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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脏的故事,可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 ──《沉香屑──第二炉香》一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句貌似天真又不无炫耀的名言,激励了后来无数少男少女急匆匆出书扬名,其实一早泄露了张爱玲的写作与"时"之间的核心秘密。决非抽象的"时不我待"或"一寸光阴一寸金",或"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励志,而是切切实实的,"过了这村,没有那店"的焦虑:过了处女作发表时的兴奋期,"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卒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不光是"时",而且是"势"。尽管用的是"时代"、"文明"等大字眼,这"时势",却应该历史而具体地理解为张爱玲所处的上海战时写作环境。而这环境,是因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那次战争而构成的。其实当时以及后世的论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反复提到了这一点。 迅雨(傅雷)开宗明义,劈头就说:"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他指责一般读者只会说说"突兀"呀"奇迹"呀,"也许真是感到过于意外而怔住了"。"有分析头脑"的批评家却有责任说明"奇迹"的来龙去脉。据说傅雷读了《金锁记》之后,是在朋友们之间兴奋地奔走相告的。究其实,迅雨的长文正是如此挺身而出,从技巧、心理、思想诸方面仔细解说了这"奇迹",并且在结尾时表达了对"奇迹"有"好收场"的期盼。 对如日中天的新秀作家谈论"收场"的好坏,显非吉兆。莫非傅雷从左翼,也敏感到了那时代崩坏的不祥的惘惘威胁?当时另一位批评家顾乐水(章品镇)称赞迅雨的文章以"安稳的论据和适度的推誉",说明了张爱玲的出现"是新文学运动发轫以来各种养料的酝酿的一种结果"。也许是受了傅雷的感染,结尾的时候,文章用的是同样不祥的比喻: 让我再重复一遍个人的期望吧:是这样连绵雨的日子,是这样丑陋的枝干上的花朵,如要求她健康地成长,那么就应当剪撷了蔓生的装饰音,废弃黄金律的构图法,步入一个博大深湛的天地。 然而这"博大深湛的天地",有点像鲁迅笔下的"影"所不愿去的"黄金世界",在张爱玲看来,也是凶多吉少。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提示过,前引《传奇?再版的话》里的那几句,其实曾出现于散文集《流言》附刊的相片题词,紧接着"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是这句"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在别人看来是"低气压""连绵雨"的日子,张爱玲却感觉到了秋高气爽,但"快乐"而"应当",岂不正透露出无可奈何中的强打精神? 同时代人的预感被无情地证实了。张爱玲去世之后,与傅雷一先一后最早"慧眼识张"(从右翼)的夏志清,总结她的创作生涯,指出"张爱玲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是1943年《沉香屑》发表后的三四年,那时期差不多每篇小说都横溢着她惊人的天才。......她移居美国已十七年了,也仅写了两本:《怨女》是《金锁记》故事的重写,《半生缘》是40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编,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夏志清写下如下这些句子时不能不感觉到一种"绝世凄凉": 连张爱玲不喜欢的早期小说(有些是未完成的,有些是重加改写的),读起来都很有韵味,因为张的作品总是不同凡响的。但即使最精彩的那篇小说《色,戒》原也是"1950年间写的",虽然初稿从未发表过。"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 作品,写作,以及由此带来作家的文学名声,都与其身处的"时"与"势"密切相关。张爱玲晚年经由对《红楼梦》的"详"和《海上花》的"译",多处发出如此感同身受的慨叹,说曹雪芹的写作是北方话所说的"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又说《海上花》的结构已经有"闪回",有"穿插",非常新颖,却生不逢时,一再被中国读者所"摒弃"。 一如《封锁》里封锁的摇铃声"切断了时间与空间","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又如《倾城之恋》里为了成全"两个自私的男女"的婚姻,"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战争切出了一个时空的"黑洞",张爱玲的写作是围绕着这个"黑洞"而组织起来的。为要方便探讨这一写作的"美学─诗学"维度,我们不妨跟随王德威,将这个"黑洞"命名为"世纪末"。王德威认为,早在1940年代,张爱玲对"世纪末视景"的洞悉是"她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 当然,这一论断是经由对"张派传人"朱天文的小说《世纪末的华丽》的评论而回溯性地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世纪末'颓废绝望的情调来自于一种盛年不再、事事将休的末世观点",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对时间的解释。 其实,张爱玲早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中就断定中国人的时间观是与之截然两样的: 对于生命的起源既不感兴趣,而世界末日又是不能想象的。欧洲黑暗时代,末日审判的画面在大众的幻想中是鲜明亲切的,也许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神经上受到打击,都以为世界末日将在纪元一○○○年来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经过这样断然的摧折,因此中国人觉得历史走的是竹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 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张爱玲也提到从电影、流行杂志小说、戏剧、时装以及教会学校诸方面见出"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 留学欧洲的母亲和姑姑带给张爱玲的熏陶无须多说,她的历史观、时间观已经不可能与她所说的仍然相信"治乱相间"的"中国人"一致。不过直接感染了张爱玲的"世纪末情怀"的,应该是阅读了威尔斯作于1918年(一次大战末),刚刚在1939年(二次大战初)修订出版的《世界史纲》 :"所以我觉得非常伤心了。常常想到这些,也许是因为威尔斯的许多预言。从前以为都还远着呢,现在似乎并不很远了。"《再版的话》的主要篇幅乍看有点奇怪,讲完"来不及了"就岔开去大写特写"蹦蹦戏"观感,终于绕回来讲"时代的崩坏":落实到"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原来是为了对照自己小说中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否继续"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地活着,真是前途未卜了。 这就直接联系到了张爱玲写作的"美学"方面:华丽、苍凉、参差、对照,等等。二许子东曾以"物化苍凉"四字,精辟概括张爱玲的意象技巧。 首先,张爱玲对室内物品,尤其是对服饰有持久的特别兴趣。满清贵族的家庭背景使她有可能触摸诸如衣柜、镜台、对联字画、珠宝首饰之类的室内"小物件"。她笔下人物的性情命运随时被隐喻为这些华丽而陈旧的物品,如脍炙人口的"朵云轩笺纸上的泪珠"、"绣在屏风上的鸟"等等。 其次,在作品的关键时刻,人物情绪高潮的当紧关头,张爱玲每每将这时的风景描写(太阳、月亮、晴天的风、黄昏世界等),转喻为衣饰、茶具、烟盒等具象,从而将苍凉拼接到华丽,营造了内外晕眩的双重不真实的幻境。如《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在决心嫁给乔琪乔的那一瞬间:"天完全黑了,整个世界像一张灰色的圣诞卡,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正存在的只是一朵顶大的象牙红,原始、简单、碗口大、桶口大。" 再次,这种逆向的文字技巧体现了张爱玲的人生哲学与小说诗学,即在华丽琐细中领悟到虚无荒凉之后,反过来更有力地抓住眼前的华丽琐细。还是《第一炉香》,末段写香港湾仔市场,层层叠叠耀眼的商品之外连接着凄清的天与海,薇龙的未来"不能想,想起来只是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 另一个例子带进了战争的背景,那就是散文《谈音乐》的结尾,深夜,在日本警车呼啸而过的同时,远处飘来音乐厅的歌声,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在这样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将华丽与苍凉如此隐喻化地拼接起来,按照王安忆敏锐的观察,这是把庸俗的生活"艺术化"了。张爱玲是世俗的,坦然自认为"小市民"的代表,细细地叙写她所熟稔的可触可摸的日常生活。但她又不同于宁波人苏青,过日子兴兴头头,而缺少回味。关键在于她是体会到了这个世界的虚无。本来她小说里的人和事,大都无聊俗气。"《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是尽是无聊的。"那么,关键在于,"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在张爱玲最好的小说如《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中,她的世俗与苍茫,务实与虚无,互为观照、互相契合,使她的人生哀叹在叙事艺术中成形,呈现。倘若没有这"虚无"带来的升华,她的世俗无聊就与宁波人苏青没什么区别了。 王安忆的不满在于,这种由华丽向苍凉的滑动,过于平顺轻省了,有点像《更衣记》的结尾,写"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剎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张爱玲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缩回到俗世的安稳,放过了人生的宽阔与深厚。如此轻倩地掠过,"从世俗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因而不如鲁迅的直探虚无的深渊,真正"清贞决绝"地反抗绝望,令人神往。 有关张爱玲华丽苍凉的参差美学,人们的讨论已经相当充分了。 然而有一种"物",既不能被繁华浮华所装饰所遮掩,又顽强拒绝升华为苍凉。它就紧挨着浮华,或者说被驱斥于浮华的边缘而并不消失,但又不能以"地老天荒"之类的寥廓空间使之蒸发。它是污秽,它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不堪"或"卑贱物"(ab-ject)。 正是它的存在使我们感觉到"日常的一切都有点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它是每一天都需要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分析这种无法升华的污秽,当能更准确地把握张爱玲的"世纪末视景"。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表面看来是叙述者的套话,向读者交代故事的时间长度,其实这焚香辟秽的仪式,正正暗示了故事本身的某种不洁净。《沉香屑──第二炉香》初时欲说还休,说"那一定不是秽亵的,而是一个悲哀的故事",但紧接着就大而化之地摊牌:"一个脏的故事,可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为了洗刷这脏,罗杰教授自杀时煤气炉的火苗与听故事者的沉香屑一齐熄灭了。这篇小说凸显中西性教育的异同,以中国女读者的身份坦承"多数的中国女孩子们很早就晓得了,也就无所谓神秘。我们的小说书比你们的直爽,我们看到这一类书的机会也比你们多些"。简言之,中国人惯于见脏不脏,所谓"污秽"乃是欧西的社会卫生学东传之后的产物。直爽,或爽直,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提到一出《乌盆记》: 《乌盆记》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份掺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憎嫌与嘲讪。 像母亲和姑姑这种留学欧西的人,似乎已经丧失了中国人的"爽直态度",对"污秽"的禁忌非常之多,主要延伸到了语言层面。不能说"碰",只能说"遇见"某某人。"快活"不能说,要说"快乐",但又嫌"快乐"不自然,只好永远说"高兴"。后来读《水浒传》"快活林",才知道"快活"是"性"的代名词。"干"字忌,"坏"字有时也忌,不能说"气坏了"、"吓坏了",可能跟闺女"坏了身体"有关。连"高大"也不能说,怕联想到性器的大小,这禁忌就未免有点变态地敏感了。 张爱玲小说中的"秽亵",常常摆在"海归"的留学生(尤其是医学生)眼中。《花雕》中充斥着来自西方医学的比喻。郑先生是个前清遗少,辛亥以后就不长岁数了,"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郑夫人恨他,"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床前放着痰盂而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她自己吐痰也其相不雅,"坐在枕头上吃稀饭,......绷着脸,搭拉着眼皮子,一只手扶着筷子,一只手在枕头边摸着了满垫着草纸的香烟筒,一口气吊上一大串痰来,吐在里面。吐完了,又去吃粥。"连郑家的两三只大黄狗,也"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皮毛脱落",被郑家儿子唤来当作棕毯在狗背上擦鞋泥。但这家真正的卑贱物是姨太太所生的幼子,郑夫人口中的"下流胚子"、"婊子养的":"我的孩子犯了贱,吃了婊子养的吃剩下的东西,叫他们上吐下泻,登时给我死了!"这一切就在维也纳学医归来的章云藩眼前闹哄哄演出,川嫦觉得他居然都"可以容忍","知道了这一点,心里就踏实了"。然而结局是悲剧性的,郑川嫦得了肺痨而不治,章云藩爱上了结实健康的护士余美增。"可是人们的眼睛里没有悲悯"。"川嫦本来觉得自己无足重轻,但是自从生了病,终日郁郁地自思自想,她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尸首,是卑贱的顶峰。它是侵扰生命的死亡。它是一个被拋弃物,但又不能完全摆脱它,即使用虚假而美好的墓志铭也做不到。 便所,浴室,浴缸的一圈垢腻,反复出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之中。《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佟振保到邻居朋友王士洪家浴室趁便洗热水澡,被"满地滚的乱头发"蛊惑得心中烦恼。"振保洗完了澡,蹲下地去,把磁砖上得乱头发一团团拣了起来,集成一嘟噜。烫过的头发,稍子上发黄,相当得硬,像传电的细钢丝。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热燥。" 身体的脱落部分,身体的排泄物、体液、粪便,这些被驱斥于界限之外的东西,本身又试图成为界限,它在界限处自我繁衍,它激起欲望又压制欲望,它把主体引向秩序崩溃之处,意义紊乱之处。佟振保决定划清内与外的界限,王娇蕊偎依着熟睡的咻咻鼻息"忽然之间成为身外物了",她的话使他下泪,"然而眼泪也还是身外物"。他"吞下"超我母亲的指令,娶白玫瑰,"真正的中国女人"孟烟鹂为妻。这次吞咽的后果当然是呕吐。小说两次叙写了便所的场景,一是烟鹂得了便秘症,每天可以在白色的浴室里"名正言顺"地一坐坐上几个钟头。"她低头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时而鼓起来些,时而瘪进去,肚脐的式样也改变,有时候是甜净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有时候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爱,眼角弯弯地,撇出鱼尾纹"。烟鹂是去主体化的没头脑("人笨事皆难"),肚脐眼这卑贱物却主体化了,化作不同文化宗教的"张看"(gaze),在排泄的界限内外徘徊。另一次是振保得知妻子与裁缝之间有了苟且之事("下贱东西,大约她知道自己太不行,必须找个比她更下贱的,来安慰她自己",一眼望见"淡黄白的浴间像个狭长的立轴,灯下的烟鹂也是本色的淡黄白",提着裤子,弯着腰,睡裤臃肿地堆在脚面上。在这中国传统("美人图")的视觉框架中,振保匆匆一瞥,"只觉得在家常中有一种污秽,像下雨天头发窠里的感觉,稀湿的,发出滃郁的人气"。小说的结尾是一次暴力:热水瓶扫落地,台灯扯着电线扔了过去;半夜,从人体脱落的卑贱物,烟鹂的一双绣花鞋,躺在地板中央,"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暴行更卑劣的了。 在两次便所场景之间,穿插了一个"没有谋杀案的谋杀":"像两扇紧闭的白门,两边阴阴点着灯,在旷野的夜晚,拼命的拍门,断定了门背后发生了谋杀案。然而把门打开了走进去,没有谋杀案,连房屋都没有,只看见稀星下的一片荒烟蔓草──那真是可怕的。" 这一段少见讨论"苍凉"的专家们引用,正因为其中梗着可疑的、难以消解的污秽成分。 《小团圆》里的一幕就更为复杂了:"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笔直地欹立在白瓷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画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成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恐怖到极点的一剎那间,她扳动机纽,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 这是双重的卑贱物,既是排泄物,又是尸首。它同时是性、性暴力以及虐杀生命的一般暴力的印证。 而抽水马桶的"波涛汹涌",在现代作品中一向隐喻为通向恐怖的"现实"的管道。回望《第一炉香》里那诡异的比喻,那"真正存在的顶大的象牙红",有"桶口大",岂不正是那陷阱般想要吞没我们的存在的"抽水马桶"? 因此,张爱玲的"世纪末视景"决非《红楼梦》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而是以蔷薇和沉香屑装饰的罪恶索多玛和蛾摩拉,有夜夜笙歌,也有暴力与污秽,一寸一寸迎向一个时间的终点。 三 如前所述,张爱玲的"世纪末视景",是身处20世纪末的我们,回溯性地解读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回溯,同时也把19世纪末(晚清)的历史图像,带进了对张爱玲写作的解读。以张爱玲为中介,一种"从世纪末到世纪末"的文学史叙事于焉成型。 从早年的《我的天才梦》到晚年的《对照记》,一个历史镜头被如是铭刻于心:"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苍凉沉痛的末日深渊(亡国恨)与华丽颓靡的"小物件"(后庭花)之对照拼接,或许正于此时无意识地植入? 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的1942年,与之前的"孤岛时期"(1937-1941)不同,上海已完全沦为日本控制之下的"沦陷区"。这正是遗老遗少们吊诡地浮上历史台面的时期(满洲国的郑孝胥、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只是其中显例)。自美国投入太平洋战事,日本败相渐露。汪政权中高层以实际政治行为向重庆输诚。此时沦陷区销路最广的《古今》杂志,亦成为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为文自剖、表白心迹、感时伤物的园地。《古今》杂志(张爱玲曾在此发表了《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走感伤怀旧的小品文及历史掌故路线,强调生活趣味,刻意淡化政治色彩。张爱玲在回应傅雷时所说的,当时代如影子般沉没,人只能抓住"古老的记忆",作为真实的存在的证明。"怀旧"正是当时沦陷区写作的一般潮流,而那"记忆"之所谓"古老",也不过是并不遥远的"前朝"(19世纪末或稍早)。而张爱玲从她所憎恶的父亲的家,鸦片烟雾中的阅读积累(《歇浦潮》、《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传》、小报、张恨水等),此时切实转化为她的写作资源,去写出《红楼梦》式的、殖民都会"通常的人生的回声"、"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这蝶自是鸳蝴派的蝶。柯灵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为什么说"新文学传统"松动之处,乃是张爱玲崛起之时?鸳蝴派到30年代末,本已衰微,天降才女予周瘦鹃主编之《紫罗兰》,于是乎蝶兮归来。鸳蝴派本是自相矛盾地搅乱新旧文学时代界线的写作。横跨清末民初,鸳蝴派承接晚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之文脉,将先锋意识与庸俗艺术交叠在一起,最初是被视为"一新国民之精神"的反传统之作的。孰料"五四"新文学勃兴,鸳蝴派"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只看见庸俗而遮蔽了先锋,遂被摒弃于文学主流之外(我们甚至可以把鸳蝴派,设想为被中国现代文学所排泄出去的"卑贱物")。这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鸳蝴派才被回溯性地获得"可解读性"。而40年代的张爱玲写作,恰好成为这一解读的中介,乃至有学者认为,应该还她一个"鸳鸯蝴蝶派殿军大师"的地位,方称公允。 从"非现代"的鸳蝴派创化出来的张爱玲写作,其"后现代"特征,一是过度近距离接触的繁密细节;二是其从内容到技巧的蓄意取消"深度",将"现实"浮雕化。 张爱玲的"荒凉感"所传达的,如周蕾所说,正是一个感性、繁琐而冗长的细节世界,一个向来已经从那个假想的"完整体系"中剥离的世界,被放大到足以摧毁那"整体"的程度。 因此,令人惶恐的不是苍凉的背景,而是这些因近距离观察而变形走样的细节。譬如,写一个新娘子的脸,"光整坦荡,像一张新铺好的床;加上了忧愁的重压,就像有人一屁股在床上坐下了。" 又如,形容一个女人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停了多年的玻璃罩子珐蓝自鸣钟,"两旁垂着硃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 这些"无家可归的对象",有如后现代主义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此所谓"与现实的过度接近引起了现实的丧失,离奇的细节反衬全部画面的平静效果并使人感到不安"。 与此相关的另一特征,即暧昧难名的"缺乏深度",蓄意的"平面化"。张爱玲谈到过自己的人物"扁平","扁的小纸人,放在书里比较便利"。 亦谈到她对中国通俗小说的"难言的爱好",那里面的角色是"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 现实(深渊)的"深度"只能是"前语言"的,一旦进入语言秩序("夹在书里")就被表面化,平面化,营造出不真实的浅浮雕般的现实。鸳蝴派作家(无一而非男性)的哀情故事充斥着倒错的代入,张爱玲夺过来置入了女性忧郁深渊的主体性。因此,使平面的语言秩序产生皱折,"凸起"一点点的是女性叙述者的"声音",或"气味"。 ── 若能痛痛快哭一场,倒又好了,无奈我所写的悲哀往往属于"如匪澣衣"的一种。(......《柏舟》那首诗上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如匪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那种杂乱不洁的,雍塞的忧伤,江南的人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心里很'雾数'。" "雾数"二字,国语里似乎没有相等的名词。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或许我们这些人,这些后世解读张爱玲的人,才是那只竭力想从杂乱不洁的、脏而破的现实暗夜中"奋飞"出来的"蝶"?注释: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1月。 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第3卷第11期,1944年5月。 顾乐水:《〈传奇〉的印象》,《北极》第5卷第1期。 张爱玲在回应傅雷批评的那篇《自己的文章》里写道:"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拋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台北:皇冠,2001年版,第 90页。, 夏志清:《超人才华,绝世凄凉》,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 61-62页。 王德威:《张爱玲现象──现代性、女性主义、世纪末视野的传奇》,《落地的麦子不死》,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王德威:《华丽的世纪末──台湾、女作家、边缘诗学》,《如此繁华》,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版,第212页。 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62页。 "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惯于把赞美诗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年之后,即使他们始终没受洗礼。"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台北:皇冠,2001年版,第61页。 "世界在过去几年里显然变得更黑暗、更危险了。在广大的地区里,公开的言论自由消失了;混战厮杀、大量的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生活的分崩瓦解愈来愈严重。暴力已经向世界和平进逼;人类文明生活的水平显著地在下降。我们许多人对苏俄的生活方式所怀有的希望已逐渐消失,几乎化为乌有了",正因为如此,"采取积极行动来阻止这种衰败现象的要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了"。参见H.G.威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1月。 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173页。 张爱玲:《谈音乐》,《苦竹》月刊第1期,1944年11月。 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再读张爱玲》,第308-309页。 同上,第310页。 "如果说在昏暗和被遗忘的生活中,我对这种怪事还能见怪不怪,那么它现在却骚扰着我,仿佛它是个彻底分离之物,令人作呕之物。它不要我。我也不要它。然而也不是什么都不要。还有一个我不认为是东西的'某样东西'。有一个无意义的、但决非毫无意义的重量,它将我碾碎。在不存在和幻觉的边缘,有一个现实,如果我承认这个现实,它就使我变为乌有。在这里,卑贱和卑贱物是我的护栏。"Julia Kristeva著、张新木译:《恐怖的权力──论卑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张爱玲:《我的天才梦》,上海:《西风》第48期,1940年8月。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13页。 张爱玲:《小团圆》,香港:皇冠,2009年版,第97页。 张爱玲:《花雕》,《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322页。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6页。张爱玲晚年译《海上花》为国语,加注一些青楼风俗规矩,在第三十七回指出北方妓院有"捞毛"职分,乃是倒水时捞出妓女的阴毛。她在散文《忘不了的画》中,记得日本的《青楼十二时》中丑时的一幅,画的正是深夜去便所小解的艺妓,右手拿着草纸,左手拿着辟秽的线香。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传奇》,第444页。 张爱玲:《小团圆》,第180页。 沈双:《张爱玲的自我书写及自我翻译──从〈小团圆〉谈起》,《书城》,2009年第5期。 张爱玲:《炎樱语录》,《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台北:皇冠,2001年版,第135页。 柯灵:《遥寄张爱玲》,《墨磨人》,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 杨照:《在惘惘的威胁中──张爱玲与上海殖民都会》,《作别张爱玲》,第40-45页。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85页。 张爱玲:《鸿鸾禧》,《传奇》,第383页。 张爱玲:《封锁》,《传奇》,第337页。 张爱玲:《倾城之恋》,《传奇》,第65页。 齐泽克著、胡大平等译:《快感大转移──妇女与因果性六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262页。 张爱玲:《惘然记》,台北:皇冠,1983年版,第9页。 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1页。 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235-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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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曾希望文学研究更多地与政治史、思想史形成对话格局,此意甚佳。但也须认识到,“革命想象”与“革命历史”的自身演进过程之间仍充满着差异性,需仔细加以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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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费后,中国的农村道路怎么走?单纯的土地所有权与权力退出村社,并不能保证农村的安定、农民收益的最大化以及公共品的获取。平等的土地使用权,民主自治的乡村集体权力,是中国农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对村社集体权力不能因噎废食,民主的基层政权不能没有权力,否则干不成坏事却也干不成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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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ttgensteins, ensconced in their grand Winter Palace in fin-de-siècle Vienna, were hardly a model family. The father, Karl , was a brutal autocrat as well as a high-class crook. He was an engineer by vocation, and his son Ludwig would later do some original work in aeronautics at Manchester University. A fabulously wealthy steel magnate, Karl rigged prices, bleeding his workers dry and doing much the same to his timorous wife Leopoldine. She once lay awake all night, agonised by an ugly wound in her foot but terrified of moving an inch in case she disturbed her irascible husband. She was an emotionally frigid mother and a neurotically dutiful wife, from whom all traces of individual personality had been violently erased.The House of Wittgenstein : A Family at Warby Alexander Waugh384, Bloomsbury, £20Buy The House of Wittgenstein at the Guardian bookshopThe family was a seething cauldron of psychosomatic disorders. Leopoldine was afflicted by terrible leg pains and eventually went blind. Her children had their problems too. Helene was plagued by stomach cramps; Gretl was beset by heart palpitations and sought advice from Sigmund Freud about her sexual frigidity; Hermine and Jerome both had dodgy fingers; Paul suffered from bouts of madness; and little Ludwig was scarcely the most well balanced of souls. Almost all the males of the family were seized from time to time by bouts of uncontrollable fury that bordered on insanity.Behind Karl the prosperous bourgeois lay a madder, more reckless man. He ran away from home at 17, boarded a ship bound for New York and joined a minstrel band. Before making his pile in Vienna he was a restaurant violinist, a night watchman, a steersman on a canal boat, and taught the tenor horn in an orphanage. Despite being one of the premier families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most of the Wittgensteins were spiritual outlaws and adventurers. They combined the aristocrat's cavalier disdain for convention with the underdog's suspicion of authority.The sons of the household had a distressing habit of doing away with them selves. Handsome, intelligent, homosexual Rudolf strolled into a Berlin bar, dissolved potassium cyanide into his glass of milk and died in agony on the spot. Two years earlier, Hans Karl had disappeared without trace and is thought to have killed himself at sea. He was a shy, ungainly, possibly autistic child with a prodigious gift for maths and music, whose first spoken word was "Oedipus". He, too, was thought to be gay. Kurt seems to have shot himself "without visible reason" while serving as a soldier in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philosopher Ludwig claims to have begun thinking about suicide when he was 10 or 11.Paul, a classmate of Adolf Hitler, became an outstanding concert pianist. Unusually for male members of the family, he was robustly heterosexual. The Wittgenstein ménage was more like a conservatoire than a family home: Brahms, Mahler and Richard Strauss dropped in regularly, while Ravel wrote his "Concerto for the Left Hand" specially for Paul, who had lost an arm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aul thought his brother Ludwig's philosophy was "trash", while Ludwig took a dim view of Paul's musical abilities. The Winter Palace resounded with constant yelling and vicious squabbling.Entrusted with the family fortune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Paul invested it unwisely in government war bonds and lost most of it. Ludwig still inherited a sizeable amount of money, but in Tolstoyan spirit gave it all away to three of his siblings. His rooms in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were almost bare of furniture. He is said to have remarked that he didn't mind at all what he ate, as long as it was always the same thing. It was a far cry from the overbred Vienna of his youth. Ludwig's monkish austerity, evident in the style of his first great work, the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was among other things a reaction against a Viennese world of cream cakes and swollen bodies, in which many of the poor slept in caves or parks.Unconsciously re-enacting his father's impulse to escape, Ludwig fled from Cambridge to become an assistant gardener in an Austrian monastery, sleeping in a potting shed. He also lived for a while in a remote cottage in the west of Ireland, shacked up on the edge of a Norwegian fjord, and taught as a schoolmaster in several Austrian villages. Perhaps all this was a spiritual version of his brothers' suicides, on the part of a man seized by spiritual torment and self-loathing. If he inherited his father's instinct to scarper, however, he was also lumbered with his crazed bouts of fury. In one village school, he hit a girl so hard that she bled behind the ears, and then belaboured a boy about the head until he slumped unconscious to the floor. While Ludwig was dragging the boy's body off to the headmaster, he bumped into the irate father of the girl whose ears had bled, dropped the unconscious boy and did a runner.Alexander Waugh's eminently readable,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account of the Wittgenstein madhouse might have speculated a bit more on how this background helped to shape the most celebrated of all the Wittgensteins. It certainly casts some light on Ludwig's extraordinary contradictions. Haughty, imperious and impossibly exacting, driven by a fatiguing zeal for moral perfection and contemptuous of most of those around him, he was a true son of patrician Vienna. Yet his greatest work,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also represents a rejection of this world in its embrace of the ordinary, its acceptance of the imperfect and incorrigibly plural.Wittgenstein was an arresting combination of monk, mystic and mechanic. He was a high European intellectual who yearned for a Tolstoyan holiness and simplicity of life, a philosophical giant with scant respect for philosophy. He could never really decide whether he was a Brahmin or an "untouchable". Much of this makes sense if one sees it as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to his family background.On the one hand, he tried to divest himself of all that pomp and excess. If he was sometimes plunged into spiritual despair, it was because he was unable to strip himself of himself. Wittgenstein struggled to live on what he called the rough ground of everyday life.As a man who hailed from an Austro-Hungarian empire inhabited by Germans, Slovaks, Romanians, Serbs, Slovenes, Magyars and a good many other quarrelsome ethnic groups, he came to see human cultures as inherently diverse. But he was also haunted by a lofty, lethal vision of purity (what he called the pure ice), which was a product of his background and a form of rebellion against it. And the fact that he was torn between the rough ground and the pure ice was the source of much of his sorrow. Perhaps his brother Hans's first word sums it all up: "Oedipus".• Terry Eagleton wrote the screenplay for Derek Jarman's Wittgenstein. To order The House of Wittgenstein for £18 with free UK p&p call Guardianbook service on 0870 836 0875.· This article was amended on Saturday November 22 2008. The above review mentioned some of the children of Karl and Leopoldine Wittgenstein and suggested that Hans, Hermine, Gretl, Jerome, Paul, Rudolf and Ludwig were siblings. In fact Jerome (Stonborough) was Gretl's husband, not her brother.吴万伟译文可参考,未校订痛苦的宫殿---特里·伊格尔顿评论《维特根斯坦家族:战争之家》 在世纪末维也纳富丽堂皇的冬宫里生活舒适安逸的维特根斯坦家族很难说是模范家庭。家长卡尔是个残暴的独裁者和上层社会的骗子,在职业上说是个工程师。他儿子路德维希(Ludwig)曾在曼彻斯特大学进行过独创性的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研究。作为非常富有的钢铁大亨的卡尔操纵钢铁价格,榨干了工人的血汗,也榨干了胆小怕事的妻子莱奥波迪内(Leopoldine)的血汗。她曾经因为脚伤疼痛难忍而整夜睡不着觉,可不敢动弹,害怕动一下就会惊醒了脾气暴躁的丈夫。作为母亲,她细腻体贴;作为妻子,她贤惠而又神经过敏,所有的个性特征都被粗暴地抹去。 这个家庭的成员个个身心都存在严重障碍,像个沸腾的大锅。母亲莱奥波迪内深受腿部疼痛的困扰,最后眼睛也失明了。孩子们都有问题,姐姐海伦(Helene)受到胃痉挛的困扰,姐姐玛格里特(Gretl)遭受心悸和心跳过速的折磨,曾经找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寻求治疗性冷淡的建议。姐姐海尔曼(Hermine)和杰罗姆(Jerome)都有 both had dodgy fingers的毛病,哥哥保罗(Paul)断断续续地发疯,小路德维希很难说是精神非常均衡的人。家族中几乎所有男性成员都时不时遭受无法控制的几乎接近于失去理性的程度的阵发性愤怒。 表面上看,卡尔是个成功的资本家,但实际上他是个非常疯狂和鲁莽的人。他十七岁离家出走,登上开往纽约的船,参加过流浪艺人乐队。在维也纳建立自己的根基之前,他做过餐厅小提琴手、夜间守门人、运河轮渡上的舵手、还在孤儿院讲授如何吹中音号(tenor horn)。虽然是奥匈帝国显赫家族的后代,维特根斯坦一家的多数人在精神上来说是冒险家和叛逆者。在他们身上既有贵族对于规范满不在乎的蔑视又有失败者对于权威的怀疑。 这个家族的男孩子有个让人担心的摈弃自我的习惯。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同性恋者鲁道夫(Rudolf)到柏林酒吧鬼混,把氰化钾溶化在牛奶里喝下去当场痛苦而死。此前两年,汉斯·卡尔(Hans Karl)曾经失踪,被认为是跳海自杀。他是个腼腆的、笨拙的人,可能有点自闭症,也有对数学和音乐的惊人天赋。他开口说的第一个字是“俄狄浦斯”(Oedipus)。有人说他也是个同性恋者。库特(Kurt)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兵的时候“没有明显理由”地开枪自杀。哲学家路德维希宣称在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考虑自杀问题。 阿道夫·希特勒的同学保罗(Paul)成为杰出的音乐会钢琴家。和家族中的其他男性成员不同,他是坚定的异性恋者。维特根斯坦的家更像个艺术学校而不是家人生活的地方:音乐家勃拉姆斯(Brahms)、马勒(Mahler)和理查德·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经常前来拜访,拉维尔(Ravel)写“左撇子钢琴协奏曲”就是专门为保罗写的。保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掉了一只胳膊,他觉得弟弟路德维希的哲学完全是“垃圾”,而路德维希对于保罗的音乐才能也评价不高。这个冬宫里经常回响起不断的尖叫和恶毒的争吵。 父亲去世后,保罗受委托来经营家族的财产,可他非常愚蠢地投资购买政府战争债券,把家产输掉了很大一部分。路德维希仍然继承了相当一部分家产,但是他以托尔斯泰式的精神把自己继承的部分全部转给其他三个兄弟姐妹。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据说他曾经说过,只要吃的是同样的东西,他才不在乎吃的是什么。这和他青年时期富家子弟的情形实在有天壤之别。路德维希在他第一本伟大著作《逻辑哲学论》(the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体现出来的僧侣式禁欲或许是他对奶油蛋糕和物质享受的维也纳世界的反叛,那里有很多穷人睡在洞穴里或者公园里。 路德维希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步父亲的后尘,遏止不住逃跑的冲动,从剑桥逃出来,到奥地利修道院做助理园丁,睡在盆栽园圃里。他还在爱尔兰西部偏僻小屋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也曾蜗居在挪威海湾边界里,还在奥地利的几个村子里当小学老师。或许所有这些都类似于他哥哥们自杀的精神上的自杀,是为精神折磨和自我憎恨所困的人的反应。如果说他继承了父亲的逃跑本能,他也继承了家族阵发性疯狂愤怒的大爆发。在一乡村小学里,他使劲打一个女学生,把人家耳朵都打出血了,接着又暴打一个男生,直到把人家打得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就在路德维希把男生拖去见校长时,正好碰上那个耳朵被打出血的女生的怒气冲冲的父亲,他丢下昏迷中的男生就逃跑了。 亚历山大·沃(Alexander Waugh)对于维特根斯坦疯人院的描述读起来引人入胜,体现了不凡的学术功力,或许解释了这个家庭背景如何帮助造就了维特根斯坦家族中这个杰出的哲学家。当然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帮助解释路德维希与众不同的矛盾性格。他傲慢自大、飞扬跋扈、一丝不苟、让人厌烦地渴望道德完善、瞧不起他周围的人。他确实是维也纳贵族的传人,但是他最伟大的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在拥抱平常、接受不完美和不可救药的多元性上也代表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拒绝。 维特根斯坦是僧侣、神秘主义者、机械工人的让人着迷的结合体。他是高雅的欧洲知识分子,渴望过托尔斯泰式圣洁和简朴的生活;他是哲学上的巨人,却对哲学表现出很少的尊重。他可能从来都无法决定到底是个婆罗门还是“难以接近的人”。如果人们考虑到他的家庭背景的矛盾关系的话,这里的很多矛盾就可以理解了。 一方面,他试图抛弃所有的荣华富贵和装腔作势。如果他有时候陷入精神上的绝望,那是因为他不能摆脱自身。维特根斯坦竭力要过他所说的在粗糙地面上的日常生活。 作为来自居住着德国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扎尔人以及很多其他种族的奥匈帝国的一分子,他倾向于把人类文化看作天生具有多元性的。但是他也一直被崇高的、致命的纯洁性(他所说的纯粹的冰)所困扰,这是他的家庭背景的产物,也是反叛家庭背景的一种形式。他在粗糙地面和纯洁的冰之间挣扎的事实是他大部分痛苦的根源。或许他的哥哥汉斯的第一个字是所有内容的总结:“俄狄浦斯”。 (译自:Palace of pain by Terry Eagleton 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08/ ... tgenstein-alexander-waugh) 译者注:本文讨论的书是《维特根斯坦家族:战争之家》(The House of Wittgenstein: A Family at War)by Alexander Waugh 384, Bloomsbur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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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大致可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是講述利比亞過去被殖民主義侵略到卡達菲執政時期,分析卡達菲政權的性質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第二部份是由2011年2月17日爆發的人民革命至卡達菲政權覆滅,詳述這場革命過程鮮為人知的曲折發展。第三部份是討論左翼對西方帝國主義介入利比亞所出現的分歧,分析「國家過渡委員會」(The 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的性質,以及利比亞人民奮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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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威廉斯和我都是在1961年进入剑桥大学,他在获得剑桥研究员的岗位之前,曾经做过多年成人教育工作,而我在来这里念书之前,在北部一所现代中学教了一年书。很难说我们两人谁与这个地方更隔膜一些。威廉斯经过长途跋涉才从威尔士的农村工人阶级社区来到这个学院,而这个学院似乎是根据人们在贵宾桌上用餐次数的多少来判断人的(我后来在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才知道了这些事情)。他的长相和说话不像一个大学教师,更像乡下人,热情而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一贯的那种乖巧而简慢的作风形成很大反差。他对教员公用室里上演的那些漫不经心的恶作剧一直很不习惯,甚至多年以后,在为F.R.利维斯写的一篇出色的讣告中,仍然说剑桥是“世界上最粗野的地方之一……到处听到冷酷、卑鄙、残忍的语言”。而我呢?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处于一帮学生的围困之中,他们人高马大,看上去都在二英尺以上,说话像驴叫,看电影时哪怕最平淡的一句笑话都会逗得他们大跺其脚;他们在温馨幽静的咖啡馆里像在群众大会上一样扯着嗓子叫唤。很难说我们两人谁的日子更难熬。 我那时对威廉斯作品仅有的一点了解主要是通过理查德·霍加斯和1950年代所谓“愤怒的年轻人”而得到的,他们现在大都成了畅胃不良的托利党老人了。听他讲课对人是一种极大的解放,就好像从来不曾想到他竟然会站在这种地方,正儿八经,衣冠楚楚,以令人羡慕的口才娓娓道出听者心中如鲠在喉的全部政治感觉。这些感觉不是官方的或学院的,而是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讲出来的心声。这对听者的震撼之大犹如青少年拘留所(在1960年代初,这一制度才刚刚取消)里一个垂头丧气的少年犯突然惊诧地意识到站在面前讲话的所长大人正在发出转弯抹角但确定无疑的信息:所长也是一个罪犯,是混入所里的内奸。当然,听到自己的价值和本能得到比自己更为细致和精彩的阐发,也是惊喜的一个原因。他把那些价值和本能转变成极其精细的理论问题,但丝毫没有降低听者的接受程度。威廉斯是一个相当文雅端庄的人,通过他这个权威的中介,我觉得自己获得表达自己的权威,并且通过我表达所有父老乡亲的新生,他们从未说过该说的话,从未得到允许说心里话的条件,从为有人愿意多问一句他们想说什么。仿佛最难防范的自发性肠胃反应,现在突然摆在公开竞技场里,为自己的尊严和正当性进行不屈不挠的裱糊。所有这一切与其说是一场学术论战,不如说直接来自威廉斯本人长期的深入思考仿佛这些思想只是从一个异常深沉和丰富的本源发出的比较公开的,听得见的些许断片。我只能称之为他的一种深沉而从容的内在存在,是一种牢牢把握着自身的中心和本根,但远远超越了简单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人才会有的感觉,我想,每一个见过威廉斯的人都会为之动容。我曾奇怪这种内心的平衡和从而是从哪里来的,我如何才能拥有哪怕一二。随着我对他的了解,后来得知基本上来源于他的阶级背景。是的,他终其一生的政治追求时机上都得益于他早年的团结互助的工人阶级生活所留下的形成性影响,赤诚坦荡,无所疑惧。但是我当时还不能理解这个质朴而娴静的权威何以既温文尔雅又言辞刺人,而且一直到中午都那样,虽然实际上他当时才四十岁。我问自己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为无权无势的人说话,而且说得那样精当和肯定。我只停明白他讲的三分之一,决心把其余的搞明白。 当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利维斯也在那里开设讲座,他对威廉斯著作的评论是:“这些事情奎尼在三十年代时就已经全做过于,”这是威廉斯本人以他那惯有的无所谓的语气告诉我的。邱吉尔学院的乔治·斯泰纳对他的学生说,威廉斯的问题是他不懂得人类悲剧的惩戒净化力量。英文系的其他人似乎大都把他看做社会学家,走错了院系的门槛,不小心和玄学派诗人搅在了一起。当然,他们研究本质上是人文的东西,而威廉斯却分心于红色的历史鲱鱼,分心于阶级和工业和政治之类的事情,更糟的是还分心于电影和广告和通俗报刊。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天大的反讽,因为威廉斯和大部分同仁之间的最大不同正是一个人文问题,只是方式迥然不同而已。威廉斯的话语直接从人性深处升上来,似乎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乎每一个人都笼罩起来。他的真正过人之处不仅是他说的话,而且是他说话的水平。你不能把他所说的话与感觉到话里饱含的整个丰富的经验背景分离开来。早在“个人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这句口号时兴之前,威廉斯就已经在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中实践着它。他似乎从不相信自己还没有亲自消化、逐步吸收进自身存在里的任何东西。他以一种慢节奏的、稳步的、沉思的方式生活,这一点也很像有些乡下人。他以执著坚定但绝非自命不凡的严肃态度对待自己的整个生活经验。在他周围的那些无可救药的犬儒主义者和急功近利的年轻人看来,他的样子似乎匪夷所思,古怪好笑。他们的经验深度恐怕只是一个迪斯尼卡通人物的深度。关于平顶帽和农民靴子不乏”怒其不争”的评论和指教,甚至有一篇讣告非要拽出“怀旧病”一词给《走向2000年》(Towards 2000)的作者盖棺定论,威廉斯总是非常正确地把这类言谈看作犯病。如果威廉斯使有些人对自已油腔滑舌和政治暧昧的作派感到不安并且有时会因为焦虑的折磨而作出迅速反击,那实在不是他的本意,因为他属于这样一种人:除非有人对他紧迫不放,否则他不会嫌恶别人。 不管怎么说,威廉斯在剑桥没有感受过那些六英尺人的“跺脚和驴叫”。但是他经历过一场战争:中断了英文课程,在欧洲参加武装斗争(在法国时他是一个坦克兵指挥官),然后随着工党政府上台,以幸存青年军人的资格恢复学业。威廉斯也经历过共产党,他在很短一段时间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英国南部的一些农村讲堂里教了几年成人课程,当他1961年回到剑桥时,发现自己很难习惯那里的督学制度,很不适应给那些权势阶层的孩子讲课,他与那个制度保持一段谨慎的距离。然而一个熟见的悖论是,局外之人反而能维护一个地方最有创造性的传统。我指的是剑桥英文系的优良传统,威廉斯在好多年里一直都是这一传统的化身,当然系里的同仁们往往很少知道他到底讲什么。威廉斯以一种新的方式把剑桥英国文学教学的文本细读分析与“生活和思想”研究两股截然分明的潮流合在一起。但是他们所称的“细读”或“贴住语言”被他称为历史语言学,而他们所称的“生活和思想”则被他称为“社会”或“文化历史”。 这一结合蕴藏着丰富的东西,但也并非没有严重的冲突。细读分析绝非不受意识形态的侵染,他对这一点非常清楚。这是一种知性分离和专业化的习惯做法,在无意识深处离不开意识形态的认可,并且严重脱离大部分人的实际生活境况。如果把细读分析与所谓的“生活和思想”研究以至与整个社会文化构成结合起来,那就立刻陷入一种政治矛盾。如何从局外人的角度分析自己的民族呢?难道这样一种认知形式与认知内容没有矛盾吗?这正是《边界之国》(Border Country)中的马修·普莱斯和《第二代》(Second Generation)中的彼得·欧文害怕发生的事情。这种二元对立以不同形式出现于威廉斯的作品中,我在《批评与意形态》(Criticism and Ideology)(1976)中以一种年轻人常有急躁做法把他的这种二元对立草草打发掉了。这种二元对立也就是在“老百姓”和“读书人”、“智性的群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严酷世界、乡村和城市、弥尔顿和邓恩、高雅和通俗之间长期进行的斗争。威廉斯在给利维斯写的讣告中就提到了他著作中存在的这种冲突——利维斯“竭力追求……一种断裂形式,一种不求介入的态度,一种艾略特式的冷漠的机智,但实际上却摆不脱对连续性、献身事业、英国外省日常生活的实在感觉。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一直紧紧地揪着他”。威廉斯肯定也是在绕着圈子说他自己。尽管我和其他一些人轻易地给他贴上“现实主义者”的标签,把现代主义对平凡性的断然疏远看做一种创造性的政治实验和破坏性的“斩草除根”,但是他对现代主义的迷恋终生不减,与有些人不同,他不会太快地附和争执中的任一方。如果他的后期著作实际上已经抛弃了“贴近分析”(close analysis)世系的话,那不是因为他不擅长那种分析(他非常擅长细读式分析),而是因为那样做付出的政治代价太大了。《文化与社会》是一个勇敢的、扣人心弦的全新尝试,把那种经过严格训练的文本分析与一种共同的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也因此成为前面所述的那种二元冲突的一个绝好例子。而且尽管众人称赞这是一个激进文本,但它是在冷战时代的政治隔绝中写成的,这样一部著作只能为利维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张力留出商讨的余地。威廉斯后来用“第一阶段的激进主义”来概括这部最具原创性的著作的特点,表明一种审慎的自我距离化。 他从“知性的群体”跨进了读书人的知性生活,但这条边界线总是缠绕着他,他终生住在这个“边界之国”。他从哈斯汀斯迁到牛津,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准确无误地进入了同样的两难处境:《第二代》开篇即谈牛津大学的那条就便取名的“双镇路”,这条路一边望去是大学的塔尖,另一边过去是考利汽车厂的房顶。当然,威廉斯从来不曾相信过嵌入一个有阶级之分的社会里的这种矛盾会通过学问之道而得到解决,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简单的对立。他最早的论文中有一篇叫做《文化是平凡的》(“Culture is Ordinary"),文中指出如果理解威尔士工人阶级对学问和文化的尊重,就不可能把穿越阿勃加威尼和剑桥之间的边界想象成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在去世前不久我对他进行的一次访谈中还说,当他回到威尔士时,他的威尔士同志们对他评价最高的一点就是他穿越了那条边界并闯入大都市的制度机关这一事实。这个案例并不表明“文化”在边界的这一边,而“社会”在另一边:哺育威廉斯成长的也是一种文化,就像哈代小说里的人物裘德在牛津的情况一样,他很快就感觉到与他在所谓文明的剑桥遭遇到的那些冷言恶语相比,哺育他长大的那种文化更为珍贵。由于威廉斯的推动,文化概念进入了剑桥,而那些有文化教养的人却把这个概念照着他脸上扔回来。文化并不是一个怀旧问题,并不是要回过头去看那些河谷和山坡:《乡村和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谈到了“有机社会”的幻象,然后坚决断然地破除了这一幻象。他曾经轻蔑地说起奈厄·贝温,说认识一个威尔士人需要通过另一个威尔士人才行。我从未见过比威廉斯更尊重理性探询的人,尽管他实际上也像所有人一样知道理性总是不在理性的地方。他从来没有低估知性工具的价值,自己的人民被处心积虑地剥夺了的正是这一工具。所以他才用教育者交在他手里的这种工具转身反击教育者。他用这些工具创造了二十世纪英国最优秀的文化作品实绩,他代表的是那些无缘进入剑桥大学、聆听E.M.W.提亚德就鞋子问题发表高论的人们; 威廉斯不仅知恩不报,以怨还德,而且随着年齿日长,反而逾发勇猛好斗,不依不饶了。那些自由主义批评家曾经张开双臂欢迎《文化与社会》,但对他后来谈的什么第三世界的造反和资本主义的兽行却热情顿减。威廉斯一生的突出特征是他稳步不断地走向政治左派;人们已经谈腻了的一种情形是,某某人由一个年轻激进分子成了中年反动分子,他却令人欣慰地把这句话颠倒过来了。主持《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期刊时的早期威廉斯信奉左倾改良主义或左倾利维斯主义,他当时也卷入了战后英国政治冷战;后来折服于早期新左派和核裁军运动的迅速壮大,他在这里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1962年的小书《传播》(Communicatios)无所疑惧地提出了对传播媒体的社会所有和控制,甚至提出了一些实施细节。到了1966年的《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五年前的《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里的渐进主义话语已经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的漫长悲剧。大约这时,威廉斯为了继续前进而开始后退,重新探究他的威尔士遗产,有意地与“英国”文学和工党政府的新世界拉开距离,这个新世界的文化观来自(C.P.斯诺。威廉斯像许多放逐者一样,必须去发现、甚至是重新发明自己的社会历史,逐步挣脱他已经部分地接纳了的英国和英国文学属性,直至弄清楚他是谁。他在《边界之国》里已经对离开威尔士给他带来的痛苦进行了一定的清洗,现在可以回来了。这些问题全部写进了《乡村和城市》,他推敲这部作品时遇到的困难超过了其他任何著作,因为书中的主题全都触到了他的痛处。一种新的语调,几乎是一种新的感性或感觉结构出现在这部奇异、深刻而又无法归类的作品中。它久久凝视着英国的乡村庄园,从乡村庄园的礼仪和雅趣中读出一部欺诈、犯罪和暴力的反对劳动人民的漫长历史。这时的威廉斯已经见证了越南战争、学生运动和工党政府毛糙的功利主义,他的声音已经出现了变化:不那么温良恭谦让了,不那么讲究有理有节了,不那么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了,而是更干硬、更锋利、更尖酸。在那些政治动荡的岁月里,他的作品变得愤怒冷峭,不依不饶,至少在他的自由主义支持者们看来,他显然有些过分。弗兰克·克莫德给《现代悲剧》下了一个很到位的特定阶级修饰语:“怒气冲冲”。 四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acism and Literature)标志着正式与马克思主义有了关系,标志着“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但是看样子不是他最终被马克思主义所占有,反倒是他冷静地占有了马克思主义。(他谨慎地宣布,“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容”的。)他也要把唯物主义不折不扣地扩展到文化实践中去,以如此的彻底性表明他比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像马克思。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逻辑如此这般地推向极端,他就会一并抹掉“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别,从而保留一定的批评距离。这是威廉斯的一贯做法:他不仅十分怀疑正统教义,而且也征引其他思想家或暂停一下看看某种影响。作品完全是他自声的,犹如生命是他自己的。虽然他是社交最广的一个公众人物,伯不无矛盾的是他有一种稳如磐石的自给自足的感觉,有时不免范入孤寂。与其说这是被关在外面的人的一种怪异的自省生活,不如说是走在前面的人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好像让你感觉到,当你拼力到达某个理论高度时,发现威廉斯早已不声不响地占领了那个位置,而且是沿着自己的思路到了那里。当巴赫金产业在斯拉夫符号学家眼里还只是一抹微光之时,他已经是一位“巴赫金式”的社会语言学家了。他早几年就把于尔根·哈贝马斯关于传播行为的主要论点提出来了。他不是人们所想的那种专门的女权主义作家,但是《第二代》对作品、政治、性别以及家庭进行的透彻研究实在出乎一般人的意料。早在写作《漫长的革命》时,在妇女运动出现之前很久,威廉斯就在讲他当时称为“生育和哺育制度”所具有的中心地位,把这个问题看得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同等重要。他拒绝为风行一时的阿尔图塞理论或后结构主义理论而分心,他仍然待在那里,胸有成竹地等着我们,直到我们当中一些较年轻的理论家们更悲哀也更明智地最终从那几条死胡同里折出来,在我们曾经离开他的地方重新和他站在一起。他看见了“此路不通”的标牌,但他不相信它会挡住一条路线。①我从未见他在左派文化圈子里盛行的意义上用过“理论”一词。他的忠实追随者遍及全世界,但他从未想过组织一个“学派”。他的著作在美国传布很广,那里的左派批评家们曾经请我说服他访问美国,但在越战期间他拒绝去美国,此后也只去过那里一两次。他对学术明星的位子不感兴趣,很少或几乎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某种“职业”的一部分,而是更喜欢在家里不停地做他的事。 我认为这种特立不群的做法既有长处,也有局限。独立使他有时处于某种自以为是的隔绝之中,把一种怪样的奥林匹亚神的语调或过度防御的架势强加在他的写作中,使他的一些支持者感到灰心,他们本来期望他发起一场更具战斗性的集体的活动。也许是他过分习惯于成人教育那些年里养成的独自工作的做法;也许是他防范剑桥“细读者们”出现的问题。宗派主义使他厌烦,他有办法把最具多元性和最无宗派性的政治方法与一个社会主义者坚定不渝的信念结合起来,有时让人感觉到他这个人真的无法想象其他人竟然会信奉别的东西。如果说含讥带讽式的愤怒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类潜能的信任。他的信任是康慨大度和忠贞不渝的,即使政治权力已经习以为常的对人的蔑视和戏弄也会使他有五雷轰顶之感。这并不是某种感情用掌的乐观主义所使然:威廉斯身上有一种异常冷静的现实主义,它来自某些出人意料的品质,例如他具有行政长官和政治协调人的出色能力。所以他能依自己的经验知道非英雄的普通人能做到什么,听到轻视和贬损他们的话时,他会怒不可遏。对他而言,王子之死算不上什么悲剧,而他的铁道信号员老爹之死才是真正的悲剧,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孝顺儿子,人们可能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人。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些最基本的爱和怜悯和团结的价值将不可避免地取得政治胜利,一个如此敏锐的政治分析家怎么会在黑暗年代相信这些东西?倒不如说他不惜一切代价地坚守这样的信念:这些价值终究是最重要的,它们或许不会获胜,但它们是一切的一切,放弃了这一信念就放弃了一切。他已经知道人类的群体可以是什么样子,在重新建成国际规模的这样的群体之前,他决不会休息。他非常知道亵渎人性只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他从利维斯那里继承的最优秀的品质不妨简单地概括为“谦敬”二字。他对威尔士历史进行了研究,从中知道了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在最严酷的条件下也会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和活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做那么多人做过的事情,他不可能降低自己的希望,不可能在政治上见风使舵地面对现实。他面对“他的”现实。他总是能沉稳地从长远角度看问题,就像他有一次直截了当地说的那样,这种做法能避免“对短期问题作出长期判断”。 威廉斯最不放在眼里的边界是学科门类之间的那些传统分界。到了最后,竟然无法给他的工程起个名字:不像社会学,也不像哲学、文学批评或政治理论,既像“创作的”和“想象的”作品,又像学术著作。在他自己的一系列关键词当中,“联系”(connecting)占的地位可能最高,此外还有“主动”,“复杂”,“困难”,“变化”等等。他是图书馆管理员的冤家和恶梦,三十年来一直对“创作的”和“理论的”写作进行着眼下才流行的解构工作。从《文化与社会》到《关键词》(Keywords),语言始终能引起他的学术激情,但是他对语言意味有非常深入的感觉,往往朝许多方向深入下去,很难称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对他而言,词语是浓缩了的社会实践,是历史斗争的场所,是政治智慧或政治统治的贮存器。他对词语有一种凯尔特人的感觉,能感觉到它们的丰富肌质和密度。他自己不仅写作,而且有很多演说,同样有力而富有修辞性,他的演说是认真建构和组织的,而不是临时杂乱地凑在一起。如果说他是一个政治理论家,那也不是那种进行短期分析的理论家(当然在一些特殊问题上,他也能组织起激烈的政治介入),而是像与他同属“文化与社会”传统的从布莱克到莫里斯等人那样,预言性地辨识出整个文化的形式和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属于古典知识分子行列,坚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而决不固守某种单一“学科”。不过,他不仅避免了专家们的近视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传统圣贤们的业余道德说教,当然,这并非因为他对文学的具体性和特殊性非常敏感的缘故。利维斯对某些社会文化问题的包容是通过将它们殖民化的方法来实现的,而威廉斯则终于颠倒了这个逻辑,把文学研究的中心拆解或更宽广的文化实践领域。但是他向来首先对写作感兴趣,只不过对写作范畴的含义进行了理想化的改造而已;他从未对这一事实予以说明。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有些同行竟然把他看作对文学作品进行还原的“内容分析家”,因为在他看来,是形式把所有一切连在一起的。他的批评把文化形式从形式主义那里挽救出来,并庭其中发现了社会关系结构、技术可能性的历史和社会决定的整个看待事物方式的突然变化。他能从舞台技术的变迁中追溯到意帜形态感觉的变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句法中探察出城市化的节奏。 我觉得威廉斯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十分重要,但他丝毫没有个人虚荣心,这在某种程度是因为他有一种奇异的从外面看自己的能力,按卢卡契所说舶“典型”而不是个体来看待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他发自内心所做的一切,他的思想饱含着个人的经验,但他似乎也能把自己非个人地、公允地看作“走过了二十世纪中期那些年代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现代悲剧》)。他既是普通人也是特殊人,这也是他身上的许多悖论之一。虽然从个人来说,他是最大度、最平和的人,待人之热情简直掬手可揽,也许正是这种“历史实在性”成了他与同事分离的最直接的原因。他们是个体的大学教师,各自忙于这样那样的事情;而他所进行的是一项历史性的工程,既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又奇怪地是非个人的工作。他特别意识到这项工作及其所植根的生活具有整体上的一致性。他过着一种殚精竭虑、枕戈待旦的生活,仿佛要执行一次献身行动或连续任务。别人可能写一本书或两本书,甚至写二十本书,但威廉斯从事的是一项全然不同的工作。人们会强烈地感觉到无需讨论他是不是一个学者的问题。一些左派学者有时喜欢佯装他们仅仅是穿越一种制度,若即若离而已,根本不求介入,但在威廉斯身上这却是实际情形,尽管他在大部分工作时间里都是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员。他没有左派的那种因为当大学教师而生发的过度的负罪感,因此无需为自己是一个大学教师而辩解,因为再清楚不过的是他并不以此为生活的中心。就算他是大学教师,他也显然不属于他们那种人,因此他使亲者快而仇者痛。他以一种自然平常之态对待自己在剑桥的地位,很有尊严,好像他真的有权利得到,当然他有权利得到。工作总得继续做下去,他没时间叹息做这工作所带来的恩恩怨怨。他几乎一概地对同事们敬重有加,但并不一定与他们合作做事。他的始终合作者是乔伊·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序言里称她为“真正的合著者”。对威廉斯而言,最亲密的思想伙伴和最深入的个人生活和爱情的分享者自然是不可分的。 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文化研究从他发现的比较粗糙的状态改造成异常丰富、资源雄厚的研究领域,因此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英国的思想和政治图景,使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同行和读者长久地得到他的思想赐与。他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始至终坚信他喜欢称为“意义和价值”的东西绝对占着中心地位。他毕生与形形色色的左翼还原主义做法或移置了的此类做法作斗争,相信语言和交际不仅是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而且是我们正在生活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早就一直坚持着有些左翼人后来通过葛兰西或话语理论或精神分析学或“主体政治”等才慢慢发现的东西。后来,当大家都赶上他并忙于把这些东西推向唯心主义极端时,他却猛然向后转,开始讲文化生产的物质方式,写作的社会规约制度,简言之,开始讲文化唯物主义。他的早逝使我们突然变得穷困不堪,如果他没有离我们而去的话,他一定又像前几次那样,早已先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也许应该在此解释几句。我无意暗示这个阶段所有的理论发展都一概走入了死胡同。威廉斯本人尽管尖锐地批评了其中的一些理论,但也吸收了另外一些有价值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在1970年代空前繁荣,尽管他自己的作品与某些时潮相冲突,但是仍然受益于这次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繁荣,我以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情。我自己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对威廉斯的批判就萌生于那些新潮流,有人觉得我不应该那样做,甚至有点不光彩。威廉斯却绝不这样想。他尽管对我的一些批评保留异议,但对另外一些批评却是认可的,这是一位其作品不断进化的思想家做出的合乎逻辑的反应。他自己也能对其早期的一些观点进行严厉的批评,他欢迎热烈的论争而不是驯顾听话的弟子。有些人当时就奋起为他打抱不平,现在仍有人这样做;这样做也许与他自己更为隐忍的自我批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我仍然为自己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里对威廉斯的许多批评观点辩护,当然,如果是今天的我,将会以一种更和煦的风格和一种不同的语气提出自己的批评。对我而言,他的著作无比重要,当我竭力与这样的著作保持一定的批评距离时,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眼界狭窄的话,惹人嫌恶,对此我十分抱歉。译者:马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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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斯拉夫主义、大西洋主义以及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欧亚主义,是历史上影响俄国社会发展的三大社会思想,这三大社会思想的相互冲撞,制约着社会发展的方向。20世纪90年代,这三大社会思想及其支持者之间又展开激烈的争论,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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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8年以来,BBC每年举办里斯讲座,谈当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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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科技
2011/10/22
| 阅读: 2073
谷歌交给美国政府的数据是维基泄密志愿者Jacob Appelbaum的Gmail数据,包括IP地址和联系人列表。目前Google尚未对此事作出更多的解释。美国政府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同时要求Google和Sonic两家公司交出这个志愿者的相关邮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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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维莎(Hrotsvitha,约935~1002)这个名字,该是读西方戏剧史的学生熟悉的。这位德国北部冈德斯海姆修道院的本笃派女尼,立志要用"同样的素材体裁",跟那专写"淫妇奸行"的罗马喜剧诗人泰伦斯(公元前约190~159)争一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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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历史
2013/06/17
| 阅读: 2072
研读《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这部严复当年批改的原稿本,一方面可以部分地见证严复多方面的知识兴趣和学问水准,其敢于断制的性格和注重多采用中国固有古雅文词的偏向,还有他对待此事较为负责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具体地看到了中西名词编订工作的难度、具体过程和审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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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经济
2011/04/11
| 阅读: 2071
提到英国城市曼彻斯特,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可能首先想到“曼联”---曼彻斯特足球联队。但对我这个60后来说,曼彻斯特带来的第一联想却是:这个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地方。但最近,我觉得关于重庆和曼彻斯特的两个故事特别引人入胜。
第一个故事:来自曼彻斯特的英国人立德乐第一个驾驶轮船通过三峡抵达重庆,促成了重庆的正式开埠。1859年,19岁的立德乐来到香港,先在一家德国洋行当茶叶检验员。第二年,他只身到上海,参加清政府抵抗太平天国起义的上海保卫战。1861年,他又加入洋枪队,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天国。他装扮成商人,先后到江苏、浙江等省刺探太平军情报。太平天国失败后,清王朝授予立德乐三品官衔。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特别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旅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之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 这意味着能否驾轮驶抵重庆,已成为英国进入西南的关键。1898年,立德乐夫妇卖掉首饰与在上海的房产,订造轮船“利川”号,从上海开到宜昌,并终于在同年3月9日清晨驶抵重庆。重庆的门户从此打开了。邓小平20年后也正是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的。2006年,重庆市人民政府为200位重庆历史名人在朝天门塑像纪念,其中12名外国人中,来自曼彻斯特的英国人立德乐排座首席。
第二个故事:2010年3月10日重庆机电集团与英国精密技术集团(Precision Technologies Group Ltd,以下简称PTG)签订收购协议,重庆机电集团在香港上市的控股子公司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2000万英镑现金收购PTG下属的6间公司全部股本。本次收购后,重庆机电将拥有三个百年品牌(霍洛伊德、宾斯巴瑞、克劳福德-斯维夫特),获得螺杆机床、各种型线的螺杆加工、磨齿机、大型机床(包括大型卧式车床、轧辊磨床、深孔镗床、摩擦焊接机等)等4类主要产品的开发、设计及制造的国际先进技术,同时,可以获得国际领先的五轴联动技术。
重庆机电集团董事长谢华骏透露,在最终签订协议之前,他与英国公司的每一个高管都进行了单独谈话,目的是力求稳住一个高技术的企业,通过其在国际上领先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与国内的制造业形成互补,而不是单纯的看中几项专利,不排除今后使其在伦敦上市的可能。
有趣的是,重庆市国资委---重庆机电集团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主任崔坚到曼彻斯特参加签约仪式期间,特别启用了PTG公司多年不用的职工食堂,宴请了全体职工。英国职工颇感惊奇,因为他们从没有和老板在一起吃饭过。恩格斯如果再生,可能会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加写一个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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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錄卷十一 十一月冬至大如年郡人最重冬至節,先日,親朋各以食物相馈遺,提筐擔盒,充斥道路,俗呼“冬至盤”。節前一夕,俗呼“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飲,謂之“節酒”。女嫁而歸寧在室者,至是必歸婿家。家無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間有懸掛祖先遺容者。諸凡儀文,加於常節,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諺。蔡雲《吴歈》云:“有幾人家掛喜神,匆匆拜節趁清晨。冬肥年瘦生分別,尚襲姬家建子春。”案:周遵道《豹隱紀談》:“吴門風俗多重至節,謂曰肥冬瘦年。”又云:“互送節物,顏侍郎度有詩云:‘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機。脚錢盡處渾閑事,原物多時却再歸。'”又,江、震《志》皆云:“邑人最重冬至節,前夕名節夜。”又,《崑新合志》云:“冬至節,親朋各相馈遺。”冬至糰比戶磨粉為糰,以糖、肉、菜、果、豇豆沙、蘆菔絲等為餡,為祀先祭竈之品,并以馈貽,名曰“冬至糰”。案:《歲時通考》載“十月初二日,吴俗作糯米京糰,列酒果祀先以告冬”。今俗以冬至前一夜。江、震《志》則云:“冬至,舂糍糕,以祀先祖,并以馈貽,家家祭竈。”蓋猶本崔實《四民月令》“冬至,薦黍糕於祖禰”之意。蔡鐵翁詩:“大小團圓兩番供,殷雷初聽磨聲旋。”注:“有餡而大者為粉糰,冬至夜祭先品也。無餡而小者為粉圓,冬至朝供神品也。”此後有年節糕、謝竈糰、春朝年朝粉圓,磨聲不絕矣。拜 冬至日為冬至,朝士大夫家,拜賀尊長,又交相出謁;細民男女,亦必更鮮衣以相揖,謂之“拜冬”。徐士鉉《吴中竹枝詞》云:“相傳冬至大如年,賀節紛紛衣帽鮮。畢竟勾吴風俗美,家家幼小拜尊前。”案:《宋書,禮志》:“魏晉,冬至日,受萬國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旦。”蔡邕《獨斷》云:“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然則前漢已行賀禮。《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崔實《四民月令》云:“冬至之日,進酒肴賀 謁君師耆老,一如正日。”蓋至宋元益盛,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及趙與時《賓退錄》、吴自牧《夢粱錄》、周密《武林舊事》、趙與可《孤樹裒譚》諸書,皆載一陽賀冬,吴中亦沿之。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及江、震《志》亦皆云:“冬至馳賀,一如元日之儀。”長、元、吴《志》則皆載“冬至,尊長處賀節”。《崑新合志》:“冬至日,士大夫家拜賀尊長,如正旦。”而不及於庶民之家。連冬起九俗從冬至日數起,至九九八十一而寒盡,名曰“連冬起九”。亦曰“九裏天”。歌云:“一九二九,相喚弗出手。三九廿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不要舞,不要舞,還有春寒四十五。六九五十四,蒼蠅垛屋栨。七九六十三,布衲兩肩攤。八九七十二,猫狗躺渹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剛要伸腳眠,蚊蟲獦蚤出。”又謂頭九暖主寒,諺云:“頭九暖,九九寒。”又謂四九時必多雨雪,諺云:“雨雪連綿四九天。”又云冬至前宜寒,諺云:“冬前弗結冰,冬後凍殺人。”時則朔風布寒,晚景蕭疏,名勝旗亭,青望都收。居人有宴會,則皆人戲館,為待客之便。裁雲鏤月人家,莫不暖閣新裝,綉帷低拂,淺斟低唱,團坐圍爐。貉裘之客,不惜傾囊買笑。至若花飛六出,則塑雪佛、雪獅,堆雪山,蓄雪水,間有放舟勝地觀看雪景。家宴又各烹羊炮雉,遞為消寒之會。喜捨之人,以錢米周濟里閂之困苦無告者;或集貲為棉衣會,俗稱“施棉襖”;或倩工購乾稻秧,織為半臂式,俗名“秧薦馬夾”,裸裎貧丐賴以禦寒。屈歲除而止,總目之為做好事。蔡雲《吴歈》云:“露宿何曾熟夜眠,太陽照戶一欣然。若教窮漢街頭舞,還有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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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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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法律
2013/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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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斯设想的产权交易在自动运行的法律秩序之中自由进行的时候,这个自由主义的法律机器如何能够摆脱操纵法律机器的那个工程师的幽灵,这个从马基雅维里到卡尔•斯密特以来一直对自由主义法律秩序乃至新制度经济学所假定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国家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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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文殊信仰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盛行的佛教民间信仰之一。本文主要依据敦煌文献,结合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对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兴起及其在敦煌的流传情况试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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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近年来在明显拉大,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临界水平。如何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现状与社会流动机制,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目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区域差异、行业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族群差异。政府统计资料和学者社会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存在于不同族群间的收入差距,如果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和统计分析,族群收入差距反映的主要是区域差异和职业,但是事实上也存在只与族群身份直接相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的差距,这与我国的民族政策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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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书评
人文
200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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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尼采和舍斯托夫对宗教和真理的观点,介绍舍斯托夫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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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07年)青少年的网瘾人数为9.72%,说明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仍然是不容忽视的。男性青少年网瘾比例高出女性青少年7.18个百分点,18-23岁青少年网民中网瘾比例较高,为11.39%。其中,失业或无固定职业者、研究生和本专科学生网瘾比例最高,分别约为16.5%、14%和11%。网瘾青少年中“玩网络游戏”的比例(40.77%)高于非网瘾青少年(28.61%)将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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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Sverre Varvin (挪威) and Alf Gerlach (德国)历史 中国对于精神分析和精神动力学、精神分析治疗实践的兴趣可以说有一个既漫长也短暂的历史。说它漫长可以回溯到1912年,那年章博士写了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文章。随后,中国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不断增加,不仅仅体现在临床治疗学科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学、哲学以及其他与精神分析理论相关的学科方面。1929年弗洛伊德的第一批著作被翻译,如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1921),随后弗洛依德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如"一个自传的学习"(1925)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名在中国接受过精神动力学取向心理治疗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叫戴秉衡,他于1935-1939年期间一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后来他又接受了分别来自纽约和芝加哥的精神分析师H.S.Sullivan和 L. Saul的培训,并将他的经验通过教学、督导以及培训治疗等方式传递给他的同事们(Gerlach 2003)。Adolf Joseph Storfer是一个从维也纳流亡到中国的犹太人,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他来到上海后发表了一些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对中国精神科医师和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Plänkers, 2010).,在1920年到1949年期间,中国哲学界、文学界和评论界都较认同精神分析的观点,一些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翻译了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很多著作。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被很多著名的作家运用。比如中国的心理学家高觉敷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并且写了关于这门新科学的重要报道(Gerlach 2003)。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于政治和精神分析的兴趣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相似。在1936年Wilhelm Reich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在中国出版,中文标题名为"精神分析学批判",在1940年由R.Osborn所著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在中国以"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标题出版。在中国的培训项目说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历史较短暂,是将发展历史从1983年开始算起,当时德国精神分析师被邀请到广州做报告和研讨会,他们同时参加了关于海南岛癔症大流行的精神病学研究。从1997年到1999年,来自中德心理治疗学院的德国分析师小组为中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了精神分析学取向的心理治疗连续培训。他们分别在昆明、北京、上海、武汉和成都开展过培训工作。从2000年开始,在Alf Gerlach博士的带领下,德国分析师与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在上海开展培训,带来了为期三年的密集培训项目,它吸引了很多中国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参加。这个项目也得到了德国学术交流服务机构(DAAD),中德心理治疗学院、以及包括DPV、DPG和DGPT在内的德国精神分析学组的赞助,它们对各种从基础到提高培训的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培训项目都予以赞助。特蕾沙·袁博士,作为一名具有中国背景的阿根廷精神分析师,从1995年开始在中国积极从事于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教学工作。她在北京医科大学儿童精神病研究所开办研讨会,在北京安定医院开设课程和工作坊。她从2002年与北京安定医院的杨蕴萍教授合作开始了系统的培训项目。培训师资包括欧洲精神分析师 Bien Filet (荷兰), Sverre Varvin (挪威) and Julia Fabricius (英国)。Yuan博士在2003、2004、2005年 与Peter Loewenberg (美国)合作为香港医院管理局开展了心理动力学培训项目。紧接着,在挪威精神分析协会安排下,由Sverre Varvin 教授组织的教师队伍于2006年分别在北京和武汉开展了为期三年的连续培训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挪威政府和北京安定医院及北京政府的共同资助。挪威项目(也包括上海的中德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的心理治疗培育未来师资。这是一个"培养培训师"的项目。中挪项目已经有80-120名参加者,以水平不同分成两个组。提高组包括接受过上海中德项目数年培训的学员,这些学员是初级组学员的督导师,在后来的培训项目中,他们已成为非常合格的老师和督导师,也是在中国医院和大学中工作的重要老师。三届中挪培训班都是按如下方式组织的:- 一年两次,每次为期一周的密集培训项目,每界都以挪威师资为主,前两期包括德国师资。培训内容包括讲座,小组督导和短期密集的个人体验,也叫做"自我体验",也可以定义为"迷你型"治疗。- 每个受训者要求完成两个治疗案例,并接受有规律的督导,一个治疗案例包括至少100次的治疗,另一个案例包括至少50次以上的治疗。督导者主要是已经过中挪项目陪训的中国同事,受训者也可以通过Skype被欧洲老师督导。- 凡参加培训项目的受训者必须要撰写一篇合格的论文。第一个培训项目于2008年结束,大多数的受训者都达到了培训要求,他们获得证书并且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证,他们被看作目前中国精神心理卫生系统的心理治疗培训发展的关键人物,这是一个成功的项目。基于学员在第二年结束时开始的理解和心理治疗实践能力的提高,我们看到了这种连续培训的重要性。这些项目中有几个中国受训者被邀请花一些时间(3-12个月)在德国的大学或医院的精神分析科室,或者在诸如法兰克福的弗洛伊德研究院的机构进行进一步的培训,在这些短期逗留中,他们也接受密集的个人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中美心理治疗协会(CAPA)自从2008年,中美心理治疗协会在Elise Snyder的领导下组织了为期两年的培训项目,包括研讨会、督导、心理治疗或者说是精神分析。其中大部分是通过Skype的视频方式完成的,这点是与德国和挪威的项目的主要区别。在过去的20年里,这些项目吸引了相当可观的兴趣,并且中国确实受益于这些尤其是德国精神分析师所做过的工作。尽管德国和挪威的项目不是由IPA组织,与IPA也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工作对于在中国进行恰当的精神分析培训的可能性来说至关重要。完善的精神分析培训于2008年在北京开始。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一位IPA的培训分析师Irmgard Dettbarn医生于2007年开始在北京工作。现在中国的精神分析培训中有9位候选人,他们都是来自中-挪威和/或者中-德培训项目中的学员。现状现在,在中国有众多与精神分析相关的活动。2004年,中国精神分析协会成立,共有33位成员分别来自北京、成都、广州、杭州、哈尔滨、合肥、上海、苏州、武汉、西安。2008年,IPA中国联盟中心的成立是与IPA第一次正式建立关系。当前,中国有一些重要的精神分析工作中心:北京,北京安定医院(杨蕴萍教授,临床心理学系主任)。上海,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肖泽萍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施琪嘉教授,心理治疗系主任)现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精神分析作家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约瑟夫.桑德勒、拉尔夫. 格林森、安东尼.贝塔曼和杰里米. 毫慕斯。一个把弗洛伊德文集翻译成中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由法兰克福的Tomas Plänkers医生领导。结论在过去的27年里,在中国的动力性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发展中,IPA分析师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1. 培训大量的精神病医师和心理学者,起源于已经演示了对一些疾病有疗效的精神分析方法。这些受训者目前有许多在精神病院、综合医院的心理治疗科、大学的临床心理系和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门起到骨干作用。2. 培训师资格,是能够教授新一代临床医生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治疗方法。3. 也许最重要的是,对咨询关系的精神分析的理解已经被证明对任何精神疾病的治疗都是很重要的。例如,已经证明药物的疗效很多依赖于医患关系的性质。这里,移情-反移情的理解对于在正确的情感氛围中治疗是不可缺少的。在精神医学中, 这点同样也适用于任何不同的治疗。可以说在其他的治疗范例中,比如认知行为治疗中,理解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无意识互动的重要性,也就是移情-反移情,愈加重要。结果,精神分析和基于精神分析的治疗都是治疗形式和一种理解治疗师与病人关系的方式。在这个内容上,应该中肯的寻求它是否有效、它如何起效、对什么人什么起效的证据。因此,中国研究者在中国的研究是必要的。在动力学取向的中国成员中这种兴趣逐渐增加,动力学相关的研究项目已经初具规模,而IPA成员作为督导者参与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关于创伤的研究和治疗师胜任能力的研究(Varvin 2010)。4. 中国精神分析师的培训在未来将成立精神分析学院和协会。在过去的27年中IPA分析师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中国建立了不同水平的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培训项目:- 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进行了精神动力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和督导师的培训。- 帮助建立了专业组织。- 帮助在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中整合精神分析的治疗和理解。- 帮助实施精神分析相关研究。- 以建立精神分析培训机构为目的而进行的精神分析培训。这个工作也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包含心理治疗作为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培训内容的精神卫生改革相关。IPA分析师S. Varvin 和 A. Gerlach是这个中国法制-行政-教育体系的顾问。 总之,30年的精神动力学培训和临床工作已经在许多IPA分析师和其他分析师的帮助下,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GERLACH, A. (2003) Psychoanalysis - an Inspira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Lecture, Taiw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Taipei, May 3, 2005.PLÄNKERS, T. (2010) Adolf Josef Storfer (1888 - 1944). Ein PsychoanalytikerIm jüdischen Exil Shanghai. Shanghai, Ausstellung und Vortragsreihedes JewishRefugees Museums und des Deutschen Generalkonsulats Shanghai.Varvin,S.(2009), What do we know about what works on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Research findings,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from psychotherapy in China. In: CHINESE PSYCHOTHERAPY IN DIALOGUE(CPID),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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