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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文化层面上,从一开始,被殖民环境中本土与帝国的冲突情境,就不断地上演在我的家庭中。不管是属于哪一个阶级派系的人,都只认同殖民者,而不能认同穷困牙买加黑人的主要文化充分展现出高度的种族和肤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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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以阎连科发表于2003年第6期《收获》杂志上的长篇小说《受活》为中心讨论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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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向何处去,亦可答称人生必然向死的路上去。生必有死,但人死后又向何处去。此一问题,乃从人生问题转到人死问题,其重要性也决不在人生问题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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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 中方主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葛兆光越方主编:汉喃研究院院长、教授郑克孟全书25册,定价15.000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国人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来开头的。历史,是文化中国的长城。探寻和还原丰厚的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正是大国崛起前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有识之士早已提出,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看中国,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适、陈寅恪、陈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看到了这些"新资料"的价值,可是,七十来年过去了,除了吴晗在《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之外,似乎有关中国的日本、越南和朝鲜汉文资料,国内还没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近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成《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这套卷帙浩繁、耗费编者大量时间、心血,耗费出版者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型文献,是中国学术界、出版界首次对越南汉文文献的系统整理,是学者葛兆光所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燕行图集"系统出版的开始,牵引出了一个以汉文连缀的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对于民众而言,在与不同民族、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记载的"对视"中,我们更懂得了中国,懂得了自己。 葛兆光:多面镜子看中国我们对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2007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上海刚刚成立时,我曾经提出,把"从周边看中国"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从周边看中国"这一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对周边文化区域所保存有关中国的文献的研究,即借助"异域"的眼睛来重新审视"中国"。为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道理很简单,因为自我想象常常会自大,单靠一面镜子则容易片面。无论在日本、朝鲜还是在越南,有关中国的文献包括汉文书写的文献都相当丰富,我们相信,这些文献恰好能够让我们"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了解中国的真正的历史和文化特性。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拥有基本文献,没有文献的论述只是纸上谈兵,因此,我们把越南、朝鲜、日本所藏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当作复旦文史研究院这一研究课题起步时期的基础工作。其中,跨越元明清三代长达数百年,来自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东亚诸国的使臣、僧人、学者、商贾在中国出使、旅行和游历时留下的汉文记录,就尤其值得格外关注,因为这些"亲历中国"的异乡人,可能比本土人士更加敏感,会注意到文化、风俗和政治上的差异,而这些民族、传统和国家立场不同的旅行者,不仅会对异国有实录,也会有批判甚至想象,当然,也呈现着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各国之间,人们曾经有过的友谊和交往。无论是实录、批判、想象或是友情的记录,都是古代越南、朝鲜和日本人对中国的感观和看法,它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我认识的新资料。很幸运的是,在2008年,我们得到越南汉喃研究院的支持,把"越南所藏燕行文献"当作我们合作的项目,由越南方面提供文献的扫描件和作者资料,由中国方面进行整理影印和提要撰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在,总算将这79种将近10000页的文献汇编成册,可以提供给有兴趣的学术界同仁了。在翻阅这些古代越南人有关中国的记载时,我常常会有一些奇特的感受。一方面这些出自越南文人之手,以汉文书写的诗歌、散文、游记,表现了古代越南人对于传统汉文化的熟稔,黎贵惇(1726-1784)《见闻小录》曾记载,明清两代越南使者与朝鲜使者在北京会面,便用汉文写诗彼此唱和,以汉文写序互相题赠,这让我想起朝鲜通讯使在日本出使时与东瀛学者同样以汉文笔谈交往的情景,也许可以说,汉文就像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连缀起一种文化,这个区域确实曾经有过一个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从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例如在黎(1750-1805)的《北行丛记》和李文馥(1785-1849)《夷辩》等记载中,也可以看到清帝国与周边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像他们要求把越南和朝鲜、日本、琉球和中国同样看成是"天地间同文之国",这并不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认同,实际上却是这个曾经和中国共享汉字传统的国家,试图摆脱朝贡体系,和清国渐行渐远。明清两代,中国也曾有过一些类似的越南行记,如黄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记》、钱溥《使交录》、杨寅秋《绥交录》、潘鼎珪《安南纪游》、李仙根《安南使事记》等,我总觉得,越南的燕行文献和这些中国的越南记载对读之下,可以发掘古代中国与越南人在相互观看,而从这种彼此"对视"之中,既可以看到传统中国文化在古代越南的长久影响,也可以看到古代越南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以及各个民族、国家和历史意识在近世的逐渐形成,当然还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越南社会实况和风俗细节,特别是在他们南北穿行千里途中,还可以了解活生生的生活景观。尽管中国自身的史料之多,常常被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但是这些来自异域的资料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的记载有另一个立场,它的评价有另一种眼光,它的观察有另一种角度,因此这是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资料。新资料很重要,正如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说,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其实就是学术的进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适、陈寅恪、陈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看到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可是,70来年过去了,除了吴晗在朝鲜的《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之外,似乎有关中国的日本、越南和朝鲜汉文资料,还没有特别好的整理和研究。让人高兴的是,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学界都开始有人关注这一领域。人们发现这些资料可以补足我们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含糊和笼统,理清单一角度的认知,更发现由于不同民族、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记载,原来会如此不同。我想,如果更多学者注意这个"宝库",这些新的历史资料和周边各种语言,将成为新的领域和新的工具,把中国和周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陈正宏:"异域之眼":越南使者北行中国由于行程漫长,经历丰富,加上外国人对异国他乡的好奇,这些燕行人员在中国境内所撰述编绘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或图像,时常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录更为细致、直白而不加修饰,成为今天我们追溯往昔时代生活细节与真相的重要的参考文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越南官方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相关汉文记录,其主要形式为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搜辑了现存于越南的79种独立成书或成卷的燕行文献,以影印文献原书并为每一种文献撰著提要的形式,从一个特殊的侧面,系统地展示了公元1314年至1884年这五百多年间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同时也通过"异域之眼",直观地呈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感性样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收录的,主要是越南陈朝、后黎朝、西山朝和阮朝出使中国的燕行使者的著述。当年来华的使臣,如冯克宽、阮宗窐、黎貴惇、阮攸、潘辉注、李文馥、阮文超、裴文禩、阮述等,在越南国内均是极一时之选的著名文臣,不仅汉文修养甚高,对中国历史文化也十分熟悉。燕行途中他们娴熟地运用汉文撰述使程日记,书写往来公文,以汉诗咏叹摹写各地风光,并与中国朝野士绅文字交流--前期经过南京和后期经过湖南的使臣,留下参与当地文人诗文之会的唱和诗作尤其多--到北京后又用汉诗汉文和朝鲜、琉球两国使节唱和赠答,并以能用汉文相互沟通而深感自豪,这充分表明在20世纪以前的东亚,由中国人创造发明的汉字及其书面语形式--汉文,确实和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具有跨国界通用语的功能,并成为东亚汉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年的越南使者来华,大部分是通过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中国的。在经过广西和两湖后,其行进路线因历史时期不同而大致分为前后两路,前期东折沿长江顺流而下,经南京北上赴燕京;后期则在湖北渡长江,北上河南过黄河,再经河北抵燕京。其旅程经历大半个中国,往返往往要花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行程漫长,经历丰富,加上外国人对异国他乡的好奇,这些燕行人员在中国境内所撰述编绘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或图像,时常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录更为细致、直白而不加修饰,成为今天我们追溯往昔时代生活细节与真相的重要的参考文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所收诸书中,既有像道光皇帝中年就齿牙落尽那样的当时中国官绅绝不敢形诸笔端的内廷实录,也有如近代著名诗人陈三立现存最早期的两首佚诗这样重要的文史文献;既有李文馥以汉诗所绘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尚对澳门行使主权时的当地和煦风光,也有黎貴惇用汉文所述乾隆年间使程舟船因伴送钦差的管家勾结船主沿途贩卖私盐,导致归程延滞之类的官场腐败现象。此外,4种使程图细绘镇南关至北京所经路线和各地名胜,对广西、湖南的水路、塘讯描绘尤详。凡此均从不同的视角,真切地显示了当时中国的诸多实相。《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的成果。越南汉喃研究院提供了丛书所收大部分文献的清晰扫描件,并搜辑了部分作者的传记资料。复旦大学方面则负责文献的真伪考订、编年排次、提要撰写和影印出版,为此多次派员赴越南,核对相关文献原书,查验扫描文件。已经面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不仅对各相关文献的实际作者和撰述年代多加考辨,纠正了现在通行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中的不少错误,而且同一作者所撰各书,或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如果篇章、文字或图像都不太完备,则各本都加影印收入丛书,整体学风谨严,结构规整。2010年是中越双方政府拟定的中越友好年,又恰逢中越建交60周年和越南首都河内(古名昇龙)建城1000年。"偶合夤缘千里外,相期意气两情中。"当年从包括昇龙在内的越南各地出发来中国的那些越南燕行人员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充满情感的文字,汇聚在今天出版的这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中,无疑已成为中越两国乃至东亚汉文化圈诸国友好交往历史的重要见证。可以预见,本丛书的出版,必将促使海内外各界较以往更多地关注中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历史因缘,更加重视东亚汉文文献资源利用与研究,进而更深入地体认汉字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深刻影响。 郑克孟:有关汉文北使文献越南汉喃研究院教授、院长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包括越南使者出使中国或历史上民间人士游历中国时留下的汉文记载和图画,其中以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北使程图等为主要形式。在越中邦交史上,两国使者在多个世纪里不断接触交流。关于越中邦交史的书籍资料原本相当丰富,但保存至今却并不算多。越南汉喃研究院和其他图书馆的汉喃书库中目前还保存着一批史料相当丰富的北使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越南使臣出使中国时用汉文撰述的各类作品。越南社会科学院所属汉喃研究院认识到这批文献的重要价值,因此与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合作,对有关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编纂出版《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这一丛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包括越南使者出使中国或历史上民间人士游历中国时留下的汉文记载和图画,其中以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北使程图等为主要形式。这些作品以诗歌或散文形式呈现,内容涉及出使途中日记、见闻纪事和抒发离家乡愁的杂感等。还有一些作品绘制了从昇龙(越南河内)到燕京(中国北京)沿途线路图,每个使团经过或停留的地点都绘制地图,并题诗吟咏。《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选择收录的文献,包括53位越南作者的79部作品,文献原件主要存放于汉喃研究院的汉喃书库(越南汉喃书籍的主要收藏地)中。越南国家图书馆的汉喃书库中只有三部相关作品,其内容与汉喃研究院的所藏书籍重复,因此未列入这次收集的书目中。在这79部汉文燕行文献中,时代最早的有陈朝名士阮忠彦(1289-1370)撰于14世纪的《介轩诗集》。接下来15、16世纪越南使者的一些作品,由于保存不全,又不是独立完整成书成卷的,所以只能割爱。随后是冯克宽在1597年出使途中创作的诗文《使华手泽诗集》、《旅行吟集》等。其余作品主要是从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叶撰写的。在这些北使文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记述有越南使者与朝鲜使者在中国唱和的诗歌,如1597年朝鲜使者李睟光与冯克宽,以及18世纪朝鲜洪启禧与黎贵惇的唱和诗。《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的出版形式是原书影印,每种文献前有一篇向读者介绍该文献作者及作品内容的解题。 周振鹤:"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 做历史,尤其是做历史编纂学,材料是最基本的东西,先材料而后方法。20世纪史学大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四大发现,首先是甲骨文,其后是敦煌遗书,再后是秦汉简牍,再后是明清档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提倡的是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材料是非常重视的。越南燕行图出在前,朝鲜燕行图也准备出版了。燕行图在国内出了选本,比如元朝的材料,明朝的材料,全出还没有过。越南的史料基本上过去没有出过,有日本学者到越南影印过,但是没有这么漂亮、系统的出版出来,而且里边有稿本和钞本,很珍贵。首次系统而且相当完整地把这些材料出出来,对推动东亚史跟中国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好处,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有历史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不是所有的古文化、古文明都有历史感的,比如,印度文明就没有历史感。对一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们认为是不重要的,只关心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葛兆光所提出的从周边不同文化体看中国,当然是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了。在中国古代,文史哲本是不分家的,但现在的学科壁垒比较严重,文学和历史分家,而且历史研究也分了很多类,世界史,本国史,本国史又有专门史,断代史,社会史,经济史,越分越细,"从周边看中国"就有意有"打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光从自己国家的材料出发,到底别人怎么看我们,要多一面镜子。我过去也说过,乾隆皇帝认为清帝国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愿意与英国人交易,最多赏赐给英国人些茶叶、丝绸,他认识自己了吗?没有。因为他不认识对手。不认识对手,就等于不认识自己,因为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地位。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就爆发了。所以,通过别人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历史研究也是这样,如果光拿自己的材料来研究自己,显然是不够的。西文文献里还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史料,也是以后需要深度发掘的。中国文化里,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中国文化正是因为有历史感,所以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文化从古到今的变化,自觉维护这个文化的脉络。《为政》篇中,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损益,任何朝代都不可能把前代制度完全毁掉,这是中国文化可以长期延续下来的缘故。了解历史,就了解了这一点。有历史观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自己从哪里来,文化的变迁过程,也可以知道我们文化的变化走向。 贺圣达: "更好的认识中国"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有关中国的越南古代汉文的第一手资料。燕行是越南古代汉文文献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品种,是由使臣出使而产生的,包括使臣出使的经历、见闻,内容相当丰富,由于中越两国特殊的关系和历史交往,燕行文献也可以说是中越文化交流的结晶。《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整理的大概是79种,整理出了1万多页,每页300来字,相当丰富。中国域外汉文文献,涉及中国的专门的记述,在我印象中,也就是吴晗先生民国时期从《李朝实录》中辑出的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从此之后,再没有这么大的系统的整理了。尤其是,越南汉文献当中有关中国的资料是第一次整理。第二,这个文献的特点是形式多样,内容非常广泛,有多方面的很高的研究价值。越南使臣从镇南关一直到北京,路程2000多公里,有些绕道的甚至3000多公里,往返两年,时间如此之长,一路上看得比较仔细。文献的形类也是多样的,包括行记、诗文、地图,而且,时间跨度也是很长,最早的是14世纪初,最晚是法国侵占越南以前,1884年,对中越关系史,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史、社会史,还有民间民俗,历史地理学,交通史,都有研究价值。其中有些内容是正史都没有过的,补充了中国历史之不足,包括相关文献的不足。第三,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汉文化圈文化史的很好的资料。其中讲到越南与中国文人、与朝鲜在北京的官僚使臣的交往,还有琉球的,是整个汉文化圈,包括汉字文化、文学史的丰富史料。更直接的是对越南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书法史等资料的意义。第四,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比相关的研究又进了一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专门对汉南古籍79种文献的真伪、编年,排次进行研究,包括作者生平和简要评价,每一种的内容提要,所以不止是辑录,更是研究,考订更细更准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对当下的意义,就是在于怎么样更好的认识中国。 傅杰: 建立"燕行录学"? 燕行文献是很特殊的史料,是当时的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或是外交使节,或是旅行者,到中国的行记。到外国,新鲜感的刺激下,很可能就对本国人熟视无睹的东西有了新的发现,或者是和本民族的东西相比较,除了详细的记录,可能还会发表一些观感。这种记录,有的是日记,有的是诗文,带有备忘录的性质;有外交性质的记录,可能还会有情报的性质。所以,燕行资料会比较详尽,有国内的历史记载不太关注的资料。韩国前些年出版过本国的燕行录,印过150册,当然书很贵了。有闻风而动的学者甚至宣称要建立一门燕行录学,内地已经出版了一本《燕行录研究》,主要根据韩国出版的燕行录,引了些可以补充我们正史史料所不备的东西,写了一篇燕行录学引论,宣称燕行录学将是本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标志,希望可以与敦煌学相提并论。应该说,韩国出版的燕行录确实提供了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而越南的燕行文献更是我们以前一直所不知道的。这次由复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的学者一起努力,把越南重要的燕行文献进行详细的选择、考证,撰写了提要,加以影印,其中内容,上到对中国皇帝的认知,下到文人之间的交往,风土民俗的交流,确实很多可以与我们的史料相互补充。葛兆光教授研究中国学已经有很多年,他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著在学界影响很大,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就一直关注"从周边看中国"的问题。复旦大学聘请他来做文史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就确立了几个研究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从周边看中国"。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周边看中国,可以改变过去我们以自我中心想像天下的问题,和以西方为唯一的镜子看中国的问题。从周边看中国,主要是通过中国周边各个文化区域留存的各种文字的资料,返过来观察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这个工作很重要,但是操作起来很麻烦,首先要解决的,正是史料的问题。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国内还是不多的。(周振鹤、贺圣达、傅杰文章由本报记者采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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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唱空做空欧元的索罗斯认为欧元危机是次贷危机的直接后果,如果欧元区不能拥有统一的“财政部”,则无法解决欧债危机,不可避免地陷入金融崩溃和经济“大萧条”。10月14日又于路透社刊登题为《如何破解欧元区主权债务难题》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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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即将到来的伊朗战争?2012年伊始,美国著名学术期刊《外交》刊发了以"攻击伊朗的时刻到了"为题的长篇论文,斩钉截铁地认为"要么现在发动进攻,要么以后遭殃"。这篇文章引起了随后一个多月欧美学术界、媒体界的跟风,后者纷纷断定2012年是伊朗问题决定性的一年。欧美对外发动战争向来遵循"粮草未动,舆论先行"规律,伊朗战争似乎真的要开始了。但笔者在伊朗却丝毫没有大战来临的紧迫感。在德黑兰市北的厄尔布尔士山,许多当地人在滑雪嬉戏,山顶欣赏城市全貌的茶餐厅里人满为患;上下班高峰街道拥堵程度比北京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加油的车辆一字排开上百米但没有加塞;各个博物馆里游客熙熙攘攘,偶尔还能见到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电影院外常看排队进场的观众。在伊朗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傍晚的闹市区摩肩接踵,不少商店的生意都还不错。曾在2003年战争前夕呆在伊拉克的朋友告诉我,如果要备战,特征至少有:三步一岗,两步一哨,空中不断有战机驶过,街上常会有装甲兵团调来调去,警报有时也会响起。享受长期和平的中国人对备战已经没有记忆了,正如我们在德黑兰感受到的一样。在德黑兰,我问一位生于美国但在伊朗工作的电视主持人,战争发生了,你会怎么办?她笑着说,你这是FBI的问题啊。然后慢条斯理地解释,美国不会那么做,那样做不符合常理。伊朗的位置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战争会让整个世界陷入灾难,美国不会这么愚蠢。不只一位德黑兰民众也都这么想,美国对战争的口头呼喊大大高于实际行动,所谓"战争阴云"只是舆论战。目前美国人伊朗划了两条红线,一是伊朗拥有核武器,二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现在远没有到那个时候。伊朗不会寻求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连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那么困难时,伊朗都没有封锁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更不会主动封锁。内贾德反复宣称,伊朗不会寻求拥有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的。一位在伊朗多年的中国企业家也承认,伊朗缺少发展核武器的决心。所以,美国远没有找到突袭、进攻或发动一场大规模对伊朗战争的理由与准备。反美主义者会认为,伊朗有没有核武器,不是伊朗而是美国说了算。美国想打,谁都挡不住?但美国真想打吗?五六年前,伊拉克战争刚偃旗息鼓,就传闻会有伊朗战争,当时中国驻伊朗人员一度都准备撤退了。但伊朗战争始终就像"狼来了"一样,喊得越多,反而更不会让人相信。道理很简单,伊朗是"狼"。如果灭了伊朗,阿拉伯世界就不需要美国及其军火,就会赶走美国。美国只是"驯狼",而非"杀狼",美国想扩大伊朗威胁,制造阿拉伯人的恐惧,永远保持中东世界的平衡。只有失衡时,美国才会动手,比如1991年萨达姆的疯狂。由此看,美国的伊朗政策只是全球"离岸平衡手" (off-shore balance)战略的一个浓缩。就像平衡中国与日本、印度与巴基斯坦、北约与俄罗斯。平衡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将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长期核心。当然,它现在对伊朗做的,无非只是以压促变,通过制裁强迫伊朗屈服,让它变乖一些,变老实一些。接下来的疑问在于,这些对伊朗的制裁有用吗?英国《独立报》在年初刊发过一篇题为《制裁只能深化伊朗危机》的文章,其中指出:"将伊朗妖魔化只能说明,以色列及其右翼美国盟友对伊朗政权更迭而不是德黑兰核计划更感兴趣。"文章还提到,"制裁令伊朗人陷入穷困,50万儿童死于制裁"。事实上,制裁引起的非人道主义后果还很多,比如,伊朗30年来无法更新航空设备,导致机型老旧,25年来15架民运飞机坠毁,1700多人丧生。就像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古诗,在德黑兰,我看着该有钱的照样有豪车名牌,而街上走的不少貌美姑娘黑袍里露出的裤、鞋又显得陈旧、过时,一种辛酸感不觉而生。美国的制裁,到底是制裁谁呢?美国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在反对伊朗的"独裁"。伊朗是否独裁,权且不论。但"独裁"不会利于平民的福祉,"制裁"同样不会。国外的强权与国内的强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真是困惑思想者的政治学悖论啊。(七)以色列与伊朗的涟漪在伊朗的第五天,我碰上了以色列驻格鲁吉亚、印度使馆的爆炸案。以色列第一时间指责是伊朗所为,伊朗则反咬是以色列自己人干的。在伊朗外交部,一位参赞气愤地说,这就是以色列"苦肉计",他们以前常这么做,为的是打造悲情,制造伊朗与中东国家的紧张关系,强化西方对伊朗的政治压力。但这种计策太"拙劣",现场没有以色列人伤亡。以色列想以这种方式与伊朗斗,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那种咬牙切齿的劲儿,就像伊朗与以色列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但这又是一个错觉,正如误以为伊朗是邪恶的国家一样。在亚马逊网站,几个月前出版的《在狮子的阴影下》(In the Lion's Shadow)一书非常畅销,讲的是二战中伊朗辛德勒的真实故事。一位叫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的伊朗驻法国外交官,在1941年冒着巨大风险躲过盖世太保的眼线,签发了1000多本犹太人护照,大概救出了2000到3000名伊朗犹太人。撰写这本书的是伊朗裔美国人法里博尔兹•穆赫塔里。他估计是受了伊朗电视剧《零度转向》的启发。2007年,这部电视剧在伊朗电视台热播,讲的就是原型来自于萨尔达里的故事。当时国际上一阵热议,因为总统内贾德不久前刚说完"要从世界地图里抹去以色列"。一位记者追问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内贾德疯狂言论与《零度转向》的关系。内贾德的回答是:"我们热爱所有的人民,我们是犹太人的朋友,今天有许多犹太人在伊朗活得很自在。"《零度转变》编剧兼导演法特希也公开表示:"伊朗人民一直客观地将普通犹太人和以色列政权区分开来。"在我这样的第三国人看来,那些话恐怕不能视为谎言。阿拉伯国家常常指责什叶派的伊朗不包容,很褊狭,但事实是,伊朗是世界上犹太人数量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在伊朗,波斯人仅占66%,阿塞拜疆人占25%,库尔德人占5%,除了犹太人外,还有阿拉伯人、巴克台里人、洛雷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很明显,这是一个"多民族成色"很足的国家,超过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常识告诉我,伊朗对待其国内犹太人的态度,不会低于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平均值。而史料也记载,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时,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就下令遣返了4.9万犹太人。伊以关系真正变坏,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后,伊朗认为,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走狗"与工具,以色列是"毒瘤",于是才有了两国交往"冰河期"。换句话说,波斯人与犹太人交往了2700多年,真正交恶的无非就是最近的30多年。他们彼此间没有战争与其他武力冲突,历史上更多的是文化与宗教往来。我有点怀疑,这些年,伊朗与以色列除了双方高层过把嘴瘾的狠话之外,相互之间的民族隔阂,是否比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更深?这两天,就是为了名古屋市长的一句否认南京大屠杀,中日邦交40周岁的生日都大有不过的趋势。换句话说,即使中日的"婚姻"已接近于"金婚",但双方过得并不开心;而以色列与伊朗连恋爱都不是,双方都放了要对方死的狠话,但内心却常有涟漪之波。毕竟,有多少人知道,包括以色列前总统卡察夫、前国防部长莫法兹等许多以色列精英,都是来自伊朗的移民。伊朗可是不少犹太人高层的祖国啊。对于伊朗人来说,以色列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了解以色列,远甚远其他阿拉伯国家。一位外交官跟我说,2006年、2008年以色列曾与黎巴嫩、巴勒斯坦两次冲突,都被"打败了",以色列的军力根本不行!过去半个世纪,阿拉伯人屡屡败给以色列,但伊朗人不信这个邪。伊朗人的自信或许是有理由的,虽然以色列有核武器,但以色列国土面积小,没有战略纵深,对于伊朗的导弹打击,以色列没有还手之力。那么,为何以色列有一些"喊战"的声音,一位伊朗学者说,那是他们的政治表演,他们像向欧美施压,制造"如果欧美不动手,以色列将会出手"的假象。但以色列远未到灾难临头的地步,为何要引火烧身呢?他说,据我可靠消息,以色列是否进攻伊朗,远还没有进入议事日程。(八)德黑兰的屋顶宁静的屋顶,柔和的月光,朦胧的人影,懵懂的恋情,在小说《德黑兰的屋顶》中,伊朗裔美国作家马赫布•萨拉杰用清新笔触,讲述了1970年代德黑兰青年在夜幕降临后站在屋顶大喊,表达反对政权、向往自由的故事。2009年,这部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让全世界的反伊朗者心有戚戚。我在德黑兰,看到的市貌与小说里的差不多,有欧式的咖啡馆、西式的着装、西方来的电器与汽车、美国的音乐,但从没有听到屋顶上的呐喊,这多少让我有一些茫然。一些欧洲人读了高行健小说后再来中国,同样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但肯定也会有找不到"灵山"的茫然。不过,有一次,在伊斯法罕闹市区,两位衣着时尚的年轻情侣走近作为外国人的我,悄声用英文说了两遍:"这里没有自由!这里没有自由!"然后暗暗挥舞V字手势快速离开。我问一位伊朗学者,伊朗到底有多少反对派?他回答,大概1%-2%,其他都是政权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两者主要差异是对西方的态度,共识则都是维护伊朗体制。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提出与美国的"文明对话",一度缓和了伊美关系。但"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迅速将伊朗划为"邪恶轴心",否认伊朗选举的合法性,指责伊朗庇护"基地组织"支持巴基斯坦"恐怖主义行为",这等于煽了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一个耳光,伊朗国内保守派趁机上台,伊美关系急转直下,恶化至今。在伊朗革命日天,巴列维王宫门票免费,许多当地人前来瞻仰1979年霍梅尼革命时推翻的老国王的故居。有当地人说,伊朗人多多少少有点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全盛时期。不过,当问及是否愿意回到巴列维王朝那样西化、与欧美国家亲密无间时,三位德黑兰人都迅速回答:"不!"怀念巴列维的思潮在流行,主要是因为2011年底以来西方的新一轮制裁,多少让伊朗人感觉到水漫脖颈。2月中旬,美元兑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官方比率是1:12100,但在购物时,商场通常都以1:17000来折合商品的美元价格。伊朗实际失业率已高达20%,通胀率达成40%,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在德黑兰,1公斤羊肉的价格是25美元,干巴巴的馕每个1美元,稍像样点的餐馆人均消费至少20美元,但德黑兰普通人的月薪不过300-500美元。这样的经济状况多少让城市居民有对内贾德的抱怨声,所以才会出现内贾德革命日演讲一半左右听众退场的现象。不过,对于西方的制裁,我们在德黑兰的司机是乐观的:"制裁下的生活虽然很难受,但我们伊朗人早就习惯了。"的确,被西方制裁了30多年,德黑兰隔几百米就有烂尾楼;离机场不远的霍梅尼墓修了10多年,仍只完成了一半;马路多是双车道;高楼、新楼不多;没有像北京王府井、上海淮海路那样的购物中心,最繁华商业区多数是百余平米左右的商铺,商品种类也不多;大多街道两旁都有明沟,淌着山上雪水或污水;路上跑的汽车基本都相当于中国国内10万元左右的中低档车。对习惯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街景很容易让人想起15年前的中国。但一个事实是,人口1600万的德黑兰,仍是西亚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在伊朗的每一个小时,我都能小本子记下观察到的细节,各种关联式也在脑海中生成:引进西方文化≠向往西方体制,对政府表达不满≠反对现存体制,反对体制者≠伊朗主流。这些复杂的不等号,美国人似乎并不懂。30多年来,他们对待伊朗的方式是简单而粗糙的,植下的只能是伊朗人心中的西方仇恨,就像1960年代中国人内心的"打倒美帝"一样。很少有美国人相信,让"美帝"变成"美丽帝国主义"的路径,从来不是靠强硬或制裁。欧美想以制裁、战争威胁、依靠一些反对派的方式让伊朗"变天",就像当前想颠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结果应是可以想象的。"西方主义"的思维局限,很难让欧美人辨识"体制依赖"、"民族复兴"、"生活抱怨"、"自由主义"等内容在伊朗民众心中的成色。至少我看到的许多伊朗裔美国人的作品中,呈现的仍是那种迎合西方逻辑的后殖民主义语径。想一想居住美国的那些中国异见者写的小说、杂文与中国观察,就可以明白,它们内容只是观察的一个角度,但不足以让西方人全面了解真实的中国。所以,《德黑兰的屋顶》也只是其中观察伊朗的一部分,西方人了解伊朗恐怕需要更多的视角。(九)唯一信得过中国?不得不感慨,伊朗第一次让我有种明星的感觉。15年前,一位在本国从事机械修理的美国朋友志愿到兰州教英语,受到了市政府、大学老师与学生的热烈欢迎,他受宠若惊与我说了同样的话。一国国民对于外国人的情感与偏好,整体上会与该国的财富与发达水平相关。虽然中国一些知识精英不一定认同此判断,但我在伊朗的确享受到了15年前这位普通美国人在中国的礼遇。在革命现场,乌泱泱人群的前排伊朗年轻人看到我们这些新鲜的外国面孔进来,都兴奋起来,狂叫、蹦跳,振臂高呼,眼神里闪烁着光彩,有的还喊"中国!中国!"走在伊朗大街上,常会有许多伊朗人来搭讪,知道我们来自中国后,都伸出大拇指,希望合影。在伊斯法罕四十柱皇宫,一个学生旅游团在合影后,用鼓掌演绎了一段感谢辞;一位头巾店老板知道我老家是浙江义乌,激动得想拥抱。他指着自己店里的头巾说,至少1/3都是从义乌进的货,每半年去一次。一位德黑兰商人用"商品民主"一词高度评价中国,没有"中国制造",全世界哪有那么多人能平等享受物美价廉的商品呢?在航班上,空姐放下工作想与我聊中国话题;在大巴扎,商户们走出商铺招呼着"你好!"中国人在伊朗的名声的确不错。随团年龄大一些学者也感慨,过去被人问国籍的顺序一般是,日本人?新加坡人?台湾人?香港人?然后才有可能是中国人。现在则变成倒装模式。看着东方面孔,对方首先会问"是中国人吧?"不出国,真的很难知道中国崛起的显性效应。在那些发展中的、经济仍然有困难的国家,这种效应会更明显。我问一位伊朗官员,谁是伊朗的朋友?他答,中国、土耳其。"俄罗斯呢?"他答,俄国曾入侵过伊朗,不可信!"那委内瑞拉呢?"答:委内瑞拉一国寄托于一人,不确定性太强!但中国与伊朗从没有历史过节,是可交的朋友!这算是给我的经历安了个官方说法。但有意思的是,有些中国人对伊朗缺乏必要尊重。在德黑兰入关处,我听到有中国人抱怨入关慢,"难道还怀疑中国人想移民伊朗不行?谁会愿意呢?"嫌穷爱富的中国人有时情不自禁地会把坏毛病带到国外,就像随地吐痰、显摆炫耀等毛病常被外国人诟病一样。其实大可不必,中国与伊朗有太多相似性,中国不必觉得比伊朗高明多少。从历史进程上看,中国与伊朗都是文明古国,2700年前波斯文明兴起并扎根于伊朗高原。中国与伊朗是全世界仅有的、其文明在本土延绵不断的两个国家。2000多年前的波斯文与古汉语,同样会被当下的伊朗人与中国人识别。这一点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印度文明都无法做到。中国人与伊朗人有必要为两国文明的伟大生命力而干杯。从民族情感上看,中国与伊朗都有沉重的历史悲情。历史上,两国的东、南、西、北都受过外族的入侵,尤其是近代以来,两国觉醒的民族意识更放大了内心的历史怨恨,强化了自我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体现在独立自主、民族复兴的梦想追求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两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精英层,对欧美双重标准人权指责的不满,以及对所谓的"普世价值"带有浓重怀疑意识。从地缘政治看,中国与伊朗都陷入了复杂的、天生的地缘宿命中。两国都没有美国那么幸运,美国只有两个邻国且都是相对弱国,但中国与伊朗却有两位数的邻国,且大都有制衡力量,地缘环境极其复杂,对两国政治家的纵横捭阖能力是极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国家就会面临被肢解的危险。我数次听到德黑兰人说,巴林、阿塞拜疆原来都是伊朗国土,这种耿耿于怀很像不少中国人说外蒙古、外兴安岭以前都是中国国土一样。民族的危机意识,中国与伊朗应当有心理共振。从西方战略看,中国与伊朗是被锁定在一起西方尤其是美国战略视野的对立面的。比如,2012年1月刚刚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唯独将伊朗、中国视为在中东地区、东亚地区的战略对手。对于改变中伊两国的体制,西方国家也有相当的战略共识。中国与伊朗的精英层也有战略共识。当然,中伊两国的矛盾同样存在。伊朗实行全面与美对抗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和谐世界的战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方针,是格格不入的。伊朗对华的石油出口常常存在着苛刻的要求,这些要求远高于其对希腊、土耳其、叙利亚等国的优惠。伊朗战略逻辑中仍认为,中国对伊朗的需求,远高于伊朗对中国的需求。中国迄今有几十个"战略伙伴关系",但至近还没有与伊朗商讨过类似关系,这些都是限制中伊关系进一步走近的深层矛盾。在伊朗期间,曾一度曝出伊朗总统内贾德将于3月访华。第二天,副外长拉明•麦赫曼帕拉斯特向笔者透露,内贾德总统如果能成行,那将是中国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支持与鼓励。目前是中伊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国际体系正在迅速转型,如果中国与俄罗斯能够团结起来发挥更多作用,世界将是另外一种模样。中国肯定不会与伊朗联合反美。那么,伊朗希望中国未来的发挥怎样的作用?或许伊朗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穆罕默德•卡马尼的话有一些代表性:伊朗希望能与中国寻求更大的战略和政治合作。虽然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为了伊朗而反美,但伊朗希望中国能够扮演更重要的政治角色,毕竟中国的经济已羽翼丰满,只有政治的全球崛起才能真正插上腾飞的双翼。(十)观察伊朗的另三种视角"被妖魔化的伊朗",这是笔者所在访问团结束伊朗之行后的一致感受。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有不少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议员、学者、记者在短暂游历后也会发出"被妖魔化的中国"的感慨。我承认,访问肯定是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入了解,但类似的巧合恰恰说明,欧美媒体在报道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的国度时存在着偏差,甚至是误导。许多时候,这些误导成为主宰全球的霸权信息。我们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一趟伊朗,就像不可能所有西方人都来一次中国。于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情感偏好,便会造成令人担忧的负面现象。根据皮尤的调查,中国人越来越不喜欢伊朗了,不喜欢的比率从2006年48%上升到2010年的60%。西方媒体对伊朗的"妖魔化"报道,被国内媒体大量转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跟随西方逻辑,认为伊朗是一个专制、封闭、混乱、非理性甚至是流氓、邪恶的国家。比如,近月来,我几次听到个别学者、媒体人在思考"伊朗如果攻击美国本土,该怎么办"的问题。仔细研究发现,这几位朋友可能都看了一篇被中国互联网广为转载的、标题为"伊朗想袭击美国本土"的文章。实际上,那只是美国情报高官的一定揣测与炒作,中国媒体却将其作为事实来报道。为什么不用常识想一想,伊朗怎么可能会采取这种"自杀"行为呢?在强大的西方传播力面前,中国一些知识界人士可能忘记了基本常识。现在看来,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中国学者,以其相关政策研究人员,都需要超越西方视角,寻求于更独立的思考、更谨慎的判断。在此,笔者简要提供除西方逻辑外的另三个视角,以供参考。一是伊朗视角:综合伊朗官方的看法,伊朗是一个自由、民主、独立、有尊严的国家,政教合一的体制相对完善。目前的全面反美战略是被美国压迫所为,得到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中东许多国家的支持。伊朗意味着伊斯兰复兴的标榜性力量,其发展模式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周边一些长期受美国压迫的穆斯林国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伊朗人看来,伊朗是一个和平国家,追求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伊朗不仅是一个区域大国,且在全球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伊朗的价值观是有别于西方的独立存在。诚如伊朗著名学者扎比胡拉•萨法在《伊朗文明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一书所说,自古以来,伊朗就为世界做出诸多贡献,比如基督教礼拜日的仪式、耶稣诞辰,都可能来源于古波斯的光明神;伊朗是最早主张思想自由的国家;善待犹太人;发明了象棋;创造了中东最早的灌溉系统;打造了沟通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丝绸之路最关键的一段;发明的税法至今影响世界,等等。在这个视角中,伊朗完全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国家存在。二是世界视角:美国研究文明史的知名教授詹姆斯•库尔思曾说,世界文明正在从现代全球文明向轴心文明时代转化,这些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轴心文明,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逊尼派中。这些文明的共同特点就是,对以美国主导下的现代全球文明进行抵制。从这个角度看,伊朗什叶派抵制美国,只是世界新文明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而已。在这个特征中,美国有时被认为是普世文明,有时反而也被认为是只有实力、没有文明的大国,甚至有时被视为反文明的国家、真正文明的大敌。从当前形势看,2011年"阿拉伯之春"推翻过去许多亲美政权,多少有这些成分。无论如何,伊朗仍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最稳定的区域之一,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视角上看,伊朗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加之伊朗是中东的心脏,可以算是一个转型中的新兴国家。三是中国视角:伊朗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是牵制美国及西方国家制衡中国的重要外部力量。但伊朗核问题也会使中国陷入困境,激化中国与西方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差异,对中俄关系的作用也非常微妙。总体而言,伊朗是西方完全主导世界的"全面不服从力量"。就目前局势而言,如果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这一轮博弈中不幸被"征服",那么,伊朗势必会成为西方国家下一个征服目标。如果伊朗的石油定价权被西方控制,全球油价上涨,中国将会受到巨大冲击,中俄形成的战略"准同盟"关系也将受到分化,那时俄罗斯有可能将在石油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更激烈的博弈。从这个视角看,如果说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更多地局限在东北亚,那么伊朗对中国的意义则是全球性的。因此,如何利用好伊朗,既坚持伊核问题上一贯立场,又保持与伊朗的合作关系;既坚守对和谐世界的构建,又能够与欧美国家合作竞争,是中国未来急需要破题的重要内容。(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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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前期,第一代中国科技史家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的学科史研究,其主要动机之一是为中国及其文化辩护。本世纪后期,科技史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大致遵循了50年代提出的构想,在中国科技史的史料考证和学科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了国际上同行们的尊敬。但是,国内的研究偏重于内史,基本上还处于成就描述阶段,与目前西方学者的工作存在着阶段性差距。我们应当引进科技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丰富研究视角,跟踪国外科技史研究的前沿,扩大研究的深度和范围,扩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规范科技史教育,提高语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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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先生去了,我猜他去得一定心事苍茫。我这么说,来自我对他的感受。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深爱吴冠中先生的画,那时他画风正健,致力于将一股全新的艺术精神同时推入油画和水墨画两个领域。他属于那种在封闭的房间忽然打开一扇窗子的艺术家。然而...吴冠中先生去了,我猜他去得一定心事苍茫。我这么说,来自我对他的感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深爱吴冠中先生的画,那时他画风正健,致力于将一股全新的艺术精神同时推入油画和水墨画两个领域。他属于那种在封闭的房间忽然打开一扇窗子的艺术家。然而,我已经弃画从文,从文坛侧目画坛,先生一直是我的关注点。初识先生是在一年一度的政协会上。政协各小组的成员每届都有调换。九十年代初我被调整到书画家较多的一组。那组有黄胄、朱乃正、董寿平、吴祖光、丁聪等。吴冠中先生是我很想接触的一位。然而头一眼看到的先生却是"一脑门官司"。那时他正陷入喧闹一时的"《炮打司令部》假画案"中。造假者为牟取暴利,顶着他的名义,硬把他编造成这幅历史谬误之作的作者。一时惹得众说纷纭。这桩荒唐又丑陋的事对他伤害很重。既亵渎了他心中的艺术,又伤及了他的人品。他显得焦灼、彷徨、愤懑和痛苦,表情紧张,花白的头发缭乱地竖着,逢人便解释个中的黑白。一个爱惜艺术和自己品格的人应当受人尊重。我便出面邀请一些画家与媒体记者,在政协会议休息的时候,开个小会,大家发言,为他分辨曲直,抱打不平。先生在这场官司中被折磨了长长的两年时间。在官司获胜而了结的时候,他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黄金万两付官司》感动了我。他所说的黄金不是金钱,而是一个艺术家最宝贵的时间。他为什么执意与这强势的商业骗局抗争?我写了一文《为艺术的圣洁而战》,呼应了他。我说:"这官司原是一场为艺术的圣洁与崇高的圣战。他打官司和毁画--他常常把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毁掉,都为一个目的,即艺术的圣洁。这之中,容不得一点低劣,更容不得半点虚假。真善美,就是艺术家调色板上精神的三元素。艺术就靠着它绚丽迷人。"我在文章末尾还说,"谁也别再打扰这样一位艺术家了!"吴冠中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善良、单纯、自我、孤独。他处世低调,不善交际,生活上喜欢享"下等福",推头习惯去找道边的理发摊。一眼看上去,就像房前屋后的老街坊。一次在北京的书市上为读者签名,他提着一个小塑料兜,里边放一瓶矿泉水,那天奇热,他便自带着饮水。他很少在热闹场合露面,所以没人认识他。待他挤进人群,在自己的座位中坐下来,人们一看桌签才知道这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就是当代的绘画大师吴冠中。他很少出头露面,偶尔出现在会场上,却很少发言讲话;他不善言谈,对绘画之外的任何话题兴趣都不大,谈起画却总是兴致勃勃。他曾对我讲述他一次油画写生归来,挤在长途公共车上,由于怕人挤蹭他的画,便把拎着画的胳膊伸出车窗,几小时过后,到了家,那条胳膊似乎不存在了,画却完好无损。这段事他对我说过两次,可见画是他的生命。他家中那个画室,是我见过的最小的一间画室,只有六七平方米。他个子小,铺着毛毡的画案只有两尺高,更像一张单人床铺。桌上墙上沾满色点与墨渍。他那些惊世之作就是从这张再普通不过的画案上画出来的吗?就像最美的花最甜的果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他告诉我别硬叫孩子学艺术,因为艺术是没有遗传的。我笑道:"艺术家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吴冠中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脑袋里整天想的全是画,还有不停地冒出来的种种视觉的灵感--这话不是他说的,是他的画告诉我的。他说我看过你的画册,你画画是不是不重复?我说从来不重复,并说我的不重复多半来自于文学,因为文学就是不重复的,也不能重复。作家怎么可能把写过的文章再写一遍,那不成抄稿子了吗?先生说,画重复的画我没有感觉,也没激情。这一点上,我受西方绘画的影响,西方绘画是不重复的,这可能与西方的文化"求异"有关。他这话给了我解读他的一把钥匙。吴冠中一生的绘画都在不停顿地求异。老实说,我更喜欢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在那一代学贯中西的艺术家中,中西融合是一个自动承担的艺术使命与文化使命,故而他提出"油画中国化"和"国画现代化",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建功立业。他在油画中注入了中国文人空灵的诗境,他的色彩也极具中国文人的气质,这一点很难;在水墨画中,他将复杂的物象解构,经过符号性的提炼,再艺术地重构起来--这就使传统水墨进入从来没有的境界。吴冠中完全可以在这样的艺术成就中享受终生。他却偏偏还要改变自己。但要变就有风险,可能不被人接受。记得一次去方庄看望先生。他兴致勃勃地叫我看他的两幅新作--就是那种用油画形式来画的古画经典。一幅是韩滉《五牛图》,一幅是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他说他要画许多这样的作品,并一口气说出一长串古典名画的画名。他要开创自己一个怎样的新时代?他问我对他这种画怎么看,我说我喜欢您挂在厅里的那幅彩墨。我回避回答,是因为我不喜欢他这种尝试。还有一次--这大概是我最后见到他的一次,他叫我去沙滩中国美术馆外的一家画店看他的"书法",我去看了。显然这并非真正的书法,而是被他作为一种新的另类的"试验绘画",我却毫无感觉。我想晚年的吴冠中是不是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却更加渴望从已有的形态中蜕变出来,他显得很急切。他这种急切表现在缭乱无序的线条,波洛克式的铺天盖地的色点,东一榔头西一斧子互不关联的艺术思考;他过多地着力于表面视像的变异与张扬,而非缘自心灵与深思。可是愈表象愈难走得太远。然而,吴冠中毕竟才华与禀赋都非同凡人。在那些不成熟甚至不成功的试验性的作品中,依然不断涌现出一件件惊世骇俗的精品,显示他过人的创造力。更令人称奇的是,吴冠中这样全然自我的画作,在绘画市场上却始终被充分地认可。他的画价可谓"天价"。但他从不担心由于自己过分大胆地去试验,而失去原有的面貌与风格,并祸及"天价",因为他眼中只有艺术,没有比艺术更高的东西。他不顺从市场,可媚俗的市场却偏偏顺从了他。这样的例子在当世不多。照理说,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作品的价格与其艺术价值往往是不同步的。但有几个人敢面对心灵而背对市场?自从认识先生,正赶上那桩假画案,却因之得见艺术在他心中的位置。艺术在艺术家心中若不神圣,艺术家便很难走进艺术的天堂。先生为此一生,并建立了自己惟其独有、境界至高的艺术天地和审美世界,应说他已站在艺术的天堂里了。吴冠中走了。我相信他是带着许多未完的艺术理想和遗憾走的,带着许多愤世嫉俗的心绪走的。晚年他对艺术环境以及相关的机制说过一些直了了批评的话,不管这些尖锐的话在当时怎样说是道非,现在都静静地留给我们了,等待我们来思考,看我们有没有勇气回答。以我对他的感受,他上路之时,一定对自己对社会心怀重重缺憾。任何真正的有良心的艺术家不会是带着一堆亮晃晃的奖杯走的,总是把苍茫心事,一半带走,一半留在世上。至于他的作品是否还是"天价",我想,这与他生前无关,与他身后更无关。留下来的是他孜孜探求了一生的艺术。画价是写不进艺术史的,也放不进艺术天堂。放在那里的,还是深刻地记忆在人们心中的作品,以及他那小小又柔和的眼窝里执著、探索、倾注全心的目光。201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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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衰落"问题又开始被人关注起来。其实早在30多年前,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已经在讨论美国的"衰落"了,当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越战对美国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对于美国霸权兴衰与否的判断,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水平做技术层面的简单计算和统计上,更要把美国的霸权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理解。美国的"衰落"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他《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对美国的霸权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为了理解20世纪美国霸权的形成,我们要回到19世纪的英国;为了理解19世纪的英国,我们要回到18世纪的欧洲,回到之前荷兰、意大利商业繁荣的时期,回到葡萄牙、西班牙的兴起,甚至回到欧洲的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期,进入这三五百年的历史。他书中的这种历史社会学的眼光是我们研究国际问题所需要的。美国目前在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科技水平以及人才贮备等方面无疑还是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它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单单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来看,美国相对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而言付出的代价要小,美国应对危机和转嫁危机的能力也要强于其他欧洲国家。但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达到顶峰时期的全球强势地位,今天美国的霸权是在不断向"下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立刻会有一个国家来取代美国的地位,也不意味着美国在短时间内就会变得非常虚弱乃至马上垮台。"下滑"或衰落这个过程可以很长,甚至会持续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这种"下滑"或衰落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美国一超独霸的时代过去了,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甚至多元化,在很多问题上美国不能再一家说了算,单靠美国自己无法解决很多问题,它需要同其他国家协商,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和配合。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宗教和文化也不同,并且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美国很自然地会把中国作为假想对手或竞争者,但美国仍然要寻求同中国的沟通对话、在诸多国际事务上需要同中国协商合作。另外需要思考的是,美国的衰落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目前并没有一个"全球政府"(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以及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的衰落也可能伴随着全球现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进入一个混沌动荡的时期。所以简单对美国衰落的趋势持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应该把美国的霸权及其衰落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全面地去考察。调整中的美国对外政策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及调整,既不能简单地用阴谋论一概论之,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的举动总是充满着善意。前者没有看到在美国对外政策形成的背后,其国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互相博弈和讨价还价的复杂机制和过程;后者则忘记了美国对外政策恒久不变的立足点在于保护其国家利益和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其实,从小布什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就已经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也并不仅仅是由于美国自身实力的不济而表现出的一种示弱的姿态,也是由于他第一任期内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并未奏效,甚至在欧洲也遭到激烈反对,所以又开始向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一种回归。不过,不管怎么调整,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霸权受到冲击的背景下,以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咄咄逼人的架势是昙花一现,并不能持续,所以需要改变。奥巴马上台后开始调整,别的人上来也会调整。当然,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是强调 "巧实力" ("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巧妙结合),更强调多边对话和沟通,甚至改变以前对伊斯兰世界、古巴、朝鲜以及伊朗的一些生硬做法,这是民主党的做法,也是奥巴马的特征。总之,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我们不能仅听美国领导人的言辞,也不能只看他们官方的宣言和文件,更要观察美国政府究竟想做什么,究竟能够做什么,最后,究竟实际上做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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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史研究中,政治史研究一直是重点领域之一,它涉及范围广,包括制度、政策、边疆、民族、事件、人物、外交等诸多方面。近年来,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推动下,政治史研究的步伐明显加快,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出现了一批新成果。与此同时,在海内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多学科研究交叉渗透、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中青年学者迅速崛起的大环境下,传统政治史在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乃至学术观点等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化挑战为机遇,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对研究状况作一总结与前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话题。 满族是清朝的统治民族,八旗不仅是清朝军队的核心部分,也是满族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机构。基于此种关系,八旗研究在清朝政治史中据有重要地位,是很自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专注于八旗史研究的学者虽然不多,却是相当国际化的群体,除中国大陆与台湾,国际间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日本和美国学者。在这篇短文中,笔者试就八旗研究的现状、未来发展以及如何回应美国新清史等问题,提出几点浅见。 一、研究现状 中国的八旗史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三十年代,孟森《八旗制度考实》一文,钩稽清官书中旁见侧出者,以穷究八旗制度之本源,多灼见明识,至今仍为奠基之作。五六十年代由民委系统、民族院校进行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涵盖了旗人各主要聚居地的历史与现状,表明这一专题开始纳入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范畴。五十年代中,傅乐焕在《关于清代满族的几个问题》中,曾就八旗土地、八旗兵饷、八旗生计等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半个世纪以来,八旗史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满族史、清史著述踵相问世,尤其王锺翰师的"四考"--《清史杂考》、《清史余考》、《清史续考》、《清史补考》,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锺翰师作为国内研究满族史、八旗史的领军人物,其治学特点在中国学者中颇具代表性。一是长期从满族史角度研究清史,一是高度重视基本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是注重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八旗史、满族史研究中,同样贯彻始终。在实证性研究中,锺翰师尤重满文文献的利用,认为这是原创性研究的基础,并构成其研究的基本特色。他注重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切入八旗史和满族史研究,对八旗内部满汉等民族成分的融合、汉人"满化"与满人"汉化"诸现象,都有精辟论述。 近三十年来,在新的学术环境下成长起的一代中国学者,继承前辈治学传统和特色,薪火相传,在八旗史研究中开拓进取,取得了显著成就。成就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究领域的扩大。在八旗形成、八旗制度、八旗组织、八旗社会、旗人群体(满洲、蒙古、汉军)、旗民关系( 很大程度就是满汉关系)、旗人妇女、旗人科举等专题,陆续有专著行世,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杨珍《清朝皇位继承研究》,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祁美琴《清代内务府》,邸永君《八旗满蒙翰林群体研究》,以及笔者《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这些著作的水平虽有参差,但各有专攻,相得益彰,大体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八旗史的现状。 第二,研究方法多元。这批研究者基础扎实,多数具备较好的语言条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思想比较活跃。他们继承前辈实证性研究的传统,同时借鉴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妇女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一些人兼通少数民族文字,在利用满文、锡伯文、蒙古文文献研究八旗专题方面作出了成绩。 第三,新史料挖掘。国内学者在利用满汉档案研究八旗史过程中,重视新史料的开发,一是对房地契书、碑刻拓片、族谱家乘、舆图绘画、文学曲词、报刊杂志的利用,一是通过田野调查搜集丰富的口碑史料。在这两方面,国内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走在国际研究的前沿。 在国际学术界,研究八旗史取得突出成就的首推日本。日本研究八旗史起步最早,学术积蕴深,实力强,成果显著。从二十世纪初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 以迄于今,百年期间代代有传人,涌现出稻叶岩吉( 稻叶君山)、鸳渊一、户田茂喜、和田清、三田村泰助、旗田巍、中山八郎、圆田一龟、安部健夫、周藤吉之、阿南惟敬、神田信夫、松村润、河内良弘、石桥秀雄、细谷良夫、加藤直人、中见立夫、松浦茂、江夏由树、石桥重雄、柳泽明、楠木贤道等一大批著名学者。 日本的八旗史研究,长期以清初史为龙头,在相关的满族史、蒙古史、北方民族史、东北地方史、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均有力作行世。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重视满文档案的翻译利用。自1905 年内藤湖南在盛京( 沈阳) 清宫发现满文老档以来,日本学界始终把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作为研究八旗史和清初史的基础。东洋文库作为日本东方学研究中心,长期聚集着清史和八旗史领域最优秀的一批学者。文库相继出版了系列的学术专著、论丛、丛刊、文献目录和索引,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八旗史有关。《满文老档》7 册、《旧满洲档-天聪九年》2 册、《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1 册、《内国史院档-天聪八年》2 册、《镶红旗档-雍正朝》、《镶红旗档-乾隆朝》2 册,是日本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整理翻译满文档案的代表性成果。 对满文《内国史院档》的翻译工作,目前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它如《东洋文库所藏满蒙文献目录》、《东洋文库藏镶红旗档---引言和目录》、《八旗通志列传索引》等工具书的编纂,对利用满蒙文档案研究八旗史,提供了很大便利。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从事满文档案翻译者,除少数出身满语专业的历史学家( 著名者如佟永功、关嘉禄),主要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专家构成。与此不同,日本的满文文献翻译工作,则始终由史学研究者自己承担。为此,他们组织了独具特色的满文档案读书会。参加者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聚集一处,逐段逐句研读翻译满文档案,日积月累,循序渐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其好处: 一是使参与者的满文水平普遍得到提高,既收到集思广益、疑义相释的实效,又加深了对满文文献的理解,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通过研读和彼此切磋,实现了学术前辈对后辈的传、帮、带。日本几代学者,从耄耋高龄到二三十岁的新锐,之所以都能熟练掌握满文译写,与此种学习方式有直接关系。 日本学者研究八旗史、清初史、满族史,始终以满文档案为主,其它文字文献为辅,这是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基本特色。远者姑且不提,近年出版的神田信夫《清朝史论考》、《满学五十年》,松村润《明清史论考》,以及研究集体的三部论文集《清代中国的诸问题》、《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都是运用满、蒙文档案探考八旗专题的典范。 第二,八旗史与民族史研究紧密结合。日本的八旗史研究,始终与满蒙史结合,近年来,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对八旗制度统摄下的各民族群体:东北"新满洲"人、"库雅拉"人、达斡尔人,以及布特哈八旗、察哈尔八旗、新疆回子(维吾尔人) 佐领、锡伯佐领等,都有专门研究。 第三,重视实地调查。实地考察包括田野调查和史料调查两个方面。田野调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中国学者参与下,对东北三省的清朝遗迹进行了新一轮的实地考察。这一历时多年的大规模学术考察成果,收入细谷良夫主编《中国东北部的清朝史迹》一书。进入本世纪以来,细谷良夫又与笔者合作,对清代八旗各驻防地的历史遗迹、旗人群体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实地调查。目前,调查工作基本结束,若干报告已在日本发表,全部调查成果计划在中国结集出版。 史料调查,也是日本学者颇具特色的一项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细谷良夫主持下完成了大型课题《清朝国家形成时期诸史料的综合研究》,目的是从整体掌握中国大陆和台湾所藏清史档案状况,并把档案作为进一步开展清朝史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又把调查满汉文献的范围扩大到美国、俄罗斯、蒙古等地。 第四,注重实证性研究。日本史学与中国史学都具有注重实证性研究传统,日本学者普遍学风严谨,心无旁骛。近些年来,他们虽然也受到美国新清史等西方史学的影响,但始终恪守自己的研究传统。诚如学界所公认的,其研究素以考证见长,虽少有耀眼的思想火花,也没有轰动一时的效果,却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中、日学者的八旗史、满族史研究源远流长,在传统和方法上有差异也有重合,成就则各有千秋。与中日研究相比,宏观的理论思考显然是西方学者的特长。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伴随美国学术界对八旗史研究的升温,出版了罗友枝《清代皇廷社会史》,柯娇燕( Pamela Kyle Crossley)《孤军》、《透明之镜: 清朝皇族的观念》,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 《满与汉: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欧立德(Mark C. Elliott) 《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他们的研究,从理论方法到具体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国清史界很快引起关注①。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 于1996 年发表《再观清朝: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反驳何炳棣1965 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 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与罗进行辩论。这两篇文章,已成为新清史出现的重要标志。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应澄清的一点,就是究竟"新"在何处。有些学者将"新清史"的主要特点概括为: 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笔者认为,这种概括似有不妥。如前所述,这两个特点,中日学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已有长期实践,尤其在利用满文、蒙文文献考证史实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无视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成果,将上述两个特点作为一种"新"的发明而归功于新清史,这种说法是否合适,答案不言自明。 当然,澄清上述事实,并不是要否定新清史的倡导之功。在从满族角度研究清史、利用满文文献研究八旗史方面,中日学者固然起步甚早,成果显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以往国内一些学者论到清史,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汉族立场即王朝正统的立场上,不妨把这种立场概括为"汉族中心论"。基于这种立场,清史中的满族,通常只占很小比重。不少学者,对满族在清朝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对满族制度(八旗制度、内务府等) 与文化在清朝史中的深刻影响,缺乏应有关注; 对满文等少数民族文献的重视,则长期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者范围。然而,当新清史提出上述观点时,情况不同了,国内一些学者,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推其波而助其澜,以"汉族中心论"为代表的一些陈旧观念,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清史在端正清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为什么新清史会产生如此大影响? 挟美国强势文化之余威固然是一个原因,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新清史的话语系统中,强调满族与满文文献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提法,而是从其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中导引出的一种方法论要求。这一逻辑关系或可概括为: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带有不同于汉族王朝的鲜明特点; 满族不仅是中原汉族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东北亚诸多民族的共主。从这个角度讲,重视满族与满文文献,乃是上述逻辑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话说回来,美国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 笔者以为,与中日研究相比,新清史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观点创新。 第一,理论方法。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不断变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旧观点则不断更新甚至淘汰。新清史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用族群理论解释满族历史和满族特有的八旗制度等方面。 第二,研究角度。新清史的关注点,主要有满族形成、满族认同、八旗制度、清朝特色、统治模式等。而广义上的新清史,其实并不局限于对满族与八旗的研究,还包括对清帝国的"尚武"与军事扩张、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公私领域的构建与互动、社会性别研究等②。不过,把清朝的"满族性"作为其研究重点,应无疑义。新清史试图扭转以往对清朝的传统认识,更注重把满洲( 满族) 而非汉族作为研究中心(主体),更强调满族对清帝国所作的贡献。与此同时,更关注满族主宰下的多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的互动。这一角度,有助于矫正"汉族中心论"的认识偏差,从整体上评价满族在清朝的地位; 有助于摆脱清朝史等同于中原王朝史的成见,并使众多边地民族跻身于历史大视野焦距下的中心。 第三,研究观点。新清史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大多比较宏观。其宏观既表现为研究专题的从"大处着眼",还表现为一些学者将清史置于世界史和比较史的范畴内,与其它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帝国、现代化、殖民、身份等问题。例如,濮德培(Peter C. Perdue) 在《中国向西进军: 1600-1800 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05) 一书中,有关满洲的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比较。 新清史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以其新颖大胆而风靡一时。关于满族形成,传统观点认为,天聪九年(1635) 清太宗皇太极改"诸申"为"满洲",是满族形成的标志。对这种观点,新清史提出要重新审视。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满族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在这之前只是文化共同体,到乾隆年间始形成血缘共同体;还有学者认为,满族到清末民初才形成,正是在汉人反满思潮的强大压力和刺激下,满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关于满族是否"汉化",以往学者,往往将满族"汉化"简单理解为汉族一方的主动灌输与满族一方的被动接受。新清史则指出: 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有清一代,满族尽管与汉族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但并没被汉化; 没被汉化的原因,是因为八旗制度的保障; 满洲精英集团依靠八旗组织,成功维持了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认同意识,是清朝统治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新清史与八旗史、满族史研究关系密切,因此从它崭露头角时起,就引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一旦陈陈相因的"成见"或"定论"被新清史打上问号,也就意味着新研究的起步。从这个角度讲,新清史的异军突起,的确给清史研究的发展带来某种契机。 二、如何回应新清史 十几年来,新清史的影响逐渐扩大,但迄今为止,除了若干译著和介绍文章,中国学者尚很少提出严肃的学术性批评。如何对新清史作出回应,并通过对话实现与新清史的互动,共同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已经提上中国清史研究界的日程。 笔者认为,回应新清史,首先要端正我们的态度。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学术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围绕新清史的一系列新观点,中国学者完全可能持有不同看法。不过,我们首先应致力的,不仅是求其"异",而且要求其"同",从新清史的研究( 无论是研究角度、理论方法,还是具体观点) 中汲取有益启示,以矫正思维和观点的偏差,毕竟我们久已习惯在一种比较封闭的学术环境下工作,而传统的惯性往往会消磨思维的敏锐。 回应新清史,应就基本概念予以澄清。概念是历史研究的支点,概念涵义不清,就无法阐明历史现象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探讨满族是否"汉化",首先应对"汉化"的涵义、"汉化"与汉文化"涵化"的差别作出说明③。否则,概念模糊,言人人殊,各执一端,讨论难以深入。再如考察八旗问题,不能不涉及"旗人"、"旗族"、"满人"、"满洲"、"满族"诸名称。清初已有"旗人"、"满洲"、"满人"之谓,清末出现"旗族"一称,辛亥革命后提倡"五族共和",始有"满族"的流行。"满人"、"汉人"、"蒙人"等称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族类概念,而作为民族专属名称之一的"满族",则是自西方辗转传入的现代概念。这些概念,在涵义上有衔接又有差异,有重合又不能简单等同。目前流行把满族概念等同于清代的"旗人"、"满人"或"旗族",表述固然便利,但在许多场合,却可能造成"今人"对"古人"的一种理解错位。 回应新清史,应承认研究取向上的差异。关于满汉关系,新清史侧重从满汉对立的角度展开讨论,中国学者则习惯于从满汉融合的角度来思考。关于清朝特色,新清史强调满族的主体性,中国学者则兼顾"清承明制"与"满族特色"两个方面。关于八旗社会,新清史强调八旗制度的特殊性和封闭性,中国学者则关注八旗制度阻隔下旗民关系( 满汉关系)的实际发展。关于民族认同,新清史似乎只关注满族的自我认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从满族的多元认同入手,揭示它与汉等民族的诸多共性,而非单纯对立。这些差异的形成,有着复杂的背景与原因,在此无须展开。重要的是,承认差异,明确差异,进而通过讨论,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在弥合差异的基础上求得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共识。 有些差异,通过讨论是可以弥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异,即使通过讨论恐怕也难以陶融。中美学者,各有自己的国情,存在着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学术环境、研究角度、理论方法的诸多差异。新清史无论怎么强劲,毕竟是在异文化的视野中观察中国,而运用西方理论和话语系统诠释中国历史,始终存在一个是否符合中国实情的问题。如有学者套用美国国内族群理论诠释满族形成,声称满族先是文化共同体,后来成为血缘共同体,与满族的历史实际显然枘凿不合。再如把自我认同,作为近代满族形成的基本尺度,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其实,与民族、族群相关的诸多概念,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的民族学界,围绕这些概念已争论了至少几十年,聚讼纷纭,迄今仍未有穷期。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都离不开从国外学术界的批量引进,与之相比,中国史研究则是一门带有鲜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学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论方法概念观点,但毫无疑问,它们只有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才会有落地生根的可能。 回应新清史,不必回避它的某些偏差。新清史在"矫枉过正"的同时,有时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否定满族所建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以汉满民族冲突对立取代彼此融合的主流,或强调满族特色却无视汉族和汉文化的主导作用。这些观点或倾向,有失偏颇,不仅中国学者难以认同( 当然有少数例外),实际上在美国学者中,也有分歧和争议。 新清史的兴起,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也给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的清史研究者,要在国际化大潮中继往开来,作出更大成绩,笔者以为,以下三点应该重视: 一是要有全局意识。中国大陆、台湾与日、美、韩、法、俄等国学者,在研究清史方面各有自己的传统、优势和特色,但多年以来,国内学界似乎过于偏重对新清史的关注,对他国学者的研究和贡献却往往疏于了解。信息来源畸重畸轻,明显失衡,不能不制约中国清史学界的国际视野,偏见的产生也在所难免。其实,日、俄等国对八旗史、满族史、满语文的研究均堪称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包括其学者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乃至严谨作风,颇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和借鉴。清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实有待于中国学者全局意识的提升。 第二,要有主体意识。中国学者研究清朝史和八旗史,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与实际,坚持研究的主体性,才能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至于那种将西方理论方法观点盲目照搬,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对本国研究却抱着虚无主义态度的倾向,显然不值得提倡。 第三,要重视少数民族文献。在八旗史、满族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中,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利用尤为重要。近十几年来,特别是自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以来,国内在满、汉文档案、档案目录的整理翻译出版,满汉文辞书编纂等方面,都取得突出成绩,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刊布的满文档案数量庞大,能够利用它从事研究的学者却很少,后续人才严重匮乏。对照日、美诸国高度重视非汉文史料运用,并加紧对多语种人才培养的现状,中国清史界差距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成为扼制研究正常发展的一个瓶颈。 以上以清史中的八旗史研究为重点,就研究现状、国际交流、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想法或建议,未必妥当。敬祈中外同行不吝赐教。①中国的介绍文章主要有,定宜庄: 《美国与台湾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满族研究》2002 年第1 期; [美] 欧立德著,华立译:《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2002 年第4 期; [美] 盖博坚著,王湘云译: 《西方学者近期对"满洲"之释义》,《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版; 马钊: 《满学: 清朝统治的民族特色---1990 年以来以英语发表的清史著作综述之一》,载《清史译丛》第1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孙静: 《满族民族认同的历史追寻---柯娇燕满族研究评价》,载《清史译丛》第3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李典蓉: 《清代满洲认同的几个问题》,载《清史译丛》第6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美] 盖博坚著,孙静译《谁是满洲人: 综合书评》; 张瑞威: 《谁是满洲人---西方近年来满洲史研究述评》,载《清史译丛》第7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刘文鹏: 《清朝的满族特色-对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动态的思考》, 《清史研究》2009 年4 期。②参见[美]卫周安: 《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 期。③参见王成勉: 《没有交集的对话》---论近年来学界对"满族汉化"之争议,汪荣祖、林冠群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台湾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6 年版。[作者简介] 刘小萌(195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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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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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人文
2009/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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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主任,尾崎文昭教授在清华大学讲授《日本战后鲁迅研究》,从2007年9月18日到11月17日,共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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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坠入深渊的可能性似乎实在太真实。在某些方面,2008年末的金融恐慌严重程度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业恐慌,而且有段时间,主要经济指标—-世界贸易、世界工业生产、甚至是股票价格—-都在以1929-30年或更快的速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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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3日午后,京城突降暴雨,市内多处积水,交通大面积瘫痪,甚至有两名男子在石景山区苹果园落入污水井中被雨水冲走罹难,二日后方才寻得遗体。其实北京市内的内涝并非现代所独有,只不过现代媒体发达,信息影像传播迅速,使人感觉更为直观而已。从历史上观察,北京的内涝乃至于北京所遭受的洪水灾害都是有史以来最为轻微的。主要原因就是建国以后,通过兴修一系列水利工程才基本根治了洪水,这是北京建城建都以来的第一次。洪水是决定城市安危的根本性矛盾,而市内的积水内涝则根本不是能和洪水相提并论的灾害,至多只是洪水所带来的危害之一。 北京历史上的市内积水 要说北京的水,先说北京的土。古之幽燕本来就是苦寒之地,根本无法和江南相比。地近塞外西北风一起便是满城飞沙了。王闿运《圆明园词》云: "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沟洫填淤成斥卤,宫廷映带觅泉源。" 其下自注曰: "自安史以来,燕地利久废,民教不修,本非宅京之所。" 此一句便写出北京作为封建帝国京师,水利不堪,水害为祸的尴尬。其实从金代开始,北方的森林因为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加的原因减少很多,所以风沙就越发严重了。以至于在明朝时候就有人发明了用细纱做成的防风眼罩--名为"鬼眼睛"--就像二十多年前春天北京街头裹纱巾的骑车人一样。 这些土并不安分,有风则扬,遇水为泥。所以早年的北京有"无风三尺土,有雨墨盒子"的俗语。大约成书于嘉庆时的《燕京杂记》记载: "阴雨则污泥满道,臭气蒸天,如游没底之堑,如行积秽之沟......" 这里说的只是一般的街道,下雨就会布满泥泞,除此之外北京还有很多终年的大水坑,比如现在的二龙路,原来就是二龙坑,是元朝金水河故道的一部分。清朝时金水河故道被称为南北沟沿,明朝时被称为大明濠,都是用来做大型排水沟用的。更有名的是建国初期就被搬上舞台的龙须沟,其实它旁边的金鱼池虽为古都名胜其实也盛名难副。 清朝时国家司法机关都在二龙坑附近,一下雨便要遭灾。曼殊震钧所著《天咫偶闻》就写到: "刑部地最洼下,长夏淫霖,大门以内,水入车箱,各司皆以木床为甬路,而后可入。大理寺、都察院亦然,相传谓之'水淹三法司'。" 《郎潜纪闻》则说: "刑部白云亭最低,夏秋雨后,辄排几案做桥,亭中水深至一二尺。阮吾山司寇有诗云,十八曹司水际浮,今尚然也。" 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所在地雨后尚且如此不堪,举轻以明重,则可以想象当时城内其他低洼地带雨后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这只是雨季的常态,光绪十六年(1890年)则发生了一次百年一遇的大水,当时永定河决口,洪水向东南而下,对北京威胁极大。前三门以北的内城因为平时疏于疏浚下水道导致街道积水墙倒屋塌。各城门不得已关城门挡住外来的大水,大雨过后想要开城门时,发现宣武门由于地势低洼,积水过深,竟然打不开了。所以只好从附近的象房中牵出两头大象才把城门拽开。 时至民国,情况依旧,周作人曾做《苦雨》一文对北京的雨和水不大满意: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 其兄周树人更在日记中谈过北京城中被水的经历: 壬子年(1912年)五月十七日记云:大雨,宣武门左近积水没胫,行人极少,予与季巿往返共一骡车。 解放前北京的市内积水问题还不是今天这样的大雨后交通瘫痪,而是整个城市路面铺装太少,不论大雨小雨,都会呈现出前文提到的"墨盒子"局面。根据档案记载(可查《北京档案史料2007.4》)1904年北京始有石渣路,1915年出现沥青路。而截止到解放前夕,北京共铺设道路142万平方公尺。而截止到1955年,北京铺装的道路面积达到554万平方公尺,其中高级路面达313万平方公尺。 要知道,这些没有硬化的路面不仅是尘土飞扬,更是垃圾遍地随处便溺,再加上来往内外的各种牲畜的屎尿,真是臭不可闻。所以从这些数字就可以想见如果市内的路面没有铺装硬化,雨后将是怎么一种可怕的情景。 由是观之,造成北京城内的雨后积水的直接原因是路面铺装和排水不畅,而北京又处于四季分明的季风气候之中,汛期降雨极大,一旦排水设施疏于管理就会造成严重的内涝。而水患的根本则在于京西的永定河水系和京东的潮白河水系会在汛期发生大的水灾。真正想解决积水问题,则要标本兼治,市内的下水道要修好;境内的水利设施更要建好,尤为需要着重治理的就是永定河的泛滥。 北京历史上的排水系统 现在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朝覆灭后为了灭其王气和防卫固守,拆毁了元故宫,并将元大都矩形城池北缩南拓为近于正方的形状,基本就是今天内二环的格局。而北京城最初的排水系统,也就是在兴建元大都时出现的。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一书认为,元大都科学规划"在地下顺着地形的坡度,铺设了排水设施"。而根据侯仁之先生的说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考古中在旧鼓楼内大街、西四、阜成门内大街均发现了元代的暗沟和明渠的遗址。"由此推测,大都城沿着主要的南北大街,都应有主要的排水干渠。干渠两旁还应有相与垂直的暗沟。干渠的排水方向,与大都城内自北而南的地形坡度完全一致。这些明渠暗沟的铺设,是应与大都的平面设计同时规划的。" 同样根据侯仁之先生的研究,明清的排水系统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城内主要的排水通道是大明濠也就是以后的南北沟沿、东长安街御河、西长安街东沟与西沟。外城则有三里河、虎坊桥、龙须沟。清朝时内城则在东西城墙内分别开出一条排水沟,西至太平湖,东到至泡子河。 由此可见,元明清时期城内排水主要靠加盖石板的明沟,而开沟、掏沟则又成为京城一景。 明末清初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记道: "京师二月掏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 《燕京杂记》则记道: "京师二月掏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 每逢大比之年,开沟的时间也正好赶上会试,于是也就有了"臭沟开,举子来"的民谚。 其实类似的情景今天还可以看到,在初春时就要把井盖打开,将里面淤积一个冬天的烂泥挖出来,以备汛期来临,晾晒淤泥那个味道确实中人欲呕。不过这种下水道并非日常想象的那种只有脸盆粗细的管子,而都是可以让人走下去挖掘的巨构。而且地沟的位置深浅都登记造册,以便每年开沟时找准位置,不过万一找错位置就会耽误时间了。不过在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的时代,开沟经常会出现"沟夫"中毒倒毙的情况。尤其是前门外鲜鱼口开沟时,因为平时即为水产和屠宰市场,气味最为浓烈,极易中毒。 然而这种工作第一容易弄虚作假,第二可能用来敲诈勒索,所以工作效率并不高。根据《都市丛谈》(1913年《白话中国公报》剪报)的记载,当时的官员在验看掏沟的效果时,一般让一沟夫从水沟一端进入,从另一端穿出,以证明沟渠通达可以畅行无阻。作弊者则分置两人于水沟头尾,先后应答。官员在地上并不见沟中人之面目,故经常被蒙混过关。 至于开沟时的敲诈勒索,其对象一般是道路两旁的店铺,因为如果工期冗长,再把烂泥堆在门口必定长期影响生意。故店家只好贿赂街道衙门的皂吏,使其多行方便,尽快完工。不然沟头消极怠工起来甚至可以拖到夏初。 这样的清淤工作效果着实可疑,所以遇雨则堵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现代人思维方式的问题,讲起京味儿总觉得旧京风情无限,"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可真是仔细思量,住在皇宫王府、离宫别苑中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能有多少?而对普通群众来说,旧时北京城内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哪有什么生活情趣可言?所以衡量生活品质的时候,还是要以最大数多人的平均水平为依据。 永定河水患的治理 北京历史上的水患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即西边的永定河和东边的潮白河。而以永定河水患对北京的影响最为严重。 之所以永定河对北京有重要的影响,并不只是洪水的原因。而是北京最初的城邑就是以永定河渡口的形式出现的。北京的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北京小平原是中原腹地通过华北前往东北和塞外的交通要道。从中原前往东北必定需要渡过永定河,走过北京小平原,然后从北京的东北方向出山口经山海关一带方能到达东北。 所以北京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永定河的渡口发展起来的。北京这个城市从西周时期的琉璃河古城、西汉时期的蓟城、隋唐时期的幽州,一直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两朝的京师和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城市的位置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也就是逐渐远离永定河古渡口的。而潮白河温榆河则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没有这样重大的影响。 永定河水患开始影响北京始于金代。在此之前永定河流域植被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而辽金两朝大肆砍伐树木营造宫室、建造战船使得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当时的永定河被称为浑河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事实上,永定河确实也是含沙量仅次于黄河的一条河。根据《略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一文统计,自金代至1949年的834年中,共决口81次,漫溢59次,河道改道9次。清代达到了高峰,在268年中就决口78次,平均每4年就要发生一次洪灾。 永定河之所以经常泛滥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降水时空分布不平衡,汛期降水时间长、降水量大,枯水期降水极少; --洪水暴涨暴落,泥沙含量大,多年筑堤防洪形成地上河,破坏力强; --河道上陡中缓下平,尾闾不畅。 永定河水患自辽金始,其治理自然也自辽金始。辽金时期,北京城市的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广安门一带,以广外鸭子桥青年湖为中心。当时城市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供水水源不足,其来源就是现在西客站旁边的莲花池,当时名为西湖,水量很小。这种供水量勉强可以供应城市用水,而根本不足以支撑开漕运,于是金代统治者开金口引永定河水经过中都城北城东注入运河。结果因为永定河水含沙过量导致船只无法通过。 元初至元三年、元末至正二年分别由郭守敬和丞相脱脱主持开金口以通漕运,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终金元两代,对于永定河都是利用大于防治,但是却都已失败告终。而其对永定河的治理因为缺乏统一和科学的指导方针,也始终停留在不断筑堤上。 至于明朝也始终采用筑堤的办法进行防洪,但是把防洪的目的放在保卫京师的安全上。 清朝康雍乾三代时,对永定河洪水的治理有了新的方法和指导思想,首先是采取了上中下游同时治理的方法,避免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继而又针对永定河泥沙含量大的特点,采用了潘季训"束水攻沙"的辩证治水理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清朝的国力在乾隆后期开始下降,再加上贪官污吏借兴修水利中饱私囊,不但没有把永定河水患治理好,反而出现了在268年中就决口78次的最高纪录。 到了民国时期,1918年北洋政府成立了旨在保护天津租界利益的顺直水利委员会,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名华北水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为华北地区的水利建设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不仅在海河流域和永定河流域兴建了很多水利设施,而且还编纂了一部《永定河治本计划》,准备彻底根治永定河水患。1928年华北水利委员会提出开工建设官厅水库,既可节制洪水又能蓄水灌溉,计划在官厅村南筑拦水坝一道,坝高90米,长110米,遇洪水时,最大库容可达460兆立方米。可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北方沦陷,这些宏伟的计划都付诸东流了。 直到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有能力有条件开始建设官厅水库,并于1954年完工。在此之后,官厅水库与下游的位于山峡出口的三家店水库一起组成了两道强力的大锁,牢牢地控制住了肆虐了近千年的永定河洪水。不仅这条河两岸的居民受益,同时也使北京城第一次有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余论 正因为北京地处幽燕,所以这里的人民对于水特有一份敏感和感情。有谁能够使水害变为水利造福于民,人民就会永远记住他。回顾北京的建城史和建都史,元大都不仅造就了今日北京的基本格局,而且创造性地引入了高粱河水系为北京的水源,所以日后才有了刘伯温姚广孝建八臂哪吒城、高亮赶水、刘伯温关羽合力收服孽龙这一系列赞美高粱河水系应用的神话传说。 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仅修建了官厅、三家店两座水库制服了永定河,而且修筑了密云、怀柔水库,在白浮堰的基础上修建了京密引水渠,解决了首都的吃水问题。 不仅如此,新中国更是彻底解决了自辽金以来困扰北京近千年的洪水问题,我相信这样的功绩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感悟到,只有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政令通达,才有条件、有力量、有可能将一项项造福于民的宏伟工程从蓝图上的美好设想真正变为现实。 参考书目: 《北京灾害史》;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北京史苑(第一辑)》; 《北京档案史料2007.2》; 《北京档案史料2007.4》; 《北京档案史料2010.2》; 《燕京杂记》; 《天咫偶闻》; 《燕都览古诗话》; 《增补燕京乡土记》;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鲁迅与北京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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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先生是北京大学梵巴利文专业1984级本科生,其后负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哈佛和堪萨斯大学。陆扬从梵巴利文专业转入史学专业,先后在中国、欧洲、美国接受教育,现在他在中古史和佛教史的研究中仍常以梵文作为研究工具。近日,记者就一些梵文学术问题采访了陆扬。记者与陆扬的对话始于学术传承,从他对金克木和蒋忠新两位师长的回忆谈起。 北大梵文传统强调语言的文化特性 记者:前几天拜访黄宝生先生,他给我看了金克木先生当年给他们授课时的梵文语法课本。这是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他整理后还作为“附录”收入了他的一本新书——《梵文文学读本》,以示“薪火相传”之意。金克木先生对你们1984级梵巴利文本科生有什么影响?您对给你们授课的蒋忠新先生有什么回忆吗?陆扬:印象中我们当时并没有采用金克木先生授课的小册子。但是金先生教授梵文的一些基本方式很明显影响了对我们的教授方式,因为当时直接担任授课的蒋忠新和郭良鋆两位老师都深受金先生的影响,所以潜移默化也影响到我们,比如强调梵文的诵读和语言本身的文化特性。金先生对我的影响更多是通过他的各种著作以及在北大时经常向他老先生求教而获得。这方面我将有专文回忆,这里就不再特别说明了。教授过我梵文的蒋忠新和郭良鋆两位先生都是第一流的老师和纯粹的学者。有趣的是这两位老师都是上海人,据我所知郭先生出自旧上海富贵之门,却没有丝毫的世俗之气,这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他们的方法都是循循善诱,让我体会到求学的温馨。隔了这么多年,我对他们的尊敬没有丝毫减退,这可以说是我在北大最大的收获之一。两位中当然蒋先生和我们的接触更多,可以说是我学习梵文和印度文化的真正的“亲教师”。蒋先生身体很不好是当时我们师生圈内都知道的事,但他不避寒暑,撑着来上课,而最了不起的是他只要一讲起课来,就神采飞扬,忘情于此中,感人极了。当时他虽然身体很不好,但我猜那段岁月对他来说应该是快乐的。他有机会重返杏坛,我们这些学生虽然并不出色,但和我们年轻学子接触,还是会给他带来安慰。而可能更重要的是,在遭受多年磨难之后,他得以重新投身学术工作。他的两项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本梵文《法华经》的转写和梵文《摩奴法论》的翻译,都是在那段时期完成的。教学加上研究,他的毅力真是内在的。蒋先生对我非常关心,不仅是学业上的也是个人生活上的。他住在离北大很远的劲松地区。我常跑他家去向他讨教,每次都会感到一种无比的放松和快乐。谈学问之余,蒋师母每次都准备丰盛的饭菜招待我,对于一个家不在北京的学生而言,这种照顾很令我感动。对我来说,最内疚和最遗憾的事就是出国之后,没能再和蒋先生见面。他的突然去世使这种遗憾无法弥补。我1987年秋去国之后,直到 2000年夏首度回国到北京,当时行程极为匆忙。到北京我即向师友们打听蒋先生的情况,得到的讯息是蒋先生的健康状况比以前改善多了,气色也好了,这让我感到意外的欣慰。但正因为这一念,就没能及时安排时间去看望他。其实那些天住在北大,我也没有去拜访对我影响至深的金克木先生。这实在并非因为我不懂礼貌,而是对这两位影响我人生的先生,我内心有一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不安,诚不足为外人道。可惜过后不久,两位先生都驾鹤西去了。 梵文训练有助于进入另一古代文化核心记者:您在北大和维也纳大学接受的梵文训练,对您现在的研究工作中有何助益?陆扬:我目前的学术工作和古代印度中亚的宗教历史还时时发生关联,因此梵文训练能提供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但梵文训练本身有其独立的价值,因为在接受这种训练的过程中我能多多少少进入了另一种重要古代文化的核心,找到一种能够终身受用的参照体,对日后的学术思路有不能低估的帮助,即便我直接的学术工作不再以梵文或印度古代文化为中心。而且由于北大、维也纳大学诸位先生的影响,也能使我倾向于从印度文化历史的内部来了解这种文化的特点,而不是满足于了解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梵文训练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对这种语言不再有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和崇拜感。同时对语言的掌握和人文学术之间的关系脉络也有比较客观的理解。 国际学术界梵文与印度学的关系更为宽广 记者:您曾留学欧洲,现在任教北美,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国际上梵文教学和研究的现状,尤其是其与印度学之关系?陆扬: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梵文教学和研究并不等同于印度学的研究。在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梵文都是作为一种学术工具附着在印度学的框架之下的,或者作为比较语文学附着在语言学的框架之下。但并不等于说有印度学研究的学术机构,就一定强调梵文的教学和研究。我觉得,中国学界对梵文和印度学关系的理解比较狭隘且单一,与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认知上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与欧洲相比,美国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印度学和佛教学研究时间相对较短,在学术体系中占有的位置也比较边缘,但还是有其特色。传统上重要的中心,像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州立大学西雅图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中的梵文文献研究不只设在亚洲研究的系科里,也可以设在神学院或宗教学系里。欧洲梵文和印度学的中心很多,难以一一列举。仅以我曾学习过的维也纳大学为例,这是一个自19世纪以来的印度学重镇,出过Wilheim Geiger这样的巴利文大家,Erich Frauwallner这样的印度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研究大师,以及Manfred Mayrhofer这样的印度伊朗语的语文学宗匠。我求学期间,维也纳大学的梵文文献研究其实分成三块,一是和佛教学西藏学结合,在Ernst Steinkellner教授领导下的藏学和佛教学研究所;一是和印度学结合,在Gerhard Oberhammer教授领导下的印度学研究所;还有一个就是在Mayrhofer影响下的印欧比较语文学研究所。 徐梵澄在现代学林是非常特别的人物 记者:我有一个关于国内梵文流别的问题。以徐梵澄先生为例,在接触中我发现,有的人很敬服徐梵澄先生,而一些梵文学者对徐先生之学则颇有非议,记得您曾经在跋《徐梵澄文集》的文章中略提及中国印度学存在分野的观点,能否在这里略展开谈谈这方面的看法?陆扬:我对你提的问题的理解是梵文研究在中国有派别倾向之分,这的确是存在的,虽然我个人对这种派别的理解和其他学者未必相同。在有些相关问题上这一领域的专家更有发言权,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的意见仅供参考。我对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分野在回忆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文章里都会分别谈到。这里只就徐梵澄先生说几句。徐先生在现代学林中是非常特别的人物。他在人文学方面的很多造诣不是同辈所能企及的。这是他的一项优势,比如他对中西古典的掌握就远远超过了季羡林先生,也比金克木先生有系统。他在这个基础上再转入梵学和印度思想研究,当然视野就会不同,领悟力也会很高。但徐先生又具有很强的艺术家和文人气质,有时不够冷静,而且他对思想的理解也有古为今用、六经注我的意识在里头,这都会影响到他的学术见解。比如他对《奥义书》等的译注,就受到印度现代思想家阿罗频多的诠释的制约,有时类似于熊十力对唯识的解释。我也读过他英译本的《肇论》,发现译得很不精确,几乎不能采信。但徐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一样,都注重从文化内部去观察,而不仅仅是从外部做些观察或实验,这个态度我很欣赏。 梵文的神秘感来自公众对其不了解 记者:梵文在中国作为一种非常小众的研究语种,但是在普通公众中有时却拥有可以带来很大声誉的神秘感,您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陆扬:在国际范围内,这种现象固然显得很特殊,但如果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学术生态来看就不太难理解。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依靠某种机遇。坦率地说,在长远的潜因方面,梵文的神秘感恰恰产生于公众对梵文和梵文在研究古代文化中所具有的具体作用并不了解。其次是中国近代学术传统始终有过度强调某种工具或某种材料的作用的倾向,仿佛有绝技或秘籍在身,便可纵横天下,这是幼稚的想法。这种想法其实最早存在于中国人文学界,原先普通公众并不关心这个。我记得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季羡林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说,20世纪80年代他去开全国人大会议,与侯宝林先生一起开会,但记者都只围着侯宝林采访,根本无人知道季先生。但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以后就颠倒过来了。这种影响力的突然增加主要来自学术圈以外。整个社会舆论对“国粹”的突然重视,而梵文虽不能算“国粹”,却也在公众的想象中与这种国粹主义挂上了钩,于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潮流对梵文研究本身能有多大的促进作用,我并不太乐观。当然说完全没有积极的作用也与事实不符,但中国梵文研究和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印度学研究本身的发展,主要还是要靠真正的学术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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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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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面临民主化又军事政变的不幸,两者都有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台湾在埃及当前的政治危机中显然没有任何积极脚色可言,但却应该从美国对埃及政策中认真思索,到底美国是台湾的什么性质的盟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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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这使得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特别的吸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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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书评
2009/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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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举办了“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和中国低碳发展研讨会”。《世界气候外交和中国的应对》一书以该会议论文为基础编辑而成,是中国环境保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组织气候研究领域专家的集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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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鹿毒奶粉事件的曝光,原本十分冷僻的化学名词“三聚氰胺”一下子成了媒体的高频词。由于我曾经在北京大学受过六年化学薰陶的缘故,很多朋友向我询问“三聚氰胺”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