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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宗教
2008/09/06
| 阅读: 1977
从清末有关"采生折割"的反教话语看中国人空间观念的变化。作者认为,对外来者的妖魔化不仅反映在对传统社区内外之别的想象上,而且反映在对谣言传播方式的延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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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欧美日各国开始重续被人为拖后了两三年的2008年金融危机,并向社会和政治危机转型,第三世界越来越多地被卷入,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对这一段历史的源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若说这跟35年前的毛泽东逝世与中国"四人帮"被抓有什么关系,恐怕不光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会诧异不已,即便中国人也可能会嗤之以鼻。 但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只有经历岁月沉淀,才能愈发明晰。而某些历史事件,甚至要经历几十、几百、甚至千年的时间,人们才能发现他们的历史价值。 如果我们站在35年后重新梳理毛泽东逝世这一段人类历史,并将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相勾连,我们就会发现上述那些惊诧和嗤之以鼻--确实错了。 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是上个时代--冷战时代秩序崩溃的结果。而冷战时代崩溃的开始,就是上述人类历史上的两件大事:世界人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逝世,与中国"四人帮"被抓。 冷战秩序的瓦解 冷战秩序崩溃的"青萍之末"始于中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首要的后果,就是中国在十多年后,在美苏两大体系之外,基本独立建成了完整的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从而在七十年代初,使冷战格局从两大阵营演变为中美苏大三角之下的两强相争。 之所以中国能在美苏两大霸主之间成为第三力量中心,原因是除了美苏之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独立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和国防体系,并且完成了以基础教育普及和完整的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的现代科技研发体系,同时建成了覆盖城乡的现代医疗体系和工农业基础设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几乎相当于一个独立世界,其自成体系的独立工业体系,让美苏的战略围堵失去意义。到七十年代,中国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在包括"大三线"等原内地广大地区最基本的县一级行政区,实现了工业化,培养了一批现代工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中国消化吸收了从苏联那里照抄过来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军工为代表的高科技系统,不仅可按国外图纸制造,而且已经走上自主研发升级的阶段。 这些成就中的某些单项,美苏两国之外都有人达到,但中国作为一个系统的自成一体的独立现代工业和文明体系,则除美苏两国之外无人可及。那些美苏的盟国,即便是日本和德国等所谓工业强国,无不仅仅是美苏两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简而言之,在这个阶段,实现工业化了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并成功将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中国,不管倒向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美苏之间原本脆弱的平衡发生根本的逆转。 此时,美苏两国对中国的态度却迥异。 在西欧、日本实现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二十年后,经历朝鲜、越南等多场战争的美国,不得不赖账埋葬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力量处于明显的下降通道中。而苏联则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其产出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左右,扩张日盛,不可一世。 忘乎所以的苏联主动把中国推向美国--中苏边境的军事对峙和冲突,完全是苏联在美苏对抗中,认不清主要矛盾的不智之举。这正中力量下降中的美国人的下怀。 于是,随着毛泽东与尼克松缓和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大门打开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为中国新领导集团"改革开放"开启了新的历史道路。 这正是"冷战"秩序的瓦解序幕。 中国改革开放并决定性地倒向美国一边,对此后漫长的人类历史有两大决定性后果:第一,中国不再承担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停止对世界各国、尤其第三世界左翼力量的道义和物质支持;第二,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开始逐步冲击并最终全面改变和重组这个体系。 就第一个后果而言,自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多次武装入侵东欧国家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并与美国"和平竞赛"后,加之中苏论战中苏联进一步被揭发出种种"变修"的官僚资本主义体制实质后,苏联道义上基本破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世界的左翼力量大量转向中国。 此时,随着中国文革导演的世界左翼运动出现高潮,中国在意识形态、道义等方面,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灵魂。这在美国的反战和民权运动、欧洲68年的五月风暴,以及亚非拉众多民族独立运动中,都有明显表现。 七十年代末中国的转向和停止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援,不仅客观上让东亚、拉美等国的左翼政治团体和武装无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给整个世界左翼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幻灭感,决定性地使七十年代末之后的整个世界左翼运动陷入低潮。 失去了中国在政治、道义、意识形态上的支撑,处在长期僵化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苏联,面对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根本无还手之力。从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联统治集团内部,发自内心地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制度,也越来越认为无法按原有的方式继续统治。 更不幸的是,此时苏联已高度僵化的体制,只能选出戈尔巴乔夫这样政治上"无比天真",同时又缺乏政治谋略和斗争经验的领导。于是,1991年苏联解体,为冷战秩序完全瓦解画上了句号。 由此,由中国转向开始的左翼退潮和力量削弱,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人类历史进入后冷战时代。这时,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的冲击性后果,就逐渐呈现出来。 美国回光返照 之所以是"后冷战时代"而不是一个全新命名的时代,是因为1991年以来迄今的人类历史,并未产生类似英帝国霸权、冷战秩序这样的稳定秩序,而只是一个冷战格局崩溃而新的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 后冷战时代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呈现的是美国的"一霸独大"--美国因暂时饱餐冷战红利而回光返照十年。 对美国来说,冷战胜利红利直接来自于两方面。 从军事遗产看,一方面,美国不必再消耗大量财富用于与苏联军备竞赛,美国军费从八十年代末期占GDP近6%,直线下降到克林顿后期只占美国GDP的3%。另一方面,美国在冷战时期积累的用于军事目的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又可以放心被民用化。于是,美国出现了新的信息技术革命。而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因冷战胜利积攒的全球信心,引导了世界资本源源不断流向美国,从资金上配合了信息技术革命和美元霸权。 美国冷战红利的另一来源是中国。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拆除了各国边界的藩篱,包括发达国家。中国的开放,让发达世界的制造业资本,找到了世界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的新组合,中国向美国的大量廉价商品的出口,增进了美国民众福利,压低了美国CPI,进而是利率,让美国经济极大受益(按照美国口径,中国对美顺差从1990年的100亿美元出头,暴增到世纪末的800多亿美元,十年翻两番)。 于是,这个阶段,美国经济出现长期稳定的低通胀高增长,达到二战后可类比五六十年代黄金时期的最好水平--4%,且繁荣期超长。当时,全世界众多浅薄而无耻的经济学家,一度为"克服了经济周期"的所谓美国 "新经济"而惊呼,充当吹鼓手。 但是,美国的回光返照和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全球分工体系也是有巨大的副作用的。 1992年后,当东亚、欧美资本蜂拥而入后,中国这个全球潜力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所积攒的巨大工业制造和配套能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小国,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态势不可遏抑。 于是,原本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可以过过小日子的东亚小国,很快丧失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的优势地位,经济开始泡沫化,逆差开始迅速扩大。在欧美剩余投机资本冲击下,东亚危机出现--这反而更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制造业转移中国的趋势。 九十年代的IT革命也进一步挤出了美国利润越来越低、竞争力越来越差的传统制造业。美国产业外移的趋势从七八十年代的东部,蔓延到九十年代的西部、南部,以致整个国家,作为工业时代经济基础的制造业日趋衰败。 另一方面,缺少社会主义的外部压力和榜样,资本的自由流动,都使美国底层力量受到削弱,社会运动沉寂,精英阶层利益恶性膨胀,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动力丧失,五十至七十年代贫富差距缩小的趋势被逆转,整个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种趋势在不少国家都是一样的。 此时,中国产业出现了两种态势:一方面,由于出口加工业的兴起,东南沿海一片繁荣;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大的外部军事压力,中国长期军备废弛,军工订单稀少并被推向市场,趋于破产;大多是国企的装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因国企病和发达国家的长驱直入中国市场,陷入严重整体破败。 在政府财政上,原本依靠国企征税的中国财政,逐渐降到只占GDP十分之一的绝境--中央财政因为十多年的财政包干制基础上的财权分权,入不敷出,甚至要向地方政府借钱;而因国企普遍破产和经济破败,内地地方政府同样入不敷出,乡镇不得不自寻财路,向贫苦农民大量征收。 这样,中国呈现萧条内地和繁荣沿海并存的冰火两重天奇异景象。随着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三农问题突出,底层被甩出,社会矛盾异常严峻,群体性事件达到高潮,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社会矛盾最尖锐、社会最不稳定的时期。 中国社会的这种奇怪景象与高度的权力、利益分化,让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立场的知识分子分裂,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也完全分裂。于是,中国人对中国到底是在崩溃之中还是在发展之中,激烈争论,谁都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论据。 美国人更为困惑。美国瓦解苏联后必须寻找和对付新的挑战者,但他们难以确定,按当时的态势,中国到底是不是这个新对手。他们可以选择冒险趁机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或者是等待中国内部自乱后,不战而胜。 克林顿后期,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中美撞机等事件都表明,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保守主义强硬派已渐得主导,其对中国高层的政治意志、战争意志以及面对外敌的底线等战略试探已经完成--他们试图快刀斩乱麻,通过更直接的对抗和外部压力,促使中国内部生变,瓦解中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潜在威胁。 但美国的问题是,它是民主制国家。一般情况下,民主制可以避免最坏的统治,但却是一种平庸和保守的政治制度--它从来都是既定利益格局的维护者、追认者,在常态中,各利益集团和各种主张谁也很难完全压倒谁。除非南北战争与1929年大危机这样高度危急的环境,美国统治阶层很难完成意志整合。中国还未直接与美国对抗,但又是工业大国、人口大国、核大国,与中国更直接、激烈地对抗,风险太大,美国强硬派很难说服各利益集团冒险。 在美国统治集团首鼠两端之际,美国长达二三十年的制造业外移,进而是产业空心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以及资本过剩,进而是股市金融泡沫化,终于遭遇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美国遇到了2000年的IT泡沫破灭和大股灾。继而,美国更不幸地遇到了恐怖分子发动的911袭击,除建国初期遭英国攻击外,美国本土首遇外敌攻击。 911式的恐怖袭击,是中国转向导致世界共运陷入低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号召力后,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因找不到系统、理性的反抗武器,以宗教文化复古对既定世界秩序的无奈反抗。这种运动只是一种情绪宣泄,提供不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外的整体性、替代性方案。 但这完全打乱了受选举政治左右的美国统治集团的战略部署。 911后美国的战略歧途 IT泡沫破灭后,美国不得不首先拯救经济,维持国内稳定,它面临这样的局面: 格林斯潘长期低息货币政策和低息推动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以致经济增长,都必须以低通胀为前提,而低通胀必须靠源源不断的廉价中国商品来压低CPI;从货币市场而言,只有中国廉价商品换来的美元不断回流美国本土,才能让货币供应更充分,也才能继续压低美国利率,为透支的美国人和政府继续提供低廉信贷,为美国经济提供有效需求。 911之后,美国保守主义调整了战略,主要力量从对付中国,转向对付恐怖主义,于是面临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打击恐怖分子和所谓的支持恐怖分子的政权,这都必须有中国的配合:中国在联合国能让美国师出无名,如果中国给予恐怖分子、塔利班政权或萨达姆政权以军事援助,战争可能永无穷期。因此,美国必须跟中国搞好关系,防止与恐怖主义和中国两线作战。 但美国被恐怖分子的本土直接攻击打昏了头:乌合之众的恐怖主义和塔利班这样的小国政权,其实永远不可能真正威胁美国霸权,美国真正的对手仍是大国中国。当然,选举政治中,恐怖主义对美国民众有巨大心理冲击,打击恐怖主义,小布什能捞到更多选票,也更易获得国会支持。 这看上去是一笔左右逢源的买卖。不仅美国军工集团和石油集团可从战争获益,理论上说也是对中国的一步好棋:美国可以乘机把自己的势力楔入阿富汗,在中亚的中国西部边境腹地,为围堵中国补上短板,还能进一步扼住比美国更需要中东石油的中国的脖子。等搞定中亚与中东,勒紧中国的绞索,再回头收拾中国,美国在战略上似乎更有利。 但美帝从来都高估自己,也从未吸取过朝战、越战的教训。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初战攻坚中,如入无人之境,但却在当地人的游击和不对称战争中陷入泥潭,十年来难以自拔。 重大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这回时间更站在了中国一边--十年来,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势头正在达到高潮。 这是大势所趋。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的实证历史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中心从热那亚到荷兰到英国到美国不断转换,从未有人可以永葆竞争力。 阿瑞吉揭示其中的历史经济逻辑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这些中心,因成为贸易中心而带动制造兴起,变成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心,达到自己的历史高峰,随后才形成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配权。 若干年之后,因生产过剩、工资上涨等导致利润不断降低,过剩的产业资本不得不一边逐渐放弃或外移生产,一边越来越多地进入金融投机领域追逐更高利润。于是,资本主义中心便由产业资本主导而发展到金融资本主导。 最后,发展到金融资本的资本主义中心,在大的金融危机之中破产衰落,资本主义中心转移。 阿瑞吉的研究发现,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不断转换中,每个中心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都曾全部或基本经历商业、产业到金融资本的不断升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历史循环,而不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所论述的线性发展。 美国并不能逃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演变的这些基本逻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工业利润降低、竞争力下降,产业外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随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主导,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金融管制和资本管制。另一方面,随着布雷德森林体系崩溃,黄金对美元发行量的约束消失,印钞票和以钱生钱的游戏,腐蚀了政客和资本家,腐朽寄生的华尔街逐渐主导了这个国家--美国这个世界中心迅速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统治的最后阶段。 美国政客、资本家和普通民众,被"中美国"式的经济增长和反恐战略合作绑架,十年一梦。 但中国在这十年却实现了很多突破: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彻底让中国领导集团惊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有了痛切教训,中国政府对军工的投入和拨款不断加码,面临崩溃的整个军工系统及其支撑的高科技研发体系重焕生机; 以房地产、城市化带动,加之随后2004年前后"国企改革大讨论"对新自由主义的狙击,中国大型国企的出让暂停,国企主导的中国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也因市场需求带动而重焕生机,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水泥、化纤以及装备制造国家,实现了产业升级; 原本就具有竞争力的中国纺织、玩具、家电等轻工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降低或部分拆除了很多国家的贸易壁垒,更加如鱼得水,几乎击垮了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赢得了世界一半左右到80%的市场份额。 中国成为无可置疑的世界制造业中心。2004年之后愈演愈烈的民工荒表明,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内地国企普遍破产而出现的内地去工业化过程中甩出的工业人口,以及广大农村从未被卷入工业化进程的农业人口,已被迅速整合到工业文明当中。 现在,主要工业品占据世界50% 到80%产量的中国,即便按当下美元汇率计算,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这些成就都远超过当初的苏联、日本(苏联鼎盛时工业总产值占美国80%),同时还普及了基础教育,大众化了高等教育,建成了在高铁等某些领域超越美国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每年培养出全世界最多的工人和研究人员。 短期看,"中美国"的增长方式,纯粹是贫穷的中国为富裕的美国输血,中国老百姓遭遇了巨大的福利损失;长期看,美国产业外移和空心化,靠借钱度日,是在饮鸩止渴,丧失了最根本的竞争力,而中国则变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债权国和美国最大的债主,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转移到中国的趋势不可阻挡。 当产业空心化了的美国再次被金融危机击溃后,奥巴马不得不决定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但此时,掌握了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具有了威慑美国与欧洲的经济核武器,能够随时瘫痪美国和世界金融系统,美国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已无力、更无勇气与中国决裂。 回头去看,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美国只有2000年前后一次机会。这时中国军备废弛,军工和重工业破产,阶级矛盾尖锐,人心涣散,精英集团自信殆失。 此时,在与中国利益攸关的朝鲜或者台湾,美国如果唆使当事者挑起战争或宣布独立,并给予强大后援,中国将骑虎难下:中国官场腐败达到一个高峰,卖官鬻爵者甚众,内地政府系统入不敷出到薪俸不给,国企系统贪腐几致国企全线崩溃;中国军队经了近二十年商,期间未有一次实战,官腐兵惰;社会上,群体性事件达到高峰,"遍地英雄下夕烟"。 面对强大外部压力触发的内部分裂和混乱,中国要么不战自溃,要么战败自溃,战而胜之的几率,当是新中国迄今史上最低。 但是,这个机会永远地过去了。 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或拉美化? 以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眼光看,中国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一个奇迹。 中国没有如苏联到俄罗斯那样出现崩溃,原因颇为复杂,研究者众多。概括起来,可能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中国始终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秩序,而苏联出现了政治崩溃和国家治理的大混乱;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国还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的高潮,而苏联斯大林时代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拥有几千年农业时代的市场经济经验,建国后从未建立真正的苏式计划经济,国企实行中央与几级地方政府的分级所有,公社与村镇等乡镇企业也未被纳入计划中,因而原本就是一个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体制弹性非常大,各主体市场经济经验丰富;中国渐进式增量改革中,原有国企生产组织体系虽然困难越来越多,但并未短期内崩溃,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环境;在最困难的九十年代中后期,虽然内地破败,但中国沿海繁荣的出口型经济,缓和了危机,提供了就业、财政等社会和国家稳定的经济支撑。 为什么中国没有如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一样,经济开放后,都发展成依附性经济进而拉美化?这与中国的起点和体量有关。 首先,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全世界在美苏之外,唯一自成一体的工业经济体,从轻工业到装备工业、石化工业,到核工业、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工业,中国都积累了制造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因而具备自我产业升级能力。 其次,中国经济三四十年积累,体量足够大。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到经过90年代的激进私有化和外卖过程,十年还未卖光。尤其重化工领域的核心产业,进入新世纪时多还控制在政府手中。而经济规模小的小国,几年之间主要产业就能被卖得精光。 再次,中国政府从不曾放弃对金融、主要资源、重要军工以及电力电信等基础和战略产业的控制。 最后,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保留了全球最强大的左派传统,直接制约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利益集团的独大,也制约了政府市场化、私有化等政策进一步激进化。2004年前后的国企和改革大讨论就是例证。 当然,所有支持中国发展至今的前提是,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政权后,从毛时代开始,便形成一个可与美苏比肩的独立意识形态和独立国家政权,这而与第二、第三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均为政治或经济依附性国家不同。 除了开放之外,十年来房地产激活的快速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支柱。全世界对此已经耳熟能详。但要多说一句的是,这并不是其他国家可以随意仿效的,只有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体制才能发生:党管干部的中国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地方官员因此的竞争,加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国有制这些限定条件。 中国崛起的颠覆性冲击 然而,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四小龙不同,也与日德崛起不同。中国产业崛起不是冲击处于同一产业层次或者更高产业层次的几个国家,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分工链上、中、下游的所有环节造成系统性冲击。原因是: 首先,中国的体量太大。不惟中国人口规模超过了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之和,更可怕的是,由于中国革命时代形成的几乎是全世界最为彻底的妇女解放传统,中国妇女普遍参加社会工作,这让中国同等人口的劳动力数量,远高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同样重要的是,毛时代建立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系统,使得中国的庞大人口顺利转化为最丰富的各层次人力资源。 其次,如前文所述,毛时代的独立工业体系,在低端轻工业、中端重化工业以及高端航空航天、新材料、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实现了各层次各产业的系统覆盖,有全领域技术、人才等产业积累。 再次,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大,中国高端产业在发达地区发展起来之后,低端产业2004年之后实现了内部梯度转移,并不需要立即外移。 于是,中国庞大的产业积累和人力资源积累,凭借广阔的国内市场起步,在支持出口的政策支撑下,逐渐在各层次各产业依次都会形成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对发达国家到新兴国家,到落后国家,形成全方位冲击,或者说系统性冲击。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停援,加上其他原因,就曾导致部分亚非小国出现社会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九十年代,中国沿海的加工制造业,则重组了东亚和世界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分工格局,导致东亚整个区域出现社会政治动荡。 911后的十年,中国开始全面冲击一切国家。 在资本、技术更密集的造船、钢铁、石化、装备等重化工领域,中国抢了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发达或新兴国家的饭碗,逼迫他们要么进一步产业升级,如韩国;要么吃老本并借钱度日,如欧洲、日本;要么印钞度日,如美国。 在纺织服装、玩具、小电器等轻工业领域,中国继续冲击中东、北非和拉美那些半工业化国家。他们很多已无路可走,比如埃及,只好革命,比如墨西哥,很多地方已经完全失控并被贩毒组织控制;出现有魄力的政治家的地方,比如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他们只好搞社会主义,以国有化来对抗冲击;只有那些上天眷顾、还能卖大量资源给中国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巴西等,看上去还过得不错,似乎成了新兴国家。 即便在航空航天、新能源、IT等高端领域,中国也已经开始冲击美国、德国等少数国家才能具有的优势。美、德、日等国高端产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只能挤出和压制这些地方的同类产业,但在中国的投资,很快会发生技术和产业外溢,被具有产业基础的中国同行不断消化吸收以至超越。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开放世界,产业必然向更有竞争力的中国转移。资本家欢欣鼓舞,因为可以提高利润和竞争力,但发达世界的劳动者必须忍受工资下降和越来越多的失业,生活更加困窘。在发展中国家,被中国挤垮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再为政府提供税收,不能再为工人提供工作,政府和老百姓都越来越穷,恶性循环。 贫富分化进而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矛盾,在被中国重组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已发展到新极致。 为了留住资本家的投资,维持经济增长,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降低并维持低税低息,从而降低了财政潜力;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解决下层的生存,同时刺激他们借钱消费,最终得到选票,发达国家政客不得不维持低息,维持福利。 于是,一边支出增加一边收入减少,政府和民众都陷入债务危机。当政府和百姓入不敷出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各个世界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陆续爆发,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整个世界,开始趋于混乱和崩溃。 政客、学者和媒体喋喋不休地指责发达世界福利过多、借贷度日,但如果早先就削减甚至取消福利,活不下去的底层民众早就造反了;如果不借贷度日,过不下去的政府早垮台了,过不下去的老百姓也一样早走上街头造反了。 问题不在福利社会,也不在借贷度日。世界发展到今天的关键是,人口众多的独立工业化国家--中国加入世界分工体系,不但摧毁了早先苏联那个系统,也不断削弱、摧毁了此后美国主导的从不发达到发达世界的整个工业和经济系统。2008年美国开始的美日欧经济危机表明,中国摧毁了原有世界分工体系导致的系统性危机已经开始。 越来越不事生产的世界各国,靠中国不计环境和社会成本的廉价商品输血已太长时间,他们寅吃卯粮的时间也太长。但精英们害怕改变,害怕离开中国输血过苦日子。现在,即便是有经济和社会危机逼迫,精英们也不愿轻易改变。欧洲、美国、日本,莫不如是。 现在,网上那句调侃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用于说中国的话,绝对确切。 未来 由于中国人口是苏联的8倍和美国的4倍多,是整个世界的五分之一,中国继续发展的工业化和完全城市化,将让世界无法应对: 世界从未经历过如此众多的人口不受国界、语言、文化障碍地全部整合在一起,完成工业化。此前,在金字塔顶尖的完全工业化的人口,包括美、苏、日、德、法、英等各国,加起来都远不到10亿,还被国界、语言、文化等分隔在不同国家,分工效率远不及整合后的中国。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将继续迅速提高,十到二十年内,中国还有很大成长空间。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虽然"民工荒"已在中国出现多年,工人工资上涨迅速,但中国这些领域十年内还将保持竞争力:一方面轻纺工业和加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节省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另一方面,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会节省出上亿工人。 如果这样,亚非拉那些资源较少的半工业化国家,甚至东欧、南欧国家,他们的失业、贫困、债务等经济和社会政治困难还将深入发展。 再看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这些行业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还不超过十年时间,但已经击败了欧洲、亚洲大部分国家,目前仅剩德国、日本、法国的高端产品还在与中国奋战。十年后,中国在高端领域将完全可以与德、日直面竞争,他们胜算很小。 美国以航空等军工为代表的高新产业是个例外。中国至少还需要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追赶得上。但那时之后,美国可能除了农业和矿产等资源性产业,也将难与中国竞争。 这种局面将带来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按现有生产和分配方式,中国一国的工业能力就能养活整个世界近70亿人口,而其他多数国家的多数人口将变成过剩人口--他们也没有足够多的产品与资源与中国交换,将何以为生? 这根本无解。但可以换个思路反问的是:他们为什么不尝试自己生产,而不是靠从中国进口? 在2008危机的第一波,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达成共识:鉴于1929年危机的前车之鉴,避免进一步衰退,大家要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那是在经济危机的初期,社会政治危机还没有激化。如果危机如2011年这样继续深化,政客们将一定会优先解决国内社会稳定。 实际上,对不发达国家而言,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实损失不大,因为他们原本就没从这个体系得到什么,也没什么好失去。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政治上并不独立,能否承受足够大的外部压力和必需工业品的禁运制裁--历史上,这常常引起列强的外部干预。 但对那些发达国家而言,从中国"断奶", 老百姓的购买能力可能瞬间下降一半,甚至更多,商业资本的利润也会大幅下降。即便发达国家的各利益集团能说服或者压服那些外贸部门的资本,在政治上承受这些后果,居高不下的通胀进而利率,也会让他们面临巨大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这并不会降低他们的国内两极分化,缓解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操作不当,高企的通胀会激起底层的造反运动。 但不管怎么样,随着危机深化,全球无政府状态中的各国,一定进一步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不仅将导致全球分工效率的降低和危机的深化,还将引起政治危机--这时候,可能需要直接用武力或者资助代理人来捍卫自由贸易原则了。从资本主义兴起的奴隶贸易和垄断贸易开始,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上个世纪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么打起来的。只不过,这次主角可能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但作为主角,中国遇到的问题与当初的美国崛起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刚刚在工业上崛起后,它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压倒老霸主。短期内,这将制约中国的行为,但随着十到二十年后中国军力对美劣势逐步消除,中国的军事行为将更加大胆。也就是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的继续发展还带来另一个问题:世界有开采价值的金属、能源等现有资源储量,即便只供应中国一国的人口,也不足以让中国大多数人过上他们向往的美式生活方式。二三十年内,世界主要资源耗竭,人类如何生存? 这一问题及其后果同样难以估计。只有可控核聚变能大体解决能源问题,但人类目前在这个领域的投入似乎看不到短期突破的迹象。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工业文明很可能很快就遇到生死考验,大家都装作看不到,以为如同以往一样,总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资源枯竭是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两三百年消耗后,遇到的新问题。但从资本主义文明系统而言,我们并没有遇到新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各地区与国家经济不平衡增长总是铁律。按阿瑞吉揭示的资本主义权力中心演变规律,每当中心发生转移,力量平衡被打破,必然伴随着世界秩序的混乱。这一方面是因为原有的中心国家或霸权不甘心放弃对己有利的既定利益格局,而新霸权必须推翻老霸权,争取于己有利的利益格局和权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生产中心的转移与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总是不同步。 以离我们最近的美国霸权为例。十九世纪末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后,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心和区域强国,世界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心仍长期留在英国和西欧。在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混乱,发生多次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日本、苏联工业先后相继崛起,英国工业不断相对衰落,付出上亿人口死亡为代价,这反复的博弈、革命、战争才奠立稳定的新秩序。 也将是说,美国花了半个世纪,完成了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中心,到政治、文化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的转移与整合,成为权力中心--这个整合并不成功,因为出现一个与其拼死较量的社会主义系统。直到四十多年后搞垮苏联,美国才瞬间独霸天下--短短十年回光返照,很快又衰落。 中国是同样的路径。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力量中心,但并未同步成为权力中心。如果人类不灭亡,在中美之间漫长的权力转换期内,人类面临着巨大的混乱和动荡。2008年从美国开始然后蔓延到整个世界的金融、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仅席卷了欧美日发达世界,还席卷了北非、西亚、南亚、拉美等落后国家,大混乱已经开始。 中国要结束这种混乱,比当初的英、美、苏更难。 十九世纪末到二战后,美苏面对的世界,有两种现成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明模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且都有成功范例。但今天,西方世界的没落和崩溃,横扫了资本主义的威信,当初苏联的崩溃和中国的转向,也极大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现在,世界各国的统治者们都失去了道义感召力,也提不出新的替代性方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我们面对的是市场经济下的工业文明的废墟,方向不明,前途未卜。 毫无疑问,目前已经开始的整个人类的混乱,绝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文明在资源危机前面,其不可持续性无比清晰和深刻。 但由于长期以来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现在无法定论:这仅仅是新一次权力中心转换引起的大混乱与大动荡,过后再重建中心与外围的秩序,还是会为人类带来新的方向和文明?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每次大危机,都是社会主义兴起的重大机遇。现在,如何将"改朝换代"式的资本主义世界权力中心转换,变为新文明崛起的机遇,便成了一个特别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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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布朗微奇《大卫诗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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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来自美国的需求大幅减少,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民众就业压力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维护劳动权利为使命的工会组织面临一种“积极维权不是、不积极维权更不是”的两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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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两广的统一,孙中山北伐的夙愿再次被提到广州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由于担心北伐会触动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而引起其直接干预,影响到苏联东部边境和中东铁路利益。在"喘息政策"的指导下,共产国际、联共(布)一直在谨慎地权衡北伐的利弊得失。伴随着国民革命军的顺利进军,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于北伐的态度终于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作为其下属支部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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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专递
201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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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讲坛张承志/越过死海-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讲演 (本站阅读) 聚 焦刘复生/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化政治 观 点黎亚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致命短板何小手/失语者之罪华 生/我为什么向母校捐赠 书生议政刘洪波/被放过的"黄金大米"事件 争 鸣陈 明/儒家思想与宪政主义邵 建/儒家政治的软肋 钩 沉汪 晖/重影-扬州杂忆 文 学曹征路/击缶(小说)中国先锋诗歌档案·非非主义 走读天下陈应松/伊斯坦布尔记刘 强/一个叫"慈济"的奇迹 艺 术杨银波/无力者的拯救--关于汪峰和《晚安北京》 湖畔书话蔡小容/自是神仙不识人 微 观微博达人·姚晨 《天下》2013年改为双月刊,全彩印刷,每册定价20元,邮购价19元,全年114元,挂号每册另加3元,欢迎邮购!汇款请寄: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关东园路2-2号光谷国际商会大厦B座 1803/04天下编辑部收(邮编:430074)。也可通过银行汇款邮购,开户行:交通银行武汉市鲁巷支行,账号:6014 2880 6162 42209 收款人:邓超,或登陆天下网(www.tx899.com)和淘宝店(http://tianxiazzs.taobao.com/)订购。垂询电话:027--87645165 E-mail:tianxia899@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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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最后一位总理。德国统一后曾继续担任德国国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我的目标一如既往地在于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受教育、有工作、享有健康,在关乎他们的生存条件时,有参与决定的权利。也提到《窃听风暴》,认为这部电影是单方面的,其表现出的态度说明,从法理上业已统一了的德国至今依然存在着社会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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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现存敦煌文献中王梵志诗的研读,认为王梵志诗作的独特意义之一,在其对底层生活经验的深刻揭示。细读今存全部王梵志诗作,可以发现,构成这种经验的,除了人们略有了解的经济生活的贫困,还有社会负担的沉重、社会公正的匮乏,以及生命意义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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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会意识到南部?是因为过年时你怎么都是先塞南下后塞北上?是因为你在拥挤的台北捷运上突然忆起南方的衰老?是因为你不得不到南部一趟结果发现那里真像外国?还是因为你不爽阿扁而又是南部人讲不听把他再次送进总统府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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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有两种。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一种是写给自己看的。蒋介石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蒋介石决心 从此改邪向善,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 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他把日记作为自用,因此也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 蒋的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然是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为公布,这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一是蒋生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进行自我美化;二是蒋在日记中骂过许多人,好友、亲属、同僚、下属,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三是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 蒋的日记手稿本对于我们认识蒋的本相,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不看,会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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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多數墓葬經過盜擾,所以新出土的文書比較零碎,無法和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間出土的文書相比。這次的文書除了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外,還有多處,也有一些文書從類型或內容方面和過去所見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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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江访台的几篇报道:「視少女如老婦」不寫黃昏戀;新作「水死」 連結兩個我;若二戰時把天皇炸死…;長子身障 他的文學從此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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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些人来说,恐怖主义袭击是他们的金矿……“红十字会试图将9/11捐款挪作他用。会长辞职了,她的继任者公开致歉”等等,文中列举了利用911获取利益的各种蝇营狗苟方式,其中不乏诈骗贪污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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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学家的资料,中国古典园林起源于房前屋后的果木蔬圃。园、囿这些文字由象形文字演化而来,外围的方框表示一定的边界或墙垣,方框内则表示栽培植物或蓄养动物。而在西方,景观设计师也主要来源农场主、牧场主。可以说,生产是景观的最早的功能。在中国,五、六十年代也曾出现过"园林结合生产"的运动。而在当今快速的城市化之下,大量的农田被蚕食,残存在城市中的农业也一度被认为是阻碍城市发展的隐患。当景观的生产性功能再一次被强调,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错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生产性景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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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吉贤,关于“延安文艺史”研究的三点思考,李云雷,新视野中的“延安文艺”,郝庆军,信史的力量:《延安文艺史》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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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图志关注世界经济重心的流动,基于一系列长时段的历史趋势观察,勾勒了中国重新回到全球经济中心地位的轨迹,以及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不管有没有做好准备,不管愿不愿意,中国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头,已经从落后变得强大,并且将在解决两极分化实现国、民共富之后,开始发挥独一无二的文明渗透力,这无疑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各界人士对自己的国家、制度和体制更自信一些,更专注于共识的建构而非破坏,更融通地看问题、想对策、提意见。 壹、两千年流动大势 牛津大学学者Anders Sandberg使用Angus Maddison的经济历史数据,做了一幅两千年来世界经济重心流动的路线图(图1) 。 Sandberg这样解释这个路线图。公元1年,中国、印度、罗马帝国支配世界经济。1000年时罗马已衰落,世界经济中心向东、向北移。1700年流经吉尔吉斯坦,1800年在贝加尔湖。之后向西北运动,1900年运动至白海。美国经济开始迅速增长,将经济中心往西带,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挪威海附件原地踏步,1945年到达格陵兰高地。1980年开始,东亚、尤其是中国将经济中心向东拖动,2008年到达西伯利亚海岸。 这幅世界经济中心的流动路线图,显示了东风即将压倒西风的历史大趋势。 图1 世界经济重心流动路线 Source: http://www.flickr.com/photos/arenamontanus/5621263391/ 貳、未来九年趋势 图2根据可变价格测算的GDP数据,给出了2010-2010年间世界经济位居前十五名的国家位次变化。世界经济秩序将在未来十年发生巨大变化。15个国家中,除了加拿大位次维持不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将继续下降,而金砖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都将持续上升了,墨西哥、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也将上升。 一个旧的世界秩序,将很快被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取代。一个旧的时代行将结束,一叶新的历史已开始谱写。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且是以出乎西方人、中国人意料的速度。 图2 2010-2010年国家经济地位排名变化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弎、中国对外投资的流向 吸引外资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点,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国,仅次于美国。五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图3),从流向上看,亚洲是投资重点(490亿美元),北美、南美、欧洲、非洲、澳大利亚次之,而且比较接近,介乎324亿-390亿美元之间。这是一个力图保持均衡的国家理财方针,让各大洲都能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而又不偏重哪个地区。当然,从先后顺序和增长速度上还是可以看出侧重点。 图3 中国对外投资流向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肆、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趋势 图4 给出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趋势。在整体上,中国在各大洲的投资都在增长,但对北美和欧洲的投资显然增速缓慢,而对亚洲的投资增长最快,对拉美的次之,对非洲也比欧美要快,对大洋洲的增长最为缓慢。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伍、中国在全球的商品消费状况 图5显示,中国不仅在2010年初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也在多个领域成为世界商品的最大买主,包括石油、精镍、精铜、精锌、原铝、精铝、精钢、电煤、海运铁矿石。最大出口国和最重要的进口国,这两大指标都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9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虚拟化的全球金融市场主导权的盲目自信,随着2007年欧美金融危机的到来,已经被证明为是一场幻梦。在大国兴衰的历史长河上,实体经济始终是国家实力的真正衡量标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国家,总是比"寅吃卯粮、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国家,要过得舒服些,更有可能缩小两极分化,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 图5 中国在多领域成为世界头号买主 Source: www.unicef.org/irc,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A League Table of Inequality in Child Well-being in the World's Rich Counties. 陸、中国从非洲进口什么 图6显示了1995至2009年间中国从非洲进口商品的主要构成。1995-1999之间,石油只占三分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石油的比重已上升到60%,并有缓慢增加之势。其他商品还有贱金属、贵重矿石、贵金属、木制品、纺织品和衣服。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非洲的石油需求越来越大。 图6 (1995-2009)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柒、中国从非洲哪些国家进口 图7表明,中国2009年从非洲进口了423亿美元的商品,有八个非洲国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安哥拉最多,35%;然后是南非18%;苏丹11%;利比亚7%;刚果4%;赞比亚3%;刚果民主共和国3%;赤道几内亚3%;从剩下的40多个国家中进口16%。 图7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捌、民富的历史轨迹 图8比较了两千年以来民富的历史轨迹。作为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人类历史的农业时代长期领先世界,从1820年起开始拉开差距,1870年至1949之间更是持续下降,1950年起开始大幅缩短距离,而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与日本、美国和西欧相比还落后不少。当然,其中的数据是以1990年美元价格,不是可变价格。 比较而言,西方在工业化完成后,也就是国富之后,才开始民富的过程。民富并不是要让大富之家更富,而是让大多数还不宽裕的家庭更加富裕。只有家庭富裕了,才可以发挥更大的经济功能,从而建构适合我国实际社会条件的"福利国家制度 "和社会保障水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必须得到保障,这离不开可行的、可持续的配套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 图8 中国、美国、日本、西欧、世界人均GDP比较 (胡鞍钢2007) 玖、中美欧三体力量对比 图9 呈现了中国、美国和欧洲三大政治经济实体的力量对比。中美欧这个排序不再是一种修辞,而是反映了现实力量的分布。现实国际秩序是由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决定的,日本、俄罗斯、印度都在中国经济实力的辐射范围之内,这个经济圈以中国为核心,以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动力;巴西、墨西哥、加拿大曾经生活在美国的经济支配之下,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和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拖累,使之正在追求更加独立于美国的经济型态;欧洲则继续有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把持,属于三体中力量组最弱的一方。 图9 中美欧三体力量格局 Source: http://www.flickr.com/photos/arenamontanus/5621263391/ 看了本期图志,大家耳边是否想起了下面这段话:"世界的风向变了。去年气候不大好,今年气候很好。现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句话是林黛玉说的。我们说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压倒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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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香港后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少高楼瘦长如棍,一根根戳在那里顶着天,让观望者悬心。在全世界都少见这种棍子,这种用房屋叠出来的高空杂技。它们扛得住地震和狂风吗?那棍子里的灯火万家,那些蛀入了棍子的微小生物,就不曾惊恐于自己的四面临虚和飘飘欲坠? 我这次住九楼,想一想,才爬到棍子的膝部以下,似乎还有几分安稳。套间四十多平米,据说市值已过百万。家居设施一应俱全,连厨房里的小电视和小花盆也不缺。但卧房只容下一床,书房只容下一桌一椅,厨房更是单人掩体,狭窄得站不下第二人。我洗完澡时吓一大跳,发现客厅里竟冒出陌生汉子。细看之后才松了口气,发现对方不是强盗,不过是站在对角阳台上的邻居,透过没挂上窗帘的玻璃门,赫然闯入我的隐私。 他不在客厅里,但几乎就在客厅里,朝我笑了笑,说了句什么,在玻璃门外继续浇洒自家的盆花。 他是叫海伦还是汤姆? 我不知该如何招呼。 港人多有英文名字--多族裔机构里的职员更是如此。这些海伦或者汤姆在惜地如金的香港。如果没有祖传老宅或千万身家,一般都只能钻入这种小户型,成天活得蹑手蹑脚和小心翼翼,在邻居近如家人的空间里,享受着微型的幸福与自由。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人们擅长螺蛳壳里唱大戏,精细作风举世闻名。在这里,哪怕是一条破旧的小街,也常常被修补和打扫得整洁如新。哪怕是廉价的一碗车仔面或艇仔饭,也总是烹制得可口实惠。哪怕是一件不太重要的文件副本,也会被某位秘书当成大事,精心地打印、核对、装订、折叠、入袋,封口......所有动作都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直至最后双手捧送向前,如呈交庄严的国书。 正因为如此,香港缺地皮,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高楼密度、汽车密度,却仍是很多人留恋的居家福地。海伦们和汤姆们,即自家族谱里的阿珍们和阿雄们,哪怕在弹丸之地也能用一种生活微雕艺术,雕出了强大的现代服务业,雕出了曾经强大的现代制造业,雕出了或新潮或老派的各种整洁、便利、丰富、尊严以及透出滋补老汤味的生活满足感。毫无疑问,细活出精品,细活出高人,各种能工巧匠应运而生,一直得到外来人的信任。有时候,他们并不依靠高昂成本和先进设备,只是凭借一种专业精神与工艺传统的顽强优势,也能打造无可挑剔的名牌产品--这与内地某些地方豪阔之风下常见的马虎、潦草以及缺三少四,总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些称之为Mall的商城同样有港式风格。它们是巨大的迷宫,有点像传统骑楼和现代超市的结合,集商铺、酒店、影院、街道、车站、学校、机关以及公园于一体,勾心斗角,盘根错节,四通八达,千回百转,让初来者总是晕头转向。它们似乎把整个城市压缩在恒温室内,压缩成五光十色的集大成。于是人们稍不留心,就会错觉自己在酒店里上地铁,在商铺里进学堂,在官府里选购皮鞋。想想看,这种时空压缩技术谁能想得出来?这种公私交集、雅俗连体、五味俱全、八宝荟萃、各业之间彼此融合、昼夜和季节的界限消失无痕的建筑文化,这种省地、节材、便民、促销的建筑奇观,在其他地方可有他例? 一代代移民来到这里打拼,用影碟机里快进二或快进四的速度,在茫茫人海里奔走,交际、打工或者消费,哪怕问候老母的电话也可能是快板,哪怕喝杯奶茶或拍张风景照也可能处于紧急状态。"你做什么?""你还做什么?""你除了这些还做什么?"......熟人们经常一见面就劈头三问,不相信对方没有兼职和再兼职,不相信时间可以不是金钱。显然,这种忙碌而拥挤的社会需要管理,近乎狂热的逐利人潮需要各种规则,否则就会乱成一团。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人肯定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面对维多利亚港湾两侧乱哄哄黑压压的殖民地,面对缺地、缺水、缺能源但独独不缺梦想的香港,不会掏出太多的民主,却不能不厉行法治。他们把香港当作一个破公司来治理。米字旗下的建章立制、严刑峻法、科层分明、令行禁止,成了英伦文化在香港最需要也最成功的移植。"政府忠告市民:不要鼓励行乞!"这种富有基督新教色彩的警示牌,也从欧洲舶来香港街头。 一次很不起眼的招待会,可能几个月前就开始预约和规划了。电话来又电话去,传真来又传真去,快递来又快递去,参与者必须接受各种有关时间、地点、议题、程序、身份、服装、座位、交通工具、注意事项之类的敲定。意向申明以后还得再次确认,传真告知以后还得书函告知,签了一次字以后还得再签两次字,一大堆文牍来往得轰轰烈烈。不仅如此,一次主要时间只是用于交换名片、介绍来宾、排队合影再加几句客套话的空洞活动结束之后,精美的文牍可能还会尾随而至:关于回顾或者致谢。 不难想象,应付这种繁重的文牍压力,很多人都需要秘书。香港的秘书队伍无比庞大当然事出有因。 也不难想象,港人在擅长土地节约之余,却习惯了秘书台上日复一日的巨量纸张耗费,让环保人士愤愤不满。 但没有文牍会怎么样? 口说无凭,以字为据。没有关于招待、合同、动议、决策、审计、清盘、核查、国际商法等方面的周到字据,出了差错谁负责?事后如何调查和追究?追究的尺度和权利又从何而来?......从这种意义来说,法治就是契约之治,就是必须不断产生契约的文牍之治--虽然文牍癖也有闹过头的时候,比方说秘书们为某些小事累得莫名其妙。 车载斗量的文牍,使香港人几乎都成了契约人,成了一个个精确的条款生物和责任活体。考虑到这一点,在庞大秘书行业之后再出现庞大的律师队伍之类,出现数不胜数的检控之类,大概也不难理解了。 有一位老港人向我抱怨,称这里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人情,缺乏深交的朋友。光是称呼就得循规蹈矩不得造次:mister,先生就是先生;doctor,博士就是博士;professor,教授就是教授--大学里的这三个称呼等级森严,不可漏叫更不可乱叫,以至只要你今天退休,你的"×教授"称呼明天立马消失,相关的待遇和服务准时撤除,相处多年的秘书或工友也忽如路人,其表情口气大幅度调整。这种情况-咆括不至于这般极端的情况--当然都让很多大陆人和台湾人深感不适,免不了摇头一叹,人走茶凉呵。 但人走茶凉不也是法治所在么?倘若事情变成这样:人走了茶还不凉,人不在位还干其政,还要来看文件,写条子,打电话,参加会议,消费公款,甚至接受前呼后拥,有关契约还有何严肃性和威慑力?倘若人没走茶已凉,人来了茶不热,有些茶总是热,有些茶总是凉......那么谁还愿意把契约太当回事? 契约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须尽可能把感情与行为一刀两断,用条款和责任来约束行为。这样,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却不失为公法之幸,能使社会组织的机器低摩擦运转。面子不管用了,条子不管用了,亲切回忆什么的不管用了,虽然隐形关系网难以完全绝迹,但朋友的经济意义大减,徇私犯科的风险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乱相,包括省掉了大批街头的电子眼,市政秩序却井井有条,少见司机乱闯红灯,摊贩擅占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业,行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违规抽烟,遛狗留下粪便......官家的各种"公仔(干部)"和"差佬(警察)"也怯于乱来。哪怕是面对一个最无理的"钉子户",只要法院还未终结诉讼,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它不得。政府只能忍受巨大预算损失,耐心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最终改道易辙。 因为他们都知道,法治治民也治吏。违规必罚,犯禁必惩,一旦出了什么事,就有重罚或严刑在等着,没有哥们儿或姐们儿能来摆平,也难有活菩萨网开一面。那么,哪个鸡蛋敢碰石头? 无情法治的稍加扩展就是无情人生--或者这句话也可反过来说。 这样,我们对人情与秩序能否兼得?在难以兼得之时又如何痛苦地选择?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说起来,香港人并非冷血,每日茶楼酒馆里流动着的不全是社交虚礼,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友情。特别是节假日里,家庭成了人胜取暖的最佳去处,合家饮茶或合家出游比比皆是,全家福的图景随处可见,显现出香港特别有中华文化味道的一面。父慈子孝,夫敬妇贤,其情殷殷,其乐融融,构成了百姓市井的亲情底色。 这些人不习惯西服革履,更喜欢休闲便装;不习惯道貌岸然,更愿意小节不拘自居庸常--包括挂着小腰包光顾赛马场和彩票。与之相联系的是,他们的阅读大多绕开高深,指向报上的地方新闻和娱乐八卦,还有情爱和武侠的小说。他们使用着最新款的随身听、数码相机、mp4、便携宽频多媒体,但大多热心于情场恩仇和商界沉浮一类个人故事--这是通俗歌曲和通俗电影里的常见内容。内地文化人对此最容易耸耸肩,摇摇头,讥之为"文化沙漠"。其实这里图书、音乐、书画、电影的同比产出量绝不在内地之下,大量人才藏龙卧虎。稍有区别的是,他们的文化主题常常是"儿女情"而非"天下事",价值焦点常常落在"家人"而不是"家国",多了一些就近务实的态度,与内地文化确实难以全面接轨。黄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学作报告的时候,强调香港文学从总体上说最少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特别品种,值得研究者关注。据他说,学子们对这个话题曾不以为然。 学子们也许不知道,他们与大多港人并没有共享的单数历史。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当局管理着这一块身份暧昧的东方飞地,既不会把黄肤黑发的港人视为不列颠高等同胞,也不愿意他们时常惦记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那么让他们非中非英最好,忘记"国家"这一码事最好--这与一个人贩子对待他人儿女的态度,大体相似。这种刻意空缺"国家"的教育,一种大力培养打工仔和执行者而非堂堂"国民"的百年教育,也许足以影响几代人的知识与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来就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里的先辈们难享国家之惠,也少受国家之害,遥远朝廷在他们眼里实在模糊。当中原族群反复受到北方集团侵掠或统治,那里的国家安危与个人的生死荣辱息息相通,国与家关系密切,忧国、亡国、思国、报国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齐"通向"治平"的古训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强的逻辑力量。与此不同,香港偏安岭南一角,面对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虚弱的东南亚,一片来去自由、国界含混、治权零乱的南洋。在这样的地缘条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及九七回归,他们的心目中那个抽象的"国家"在哪里?"国家"对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意义? 大多数港人也修身,也齐家,但如果国家若有若无,那么"治国平天下"当然就不如"治业赚天下"更为可靠实用了。这样,他们精于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会像京城出租车司机们那样乐于议政,不会像中原农民们那样乐于说古。内地文化热点中那些宫廷秘史、朝代兴衰、报国志士、警世宏论、卫国或革命战争的伟业,在这里一般也票房冷落。国家政治对于很多港人来说是一个生疏而无趣的话题。更进一步说,如果国家的偶尔到场,不过是用外交条约把香港划来划去,使之今天东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张,明天姓李,一种流浪儿的孤独感也不会毫无根由。 殖民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儿--香港不过他们中比较有钱的一个。想一想,这个流浪儿是应该责难还是应该抚慰?他们的文化在经受批评之前是否应该先得到几分理解? 1997年,很多港人在五星红旗下大喊一声"回家啦--"但这个家,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比如有相对的贫穷,有较多的混乱和污染,有文化传统中炽热的国家观和天下观。但无论人们是珍爱这个家还是厌恶这个家,"国家"终于日渐逼近,不可回避了。 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国家意识,都需要国籍的尊严感和自豪感。诗人北岛说,他曾经遇到一个保加利亚人。那人说保加利亚乏善可陈,从无名人,连革命家季米特洛夫还是北岛后来帮对方想起来的。但那人觉得这样正好,更方便他忘记自己的国族身份,从而能以世界文化为家。出于类似的道理,多年来几无国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国家这个权力结构?他们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经足够?他们国土视野和国史缅怀的缺失,诚然收窄了某种文化的纵深,但是否也能带来对狭隘国家主义的避免? 无可选择的是,国家是现代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历史上的国家功罪俱在,却从来不是抽象之物,不全是旗帜、帽徽、雕像、诗词、交响乐、博物馆、哲学家们的虚构。对于1997以后的很多港人来说,即使抗英、抗日的伤痛记忆已经淡薄,但国家也不仅仅意味着电影里的"内战"和书刊里的"文革",而有了电影与书刊以外的更多现实内容。国家是化解金融危机时的巨额资金托市,是对数千种产品的零关税接纳,是越来越值钱的人民币,是越来越有用的普通话,是各种惠及特区的人才输入、观光客输入、股市资金输入、高校生源输入、廉价资源产品输入......一句话,国家是这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成为真切可触的利益,正在散发出血温。 即便有些人对这一切不以为然,即便他们还是贬多褒少,但无论褒贬都透出更多北向的关切,与往日的两不相干大为异趣了。即便有些港人还不时上街呛声某些中央政策,但这种呛声同样标示出关切的强度。 汶川大地震后,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楼的一扇窗前,听到维多利亚港湾里一片笛声低回,林立高楼下填满街道的笛声尖啸,哀恸之潮扑面而来。各个政党和社团的募捐广告布满大街,各大媒体的激情图文和痛切呼吁引人注目,学生们含着眼泪在广场上高喊"四川坚强"和"中国坚强",而高楼电子屏幕上的赈灾款项总数记录,正以每秒数十万的速度不断跳翻......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变,一块殖民地的心灵流浪大概行将结束。 我隔着宽阔海面遥望港岛,那一片似乎无人区的千楼竞起,那一片形状各异的几何体,如神话中寂静而荒凉的巨石阵。 我知道那里有很多人,很多陌生而熟悉的人,只是眼下远得看不见而已。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爸爸爸》、《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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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近代教育与官方的积极宣导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清末湖南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并且每年还要承担约七十万元的对外赔款,因此不可能有过多的资金来兴办近代的新式教育,这样兴办近代新式教育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所谓社会名流、地方贤达的绅士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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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置业官方网站上次更新已经是2008年6月25日的旧事了。在官方网站“艰难”更新背后,是同创置业过去一年来“死去活来”的经历。这个总资产一度达到20亿元,排名重庆第六的明星开发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轰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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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在出生之际,都尚未发育完全、不能自立、有赖于他人帮助并且没有能力照料自己。这并非只针对牛津大学教员而言,而且适用于整个人类。如果不出意外,人们将会获得有限程度的自主,但仍然以不断依赖为基础,不过,这次依赖的不是自然,而是文化。只有依赖我们冠之为文化的这种外在力量,我们才得以逐渐自给自足,毋庸置疑,这可能是为什么在古希腊时期"怪物"这个单词意味着另类,因为他自以为可以自力更生,以至于违背了生物本性。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例子,他自己的精明谨慎隐藏了他的出身,这反过来导致了他的毁灭。我们都喜欢幻想拥有高贵的血统,当然事实上不是;或者甚至更为欺骗性地幻想,自己根本没有血统,也就是说,我们是从自己脑袋里蹦出来的,或者说是自己创造了自己。既然没有生,也就不会有死,因此,人们就会飘飘然地沉浸于欣慰愉悦的将会永恒的幻想之中。显而易见,所谓的资产阶级式的人物或浮士德式的人物往往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欲望永无止境,他们的意愿难以满足。因此,他们必定会私下以为自己已经彻底摆脱物质的纠缠,而不再受到物质性的制约。这些家伙除了自己以外,不能看到终结、起源、基础和目标。当他们的生殖崇拜之塔被恐怖分子的飞机撞毁之后,他们不假思索地决定,要在原址重建一幢更大规模的楼。如果还有来日,我们将拭目以待......因为,我们都是早产儿,就像大学教员一样没有能力应付周围环境,所以,如果没有文化随之而来,我们就都会迅速死去。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司汤达或肖斯塔科维奇对我们的生存就是必要条件。我是在培育系统意义上使用文化的,"培育"这个单词是莎士比亚用来调和自然与文化的。剧作家爱德华·邦德[2]在谈到我们所谓的与生俱来的"生物期望"时写道,期望就是"婴儿的无备状态将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它得到的不仅是食物,还有情绪上的抚慰,它的脆弱性能被庇护,它将降生在一个想要接受他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也知道怎样接受它。"那些环绕着摇篮的面孔如果没有一张能和婴儿进行实际交流,它就根本不可能成长为一个人。当然,它会是人,因为它拥有人的身体,但是成为一个人是一项工程,并不是一出生就能成为人。因为邦德用这种唯一标准来衡量当代资本主义,所以,他拒绝用文化的标题给其装点门面。显而易见,文化这个术语在这里既是描述性的,同时又是规范性的。因为它以中性的方式描述了我们若要生存就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事物,但是,它同时又涉及一种关爱,所以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术语。如果没有一些关爱的文化敞开胸怀欢迎,我们绝不会兴旺成长。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这个词沟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也就是说,文化沟通了现实和意愿之间的鸿沟。我们不会摇摇晃晃地利用爪子站起来,也不会舔干自己再躺下来,在出生之际,我们的自然就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我们不会死亡,文化一定就会马上填补它。我们天生就是缺失的。由于过早出生导致了我们在极其漫长时期内都不得不直接依赖他人,这同时也产生了与他人非常密切的亲情关系。不过,相应地,这也会在后来的某一时刻与他们分离时导致一种特殊创伤,这也导致了喜欢刨根问底的人类发现即所谓的精神分析学的兴起。精神分析学是一门关涉着许多事情的科学,包括我们与他人的身体相互联系的事实如何孕育了与价值相关的某种条件:幻想狂、恐惧症、精神病,拒绝承认来到学校门口的那位头发斑白的老头子是父亲(或更应该说是祖父),而假装他只是一位满脸皱纹的年迈的家庭仆人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文化出乎于我们的自然。然而,要特别指出,这与后现代的主张"文化就是我们的自然"大相径庭。对于我们可以冠之以文化主义的后现代的意识形态而言,文化行进在方方面面,可以说,无处不在。你不能问,什么正在被文化建构,因为答案同样必定是一种文化建构。文化主义这个时髦品牌充斥在方方面面,从基地组织到当代艺术学院,除了其它以外,还包括不承认我们的脆弱性和必死性。基地组织是文化主义者,因为它相信,价值(特别是宗教)比物质问题来说是一些更值得考虑的事情。不论是对于基地组织,还是对于美国梦来说,物质性都更多的是束缚而不是使其有能力,毫无疑问,这可以解释两个组织为什么都在对待人类的血与肉上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不论是当代艺术学院还是美国梦(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考虑基地组织)都会同意,不管我们可能成为别的什么,我们首先都是自然物质性的事物。任何我们所能达到的程度,如迷人、性感和令人神魂颠倒等等,都不得不以身体为物质基础。就反文化主义者的观点而言,我在这里要建议,文化是需要的,我们特有的生物性需要它,我们共同分享的物种需要它,我们的物质性身体需要它。只有语言动物,即步入有意义世界之中的动物,才能说拥有文化。要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就要与其他人通过超越单纯身体联系的方式来共享一个感官世界。它不是仅仅要给感官增加一些额外的东西,而是要一下子改变它。它将使身体向外部一系列复杂网络制度延伸,相应地,同时也向身体内部拓展,赋予它以精神深度和内在性。整个文明就是我们身体的延展。技术是身体的假肢。它们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我们拥有的(或者我们所是的--我们拥有身体还是我们就是身体,这是一个非常迷惑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暂且将其搁置)劳作的、语言的、观念的、自我改善的、自我超越的身体造成的。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言,如果你想要知道灵魂的形象,打量一下人的身体就了然于心。现在来看,这既让我们欣悦,又成为我们的灾难。这种语言的、文化造就的生物在各个方面都胜过了其动物伙伴。事实上,一旦想到我们可以做而它们不能做,是很难压抑住人本主义的神经质蔑视的。例如,我们可以贮备核武器、折磨穆斯林、将小孩子的脑袋炸飞,这些没有一个是鼹鼠或袋狸所能做到的(除非他们极其隐蔽、让人难以察觉地从事这一勾当)。语言或观念思想使我们可以忽视自己的身体,也忽视他人的身体,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与束缚性的感官反应分离开来。徒手勒死一个人是很困难的,因为不能杀死同类成员的禁忌将会使我们感觉不安或生病。尽管将某人从头上扔过去也不是一件愉悦舒服的事情,但它比把这个人勒死来说,要舒服惬意得多。然而,我们可以无视这些感官禁忌,在漫长岁月中互相杀戮,这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策略,黄鼠和蚯蚓根本不能比得上(为什么?因为一个非语言存在不会发明一支步枪)。语言和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化世界或观念世界,是我们在动物伙伴身上取得的灾难性胜利。如果这种充满危险的双刃剑允许我们去虐待折磨,它同样允许我们施行重要的手术,而不是只把病人的身体扔出去完事大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有助于把世界变成客体,使我们与其面对面,这也是异化与成就业绩的源泉。不像土豚和鳄鱼一样,我们可以冷嘲热讽,也可以演奏长号,写作《小杜丽》[3],精心照料病人。语言文化也意味着我们可以与其他人建立更加密切的亲情关系,而不是仅仅通过身体互动来相互联系,这也是我们借助精神、灵魂和意识所表达的东西。意识更是我们之间的而不是我们内部的东西,它更像是舞蹈艺术,而不是内心的咕哝。由于这种独特的交流形式,我们可以融化身体之间的隔膜,从而与其他人建立起比触摸要更为密切的关系。例如,性关系更多地与谈话有关(或者我遗漏了一些更为重要的内容),对于我们这种符号动物而言,在与别人建立密切关系方面,身体行为并不比言辞有效。事实上,像拥抱和握手这样的行为只在意义世界中才有意义。共享符号并不是对共享事物的替代,它是一种更为深刻地共享事物的方式。进入语言无疑是一种堕落。但是像一切最有趣的堕落一样,它是一种向上而不是向下的堕落。说它是向上的堕落,是因为它从绝对清白无邪的动物状态堕入负担沉重罪恶的文化与历史的区域。正如神学家所说,它是幸运的罪过,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幸运的堕落。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既是我们的荣耀,又是我们的恐惧。语言或观念系统使我们从生物规则的单调束缚中解脱出来,又进入了那种集体自决的形式,我们知道那就是历史。我不想在这里流露面目可憎的优越感:我相信鼹鼠或袋狸在它们自己的方式中是响当当的小男子汉,毫无疑问,一旦你逐渐认识蛞蝓和绦虫,就会发现,它们都可以达成令人惊异的友好关系。当然,从外部来看,他们的存在的确是令人讨厌的小玩意儿。这是一个明显地正在自我毁灭的物种在谈及自己辉煌生涯时所能说的最后事情。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文化的和历史的,所以我们的存在便立刻变得既引人入胜,又动荡不安,相形之下,其它生物伙伴的生活在绝大部分时段是单调的,但却是安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之所以是不安的,是因为我们在它们的周围。对于我们来说,被老虎吞食一点儿也不单调,但对于老虎来说,只不过是按惯例行事。拥有历史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与自己同一。就像语言本身一样,我们的构成尚未完成--而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知道死亡正在迫近,仍会觉得它的到来专断而无理。正如麦克白夫人认识到而她的丈夫没有认识到的那样,违背我们的天性也属于我们的天性。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也会使我们反思意义的基础和有效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建构理论,这也是我们并非自我同一的另一种方式。在反思我们自身时,我们自己分裂成两部分,我们既是思想的主体,又是思想的对象。命定成为意义生物不得不步入不断历险的征程。例如,它的生存似乎总是没有结实基础,因为总是有更多的意义涌现出来,在任何情况下,意义本质上总是不稳定的。没有可以作为终极解释的这种东西,因为解释并非它本身,它也有待解释。也没有终极单词,因为一个单词只有与其它单词相关时,它才会有意义。我们之所以能够历史地生活,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自我超越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允许我们在一定限制之中决定我们被决定的方式。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决定的,因此我们能够创造性地生活,这也使我们的生活有些不可预测。语言就是这样的一种典范,因为它是一种规则的、极容易预测的惯例系统,但是这个系统一直允许我们生产一些令人惊异的原创性的尚未有人听过的言语行为。诗就是这种言说的最好例子。语言使我们能够表述不在场的事物。它在直陈语气中撕开一条裂缝,引进虚拟空间,即想象性和可能性的空间。有了语言,未来和虚无也随之而来。一只狗可能会朦朦胧胧地期盼它的主人归来,但是它不可能期盼他刚好在下礼拜二的下午3:57归来。至于虚无,那只是有了语言,我们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现实中没有虚无。言语将虚无引入世界。对在场的不断否定和超越(这也是我们借助历史所表达的)的问题在于,语言生物可能发展得过于迅猛。相形之下,进化非常缓慢和极度无聊,但却是安全的。语言生物不断地面临超出他们自身能力所及以至于将自己带入一无所有的危险。这种慢性疾病在古希腊人那里被称为导致自己毁灭的狂妄野心,而在现代性中被称为浮士德神话。我们总是可能毁灭于自己的欲望。事实上,总能见到与欲望有关的执迷不悟的自我行为:自我陶醉、自我放纵、恶魔似的放荡不羁,弗洛伊德将其称之为死亡冲动。当它为了填充欲望的深渊而开始在别人的毁灭中得到丧失理性的快乐和淫秽的愉悦时,传统上把这种放荡行为称之为邪恶。那么,这一切与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有何相干呢?让我通过《李尔王》把话题从文化引向政治吧。莎士比亚在《李尔王》和其它地方,把文化视为一种剩余或过剩产物,也就是说,它是最必要东西之外的非必需品或奢侈品。过剩属于我们的天性。文化是附加品,但是它已经融入我们的存在。莎士比亚也看到,所溢出的已经成为标准,正如他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所写的,溢出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标准的组成部分,打破规范是我们的天性。这也是为什么李尔王咆哮道"需要没有理由"的原因,那时,他的冷酷功利的女儿在问他为什么还需要一位骑士作为侍从。[4]莎士比亚在剧中的某一处似乎指出了从剩余观念和良知发展到社会主义理念的路径。当李尔目睹到衣不蔽体、孤弱无助的穷人时,他被这种非常陌生的景观所震撼,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安享荣华富贵的人们啊,袒露着身体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痛苦吧,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李尔要表达的是,权力没有身体,也没有血肉。如果权力有了身体,有了感觉,它就会体会到身体所承受的痛苦,因而有可能停止这些行径。使权力的感觉钝化的是物质财富的剩余物,这些东西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身体,就像长布条包裹的用材料填塞起来的鼓囊囊的东西。这隔绝了人的恻隐之心。因此对于权力而言,关键是摆脱多余的脂肪,并将其给予穷人("分一些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那么这种做法一定会既改善穷人衣不蔽体的悲惨状态,又会使权力自身(李尔自己)去重新感觉,重新调整他的身体,使其恢复人性(顺便说一句,在这点上,与这部戏剧最相似的文本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也以类似方式寻求指出从物质身体到共产主义,从肉体到社会主义的路径。马克思也认为,如果我们要重新感知我们的身体,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必要的)。如李尔王继续咆哮的:"上帝啊,让那些穷奢极欲之徒赶快感受到您的威力吧,他们役使您的法则,他们不能看到什么,因为他们不会感觉了,因此分配不应该过量,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吧。"[5]如果富人和权贵的意识没有被这样地阻隔和纵容,那么富人就可能被穷人的匮乏所触动,从而会与他们分享物品,而这些物品正是目前妨碍他们体会到穷人的苦难的东西。富人由于财富过剩而丧失了恻隐之心,而与之相反,穷人根本没得到什么东西,完全处于赤贫状态。身体的更新与财富的彻底分配密切相关。共产主义和身体在此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其它地方一样,是密切相关的理念。"噢,需要没有理由!"礼品、礼物、奢侈品、非必需品、多余之物: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在政治转型条件下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样的有机组成部分。确信无疑,这是为什么从浪漫主义到奥斯卡·王尔德时期,艺术文化一直是如此至关重要的一种原因。它代表一种完全为了自己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从事艺术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它本身通过其存在的神秘美丽而含蓄地批判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是对边沁主义者和交换价值的化身的有力谴责。艺术逐渐变得神秘莫测,就像它极力取代的上帝一样,以自己为基础,源于自身,也终于自身;为了自己的神秘异常的欣悦快乐,它能不断从自己的深奥莫测的深渊中魔幻式地自发地涌现出来;它不再屈从于任何外部法则,拒绝任何历史、精神、生产、仁慈或功利的生硬严肃的法庭的审判;但是,艺术的运转靠的是它本身的自主存在法则,而且在自主化时,它没有仿照任何东西,甚至没有考虑我们这些男男女女,或很少考虑男男女女在某个社会中会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总会被看成以我们自己为目的,人类存在不可能向冷冰冰的工具理性规则弯腰屈膝,而是逐渐成为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所有的劳作都出于创造性的潜能......发展了所有的人类的力量,劳动就是自身的目的",也就是说,用他的富有特色的术语来说,是自由王国,而不是必然王国。令人吃惊的是,从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到现代主义,尽管艺术已经没有什么功能,但它依旧是最具政治性的。它所从事的是最彻底的政治性工作,富有启发性,因为它在一种文明之中冥想出一个神奇美丽的空间,尽管严格地说,它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象。我们的文化现在成为这样一种文化,对于存在来说,商品理性完全与其感性存在对立,但是商品却成为界定其他事物的标准,而艺术品因此成为商品的对立面,即使现在事实上艺术也在第一时间成为一般商品生产的组成部分。在自然与文化的斗争中,自然总是最后占了上风,那就是死亡。但是,在更短时期内,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在劳动和必然性曾经存在的地方创造文化和自我欣悦。在社会主义传统之中存在着一种重要冲突,即如何最大程度地创造文化和自我欣悦:你是以威廉姆·莫里斯的方式创造性工作,使艺术文化成为非异化劳动的典范,还是以马克思和王尔德的风格,团结起来想法设法废弃工作?反对工作的事实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最好理由吗?对王尔德来说,显然如此。在他看来,一旦必然王国运转起来,我们就只需整天躺在宫殿里,身着舒服宽松的绯红色的家居服,摆出各种各样富有意义的狂喜姿态,背诵荷马,品尝苦艾酒,进入我们的共产主义社会。懒惰是将来的社会主义王国的一种符号。它根本不会感到所谓的罪恶。贵族是共产主义者的先行者,就像地主对非法入侵者私下怀有的感情似的,贵族也反对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看守人。现在还保留了少数特权的文化,同样也是一种超越商品的未来乌托邦的景观,而在其对立面,则是生铁似的必然性。然而,这涉及了文化的真正意义的重大转变,从狭义的定义即艺术转变成广义的定义即生活方式。艺术界定了生活的特定品质,而激进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中把这种特殊品质普遍化:我要说明,这是已经去世21年的雷蒙·威廉斯的重要洞察。让我将这些要点以更直接的形式说出来:(1)可以将广义的文化--文化作为语言、符号、亲缘关系、共同体、根源、身份等等--简要的界定为男男女女准备为什么而杀戮、为什么而死。然而,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这并不是司汤达和肖斯塔科维奇意义上的文化,除了可能还有一些严谨的怪诞不经的躲藏在某个洞穴之中的文化,但是它太胆怯了还不敢出来面对我们这些人。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这种文化共同观念越来越强大,而不是越来越没有力量,正如抽象的全球主义繁衍了目光短浅的排他主义一样。(2)这意味着,在整体上来看,文化不再是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它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所发挥的作用那样,而是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在高尚的、善意的、绝望的唯心主义者看来,文化本来可以提供普遍的基础,使我们能最终相聚,无关乎我们的社会、性别、种族和其它差异,能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中提供非常必要的精神凝聚力的形式,但是它现在已经不再可能,甚至对于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批评家来说也是如此。然而在同时,文化作为那种我已经讨论过的激进的乌托邦景观现在同样不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现在谈论的更多的是冲突和对抗的语言,而不是共识和普遍性。20世纪中期以来支配着政治事务的三大运动:革命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种族斗争,都把文化看作一种实实在在的语言,用它来表达他们的需求,这种方式显然不是传统的工业斗争。(3)最后,我们正在经历一种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立到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对立的转化。政治左派总是坚持认为文明与野蛮是同步的,而不是递进的,即文明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从野蛮中辛勤挖掘积累而成的,而是说,它们两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一座教堂都不可能不掩盖着一些鲜血和骸骨,任何一种高级文化都不可能没有痛苦和剥削。但是,现在,文明意味着个体性、普遍性、自主性、反讽、反思、现代性和富裕,而与之相对,文化则意味着集体性、特殊性、自发性、信念、传统和(简单地说)贫困。很难从地理轴上来勾画这种对立。过去习惯于认为地球的部分是文明的,而其他的则是野蛮的,与之相对,现在是一些部分拥有文明,而其他部分拥有文化。谁说我们的思想没有进步?留给左派的唯一问题是,在他们猛烈地瓦解这种臭名昭著的意识形态的对比之前,所谓的文明的一些方面确实是弥足珍贵的和进步的,而所谓的文化的一些方面是确实是偏执狭窄和愚昧无知的。[6]我不遗余力地想强调这一点,我也希望各位来思考它。本文原载于《国际社会主义》第122期,2009年3月[1] 本文原载于《国际社会主义》第122期(2009年3月),译文参考了陈华锋先生的节译(《文化与社会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特此说明并致谢。另外,本文的所有注释皆为译者所加,不再一一说明。[2] 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1937年生,英国剧作家。他出生于伦敦工人家庭,15岁辍学做工,22岁开始写戏。他强烈关注现代生活中的暴力问题,主张改变产生暴力的社会条件。[3]《小杜丽》(Little Dorrit)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4] 李尔王的原话:啊!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最卑贱的乞丐,也有他的不值钱的身外之物;人生除了天然的需要以外,要是没有其它的享受,那和畜类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呢?[5] 伊格尔顿在这里有误,这句话是两只眼珠都被挖去的葛罗斯特所说的。 Culture and socialism Issue: 122Posted: 31 March 09Terry EagletonAll human beings are prematurely born, helpless and dependent, unable to look after themselves. This applies not just to Oxbridge dons but to the whole of the human species. Later on, if all goes well, we will achieve a degree of autonomy—but only on the basis of a continuing dependency, this time on culture rather than nature. Only through the form of dependence on others we call culture can we come to be self-sufficient, which is no doubt one reason why the word “monster” in classical antiquity meant among other things one who sees himself as self-dependent and to that extent is in conflict with his or her creaturely nature. Sophocles’s Oedipus is a case in point—that canny entrepreneur of himself whose suppressed parentage will return to destroy him. We all like to fantasise that we have a posher pedigree than we actually do or (even more deludedly) that we have no pedigree at all—that we sprang from our own heads or loins. Since that which was never born can never die, this yields us the comforting illusion of immortality.This is certainly the case with what we might call bourgeois man, or Faustian Man, whose desire is infinite and whose will is unconfined. He must therefore secretly regard himself as wholly immaterial, since materiality is a constraint. This is a creature who recognises no end, origin, ground or goal but himself. When his phallic tower is demolished by terrorist aircraft he instantly resolves to build an even bigger one in its place. A case of slow learning if ever there was one…Since we are all born prematurely, with a donnish inability to cope, we will all die very quickly unless culture moves in on us right away. I don’t mean by this that Stendhal or Shostakovich are essential for our survival. I mean culture in the sense of a system of nurture, “nurture” being a word which for Shakespeare mediates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The playwright Edward Bond speaks of the so-called “biological expectations” with which we are born—the expectation, he writes, that “the baby’s unpreparedness will be cared for, that it will be given not only food but emotional reassurance, that its vulnerability will be shielded, that it will be born into a world wanting to receive it, and that knows how to receive it”. Unless one of those faces around the cradle actually speaks to the infant it will never become a person at all. It will be human, of course, since this is a matter of the sort of body it has, but becoming a person is a project, not a given. Measuring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by this single criterion, Bond refuses to grace it with the title of a culture.Culture, one might note, is here a descriptive and a normative term at the same time. It describes in a neutral way what must actually happen for us to survive, but it also refers to a kind of loving and is thus a value term as well. Without some culture of caring geared up to greet us we simply won’t flourish. In this sense, the word “culture” leaps the gap between fact and value—between what is the case and what is desirably the case. Far from just rising shakily on our paws and licking ourselves down, we are born with an enormous hole in our natures, which culture must instantly plug if we are not to die. It is natural to us to be lacking. And since our premature birth results in an unusually long period of dependency on those human beings immediately to hand it gives rise to an unusually intense intimacy with them. This in turn results in a particularly traumatic severance from them at a later point, which is what gives rise to that curious human invention known as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sis is a science concerned among other things with how the fact of our interaction with other bodies breeds certain conditions relevant to value: fantasy, neurosis, psychosis, denying that the grey-haired old codger who arrives at the school gates is your father rather than grandfather, pretending he’s just a wrinkled old family retainer and so on.All of which is to say that culture is of our nature. A very different proposition, note, from the postmodern claim that culture is our nature. For the postmodern ideology we might dub culturalism, culture goes all the way down. It is, so to speak, wall to wall. You can’t ask what is being culturally constructed, since the answer to that must also be a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is fashionable brand of culturalism, one which is rife all the way from Al Qaida to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is among other things a disavowal of our fragility and mortality. Al Qaida is culturalist because it believes that values, religious ones in particular, are what matters, more so than material matters. For both Al Qaid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materiality is constraining rather than enabling, which is no doubt one reason why both parties have a somewhat casual way with human flesh and blood. Neither the ICA nor the American Dream (I haven’t consulted Al Qaida on this point) would agree that, whatever else we may be, we are in the first place natural material objects. Anything more glamorous, sexy and fascinating we can get up to has to be got up to on this basis. For the anti-culturalist view I’m proposing here culture is required by our peculiar kind of creatureliness, by the sort of species-being we share, by the kind of material bodies we have.Only a linguistic animal—that is to say, one which moves within a world of meaning—can be said to have a culture. To live in a world of meaning is to share a sensory world with others of one’s kind in a way that transcends mere bodily contact. It isn’t just to add something extra to a sensory world but to transform it at a stroke. It is to extend the body outwards into a complex set of network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is in turn extends the body inwards, lending it its spiritual depth and interiority. The whole of civilisation is an extension of our bodies. Technology is a kind of prosthesis. And this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kind of labouring, linguistic, conceptual, self-transformative, self-transcending bodies we have (or are). (Whether we “have” bodies or “are” bodies is a fascinating issue we must leave aside here.) As Ludwig Wittgenstein remarks, if you want an image of the soul, look at the human body.Now this is both our delight and our disaster. The linguistic, culture building creature has the edge over its fellow animals in all sorts of ways. Indeed, it is hard to suppress a shudder of humanistic contempt when one thinks about all that we can do and they can’t. We can stockpile nuclear weapons, torture Muslims and blow the heads off small children, for example, none of which are within the capacity of moles or badgers (unless they’re being remarkably furtive about it). Language or conceptual thought allows us to sit loose to our own bodies, as well as to the bodies of others, unhinging us to some extent from our constraining sensuous responses. It is hard to strangle someone with your bare hands since the intra-specific inhibitions on killing a member of one’s own species would kick in and succeed in making us sick. And though it is unpleasant to have someone throw up over you, it is a great deal more agreeable than being strangled.We can, however, override these sensuous inhibitions by killing each other at long range, an ingenious strategy which squirrels and earthworms have so far disastrously failed to come up with. (Why? Because a non-linguistic being can’t invent a rifle.) Language, and the cultural or conceptual world of which it is the medium, is the catastrophic triumph we have over our fellow animals. If this dangerously two-edged sword permits us to torture, it also allows us to perform major surgery without just throwing up over the patient’s body all the time. It does this because it helps to objectify the world, set it over against us, which is a source of alienation and achievement. Unlike aardvarks and alligators, we can be ironic and play the trombone, write Little Dorrit and care for the sick. Linguistic culture also means that we can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s more intimate and intense than just bodily interaction, which is what we mean by spirit, soul or consciousness.Consciousness is more something between us than within us, more like dancing than a rumble of the gut. Because of this unique form of communication, we can dissolve the walls of our bodie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than touching. Sexual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are mostly a matter of talking (or am I missing out on something?). For sign-making animals like ourselves, physical action isn’t a way of getting closer to each other than words. In fact, actions like hugs or handshakes only make sense within a world of meaning. Sharing signs isn’t a substitute for sharing things; it is a way of sharing them more deeply.Entering into language was certainly a fall. But like all the best falls it was one up and not down. It was a fall up from sheer innocent animality into the guilt laden domain of culture and history. It was, as the theologians say, felix culpa—a fortunate fall. To live in a world of meaning is both our glory and our terror. Language, or conceptuality, sets us free from the dull constraints of a biological routine into that form of collective self-determination we known as history. I don’t want to be odiously patronising here: I’m sure moles and badgers are splendid little chaps in their own way, and no doubt slugs and tapeworms make marvellous companions once you get to know them. It is just that their existence looks from the outside just a trifle boring, which is the last thing one can say of the flamboyant career of a species apparently set on destroying itself.Because we live culturally and historically, our existence is at once enthralling and spectacularly precarious, whereas the lives of our fellow creatur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tedious but secure. Or rather they are insecure only because we are around. Being eaten by a tiger is not in the least tedious for us, but it is routine for the tiger. Having history means that we are never able to be fully identical with ourselves. Like language itself we are constitutively unfinished—and this means that death is always arbitrary and gratuitous even when we see it coming. As Lady Macbeth recognises but her husband does not, it belongs to our natures to transgress our natures. Living in a world of meaning also allows us to reflect on the grounds and validity of our meanings—in other words to do theory—which is another way in which we are not self-identical. In reflecting on ourselves, we divide ourselves into two, becoming both subject and object of our thought.A creature doomed to meaning is one constantly at risk. It would seem, for example, to have no solid ground to its existence, since there is always more meaning where that came from, and meaning is in any case inherently unstable. There can be no such thing as a fin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sense of an interpretation which does not itself need to be interpreted. There could be no final word because a word only has meaning in terms of other words. We are able to live historically because the kind of bodies we have are self-transcending, which is to say that they allow us within certain limits to determine the way in which we are determined. We are determined in such a way as to be able to make something creative and unpredictable of what makes us. Language offers a model of this, because it is a regular, fairly predictable system of conventions but one which all the time allows us to generate strikingly original speech acts which no one has ever heard before. A poem is the best example of such utterances.Language allows us to make present what is absent. It punches a hole in the indicative mood and ushers in the subjunctive—the sphere of imagination and possibility. With language both futurity and negation are born. A dog may be vaguely expecting its master to return, but it can’t be expecting him to return at precisely 3.57pm next Tuesday. As for negation, it is language which allows us to do this as there is no negativity in reality. Speech introduces nothingness into the world.The problem with this constant negating and transcending of the present (which is what we mean by history) is that linguistic creatures can develop too fast. Evolution, by contrast, is mind-blowingly slow and boring but safe.Linguistic animals are perpetually in danger of overreaching themselves and bringing themselves to nothing. Their chronic condition is what the ancient Greeks knew as hubris or which modernity knows as the myth of Faust. We are always likely to be undone by our desire. In fact there is something perversely self-doing about it: a self-delighting, self-squandering, demonic recklessness which Freud called the death drive. When it comes to taking a gratuitous delight or obscene pleasure in the destruction of others simply for the hell of it, this recklessness is traditionally known as evil.So what has all this got to do with Gordon Brown? Let me try to sidle my way from culture to politics by way of King Lear. Shakespeare, in Lear but also elsewhere, sees culture as a kind of surplus or excess, a superfluity over and above strict necessity. But he also sees that this superfluity is necessary to us as well. Superfluity belongs to our natures. Culture is a supplement—but it is one which is built into our being. Shakespeare sees that to overflow the measure, as he writes in Antony and Cleopatra, is somehow part of our measure, that transgressing the norm belongs to what we are. This is why Lear cries, “O reason not the need!” when he is asked by his brutally utilitarian daughters why he needs even one knight in his retinue.At one point in the play Shakespeare seems to be arguing his way from the idea of surplus and the senses to the idea of socialism. Struck by the unfamiliar sight of the naked, defenceless poor, Lear exclaims, “O, I have ta’en Too little care of this! Take physic, pomp; Expose thyself to feel what wretches feel, That thou mayst shake the superflux to them, And show the heavens more just.” What Lear means is that power is without a body. Power is fleshless. If only it had a body, if it had senses, it would feel the misery it inflicts, and thus might stop doing so. What blunts the senses of power is a surplus of material property, which provides it with a kind of surrogate body, a fat-like swaddling of 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this is what insulates it against compassion. So the point is for power to shuck off its surplus fat to the poor (“shake the superflux to them”), which will then both improve the conditions of naked wretches and allow power itself (Lear himself) to feel, to re-appropriate its body, to be rehumanised. (The nearest thing to the play on this score, incidentally, is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a document which similarly seeks to argue its way up from the material body to communism, from the somatic to the socialistic. Marx, too, sees that socialism is essential if we are going to start feeling our bodies again.)As Lear goes on: “Let the superfluous and lust-dieted man That slaves your ordinance, that does not see Because he does not feel, feel your power quickly, So distribution should undo excess, And each man have enough.” If the senses of the rich and powerful weren’t so swaddled and pampered, the rich might be moved by the deprivations of the poor to share with them the very goods which currently prevent them from feeling their misery. The rich are quarantined from compassion by an excess of property, whereas the poor are impoverished by too little of it. The renewal of the body and a radical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are closely allied. Communism and corporeality, here as elsewhere in Shakespeare, are closely related ideas.“O reason not the need!” Gift, gratuity, lavishness, non-necessity, superabundance: these things are constitutive of what we are, or rather, of what we could become in politically transformed conditions. This, surely, is one reason why artistic culture is so vital all the way from the romantics to Oscar Wilde. It represents a form of production which is radically for its own sake, done just for the hell of it. As such, it is an implicit critique of utility simply by the miracles of its existence, a living rebuke to the Benthamites and avatars of exchange-value.Art becomes that mysterious thing which, like the God from which it tries to take over, is its own ground, end and origin, which keeps conjuring itself spontaneously up from its own unfathomable depths for the sheer delight of it, which stoops to no external law and refuses to be judged by any grim faced tribunal of history, Geist, production, benevolence or utility, but which lives only by the law of its own autonomous being (auto-nomus)—and which in doing so resembles nothing quite so much as us, as men and women, or at least what men and women might be in a society in which we, too, would be treated as ends in ourselves, in which human existence might no longer be bent to the imperatives of a bloodlessly instrumental reason but could become, as Marx puts it in the Grundrisse, a matter of “the absolute working out of creative potentialitie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ll human powers as such as an end in itself”, which is to say, in his idiom, the realm of freedom rather than the domain of necessity.Astonishingly, then, from romanticism and aestheticism to modernism, art is most profoundly political when it’s leastfunctional. It is most politically engaged and instructive when it broods over the miracle of its own being in a civilisation where, strictly speaking, it ought to be well-nigh impossible. Ours is a culture where the commodity, whose reason for being lies entirely outside its sensuous being, is the norm for what defines an object and where the work of art thereby becomes the very opposite of the commodity, even if it is now in fact for the first time part of general commodity production.In the battle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nature always finally has the upper hand. It’s known as death. In the shorter term, however, the aim of socialism is for culture and self-delight to be where labour and necessity once were. There’s an important conflict within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over how this is to be best accomplished: do you try to make work creative in the manner of a William Morris, so that artistic culture becomes a paradigm of non-alienated labour, or do you try to abolish work altogether, in the style of Marx and Wilde? Is the best possible reason for being a socialist the fact that you object to having to work? For Wilde this is certainly the case. In his view, once the realm of necessity has been automated, we will simply lie around the place all day in loose crimson garments in various interesting postures of jouissance, reciting Homer, sipping absinthe and being our own communist society. Indolence is a sign of the coming socialist kingdom. It’s absolutely nothing to feel guilty about. The aristocrat is the forerunner of the communist, rather as the landowner has a sneaking affection for the poacher as opposed to the petty bourgeois gamekeeper. The culture which is at present the preserve of the privileged few is also a utopian image of a future beyond the commodity, on the other side of iron necessity.This, however, involves a shift in the very meaning of culture, from the more restricted sense of the term, roughly, art, to the broader sense of a whole way of life. Art defines certain qualities of living which it’s the task of a radical politics to generalise to social existence as a whole: this, I take it, is a key insight of Raymond Williams, who died twenty years ago last year. Let me put these points in rather baldly propositional form:(1) Culture in the broad sense—culture as language, symbol, kinship, community, tradition, roots, identity and so on—can be summarily defined as that which men and women are prepared to kill for, or die for. This isn’t true, as you may have noticed, of culture in the sense of Stendhal and Shostakovich, except perhaps for a few seriously weird types hiding out in caves somewhere too shamefaced to come out and confront the rest of us. As capitalist civilisation develops, this gemeinschaftlich idea of culture grows more and not less powerful, as an abstract globalism breeds a myopic particularism.(2) This means that culture has on the whole ceased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as it was in the heyday of liberal capitalism, and has instead in advanced capitalism become part of the problem. The generous, utterly well-meaning, hopelessly idealist view that culture could provide the common or universal ground on which we could all ultimately meet, regardless of our social, sexual, ethnic and other differences, and could thus offer a much needed form of spiritual cohesion in a fragmentary society, has ceased to be viable even for most liberal bourgeois critics.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culture as a radical utopian image of the kind I’ve discussed has ceased to be current too. Instead culture speaks the language of conflict and antagonism rather than consensus and universality. The three movements which have dominated the political agenda from the mid-20th century onwards—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feminism and ethnic struggles—all see culture as the very idiom in which their demands are articulated, in a way that was not so true of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struggle.(3) Finally, we are shifting from an opposition between civilisation and barbarism to one between civilisation and culture. The political left has always insisted that civilisation and barbarism are synchronous, not sequential—not just that civilisation was dredged laboriously from barbarism but that the two are secretly sides of the same coin. No cathedral without a pit of bones; no high culture without wretchedness and exploitation. Nowadays, however, civilisation means individuality, universality, autonomy, irony, reflection, modernity and prosperity, whereas culture signifies spontaneity, conviction, collectivity, specificity, tradition and (generally speaking) impoverishment.It isn’t hard to map this opposition on a geographical axis. Whereas there used to be parts of the globe which were civilised and others which were barbaric, there are now bits which have civilisation and other bits which have culture. Who said there was no progress in our thinking? The only problem for the left, before it rushes to dismantle this flagrantly ideological contrast, is that there are, of course, aspects of so-called civilisation which are precious and progressive, and aspects of so-called culture which are bigoted and benighted. And on that I impeccably even-handed note, I leave the question as one for you to po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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