求人生的价值。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诗化自己的生活，是对生活中美的发现，是一种深沉的幸福体验。在农民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温饱不能保障的情况下，诗化的生活当然不属于农民。而今天，中国的农民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真正获得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当前农业生产方面，农忙时间一般只需要2~3个月，还有近10个月为农闲），但是如何让闲暇时间变得有意义，却成为了巨大的问题。我在农村调查，深刻感受到，因为缺少健康的消费闲暇的方式，农村出现了严重病态。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闲暇都是少数人的事情，是与农民无关的社会上层阶级的事情，是贵族的事情。有闲的贵族发展出各种消费闲暇的方式，这些方式的核心不是依靠感官刺激，而是依靠品味与体验；不是诉诸身体，而是开发心灵。这就是文化和艺术，就是琴棋书画、诗歌、戏曲，等等。有闲阶级靠精神而不是靠物质来获得闲暇的意义。而第一次获得大量闲暇时间的农民，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消费闲暇的方式，因此就出现暴饮暴食、带彩娱乐，出现生活无规律、过度诉诸感官刺激。由此带来的身心严重受损，可谓触目惊心。而今天广泛深入农村的电视，虽然节目很多，内容丰富，但电视是快餐文化，是物欲的表述。相对来讲，传统戏曲，包括样板戏，不是要有耸人听闻的故事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要有对每一招每一式的品味，是对“功夫”的欣赏和体会。这才是艺术，是高雅的文化。 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民第一次有了大量闲暇时间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出健康的、具有农民主体性的消费闲暇的方式，是意义极为重大的现实问题，要让农民体验到美，诗化自己的生活，让农民获得心灵体验而不只是感官受到刺激。要做到这些，就一定要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强化“体音美”等艺术素质教育；组织有闲的农村老年人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合唱、写诗、打腰鼓、打门球、表演，等等）。总之，我们要建立适应新时期形势的农民文化主体性。 三、要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 农民是当前消费主义文化中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缺乏消费能力。而消费主义一再暗示，没有钱就没有一切，没有钱的人是废物，是社会应该淘汰之人。因此，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农民中处境最为糟糕的是农村老年人。如果说消费主义可以激励中青年农民拼命赚钱，那么农村老年人则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再有能力赚钱，用能否创造物质财富来衡量，老年人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市场经济的深入和社会的快速变迁，使得老年人处境恶化，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但是老年人也仍然需要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人的价值不应该是外在的，而应该是内在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老年人自己感觉好就好，自己认为有价值就有价值，我们不能以创造财富的能力来衡量他们的价值。因此，老年人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显然不是要通过创造物质财富和消费来自我实现，而是要在温饱不成问题的前提下，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对于已经丧失创造财富能力的农村老年人，社会若不能公正对待，不予理睬，情况就会相当糟糕，甚至可能导致老年人由于无意义感而自杀。而老年人的无意义感是会传导给中青年人的，老年人的高自杀率也会导致整个社会丧失预期。一个没有预期的社会是十分可怕的。 为了改善农村老年人的不良处境，我们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湖北四村进行建设老年人协会的实验，主要是建立老年人活动中心，让老年人有一个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结果是，正因为有了一个属于老年人自己的活动场所，老年人之间的交往增加了，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四村成立老年人协会后，老年人自己总结出三个变化：时间过得快了，心情舒畅、身体变好了，上吊自杀的少了。通过相互之间的交往，老年人缓解了内心世界的无意义感，因为讲话、聊天、互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也创造出了意义。他们还自发开展了各种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乃至诗化了自己的闲暇时间，他们觉得青春又回来了。在没有增加物质消费的情况下，老年人获得了巨大的精神依托和精神享受，他们从生活中发现了美，幸福感因此大为增强。这可谓“低消费、高福利”的典型——虽然是被迫的典型。 四、“低消费、高福利”与社会主义 如何让农民在收入不能快速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获得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增长，是关系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大问题。因为如果九亿农民持续不满意，中国就没有能力应对和消化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危机。 中国采取了维持小农经济的政策措施（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等），从而使九亿农民能够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能进城则进城，不能进城也至少可以维持还过得去的农村生活——这应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地保持了稳定的最大秘诀。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战略层面的意义。 仔细分析，这样的战略中潜伏着消极的思维——农民收入无法快速增长，又要让农民感到满意，所以我们就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的人际关系、生活环境，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来让九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力量；农民不能高消费，我们就通过其他方面的改进来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感，从而达到“低消费、高福利”；最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农民进城，农村问题越来越不是问题，全国人民就生活在高消费所带来的高福利状态下。 于是乎，农民现在因为没有高收入，只能低消费，而低消费的情况下也可以有比较高的幸福指数；将来则是高消费下的高福利——我们如此认为和设想。但是问题恰在于，若低消费也可以高福利，我们为什么非得高消费？而且关键是，福利不等于消费，这是我们可以在九亿农民的生活实践中看到的事实。 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九亿农民的“低消费、高福利”实践就可能发展成为一场伟大的运动，而这个伟大的运动也许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社会主义”一词的本来涵义。这个社会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大不同在于，它关心的是人本身的价值，因此可以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改善人的处境：从物质，到精神，到心理；从人与人，到人与自然，到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从感官享受，到艺术审美，等等。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就不只是从生产方式方面，而且是从生活方式方面，不只是从消费方面，而且是从意义方面，不只是从物质方面，而且是从精神方面，来理解和实现人的价值。 结 语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保持增长，而应该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角度，从人的真实需要的角度，来考虑人的合理消费。 有人说，没有消费就没有需求，就不能发展经济，这话不完全对。目前大量的“过剩”产能都是低水平的产能，为了消化这些过剩产能而拉动内需、推动消费，即使可以增加GDP，也不能提升中国产业结构，只是维持了当前的低端产业结构。产业不升级，中国经济发展就没有希望。而产业要升级，关键是要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走到发展战略产业和核心技术的路子上去。战略产业的发展和核心技术的掌握，不仅是中国得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的重要前提，而且也是降低能耗、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不二法门。 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在当前中国既不可行也不合理，而最为根本的是，今后社会经济即使发展到可以高消费的阶段，我们仍然不能奉行消费主义，而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人的价值放到核心位置。 社会主义要将目前已经物化的人解放出来，创造真正的人的价值。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九亿农民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多多少少开展了一些被动进行的“低消费、高福利”实践，他们诗化自己生活的实践不仅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目标，而且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示范与最为强大的动力源泉。

“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恩道尔说。

今天，为纪念先父逝世20周年，素书楼举行这个研讨会，邀请我参加，并要我在开幕会上发言，我非常感谢，也非常惭愧。对先父的学术，我了解很少，更谈不上研究。只能说一些平时常在念中的粗浅想法。怎样看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关注、讨论的大问题。特别在大陆，还经历了十年"文革"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破坏。经过这些，特别感受到先父在《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那段话的意义。他在那里面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我觉得，这段话可以说反映了他全部学术的精神，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活动。对中华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是贯穿在他全部学术中的核心精神；他一生的活动，都是为了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怎样看待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时代的课题。尽管时间已经过去70多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文化上看，过去一个时期批判、否定中华文化的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肯定、弘扬中华文化的思想成为主流；经济上看，我们有了30年的快速发展，物质方面有了很多的改进。然而，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的问题，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在肯定了弘扬中华文化的大方向的同时，仍有不少人对此满怀疑虑，对中华文化抱着鄙弃的态度；在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同时，又看到精英阶层中出现了移民潮等等。当时他讲道，如果国民的多数不能对自身的历史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的话，那么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此种改进，只能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是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而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展。现在我们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回头再来看，更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岂不正是显示出了经济发展而文化萎缩以至趋于消灭的危险吗？这些现象的出现，应该说都与前一阶段否定传统文化，导致国民普遍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缺乏了解，更缺乏应有的温情和敬意有关。如何帮助人们建立起这种温情和敬意，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从传承中华文化的目的出发，先父注重向社会大众普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和精神；他毕生的著述，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学生和社会民众的讲话。他曾说，在文化中不能没有读书做学问的人，然而若谈文化问题，连不读书人的一般生活趋向都须顾及；中国古人亦曾注意到这个问题，注意到不读书不做学问人如何做人和生活的问题。"今日谈文化问题，自亦该注意到此，不该以专家学者自限"(《中国学术通义·我对于中国文化的展望》)。近代以来，受西方学术体制和思想的影响，在国学的研究中发展了专业化、职业化的倾向。现在我们都在谈迎接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中华文化的复兴。此刻来重温这段话，注意不以专家学者自限，关注不读书不做学问人如何做人和生活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我个人缺乏学习和研究，不敢奢谈先父学术，以上所说只是读他书的一点感受。说这些，也是表达自己的心迹，要继承先父遗志，学习先父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钱逊编后：此文系作者于2010年10月22日在台北素书楼举行的纪念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逝世20年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邓英陶《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英文版序，作者：Peter Nolan 邓英淘的研究，将当今发达国家的旧的"经典"发展方式与 "新发展方式"进行比较，必须选择后者，人类才能长期可持续 地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经典发展方式被当今的高收入 国家所采用。短期经济效益压倒了自然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

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已80高龄，仍勤于思考、笔耕不辍。他从软预算约束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他认为，软预算约束的扩散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而事后不充分追究责任人的救助机制又会强化软预算约束。无论是监管改革还是当前的救助都应该尽可能地着眼于减少软预算约束的副作用及其破坏性影响。

经略第十一期

我们正在目睹后民主阶段的“市场—国家”的兴起。在这种“市场—国家”中，人民主权和政治代表在形式上仍然存在，但现实的民主实践——例如选民的投票和政党的党员——处在衰落之中，而且权力正在从人民重新回到旧精英或新阶级那里

综观当代法治发达国家，刑事诉讼模式大致分为三类：英美法系的对抗式诉讼模式、大陆法系的审问式诉讼模式和日本的混合式诉讼模式。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我国属于典型的审问式模式，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方面吸收了对抗制因素，其中对刑事审判方式所进行的改革，正是向对抗制方式的演化。我国刑事诉讼法正面临再次修改，诉讼模式的选择不可回避，并且，研究诉讼模式是系统探究刑事诉讼诸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刑事诉讼科学化的需要。然而，学界在对抗式诉讼的基本法理、运行机理方面都缺乏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诉讼制度的完善，因而，对抗式诉讼的研究就成为当下刑事诉讼理论界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涵义及特征 　　在刑事诉讼中，对抗式诉讼模式以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和法官的中立听证为基本特征，又称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般来说，当事人主义大致包括三项内涵：一为当事人对等主义，指原告（检察官）和被告在诉讼中处于对等的地位；二为当事人进行主义，指诉讼以当事人的主张、证据为中心，法院仅基于当事人的诉求径行裁判，对应欧陆国家的调查原则；三为当事人处分主义，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刑事诉讼中的“有罪答辩”就是典型例证。[1]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甚或是相反利益的双方就事实或者证据进行辩论和对抗，由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裁判者根据双方提出的证据和辩论，作出独立的判断。“对抗式的，或对抗（adversary)，是用来指代这样的情形：两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他们承担了收集信息并在听证中提交信息的主要责任。”[2]法官不参与争议并在争议当事人之间保持公正。美国学者达马斯卡教授称对抗式审判模式是“理论上处于平等地位的对立双方在有权决定争端裁决结果的法庭面前所进行的争斗”。[3]对抗式模式将诉讼双方视为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并以抗辩的方式推进诉讼。庭审的主要内容是诉讼抗辩，控方承担有罪的证明责任，辩方则辨驳防御。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主要采取“交叉询问”的方式。无论从当事人地位、诉讼任务及职能，还是审查案件事实的方式上，对抗式诉讼模式皆注重从对抗中发现事实和妥当解决争讼。 　　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精髓体现在庭审阶段，审判前的侦查与起诉被视为对抗的准备程序，强调诉讼的效率，但自二战以来由于人权保障意识的强化，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亦重视审前程序对抗。纵观对抗制运行过程，我们认为，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裁判者的中立性。纠纷的裁判者在诉讼中处于中立、消极的地位，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对案件也不存有偏见。裁判者在法庭上必须完整听取双方辩论，不能先入为主。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立消极的裁判者由陪审团和法官共同组成。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的裁判，法官专理法律的适用，裁判者在法庭上不得进行积极主动的询问及调查行为，并在听取双方的辩论和意见后作出裁判。 　　第二，庭前不作任何实质性审查，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对抗式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公正的审判必须在法官当庭听取控辩双方的争辩后作出。法官在庭审前不接触任何一方的证据材料，以防止法官预断和偏见，保障公正判决。对抗式诉讼模式要求检察官在起诉时只能移送一本起诉状，并且起诉状中不得含有任何能使法官产生预断的内容，由此保障诉讼以审判为中心。案件的诉讼结果必须皆出自法庭的审理，法官必须重视控辩双方的意见，确保辩护权的切实实现。 　　第三，律师主导审判过程。律师参与诉讼是对抗式诉讼得以进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通常所说的对抗也主要是律师代表双方当事人进行对抗。律师是法律“专家”，能依据事实及法律为当事人争得实体利益，律师的参与也使审理易于围绕案情进行，提高诉讼效率。整个诉讼过程律师成为主宰者而不仅仅是参与者，因为法官在听取案件的过程中是被动的，法官不能或很少针对案件相关问题发问，陪审团同样不允许发表意见，审判过程实际由双方律师主导。 　　第四，被追诉人被赋予一系列的程序公正权利。[4]对抗式模式中，被追诉人拥有一系列诉讼权利，强调程序的公正性。这些权利包括：无罪推定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避免双重危险的权利、交叉询问的权利、享有独立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等等。这主要基于国家享有强大的公共资源，通过把国家的强大权力规制在特定的诉讼结构规范中，同时也是保障追诉程序的正当性。这些正当程序的规制，保证了裁判是在公开、公正的法庭上作出的，而不是在审前阶段由一个官僚的国家机构秘密作出。 　　用形象的语言形容，对抗式诉讼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就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双方当事人彼此独立，依次向没有偏见、消极的法官或裁判者讲述他们各自的故事，有人把这一过程比作讲故事的比赛，谁说得更有吸引力、更有说服力，谁就赢得这个比赛，其故事就被接受。比赛的过程是由技术规则引导的，相应的系列诉讼程序及规则即成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当然，在实施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美两国，除具有对抗式的一些共同特征之外，由于两国法律价值观及律师制度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对抗式诉讼模式特征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二、对抗式诉讼模式在当代的新发展 　　对抗式诉讼模式产生于英国，历经12世纪到19世纪长期司法经验的积累，并伴随着诸多相关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对英美法系其他国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美国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其诉讼制度与模式受到英国的直接影响。美国继承并发展了对抗式诉讼模式，在开放的美国较之相对保守的英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以法官消极听证、控审分离、控辩平等、被追诉人拥有一系列程序公正权利为基础的当代对抗式诉讼模式，权利保障也逐步由形式走向了实质。进而，美国成为当代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典型国家。 　　二战之后，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公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已越来越被大多国家所吸收、采纳，成为刑事诉讼国际趋势之一，并在近几年几大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变动与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凸显出来。 　　日本于“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进行了宪法以及刑事司法改革。日本对刑事诉讼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在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格局中，吸收、引进了当事人主义的许多诉讼制度和原则，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混合型诉讼制度。目前其实践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并在进一步改革之中。……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具体包括如下改革内容：为实现刑事审判的充实及迅速化修改刑事诉讼法；扩充国选律师制度；引进裁判员制度；强化检察审查会的权限。[5] 　　俄罗斯于2001年11月12日通过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2002年7月1日生效，其间又于2002年5月和7月分别通过了两个法律对新法典进行了部分修正。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引进了对抗制，确立了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而法官只是中立的裁判者的新概念，并确立了对抗式诉讼模式。该法第1条规定：(1)刑事诉讼应当在当事人对抗的基础上进行。(2）刑事案件的控辩审三项职能应当彼此分立，同一机构或官员不得同时承担多项诉讼职能。(3)法院不应成为刑事指控机构，不应偏向于控方或者辩方。法院应当为当事人履行其诉讼义务和行使诉讼权利提供条件。(4）控辩双方在法庭面前应当平等。该条是对宪法中有关对抗原则的落实和细化。[6](5)确立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强调对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剥夺和限制应由一名中立的法官作出的理念。确立司法审查原则，对于羁押、住宅勘验检查搜查等强制侦查行为必须经由法官决定方可进行。 　　意大利在1988年刑诉法典中吸收了部分对抗制因素，弱化了法官对庭审的主导权，限制法官审前接触案卷的范围，强调控辩双方对证据调查的积极作用。这种改革方式与我国199年进行的庭审方式的改革如出一辙。该法一出台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这部法典对意大利传统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引进和移植了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从而使该国的刑事诉讼制度逐渐由原来的职权主义模式转向了对抗式诉讼模式。具体说来，意大利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贯彻抗辩原则，强调审判程序的中心地位。首先是转移庭审主导权，由于抗辩原则要求证据的提出由控辩双方负责，这就要求改革意大利原有的法官主导证据调查的职权。另一方面的改革着力于重构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关系，确立审判程序的中心地位。第二，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此外，意大利在前述改革的基础上，推出了进一步的改革措施。随着宪法修正案对正当程序原则与抗辩原则的正式确认，以人权保障与提高诉讼效率为目标，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开始了新一轮的修改。比较重要的法律修改集中在提高诉讼效率与辩方调查权两个方面。尤其是2000年对于辩方调查权的改革，进一步打破控方在证据形成上的垄断，扩大律师在证据收集方面的作用，增加辩方对抗能力，使得意大利刑事诉讼的对抗式色彩更为浓厚。[7] 　　法国是大陆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之一，其刑事诉讼中保留的职权主义传统较为明显。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的几年间，法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几次重大修改，改革的内容涉及刑事司法制度以及权利保护等方面，其中对当事人主义的借鉴以及人权保障的强化方面颇值得关注。特别是2000年6月15日修改后的法典增加了序言性条款，列举规定了一些诉讼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程序公正、对质和平衡；控审分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保障辩护权；司法保障；强制措施的必要性以及与犯罪严重程度相当；保护人的尊严；程序便捷；保障被害人知情等权利。此外，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进一步完善了审前程序，特别增强了审前程序中被追诉人的权益保障，体现在加强了对拘留的法律控制，将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时段提前，明确了侦查期限，增强了检察官对侦查的控制能力，弱化了预审的强职权化和集权化色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近的措施改革了作为职权主义重要特征之一的预审法官制度，创立了与之并列的自由与羁押法官制度，推行审前程序中的分权机制。此外，法国新近的改革推出了加强预审阶段当事人权利、增强审前程序中辩论的公开性等措施，进一步吸收了对抗式诉讼的因素。[8] 　　此外，我国台湾地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多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更新。就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近些年的重大发展，有台湾学者认为下述三个方面的改革最为显著：一是扬弃根深蒂固的审判制度，将审判制度自“职权主义”转为“当事人进行主义”；二是强化人权保障。确认人权保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虽不能说胜于发现真实，但最少与发现真实同等重要。三是削夺既有权力机关庞大的权力。[9]通过审视台湾地区的具体改革措施以及对其实施效果的观察，可以看出，近些年刑事诉讼法的重大改革已经使得刑事审判实现了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重大转变。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的新发展，充分反映了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的要求，凸显出发展的共同趋势。其内容的变化，突出反映了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和特征，适应了新形势下保障人权的时代要求，改变了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使诉讼结构更为科学合理，更加符合诉讼的特点和规律，日益显示出对抗式诉讼模式旺盛的生命力。 　　三、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比较优势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为众多国家、地区刑事诉讼改革采纳，成为当今世界刑事诉讼改革的潮流。为什么对抗式诉讼模式受到如此广泛的青睐？其具有哪些比较优势？ 　　1．对抗式诉讼模式奉行程序法治原则 　　其运行模式完全置于程序规则之下，充分体现了程序法治原则。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强调诉讼的进行尤其是权力的行使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并明确规定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米兰达警告、交叉询问规则、证据可采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例，在实行典型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美国，最初实行比较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搜查和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必须自动予以排除，排除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最终产生了毒树之果规则。虽然近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创制了一些例外，但就其范围和力度方面，仍远比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广泛和强大。 　　2．对抗式诉讼模式尊重当事人利益，平衡各方利益 　　对抗式诉讼模式使国家利益、民众利益和个人权利得到平衡，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当事人尤其是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以彰显，参与诉讼的程度亦更加充分和公正，个人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被追诉人享有较多的诉讼权利，形成与侦控机关的平等抗衡，从而积极参与诉讼以影响诉讼结果。同时，被追诉人可通过中立的第三者即裁判方对控方的追诉行为进行审查，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被追诉人在诉讼中的自由和权利得以有力保障，各方利益得以适当地兼顾。 　　3．对抗式诉讼模式公开、透明 　　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对有关案件事实、程序及证据的疑问都是在公开的法庭上解决的，通过控辩双方的辩论和质证活动予以澄清，争议的解决都是人们以看得见的方式进行的，裁判的结论也是当事人可以预期的，失去了当事人腐蚀国家司法人员的机会，这不仅可通过程序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增强司法的自主性，并且可以防止因为权力的亲和性使审判者偏向控诉方，有利于树立裁判者的中立形象，使判决的结果更加令人信服，增强法律的权威。 　　4．对抗式诉讼模式为律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律师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享有充分的辩护自由度，在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公平竞争理念密不可分。对抗式诉讼中，法庭审判以控辩双方的举证、问证、辩证等质证活动为主线，法官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原则上无权主动参与案件的调查与辩论，使包括律师辩护活动在内的控辩双方的活动异常突出和活跃。并且，对抗式诉讼模式强调交叉询问、反询问的辩护方式。而“反询问是为查明事实真相而创立的最大的法律装置。有时辩护方只需通过对控方证人的反询问，抓住控方证人证言中的漏洞，便会取得胜诉。”[10]再者，对抗式诉讼中，律师辩护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律师积极而不是消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去辩护，并极力提高自己的辩护技巧，注重经验的积累和运用，这都无疑会使律师在更大的自由氛围中极尽所能，扩大辩护的空间和效果。 　　5．对抗式诉讼模式易于发现真相 　　案件事实认定的基础是诉讼证据，而对抗式诉讼模式注重两造平等的对抗过程，利于调动当事人举证和调查证据的积极性。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证据完全由控辩双方收集和提供，其内在动因在于诉讼中控辩双方与案件的实体判决之间的重大利害关系，由此，二者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去收集尽可能多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为维护乙方利益，控辩双方对于犯罪是否成立都十分关心，在举证和调查证据上，都力求使之对本方有利。裁判者的职责仅在于居中对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并作出取舍，法官不主动干涉当事人调查证据的活动，从而使其中立性更具有保障，避免因过于主动而在调查中逐渐偏向某一方，损害审判的公正性。加之诉讼证据规则的运作、控辩双方对同一证据的交叉询问等，都有助于对证据进行全面、深入地考察，从而更易于发现案件事实。 　　当然，对抗制也并非十全十美，也存在缺陷，比如：在发现真实方面，要求控辩双方的证据得到对等的揭示，而这种对等揭示应建立在控辩双方收集证据能力方面的平衡上。但如何解决控辩双方天然的不平衡及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内在缺陷就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另外，对抗式诉讼可能因为强调程序正义而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中排除大量与审判有关的证据，从而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同时对抗式诉讼模式也存在被告人主动认罪程序、辩诉交易等导致不公正压力产生及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现象发生，使有罪之人逃脱法网等。 　　对抗式诉讼模式虽有缺陷，但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予以弥补。如针对对抗式诉讼可能拖延诉讼而对司法公正带来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在上世纪后期已有主张，正如Wilson and Grimwade一书中所言：只能通过立法针对对抗式诉讼模式进行两方面的改革来解决，即加强法官对刑事诉讼的控制和重新审视法庭上的沉默权。[11]而英国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赋予刑事法院的法官在特殊案件中排除陪审团参与审理的裁量权。[12] 四、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相对于其他诉讼模式更符合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趋势，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即哪些深层理论背景决定了对抗式诉讼具有上述比较优势呢？通过研读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呈现出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点。 　　（一）真实发现理论 　　在英美法律制度下，对抗式诉讼方式通常被认为容易也最可能发现案件真实。发现真实理论是英美学者们非常看重的理论依据，“对抗式的支持者认为，在这种诉讼制度下更有可能发现案件真实。”[13]在对抗式模式中，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完全由控辩双方收集和提供，裁判方仅对双方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和取舍。由于诉讼中控辩双方与案件的实体判决结果有着重大的利益关系，他们会积极获取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并往往在法庭上对意见不一致的证据据理力争，使得裁判者得以全面了解案件事实，从而冷静思考，利于对案件事实作出客观认定。“一名法官要想做到公正，他最好让争诉双方保持平衡而不要介入争论。……假如一名法官亲自检验证人的证词，那就是说，他自甘介入争论，从而有可能被甚嚣尘上的争吵遮住明断的视线。”[14]对抗式诉讼特别关注法庭上的质证，质证是对抗的双方针对相对方所举证据进行质疑和质问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对抗性质。质证的主要方式是交叉询问，即对抗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盘诘性询问，盘诘性询问具有攻击反驳的性质，若是支持性或进一步说明性的询问，则不属于盘诘性询问。交叉询问被认为是庭审中有利于发现真实的最佳途径。 　　当然，真实发现理论也受到很多人的挑战，他们认为两个不同利益者进行对抗，以说故事的方式进行各自的解释，不但无助相反会阻碍发现真实。因为双方的动机都是为了赢得比赛，很多人会不择手段，去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而在双方极力隐瞒歪曲事实的过程中怎么可能去发现真实？如美国学者弗朗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对该模式发现真实的能力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对抗制中的各种游戏规则，包括证人制度和交叉询问制度，不但没有促成对真相的挖掘，反而扰乱了法官和陪审员的视线，甚至误导了他们，并对这种庭审方式进行了形象的比喻，“就好比是医生正在做临床手术，而我们却朝他的眼睛里扔胡椒面儿。”[15] 　　（二）公平理论 　　传统观点认为，诉讼任务是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应该确定犯罪事实是否发生，是否被告人所为，以及是否存在某种从重、加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情节等。……司法机关所确定的这些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确实无疑。”[16]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具体认识只能是对客观对象一定程度的认知。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显然属于具体认识的范畴，是对案件事实拘于一定时限的认识，完全再现过去的案件事实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法考量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应把认识论与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结合起来，既不能夸大司法人员的认识能力和实际能力，也不能消极应付案件事实，而是尽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在刑事司法证明中，并不要求也不必要穷尽与案件相关的所有事实，只是就裁判需要的事实予以查明。裁判前，这些事实是模糊的，对这部分事实如何去发现，需要公平的方法和程序去确定，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设计好解决争端的程序，而且这个程序的底限要求是必须对双方公平。对抗制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最好程序方法，它可以解决公平问题，让双方有足够的时间、资源和足够的平等地位，帮助法官发现真实，即使不能完全发现案件事实（事实上也不需要），但至少发现事实的机会是公平的，公平使争讼双方能够积极参与对抗，最大程度实现诉讼正义，提高裁判的公信力。 　　（三）权利保障理论 　　权利保障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关系密切。西方政治制度建立在深刻的政治学基础之上，人们对国家权力持有很深刻的怀疑，因为国家在对个人进行干预时，可能牵涉的是对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予以剥夺的问题，特别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在对个人进行刑事追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障其不受不公正的待遇。但这并不意味放弃追究，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社会、他人造成了损害，构成犯罪，当然要追究，但追究的过程应当公正。在英美法国家，甚至包括法、德等一些大陆法国家，有一种观念，即个人相对国家来说比较渺小，处在弱势地位，需要设立一个制度，在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个人生活时，尤其是在刑事诉讼这一最激烈的冲突结合点上，必须考虑怎样保护个人的合法诉讼权益不因为强大的国家权力而遭受侵害。所以如果对抗制不能帮助发现真实，也不能提供公平的机会，那么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介入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公平，因此需尽可能去保证个人不受不公正的待遇，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法庭的构建也是完成一个附加的政治目的：保证控方的权力不是一般形式的行使，这样，被告人的审判权利保护所有的公民免受政府权力和资源的可能滥用。”[17]而程序正义要求裁判者是无偏私的，这几乎得到了世界普遍的承认。获得一个无偏私的法庭的权利，不仅得到相关国际条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美洲国际公约》、《人权和基本自由保障公约》等的认可，也得到一些国家的宪法及法律的承认。对抗式诉讼模式则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对个人的保护。首先，对抗式诉讼模式实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能够保证被告人一方了解被指控事实的所有证据，并籍此作好充分的庭审准备工作。庭前准备工作的充分与否直接决定庭审效率的高低与否，因为效率也是正义的应有之义；其次，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一系列精细规则原则性地为法官提供了自由心证的判断标准，同时为当事人进行对抗、辩论指引了攻防的方向；再次，法官的中立性和消极性为其必须充分考虑控辩双方的意见提供了保证，加之交叉询问规则的运用，使证据的采用、事实的认定成为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结果，避免了法官的恣意，益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法治理念以“有权利就有救济”及“三权分立制衡原理”为基础，其刑事诉讼观建立在个人权利保障与社会之犯罪控制并重的价值观上。“我们不仅需要规范与秩序，更需要正义。”[18]此为民主国家之真谛，其中“秩序”与“正义”孰轻孰重，更是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之分野。[19]英美法系国家坚持程序正义，关注基本人权，被认为是取得与公共秩序价值衡平的惟一方法。正是在正当法律程序的价值理念下，强调权利保障，英美法系国家构建了对抗式诉讼模式，强调控辩双方的对等及审判者的中立，重视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以程序制约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擅断，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 　　（四）公信力理论 　　刑事诉讼中实行对抗式诉讼模式除了对国家与个人的冲突作出处理，解决双方的纠纷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它的社会角色作用，即通过对抗式诉讼，为产生可接受的结论而设计一些实际的法律规则，昭示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守法态度，并增强裁判的公信力。对抗式诉讼形成的裁判，如果被公众所接受，认为是对该犯罪行为的正确处理、是可信的，就意味着为公众设计了一个行为规范。所以，诉讼模式的设计必须是使公众认为其结果是可接受的、可信的。而公众之所以信任结果是因为他们更愿意接受强调定罪科刑的确定性，而不愿意冒控告无辜人的风险。为此，对抗式诉讼被设计为一个非常艰难的“考试”，有诸多制度的制约，如陪审团制度、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复杂精细的证据规则等。对它的限制越多则越难以通过这个考试，一旦通过，其结果的正确性就越是令人信服，从而引领人们的行为。 　　以上不难看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各理论基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的甚至是建立在否定前者的基础上，但又相互渗透相互依赖，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目的，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这些理论基础对对抗式诉讼模式都起到了不同的诠释作用，因而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中国应坚持对抗式诉讼模式改革 　　当下，由于我国的对抗制不具有实质的对抗，造成庭审的虚置，对抗制庭审方式的进一步落实与实现即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相对于其他诉讼模式来说，具有巨大的比较优势。并且，从其建立的理论基础来看，对抗式诉讼模式更符合当下刑事诉讼理论的新发展。 　　1．实行对抗式诉讼是由我国刑事诉讼现状决定的 　　在审问式诉讼模式的影响下，我国似乎培养了最优秀的警察、最优秀的预审员，形成了最为有效的挖掘案件真相的“能力”，而辩方的抗辩能力却不同程度地被忽视了，隐藏着沦为诉讼客体的极大风险。更令人堪忧的是刑讯逼供与审问式诉讼模式的伴生问题。近几年，中国刑事司法程序不断受到错案的拷问。如果我们将发现真相的重心从放在被告人的口供上转移到法庭的审判中，具体落实到法庭审判的公开对抗上，那么刑讯逼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遏制的，同时我们还得到了更加公正、公平的诉讼程序，更加呵护被追诉人权益保障的诉讼程序。况且，加强对抗式诉讼模式改革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开弓没有回头箭”,19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汲取了相当的对抗式因素，“强化了控审双方的举证和辩论，形成控审分离、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审判格局，增强了刑事审判程序的对抗性和公正性；避免法官预断，防止‘先定后审’，强化庭审功能；强化辩护职能、庭审辩护方的防御能力。”[20]使我国的借鉴有了一定的基础：司法人员通过近些年的理论学习及司法实践，不仅逐步形成了重视程序、程序公正、人权保障、限制权力等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司法理念，也自然地养成了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一些行为模式。法官逐步由积极探求事实真相的角色转变为消极的被动听审者角色；司法资格考试制度的实行，使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有明显提高，律师队伍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格局逐步形成；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社会民众不断接收先进法律理念的熏陶，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运转形成了良好的司法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实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有利条件。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已进入“瓶颈”阶段，改革必须前行，但任重而道远。而从我国的诉讼实际看，更需要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规范，并使制度得以贯彻和落实，提高正当程序保护人权的力度。因为现实表明，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审问式模式的因素有余，而对抗式模式的因素不足。” 　　2．实行对抗式诉讼是诉讼基本规律使然 　　对抗制反映诉讼的基本规律，是坚持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理由。从认识论角度看，在尊重事物规律的基础上，方能更好地发挥该事物的作用和功能。诉讼解决社会主体刑事实体利益冲突，控辩对抗是社会主体刑事实体利益冲突在诉讼上的延伸。尽管现代社会拟制当事人广泛介入诉讼，增强了诉讼的理性，减弱了控辩双方的“切肤之恨”，但控辩对抗的天然基础不曾动摇。对抗是诉讼的内在根据，没有争斗就没有诉讼。这里，“对抗”或“争斗”具有利益争执和程序对垒的双重意义。……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关系始终以实体利益冲突为内核，以程序性对抗为表征；两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实体利益冲突的存在始终是程序性对抗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但在实体利益进入诉讼程序后，程序性对抗的规则、强度和处理方式对实体利益冲突的解决就具有了决定性意义。[21]实体利益的冲突性，决定了诉讼程序的进行必然是在双方对抗的机制中进行，尊重双方的不同利益，给予双方充分展示矛盾、观点、证据、意见、事实的机会，裁判者兼听双方的意见后，作出裁判，这被认为是公正的。换句话说，实体利益冲突处理结果的公正也有赖于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对抗。顺应诉讼规律的模式要求，会通畅诉讼，彰显正义和效率。否则，会阻碍诉讼，并产生不公正的结果。上述国家的刑事诉讼改革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刑事诉讼必须符合诉讼规律的必要性。 　　3．实行对抗式诉讼是国际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 　　通过前文对对抗制诉讼模式在当代新发展的介绍可以看出，从国际范围看，对抗制是刑事诉讼模式发展的趋势，各国的刑事诉讼法越来越倾向于体现人权保障及正当程序的理念，注重落实《欧洲人权公约》、《罗马规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性规则的要求。而对抗式诉讼模式正契合了上述公约的要求，因而各国刑事诉讼模式也逐步显示出对抗式的特征。英美法系国家在原有的对抗式基础上，更加完善。而大陆法系国家“总体来看，控辩式已经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庭审改革的方向和趋势。这一切源于国际性、区域性人权公约与刑事司法准则关于正当程序与公正审判以及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普遍要求。”[2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国进行刑事诉讼法修改，无一不是从职权制转向对抗制，这应当被看作经验性的证据。这一趋势和变化，反映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符合诉讼基本规律的要求、符合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目的的要求、符合刑事诉讼全球范围内民主、文明的要求，反映了在司法正义的感召下，司法技术规范可以跨越国别脱离不同的价值理念和法律传统的牵制，从而具有普适性。 　　六、中国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改革路径 　　我国 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庭前审查采取实体性审查；法官主导法庭审判。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抗制对于我国的实务部门和学术界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问题，即使在19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时，人们对对抗制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当时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对抗制缺乏明确、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有关对抗制度的翻译资料及国内学者的研究都较少。在这种状况下，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废除卷宗移送制度，增强庭审控辩对抗，强调减少法官审前预断与居中裁判，大幅度地引入了对抗制因素，对我国过去一直坚持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了修正，庭审的对抗制大大增强。但毋庸置疑，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影响诉讼模式的控辩审三大职能制度设计及实践中，仍存在不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要求的因素，缺乏真正的对抗，有虚置化倾向。笔者认为，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对症下药，亟需在以下几方面作出调整： 　　（一）强化控辩平衡，增强公平对抗的基本条件 　　首先，在控诉方面，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不符合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建构及运行要求。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把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确定为法律监督者，对刑事诉讼中的审判方和对方当事人地位的辩护方享有法律监督的权利；并把“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作为刑事诉讼中调整公、检、法三家基本关系的原则。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不符。法律监督者的诉讼地位使公诉人往往超越于辩方甚至审判方。在执行基本原则过程中，又常常仅注重“互相配合”，这些现象必然造成审判者不中立、法官控审不分的超职权主义庭审方式的弊端。审判中立、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形成科学对抗是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控辩双方必须是地位平等的诉讼参与者。检察机关作为控诉职能的承担者，追诉犯罪是其天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追诉的心理倾向不可能在其承担监督职能时予以消失。当然检察机关的追诉应具有客观公正性，而追诉的客观公正性并不能消除其追诉的本能要求。为适应其本能要求，并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科学平等对抗，应将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确定为与辩方平等的参诉人，重构其审判监督者的身份，重新确立控辩双方的正确关系，坚持平等对抗原则，坚守双方诉讼地位平等、诉讼权利对等的理念。为此，需重新确立控辩审三方的关系，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的需要，真正贯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者中立的要求。这也是刑事诉讼中司法公正真正实现赖以存在的科学模式架构。 　　在控辩式诉讼模式中，将检察机关（公诉人）定位为与辩护方地位平等的参诉人，是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是诉讼文明、民主的趋势。检察官的同等参诉人地位适应控辩双方合理的诉讼关系，对于保持科学合理的诉讼模式、实现诉讼公正具有保证作用。为确保控辩的平等，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增加“控辩平衡”的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设立相应的制度内容，以限制公权力、扩大私权利，形成控辩双方的真正平衡。只有控辩双方平衡，才能形成对抗，才能实现公正。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控方的法律监督方式，决不意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而是改变监督的路径，把控诉职能与监督职能有效分离，控者专司控诉，监督者专行监督权。 　　其次，在辩护方面，强有力的辩护是诉讼得以对抗的基本动因，而我国目前的刑事辩护率较低，据1998年-2005年《中国法律统计年鉴》的数据，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1997年，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率为54.5%，而之后呈现下滑趋势，到2004年则下降到44.9%。另据学者考察，北京市律师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比率不足10%。[23]刑事辩护状况令人担忧。在这种状况下，大多被告人只能孤零零地面对实力强劲的公诉人，在控辩双方实力悬殊十分明显的状况下，法庭的裁决难言公正，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被告人被判无罪的可能性极低。[24]保证被告人所享有的辩护权，才能谈得上公正，控辩平衡才能体现公正，这就是程序的价值与作用所在，“程序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的说法亦基于此。另外，由于律师的职业行为规范不健全甚或不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违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甚至出现非法行为妨碍司法公正的现象。所以，必须规范辩护律师的执业行为，加强辩护律师的执业纪律，以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对辩护一方的内在要求。提高律师的参辩率及辩护质量，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应当废除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我国1997年修改的刑法增加了第306条，把辩护人列为伪证罪的主体，这种法律规定必然妨碍律师辩护制度作用的正常发挥。律师辩护制度是为了保障司法公平公正而设立的，是法制建设民主化的充分体现，从诉讼结构看，也是对抗式诉讼模式充分体现人权保障功能的必然要求，否则，这种科学的对抗难以形成。该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容易被某些司法人员当作职业报复的口实，严重影响律师辩护的积极性，破坏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进而导致人们对整个辩护制度失去信心，这对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机制将是严重的破坏，更有碍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第二，加强对律师违法、违业行为的惩戒，逐步实现律师的行业管理，切实实现律师行业的高度自治，由律师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规范。需要指出的是，律师的惩戒不应由作为相对方的控方进行，律师作为法律服务者，系非官方主体，是与公权相对应的维护私权的重要力量，是对抗式诉讼模式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控方负责惩戒会严重破坏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根基，而应由自治组织律师协会或第三方的人民法院进行。同时，必须加强律师的权利保障。如，律师在场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庭审举证质证辩论权利、庭审言论豁免权等能有效支撑对抗式诉讼模式正常运转的律师所必需的权利。同时，通过完善法律规定，加强律师自律、注重律师自身职业道德、业务水平的提高；并应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律师队伍，使我国的律师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控诉一方形成科学、平等的对抗，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机制运行奠定前提和基础。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实质意义在于提高控辩双方对诉讼进程和结果的影响，而不仅仅在形式上。纵观我国实际，辩方力量的加强是完善我国对抗式模式的根本所在。 　　（二）强化法官中立，提高裁判公信力 　　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审判者的超然中立地位。对审判者而言，公正是其裁判的核心追求，它必然要求法官居于客观、中立无偏的地位，对于控辩双方一视同仁。而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由于传统纠问诉讼模式的影响，法官往往衷情于追究犯罪，检法一体共同承担追究犯罪的任务。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就是法官具有明显的追诉倾向，表现在对辩护律师一定程度上的偏见，对律师的程序权利不予重视，对律师的观点不予采纳。审判实践中常遇见的现象，如公诉人因需要补充侦查而申请延期审理的，法官一般都允许，而辩护律师提出申请重新鉴定、通知新的证人到庭作证以及调取新的物证等法定诉讼权利时，法官则时有限制；公诉人请求发言，则法官一般允许，而辩护律师请求发言往往予以限制，甚至加以排斥，判决书往往用一句常见的套话即辩护人的观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使得律师所有的努力到此终结。此类做法，在法院刑事审判庭中决非鲜见。审判方对控辩双方的不同态度，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司法公正，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反映了人们包括部分司法人员对律师辩护活动在诉讼模式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上的模糊乃至于偏见。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正常运作，需要法官做到消极被动，以超然中立的身份介入诉讼，对控辩双方一视同仁，确保控辩双方参与机会平等。为此，法官应转变对自己诉讼角色的认识，作为中立消极的裁判者，应摆脱追诉犯罪的倾向，正确认识对抗式诉讼中律师辩护活动的重要作用，充分重视律师的辩护意见。律师辩护意见是律师辩护行为的终点和指向，也是辩护方对抗控诉方起诉意见的精华所在，法官对其充分重视，才能正确发挥对抗式诉讼模式中的职能作用。就现行司法实际状况而言，只有重视了辩护律师意见，法官才会改变偏见，平等对待控辩双方，真正做到消极被动。为此，辩护方提出了哪些辩护意见、是否采纳辩护意见、采纳与否的原因，法官在判决书中都应该明示，以判决书这一有形载体制约法官，在判决书中对辩护意见语焉不详应成为可以上诉或重审的理由，以此改变法官倾向追诉的认识及做法，使之成为诉讼中真正的消极被动者。 　　（三）强化庭审对抗，调动控辩双方积极性 　　庭审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落脚点，审判的中心和重心，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关键阶段，也是展示刑事司法公正的主要领域。然而，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定了对抗式庭审的大框架，但在庭审程序的具体涉及和掌握上仍有走过场之嫌。司法实践中，对抗式庭审多数情况下流于形式，表现在没有对抗、、不让当事人说话、以辩论代替质证、证人鉴定人不出庭，没有盘诘性询问等。以上现象的形成，其主要原因是能够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问题已在庭外解决。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又是以下原因所致。一是庭审法官预断；二是庭审法官没有权力独立审判案件；三是庭审规则不完善，不能形成有效的控辩对抗。因此，应解决庭审流于形式问题，增加审判活动中的对抗制因素，切实贯彻对抗求真的精神。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其一，排除法官预断。法官预断是对抗式庭审的大敌，一旦法官预断，对抗式庭审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法官预断的最大来源是卷宗，针对遏制法官预断的效果而言，对抗式诉讼模式中的起诉书一本主义显然优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言词直接原则。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目的是为了切断审查公诉程序和法庭审判之间的联系，防止负责审查起诉的法官在开庭审判前即对案件产生预断。由于控辩审三方对于“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认识不一致，特别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并未对上述所谓“主要证据”的范围作出严格规范的限定，使得检察官在庭审中突然袭击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控辩审三方之间相互冲突不断。在诸多情况下，其危害程度较之原先的“先定后审”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检察官庭后移送卷宗的做法，使法官的庭前阅卷转为庭后阅卷，易于形成心证，庭审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因此，为排除法官预断，应改行起诉状一本主义，运用证据交换解决律师的知情权问题，为庭审对抗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坚决贯彻回避制度，凡是在已经进行的诉讼程序中接触过案件的人都应该排除在案件的裁判者之外。其二，由合议庭主导裁判。裁判应由亲身经历审判的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听取各方陈述、考虑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这是法官庭审存在的依据，也是庭审展开的目的。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案件审理完毕后，往往要经历法官到庭长再到分管院长的审批，裁判方能作出，有些案件还需要经过由院领导和资深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此，庭审活动中就不必要强调对抗，庭审的功能被弱化，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对抗式庭审的大框架也被虚置，更不会言及具体程序规则的完善。因此，应取消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审批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由讨论案件转为疑难案件咨询机构乃至取消审判委员会，由合议庭自主决定裁判的结果。其三，完善庭审质证程序与规则，充分质证，摆脱笔录中心主义。质证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典型特征，它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所进行的口头的质疑询问，并由对方答复的诉讼行为。通过质证，控方可以证明其追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辩方可以抵御不公指控，免受不当裁判；法庭可以明辨是非，勘破真伪，以便正确裁判。如果说庭审是刑事诉讼的中心，质证则是庭审的中心。然而，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成为司空见惯的场景，[25]言词证据往往得不到有效质证，书面证言充斥庭审调查活动，当事人的质证权被架空，双方的对抗无法展开。所以，应明确法庭调查的质证程序，如，交叉询问质证程序。明确质证的本质特征是对抗性的质疑和质问、交叉询问的盘诘性以及主询问、反询问、再询问、最后询问等程序规则，使证据内容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显现；确保需要出庭的证人、鉴定人能够出庭，构建合理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真正贯彻“质证原则”，落实被告人的质证权，只有被当庭质证的庭审证词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根据；贯彻言词直接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摆脱笔录中心主义，集中体现对抗式诉讼模式双方抗辩求真的理念，使案件事实在“辩”中自明。为避免质证造成的庭审拖沓，防止证据突袭，实现有序审理，还应结合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并做好争点整理工作。 　　（四）关注审前程序中的对抗，将对抗贯穿诉讼全过程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对抗式诉讼模式贯彻严格的审判中心主义，但控辩双方的对抗不应仅体现在审判程序中，同样应体现在庭审前的程序中。审前程序已具备纠纷的双方机制，“而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在于解决争议必须有代表理性和正义的中立的第三者存在，由第三者在纠纷当事人之间作出判断。”[26]审前程序作为刑事程序的重要阶段，也必须具备诉讼的基本特征，由中立的第三方（法官）在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裁决。否则，代表国家权力的控方与代表公民权利的辩方之间的纠纷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违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违背程序正义。 　　为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庭审前程序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亟需完善的两项制度是审前法官司法审查制度及审前证据开示制度。 　　庭审前程序中，尤其是在侦查程序中，需要运用强制措施，而强制措施关涉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人权保障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在此阶段有较好的人权保障措施，是刑事诉讼文明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也是刑事诉讼国际化趋势之一，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建有相应的审前法官司法审查制度。但是，“同世界主要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法官没有任何角色作用，法官既不参与纠纷双方予以控辩平衡和控制，也没有对侦查程序中被侵权方施以任何的救济。使法官间接控制侦查追诉机关的作用也难以发挥，形成了一线型的强职权主义式侦查格局。”[27]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缺陷和弊端。在审前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一方面发挥裁判者的中立无偏的应有作用，避免由于与诉讼程序有利益关系的一方单方处分涉及另一方权利的事项所产生的不公正；另一方面，司法权的介入，法官作为消极仲裁者，为双方提供平等的陈述机会及必要保障。这些都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具体内容可以是设立司法审查机构，配备专职司法审查法官，负责审查涉及公民人身、财产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有关强制性措施，并根据审查的情况决定是否签发许可令，同时决定相关措施的期限。凡追诉机关在侦查程序中需采取拘留、逮捕、羁押、搜查、扣押、监视居住等强制性措施，必须按法定程序提请司法审查官审查许可，否则应承担违法的法律责任。当然，紧急情况下的逮捕可先由追诉机关执行，但事后应及时报请司法审查法官予以补充审查以决定是否签发许可令。另外，司法审查机构还应当受理侦查行为相对人的上诉，负责举行由控辩双方参加的听证会，对上诉事项通过听取双方意见后予以裁判。并应充分保障侦查行为相对人委托律师的权利及其他权利，保障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同时，为确保控辩双方的真正平衡，应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使被告方能充分利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国家公权力的方式获得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正是由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蕴涵了刑事诉讼对公正、效率等价值理念的追求，在保障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程序功能，所以在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国家，以成文法、法院规则或者判例法的形式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防止证据突袭，进而保证对抗式庭审功能的正常发挥。在证据开示制度中，应坚持凡是有利于被告人一方的证据，无论控诉机关是否要在法庭上出示，都必须庭前出示，使被告方利用国家资源获得的证据，追求与对方平衡的机会，达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支持并保障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良性运作，实现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公正。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第一，开示既可以在审查起诉期间，也可以在法院受理起诉之后决定开庭之前。地点即可设在检察院也可设在法院，一是为了防止全卷移送，导致法官预断；二是检察官向辩护律师开示的是全部案件卷宗的证据材料，而在法庭出示的只是其中的据以指控犯罪的证据，为了证据开示把检察院不准备作为证据使用的诸多证据材料运至法院，不利于安全保密，也增加了诉讼成本。具体的开示方法可以由庭前法官来主持开示活动。方式应先由检察官向辩护一方开示证据，再由辩护一方向检察官开示证据，双方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对方的证据材料，开示时可以发表对证据材料的意见。双方开示后，应制作证据开示纪要，载明证据开示的基本情况及争议焦点，双方各执一份，提交法庭一份。第二，刑事诉讼证据庭前开示的范围既要考虑到有效保障被追诉主体及辩护律师的质证权、辩论权，又要考虑到诉讼公平、符合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基本要求。刑事诉讼证据庭前开示中应采用双向开示原则，即控辩双方互相开示证据，这样才能真正使法庭审判中的突袭行为不再发生，才能通过开示获得手段上的“平等武装”，证据开示制度才会有生命力。但必须指出，双向开示并不等于对等开示，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应当是不平衡的，检察机关负有全面开示证据的义务，在证据开示中居于主导地位。对于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来说，应展示所掌握的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包括准备在庭上出示的，及不准备在庭上出示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辩护律师则只负有限度地开示证据的义务。当然，如果辩护一方拥有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被告人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或精神有障碍等彻底否定公诉主张的无罪证据，亦应同时开示给控方。但辩护方拥有的不利于被告人的且未被控方所掌握的证据，不在辩方开示之列。辩护方应该展示的证据范围应采用列举的方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有利于规范。同时，应建立保障机制，发挥法院在开示程序中的作用。控辩之一方在对方未依法开示的情况下，都可以要求法院的司法审查和司法保护。第三，庭前证据开示的启动程序可由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尤其应保证辩护方此项权利的实现；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职权向控辩双方提出而启动。第四，为保证庭前证据开示的有效性，必须建立相应的程序制裁机制，对违反证据开示程序的行为进行制裁。如，对不依法履行开示义务的一方，法院可以裁定强制其履行；对不按规定予以开示的证据，取消其证明力等。 　　余　论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经验与教训表明，推动对抗式诉讼模式在中国进一步扎根需要注意对抗式诉讼模式配套制度的同步建立，除前述提及的诉讼制度之外，还应积极配置简易程序，通过构建多元的简易程序包括速决程序、简化审程序、辩诉交易程序等，借助简易程序分流掉大部分案件，司法机构才可能承担起对抗式诉讼模式所要求的巨大的资源投入；要甄别证人出庭的必要程度，强调关键证人出庭，使得对抗式诉讼模式能够得以运转；要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切实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应重视职业群体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的关键作用。无论多么完美的程序离开相应的法律职业者的运作都是空谈。我国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所具有的对抗式诉讼模式技巧还十分有限，对各自在对抗式诉讼模式庭审方式中的地位与角色尚需进一步的体悟，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的数量还有待提高，职业环境有待改善等等，此类有关人的问题与障碍或许远远比制度的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或许需要更多的努力与投入。 　　当然，在借鉴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同时，应考虑由于法律和司法传统不同，民众对法律及其司法效果的认可和尊重程度、考虑诉讼主体对法律的运用和接受能力。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集合体，诉讼模式不可能不受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心理、诉讼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在强调自身现实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吸收符合诉讼规律的文明的司法制度。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系国际范围内的大势所趋。19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大修改，从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我国适应诉讼民主、文明全球化趋势的努力。当然，我们仍应继续努力，在诉讼模式的选择上结合我国的实际，继续坚持对抗制改革，充分、科学、有效地吸收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为我所用并有所创新，使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更理性、更系统、更科学。  注　释： [1]参见[日]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诉讼法要义》，董璠舆、宋英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2页。转引自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2]〔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一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3]Jenny Wceman, Evidence and the Adversarial prosess, Blanckwell Publishers. 1992, p. 4转引自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4]See Richard Vogler, A World View of Criminal Justice,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MPG Books Ltd, Bodmin, Cornwall. 2005,p. 129. 　　[5]参见刘计划：《中国控辩式庭审方式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6]参见郭志媛：《对抗与合作：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模式定位》，载《中国司法》2006年第6期。 　　[7]关于意大利刑事诉讼改革新近发展，参看陈卫东、刘计划、程雷：《变动不居的意大利刑事司法制度》，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2期。 　　[8]关于法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新近发展，参看陈卫东、刘计划、程雷：《法国刑事诉讼法改革的新进展》，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0期。 　　[9]参见王兆鹏：《台湾刑事诉讼法的重大变革》，载《两岸四地法律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 　　[10]转引自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资料汇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11]See Martin, B' Speech “The Adversarial model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hat change is happening?” Venue: Heads of Prosecuting Agen-cies in the Commonwealth Conference, 23-26 September 1997，Wellington, New Zealand. 　　[12]如根据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第43条的规定，控方可以申请在严重或复杂的欺诈案件中，在没有陪审团参加下进行审理。如果法庭认为该案审理时间过长或相当复杂，那么法庭可以裁量该案不由陪审团审理。  [13][美]艾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14]〔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15]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6]巫宇甦主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17]Gary Goodpaster , On The Theory of American Adversary Criminal Trial,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nology. vol. 78. No. 1. 1987. 134. 　　[18]美国总统詹森于1965年寄方兴未艾委员会咨文中的引言，转引自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19]参见黄东熊：《论当事人主义》，载《刑事诉讼法研究》，第175页。 　　[20]陈光中主编：《刑事一审程序与人权保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1]参见梁玉霞：《论刑事诉讼方式的正当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2 - 93页。 　　[22]参见前引[5]，刘计划书，第21页。 　　[23]参见田文昌、陈瑞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建议稿与论证》，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24]根据《中国法律年鉴》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从2002年到2006年，我国无罪判决的平均比率为0.32%，远远低于实施“精密司法”的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 　　[25]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和第47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各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极低，不仅使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难以保证，同时也损害了被告人的质证权，使庭上对抗无法展开。据调查，全国各地的法院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率普遍在10％以下。参见胡云腾：《证人出庭作证难及其出路》，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而我国西部某市基层和中级两级法院刑事案件中的证人出庭率仅为0.38%。参见左卫民、马静华：《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述》，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26]前引[18]，陈卫东书，第105页。 　　[27]张月满：《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角色的重塑》，载《政法论丛》2006年第2期。 　　作者：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张月满，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副教授。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国家。日本学界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1965年的“《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1974年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的“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从整体上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泰瑞·雷以韦伯关于宗教需求的讨论为根基，融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重要概念"惯习"(habitus)，围绕着宗教经济理论以及布鲁斯和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对该理论的正当批评进行了认真分析。

对中国而言，怎样向东南亚民众传达其"和平崛起"、"富国、强军"的愿景，在本质上有别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的路线与思维，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海德格尔在其《世界的图像时代》中指出：“世界的图像不是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

金融时报对巴克莱公司２００８年业绩的报告中说，“银行已确认该公司因复杂债务工具导致的减计损失达８０亿英镑，不过由于它的自身债务减计（１６．６亿英镑），该公司的总损失相应减少。”　

我看过以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报告肯定是不对的。如果你的上市交易的债务价值下降，那肯定是因为市场认为你的声望较之先前下降了；市场对你的债务的定价，所反映的是预计中的违约风险上升，这不会增加你的利润，只会更加提高你的信用风险。

提要：两个理论主导了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研究。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描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群体：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则讨论了在转型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干部精英内部的分化。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把握和解释当今中国的精英流动动态。本文作者建构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这个理论模型，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内部也不是内固的，并已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作者的经验分析表明，精英排他通过给予精英与非精英的子女截然不同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实现，虽然更平等地成为党员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精英排他。精英代际转化则是因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我们感谢边燕杰、麦宜生（Ethan Michelson ）、吉尔。伊亚尔（Gil Eyal）、潘绥铭、郑路、胡松华，还有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想法。文责由笔者自负。 自从德热拉斯（M.Djilas ）1957年的《新阶级》（德热拉斯，1963P 1957）一书问世以来，很多学者关注国家社会主义中精英群体的选择机制和精英群体的形成过程。在这些文献中的研究主线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内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存在多大程度上的异同？而于此又更直接、更深刻地聚焦到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关系上。其间较有代表性的是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前者讨论了在中国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的关系，后者则讨论了在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技术干部精英和行政干部精英之间的关系。然而，本研究认为，他们对中国市场转型下精英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且没有揭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的具体机制。因此，本文先厘清可资借鉴的这两个理论体系，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并用中国城市调研的经验数据，以及统计模型来证明这个理论框架。 一、理论背景 （一）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 魏昂德在1995年提出了精英分割理论。①「精英分割理论由魏昂德在1995年提出，在2000年他与李博柏（Li Bobai）和特雷曼（Donald J .Treiman）的合作文章中进一步确认和延伸。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简单地说成"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参见Walder，1995）」他认为，在中国，相对于其他职业，一方面，大学学历是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最强的预测指标，而党员身份②「党员身份在国外有关研究中被作为政治忠诚的一个指标」对此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一方面，党员身份是进入行政管理职位最强的预测指标，大学学历对此也有显著的正作用。这两种主要资格所起到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大学学历使个人更有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而不是行政管理者；党员身份则使个人更有可能成为行政管理者，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魏昂德通过对职权、收入和住房的分析，认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不是"再分配精英"，知识分子始终没有走上阶级权力的道路（Walder，1995）。由此，他认为，在中国，精英群体是分割的。 精英分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萨列尼的二元精英和二元途径模型的启发。萨列尼和康拉德（G.Konrad）在1979年曾断言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正处于走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他们指的是关于党的年老的精英--即德热拉斯于1957年所说的"新阶级"--将被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专业精英人士所取代的未来（参见Walder，1995）。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正走向阶级权力之路"：以前高学历而在政治上不可信的"专家"和政治上忠诚却缺乏教育的"红色人物"之间的区隔正在被消融（Szelenyi ，1982，1983：158-160；Walder et al .，2000）。在1986年和1988年的文章中，萨列尼对1979年、1982年、1983年的观点有所修正。他认为先前关于知识分子融入统治精英的推测是不成熟的（Szelenyi，1986，1988：216-218）。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持着政治上忠诚的官僚和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专业人士的分割，而且还存在两种不同的职业路径：一条路径通向具有权力和特权的行政管理职位，另一条通向拥有微小权力的专业技术职位；专业技术人员路径强调教育资格，行政管理者路径强调政治忠诚，但是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政治忠诚的考察程度和行政管理者高学历的考察程度就不是很清楚了（Walder et al .，2000）。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就是对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的解释。 魏昂德等学者在2000年使用纵贯的职业史资料和事件史模型，进一步发展其二元精英模型。他们发现：（1）高学历在两条职业路径中的影响作用都在增加；在现阶段，具有大学学历者成为干部精英的机率要高于高中毕业者，但是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2）党员身份在干部职业路径中的作用在下降，但它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且具有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3）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4）虽然10多年来，两条职业路径之间的差异也有所变化，但毛时代的路径模式仍然存在，它们之间的界限在所有时期都是清晰的。（5）中国的职业流动是一种同时与对政治机器的忠诚原则相结合而又与现代职业的能力原则相分离的混合物，这些年来的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Walderet al .，2000）。①「值得一提的是，魏昂德等人在2000年的文章中仍然在质疑后毛时期的职业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发展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从毛时期向更为一般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转变的结果，或在多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出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文章中明确地认为，这些职业模式的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 归纳精英分割理论主要论点是两个方面：（1）通向两种精英的路径是分离的：党员身份是通向高行政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虽然教育程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高学历是通向专业技术精英的先决条件，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2）"再分配精英"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如果从资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精英分割理论，精英分割强调的是在代内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分离，它们之间无法完成转化。魏昂德是想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谈"精英分割"问题；他想用"精英分割"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性问题。在他看来，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分割的、矛盾的、冲突的、截然不同的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两个精英群体，所以中国的政治秩序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魏昂德是从通向两种精英的路径的分野和再分配特权由干部精英垄断这两个方面来阐释精英分割的。对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是：魏昂德提出的两个维度是否是认定精英分割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者说依着这两个维度是否就能够断言中国的精英是分割的呢？在笔者看来，从代内来看，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形成路径的确是不同的；但所谓精英是否是分割的，不能仅从代内流动或职业获得路径上简单视之，而应该从代际流动上考察，因为代际流动是比代内流动更能反映阶层之间关系的一个指标。当不同的精英群体在代际流动上互相排他，而自身内固，这些精英群体就是分割的；如果不同的精英群体在代际流动上互相转化，他们之间并不排他，自身也不内固，这些精英群体就不是分割的，或者说这些精英群体其实是一种人。 （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 萨列尼在一篇对市场转型理论争论带有总结意味的文章中提出了精英分化理论（Szelenyi Kostello ，1996）。①「精英分化理论由萨列尼和科斯泰罗在1996年首先提出，在1998年，萨列尼与伊亚尔、汤姆利合作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参见Eyal et al .，1998）。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简单地说成"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之后在1998年，他在和伊亚尔、汤姆利合作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精英分化理论（Eyal ，1998）。精英分化理论是在萨列尼将市场渗透分为三种类型的制度背景下提出的。这三种类型的市场渗透是：（1）再分配经济中的市场；（2）在再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条件下，以市场与再分配共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3）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其明确的目标是建立市场资本主义，抛弃国家社会主义。在萨列尼看来，1968-1980年的东欧和1977-1985年的中国存在的是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1980-1989年的东欧和1986年以后的中国存在的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1989年后的东欧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而中国尚未出现。萨列尼的意图是以"市场渗透类型论"解释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在再分配经济下的地方市场类型中，市场提供了新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传统再分配经济中的下层有可能成为成功者；而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私营经济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大批原来的干部精英进入了市场经济领域，并将官僚特权"商品化"，逐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改变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以保证他们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少受或不受损害。东欧国家所发生的激进的政治变革，改变了政治制度，导致了趋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使得原来的干部精英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具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干部精英已经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重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并且和新的政治精英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因而在新的政治制度下，他们的优势地位仍然保持下来；这些在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经过混合经济的转变，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地位基础的转变，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继续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另一部分不具有文化资本的行政干部精英被新出现的市场主体排挤了出去，或到了边缘位置而成为失败者。 精英分化的现象出现在第三种市场渗透类型：激进式变革发生后对于原有干部精英产生了不同影响。萨列尼等人认为：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阶段（1949-1960年代中期），政治资本居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作用虽然存在但不重要，经济资本甚至起到负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革阶段（1960中期-1989年代），政治资本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地位上升，经济资本从负作用转为正作用；在后共产主义国家（1989年以后），文化资本居于主导地位，而原来的政治资本成了没有效用的资本，甚至还起负作用。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可以将原先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社会关系网络，而这有利于抓住新的市场机会；相反，没有文化资本的人会发现原先的政治资本对他们来说甚至是不幸的（Eyal et al.，1998：7-8，20-45）。所以，干部精英中的部分成员（主要是技术干部精英）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他们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这场变革，政治制度的剧烈变化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优势地位，只不过使得他们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发生了变化--他们将行政权力转化为对国有资产的实际占有，以使得他们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地被延续下来。另一部分成员（主要是行政干部精英）由于只拥有政治资本，而欠缺文化资本，无法适应全社会范围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扩张，成为市场转型过程的最终失败者之一，与工人、农民陷入同样境地。 其实，萨列尼所说的精英分化现象不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阶段中，而且发生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在萨列尼和科斯泰罗1996年的文章中就有所涉及（Szelenyi Kostello ，1996）。①「萨列尼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政治资本仍然是获得权力与特权的最主要来源，文化资本次之，经济资本更次之（Eyal et al .，1998：23）。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旧官僚本不应该成为输家。由此可以看出萨列尼的说法有些不够清晰的地方」如果从资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精英分化理论，精英分化理论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代内政治资本很难转化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则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针对于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国家自上而下渐进改良式变革的制度背景下，是否也会出现精英分化现象？ （三）精英分割和精英分化理论的缺陷 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是不同的，笔者之所以将它们搁在一块讨论，是因为它们虽从不同的角度却共同讨论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问题，而这两个理论又恰好构成了精英研究的一个序列。前者从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职业路径的角度，认为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进入路径是分裂的；而且因为干部精英掌握了再分配权力，所以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是分割的；这种分割状态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虽然发生了些微变化，但是分割的界限仍然是泾渭分明的。后者则是从市场渗透对社会分层模式的影响这个角度，发现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激进转型过程中，原来的干部精英内部发生了分化：技术干部精英摇身一变成了私营企业主或法人资产阶级，继续把持社会上层位置，而行政干部精英由于其赖以生存的再分配的权力基础已经丧失而成了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失败者。 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且清晰地勾画出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的精英状态。在转型中的中国，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第一，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逐渐形成了紧密的"联盟"（参见孙立平等，1998）；第二，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之间通过各种渠道相互渗透；第三，干部精英中的行政精英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失败者。这是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出现的趋势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已经组成强大的联盟，精英与大众的分化越趋明显和固化，中国的社会力量的重组并不是向中产阶级社会迈进，而是不断走向两极社会（孙立平等，1998）。然而这些学者的讨论主要是在代内分析了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关系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对精英联盟和排斥非精英的具体机制并没有阐释。 二、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一）理论模型 上述现象和研究促使笔者反思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在中国的真正解释力。笔者尝试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两个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社会的这些独特现象，即"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既有的精英分割和精英分化理论都是在代内流动的框架下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而我们提出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框架则是从代际流动的角度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 之所以要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讨论精英的分割与分化问题是因为：代际流动比代内流动更能反映社会分层模式的长期趋势和内在本质，尤其当我们尝试解释一种阶层的形成时。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指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不是排他的，内部也不是内固的，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如果从资本转化的角度来看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则会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不发达的、渐进式转型的社会中，精英群体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代际间能自由地转化。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 精英排他：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的非精英群体的子代很难进入精英群体，或者说非精英群体的子代与精英群体的子代成为精英的几率存在显著差别，前者的几率明显小于后者。这是假设一，简称为"精英排他"假设。 精英代际转化：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子代能够自由转化成任何一种精英，也就是说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或者说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子代进入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几率没有显著差别。这是假设二，简称为"精英代际转化"假设。 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共同促成了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的形成，并且实现了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样一种再生产与每个精英群体的再生产或者本文所说的"精英排他"不同，因为不同精英群体的各自再生产和自身内固完全有可能造成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的分离，而这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精英群体，也就无法实现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都排斥非精英，并在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转化，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才得以形成，并且实现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精英排他假设是指中国的精英集团的后代获得精英位置的机会明显高于非精英的后代；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则是指不同的精英集团的后代成为任何一种精英的机会都没有显著差别，精英与非精英的界限严格，而精英之间则不存在明显的界限。笔者通过证明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两个假设推导出：在转型中的中国，不同精英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种推导是有理论依据的，其理论前提正如吉登斯所主张的"中介结构化"（the mediate structura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Giddens ，1973：107），即流动是促成阶级形成的基本因素；而且在某一特定社会中，阶级的团结一致程度和阶级界线的严格程度都取决于流动机会分布。 如果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能够成立，它将说明：（1）精英分割理论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揭示，精英分割是因为各种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的排他和各自内部的内固，即各种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各自再生产；如果实现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干部精英与专业技术精英之间就不是分割的。（2）精英分化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惟一走向。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渐进改良的制度背景下，各种精英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而且通过代际流动实现了不同精英位置的转化。 （二）机制剖析 上文只是提出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出现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呢？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还是向市场过渡的一种表征呢？笔者尝试分别分析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以求揭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成因。 "精英排他"的机制是：党员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它可能是成为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决条件（Walder，1995；Walder et al .，2000）。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无论是成为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高教育程度都日益演化成获得精英位置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然而，高教育程度同时也日益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获得高教育的几率明显大于非精英群体的后代。这样，精英与非精英的隔离则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也就是说，精英群体通过控制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传承精英地位。 "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属于利益获得者。关于利益的操作化测量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魏昂德在1995年的文章中将利益分为职权、收入和住房三方面来分析，他要证明的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利益有显著差别，只有干部精英是"再分配精英"。但是，将收入作为利益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问题。由于收入分配在中国还远未实现制度化和市场化，这将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大量体制内的回答者很可能有其他隐性收入，他很可能瞒报收入，或很难正确地累计收入。第二，即使同一类精英，其内部的收入很可能差别很大。譬如，专业技术精英内部收入就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刚进IT行业、只有本科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月薪可达到1万以上（更何况当他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之后），而50多岁、已工作很多年的大学教授的年薪却很难达到5万。由此，我们很难将收入作为观察不同精英之间利益差别的指标。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解析"利益"，譬如工作紧张程度、从事第二职业的可能性等等。因为专业技术精英很可能在职权上与其他精英相距较大，但却可能拥有很宽松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更长的假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从事其他工作，这些都应该列入"利益"的考虑范畴。鉴此，笔者将保留采用住房使用面积作为衡量利益的指标，因为：（1）住房使用面积可以呈现隐性收入的含金量及难以测量的问题，住房使用面积相似的回答者的总收入应该差别不会太大；（2）住房使用面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回答者的生活方式是否比较宽松，有相似住房面积的人，其生活空间和生活自由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似的。 针对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笔者提出： 假设三：党员在任何时期都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群体的先决条件。 它可能是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决条件。 假设四：高教育程度自改革后日益演化成获得精英位置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无论是对干部精英还是对专业技术精英。 假设五：党员身份的获得与家庭背景无关。精英与非精英的后代成为党员的几率没有明显差别。 假设六：高教育程度日益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获得高教育的几率明显大于非精英群体的后代。 假设七：精英之间的住房使用面积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三到假设六涉及"精英排他"的机制分析，假设七则是有关"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假设三和假设四是魏昂德提出的，笔者则将精英群体分成三种精英以再检验一下他所提出的这两个假设。 （三）数据与变量 1.数据 本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挪威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Fafo）资助、Fafo和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共同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就业与流动"。该项目于1998年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市，通过PPS 方法，共抽取了7500名受访者做入户问卷调查。其中，具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居民为4264名，最终完成的这部分有效问卷为3975份。本文的数据及统计分析即据这部分有效问卷提供的调查结果。①「有关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可参看王奋宇、李路路，2001」 抽样所及的三个城市分别属于北方（北京）、长江三角洲（无锡）和珠江三角洲（珠海）。这三个城市在地理分布、城市规模、城市历史与经济社会特征、经济体制改革诸方面分别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城市社会类型。 2.变量 精英分割是讨论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关系，精英分化是讨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之间的关系，本文讨论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主要是通过代际流动讨论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三者之间的关系。父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找到第一份工作时父亲的职业来划分的，子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在调查时点的职业（现职）来划分的。 （1）干部精英 干部精英指的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精英的特征是在组织中具有一定的职务，因而他们不仅具有控制和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而且还具有直接控制和支配他人的权力。 （2）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 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是干部精英的两个部分：前者只拥有政治资本，欠缺文化资本；后者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在具体操作上，本文将大专教育程度以下的干部精英列为"行政干部精英"，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干部精英列为"技术干部精英"。本研究并没有单列经济精英，这首先是因为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经济精英（不论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还是私营企业主）具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他们大多是干部精英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变形；其次是因为数据中私营企业主很少。基于这两个考虑，笔者将经济精英列入干部精英中分析。 （3）专业技术精英 专业技术精英指的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需要说明的是，在涉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操作化分类中，我们根据受访者的具体职业、工作组织和在工作组织中的位置，对受访者自认的"专业技术人员"分类进行了重新整理。很多在党政机关、企业中工作的受访者自我确认为"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标准主要是学历；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担任着各种各样的职务，有的甚至是单位负责人。他们的地位特征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所拥有的科层制权力标识于世，而其权力实际上主要并不是来自于专业技术知识，我们因此不将其归入"专业技术人员"分类。在我们看来，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是指那些居于以运用专业技术知识为主的工作位置者，他们的地位资源主要在于专业技术知识的拥有，而并非科层制权力的占有。对于那些在科研、教学等部门中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则没有进行类似前者身份的重新整理。 （4）非精英 非精英指的是干部精英（包括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以外的社会成员。 （5）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指的是上学或培训的总年限。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 （6）党员身份 党员身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包括其他党派的党员。在分析中是定类变量。非党员是参照项。 （7）参加工作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指的是参加第一份工作的时间。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 （8）城市类型 城市类型指的是北京、无锡、珠海三市。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珠海是参照项。 （9）性别 性别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女"是参照项。 （10）年龄 年龄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使用。 （四）方法与模型 1.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假设（或者说精英排他假设和精英代际转化假设）；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党员身份获得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方法验证教育程度获得模型和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2.模型 模型1：精英排他模型： 模型111：行政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1.2：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1.3：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2：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1：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2：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3：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模型4：教育程度获得模型。 模型5：党员身份获得模型。 模型6：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模型1、模型2、模型3是对假设一和假设二的检验。模型1、模型4、模型5是对假设三到假设六的检验。模型6是对假设七的检验。 （五）分析与解释 1.精英排他模型 在表1的三个模型中，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发现： （1）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也就是说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这与笔者的假设相矛盾。 （2）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发生比分别高出1.271，1.906，2.795，这说明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 （3）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专业技术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发生比分别高出1.295，2.034，这说明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 由此看出，精英排他假设得到了部分证实：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都排斥非精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将在下文的"精英排他的机制"部分给出解释。 2.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在表2的三个模型中，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发现： （1）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技术干部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2）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行政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3）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由此，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得到了完满的证实。结合表1和表2的六个模型，可以说明： （1）在中国，精英之间的区隔并不明显，不同类型的精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精英阶层，他们虽然是有差别的，但其实是一种人。他们在代际间不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转化或人员交换，他们之间的差别远远没有达到魏昂德所认为的冲突、矛盾以至于造成中国政治秩序不稳定的程度。 （2）虽然有些精英的子代变成了非精英，也有些非精英的子代变成了精英，但观察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深层真相决不能只看绝对数量上的变化，因为这种数量上的变化有可能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譬如说，非精英的子代进入精英阶层有可能是精英阶层扩大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分层的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而发生比率则是剥离了社会结构变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变动的情况，更直接地反映出社会分层秩序的真相。发生比率说明，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非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除了行政干部精英）都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其他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别。从"优势"这个意义上而言，几种精英并没有发生分化。 （3）这个精英阶层并不像笔者所想象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没有；非精英的后代可以通过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进入中国的精英阶层。但是，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参见下文分析）。 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上文证明除了行政干部精英，其他两种精英都具有较强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那么整个精英阶层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或者说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强呢？表3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精英阶层的子女成为精英的发生比是非精英的子女的1.925倍。这说明整个精英阶层的确是再生产的。当然，这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相比并不算强。彭玉生利用英国的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在英国，大雇主的儿子成为大雇主的比率是工人儿子的95倍（彭玉生，2000）。 4.精英排他的机制 精英排他假设只得到了部分证实。为什么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不同的精英排他能力呢？在这一部分，笔者主要尝试给精英排他提供一个机制上的解释。这个机制应该从精英获致途径上探索。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中国无论成为哪种精英，教育程度的作用都是显著的（假设四得到证实），而党员资格只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起正面作用，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没有作用（假设三得到证实）。教育程度的获得受到了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 表4说明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在获得教育机会、资源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假设六得到证实）。因此，"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至于"行政干部精英"不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倾向的原因将在下文解释）。此外，表1的分析显示，在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获得途径上，父代的精英背景是个非常强的影响因素，它具有独立于教育和政治身份传承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独立于并且明显超过其他因素的影响力（譬如党员身份或教育程度）。那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父代的精英背景是通过何种机制来作用于子代精英位置的获得的？它是通过关系网络还是政治市场和文化市场的交易（如买官鬻爵等）来作用于子代的精英位置呢？这需要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 为什么"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不具有这种倾向呢？这是因为，虽然教育程度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具有优势，但优势不大，提高一年教育程度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的发生比只提高了0.079倍（1.079-1，参见表1）；相反，党员身份的作用却很显著，具有党员资格的人成为"行政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是不具有党员资格的人的2.578倍（见表1）。此外，父代的精英背景对子代成为行政干部精英也没有直接的明显优势（见表1）。因此，在行政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党员身份是比教育程度和父代精英背景强烈得多的变量，也是最重要的变量。而党员身份的获得与父代是否是精英没有关系（见表5）（假设五得到证实）。因此，"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 为了更明晰不同精英类型的获致路径，笔者用表6示之。如表6显示，在行政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政治资本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文化资本，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则没有影响。在技术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代际直接传递机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政治资本，再次是文化资本。在专业技术精英的获致路径上，代际直接传递机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不起作用。横向比较文化资本对获致不同精英的作用，强弱程度依次是专业技术精英、技术干部精英、行政干部精英。横向比较政治资本对获致不同精英的作用，强弱程度依次是技术干部精英、行政干部精英，对专业技术精英不起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精英排他的机制是精英地位的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和高教育程度的传承。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后代的进入，由此党员身份成为削弱精英排他的一个重要变量。 5.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 表7显示，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住房使用面积上没有显著差异。正如笔者在上文已经阐述的，住房使用面积可以作为利益比较的一个比较好的测量指标，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三种精英之间的利益没有显著差别。当然，我们还可以尝试从其他角度来解析利益状态，来分析这三种精英之间的利益差异。用利益来解释精英代际转化其实暗含着理性人的假设：正因为人都是理性的，而每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所以成为何种精英都能受益，所以精英代际转化得以可能。 三、结论 本研究认为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都无法完全捕捉当代中国的精英流动状态；相反，社会分层的主流模式是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也就是说，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不是排他的，内部也不是内固的，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假设：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精英排他的机制揭示的是精英地位的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和高教育程度的传承。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后代的进入，而党员身份又是削弱精英排他的一个重要变量。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揭示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从制度背景来看，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既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也不是向市场资本主义过渡的表征，而是中国自身特有的转型类型所导致的。换句话说，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是市场转型和转型所处的制度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向市场转型对"精英排他及其机制"起主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文化资本对所有的精英位置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相对稀缺，所以，所有的精英群体用尽办法控制教育资源。他们通过代际传承在教育获得上占有优势，并由此传承精英地位。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逻辑控制着"精英排他及其机制"。 其次，"精英代际转化及其机制"又是由转型所处的制度背景产生的。这个背景就是中国是个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改革从始至终都是由国家控制的，用渐进的方式展开的。在这种背景下，专业技术精英不是独立的，必须从政治（行政）系统获得经费和身份认同从而获得相应的地位。利用改革由国家控制这个契机，干部们可以转化身份而获取既得利益。此外，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也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必要基础。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相对不发达的工业化、科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文化资本的作用虽然日益凸现，但专业化的程度并不高。 所以，那些文化资本较低的行政干部精英可以被国家安排到占有利益但无须太多专业知识的闲职上，譬如工会主席、公司的名誉顾问、名誉董事等。亦因之，行政干部精英不会成为改革的受害者，他们与技术干部精英之间也不会分化。相反，在东欧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都相当成熟，文化资本对于每个高层职位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在那里，行政干部缺少文化资本无法承受新工作环境的强烈挑战，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市场转型的失败者。 上述的讨论说明，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化相对不发达、始终由国家主导这个制度背景下发生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成了必然现象。随着向市场转型的深入，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将会更加明显、更加直接、更加稳定。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比再分配经济更加稳定的制度环境，更少受到变动的政策的影响。因此，只要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个制度背景不变，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会越加稳固与强化。 参考文献： 德热拉斯（M.Djilas ），1963/1957，《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彭玉生，2000，《现代英国阶级与职业的代际流动》，《国外社会学》第5期。 孙立平、李强、沈原，1998，《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第5期。 王奋宇、李路路，2001，《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北京出版社。 Eyal，Gil，Ivan Szelenyi Eleanor Townsley 1998，Making Capitalismwithout Capitalists .London，New York：Verso. Giddens ，Anthony 1973，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New York：Harper Row. Konrad，George Ivan Szelenyi 1979，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to Class Power.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Szelenyi，Ivan ，1982，"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983，Urban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2socialism.Oxford，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The Prospect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Project ：An Auto-criti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to Class Power."Politics and Society 15. --1988，Socialist Entrepreneurs：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Cambridge ：Polity Press. Szelenyi，Ivan Eric Kostello 1996，"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Walder，Andrew G.1994，"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Elements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Theory and Society 23. --1995，"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60. --2003，"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68. Walder，Andrew G.，Bobai Li J .Treiman 2000，"Politics and LifeChances in a State-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Chinese Elite ，1949to 1996."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Zhou，Xueguang ，Nancy Brandon Tuma Phyllis Moen 1996，"StratificationDynamics under State-socialism ：The Case of Urban China，1949-1993."Social Forces 74. 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郑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 

“民主化、社会公义、文化共存：这些理念，不管在任何社会里面，都会认为是应该建立的共识，可是在每一个个别的社会里面，因为它的国际角色、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的限制，在这些方面所能做的都有它的限制性。今天将大陆、新马、港澳、台湾各自拥有的片面经验并列、汇集在一起，则可望形成比较丰富的系统，作为在华文世界里追求一套超越价值的基础。”

在《三里洞》中陈宜祥说道：“到这来能接受煤矿这个工作，那也是争先恐后拼命地干，一方面为了国家建设，二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生活下去。”活下去，是一个根本的命题。尽管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谋生，但内在的本质是相同的，也同样面临着心灵的挣扎和躯体的疲惫，对他们来讲，又多了一重生命无着的忧虑。所谓“悲剧”，其实是一种远距离观察的结果。在整个拍摄和制作的过程中，我没有想到过这个词。现在也觉得无法把这一切称作悲剧。那是一种生活，快乐也罢，痛苦也罢，他们实实在在的就这样走过。在经历了命运中如此多的大起大落之后，他们依然顽强地生存着，精神并没有被生活的重负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