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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任职于清华的张彭春，曾留学美国，其社会地位在有名无名之间(但在一般中外历史叙述中基本属于“失忆”的人物)，他的日记就偏于“为己”，较多直抒胸臆的成分，不像是专为给他人阅读所写(日记中有时文字尚不算很通畅，也未见修改，或可为一旁证)。现在已知尚存的张彭春日记为1923-1925年一段时间的，他自己定名为《日程草案》，记载与其担任清华教务主任的职务相关的内容较多，也包括不少有关教育等更宏观的内容。

作为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特的俄罗斯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使得俄罗斯文化具有“双重性”，进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分裂和对立，使其民族个性具备了矛盾性的特点。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民族个性，决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兴废，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我们没有一颗平常人的心，没有一种起码的倾听的愿望，而总是从基于我们的位置而接受的永远正确的原则出发，也许我们关于婚姻和离婚原则的讨论就变成了关于我们个人的理想婚姻的讨论，而不是关于中国绝大多数人可能采纳的婚姻制度的讨论了。

就像4/3个世纪以前的法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面临的一样,你即将在这个信念和传统智慧土崩瓦解的时刻走马上任.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不是你或任何人可以想象的.很多总统面临过各种危机,但很少有总统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就要被迫处理如此空前绝后的目前美国眼下的危机.

本文突出经验与理论的连接问题，由此回顾西方现代主义下一些无视经验证据的偏激理论倾向，特别是近年美国新保守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下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及其高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

附作者研究班课程大纲，基本设想是把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设计的博士课程核心内容压缩到一年之内，主要分三部分：首先是阅读方法和习惯，然后是经验证据和概念的联系，包括学术理论的掌握、运用和建造，最后是具体研究计划的设计和研究成果的写作和讨论。

引言部分。

“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恩道尔说。

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蒙汉文化交流史的先驱，一生中写出《红云泪》、《一层楼》、《泣红亭》和《青史演义》等多部长篇小说和诗文，开创了蒙古族长篇小说的先河。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仅实现了筹资的市场化而医疗服务价格的市场化则严重滞后。基于一个简单的医生职业选择模型，本文发现，这种片面的市场化是造成医改过程中"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同时凸显的关键。政府不应当以片面市场化条件下的弊病来否定医改的市场化导向，下一步的医改恰恰应当进一步实现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彻底消除"以药养医"现象的同时缓解"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本文为讨论政府补贴行为、药品流通体制和医疗服务定价等医改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洁有力的分析框架。

这篇文章写从战后，泡沫，到长期低成长的日本社会与经济。

2000年去日本，最诧异的就是发现日本的经济已经多年“负增长”。虽然日本媒体铺天盖地在谈论泡沫破裂的问题，中国媒体却通过选择性不报道，使得日本在一般人眼中，仍是成功的、中国可以向之学习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图景。－－人文与社会

在《三里洞》中陈宜祥说道：“到这来能接受煤矿这个工作，那也是争先恐后拼命地干，一方面为了国家建设，二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生活下去。”活下去，是一个根本的命题。尽管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谋生，但内在的本质是相同的，也同样面临着心灵的挣扎和躯体的疲惫，对他们来讲，又多了一重生命无着的忧虑。所谓“悲剧”，其实是一种远距离观察的结果。在整个拍摄和制作的过程中，我没有想到过这个词。现在也觉得无法把这一切称作悲剧。那是一种生活，快乐也罢，痛苦也罢，他们实实在在的就这样走过。在经历了命运中如此多的大起大落之后，他们依然顽强地生存着，精神并没有被生活的重负压垮。

目睹美国国会就医疗改革、气候和能源问题进行的辩论，我们很难不得出以下结论：比一党专政更糟糕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一党民主。

对阿多诺来说，晚期是与超越了可以接受和常规之物而依然存留下来有关的理念；此外，晚期还包括这一理念：人们确实不可能完全超越晚期，不可能使自己脱离晚期，而只可能深化晚期。不存在任何超越性或统一性。在其《新音乐的哲学》一书中，阿多诺认为，勋伯格在实质上延续了晚期贝多芬的不可协调性、否定性和固定性。当然，晚期在其中也保留了一个人生命的晚期阶段。 于是出现了两个问题。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在阿多诺的整个著述中使其非常着迷的原因在于，贝多芬固定的和具有社会抵抗性的最后作品，以一种完全悖论性的方式，处在我们时代的现代音乐的新奇之处的核心。在贝多芬中期的歌剧《菲岱里奥》——典型的中期作品——里，人性的理念极为明显，而伴随它的则是一种更好的世界的理念。相似地，对黑格尔来说，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凭借辩证法，凭借对立面的和解这种宏大的综合，最终是可以和解的。晚期风格的贝多芬是不可协调性分离了，在这么做之时，“音乐从某种有意义之物越来越变成了某种晦涩之物——甚至对它本身来说也是这样”（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因而，晚期风格的贝多芬控制着音乐对新的资产阶级秩序的拒绝，并且预示了勋伯格完全本真和新奇的艺术，那些“超前的音乐无所傍依，只坚持它自身的成规，不向它所识破了的自诩的博爱精神让步……在现存的境况之下，（音乐）被局限于明确的否定性”（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其次，晚期风格的贝多芬远不是一种单纯的古怪的和不相干的现象，而是无情地异化和晦涩，变成了原型般的现代美学形式，由于与资产阶级社会疏离并拒绝它，乃至于宁静的死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获得了一种更大的意义和反抗性。 晚期的概念，以及在那些惊人地大胆和阴郁地反思一位正在变老的艺术家之地位时伴随它的东西，以如此众多的方式，对阿多诺来说似乎要成为美学的根本方面，并且要成为他自己作为批判理论家和哲学家的著作的根本方面。我对阿多诺的理解，并就他对音乐核心问题进行反思的理解，都把他看成是为马克思主义注射进了一种极为强有力的疫苗，以至于几乎彻底消解了它的煽动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概念和顶点概念，在阿多诺严厉否定性的嘲弄之下不仅崩溃了，而且使人想起运动的一切东西也都崩溃了。就其面临的死亡和衰老而言，就其本身充满希望的开始岁月而言，阿多诺把晚期贝多芬的模式用来维系晚期形式中的终结，但仅仅是为了晚期本身，为了它自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做准备或者把它抹去。晚期最终是存在，是充分的意识，是充满着记忆，而且也是对现存的真正的（甚至超常的）意识。像贝多芬一样，阿多诺因而成立一个晚期形象本身，成了一个最终的、令人震惊的、甚至灾难性的对现存的批评者。 [美]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13页。     在哲学上，如果没有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提供的宏伟灯塔，阿多诺就是匪夷所思的。但如果没有他对早期著作的必胜信念和暗含的超越性的拒绝，那么他也是匪夷所思的。对卢卡奇来说，如果说在小说和无产阶级意识这类重新书写的史诗的叙事形式中可以极大地看出、体现和达到主客体关系及其矛盾对立、碎裂与丧失、有关现代性的讽刺性的透视法学说的话，那么，对阿多诺来说——他在一篇反对卢卡奇的著名文章里曾经说到过——特别的选择就是一种在强迫之下的虚假和解。现代性是一种堕落的、尚未得到救赎的现实，而新音乐几乎就是阿多诺自己的哲学实践，它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成为对于那种现实的不停的、示范性的提示。 [……]阿多诺描述了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使用的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出自卢卡奇有关主体与客体对峙的戏剧的术语，但每一次都有进行综合的机会，而阿多诺却让勋伯格将其拒绝了。我们所看见的是阿多诺建构了一个惊人的退化序列，一个最后阶段的程序，他借以是自己的道路沿着卢卡奇所走过的路线向后穿行；由卢卡奇自愿提供的、使他自己脱离现代绝望的泥沼、经过艰苦设计出来的所有解决办法，正像阿多诺对勋伯格真正关注的东西的说明一样，都是被艰苦拆解和放弃了的无用之物。阿多诺的言辞把焦点集中在新音乐对于商业领域的无条件拒绝之上，从艺术之下截取出社会原因。就与修辞音符、幻想、调和、交流、人本主义和成功作斗争而言，艺术变得难以维系。 同上，第16-17页。     阿多诺是从长期体验的观点而不是革命性的开端来写作的，他所要书写的东西浸淫在文化之中。阿多诺作为一个晚期风格和最后阶段的理论家的立足点，是一种非凡的见识，与卢梭的立足点完全相反。也存在着对财富和特权的推想（的确是设想），我们现在把它称为精英主义，[……]阿多诺的世界是魏玛的世界，现代主义盛期的世界，奢华趣味的世界，一个受到激励的、似乎有点厌腻的业余的世界。 [……]在一个层面上，他那精英主义的偏好，当然起着其阶级背景的作用。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在他背离了其等级之后，他在其中所喜好的东西就是其悠闲与奢侈的享受；他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暗示，这使他得以继续通晓那些伟大的作品、伟大的大师和伟大的理念，不是当作专业学科主题，而是作为一个俱乐部的常客所沉湎于其中的实践。然而，这成了阿多诺不可能被任何体系吸纳的另一个原因，哪怕是上流社会的感知体系：他确实藐视可预言性，把自己反叛的、却极为愤世嫉俗的眼光转向了范围之内的一切。 然而，像普鲁斯特一样，阿多诺使自己的整个一生都过得和劳作得接近于西方社会最根本的连续性，哪怕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家庭，知识分子团体，音乐与音乐会的生活，哲学传统，以及一切学术机构。但是，他始终都倾向于一面，绝不是其中任何一种的完整部分。[……]他的著作像一种对位法的声音，与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大众社会和共产主义纠缠在一起，如果没有它们就无法说明，对它们始终都是批判的和嘲讽的。 我认为，因而正确的是，把阿多诺毕生对第三个时期的贝多芬极为密切的关注，看成是小心保持着的对一种批判模式的选择，一种有利于他自己作为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之现状的利益建构活动，而他作为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则处于一种强迫的放逐之中，首先脱离了那个使他成为可能的社会。[……] 阿多诺是一个世俗的人，即法语“尘世”（mondain）意义上的世俗，他是都市的、有教养的和深思熟虑的，令人难以置信地能找到要说的有趣的事情，甚至在说起一个分号或惊叹号那样的事情时也能毫不装腔作势。这些特质——正在变老的、却在精神上敏捷的欧洲文化人的特质——与晚期风格相一致，他绝不习惯于苦行的平静或老练的成熟：没有多少线索可以作参考、作脚注或学究式的援引，但始终都有一种非常自信的和有良好教养的能力，非常胜任地去讨论巴赫以及爱好他的人，讨论社会和社会学。 阿多诺是一个非常晚期的人物，因为他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对他自己的时代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他的读者来说，不存在任何让步、概要、闲聊、有用的路标或便利的简化，也不存在任何安慰或虚假的乐观。在阅读阿多诺时所获得的印象之一在于，他是一架将自身分解成越来越小的部分的兴奋机器。他具有微型图画画家那种对于无情的细节的偏好：他搜索出最后的瑕疵并将其悬挂出来，带着学究式的小小窃笑加以审视。 同上，第18-23页。 Edward W. Said.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Random House Inc, 2007.

今天，为纪念先父逝世20周年，素书楼举行这个研讨会，邀请我参加，并要我在开幕会上发言，我非常感谢，也非常惭愧。对先父的学术，我了解很少，更谈不上研究。只能说一些平时常在念中的粗浅想法。怎样看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关注、讨论的大问题。特别在大陆，还经历了十年"文革"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破坏。经过这些，特别感受到先父在《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那段话的意义。他在那里面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我觉得，这段话可以说反映了他全部学术的精神，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活动。对中华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是贯穿在他全部学术中的核心精神；他一生的活动，都是为了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怎样看待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时代的课题。尽管时间已经过去70多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文化上看，过去一个时期批判、否定中华文化的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肯定、弘扬中华文化的思想成为主流；经济上看，我们有了30年的快速发展，物质方面有了很多的改进。然而，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的问题，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在肯定了弘扬中华文化的大方向的同时，仍有不少人对此满怀疑虑，对中华文化抱着鄙弃的态度；在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同时，又看到精英阶层中出现了移民潮等等。当时他讲道，如果国民的多数不能对自身的历史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的话，那么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此种改进，只能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是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而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展。现在我们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回头再来看，更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岂不正是显示出了经济发展而文化萎缩以至趋于消灭的危险吗？这些现象的出现，应该说都与前一阶段否定传统文化，导致国民普遍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缺乏了解，更缺乏应有的温情和敬意有关。如何帮助人们建立起这种温情和敬意，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从传承中华文化的目的出发，先父注重向社会大众普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和精神；他毕生的著述，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学生和社会民众的讲话。他曾说，在文化中不能没有读书做学问的人，然而若谈文化问题，连不读书人的一般生活趋向都须顾及；中国古人亦曾注意到这个问题，注意到不读书不做学问人如何做人和生活的问题。"今日谈文化问题，自亦该注意到此，不该以专家学者自限"(《中国学术通义·我对于中国文化的展望》)。近代以来，受西方学术体制和思想的影响，在国学的研究中发展了专业化、职业化的倾向。现在我们都在谈迎接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中华文化的复兴。此刻来重温这段话，注意不以专家学者自限，关注不读书不做学问人如何做人和生活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我个人缺乏学习和研究，不敢奢谈先父学术，以上所说只是读他书的一点感受。说这些，也是表达自己的心迹，要继承先父遗志，学习先父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钱逊编后：此文系作者于2010年10月22日在台北素书楼举行的纪念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逝世20年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先把蛋糕做大，还是先解决蛋糕分配，孰先孰后？在理论上，当然可以说是辩证关系。光顾着分蛋糕，都不去做，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吃不上蛋糕；反过来，不解决分配的问题，也就没人愿意继续做蛋糕了，结果也一样是大家都没蛋糕吃。但在操作上，毕竟有哪个优先的问题。 "效率优先"的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之后，这个问题再次浮上水面。 历史地看，这不是个新问题，由来已久。翻开史书看看就不难看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王朝周期律背后是人地矛盾，而人地矛盾实质上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每个王朝都建立在长期或大规模战乱的基础上，所以立国之初最重要的问题往往不是要解决公平问题，而是要先解决效率问题，即吸取前朝的亡国之鉴，调整政策，恢复秩序，发展生产。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和恢复之后，人口就会大量增加，而土地也逐步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公平问题凸显，遂引发农民起义，推翻既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彻底重新洗牌，历史进入新一轮循环。所以，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基本诉求都是公平。 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不仅是为了挽救民族生存危机，公平也始终是题中应有之义。从太平天国未来得及付诸施行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主张，再到五四运动中出现的"劳工神圣"口号，到井冈山上的官兵平等实践，到延安的减租减息，到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分配上的公平与政治上的平等是始终贯穿的主线。可以说，没有对公平和平等的追求，也就没有中国革命。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将效率置于优先地位，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实际上是公平优先，而忽视了效率。今天的人们大概都还知道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磨洋工"等说法实际上就是对前三十年的批判的通俗化。但这种批判实际上未必能站得住脚。 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良好基础设施、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教育普及、"两弹一星"等高精尖技术研发能力的生成等等成就，如果说还不能证明那个时代的效率，那就只能说是衡量效率高下的标准有问题。更何况，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工人、农民等最基层的劳动者的记忆里，即使是集体劳动，磨洋工的现象也是少见的，至少不会比今日私有企业里更多，效率并不低。 因此，从历史经验看，解决不好分蛋糕的问题，做蛋糕也谈不上。 按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设想，改革开放要在效率优先的口号之下，"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目标仍然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还曾颇富先见之明地指出，如果改革开放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那就是走到邪路上去了。这话是说得很严重的，就是说，严重的贫富分化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是"邪路"。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区域发展水平差距、贫富差距均不断扩大。更为严重的是，实际上是让弱势群体承担了改革开放的代价。主要的是农民、工人和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农民以土地为自身提供社会保障，为经济增长提供廉价劳动力；上亿工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下岗失业，承受了改革的"阵痛"；欠发达地区以污染自己的环境、破坏自己的生态为代价，为沿海地区的发展提供廉价的能源、资源。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 不健忘的人应当都还记得，2000年前后，社会矛盾曾经激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反抗活动频频爆发。 因此，自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先后取消农业税和重建社会福利保障体系，20多年没有提高的工人工资也在2005年之后开始稳步提升，对中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和恢复也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社会矛盾才逐步缓和下来。即使如此，也仍然发生了富士康十三连跳、南海本田汽车工人"停工"这样严重的事件，2008年发生在西藏的"3•14事件"和2009年发生在新疆的"7•5事件"背后也有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近十年来的发展仍然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城市内部的贫富分化逐步扩大，房地产尤其成为"剥夺"中产阶级的利器。十年来，大中型城市的房价成倍增长，增幅和增速都远远超过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速，致使房价成为城市里最受关注的话题，也成为政府高度关切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央又在2010年提出并实施保障房建设计划，为城市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性住房，以缓解社会矛盾。 在此背景下，重提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利用多种手段缩小贫富差距，这可以说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从这个角度说，无论"重庆模式"存在多大争议，至少在为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同时又能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方面探索出了一条值得借鉴的道路。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虽然经济增长取得的成绩不俗，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已遇到了许多问题，可以说是全国最需要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地区。 20多年前，深圳的工人工资是800多元，20多年后仍然是这么多，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几千万外来务工人员在广东工作，除了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基本生活几乎没有多少改变，能在广东当地取得平等的福利保障待遇的人寥寥无几；东莞出现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女孩子不敢晚上上街，成为全国灰色产业最发达的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治理问题三十年来没有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使农民工第二代成为"飞车党"、"砍手党"等等。这就是30年来广东只顾埋头做蛋糕、不管分蛋糕的恶果。 随着广东原有的竞争优势的逐步消失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大幅提高，广东如果仍然坚持原有思路，不在产业转移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争取主动，不在探索社会管理方式创新上下功夫，就很可能在下一轮的改革和发展中落后于其他地区，而且会出现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富士康十三连跳、南海本田工人停工就是警钟。 为了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中央近年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各地也纷纷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加上《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近年来已经开始稳步提升，技术工人的收入甚至已经超过刚毕业的大学生。实践已经证明，适当提高工人薪酬不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但近几年来也一直有人反对提高工人工资，认为目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把蛋糕做大，还不能考虑分蛋糕的问题，尤其是不能提高工人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这些人还做忧心忡忡状声称，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不再存在，从而迫使投资转向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区域，如东南亚等地。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首先，中国的比较优势绝对不仅仅是劳动力价格低廉，更重要的是相对完整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体系和普及教育所带来的较高的劳动力质量，即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其它优势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会更加突出，更加有利于投资。其次，对中国应当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今天最缺乏的已经不是投资，而是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始终不足，出口依赖度过高，而提高劳动力水平正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再次，虽然近年来劳动力成本有比较明显的增加，但并没有出现大量失业的现象，反而频频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用工企业在每年春节后为了招工要想尽办法。 总体而言，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愿望，应当说今天的中国都已经到了必须解决更好地分配蛋糕的问题才能持续地把蛋糕做大的时候，仍然株守那种先把蛋糕做大的思路未免为资本考虑太多，为人考虑得太少了些。

泰瑞·雷以韦伯关于宗教需求的讨论为根基，融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重要概念"惯习"(habitus)，围绕着宗教经济理论以及布鲁斯和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对该理论的正当批评进行了认真分析。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当代领导人会以几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为基准发动一场倾全国之力的现代战争，而且那么自信他的同僚能够理解其中的战略意图和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传奇的国家，她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战略和治国之策。

对中国而言，怎样向东南亚民众传达其"和平崛起"、"富国、强军"的愿景，在本质上有别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的路线与思维，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海德格尔在其《世界的图像时代》中指出：“世界的图像不是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

邓英陶《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英文版序，作者：Peter Nolan 邓英淘的研究，将当今发达国家的旧的"经典"发展方式与 "新发展方式"进行比较，必须选择后者，人类才能长期可持续 地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经典发展方式被当今的高收入 国家所采用。短期经济效益压倒了自然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