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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和戴思杰都是为西方读者写作的，直接来自中国的作品却比较难，比较艰深，比较难以定位和理解。在中国受到喜爱的作家，在德国可不见得会受到读者的青睐。

我将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建立学院批评是否可能？

2011年中国面对的国际金融形势有二个基本的特点，一个是美国持续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个是欧元国家债务危机的不断加深，它们使得中国的市场变成大量国际游资的投机首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选择，将不得不面对大量国际游资的冲击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挑战。        2009年应对汹涌而来的金融危机，美国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投入措施，挽救陷入严重困境的金融机构和大企业，2010年美国退出财政手段的政策运用，改由中央银行实施量化货币的政策选择，意在积极促进国内投资和增加就业，加快经济的复苏。美国的量化货币政策，有三个基本的内容，一是继续坚持低利率的政策，保持0.25%以下的联邦基金低利率水平不变，同时发行与通货膨胀挂钩利率为负的长期国债，压低长期市场利率。二是增加央行（美联储）的信贷供给，促进商业银行扩张信贷，增加投资，改善收入。三是实行美元持续贬值，刺激出口，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美国选择量化货币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虽然都是服务本国经济目标的需要，但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充当国际贸易主要结算工具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全球很多国家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美元贬值，导致国际黄金价格、原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给主要依赖国际原油进口和需要大宗商品进口的国家，造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压力。其次，美国银行扩大信贷，导致热钱大量涌出，进入新兴发展中国家，会冲击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造成剧烈的市场动荡。第三，美元贬值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发生混乱，引发一系列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并给以美元充当外汇储备的国家造成外汇贬值的巨额损失。2010年伴随美元和欧元的大幅度贬值，日元也做了贬值的调整，估计2011年还会有更多的国家也要做出货币贬值的调整。        中国是世界最领先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进口有日益增大的需求，中国也是世界上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美元资产是国家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过去的二年，中国的香港和内地证券市场，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国际热钱的冲击。大量套汇、套息和套利资金，透过商业银行和民间投资机构，进入香港、上海和深圳的股市，进入大中城市的房地产，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操作，获取投机利润。2011年美国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更大的影响。首先是国际热钱的冲击，数量规模还会超过以往。热钱大量涌进之后，人民币升值压力超过以往，一方面是美元、日元和欧元一起贬值，迫使人民币被动升值，一方面是更多的国际贸易争端和国际政治压力，对中国提出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要求。其次是国际原油和资源类产品的价格飙升，给中国带来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现代大工业、大农业和服务业对交通运输都有很大的依赖，国际原油价格飙升首先导致运输成本的增加。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构成，其中运输成本和化肥农药的成本最大，对国际燃油价格的变化最敏感，2007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不足40美元飙升到2010年的超过80美元，中国农副产品的价格水平也是一年高过一年。运输成本和农产品的价格一起飙升，直接导致生活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透过工资影响其他产业，特别是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成本，产生连锁反应，造成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国外热钱大量涌入，加上市场投机的博弈，在给中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国的货币政策选择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首先是利率政策的选择陷于两难。为了克服国内投资过度引发通货膨胀和投机过度拉高房地产价格，中国需要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但在美国量化货币政策导致银行流动性泛滥和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条件下，提高中国市场的利率水平，就只能收到相反的效果。即只能吸引更多的热钱涌入，迫使人民银行为了稳定汇率而不得不买入更多的外汇，被迫通过外汇占款的渠道向市场投放更多的货币，为物价上涨和低水平投资扩张继续助力。因为美国和日本都是零利率的政策，外国银行和机构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借到低成本的资金，变成热钱进入中国，只要兑换成人民币存入中国境内银行，就可以很安稳地赚取息差了。而且中国的利率水平越高，与美国和日本的利差越大，吸引流入的热钱也就越多。        其次是人民币的汇率决策更加困难。一方面是出口商品的利润已经摊得很薄，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很多出口商的破产，为了保护出口，需要放弃人民币升值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高涨，为了降低进口成本和克服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需要加快人民币的对外升值，二方面难以权衡。与此同时，外汇储备的管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外汇储备的盘子不断膨胀，外汇资产的货币风险和汇率风险，以及外汇管理的道德风险都会随之加大，超过目前政府监管体系的风险防范技术力量。此外，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美元贬值带动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相继贬值，中国外汇储备的折价损失也在不断增大。        第三是准备金政策的效果变得越来越短暂。从2008年开始，人民银行应对国际游资的冲击，主要都是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债券的对冲措施，以此消除外汇占款渠道投放过度的流动性。但是2011年继续提高准备金的政策空间已经很少了，因为经过持续多次的提高，现在已经接近20%的极限水平，而长期维持很高的准备金率，必然削弱本国银行业的投资贷款能力，而把越来越多的市场空间拱手让给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可以更多地从国际金融市场融入低成本的资金，更方便地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支持中国境内的商业投机拉高大城市的房价，或者制造股市的剧烈波动，在期货市场兴风作浪，从中赚取息差、汇差和利差，完全不受人民银行紧缩货币供给的政策约束。        货币政策的选择陷于两难，政策效果背离初衷，明智的宏观经济调控就应该转向财政手段和非货币的经济政策运用。包括以紧缩财政的办法应对通货膨胀，以税收调节应对国际热钱的攻击，包括用改革土地管理和城市规划的办法，加快城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减少对长距离运输农产品的依赖，包括加快能源战略的调整，节约能源消耗，增加自给供应，加快低碳新能源的发展等，也包括城市人口规划的科学引导，通过搬迁大学和科研机构，减少大城市的人口集中，鼓励和帮助高层次人才到边远的新兴城市谋求发展，扩大那里的市场，吸引人口流入，为他们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和就业机会，解决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果断选择了扩大财政开支支持商业银行改革的措施，取得了十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现在面对国际热钱的冲击和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选择同样的政策措施，只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当时没有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当时的欧洲国家正在享受高科技带来的经济繁荣，毫无政府债务危机的影子，当时中国的房地产还没有兴起，金融市场也没有对外开放，公路上飞跑的汽车屈指可数。中国当时的问题是流动性严重短缺，扩大财政开支的钱只要存入银行，就足以解决银行的流动性短缺问题，但是十几年后的今天，所有过去的这些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够阻挡国际游资的冲击和克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而不是银行的流动性短缺问题，财政手段的政策运用要贯彻公正、公平、公开和有效的基本原则，不能还是依靠计划体制的权力进行暗箱操作的办法。        美国实施量化的货币政策，要达到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的效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获得突破性的科技创新进展，并且这样的进展能够持续吸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投资之前，美国只能不断采取量化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和应对失业问题。在美国经济难以复苏的条件下，美国量化货币政策产生的大量流动性，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以外，都要选择国外的投资渠道，而欧洲国家的经济持续恶化，国际热钱又必然选择新兴发展中国家。长期大量的国际热钱涌入中国，对中国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股市的波动和物价的上涨，而是还有通货膨胀背后存在的问题，包括收入分配关系的不断恶化，随时可能引发的严重股灾，公众日益增长的恐慌和不满，以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它们对政府的决策能力构成严峻的挑战。政府应对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积极有效的措施，就会逐渐瓦解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能力的信心，直至最终动摇我们的共和国根基。        运用货币政策抵御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只能产生短暂的效果，要解决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充分提高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政府决策能力，则唯有采取政府改革一个办法。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运用紧缩财政的方法克服货币政策的不足，没有政府改革的配套，不仅可能毫无效果，而且还会导致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现在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行政经费和人头经费，已经占据了财政预算开支的大头，长期以来他们的干部人事路线和机构编制工作都是不受外部监督的特权，只能膨胀不能压缩，实行紧缩财政的措施，给国企的投资补贴也不能减少，剩下就只有农业、教育、科技、卫生、社保、环保和扶贫项目了，而减少这些方面的财政投入，无异于放弃所有长期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导致越来越多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但是如果政府改革只能始终停留在问题讨论和文件传达宣传的阶段，没有政府决策咨询和对口研究机构的换脑换人彻底改革作为突破口，没有对领导干部提出维护国家宪法和履行社会分工责任的职业道德要求，没有对一把手提出履行岗位责任的专业能力要求和职业道德监督，要求他们积极组织和依靠负责任的专家队伍为解决各种不断涌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出谋划策，把政府改革的任务真正落实到中央政府的具体决策行动上，则当前的中央政府决策必将面对越来越多的各种两难选择的境地。

收视率是一种"行业货币"，主要用于电视台、广告商、广告主等各方之间的利益交换。收视率进入中国，从一开始便伴随着各种争议。

许地山出生于台南，名许赞堃，笔名落花生。甲午战败以后，许地山的全家迁移到福建漳州。他在广州接受教育，18岁中学毕业，由于家境不好出来教书，21岁的时候到缅甸，在一个华侨办的中学教了三年书。在这段时间，因为在缅甸、马来亚旅游，所以他体验了很多当地的风土民情。尤其是曾经也在印度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对印度文化非常了解，他的小说、散文里有着浓厚的南亚、东南亚色彩。

我想通过审视我们文化史的早期阶段所记载的各种说法和做法，就什么样的说法和做法才能或不能体现消极自由观这一问题，对我们今天大行其道并误人视听的管中之见作些补充和纠正。

“知识分子之游历又如何？借法兰西友人Nicole Lapierre的书名一用——思想旅行之原旨为，令我们身心暂离故土，‘在他处思考’。我们做到这点了吗？读钟叔河先生之《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在找到自信同时，也找到了另一番体会——‘在他处思考’，是一条漫漫长路。”

令人瞩目的绘图　　俞力工/这张地图系由美国国家战争学院退休中校彼得斯（Ralph Peters）绘制，发表于《武装力量月刊》2006年6月号。同年10月，彼得斯在其著作中再次提及它反映的是 “中东的较理想状态”。2006年，正值黎巴嫩受到以色列全面攻击，美国国务卿赖斯却扬言该次军事行动为“建立新中东必须经受的阵痛”。　　　（Map Copyright Lieutenant-Colonel Ralph Peters 2006）　　黑体字标示领土扩充国家　　红体字标示领土丧失国家　　灰色显示领土无变动国家　　此图令人瞩目，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一.当时美、英联军已实际有效将伊拉克肢解为北、中、南三部分；二. 阿富汗塔利班充分利用巴基斯坦边疆领土进行战略撤退，使得占领军投鼠忌器。因之，解决阿富汗问题必须连带解决巴基斯坦问题；三. 彼得斯系美国资深情报人员与知名战略家，退休前职务为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他的主张非比寻常；四. 该地图所概括地区恰好就是1997年以来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再三指出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不稳定地区”；五. 2008年底，美国国家情报分析局副局长芬格尔（Thomas Fingar，U.S. Deputy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Analysis）以“2025年全球趋势”（The Global Trends 2025）为题的报告，也对分裂巴基斯坦提出类似看法。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开始将该绘图公布于众；六.虽然它并非美国官方地图，却为北约组织属下防务学院培训高级军事人员课程所采用。据加拿大全球化问题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中东问题专家纳振若亚（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提示，该地图自2006发表以来，已在美国战略机构、政策与军事机构广为流传；六. 更关键的是，最近巴基斯坦情况的恶化，已蔓延到伊朗俾路支地区，使得伊朗国家安全受胁；七.再者，美国与印度关系积极改善，而中印关系却随之恶化，显示该构思目标一石多鸟，绝非无的放矢。　　核心目标　　整体看来，此地图的核心目的有四：一是按抑强扶弱、分而治之原则，将苏伊士运河、中国西北边境与也门南端之间的“三角地带”重新切割（即“巴尔干化”），以使土耳其、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诸强国极度削弱，而新建立的或经扩张的弱国，如约旦、黎巴嫩、也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终不免对西方集团产生长期依赖性；二是封锁敌对国家之间互相结盟的途径，例如，在巴基斯坦西南端建立一个“俾路支自由国”，以使中国无法利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铺设油管，以满足能源需求；三是新建立“库尔德国”与“阿拉伯什叶国”，以便将该地区的石油与油气资源“一网打尽”；四是降低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的结盟层次，以直接驾驭整个伊斯兰教世界。　　“新中东”图涉及问题甚广，笔者无法一一评述。以下，仅就若干大端加以介绍，至于当前处于焦点地位的南亚，当予以集中讨论。　　库尔德地区　　首先，“库尔德国”的建立，必须迫使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各自奉献一块土地。在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之下，“库尔德国”的唯一生存之道便是以出卖廉价石油换取外力支持。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自1991年起，已逐步形成独立王国。当前不只是藐视巴格达中央政府的存在，甚至还自行与外国签订开采本地石油的条约，其军事力量足以对付伊拉克阿拉伯人的挑战。此外，库尔德地区又早已成为颠覆伊朗库尔德地区的军事基地与培训战员的所在地，由此可预见“库尔德国”的建立，必须以制服伊朗为先决条件。　　阿拉伯什叶国与西方的惯技　　跨越波斯湾左右两岸的“阿拉伯什叶国”一旦形成，也不可能让顿然沦落为贫油国的“伊拉克逊尼国”、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所容忍，因此其先天的脆弱性将与 “库尔德国”大同小异。中东“巴尔干化”如此推进，其肢解过程实与1990年代南斯拉夫的遭遇不相上下，即西方列强先以割裂主权国家的部分领土为手段，待建立起若干个“新独立” 国家并引起冲突时，再以“国际人道干预”为托词，对“国际”纷争进行军事干预。　　就目前资料所据，西方国家拥有的石油资源至多占全球的4%（美国不足2%），而伊斯兰教国家则占有75%以上份额，其中，绝大多数又埋藏在上述两片土地下。早于1947年，英国的战略家就提出“控制石油资源即控制世界经济”的远见。鉴于此，观察“新地图”，必须以石油资源图同时加以比照，否则无法洞穿其间奥妙。　　　　（黑块为油田，蓝块为油气田）　　（注1）　　伊拉克与叙利亚　　1991年起，伊拉克的逊尼派人口与什叶派人口早已给占领当局武断地圈入了“中部”与“南部”两块生活圈。“伊拉克逊尼国”（中部）原本贫油，继而失去海岸线，顿然萎缩成一个寄人篱下的内陆国。以巴士拉为中心的什叶派生活圈，实已牢牢控制在英军手中，一旦这个“阿拉伯什叶国”的疆域再囊括沙特阿拉伯的波斯湾“富油区”和海湾对侧的伊朗“富油区”，则无论是维持石油的畅通供应，或是促成运输安全，均给西方提供了最大方便和保障。就此意义，对西方利益而言，这当然是个“最完美”的前景。至于数十年后，能源采尽之时什叶派人口如何自处，恐不属西方战略家操心之事。　　按照地图的规划，叙利亚的海域将为扩大后的黎巴嫩领土所覆盖，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又割让与新建的“库尔德国”。依此情况，叙利亚可算是彻底矮化。　　土耳其　　土耳其曾于九十年代积极协助北约组织肢解前南斯拉夫而立下汗马功，如今为了成全“库尔德国”的建立，似得牺牲近三分之一的领土。百年来土耳其延循着一条“脱亚入欧”和“世俗化”道路。无奈911事件之后，美国悍然发动一轮新的十字军东征，便唤起了土耳其人民对基督教世界的疑虑与旧恨。 “反恐”、“反伊斯兰”启动之后，迅即把土耳其伊斯兰教党（“正义与发展党”）推上了领导舞台，也因此加强了欧洲联盟拒绝接纳其为新成员的理由。彼得斯似乎看准了土耳其不会就此罢休，如何维持张力，造成土耳其与“库尔德国”的互相消耗，不失为维持西方优势的最佳部署。　　沙特阿拉伯　　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沙特阿拉伯与美国之间就有“以石油供应交换安全保护”的约定。半个世纪来，该国向美国采购的军备与军需设施总价值已超过 1000亿美元。这个1974年才取消奴隶制的国家，多年来不止是运用巨大财富干预他国的内政，也支付了1991年海湾战争40%的军事开支。它不断地鼓励本地伊斯兰教原教旨派（指瓦哈比派）往国外传播其极端思想，同时却又忧心忡忡有朝一日同一批清教徒们不再容忍统治阶层的贪渎腐败而揭竿起义。2001年沙特终于意识到西方的“反恐”与“反伊斯兰”不分彼此，于是在两年后美英攻打伊拉克期间拒绝美军使用设于沙特的军事基地。如今，依照地图的构思，沙特将放弃波斯湾西侧的所有石油资源。除此，还得把南端部分疆域让与也门。此外，又要将剩余土地一分为二，左边蜕变为类似梵蒂冈的“神圣伊斯兰国”，右侧形成“沙特本土独立地区”。　　伊朗　　伊朗的石油与油气大多埋藏于波斯湾右侧，因此“恰巧”可与海湾左侧的沙特产油区拼凑为一个新国家（“阿拉伯什叶国”）。为减轻来自伊朗的抗拒，彼得斯建议将伊朗北部领土各分割一部分给阿塞拜疆和新建立的“库尔德国”，东南部则让俾路支锡斯坦省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共同组合为“俾路支自由国”（Free Baluchistan）。为何伊朗这块不曾有过分裂情绪的省份单单为了不同宗教派别属性（此地多为逊尼派，有别于占伊朗多数的什叶派人口）便任人切割，似乎谁也说不上个道理。按此原则，美国境内基督教派如此之多，应当可编制个百衲图。　　以巴问题　　该地图另一个深藏不露的“亮点”在于，彼得斯虽然对60年来最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以巴问题”提出了“以色列领土回复至1967年战争前状态”的建议，然而接触到巴勒斯坦的前途时，却以“地位未决”一笔带过。如此草率，不啻说明，他的优先秩序在于以夷制夷、巧取资源，而不是对阿拉伯民族福祉有所关心。　　审视这张地图期间，笔者脑海里不断跳跃着近年评论界频频出现的两个概念，即“建设性混乱”（constructive chaos）与“摆布下的混乱”（managed chaos）。前者，其实就是指中国人常说的“不破不立”，后者，或可理解为“浑水摸鱼”。以下，不妨针对阿/巴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与印证。　　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　　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以西的土地，大部分为英国1893年从阿富汗手中强行借用的土地。根据当时英国与阿富汗两国的协议，该地区于百年后，即1993年将归还阿富汗。1947年巴基斯坦这个新国家建立时，领土也包括印度河西侧，意味着占据了应当归还阿富汗的土地。巴基斯坦为防止阿富汗收复旧土，同时为了配合美、英的“支援阿富汗民兵、抗击苏联占领军”的政策， 1980年代中期便开始大规模扶持塔利班势力（包括本拉登为首的“基地”恐怖组织），并助其于1996年夺取政权。　　巴基斯坦的出发点很简单，只要透过本国的普什图族人不断对阿富汗普什图人施加影响，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塔利班政权即便不是个傀儡，也至少会对巴基斯坦心存感激而不再提出领土要求。　　就阿富汗的境况而言，2001年美、英联军摧毁塔利班政权后所组成的新政府，部分成员来自具有俄罗斯与印度背景的北方联盟的军头，部分则来自买办集团（如现任总统卡尔扎伊此前为美国石油行业的肩客）。集合这两股力量，别说是无法克制塔利班的反扑，政令下达范围甚至无法超过首都。据闻，目前塔利班已实际控制80%以上的领土。　　塔利班政权解散后，其存在形式转入地下，游击力量日益增强。普什图族人的生活圈原为一体，每当阿富汗一边的塔利班成员受到压力，自然会利用巴基斯坦一方的普什图地区为避风港。于是乎，数年前美英占领当局即已开始拉拢塔利班的温和派，以图孤立塔利班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又对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扫荡境内的塔利班分子。　　巴基斯坦政府两年前勉为其难地向本地塔利班与其同党进兵，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其人民对美国的不信任犹过于对待塔利班，甚至超过印度。就巴基斯坦人民看来，美国逼迫巴基斯坦清除境内的塔利班，等于是让其人民自相残杀，而美国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与印度一道，肢解巴基斯坦，并趁机销毁其核子武装。如今巴基斯坦动乱不堪，无以数计的暴动与成功暗杀行动显示坦利班势力深入政府高层，也说明政府对境内塔利班用兵，必然导致族群矛盾与教派矛盾的激化，也终将把约计20%的普什图族（加上难民则比例更高）推向阿富汗一边。该情景只消对照彼得斯的“肢解图”，不能否认巴基斯坦人民的直觉判断具有超乎寻常的准确性。　　众所周知，印度掌握的核武器远远超过巴基斯坦。然而在美国加强与印度的核能合作时，却对巴基斯坦的核安全严加监控。不难理解，一旦该国的核武、核技术外溢，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归根结底，症结还在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世界间的瓜葛。巴基斯坦最大的“错”，在于属于伊斯兰教世界，因此难以回避肢解一劫。　　按照彼得斯的构思，巴基斯坦的残余领土，仅仅相当原有的一半。经此沉重打击，再加上核武的解除，似乎唯有靠铁拳政治来维护内部安定。巴基斯坦军方既然两年前决定为美国火中取栗，相信对铁拳统治也早有充分准备。不论如何，巴基斯坦在南亚区域将失去任何地位。　　　　（上图为现况，下图为肢解后）　　印度　　古今中外，每当备战时期，合纵连横的潜规则始终是，大、小两势力联合一道，夹击中间势力。该潜规则的另一层属性，便是势大一方具有绝对主导权。较近的例子如：美日抗中，美中抗苏，中巴抗印，苏越抗中…。　　在如此规则支配下，印度之长期“回避”联美抗中，而屈就于联苏抗中，属于“脱轨现象”。个中原因在于，美国主导了联中抗苏格局。这是一个让印度领导阶层长期耿耿于怀的尴尬场面。因之，历史上每当出现任何契机，印度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求联美。例如，五、六十年代之交，印度选择了与美国一道支持中国西疆的分离运动；911事件前也积极响应美国所推动的“战区导弹系统”部署计划；当前又欣然参与美、日、澳、印“四边联盟”（quadrilateral alliance），对中、俄、伊朗进行战略围堵，以及，为强化此部署而展开的“妖魔化中国”运动。　　本年10月17日纳真若亚先生（Mahdi Darius Nazemroaya）在《地缘战略棋弈：中印之战》（注2）一文列举了许多与中国为敌的理由，认为印度精英阶层除了把中亚也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具有在中亚与印度洋威胁中国能源安全的冲动之外，还自认为是与西方人同源同种的“雅利安人”后代，与其“共享普世价值”。他们同时又将1947年印、巴分裂视为奇耻大辱，因而无法容忍中、巴的联盟关系。1990年以来，印度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买办势力更加活跃，更加与西方精英结为一体，于是乎，与美国联手牵制中国，自是顺理成章、责无旁贷。　　纳真若亚先生对印度的社会病理分析洞若观火，也对中国提出了善意的警告。他有所疏漏的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丝毫不落于人后，短短六十年内，无论国际政治格局为何，参与代理战争的纪录并不亚于印度。某些领域，譬如硬性规定按65%的顺差比例购买美国债券，便远非印度精英所能望其项背。其他如都市规划、言行举止、服饰打扮、传统文化，中国精英早已率先放弃民族色彩。换言之，相对中国，印度更加处于全球化边缘。　　换个角度观察，就历史经验，只要势力居中国家臣服于最大势力，上文所述的“潜规则”立即破解。具体言之，无论是“美中抗俄”格局，或“美印抗中”，都存在“脱序”的可能。毕竟，迄今俄罗斯依旧是唯一可置美国于死地的超级核武力量，中国的战略地位也非印度所能攀比，摧毁更加适合打下手的中国，未必符合美国利益。只要中国臣服美国领导，印度的精英就会再度为失宠而颓然失望。同理，俄罗斯未必没有投靠美国、让中国落单的可能。历史上，惟有洁身自好，维持等距关系，才能促成长期、稳定的三国鼎立局面。　　奥巴马上任，凸显美国人民反对新保守主义胡作非为的立场。为了迎合民意，奥巴马竞选期间也信誓旦旦做出“结束阿富汗战争”的承诺。但是面对早已启动的庞大战争机器，奥巴马的个人作为有如螳臂当车。如果以美国总统之尊都在新保守主义摆设的棋谱上如履薄冰，我们就不能太过苛责远在天边的印度或新加坡精英向美国释放热情了。　　结语　　根据“新中东”理想绘制的地图并非唯一的一张。早在十年前西方国防机构就曾出现过依据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绘制的“文明圈围堵图”。不论这些蓝图之间有何不同侧重，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是维持西方的优势。为实现此目标，不外乎加强军备和削弱假想敌这两种手段，而摧毁、肢解与控制资源均属后一类型。　　远的暂且不提，冷战结束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如欧洲巴尔干的肢解，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苏丹内战、卢旺达大屠杀，非洲大湖区战争，索马里内战，黎巴嫩战争，今年的加沙事件，以及不久将来可能发生的伊朗、委内瑞拉战争，均可察觉到，这些灾难都是为了满足一个世界的愿望，另一世界必须经受的“阵痛”。如果把视野放大至十九世纪，则第一次 “阵痛”接生了一个优势占尽的“白种人盎格鲁萨克森新教国家集团”（WASP）；这一次“阵痛”，除了资源垄断之外，估计还会搭上不少性命。　　2009/11/27　　注1：资料来源http：//www.theglobaleducationproject.org/mideast/info/maps/middle-east-military-and-oil-map.html　　注2：参见：Geo Strategic - Chessboard： War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7453

要想使涉农部门进入以部门合作为途径的农协改革，就必须为部门加入这一改革过程创造出收益。农协成立阶段所要解决的正是不触动部门利益存量，创造出新的利益增量，从而形成多部门参与农协的格局。农协筹建阶段和成立之初，没有多少实质性运作，不可能产生出实质性的收益，因此必须创造出虚拟的资源增量，以吸引部门进入。“虚拟利益增量”具有两个特征：第一，相对于部门实际享有的利益来讲，它是虚拟的。第二，它必须具有能够成为现实的潜力。展现这种潜力是说服部门加入农协的关键。

在独立前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北美奴隶主人口的地区分布存在巨大差异。总体而言，北部殖民地奴隶主人口比例和蓄奴规模较小；而在南部殖民地，奴隶主人口比例和蓄奴规模较大。奴隶主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是北美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它的存在又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既意味着南北地区社会结构差异，又对南北地区社会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福岛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在核事故两年半后仍无法控制灾难规模。此前东电称2011年6月之后再未向海中排污，并于7月22日首次向外界确认，发现被污染地下水正向海中渗漏。日经产省估算，福岛第一核电站每天约300吨被污染的地下水入海。建防水墙未能生效，反导致污染范围扩大。

拉美成为社会主义讨论的热点地区的五个原因

谈求学做研究的实际经验。

以《清实录》为依据，选择了“良民”、“小民”、“愚民”、“刁民”、“奸民”、“盗”、“贼”、“匪”等八类有关民众称谓的话语进行统计分析，以窥探有清一代治乱兴衰之变迁历程。

为深入分析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2008年10月至2009年初,我们先后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青岛等地考察调研，搜集有关方面的意见。其间，文化部于11月25日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在京召开当前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影响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发表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在吸收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此调研报告。

在前现代的社会制度已获改变的二十世纪，儒学何以仍然是一个不断被提起的焦点话题？在现代中国社会，儒学的超越哲学的存在是否可能及其所需条件是什么？

藏传佛教和道教都是中国的宗教。不过前者主要由印度密教和西藏本教融合而成，形成地为藏区。后者主要继承了内地的古代宗教与文化，形成地主要为汉族地区。表面看，二者根源不同，流行的地域有别，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之本质的理解，决定了对克服危机方式的选择。理解为学科危机，还是意义危机，体现着问题意识的不同，层次和力度的不同。

　　作为一个建制化的、拥有基本范式和经典作品的学科，“中国哲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也如影随形，一直讨论至今。面对危机、化解焦虑，哲学界近年来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涉及到中与西、古与今、“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未来等问题。

五分之四的拉美人生活在城市中，这个比例在亚洲和非洲不到百分之五十。人口超过二十万的198个拉美大城市贡献了该地区经济生产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一半又来自十个最大的城市。城市化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拉美经济的动力源之一。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拥堵、污染、住房短缺和缺乏都市规划，可能导致拉美大城市拖累国家经济发展。 直到七十年代，大城市都是拉美经济发展的排头兵。1920到1970年，圣保罗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3%，里约热内卢也有7%，都高于整个巴西的6.8%。但在2008年，圣保罗经济增长率只有全国的三分之二，里约更低到了全国均值的37%。九个拉美经济重镇中，只有利马、墨西哥城和蒙特雷的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型城市开始展现更多的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拉美经济自由化改革的积极成果。麦肯锡认为，未来15年中，除受惠于离岸石油和奥运会的里约外，十个最大拉美城市的多数在人口和产出方面的增长都会低于平均水平，但其他大中城市会快速发展。 拉美特大城市早早失去锐气的原因是制度、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建设跟不上人口膨胀的速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类型城市相比，拉美的十大城市治安不佳，住房大面积短缺，教育落后，医疗服务差劲。在能源使用和废物处理方面，这些城市效率不高。例如，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每取得一美元产值，能耗比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要高60%。要克服住房短缺，并为城市居民提供水电气、排水系统等配套服务，需要在2025年前投资3万亿美元。缺乏城市规划是另一个重大问题。城市的盲目蔓延造成了绿地的缺乏，加重了交通系统的负担，也使得商业和住房的发展在选址时遇到很大困难。考虑到未来15年中车辆拥有率年均4%的增长，拉美各国应学习巴西城市库里提巴的公交系统建设经验。解决交通问题的另一个有效方案是地铁，尽管耗资甚巨。（南渝霜华　编译）www.aetas.cn/read 

1949—1966年，中国与欧美文学之间虽因全球性冷战直接交往几乎中断，但仍大量翻译出版了欧美文学史上那些被认为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并以社会主义话语为立足点对它们进行解读，悬置其个性解放、博爱等现代启蒙主题，发掘出它们固有的反封建性和非资本主义因子，使之成为新中国文化、文学建设的有效资源。当时的解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阐释，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实践活动。