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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卫·罗德维克:思考虚拟世界的历史
    影视 2010/12/30 | 阅读: 1575
    主持人:感谢马克!下一位演讲者是大卫·罗德维克教授,他是哈佛大学视觉与环境学教授,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和多部著作,如《电影的虚拟生活》、《数字的解读》和《新媒体诞生后的哲学》等,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时间机器、差异的困难、心理学分析、性别差异和电影理论、批判现代主义的危机和当代意识形态。(全场鼓掌)  没有任何概念是可以独立于历史或时间之外的  我很高兴能在马克的演讲之后做演讲,因为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我们都期待当代艺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并重构我们与数字技术有关的历史体验和感觉体验。因为我是从事电影研究的,所以我还是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去研究电影在这一语境中存在的问题,并谈谈我在自己的几部作品中是如何解读一些历史问题的。  我本来以为我有30分钟的演讲时间,所以现在我只能挑重要的部分讲了。今天我将通过电影媒介的各种例证(无论是否存在连续性),再一次探讨电影在21世纪被赋予了何种形象。  我对电影的实际形象有过深入的思考,并在我的上一本书《Reading The Figures》(《阅读图像》)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中加以了阐述。在上世纪90年代,我又在考虑文化评论以及针对数码文化的学术和批评研究,是如何追求具有深远意义的模拟技术和数码技术的历史分离的(当然是由数码代替了模拟)。《Reading The Figures》中已经提出主要的观点是,作为时代的艺术,摄影、电影,甚至是模拟的影像,必须被纳入到Virtual(虚拟)的系谱中来。  我在过去10年中从事的许多工作都是在研究Virtual(虚拟)的概念,并试图对其隐含或激发的复杂的中间关系的概念加以澄清。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的:  首先是历史。从历史上讲,从大多数标准来看,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间的关系存在一种持续性,这个论点我希望能够结合电影虚拟生活的特性更为深入地阐释。同时,我又断言在这一系谱中的确存在破裂。马克刚才讲到的也让我非常欣喜,他介绍了他是如何以微观感知的方式处理时间的转变,对此我很期待。  第二,Virtual(虚拟)的含义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一般语境下认为理所当然的意义。如果大家认真地读一读《Virtual Life of Film》(《电影的虚拟生活》)这本书,就会注意到我为Virtual(虚拟)提供了7种相互重叠相互关联的含义,事实上也代表了研究这一概念的不同方法,有时相互支持,有时相互矛盾。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我如何去探索一种深远且复杂的张力。即一方面电影是非常独特的单一而深奥的现象学经验,另一方面,讲到电影在历史上的形象,从当代的角度来看,电影应该仅被作为源自19世纪的媒体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包括计算技术的系谱学,以及扫描、电子记录和传输的系谱学。对于电影学者而言,这是一个谦逊的想法,因为电影的历史可以通过一种回溯的方式,被理解为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更为宽泛、复杂的电子及计算技术环境史的一种脚注或引申。我用来解决这一历史问题的方法是始终牢记一点,即没有任何概念是可以独立于历史或时间之外的。我的建议之一是将任何可以看到或谱写的历史作为不连续的序列。  媒介是邂逅的发生地,它设定了逻辑和道德的范围及可能性  可以这样说,在数字的宇宙中,并不存在电影、摄影、图像和声音,因为计算机只能识别出象征性的变化和算法的运行,而输出结果是完全不可知的。我们过去曾使用摄像的模型去思考一个图像,认为它是对于存在空间的一种有限的扩展。正如我在《Virtual Life of Film》中提到的,电子图像并不是单一的,因为电脑的屏幕是处在不断刷新重写过程中的。这又将我们带回到了当代电影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念,也就是“指示性”的问题。  20世纪的电影制作人,尤其是印象派制作人,都非常注意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使用电影,特别是在表现一种主观的极端的精神状态时。与此同时,他们清楚地知道,在电影中,主观必定要通过客观才能体现。电影的力量在于其与客观事物以及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有着许多鲜明区别,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电影人都认为电影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即使是在前苏联蒙太奇学派的导演中,在这个时期也都是崇尚现实主义的,争论在于如何去展示现实主义应用于社会及艺术领域时的力量。当时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如此多的学者都对于指示性问题这样感兴趣,以至于从数字时代回到了所谓经典电影理论的时代。  我想,我们面对新出现的本体论、数字艺术和数字沟通,还是存有疑惑的。我们尝试着通过理论来重新为自己找到方向。所有模拟的表现形式———摄影、电影、记录或声音都是具有历史的,它们是对过去存在事物、时间和空间的一种记录。每一张照片最初都是一份记录文件,随后才可能被赋予其他功能。因此,现在要问的问题不是电影何时会消失,而是为何我们刚刚才注意到这种体验就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那么,媒介的概念在这个语境中是否还有作用呢?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并运用这一概念。18世纪末,乃至整个19世纪,美学哲学领域中新兴出现的,根据身份、重要相似性等标准,将艺术媒介孤立起来。但在数字创作中,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媒介,其核心是运算。  在Stanley Kevell对于媒介概念的研究中,我认为最原创而引人注目的是,他要求我们不要将媒介视作是一种物质或本体,而是视作一组开放的可以不断修改的可能性。艺术或哲学并不问什么是媒介,而是问媒介有何潜力,这种潜力是否能创造出价值。当然这些潜力可能会受到局限,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局限性本身又是开放的,总是以一种无法预期的方式存在于创作或批评之前。这要求我们不断尝试改变,探究矛盾背后的真相,因为媒体或艺术类别是以未来为导向的,是在不断寻求变化的。  我想这样来阐释媒介的问题:媒介是邂逅的发生地,它设定了逻辑和道德的范围及可能性。这可能是我在《Virtual Life of Film》中尚未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什么数字影像或媒介这么难以描述呢?在《Virtual Life of Film》中我始终坚持的一种措辞上的和概念上的姿态,就是不断回到时间这个问题上去,探索我们是如何通过共同创造出的媒体来生存并体验暂存性的。  我们的存在性是由多个不连贯的过去所构成的,我们持续存在于每一个流逝的“现在”中,而每一个流逝的现在都是由过去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构成的。  每一种艺术的媒介都是不断创新的,可以通过提供一种新的材料形成一种新的概念,引领我们走向新的艺术媒介  要了解现今的屏幕文化,就有必要吸取重要的历史经验。电影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所有的历史视作是电影,并因此饱受折磨。电视也一度被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电影。事实上,因为我们将电影视作是一个事物,我们对于开放的可变的电影媒介的理解也就受到了限制。如果大家接受我今天所述的观点,每一种艺术的媒介都是不断创新的,我们就可以通过提供一种新的材料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概念,引领我们走向新的艺术媒介。  媒介考古学告诉我们,屏幕上的影像有着多种且并不连贯的历史,也并不一定都会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领至剧院式电影的典型形象。换言之,我们对正在出现的“未来”的理解,可能会由于挥之不去的过去的某一影像而受到阻碍或无法看清未来。  在今天演讲的最后,我想谈一谈我所感兴趣的一些艺术家,Jeff Wall、Victor Burgeon、Tony Ursula,但是我想举的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Ken Jacob的近期作品,即2006年创作的《资本主义和童工》。这个作品长达15分钟,我们没有时间完整地看,我想我们可以观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随后我会将视频静音并做一个总结。  (全场观众观看影片)  我希望我们能继续看下去,但是现在必须做一个总结了。我想Jacob的作品本身已经提出了一些可供大家讨论的观点,去思考我所提出的这一命名危机和对于影像的历史性意识。对于这样完全的数字作品,我们有何权利?又应采用怎样的标准才能将这样的一个作品称为移动的影像?它在移动特征和影像结构上与我们典型的影像或电影是如此不同。Jacob在作品中对模拟影像进行了重新的编程,展现了另一种思考历史以及可能的虚拟影像系谱的方式,并带来了两个后果:首先,是对美学和技术历史的补充;其次,试图以一种新的强烈带有质疑的暂存性来取代一种摄像视角。这是我在研究Jacob的作品时所提出的试验性的概念,即“质疑的暂存性”。这与电影是相关的,但又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和童工》因而向我们展现出令人迷惑和不安的讽刺与悖论,这既是认知上的,又是具有历史性的。
  2. 郑永年: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政治 2011/04/14 | 阅读: 1575
    很多年来,“战略机遇期”始终是中国领导层用来推进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关键词。它是对国内外环境和改革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综合性判断。不过,战略机遇期在不同的阶段应当有不同的内容。这里最主要的是要回答这一问题:对什么而言是战略机遇?就是说,战略机遇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个目标,或者目标界定得不清楚、不确切,那么就会错用或者错失战略机遇。 尽管“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从中共十六大报告使用后开始流行开来,但这一思维从改革开放早期就存在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尽管当时还处于美苏冷战状态,邓小平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即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趋势,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国际局势,来从事改革开放事业。没有这样一个判断,很难理解中国能够从改革开放前的外部准备战争、内部搞阶级斗争的局面中挣脱出来,把政府的政策重点转移到改革开放。可以说,离开了这个判断,就很难理解今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从事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战略机遇”的主要内容。1990年代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建立了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几乎所有国际经济组织。这就为中国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正式提出20年“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同时开始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不过,尽管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都有所进步,但进步的步伐和社会成员的期待相差甚远,比客观的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因为社会改革领域缺乏比较大的突破,社会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在今后一段时期里,中国不仅必须抓住国际社会所能赋予的战略机遇,而且更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来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把改革发展往前推进。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在不久的将来,内部改革发展会变得更加困难,而外面的压力则越来越大,造成传统上所说的“内忧外患”的局面。   “内忧”先于“外患”   实际上,如果把“战略机遇”的概念置于“内忧外患”的可能局面之中,就能明确“战略机遇”的目标。“内忧外患”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历史经验的总结,“内忧”先于“外患”,就是说,经常的情况是“内忧”导致“外患”,而不是相反。只有当内部出现了问题,外部力量才会发生作用。从“内忧外患”的角度,特别能够说明今天中国所处的“战略机遇”。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是充分利用了外部世界所赋予的和平环境,那么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中国已经从被动转向了主动;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能力,来主动在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经常受制于外部环境。 这当然并不是说今天的世界太平无事了。以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刚刚冷却下来,最近的阿拉伯世界又动荡起来。对世界的很多地区来说,仍然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再者,中国外向型经济和外在世界高度依赖,并且中国经济的“走出去”大多是那些问题区域。就是说,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中国的各种影响不可避免。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应付、消化、减少国际局势变化对自身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内部问题。在众多的内部问题中,关键在于民生问题。无论从近年来社会层面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还是在正在进行的“两会”所侧重要解决的问题来看,民生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客观的情况表明,必须把民生问题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同时,正如从前的经济改革,民生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给予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民生问题失去了这个战略机遇期,那么其必然演变成为政治问题。    民生问题正导致社会失序    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无论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都是显然的。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民生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导致社会失序。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和民生问题严重脱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初衷,首先就是要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邓小平把此形象地称为“温饱问题”。此后,解决民生问题的概念越来越明确,主要体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目标上。初期的改革政策非常成功,不仅改善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而且更使得数亿人脱离贫困。不过,近年来,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离经济发展似乎越来越远,即经济发展越快,民生问题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GDP主义的形成,为了GDP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很快,国家财富大量增加,富豪不断涌现,但社会大多数的民生越来越艰难。如果经济发展继续和大多数人民的民生脱节,中国社会必然继续分化。 也很显然,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就会出现面临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问题。围绕民生问题,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稳定的根源。一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公平正义的缺失的普遍性社会不满。二是源于“期待革命”的年轻群体的不满。多年来的教育大扩张,有效地提升着民众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但因为教育体制改革本身的弊端,很多人学无所用,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足。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拉平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个群体的期望很高,一旦不能满足,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就成为必然。 如果这两个根源具有普世性,即任何社会都会面临,那么中国还需加上另外一个特殊的根源,那就是由独生政策而加速到来的人口老化。“未富先老”几乎已经成定局,而照顾老人的“公共服务”似乎路途仍然遥远。在“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独生子女一代会不堪负担,届时这一代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会变得更加现实。   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从经济上看,因为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很多方面,中国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人们也注意到,中国开始出现那些经历过或者还经历着“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类似的现象,例如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不稳、信仰缺失等等。历史地看,“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到,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很简单,要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深化经济改革,促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实际上,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所谓的“深化经济改革”必然成为空谈。人们早已经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顶点,需要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就是建设消费社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消费社会并没有基础。一是社会政策的缺失,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在无助的情况下,即使人民有了些积累,也不敢消费。二是人民的劳动所得过少,收入不高。很显然,建设消费社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民生。 第三,民生问题不解决,从近期来说就会面临政治激进化的风险,从长远来说民主政治没有物质的保障。人们期望长久的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但如果发展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那么社会还是会激进化。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最近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了民生问题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实际上也面临着由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现在主要依赖国家的“维稳”机制来控制局面。不过,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维稳”。如果把庞大的“维稳”费用用于改善民生问题,社会可能会稳定得多。从长远来看,民生也是民主化的物质基础。在民生问题不能解决之前,民主化尽管也是可能的,但这种民主化之下的民权必然是虚假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不难发现这种现象。 从解决民生问题的世界历史经验看,中国的确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力问题。没有财力,就无能为力。所以,一个国家民生问题的解决,往往发生在该国家处于比较长期的经济上升发展、并且政府或者社会积累了相当财富的时期。一旦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下来、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那么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而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时期。因此,今后五至十年必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最近中央政府开始做动员,要在民生问题上有所作为。有关方面也已经表示要动员国家的财力,集中完成几件民生大事情。这是很好的一个迹象,和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所强调的、要找到改革的突破口的提法一致。时不待人。如果中国抓住了这个并不长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就可促成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有可能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反之,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就会无可奈何地面对那些“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所经历的一些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3. 《经略》第二十三期目录与文章链接
    期刊专递 2013/02/06 | 阅读: 1575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就是得群众者得天下,这一点已被历史所反复验证。无论是晚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即使曾经掌握过重要的政治、经济权力,但是因为他们不是为群众谋利益,无法得到群众的支持,最终都成为历史的过客。
  4. 罗默:美国分配公平的迷局
    经济 2009/09/10 | 阅读: 1574
    没有实质性再分配的资本主义无法带来公正。如果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而非激励,则税收可以在不损害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进行再分配及筹集公共服务资金,从而实现公平。 J.E.罗默(Roemer,John E. 1945—)196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数学系,1974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5. 胡谱忠: 田沁鑫戏剧里的萧红与张爱玲
    戏剧 2011/06/20 | 阅读: 1574
    田沁鑫的戏剧从1999年因执导《生死场》而崭露头角并声誉日隆之日算起,已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这十余年正是中国戏剧的“文化体制”急速改革的时期。田沁鑫的创作环境、创作题材、创作组织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6. 洛苏尔多:自由主义的反历史
    社会 2012/01/05 | 阅读: 1574
    我的著作并非拒绝承认自由主义的价值。《自由主义的反历史》采用的方法论是:研究对象不是抽象的自由思想,而是自由主义,即具体的自由运动 和自由社会。
  7. 林毅夫、蔡昉、李周:国有企业产生的逻辑
    经济 2013/01/31 | 阅读: 1574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中国政府领导人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从理论上讲,企业国有化并非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唯一选择,但它却因具有政府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和配置经济剩余,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府的战略意图,以及易于操作、政治风险小和监督成本低等一系列优点而成为内生性的制度安排。
  8. 苏珊·桑塔格:本雅明《单向街》导读
    书评 2007/03/26 | 阅读: 1572
    此文桑塔格为本雅明的《单向街》Einbahnstrasse 所写的导言。《单向街》是本雅明首次试图打破学术界的积习,用文学分析的方法来写自传。他的批评对象也包括日常生活,正在上映的电影,当时流传的书籍,还有那些与时俱逝的大众话题。本雅明在《单向街》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些不表态的人应该保持沉默。” --Humanities.cn
  9. 傅谨:文化市场发展与剧团体制改革
    戏剧 2009/03/29 | 阅读: 1572
    中国文化领域体制改革滞后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大量国营剧团仍然处于困境之中。本文在考察了50年代以来剧团所有制变革的曲折历程后指出,多年来文化演出市场之所以出现由民营剧团为主体到国营剧团为主体的变化,是由于计划经济特有的财政补贴与福利机制的诱导,政府对剧团主要功能的理解发生变化,以及希望根据人为的计划来配置社会资源。虽然文化部门几度推动剧团体制改革,但是不从所有制着手,改革就很难取得成效。本文指出,如果通过所有制改造,将目前多数国营剧团改组为遵照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运作的民营剧团,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演艺人员的积极性,国营剧团是有可能走出困境的。在此过程中,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职能,则应该向着保护民族传统文化遗产、通过公正和有权威性的评奖引导市场、通过行政手段维护文化市场竞争秩序转变。
  10. 韩嘉玲等:中国艾滋病配偶间传播综述研究
    医卫 2010/11/16 | 阅读: 1572
    我国存在着大量感染状况不一致的配偶,从公开数据中无法获知这些配偶的数量,但这些配偶是艾滋病感染的高风险人群。由于我国已报告的感染者数量只是冰山一角,尚未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面临着更大的感染风险。在婚有配偶、有固定性伴侣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包括既往采供血者、血液用品使用者、性工作者、性消费者、静脉吸毒者、男男性行为者,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并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将艾滋病传给其配偶。
  11. 郑风田、阮荣平、郎晓娟:我国究竟有多少人信教
    宗教 2009/05/02 | 阅读: 1571
    我国已有3亿多人信教?数据怎么那么混乱?为什么他们信教?
  12. 强世功: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性考察
    法律 2009/05/06 | 阅读: 1571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作者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得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 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13. 张志忠:“文革”文本中的“五四”:对历史话语的深度梳理
    书评 历史 2009/03/15 | 阅读: 1570
    文革与五四。评王尧的《“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14. 许章润: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
    法律 2009/10/28 | 阅读: 1570
    中国三十年来的法制变革,是在错综时空条件下,一种基于世俗理性主义的政治选择,演绎的是一部中国法的世俗化理性主义运动,一种关于中国法制、政制和政治正当性的文化建设,旨在藉由法权安排的抽象一体性重整社会,救济政治合法性,回归常态政治。
  15. 邱建生:在地化知识与平民教育的使命
    社会 2014/10/03 | 阅读: 1570
    在地化知识需要把社会从市场的逻辑中解放出来;需要重塑人的尊严,使人回归为人,而不是商品。在地化知识具有对自然敬畏的心,在它的心里,自然是神圣的,不管是山川、河流、土地,还是各种能源,人类都应该善待之。
  16. 方成:漫画在中国
    艺术 2008/10/08 | 阅读: 1569
    方成 著名漫画家。原名孙顺潮,广东中山人,1918年生。1942年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从1946开始在上海从事漫画工作,后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漫画工作。出版连环漫画《康伯》。解放后任北京《新民报》美术编辑。1951起任《人民日报》美术编辑。1986年被聘任国际漫画杂志《WITTYWORLD》编辑,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士生导师、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名誉会长。绘著各种漫画、杂文集30余部,主编有《当代中国漫画选》和《世界幽默笑话精品》等。
  17. 刘继纯:以鲁迅为例看五四知识份子的电影态度
    影视 2009/01/25 | 阅读: 1569
    五四精神激荡风云之际,正是中国本土电影躁动蜂拥之时。鲁迅在上海生活的十年(1927-1936),恰逢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期。鲁迅作为当时中国文艺界的泰斗,对电影的态度如何?鲁迅跟电影有著怎样的关系?对当时放映的国外电影持何种立场?对中国本土电影有甚么期许?
  18. 昆廷·斯金纳:国家和公民自由
    政治 2009/09/06 | 阅读: 1569
    在我们当前的危机中,我们完全有必要重新考虑新罗马观点——依附是对自由的一种侵犯——的价值。例如,考虑一下长期以来总是以他们享有的自由为荣的英国人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发现自己如今日益陷入强大权力与无能为力的失衡状态之中。自由市场的胜利,伴随着工会运动的低迷,使得历届政府不得不屈从于跨国公司的欺诈,并且导致劳动力日益依附于雇主的专断权力。
  19. 张世英:哲学之美:从西方后现代艺术谈起
    艺术 2012/01/05 | 阅读: 1569
    把 庄子哲学拿来与西方后现代艺术作比较,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一是哲学,一是艺术,两种不同的专业,如何相比?
  20. 《中国西部青年发展报告》的主要结论
    社会 2007/01/05 | 阅读: 1568
    “中国西部青年发展报告”的数据来源于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于2004年6月至2005年2月在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等省(市、自治区)共44000户居民进行的《中国西部省份社会经济发展监测研究》,共收集167000个个人的相关信息,其中15-35岁青年占被调查对象的比例大约是 32.5%。基于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部分西部省(市、自治区)对西部青年进行了进一步的座谈和访谈,在将西部青年调查数据与全国统计数据、全国青年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了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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