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
书评
2008/03/11
| 阅读: 1580
日前,萧开愚自选集《此时此地》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三个部分:诗作、译诗和二十余篇萧开愚称之为“从命作文”的文章。他从自己不同时期的诗作中精选了133首,组成本书的第一单元“诗选”。从1986年的《雨中作》,到写于2007年6月的《破烂的田野》,从《金华及东山印象》、《夜游》、《试试》这样的玲珑短诗,到气势磅礴的组诗《向杜甫致敬》,“诗选”就像一份由每一个“此地”汇聚而成的地图,中江风物、上海风情、西欧风气、中原风土,在萧开愚注重“此时此地”经验的写作中错综勾连。这种道思与情感地理学,恰如本雅明所说的那种既可以从中主动迷失又能借以确定自己位置的个人地图。另一方面,“诗选”也是被“此时此地”改写过的“彼时彼地”的地图。萧开愚在《后记》里说,这本集子中大部分作品在编入本书的过程中,他全部重写了一遍,“重写产生的作品具有此时此地经验的加入,因而是不必美满但生气勃勃的此时此地的作品”。
-
提要:两个理论主导了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研究。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描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群体: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则讨论了在转型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干部精英内部的分化。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把握和解释当今中国的精英流动动态。本文作者建构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这个理论模型,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内部也不是内固的,并已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作者的经验分析表明,精英排他通过给予精英与非精英的子女截然不同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实现,虽然更平等地成为党员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精英排他。精英代际转化则是因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我们感谢边燕杰、麦宜生(Ethan Michelson )、吉尔。伊亚尔(Gil Eyal)、潘绥铭、郑路、胡松华,还有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想法。文责由笔者自负。 自从德热拉斯(M.Djilas )1957年的《新阶级》(德热拉斯,1963P 1957)一书问世以来,很多学者关注国家社会主义中精英群体的选择机制和精英群体的形成过程。在这些文献中的研究主线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内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存在多大程度上的异同?而于此又更直接、更深刻地聚焦到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关系上。其间较有代表性的是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前者讨论了在中国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的关系,后者则讨论了在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技术干部精英和行政干部精英之间的关系。然而,本研究认为,他们对中国市场转型下精英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且没有揭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的具体机制。因此,本文先厘清可资借鉴的这两个理论体系,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并用中国城市调研的经验数据,以及统计模型来证明这个理论框架。 一、理论背景 (一)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 魏昂德在1995年提出了精英分割理论。①「精英分割理论由魏昂德在1995年提出,在2000年他与李博柏(Li Bobai)和特雷曼(Donald J .Treiman)的合作文章中进一步确认和延伸。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简单地说成"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参见Walder,1995)」他认为,在中国,相对于其他职业,一方面,大学学历是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最强的预测指标,而党员身份②「党员身份在国外有关研究中被作为政治忠诚的一个指标」对此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一方面,党员身份是进入行政管理职位最强的预测指标,大学学历对此也有显著的正作用。这两种主要资格所起到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大学学历使个人更有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而不是行政管理者;党员身份则使个人更有可能成为行政管理者,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魏昂德通过对职权、收入和住房的分析,认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不是"再分配精英",知识分子始终没有走上阶级权力的道路(Walder,1995)。由此,他认为,在中国,精英群体是分割的。 精英分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萨列尼的二元精英和二元途径模型的启发。萨列尼和康拉德(G.Konrad)在1979年曾断言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正处于走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他们指的是关于党的年老的精英--即德热拉斯于1957年所说的"新阶级"--将被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专业精英人士所取代的未来(参见Walder,1995)。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正走向阶级权力之路":以前高学历而在政治上不可信的"专家"和政治上忠诚却缺乏教育的"红色人物"之间的区隔正在被消融(Szelenyi ,1982,1983:158-160;Walder et al .,2000)。在1986年和1988年的文章中,萨列尼对1979年、1982年、1983年的观点有所修正。他认为先前关于知识分子融入统治精英的推测是不成熟的(Szelenyi,1986,1988:216-218)。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持着政治上忠诚的官僚和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专业人士的分割,而且还存在两种不同的职业路径:一条路径通向具有权力和特权的行政管理职位,另一条通向拥有微小权力的专业技术职位;专业技术人员路径强调教育资格,行政管理者路径强调政治忠诚,但是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政治忠诚的考察程度和行政管理者高学历的考察程度就不是很清楚了(Walder et al .,2000)。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就是对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的解释。 魏昂德等学者在2000年使用纵贯的职业史资料和事件史模型,进一步发展其二元精英模型。他们发现:(1)高学历在两条职业路径中的影响作用都在增加;在现阶段,具有大学学历者成为干部精英的机率要高于高中毕业者,但是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2)党员身份在干部职业路径中的作用在下降,但它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且具有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3)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4)虽然10多年来,两条职业路径之间的差异也有所变化,但毛时代的路径模式仍然存在,它们之间的界限在所有时期都是清晰的。(5)中国的职业流动是一种同时与对政治机器的忠诚原则相结合而又与现代职业的能力原则相分离的混合物,这些年来的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Walderet al .,2000)。①「值得一提的是,魏昂德等人在2000年的文章中仍然在质疑后毛时期的职业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发展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从毛时期向更为一般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转变的结果,或在多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出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文章中明确地认为,这些职业模式的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 归纳精英分割理论主要论点是两个方面:(1)通向两种精英的路径是分离的:党员身份是通向高行政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虽然教育程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高学历是通向专业技术精英的先决条件,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2)"再分配精英"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如果从资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精英分割理论,精英分割强调的是在代内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分离,它们之间无法完成转化。魏昂德是想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谈"精英分割"问题;他想用"精英分割"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性问题。在他看来,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分割的、矛盾的、冲突的、截然不同的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两个精英群体,所以中国的政治秩序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魏昂德是从通向两种精英的路径的分野和再分配特权由干部精英垄断这两个方面来阐释精英分割的。对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是:魏昂德提出的两个维度是否是认定精英分割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者说依着这两个维度是否就能够断言中国的精英是分割的呢?在笔者看来,从代内来看,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形成路径的确是不同的;但所谓精英是否是分割的,不能仅从代内流动或职业获得路径上简单视之,而应该从代际流动上考察,因为代际流动是比代内流动更能反映阶层之间关系的一个指标。当不同的精英群体在代际流动上互相排他,而自身内固,这些精英群体就是分割的;如果不同的精英群体在代际流动上互相转化,他们之间并不排他,自身也不内固,这些精英群体就不是分割的,或者说这些精英群体其实是一种人。 (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 萨列尼在一篇对市场转型理论争论带有总结意味的文章中提出了精英分化理论(Szelenyi Kostello ,1996)。①「精英分化理论由萨列尼和科斯泰罗在1996年首先提出,在1998年,萨列尼与伊亚尔、汤姆利合作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参见Eyal et al .,1998)。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简单地说成"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之后在1998年,他在和伊亚尔、汤姆利合作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精英分化理论(Eyal ,1998)。精英分化理论是在萨列尼将市场渗透分为三种类型的制度背景下提出的。这三种类型的市场渗透是:(1)再分配经济中的市场;(2)在再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条件下,以市场与再分配共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3)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其明确的目标是建立市场资本主义,抛弃国家社会主义。在萨列尼看来,1968-1980年的东欧和1977-1985年的中国存在的是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1980-1989年的东欧和1986年以后的中国存在的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1989年后的东欧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而中国尚未出现。萨列尼的意图是以"市场渗透类型论"解释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在再分配经济下的地方市场类型中,市场提供了新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传统再分配经济中的下层有可能成为成功者;而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私营经济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大批原来的干部精英进入了市场经济领域,并将官僚特权"商品化",逐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改变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以保证他们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少受或不受损害。东欧国家所发生的激进的政治变革,改变了政治制度,导致了趋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使得原来的干部精英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具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干部精英已经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重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并且和新的政治精英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因而在新的政治制度下,他们的优势地位仍然保持下来;这些在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经过混合经济的转变,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地位基础的转变,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继续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另一部分不具有文化资本的行政干部精英被新出现的市场主体排挤了出去,或到了边缘位置而成为失败者。 精英分化的现象出现在第三种市场渗透类型:激进式变革发生后对于原有干部精英产生了不同影响。萨列尼等人认为: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阶段(1949-1960年代中期),政治资本居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作用虽然存在但不重要,经济资本甚至起到负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革阶段(1960中期-1989年代),政治资本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地位上升,经济资本从负作用转为正作用;在后共产主义国家(1989年以后),文化资本居于主导地位,而原来的政治资本成了没有效用的资本,甚至还起负作用。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可以将原先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社会关系网络,而这有利于抓住新的市场机会;相反,没有文化资本的人会发现原先的政治资本对他们来说甚至是不幸的(Eyal et al.,1998:7-8,20-45)。所以,干部精英中的部分成员(主要是技术干部精英)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他们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这场变革,政治制度的剧烈变化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优势地位,只不过使得他们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发生了变化--他们将行政权力转化为对国有资产的实际占有,以使得他们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地被延续下来。另一部分成员(主要是行政干部精英)由于只拥有政治资本,而欠缺文化资本,无法适应全社会范围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扩张,成为市场转型过程的最终失败者之一,与工人、农民陷入同样境地。 其实,萨列尼所说的精英分化现象不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阶段中,而且发生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在萨列尼和科斯泰罗1996年的文章中就有所涉及(Szelenyi Kostello ,1996)。①「萨列尼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政治资本仍然是获得权力与特权的最主要来源,文化资本次之,经济资本更次之(Eyal et al .,1998:23)。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旧官僚本不应该成为输家。由此可以看出萨列尼的说法有些不够清晰的地方」如果从资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精英分化理论,精英分化理论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代内政治资本很难转化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则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针对于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国家自上而下渐进改良式变革的制度背景下,是否也会出现精英分化现象? (三)精英分割和精英分化理论的缺陷 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是不同的,笔者之所以将它们搁在一块讨论,是因为它们虽从不同的角度却共同讨论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问题,而这两个理论又恰好构成了精英研究的一个序列。前者从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职业路径的角度,认为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进入路径是分裂的;而且因为干部精英掌握了再分配权力,所以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是分割的;这种分割状态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虽然发生了些微变化,但是分割的界限仍然是泾渭分明的。后者则是从市场渗透对社会分层模式的影响这个角度,发现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激进转型过程中,原来的干部精英内部发生了分化:技术干部精英摇身一变成了私营企业主或法人资产阶级,继续把持社会上层位置,而行政干部精英由于其赖以生存的再分配的权力基础已经丧失而成了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失败者。 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且清晰地勾画出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的精英状态。在转型中的中国,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第一,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逐渐形成了紧密的"联盟"(参见孙立平等,1998);第二,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之间通过各种渠道相互渗透;第三,干部精英中的行政精英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失败者。这是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出现的趋势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已经组成强大的联盟,精英与大众的分化越趋明显和固化,中国的社会力量的重组并不是向中产阶级社会迈进,而是不断走向两极社会(孙立平等,1998)。然而这些学者的讨论主要是在代内分析了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关系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对精英联盟和排斥非精英的具体机制并没有阐释。 二、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一)理论模型 上述现象和研究促使笔者反思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在中国的真正解释力。笔者尝试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两个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社会的这些独特现象,即"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既有的精英分割和精英分化理论都是在代内流动的框架下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而我们提出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框架则是从代际流动的角度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 之所以要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讨论精英的分割与分化问题是因为:代际流动比代内流动更能反映社会分层模式的长期趋势和内在本质,尤其当我们尝试解释一种阶层的形成时。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指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不是排他的,内部也不是内固的,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如果从资本转化的角度来看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则会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不发达的、渐进式转型的社会中,精英群体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代际间能自由地转化。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 精英排他: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的非精英群体的子代很难进入精英群体,或者说非精英群体的子代与精英群体的子代成为精英的几率存在显著差别,前者的几率明显小于后者。这是假设一,简称为"精英排他"假设。 精英代际转化: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子代能够自由转化成任何一种精英,也就是说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或者说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子代进入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几率没有显著差别。这是假设二,简称为"精英代际转化"假设。 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共同促成了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的形成,并且实现了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样一种再生产与每个精英群体的再生产或者本文所说的"精英排他"不同,因为不同精英群体的各自再生产和自身内固完全有可能造成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的分离,而这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精英群体,也就无法实现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都排斥非精英,并在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转化,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才得以形成,并且实现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精英排他假设是指中国的精英集团的后代获得精英位置的机会明显高于非精英的后代;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则是指不同的精英集团的后代成为任何一种精英的机会都没有显著差别,精英与非精英的界限严格,而精英之间则不存在明显的界限。笔者通过证明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两个假设推导出:在转型中的中国,不同精英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种推导是有理论依据的,其理论前提正如吉登斯所主张的"中介结构化"(the mediate structura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Giddens ,1973:107),即流动是促成阶级形成的基本因素;而且在某一特定社会中,阶级的团结一致程度和阶级界线的严格程度都取决于流动机会分布。 如果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能够成立,它将说明:(1)精英分割理论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揭示,精英分割是因为各种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的排他和各自内部的内固,即各种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各自再生产;如果实现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干部精英与专业技术精英之间就不是分割的。(2)精英分化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惟一走向。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渐进改良的制度背景下,各种精英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而且通过代际流动实现了不同精英位置的转化。 (二)机制剖析 上文只是提出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出现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呢?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还是向市场过渡的一种表征呢?笔者尝试分别分析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以求揭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成因。 "精英排他"的机制是:党员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它可能是成为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决条件(Walder,1995;Walder et al .,2000)。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无论是成为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高教育程度都日益演化成获得精英位置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然而,高教育程度同时也日益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获得高教育的几率明显大于非精英群体的后代。这样,精英与非精英的隔离则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也就是说,精英群体通过控制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传承精英地位。 "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属于利益获得者。关于利益的操作化测量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魏昂德在1995年的文章中将利益分为职权、收入和住房三方面来分析,他要证明的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利益有显著差别,只有干部精英是"再分配精英"。但是,将收入作为利益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问题。由于收入分配在中国还远未实现制度化和市场化,这将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大量体制内的回答者很可能有其他隐性收入,他很可能瞒报收入,或很难正确地累计收入。第二,即使同一类精英,其内部的收入很可能差别很大。譬如,专业技术精英内部收入就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刚进IT行业、只有本科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月薪可达到1万以上(更何况当他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之后),而50多岁、已工作很多年的大学教授的年薪却很难达到5万。由此,我们很难将收入作为观察不同精英之间利益差别的指标。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解析"利益",譬如工作紧张程度、从事第二职业的可能性等等。因为专业技术精英很可能在职权上与其他精英相距较大,但却可能拥有很宽松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更长的假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从事其他工作,这些都应该列入"利益"的考虑范畴。鉴此,笔者将保留采用住房使用面积作为衡量利益的指标,因为:(1)住房使用面积可以呈现隐性收入的含金量及难以测量的问题,住房使用面积相似的回答者的总收入应该差别不会太大;(2)住房使用面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回答者的生活方式是否比较宽松,有相似住房面积的人,其生活空间和生活自由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似的。 针对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笔者提出: 假设三:党员在任何时期都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群体的先决条件。 它可能是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决条件。 假设四:高教育程度自改革后日益演化成获得精英位置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无论是对干部精英还是对专业技术精英。 假设五:党员身份的获得与家庭背景无关。精英与非精英的后代成为党员的几率没有明显差别。 假设六:高教育程度日益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获得高教育的几率明显大于非精英群体的后代。 假设七:精英之间的住房使用面积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三到假设六涉及"精英排他"的机制分析,假设七则是有关"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假设三和假设四是魏昂德提出的,笔者则将精英群体分成三种精英以再检验一下他所提出的这两个假设。 (三)数据与变量 1.数据 本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挪威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Fafo)资助、Fafo和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共同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就业与流动"。该项目于1998年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市,通过PPS 方法,共抽取了7500名受访者做入户问卷调查。其中,具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居民为4264名,最终完成的这部分有效问卷为3975份。本文的数据及统计分析即据这部分有效问卷提供的调查结果。①「有关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可参看王奋宇、李路路,2001」 抽样所及的三个城市分别属于北方(北京)、长江三角洲(无锡)和珠江三角洲(珠海)。这三个城市在地理分布、城市规模、城市历史与经济社会特征、经济体制改革诸方面分别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城市社会类型。 2.变量 精英分割是讨论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关系,精英分化是讨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之间的关系,本文讨论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主要是通过代际流动讨论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三者之间的关系。父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找到第一份工作时父亲的职业来划分的,子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在调查时点的职业(现职)来划分的。 (1)干部精英 干部精英指的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精英的特征是在组织中具有一定的职务,因而他们不仅具有控制和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而且还具有直接控制和支配他人的权力。 (2)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 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是干部精英的两个部分:前者只拥有政治资本,欠缺文化资本;后者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在具体操作上,本文将大专教育程度以下的干部精英列为"行政干部精英",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干部精英列为"技术干部精英"。本研究并没有单列经济精英,这首先是因为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经济精英(不论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还是私营企业主)具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他们大多是干部精英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变形;其次是因为数据中私营企业主很少。基于这两个考虑,笔者将经济精英列入干部精英中分析。 (3)专业技术精英 专业技术精英指的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需要说明的是,在涉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操作化分类中,我们根据受访者的具体职业、工作组织和在工作组织中的位置,对受访者自认的"专业技术人员"分类进行了重新整理。很多在党政机关、企业中工作的受访者自我确认为"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标准主要是学历;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担任着各种各样的职务,有的甚至是单位负责人。他们的地位特征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所拥有的科层制权力标识于世,而其权力实际上主要并不是来自于专业技术知识,我们因此不将其归入"专业技术人员"分类。在我们看来,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是指那些居于以运用专业技术知识为主的工作位置者,他们的地位资源主要在于专业技术知识的拥有,而并非科层制权力的占有。对于那些在科研、教学等部门中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则没有进行类似前者身份的重新整理。 (4)非精英 非精英指的是干部精英(包括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以外的社会成员。 (5)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指的是上学或培训的总年限。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 (6)党员身份 党员身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包括其他党派的党员。在分析中是定类变量。非党员是参照项。 (7)参加工作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指的是参加第一份工作的时间。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 (8)城市类型 城市类型指的是北京、无锡、珠海三市。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珠海是参照项。 (9)性别 性别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女"是参照项。 (10)年龄 年龄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使用。 (四)方法与模型 1.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假设(或者说精英排他假设和精英代际转化假设);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党员身份获得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方法验证教育程度获得模型和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2.模型 模型1:精英排他模型: 模型111:行政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1.2: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1.3: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2: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1: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2: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3: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模型4:教育程度获得模型。 模型5:党员身份获得模型。 模型6: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模型1、模型2、模型3是对假设一和假设二的检验。模型1、模型4、模型5是对假设三到假设六的检验。模型6是对假设七的检验。 (五)分析与解释 1.精英排他模型 在表1的三个模型中,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发现: (1)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也就是说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这与笔者的假设相矛盾。 (2)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发生比分别高出1.271,1.906,2.795,这说明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 (3)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专业技术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发生比分别高出1.295,2.034,这说明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 由此看出,精英排他假设得到了部分证实: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都排斥非精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将在下文的"精英排他的机制"部分给出解释。 2.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在表2的三个模型中,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发现: (1)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技术干部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2)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行政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3)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由此,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得到了完满的证实。结合表1和表2的六个模型,可以说明: (1)在中国,精英之间的区隔并不明显,不同类型的精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精英阶层,他们虽然是有差别的,但其实是一种人。他们在代际间不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转化或人员交换,他们之间的差别远远没有达到魏昂德所认为的冲突、矛盾以至于造成中国政治秩序不稳定的程度。 (2)虽然有些精英的子代变成了非精英,也有些非精英的子代变成了精英,但观察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深层真相决不能只看绝对数量上的变化,因为这种数量上的变化有可能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譬如说,非精英的子代进入精英阶层有可能是精英阶层扩大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分层的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而发生比率则是剥离了社会结构变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变动的情况,更直接地反映出社会分层秩序的真相。发生比率说明,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非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除了行政干部精英)都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其他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别。从"优势"这个意义上而言,几种精英并没有发生分化。 (3)这个精英阶层并不像笔者所想象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没有;非精英的后代可以通过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进入中国的精英阶层。但是,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参见下文分析)。 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上文证明除了行政干部精英,其他两种精英都具有较强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那么整个精英阶层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或者说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强呢?表3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精英阶层的子女成为精英的发生比是非精英的子女的1.925倍。这说明整个精英阶层的确是再生产的。当然,这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相比并不算强。彭玉生利用英国的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在英国,大雇主的儿子成为大雇主的比率是工人儿子的95倍(彭玉生,2000)。 4.精英排他的机制 精英排他假设只得到了部分证实。为什么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不同的精英排他能力呢?在这一部分,笔者主要尝试给精英排他提供一个机制上的解释。这个机制应该从精英获致途径上探索。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中国无论成为哪种精英,教育程度的作用都是显著的(假设四得到证实),而党员资格只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起正面作用,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没有作用(假设三得到证实)。教育程度的获得受到了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 表4说明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在获得教育机会、资源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假设六得到证实)。因此,"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至于"行政干部精英"不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倾向的原因将在下文解释)。此外,表1的分析显示,在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获得途径上,父代的精英背景是个非常强的影响因素,它具有独立于教育和政治身份传承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独立于并且明显超过其他因素的影响力(譬如党员身份或教育程度)。那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父代的精英背景是通过何种机制来作用于子代精英位置的获得的?它是通过关系网络还是政治市场和文化市场的交易(如买官鬻爵等)来作用于子代的精英位置呢?这需要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 为什么"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不具有这种倾向呢?这是因为,虽然教育程度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具有优势,但优势不大,提高一年教育程度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的发生比只提高了0.079倍(1.079-1,参见表1);相反,党员身份的作用却很显著,具有党员资格的人成为"行政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是不具有党员资格的人的2.578倍(见表1)。此外,父代的精英背景对子代成为行政干部精英也没有直接的明显优势(见表1)。因此,在行政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党员身份是比教育程度和父代精英背景强烈得多的变量,也是最重要的变量。而党员身份的获得与父代是否是精英没有关系(见表5)(假设五得到证实)。因此,"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 为了更明晰不同精英类型的获致路径,笔者用表6示之。如表6显示,在行政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政治资本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文化资本,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则没有影响。在技术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代际直接传递机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政治资本,再次是文化资本。在专业技术精英的获致路径上,代际直接传递机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不起作用。横向比较文化资本对获致不同精英的作用,强弱程度依次是专业技术精英、技术干部精英、行政干部精英。横向比较政治资本对获致不同精英的作用,强弱程度依次是技术干部精英、行政干部精英,对专业技术精英不起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精英排他的机制是精英地位的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和高教育程度的传承。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后代的进入,由此党员身份成为削弱精英排他的一个重要变量。 5.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 表7显示,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住房使用面积上没有显著差异。正如笔者在上文已经阐述的,住房使用面积可以作为利益比较的一个比较好的测量指标,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三种精英之间的利益没有显著差别。当然,我们还可以尝试从其他角度来解析利益状态,来分析这三种精英之间的利益差异。用利益来解释精英代际转化其实暗含着理性人的假设:正因为人都是理性的,而每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所以成为何种精英都能受益,所以精英代际转化得以可能。 三、结论 本研究认为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都无法完全捕捉当代中国的精英流动状态;相反,社会分层的主流模式是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也就是说,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不是排他的,内部也不是内固的,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假设: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精英排他的机制揭示的是精英地位的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和高教育程度的传承。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后代的进入,而党员身份又是削弱精英排他的一个重要变量。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揭示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从制度背景来看,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既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也不是向市场资本主义过渡的表征,而是中国自身特有的转型类型所导致的。换句话说,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是市场转型和转型所处的制度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向市场转型对"精英排他及其机制"起主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文化资本对所有的精英位置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相对稀缺,所以,所有的精英群体用尽办法控制教育资源。他们通过代际传承在教育获得上占有优势,并由此传承精英地位。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逻辑控制着"精英排他及其机制"。 其次,"精英代际转化及其机制"又是由转型所处的制度背景产生的。这个背景就是中国是个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改革从始至终都是由国家控制的,用渐进的方式展开的。在这种背景下,专业技术精英不是独立的,必须从政治(行政)系统获得经费和身份认同从而获得相应的地位。利用改革由国家控制这个契机,干部们可以转化身份而获取既得利益。此外,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也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必要基础。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相对不发达的工业化、科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文化资本的作用虽然日益凸现,但专业化的程度并不高。 所以,那些文化资本较低的行政干部精英可以被国家安排到占有利益但无须太多专业知识的闲职上,譬如工会主席、公司的名誉顾问、名誉董事等。亦因之,行政干部精英不会成为改革的受害者,他们与技术干部精英之间也不会分化。相反,在东欧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都相当成熟,文化资本对于每个高层职位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在那里,行政干部缺少文化资本无法承受新工作环境的强烈挑战,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市场转型的失败者。 上述的讨论说明,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化相对不发达、始终由国家主导这个制度背景下发生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成了必然现象。随着向市场转型的深入,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将会更加明显、更加直接、更加稳定。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比再分配经济更加稳定的制度环境,更少受到变动的政策的影响。因此,只要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个制度背景不变,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会越加稳固与强化。 参考文献: 德热拉斯(M.Djilas ),1963/1957,《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彭玉生,2000,《现代英国阶级与职业的代际流动》,《国外社会学》第5期。 孙立平、李强、沈原,1998,《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第5期。 王奋宇、李路路,2001,《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北京出版社。 Eyal,Gil,Ivan Szelenyi Eleanor Townsley 1998,Making Capitalismwithout Capitalists .London,New York:Verso. Giddens ,Anthony 1973,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New York:Harper Row. Konrad,George Ivan Szelenyi 1979,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to Class Power.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Szelenyi,Ivan ,1982,"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983,Urban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2socialism.Oxford,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The Prospect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Project :An Auto-criti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to Class Power."Politics and Society 15. --1988,Socialist Entrepreneurs: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Cambridge :Polity Press. Szelenyi,Ivan Eric Kostello 1996,"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Walder,Andrew G.1994,"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Elements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Theory and Society 23. --1995,"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60. --2003,"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68. Walder,Andrew G.,Bobai Li J .Treiman 2000,"Politics and LifeChances in a State-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Chinese Elite ,1949to 1996."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Zhou,Xueguang ,Nancy Brandon Tuma Phyllis Moen 1996,"StratificationDynamics under State-socialism :The Case of Urban China,1949-1993."Social Forces 74. 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郑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
-
我们现在弹奏的古琴,多数并非传统的古琴,而是受到西方文化深刻影响的古琴。当代琴家对琴曲的处理,除了吟猱和节奏的改变,有时甚至改变旋律。他们认为这是‘表现自我’,其实是对传统的背离。
-
由于专家组报告刚出台不久,以上的法律要点分析只是初步的,对于这个报告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分析。有人称该案为“中国入世后败诉第一案”,尽管败诉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但也完全没有必要对此大惊小怪,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4条指出:“争端解决机制(DSB)所提建议或所做裁决应旨在依照本了解和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实现问题的满意解决。”可见,WTO专家组裁决只是解决成员方彼此之间贸易争端的一种方式而已,与政治因素、国家形象等无关,根据DSU相关规定和做法,败诉方只要改变或放弃WTO裁决的、不符合相关协定条款的措施即可,无须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等其他责任。美国、欧盟、日本等WTO的发达成员方乃至印度、墨西哥等一些发展中成员在WTO争端解决中也屡遭败诉,美国更是WTO争端解决中的败诉“大户”,如著名的美国“海龟案”、“伯德法案”、“归零案”等败诉案件,影响颇大。
-
探讨像"人生的意义"这样一个庞大的哲学话题是需要胆量的任务,不仅因为这个问题在热衷技术和商业的时代里听起来有点自命不凡,矫揉造作,而且因为无论"人生"还是"意义"的概念都太模糊和宽泛。说它模糊是因为人们很难知道从哪里开始,说它宽泛是因为不知道在哪里结束,或 如何结束。但是,如果根本不去探索人生意义就好像让人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骗子,就像卡夫卡《审判》中的情形那样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内疚感。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兰卡斯特大学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教授把这个话题拿过来进行严肃的哲学探索,试图把传统智慧"压"在上面。 伊格尔顿一开始非常谨慎(对焦急的读者来说,也很小心),向普罗大众说明提出人生意义问题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喜剧演员(他诙谐地希望把自己归类为前者而非后者)。接着,作者没有提供现成的回答,反而质疑这个问题假定的清晰性。"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真正的问题还是有误导人的嫌疑呢?因此,这场讨论被引进必然探讨问题涉及的概念的语言意义的轨道中。与此同时,伊格尔顿持续关注"人生"和"意义"这两个概念莫测高深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们的联合意义。当他把意义和人生问题的讨论限制在人的视角之内,人们大可不必厌恶地皱眉头。毕竟,意义的三个主要方面"宗教、文化和性"都是关于人的东西。 伊格尔顿在书的大部分篇幅中关心的内容与其说是"人生"倒不如说是"意义"。在他看来,意义是最基本的概念,因为人生就是通过其意义而被人们所认识的,至少从理论上如此。作者在这种探索中不仅在个人层面而且在不同意义体系的层面上都确实遭遇了意义多样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把意义概念区分为三大思想流派:前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每个流派都是一个笼统的意义体系,各自都是科学、文化、符号学和个人思想等种种影响相结合的产物。 就是在这里,该话题几乎逃脱了伊格尔顿的控制。任何一个意义体系超越其他体系的相对效度很难得到人们充满信心地赞同,因此,意义变得难以捉摸。难怪,伊格尔顿自己的立场并不停留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平台之上,而是从经典的亚里士多德美德作为有意义的人生的基础,经过叔本华的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获得人生本质的弗洛伊德体系或马克思主义体系,一直谈到当今时代的极端主义和虚无主义。在梳理这些哲学途径的同时,伊格尔顿还引用了以莎士比亚和贝克特的戏剧为代表的众多文学经典,这些作品描述了人类生存背景,创造了意义,或者对现有意义重新洗牌。伊格尔顿处理哲学和文学宝库的方式暗示了为人生意义问题提供单一答案或者现实立场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意义的模糊性本身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但是,在此我们遭遇到另一个障碍----逃避主义。"模糊性"难道不是回避人生意义问题的另一个托辞吗?伊格尔顿认为人生意义问题是道德问题:但是要在不选择一个意识形态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道德判断的情况下,去发现人生的核心价值就更加困难。伦理学的目标不是满足于模糊性,而是为人类生活带来融合与和谐。所以,按照某些道德标准或者价值观来评价人们的生活是追求人生意义的核心内容。在此意义上,人生意义问题决不能被敷衍搪塞过去。最后,作者提出以爱和幸福两个核心价值作为确定有意义人生的特征。读者当然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用以评价人生意义(或无意义)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从《人生的意义》中得到的最宝贵建议是:如果你真的想从生活中找到意义的话,把价值观,即便是最积极的价值观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来使用将是一条危险之路。相反,要使自己的人生有意义,你就必须把积极的价值当作目的本身,而不是通向某些隐蔽目标的道路。实践美好价值观是终极目的,没有任何意义能超越它。 《人生的意义》对所有对严肃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著作,它邀请你参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困难的问题的讨论。伊格尔顿教授在书的末尾提醒读者,他的讨论并非要为人生意义问题提供最终的答案,他也不期待任何其他专著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他确实成功地提醒我们值得人人都思考的问题所在。投入到寻找人生意义的活动中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就像呼吸是物质生活的组成部分一样,这种冒险本身就是人生意义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厄内斯特·德姆西(Ernest Dempsey)自由作家。著有四本著作,当前是《自我恢复》季刊的编辑,密歇根the Loving Healing Press出版社助理编辑。 译自:The Meaning of Life by Terry Eagleton 本文评论的书:《人生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Life by Terry Eagleton, OUP, 2007, 200 pages. ISBN: 0199210705.http://www.philosophynow.org/issue78/78dempsey.htm吴万伟 译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特稿。
-
要让大部头的作品来适应4分多钟的单面唱片,有时面临着多重的困难选择,即使演奏家能够从容地保持与公开演奏基本相当的速度,通常也要事先选定好切割点,并在录制到该处时停下来,以便工程师换好录音唱盘后再继续下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录音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分段的方式录制的(在再版的CD中这些断点已被细心的连接起来),除非采用两台以上的录音设备连续工作才能避免中断,而这种奢侈的方法一般只在录制现场演出时才会使用。
-
王绍光提到过的桑德斯199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找不到书可看此文,其中提到由于现代艺术体积庞大不易搬动,包括洛克菲勒在内的的财团被召唤了。
-
作者从“建筑艺术”的文化性和中外文化的不同,论述了中国建筑应立足于本国文化土壤之上,慎言与西方的“接轨”;从建筑的双重性和建筑艺术的层级性、公众性,论述了“建筑艺术”只是指称建筑中的“艺术性”。“建筑”作为整体,不可能是纯艺术,仍应以满足包括功能在内的物质性为其首要的追求,慎言“艺术”。
-
2周前潘基文访问北极,亲眼看到数年前仍是巨大冰川的残留彻底解体。
-
在当代西方哲学舞台上,罗尔斯无疑是一位具有独特思想性格的哲学家。这位被誉为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哲学领袖和哈佛“自由主义思想铁三角”之一(另外两“角”据说是帕森斯和亨廷顿)的哲学和伦理学教授,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伊始发表《正义论》以来就一直充当着哈佛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学的“领衔主演”,被丹尼尔斯称为“二十世纪的洛克”。
-
在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西南证券重组和上市的经验,对于认识和应对这场罕见的金融危机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
在近代中国接引西方法意与法制的智识活动中,以现代"新儒家"名世的知识份子群体的思虑迄未得到应有的疏理。而就其在体贴中国固有人生与人心的意义上对于西方法律与法理及其在中国的移用的观照而言,正有为专门的法律从业人员虑所不及而需要我们后人用心体会者,梁漱溟乃其中突显之一例。这里,笔者通过分析梁氏对于西方法律精神与传统及其社会─历史成因,西方法律价值与概念在中国的移植及其与"老中国"的冲突等课题的论述,揭示梁氏思想中的另一侧面,同时,借此视角,展现现代新儒家在法的领域接续、阐发中国固有传统时,接引异域文明的心路历程。 一 梁氏对于西方法的省察,基本上是在"公法与私法"、"历史与现实"以及"价值与功能"的三组范畴中作业的,分别触及了西方法的意义源泉──法之为法的合法性;历史维度──法是民族精神与地域生活的展现;和现实根据──法是服务人生而熨贴人心的生活样法。 第一,就公私二元、个体与群体的互动而言,梁氏体认西洋的法律一如其政治,乃"德谟克拉西的法律",也是"科学的法律"1。而一言以蔽之,西洋社会─政治的组织与运作盖在于"权利为本,法律解决"这八个字2。"权利为本",意味着个体与团体、国家与社会各有其权利,而各以其权利为核心,所以此疆彼界,"权力"与"权利",必须明确规划,"订定明白",而这便也就是法;意味着经由"表决"等众多工具理性的复杂技术性操作而筛选、凝结民意,民意中的多数──压倒一切的优势人心──即为法律。用梁氏的原话来说:"西洋的所谓法律,就是团体里面大家的一个公意;而团体公意如何见呢?就得由票上见。"3又正因为此后纠纷,循此解决,法律当然成为不二准绳,所以更反过来要求"权利义务清清楚楚,互不相扰"4。滥觞于罗马法精神而表见为现代型的公权与私权概念的出现,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等等,便都是大树新枝、顺水之舟了。这其中所蕴涵的政教分离,道德与法律两清,个体与群体的相反相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对立,而一以实现社会心理所期待的那个"公道"(justice)5为鹄的的原理原则,乃是近世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6。相形之下,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从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伦理则"因情而有义",中国法律遂一切基于义务观念而非权利观念而立;同时,传统中国这一"不像国家的国家",无阶级的流转圆通的"四民社会","但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之团体关系",通常时光,"国与民更彷佛两相忘",遂造成传统中国法律虽早发达,但却不走西方型的私法─权利意识的路子,亦无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刑法的分别7。就此而言,与普世观念下的中国"天下秩序"的组织与维持既不靠教会的宗教,亦不靠国家的"刚硬之法律"的样本相比,辜汤生讥嘲西方社会"不是靠僧侣拿上帝来吓唬人,便是靠军警拿法律来拘管人"8,峻刻之语道出的实乃"片面的深刻",也是常情,而梁漱溟对辜氏此说不止一次地徵引,亦正是所谓有感而发,心同理同9。职是之故,梁漱溟才慨言:"离开宗教而有道德,在中古西洋殆难想像;离开法律而有秩序,在近代国家弥觉希罕。然而在旧日中国却正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恰与所见于西洋者相反。"10而这一切,又都是各自历史积累所得,有在法律之先的社会发展事实预为铺垫,慢慢生成演来的。 第二,从历史维度而言,西方精神本身乃一纷纭歧出、粲然大观的综合体,不仅有晚近"最新思潮"与启蒙运动后的"新思潮"的对立,而且更存在着彼一思潮与此一思潮的扞格。如梁氏所述,欧洲自近代初期起,发挥个人主义、权利思想,成就了现代的西方社会,这是对于中世社会的反动的结果;而最新的思潮则是随着经济上的社会本位,法律思潮亦随之主张"社会本位"与"义务本位"观念,所以,个人对于国家,当初只希望它不干涉者,此时转而希望它积极负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1919年的德国宪法等,于人民的消极权利外,复规定一些诸如生存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积极性权利;同时,如何运用自己的财产、受教育、工作以及选举投票等等,亦均成为人民的义务,所谓权利与义务的一元化。梁漱溟并引狄骥(Léon Duguit)的"社会连带关系"(solidarité sociale)理论为己说作证11。在他看来,此次西方前后思潮的调和,根本精神不仅是基于国家与个人的对立,更是出于调整个人与个人的对立这种格局的需要,而这种"两面各自主张其权利,而互以义务课于对方"的机制,在他们不仅是补偏救弊的时势使然,更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技巧,但从中国儒者的理想的眼光看来,此不免"固执一偏,皆有所失"12。实际上,梁漱溟在此道出了一个法律规则需切合人心,而确能服务人生,从而与多数人的社会价值若合符契,成为人们乃可信托的外在准则和内在凭藉,从而实现法律规则与法律信仰内外一致的问题。 第三,这种表现为法律架构的近代民主政治,在梁氏看来,其价值与功能在于"合理"与"巧妙"两项。所谓"合理",就在于它使得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作主的权,即公民权,而个人的事,大家都无权干涉过问,其直接结果便是对于个人自由权的确认,而凡此诸端一以宪法制度笼统,并落实为具体的司法保障,特别是司法独立与程序公正的设置,而此政治与社会安排达于人心,法意与人意融通,一以法律(特别是宪法)为"最高",即为宪政与法治。因此,这里的"合理"不仅是指"合理性",亦意味着"合价值";所谓"巧妙",则在于"使你为善有余,为恶不足,人才各尽其用,不待人而后治"。前者表现为立法、司法与行政的三权分立,其中,就司法而言,形诸陪审制、律师制度、公开审判、法官独立审判及其任免制度诸项。就后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宪政制度下的民主运作,"政权从甲转移到乙,平平安安若无事",美国总统也好,英国首相也罢,经由选举制度疏通"漂亮角上台"的安全机制。 出于对权力本身固有的自我腐蚀性的怵惕,梁漱溟深感如何救济国家权力滋生的危害与腐败,实是现代政制与法制的第一大事,而传统帝制则为恶容易──如他所说,为恶的机会都预备好了──为善不易,既无法救济,沉痾不治,便只有暴力革命一途,一乱一治,牺牲太大,而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妙处,就在免除这样可怕的牺牲,而救济了上说的弊害",这一切托赖于现代政党政治的配合运用,催生政象常新,"其结构之巧,实在是人类一大发明"13。正是有鉴于此,如梁漱溟夫子自道,终其一生,对于以英国宪政为代表的西方近世自由主义宪政传统,一代儒者的他"始终倾服"14。 二 若借用梁氏本人的用语,则他所解读的造成西方近代以宪政为核心的法治的深切根源,原不外"人生与人心"两项。就"人生"来说,相对于帝制中国,近代西方"社会构造"的"新异的色彩"可用"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一言以蔽之,全部的机运全在如何调理集团与个人的关系上15。要之,西方社会自来为一团体/集团生活的样法,自宗教开端,以至于经济、政治,处处皆然,而集中表见为宗教的团体性、阶级的团体性和国家的团体性三种16。但是,另一方面,集团生活的西洋人反倒孕育出了与之相对的另一极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所谓"集团生活发达的社会所产生的一种有价值的理念"的"个人主义"17。而正因为从希腊城邦起始,西人即重团体与个人间的关系,故必然留意乎权力(团体)与权利(个人)的关系,此种"集团内部组织秩序之厘定,即是法律",这驱使日后"西洋走宗教法律之路"18。与家庭生活相比,集团生活的维持以秩序为前提,"为维持秩序,就得用法律,不能讲人情"。也正因此,于个人与团体双方,首要的是只求事实确定,关系厘清,理想生活与生活理想均自在其中19。罗马法恰恰适应这一需要,特别是适应"我"觉醒之后"向前要求现世幸福"的"我"的人生要求,而以发达的私法形式推波助澜,营造"我"的"现世幸福",一种"团体生活"中的"我"的生活,而"我"的生活又正属归"团体生活"中一个独立的份子。因此,所谓民主制度,在梁漱溟看来,正是根植于西人这种"我"的生活与团体生活的关系而发展出来的"一种进步的团体生活"20。凡此种种,共力形成并表达了西洋的别样的"人心"。 西洋的"人心",曰"争",曰"有对",曰"我"之中心,曰"恶"的人性论,曰"理智"的工具理性。梁漱溟举叙英国宪政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无一不昭示一个"向外用力"的"争"字。参政权乃"争讨而得",个人自由是"反抗而得","若不是欧洲人力量往外用,遇着障碍就打倒的精神,这『民治』二字,直无法出现于人间。他不但要如此精神乃得开辟,尤其要这个精神才得维持运用"21。近世西方的宪政与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个人权利与公民权概念的流布,将一切人际格局悉处理为具有平均值的"陌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往来的法律取向,其形成、维持与运作,就靠千千万万并非特别秉有"热心好义"的心肠,而是"各自爱护其自由,关心其切身利害","各人都向前要求他个人的权利,而不甘退让"的"孤立"个体的积极参与,设若没有这种"争"的人生态度,"则许多法律条文,俱空无效用"22。这里,梁漱溟认为"论敌"胡适以"不知足"概西人精神的一段话23,与其"争"的论说恰可"互资参对"。正是这"不知足"的一个"争"字,使得包括法制在内的所有西洋制度,"一切植基于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契约观念"这一人类"有对性"之上,其情形正可借西人原话,以"钳制与均衡原则"(Principle of checks and balances)一言以蔽之24。 这种处处防制的制度设置,以"斗争"为"法的永恒天职"的法律传统25,从宗教哲学人性论看,实渊源于西方文化对于人性"恶"的基本预设,政治、法制悉以人性恶为根据,围绕着一个"恶"字做工夫。一方面,梁漱溟认为,"恶"的人性论自有其深刻的理由,因为,其一,"人本是自家做不得十分主张的",在立法上,西人并非有意以不肖之心待人,人实不可信赖故也,"与其委靠于人,不如从立法上造成一可靠之形势故也";其二,除非绝对不要法律制度,要法制就是不凭信人。法制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欲在凭信人之外,别求把柄,则此亦似不能独为西洋制度病,各社会各国族均欲托庇于此,只不过近世西人将此"把柄"运用到家罢了;其三,在他体会,西洋立法,似乎秉持一种"科学态度",而科学讲的就是一般的、普通的、平均数的,而不以少数的、特殊的为限。既然法律本来就是为众人而设,其不信任人,只是说看人只能从平均数来看,我固然不能说你是坏人,亦不能说你是好人,所以当然只能以性恶立基了。另一方面,这种基于"恶"的人性论,与鼓励"人类应时时将自家精神振作起来,提高起来",而以"诚"、"信"、"敬"、"礼"相对待的中国固有精神,其"无对"的人生态度,实在大相刺谬26。所以,当西洋式的制度性设置已然经由"革命"或"改良"而安置于中国社会,却"胶柱不灵"27,甚或"适滋捣乱"28,盖在中国根本就无此种人生与人心以为配合,这种制度在中国乃成为"没心没肺"的玩偶。民国以后的中国徒袭有西洋制度的外形,而人生态度犹乎夙昔,扰攘不宁的表面原因似乎是人人群起而争,梁漱溟却慨言"这正为大家都太不爱争权夺利的缘故"29,可谓道尽个中消息。凡此种种,一句话,正所谓"民族精神"不同,欲在中国引植西方法理与法制,强拧中国人的人心以适应此一人生,冲突乃不可免了。 三 职是之故,欲将具有上述精神品格的西方法于仓促间移植中国,其可能与现实的结果会如何呢?梁漱溟曾先后举过四个例子予以说明30,涉及法律与道德、个体与团体、社会与国家、公平与正义、价值取向与制度的功能运作等等诸对构建现代法制所必须处理的课题,关乎生活样法、人生态度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等诸方面。若同样从"人生"与"人心"两端下手展开论述,则就人生来说,最说明问题的莫过于第四个例子中的地方自治及其选举。该例典型地展示了固有的中国下层社会构造不敷新的上层结构的需要,以致欲经由"法制"联接上下的努力落空,下层饱受摧残,上层结构不立,而上下交相为害的尴尬。地方社会的自治,梁漱溟认为原意应在构造"团体组织",使地方社会由散漫而入于组织,而在尊重地方利益与愿望,承认地方的自治权的前提下,使"地方本身"成为一个"团体组织",从而营造"地方团体生活"。国家政权以强力来推行,无非求社会加速长进,但地方却不能因此而忘却地方团体本身,只着意于"上面的政令"与"官府的委托",也不能将地方自治等同于"古代的所谓乡,党,州,里"或现代的"乡属于区,区属于县"这类"自上而下的『编制』",否则,只有"他"而无"自",哪来地方"自"治31。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此种地方自治,一则需待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至一定阶段,而具备此实际需要与可能的"自然形势",而不能不顾社会的实际情形如何,强迫为之32;二则须诉诸中国固有的"人心",而使外在的种种获得"情理"层面的价值源泉。从前者来说,自来的中国民众的生活样法不取"团体生活"的路子,特别是经济上不存在"不可解的连带关系",从而不能产生"连带意识",也就缺乏现代西洋意义上的那种"团体生活"的"政治习惯",即"纪律习惯"与"组织能力"(梁漱溟有时将此表述为"物质经济"与"心理习惯",或"对于团体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对于团体公共事务的活动力"两端)33。物质经济条件的欠缺,表明中国的地方无"自"的存在,纵有所谓"县""乡"之类的规划,却并不意味着社会本身的发育,从而不存在一个与政治权能相对的西方式的民间社会,毋宁是以"朝廷"直接面对亿万小自耕农、而以"官民"两极一言以蔽之的巨大的"天下格局",以西方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对立为预设的那套制度安插不上;心理习惯的阙如,即遵循团体生活的游戏规则及其习惯与能力的欠缺,说明短时间内"(自)治亦无从治起"34。在此情形下,以"秩序骚乱"、"产业凋残"、"地方疲惫"的3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论,当局"只是颁布自治法规,督促实现,这好比对着乾枯就萎的草木,要他开花一样",岂独增加农民负担,实际上反倒助成土豪劣绅的权威,事与愿违地摧残原本就凋零的"地方"──乡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其结果是乡民社会不待自治,已先自乱了35。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氏所说的"地方自治"或"地方团体自治",与当时流行的和当局策定的,毫无共同之处。它实际上是指相对于政治国家的民间社会的发育(即其在论述宪政时所谓的下面诸"势"的形成),整个国族为应对新的生存环境所作的生活样法与人生态度的重大调整,而以组成现代的民族国家为指归。因而,乡村建设与地方自治,实际乃中华民族"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这一长程跋涉中的一个纽结,正如梁漱溟所说的:"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36法律在其间与道德联手,扮演一个上下左右串联、衔接、润滑的角色。所以梁漱溟才说:地方自治,"实是天下大事"37。处甲午以降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中,梁漱溟比别人更为清醒地懂得,今后的中国必定是"团体生活"的样态──实际上中国社会已经蹒跚迈上了此一不归路了,而团体生活及其习惯也好,组织团体生活的能力也罢,"无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人并不缺乏"组织"的能力,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在固有的中国人生与人心的基础上组织和达成这一生活38,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也是包括法律移植在内的一切制度性重构所面临的真正困难之所在。 在此,梁漱溟提出的三点主张,实际是通过调和中西法律精神以连结社会的上下结构,形成新的治道与治式,从而调整中国人的身心,重组整个国族生活的框架性设想。其主要意旨包括: 第一,新的政制、法制的形成,必以新习惯、新能力(纪律习惯、组织能力)的养成为条件;而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必须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具体来说,欲在中国社会形成团体生活样法,则须以接续中国过去情义礼俗精神为条件,必从固有情义之精神以推演,不能以简单"移植西洋权利法律之治具于此邦"为已足39。有感于当时言地方自治者和中央政府之自治法令,"相率抄袭西洋之余唾,从权利出发使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均成为法律之关系;比之乡间,乡长之于乡众,或乡众之于乡长,均成为法律之关系","径行法律解决"40,梁漱溟坦言,其于"西洋行之甚便,中国仿之,只受其毒害而已",盖在其伤"情"害"义",而"情义"二字乃中国乡民社会过去赖以组织的根本,也是将来的新习惯、新能力得以养成的起点和精神41。于此,梁漱溟提出,对于诸如"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样的舶来的西洋法律与法意,"吾人只可如其分际处师取其意,而不能毫无斟酌的径行其办法"42,否则,简单灌输"四权"将使中国乡村"打架捣乱",地方自治未成,倒先"自乱"了。今日回头一看,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广大地区的基本结构还是以小自耕农为一极,而以"官府"为另一极的"官民"两分样态,阶级无由形成,也就是说不存在利益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意识,从而无推出其利益代言人的迫切需求与实际可能,也没有为此而敷设的诸多技术性措置以为配合。地方自治与选举,乃将中国组织成一国家的措置,社会与国家两分的尝试,代议制度的一环节一方面,在当时的中国虽又不得不做,实际上却确乎无从下手。而将宪政等等大架子便搭设在这样一个直接以亿万小自耕农为基础的社会,能不危殆万分。这里,梁先生列举的案例,均道出了中国固有的"情义礼俗"与新的制度运作间的矛盾,特别是中国固有人生态度中"争"与"让"的游戏规则与新的制度设置的冲突。案例一所陈述的,正是不敢、不愿甚或不屑"争"的固有人生态度在西化式的诉讼制度中的灭顶之灾。本来,这一态度所导致的各自秉持礼俗,向内用力、反躬自省而各自诉诸自家情义这根心弦的这番内外交互印证的工夫,于攘让从违皆有心照不宣的绳矩,但新诉讼制度要两造抛却情义与情面,各自在"争"中赤裸裸主张权利,这一套游戏规则之伤情害义,于鸡犬之声相闻的乡民社会生活样法,恰不是解决问题,而适足以增加问题。即在世纪末的今日中国都市,特别是商界,虽已多少倾向于经由诉讼解决纠纷,但也还是更多地以讨一个公正与"息事宁人"为诉讼预期,便是证明。倘若诉讼结果较预料的成本还高,则其回避此径当然不可避免。所谓成本,自然包括彼此为"非"陌生人的两造间"情义"的损伤在内。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如果说所谓"法制精神"与"情义"乃水火不容,取此必须舍彼,则为了建成"法制"──中国人心中一百年来压倒性的优势价值──而舍却"情义",则此成本总和于中国人生与人心是否太高而得不偿失,似犹有讨论余地。我们固可以设想,在人生与人心中将法制与情义的各自领地划分清楚,情义的归情义,法律的归法律,但问题在于,一个没有情义层面支持的法律竟会是有效的法律,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尚未之见,则这种设想,其逻辑的说服力不敌其历史的逻辑性,正为梁漱溟所嘲讽的坐在办公室"写条文"类事。而且,法律从业者所应时刻铭记的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法律、道德等等均为人类精神的自然流露,并服务于人类自身。如果采行某种法律制度就因为它是所谓"先进的"而全然罔顾其是否、能否造福于自家生活,这就恰与法律、道德的最高精神相悖。所以,如果新制实行的结果是抽去了中国人人心中"情义"这个命根子,则无异于毁灭了中国人的人生,则采行这样的制度岂不是引火烧身?时至今日,1996年颁行的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采行抗辩制,而执行效果不佳,新问题说出的还是这个老问题43。所以,以今证昔,梁漱溟的远虑实为近忧,而如何调和包括诉讼制度在内的西式法制与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将是攸关今后中国将欲建成一种甚么样的法制及其成败的最根本因素。 第二,政治与经济应"天然"合一。这里,梁漱溟特别强调"天然"二字。在他看来,经济"进步",则人无法闭门生活,在经济上必然发生连带关系,由连带关系而产生连带意识,则地方自治的基础即树立。而此种连带关系的形成,梁漱溟认为不当经由"争"的路,而应循沿"合作"、"团结"的途径,以解决最为迫切、重大的生存问题。就当时的广大中国乡村社会而言,治安与生计这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逼着中国人非走"团结"的路不可。特别是生计问题,必将逼迫着"没有三分钟的热度,没有三个人的团体"的中国人合作、自救、养成团体生活习惯与合作组织能力。梁漱溟悟然于"团体生活之培养,不从生计问题不亲切踏实"44,乃有"乡村建设"的设想。生计问题的核心是经济,从解决经济问题而引导中国人在生活各方面发生"欲分不得"的天然的连带关系,从而有"自治",进而有"民治",而且,国家越是民治的,地方越是自治的。这样,便由经济问题引到政治问题,法律在此应是以"情义"为本的这种连带关系的表述。梁漱溟于此特别提出,这样一种政经一体的社会重组,先要造成事实,造成"形势所归,不得不尔"的事实,而此"事实确非骤然可以作到",毋宁更为一远程的目标45。但既要有经济上的连带关系,又要保留"情义",其间是否矛盾以及矛盾如何解决,梁漱溟却并无提示。这里实际上暴露了所有具有大致相同的学术理路和价值取向的新儒家知识份子,对于中国所要建成的那种现代工商社会经济运作的复杂性及其压倒一切的主宰性之缺乏心理与学术准备,而使得他们对于价值层面的解说,往往不免单薄。 第三,政教"天然要合一"。此处梁漱溟所说的"教",如其所述,从严格意义说,特指"关乎人生思想行为之指点教训",也可以说,"差不多就是道德问题"46。在此语境中,法律与道德也应当天然要合一。从地方自治和乡村建设入手的国家与社会的重建,"非标明道德与法律合一不可",其根源则在中国历来"把众人生存的要求,与向上的要求合而为一"47。因此,案例二所述的法律冲突,其意义就不止于法律,毋宁更在于人生态度。在梁漱溟看来,西洋人看人生是欲望的人生,而人生天然有许多欲望,满足这许多欲望,人生之义就算尽了。所谓尊重个人自由,就是尊重个人欲望。国家一方面积极地保护个人欲望,另一方面并积极地为大家谋福利,帮助个人满足欲望。故西洋政治可谓"欲望政治"。但中国人自古已经提出了一个比谋生存、满欲望更高、更深、更强的要求,即"义理"之要求,所以,欲引发中国人以真精神担当中国社会的重建,非以人生向上之义打动不可。梁漱溟并举对于乡村不良份子的处置、革除缠足、消禁毒品等弊风陋俗为例,说明在当时的中国西方式法律的效能的有限性,说明较诸"完全靠法律统治,一刻都离不开"48的西洋近代社会,"法律与道德分开,若用之于中国,老实不客气地说,是完全不行的"49。尽管如此,对于案例二,梁漱溟虽曾几度提起,意在说明中西法律背后的价值取向的差异与冲突,但对此案竟应如何处理,却并未提出任何具体意见,这固然一方面如其夫子自道,于此外行,不愿多谈;另一方面,也实在是因为他很显然于新旧两种法律规定都不满意,而欲有一新的解决,这是他一生基于"于以往西洋法制中国礼俗之外,为人类文化的创新"而别觅途径这一深心大愿的必然诉求50,也是绵延至今的中国人生与人心的难题。
-
在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当下,所谓的"有机食品"让惶惶不安的消费者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但这根稻草并不那么可靠。
-
引言部分。
-
对于公众而言,要真正搞清哪些属于专家的能力问题,哪些属于专家的职业操守问题,恐怕还有相当难度,这主要是由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医学本身就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16世纪到18世纪经验医学和理性医学的齐头并进,19世纪临床医学的诞生以及实验医学的飞速发展,20世纪公共卫生事业的显著进步,都使得医学的专业化不断加强。
-
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法国朱莉亚·克里斯蒂瓦的《汉娜·阿伦特》(Génie Féminin—Hannah Arendt),该书似乎为许多青年读者所青睐,也是去年年底各地学术书店畅销书,网络上也不时读到不少青年写的“书评”。遗憾的是该书中文版存在一些明显影响根本上对原著理解的硬伤,没有为国内阿伦特爱好者、研究者门指出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本文限于篇幅,只列举该书的第5章《讲述21世纪》中一个单词的错译,顺便简单地谈谈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两个特定的用词。
-
村上春树小说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是如果村上的读者能够去思考一下生产型的人和消费型的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反省一下什么才意味着人的真正的成长,我相信他们对村上春树的小说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
科尔调查后发现,她原来的学生兼助手过去一直在雇佣艺术生伪造她的作品并将其兜售给别的画廊。“我已经报警了,伪造的画作也已被扣押为证据,但是警方到现在也没有逮捕他们。除了伪造画作之外,我的签名甚至鉴定书也被伪造了。”科尔说,“虽然赝品问题对全球艺术市场来说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在印度,这一肿瘤正在以你想象不到的速度蔓延着。”而事实上,科尔并非唯一存有这种担忧的人,印度绝大部分知名艺术家,诸如M.F。侯赛因、S.H。拉扎、萨迪斯·古吉拉尔等人,都深受那些高仿艺术品之害。
-
《全球化及其对它的不满》,台湾版译作《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李明译,大块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